寂静的烽塔

——一个阿富汗家族的战火流离

[阿富汗]卡伊斯·阿克巴尔·奥马尔 著

王宝泉 韩佳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的烽塔：一个阿富汗家族的战火流离 /（阿富汗）卡伊斯· 阿克巴尔· 奥马尔著；王宝泉，韩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A Fort of Nine Towers: An Afghan Family Story

ISBN 978–7–5086–4265–9

I. ①寂… II. ①奥… ②王… ③韩… III. ①回忆录－阿富汗－现代 IV. ① I37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346号

A FORT OF NINE TOWERS © 2013 by Qais Akbar Oma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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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烽塔——一个阿富汗家族的战火流离

著 者：[ 阿富汗] 卡伊斯· 阿克巴尔· 奥马尔

译 者：王宝泉 韩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式设计：赵世明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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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悲哀占据内心，那快乐将栖居何处？

生活中悲喜交加，

谁也无法将二者分开，除了主宰万物的主。

大丈夫永垂青史，死亡望而生畏。

大丈夫永垂青史，死亡因之得名。

当一个人的名字为世人所敬仰，死亡也就籍籍无名了。

——祖父训言

长久以来在我心灵的牢笼里承载了满满的悲伤。

现在我把它们给你，我希望你足够坚强地接住它们。

——卡伊斯·阿克巴尔·奥马尔

地 图

阿富汗

喀布尔

序

电话铃声总是在大清早响起。楼上母亲的房间传来电话铃声时，我还没做完晨祷。我两手撑着地毯向前躬身，屏气凝神，那些古代诗篇似溪水般潺潺流过我的心田。

……

在母亲接起电话前，我就知道是谁打来的。

一准是远在加拿大的姑姑。她刚参加完婚礼回到家。在婚礼上她遇到了家中有女初长成的一家子。这女孩子生得聪慧漂亮，颇为乖巧。真是令人艳羡的一家。他们来自喀布尔或坎大哈，也许是马扎尔–沙里夫，我祖父认识他们在那儿生活的叔叔。女孩父亲在读喀布尔哈比比亚中学时与我邻居的表亲是同窗，在那里遭受炮火之前，我那邻居一直在此地经营一家叫阿里亚纳的旅馆……

……

姑姑在加拿大已经生活30多年了，我知道她与所有在那里生活的阿富汗人都相熟。他们刚去时举目无亲，许多人都受过她接济。其实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当时她本人还只是一个拖着个幼女的年轻寡妇，正勉力克服语言关呢。毕竟，阿富汗人的善良本性根深蒂固。如今，无论她走到哪里，那些昔日受过她恩惠、从心底敬佩她的人们都会举家相迎。除了在伊斯兰斋月期间，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受邀参加婚礼。

婚礼是我姑姑与那些自打孩提她们便相识的年轻女性盘桓叙旧的场合。她眼看着她们从小孩子长成楚楚动人的姑娘，看见她们把握住了上天赐予的在喀布尔绝不会有的种种机缘。推杯换盏殷殷絮语间，她在心里已经有了能成为她们未来夫婿的人选名单——侄子、邻家男孩或者她从前当老师时的学生的孩子，只要她能帮上忙，总要为人家着想。

我已经29岁了，怀揣大学学位。我从事地毯生意，难免常和外国人打交道。我四肢健全，在我那饱受世事困扰的阿富汗同胞眼里算是个异类。我家庭出身良好，尚未婚配。我是个长着一双哈扎拉人眼睛的普什图人，这要拜我高祖母所赐，她的名字已无人记得，因为她是女人，而且来自有着蒙古血统的中亚部落。在我身上体现了这种横跨亚洲大陆的种族融合特征，这正是阿富汗人的特点。

在我姑姑对流连于婚礼之间意兴阑珊或者因为外面冰天雪地而缱绻慵懒时，我给了姑姑一个强打精神的理由。我成了她的谈资，也成了她向别人夸耀的对象。我推销地毯，而姑姑想把我“推销”给某个好姑娘。姑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不管在哪儿生活，都能前途无量，平安幸福。

我该怎么跟她说呢，毕竟这事听起来有点儿疯狂，我爱阿富汗吗？我乐意做一个阿富汗人吗？我愿意为重建被那么多人毁掉的阿富汗出把力吗？我知道重建需要很长时间。我当然明白，我只不过是个地毯织匠而已，一扣连一扣要多久才能图案初现，我最清楚不过了。

主啊，请你不要把我的命运与那些对我心存歹意的人联系在一起，好吗？

阿门。

做完早祷，我坐在高高的窗户旁。在那里能俯瞰喀布尔大学和远处的山峦。黎明时分，依旧雾霭重重，我几乎无法看清参差不齐的山峰的轮廓。

喀布尔已经变成了一个灰尘弥漫的地方，如今在这里生活的人还得以百万计吧？不知道。记得小时候，城里只有8万人。偌大的城里分布着许多带有大花园的大宅子。现在我们在山的一侧生活，就像被擅自占用房屋或土地的人卖给我们的山羊一样。

太阳从山峦后面升起，一缕阳光穿透雾霭。我后背靠在靠垫上，这个靠垫是每年都穿越数英里的不毛之地去为他们的畜群寻觅肥美水草的游牧民做的。我的家族也是直到祖父在喀布尔定居下来，才结束游牧生活。我们现在已经不饲养牲畜了，除非算上房梁上那只猫。

我最小的妹妹给我端来一壶绿茶，连同带来远在加拿大的姑姑的信息。我没有假装自己已经猜出电话里讲了些什么。看到她告诉我这些时兴奋的样子，我真不想扫她的兴。她的目光中闪出一丝狡黠，我知道她要拿姑姑电话中描绘的那个姑娘打趣揶揄我了。当然了，我母亲已经将这事绘声绘色地对住在家里的4个姐妹们讲了。我已经结婚的姐姐也会很快知道。在阿富汗，对婚姻的讨论是家庭成员谈话的中心，大家彼此取笑，乐不可支。我最小的妹妹正掂量我现在的心情是否适合开玩笑。而她一旦开口，我就会马上撵她出去。

最后，她咯咯笑着出去了。一旦我离开家，我对她的想念将难以自禁。

有时，我对当初祖父离开他流浪时期生活的开阔地带，在喀布尔将自己圈在高墙之内时是否难以抉择颇为好奇。我想起我的老师毛拉纳·贾拉鲁丁·穆罕默德·巴尔吉，他像鲁米[1]一样了解这个世界。当世界上最大的战争贩子成吉思汗席卷我们的国土，并将我们这块土地变成一片焦土时，鲁米不得不别离故土，奔走他乡。

该上楼吃早饭了。父亲已经骑自行车到学校开始教中学物理课了；而母亲正准备动身前往她的办公室，与同事一起去救灾；我的两个小妹妹正准备去上学，她们一出家门便冲着对面的小山丘低下脑袋，调整黑色校服上别着的白色头像。

我的另一个妹妹在厨房里为我准备酸乳酪和水果，她在喀布尔大学攻读农业专业，马上就要毕业开始执教鞭了。我唯一的弟弟比我小8岁，此时正在楼上的房间里玩耍，跳绳扬起的细小灰尘渗到楼下我的房间。

这就是我日常的生活。这些场景交织成每天清早我们家的生活韵律。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始终在我的心田驻留，我确信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难以忘怀的了。

不确定性就像空气中的灰尘一般挥之不去。我看不到生命之路会引领我走向何方。坐等事情发生，这不是我的性格。尽管那个令我逡巡不前的时刻终会到来。我已经安定下来，回首往昔，将那些奇异而动荡的岁月中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诉诸笔端，留存于世。

也许有一天，我能更深入洞悉这些过往旧事的意义，也许别人会窥到这些事情背后的真谛。也许本书对各位读者能有所裨益。

……

[1]　梅夫拉那·贾拉尔–阿德–丁·穆罕默德·鲁米，简称鲁米（Rumi），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教法学家，生活于13世纪塞尔柱帝国统治下的波斯。——编者注

第一部
战争

第1章
往昔

在炮火连天还没有打破往日的宁静之前，在火箭炮没有怒吼之前，在军阀和他们的虚伪诺言没有出现之前，在我们后来才得知的那么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其实已经长眠于墓地或者远走他国之前，在塔利班和他们的种种疯狂之举没有大白于天下之前，在空气中还没有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大地还没有血流成河之前，我们的生活平静安详。

家里没有保存下来一张照片。在塔利班统治期间，保存照片无疑是要杀头的，于是我们把那些旧照全都毁了。在所有希望尚未化为泡影之前，那些记录我们生活的图像，依旧鲜明而清晰。

我母亲身穿一条短裙，正襟危坐在银行办公室，接待排了一长列的顾客。她精通银行业务，能为人们排忧解难，为此深受敬重。

我父亲穿着他那条喇叭裤，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神气，骑着摩托车在喀布尔的大街小巷穿行。有时，他会用一条背带把我系在后背。我们兜风时，他的长发迎风飘舞。他在街角突然拐弯时，膝盖上的金属护膝碰到地面，火星直冒。翌日，我将这事讲给同学们，他们羡慕极了。

我的一位叔叔远赴其他国家做生意，其他的叔叔和姑姑在坎布尔读大学。所有人穿得都很新潮。我祖父一头厚厚的白发总是梳理得很整齐，身穿剪裁得非常别致的衣服，这衣服是意大利舶来品，颇能彰显他的富裕。他一进屋，那神情便透露出他的身份。

祖父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同其他阿富汗人不同，他那张古铜色的脸总是修得整洁清爽。他那双宽阔的黑眸，让人过目难忘。那目光总是那样深沉、威严而又慈祥。

这些画面突然涌现出来。有的时候，它们以小场景的形式逐渐展开。

父亲叫我起床准备上学。我睁开睡意惺忪的眼睛，瞥了一眼床头的闹钟。离上学还早呢，可是我该怎么对他说呢？他是父亲，我是儿子。对普什图人来说，儿子必须唯父命是从。

不过，我不打算现在就起床，于是我揉揉眼睛。父亲还在叫我：“起床啦！戴好手套，我在健身房等你。”他希望我在吃早餐前和他一起晨练。他打算把我培养成一名像他一样的著名拳击手，像他在国际比赛中那样威风凛凛。

我讨厌早起，不过我喜欢和父亲一起锻炼。他总是让我出拳攻击他，尽管我才刚刚7岁。

我也喜欢上学，从来不旷课。我很聪明，在同学中颇受欢迎。有时我要是用拳头打他们的脸的话，他们会跑到校长那里告状。校长会袒护我，因为他是我祖父的好友。但他总是绷着脸，从不对我笑。

我姐姐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她比我年长一岁半，比我更聪明，在同学中更有人缘。但是，她从来不对别的女孩挥拳相向，尽管她是一位著名拳击手的女儿。

我们生活的中心就是祖父的家。

祖父的房子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建的，当时他是阿富汗国家银行米里分行的高级财务官。那时，阿富汗一派欣欣向荣，祖父亲眼目睹了喀布尔千年的旧街道一直延伸到喀布尔河。

祖父在一座方圆不大但很陡峭的山的远端买了5亩地，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山的两座山峰一直扼守着喀布尔西、南两侧。越过这座山的那块土地上，后来到处都是用泥土砖砌成的农民村落，但不久就归于沉寂了。

祖父特地考察了那块地，与了解那里的农民交谈后，才选定最好的地块。哪怕在最干旱的月份，我们的邻居都缺水时，我们也从不缺水。祖父用坚固的水泥墙将他的地圈起来，但在旁边辟出一块地用来为所有他认识的家庭的孩子们修建学校。这样一来农田就会被改造成社区。

我父亲和他7个兄弟当中的6个，连同成家立业后各自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在祖父的围墙内过着惬意的生活。我同多达25个堂兄妹们一起玩耍，其中绝大多数与我年龄相仿。在花园一侧修建的宽敞的平房里，每个家庭都有单独的两个大房间；祖父的房间在另一侧。院子里面长着60株麦金托什红苹果树。这原本是祖父的表亲从美国买来的树苗，然后祖父将这些树苗嫁接到阿富汗苹果树根上。在阿富汗很少能见到麦金托什红苹果树，祖父一直以此为傲。

在这个大院落一端的尽头，矗立着一幢有上下两层公寓的长方形建筑，比街上的店铺还要高。祖父将这些公寓出租给那些非亲非故的人。公寓所有的窗户都冲着街道。没有哪个阿富汗人会允许陌生人窥探自家的院子。

我父亲在一家店铺里修建了一个健身房。每天放学后，一大群年轻人去那儿练习拳击。堂兄瓦基勒（Wakeel）和我瞧着他们在过道上击打沙袋、做俯卧撑，或者跳绳什么的，这时父亲在他修建的健身房内与一两个人对练。

瓦基勒比我大7岁。我模仿拳击手时，他让我把他当作沙袋来练拳。我每次击打他时，他都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祖父已经从银行退休，将其中一间较大的店铺用来做地毯仓库。仓库大门很厚重，上了一道大锁，里面堆满了散发出浓浓羊毛脂气味的羊毛。仓库里面堆的地毯数以千计。堂兄弟们和我喜欢从一堆高高的、叠得整整齐齐的地毯上跳到另一堆上。

除了瓦基勒的父亲以外，所有的叔叔们都有自己的生意。瓦基勒的父亲是阿富汗国防军的一名少校，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做生意风险太大，绝大多数生意人都会得心脏病，早早就没命了。”他是祖父的长子，因此在家族中地位特殊。他和妻子乐意带着我最要好的堂兄瓦基勒和他们的两个女儿，过这种靠军饷吃饭的自在生活。

一天他去了办公室，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共产党员”这个词儿，但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从那以后的25年间，他的妻子一直在等他回家，甚至直到现在，每当有人敲门，她都要跑出来看看。

我父亲排行老三。同其他叔叔们一样，他终生只有一个妻子。一夫多妻不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我们家邻居拿我父亲当圣人一样尊敬。不管是生意上的事情还是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他们总要找他讨教。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年纪比他大，但还是称他为Lala（“兄长”之意）。他们告诉他：“你的头脑要比你实际年龄更成熟。”他愿意尝试各种事情，不喜欢说“不”。

他也是祖父的儿子当中唯一一个子承父业、从事地毯生意的人。他的5个弟弟认为地毯这个行业已过时。他们都着眼于未来，通过新兴行业赚钱。

一个叔叔从事从俄罗斯进口货物的生意，另外两个还在读大学的叔叔从俄罗斯进口药品，然后卖给阿富汗各地的药房。

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铺上一块布，五十几口人在这软软的垫子上围坐一起。这块草坪是祖父在院子的一角种植的。在我们头顶上方，小彩灯五光十色。用罢晚餐后，祖父和他的儿子们围坐一圈，谈论各自的生意，或者打算着应该把我的堂兄弟们和我送到欧洲或美国的哪所大学深造。

女人们单独围成一圈，叽叽喳喳地唠贴心话。为未出阁的女孩子选个好丈夫，譬如我父亲那两位未嫁的妹妹，则是年长女人的责任。父亲的两位姐姐结婚多年了，已经搬到位于喀布尔其他城区的各自夫家。在年长一些的女人觉得般配后，有关讨论要持续好几个月，全家都会参与进来，直到为未出阁的女孩子拿定主意。

我们的堂兄弟们和我也围坐成一圈，男孩和女孩坐在一起，大家七嘴八舌，讲了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故事，盯着喀布尔皎洁的夜空出神。月儿弯弯，星罗棋布。讲着讲着，大家都腻了，于是我们把天上的星星想象成各种动物，乐不可支。

有时，我们吃完饭后，父亲或者某位叔叔要么领着我们到山下的沙赫勒–瑙公园买冰激凌，要么去喀布尔某家电影院看一场印度或者美国电影。

那时，整个喀布尔就像一座大花园。宽阔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在头顶相互簇拥成高高的枝繁叶茂的拱形状。这座城市到处是由专人看管的花园，里面高大的粉红色蜀葵与亮橙色金盏花，以及数百株玫瑰争相斗艳。每幢房舍都有一座花园，石榴树、扁桃树和杏树穿插其间。甚至那座有两个峰头的小山，上面也长满了很矮的野草和牧草，一场春雨便让它们鲜活起来。在春秋季节，天上到处都是色彩艳丽的水鸟，它们在俄罗斯大草原和印度之间翱翔时，总要在喀布尔的湿地周围栖息。很早以前修建的地下管道将水从山上引下来，用来浇灌各家各户的花园。

星期五是穆斯林主麻日。这一天，学校放假，买卖歇业，我们带着丰盛的午餐去邻居家的花园里一同庆祝，要么就去恰尔尕湖附近或者帕格曼峡谷野餐，有时甚至远到喀布尔以北驱车要一小时车程的兴都库什山上的萨朗山口。这是一个受到邀请的各个家庭在一起欢度的日子，大家走亲访友，说笑闲聊。

我和堂兄弟们爬上山，年长的在柳树荫下或法国梧桐树宽大茂密的枝杈下倚靠着枕头。还没出阁的姑姑们忙着为一杯一杯喝茶的人烧水。在那些漫长悠然的下午时光，他们甚至能把片言只语编织成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长故事。当然，他们全都尽心尽力，唯恐被别人抢了风头。他们是典型的阿富汗人。在他们当中，我母亲最出色。

我那几个叔叔都擅长手鼓，父亲吹得一手长笛，尽管他从未跟什么人学过。那些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待到很晚，唱啊，跳啊，围绕露天篝火做东西吃。

有时在那些场合，堂兄妹们会就学校课程进行比赛。谁要是拿到最高分，谁就能对其他堂兄妹发号施令。无论想要什么，不管多贵都可以命令别人去买。我们都非常争强好胜，由长辈们来做裁判，每当我们当中有人回答正确，大家都欢呼声一片。但有时比赛结果分不出胜负。我们讨厌这种结局。

偶尔，堂兄妹中有人打架了，彼此一两天都不说话。不过，我们不会让这种气氛持续很久。我们在一起玩游戏更重要，不论是在花园里玩捉迷藏、打弹弓，还是在我们家附近那座公园里比赛骑自行车，尤其是在房顶上放风筝。

春、秋两季的下午，每当微风吹拂，数以百计的风筝便会在喀布尔上空翩翩起舞，直到天黑才结束。放风筝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游戏，你的风筝若是切断了对方风筝的线，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中的窍门无怪乎是你的风筝线缠住对方的线，力道和速度要恰到好处，这样就可以切断对方的线了。

瓦基勒是个风筝高手，这个放风筝的行家比我们谁都厉害。街上的孩子们送给他一个“残忍的切线手瓦基勒”的绰号，因为被他切过线的风筝数不胜数。

一天下午，我们带着风筝爬到屋顶上，瓦基勒打量着我，说道：“让我们比试比试！”同往常一样，他那一头长长的黑发垂在额前，被风一吹便擦过浓密的眼睫毛。睫毛下面，那双深陷的黑眸始终晶莹闪亮。

我说行啊，尽管我心里清楚他马上就会切断我的风筝线。但是从很小开始大人就告诫我们，即使明知自己赢不了，也绝不能临阵退缩。

对放风筝来说，祖父的公寓楼顶再合适不过了。风筝从楼顶上起飞，能越过这条街道上生长的所有树木。这里就像一个舞台。下面的人——不论孩子还是成年人——都会看到风筝在天空飞舞，于是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等待结果。接下来的几天里，谁风筝玩得好谁就会成为人们的谈资。

风筝在空中斗了半小时后，我们开始互相奚落和佯攻。瓦基勒从屋顶的远端惊奇地喊道：“你小子学了不少啊！以前用不了5分钟就能切断你的线，现在半个多小时了，你的风筝还在天上转悠呢。”

突然间，他用了以前从未露过的一招。他的风筝围着我的风筝绕圈，仿佛要令其窒息似的。我能感觉到自己手中的线松了，只见我那风筝仰面朝上，宛若秋天的一枚树叶上下飘摇，不一会便从天上栽了下来。

瓦基勒哈哈大笑，然后故意让自己的风筝飞得更高，这样一来街上每个人都能看到他又一次成为胜利者。而我则跑下楼，去取另一只风筝。

贝拉尔，一个与我们家园丁一起干活的十几岁的哈扎拉族少年，也喜欢斗风筝。我每次与瓦基勒斗风筝时，只要风筝往下一俯冲，贝拉尔都会小心地跟上去，一副羡慕的神情。

贝拉尔要比瓦基勒大几岁，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他家住在巴米扬，那儿的山上随处可见依山雕刻的巨大佛像。贝拉尔并非他的真名，在哈扎拉吉语中，贝拉尔的意思是“兄弟”。我们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他也不介意我们叫他贝拉尔。

只要我和瓦基勒之间还未分出胜负，贝拉尔就不能专注于其他事。那位年长的园丁好几次不耐烦地呵斥他道：“草长在地上，不是在天上。瞅着脚下。”园丁对贝拉尔总是很严厉。

“让那孩子歇一会儿吧。”祖父对园丁说。他们两人一同在祖父十分钟爱的玫瑰园干活。这时，我已经向空中放飞第二只风筝了。祖父冲贝拉尔点头示意：“到我这儿来。”他说道。

贝拉尔跑到楼顶上，为了防止瓦基勒的破坏袭击，我正极力拉线好让风筝赢得高度上的优势。贝拉尔从我手上抢过风筝线，按住线轴。

以前我从未见过贝拉尔放风筝。我冲他喊道：“往里拽！往里拽！”但是，贝拉尔不需要我指挥，他清楚该做什么。瓦基勒讥讽我道，即使有100个帮手，他也照切不误。尽管他长得又高又瘦，可是他很有劲，发疯似的拉着他的风筝围着我的风筝绕圈。

贝拉尔风驰电掣地拉高我们的风筝，马上便把瓦基勒的风筝撇在了下面。之后，他操纵风筝来了个急速俯冲，就像一块石头从空中冲下一般。突然，瓦基勒的风筝左右飘移，挣脱手中的线，朝坎大哈的方向坠去。

我爬到贝拉尔肩上，兴奋得直叫，手中还攥着风筝线。我的风筝飞得那样高，就像一只小鸟在空中盘旋。街上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齐声欢呼。他们没看到操纵风筝的是贝拉尔，只看到趴在他那结实肩膀上的我在欢呼：“瓦基勒，残忍的切线手，被别人切啦！”我忘情地亲着贝拉尔。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这“残忍的切线手的切线手”名号是他给予的，尽管这一切实则是他所为。

瓦基勒恼羞成怒，两天没搭理我。

我们还有一位堂弟，只比我小几个月。事实上他从未和我们任何一个真正相处过。瓦基勒总是叫他“笨蛋”。于是，别的堂兄弟们也开始叫他“笨蛋”。

“笨蛋”要是买了新衣服，总会到我们面前显摆，并说些愚不可及的话：“我们去沙赫勒–瑙一家商店来着，那是几个星期前才开的店。里面卖的东西都是从伦敦和巴黎进口的。店主对我父母说，我的穿着很有品位。你们这些家伙可买不起这么贵的衣服。”一旦我们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多报三倍的价钱。

每当这种场合，瓦基勒就会说：“嗨，笨蛋，你那破衣服有什么魔力，能值这个价？”

“笨蛋”绝不会听出来这是在打趣他，还会问些诸如此类的愚蠢问题：“哪种魔力啊？”

“能让你看上去不那么丑吗？”瓦基勒反唇相讥道，说着爆发出尖厉的笑声。

我们都笑作一团，“笨蛋”马上往家跑，向他父母告状去了。于是，我们跑到屋顶上，或者院子外面，抑或躲到我父亲的车库里藏起来，以免受皮肉之苦。

每当“笨蛋”穿上刚买的好衣服，在我们面前显摆时，瓦基勒就会满嘴含水，而我则用拳头打他肚子，这样水就会喷“笨蛋”一身。可怜的“笨蛋”打量着我们，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用愤恨的口气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瓦基勒告诉他：“我们在练习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们互相出其不意地揍对方，这样与别人交起手来才能有备无患。你也应该学得更坚强些。”然后，我们用拳头打“笨蛋”的肚子，但我们不会碰他的脸，以免留下任何瘀伤，因为我们知道他父母不会轻饶我们。

“笨蛋”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长处：嗜书如命。他知道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他的记忆力也很出色。这让我们更不待见他了。

只要我们这些堂兄弟们在家里一起玩，瓦基勒总要招惹“笨蛋”。但是在外面，瓦基勒可不让别人欺负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瓦基勒就像个大哥哥。当“笨蛋”与邻居家孩子打架时——这种事情太平常了——瓦基勒会挺身保护他。我们在公园里踢球时，瓦基勒总是让我和“笨蛋”与他一队，以便保护我们。

我们的邻居都和我们一样，是一些朴实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要谁家举行婚礼或者订婚宴会，街里街坊的每个人都会受邀参加，不论孩子还是仆人。

每个星期我祖父在主麻日祷告后，都会在清真寺就如何保持社区清洁，或者如何解决水电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好公园环境、为孩子能在一起玩耍修建设施讲上10来分钟。他并没有被大家公推为什么人，但大家都对他的话洗耳恭听。

当某个家庭面临财政困难时，那家的年长者就会悄悄地对祖父说，请社区帮忙渡过难关。然后，在星期五主麻日祷告完毕后，祖父会对清真寺里的其他人解释说，大家需要出一些钱。但对于是谁需要这些钱却并不用提。保存这家人的颜面很重要。

某个星期五，其他人已经离开清真寺了，我见祖父把收上来的钱交给一个妻子病了好几个月的邻居。那人吻着祖父的手，说道：“您总是急人所想。愿主保佑您长寿，身体健康。”祖父留意到我在看他，于是面露愠色，见状我连忙将目光移向别处。这是我不该看到的一幕。

祖父住的房子高大气派，麦金托什红苹果树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出生时他已年近七旬，祖母已经过世。那时他已经从银行退休，整日在院子里忙活，侍弄玫瑰、天竺葵和蜀葵什么的，要么就给麦金托什红苹果树浇水，口中总是轻声哼着小曲儿，要么就是在心里背诵真主的99个化名。

他会一连几个小时埋在书堆里看书。他最喜欢读的就是精美的皮面装帧的两卷本《阿富汗在历史上的轨迹》（Afghanistan in the Path of History），由米尔·古拉姆·穆罕默德·戈巴尔（Mir Ghulam Mohammad Ghobar）所著。封面的书名是烫金的。有时，他会摘取部分读给我听。

他还有一套《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封面同样精美。不过，这套书他没给我读过。当我要求他读这套书时，他说得等我长大后才行。

隆冬时节，他读鲁米、沙姆斯·塔布里齐（Shams Tabrizi）、哈菲兹（Hafiz）、萨阿迪（Sa’adi）和奥马尔·卡宴（Omar-e-Khayyam）等人的诗歌。有时，他邀请朋友们一起讨论阿富汗发生的政治事件以及世界局势。但不久，话题就转向了诗歌。他总是希望我和堂兄弟们能倾听他们的讨论，并提出问题。

我的堂姐妹们从不参与那些讨论，但祖父允许她们读他的藏书。她们读了许多诗歌，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的小说，以及阿富汗和伊朗小说家的作品。阿富汗和伊朗那些作家的名字除了在本国，不为其他国家所知晓。这些书都是用达里语[2]写成的。

年龄大些的堂姐们，包括瓦基勒的姐姐，早就读过祖父那些弗洛伊德的书。我们听她们小声说起“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说完咯咯直笑。年龄小的堂弟们一凑到跟前，她们就变得鸦雀无声，以一种示意来客不受欢迎的眼神瞧着我们。

一天，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七嘴八舌地讨论问题，这时瓦基勒举起手问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祖父的一位朋友答道：“事实上，政治就是一堆谎言而已，政治家就是一帮具有撒谎天赋的家伙，通过耍手腕来操控权力和金钱以及国土。”

“那他们准是一群邪恶的人。”瓦基勒说。

“说得对。”

“哪个国家邪恶的政治家最多呢？”瓦基勒问道。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孩子。”祖父的朋友清清嗓子，说道：“有人问魔鬼撒旦，‘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你如何才能操纵这么多国家，譬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使其一直陷于混乱之中？你一定忙得不亦乐乎吧。’”

“闻听此言，撒旦笑道，‘对我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说着，他向后仰身倚着靠垫，将他水烟斗的嘴举到干裂的唇边。他吸一口泛出酸臭味的烟，烟管里的水都变成了黑色，泛起油乎乎的气泡。然后，他让这口烟顺着嘴角涌出。“‘这个世界上有个国家，比我到处制造麻烦事端还要能干呢。’”

“真的吗？”瓦基勒问道，“哪个国家比撒旦还要邪恶？”

“‘就是英国。’撒旦说。”

听到这儿，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很快，他们又开始讨论诗歌了。

多年前，我就知道许多阿富汗人都憎恶英国。英国三次入侵阿富汗，三次被赶出去。在近三个世纪里，英国人把阿富汗当成一个与俄国人进行一场丑陋游戏的场地。没有一方获胜，也没有一方把那么多阿富汗人死于战火或者遭受苦难的事放在心上。

那都是遥远的过去了，就像为了争相统治国家的古代帝王间的战争一样。现在的生活平静、安逸而充满欢乐。也许“笨蛋”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们总是捉弄他。随着四季更替，时间老人优雅地踱着步，把我们轻轻推上人生舞台。可是之后一天晚上，空气中弥漫着出其不意的喊声——“伟大的真主”（Allah-hu-Akbar），从那以后一切都不复从前了。

[2] 达里语（Dari），现代波斯语的一种,主要为中亚地区的塔吉克人使用。——译者注

第2章
末日

从喀布尔周围群山之巅吹来的阵阵凉风，开始在这座城市肆虐。秋天来了。过去的两个晚上天气格外寒冷。如今，父亲和叔叔婶婶们正利用这个星期五主麻日下午，在每个房间都搭好烧木柴的叫“博卡里”（bokhari）的锡铁炉子。几位叔叔一边从烟筒里倒出去年冬天存下的烟灰，一边说着一些脏话。堂兄弟们哈哈笑着，跑到另一个兄弟跟前把听到的话告诉他。

夜幕刚降临，电就唰一下停了。我望着窗外。不单单是我们家，整个城市都漆黑一片。以前，我从未见到这种场景。喀布尔那时很少停电。

母亲说：“哎呀，像坟墓一样漆黑。”

我寻思片刻。母亲怎么知道坟墓里有多黑啊。

“你以前进到过坟墓里吗？”我问她。

“别说这种傻话。”她边去找蜡烛边责骂我。

姐姐正忙着写家庭作业。“傻瓜，坟墓里哪有电啊，”她说，“当然漆黑一片了。”说着她也起身去帮母亲找蜡烛。

我的目光又移向黑魆魆的窗外。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坟墓会和整座城市一样大吗？

我听到远处传来声音。就像从喀布尔的远端传来数以千计的人小声嘀咕汇成的声音。起初，我以为一准是清真寺宣礼人喊大家做祷告。可是，宣礼已经过了20分钟了，并且这声音也并不是熟悉的宣礼声音，也不是通过扬声器发出来的，也不是从附近清真寺方向传来的。这些嘈杂的声音越来越大。现在，我能听到那些人在喊：“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

我跑到母亲跟前，问她那些人在干什么。她正翻遍家里的抽屉找蜡烛，姐姐正到处找火柴。

“我也不知道啊。”她说。

“你的年龄要比我大四倍，”我不依不饶地缠着她，“可是你知道的还没我多呢。”她终于找到一支蜡烛点着了。她右手举着蜡烛，左手手掌窝成杯状小心护着蜡烛的火苗。袅袅的火苗映得她更加端庄。

她吻了一下我的面颊，我禁不住微微一笑。她说：“去问你爸爸吧。那样的话你知道的就比我多了。”蜡油滴到她纤细的指尖上，她连忙抽手，把蜡烛放到桌上。这时，从窗外吹进一阵风，窗帘婆娑起舞，烛火摇曳娉婷。外面的喊声更大了。

我看到父亲在院子里，爬到将我们家和街道分开的由泥土砖砌成的厚厚的墙垛上。他的身子向墙外倾斜，希望有人路过时能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声音愈发大了，就像由远而近的阵风似的。此刻，我们能听到许多地方的人都在呐喊。他们不是有组织地一起喊。每个人似乎都是自顾自地喊“伟大的真主！”有的喊声大些，有的小些。

突然，在街角经营一家店铺的店主也穿过街道，跑进他家院子里开始喊“伟大的真主！”不一会儿，他的两个兄弟也跟着一起喊起来。街道两旁又有两个院子里开始传来喊声。

父亲从墙垛上跳下来。他双脚落在低矮的木头做的台子上，我们有时在这个木头台子上面铺上地毯，吃晚饭。父亲也开始高喊：“伟大的真主！”

我非常惊讶。我也想喊的。可是，我没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全是成年人在喊。见此情景我心中略微涌过一丝恐惧，不由得抱住父亲的大腿。

我的脑袋贴在父亲腿上，从里面听到的声音和刚才不一样。之后，我移开脑袋，父亲的声音就正常了。我试了好几次，又叫姐姐来按照我的样子做。她抱住父亲另一条腿，把耳朵贴在上面。我们为自己的新发现深深陶醉了。父亲的注意力根本没在我们身上，此时他的喊声更大了，我们也愈发兴奋起来。我们把耳朵贴在他腿上，然后又移开，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兴奋得咯咯直笑。

我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也加入进来了，甚至还有女人的声音。我把脑袋从父亲腿上移开，只见所有的叔叔婶婶们都站在父亲身后，一起高喊：“伟大的真主！”

“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喊？”我没头没脑地问道。

“世界末日要来了，”姐姐说，“在晚上，太阳从西边升起，月亮和星星就会消失。高山会变得平坦，整个地球都会变成平地。”我刚刚8岁，可是个头却差不多和她一样高，不过她把我吓着了。每次她给我们讲故事，都能把我们吓个半死。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不再有高山。你甚至能从地球的一个角落看到另一个角落的鸡蛋。许多世纪以前的、从开始有人类起的那些死人都将复活，真主把那些有罪的人关进地狱，让那些诚实的人升入天堂。”我真想制止她，可是她说个没完，脸上浮现出各种怪诞的神情来强调她所说的话。

“地狱里到处是火和凶猛残暴的野兽。有罪的人被野兽咬死、复活、再被咬死、再复活，周而复始。那正是你要去的地方，因为昨天你偷了我的铅笔，并对爸爸撒谎说铅笔是你的，你还责怪我用了你的铅笔。你肯定要下地狱的，因为你犯了三宗大罪。你会在地狱里待非常久的。”听到这里，我开始大哭起来。

“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把铅笔还给你了啊。我只是逗你玩儿来着。”我哭诉道。

“这没用，你已经让我难受了。如果我不原谅你，你肯定要下地狱。”她说道，一副十分肯定的神情。

“要我做什么你才能原谅我呢？”我乞求道。

“你必须吻我的手和脚，然后明天到学校给我买一包糖。然后我才会考虑要不要原谅你。”她说。

“可是你说过今天是世界末日，哪来的明天啊？”我说。

“哦，是啊！我忘了这茬儿了。不过，你必须吻我的手和脚。快点儿，不然你就快下地狱啦！”她警告我。

我犹豫了一分钟，不知道该怎么办。

“麻利点，要是太阳现在就升起来，你的道歉就不算数了。”她说，“先从吻我一只脚开始吧。”

我瞥了一眼繁星满天的夜空，怀疑太阳是否会在晚上八点升起来。不过，我瞅了一眼姐姐，见她神情出奇地严肃。她抬起右脚。

我弯下腰，去吻她的右脚。我的这一举动分散了父亲的注意力。他见我跪在地上，衣服都弄脏了，便问道：“喂，喂，你在干什么呢？”

姐姐尖叫一声就跑开了。如果当时我确信这是她开的一次愚蠢的玩笑的话，我肯定就会去追她。但是，我首先想确定的是世界末日的事情。

我问父亲：“今天真的是世界末日吗？”

听我这么问，他哈哈大笑，伸手抚摸我长长的头发。

“那怎么每个人都在喊呢？”我不耐烦地问他。

“因为他们希望圣战者组织能打到喀布尔来，把苏联人赶出阿富汗。”他答道，并为心里这个想法兴奋得咧嘴直笑，然后又开始喊起来。

在我很小时，就偶尔看到过苏联大兵。苏联人长着蓝眼睛、红头发和白皮肤。当他们驾驶巨大的坦克隆隆地驶过时，会朝我们扔糖果。我们总是喊“Spaseva”[3]，尽管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一听我们喊他们就会笑起来。

对其他阿富汗人来说，苏联人带来的是炮弹，不是糖果。苏联人从飞机上投下一枚接一枚的炸弹，一个个村子和与城市相邻的大片区域便被夷为平地，这些飞机似乎就在房子上方几米高的地方飞来飞去。倘若他们认为敌方阵地哪怕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会停止轰炸。阿富汗人被屠戮殆尽，不论有罪的人还是无辜的平民。但是，当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家园免遭侵略者涂炭时，怎么能说这个人有罪呢？

阿富汗人仅凭着老式猎枪和他们的决心来对抗苏联人。然而，阿富汗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由年长者组成的村公会。一旦这些年长者决定怎么做，每个家庭都必须按令而行。这些村公会决定所有的人都应该组成战斗小组，而阿富汗所有的这种战斗小组都要联合起来。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并称自己为穆斯林游击队：“圣战者组织”。

我的祖父、父亲、叔叔们，还有祖父的客人，在圣战者组织打到喀布尔之前很久，就经常在一起谈论他们。事实上，从他们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组建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只要有人一提起他们，就经常骄傲地把他们归为“我们的圣战者组织兄弟，那些为了从苏联人手中解放这个国家而到来的人。”

作为小孩子，我们满怀敬意地从大人口中听到圣战者组织的消息，以至于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他们了。

10年来，他们毫不留情地与苏联人浴血奋战。美国人送来更有威力的武器，帮了他们大忙。最终，苏联士兵被赶出阿富汗。他们的失败所产生的破坏力如此之大，连自身也瓦解了。但是，俄罗斯新政权仍旧极力想要控制阿富汗。他们让那些在俄罗斯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掌权，给了他们很多钱、食物和燃料。然而，即便全倚赖俄罗斯人的帮助，大家都心知肚明，阿富汗政权维持不了多久。

祖父和他的几个儿子只要在一起聚餐，话题总离不开这件事。有几个叔叔专做从俄罗斯进口货物的生意。同所有阿富汗人一样，他们也希望俄罗斯人停止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但不知道这对他们的生意而言意味着什么。

现在，圣战者组织打到喀布尔，甚至连为俄罗斯人管理政府的阿富汗人也要肃清。历经12年战乱后，阿富汗又会变成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度了。

我不再犹豫不决，开始高喊：“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起初还有点害怯，之后声音便越来越大。

在伊斯兰历法1371年（公历1992年4月）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圣战者组织完全控制了喀布尔和这个国家其余的土地。就在数月前，俄罗斯政府决定停止向阿富汗傀儡政权提供财政援助和物品供应。不久，食品以及诸如面粉、食用油、大米、大豆、鹰嘴豆、白糖、肥皂和服装等其他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开始一涨再涨。

直到3年前，当俄罗斯人离开阿富汗时，在政府里任职的所有人都得到了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优惠券，这样他们在每个月底都能以非常低的价格从政府商店里买到这些东西。他们通常积攒了太多东西，以至于不必到黑市上就能卖掉多余的，卖价当然要比当初购买时的价格高，但与黑市相比还是便宜许多。况且，俄罗斯商品的质量比市场上绝大多数其他商品好得多。不过一旦俄罗斯人离开，优惠券就停止发放了。

在市场上很难觅到食物了。我们家的食物供应也开始紧缩起来。每餐不再有5种食物，仅有豆包、烤土豆和面包，或者米饭、土豆以及洋葱片。我们问母亲那些青菜哪儿去了，鸡肉和羊肉都哪儿去了，她开玩笑说：“蔬菜种子还没种上呢，羊还是个小羊羔，而鸡还是没孵化出小鸡的蛋呢。”

有几次我那两个妹妹不吃早餐，因为她们希望牛奶里能有果酱和黄油。母亲往她们牛奶里多放了两勺糖，她们开心地喝着，嘴里发出“啧啧”声。母亲想尽办法确保我们身体的营养需要。

在母亲生了小弟弟后，虽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还是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又有了一个儿子，父亲自然喜不自胜。为了庆贺，他出去买大蛋糕。过了两个钟头，他手里端着一块不比砖头大多少的蛋糕回来了。我们一瞧见这蛋糕便哄堂大笑，心想他准是开大伙儿的玩笑。他把蛋糕递给母亲，冲我们笑起来，然后告诉我们，他前后进了20几家店铺，除了这个蛋糕再也没发现别的蛋糕。

父母和姐妹们，还有几位婶婶和堂兄弟们，把几支小蜡烛插到蛋糕上，然后点燃。片刻后，大家一起把蜡烛吹灭。父亲动手把蛋糕切成非常小的块儿。他边递给每个人一小块儿边打趣道：“至少还能塞满牙缝呢。”听他这么说，大家都笑了。

虽说我把自己那份一口就吞下去了，可还是很饿。我想再吃一块儿。父亲瞧着我说：“抱歉，儿子，没有了。等来年吧，到时你就又有小弟弟了，但愿真主恩赐，那样你就能吃第二块蛋糕了。”大家伙儿又是哄堂大笑。我命里没有太多的弟弟，在接下来几年里，真主又赐予了我两个妹妹。

物资匮乏愈发严重，政府也愈发孤立，普通阿富汗人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政府千方百计想要平息局势，但小麦很快就被吃完了，人们开始忍饥挨饿。政府不晓得如何是好，他们试图与圣战者组织达成某种交易，但是已经太迟了。俄罗斯人的傀儡政府总统纳吉布拉博士（Dr. Najibullah）逃到联合国在喀布尔的驻地寻求避难。就这样，圣战者组织开始掌权。

当我得知圣战者组织游击队员来了时，满心期盼映入眼帘的是身穿军装、脚蹬锃亮皮靴的英雄。但是，他们的装束就像包着穆斯林头巾、穿着传统的宽松裤子和束腰宽松衬衫的村民。他们清一色地满面胡须，发出阵阵难闻气味的鞋子套在恶臭的脚上，每人手里都端着枪，背心上挂满了手榴弹和子弹。

在电视上，现如今女播音员都用丝巾罩住脸。再也见不到女歌手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包着大头巾、蓄着长胡须的男人坐在台上，背诵《古兰经》。男播音员不再像从前那样穿西装打领带，而是开始穿传统宽松裤和束腰宽松衬衫。电视节目尽是人物访谈。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军阀。他们讲起自己那个派系来滔滔不绝，大谈希望为阿富汗赴汤蹈火。

他们谈到伊斯兰教及其对穆斯林和阿富汗人的重要性，那口气就像专讲《古兰经》的大学教授。他们全都将自己与先知穆罕默德联系起来，说和平是穆罕默德给予的，而自己则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这样便给人一种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存在紧密联系的印象，然而我们大家全都清楚阿富汗人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犹太人、希腊人、蒙古人、雅利安人以及许多其他种族的后裔，当然也有很晚才进入我们历史的阿拉伯人。

在圣战者组织到来前的两个月，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还说人与猴子有关。老师告诉我们，有一部分猴子历经进化，慢慢变得愈发像人类。其中有一些不想成为人类和接受开化，因为文明社会存在许多问题。课本上有一组图画，表现了猴子是如何变成人的。

我们老师说：“人类是动物的一种，动物是大自然的产物。”

“那谁创造的大自然？”我问道。

“大自然是自我创造的。”老师说。

老师带我们去喀布尔动物园看猴子，拿猴子的脸与我们的脸对比。没有哪个猴子与我熟悉的人相像，直到我发现一个洞里有几只刚从印度运来的小猴子。其中一只与我们老师真的好像。

我兴奋地跑过去告诉他：“有一只猴子与你长得真的好像呢。”

老师正与全班同学和其他两位老师在一起。听到我这么说，所有人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走到我跟前，非常用力地捏着我的左耳朵，小声说：“学生可没有这么和老师说话的。”

“也许它就是你的一位祖先呢。”我固执己见。

那时，我的同班同学对我的观察结论表示赞同。老师冲其他同学大吼一声，说该走了，尽管我们本以为要在动物园待一下午呢。

自打圣战者组织来喀布尔后，这位老师开始教我们新教材《人类始祖亚当》，里面只字不提猴子。

我们学到，人类始于亚当和夏娃。我们老师开始这么说：“人类历史始于亚当和夏娃，地球在他们出现之前很久就存在了。不要让撒旦迷了你们的心窍。他令亚当和夏娃误入歧途，并把他们赶出天堂。”

我很困惑。“猴子到底怎么了？”我问老师，“还有大自然呢？”

老师坐在讲台边上，片刻间无语。“猴子和大自然是共产主义观念。”此时，他的语气非常温和，目光直视我的眼睛，恍若班级里没有其他人似的。“伊斯兰世界观是：真主是大自然和所有生物的创造者。”说到这儿，他的目光转向全班同学。“亚当是所有人类的始祖。”他说。

我还是一头雾水。回家后我问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告诉我说：“时间会证明真理在你这边。现在，你太小了。耐心等待，你会找到答案的。”

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总是说我现在还太小。我盼望长大，长得高高的，留一撮胡须，额头上有几道皱纹，睡觉时打呼噜，并且无所不知。

一旦圣战者组织控制局势，所有东西都变得廉价了。在开始一段时间里，人们能到阿富汗任何地方去旅行，要是有武装人员突然开始袭击政府车辆或者从藏身处现身的俄罗斯军用车辆的话，也不必担心会被交叉火力困住。

祖父是个非常乐观的人。正值春天，感觉就像整个世界都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似的。有几次，他邀请几位圣战者到家里来做客，给他们端上上好的饭菜，像招待最好的朋友那样殷勤备至。父亲最初同祖父的做法一样。可是没过多久，他开始疑窦丛生。他不喜欢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

4个月后，在喀布尔的一些地区，圣战者组织的一些派系之间开始由内讧转为兵戎相见，最初只是不引人瞩目的擦枪走火。有人说：“准是存在误会。在一个家庭里，还有拌嘴吵架的时候呢。他们会处理好的。”

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擦枪走火演变成了激烈冲突。混乱开始在整个阿富汗蔓延。家里略有余财或者在其他国家有亲属的阿富汗人很快就远走他乡了。那些留守的人要么经常遭到殴打，要么被洗劫一空。我们听闻有的妇女被某某军阀的士兵强奸，而那个军阀几个月前还谈到伊斯兰教及其对穆斯林和阿富汗人的重要性呢。

父亲想离开阿富汗去土耳其或俄罗斯，那里有他当拳击手时结交的朋友，不过祖父不让他走。“边境还没有封锁，”父亲说，“趁着现在有机会赶快走。等国内稳定以后，我们再回来。”

“现在阿富汗环境很好。凭我们自己能解决问题，我们能决定想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些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祖父劝阻道。另外，他需要我父亲来当帮手。父亲是祖父最依赖的儿子，尤其是地毯生意离不开他。

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系慢慢控制了喀布尔一部分地区，另一个派系则控制了另一部分地区。他们开始竞相攫取对他们部落许多人聚居的相邻地区的控制权，然后图谋占领周围其他区域。很快，每一派系都有了自己的领地。随着由春转夏，我们开始听到“检查站”和“前线”这些字眼。各派系之间开始发射火箭炮。现在，无辜的平民惨遭屠戮，尤其是我们附近，碰巧从哪个方向打来的火箭炮在落地前都能够飞过来。

开始有十多个人，后来上百人，再后来上千人死于非命。这恰似森林里发生火灾，不管干的还是湿的植物都无法幸免。

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系占领了普里查基区监狱，他们不但释放了政治犯，甚至连那些对普通平民犯下非人暴行的十恶不赦的人也给放了。

一天，两个派系互相发射火箭炮，炮弹就在我们脑袋顶上飞来飞去，这时我们家院子大门外传来敲门声，声音很大。我从祖父住的房间里跑出来，而他正在房间做祷告。我向大门那儿跑去。

我打开门，见几个荷枪实弹的人站在门口，马甲口袋和特制的腰带上别着子弹和手榴弹。手榴弹的拉环露在外面。

其中一人径直进了大门，一把把我推到墙根。他脸上那道丑陋的伤疤分外显眼。

“这家的主人在哪？”他高声喝问。

“在里面做祷告呢。”我告诉他。

“在哪儿？”他粗暴地问道。我指了指祖父所在的房间。他把我推到墙边，飞起一脚踢开房门。祖父跪在专门祷告用的小地毯上，头抵在地上。

“把你家地毯仓库的钥匙给我！”刀疤脸冲祖父喝道，但祖父没理他，继续祷告。那家伙又喊了一遍，并用枪瞄准祖父的头。见此情景，我开始大哭起来。

祖父充耳不闻，一直到祷告结束。他默默站起身，把小地毯叠起来，就像屋子里除了他没别人似的。最后，他才瞅了一眼那持枪的家伙，从一进门那家伙就不停地大吼。

“如果你以为我会被你吓住，你就大错特错了。”祖父平静地说，仿佛在银行同一位顾客讲话一样。

喊声引起了父亲和叔叔们的注意。我听到他们朝祖父的房间跑来。他们也在大喊大叫，边跑边问发生了什么事。歹徒抢占了房间角落的位置。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一进屋，歹徒就用枪抵在他们后脖子上。他们都站在原地僵住了。

堂兄弟们跑进通往祖父房间的长廊，他们的母亲跟在后面。当他们一看到持枪的歹徒，马上就陷入可怕的沉寂。

这时，祖父轻声说：“上前来，杀了我，那样你们就能拿到钥匙了。我这一生挣到的一切，都是凭我这双满是老茧的手。我不会把它白白送给一帮怯懦的歹徒的。”

领头的就是刀疤脸，他冲祖父咧嘴笑了笑，说：“你这个蠢老头，在你身上我不会浪费哪怕一颗子弹的。”说罢，他喝令我的叔叔、堂兄弟及他们的母亲后退。大家都照做了。歹徒们将手上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托抵住肚子，枪管冲着我们，退到大门外。

他们一走，父亲便马上锁上大门。叔叔们和父亲一起朝祖父的房间走去。他们的妻子则在院子里互相窃窃私语。

堂兄弟们围着我问出了什么事。我站在中央，讲述刚才发生的一幕。他们仔细倾听我说的每句话，甚至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现在，我变得如此重要，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等我解释完，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片刻过后，我们听到街上传来三声枪响。父亲和两位叔叔从祖父房间出来，跑向大门口。母亲和婶婶们冲他们大喊，让他们别出去。可是他们不听。

祖父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追赶他们。谁也不敢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急三火四地朝院门跑时，示意我跟他一起去。祖父总是希望我能见见世面，而不是躲起来。我在他身后跟着，那些堂兄弟则跟着我。在院门外面，我们发现父亲和两位叔叔被铐在祖父仓库的前面。街上的歹徒更多了。其中两人又用枪抵在父亲他们脖颈后面。仓库的一道锁已经被歹徒用子弹击碎了。一个歹徒在我们那条小巷的一头站岗放哨，另一个在更远的一头。有好几个歹徒站在我们家仓库前面的道路中央。

另外两个家伙还在想办法撬第二道锁呢。汗珠从他们脸颊滴到地上，虽然当时天还很冷，地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白雪。其中一人想用手榴弹把锁炸开，但他的同伙不同意他这么做。

“不行！”他说，“他们会听到的。那样一来，我们就得和指挥官分这些地毯了。”猛然间，我明白这些家伙不是普通的歹徒，而是圣战者组织游击队员。圣战者组织这个词儿被像他们这类人给糟蹋了。真正的圣战者是那些保卫自己国家和信仰免遭侵略者和异端分子涂炭的人。

那个本打算用手榴弹炸开锁的家伙向后退了几步，朝门锁开了三枪。第三枪击碎铁锁，门哗的一声开了。站在街中央的那个招呼两头放哨的士兵赶快过来。他们一起闯进仓库。

仓库里黑魆魆的。地毯一排排摞着直到棚顶。在过去16年里，自打祖父从银行退休以来，他和我父亲一起已经织了6 000多张地毯。一个歹徒拉开窗帘，阳光破窗而入。

仓库就是一个宝藏。地毯颜色和样式各异。其中有许多显得非常陈旧。每张地毯都是祖父和父亲精心挑选保存起来的，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力阻止这些强盗从我们眼皮底下抢走这些宝贝。

歹徒们手脚很麻利，其中3人往他们的老式俄国吉普车上搬了尽可能多的地毯。另外3人手按扳机，在外面守卫，随时准备朝打扰他们的人开火。我亲眼目睹一些自己曾经在院子里帮着我们每个月雇来一次的清洗工人清洗过的地毯，被这帮歹徒搬上了车，这些本来是父亲从各个村子收上来的旧地毯。我最喜欢老式地毯了，可是我却不能对他们说：别拿走，因为我喜欢。

他们用了两天时间才把全部地毯“偷”走。直到那时，战争对于我们才算有了更多的意味。

被洗劫的不仅仅是我们家。喀布尔城我们居住的区域几乎都空了。绝大多数邻居都远奔他乡了，一些人走得很匆忙，什么东西也没顾着带上。很快，他们的房子就变得空荡荡的了。

妇女不再在自家窗前用胳膊肘撑在窗台上聊些闲话了。如今，饥肠辘辘的猫从窗台上跳下来，互相发出嘶嘶的声音。

每当风吹过，空房子的门就开始砰砰作响，窗户啪的一声关上，窗帘来回摆动着，在没有火箭炮声或者枪声发出时，邻近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难耐的狗在嚎叫，这些生灵都是被遗弃的小可怜儿。

也只有疯子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外面的街上溜达。狙击手已经在我们后面的小山上选好位置，也许还会开一枪来取乐。两座小山峰不再叫以前的名字——达阿富汗和科赫–阿利亚巴德，而是以狙击手山为人所知。

当春风把温暖的天气送还给喀布尔时，情况就很危险了，我们根本不能在自己家院子里走动。有的狙击手甚至拿我们以前在上面放风筝的祖父房间高高的房顶当作狙击地点，对山上的狙击手进行射击；而山上的狙击手则开枪还击。有时他们还发射火箭弹。有几枚就落在我们家院子里，其余的则落在我们周围的街道上、邻居家房子上、还有那座公园里。公园里的树木被摧毁殆尽。与我们相邻的那所小学校也未能幸免。在被炸成废墟之前，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快乐之地。

随着盛夏的到来，院子里的绿草开始枯死，因为谁也不敢去院子里给草浇水。到最后，因为太危险我们甚至都不能待在房间里了。我们只能搬到地下室一个大房间里去，我们希望在那儿能安全一些。

地下室没有接电线。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要点油灯和蜡烛。至于睡觉，只能在水泥地上了。

我们在一起用餐，50几口人围坐在地上的一块大桌布周围。每顿饭都像一次小型宴会，但是很悲惨的那种。谁也不说话，也没人笑一声。事实上，我们在等待一枚火箭弹落在我们头上，把我们都炸死。

所有叔叔都有带耳机的收音机。他们整天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电台播放的达里语新闻节目。我却想听印度歌曲。我心想，担忧不会改变我的命运，而只会带来更多的烦恼。

一个星期天晚上，约摸9点左右，叔叔们让大家全都保持安静。英国广播公司声称翌日在与我们相邻的科特–圣希将爆发一场交火，从清晨8点开始要持续10个钟头之久。这意味着我们得离开家躲避一阵。秋日将近时节，有两个寒冷的夜晚我们是在外面挨过的。我们清楚地下室没法过冬。大家立即开始议论此事。我们该怎么办？该去哪儿？谁能帮我们？

那晚我刚要入睡，就听到火箭弹呼啸而过，然后大地便像摇篮一般来回摇摆。

约摸有三四个清晨，我醒来后要去解手。地下室里根本没有卫生间。我跑到院子里一棵树下小便。自打被迫搬离自己的房间，这些天晚上我总是在这儿小解。这里非常安静，但我听到铁锹挖地的声响。我揉揉眼睛，四下张望。在花园的各个方向，我的叔叔们一起在地上挖狭窄但很深的洞。他们全都趁着夜色深挖地洞，谁也不敢点灯笼。对那些狙击手来说，亮光就是目标。

我走到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干什么要在深夜挖地洞。他没有搭理我。我又走到另一位叔叔近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同样没回答我。

我回到地下室想去问父亲。母亲和姐妹们全都睡着了，父亲不在。我悄无声息地踱到院子的一角，我们住的房子就在那儿。只见父亲在我喜欢爬的一株桑树下挖地洞呢。

“爸爸，你干什么呢？”我问道。

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瞥了我一眼。“快去睡觉。”他厉声说道。

“为什么大家都在挖地洞？”我决然地问。

“我说了，快去睡觉。”他几乎是冲我大吼起来，可又因为不想让别人听到故意小声说。他的声音令我恐惧。我没有再问别的问题，但我很生气。

我没有返回安全的地下室，相反，我走进先前我们自己的房间，睡在以前睡的床上。这么多周来都是睡在地下室冰冷的水泥地上，此刻躺在自己的床上，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不在乎是否有从箭弹落下来。几分钟后，我就进入了梦乡，对于明天早上我们家就要开始陌生的新生活全然不知。

[3]　Spaseva：“谢谢”的意思。——编者注

第3章
逃离

拂晓之前我就醒了。父亲和母亲正在我们房间里忙活着，他们把衣服装进箱子。

我的3个妹妹从地下室我们居住的一角爬出来，那是她们睡觉的地方。她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头发都乱成一团。父亲让她们坐在我的床边紧挨着我。他在我们面前蹲下身子，面色异常严肃。

“我们今天就得离开这儿。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仅用了半小时工夫，我们就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房间里又脏又乱，这种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告诉母亲，要是她想收拾一下，我可以帮她。她点点头，开始收拾匆忙打包时散落一地的东西。父亲厉声对母亲说：“你干什么呢？你为谁收拾？窃贼，抢劫者，还是军阀？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们就要离开了，大家快上车！”

难道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留给窃贼和军阀吗？我的那些风筝和弹子咋办？于是，我开始往衣袋里装最好看的弹子，装了满满的一口袋。

“卡伊斯！快上车！马上！”父亲说。从他说话的口气，我知道不容争辩。有几枚弹子从我指缝滑落到地上。我没顾上捡，就跑出了门。

我们疾步穿过院子来到车库前。我瞥了一眼父亲昨晚在树下挖地洞的地方，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儿现在是绿油油的黄瓜秧，就像以前就长在那里似的。我想问父亲那个地洞是怎么回事，不过转念一想他也许会像昨晚那样冲我大吼一顿。

父亲把面向街道的车库大门推开，我们上了车。他刚一发动引擎，我的一位叔叔就从院子里冲进车库。

“你们要去哪儿？”叔叔问道，他只比父亲小一岁。

“我昨晚就告诉你了，”父亲答道，“去卡特–帕尔万我朋友家。”

“那家里这些剩下的人去哪儿呢?”叔叔伤心地问道。

“你们还有几星期时间考虑一下。”父亲答道，声音有些哽咽。

“你把我们的孩子和妻子也带走吧。他们也想活下来啊，就像你自己的妻子、孩子一样。”叔叔恳求道。

“这是辆小车，不是公共汽车或者卡车什么的。”父亲说，“这辆车一次只能坐4个人，而我们已经坐了6个人了。”

“给我留点儿地方。我知道如何处理。我是个出色的包装工人。”叔叔说。

几乎一分钟都不到，我的6个叔叔还有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妻子都蜂拥进车库，挤着要上我们的车。两位婶婶坐在前排座位上，7个堂兄弟坐在后排的座位。我们没有地方坐了。父亲砰的一声关上驾驶室的门。“我哪儿也不去了。”他气呼呼地说。

叔叔们开始与父亲争辩。父亲走进院子，在树的周围慢慢踱步。以前我从未见过他的举止像今天这样，也从未见过他与兄弟们这样说话。我不禁想起印度电影里，失和的兄弟们不再和睦相处的场景。

大家都从车上跳下来，互相瞧着。一时间，陷入一片死寂。

几分钟后，父亲转回来，让母亲和3个姐妹坐在后排。然后，他喝令4个堂兄弟也挤进后排座位。他让我和其他3个堂兄弟，包括瓦基勒，坐在车后放行李箱的地方。我的两个婶婶和父亲坐在前排。剩下的人在家里等着他稍后回来接他们。

他把车倒到街上。车上这么多人，压得几乎车底部都擦到地面了。父亲驱车慢慢穿过相邻的4个街区，这才驶上主路。

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都在利用停火间隙逃离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地方。道路每一侧都是一长列的人，就像成群结队的蚂蚁一样。所有人手上都拎着两三个大包。

路上就我们这一辆车。人们一看到我们的车，全都蜂拥而来，尽管他们已经发现我们车上已塞得满满的，可还是请求我们捎他们一程。我们周围聚过来的人群黑压压的，以至于父亲根本无法朝前挪动车，简直寸步难行。有些人试图把我和堂兄弟从车后拉下来，以便他们能占据我们的位置。父亲朝后喊道：“互相拽住，手指紧紧扣在一起。”

我们照他吩咐的做。父亲摇上车窗，使劲按喇叭，打开车灯，车子慢慢前行，不一会就快了起来，前面的行人一个接一个被落在后面。

自打战事开始以来这两个月中头一次，我们所有人亲眼目睹了战乱造成的破坏。很多以前听到的事情，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令人置信。

道路上有许多火箭弹炸的弹坑。要知道，这本来是喀布尔最好的道路。还有很多没有爆炸的火箭弹扎在道路中央，就像一块木头上只进一半的钉子一样。

人行道上、便道上、马路中央、公园里，到处都横七竖八躺着数以百计的尸体。有的看上去就像在那儿躺了很久似的。他们衣服上血污斑斑。绝大多数尸体都位于主路上。也许在他们试图穿过马路时，被火箭弹击中。不过，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被流弹击中头、前胸，或者后背的。这都是狙击手的“功劳”。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感觉自己是在看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尤其是当我看到尸体的残肢，诸如胳膊、大腿甚至脑袋就躺在那里时。

父亲别无选择，只有驱车碾过。有些尸体仰面倒在路上，恍若睡着了进入了梦乡。疾驰的车速越过他们，一片阴森惨淡的景象。

为了避免撞到冲我们跑来的一个人，父亲在理工学院前面的环状交叉路口附近走错了路，他加大油门驱车驶上通往洲际饭店的那个小山丘。

从小山丘顶部放眼望去，又是另一番景象。我们在心头将刚才亲历的那难以想象的一幕猛然驱走。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生活场景。

人们正忙着从面包店买早餐吃的面包。小孩牵着父母的手，准备去学校上学。这里没有狗的狂吠之声，道路上也不是空荡荡的。家家户户的窗户也没有拉上窗帘，大门也没有紧闭。这里没有战争。从来没有。

我看到人们脸上挂着微笑，没有任何担忧的迹象。但是，他们眼睛不眨地盯着我们看，想必从未见过一辆车上竟然载了这么多人。难民驻地的分隔线标志正好从那里开始，他们对成千上万的难民是怎么来的一无所知。在我们家和这个相邻的区域之间矗立的那座小山，保护了这些人免遭屠戮。狙击手甚至没有来到他们这边的山上，尽管他们本可以来。然而，他们的炮火却能打到位于两个派系之间与我们毗邻的地区。我们见到的人们好像甚至不知道在不到两英里远的地方，正经历着炮火的蹂躏，尽管他们想必会听到火箭炮声和子弹的尖叫声。

我们驱车从洲际饭店来到小山丘底部，进入相邻的卡特–帕尔万。路上只有几辆小车，许多人都是步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赤脚去朝圣的印度人，捧着的铜碗里盛满了牛奶。那些男人一身白色或者橘黄色装束，而女人则一袭鲜艳的纱丽。孩子们在大人身后跟着。小男孩头上除了留一条小辫子，其余头发都剃光了。有些人在前额上印上条纹记号。

堂哥瓦基勒在车后紧挨着我坐。他嘲笑那些没留头发的孩子，但嘴里嘟囔说要是像他们那样有一碗牛奶就好了。

在山丘底部，我们的车急速向左拐了两个弯儿，驶进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很美的小公园。里面的花儿都经过了精心修剪。

我们驶过一幢位于一道高墙之后的巨大的白色建筑。在这幢建筑大得有些夸张的门前，身着奇怪制服的卫兵荷枪而立。他们站得笔直，就像雕像一般，身旁站着俄国种大狼狗。门上挂着用达里语写的标识牌“英国大使馆”，还有用其他语言书写的牌子。

我们沿着墙边一条泥路往前走。在喀布尔，这是最颠簸的道路了。车子驶进一个既深又狭窄、坡度很大的山谷，然后又驶上由稀松的石子铺就的平地。每次颠簸，我们都被颠得头碰车顶。车子扬起的尘土扑向我们，令人窒息。我们眼眉和眼睑上都沾上了尘土，看上去活像以前教师节时在我们学校舞台上表演的小丑。

在一道高高的泥墙边，父亲把车停在那扇大而老旧的金属大门前。他按了几下门铃，终于，随着“嘎”的一声，一位年长的守门人打开大门旁边的小门。见来人是我父亲，这才敞开大门。父亲将车开了进去。这位守门人揉揉眼睛，生怕自己是在做梦。待我们进门后，他连忙关上大门，然后追上来，帮我们下车。他小声地自言自语道：“我以前可从没见过一辆‘伏尔加’载了这么多人。”

“我打赌你肯定没见过。”我在他身后咧嘴一笑，说道。

他一听，脸腾地一下红了，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并非有意无礼，我只是被吓着了。”他希望自己的话没被别人听到。

我们从车上下来。有的婶婶不得不让人从车里给拉出来。不过孩子们全都嗖的一声跳下来，待站定后打量四周，这里离我们刚离开的战区还不到3英里。

我们前面是一幢同喀布尔许多房屋外表一样的只有一层的建筑，房顶平平的，窗户很大。在左侧，伫立着一道比两层楼还高的巨大围墙，这种布局我以前从未见过。在暗褐色的开阔墙面上，有一个小小的开口。一扇厚实的、没有刷油漆的木门嵌在开口上，木门上布满了粗粗的、扁平的钉头。在围墙的远端是一座有8个断面的高塔，赫然耸现在高墙和一些非常粗壮的大树顶端之上。门外还有一座相似的高塔，但已经被毁坏了，仅剩下塔基部分。

片刻之后，随着大铁锁发出当啷一声，那道厚实的木门打开了。有人闪身出来，我认出是父亲的生意伙伴，他身后还跟着两位仆人。在他的地毯店里，我多次见过这个人。他的穿着始终毫无瑕疵，打着丝绸领结，马甲剪裁得非常合体，一双明亮的眼睛向他的顾客透露出善意。可是今天早晨，他只穿了一件睡衣，手上端着一杯茶，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同父亲寒暄，同其他成年人打招呼，对我们所有人表示欢迎。

他叫哈吉·努尔·谢尔。不论何时，只要父亲带我和瓦基勒去店里，哈吉·努尔·谢尔总会给我们糖吃，把几张卷起来的钞票塞进我们的衣袋。在店里，总有几位他的外国顾客在仔细打量地毯，不过我们进去时他会把生意放在一边，来招待我们。他从不叫我们的真名，而是叫我们“大侄子”，他让我们叫他“叔叔”。

如果说那天一大早他见到我们感到很吃惊的话，他的神情中也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向他传递信息，告诉他我们要来投奔的事情。不过，他和我父亲是要好的朋友，好朋友就要在困难时互相帮忙。

我父亲把他叫到一边，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哈吉·努尔·谢尔对一直站在他身后像卫兵似的仆人说了几句。那位仆人转身到里面，为我们端出茶点。哈吉·努尔·谢尔表现得好像在当时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招待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对仆人说的也都是挂在嘴边的现成话。

“嗨，欢迎大家赏光来寒舍。你们喜欢这里吗？”

其实，除了高墙和塔楼以外，我们的确尚未领略到别的。但我们连忙点头，因为令我们释怀的是终于远离了战火。

“这个地方叫恰拉–诺伯利亚。你们以前听说过吗？”他的举止仿佛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著名演员，但叔叔和婶婶们以前从未与他谋过面。“我们称这儿为‘九塔城堡’的原因是，这里建了有一百年了，曾经有九座塔。像我一样，是老古董了。”说罢，他脸上绽放出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于是我们大家也都笑了。

我打断他说：“努尔·谢尔叔叔，可我只看到一座塔啊。”说话间，我指着那座完整无缺的高塔，忽略了门外只剩下残垣的另一座塔。

他瞧着我父亲，递了个眼色说道：“噢，这孩子很聪明。”我喜欢听他这么说，尤其是在我堂兄弟们面前。“至于其他的塔嘛，”他目光略一闪烁，说道，“都消失了。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即便恰拉–诺伯利亚只有一座塔，也令我有安全感，尤其是这座塔已经有100年之久了。也许在这儿，火箭弹伤不到我们。

他把手中的茶杯递给其他仆人，带我们离开门口，走到位于老城堡和那幢平房之间一条很陡但两侧玫瑰飘香的小道，来到位于房子下面一道斜坡上的平台。他和我父亲走在前面，我和堂兄弟们在他们身后跟着，母亲和婶婶们在最后面。平台上方有葡萄架罩着。蜜蜂在上面嗡嗡叫着采蜜。

此时，天已大亮，完全放晴了。太阳挂在湛蓝的天空上，阳光倾洒在枝干和树叶间。微风不停地吹拂葡萄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想知道在山的另一侧是否还有战争，那里的一切是否也已改变。

我转身向身后看，见古老城堡的最后那座高塔就矗立在眼前。它坐落在古老城堡的一角，我们站的平台位置恰好在下方，从这里看高塔显得更高了。我对高墙内的一切颇为好奇，可是在这么大的园子里浏览所有这些新奇的东西只能是浮光掠影，所幸这种好奇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得到满足。

在平台中央，有一个喷泉向空中喷着水。在喷泉附近，有两株参天大树。我和两个堂兄弟拉起手环抱树干，试图丈量树干有多粗。我们勉勉强强能抱拢过来。

园子里地势最低处，有一处平坦的小溪。哈吉·努尔·谢尔告诉我们，小溪的冷水源于60英里外的兴都库什山脉。水流进一个由石块冲积成的潭里。10多种色彩斑斓的鱼儿在潭里悠然自得地游着。

水潭附近的笼子里，有鹦鹉、金丝雀和鹰，咕咕叫的鸽子也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在一面将园子和街道分开的高墙旁放着一个笼子，一条眼睛血红的大狗在里面安静地踱着步。在笼子一角，散落着几块骨头。这是条库车（Kuchis）种狗，游牧部落用它来保护牛群免遭狼的袭击。在紧挨着的笼子里，两条俄罗斯狼狗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我们一靠近笼子，几条大狗就开始冲我们狂吠，沿着笼子窜上跃下，试图破笼而出把我们撕成两半。这几条狗都很凶猛。见状我们连忙跑开了。

在高塔底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笼子。起初我们没发现里面有什么，心想准是空的。稍后，只见通向高塔底部的一道小门的阴影处有东西在动。慢慢地，阴影朝我们移动过来，还非常大。见此情景，姐姐和几个堂姐妹往后退了一步。

一只豹子优雅地走到太阳底下，看着我们，大家都没作声。这是一只有褐色斑点的黄毛豹子。我们曾经在喀布尔的动物园里见过豹子。大人说过，豹子是非常危险的动物。随着它脸上血脉贲张，我们谁也不敢出声。我纳闷的是，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园子里居然还有豹子？

这只豹子根本没理会我们的恐惧。它在光照充足的地方躺倒在地，开始舔自己身上的毛。我们全都踮起脚尖，悄声而退。对我来说，这座花园就是天堂，甚至比我姐姐形容的更引人入胜。

这时，仆人来了，端着盛放着丰盛早餐的亮闪闪的托盘。里面有种类繁多的果汁、苹果、葡萄、牛奶、茶、黄油、奶酪、酸乳酪、煮鸡蛋，还有新烤的面包。在喷泉近前的平台上，他们摊开几块色彩明快的红绿餐布。哈吉·努尔·谢尔邀请我们开始进餐，然后起身回到位于老城堡庭院里自己的房间。

我们不知道应该先吃什么。几个星期以来，我们都没正儿八经地吃顿饭了。大家都忘了该怎样往盘子里盛食物。这时，父亲说：“慢点，慢点，食物不会跑的。”听他这么说，瓦基勒笑了起来，其他人则只顾着吃东西。

除了刀叉发出的响声，我们还听到鸟儿在树林间穿梭和歌唱。在科特–圣希这几个月里，我们根本听不到鸟叫。在我们周围的花园里，12只小鹿安静地吃着草，偶尔抬头打量一下我们。

我们刚一吃完，哈吉·努尔·谢尔便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沿着我们坐的平台一侧的台阶拾级而下。他换了身装束，一套白色丝绸衣服，头戴一顶卡拉科尔山羊毛帽子，脚踏皮拖鞋。他的两位仆人在他身后，个头要比他高好些。

哈吉·努尔·谢尔身材矮胖，就快成一个圆球了。堂哥瓦基勒悄悄对我说，哈吉·努尔·谢尔长得就像我们玩的那种大弹子似的。父亲听到堂哥说的风凉话，瞪了他一眼。瓦基勒赶忙低眉顺眼，我们忍不住轻轻笑了出来。哈吉·努尔·谢尔让人印象深刻。除了在电视上，我从未见过国王长什么样儿。但对我而言，哈吉·努尔·谢尔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国王。

“你们喜欢我的花园吗？”他问我们。我们对花园称赞了一番。听我们这么说，他的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我来，我领你们去庭院看看。”现在，我们能看清这座名为九塔城堡——其实仅存一座高塔——泥砖高墙内的世界了。他拐了个弯，沿着坡道拾级而上。我们都冲过去寻找各自的鞋子，刚才坐下吃饭时大家都把鞋给脱了。我蹬上自己一只鞋，把瓦基勒的一只鞋穿在另一只脚上。见此情景，瓦基勒冲我大吼。我赶忙跑开，把他的鞋甩给他。

哈吉·努尔·谢尔推开一扇沉甸甸的木门，这道门是从花园进庭院的必经之路。最后，我们发现门内有很粗的锁链，每次门一移动就会发出“当啷”声。第一道门后面是另一扇门，可是两道门成直角，这样一来任何人要想侵入城堡，都会被阻隔在走廊里，恰好无法破门而入。

另一边，是一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的庭院。庭院四周是上下两层建有高高的木框窗户的房屋。院子一侧，有一间三面窗户冲着花园的屋子；另一侧，顶层的房屋向后错开，在前面闪出一个宽敞的顶层平台。这是个放风筝的绝好场地，我心想。

庭院里有各种果树和玫瑰，还有各色花草。这些花草我以前从未见过，根本叫不出名字。在远处角落，坐落着一个由葡萄藤覆盖的凉亭。在我们附近的尽头，一株高高的金合欢树傲然而立。而与其相对的另一端，一株非常古老的阿格哈万树虎踞龙盘。在桃树和石榴树之间，是两块浓密硕大的丁香灌木丛。哈吉·努尔·谢尔特地指给我们看。丁香曾是国王送给他父亲的礼物。他说，在从王室手中得到这个城堡后的多年里，他父亲一直把到季节最早盛开的丁香送给国王，那一大抱的浓郁芬芳啊！

经过仔细修剪的玫瑰丛环绕着鲜艳欲滴的天竺葵和百合花花坛。最令哈吉·努尔·谢尔骄傲的则是一株黑玫瑰，他特意提醒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说，黑玫瑰非常稀有，有人也许会冒险来偷窃。牵牛花和忍冬藤爬上位于院子远端的墙上，旁边一扇小门通向一间土耳其式浴室。

浴室前面是一道高大的围墙，里面养着几只鹿。这几只鹿看上去好像是在花园里见到的那只小鹿的双亲。两只孔雀的尾巴开屏了，站在那里盯着我们看。哈吉·努尔·谢尔吹了一声口哨，孔雀忙朝他跑过去。他亲抚着它们，我们也想像他那样做。可是当我们尝试时，孔雀边跑开边发出“发！发！”的叫声。我们很快弄明白，在孔雀的语言里，“发”是最常用的词儿。孔雀总是大声发出“发”的音。

我们穿过庭院时，我发现了一根小小的孔雀羽毛。我拾起来，亲吻了一下。因为大人告诉我们说孔雀是神圣的动物。多年以后，我依旧用那根羽毛做《古兰经》的书签。

父亲挨着哈吉·努尔·谢尔走。他的个子要比哈吉·努尔·谢尔高得多。我就跟在父亲后面。这个大家庭的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而仆人们在队列最后面。

哈吉·努尔·谢尔指着5间屋子说，我们可以随意使用。他独自一人住在通往庭院的过道上的老城堡的几间屋子里。战争刚一开始，他就把家人送去了印度，因此他们处境很安全。现在，他在印度的德里和喀布尔之间来回穿梭，每两个月往返一次。他在这两个地方拥有数间店铺。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他在喀布尔收购地毯，然后在德里出售。

地上铺了好几层地毯。在所有墙的周围，都放有低矮的床垫，上面覆盖着狭长的地毯。每个屋子的角落里都堆放着被子和枕头。地毯使得房间看上去就像把花园从外边搬进了屋里。

我们一走出房间，哈吉·努尔·谢尔便吩咐仆人给我们上茶。我们大家全都到葡萄藤搭起的凉亭里坐着，以一种几个月来未曾有过的方式小憩和放松身心。

我完全忘却了战争，还有路上见到的那些死尸。我甚至连还在家里的祖父和叔叔们以及尚未成婚的姑姑们也忘记了。直到传来第一声火箭炮声，才让我如梦方醒。

火箭炮发射时会发出一种噪音。这种噪音，从数英里外就能听到。虽然响声不大，但还是令所有的交谈戛然而止。最初，发射时发出“轰”的一声，然后大家都在默默等待，稍后才是伴随一座房屋被夷为平地或者一所学校轰然倒塌而传来的爆炸声。慢慢地，大家又开始交谈，但有时只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出于某些原因，停火终止的时间要比宣称的提前数个小时。我父亲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在准备动身回家去接其他人之前那会儿，他还为在这儿能够享受到如此难得的安宁而庆幸。可是，倘若战事再启，他就无法回家了。

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仅仅3英里而已，竟然冰火两重天，要是狙击手又开始射击的话，显然距离太远打不到这里。我们听不到战斗的声音，因为小山的两座山峰将我们与战场隔开了。然而，在内心我们却能想象到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人虽住在新家里，可心却在牵挂祖父和其他人。我们隐约能听到火箭炮声，但与战场似乎相距非常遥远。在空旷的花园里，堂兄弟们整天玩“捉迷藏”游戏，或者从水潭里舀冷水互相泼洒来打发时光。大人们说我们不会在这儿待很久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样一来我们就能回家了。

第四天，我们又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得知，圣战者组织两个派系可能在翌日停火一天。这两个派系正在与我们家相邻的科特–圣希地区交火呢。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叫醒了我，然后又叫起了我的姐妹们。短短5分钟时间，我们全都醒了，大家等着听我父亲讲话。

父亲先吻了母亲，然后朝我走来。我还坐在自己睡的那张床上，伸胳膊伸懒腰。他在我面前蹲下，说道：“我现在就回去接你祖父和其他人来这儿。倘若我有什么不测，回不来了，你必须忘记自己曾经有一位父亲。以后，凡事你要自己做主，做母亲的好儿子，做姐妹们的好兄弟。我要你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你必须学会如何照顾你的姐妹和母亲。明白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还是个只有9岁的孩子，但我答应道：“好的。”

他又朝我姐姐走去，在姐姐的床前蹲下说：“你是我年龄最大的孩子。在这些孩子里，数你最漂亮、最聪明了，不过你务必要学会如何去帮助别人。倘若我不在身边，不要感到孤独。你必须教导你的妹妹们，帮助你的母亲照顾好家。不要等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你要负起对妹妹们的责任，敦促她们勤勉，让她们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让你母亲快乐。明白吗？”

姐姐直愣愣地瞅着父亲，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紧紧抱着她，然后轻柔地拍她的后背，告诉她要勇敢起来。我没有为她而感到伤心。以前，瓦基勒和我叫她“泉眼”，因为她说哭就哭，即使她没有讲愚蠢的笑话。

父亲来到我两个妹妹面前，这些天来她们在一张床上睡觉，因为她们被火箭炮声吓坏了。“你们昨晚做好梦了吗？”父亲问她们。

大妹妹说“做了”。小妹妹说“没有”，刚一出口，她又改主意了。“做了，昨晚我做了个好梦。”她俩都想争着说，于是都大声说以便引起父亲的注意。

“停，停，停！一个一个来。谁昨晚做好梦了，把手举起来。”父亲说。

两人马上举起了手。

他指着小妹妹：“说说你的梦吧。”

她寻思片刻，然后说：“昨晚我没做梦。今晚我肯定会做个好梦，明早再告诉您啊。”

父亲微微一笑，抚弄着她的头发：“你这个小鬼丫头。”然后他转向大妹妹，要她把梦讲一讲。

她清清嗓子，可有近一分钟都没有开口。父亲正等着听她讲呢。她又清清嗓子，但还是没有开口。

“快讲啊！把你的梦讲给爸爸听。”父亲说。

“你干吗这么急啊？你要去哪儿？”她问道。

“我只是不想等到晚上还在听你清嗓子。”父亲说。

她第三次清了清嗓子，这才开口道：“好吧，把我的梦讲完要7个钟头呢，因为昨晚我正好睡了7个钟头。现在，您坐好。不然，蹲着会累的。”

父亲要她们两人离他近点，然后抱紧她们，亲吻她们的脑袋、前额和双颊，说道：“我出去买牛奶，咱们早餐好喝啊。等我回来后，再听你们讲梦里的故事。好吗？”

她们点点头，冲父亲露出笑脸。小妹妹拉开盖在身上的毯子，从床上站起来。大妹妹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寒冷，冲小妹妹大吼起来。小妹妹也回敬她，喊她起床刷牙。之后，她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争执不休。

这段时间，母亲一直双臂交叉，在房间一角倚墙而立，脑袋歪靠在右肩膀上，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这时，父亲站起身，向她走过去，在她面前收拢脚步，说：“我得动身了，要晚一些才能回来。”

她的神情非常悲伤。“小心点。”她还想说些别的，可是声音却哽咽了。我们的目光刷地聚到她身上。“我们等你回来。”她轻声说道。

我能读懂母亲的神情，她心里有一大堆话想一吐为快。她张嘴想说，可是唇齿已经不听她使唤了。

父亲吻了母亲的前额并拥抱她。他隔着母亲的肩膀，冲我眨眨眼，绽放出灿烂的微笑，我也对他报以微笑。

他站在门口，抓住门柄，长时间凝视我们每个人，说：“我会很快回来的。”他的目光落在姐姐和我身上，说：“你们俩别忘了我说的话。”说罢，转身出去了。母亲也跟了出去。

大家开始叠各自的被单。小妹妹跑到外边，可父亲已经走远了。她回来告诉母亲：“父亲不用买牛奶的。这里的仆人每天都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早餐，还有牛奶。”

“是的，你说得对。我忘了告诉他这事了。”母亲极力想让自己的声音透出惊讶，“不过没事，他睡觉前还要喝牛奶呢。”

“我也要喝牛奶。”

“嗯，当然了。他喝牛奶怎么会落下你呢？”母亲说。

稍后，我发现堂兄瓦基勒和父亲一起走了，顿感孤独。父亲去接祖父为什么不带上我，而带上他呢？也许他是去取风筝和弹子吧。

第4章
团圆

原以为父亲当天就会回来，然而却没有。我们不清楚他发生什么事了。我最小的妹妹不停地问母亲：“爸爸去买牛奶，怎么这么久啊？”

“在这个地方也许不容易买到牛奶呢。”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她极力想多做些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但做的都是一些不需要做的。

自从内战开始以来我亲眼目睹母亲哭了很多回，尽管她极力不让我们看到她流泪。现在，自打父亲离开的每天晚上，她都在流泪。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都到庭院里徘徊低泣。有时，她坐在我们房间的楼梯底端，泪水便开始夺眶而出。有一天晚上，我最小的妹妹撞见她在哭，第二天她模仿母亲泪如泉涌的样子，假装自己是一位小母亲。

第三天，父亲带着叔叔婶婶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未出阁的姑姑们一起回来了。同我们一样，除了12个孩子坐在车顶上外，其他人都挤进那辆“伏尔加”里。他们看上去浑身脏兮兮的，于是我们拿他们开玩笑。他们高兴得笑个不停，然后我们带他们挨个去洗澡。

唯一在家里留守的就是祖父和瓦基勒了——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也是我最在意的两个人。祖父断然拒绝将偌大的家留给窃贼和军阀，可是他拿什么来保护家园呢？

父亲告诉我们，就在他刚到那儿的当天，有4枚火箭弹落在祖父的庭院里。翌日，有超过两枚火箭弹摧毁了一些祖父心爱的麦金托什红苹果树，以及他养的绝大多数花儿。当时，祖父的心都碎了。要知道，他以前对圣战者组织那么乐观。

“手伤了还能干活，可是一颗破碎的心怎可能复旧如初？”这句话是有一天我不想和父母在一起时，祖父对我说的。因为在学校我的数学考得很差，父亲冲我暴跳如雷。

晚上，我思念着仍在山的另一侧的祖父。地毯被抢走了，就连心爱的树现在也只剩下树墩和残肢了。

一星期后，在一个星期五的清晨，当时天刚蒙蒙亮，我听到前门传来很大的敲门声。这刺耳的声音持续了将近10分钟，也没有人去开门。

门房是个老人，他睡着后就像死人似的。有人往他脸上泼了一碗冷水，才把他弄醒。

敲门声还在继续，紧接着争吵声越来越大。慢慢地，我辨别出了这些声音。

我叫醒父亲。他急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我也跟了出去。片刻后，我们发现与门房争吵的原来是祖父和瓦基勒。此时此刻，他们都在大吼。门房不放他们进来。他一个劲地说：“如果你们需要食物，两个小时以后再来，现在大家都在睡觉呢，走吧，走吧……”

门房把我的祖父和堂兄当成不顾一切寻找安身之地或者一餐食物的乞丐了。他耳聋很严重。他们不知道即使喊破他耳朵也无济于事。

哈吉·努尔·谢尔恰好不在家。他去印度看望家人了。战事刚启不久，他就把家人送到了那里。他不在家时，门房绝不会让任何陌生人擅入。他是个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的人。

父亲飞奔过去，拥抱祖父和瓦基勒，这时门房也不再坚持了。父亲贴近门房的左耳，声音非常大地解释，这倒起了一点作用：“这是我父亲和我侄子。”门房听罢，连忙道歉，拎着棍子离开了。

父亲带我们到了一个房间，家里其他人在这里摆了几排床垫正睡觉。他打开电灯，把大家都喊起来，好向祖父问安。祖父和瓦基勒风尘仆仆，身上的衣服非常脏，好像几个月都没换洗过一样。大家把他俩围在中央，全都等着他们讲离别的经过。

我从祖父脸上读出一种深深的悲伤。以前，我从未见过他神情如此悲戚，身上这样脏兮兮的。他从来都是一身华服，系着真丝领结，皮鞋光可鉴人。可是那天，他从头到脚，甚至连睫毛都布满尘土。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向我母亲要了条毯子。母亲拿给他后，他既没洗漱也没吭声，在地板上躺下来，用毯子将自己从头到脚蒙起来。过了5分钟，他开始打呼噜了。

我们悄悄地踮着脚尖离开房间，让他好好睡上一觉。我们让瓦基勒随着大伙儿来到隔壁房间。我们要他告诉大伙儿究竟是怎么离开那里来到这里的。他不想开口，又累又饿又渴。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喝了杯水，好好洗了个澡后开始讲起来。

“我们凌晨一点钟左右离开家的。我们在建筑物的隐蔽处躲起来，以防山上有狙击手放冷枪。之后我们开始往外走来到主路上，又被迫在两个地方停下来。”说到这儿，他喝了口水，“第一个地方，有几个蒙面的家伙，一口哈扎里吉口音。他们全都有枪，前胸、后背甚至大腿上还挂着其他武器。”

瓦基勒嗓音低沉。同祖父一样，他的口气总是很温和，总是以一种甚至能吸引成年人注意他说话的方式，表述得非常清晰。他也总是字斟句酌，脸上的神情就像快速变化的天空，甚至在用话语表达出来之前，他的想法就已经毕现无遗。他的眼睛一会儿睁得很大，一会儿又眯成一条缝。他的嘴巴随着表情不断改变形状。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他们在门外说话。我们没有听清他们说些什么，不过我想他们担心我们属于另一个派系，把我们当成奸细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他们闪身进来，与另一个人耳语片刻之后，什么也没问就放我们走了。”

“附近有一个仓库。之后，我们开始朝理工学院方向走去，可是在潘吉什里那儿有一个检查站，只不过天黑我们未能瞧见。”

我们曾在英国广播公司节目里听到过有关检查站的事儿，但这次是平生第一次他们直接进入我们的生活。

“有人冲我们高喊：‘站住！站住！’祖父说别停下，可那家伙朝天上开了一枪，又喊道：‘站住！站住！站住！’”

“这人身穿军装，从头到脚把我们搜查了一遍。他和同伴把枪抵在我和祖父的脑后，命令我们朝前走。我们被带进一间小屋里。另一个家伙坐在铺着脏兮兮床单的床上。”

“他问了祖父几个问题，诸如我们为什么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是替谁卖命的。不过，祖父没有回答他。他对这位指挥官说，‘你们这些人自称是圣战勇士，可你们只不过是刽子手和窃贼罢了。’”

“指挥官冲祖父微微一笑，说道：‘老实点！’”

“祖父不再说什么了。他瞪着指挥官，指挥官也瞪着他，几秒钟后他命令其中一人搜查我们的背包。背包里全是祖父的书，就这样他们放我们走了。”

我瞥了一眼在我脚边放着的那只很大的棉布背包，瞧见那套由米尔·古兰·穆罕默德·戈巴尔所著的两卷本的《阿富汗在历史上的轨迹》。祖父不得不舍弃他的家园，可他还是把心爱的书带在身边。

瓦基勒一讲完，便要了一条毯子，回到祖父睡觉的房间。一分钟后，他也睡着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住在哈吉·努尔·谢尔的家里，吃着由仆人烹饪的可口饭菜，享用从院子里摘得的新鲜水果，与小狗们玩耍。那时，所有的狗已经和我们混熟了，变得很友好。但那只豹子可不那么友好，我们只好敬而远之。

每天晚上我们都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电台的节目，但一直没有好消息传来。每时每刻，我们国家都被毁坏得更加严重。那些在白天屠杀了数以千计平民的派系头目，在晚上的广播里竟然像先知似的夸夸其谈。他们总是夸赞自己为圣战勇士，并说他们是在与魔鬼战斗。他们白天是刽子手，晚上又摇身一变成为谎言家。

我开始厌恶电台。这么多电台竟没有一家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他们的口吻都是千篇一律。他们是祖父、叔叔们以及我父亲整日闷闷不乐的元凶，我憎恶他们。我决定弄坏所有的收音机。后来，我心想这也许会令他们更难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是那些日子他们不得不寄予希望的唯一来源。

又换季了。天开始变冷，也更短了。树开始落叶，雨季接踵而至。

到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一年，我们从未想到会持续如此之久。我们一直确信战争会在几星期内结束的。

现在，这些天来头一次，父亲和叔叔们就离开阿富汗一事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这次，祖父一言未发。有时在深夜，他们以为我睡着了，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讲述男人们讨论的事情。

父亲又说想去俄罗斯，就像他去年还在家里时向大家提议的那样。他已经与打拳击时在那里结交的朋友取得联系。他们答应一旦我们抵达那里，就帮我们落脚。可是如今，边境已经严密封锁，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一大笔钱付给走私客，来帮我们越境。

那段日子，父亲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在战争开始前从各个村庄收集来的地毯了，哈吉·努尔·谢尔在印度的商店还在出售这些地毯。

他已经有几个月没从在哈比比亚中学教物理的工作领到薪水了。即使战争让学校关门，被火箭弹击中，他仍旧应该从政府领到薪水。

在战端乍起那阵子，一些库车游牧民被诱骗困在学校里。本来，他们从巴米扬附近群山之间的夏季牧场，迁往贾拉拉巴德附近的过冬低洼地区的路上，途经喀布尔，但是不得不将他们的羊、驴、骆驼、牛和马赶进学校的地下室藏身。有的地方军阀发现了他们，于是便将羊抢走分给士兵吃。在库车游牧民离开后的几个月里，整个学校就像个牲口棚一样难闻。

冬去春来。每天早晨我醒来时，仍旧要愣上片刻，直到环顾四周，见家人睡在附近的地板上，才想起来我们身在何处。可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

叔叔们依旧在这个城市里从事自己的工作，当时似乎是战争的一段间歇期。有时，战火突然中止，好几个星期都很平静。然后，任何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战火又开始像从前那么猛烈。

从我们搬到诺伯利亚后，母亲一直未去银行上班。穿过这座城市去上班，她觉得不安全。况且，她现在比以前更忙了，要去集市上买食物。有时很难买到。市场上基本都是稻米和农民能弄到集市上贩卖的蔬菜，没有阿富汗人钟爱的肉食。在原来的家里，婶婶们和未出阁的姑姑们能为她帮上不少忙，甚至我姐姐和堂姐们也能出把力。在诺伯利亚，以祖父为首的一大家人虽说还住在一起，可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已经分成了若干小家。

尽管他的家在德里，他在两地都有店铺，但哈吉·努尔·谢尔更喜欢待在喀布尔。在德里，他为家人在南部的拉吉巴特–纳加尔地区租了一幢公寓，但他亲口告诉我们，他讨厌在那里生活。他是在一幢拥有偌大花园的大房子里长大的，对他而言德里的那幢公寓简直就像个囚室。更糟的是，在印度他认识的人并不多，在那里觉得很孤独。

在喀布尔逗留期间，他妻子经常从德里打来电话，祈求他回去。只要可能的话，他都会拖上一阵，然后只是在战事白热化时才离开。然而，一听到喀布尔停火的消息，他就会马上回来与我们一起待在城堡里。

每次返回，他的朋友们都会在同一天开始在诺伯利亚现身。不知他们是如何知道他要回来的消息的。虽说有时我们能听到山那边传来的火箭弹、炸弹和来复枪声，但他们全然不顾地哈哈大笑，尽享共处的时光，我父亲也在他们中间。一听到他们的笑声，我们也觉得生活有了希望。

哈吉·努尔·谢尔经常要他的厨师准备一些特别的饭菜，诸如大烤腌羊肉串或者羊肉汤。他让我母亲烤她拿手的玉米面包作饭后甜点。只要他在诺伯利亚，每天都感觉像过节一般。

早晨，我一醒来，就往脸上泼些冷水。我跑到他住的房间，在里面他认识多年的毛拉 [4]正用抑扬顿挫的音调背诵《古兰经》的诗篇呢。我坐在角落里听着，或者拿本《古兰经》在心里默念毛拉背诵的句子。

吃罢早餐，毛拉离开后，乐师会进来，在鼓、锡塔尔琴、手鼓和小风琴轻声伴奏下，开始唱甜美的“尕扎尔”（Ghazals）[5]。音乐一直持续到午餐时分，这期间有一小时的午休小憩。之后，他的其他朋友——我曾经听过的最棒的说书人进来了，他能把几乎任何事情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

哈吉·努尔·谢尔总是像一位国王坐在宝座上似的坐在他的椅子上，而他的客人们则坐在房间四周地板上放着的托兹巴克坐垫上。他闭着眼睛，手捻他的塔兹贝卜念珠，轻轻摇晃脑袋，仿佛处于恍惚出神的境界。倘若在听故事中间他的仆人敲门，他便睁开眼睛说：“停。”

说书人马上停下来。

他说：“进来。”

仆人拎着一壶刚泡的茶走进来，哈吉·努尔·谢尔瞥一眼地板上放着的茶杯，示意仆人斟满。仆人步履轻盈地从一只茶杯转到下一只，然后将冒着热气的茶壶放在房间中央的地上，蹑足而退。

哈吉·努尔·谢尔转脸望着说书人说道：“继续吧。”

晚上，他打开发电机，这样我们这些孩子就能在他房间里和他一起看印度电影了。在看电影期间，他经常在床上半坐半倚地堕入梦乡。电影一完，我们就给他盖上毯子，关上电灯，踮着脚尖从他房里退出去，然后关上发电机，回各自的房间睡觉。

一天，瓦基勒和我在房顶上放风筝，这时我们注意到在下面的院子里，专门伺候饮食起居的仆人和打理花园及照看牲口的所有其他仆人，正做着不寻常的事情。

他们在给鹿用洗发香波洗头，往鹿角上系漂亮的丝带。稍后，他们沿着院墙顶端拉彩灯，挂起用丁香丛那芬芳的弯枝折成的纸灯笼。做完这些后，他们在窗户上沿铺了一块巨大的色彩斑斓的方形台布。台布垂到与庭院齐平的房间窗户下端，其他仆人见状马上在较低的台布边缘上竖起杆子，恰好支成一个凉棚。在凉棚下方，他们搭了一个低矮的舞台。

仆人们连午餐都没吃，一直忙碌着，冲刷院子里铺了很久的路石。哈吉·努尔·谢尔说那些铺路石原本是砌佛塔用的，在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为他最倚重的大臣修建恰拉–诺伯利亚之前，这个佛塔就已经在这里矗立了数个世纪了。

黄昏来临，庭院里更忙碌了。哈吉·努尔·谢尔吩咐仆人们做这做那。在庭院周围沿小径两侧悬挂起防风灯笼，紧挨着上面鲜花摇曳婆娑的花盆。有的花儿艳红欲滴，傲然挺立；有的则像葡萄藤一样在墙上攀爬。一片艳丽的景象。

瓦基勒和我一整天没再放风筝，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好奇接下来要做什么。

父亲来到院子里，站在哈吉·努尔·谢尔身边，与他商讨事情。当哈吉·努尔·谢尔上楼去他房间时，我从房顶上下来，问父亲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告诉我说，哈吉·努尔·谢尔邀请一些外国客人来用晚餐，那些客人是为联合国工作的。听罢，我又跑上房顶，去告诉瓦基勒。

哈吉·努尔·谢尔喜欢宾朋满座，尤其是他能借此炫耀自己的花园和财富，以及如此之多供他使唤的仆人。

父亲进了我们的房间去冲个凉。母亲开始熨烫她最好的纱丽。瓦基勒和我从房顶上下来，到庭院里帮仆人干活。

两个仆人端着盛着茶和玻璃杯的锃亮银托盘进了院子。他们要我们端着上楼，送到哈吉·努尔·谢尔的房间。我端的盘子上放着两把茶壶，能嗅到茶壶嘴冒出的阵阵小豆蔻香味。瓦基勒走在我前面，端着盛着玻璃杯的托盘，上了楼梯，来到哈吉·努尔·谢尔住的房间。

我们到了楼梯顶端，瓦基勒用脚把门推开，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这时，哈吉·努尔·谢尔刚冲完凉。他站在屋子中央，正用一块小蓝方巾擦拭头发，身体完全裸露着。

一瞧见我们，他倒抽了口气，连忙找东西想遮住身体。我被眼前的这一幕给惊呆了。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体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情，而看到别人赤身裸体更觉难堪。我麻利地把托盘放在门前的地上，转身跑下楼。瓦基勒边随我往楼下跑，边笑个不停。他往下跑时，差点儿把我撞倒。我也开始大笑起来。

哈吉·努尔·谢尔冲我俩大吼。我们没有听清他说些什么，但我们清楚他对我俩没有敲门便擅自入内非常生气。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当时我们的双手可是端着托盘呢。

瓦基勒和我一口气跑到门外，穿过庭院，回到房顶上。我们在这里突然难为情地笑起来。瓦基勒问道：“你看到那些了吗？”

“什么？”我问道，还在咯咯笑。

“你看到他长了5个睾丸了吗？”瓦基勒问我。

“5个？”我难以置信地反问他，“他怎么会长5个？”

“我非常仔细地数了。”瓦基勒表情严肃地说，随着爆发出一阵大笑，身体蜷成一团。每当笑声开始平息下来，我们又彼此瞅着，瓦基勒就说“5个”，结果笑声比先前更猛烈了。瓦基勒大笑时，双眸光芒四射，露出洁白的牙齿。

几分钟后，我们见哈吉·努尔·谢尔下楼来到院子里，现在他的穿着非常得体。我们从后面一道低矮的墙角窥视着。

哈吉·努尔·谢尔站在庭院中央，穿着白色宽松衬衫和裤子，外面罩着一件黑色西装马甲，吩咐仆人在庭院四周的小径上铺上地毯，从花园里牵来孔雀。他头戴一顶带流苏的红色小圆帽。

乐师们穿过低矮的院门，向他问候，仿佛对国王般恭敬。他指示他们坐到院子中央的舞台上，舞台上铺了一块质地柔软的老式布哈拉方块地毯，由于经年使用而显得光亮耀眼。

乐师们都穿戴得非常优雅，黑色西装马甲上饰以串珠，每人头上都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巾。一位乐师开始调有22根琴弦的冉芭（Rabab）[6]，另一位则从像奈（Ney）一样的笛子里吹出喀布尔的尘土。最年长的那位坐在那里，倚着一面架在大腿上的鼓，手指在长长的鼓颈处上下滑动，敲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乐声。第四位有一副泛着光泽的铜手鼓，他用小鼓槌在鼓的两侧敲着来调音，鼓突然发出啪嗒的声音。他们做完准备工作，过了几分钟庭院里开始荡起轻柔甜美的音乐。

我未出阁的姑姑和堂兄弟们一听到乐声，马上爬到房顶上，与我们一起观看。而现在，天已经黑了，没人能发现我们。

哈吉·努尔·谢尔离开庭院，不一会儿便带了4位外国人回来了。与那些长得又高又壮、蓄着一头长长的黄发、眼睛湛蓝、皮肤白得吓人的外国人相比，紧挨他们站着的哈吉·努尔·谢尔就显得太矮了。

哈吉·努尔·谢尔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指着小径上铺着的地毯，正说着什么。客人们也用一种陌生的腔调向他提问。

我问一个姑姑这些人说的是什么语言。她说：“英语。”我喜欢这种语言的发音，听上去与达里语非常相像。可是不管我再怎么仔细听，还是一个字也听不懂。

不时，哈吉·努尔·谢尔会让一位仆人拿起一块方块地毯给一位客人，便于更仔细地查看。他把地毯翻过来，示意背面上有结，然后手轻轻滑过毯面，好像抚摸自己心爱的猫。

突然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曾多次见他在店里这样做。原来他是想向这些外国人兜售地毯。随着喀布尔战火越演越烈，哈吉·努尔·谢尔从其他国家来的顾客已经没有了。他还向从柏林或者伦敦给他打电话的人卖过一些地毯，他把许多地毯带到了印度。不过，他已经很久没在喀布尔出售地毯了。

父亲与哈吉·努尔·谢尔分享所得的利润，晚上他与母亲说起这些事情。如今，在喀布尔只有外国人能帮上忙了。如果这些外国人能买走一些地毯的话，也许我们就有足够的钱付给走私客，好帮我们离开阿富汗。

我父亲从我们住的房间出来，与来访者握手致意。父亲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惊呆了。以前我不知道他会说英语。

仆人们端来盛冷饮的托盘，上面还有盛满坚果和果脯的盘子，而乐师们继续演奏轻柔舒缓的音乐。这场面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场电影。哈吉·努尔·谢尔吩咐仆人从里面抱出几条非常旧的地毯，将地毯覆盖在刚刚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这些是非常贵重的上品，是我父亲到各个村庄挨家挨户搜集来的。其中一位来访者边啧啧称赞，边屈膝蹲下身子。想必在吃过晚餐后，他们就会围绕价格来进行讨论。同其他老到的地毯商人一样，哈吉·努尔·谢尔希望顾客能心仪某一条地毯，这样他就会恋恋不舍。

哈吉·努尔·谢尔带领宾客来到凉篷，仆人们在下方的平台上已经摆放好了大坐垫和几层地毯，这样他们就能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进餐了。有的客人随意坐下。同阿富汗人一样，他们跷着二郎腿。不过，有一位客人总是不停地变换坐姿，极力想坐得更舒服些。一个仆人拿来一罐水和一只钵。他小心翼翼地在宾客中间穿行，而客人们则坐在各自的垫子上，将温水倒进钵里，这样就能洗手了。另一个仆人端着几只小碗，跟在前面那个仆人身后。

过了一会儿，开始上菜了。这会儿穿得愈发考究的仆人们，端着的盘子里面盛有抓饭，上面洒了一层葡萄干和胡萝卜块。他们将盘子放在摊开的餐布上，哈吉·努尔·谢尔、我父亲和宾客在一旁围坐。

一个帮哈吉·努尔·谢尔打理店铺的乌兹别克人，一直在庭院外面的花园里烤羊肉串。烧烤冒出的烟开始袅袅地升到房顶上，待在上面的我们感到饥肠辘辘。几分钟后，这个乌兹别克人举着叉起烤肉的长刀，急匆匆进了庭院，把叉着烤肉的长刀放到在凉篷下坐着的宾客面前。其他仆人端来盛着烤茄子和烤菠菜的盘子。除这些之外，还有用碗盛着的沙拉、酸乳酪，以及几大篮子刚烤好的馕。我们在房顶上都能嗅出馕还热乎着呢。其他仆人端来各种饮料。

一共只有4位宾客，再加上哈吉·努尔·谢尔和我父亲，可是这些食物足够所有住在恰拉–诺伯利亚的人享用。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清楚当宾客离开后，剩下的这些美食就归我们大快朵颐了。

宾客食欲大开，可哈吉·努尔·谢尔还一个劲地让他们多吃些，当哈吉·努尔·谢尔装出对他们吃得很少不高兴时，他们拍拍自己的肚子。仆人们给他们拿来水烟筒，小心翼翼地用灼热的木炭点燃苹果口味的烟丝。

其中一个外国人从上面带有刺绣花纹的烟管里吸了一大口，这时水烟壶冒起水泡。不过，他并不想把烟吸进去。当他把烟呼出时，希望呼出的是我父亲呼出的那种蓝色烟雾，但并未成功。瓦基勒见状，笑了起来。这个老外听到他的笑声，抬头望着我们。哈吉·努尔·谢尔也抬头打量我们，与此同时其他外国人也都看着我们。

瓦基勒小声对我们说：“下面有个人长了5个睾丸。”在他那凌乱头发的映衬下，那双黑眸显得愈发明亮。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瓦基勒的笑声更大了。其他堂兄弟不明就里，也跟着笑起来。几位外国人也加入这场笑的大合唱。乐师们停止演奏，也笑了起来。哈吉·努尔·谢尔双眼冒火，盯了我们片刻。但是，当看到所有宾客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他脸上紧蹙的眉头舒展成了一个笑容，也发出很响的笑声。

“5个。”瓦基勒重复道，信服地点点头。

稍后，就在我们北面的某处，火箭弹的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也许，这枚火箭弹击中了5英里外的与潘吉什尔相邻的凯尔–卡纳；也许，这枚火箭弹是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一派发射的。也许是萨亚夫一派干的。这无关紧要。见此情景，宾客们马上从坐垫上站起身。他们向哈吉·努尔·谢尔道谢，向我父亲道晚安。他们对草坪上的地毯投去恋恋不舍的目光，小心地在旁边绕着走过。当随身带着的保镖催促他们上车时，他们没顾得上地毯。

见这些人匆匆离去，父亲和哈吉·努尔·谢尔面露微笑。如果他们对没做成买卖感到沮丧的话，也不好意思显露出来。

那是哈吉·努尔·谢尔在诺伯利亚的庭院举办的最后一场宴会。几星期后，一枚火箭弹落在他店铺前那条街上。他亲身经历了我祖父的遭遇：自己心爱的地毯被洗劫一空。他是最后一位还在喀布尔留守的地毯商人。现在，他明白是时候离开了。翌日，他关了店铺，把最上乘的地毯用船运到德里，在那里，在那个他厌恶的公寓里与他的家人团聚。

又过了一周，在一个星期五的清晨，我们还在吃早餐时，有人通知我们说要来人把豹子运走，给它换个新家。所有的孩子都想去看个究竟，但哈吉·努尔·谢尔已经吩咐他的仆人把院门锁上，以防豹子破笼而出把我们伤着。哈吉·努尔·谢尔在他卧房安全的地方监督这一过程，从一侧的窗户监视花园，从另一侧监视庭院。

稍后，人们用一个带轮子的小笼子，放到位于尚存的一座塔塔座底端的豹笼前面，哈吉·努尔·谢尔把这一过程对我们一一详述。同猫一样，豹子必须弄明白这个带轮子的新笼子要去往何处。它足足打了一分钟的响鼻，才进了笼子，然后坐下开始舔自己，这时笼门落下关紧。笼子被缓缓推下小山丘，出了那道很少使用的门。这道门通向将花园与后面小路分开的高墙。

之后，哈吉·努尔·谢尔从他那扇冲着庭院的窗户，冲瓦基勒、我的其他堂兄弟和我喊道：“你们现在可以去花园玩了。”我们穿过高墙内呈直角的通廊，飞也似的跑了出去，仿佛我们也是刚被从笼子里放出去似的。我们互相用力撞向厚重的木门，随着锁链哗的一声开了，我们跑下小山丘，来到豹笼前。现在，笼子里拴着一条大狗，本来先前这只笼子一直属于它专用的，豹子来了才被豹子鸠占鹊巢。也许，大狗很高兴能重回故里。我们瞧着大狗，相互对视，不明白干吗要跑这么快来看豹去笼未空这个并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哈吉·努尔·谢尔把他除了鸽子以外所有的鸟儿都送给了不同的朋友，因为鸽子没法送人，不管到天涯海角，鸽子照样会飞回它们的老巢。在鸟去窝空之际，他还恋恋不舍地叫几声，逗自己心爱的孔雀。

至于鹿，几星期前情形越来越糟糕时，就已经成了我们的盘中餐。我们还把鹿骨头扔给狗吃呢。

哈吉·努尔·谢尔离开的日子终于到了。我的父亲、祖父、叔叔在院门外列队相送，感谢他腾出自己的房子给我们栖身，感谢他救了我们。他们一一与他握手、相拥。所有堂兄弟们都站在四周，默默无语地看着这一离别场景。

他长久地凝视着那座最后尚存的高塔，叮嘱我父亲好好照看恰拉–诺伯利亚。随后，他一头钻进自己那辆车。司机驾车离开，他冲我们这些孩子挥手道别。

他家里的两位仆人目送他驱车出了大门，朝机场驶去，不清楚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4]　毛拉是指伊斯兰教神学家。——编者注

[5]　尕扎尔是种音乐形式，约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14世纪从波斯进入到印度。笼统地说，尕扎尔是一种表达爱情的诗歌体裁。——编者注

[6]　冉芭是一种起源于阿拉伯的提琴类乐器。——编者注

第5章
回家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之前，我都会被隔壁盥洗室哗哗的水流声吵醒。祖父在祷告前必须要净身。

淋浴声一停止，我就知道他洗完了，于是我也进入盥洗室，开始净身。洗罢后，我走进祖父的房间，把我祷告用的方块地毯搬到他跟前，这时他正在祷告。我开始祷告前，抬头望了他一眼。他脸上呈现出一丝微笑，这种微笑很快传递给我。然后，他继续祷告，不再看我。于是我也开始祷告，感觉祖父的微笑整个包围了我。

祖父做完祷告后，在小方块地毯上盘腿而坐。他眼睛一直闭着，手上捻着塔斯贝赫祷告念珠，轻声背诵《古兰经》中的诗句。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背诗时的甜美声音。每当我想起这事，祖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祷告后也学着祖父的样子在小方毯上盘腿而坐，闭上眼睛，手捻塔斯贝赫，在心里轻轻背诵《古兰经》中的诗句。

有时我抬眼瞅瞅祖父，对他冥想时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很是好奇。他曾两次远赴麦加朝圣，一路上除了他的孩子称他“阿格巴”（Agha，老爹）以外，所有去圣城的朝圣者都称他为“哈吉”（Haji，赴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我们则称他“巴巴”（Baba，祖父）。

用罢早餐，祖父通常要拿本书去花园。哈吉·努尔·谢尔有很多藏书，他很高兴祖父喜欢这些书。祖父坐在葡萄架下，可无法像以前那样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读书了。时间不长，他便把书放在一边，开始在树下来回踱步。我觉得他踱步的方式就像笼中的豹子似的，焦躁不安。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很难过。

有时，我过去陪他。他见我走近，回报我一个微笑，可我能看出来这笑很牵强。就这样，我陪他一起在树下来回踱步，彼此一言不发。我甚至连干枯的树叶掉到我们脚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我时不时地抬头看他一眼，他脸上挂着痛彻心扉的悲哀。他的面容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他的所思所想。

偶尔，他与我谈起他的生意，他如何艰苦地致力于在有生之年做完如此多的事情。间或，他也说起已经木已成舟的悔恨之事。有时，他谈到灵魂、内心世界，或者生命的本质或精神现象。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谈的还是被抢走的地毯，在废墟中遗世而立的家园，他的麦金托什红苹果树和已经被毁于一旦的玫瑰丛，还有他已经不再平和的内心。

祖父憎恨懒惰。而如今，在恰拉–诺伯利亚待了近一年了，他却无所事事。终于，他不再坐在那里发呆了。他的家就是他的生命，他必须去看看家园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他要我最小的叔叔陪他一起去。

“说这话我并非不敬，我不想去。您也不要去了。房子就在那儿，谁也拿不走。那些掠夺者也许把别的东西都抢走了。他们可能甚至连窗户和房梁都拿走了，把树都砍了当柴烧。但是，那片地永远都在那儿。”我叔叔说。

“今儿我把你叫来难道就是听你说‘不’的吗？嗯？嗯？”祖父边质问叔叔，边盯着他。

“您知道，在我一生中从未对您说过‘不’字，爸爸。请您老人家至少听我一回。今天就不要去了。”叔叔态度诚恳地说道。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恰好说明你是个懦夫。”祖父反驳道。

叔叔咧嘴笑了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我不是懦夫，但我害怕被一个懦夫给杀了。那些手上沾满数以千计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发财的人，才是懦夫呢。如果我们回去，他们会嗅到我们身上的钱味，虽说您的所有地毯都被抢走了。我们还有点钱，还能支撑一段时间。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已经打了一年了，战争不会持续很久的。我们就不要冒险了，那些东西在那儿埋得好好的！”

我不清楚他说这话的意思。在哪儿埋什么东西了？但我知道这事不能问。

祖父的目光离开叔叔，转眼打量了我片刻。他什么也没说。之后，他冷冷地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我们10分钟后动身。”

我瞥了一眼父亲，从他眼神我能看出来，他不大高兴。祖父瞅着父亲，我望着祖父，而父亲看着我。

“按你祖父的吩咐去做吧。”父亲生硬地说。听到这儿，母亲的脸色变得苍白。可是，在家里她没有挑战祖父权威的地位。

从父亲的语气我明白他对祖父的想法并不赞同。但是，他对祖父的尊敬令他无法开口说“不”字。

“你会像你叔叔那样是个懦夫吗？”

我瞥了一眼叔叔，他只比瓦基勒大两岁。由于被自己的父亲称为懦夫，他一脸受伤的神情。

“我会按父亲和您说的那样去做。”我轻声答道。然而，我打心里不愿意去。

听我这么说，祖父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你是个好孩子。”

我们在清晨稍晚一点时候离开家门，在半道上拦了一辆大巴。大巴不得不在潘吉什里和哈扎勒斯之间的前线停下。这个所谓的前线时不时地会因某一派系相对于其他派系暂时取得优势而有所移动。没有人能断定前线到底在哪儿。

我们下了大巴，开始步行。路上很空旷。还是那条路，我们逃离自己家园的那天早晨，这里还有难民三五成群，摩肩接踵。在喀布尔，要数这条路最宽，里面是个花园，中间大树成荫。在发生战乱之前，年轻男女在树下幽会。有时，我们看到他们接吻，还取笑他们呢。瓦基勒管他们叫“鸽子”。

如今，人行道全都被破坏了。随处可见火箭弹爆炸后留下的洞，其中较大的洞系苏联人离开之前从飞机上投下的炸弹所致。有的洞很深，都被地下水给充满了。我们周围净是烧焦的金属残片。这里非常安静，连蜜蜂嗡嗡的叫声都清晰可辨。

我们走在路上，祖父问我以前是否喜欢过某个人。听他这么问，我没好意思说“是的”，于是回答说“没有”。其实我特别想说：“我喜欢我的同学雅尔达。”可是我才10岁，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不应该有女朋友的。

祖父看着我的眼睛。他的声音非同寻常的温和：“一生中没有爱过的人活着没有意义。我敢肯定你恋爱了，不过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我。”

我从未隐瞒过祖父任何事情。每当遇到重要的事情，他始终对我谆谆告诫。不论何时只要我把心底的秘密告诉他，我就会感到非常轻松和快乐。

“在以前的学校，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我向他坦白，“她和我一般大，名叫雅尔达，她长得很美！”

祖父忘情地哈哈大笑。

“女人能让你像喝酒一样暖在心里，要么就像冰一样冷漠。耐心点，小伙子。没有耐心的人就像没有蜡的蜡烛一样。有时，爱会让人急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琢磨了一会儿他的这番话，一时间谁也没再说什么。我想到雅尔达，在战火开始燃烧后，我就没再见到她。我想知道她在那儿，是否安然无恙。她家人都及时离开了吗，抑或他们是不是等了很久？有时，我在日记里写几首关于雅尔达的诗，还有祖父告诫我的所有重要事情。

我们沿道路中央而行，脚步声出人意料地大，除了偶尔有几只燕子飞过，发出“啾啾”叫声以外，放眼望去空无一物。天空湛蓝一片。周围要不是满目疮痍的话，想必心中那种要去野餐的感觉会油然而生。

“你是因为心中充满渴望才娶祖母的吗？”

“我爱她。我很幸运能拥有一位像她那样的妻子，可是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婚姻分为三个阶段。”他凝望那座有两个尖峰的山，叹息道。在苏联人修建的规模很大的谷仓后面，光秃秃的岩石显得突兀险峻。

“第一个阶段是你说话，而你妻子倾听。第二个阶段则是她说话时，你倾听。至于第三个阶段，你们两人都在大声说，把邻居都吵来了。”说这番话时，他嘴角咧得很宽，直到变成开怀大笑。“第一个阶段最好。”他说。祖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讲笑话了。听到他声音里透出的愉快，我也大笑起来。

但是，祖父这番话另有深意。他的高祖父哈贾·努尔·穆罕默德生于赫拉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离喀布尔大约30英里远的麦丹山谷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很大的泥土转砌成的城堡，有很高的围墙，这在阿富汗很普遍。尽管城堡大得足以容下一大家子人，但还是比恰拉–诺伯利亚要小。

从麦丹城堡的地基来看，他的几代后人都按季节放牧。他们饲养羊和骆驼，剪下的毛卖给地毯编织匠和服装匠。

在6个兄弟中，我祖父的父亲排行老四，然而他死在兄长们之前。我祖父才4岁就失去了父亲。祖父的小弟弟在父亲去世后两个月才出生。

两年后，祖父的母亲改嫁了。她没按习俗嫁给祖父的叔叔，而是嫁给了一位与她年纪相仿的祖父的堂兄。尽管论说这人是他的继父，但祖父依旧叫他的这位堂兄“拉腊”（Lala），即大哥的意思，就像从前一样。

除了几头牲畜、一块土地和部分老城堡以外，祖父的父亲没有给他和弟弟留下多少财产。祖父希望能做些比养羊、剪羊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他的祖父毛拉·阿卜杜勒·加富尔，是一位非常神圣的人。他的大伯曾在坎大哈担任数年的省长，因此而成为富人并颇受尊敬。

祖父希望赢得像他祖父那样的名声，成为像他大伯那样富甲一方的人。他凭自己的努力学会了读书和写字，并告诉我们他总是书不离手。他决心自学成才。在12岁那年，他决定去喀布尔。但是他初来乍到，无处栖身。他在清真寺和神殿睡了好几天，才在交通部一个名为“Inhisarat”（英希萨拉特）的分支机构谋到一份办事员的差事，该机构负责将木材和政府督办的食品运到其他国家。

对他而言，这个机构就是一个大学校，尽管他从未真正进入学校读过书。他非常仔细认真地揣摩周围的人，学他们的样子。他学会了如何穿着得体，从不敢忘记他母亲教给他的日常生活经验。很快，他第一次得到晋升，搬到办公室里工作，成为一名会计。

他在阿富汗国家银行谋到一份做职员的工作，在那里他继续自学新事物。他学习法律，了解了法院是如何工作的。他学习如何管理别人的钱财，学习对客户讲话要像对国王一样尊敬。

他告诉我们，虽然他很成功，但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尽管他多年来都是孤身一人。他一直希望有人能为他的生活增加一抹亮色，为此认真地为几家报纸写专栏文章。

一天，他吃罢午餐从一家餐馆出来，他发现一辆库车人的大篷车在喀布尔街道上穿行。库车部落是过游牧生活的普什图人。事实上，“库车”在普什图语中是“游牧人”的意思。他们来自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冬季聚居地，正向位于巴米扬的阿富汗中部山区夏季牧场行进。在他们中间，他看见一位美丽的姑娘，行走在骆驼旁边。

他认得她，因为多年前他见过她许多次，当时他还年轻。当时游牧人早春时节去麦丹，在那里要待上好几个星期。他告诉我们说，他感觉自己对她一见钟情。那天下午，他们曾有过短暂的眼神交流，那一瞥成了在接下来50年里连接他们生命纽带的第一个链条。

他回到银行，向老板解释说他要请几星期假。然后，他一路跟随库车人沿着通常的路线去麦丹，在那里他们要驻留一个月，好让牲畜吃草。终于，经过两个星期的踌躇和恐惧，他找到那位姑娘的叔叔，他是大篷车队的头人。祖父向头人表达了对其侄女的爱慕之情。这位叔叔威胁要杀了祖父，因为按库车人的习俗，他们只允许在部落内通婚。

祖父吓坏了，差点回到喀布尔。但是，经过几天对自己处境的思考，他决定请他母亲来成全这门婚事。

祖父的母亲是位非常勇敢的人，她向女方的叔叔解释说我们的家庭背景与他们很相似，我们也是数代以放牧为生。她告诉他我们是1000多年前来到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的后裔，祖上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家庭有亲缘关系。从穆罕默德到她儿子哈贾·古兰·加拉尼，她一一背诵出了29代人的名讳。

那姑娘的叔叔一直听着，一言未发。祖父的母亲对他保持沉默暗自欣喜，因为这意味着“默许”。这时，已经不再是带有威胁性的话语。祖父明白他可以和心爱的人定亲了，虽说在大婚前他不能再去见她。

游牧人很快离开麦丹，前往他们在巴米扬的夏季牧场。不过，在初秋他们就返回麦丹。祖父已经为婚礼做好各项准备，等待他们返回。

在麦丹山谷，要数他的婚礼仪式最盛大了。又过了一些天。当游牧人离开并回到他们位于贾拉拉巴德的冬季聚居地时，他们的女儿留下来，与祖父和他母亲一起生活。

祖父返回银行继续工作，开始在他买的土地上建房子。他整整忙了10年才建起那幢宅子，并在庭院里种上花草树木。与此同时，他妻子为他生儿育女。最后，他们生了16个孩子，尽管有两对双胞胎都在未满6个月大时夭折。

后来祖父在银行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晋升，最后成为账目核对部门的主管。他的职责是核对银行每笔交易的记录。同事都很尊敬他，几年后他们开始称他为“总裁”，尽管那不是他的头衔，因为当银行总裁和他的助手去其他国家时，他就得去管理那摊事务。

以他在银行业和交通行业方面的专业知识，祖父受邀担任阿富汗商务部海关署的财务主任。他任职几年后，揭露了一位同事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祖父去商务部长那里汇报事情经过，可是部长包庇偷钱的那个人。当天，祖父就离开了商务部，从此不再在政府部门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几位高级官员来找祖父，向他道歉，并要求他回去工作。但祖父并没有回去。他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为了赚钱他开始经营地毯生意。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就与他的父亲一起认识了一些地毯织匠。他卖给他们羊毛，然后回收他们编织的地毯。

数年间，他回收然后卖出地毯达数千条之多。每年春夏之际，祖父就会穿梭于乡间。通常，他把我父亲带在身边，就像当初放牧时他父亲把他带在身边一样。这是祖父重新经历祖上游牧生活的一种方式。

随着他们挨家挨户收新地毯，祖父教父亲辨别织工精美的旧地毯和土耳其地毯吉里姆斯——织得很平顺的非栽绒地毯——经过自然着色而成。他也教会我父亲如何讨价还价，直到以最合适的价格成交。他们一连数小时坐着喝茶，讲笑话，熟记主人家所有儿子的名字。

在我出生时，祖父外出收购地毯的次数不那么多了。他派我父亲去收购，而他则留在喀布尔，仔细思考买卖的最佳时机，悄悄地积累起一笔财富，并发明了价值不菲的小方块地毯，任何人都不知道编织这种地毯的秘密。当然，后来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地毯被使用神圣称谓的“圣战者组织”成员洗劫一空。

一群流浪狗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然后停下跑开了。我们折进通向我们家的那条街道，几分钟后便瞧见在我们家庭院一端的黄色建筑，比周围所有单层建筑都要高。无论如何，还有一部分建筑未被摧毁。祖父见状驻足片刻。

“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他说，仿佛在自言自语，“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如果你探究它的意义的话，也许永远没有答案，这就意味着失败。一旦你悟到真谛，你就成功了。”

在我们周围，他所见的都是战争令人痛苦的印记。我们那条街道上几乎所有房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围墙也残破不堪了。

我们走近自己家的房子，祖父开始低声哼哼着什么，以前修剪玫瑰时他常这样。祖父很高兴能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尽管周围尽是断壁残垣。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喝道：“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转过身，见两个家伙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指着我们。他们的脸都罩着扎染印花大手帕，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像裂开的麦粒。他们走到我们近前，问我祖父：“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看看我们的房子！”祖父说。

“你的房子在哪儿？”他问。

祖父用右手指了指。

“住这么大的房子，你准是个阔老头！”其中一人说。他个子高而细瘦，声音沙哑。“我们聊聊。”他说，然后用枪指着我们邻居家的房子。

他们是哈扎拉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们身着传统宽松裤和束腰宽松衫，腰带上都别着手榴弹，右腿上紧紧地捆着一把刀。

“我去查看一下我的房子，然后再和你们谈。”祖父说。

“按我说的做。”高个子大声喝道。他用枪在祖父胸前推了一下，我能听出他语气中流露的邪恶。

没办法，我们只好同他们一起走向邻居家的房子。这家主人是个成功的进口商，他建的房子在我们这条街上算是最漂亮的房子之一了。这两人推开院门时，我嗅到像屠宰场似的血腥味。而且，还有一股什么东西腐烂多日的恶臭味。

第一道门通向一条有20码长的走廊，经过走廊的门就可以进到院中。我记得两年前随父亲来过这儿，当时是参加一场订婚宴。那天晚上，院子里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铺上了一块绿色地毯。到处是玫瑰花竞相斗艳。庭院中央那几株麦金托什红苹果树是祖父赠送的礼物，纤细的树枝上挂着大苹果。还有一些梨树、杏树和松树。庭院四周每条小径旁都摆放着花盆。四周的房间彩灯高悬，映得里面精美的家具更显绚丽。这家主人常去伦敦和其他地方，带回一些别人家没有的精美别致的物件。

乐师在一个铺着深红色阿富汗地毯的低矮的台子上演奏。男人和女人都围坐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坐在小桌子四周的椅子上，其他人则坐在在草坪上摊开的垫子上。他们手中端着酒杯，高谈阔论，说到高兴处开怀大笑。主人的儿子刚从哈佛大学回来，与他父母为他挑选的新娘见面。

父亲和我一直待到清晨。我们离开时，还有一些宾客意兴阑珊，边听轻柔的音乐，边与他人谈论各自的生活、生意、家庭，还有未来。

那些天，成年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这些事情。阿富汗共产党还在掌权，但在许多地方受到圣战者组织的激烈挑战。我倾听他们谈话完全是出于好奇，但从来也没弄明白他们话语中透出的如此担忧。他们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谁也不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我又站在这个地方，终于明白他们曾经说的话中确切的涵义了。这些曾经装饰得美轮美奂的房间，窗户上已经没了玻璃，看上去仿佛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人住过了。院子里昔日绿树成荫，如今连树的影子也寻不见，都被砍了当柴烧了。

在院子中央，先前给乐师搭的舞台，现在成了一个里面填满男人和女人头颅的大坑，数以百计的死难者栖息此地。我瞧了一眼深坑，死者的眼睛都睁着，仿佛在瞪着我一样，凌乱的头发上沾满污血。我想呕吐，但还是强忍着没吐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也不清楚在这个地方他们到底是怎么被屠戮残害的。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惨死的样子，尽管许多次我都尽力想忘掉。

沿着玫瑰丛中间的一条小道儿，那两个家伙推搡着祖父和我向前走，玫瑰丛已经杂草丛生，需要修剪了。荆棘刮到我的衣服袖子，我逡巡不前。我还记得那次从花丛摘过一朵玫瑰，这家的主人告诉我说：“只有在花丛中，花儿才显得最夺目。那是属于它的地方。”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摘过花儿，因为他的话是对的。可是，我无法想象有人是如何割下这些男人女人的头颅。它们本应属于他们的身体。

尸体腐烂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想待在这儿，哪怕一分钟也不想。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夺眶而出，发紧的喉咙令我窒息。哪怕闭上双眼，成堆的头颅、大腿和没有手指的胳膊浮现眼前，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瞥了一眼那两个家伙，他们的脸都被头巾给遮住了。在我看来，这些恃强凌弱的家伙其实最懦弱，因为没有枪他们连自己也保护不了。

我没有枪去杀掉他们，没有铲子去铲土埋葬那些亡灵。任何一件事我都无能为力。

这两个家伙把我们推进位于庭院一端的一间小屋然后将门锁上。里面不但潮湿，还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墙上有粉笔和木炭写的一些字。有人留言道：“一旦进入这间屋子，休想活着出去。这是我兄弟的宿命，看来我也是这个结局。”

一面墙上写着：“不要畏惧死亡。生死有命。”

另一个人写道：“不论你多么未雨绸缪，都不能保证未来有个好结果。”

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真想高声大叫：“你们要想杀了我，我愿意和那些被你们杀了的人为伴，可是让我看到成百上千我并不认识的无辜的人被屠戮的惨景，太不人道了。”因为太害怕，我没叫出声。我的心声藏在心底，连一个字也不敢说。

我竭力让自己闭紧双眼，强迫自己把目睹的场景从心头抹去。一时间，房间里悄无声息，这时祖父用一种陌生的语气开口说话。

“你必须找到一个能幸免于难的办法，而幸存下去的秘诀就是睁开眼睛。闭上眼睛绝不能瞄准目标。”我慢慢睁开眼睛，见祖父在我面前蹲下，他的脸正好和我的脸平齐。他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如果他们把我杀了，而把你留下的话，你必须向我保证要想办法回家。”

“他们为什么要留下我而杀了你呢，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我抗拒地对他说。

“我老了，他们不需要我。可是他们需要你为他们干活，或者出于满足他们淫乐的目的。”祖父说。

他能看出我眼神中流露出的困惑。“我不必跟你讲得太明白，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他们也许会暂时利用你，而你必须寻机逃脱。我确信你能做到。不要在他们面前显露出你很聪明，任何时候都装出傻乎乎的样子。”

“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对我说你不会和我一起走。请别再说下去了。”我说道，我从来不爱哭，但是担心自己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我不希望祖父看到我流泪的样子，因为也许他会叫我“泉眼”，就像我叫我姐姐那样，但大姐并未因此而回击我。

“听我说。我们也许再没机会谈这事了。倘若这里的这些人令你非常不快的话，你可能会认为自杀是摆脱所有悲伤的最好方式。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话，那行不通。”祖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头一次见他这样说话。

“你必须学会勇敢，如果他们要杀掉你，除了张开双臂拥抱死神之外，绝不要乞怜求生，因为到头来死神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光顾我们的。”

“在他们杀掉我之前，我想再见见家人，我希望与他们道别，我希望能亲口告诉他们我爱他们。”我说。

这时，我记起父亲讲笑话，母亲微笑不语，妹妹们一脸天真无邪的神情。还记得，全家人围在餐桌旁吃早餐，大家有说有笑的场景。

祖父盯着我的眼睛，片刻后说道：“过去的事情如覆水难收。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前看，你不会失去一切的。记住我说过的话，好吗？”

“是，我记住了。”我说。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他一说完，就把脸转向一旁，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鼻子。他望着墙面，开始读上面写的字句。他说：“我们也需要在上面留言。”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炭，递给我：“就写：‘死神只会打碎笼子，却不能伤害到鸟儿。’”

从他那里听到如此睿智的话语，而不是其他令人绝望的陈述，真令人宽慰。我想拥抱他，可他的脸埋在手帕里了。

那瘦高个家伙打开门锁，走进来。他用右手指着祖父：“回去取40万阿富汗尼给我，我就放你们走。这孩子要留下，你取来钱他才能离开。”他说。

“我会带40万阿富汗尼回来的，但你们不能做任何伤害我孙子的事情，否则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祖父说。

“只要你信守诺言，我们不会伤害这孩子的。”他说。然后，他出去与他朋友交头接耳，身后的门没关上。

“去哪儿弄这笔钱啊？”我问祖父。

“别担心钱的事儿。这不是问题。我们必须逃出去。”祖父说。

“我想这种处境下要是个富人该有多好啊。”我嘟哝道。

“我们以前是富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从现在开始，做个富人无异于与虎谋皮，本来晚餐宰羊待客，邀请野兽和饥肠辘辘的露出锋利牙齿的狼。可是一只羊哪够它们吃啊，结果它们把主人也给吃了。”祖父用担心的口吻说。“当下，我们不得不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那高个子家伙又回来了，指着祖父说：“你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派系，这两个派系的人不共戴天。他们都是主和穆罕默德的信徒，愿他安息。”祖父说，声音出奇地平静安详。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离，肇始于先知穆罕默德最亲近的信徒之间的一场争论，愿他安宁，即在他死后由谁来领导伊斯兰教。逊尼和什叶这两派都信仰伊斯兰教。

突然间，他对自己提的问题表现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转身出去，似乎不确定接下去该说什么。

另一个家伙走了进来，直到现在他也未开口。他抓住祖父的衣领，用力拽了一下。“我要与你做笔交易。你现在能拿出多少钱来？”说着，他一巴掌打在祖父脸上。见此情景，我站起身来保护祖父，那家伙照我前胸一推，把我打了回去。他撸起袖子，准备大打出手。

祖父用阿拉伯语背诵了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的上一则训诫，愿他安息：“主的使者穆罕默德说，‘谁不用怜悯之情对待我们的年轻人，或者谁践踏年长者的尊严，谁就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那家伙恶狠狠地盯着祖父好一会儿，犹豫着，然后一言不发离开房间。他那位瘦高个朋友来锁上门，撇下祖父和我转身而去。

我打量祖父，他脸涨得通红，左脸颊上有四个指印。要是父亲当时在场的话，他会狠揍那两个家伙，打得他们五官挪位。

祖父冲我微微一笑。“这只不过是一场冒险经历罢了。”说罢，他开始踱步，从房间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

我想到死亡。倘若家人见到我的尸体，却唯独不见头颅，会怎样呢？他们会把我的无头尸下葬吗？坟墓里都是什么呢？只有我身下的黄土和上面的石头。家人会在我身上盖一块白布。我想到在坟墓里得多孤独啊。甚至比在大坑里见到的那些头颅和大腿更可怕吧。至少，那些头颅还可以彼此相伴。尽管他们彼此并不相识，也不会搭话，但毕竟他们不会感到孤独。

突然，我渴望自己失去知觉，就这样安息。我宁愿喝下一杯毒药，如果那样可以将脑海中那些死人头颅的画面驱走，让我长眠不醒的话。

我听到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我瞧见第三个哈扎拉人从我们待的屋子残破的窗前闪过。他没戴大头巾，除了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外，手上也没拎其他武器。他的年龄要比那两个家伙大两三岁，不过，大概也就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体非常壮硕。他的小手指正要抠鼻孔。

那高个子家伙打开门，冲我们喝道：“出来，与我们长官谈谈。”

我们走出去。那位指挥官站在大坑边上，凝视着被割下的人头。他似乎对难闻的尸臭味并不在意。足足有5分钟，他没搭理我们。他继续挖鼻孔，然后手指在马甲上抹了一下。马甲上没有装子弹和手榴弹的衣袋和隔层。身上所有手榴弹拉环都露在外边。我琢磨了一会儿，真想拉下一根拉环，然后把他推进坑里。

他干咳一声，清清嗓子，目光依旧没离开大坑，问祖父：“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些人头都留在这儿吗？”

“不清楚。”祖父说。

“你想知道原因吗？”指挥官问。

“你想告诉我吗？”祖父答道。

“你想知道吗，年轻人？”这家伙问我。

“不想，因为这明摆着，你是个刽子手。”我悲伤地说。

指挥官第一次脸转向我们。他用那双死鱼眼睛紧盯着我。

祖父捏了一把我的肩膀，连忙说：“他是个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小孩子最诚实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喜欢与坦诚的人交谈。我也喜欢搜集人的脑壳。有时，我在人脑壳里种花，那看上去美极了。你希望自己的脑壳变成一个漂亮的玫瑰花盆吗？”

祖父一时无语。

“不管怎样，你的脑壳不久就会变成泥土。为什么不把它派上用场呢？”指挥官面带微笑，问道。他的小手指还在进进出出地挖鼻孔，好像在寻找什么。“一个人要能变成花儿，应该会感到很幸福。”

祖父端详着指挥官，指挥官则欣赏着那些头颅。其他两人在花园一侧盯着我们。

“你知道腐烂的人肉适合做什么吗？”指挥官问。

“说来听听。”祖父说。

“最适合做肥料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指挥官问。

“不，我不清楚。”祖父说，似乎他对这个话题有点兴趣了。不过，我能觉察出他有点害怕。

“哦，本来我也不清楚。就在几个月前我把腐烂的人肉放进我的人脑壳花盆里时，才发现这种妙用。花盆里栽的玫瑰发疯似的一个劲开花。现在还没凋谢呢。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他说，脸上还挂着微笑，第一次目光直视祖父。他又清清嗓子：“事实上，你干吗不挑选一下你想在你脑壳里种哪种玫瑰呢？”

“随你的便，”祖父非常平静地说，“不过，能否允许我穿过那条街，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家？”

指挥官闻言大笑，他笑得很大声。我抬眼望着他，纳闷他发现了什么如此好笑的事儿。“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指挥官说。

“确实是我的家。”祖父答道，仿佛他在向顾客表达看法似的。“房子是我亲手建的，我也曾住在那里，当你们全都从哪来回哪去时，返回家园是我的希望。”

指挥官眯缝着眼睛，憎恶地瞧着祖父。“我告诉过你，我喜欢讲真话的人。我认识那幢房子的主人，那人不是你。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教练。我每天都去他的健身房训练。”说着，他拔出手枪。“你是个不诚实的人，同那些有钱人一个样。”

“你说的是阿卜杜尔·巴希尔？”祖父平静地问。

“就是他！阿卜杜尔·巴希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备受人们尊敬。”

“当然，我知道。”祖父说。

“那是他的家，不是你的！”现在，指挥官开始用他的大嗓门吼叫起来。

“阿卜杜尔·巴希尔是我儿子。”祖父说。

“甭想愚弄我。”听到这儿，指挥官再次眯起眼睛。

“他是我父亲。”我强调道，“如果他在这儿，见你这样与我祖父说话，他会现在就打烂你的鼻子的。”

指挥官盯着我。“这孩子长得不像阿卜杜尔·巴希尔。他看上去像哈扎拉人，与我们相像。”指挥官对祖父说。

“他母亲是哈扎拉人。”祖父答道。我纳闷，难道这是真的？以前我从未听说过。

“那就讲讲你儿子吧。他在哪儿任教？”指挥官问道。

“在哈比比亚中学。他还是位拳击教练。他在学校有个健身房，在我们家里也有一个，就在拐角那儿。在学校，他每天都要训练200人，在家里的健身房则有50人接受他的训练。他参加过多次国际拳击比赛，并在大多数比赛中获胜。”祖父说，“除了这些以外，他的事儿你还希望我告诉你些什么？诸如他早餐吃些什么，或者他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抑或他喜欢骑哪种摩托车？”祖父的话音里透出轻蔑。

“就跟我说说他骑什么摩托车吧。”指挥官急躁地说。

“四缸的英国摩托，1 500毫升的。这款摩托噪音大，个头也大。两年前，一位丹麦游客来到喀布尔，从他手里买了这辆车。然后我儿子用这笔钱买了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指挥官脸色一变。少量生活片段的记忆悄悄浮现在他眼前，但仅是一点点而已。“你说得对。”他低声说，整个身体放松下来。然后，他抓起祖父的右手，亲吻起来，好几次以眼睛相抵。这是我们从小被教导亲吻《古兰经》和圣人的手以表达尊敬和荣誉的方式。

我不敢肯定是应该放宽心，还是随后会有更可怕的举动。已经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如此奇怪。现在，凭他说出父亲的名字，我觉得更奇怪了。

指挥官带我们出了院子。他似乎非常尴尬，他那两个朋友也跟了出来。我们一出院门，他便问祖父他手下是否苛待过我们。他的举止完全变了。他不再威逼恐吓，动作和语气就像奴仆在对国王说话似的。

“问他们自己。”祖父说。

“你们欺负他们了？”他尖声问手下。他们站在他身后，不敢抬头，只是盯着自己脚尖。他又问他们一遍，这次声音非常平静。他们还是没有作答。他狠抽了其中一人的一个嘴巴，把那人鼻涕都打了出来，溅得左手上到处都是。

那家伙开始揩鼻涕，指挥官用拳头猛捶那人后背。他边打边说：“你这个爱流鼻涕的混蛋，你真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啊？这位圣人是我老师的父亲。他儿子对我非常好。他获得的拳击冠军比你头上的头发都多！”指挥官毫不留情地猛捶那人，打得他跪倒在地痛哭不止。这位指挥官想必也是一位拳击好手。

祖父阻止他。

指挥官又踢了一脚手下，然后命令另一人给我们上茶。他问祖父喜欢喝什么茶。

“现在还是让我去看看自己的房子吧。我们下次再喝茶。”祖父答道。

“抱歉，今儿你不能去自己家了。”他与祖父说话时，声音温和了许多，“上个星期，你家就成了前线，我们的人在院子周围埋了地雷。”闻听此言，祖父的脸马上沉下来。“当下，他们在巴米扬开战呢，用不了几天就会回来。我向你保证，下星期你家院子里埋的地雷就会完全清理干净。”指挥官说。

祖父在与死神擦肩而过时绝处逢生，然而当得知尽管自己的家近在咫尺，我们却不得而入时，他更感到绝望。我们走进那条街，站着凝望家园，一时无语。

昔日，这条街道充满欢乐。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两条流浪狗溜达进仅仅几分钟前我们还被囚禁的屋子。其中一条狗出来时嘴里叼着一条人的前臂。我们昔日的邻家已经成了狗儿们享用美食的餐馆。

指挥官坚持要我们与他一起用午餐，但祖父想尽快离开。

“你似乎是个本性良善的人，”祖父说，“真是你杀了那些脑袋丢在深坑里的人吗？”他的话音非常平和，就像与自己的一个儿子说话一样。

“大叔，我不再是个好人了。我是个杀人狂。以前我是个好人，但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怎么回事？”祖父问。

“以前我也在哈比比亚中学读书来着。在班上，我的成绩一直最好。我准备进大学深造。这事儿你可以问我的老师，就是你儿子马勒姆·阿卜杜尔·巴希尔。我也是学校体育馆最棒的拳击手之一。可是，这场战争把我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摧毁了，夺走了我的一切。”说着，他长叹一声，凝望着远处的高山。

“遭遇不幸的不光是你，”祖父说，“每个阿富汗人都惨遭不幸。”

“不，不是这样。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哈扎拉人在这个国家都被当作奴隶对待。普什图人和其他部落始终把我们当成局外人，对待我们就像对狗一样呼来唤去的。几个月前，我一位表兄弟被抓去了。那些人往他屁股里插了一根空气软管，就是你们做轮胎用的那种。他们朝管子里打气，直到他身体爆开为止。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吗？是古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他是谁？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普什图人。不久，我一位兄弟的脑袋被马苏德的一位指挥官用锤子进一枚钉子。在他嗷嗷尖叫时，他们却哈哈大笑。你知道马苏德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憎恨哈扎拉人的潘吉什里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瞧不起我们。我们对这个国家做什么了，要被如此对待？我向您保证没有人会任命像我这样的哈扎拉人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说着，他的脸因为气愤而变得越来越红。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也没什么两样。你不能以牙还牙啊。”祖父说。

“我想复仇。”他说这几个字时几乎是一字一顿地。他的嗓门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复仇！我所有家人都被古尔布丁、马苏德和萨亚夫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在杀害我母亲和姐妹之前，先奸污了她们。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吗？他们让我在一边目睹她们被奸污和杀害！我的一个妹妹只有7岁啊！我是家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我清楚自己迟早也会被杀。可是在我死之前，我要尽可能地多杀一些他们的人。我会抢夺洗劫他们，强奸和谋杀无一不做。”他的声音更大了。

“这可不是解决问题的明智方式。”祖父说。

“我认为，就属这种方式最明智了。其他部落应该将哈扎拉人当成阿富汗人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对我们无所不用其极的话，我们也会对他们坏事做绝。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容忍得太多，也太久了。现在，我们忍无可忍了。”

祖父不再说什么，这位指挥官也陷入沉默。他仰望着那座高山。而祖父则盯着这幢房子。指挥官打破沉默：“你今天不能去看自己的家，我很抱歉。”

“谢谢你。”祖父说。

我们在街角处徘徊，我不自觉地瞥了一眼好朋友穆罕默德·阿里的家，以前每当走到街角总要望一眼。他住在我家街对面那幢漂亮的房子里，可现在却人去房空。他与瓦基勒同龄，在学校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我们几位哈扎拉人邻居中的一个。他曾教我骑自行车，而且非常擅长放风筝。我想知道现在穆罕默德·阿里在哪儿。他的许多亲戚都去了德国。他安全抵达那儿与他们会合了吗？或者憎恨哈扎拉人的军阀对他和他家人做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吗？

“沿着来的路上，我可以开车把你们送到半道。”指挥官提议道。

祖父点点头。这位指挥官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着他来到一辆停在路旁的苏式吉普车那儿。指挥官爬到车里，我们也上了车。待我们上车后，他驱车载我们驶过那个黄色谷仓，我们一小时前刚从那里经过，真是恍如隔世。他把车停在公交车站附近，自打开战以来这里就再也没停过公交车。他走下车：“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这里是哈扎拉和潘吉什里之间的前线。如果我越过前线，他们准会杀了我。”他说。

我们爬出吉普车，他也跳下车。他踱到我们那一侧，弯腰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敦促我转达他对我父亲的问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他的口气很难闻，我又差点儿呕吐。他再次亲吻祖父的手以示敬意。当我们都走远了，他还站在那里目送我们。

我们进家门时，母亲正在做晚饭。她一见我，马上跑过来亲吻我的面颊。她手上散发出洋葱味，对我而言，这种香味代表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一个劲问我家里房子怎么样了，但我不能说真话。我脑海里涌现出的是成堆的人脑壳，还有狗。祖父一言未发，进了自己的房间。叔叔和婶婶们赶紧开始聚拢过来，打听祖父究竟看到什么了。堂兄弟们站在门外盯着我看，但没说什么，他们在等我向他们吐露只言片语。

母亲坚持要我告诉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没说话，反而开始痛哭起来，控制不住地啜泣。母亲见状也哭了，可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了。妹妹们也轻声哭泣，只有大姐没有哭，双眸透出顽皮的神色。

母亲摇晃着我的肩膀，足有1分钟，然后将我揽入怀中。“到底怎么了？”她坚定地问我。我的哭声更大了，真想一泄心中的悲愤。

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止住哭声的，但记得在母亲将我的脑袋揽在胸前，轻轻抚摸我的后背时，我才进入梦乡，当时姐姐冲我直笑。我知道她为什么冲我笑。她打算在我的余生都用“泉眼”来取笑我呢。

翌日我醒来后，对自己在众人面前哭泣觉得羞愧难当，以至于不想见任何人。我竭力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可大家都很和蔼，包括姐姐。现在，想必他们都已经弄清楚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来到祖父的房间，他在看书呢。他冲我微微一笑，继续埋头阅读。我就坐在他伸开的脚前，自己选了一本书。我看了好久，可是无法专心。

过了一会儿，祖父从紧挨着他的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边用刀削皮，边讲了几则小笑话。他切了几片递给我，说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儿。他绝口不提昨天的事。我们吃了两个苹果，他才开口道：“很好，戈尔巴乔夫，你该出去玩了，我要写东西。”

“戈尔巴乔夫”是他给我起的绰号，尽管我从来也不清楚他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绰号。

这时，我感觉好多了。我爬上房顶，瓦基勒已经在上面放起风筝了，“笨蛋”紧握着线轴。瓦基勒一见我，马上从“笨蛋”手里抢过线轴递给我，告诉我说要好好干，因为他正与别人比赛呢。

置身于那些爱我的人当中，我感到从前一天开始一直折磨我的痛苦开始减轻，至少暂时得到了缓解。

第6章
“俘虏”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如今，我们清楚我们有家不能回。如今，我们明白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如今，我的父亲和叔叔更公开地讨论如何离开这个国家。祖父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但不置一词。

屈指算来，我们在恰拉–诺伯利亚已经整整一年，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预料的都更久。哈吉·努尔·谢尔离开后，其他一些人也躲进城堡，这些人要么是哈吉·努尔·谢尔的远房亲戚，要么是与他要好的朋友。此举使我们愈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自己家里生活。尽管在诺伯利亚我们有许多房间可供支配和使用，但没有一个阿富汗人对住在别人的家里心安理得。

新学年在立春后第二天开学，但两个星期后就结束了。当时校长听英国广播公司一则新闻报道说，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系当天下午要对我们相邻地区发起攻击。我们被打发回家了。

校长告诫我们要收听广播电台。“一旦广播电台宣布学校又开始复课，”他说，“你们必须回来上课。”一些同学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不喜欢上学。我对此感到很奇怪。我在那座老学校里度过了那么多愉快的时光。这些新同学到底喜欢些什么？我经常扪心自问。

本来我们以为学校只会停几天课的。但是，我们再回学校上课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两个星期后，当时学校还没有复课，我们的家长开始教我们。这可不太好玩。没有了竞争气氛和赶超的对象，我是无法赶上姐姐的。我要学的课程她全都学过，因为她比我高两个年级。

经常是父亲来教我们。他非常严厉。在学校有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还在底下嬉闹。在家里父亲教我时，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出现了。除了天文学外，我开始对其他学科全都丧失了兴趣，那时学校不开天文课。我阅读课本的次数多了一倍。晚上，我盯着天空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满脑子奇思怪想。但是，父亲更看重数学，他越给我压力，我越兴味索然。

瓦基勒和其他高年级的堂兄们经常看小说和杂志，或者与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学科有关的书籍。我有点儿妒忌他们。没有人向他们施加学习那些令人厌烦的学科的压力。瓦基勒一连几个钟头埋头读诗歌，能大段大段地默诵哈菲兹（Hafiz）的诗歌，哈菲兹是他最喜欢的诗人。

至于孩子们，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每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去花园，与还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玩耍，或者摇树枝玩。在附近的孩子们中间，我们又交了很多新朋友。吃完午餐我们就一起放风筝。城堡的屋顶比我们家的屋顶要高，只要风筝线足够长，我们几乎就能让风筝飞得很高，高过将我们与家隔开的有两座山峰的山。瓦基勒把附近其他所有风筝都给“切”了，可我们街坊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那人是我。很快，我的大名就传开了，大伙儿都称我为“风筝切手卡伊斯”。

听到他们这么说，瓦基勒只是冲我微笑。他的这一举动令我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何况，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切他们风筝的是瓦基勒。瓦基勒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可一涉及风筝，我们就成了竞争激烈的对手。

不久，一些怪事开始光顾我的风筝。我会放得非常高，找人来切。通常，一旦一个孩子把风筝放得很高，其他孩子很快就会让自己的风筝急速升高，向他发起挑战。不过，就在其他风筝有机会在高空一显身手时，我的风筝突然像脱缰的野马，好像有人已经把它“切”了似的。每当这时，瓦基勒总要跑过来看个究竟。

“你切了自己的风筝？”他问道，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是耸耸肩。

大约两天后，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我告诉自己，想必风太大直刮到风筝飞到的高处，也许把放风筝的线给刮断了。以前可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还期望有一个解释呢。

下个星期这事儿又发生了。之后接连5次，非常诡异蹊跷。现在，附近的孩子们全都嘲笑我，叫我为“专切自己风筝的卡伊斯”。

在诺伯利亚，我们不像住在祖父老房子那样经常在一起吃饭，这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下所有人。有时，我们还是挤在两间相通的屋子里，尤其是母亲做顿特别的饭时，便邀请祖父和叔叔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与我们聚餐。

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成年人在桌布上端落座，堂兄弟们和我则坐在尽头。有时，我们互相扔骨头，或者朝面包上抹辣胡椒面，好让不知情的其他人来吃。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吃饭时都默不作声，他们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不论何时只要他们一张口，谈的准是如何离开阿富汗的事情。

父亲和叔叔们每天都出去寻找走私客，期望他们能带我们越过边境去到另一个相邻的中亚国家。这些天来，绝大多数走私客都忙着带阿富汗人偷渡到伊朗和土耳其。那些边境比较容易通过，但要价很高，因为偷渡之旅不但漫长而且充满危险。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一天晚上，父亲高兴地回到家。他边脱夹克，边开了几个玩笑。几分钟后，我们全都围坐在桌布旁。堂兄弟们和我一起玩互相掷骨头，父亲也加入游戏当中，从餐桌上端掷过来骨头。我们全都盯着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了几个更令大家捧腹的笑话。这是几个月来我头一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晚饭后我们喝茶，父亲宣布他已经找到一位能让我们全家人偷渡到俄罗斯、最终在德国落脚的走私客。这人要价很高，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钱给他。不过，这人愿意等我们凑足钱。他知道我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愿意帮他一把。

稍后，成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花园”的平静谈话。母亲紧蹙眉头，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行，不允许你们去那儿。”他们回房间后，又开始悄悄地谈论这事儿。

就这样，一晃一个月过去了。父亲数次试图给远在印度的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想向他借一笔钱好付给走私客，但阿富汗的电话系统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得知，为争夺喀布尔控制权的敌对派系已经同意停火一星期。

当晚，父亲宣布他次日要回家看看。祖父试图阻止他，但父亲是他儿子当中最倔强的一个。一旦他说要做什么，没有人能让他罢手。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准备与他一同前往。

“我不去！你根本不知道我上次见到了什么，我可不想再去看了。”我尽可能决然地说。我说这些时，祖父脸上划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低头琢磨着自己的手。

“你和我一起去，”父亲坚定地说，“我希望你能听我的。”

我最终还是去了。我很快就要满10岁了，觉得自己快是个大人了。普什图人的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父亲，不管这儿子年纪多大。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解释说他认为把我带在身边要比他自己去更不会引人注意。

我们从卡特–帕尔万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到理工大学，潘吉什里人不再对那里进行管制。我们下车后沿着宽阔空旷的大街步行，这条街通往城镇靠近我们那一侧。尽管现在停火，但潘吉什里士兵依旧从前线远端搜查朝他们这个方向来的行人。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是白衬衫套蓝毛衣。父亲身着一套白色宽松衣裤，拎着的布包里面放了一把铲子。他没解释为什么要带铲子。

我紧挨着父亲走着。我们环顾四周，都没说什么。公园里树上的叶子漫到街道正中的上方，已经泛黄了，我们仿佛在俄罗斯人修建的黄色大谷仓周围穿行。一阵风刮来，把一团尘土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几条肥狗跑来跑去以外，我们旁边没有别人。

我们拐进通向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街道。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步行了半小时的光景。除了一条狗叫了几声，附近一片寂静。喀布尔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天高云淡，在这早秋时节，天空开始划出道道彩霞。

终于，我们家那道高高的黄色院墙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窗户都已面目全非。院墙上有许多子弹留下的洞，两个月前我和祖父回来时还没有呢。有的窗户上还挂着窗帘，但脏得不像样子；有的被炮火炸得残破不堪。通向院里那扇厚重的木门也七零八落了。看样子，这门被当成靶子了。父亲轻轻推开门，仿佛在尽力避免它受到比先前更小的伤害。坚硬的门铰链顺利地摆动了几下。

我们刚一踏进自己家庭院，就听到街道尽头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环顾四周，有两个家伙从街道一端朝我们家这个方向走过来。另外四人从另一端走过来。其中一人边走，边举枪对准我们。

“又来了！”我心想。我想跑进院子里，可身体却僵住了。父亲装出一副认识他们的样子。当父亲告诉他们停火的事儿时，他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家伙走上前，不由分说便用手铐铐住我们。

“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犯罪了吗？”父亲礼貌地问道。他们没有回答，而是踢了父亲后背一脚。

对于我这个刚满10岁的孩子的手腕而言，手铐的环儿太大了。我的手向内外转动了好几次便挣脱开了，但我不能让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伙看到这一幕。事实上，我用手托住锁链，这样就不会掉到地上了。

我们被带到谷仓后面。父亲和我在前面走，抓住我们的几个家伙在后面散散拉拉地跟着。同先前威胁祖父和我的那几人一样，他们也是哈扎拉人，但不是同伙。我环顾四周，看看能否找到父亲的那位学生。目前，哈扎拉人继续管控喀布尔这一带，但他不在。

这些哈扎拉人身着西式服装，马靴在膝盖处系得很紧。其中一个双肩抱拢的家伙头上系着一条红色头巾，表明他赴死的决心。他们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看上去也整洁清爽。倘若没有发生战争，想必他们会经营店铺或者做个铁匠什么的，哈扎拉人擅长做这些活计。这些人看上去倒不像坏人，似乎更像那些为做恶事而特意接受过训练的人。

我们一到高高的黄色俄式谷仓的院子，他们便命令我们在地上一个洞前蹲下，洞口有梯子通到下面。戴红色头巾那人打开父亲的手铐，我也让自己手上的铐子滑下来，一并递给他。他见我自己解开手铐递给他，笑了起来。然后，他朝我父亲踢了一脚，父亲顺着泥泞的梯子进了洞口，接着轮到我。我滚下梯子，正好落到父亲胸前。父亲大口喘气。他脸上划了几道口子，但都不是很深的伤。他的衣服被灰尘弄得一条一条的。

从我们落下的地方，能看到我们正好身处一个地道的入口。这时，我们听到从里面传出朝我们走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男人手里拎着一盏灯，站在我们面前。我赶忙用一张卫生纸来止住父亲头上流下来的鲜血。每当我们外出时，母亲总是叮嘱我要带卫生纸。

“站起来！跟我走。”那人说。

我扶着父亲站起身，然后跟着那人往前走。地道里面很黑。因为棚顶太低了，父亲不得不弓着腰往里走，里面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就这样，我们走了几分钟。每走一步，空气都愈发窒闷潮湿。

我们走到地道尽头，在幽暗的灯光映衬下瞧见几个男人女人倚墙而坐。那人吩咐父亲和我挨着那些人坐下来。之后，他用绳子把我们的手和脚与其他人连起来，就像对待奴隶那样。我们当中有谁挪动的话，其他人也得跟着动弹。拎着灯把我们带进来的那家伙，在我们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举枪对着我们，手指搭在扳机上。

过了几分钟，其他两个衣衫褴褛的哈扎拉人走过来巡察，他们手中端着枪，军用腰带上别着手榴弹。他们数了数我们有几个人，总共18个。我们中间还有5名妇女，其中有名妇女大约25岁，有孕在身。除她之外，那4名妇女已人到中年。

士兵彼此交谈了几句，在我们前面的地上放了一只灯笼，然后离开了。

我们这些“俘虏”中没有一人吱声。有的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脚，有的身体倚着地道的墙。我们心里都在琢磨如何能逃出去。女人们的脸上满是愤恨，男人们则满是愤怒。这是一个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时刻。突然间，那个怀孕的妇女开始尖叫。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肚子，高喊救命，呻吟着：“我亲爱的妈妈，快来救我啊！”她还一个劲重复“阿哈默德”这个名字。

我问父亲：“她怎么了？”

“分娩前子宫收缩。”他说。我不明白分娩前子宫收缩是什么意思。

她痛苦地嚎叫，发出哼哼声，偶尔非常尖厉，我们都盯着她看。撕心裂肺的叫声由于地道墙壁发出回声，显得更加瘆人。

一名妇女用一块石头割断捆绑另一名妇女的绳子，接着由她给其他妇女解开。这4名妇女麻利地在这位孕妇四周围成一圈。然后，她们喊男人们过来帮忙。其中两名妇女开始解开捆绑我们手脚的绳子，一名妇女对其他男人说：“我们需要热水。现在，她就要生产了。”

由于在这些人的末端，父亲先被解开捆绑手脚的绳索，之后他给我解开。他拍了拍我的头，说道：“我要去找一个军阀来，请他下令送这位孕妇去医院。待着别动，等我回来。”说着，他像虾一样弓着腰，消失在长而狭窄的地道下方。

足足过了10分钟，父亲才返回。随他而来的是一名指挥官，父亲脑后被一把枪抵着，双手又被反绑在身后。那家伙狠狠推着父亲，让他胸口抵在墙上，说：“不要动，否则一枪崩了你，明白吗？”

父亲点点头。

他按了一下对讲机的按钮，说：“嗨，伙计们，到这边来。我们有免费电影看了。”

几分钟后，其他4个家伙像疯狗一般冲进地道，朝我们跑来。他们从身后抓住那4名正竭力将他们从孕妇身边推开的妇女。

现在，她身上穿的棉宽松裤已经褪下来，正高喊救命呢。一名妇女说：“看在真主的份上，需要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她需要医生。”

“我就是医生。你没看到我手上这把从美国人那里弄来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吗？”其中一人边举起他那把也许经过十几次倒手才到他手上的破枪，边哈哈大笑。“我用这个来做手术。”此人约摸25岁光景，瘦得像麻杆似的。他把枪扛在右肩上，枪的重量压得他肩膀直往下坠。他们一伙其他人也跟着一阵狂笑。

他们全都站在孕妇四周，其中一个家伙示意我过去观看。父亲目光犀利地瞪着我，小声说：“别去。”

“不了，谢谢，我在这儿就好。”我说。

“这是命令！我说 ‘过来’，你就得马上过来，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他咆哮道。

我又瞥了一眼父亲，他点点头示意我过去。我挨着那些家伙站着，紧闭双眼。

紧挨着我的那个家伙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睁开眼睛看着。”

我睁开双眼，见那名妇女原本和善端庄面孔此时却由于痛苦而扭曲了。她鼻翼张开，在呼喊救命时声音颤抖。她躺在那儿，鲜血从两腿之间流出。

她尝试通过深呼吸把胎儿从体内生出来。她每次吸气，整个身体都在抖动，脸上变得愈发通红。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她，可我不知道怎么做。

在近一小时内，她都在不停地尖叫，直到婴儿降生。随即她陷入昏迷中。这时，一名妇女从卫兵拦她的地方冲出来，抢先抱起婴儿，把孩子倒过来。随着婴儿一声啼哭，这位妇女告诉产妇：“是个男孩。”

荷枪实弹的家伙们欢呼着：“是个男孩！是个男孩！”仿佛新生儿是他们侄子似的。之后，其中一人说：“我们走吧，电影演完了。”说罢，他们散去。

其他妇女又在产妇周围围成一个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男人们则肩并肩坐在那儿，尴尬得手足无措。

过了半个钟头，年轻的母亲醒来了。她一睁开眼睛，就又开始呼唤：“阿哈默德！阿哈默德！”

我们不知道阿哈默德是谁。我们面面相觑，看我们中间有没有那个叫阿哈默德的人。可是，阿哈默德不在这儿。一名妇女将产妇的围巾撕成两半，一半包起婴儿，另一半缠在产妇的头上，这样一来她就不会感到害羞了。妇女又轻声问产妇：“阿哈默德是谁？”

“阿哈默德是我丈夫。你是什么人？我怎么在这儿？这儿怎么这么黑啊？”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困惑，好像记不得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她几乎一口气问完了所有问题。

在场的男男女女全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又重复了起来：“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丈夫在哪儿呢？谁用这件衣服把我的头绑住的？哎呀，我感觉天旋地转的。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大伙儿都盯着我？”

“安静点，安静点，妹妹！你刚才生下了这孩子，是个男孩。我们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们成了那些军阀的俘虏，我们也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这位产妇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然后抬眼望着身边这位妇女，对自己听到的话好像一点也不明白。她从那位妇女手上接过她的孩子，开始亲吻孩子那张还带着胎血的小脸儿。稍后，她又打量一番眼前这位妇女，问道：“我在这儿当着你们的面生的孩子？”说着，她一个接一个打量所有人的目光，希望听到答案。接着，她晕过去了。她身边紧挨着她的这位妇女在孩子即将掉到地上之前，一把接住孩子。由于受到震动，孩子哇哇大哭。

在场的男女疲惫地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水给她喝。

将她的头巾撕成两半的这位妇女转身离开大伙儿，消失在地道的黑影中。不到10分钟时间，她回来了，手里拎着个水桶。她朝年轻母亲脸上淋了些水，轻轻拍了几下她的面颊。产妇慢慢恢复了意识，喝了几口她手里捧着的水。

我们也从水桶里舀水喝。我们没吃午饭，水刚下肚，肚子便咕咕叫起来。

我们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在军阀们将我们囚禁在地道里之前，就把我们的表连同身上的钱，以及妇女的耳环、项链、戒指和手镯都给抢走了。但几小时后，一个军阀带来18个馕，分给每人一个。不一会儿，馕就被风卷残云般吃光了。先吃光的那些人瞪眼瞧着还在吃的其他人。有的人连早饭都没吃。

其中一名妇女问几点了，带来食物的那家伙说晚上6点。我们大约1点钟进的地道，感觉好像在里面待很久了。

有的男人张嘴打着哈欠，准备睡觉了，但这儿既没有床垫，也没有毯子。父亲向其中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要能在上面躺着睡觉的东西。

“要是有东西垫在身下，你就是最幸运的人了。”这个家伙说。

他转身消失在地道中，半小时后回来，拎着5个床垫和5张毯子，供我们18个人睡觉用。这时，地道里充满了难闻的气味。

年轻母亲因为寒冷和潮湿的空气，直打哆嗦。她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和有营养的饭菜。她的孩子需要在一张柔软的床上保持温暖。其他妇女给了她一个垫子和两张毯子。可她裹着毯子依旧直打哆嗦，哭泣着，说了些我们听不清楚的话。

此时我们才弄清楚那天早晨一枚火箭弹落在她家房上，她丈夫当场就死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我丈夫是今天早晨，当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经过漫长的沉默后，她告诉我们，声音很小，仿佛在自言自语。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像正常人一样说话。“他说，‘我活不了了，就让我死在这儿吧。’”说到这里，她双唇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滚落。她痛苦地深深叹了口气，继续哭诉。

“我们还一起吃早饭来着。他说我们去巴基斯坦躲一躲，他父母住在那儿，然后办签证去英国。

我们是在喀布尔大学社会法则系读书时认识的，然后就订婚了。我们读大四时，他父母离开了阿富汗。他们不得不走，因为他父亲卷入了政治事件。我丈夫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本不希望他返回阿富汗。但是，我们相爱了，他受不了与我分离带来的痛苦。于是两年前，他回来与我结婚了。”

她声音很小，如泣如诉。通过讲述她的故事，慢慢地也把我们变成她家庭的一员，好像她就是我们的姐姐，也减轻了她之前当着我们面生小孩带来的全部羞耻感。“今天早晨我们在餐厅吃早餐时，他望着我说他很幸运能拥有一位像我这样的妻子，然后吻了我。我去厨房从冰箱里取出黄油和果酱，就在那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我被压在房梁下，从屋顶掉下来的土和草落在我身上。我想站起来，可是动弹不了。不过，我正好在厨房的角落，那儿的瓦砾要比厨房中央掉下来的要少。终于，我从身上推开房梁。我站起身，嘴里和鼻孔里满是尘土，还有弹药的烟味。我开始呼喊阿哈默德来救我。他没有应答。从屋顶掉下来的房梁堵住了房门。我困在厨房里，手里还端着已经碎了的果酱瓶。我从窗户爬到院子里。

“餐厅的屋顶完全塌了。我努力想搬走房梁，可是太重了。我环顾四周，找到一把铲子，于是铲掉从屋顶掉下的尘土，我的丈夫正被埋在下面。”

“我铲土时，出现几次宫缩，我没理会继续铲。不一会儿，我看到我丈夫的大腿。我认出他穿的那条牛仔裤。这是他身上仅仅能看到的部分。我差点儿晕过去，我对自己说，‘勇敢点。’”

“经过一小时的铲土，我把我的丈夫从瓦砾下挖了出来。他冲我笑笑说，‘你挖了这么久，我为你感到骄傲，要记住我太爱你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想我活不了了，告诉我父母我非常爱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母。’说到这儿，他摸摸我的肚子说，‘告诉我们的孩子，我想见他一面，可是真主不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见。告诉他，我在那边等着你们。’”

“说完，他的脑袋靠着我的大腿，要我抚摸他的头发。我轻抚着他的头发，禁不住哭了。他望着我说，‘我不喜欢看到你哭的样子。不要为我哭泣，这是我的宿命，我就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沉重，然后身体一阵猛烈抖动后骤然而止。他的嘴角还挂着微笑，可眼睛睁得老大，那是人被吓坏了才有的神情。我合上他的双眼，把他放在了那儿。”

说到最后，她开始饮泣。稍后，由于寒冷和失血过多，她开始颤抖。

一位妇女走到她跟前，紧紧抱住她，极力让她平静下来。大家一言未发。我们对这位产妇所承受的极大痛苦感同身受，此时她本来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可是此时此地同她在一起的却是一些陌生人。

我的身体开始哆嗦。

父亲递给我一张毯子。我把一半毯子当作褥垫，把另一半盖在身上。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睡着了，可心里还想着阿哈默德和他永远也不可能见到的儿子。

几小时后我醒了。父亲和其他人在做俯卧撑好让身体暖和些。有的人冷得直打哆嗦，鼻尖通红。他们呼吸时，从嘴里冒出白色的哈气。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让我睡觉。我又睡着了。

又过了三四个钟头，有人踢我后背。起初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但不是在做梦，因为后背很疼。我醒来后，发现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站在我面前，喊道：“醒醒，醒醒……”

父亲恳求他不要伤害我。“他只是个孩子。”他说。

1分钟后，我依旧有点睡眼惺忪，见自己与其他人一起待在地道尽头一堵蒙尘纳垢的墙边。大家手上都端着一把铲子。

我们被分成3组。大多数成年男子干挖地道的活儿，一直向前挖。那些军阀对地道通向哪里、或者为什么要挖三缄其口，绝不吐露半句。我们心里清楚不该张嘴问。妇女们把铲下来的土装进桶里。另外4个成年人和我则把装满土的桶运到地道入口，倒到外面。尽管阳光灼眼，可我还是想待在外面。一个卫兵始终在地道口站着，严防我们逃走。每当我们当中谁回到地道里慢了一点，那家伙就朝谁狠踹一脚。

那位年轻母亲抱着孩子。当婴儿啼哭时，她就给他喂奶。几小时后，她被释放了，因为她什么活儿也干不了。

就这样，我们干了两个钟头。之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块面包——那种他们在黄色谷仓为穷人做的俄国黑面包，还有一杯水，这就是早饭。早饭、午饭和晚饭都是一个样，一块面包一杯水。

第二天晚上，我们开始互相搭话，尽量使彼此多些了解。我们也开些玩笑，虽说每个人说话对双唇都像贴了封条似的只绽开条缝儿。大伙儿开始聊自己的生活、孩子、妻子、丈夫。但没有一个人谈论政治，或者为什么被囚禁在这里，因为我们都互相提防。

指挥官和他的4个爪牙肩膀上扛着枪，来到我们近前。其中一人背上背着个袋子，压得他差点趴下。他把袋子在我们面前放下，然后打开。袋子里全是手铐。指挥官开始铐住所有男人的手和脚，然后，他用一根长链子和沉重的扣锁，将每个人与挨着他站着的那人连在一起。父亲正好处于中间位置。谁也动弹不了。哪怕移动一下，都会伤着其他人。

然后他将3名妇女铐在一起，与男人们分开。只有我和另一名妇女没被铐上。在指挥官扣上手铐、用力拉紧以确保锁得很紧时，那4名爪牙只是身不由己地被动观望。

然后，指挥官抬眼瞥了一眼没被铐上的那名妇女，说：“你只要不挣扎，不喊叫或者咒骂，就没事。你最好现在就给我脱掉衣服。快点，一件一件地脱，我们很快就会完事。你想象不到我们有多快。我们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我们的老婆。我们是在打仗，没有性的战争就像是毒药。”

她被自己听到的弄糊涂了。“你们在这个国家是为和平而战，难道还要做那些人所不齿的事情？”她严厉地质问道，仿佛一位老师在对一个顽劣的学生讲话。

“你要带来麻烦，我看出来了。”指挥官告诉她。

父亲想站起来说话，可手铐坠住他，他站不起来。一名爪牙用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的枪托打他的脑袋。我想跑过去帮父亲，但指挥官从我身后抓住我的衣领。

我高声喊道：“我要去看我父亲。”这句话换来的是他狠狠打我的脑袋，一时间我眼前直冒金星，虽说地道里一片漆黑。

鲜血顺着父亲头顶流到下巴，沿着下巴往下滴。他向前倒去，失去了知觉。打他的人将父亲双手铐在一侧，想让他保持坐姿。

这时，指挥官开始用刀子划那名妇女的衣服。不一会儿，那名妇女被扒光了衣服，她只能不停地咒骂和吐唾沫。指挥官爬到了她身上。见此情景，我闭上眼睛。我对看到这种事情深以为耻。她凄惨地尖叫着。他完事后，用袖筒揩了一下脸上的唾沫，然后起身。

“不要把力气都用在我身上，后面还有呢。”他狂笑着说道。几分钟后，3名爪牙来到地道里我们被绑的地方，也是一阵狂笑。

其他妇女低声啜泣。她们知道明天晚上等待她们的是同样的命运。她们本该待在家里与家人们共叙天伦。然而，所有这些都已遥不可及。在场的男人们都闭上眼睛，可是还能听到那女人的哭声。

她继续咒骂那6个家伙，声音越来越沙哑。到第7个时，她连咒骂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们持续到夜里。待最后一个完事后，一个年约18岁左右的男孩拎着一桶水进来，放到那名妇女面前后转身离开。她已经昏迷了。

稍后，5个以前没见过的家伙睡眼惺忪地扛着枪走过来。其中一人拎起水桶泼向那名妇女。她长出一口气，坐了起来。然后，她环顾四周找东西来遮住身体。可是，眼前能看到的就是她被撕烂的湿衣服。她尽可能地遮了遮，头靠在膝盖上哭泣。

另外那些家伙当中一人弯腰打开铐着男俘虏的手铐，解开扣锁。其他4人用枪对准男人、女人，手指搭在扳机上。锁一打开，“俘虏”们便开始活动手腕和脚踝。我跑到父亲跟前，他已经恢复意识，但伤得很重。

突然，一名“俘虏”冲着正拾起手铐和锁链的卫兵跳过去，将他打倒在地。他骑在卫兵身上，用右拳猛击对方的脸，竭力从他左手上夺枪。其他4个哈扎拉人见状背靠在地道墙壁上，举枪对准我们，说：“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全杀了你们。”

其中一人从军用背心口袋里上拔出一颗手榴弹说道：“足够你们受的了。别动！”

那名“俘虏”还在搏斗，可他身下的卫兵把手中的枪口推到他的前胸。猛然间，我们听到一声枪响。“俘虏”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双眼惊恐地大张着。眉宇间渗出汗珠。他的身体向上挺了一下，直愣愣地看着我们，随后倒在身下那家伙身上。

地上的卫兵挣扎着爬了起来。其他爪牙赶忙过来扶他。他们把死者身体翻过来，只见胸口右侧心脏那位置有个小洞。背上子弹的出口比前胸入口要大一些。这是连喀布尔的儿童都知道的常识。

我看了父亲一眼，他用目光示意我：“别说话。”我们在地道的整个时间里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更没有谈过我们的遭遇。我还很小，但已经足以明白说话会招致杀身之祸。

他们把尸体半拉半拽地拖出去了。其中一个家伙站在我们前面，举枪对着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大家都盯着地上那摊血迹。

现在我们还有16人。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每天都是同样的程序。指挥官和他的手下晚上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奸淫妇女，白天则拿男人们当奴隶使唤。指挥官每天晚上都在，其他人则换来换去。我们从未见过相同面孔的人出现过两次。一日三餐，我们的食物始终是一块面包和一杯水。那些没干活的俘虏像驴子似的被鞭子抽打。

我完全分不清日子了。我非常饿，身体虚弱。我没有足够的水喝，几乎走不动路了。

过了大约两周，我身边仅剩下7名男性和两名妇女，其他男性都被指挥官杀害了。记得有两人拒绝干活，一人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和生病了。一名妇女被带走了，因为她整日整夜大声喊叫，身体极度疼痛，指挥官受够了。另一名妇女在被奸淫后，被拖到外面。我们再也没见过她。

那天，正当我们开始用桶装土时，一个高个子哈扎拉人来到地道，检查指挥官的工作。我弯着腰，在灰暗的灯光下竭力装出很卖力的样子，没有抬头看来人。

指挥官对高个子非常恭敬，但高个子对指挥官说些什么不太上心，也没留意。高个子用脚步丈量地道的长度，看看我们挖了多长一段。他盯着指挥官，冷冷地说：“你们几乎没干什么。”

一瞬间，我辨认出他的声音。

“嗨，贝拉尔！”我喊了一声。

他瞧着我说：“你是谁？”

“我是卡伊斯啊。”我说。

他举着火把，凑到我近前。

“卡伊斯，你在这儿做什么呢？”他的声音透露出惊讶。

“我可不是自己来这儿的，父亲和我都被带到这儿来了，像奴隶似的干活。贝拉尔，我渴极了，可是干活时不允许我们喝水，”我说，“请行行好，我能喝点水吗？”

“那是谁的命令？”他问我，说着在我面前蹲下身子。

“就是这个人。”我指着指挥官，小声说。

“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水喝，你怎么会指望有人干活？难道你没有水吗？”他说。

“不是，先生。”指挥官说，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什么叫‘不是，先生’？马上在我面前消失！看在真主的份上，去弄些水来。”他喊道，指挥官闻言一溜烟地跑了。

贝拉尔问我在这儿干多久了。我说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然后他问我这些天吃些什么。我如实相告。我也把指挥官和他手下当着我们的面奸淫妇女和杀人的事情一五一十对他讲了。

贝拉尔用手捂住我的嘴，闭上眼睛说：“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他沉默半晌，然后大声喊道：“请别干了！”他站起身，人们都停止铲土，对发生的事情感到纳闷。

“我不知道那个家伙为什么对你们这么残忍。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对你们说些什么。都是因为战争。你们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些企图杀害我们哈扎拉人的人，全都手握着美国人给他们的枪炮。这一点也许你们也清楚。而我们所有的就是铲子。我们需要挖地道来保卫自己。

“我告诉过他每天要用新来的人挖地道。我吩咐他到街上去找人，给他们好吃好喝，只让他们干一天，干完活后就打发他们回家。我怎么做才能为他的所作所为向你们表示歉意呢？”

他问道，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请你们回家吧，回去见翘首盼望你们回去的亲人们吧。”他轻声说道。我们放下铲子和桶，朝地道口走去。

在身为哈扎拉人和普什图人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视彼此为仇敌以前，这是第二次，我们因为过去的旧相识而获救。那时喀布尔还是座小城，像我祖父和父亲那样的人大家都认识。当我们在商业区漫步时，许多人都直呼其名向他们打招呼：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哈扎拉人，大家都一样。

我们终于出了地道，沐浴在阳光下，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过了这么多天，男性“俘虏”很高兴能挺直腰板，女性们则对她们的样子感到害羞，极力想遮住自己的身体。

“等一下，”贝拉尔喊了一声，“在你们离开之前，有件事情还得做完。”我们一听，都吓得僵住了。我们心里都想着赶快离开，可是现在还有别的事情我们得做。

贝拉尔叫我们跟着他去谷仓。他还吩咐那位指挥官与我们同行，一路上还有其他两个我们没见过的哈扎拉人也跟着来了。

那位极端残忍的指挥官手上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喝了一口后直打嗝。

在黄色谷仓里面，我们爬上通向房顶的楼梯。谷仓有七八层楼那么高。我们全都精疲力竭了，几乎爬不动。每往上迈一个台阶，我们的恐惧感都会增加一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贝拉尔是我的朋友，但我不清楚他要做什么。甚至连我也不免担心起来。

我们出了楼梯井，到了房顶。这里风很大，轻而易举就能把我们刮倒，因为我们已经弱不禁风。大家互相拽着。我拉着父亲的手。房顶边缘附近有个栏杆，但看上去不太结实。天空非常晴朗，我们极目远眺，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贝拉尔站在房顶中央。他招呼我们到近前来。我们全都围在他身边。他手下那名指挥官在一边站着，还在喝可口可乐，仍旧一个劲打嗝。突然，贝拉尔转身照着指挥官的肚子就是一脚。贝拉尔身手非常快，就像中国功夫电影里那样。指挥官应声倒下，像条蛇那样蜷缩着。

他大叫道：“为什么啊？”边叫边揉肚子。贝拉尔没有理睬他。他冲其他两个人点点头。一人抓住指挥官的肩膀，把他拽起来，另一人迅速把他拖到房顶边缘那里，把他掀了下去。

我们太震惊了，不知道眼前这一幕是什么意思。我们听到一声长长的尖叫，然后是一声沉闷的重击声。大家脸上都露出惊恐之色，以为他也会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掀下楼去。不过，我不相信贝拉尔会这么做，尽管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不但高了许多，而且肩膀更宽、更强壮了。

贝拉尔捡起喝了一半的可口可乐瓶，顺着房顶边缘扔了下去。“现在，我们大家都开心了！”他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手舞足蹈。甚至连眼睛盯着下面地上的贝拉尔，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这家伙本该在普里查基区监狱里被处死，可是在圣战者组织攻占那里后我们把他放了。”贝拉尔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最缺的就是人手，于是他被派到这里。然而，像他这样的恶徒给我们哈扎拉人和圣战者组织带来的是羞耻。有些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现在正以圣战者组织之名报私仇。其中有一些加入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各派。他们的武器是从那些将阿富汗当成游戏场地的国家那里得到的。到处都有这些人的影子，他们都有病，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让他们去死。”

现在，他转过脸来面向我们：“请你们回家吧。我恳求你们能原谅这些天发生的种种恶事。”

他走到我近前，在我面前跪下，拍拍我的头发。“请代我向你的祖父致以最良好的问候和祝愿。”他平静地说，然后亲吻我的面颊，转身离开了。他的手下也跟着走了。

一位老人由他的儿子搀扶着先朝楼梯口走去。随后是两位妇女，接着是父亲和我。其他人在我们身后。在谷仓大门前面，我们彼此郑重、冷静地道别。我们心里清楚，要是彼此再见面的话，会觉得羞愧的。我们朝不同方向疾步而去。

父亲和我的目的地当然是恰拉–诺伯利亚。此时，父亲的身体非常虚弱，寸步难行。我们一离开谷仓，他便说：“残忍的人都短命。”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开过口。

父亲推开院门，我们听到有女人的哭声。父亲问我是怎么回事。他问话的方式好像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似的，仿佛在过去两个星期我一直在家，而不是跟他在一起。我直截了当地答道：“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有人死了吗？”他声音疲惫地问道。

“我不清楚。”我又说了一遍。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哭呢？准是出事了！”我父亲说。

“但愿不是。”我说道。因为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吃什么东西，还有洗掉身上的尘土，这些天我们都快成土人了。我的背心和牛仔裤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我真想睡上一整天，而不是进门就听到女人的哭声。

我们进到院子里。我听到从最远端我们住的屋子里传来母亲的哭声。伴随她的哭声还有其他不熟悉的声音，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悲伤的氛围愈发强烈了。

透过院子中央的丁香树丛和树木，我瞧见叔叔们和堂兄妹们在宽敞的庭院一角准备午饭呢。大锅下面火苗飞舞，他们身旁烟气缭绕。

院子里站满了人。甚至放眼望去，我能认出其中绝大多数人。他们都是我家的亲戚。在底层房间里我还看到其他人。有一个人正用非常好听的声音诵读《古兰经》。所有人都背对着我们，在听那个人诵读。

我们走到那些大锅前，父亲透过浓烟问他兄弟：“出什么事了？谁死了？”我就在父亲旁边站着，盯着那些大锅，想看清里面做的是什么东西。一口锅里面都是肉丸，我抓起一个，但因太烫没能拿住。结果肉丸掉在地上，乱滚一气。谁也没注意到我，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叔叔摸摸父亲的面颊。“我不是在做梦吧？是你吗？”

“我又累又饿。能给我点吃的东西吗？”我说道。

叔叔没搭理我。他步履非常缓慢地后退，边后退边打量我们，好像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叔叔的举动非常怪诞。他一副惊恐的样子，仍旧不敢确定我们到底是人还是鬼。父亲跟着他。

我的那些堂兄弟们把我团团围住，可是谁也不吭声。我以为他们在逗我，我现在可没力气跟他们疯玩。在他们中间瓦基勒个子最高，脸色比平常显得更苍白。他用手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又马上抽回去，好像我周身是一团烈火似的，说道：“是你，还是你的鬼魂？”

“什么？”我眯起眼睛。

“我们以为你和你爸爸都死了呢。你妈妈已经哭了两个星期了。”

看他说话的语气不像在开玩笑。

“我们以为你们两个都被害了。祖父把所有亲戚都请来了，给你们办丧事。这些人是为你们来的，因为你们‘死’了。”

“别说蠢话了。我快饿死了，只想吃东西。”

“我们可不是开玩笑，卡伊斯。看到没有，这都是为你们准备的。”“笨蛋”在瓦基勒旁边站着，一个劲点头，“瞧，那儿是你们的棺材。我们吃完午饭后就开始举行葬礼仪式。”他说。棺材是木头做的，上面覆盖着黑布。一口约有6英尺长，另一口4英尺左右。

“里面装着什么？里面躺着的当然不是我了。”我说。

“一些线轴和几只风筝，还有你平日藏着从不拿出来玩的弹子，以及你的校服、笔记本和日记什么的。我们都放到里面了。祖父要我们这么做的。”瓦基勒说。

“你把我的线轴、风筝，还有弹子和日记都放到里面了？你到底在想什么？”说罢，我跑到棺材近前打开那口小棺材，见我的心爱之物都在里面。瓦基勒想取出来。我大喝一声制止他：“别碰那些东西！都是我的！”

“我可不是抢你的东西。我想取出来给你。”他说。

“不要。就放在里面吧。”我说。

瓦基勒不解地望着我：“你想让我们把那些东西都埋了？”

“不是，就放在那儿！”

我另一个堂兄弟说：“也许他想和那些东西埋在一起呢。”说完，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打开那口大棺材，见里面放着父亲最喜欢的地毯，平日用来铺在他的床上。现在，地毯在棺材里整整齐齐地摊开。在棺材一角摞了一摞他的物理学书籍，旁边是他的拳击手套。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衣服、鞋、袜子，还有他喜欢的小方块地毯，上面有道裂缝。

“要是我爸爸看到这只大箱子里放着这些东西，准会把你们当成沙袋狠揍一顿的。”我说。我的堂兄弟们平日都有点儿惧怕我父亲，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全都鸦雀无声了。

“这不是我们干的。”瓦基勒连忙说。他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惊恐，“是叔叔们把你爸的东西放进去的。我们都忙着放你的东西呢。”

另一个堂兄弟一副被冒犯的神情，说道：“我们只是想让你风风光光地下葬。”

我平日就不怎么和他说话，所以也没搭理他。

“笨蛋”走到我近前，一副悲悲戚戚的样子：“我很抱歉在你的风筝线上做了手脚。”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何况现在我也不在乎了。“以前他们说你切自己的风筝，实际上是我干的。我用一把剃刀在你风筝线中间位置割了一刀，这样你放风筝时，线就会折。”

我恍然大悟，一股怒火涌上心头。这个可恨的小笨蛋啊。我向后甩胳膊想抡他，可是身体太虚弱了，以至于失去平衡要向后跌倒。“笨蛋”伸手想抱住我，并喊叫着。可是，当他抱住我以免我摔倒时我已经完全失去重心，结果我把他也给拽倒，倒在了我的身上。我没有力气把他推开。一会儿我可得狠狠地揍上他一顿。

“这两个星期你们到底去哪儿了？”瓦基勒急切地问道。

“你身上怎么这么脏？”一位堂姐问道。

“千万不要跟我们说你是从坟墓里出来的。”另一个堂兄弟说。

尽管瓦基勒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也不想把我们的遭遇通盘讲给他听。我没吱声，四处张望找我父亲。

我的姐妹高声嚷着，从我们住的房间跑出来。姐姐用陌生的目光打量我，好像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我，然后迅速把两个小妹妹拉到一边，她则转身去找我母亲。

我瞧见所有的女眷聚在院子里，将母亲围在中间。母亲忘情地亲吻着父亲，抱住他，边哭着边嘟囔些我听不清的话。在我看来，此时的她就像我以前在印度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几近发疯的女人。

我听到她问别人我在哪儿。

“我在这儿呢，我很好。”我从站的地方向她招手。我们在地道里饱受煎熬时，我多次想到她，想向她倾诉我们经历的种种磨难。有时，我寻思自己是否会像阿哈默德那样，他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活着看一眼自己的儿子，而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这时，她边朝我跑过来，边高喊着。

“离那两口棺材远点！”她抱住我，亲吻了我不下100次。我脸上粘满她的唇印和泪水。也许其中还有我的泪水吧。

母亲拉着父亲和我进了屋，来到房间一角，让我们坐下。母亲像只蝴蝶一般在我们身旁转来转去。她一个劲用衣袖揉眼睛、揩鼻子。她一股脑递给父亲三个枕头，而不是一个。她甚至不知道是笑还是哭了。以前我从未见她如此手足无措过，简直都不是她了。

那些通常在婚礼宴会上才能见到的亲戚们也随着我们进了屋，墙边都站满了人。我最小的姑姑在父亲耳畔低声说道：“让嫂子挨着你坐吧。她已经哭了两个星期了。要是你不帮她控制情绪的话，她准会疯的。她处于受惊过度状态。安慰一下她。”

其实，父亲也受惊非常。他木呆呆地要母亲挨着他坐，尽管通常情况下有访客在场时，男女是不坐在一起的。母亲只坐了几秒钟，然后又跳起来。

“我得为你们爷俩儿准备午餐。”

“不，不，我们不饿。我想让你挨着我坐。”父亲大声说。

“我想卡伊斯肯定饿了。你们俩看上去都非常瘦弱。”母亲说。

“不，他很好。我们今天早上吃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很饱呢。来，挨着我坐吧。”父亲说。

我冲她笑笑，假装自己一点儿也不饿。

父亲想让我给母亲腾地儿，但她说：“不用，不用！”就这样，她夹在我们中间开始轻抚我的头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好像好多年都没见到他似的。

小孩子们透过窗户偷偷往里瞄，咯咯直笑。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谁也不想说话。因为自从战火燃烧起以来，这是我们有过的最温馨甜蜜的时刻。

还是母亲率先打破沉默。她从我和父亲中间忽地站起身，差一点吓着我。她背对着大家，跪在我父亲面前，声音非常大地喊道：“真的是你，还是我在做梦啊？请告诉我这是真的！”

父亲身体前倾抱住她：“是的，真的是我。我就在这儿呢。我以后哪儿也不去了。我很好，很好。现在感觉真好，真的。”

在父亲和母亲拥抱在一起时，我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声。父亲揉按母亲的后背，母亲默默地身体颤抖，眼泪夺眶而出，与父亲的眼泪汇在一起。

见此情景，房间里的男男女女都低声笑起来，但与此同时也都纷纷揩自己的眼睛。最后，母亲站起身，要我和父亲随她到旁边另一间空屋子里去。她似乎才意识到大家都在注视我们3人的一举一动，她想与我们单独相处。他转身面向其他人说：“我们很快就回来。”她吩咐叔叔们为大家准备午餐。现在，她又是从前的她了。

在那间空屋子里，她忘情地一遍遍亲吻我和父亲。她一点也没在意我们脸上的脏污，或许她根本就没看见，抑或她不知道除了亲吻我们还能做什么。她压根儿没问在过去两星期里我和父亲的遭遇。也许她不想知道吧。看到我们平安回家，她只剩下高兴了。

几分钟后，我们又重新和大家聚在一起。大伙笑声一片，享受着在一起的快乐。丧事变成了喜事。我们一整天除了欢唱就是跳舞，叔叔们吹笛子、打鼓。院子里本来准备入土为安的两口棺材，现在则成了宾客们的座椅。我真有点儿担心，要是棺材板的薄木盖子断了的话，我的风筝和线轴可就遭殃了。每当与“笨蛋”四目相对时，我都想照他脸来一拳。“我不会跟他善罢甘休的，”我心里暗暗说道，“他让我当众出丑。”

我的姐妹跟我讲了她们刚读过的几本小说，还有看过的几部电影。我的堂兄弟们向我讲述了过去两星期他们的冒险经历，以及谁在与邻居孩子的风筝大战中夺魁。他们向我显摆自己很有钱，让我好生嫉妒。他们不清楚我出了什么事，直到今天我也没对他们或者任何人讲过。

第二部
飞翔

第7章
北方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恰拉–诺伯利亚生活整整一年了，在这期间，喀布尔的战火就在我们周围燃烧。整个时日，前线的局势风云变化。今天，潘吉什里一派控制一个区域，明天这个区域就落入哈扎拉一派手中了，后天被萨亚夫一派占领，再过两天又是古尔布丁或者多斯塔姆。火箭弹就这样在我们头顶上划过一溜溜的烟，管它落在什么地方呢。

几乎每天晚上，父亲和叔叔们之间谈得最多的还是离开喀布尔的事情。准备帮我们偷渡到俄国的走私客，听说有人为我父亲计划好了一场葬礼。我们从未给过他什么钱。于是，他转而帮别人去了。他哪知道我们刚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一天早晨吃早餐时，父亲吃酸乳酪时非常镇定地对姐妹们和我说：“我已经决定我们去马扎尔，到你们的姨妈家待上一段时间。”马扎尔在喀布尔的正北方，位于兴都库什山脉的另一侧。在战争开始前，我们去过很多次。我们曾经全家坐飞机到那儿玩。

我问瓦基勒是否与我们同行，父亲说：“不行。”然后我问祖父是否也去，他也说：“不。”得知我们要撇下他们而去，我大吃一惊。我到另一个房间，把这事告诉了瓦基勒。他随我来到我们的房间，见我母亲正在收拾行李。他问我父亲是否可以与我们同行。

“这次不行，瓦基勒，”父亲和颜悦色地说，“我们不是去野餐。我们去马扎尔是为了和卡伊斯的姨一起待上一段时间。但愿我们到那儿后，我能找到一种途径接大家离开阿富汗。我会回来接你们这些小家伙的。”

“我也能和你们一起走吗？”瓦基勒问道，他好像全然没有听到父亲刚才告诉他的话。以前我父亲无论为我们买什么，还是带我们去哪儿，都不会落下他的，他不明白这次为什么要把他丢下。

“不行，车子没有足够的空间，坐不下所有的人。”父亲说。

“那辆车空间大得很呢，”瓦基勒固执地说，“我们从家到这里时，一车载了15个人。难道你们不记得了？”他盯着我和姐姐，希望得到确认。我们不敢多说话，因为父亲的语气让人猜不透他是否生气了。我们点点头，尽力避免与父亲对视。

“那距离多近啊，”父亲说，“现在我们要去的是阿富汗的另一端，少说也要开10个小时的车。”他的声音开始有点儿生硬。

“那好办，”我说，“我们可以在后座上挤一挤。”

“不用再说了，”父亲大声地说，把我们吓了一跳，“我说了‘不行’，就这样吧。不用再嚷嚷了。”

自打瓦基勒的父亲消失了之后，所有的叔叔们都竭尽全力呵护他。不过，他与我父亲感情最好，父亲一直把他当作我们家的一员，就像瓦基勒是他自己的儿子似的。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把瓦基勒撇下。

这是平生第一次，我要与瓦基勒真的分开了。从他父亲消失了那天以来，种种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扭曲了，但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彼此依靠。

大约一年前的一天，我到处找他，可还是没见到他的影子。我顺着梯子爬上了恰拉–诺伯利亚的屋顶，到我们以前玩捉迷藏时总爱藏身的地方去找他。他孤零零地坐在那儿，眺望天空，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一副受惊的样子盯着我。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想。他的声音透着凄凉。我问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说“没有”。

瓦基勒是个乐天派。难不成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挨着他坐下，一言不发。我开始盯着他看得出神的地方，想看个究竟。我们沉默不语，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有好几次他瞥了一眼我，而我则一直凝视着天空。他在我眼前晃动胳膊，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看到什么了。我告诉他我是在学他呢。听我这么说，他笑了。

他说：“你很幸运自己是卡伊斯，而不是瓦基勒。”

“为什么？”我问道，“我倒希望自己就是瓦基勒。瓦基勒放得一手好风筝，有那么多好朋友，在学校人缘那么好，能爬树，作为母亲的长子和妹妹们的兄长的他，能吩咐在他身边团团转的人给他擦鞋，给他端茶倒水，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想成为瓦基勒？”

“看看我，”我继续说道，“我的朋友都是些小孩子。我的风筝放得很差。在学校我没你人缘好，不是所有的堂兄妹、婶婶和叔叔们都像喜欢你那样喜欢我。我不能对我姐姐发号施令让她听我的。她在我身边始终摆出一副老板的架势。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想成为卡伊斯呢？”

“我想。”瓦基勒说。

“为什么啊？”我问道，对他的话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你有爸爸，而我没有，”他说，声音开始颤抖起来，“每天早晨你起床时，你父亲都会亲你的面颊；每天你与父亲一起锻炼，他让你击打他；他与你一起玩耍，他戏弄你；你生病时他坐在你床边；午夜时分当你做了噩梦，或者在梦中喃喃自语时，他都会起床看个究竟；你把什么事情搞砸了时，他会警告你，指出你的错误所在，极力为你纠正；他希望你能在人生这个梯子上爬得高些，他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呵护你；你可以让自己后退，因为你知道有父亲在你身后会推你一把。”他这番话像连珠炮似的一气呵成。“当我后退时，谁能推我一把？当我跌得不成样时，没有人管我。我只能自我安慰，继续生活。我想我爸爸。我多想在我后退时，他能推我一把啊。”说到这儿，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随后他冲出藏身处，顺梯子下去时绊了一跤。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应该跑过去，给他个拥抱吗？不，我比他小。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那么做。给他那种拥抱的应该是他爸爸。

过了一小时，瓦基勒的脸上又洋溢起欢快的神采，说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突然间我明白了，这些年他讲笑话是因为他一直试图从心灵深处驱走那片阴影。

“只有一个爸爸能填补一个爸爸的空缺，而不是你的叔叔或者祖父，只有自己的爸爸能做到。”他告诉我。

我们曾经在恰拉–诺伯利亚的花园里池塘附近的最低处席地而坐，瓦基勒告诉我，他真担心要是他父亲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我们。他会去祖父的房子，可是在那里找不到我们。

“我认为他还活着，”瓦基勒说，“如果他已经死了，想必他会发个信号的。”

“什么样的信号？”

“我不清楚。我看到时，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1个小时后，我们准备出发。我们没有很多东西要带。寥寥几件衣服很快就装进了手提箱，然后放到车的后备箱里。母亲把房子里能找到的食物归拢到一起，装进大麻袋。我们驱车离开时，祖父和叔叔婶婶们，还有那些堂兄妹全都站在车的周围与我们道别。

瓦基勒在后面追赶我们的车。汽车终究要比他跑得快，在空气中扬起一路尘土。我把脸探出前排座位上的车窗，向他挥手示意，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我的妹妹们从后面车窗盯着每个被落在车后的人看，挥着手。当我们的车在英国大使馆附近的街角附近消失时，瓦基勒站在路中央，一脸失望的表情，双肩低垂，喘着粗气……

我感到非常难过。对父亲撇下瓦基勒，我非常生气。我们离开喀布尔，驱车驶上通向北方的凯尔–卡纳陡峭的小山这一路上，我没和他说话，我皱着眉头，妹妹们也是这副神情。父亲讲了几个笑话，尽管这些笑话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也很好笑，但我却没有笑，妹妹们也没有笑。

“喂，我们本来可以带上瓦基勒，那样的话他妈妈怎么办？”父亲目视前方，但我们清楚这话是说给我们听的，“她没有别的亲人了。在两个星期内，我会回来接他，还有其他人。”说罢，他打开车载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频道。

妹妹们和我想听阿富汗或者印度歌曲，可父亲只想听新闻节目，尤其是与马扎尔有关的任何消息。我们没让他换台，因为我们决心保留对他的愤怒。

我们将喀布尔抛在身后，开始驱车横贯舒马里大平原，一直向北。我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发现随处可见废弃的苏联军用车辆。有的就倒在道边，或者干脆翻了过去。大多数车辆都碎成了数块。几乎每块田地都有辆废弃的军车，而农民只好绕开车辆耕种。一辆烧焦了的坦克横卧在河里；水流漫过坦克，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的孩子就坐在上面，凝视路上来往的汽车。经年的雨水已经令坦克巨大笨重的身躯锈迹斑斑，阳光和尘土使坦克上的涂层颜色变浅。有的孩子对用轮子掌舵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地在幻想的世界里驰骋。一辆俄式吉普车有一半的车身悬在陡峭的谷壁上，仿佛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托住了似的。

我开始数着，很快就数到100了。片刻过后，数数变得乏味起来，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们的车爬到兴都库什山脉的一侧上，山脉紧挨着一条水流湍急的河，这条河在几个小村落之间蜿蜒流转，在堤坝的高处停下来。在顶端附近，我们抵达穿进高山的萨朗隧道。隧道里许多灯都坏了。有的已经发黄，仅泛出微弱的亮光。这条隧道充满了其他小汽车和大卡车排放的尾气。我们关上车窗。为了绕开路上的弹坑，父亲开得很慢。

在这条被严重损坏的路上，我们颠簸了数小时。

我们驾车驶下兴都库什山脉北侧，开始沿另一条更宽的河前行。尽管已是早秋，河两岸的田地还是绿油油的。在田地那边，峡谷突兀而起，放眼望去尽是光秃秃的石头。我仔细地打量这一切，因为知道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了，眼前的景象也许再也见不到了。

下午时分，我们穿过一道美丽的山谷，驶上一条狭窄的砾石路，朝两座陡峭的山之间的高高的峡谷奔去。我们经过峡谷时，妹妹们和我把头探到窗外，看着鸟从悬崖上的一个洞飞到另一个洞里。河水猛地撞击峡谷底端的岩石，那声响在峭壁之间回荡，我们还能听到湍急的河水的奔流之声。

车从峡谷另一端出来，驰上一直向北延伸到俄罗斯的平原。突然，父亲把车停在道路一侧后，下了车。他站在车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他眺望湛蓝的天空，凝望着周围的群山。这时，他的脸上绽放出微笑，仿佛未知的什么事仅仅向他露出端倪似的。

“发动机出毛病了吗？”母亲把脸探到窗外问道。

父亲没转身便大喊：“这是塔什库尔干！”

在正前方，我们发现许多有围墙的花园，还有一个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小城。在我们和小城之间点缀着一个山丘，山丘上屹立着一座非常雄伟的清真寺。父亲开始步行穿过一片田地，这片田地通向那条与我们一直沿途相伴的宽阔河流，河水穿过狭窄的峡谷，奔流而去。

我从车上跳下来，在父亲身后跟着。他边大步流星走，边仰望高山上的峡谷峭壁，一直来到河边。他朝脸上撩了几把水，任凭水滴到衣服上。

“这几个月来，我做梦都想着这里。”他说，“以前我和朋友们在这里露营，待了好几个星期。”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道。到如今，我们又成为朋友了，尽管我对那事还耿耿于怀。我意识到，如果因为祖父和瓦基勒未能与我们同行，我就公然表达不满的话，大家的心情都会很糟。于是，我对他很友好，但并没有把我心底的秘密告诉他，可那滋味依旧酸楚。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和你妈妈还没结婚。”他长叹一声，“其实，也不算太久。只是感觉似乎很久了，好像过了很多年。现在，那些朋友都在欧洲生活，而我还在这里。”

他把湿漉漉的手伸向我，抚摸着我的头发：“这下好了，我们就在这儿过几天露营生活吧。”他走向车，而我则紧随其后。

听他这么说，我太高兴了。以前，我们有时在家附近的恰尔加湖畔，或者在相邻的花园里露营一夜。但是，从未在如此开阔宽敞的地方宿营过。

这时候，大家都下了车。父亲从后备箱里取出一块很大的蓝色塑料布。这块塑料布的每一角都印着大大的“UN”的字样。“我们用它来当帐篷。”他说。他驱车驶下公路，穿过几幢房屋，来到小河附近的一处平地。河水避开峡谷，从公路边流走了。

我的姐妹们开始帮父亲和我撑开塑料布，搭在我们在公路旁找到的几根笔直的树枝上。母亲没吱声，父亲抬眼瞥了几下她，看她是否赞成这个主意。见我们又兴高采烈了，她才露出开心的神情。

一位骑驴的村民走近我们，驴背上驮着用手工编织袋装的胡萝卜，摞了好几袋子。他一走近我们，便开口问道：“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我们在露营。”父亲说。

“小心点，这地方有狼出没。到晚上才出来。”村民警告说。

“我不怕狼。不过，感谢你的告诫。”父亲说。那人继续骑驴赶路。父亲开车下了缓坡，驶进田地，停在我们帐篷附近。

时值中秋，有时风大，白天暖和，而晚上很凉。

每天，我们在吃罢早饭后就到河里游泳，午后垂钓。晚上，我们在帐篷前燃起篝火听父亲讲笑话，听母亲讲故事，有时我们被吓得够呛。有些晚上，我们干脆就凝望夜空，群星闪烁，灿若星海。

毕竟，过去两年中我在喀布尔亲身经历了许多糟糕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天的露营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真想永远待在那儿，远离喀布尔，远离战争。可是，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祖父和瓦基勒，在我们围在一起尽情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时，我真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过了一星期父亲准备动身前往马扎尔的姨妈家。我们说服他在河畔深处再待上一星期。

我们继续游泳和垂钓，有时也去爬山。

一天早晨吃罢早餐后，天空乌云密布。我们这些孩子待在帐篷里，读随身带来的课本。一缕微风吹进帐篷，偶尔把书页都翻过去了。风从北方刮来，逐渐大了起来，天色也暗了下来。低矮的乌云向我们压来，越来越近。

父亲让我们围拢在帐篷的一角。我真想出去，感受一下狂风呼号，可是他拦着我不让出去。“待着别动。”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道。风瞬间变得越来越大。雨开始倾盆而下，大雨滂沱，狂风怒吼。偶尔闪电隆隆划过天空。

父亲把妹妹们揽在胸前，好像风能把她们刮走似的。母亲则紧紧抱住弟弟，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分开。弟弟不满1周岁，哭个不停。我们叫他“哭吧精”。我们都有绰号。我是“糊涂虫”，因为有时我在想事情时，一连好几分钟目光空洞呆滞。有人喊我，我也不理睬。我不知道这与糊涂有什么关系，但这就是他们叫我“糊涂虫”的原因。

现在，瓢泼大雨敲打着我们的帐篷。声音很大，我们根本听不清彼此说什么。闪电又发出爆裂声，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雷鸣好像就在近旁，我们耳朵被震得生疼。这种场面一点也不好玩。在摇摇欲坠的帐篷里，我们无所适从。

同突如其来时一样，大雨骤然而止。此时，天色愈发暗了，尽管才上午，可几乎像天黑一般。

突然，大地开始摇晃。我们听到头顶上峡谷里传来撞击的声音，比狂风怒吼的声音还要响。我们从蓝色塑料布下面的缝隙向外张望，发现一块巨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滚落到我们身后的山下。父亲朝我们大喊，让我们赶快离开帐篷。我们朝三个方向冲了出去，根本不清楚自己跑向何方。

过去一年中，我在喀布尔有两次幸免于难。此时，看来在这个似乎像天堂一般的地方，我在劫难逃了。我想到诺亚和连降40天的暴雨，还有他是怎么存活下来并拯救其他人的。但是，诺亚并没有遭遇巨石从山上呼啸而下并撼动大地的情景。

巨石正好穿过我们的帐篷，把帐篷中央那根支柱给压断了，就像碾压一根稻草似的，一直滚到河里。我们的食物和衣服都被压进地里。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进到车里躲避，依旧心有余悸。

我们都惊呆了。这块巨石居然滚了那么多地方。姐姐说：“也许这块巨石不喜欢我们的帐篷。”我头一次觉得她说得对。

半小时后，天完全放晴了。太阳像个明亮的橘红色圆球。微风习习，沁人心脾。鸟儿又开始放声歌唱了。这景象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们的帐篷和带来的所有东西都没了。

这一天的其余时候，我们只能在车里待着。天黑前，父亲和我沿着这个区域巡视，看看是否能安全过夜。他手里拎着一根粗棍子，我拎了一根小木棍。我们没发现狼或者其他野兽的踪迹，然而却有暴雨欲来的迹象。我们发现一根树枝可以当作帐篷的支柱，但树枝不太直。

夜幕降临了。那块巨石把帐篷撕得千疮百孔，我们透过帐篷上面的小孔发现乌云在半明半掩的月亮前迅速飘过。我们就着被压碎的桑葚吃被压碎的面包，权当晚餐。“哭吧精”现在倒很安静，他嘴半张着紧挨着母亲睡得正酣，头枕一个仅他享有的枕头。

父亲在车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节目正在就马扎尔两个军阀之间的一场冲突进行评论。我问父亲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说报道的是一个叫多斯塔姆的家伙。我在电视上见过这人，坐在坦克上，裤子卷到膝盖。但是，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怎么留意。

我们在那儿又待了长长的7天，有点丧气，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些天清晨阳光不似刚来那天那样明媚。随着白天渐短，晚上渐长和越来越凉，我们能感觉到季节变换。

一星期后，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得知马扎尔硝烟又散尽了。至少就目前而言，马扎尔两个军阀之间的战火算是暂告平息。

吃早餐时，父亲告诉母亲说午餐后动身前往马扎尔。其实，我们的车仅开出1小时而已。在晚上，雨又下得很大。我们都有点儿冷，空气也有点儿潮湿。这让我们更愿意离开这个我们终于喜欢上的地方。况且，我们的食物很少，早餐不必用多少时间。我们仅有的食物就是在树上找到的苹果，这些果树是人们在我们露营地附近种的。父亲一大早在河附近，用一根削尖的长棍子逮住了几只野鸭，可他没时间做给我们吃。年轻时他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于是学会了打猎。当时，喀布尔还是一片湿地。他从不让我跟他去，因为他说他需要全神贯注，哪怕一点儿动静都会惊扰禽鸟，那样一来我们就得挨饿了。

吃罢早餐，我帮父亲清洗一下车子。母亲和姐妹们收拾帐篷里的衣物。父亲开始检查发动机有没有毛病。做这种事，不需要我帮他，他自己做就行。

现在雨停了。我来到与我们帐篷相距半英里远的河边，与让我恋恋不舍的树木、石头和小鸟一一道别。我感觉仿佛群山也在与我说再见。除了那块碾过我们帐篷的巨石以外，我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结成了好朋友。我没去看那块巨石，尽管它就在附近的河里。

然而，这条河有点儿不对劲。河水是灰色的，在石头上荡起波浪。水面上浮起一层尘土。鱼儿似乎不能游了，就像是被撞瞎了眼。有的已经死了，在升起的水面上随波逐流。

我不明白河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河边，任水漫过我的脚趾。很快，水面就上升到我的脚踝处，之后又到了膝盖处。我开始对灰蒙蒙的河水有点害怕了。令我好奇的是，大河是否会对我们就要离开很生气。

我捡起一条鱼，只见它泛白的鱼眼盯着我，只是眼珠微弱地转动。正当我捧着鱼，对大河赐予我们的一切表示感谢时，河水突然升到我的大腿处。水流的冲力很大，差点把我卷走。我赶忙爬到岸上，举目凝望两山之间的峡谷。这时，水已经攀上峡壁，从我的方向看上升速度很快。

没有什么力量能扼住峡壁上水的攀升。看样子比河水更大、更猛。只见水流肆虐无羁，挡道之物一律被冲得七零八落。

它会冲到我们的帐篷和车子那里吗？要是冲走我的家人，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这条河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它懂我，我告诉自己。

我连忙爬到堤坝顶端，朝我们的帐篷跑过去，冲我父亲高喊道：“让他们快从帐篷里出来，洪水来了！”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就像只受惊的小鹿一样，但我并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停止呼喊。父亲在帐篷前面，正要点火烤刚逮住的鸭子。他站起身，一脸疑惑的神情。1小时前雨就停了。怎么可能会有洪水？显然，他心里直犯嘀咕。

我摔倒了好几次。衣服上满是泥污，我爬起来继续狂奔，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他喊，让他发动汽车。终于，他看到平静的水面上升起一道水墙。我跑到汽车跟前时，大家都已经上了车。

我身后的洪水只与我相距50英尺，看样子瞬间就会把我冲倒。狂奔的洪流在漫过前面的巨石和树木时，发出可怕的吼声。水不再是灰色的了，近乎于黑色。

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我一只脚刚踏进去，父亲就脚踩油门发动了车子。轮胎在泥泞的地面上打了一下转，然后车子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驶上通往公路的斜坡，仿佛它也害怕即将袭来的洪水。

除了父亲以外，大家都向后车窗外张望，只见洪水把我们的帐篷冲走了，就像一个恶毒的家伙捣毁了像我们在祖父家用沙子堆起的宫殿。洪水也卷走了我们所有的衣物，还有我们留下的食物。

我们还没有驶上公路，洪水就追上了我们。洪水最先漫过车轮，然后升到车窗。发动机发出噼啪声，车速减慢了。妹妹和弟弟大哭起来。

父亲也惊恐莫名，屏住呼吸嘟嘟囔囔地祈祷。母亲说：“冷静……冷静……我们会没事的。”我们不清楚她在对谁说。谁也顾不上听她的了。

现在，水已经漫进车里，几乎到脚踝之上。妹妹们抬起脚，与座位齐平。发动机开始劈劈啪啪直响，但车最后还是蹒跚着驶上了公路。我们一到高处，就打开车门，混着泥沙的水一泄而出，要比漫进来时快得多。

我们跳下车，回首凝望那片田地。现在，那里一片汪洋。

我们又一次逃出鬼门关，这才发现已经无处可去。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说：“今天早晨，马扎尔省两名指挥官之间的误解导致双方重新陷入敌对状态。双方重新开始交火，并都通报了伤亡情况。购物归来的两名儿童和一位老人，今天早晨在回家路上遇害。”主持人还提到遇害者的名字，让他们的家属到马扎尔的医院去认领尸体。

我们去不成马扎尔了。可是，我们连栖身的帐篷和果腹的食物也没了。父亲驱车向城镇方向行驶了半公里，将车停在路边的开阔地带。大家仍旧惊魂未定。父亲脸色煞白，没有半点儿血色。母亲双手摇着“哭吧精”。我们其余人都不做声，还沉浸在刚才的惊魂一刻，说不出话来。

太阳开始落山了，月亮爬上来。晚上天气凉爽下来，我们饥肠辘辘。父母身上还有点钱，可是没有能买到东西的商店。

父亲下了车，在路边做晚祷。我们锁上车门。每当其他车辆驶来，我都担心他们会下车杀了我们，然后把车抢走。当有人骑驴在路上从容漫步时，我甚至担心他们也会袭击我们。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尽管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很少见到汽车，在经过车旁时一个劲地盯着我们看。我敢断定他们回家后准会谈起我们。

父亲做完祷告后，从他坐的砾石那儿冲我使眼色。我对母亲说我想去小解。她点点头，于是我下了车。解完手后，我走到父亲跟前。

父亲将手搭在我的右肩上。我们离开车子，走向镇边的几个带有围墙的花园。

“今晚你得去偷点什么。你能为你父亲去偷东西吗？”他睁大眼睛瞅着我，问道，希望我能答复他。我停下脚步，他还继续往前走。我有点害怕起来，跑了几步追上他。

“几个月前我从你钱包偷钱时，你不是对我讲过，偷东西是大罪吗？我告诉过你我铸下了大错，你说这种过错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倘若我再犯的话，就真的罪无可恕了。你还记得吗，爸爸？”我问道，这时他走过一个有围墙的花园。

“是的，我当然记得。但有时你必须做错事，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他以沉着的口吻继续说道，“要是你去偷几个石榴的话，你的姐姐妹妹和弟弟就不会挨饿了。你和我可以空着肚子睡一夜，但我担心你妈妈。她没有足够的奶水来喂你弟弟。她得吃东西啊。”他说。

说罢他停下来，右手指着附近一个很大的花园说：“你要非常小心地溜进去。不会有人看到你的。当心你的四周，往袋子里装满石榴就回来。”他去集市时，身上的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大塑料袋。他把塑料袋递给我。“你带着石榴回来时，就对你妈妈说你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他说。

我说“好的”，开始壮起胆子朝花园走去。当时我想的很多，对父亲在他所有孩子中间单单选中我来当小偷感到非常悲哀。

我记起祖父曾对我讲过“要避免做三种恶事：撒谎、盗窃和嚼舌根”。即便祖父不在跟前，他的话语犹在耳边，比父亲的话有分量得多。我往回朝车那儿走，见父亲慢慢朝我这边踱来，便停下脚步。

“怎么了？你为什么两手空空就回来了？”他问。

“大家都会喊我小偷的！”我说。

“大家是谁？你是为你父亲做这件事的！你明白的。是为了我。我不会叫你小偷的。”他说。

“你干吗不叫我姐姐妹妹中的一个人去呢？难道是因为我擅长偷东西，因为我一生中就偷了一次你的钱？从那以后几个星期，大家都叫我小偷。”我感觉自己快要哭出来了。

我们站着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他一屁股坐在上面。我们周围到处是前些年洪水带来的白色小鹅卵石。他要我挨着他坐下。

“我尊重你的感受，但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处境。我们没法买到晚上吃的食物，我们连午餐还没吃呢。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能接纳我们。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害怕别人对自己不利。整个村子的人都害怕我们，正如我们害怕他们一样。

“至少要一个星期我才能与村民交上朋友，这样他们才能相信我。现在你就去那个园子偷偷摘些石榴吧，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当园子主人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会把今晚的事情对他和盘托出。我敢肯定他会原谅我们俩的。我选择你去做的理由是你很聪明，长得小不会太显眼。要是他们逮住你，不会杀了你的。倘若他们逮住我，他们会把我当成某个危险分子。你明白了吗？”

我把他说的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我同意他说的每件事情都很正确。

“那好！”我说。我朝花园走去。我在心里与祖父交流，告诉他我对做他曾明言严厉禁止我做的事情感到抱歉。我还告诉他我做这些是为了我父亲，应该受到责备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我一靠近花园的墙，便非常小心地溜进去，就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英雄一样。也许某人会拍一部关于我偷东西的电影，那会让这事显得有趣一些。

这时起风了。风吹得树叶哗哗地响，听起来就像脚步声。我按父亲的告诫观察四周，除了压满枝头的石榴差点要掉下来以外，什么也没发现。我摘了5个特大的石榴，塑料袋装得既满又沉。

我心想这还不够。可是袋子里没有空间了，哪怕小的石榴也装不下了。如果我把这个袋子交给父亲，他会发火的。“你怎么不摘小一些的呢？”他会问。但是转念一想，我没有为这些石榴付一分钱。谁也不该抱怨这些没花一分钱的东西。

首先，我把塑料袋扔到墙外。我刚要爬上墙准备跳出去，便听到狗叫声越来越近。我以为狗在园子外面见到袋子，正要上前撕扯。

我等了片刻，倾听声音来自何方。猛然间，我看到两条大狗飞快地朝我扑来。它们在园子里面。借着树枝间透过来的月光，我能看到它们奔跑时身上的肌肉凸起。

我一下子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略一思索，问自己：“我该站在这儿，因为偷东西，因为我犯的过错，而让狗把我撕成几块吗？”我想祖父会为这事惩罚我的。可祖父总是对我讲：“不要害怕任何事情，让其他人害怕吧。”尽管这两条狗比我见过的别的狗个头都要大，甚至比喀布尔哈吉·努尔·谢尔家花园里养的大狗个头还大，但我除了逃跑以外别无他法。它们狂吠时，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它们眼睛通红，看上去就像身上沾满了血，我竭力摆出一副无畏的样子。

它们现在撵上我了，近到我能对它们表示亲昵。可它们不是那种宠物狗。我感到一阵惊慌。它们马上朝我扑过来准备猛咬。

它们的牙齿又长又锋利。但我鼓足勇气向后退，继续盯着它们的眼睛，像木雕泥塑一样动作僵硬。它们也向后退。每条狗似乎都有我两个大。

园子另一端传来唤它们的声音，是一位老者的声音。一条狗循着喊声转身就跑，然后又返回来朝我叫得更欢了。另一条朝我露出尖利的牙齿，但踌躇不前。老者还在唤狗和吹口哨。

有人开始往园子的远端扔石头，弄得果树窸窣作响。狗不再朝我狂吠，扭头盯着树。投进来的是大石子，肯定不是小孩子干的。于是，狗跑过去看看天上到底掉下来了什么东西。

我听到父亲在墙后面低声急切地催促我快点爬到外面。

我爬到一半时狗蹿上来，咬住我的腿。我几乎能感觉出是狗的哪些牙齿正在撕咬我的皮肉。父亲一见我脸上的表情，便猜出发生什么事了。

“别出声！勇敢点！”父亲嗓音嘶哑地说。

他抬起手够到我，把我拉向他。又厚又硬的泥砖墙刮破了我的肚皮。狗松开了口，又开始狂吠。

我从墙上跳下来，被咬伤的那条腿先着地。我开始痛得直叫。父亲连忙用手捂住我的嘴。

我的腿在流血。我几乎看不清自己伤得有多严重。父亲撕开他总是裹在肩上做祷告时用的印花大手帕，紧紧地缠在伤口周围。此时，墙另一侧的狗快要疯了。

我想看看伤得怎么样，可父亲不让我看。

“没什么大碍，只是一点小伤。你会没事的。”父亲说。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他的声音透出恐惧。我以前从未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如此颤抖过。我全身的重量都落到右腿上，像瘸子似的走路一拐一拐的。肚子上的皮肤感觉好像被刮破了。

我回到车里，爬到前面的座位上。母亲在后面座位上拍着弟弟的背，正唱摇篮曲哄他睡觉。

她没注意到我的腿，但是却能看到我脸上的疲惫。她停止唱摇篮曲，把弟弟交给紧紧依偎着她的姐姐。“你没事吧？你的样子太吓人了！”

我说没事。她瞥了一眼站在车外的父亲。他一语未发。“我很好。”我告诉她。“我们只是被狗袭击了，其中一只咬了我的左腿，有点小伤。”

“什么样的狗？我们没听到狗叫啊。”她说。

“因为车里窗户都摇上了。”我答道，极力不让她听出我声音里透着的痛苦。

“我看看。”她平静地说。我转过身让她看。她一看我的伤就摇起头，开始用手帕为我擦拭。伤口还在流血，滴到母亲的腿上。

她摇下车窗，冲父亲喊道：“你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你眼睁睁看着狗咬他的腿，就在旁边看着？”

父亲什么也没说。这时小弟弟醒了，母亲朝姐姐大吼，让她把“哭吧精”抱到车外面。

母亲让父亲从后备箱取来一瓶水，帮我清洗伤口，在上面又涂了酒精，一阵刺骨般的疼痛袭来。之后，她到驾驶座位上挨着我坐，父亲抱着小弟弟在路边来回踱步，呼吸清新凉爽的空气。

“这些石榴难道不是你买的？我知道附近没有一家商店。”她非常急切地盯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不要让我问你两次，不要撒谎惹我不高兴。”她严厉地说。

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的嘴，直到我一五一十地讲完。

“这一路上，我一看不到你就担心。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她说着将我搂在怀里。

“好的！”我说。我真想大哭一场。我还记得在我们家庭院里帮着祖父饲养家畜，在一张长桌布上吃饭，与我堂兄弟们和姑姑们开玩笑，在一起看电视。那些事情虽然历历在目，可又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了减轻疼痛，我叹了好几次气。

“怎么样，卡伊斯？”母亲问。她揽着我的头倚在她胸口，揉按我的背。我不能多说话，耳朵里有轻微的耳鸣声。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还疼吗？”她问。

“是的，妈妈。”我说。

“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吗？”她说。

“没有，就这些。就是一点小伤，有点痛，我很累。”我说。

“好吧，只要你想睡那就睡吧。”她拍着我的后背，就像我是个婴儿似的。我在她臂弯里睡着了。但我知道我是个小偷，我的罪不可饶恕。

第8章
花园

我醒来时见自己一个人在车里。父母、姐姐妹妹们和弟弟坐在外面的地上吃早餐呢。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奶酪、黄油、牛奶、酸乳酪自制果酱、热乎乎的馕，还有刚泡的茶。我揉了揉眼睛，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眼前的景象是真的。每个人的嘴里都塞满了食物。我的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响。我推开门，想跟他们一起吃东西。我左脚刚一着地，针扎般的痛便向我袭来，就像一把滚烫的刀子正刺穿我的皮肤。父亲见状连忙过来帮我。我没有问食物是从哪里来的。煎熬了两个星期后只要能吃上黄油、果酱和牛奶，我就很高兴了，管它从哪来的呢！

“一位村民请我们去他家。”母亲说。

“村民？谁啊？”我问。

“哦，我想你认识他。”她说。

“我认识他？怎么可能呢？”我说。

“因为昨晚你听到他唤他的狗了。”她说。

我因为害怕和害臊而僵住了。“我偷石榴的那座花园的主人？”我问。姐姐妹妹们瞪着我，瞅得我心里直发毛。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你偷石榴了？你是个小偷？”然后，她们开始小声说我：“小偷，小偷，小偷。”

“不许再说了！”我说。

“闭嘴，姑娘们！他是为我去摘的石榴。我让他那么做的。要是谁再说‘小偷’，就给她一巴掌！”父亲说。

“那人的儿子今天早晨来敲我的车窗，”母亲说，“我们还在车里睡觉呢。他把衣服还有那些物品都放在这里了。他说他父亲以为我们是开车四处走的现代游牧民。”

我们一听“现代游牧民”，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知道我昨晚从他们花园偷石榴了吗？”我说。

“知道，他儿子看到你了。”她说。

“他们见到我准会叫我‘小偷’。”我说，同时脸上臊得发热。

“我想这家主人不会管客人叫‘小偷’的。”母亲说。

“也许他会称呼你为‘小偷先生’。”我姐姐说，其他妹妹在笑的时候都把脸埋起来。我叹了口气，开始坐下吃东西。

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马路对面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他开始收拾碗碟，把盘子摞起来。收拾完他站起身，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去他家。

“我的家人正等着你们呢。”他非常温和地说。

男孩打开种满石榴树的园子的大门。里面非常大，有两间小平房，一间背倚北面的围墙，另一间背靠南面的围墙。在园子中央有一顶用黑粗布做的帐篷，用几根木杆进地里，撑起一片阴凉。一个上了几分年纪的人从一幢建筑里出来，迎着我们走来。他与我父亲握手，向母亲致意，并对我们表示欢迎。寒暄过后，他问我腿伤得怎么样。

“你家的狗昨晚饿极了，于是我就让它在我腿上咬了一口。”我说，极力想用玩笑来掩饰我的窘迫。

听我这么说他笑了笑，回答道：“你应该敲我家的门，我会多给你摘几个石榴的。”

父亲对这位老者说：“都是我的过错。我担心这个村子没有谁对我们冒昧到访表示欢迎，尤其是在晚上。自从战端开启以来，人人自危啊。”

“这是实话。不过现在，我们算认识了，我们互相不再是陌生人了。我们是一家人了。”老人说。

狗又开始叫。连狗的影子还没看到，我的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老者继续说道：“在我们家你们是受欢迎的客人，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指了指背靠南墙的几间屋子说：“房间里有水、电和电视，还有收音机。我给你们拿几条毯子，房间里已经备好床垫和枕头。你们要是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不胜荣幸。”

“你真是太慷慨了，”母亲说，“不过我们不能以不速之客的身份打扰你们。”她面带微笑地说。老者也微微一笑。

“是啊，你说得对！你们是不速之客，可是不速之客是真主赐给我们的礼物。我家的大门始终为他们敞开。他们带来了真主的仁慈。”老者说，“我给你们拿些碗碟来，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做饭了。园子里的香草、蔬菜和水果你们随便摘。”

“你真是太善良了。”父亲说。

“这个园子不是我的，是真主的。”老者答道，“真主之所以赐给我这个园子，就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准备的。事实上，真主才是万物之主，不论赐予我们什么，我们仅能享用几天而已。”

他的家人也来迎接我们。他有4个女儿和3个儿子。在那些女人中间有一位比他年轻许多，几乎跟他大女儿年龄相仿，长得非常漂亮。

“她是你的妻子？”母亲问道。

“是的。她是我第二个妻子。我们5年前结的婚。”老者说。他妻子在生人面前非常害羞，她邀请我们到园子后面她住的房子去做客，我们随着她向园子后面走去，父亲和老者及他的儿子们边走边聊政治。几分钟后，他走到我们跟前，小声对母亲说，我们的东道主是位了不起的人。

在一个杏树环荫的地方，我们与他们全家一起吃了顿丰盛的午餐。大家谈笑风生，一见如故，仿佛已经认识很多年了。老者让我们叫他叔叔，称他妻子为婶婶。我们谈我们的生活。父亲告诉他们他和祖父是如何损失了6 000张地毯，现在除了家人和那辆车，已经一无所有。

“真主能赐予你们，也会从你们那儿把那些东西拿走。”老者说。

“我是个拳击手。我能打倒任何人。阿富汗派我到俄罗斯和所有中亚国家去参加比赛。可是，我如何与这个疯狂的世界做斗争呢？”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我敢说他脑海里想的准是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拳击比赛上夺魁的事儿。

“盛世和乱世都一样，就像生命的春秋更替，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老者的脸上挂着敦厚的笑容，但他说话时面色非常严肃，“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周围强邻环伺。我们愚蠢的政客放任他们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

吃罢午饭，他把我们领到客房。我们经过园子中央的帐篷时，两条大狗从里面跳出来，吓了我们一跳。我那几个妹妹躲在母亲身后。两条狗脖子上带着结实的项圈，拴着很粗的链子。可是它们跳起来的力气很大，我真担心它们会挣脱锁链。

“这些狗可以看家护院，尤其是在夜间。有人擅自闯入的话，它们会把来人撕成两半。”老者说。

“它们有名字吗？”母亲问道。

“有的。白的叫希尔（狮子的意思），黑的叫帕朗（老虎的意思）。希尔不会伤害任何人，除非有人攻击它，或者试图伤害它。它是一只斗狗，从没输过比赛。但帕朗非常凶残，它喜欢咬人。”

“就是帕朗咬的我大腿。”我说。

“别担心，孩子。很快，它就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老者说，然后转身让他一个儿子去拿些残羹剩菜。他递给我，让我喂狗。我把剩菜扔给它们。开始时，它们试图朝我扑，但很快它们就忙活着吃东西了。

客房装饰得很雅致。最大的房间中央铺了一张漂亮的红地毯，上面有大图案。垫子沿着墙边摊开，上面覆盖着长而窄的地毯。房间角落有一台带视频播放器的小电视机。

“也许你可以让我的长子带你们的孩子到处溜达溜达。”老者提议道。我们听到后面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他那与瓦基勒年龄相仿的儿子坐在一辆大拖拉机的驾驶座位上，邀请我们跟他出去转转。

“我的飞机是怎么了？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不是吗？”当我们爬上驾驶座位后面的平台时他说道，一只脚踩在油门上。

“是的，这架飞机的轮胎可比别的飞机大好多啊。”我说。

“你喜欢这地方吗？”他凑到我耳边大声说，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说话声。

“我也不知道。你得带我四处走走，然后我才能告诉你。”我说着，拖拉机驶出花园，开上主路。

天空中的白云和乌云搅在一起。太阳躲在云彩后面，似乎正要像石头一样掉下来。风吹得田地上麦浪起伏。

我放眼望去，在道路两侧，大地一片金黄，看来庄稼到了收割的时候了。农民们正忙着挥舞镰刀，一只手拎着一捆麦秆，用另一只手上的工具整齐地割下麦穗。其他人把石榴和杏装进麻袋，放到后背上扛起来。他们双手在树枝间娴熟轻盈地上下飞舞。

我问老者的儿子，他是否出过村子到外面闯荡过。

“没有，我不想出去。我爱这个村庄。在这里，我想要的应有尽有。人们都尊敬我父亲和我，因为我是他的长子。”他说。

他靠边停下拖拉机，吩咐他妹妹带我妹妹们去河边玩，在那里能把其他村子的姑娘们介绍给她们认识。这条河是我们宿营过的那条河的支流，但丝毫看不出洪水的迹象，就在一天前，我们还差一点被同一条河给卷走。

“村子里的所有姑娘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取水，准备做晚饭用。村子里的小伙子们在清真寺里做祷告。”老者的儿子说。

“我们也能到河边玩吗？”我问，“我想游泳。”

听我这么说，他哈哈大笑。

“这会儿可别去河边。要是被人看见，有人会向你开枪的。有时，姑娘们在那儿洗澡。”

“姑娘们还带枪啊？”我问。

“不，不是。她们的父亲或者哥哥会向你开枪的。”

“这里有像喀布尔那样的狙击手吗？”

“没有，我们这里有不少猎人。他们到处都是。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看到这段时间有小伙子或者成年人去河边的话，就会开枪的。”

“那陌生人呢？他们可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规矩。”我说。

“你不再是陌生人了。我父亲今天早晨已经在清真寺里宣布，你们想待多久，他就招待你们多久。”

“你的意思是所有村民都知道我昨晚做的事儿了？”我问道，一种羞耻感重新袭上我心头。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村民同意让我们帮助你们的原因。他们说你们没有吃的，没有地方可去。”老者的儿子说。

“他们会叫我‘小偷’的。”我沮丧地说。

“不会！他们还没有愚蠢和粗野到称他们的客人为‘小偷’的地步。”我母亲也这么说。听到这话我如释重负。

他指给我看附近他打猎的地方。在一个水池子里有几只木头做的鸭子，他挖这个池子堆起来的土像个小山那么高。一条狭窄的小溪将山泉的水引入池中。每次风吹过水面泛起涟漪，木头鸭子上下摆动，像真的一样。

“鸟儿从我们村子上空飞过，一看见我的木头鸭子，它们就以为是安全的着陆点。它们落下来戏水或者喝水时，我就逮住它们。我教给你怎么打枪吧。”他应允道。

“你去过喀布尔吗？”我问。

“没有。我不想去。那是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每场争端都是从那儿开始的，然后波及整个阿富汗。我倒希望喀布尔不存在。我只属于这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开心。”

他开始背诵一首古诗。

“我的心都被村子里姑娘们那美丽的面庞占据了。你要知道，你看到她的脸，眼波里荡漾着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在一个朦胧的黑夜，怀着所有虚妄的幻想等待和寄望，梦想看到她的脸庞。”

他停下来，冲我一笑：“我谈的是我女朋友。我会把她介绍给你认识，但你必须保证不要爱上她，因为她是我的。你能做到吗？”

“嗯，当然了！”我说。

“倘若她的美丽俘虏了哪个男人的心，我会把那颗心撕碎。”他说，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声音也几近沙哑，尽管他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要当心，好吗？”他说。我点点头，此时心里有点暗暗怕他。

我们溜达了十来分钟，谁也没说话。他带我走到村子的尽头，那里有个带花园的庭院一直延伸到塔什库尔干后面凸起的小山脚下。

“那就是她家。”他说。他的声音现在轻柔多了，我也放松下来。“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但除了我母亲以外，别人都不知道。请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事。”

“我会保守秘密的。”我说。

“现在，我得找个借口带你去她家见她。”他说，一副很兴奋的样子。

“怎么去？”我说。

“我去敲门，她或她哥哥会来开门，我就介绍你说，你是我的客人。我说你喜欢逛花园。要是她开门的话，就说明她心领神会了，但她父母肯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你是我的表亲，你从喀布尔来看望我们。你想看看花园。剩下的就看我的了。你明白了吗？”

“明白。”我说。这是一次冒险，我乐意冒险。

他去敲门，一位年轻姑娘出来开门。她真是一个美人。

她马上垂下眼帘，急忙说：“你好。”

“我昨晚梦到你了，现在我就在这儿吻你。”老者的儿子调侃说。

“滚出去！我父母在家，我哥哥在花园里浇花呢。”她惊慌失措地说。

“今天，我当你的面问你父母。我要请求他们把你嫁给我，与我共度此生。”老者的儿子情意绵绵地说，脸上挂着同他父亲一样温和的笑容。

“别在这儿装傻了。要是我哥哥听到，他们准会打死你的。趁着没人看到你，赶快走吧。”她小声说，并回头张望。

她的一位哥哥突然从她身后闪身出来，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

“是谁？”他问。

“哦，是我。”老者的儿子说，“这是我的客人卡伊斯。对了，他是我表弟。跟他家人从喀布尔来的。我带他在附近溜达，他问我是否能到这个花园里看看。我告诉他，这是我父亲朋友家的花园。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带他进去看看。”

这位哥哥欢迎我们入内。

“莎拉，带他们四处看看，给他们榨点石榴汁。”他对他妹妹说，“你们别拘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还有些活儿要做。少陪。”

莎拉带我们来到花园。这里各种果树应有尽有，树枝上挂满了熟透了的果子。我们走到园子尽头，莎拉转向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想单独说几分钟的话。你随便逛，想吃什么果子就摘。10分钟后来这儿找我们，可以吗？”

“当然了，没问题。”我说，她对我报以感激的微笑。

我几乎溜达了半个钟头，直到一个人走腻了。我偷偷溜到一棵树后，看看他们之间什么样的悄悄话能聊这么久。

但是，我没听到一句话。他们就面对面坐在那儿。老者的儿子直视姑娘的双眸，姑娘则一脸幸福的笑。他打破沉默时，竟以一种奇怪的诗一般的口吻说话。

“不要抛弃我。”他祈求她道。也许他在开玩笑，但是姑娘并没有笑。

“我怎么会抛弃你呢？”她嗔怪道，“你是我生命的全部。”

“你是我的，因为我爱你，要是你抛弃我的话，我肯定得死。”他说。

“我和你一样。”她答道。

在这个村庄里，难道所有男人都这样和自己的女朋友说话的吗？我很好奇。也许他们看了太多的阿富汗电影了，电影中往往是在一对情侣还没来得及再次相见之前，就已双双命赴黄泉。我从藏身处出来，吃了另一个石榴。

一个小时后，我们准备离开花园。

“想来玩的话随时都可以来。”莎拉对我说，“下次，介绍我和你的姐妹们认识。我希望与她们结识。哈姆扎会开拖拉机把你们送过来的。”这是头一次我们四目相对。我觉得她的目光里透着亲切，但别人发现不了。我有一种罪恶感，因为我已经保证不会喜欢上她，可我又能怎样呢？这不是我的过错，犯错的是我的心。一旦爱上谁，心是不受控制的。我知道这源于印度电影。

“谁是哈姆扎？”我问她。

“我就是哈姆扎。”老者的儿子说。

“噢，对不起。我从没问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名字，真是太好了。”我说。

莎拉站在花园门口，按着门把手，打量我们两人。“我还以为你们是表兄弟呢。”她厉声说，等着答复。

“是的，没错。他是我表弟，但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想他从未问过。”老者的儿子说。

“哈姆扎，接着编。他是你表弟，还是你刚认识的什么人？我哥哥今晚在清真寺会谈起这事的。要是他发现你对他们撒谎，对我们两人来说太危险了。”她非常担忧地说。

“哦，放心，放心。没事的。他是我表弟，我的意思是我的客人。下次他和我来时，会向你解释的。有时表兄弟们会互相忘了名字。”哈姆扎调侃说。

“对我说实话。他是你表弟还是客人？”她问。

“老实讲，我们今天早晨刚认识。他是我的客人。”

她生气地望着他。里面传来喊她回去的声音。是个老妇人的声音，也许是她母亲。

“你相信我吗？”哈姆扎问。

“是的，我相信你。”她说，关切中透着原谅。喊她回去的声音越来越大，她边转身往回走，边应着。

“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就放心好了。清真寺里大伙都知道他和他家人的来历。他们是我们的客人。他们至少要在这儿待几个星期呢。所以我叫他表弟。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哈姆扎说。

“我相信你。”她嫣然一笑，在我们离开后关上大门。

在等着通往马扎尔的道路是否安全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哈姆扎父亲的花园里住了3个星期。那两条狗确实成了我的朋友。我带着它们一直溜达到山脚，盼望瓦基勒能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我给帕朗看它咬的伤口。它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个劲地舔伤口。

哈姆扎教给我打猎。每隔一天我们去他最心爱的花园。她总是榨好石榴汁等我。我喝石榴汁，而他们在一边说悄悄话。第一天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可一星期后似乎每次都会逗留几个小时。一天，我又偷偷躲到一棵树后。那天，他们没有像那些愚蠢的电影那样对话，而是比那些场面有趣得多。我有一种罪恶感，从那以后再也不偷看他们了。我到处溜达闲逛，直到哈姆扎喊我回家。

我的家人也很快乐。母亲边做饭，边唱古老的印度歌曲。我们吃的东西都取自园子，味道要比我们离开祖父的房子以来吃的任何东西都好。每天清早，我的任务就是拎着两个菜篮子到花园，摘满满两篮子的西红柿、黄瓜、西葫芦、茄子、辣椒、石榴、苹果、胡桃和杏，然后交给母亲。有些时候，我几乎不用去摘，因为篮子里还是满满的，我们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

姐姐也变得非常勤快了，帮母亲做饭。她们边做饭边说话，叽叽喳喳聊好几个小时也聊不完。其他时候，她让父亲带她们去爬山赏风景。父亲始终乐意带姐姐和我另一个妹妹边呼吸新鲜空气，边长时间漫步。他喜欢运动和她们的陪伴。

母亲在午后小睡，姐姐带着妹妹们去河边，同哈姆扎的妹妹们一起取水。她们跟村里姑娘们学如何不用手扶，用头顶泥水罐；或者在其他时候学习如何为心上人绣一顶帽子。姐姐给她们讲我们在喀布尔的生活，以及上学的情形。哈姆扎的妹妹们尽管识字，但都没上过学。

因为以前我从未见过姐姐举止待人如此和颜悦色，我决定对她态度也好些。但是对我，她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她总是变着法儿捉弄我。她和我本该吃一个盘子里的食物。阿富汗人认为分享一个盘子里的食物会增进食欲。但她则这么说：“以前他把一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光了，我才吃3口。他吃饭时像牛似的，弄出那么大动静。”所以我停止了对她的友善。

一天下午稍晚些时候，我们打完猎后，哈姆扎和我爬到山的最高处，向下俯瞰整个村子。太阳高悬于西方天际。碧空如洗，金色阳光和蓝色天空交相辉映。

“你以前对着大自然说话吗？”哈姆扎问。

“有时会。”我说。

“当它回答你时，你听到了吗？”

“你指的是什么？”我问。

“没有人明白我的意思。每当我对人讲我看到和听到什么时，他们都觉得我疯了。不过你要知道，如果你对万物非常坦诚，它们也会向你袒露心迹的。”哈姆扎说。

“你指的是山、树、河流、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问。

他点点头。

“学会如何做到坦诚，就必须从思考天空和大地是谁建造的开始。”哈姆扎沉思片刻，“当你建一幢建筑时，必须用柱子和墙来撑起房顶。可是天空既没柱子也没墙来支撑，只有真主才能这样巧夺天工。”

“真主对你说的？”我非常惊讶地问他。

“不是。他通过他的所造之物与我们对话。”哈姆扎说。

“怎么对话？”我问。

“月亮飘浮在深蓝色天空中，让数以百万计闪亮的星星相形见绌。她有话要对我倾诉。事实上，她正在对我倾诉呢。”哈姆扎说。言毕，我们抬头凝望月亮，此时它正从我们身后慢慢升起。他用戏谑的口吻说着诗一般的语言。即使没跟莎拉在一起，他也能说出这样的话。起初我发现这有点怪。但过了两个星期，我开始享受他这种说话方式了。月亮滚圆，随着最后一抹日光隐去，它在大地上洒下柔美的光辉，借着这片光辉我们能看到下面整个村子。

“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的？”我问。

“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你就能学到你想知道的任何东西。”他的声音亲切，“玫瑰把它的力量给了它的刺，用来保护自己。但是夜莺从来不把它美妙的声音给乌鸦。飞蛾扑火，烧毁翅膀。但梅花鹿见到猎人会尽可能跑得远远的。”

“你是个诗人。”我说。

“哪有啊。我只不过睁大了眼睛，很好地使用它而已。”

此时，开始起风了。几块小云彩慢慢向地平线移动，月亮控制了整个天空。我们小心地下了山。

我推开园子大门。狗调皮地向我扑来时，我正思索哈姆扎对我讲的话。直到今天，他的话还驻留在我心间。他唤起我对以前从未多加留意的事物进行思考，诸如真主如何创造了星星、月亮、太阳还有万物，大自然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出于何种原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生命中肩负着何种使命，一个人怎样从大自然赐予的一切中得到快乐。哈姆扎的话把我带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那天晚上，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吃晚饭。之后，父亲和哈姆扎的父亲去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们听到马扎尔的战火正烧向塔什库尔干。

父亲当机立断。他对老者说：“看样子好像我们明天一早必须离开塔什库尔干了。”哈姆扎父亲闻言点点头。

父亲一早就去了清真寺，与其他村民一起进行晨祷。翌日做完祷告，他将昨晚从广播中听到的消息对他们讲了。然后，父亲用阿富汗人在必须离开欢迎他们的团体时一直采取的方式，请求获准离开。

他从清真寺回来时，我们正在吃早饭。他坐下后，从母亲手上接过一杯茶，然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现在就去马扎尔。我觉得回喀布尔也不安全。我们干脆去巴米扬。我们没有听到那里有战事，我相信在那儿会安全的。我已经征得毛拉和村民的允许，今天就离开这儿。他们说他们也会离开家远赴他乡。两天之内，战火就会蔓延到这个地方，也许更快。我们吃完饭马上收拾东西。”父亲说。

姐姐望着他说：“可是，爸爸，巴米扬在阿富汗中部，我们应该去没有发生战争的另一个国家才是。”

父亲瞅着她，非常和蔼地说：“我们会的，但不是今天。”

吃罢早饭，我们去了位于花园另一端老者住的房子，向他们道别。老者又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他的几个儿子在下棋，妻子和女儿们一起绣桌布。每个女儿手上都捻着桌布的一角。

哈姆扎的父亲起身与父亲拥抱。“这里是你们的家，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之后，他的几个儿子与父亲和我一一拥抱。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则与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相拥。

“你们留下还是出去暂避一下？”父亲问。

“我想我们还是暂避一时为好。”哈姆扎的父亲说，“我们去巴基斯坦，去我哥哥家。他在那里住了10年了。昨天我接到他的来信。他非常担心我们的处境。他想让哈姆扎去美国与他儿子一起生活。”

“那你的花园呢？就这么撇下吗？”父亲问。

“是的，那还能怎样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圣战勇士不会为将外国军队驱逐出我们国家而战的。他们打仗就是为了掠夺。这种派系争斗只不过是劫掠我们，甚至是抢走我们的妻子、女儿的借口罢了。”

“哎，哎。”父亲叹道，点头称是。

哈姆扎的母亲用报纸包了两只炸鸡，在一只罐里装了新摘的豆子，又往袋子装了两个南瓜、一些土豆和几棵白菜。母亲不想带这些东西，可是哈姆扎的母亲一再坚持。盛情难却，母亲最后收下吃的东西，为他们的款待和帮助再三道谢。

就在我们驱车要离开之际，哈姆扎的父亲肩上扛着个大袋子，朝我们的车跑过来。他站在车前，气喘吁吁地，冲我使眼色示意我下车。他把大袋子交给我，让我拎着。我试了试，没拎动，袋子太重了。

“你能吃得完吗？”他问我。

“里面装的是什么？”

“石榴！”哈姆扎的父亲说。

说罢他笑了，但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不，我吃不了这么多。”我说，一股羞愧感重上心头，即使是老人的善意也难以将之驱走。

“我敢肯定你能吃得完。我知道你会与其他人分享的。在你吃这些石榴的时候，就会想起我，还有希尔和帕朗。这才是我所希望的。”哈姆扎的父亲说。他低头吻我的前额时，我才感觉好受一些。

他帮我把袋子装进后备箱，向我们挥手。

镇里的那位毛拉在路边站着，示意我们停车。父亲在他前方停下车，摇下车窗，与毛拉寒暄后，将我们向他一一介绍。

毛拉身着白色宽松衣裤，帽子顶端有一根长长的、蓝绿相间的带子。他包着黑色头巾。眼眶周围涂着黑眼影，一看就是宗教人士。他唇上的胡须剃光了，可下颌上的胡子很长，几乎垂到肚子上。尽管他是个说话温和的人，可一张嘴，下颌上的胡子一颤一颤的。

他递给我父亲一串祷告用的念珠说：“我没别的送给你。本来我应该邀请你们到我家，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吃饭了。但是我不知道战争就要打到这里来，将我们分开。”

“你送我的念珠时刻让我记住你和真主。”父亲告诉他，“要是真主愿意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

“我等着那一天到来，要是在这个世界上见不到面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上能见到。”这位毛拉说。

“你打算留下还是暂避一时？”父亲问。

“我留下。你知道我能逃离我的国家，但不能逃离死亡。我要在这里坚守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已经75岁了。要是死神明天就光顾我，我会很高兴地欢迎它到来。今天和明天又有什么分别呢？”毛拉说。

“你是个勇敢的人。”父亲说。

“我不把这种行为称为勇敢。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早死的人就坐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篷车的前面。不论今天还是明天我们都得蹬上那辆车，为什么不早点呢？”毛拉说。

“我跟你讲件事情，”他补充道，“关于毛拉·纳斯鲁丁的故事：

“毛拉·纳斯鲁丁半夜醒来，被他家房子前面两个男人吵架的声音给吵醒的。纳斯鲁丁等着，可是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他没法入睡。于是，他将被子捆起来放在肩头，冲到外面将已经拳脚相向的两个人分开。当他想找个理由为两人劝和时，其中一人从毛拉·纳斯鲁丁的肩上抢下被子，然后两人转身跑了。毛拉·纳斯鲁丁非常沮丧和疑惑，然后回到了屋里。

“‘外面吵什么呢？’他的妻子问。

“‘准是为了我们的被子，’毛拉答道，‘被子被抢走了，一场争吵也平息了。’”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毛拉·纳斯鲁丁的故事如出一辙。这场战争的起因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享有什么，不是指你和我。一旦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在乎别的东西了。”

“万能的主保佑你和你的家庭免于所有灾难。”毛拉说。

他们相互拥抱后，父亲回到车里，抢在毛拉讲其他故事和别人出现之前开始驱车朝巴米扬飞奔。

第9章
大佛

库车游牧民沿着山间小路赶着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骆驼，寻找新牧场。他们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太久的。虽然我祖母是库车人，祖父也来自按季节劳作的牧民，可我和家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游牧民。然而，我们很享受在山脚下、在陌生人的花园里徜徉的新生活。在这里待上几天，在那里逗留几日，绝不在一个地方生活太久。我知道在我们试图发现离开阿富汗的途径这段时间，正想办法寻找一个僻静的客身之处，以躲避火箭弹的袭击。可是，尽管岩石滑落、洪水来袭、还被狗咬，但随着我们思索下一步该去哪儿或者我们如今身在何处，我们已经发现一种将每天的战争威胁从我们心中驱赶走的办法。

巴米扬位于阿富汗正中央，在群山的高处，到那里需要折回兴都库什。但这次我们选择了一条穿过一座山的没有铺柏油路面的土路，以避开沿主路蔓延的战火。我们慢慢地开了15个小时的车，在有一道道车辙的路上上下颠簸地驶到巴米扬山谷。感觉那天特别漫长，我们筋疲力尽，巴不得赶快休息。天黑后情形好些了，我们终于驶上一条路况较好的公路，驶近那座城镇。

汽车猛地向后一震停了下来，车上的人都惊醒了。一条蓝色塑料绳系在两边的木桩上，横亘在道路中央。这里被称为巴米扬入口，然而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像大门。

一个人从紧挨着木桩的一间土坯砌成的房子里冲出来。他的肩上扛着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问我父亲我们要去什么地方。父亲解释说我们去巴米扬。他说，晚上这个时候不允许人从这里经过，我们必须把车停在河边某处，明早再回来通关。

父亲没有与他分辩。那人手里有枪。他顺着来的方向向后倒了几百米，然后把车停在河边一处平地上。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些食物，都是哈姆扎家为我们准备的。

那天晚上夜色很美，但比塔什库尔干要凉爽一些。在干冷的空气中，天空就像一块缀有细小钻石浑然天成的丝绸一般。四周一片静谧，只有河水汩汩之声和几只夜晚出没的鸟儿叽叽的叫声，才为这种死寂增添了一丝生趣。我们在车座上互相挤靠着，以便取暖。尽管车里很拥挤，但历经数小时在路上颠簸，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柔软的床上。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河边用野餐式的早饭来打发时间。毕竟，我们现在也算是游牧民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离开，拔腿就可以走。我们吃罢，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回到车里，我们再次驶向巴米扬。昨晚在“门”前挡住我们去路的那家伙，同他朋友们坐在那间土坯房子前面。他们都肩膀上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他们又拦住我们，父亲解释说我们是从喀布尔来的难民，想找个安全地方暂避一时。他们一声不吭，一件一件地翻着我们的行李，尽管我们随身带的东西不多。令我们宽慰的是，他们终于松开塑料绳，放行了。

父亲慢慢驾车驶向巴米扬的主要集市。这个城镇很小，充斥着木炭和马粪，混杂着藏红花、胡椒、小豆蔻，还有灰尘的气味。

他把车倒进一个封闭的停车区域。我们在巴米扬一条主要街道上来回溜达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准备在那里吃午饭。我们爬上缺了几个阶梯的竹梯，来到二楼。父亲先上去，接着是抱着“哭吧精”的母亲。小妹们往上爬颇费周折，我不得不帮她们，因为父母让我在后面照料她们。另一架竹梯通向三楼和四楼。这里没有合适的台阶。

茶馆很大，弥漫着烤羊肉串冒出的烟。房间一角有一台小电视机。烟雾缭绕，我几乎看不清电视画面。半米多高的平台上坐着几个男子，他们脱下的鞋就放在地上。他们面前摆放的盘子不论是盛满食物，或者仅有寥寥几片，都有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这些人有的吃着东西，有的边喝茶边看电视上播放的印度电影。数以百计的苍蝇成群结队地落在他们手上和脚上，在他们嘴边嗡嗡直叫。有的人居然打起呼噜来。

除了母亲，这里没有别的妇女；除了我的姐妹们，这里也没有其他女孩子了。那些嚼羊肉串的男人们停下来，半张着嘴盯着我们看。那些边喝茶边看电视的人，则将杯子放在地上，转过身坐着，以便更好地观察我们。母亲将头巾向上拉了拉，假装这里只有我父亲和她的孩子们。

所有男人脸上都像被犁过的地一样。深深的皱纹嵌进眼角和前额。他们不时地打量我们，大多默不作声，说话时也小声耳语。

他们都是哈扎拉人。记得祖父告诉过我，绝大多数哈扎拉人都生活在阿富汗中部。他说，他还是个懵懂少年时跟随他父亲和叔叔们四处漂泊，在积雪融化之际，赶着牲畜到巴米扬去寻找能让他们的牲畜整个夏天得以饱餐鲜美肥草的高山牧场。在那里，他们受到哈扎拉人热情的招待。毕竟，他们不是像我祖母家那样按季节周游整个国家的库车游牧民，他们每年夏天才赶着牲畜去寻找牧场。

他们用绵羊、山羊或者奶牛，与哈扎拉人交换放牧权以及在某地搭两个月帐篷的许可权。我希望哈扎拉人也能善待我们，尽管我们没有能与他们交换的牲畜，何况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游牧民，不过是坐着一辆破旧的老爷车的现代游牧民而已。

贝拉尔曾经对我讲过关于巴米扬的好听的故事，他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给我们家打工时，总是将所有的工钱都交给我祖父保管，过几个月他会要回去，然后全寄给他父母。祖父总拿这事逗他，告诉他应该趁年轻花点钱找个女人。

贝拉尔总说：“如果建一幢房子，很多人都能使用，可是女人只能由一个丈夫占有。一幢房子可比一个妻子有用得多。”

透过茶馆里袅袅的烟雾，我想看看贝拉尔是否也在那些人中间，但他不在。我真有点失望了。自打那天早晨在谷仓房顶上那一幕以来，我再也没见到他，也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我们要了烤肉串，这也是这里唯一供应的午餐。不但在巴米扬，在全阿富汗的餐馆里都是如此。墙上有一张照片，照的是近两千年前在巴米扬崖壁上雕刻的两尊巨大的佛像。令我非常奇怪的是，这两尊佛像都没有脸。

我们吃罢，父亲提议说我们去看看佛像和后面峭壁上挖出的崖洞。那里距离茶馆仅一小段路程。我们顺着竹梯爬下去，不敢下竹梯的小妹从我身边过去，由父亲带着下去。路上没有车辆，妹妹们和我在前面跑，我们边走边喊，感到一种这两年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轻松。

我们走进那尊小一些的佛像，一下子全都安静下来。佛陀居高临下地俯瞰我们，我禁不住屏住呼吸。在课本上我见过一张这尊佛像的照片，但照片上他的视线是水平的。在这里，我觉得佛陀似乎能从山上飘然而下。一尊雕像竟然这么高？我问自己。

以前我从未亲眼见过雕像，哪怕很小的也没见过。在伊斯兰世界，雕像是被禁止的，自从先知摩西定立第2条戒律以来一直这样。我们被告知，只有真主能造活物，并赋予它生命；人不该造雕像，并试图像真主那样。一种敬畏感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占据了我的心。

祖父告诉我，他曾与他父亲爬到雕像顶上。那些雕像是用峭壁上质地较软的石头雕刻成的。他告诉我悬崖上的佛像后面都有岩洞，岩洞的墙上都有壁画。他说巴米扬曾经是个圣人云集的地方。

“在先知以撒（耶稣）和先知穆罕默德之前600余年，佛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愿他安息，在先知以撒之后630年，雕的那些佛像。如果你了解基督教和佛教的话，你就会更加尊重伊斯兰教。”

父亲发现有一个洞口，连着通向小佛像顶端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台阶，是从崖壁里取石斧凿而成。每一级台阶的高度和角度都各不相同，与祖父说的一模一样。

慢慢地，我们各寻路径拾级而上。唯一的光线是从岩石上凿的小洞透过来的。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地方摸索前行。母亲背着和我们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冒险的“哭吧精”，他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哭闹。我们上到与佛陀肩膀齐平的地方，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父亲也不例外。透过石壁上的开口，我们能纵览整个山谷，庄稼和果树随处可见。我们侧身移到另一个开口，以便更好地观赏景色，还能闻到从下面地上飘来的一阵玫瑰的甜美香气。

我们又爬了几个台阶，正好位于佛像头部后面，结果发现身处同我们在喀布尔的起居室一样大的岩洞里。岩洞四壁有20多英尺高，地上的碎石横七竖八地摆着。空气还很凉，只能听到风吹过台阶上的小洞的声音，就像笛音一样。

岩洞与它上边其他小岩洞相连。正如祖父所说的那样，所有岩洞石壁上都有壁画。即使是在晦暗的光线下，在红、白、绿、紫的深色暗影中色彩依然明亮。有的壁画画的是袒胸的男人，和姿势很奇怪的几乎全裸的女人。其他画的是鸟和多种野兽，诸如狮子、老虎、猫、鹰和鸽子，还有男人用长矛或者弓箭狩猎的场景。这些壁画都由图案和符号交织在一起，有的看上去就像被猎获的动物留下的痕迹。其他的壁画更难理解。

我问父亲那些壁画的寓意。他盯着画上的狩猎场景，答道：“你看到过用箭来猎获狮子的吗？”我点点头。“其他人都为这人感到骄傲。于是他们在岩壁上为他画了一幅画，以纪念他的勇敢。这就是后人如何纪念前人的一个例子。这也是在发明文字之前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

我指着一个看上去像蜘蛛似的有很多辐辏的大轮子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它对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许知道。”然后他看了一眼母亲说：“你看，这个岩洞正好装下我们一家人。只要在巴米扬，我们就一直待在这儿。”

母亲瞥了一眼父亲，当父亲开玩笑时母亲都是这种眼神。不过父亲坚持说：“我是认真的。现在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母亲冲他微微一笑。我们这些孩子也都笑了。父亲在哪儿都喜欢开玩笑。

“这不可能。”她直截了当地说。

父亲似乎没有听到她说什么。“你看，甚至以前国王参观这个地方都要买票。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经常来此一游。”几年前，因为战乱这里就见不到游客的足迹了。当地人没有理由爬这么高来看这些岩洞。

母亲东看看西瞧瞧。从她的神情我们能看出她在想什么，她的目光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但是当她发现我们听到这个主意全都兴高采烈时，她又瞥了一眼父亲：“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多高吗？”

“嗯，我以前从未在这样的地方住过。”他踱到墙上的一个小洞前，“我想这是佛陀的嘴，透过这里能看到外面的整个世界。”这尊佛像实际上没有嘴，整张脸都不见了。即便如此，这仍没能妨碍父亲发挥想象力。这个开口长而低，实际上这里视野非常好。

“你就像个小孩子。”母亲说。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父亲略带伤心地应道，“我没有钱住旅店。我也不知道在这里要待多久。”

“可要是有人突然出现呢？”母亲说，“这些孩子怎么办？”说着，她举起我的小弟弟，用胳膊示意我最小的妹妹。“他们要是从这些洞掉下去的话，难道他们长翅膀了吗？”

在喀布尔，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被从哪儿飞来的一枚火箭弹给炸死，但是倘若我从佛像头顶摔下去，至少我死得高高兴兴，我心想。

父亲跪在地上，让大家走近些。除了母亲外，我们在他面前站成一排。母亲站在我们后面抱着小弟弟，小弟弟正冲墙上的壁画咯咯笑呢。

“你们愿意在这儿生活吗？”父亲问我们，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意。”

“但我要定些规矩。你们要是接受的话，我们就住在这里。”他说，“第一条规矩，大家上下台阶时务必小心。第二条规矩，每个人都要照顾比自己小的弟妹。第三条规矩，就是要遵守前面的规矩。”他冲我们微笑，我们也笑了。然后他望着母亲，我们全都转头看向母亲。对这个主意我们说不出她高兴与否。然而我们得留下来，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姐姐和我顺着台阶跑上跑下，足足折腾了1个钟头，将父亲从车上搬下来的东西抬上来交给母亲。台阶多得数也数不清，又很难攀登。不过我们搬得尽可能地快，因为父亲允诺谁搬得多就奖给谁一个大冰激凌。姐姐上台阶很慢，我知道自己准会赢。我们把东西全搬上去后，我身上全是汗。姐姐搬一趟，我差不多能搬两趟。我很骄傲地对她说我赢了。她咧嘴笑笑说：“你就是个大傻瓜！在巴米扬哪有什么冰激凌。这些人都不知道冰激凌是什么。这里不是喀布尔，真蠢！”

我望着父亲，他正在那里傻笑。我很生气他骗我。

“我欠你一个大冰激凌，”他说，“一个大大的。你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店，我就给你买一个。”现在，他是在捉弄我。我跑到隔壁的岩洞，为自己竟然这么蠢而感到羞愧。但是，我的好奇心很快就转移到家人身上，我听见父亲正将车里找出的两颗大钉子猛敲进没有壁画处的墙壁。之后，他在岩洞一角为我小弟绑了个摇篮。再然后，他在岩洞入口挂起一张花毯当作门。

父亲去集市买了些做饭用的锅、盘子、勺子、叉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母亲打发我去给她拎几桶水。在佛像脚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山泉。我姐姐也在附近找到一些砖和平整的石头。我们把搬来的砖和拎来的水递给母亲，她在挨着大岩洞的那个较小的岩洞里砌了个做饭用的灶台。就这样，小岩洞成了我们的厨房。

父亲买回来一些羊肉，还有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土豆、小萝卜和西芹。母亲生着火，她以前不常生火。锅灶冒的烟呛得她直流泪。她忙着擦眼泪、擤鼻子。很快，她就弄了一脸黑灰。父亲取笑她，然后帮着往火里添柴，还在周围围起石头，以便母亲能在上面放炊具。她将所有蔬菜放在一起来炖肉，做了一道我们比以前吃过的饭都好吃的大锅炖菜。我们在大岩洞里吃饭，墙壁上画的那些举弓搭箭的人看着我们。

天很快就黑下来，我们没有照明的东西。父亲忘了买蜡烛。不论什么时候去买东西，他总要忘买一两样。父亲的性格就是这样。倘若他没忘任何东西，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父亲呢！

透过父亲称为“佛陀的嘴”的开口，映入一缕月光，在地上投射出白色带状图案。那天晚上，这个白色带状图案就是我们的灯泡，一个巨大的灯泡，尽管影影绰绰，可是我们的新家全赖它照亮。

那天晚上尽管身下的垫子不够长，而且被子也没法从头到脚全盖上，但我是最先睡着的。岩洞里很凉。整晚都有微风吹拂。过了一会儿我醒了，要去解手。父亲告诉我到旁边小一点的岩洞树篱后面小便。在这么高的地方小便，那感觉真的好怪。在我听到小便滴落到地上之前就尿完了。那声音真的好大！

第二天一早，我比其他人起得都早。我透过一面石壁上的开口向外张望。在光秃秃的、由坚硬石头堆起的高山后面，太阳刚升到一半。不过，阳光已经倾洒进来，暗处开始亮起来。在我下方，山谷里到处可见田地和树木。有的树上叶子还呈绿色，但其他树的叶子在仲秋天气转凉时已经泛黄。一阵微风拂动树枝，有些发黄的树叶落在湍急的河流那白花花的水面上。有几条狗在河边玩耍。每块地上都摞着已经收割的麦子，每一垛都排得很整齐，间隔一般大。妇女挤奶时，奶牛在吃麦秆。这里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我决定去看看其他岩洞里的情况。我将花毯做的门扒拉到一边，一股冷空气倏地透过洞口吹了进来。我身上只穿了套薄棉宽松衣裤，冻得直打哆嗦。但我心里清楚，在那些岩洞里、在山谷外面，还有一些冒险奇遇等着我们经历。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几天过去了，关于战争的记忆就像噩梦中的形象一样，开始渐渐消去。我希望我们家其他人能跟我们守在一起，尤其是希望瓦基勒能和我们待在一起，这样就能到所有其他岩洞里探险了，也可以探索群山的秘密。譬如一个被称为“尖叫城”的地方，那里很久以前就爆发过另一场战争。有个叫成吉思汗的人杀了那里的许多人。很难相信巴米扬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如今，这里一片祥和安宁。

祖父曾对我说，多少个世纪以来从世界各地来到巴米扬的人都明白佛陀的智慧。我想对佛陀了解得更多些，但这里没有人能让我了解得更多。每个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不过我注意到当地人仍旧觉得佛像有特别之处。他们相信佛陀在守护他们。

我发现其他几个家庭也住在岩洞里，绝大多数是从喀布尔逃亡到这里的哈扎拉人。有的来自与我们家相邻的地方。我和姐妹们很快就与那些人家的孩子交上了朋友。

一天清早我从佛像头部后面爬下去，去找其他孩子玩耍。这时，我看到一个岩洞里有一些相貌装束非同寻常的人，默不作声地围着一个火堆转。他们一袭白色衣服，令我想起看过的印度电影中甘地的形象。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其中一个人看上去像哈扎拉人，其余的人虽说是亚洲人，但不是阿富汗人。他们一直围着火堆绕圈。我想加入他们，可我害怕他们会把我推进火堆里。火堆虽然不大，但足以烧着我的脚和衣服。

我在门边等着他们停下来，想问问他们在做什么。然而在履行完仪式后，个子矮的向那位哈扎拉人模样的家伙鞠躬，他也向他们鞠躬还礼，然后一言未发就出去了。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看也没看我一眼，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岩洞里只留下那个哈扎拉人模样的家伙。

我走进去，学其他人的样子向他鞠躬。他站在火堆旁边，对我鞠躬还礼。我问他为什么要围成一圈绕着火堆走。

他说：“火像女人一样，有两张面孔。”他声音很怪，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口音。“如果你祭拜火，它就祝福你；倘若你冒犯它，它就会烧着你。”从那以后，我始终把火看作是有两张面孔的女人。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还有那些到底都是什么人。他们是穆斯林吗？我在清真寺可没见过这种仪式。除了那个哈扎拉人模样的人以外（实际上他不是哈扎拉人），我再也没见过他们。经过打探，我发现他住在附近一个岩洞里。有时我会去拜访他。他话不是太多，但他的沉默令我感觉平静。

我对母亲提起这人。她说也许他是一位从别的国家来巴米扬朝拜的僧人。

我的小弟弟开始学走路了。只要他没睡觉，就会不停地走。在岩洞里这可是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轮流看着他，以免他摔倒。他从不会走到离母亲很远的地方。当母亲不得不喂最小的妹妹奶时，他很嫉妒，母亲见状不得不给他一小块糖，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喜欢吃糖，不管谁给他他都会一口气吃掉。有时，当我想带他到洞外溜达时，我就在掌心放一小块糖。他跑到我跟前，我给他掰一点，他随我一直走到河边，我想去哪儿他都跟着。他抓着我的中指。我们刚来巴米扬那段时间，他是我特殊的朋友，尽管他连话也不会说，但我为了让他做伴不得不哄骗他。

秋天来了，原野一片金黄。白天短了，但我们很喜欢在晴朗的天气漫步于城里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路过那尊大佛像，但从未到它身后的岩洞里去过。里面住满了同我们一样避难至此的家庭。我们不想擅自闯入他们的生活。大佛像非常庄重威严，但不是我们的佛陀。因此我们对他没有很深的感情。

那年冬天来的比预计的要早。很快，坑坑洼洼的道路就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下。每天早晨父亲必须清扫台阶底端上的积雪，以便我能到面包师的烤炉那儿买新烤的面包。

几天后，岩洞入口处由于夹在两道雪壁中间，成为狭窄的小通道。我们滑下从台阶底部通到公路的斜坡时，双颊冻得通红。在佛像前面，我们呼出的气马上就变成白色的雾气。见此情景，我们乐不可支。以前在喀布尔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

父亲扫雪或者购买食物回来时，他不得不抖掉毛毡大衣上的积雪。他慢慢解开鞋带，然后解开外套。在外套里面他穿了件皮毛外翻的夹克。在巴米扬每个人都穿着毛毡和毛皮外套。我找不到一个不穿毛毡和毛皮外套的人。这里不像喀布尔，每年只下一两天雪，之后就融化了。这里一连数星期不停地下。不下雪时阳光明媚，滴水成冰，而且风很大。

母亲总是煮茶让我们喝下保暖。白天雪太大无法出门，父亲在岩洞没有壁画的地方生个火堆，我们都裹起被子围坐在火堆旁，听母亲讲阿富汗列王和英雄的故事。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似乎都在岩洞里生活过，至少我母亲是这么说的。

一天积雪太深，没法去面包房。父亲去买了些大列巴面包，这样我们就不必稍后再出去买吃的了。由于买了很多，我问母亲是否可以拿一个去给我的僧人朋友。我从未见过他吃东西，有时我真为他担心，因为他上了年纪，没有家人在旁边照料。她递给我一块在火烧热的石头上烤过、还冒着热气的列巴面包。

我下了台阶来到那位僧人住的岩洞，见他坐在自己生的火旁。火苗太小，以至于产生不了多少热量。他只穿着那件薄棉衣服，肩膀裹在白色长毯里，对绝大多数阿富汗男子来说，这种长毯是他们过冬唯一的外套。然而，他并没有打哆嗦。见我给他送来面包，他非常高兴，送给我一些他用从山谷采来的树叶制成的茶叶。

我们一起坐了很久。他将茶倒进一只小碗，然后递给我，他双手动作一丝不苟，非常优雅。碗里只有茶，但他递给我茶碗的姿势让茶显得极为贵重。我慢慢啜着，一直喝完为止，边饮边抬头看他。他说话不多，更多是用眼睛传达示意。同他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虽然我认为自己无法解释个中原因。

我请求他给我讲讲佛陀的故事。他很长时间一言未发，眼睛盯着手上端着的茶碗。慢慢地，他的目光移向我，说话的节奏非常慢。

“这个世界本来没有花草树木，”他说，“一物死了，另一物必占据其位，自从创世以来，世界莫不如此。就像玫瑰花蕾一样，这个世界和纷繁复杂的事物都紧密地固守在一起，等待温暖的春风吹拂。我们必须永远像温暖的春风，要让每种花的蓓蕾都绽放。”

尽管火堆很小，但岩洞里给人的感觉非常温暖。

然而每天晚上，每人仍抱怨天冷。一天，父亲发现有人卖用羊毛填充的垫子，于是他买了5块。这些垫子要比我们从喀布尔带来的薄垫子暖和得多。母亲将新买的垫子连在一起，然后将几床被子也缝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睡觉。母亲和父亲睡在中央，他俩中间是我的小弟弟。我挨着父亲，姐姐妹妹们挨着母亲。我们彼此抱在一起取暖。

自从我们到巴米扬以来，一晃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时时刻刻为大伙担心，这种担心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他们的消息而愈发强烈。我们听到马扎尔和喀布尔的战况，我们知道去那里不安全。我们在岩洞里定居下来，形成了我们每天的例行常规。我们每天看教科书，母亲也教我们阅读和写作，还有父亲教我们算术。

父亲与城里许多人相处得很友好。主麻日那天他和他们到清真寺做祷告，尽管他们是什叶派而我们是逊尼派。但清真寺就是清真寺，每个人都能在那里祷告。心地善良的人始终能超越狭隘主义。

当他们听说父亲是个教师后，便问他是否可以在春季学校复课时教他们的儿子物理和化学。父亲告诉他们，他很乐意帮助大伙。

我们听到谣传，说在巴米扬以北一个叫多什的地方附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我们就是驱车穿过多什才到巴米扬来的。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马扎里的军队袭击马苏德的军队，结果惨败。马苏德的军队正向巴米扬进发。”这个消息在男女老少中间都传遍了。巴米扬的民众害怕马苏德，此人是一个来自潘吉什尔（Panjshir）山谷的塔吉克人。他手下士兵对待许多哈扎拉人非常残忍。马扎里是个哈扎拉军阀。他的军队在其他地方与马苏德派发生冲突，诸如在喀布尔我们家附近。但到目前为止，巴米扬并没有爆发激战。

尽管我们是普什图人，但巴米扬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在岩洞里住的其他难民家庭每逢做点好吃的，都会送一些给我们分享。我们也同样以礼相还。巴米扬主要集市的店主都是哈扎拉人。每当我去他们的店铺买所需要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我父亲稍后或者第二天再付给他们钱。他们也从不计较。

这里感觉就像我们在喀布尔的老街坊，每个人都很尊敬我父亲。甚至现在，当制造分裂的残忍战争再次威胁要降临到我们头上时，邻居中没有一个收敛起他们的热情友好，哪怕一时一刻也不曾有过。

但是，人们的心头弥漫着某种感觉，人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担心。大家相遇时唯一的话题就是战争。父亲和其他人会聚在商店里、岩洞里和清真寺里，有时收听收音机，由于多山的缘故，这里接收效果很差；有时思索什么事情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倘若有新来的人到了巴米扬，大伙都想知道他了解什么内幕，他说的话会成为今后几天大家谈论的话题。

人们说昆都孜相安无事。去那里要横穿兴都库什山脉，几乎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北部边境上。母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那里有很多亲戚。有些难民已经决定要去那里。父母商量我们是否也该去那里暂避一时。

动身之前，我开始琢磨瓦基勒和祖父能否找到我们。我们离开哈吉·努尔·谢尔家那天，瓦基勒曾说他会一个人去马扎尔，与我们在那儿会合。他去了那里吗？他正在那里寻找我们吗？他出什么事没有？这一切无从知晓。我也没有他或祖父的任何消息，只有整天担心。

我的心情非常糟糕，于是去找我的僧人朋友。他始终能非常睿智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想问他，人们为什么总想互相残杀。

“每个人都抱定一个想法，”他答道，“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有所长，以和这个残酷的世界紧密相连。”

我不明白。

“可是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我说。

“勇士天生就具备某种技能。再者，勇士也有思想，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那些以杀害无辜者为荣的人则活得浑浑噩噩。他们是一些心灵残缺不全的人。”

“你觉得自己与这个残酷的世界有联系吗？”我问。

“有时候有联系，”他答道，说话很慢，字斟句酌，“有时候没有。”

说罢，我们沉默了片刻。我们都明白倘若马苏德的军队抵达巴米扬，他们会杀了他。

“倘若圣战勇士来的话，你是待在这儿，还是去别的地方免遭毒手？”我问。

“我会择善从之。”他说。

“你是说会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追问道。

“当然，我会的。”他说。

“远离巴米扬？”我问，“还在阿富汗吗？”

“我不能告诉你。”他说。

“你绝不会离开这尊佛像的，是吗？”我狡黠地问道。

“随着烛芯湮灭在蜡油之中，飞蛾扑火直到被烧死。我想湮灭在佛陀的大智之中，死在他脚下。告诉你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吧，即便是个国王，要是远离自己的家，也会像乞丐一样。”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望你，”我告诉他，“我们明天就离开这里去往昆都孜。”我请求他允许我离开，然后站起身。他也站起身，举起右手按在我头上。

“明天一直到永远，一路走好。做善事莫迟疑。我敢肯定，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挥挥手说道，皱纹堆垒的脸上绽放出温和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们点起火照亮我们住的岩洞，归置好仅有的随身物品。我们前面的柴火劈劈啪啪直响，时不时地溅出火星，仿佛要逃跑似的。我盼望我们像火星一样，能就此逃出阿富汗，可是无处可逃。通往外界的所有道路都封闭了。所有大门也向我们关上了。

翌日一早，我们把行李搬上车，准备离开巴米扬。此时大雪纷飞，所有高山都白雪皑皑。山上景色美不胜收，但寒冷异常。佛像不在乎冷热，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一直屹立在那里。

就像我看到许多僧人做的那样，我在我们这尊佛像前鞠躬道别。让佛陀一个人孤零零留在这里，尤其是我们在他的体内住了这么久，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心怀歉疚。但是他不在意，也许他记挂在心。毕竟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几分钟后我们坐进驶往昆都孜的车，全都冻得直打哆嗦。

我一直盼望能再次见到我们的佛陀。但是在我能回来看他之前，无情的暴风雨已经在阿富汗大地上肆虐了多年，打碎了他的金身。我曾经住在他体内，现在他住在我心里。

第10章
边境

历经10小时在兴都库什山脉舟车奔波，我们才在一个地方停下歇脚，此地位于一个无名之地的中央，四周高山环绕。

我们看不到一处车辙，也不见哪怕一条路，连动物足迹也没有，没人为我们指引方向。由于我们不知道前线在什么地方，哪里有战事，因此我们不能按常规路线走。我们曾按照几处过去留下的泥土车辙前行，这些车辙指的方向似乎没错，而且我们希望那些装满枪炮的军阀大车驶不上这条小道。可是现在，我们迷路了，对接下来该往哪走一片茫然。

况且，短短数小时之内，我们已经经历冬夏两个季节。巴米扬位于群山之间的高处，而我们现在位于它下方近一英里处。天气完全变了，冰火两重天。太阳发出橙色的光芒，天空非常晴朗。我们已经将冰雪抛在身后。从扁平石块上袅袅升起的热气清晰可见。

两个小时前，我们把随身穿的毛皮大衣和御寒衣物都收起来了，而现在我们置身于热浪滚滚的沙漠当中。我们在巴米扬买的水一路上都喝光了，本来指望这个时候能到昆都孜，就不用再惜水如金了。此时，我们喉咙直冒烟，盼望沿途能经过一道小溪或者一条小河。但是，连小溪和小河的影子也没见到。

父亲把车停在一块山石的庇荫处。蜻蜓在我们四周嗡嗡叫着飞过。他让汽车发动机冷却一会儿，然后用一根小管子从冷却器里抽出一些水。这水看上去不怎么样，但这是我们能饮用的唯一水源。大家都想先喝一口。这点水不够我们大家喝，我们都渴极了。他给我们每人一小杯，最后临到他时已经没有水了。

我们急需找到一位认得通往昆都孜的路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影，视线所及之处只有在空中曼舞的蜻蜓，毕竟我们不能用它们的语言向它们打听路。

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看见一个人骑着驴沿着山路缓缓而下。父亲和我见状马上跑上前，问他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要是能多了解些的话，也许就能找到路了。

“这地方叫纳赫林，”他在驴背上说道，“我们面前这座山叫蒙古山脉。如果你们继续向北开上4小时的车，就能抵达一座叫谢卡米什的小镇，隶属于塔哈尔省，再走4小时就到昆都孜省的汗——阿巴德了。再往前开两小时，就到了昆都孜市。”

这人告诉我们路都不好走，但在我们驱车历经这些后，已经不算什么了。他还告诫我们路上遇到任何人都不要停车，“哪怕是小孩子也不要搭理，因为他们不是强盗就是杀人越货的歹徒。”

我们谢过他后，大家都上了车。

现在，我们前方还有10小时的车程。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昆都孜，否则难免遇到劫匪。父亲开始像过去参加赛车那样驱车疾驰。在上下颠簸难行的路上，他的车速太快了，结果车“蹦”到路边的泥土地上时，我们的脑袋便都挤贴在车棚上。一路狂奔中我们忘记了饥渴。沿途上，父亲一边盯着路，一边盯着油表。我们几小时都看不到一个加油站，甚至在一个小村庄那儿也没有能加油的地方。在与那位老人分别约摸一小时后我们瞧见一个男孩拎着盛有几加仑汽油的桶，站在路边。视线所及之处并没有加油站，孤零零地就一个孩子。我们不敢停车，认为他也许是个劫匪。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父亲告诉我们待在车里别动，车门和车窗都锁上，一旦发现有其他人出现随时准备开车逃跑。甚至连父亲都不下车，只是摇下车窗，与那孩子搭话。男孩向父亲要比平时多一倍的价钱，在往油箱里倒油时他动作非常缓慢。车上每双眼睛都在扫视四周，寻找可疑迹象。然而，没人过来骚扰我们，父亲满意地付给他钱。

那是我们一路上唯一一次停车。在其他几个地方，一些小孩子挥手让我们把他们捎到下一个城镇。我们按照老人家叮嘱的去做，不予理睬疾驰而过。刚一过去，姐姐和我就瞧见从附近大岩石后面闪出一些肩膀上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人，这就是在那些地方他们惯用的伎俩。倘若停车招呼那些看上去可怜又衣衫褴褛的孩子，这些家伙就从隐身之处一跃而起，将好心人洗劫一空，也许捎带着奸污车上的女眷。

我们抵达昆都孜时，比老人家预计的晚了两个钟头。我们在天黑后很久才到达，精疲力竭，又累又饿，而且口渴难耐。

我们径直来到舅舅们的家。一大早见到我们，他们都惊呆了，但还是叫醒家里人，对我们突然出现在他们家大院子里表示欢迎。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忙着为我们做饭，给我们拎来水罐和茶壶。男人们和男孩子则领我们参观他们各自的房子，5个院子，彼此之间互相连通。很快，他们就为我们安排好住处，几个大孩子从我们车上搬下行李。

我见到了许多我以前从未谋面的表兄弟姐妹。他们的相貌与喀布尔我父亲这边我自小熟悉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他们眼睛更大，睫毛更黑，头发卷曲。而且，他们身材都比较矮小，肩膀也窄窄的。

那天晚些时候，我的舅母们准备了米饭、大块肉炖胡萝卜、一大盘沙拉和加了苹果汁的烧茄子。我们吃饭时，舅舅和舅母们还有表兄弟瞅着我们。这些亲戚非常多，一间屋子坐不下。有的在后窗户往屋里窥视。

他们很健谈，像麻雀似的同时开口说话。这里没有祖父在家里为我们定的规矩。祖父总是说：“有人说话时，你要听着直到人家把话说完。要是说话的人比你年长，你不能插嘴。”可是在昆都孜，他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低头吃东西，心想祖父在这儿就好了，可以教他们这些规矩。

他们中有的用普什图语和我说话。我发现这很奇怪。在喀布尔，姐妹们、堂兄弟们和我在家总是说达里语，尽管我们是普什图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什图语。有时家里来客人，他们不说达里语的话，我们才和他们用普什图语聊天，这样可以使客人自在一些。但是在这儿，每个人都说普什图语，也许他们以为我不会说达里语，把我当成客人了。

几天后，我发现他们不能恰当地用达里语来表达。他们说达里语时就好像把普什图语翻译成达里语，听起来很滑稽，而且带着奇怪的口音。我和姐妹们感觉这非常有趣。有几次我们又发现他们也在笑我们的口音。不过没用多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下子，我们发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表亲竟有20个。

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星期，对大家又能生活在一幢大房子里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有时难免想念我们的岩洞。我们能在大街上随便溜达。终于，父亲给我买了在巴米扬许诺的冰激凌。表兄弟们去学校上课，我们帮他们做家庭作业，读他们的书。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我们会找到一种告诉祖父和瓦基勒我们在哪儿的办法。也许现在他们在马扎尔–沙里夫，等着与我们团聚呢。

母亲和娘家人久别重逢，非常高兴。由于俄罗斯人强加给阿富汗人种种旅行限制，接着各军阀连年征战，她已经多年没有回昆都孜的家了。每天她都要用几个小时时间与老朋友和远房亲戚寒暄，他们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她的嫂子们不许她做家务。她们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送给她，待她就像待皇后一样，给她端茶拿水果。父亲与几个舅舅很熟，他们有的在喀布尔学习过，有的在喀布尔的政府机关工作过。他去看他们做生意，与他们彻夜长谈，谈到过去的事情大家一片笑语欢声。

然而，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追逐我们。现在，它又追到昆都孜。小股武装开始为争取彼此相邻地区的控制权爆发激战，同喀布尔的情形一模一样。连着两天两夜，我们都听到炮火声，尤其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声，还有火箭弹和炸弹爆炸声响个不停。昆都孜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一端有枪声，在另一端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了解战争，我们猜测这些派系之间的激战很快就会失控，就像在喀布尔一样。那样的话，我们很难脱身离开。毕竟，我们从未打算在昆都孜待多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马扎尔。于是，我们决定在还方便的时候赶快离开。有的表亲听到我们讲了在喀布尔我们的地下室里战争是如何困住我们，期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这些经历后，他们也想离开。

大人们知道所有指挥官和各派系的名字，但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会把他们挂在嘴边。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与祖父和瓦基勒分离。

现在，他们又要拆散我和刚见面的表兄弟们了。

一天早晨，我们早早就起床了，与我两位在昆都孜的舅舅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们道别。他们正要翻过那座山去巴基斯坦北部。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无法确定抵达巴基斯坦时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尽可能开车，但他们清楚不得不在某些地方离开公路，赤脚翻过那座山。他们随身带的东西非常少，大部分是食物。我们给他们一些从巴米扬带来的衣物。他们需要这些衣物，尤其是耐穿的鞋子。

有的舅舅决定留在昆都孜，寄望于硝烟能尽快散去。其他人则打算去瓦罕，那里是阿富汗伸向中国的一个“小手指”，一年四季都非常寒冷。他们在那儿有避暑别墅。战争几乎打不到瓦罕，即使阿富汗所有其他地方都战火连天，那里也不会有战争的。

“让我们也去那里吧。”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

舅舅坐在一只托沙克布面垫子上，喝着茶。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前倾了倾，轻轻地抱了抱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行”。尽管我非常喜欢他，可还是从他怀里挣脱开，因为我不想听到“不行”两个字。母亲说我们不能去瓦罕，因为我们不习惯那么寒冷的天气。

从我们到昆都孜开始，父亲白天就去寻找走私客，也许如果给他更多时间的话，他真能找到一位。可是，战火就要烧到昆都孜了，通向塔吉克斯坦的边境比平常关得更紧，即使走私客要带我们过去也会遇到麻烦。随着战争的日益猖獗，走私客付给边境哨兵多少钱都不够了。

最后，我们没有试图向北渡过一英里宽、水流湍急的阿姆河（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界河），而是向西直奔马扎尔，我母亲在那里有个妹妹，我们6个月前离开家时就想去马扎尔。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获悉，那里已经安定下来。我们必须走一条小路，那里通常劫匪很多。

父亲把车开得很快。我抓着车门上带衬垫的把手不放，母亲抓着小的把手。她没说什么，因为她也希望我们最后能到达马扎尔。

昆都孜的战火并不太激烈，然而最后昆都孜像喀布尔一样被完全毁了。在战争结束前，那里有6个亲戚死于战乱。

在马扎尔我们住在母亲的妹妹家。她见到我们，非常欣慰。在我们离开喀布尔前的一星期，母亲给她写了封信，解释说我们要去马扎尔暂避一阵。此后，我们在塔什库尔干被困住，然后又去巴米扬和昆都孜。她不清楚我们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给她带去消息。她告诉我们她往喀布尔写了两封信，但不清楚是否能寄到。没有人告诉她。

同我母亲一样，她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她从见到我们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后，马上为我们安排房间。以前我们拜访过她很多次，很喜欢她在城区边缘的大房子。那里是街道的尽头，从那片方圆1英里的开阔地带向南就是没有立警告标志的蓝色山脉标志线。

没有瓦基勒的影子。他为什么没来呢？我非常担心他和祖父。这几个月东奔西跑，我们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我问过姨妈，希望她有家里的来信，哪怕一个电话。可是什么也没有。

每天我们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为我们国家能获得和平和马扎尔平安无事而祈祷。哈兹拉特·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和养子。愿他安息。有的人相信阿里就埋在马扎尔。事实上，这座城市那个特别的名字——马扎尔–沙里夫——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坟墓”。其他人说，伟大的雅利安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也埋在那里。出于这些原因，人们才到那里去祈祷。

哈兹拉特·阿里是我的祖先，所以当我去神祠时，对于拜访这样一位重要亲戚、置身于一个亲戚做过重要事情的地方，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我祖父的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曾数年在斋月期间来过马扎尔，在紧挨被称为“希拉哈纳”的神祠的一幢特别的建筑里，静静地待了40天，用漂亮的大涡状书体手抄了整本《古兰经》。他那本《古兰经》现在收藏于喀布尔的国家档案馆，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抄本。他年龄大了以后，与儿子们道别，徒步去了麦加。他离家时对子女说，要是看到家附近的清真寺光塔塔顶上出现一只不寻常的白鸟，就庆祝他的升天仪式。

多年以后，我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的孙子——也去了麦加。按照他在那里遇见的人的说法，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作为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把神祠周围的区域清理得一尘不染。麦加当地人对他有口皆碑，尽管他去世很多年了。为了纪念他，他们对祖父仍非常尊敬。

祖父和他们谈起某天那只白鸟落在光塔塔顶，还提到年份和季节。麦加当地人说那正是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升天的时刻。

我想起祖父的祖父和那只白鸟，对同一个世界——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四处逃亡——竟然发生这样的奇事感到纳闷。

神祠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在那儿，父母就知道我安然无恙。有几天我一连几个钟头研究蓝黄色瓦片，看上面的图案。每片瓦的寓意都超过了瓦片本身，放在一起寓意就更博大了，而且看上去非常漂亮。在马扎尔那几个星期，我开始觉得我的生命仅仅是一块随意放置的瓦片而已，一种从心底生出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我一直确信只要我到了马扎尔，瓦基勒就会在那里等我。

父亲已经停止教我们课程。他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回来，情绪始终很糟。我试着跟他说话，但他不想搭理我。

母亲整天忙忙碌碌，要么帮每天出去工作的姨妈做些家务，要么访亲会友。在马扎尔她的亲戚有100多家，他们都希望跟她见面叙叙旧。

这里没有学校能入读。现在正是隆冬时节，学校要在立春第二天才能复课。即使有学校能接纳我们，我们也得用几个星期时间把我们的成绩单从喀布尔调过来。我们的学校因为战争关闭了，没有人为我们寄那些东西。

姐姐大部分时间与两个表姐在一起，她们比她大几岁，街坊也有两个女孩和她们一起玩耍。她们会在一起待好几个钟头，不时窃窃私语。我一接近她们，她们便不再说话，表情怪怪地盯着我，眼神仿佛在问：“你怎么在这儿？”如果我待上一分钟，她们就开始说些诸如，“喂，你在这儿想干吗呢？这是姑娘待的地方。干你自己的事儿去。”当她不想让我在跟前时，我尽量离她远点，这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一天，我见姐姐在姨妈的卧室里，她和其他女孩在化妆。她们面前摆了许多化妆品。一个在用眉笔描眉，另一个涂眼影，还有一个正往眼睑上粘着什么东西。她们每个人都涂着不同颜色的口红。见此情景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能让她感到难堪。可是当她回家吃饭时，她的脸上擦洗得干干净净。

尽管我从未停止过想方设法让姐姐难堪，然而我的孤独感却未得到丝毫缓解。

在神祠，我问毛拉许多问题。他们总是让我对着万能的真主的宝座祷告，然后告诉我祷告是解开每个世俗疑惑的钥匙。他们还说宿命决定人的生活。一个人命里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我们的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必须用全部的忧伤和快乐来幸福地拥抱生活。

起初，我乐意听他们说这些，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新瓶装旧酒，我渐渐厌烦了。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能阻止战争。

然而，我从未对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厌烦过。我爱那里的一切：遮挡阳光和看上去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瓦片，环绕其中的高塔，外面有白鸽，尤其是那个据说埋哈兹拉特·阿里的地方，上面立了一座用珍贵的石头砌成的纪念碑，四周围着镀金栏杆，杆上刻有用大藤蔓字体书写的《古兰经》。

每天吃完早饭，我就去那里看前来朝圣的人们，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顾战时旅途的种种危险。他们说带多种口音的多种语言。我喜欢模仿他们的发音，也把舌头在嘴里卷起来，直到能用他们的口音说话为止。

稍后，我和一帮男孩子打成一片，他们每天下午到神祠的花园里玩一种叫“古尔赛”的游戏。记得祖父曾对我讲过他很小的时候在这里是怎么玩一种游戏的。也许是同一种游戏吧。一个男孩右手搭在左腿上，然后右腿蹦跳，用他的右肩膀将以同样姿势从相反方向冲过来的对手撞倒。

通过玩“古尔赛”，我交了许多新朋友。我决定永远不离开马扎尔，即使战火蔓延到这里。离开家这么久，我从未有过这么多朋友。我只希望瓦基勒和祖父能快点来，为此我每天都要祈祷。我知道瓦基勒会在“古尔赛”上击败其他所有孩子的。

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像“古尔赛”游戏一样。我们从一地跳到另一地，盼望没人能把我们撞倒。

第11章
老师

那天，整晚都在下大雪，我无法去神祠了。我待在家里。一整天，我都听到隔壁传来砰砰声。翌日，又下起大雪来，继续传来砰砰的声响。事实上，从抵达马扎尔第一天开始，我就听到了这种声音。不过，在家里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这上面。最后，我问姨妈这是什么声音。

“那些人是地毯织匠，”她说，“他们几个月前就搬来了。尽管这种响声是他们弄出来的，可他们都是些好人。”

两年前在学校时，我们就学过如何打简单的地毯结，并织过一块小地毯。我还把这块小地毯送给了校长。他用一个绿色框子裱起来，挂在走廊里。每次经过长廊时，看到相框下署有自己的名字，我都会感到非常自豪，尽管这块地毯织得并不怎么样。我一直希望学会在地毯上织出复杂的图案，可是还没有任何人教过我。

“他们真的是织大地毯的吗？”我问姨妈，“他们弄出的噪音这么大。”记得我织小地毯时，可没有他们的噪音大。

“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是自己去瞧瞧吧。”姨妈说。

我向姨妈借了双拖鞋，其实从我们房间门口到他们那儿很近。雪像针一般刺痛我的脚底，走到半道雪就没到大腿处，幸好我里面穿的是宽松棉裤。我开始连颠带跑，见他们的门开着我很高兴。没有人邀请我，可我径直跑了进去。在庭院里，雪已经清扫干净，温暖和煦的阳光正将地面上的水慢慢晒干。

这幢房子每个房间都很大。每间屋子都有一台大而扁平的织布机，像中国式的桌子一样，只比地板高出几英寸而已。在第一间屋子里，约摸7个人正在一台非常宽的织布机上织地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工作。他们坐在已经织好的那部分地毯上，俯下身子打下一排结。

我贸然闯进去，他们马上停下手中的活计，有的刚打了一半的结。我告诉他们，我就住在隔壁姨妈家。他们听罢，谁也没开口。我对他们织地毯太好奇了，对他们的举动我根本没察觉出有什么不妥。

起初，他们有点儿腼腆，谁也没搭理我。不过，当我挨着他们坐下，打了几个结后，他们见我能准确无误地打好一个结时，便释然了。他们用土库曼语小声说着什么，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小孩子们与家长一起干活。这里的一切与我姨妈家都大相径庭。在姨妈家，表兄妹们和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玩游戏，我姐姐则在我旁边指手画脚，她心思根本不在俄罗斯电视频道播放的节目上，这些节目我们在喀布尔根本看不到。在这里，小孩子们在说话时，不时打量我。尽管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清楚他们谈论的是我。慢慢地，他们尽量用达里语与我搭话，我们找到了一种彼此沟通的方式。

这里的女性戴了很多珠宝饰品。当她们用一把很重的金属梳子整理织地毯的毛线时，手镯和脚镯发出悦耳的响声。每当身体前倾打结时，她们的耳坠都垂得很低。她们佩戴玛瑙、珍珠和祖母绿，连衣服也同样华丽。

在每台织机上，我都试着打了些结——谁也没阻止我——我还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在午饭时间离开不太礼貌。他们全都围坐在台布旁，看上去就像聚会一样，与我们以前在老房子里大家一起吃晚饭很相像。这个至少有60名成员的土库曼大家庭将那幢房子挤得满满的。

吃罢午饭，我来到院子最远端，在那儿听到有人梳羊毛的声音。我推开门，见一个女子坐在织机旁。这台织机与别的织机都不同，摆放在她面前，比其他织机都要小一些。尽管这台织机足够两个人操作，可只有她一人。其他织工都用10~15个花色的毛线，而她用的毛线超过50种花色，而且品质上乘，打的结也比其他人要小。她织的几何图案也很小，其他人织的则是很容易织的较大的传统图案。

她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也许才二十出头，一双很黑很迷人的眸子。当一位普什图男子见到如此美丽的女子时，他会诗兴大发。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我还远远算不上成年人，但很快就在心里为她作了一首诗。她是天堂，是美妙的音乐，娉婷动人。她织的是魔毯。

我说：“你好。”她微笑作答。我又说了遍“你好”，这次她没有回应。

我拿起另一只钩子，挨着她坐下，打了第一个结。她望着我，解开我打的结，重新打了一遍。我打的结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心里寻思，她为什么要解开呢。我又打了好几个结。她继续默不作声地望着我，微笑颔首。我看她时，她垂下眼帘，然后又解开我打的结，重新打了一遍。我有点儿气恼，但没发作。毕竟，在这里我是客人。我继续打更多的结，可是我一打完，她便全给解开了，又重新打。

“我打的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你觉得不妥？”我问道。

她冲我笑了笑，继续打自己的结。她动作飞快，能在一分钟内打60个结。

“不回答别人的问题是非常粗鲁的行为。”我以开玩笑但不失礼貌的口吻说，但我清楚自己话有所指。

这次她非但不理我，而且也不看我了。

“怎么，你以为我是个傻瓜吗？”我问她，不再是开玩笑的口吻。

她又冲我微笑，开始梳理羊毛。梳子齿间划过经线，将刚才以令人惊叹的腕力打好的结敲打结实。

“请说话啊！”我说。

但她依然一言不发，而且我打的结她一定会松开重新打。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冒犯。

我从她的织机旁站起身，走到大家都叫她“老妈”的老妇人跟前。我把刚才的一幕对她讲述了一番。她冲我哈哈大笑。我也开始讨厌她了。我心想，也许她们都是无礼之人。

“不，我的孩子，她并非讨厌你，也不是故意冒犯你。”她用达里语对我说，但夹杂着很浓的土库曼口音。我不得不非常仔细地听才能弄明白她的意思。

老妇人叹道：“她是我的这些孩子中最温顺的一个。”

“可是她不跟我说话。甚至连一句‘你好’也不说。”我说。

“因为她听不见你说话，”老妇人说，“她是聋哑人。她心地纯净，她的思想甚至比她的外表还要美。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我认为，她是最快乐的人。”

“她是你的孩子吗？”我说。

“是的，我最小的孩子。”她说。

“可吃午饭时没看见她啊。”我说。

“她饿了才吃东西，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按时吃饭。她有自己奇特的生活习惯。有时，她要睡24小时的觉，有时却24小时不合眼。她从不用和我们一样的毛线，也从不织同我们一样的图案。”她说。

“那她用什么样的毛线呢？”

“她只用羊后背上的毛纺成的毛线，要比其他部位的毛线更好、更柔软。她自己纺的毛线要更好些，用她自己配的染料来着色。她用的染料全部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我们用这种染料染毛线时，通常都得用一些化学染料来调色，而她只用植物染料。”她说。

“她从哪儿学的这些呢？”我问道。老妇人摇摇头，耸耸肩膀。

“这是她的特殊才能。她天生就会。”她答道。

“看她从植物中提取染料，想必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父亲说过，最上乘的地毯都用植物漂染。”我告诉她。

“她染色时，从不让别人观看，甚至连我也不让。她非常私密。我们为了让她快乐，也不干涉她。”老妇人说。

“她的图样比你的更漂亮、更好看。”我说。

“我们在纸上绘出，再由两个男孩子做成图样，然后按照图样来织。可有时候，她两夜不睡觉，这期间她正在心里‘设计’图样呢，就像在纸上绘出来的那样。”老妇人说。

“你问我母亲什么呢？”一位相貌英俊、看上去25岁左右的男子走到院子中，在他母亲面前跪下。他手上拿的是湿漉漉的毛线。他是我在那幢房子里遇到的第一位达里语说得驾轻就熟的人。

“我们聊你的小妹呢。”她答道。

“哦，她真是一个神秘难测的人，”他说，“她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难解之谜。”说着，他将湿漉漉的毛线递给他母亲，用土库曼语问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说了几分钟，然后走到附近的几口大锅近前，这几口大锅下面柴火熊熊。他将毛线扔进锅里。

他拨了拨锅下面的柴火，直到火苗更旺了起来，锅里的染料翻着水花。然后，他拿起一卷淡色毛线，投进看上去很像黑水的染料里。待毛线取出时，它变成了深蓝色。之后，他用红染料漂染灰色毛线，结果毛线成了像桑葚一样的深红色。

老妇人从身后橱柜的格架上取下水烟筒。她装上烟丝，点着了，然后用力吸着水烟，烟筒泛起水泡。

“她能读书写字吗，您女儿？”我问道。

“她听不见也不能说话，怎么会读书写字呢？你说说。”老妇人说。

“嗯，因为他很特殊，与常人不同。”我说。

“在某些方面她的确很特别，可她确实不能读书写字。她只会写数字。老实跟你说吧，我们谁也不会读书写字，我们都不识字，但我们是最出色的地毯织匠。”

当成年人说他们不识字时，我总是非常惊讶。祖父通过自学，学会了阅读和拼写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甚至还包括阿拉伯语。我纳闷的是其他人怎么就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她一织完地毯，就用一根木棍在沙子上写下价格。开始，我们觉得她标的价格过高，但后来发现她的标价很准确。”老妇人说，“她织完平生第一块小地毯后，我们把它卖给了一位熟客。他在自己店里保存了一年，很高兴能拥有这件稀有之物。很快，这块地毯为人所知，在店里见过的人开始称它为苏莱曼魔毯。结果，这位地毯商成了我女儿的特殊主顾。不过，他没有将这些地毯卖给别人。他认为这些地毯都是圣物。”她说。

“哪能啊，”我说，“我不相信。”

“听上去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不是吗？起初，我也不信，但地毯商的妻子告诉我们，每天早晨他在存放那些地毯的房间里至少要待上一个钟头。他不允许别人进入那个房间。”说着，她从烟筒喷出几缕烟。

“我能买一块你女儿织的地毯吗？”我问。

“这事不要问我。直接去问她好了。我们从不干涉她的生意。你也得与她的主顾聊聊。他说，那些地毯是无价的。那就是他从不卖那些地毯的原因。”她说。

“也就是说，他从未用过那些地毯？”我吃惊地问道。

“当然了。他说那些地毯不能擅用，是要供起来的。”说着，她又喷出一口烟。

“您觉得他说得对吗？”我说。

“不对，一点儿也不对。都是谬见。”她说，“他说她是地球上另一个太阳，每次见她，他都眼睛不眨地盯着她看。我女儿只是我女儿而已，不是太阳。不过，当他盯着她看时，我注意到他的双眼似有被灼伤之感。仅仅两分钟后，他便开始流泪。”

“我想知道是否可以与她一起织地毯，向她学几手？”我兴奋地说。

“先行净身礼，之后就可以与她一起织地毯了。要打小结，不要犯错。还有，别浪费毛线。这些是她的规矩，只要她愿意，她就会允许你与她一起工作。但要小心，她也能读懂你的心思。”她说完，又开始吸水烟。

“我从未见过谁在织地毯前还要行净身礼。”我大笑不止，“我不是要祷告，或者去清真寺，我只不过想与她一起打几个结罢了。”

“这是她的规矩。如果你想与她一起工作，就要尊重她的规矩。”老妇人说道。

我进了他们的浴室。我洗了洗头和手，朝手腕上撩些水，几乎撩到肘部。因为水太凉了，我没有冲脚。我来到她的织机旁，挨着她坐下。当我拿起织钩时，她一把从我手上抢过来，用手语告诉我，我的净身礼没有完成。

我跑到老妇人面前，气哼哼地问她，在我冲洗时，她女儿是否偷窥我。

“我跟你说过，她能读懂你的心思，”她抿嘴一笑，“她知道的要比你想到的还多。对她要诚实和坦诚。”

这次，我从上到下洗了个干干净净。我回来后像刚才一样坐下，这次她同意让我与她一起工作了。

从我挨着她坐下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有些异样，一种难以形容的异样。尽管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并不多，可是在她的织机上地毯就是显得与众不同。她开始织的是土库曼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织的基本几何图案。每个图案里都有一个伊朗织匠最擅长织的小花卉图案。卷起的藤蔓和花朵似乎漫到几何图案之外，把它们缠绕得像格子架一般。由于她用的毛线超过50种花色，因此，花朵看上去几乎呈三维立体，如同木雕一般。

我打了几个结后，抬眼望着她那张美得令人惊为天人的脸。她的双眸恰如一潭小溪，清澈见底。有时，我会情不自禁地盯着她看。她有点儿不自在，双睛微阖，头扭向一旁。这是她示意我不要盯着她看的一种方式。

每当我极力想像她那样快速打结时，她都用食指按我的前额，脸上挂着微笑，并不住地摇头。她这是告诉我不要尝试与她一争高下。我尝试尽可能地快些打结，但这是不可能的。她打手势，示意我要填满空白处。

除了星期五以外，我不再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也把我的“古尔赛”朋友们抛到脑后了。我发现有人迅速成了在我心目中同祖父和瓦基勒一样重要的人。

每天晚上我都把隔壁地毯织匠家的事情讲给家人听。父亲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同往常一样，他一门心思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寄望于能听到允许我们返回家园的消息。不过，姨妈跟我讲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她解释说，当俄罗斯人在土库曼人自己的国家为他们制造了许多麻烦以后，大批土库曼人来到阿富汗。有许多人很早就来到这里了。

“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就开始从中亚某些地区将织好的地毯贩卖到阿富汗。”

“阿富汗最上乘的地毯都是这些人织的，”我姨妈补充说，“尤其是土库曼妇女织的地毯。”

我好奇的是这些人都忙着织地毯，谁给那些孩子做饭呢？

“她们十几岁就结婚了，在30岁之前就生养了一大堆孩子。”姨妈继续说道，“她们一生绝大多数光阴都是在织机旁度过的，从孩提时代直到成为祖母。有人告诉过我，她们一天最多能打一万个结。”姨妈有点夸大其词，仿佛她是她们中的一员似的，“因为她们长着一双灵巧的小手。”

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那个年轻的姑娘。在梦里，我听到她非常清晰地对我讲话。有时，她逗我玩，我也逗她。但每当我挨着她坐下，梦境里的一切从没发生过。我们在工作时候很认真的。尽管她比我大了10岁，但对一个像我这样11岁的孩子而言，获准单独与一位年轻姑娘在一起，至少在普什图人中是很少见的事情。但是像哈扎拉人一样，土库曼人更务实一些。他们与我姨妈很熟。在邻居中间姨妈非常受人尊敬，总是做一些诸如邻居患病她把药送上门的事情，尽管她没接受过医学培训。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像她一样礼貌、得体。

每当我需要向老师请教时，我只需抬头望着她，她便心领神会，知道我有问题要问。我头一次向她请教时，说话声音非常大。她微微一笑，示意我不要大喊大叫，她的手指划过唇间，指了指她眼睛，又指了指我的嘴，示意她能读懂我的唇语。

很多时候，她通过手势传达信息，尽管她也许能发出十几种不同的声音。开始那段日子，在我尚未弄明白她使用手势的涵义之前，比如当她想告诉我诸如“去冲个澡吧”这样的事情时，有时她会因为沮丧而脸上泛起红晕。当我觉得自己明白她的意思时，就会慢慢对她重复一遍。她盯着我的嘴唇。如果她脑袋从一侧摇向另一侧，我就得再重复一遍。

我发现他不喜欢别人一次问她几个问题。于是，当我确实想问她某个问题时，会等到她准备好回答时再问，纵然这意味着要等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我们在织地毯的过程中，不能进行过多交流，因为双手忙着打结。但如果是她停下来吃午饭，或者是我们听到报告祷告时刻的人叫大家去做祷告后，我们收起一天的活儿，她送我回家时会对我的问题做出回应。

到第二周，我重复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许5次之中只有一次。到第三周，我们几乎可以正常交流了。我与她在一起时，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她示意我得回家了，以便于她做祷告。而我只有当望向窗外时，才意识到天已经黑了。日复一日，都是如此。父母很高兴我有一个能学到新东西，并享受快乐时光的业余爱好，但他们很少谈及此事。令他们释怀的是，现在的我不在街上到处游荡，与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家庭的孩子交朋友。

奇怪的是，我姐姐对这事并没有说三道四。可是，那些与我老师家里孩子同龄、并与他们相熟的堂兄弟们，经常拿这事取笑我。他们在我耳畔嘀咕诸如“我知道你爱上她了”，以及其他令我非常难为情的粗俗话。他们中许多人对我构成挑战。他们一张嘴说那些事情，我就赶忙走出房间，以免惹得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大笑。我满脸通红，不敢直面他们。

有一件事我想弄清楚，那就是我的老师是如何发明她的设计图样的。她解释，在她设计一个图样之前，要好好揣摩许多其他的地毯。我问是否要借鉴其他地毯的样式，她坚定地摇着头表示“不！”

之后，她试图告诉我当她创造一个图样时，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符号”。她见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就拿起用来拉地毯丝线穿过织机线轴的钩子，开始在院子里的地上画出奇怪的形状。这些图形看上去就像中国的汉字一样。我真的搞不懂是些什么图形。

“这些就是图样吗？”我问道，先指了指她画的图形，又指着地毯上的图案。她一个劲地摇头。

我突然脱口而出：“符号？”我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或者这个词儿出自何处。她微微一笑，使劲点头。接着，她向我传达这个意思，即如果我想设计地毯图案的话，绝不能照葫芦画瓢。我应该有创造性，对于设计图样而言，创造永无止境。

我一点也没弄明白她所指的“符号”是什么意思，也从未真的弄懂她在地上画的形状与她在织机上织出的图案之间有什么联系。

她教我如何在纸上画设计图样。我向她解释道，我能凭记忆织出传统风格的、很大的、八边形的深蓝色象足图案，我早先织的那块在学校挂着的地毯就有这种形状。但她坚持要我使用图案，直到能多次织出同一种图案，尤其是独立织复杂的图案。我从未见过她本人使用过图案，但这的确是很好的经验，后来果真借此帮我全家和我在困境中幸存下来。

随着我打的结比以前好多了，便开始与同龄甚至比我还小的其他织工比赛，当然是以一种友好的方式。也许我只不过试图显显身手罢了。我比其中一些小孩子打得快，极力想引起大家某种程度的侧目。我父亲甚至连瞧都不瞧我一眼。我希望别人能注意到，我能做好这件事。

每当她见我很努力地在做，都微笑着瞅着我。有时我的手指累得发酸，可是对我而言她的微笑要比自己的手指更宝贵。我对她微笑的渴望，使我成为那幢房子里织得最快的一个织匠。

由于我总观察老师织地毯的过程，有时晚上我都会梦到苏莱曼魔毯。人们说，苏莱曼被真主赐予魔力，他不但非常聪明，而且能驾驭野兽、魔鬼的灵魂（所谓的精灵），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生灵。他能念动咒语让他的毯子载着自己从地上飞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我想飞到天空中，飞到美丽的仙境中；但更多时候我想站在最漂亮的风筝上，切断风筝线，让风筝掉到我们家院子里，这样瓦基勒和我就能踩在上面飞走了。

每到星期五，她就不工作了，这天她家总是宾客盈门。有一次我去她家，见她与其他姑娘们非常忙碌，总是笑个不停。我隐约有点儿嫉妒，因为她们能和她在一起，而我却不能，于是我跑了出去。下个星期五，她见我来了，便向她们介绍我。我很高兴她允许我与她们认识。可是互相打过招呼过后，我又觉得与女人们在一起很难为情，找了个借口转身跑回姨妈家。至少，我姨妈总会在星期五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毕竟在别的日子里，我很高兴能在老师家吃午饭。他们准时在中午12点半吃饭，而在我姨妈家午饭不定时，我很不喜欢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男孩子们在地板中央铺好台布，将面包与盘子、汤匙和餐巾一起放在台布四周。姑娘们从厨房里端出盛食物的碗来。

我们围坐在一块很大的餐布周围。老妇人和其他成年人坐在一端。男孩子们坐在边上，3个或4个人一组从一只碗或者一个大盘子里取食。大家似乎都在同时说些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感觉他们说话声音非常大，而且说得非常快。但老妇人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听着。

我们吃完后，男孩子和姑娘们将盘子和碗摞起来，端到厨房。在厨房里，老妇人边哼哼或者轻声唱土库曼民歌，边洗碗碟。收拾完毕，她回到自己待的地方，装上水烟，在大家都回去干活之前抽一会儿。

有两次，他们留我与他们一起吃晚饭。我连忙跑到姨妈家，告诉母亲我要在隔壁吃饭，说完跑了回去。他们在庭院里生火做饭。即便在寒冷的冬天，满院子皑皑白雪，姑娘们也会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聚在火堆旁，边做饭边叽叽喳喳说着什么，享受着大家聚在一起的快乐。男孩子们有自己的圈子，他们围坐在一只大水壶四周，大多数时候互相比试臂力。成年人在屋里围坐在大木火炉旁，边喝茶边谈笑，时不时地喊一声，让别人添茶。姑娘们或者男孩们一壶接一壶地把水递给长辈。

他们都围着一张台布席地而坐。自家做的馕摆在台布四周。在等待上菜时，每人都切一块吃。先端上来的是用小碗盛的汤，由应季的蔬菜连同鹰嘴豆、菜豆、谷物和面粉烧制而成。稍后是大盘可口的抓饭。我母亲烧得一手好菜，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她家吃的抓饭。接着端上来的是用碗盛的土豆烧肉。继而是足量的蔬菜沙拉和一大碗酸乳酪。最后端上来的是水壶连同玻璃杯。由成年人先动筷之后，其他人再紧接着开始吃。

开始那几分钟，大家都只吃不语。你能听到的就是汤匙碰到碗盘的声音，还有咀嚼的响声，好像已经几年没有吃东西似的。随着盘子半空，谈笑声才盖过了吃东西的声音。

有一次我的老师与她家人一起吃饭，我注意到她用能发出的有限的几个声音、姿势和手势，与其他姑娘们“谈”得很欢。她们能很快弄明白她的意思。她甚至还能“讲”笑话，因为时不时地她们会笑得前仰后合。我喜欢看她开心地笑，这使得她愈发显得美丽动人。

成年人背倚着大靠枕，在姑娘们收拾碗碟时，吩咐她们上茶和甜点。男孩子们帮着她们端碗碟，整理台布。其中一个男孩子端来一大罐水，递给每人一只碗洗手，他身后另一个男孩子接着递上小方毛巾。

姑娘们在庭院的火堆旁洗完碗碟，住一口锅里放上一些木炭，然后用灰将锅盖上，再把锅端到屋子里，在上面放了一张小桌，再用一床大被子将小桌子盖严实。然后，她们挤在桌子边，拉起被子盖到自己颈下，斜靠在她们后面的枕头上。被子里暖暖的，她们边吃甜点——尤其是那种在马扎尔很出名的芝麻酥皮饼，边说悄悄话，不时地咯咯直笑。

很快，成年人去睡觉了。男孩们围坐在木制火炉周围，非常小心以免火苗太大，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木柴来挨过漫长冬季剩下的日子。一旦成年人在他们的房间里鼾声大作，男孩子们便偷偷抱来更多的木柴。他们边喝茶边玩牌，因为一点小输赢有时就会冲别人喊一声，让他不要耍赖。这时，姑娘们让他们小点声，警告他们大人会被吵醒。

只要有电，电视总开着，但谁也顾不上看。一停电，姑娘们会拎着灯笼过来，然后点上。

他们打了一个又一个结，边打边说：“做一道由细毛线打的结组成的墙。”直到午夜时分，他们终于上床睡觉去了，否则他们就要趴在织机上睡着了。从我们隔着姨妈家的墙听到的声音来看，他们似乎每晚都是这样。

在马扎尔生活了几个月后，父亲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获悉，不同派系的领导人正齐聚喀布尔，召开和平大会。他们说他们要去麦加，发誓彼此之间不再兵戎相向。父亲说，现在是时候去喀布尔，返回家园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高兴，尤其是我。我想对祖父和瓦基勒以及其他堂兄弟们讲述我们的所见所闻。

次日一大早，我把我们要动身离开的事情跟老师讲了。我磨蹭着直到最后一刻才对她讲，因为我心想父亲也许会改变主意。我去见她时，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她看着我好一会儿，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双眼噙满泪水。

我们现在能交流了，就好像我们能读懂彼此的心声。她告诉我要用巧思，说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地毯织匠，总有一天会做很大的地毯生意。

按照对老师表示尊敬的习俗，我吻了她的手。她亲吻一下我的头顶，表示祝福。然后，我与她家人道别，她送我到院子门口。我们在那里道别。甚至在我们挥手时，我就开始想她。

我记起祖父的一句话：“爱能使老人焕发青春，能使年轻人感觉自己像个孩子。如果你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他们会感到万念俱灰。”

我也有点儿心灰意冷，但那种心灰藏在我心里，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只有时间才能修复。

战争结束了。我们会帮着祖父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不必远走他乡了。我们又能在屋顶放风筝了。我们又可以围坐在一块台布周围吃晚餐了。瓦基勒和我从此永远都不再分离了。那应是个高兴的时刻。

然而那时，当我在车前排坐下，当我们动身朝喀布尔驶去时，我心头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忧伤。

第12章
游牧

我们再次踏上那条公路，但这是最后一次。天还是那么蓝，阳光依旧明媚。冬天已到尽头，我们脑海里想着别的事情时，不知不觉中春天已经降临。大地正悄然披上绿装。桃树、杏树和李子树已经绽开粉红云朵般的蓓蕾，蜜蜂在花间忙着采蜜。到处都能听到麻雀的叫声。

随着汽车离马扎尔渐行渐远，我们都缄默不语，陷入沉思。

我满脑子里想的是我的地毯老师。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回去，再去见见她。也许她会教我如何像她那样染毛线。之后，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我的学校，那些同学，我的堂兄弟们，以及所有我想亲口对他们讲述的事情，还有我见过和经历过的种种。我想知道这些天来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父亲也许在思考如何重新开始他的生活，毕竟他所有的地毯都被抢走了，健身房也成了一片废墟。我亲耳听到母亲在马扎尔对姨妈说，她惦记着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也许她在琢磨银行的事情，我们回去后她是否能找到需要她的工作。她并没有辞掉工作。但是，像绝大多数在喀布尔生活的人一样，当局势太危险以至于无法在那里逗留时，她只能停止工作。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甚至我最小的妹妹——我们都叫她“话匣子”——也没吱声。“哭吧精”也没动静。

我们很快把马扎尔甩在身后。现在，路上凹凸不平。到处都是火箭弹制造的弹坑。由于春雨刚过，地上湿漉漉的。有的地方我们能看到小草吐新，这种地方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是沙漠。

两个小时后，我们路过塔什库尔干。公路在村庄周围绕行，位于山丘的一侧。我们经过时向下俯瞰，看是否能找到当初我偷石榴的那个园子。我们想知道自打见到那家人以来，这几个月他们是否安好。可是，我们太急于返回家园了，以至于来不及停车拜访。

也许以后还有穿过萨曼甘省低矮的沙丘、奔向兴都库什山脉的机会。突然，我父亲大喊：“抓住，你们快抓住扶手！”

母亲抱住弟弟妹妹：“出什么事了？”

“刹车不好使了，好像坏了。”

父亲猛踩刹车踏板，可是车子还在高速前进。

“别紧张，放松，”母亲说，“让车自己停下来。”

几分钟后，道路平坦一些了，车子开始慢下来。父亲将车靠近路边，停下来。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打开发动机罩。

“制动液箱空了。我们居然在没有制动液的情况下，跑了这么远。”父亲说，“刹车不好使，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除非找到制动液，否则刹车无法工作。”

母亲环顾四周空旷的开阔地，以她一贯的明智的口吻问父亲：“在哪儿能弄到制动液？”

“我们得等有车经过，向人家借点。只要够我们开到下个镇子就行。”父亲说。

但我们在路边足足等了两个钟头，也不见有车经过，只有一群库车游牧民赶着牲口穿过没有铺柏油路面的道路，到山坡那儿让牲口吃草。他们刚一过去，身后便扬起像巨大的云朵一般的尘土。我们每次看到游牧民，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祖父。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游牧民，终年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父亲从仪表板的上方端起茶杯，对我们说他一会儿就回来，说罢就朝库车人走去。我们望着他越走越远，直到他走到一位放牧的小伙子面前。那小伙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吹着笛子。我们注意到小伙子从岩石上站起身，到一只绵羊旁边挤了些奶，给父亲倒了满满一杯。父亲端着一杯热奶回来，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

“一杯奶怎么行，哪够我们所有人喝啊。”母亲说。

“可是，足够我们的车解渴了。这次，我们的车就喝奶了。”父亲说。

他把那杯奶倒进制动液箱，然后发动汽车。他开了一小段后，将车刹住了。

“我们的麻烦解决了。”他兴奋地喊道。他往回倒车，以非常快的速度倒到我们站着的地方，然后踩了刹车。汽车扬起一路尘土。

我们都回到车里，车子驶向前方萨曼甘省的一个城镇，我们要在那里吃午饭。我们去了镇中心一家当地人开的餐馆，这家餐馆位置很好，能眺望各个方向。我们边吃印度烤肉串边喝茶，然后回到车里继续我们返回喀布尔的行程。这时，我脑海里浮现的还是我的地毯老师的笑容，她习惯用的许多鲜艳的色彩竟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而绝大多数土库曼地毯织匠仅会染深红色和深蓝色。

父亲试图发动汽车，可从声音来判断没有打着火。他检查了一下引擎，没发现毛病。不管怎么说，他对汽车也算不上很了解。也许汽车不喜欢羊奶的味道吧，我心想。

我问餐馆老板，附近是否有汽车修理店。他告诉我说，往南四分之一英里有一家。

母亲和我的姐妹们回到餐馆里等我们，父亲和我将车推到汽车修理店。这是一家破旧的小修理店，店里挂着旧轮胎，用的都是旧零件。有50多辆车排了一长队等着维修。

一个脸上被油污弄得很黑的家伙，冲我们喊道：“喂，喂，喂，停，快停，你们到底要把车推到哪儿啊？”

“我们的车抛锚了。”父亲说。

“你瞎了吗？难道你没瞧见其他小车和卡车吗？”这位修理工说。

“不，我没瞎。我能看见它们，这又怎么样呢？”

“这意味着必须在修完这些车后才能修你的车。”他说。

“别开玩笑了好吗？”我父亲说。

“谁跟你开玩笑啊，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你要么把车停在队伍后面，两个月内来取车，要么把你的车推走。”他说。父亲听罢，一条腿向前划了一步，就像他以前要上拳击场似的。他直视着那位修理工，轻声而急切地说：“我妻子和孩子就在那边等我，将近10个月我们一直在路上东奔西跑。你根本想不到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回在喀布尔的家了。我们在这儿没有住处，也没亲戚可以投奔。何况，我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在旅店里待两个月的花销。”父亲说。

“听着，我并不认识你。我的工作就是给别人修车。至于我修谁的车，这无关紧要。但是，我必须先修这些车，然后才能轮到你的车。其中有一些已经在这儿排了好几个月了。如果今天我用一整天时间来修你这辆伏尔加，明天其他顾客准会踢我的屁股。”修理工说。

“这么说我不得不等上两个月，才轮到给我修了？”父亲说。

“没错儿。”修理工说。

“这可不行。”父亲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紧绷感。

“你瞧，我明白你的困难，可是你也应该明白我的难处。这些车绝大多数属于军阀们所有。如果我没在规定的日期修理好他们的车，他们就会拿枪打烂我的屁股。我也有老婆孩子，他们需要我。”

“附近还有其他修理工吗？”父亲说。

“这个镇里一共有5位修理工，可是由于这场该死的内战，那些混蛋都跑路了。”修理工说。

“如果你是镇里唯一一位修理工的话，你肯定赚了很多钱吧。”父亲说。

“哎，在军阀的枪下，那种钱哪有那么好挣啊。”修理工说。

“哦，是很糟糕。”父亲叹了口气，说道。

“嗯，不是他妈的一般地糟糕，”修理工说，“请原谅我爆粗口，年轻人。”他指了指我，说道。我没吱声，只是冲他笑了笑。我发现他说话的方式很有趣。在喀布尔，我没听过有多少人这么说话。

“你能看一眼我的车吗？看看哪儿出毛病了，我自己修。”父亲问道。

“没问题，我来瞧瞧。”修理工说，语气温和了一些。

修理工打开发动机盖，爬到护栏顶端，蹲在发动机箱上面。他花了10分钟时间调试发动机，检查油量计，拉了一下传动带。

“需要好几天才能修好，”他边爬下车边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排队等了，至少得两个月。”

“哪儿出毛病了？”父亲非常吃惊地问他。

“你用的是里面有很多沙子的劣质汽油。沙子已经进到发动机里面，我必须拆开整个发动机，甚至连最小的零部件都得清洗。”修理工说。

闻听此言，父亲深深叹了口气。在修理工的帮助下，我们把车推到等待修理的车队最后面。父亲和我沮丧地回到餐馆，他脸色阴沉，笼罩着愁云惨雾。

我们在餐馆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在那儿过夜。父亲整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每隔10分钟，我都听到他长叹一声，直到我渐渐睡着了。我一大早醒来时，发现他眼睛下方起了大大的褐色眼袋。他看上去非常疲倦，盯着窗外的群山看时昏昏欲睡。

我们吃早饭时，父亲说：“我身上的钱只够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天知道会怎么样。”

“还是交给真主来管吧。他能看到我们。他会像以前一样帮我们绝处逢生的。”

“也许你说得对，我没必要过度忧心。”父亲说着，又是一声重重的叹息。可是，他仍旧愁眉不展。

吃完早饭后，父亲到那位修理工的店里，看看是否能想出什么法子。母亲和姐妹们待在餐馆二楼。我想到外面透透气，躲开从西面的餐馆窜上来的烟。这家餐馆从早到晚都要做印度烤肉串。餐馆生意不错，顾客不断。

我带着我的小妹妹，向餐馆后面的斜坡走去。我们坐在公路附近一块大石头上，周围绿草环绕。圆圆的山丘延伸数英里，直抵远方的高山，一览无余，在早春时节，满眼绿色。我数了数，有超过20种绿叶，真想知道怎样才能在一块地毯上把这些颜色各异的绿叶呈现出来。

我听到一位刚从集市转回来的赶驴的脚夫，唱着歌儿，从山丘边上还传来放牧的小男孩悠扬的笛声。披上新装的大地似乎为人们放声歌唱做好了准备。我瞧见从镇里来的姑娘们来到小溪边上，装了满满一罐水。她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姑娘们头上顶着水罐匆匆而过时，年轻男子不时偷偷瞥一眼。

当村民经过时，他们看出我们是外地人。他们向我行额手礼，其中还有人与我们握手。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似乎都非常好客和真诚。没有一个人行色匆匆，那种从心底透出的宁静表明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观念。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平静，安详，对别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

第二天，我又去了同一个地方。我发现那位放牧的小男孩在那里徜徉，山羊和绵羊在他身边吃着草。他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坐在我们前一天坐的那块大圆石头上，吹着他的笛子。我说了声“你好”，就挨着他坐下了。他说“您好”，显得有些正式，急忙把笛子藏在衬衫下面。

“我昨天就听过你吹笛子。我很想见到你。你吹得非常好听，简直和电台放的那些名家吹的一样好。”我说。

“你喜欢笛声？”他有点害羞，垂下眼帘问道。

他说的是普什图语，而我用达里语作答，但我们能听懂彼此的意思。

“哦，是的。我喜欢笛声，尤其是当我听到和你吹得一样好听的人吹笛子时。”我说。

他从衬衫下把笛子拿出来，又开始吹起来。他的手略微抖动，吹了几首阿富汗民歌。

“我只会吹4、5首。如果你会更好听的歌，请吹给我听。我想听你吹。”他说。

“谢谢，我不会吹，”我说，“我爸爸吹得很好，可我一首也没学会。”

“很容易吹的，”他说，“甭管什么歌你只要唱给我听，我就能吹出来。”他说。

我唱了一首印度歌。我们开心地哈哈大笑，然后他吹了一遍。就这样，我们重复了好几次，直到玩累了。

我们坐在那儿，他开始用放牧的小长棍在沙子上写字母，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沙子上出现“奥马尔·汗”的字样。

“奥马尔·汗是谁？”我问道。

“是我的名字。”他说，“你能读和写吗？”

“当然能了。”我说，对他的问题我感到很惊讶。

“我只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奥马尔·汗说，“你能教我读和写吗？”

“可以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来教你读写，你教我吹笛子。”

“就这么定了！”我们互相握手，他说。

我在沙子上写了5个达里语字母，我读了一遍，他跟着我重复一遍。然后，他又在沙子上写了好几遍。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我得回餐馆和家人一起吃午饭了。我与他告别，他要我吃完午饭后再回来。我说行。他就在那里等我，山羊和绵羊在他周围静静地吃着嫩草。我教了他不止5个达里语字母。到天色将晚我们分手时，他都学会了。

次日，我们又见面了，我问了他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告诉我，他是库车人的孩子。我告诉他很久以前我祖母就是库车人，而祖父在幼年也曾当过牧人。在祖父娶了祖母后，曾与她的库车家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并游遍了整个阿富汗。

听我这么说，他开心地笑了。说话前，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说：“这么说我们是表兄弟了！”

他从石头上一跃而起，抓住我的手腕，拉起我跟他走：“我把你介绍给你的其他表兄弟们，他们就在那儿呢。”说着，他指了指河边搭起的几个长长的黑色帐篷，帐篷上还挂着彩带。那些帐篷周围散散落落地有小孩子在玩耍，还有山羊、绵羊以及骆驼，中间还有几头驴和几匹马。小孩子和小山羊在骆驼的4条腿之间来回穿梭，就好像骆驼腿是石头上刻的柱子一样。

我一走进库车人的营地，马上被到处弥漫着的动物那强烈的气味弄晕了。年龄同我一样大或者稍长的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红、蓝和绿色衣服，一瞧见我，马上躲进黑色和灰色帐篷里。我心里清楚我不是有意要看她们，但还是不由得瞧着挂在帐篷上手工编织的长飘带。

然后，我发现男人们全都盯着我看。他们身材高大，留着胡须，一双黑眸子，浓密的睫毛，长长的头发。他们身穿各色卡其布宽松衣裤。所有男子都戴头巾或者帽子。有的腰间挂着长匕首，看上去就像佩剑一样。在一顶帐篷附近，有几个人从刚屠宰完的母牛身上切下一大块肉，衣服上血迹斑斑。他们一发现我，马上停下手中的活。奥马尔·汗和我朝营地里面走去，这时年龄和我相仿的男孩子从各自的帐篷里走出来。

大约足有100双眼睛盯着我看。我开始觉得有点紧张，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羞怯。上了年纪的妇女从她们的帐篷里探出头来，好奇的目光愈发令我浑身不自在。除了她们，我没发现别的女人，她们全都待在帐篷里没露面。我只有11岁，但是由于这些日子没吃多少东西，身体非常瘦，因此显得高了些。女人们透过帐篷帷幔见我是陌生人，她们准把我当成成年男子了。

我周围都是库车人。谁也不说话。除了从几个帐篷里面传出小孩子的哭声，还有羊和奶牛的叫声之外，没有别的动静。小山羊又跑又跳，在与鸡和猫一起玩耍，根本没理会我们。

我瞧着奥马尔。与其他人不同，他脸上充满笑意，显得那么自然和安逸。他把我引荐给他父亲阿米尔·汗。他父亲一脸严肃地打量我许久，然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以示欢迎。他张开双臂拥抱我时，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见帐篷里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现在，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了。我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的微笑同祖父的笑容一样温暖，沁人心脾。所有成年男子看上去就像我的叔叔们。

与阿米尔·汗拥抱过后，我不得不与在场的所有成年男人以及与我年龄相仿或稍长的男孩一一拥抱。然后我亲吻了老妇人的手，以示尊敬。她们也亲吻我的头以示还礼，并用右手按了一下我的头，以示祝福。

我非常兴奋，盼望能和他们成为一生的朋友。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不经意间走进了祖母的世界。那个世界我从未领略过，但始终对其充满遐想。我真想把正经历的一切都讲给祖父听。

奥马尔·汗的父亲让我把他介绍给我父亲，于是我就带他去了餐馆。父亲按照库车人的方式用普什图语与他寒暄，说话声音非常大，双方就像在喊，而不是聊天。男孩的父亲见我父亲像他那样说话，非常高兴。他问了我父亲祖辈的情况，原来我父亲的高祖与他的高祖竟然是远房表亲。这意味着我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不同分支。

父亲和奥马尔的父亲热情拥抱。随后，奥马尔的父亲亲吻我和我的姐妹们，让我们叫他“叔叔”。他称呼我母亲为“妹妹”。他直率地邀请我们去他的帐篷。他一分钟也不想让我们再在餐馆待下去了。他还帮我们收拾行李。一小时后，我们住进了库车人的帐篷，喝着绿茶，有100多位男女老少注视着我们。

他们住的帐篷里面光线很暗。这种帐篷是用黑山羊毛捣成长而宽的毛毡条，然后在一个木架上摊开而成。木架能轻易拆下和折叠，便于放在骆驼背上进行携带。一顶帐篷就能为一大家子人遮风挡雨。白天撑起一片荫凉，晚上帐篷四周的支架调低后能遮风御寒。从远处看，由库车人一顶顶低矮的帐篷组成的营地，在陆地上延伸得很长，黑压压一片。

他们的生活与成群的骆驼、山羊和绵羊休戚相关。随着季节的交替，他们年复一年地赶着他们的牲畜从一个草场转到下一个草场，从阿富汗一端迁移到另一端。

奥马尔·汗把我姐姐和我向40多个孩子一一做了介绍。他们都穿着破旧的衣服，看上去还很脏，好像几个月都没洗过脸。他对其他孩子说我们是他们的表亲。我好奇我有多少不认识的表亲。在昆都孜我认了那么多母系表亲，觉得非常惊喜。如今在这儿，父系的所有库车表亲都睁大眼睛打量我们，但谁也不吱声。

奥马尔·汗的父亲阿米尔·汗支起一顶新帐篷，用来专门存放我们的物品。同其他帐篷一样，我们住的帐篷外面也悬挂着鲜艳的长缎带。他邀请父亲和我到另一个大帐篷，我们发现所有的库车男子都在里面呢。父亲说了句“安好”，与所有人一一拥抱。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他们在父亲头上系了根包头巾，递给他手工做的拖鞋。阿米尔·汗将一顶绣帽戴在我头上，管我叫卡伊斯·汗。过了几个小时，我们与这些库车男子一起吃饭，而母亲和姐妹们则在另一个帐篷里与库车妇女在一起。

我们吃库车式的小面包、五香米饭、烤羊肉串和库车风格的浓稠酸乳酪。看得出来我的这些新认的叔叔和表兄弟们非常喜欢吃这些食物。阿米尔·汗嘴里塞满了烤羊肉串，说了句普什图谚语：“哪怕是烤焦了的肉也强过蔬菜。”听他这么说，大伙哈哈大笑。吃罢晚饭我们接着喝绿茶，吃晒干的甜瓜片，直到午夜时分才尽欢而散。每说一句话他们都会用一句格言。有的在开始说话时，还会引用某位著名诗人的名段。

午夜时分，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见所有库车妇女将母亲和姐妹们围在当中。母亲正在讲述自从我们逃离喀布尔以来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和见闻。

过了一会儿，她们纷纷离开，回去睡觉了。母亲熄灭他们点燃的灯笼。这种灯笼被称为“飓风”，尽管在阿富汗我们从未见过暴风骤雨。母亲和父亲在帐篷一角与小弟弟一起睡。姐妹们在另一个角落睡觉，而我则自己待在一个角落里。躺下不久，我全身上下开始发痒，就像药物过敏反应似的。父亲小声对母亲说有东西正叮咬他呢。这时，姐妹们和我也高喊被什么东西咬了。

我打开灯，打量我的腿。我身上布满了小灰虫，它们好像玩“古尔赛”一样又蹦又跳。见状我赶忙将它们抖掉。母亲让我到帐篷外面脱下衣服好好抖一抖。我走到外面，脱下衣服。一分钟后，我光着身子，使劲抖落衣服上的小虫。

这时我听到有人咯咯直笑。我环顾四周，连一个人影也没看到。所有的帐篷都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夜色中，天上不见月亮，只有繁星点点。我继续抖衣服时，又听到咯咯的笑声。这次，不止一个人的声音。我举目望向右侧，没见人影。我又转向左侧，见一群孩子躲在一顶帐篷后面偷笑呢。我眯缝起眼睛想弄清楚他们是否真在那儿，于是向前迈了一步。我看清了，包括奥马尔·汗在内有20多个孩子，正盯着我赤裸的身体。见此情景我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上，就飞也似的跑进我们的帐篷。

“你到底在搞什么？”母亲冲我喊道。

我注意到母亲和姐妹们都瞪着我，顿觉羞愧难当，马上又跑到帐篷外面，耳畔回荡着姐妹们的笑声。那些库车孩子又开始瞧着我咯咯笑。

我光着身子，朝他们走过去，衣服搭在肩膀上站在他们面前。此时我很生气，我不在乎谁在瞅我，尽管在另一个人面前赤身裸体是件非常令人害臊的事情。

“你们到底在笑什么？”我质问道。

他们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哈哈大笑地跑开了。我穿上衣服。身上暂时不再痒了。我回到帐篷里，心里思忖该如何面对父母和姐妹们。我想起那天瓦基勒和我见到哈吉·努尔·谢尔洗完澡后赤身裸体的样子，我们还取笑他呢。也许我这是因为那次嘲笑别人而受到的惩罚。

“你怎么了？”父亲说。

“我在外面抖落衣服上的小虫时，很多孩子瞅我。我吓坏了，没有多想就跑了进来。”我说。

“好吧，快回到你的床上睡觉去。下次注意点。”父亲说。

姐妹们还在咯咯笑。我凶巴巴地瞪着她们。她们竟敢公然嘲笑我。父亲朝她们大喊一声，让她们闭嘴。结果，她们的笑声更响了。

我在床上躺着，既生气又悔恨，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庆幸的是祖父没在这儿，不然他会见到我赤身裸体的样子。那样一来，他今后少不了拿这事开玩笑。

我比平日醒得晚些。当时，帐篷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我发现奥马尔正在帐篷外面对其他孩子发号施令呢。那些孩子一见我就咧嘴直乐。我跟他们打招呼，问奥马尔·汗我家人去哪儿了。一开始，他还为昨晚的事发笑，之后他告诉我说我家人在小溪那儿洗澡。

我问他昨晚一直叮咬我的昆虫的事儿。

“那是绵羊、山羊和骆驼身上的跳蚤，”他说，“你很快就会习惯它们的。”

习惯它们？我想。竟有人能习惯跳蚤？

我来到附近的小溪旁。父亲穿着短裤在水里。他拍打着溪水，仿佛自己在浴缸里。他让我下水。我脱掉衣服仅穿了条短裤，纵身跃入水中。溪水很凉，冻得我直大叫。我赶忙从水里跑出来，父亲大笑不已，而风吹得我愈发冷了。我开始打哆嗦。我脚上沾满了泥，而我没带毛巾，没法将身体擦干。

我找父亲要毛巾，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我身后，猛地把我推入水中。我顿觉比刚才还冷。父亲站在我前面，我打哆嗦时他咯咯直笑。

“你现在是个库车人了，”他说，“所以你必须学会如何像个库车人那样生活。”我张开手掌，猛地拍打水面，激起冰凉的河水飞溅到他脸上。他哈哈大笑，跳入水中朝我游过来。我拼命扭动身体摆脱他。我落下的拳头正好击中他的左肩，他的眼睛一亮。

“很好，我们现在就要像拳击手那样！”他边兴奋地高喊，边开始挡开我打向他的每一拳。有时我防守时他的某一记拳正好打中我，我身子向后一个趔趄。他开怀大笑，我也乐不可支。他又是以前那个父亲了，但这次他没让我打到他。我开始筋疲力尽，他抓住我将我从水中拉出来。接着又给了我一个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大大的拥抱。

一个钟头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吃早餐。早餐有茶、牛奶、黄油、酸乳酪和面包。奥马尔·汗带我到一顶空帐篷里。令我惊讶的是，里面有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他走出帐篷，吹了3声口哨，不一会儿就带回来20多个男孩。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这时，奥马尔·汗再次将我介绍给他的表兄弟们（当然也是我的表兄弟们），告诉他们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他们的老师。奥马尔·汗吩咐大家排成一排，坐在满是灰土的地上。然后，他让我在黑板上书写达里语字母。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来不及多想。我按他要求的做了。这些孩子非常安静，开始照着我在黑板上写下的字母照着抄写。

“老师，这些符号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比我大点的孩子问道。

他称呼我“老师”，我顿觉一阵难以名状的害臊。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叫过我老师。我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然后说：“这些是达里语字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达里语的字母表。你们学会这些字母，就能读和写了。”

我开始拼读每个字母。他们照着我一遍遍重复地读。随后，我检查他们每个人的笔记本，指出其中的书写错误。记得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检查我和同学的笔记本的。可是，那是在一个真正的班级里，我们都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的是干净整洁的衣服。

他们写的字母七扭八歪的，但都不大。他们大多写得很小，好为下一堂课记笔记节省空间，因为家长通常不会给他们钱去买书和笔的。

几个小时后，我们下课了。我心想要是祖父在这儿，他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跑到我们住的帐篷，把我当老师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给母亲听。母亲坐在帐篷外面，正给一头奶牛挤奶呢。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以前我从未见过母亲给奶牛挤奶。她出身于一个富裕殷实的家庭，这种事情都是由仆人们做的。我问她从什么时候学会挤奶的。她笑了笑，说：“大约20分钟前吧！”

她的脸贴在奶牛身体一侧上，斜着眼睛打量我，问道，“我这样挤，对不对？”

“不对，你把奶都挤到地上了，没挤到奶罐里。”我说。

她瞅了一眼地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头奶牛踢倒了奶罐，奶洒了一地，而干渴的地面马上把奶“喝”了下去。奶牛悠闲地走开了，就好像根本没听到身后我们的笑声。也许它认为自己被冒犯了。

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库车妇女挨着母亲坐下，晃了一下泥土的奶罐。奶罐嘴很小，我看不清里面的东西。罐里的东西晃动声很响。我问那位妇女她在干什么。

“里面是乳清，午餐吃了后能让你美美睡上一觉。”她说，“剩下的我们晚上吃。”她补充了一句，对着奶罐点点头。

我和母亲说话时，听到一群姑娘在诵读达里语字母：““alef，bey，pey，sey，jem，hey，khey，dal，zal，rey，zey ……”这些是达里语字母表的第一组字母。声音是从我们帐篷里传出来的。我进去一看，见我姐姐站在一块黑板前面，黑板上写着这10个字母。她读出字母发音，那些库车姑娘跟着她读。我姐姐也成了老师了。

从那时起，所有库车孩子都称姐姐和我为“老师”，其实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要比我们年长。

一星期后，我的班级和姐姐的班级举行了一场读写比赛。比的是大家用学会的字母拼写简单的词儿。结果我的班级赢了。两天后又举行一场比赛，这次我的班级输了。每天，库车孩子们都在进步。他们学习进步飞快。只要一有空闲，他们就在脏兮兮的地上用手指比划着写字母。他们互相之间也进行比赛，一场接一场，很快他们就能写出我们还没教给他们的词儿，尽管有很多拼写错误。

父亲认为家里出了两位新老师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晚他都问我们教了些什么，但从不试图告诉我们该如何做。与此同时，他蓄起胡须，经常都戴着头巾。母亲开始穿库车人的民族服装，戴首饰。有时在一群给山羊、绵羊和奶牛挤奶、以及剪羊毛的库车妇女中间，我竟然无法认出她来。父亲学会了如何在河里洗羊毛和屠宰动物，将牲畜的肉分割开或者留着食用，或者准备卖给村民。

每天早晨，姐姐和我要给那些孩子——我们的表亲上3小时的课。之后，我同奥马尔·汗和其他孩子赶着牲畜去山坡放牧。姐姐和其他姑娘们去小溪取水。她也学会了库车刺绣手艺。而且，她知道如何用头顶着一壶水而不用手扶就能行走自如。在塔什库尔干她就学会了这本事。那些库车姑娘见她能像她们那样头顶水壶非常惊讶。

父亲和男人们在一起，母亲和那些妇女在一起干活，姐姐和那些库车姑娘们去取水，而照看弟妹就成了我的工作。一个妹妹很高兴自己独处。她在我旁边一待就是几个钟头，而我甚至没注意到她就在跟前。她说话不多，也不抱怨，从不因为什么而哭闹。

另一个妹妹要是得不到她想要的东西，能几个钟头哭个不停。她不害怕任何人，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她倔强地哭个没完，直到有人满足她的要求。之后，她就会变得很友好，不离那人的左右。

弟弟很安静，只有想吃甜食时才哭闹。他一哭起来倒真配得上他的“哭吧精”绰号。父母都喜欢他，因为他双颊长着一对深深的酒窝。他总是在母亲身边转悠。

我们来库车人营地过的第一个主麻日那天，奥马尔·汗说我们应该去河里捕鱼。

“你有鱼钩吗？”我问。

“我们不用鱼钩。”他说。

“你用网捕鱼？”我问。

“不用。”他说。

“那怎么捕鱼？”我问。

“用发电机。”他说。

我不理解他在说什么。

“这是库车人的捕鱼窍门。我会演示给你看，可是你得帮我把这台发电机搬到河边。”他说。

发电机很沉，把这玩意弄到河边得费不少劲。这功夫，其他库车男孩子在山坡放牧。

我们把发电机放到离河边有20米远的一块岩石上。奥马尔·汗将电线一端连在发电机上，另一端绑在河边的树枝上。几分钟后，所有的叔叔们都来到河边。他们将许多巨石搬到河中。两个钟头过后，河里筑起了一道堤坝。

大家从河里纵身跳出来。一位叔叔启动发电机，另一位叔叔将电线一端扔进河里。发电机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然后就没动静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直到我发现水面漂起许多鱼来，密密麻麻的。这些鱼都是被电死的。这时，有几个孩子把电线从水中拽出来。奥马尔·汗和几位叔叔跳到水里，开始朝岸上扔鱼。岸上的人开始捡鱼。半小时后，我们把整整4大袋子鱼抬到马背上，然后回到帐篷，开始主麻日鱼宴。

下一个主麻日，我们没有汽油用来发电了，但奥马尔·汗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跟他去抓鱼。

“你今天怎么捕鱼呢？”我问。

“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库车人的另一种捕鱼窍门。”他说。

我们藏身于离河边较远的一块大圆石后面。一位叔叔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他拉下引信，将手榴弹投到河里。

过了几秒钟，河水连同沙子、小石子一起溅到岸上，鱼儿蹿向空中。甚至连我们藏身的地方，也有被炸碎的鱼落到我脸上，我头发上也沾上了鱼血，那时我头发很长。过了好几个钟头，我还能闻到鱼腥味。河面瞬间变得灰蒙蒙的，数以百计的鱼儿浮在水面上。我们在那儿等了几分钟，待水里的泥沙沉下去。稍后，奥马尔·汗和叔叔们跳下去，把鱼劈劈啪啪地扔到岸上。这次我们足足装了5大袋子鱼，放在马背上驮回来。几小时后，我们又吃了一顿鱼宴。

第三个主麻日那天，我们又尝试了另一种捕鱼窍门。

一星期前，那枚手榴弹将我们前些天筑起的“石坝”完全摧毁了。于是，我们花了3个小时才堵住那条河。随后，叔叔们牵来一匹马，马上驮着一大袋子火碱，另一只袋子里装满了空瓶子。叔叔们和奥马尔·汗把火碱装进一个个空瓶子里，于是我们仍旧蹲在那块大石头后面，将那些装满火碱的瓶子扔进河里。瓶子一接触到水，便像炸弹一样爆炸了。我们捡了5袋子鱼，满载而归。

大家伙收拾完鱼后，开始做鱼宴。库车人习惯于洗手时只用粉末状的洗涤剂。这种洗涤剂的气味比鱼腥味还难闻。我见奥马尔·汗用柠檬皮和橘子皮去除鱼腥味。当然，这算是库车人的另一个生活小窍门吧。

我们在萨曼甘省库车人的营地待了一个多月。春雨终于停了，山坡上的牧草开始变成褐色。畜群没有足够的绿草可食了。第四个星期的主麻日当晚，阿米尔·汗说星期一他们动身去马扎尔，从那里再奔安霍弋，那里有畜群爱吃的新鲜绿草。

我们的车尚未修好，还得再等一个月。然而，父亲没有足够的钱维持一家人的用度，也没钱再租一个月的房子。父亲决定我们随这些库车人远赴马扎尔。我们可以去那里投奔姨妈家，母亲、姐妹们和我留在那里，父亲再回到萨曼甘来取车。车一修好，他会尽快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喀布尔。

我们来营地后第五个星期的星期日那天晚上，那些库车人开始收拾东西。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往回走，然后奔马扎尔。尽管我们打心眼儿里想回喀布尔的家，但与大篷车队一起旅行，我们颇为欣慰。

大篷车走得很慢，体格庞大、毛发蓬松的骆驼在碎石坡路上笨拙地前行，后面跟着绵羊、山羊和目光犀利的守望犬。男人们瘦瘦高高的，看上去很严肃，迈着怡然自得的步伐在自家畜群之间来回穿行。他们肩上扛着来复枪。有时，寂静突然被带队的骆驼手粗蛮的声音所打断，他们说的是只有同行和骆驼才明白的行话。

在大篷车队头尾两端，妇女们撩开面纱全无顾忌地走着，她们在自己家的骆驼附近漫不经心晃晃悠悠地一路向前。她们的举止就像古老的浪漫派画作描绘的那样美丽和优雅。她们中有的长了一双黑眸，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头乌亮的秀发。其他人则长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一头金色或者红色秀发。阳光的润泽和微风轻拂，使得她们面颊和嘴唇显得红润，与她们淡黑色的衣服形成强烈反差。

最小的孩子有两三岁大，大人将他们用带子捆在双峰骆驼的两个驼峰之间。随着骆驼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上面的小孩子坐着就进入了梦乡。不时能听到孩子的啜泣声，但他们很快就在骆驼放轻脚步和悬在骆驼颈上的铃铛叮叮当当悦耳的声音中再次进入梦乡。大一些的孩子在一侧驼峰旁边，与骆驼并行。他们累了时，就像猴子一般轻盈地爬到骆驼背上，在驼峰前坐好后打个盹儿。

偶尔，刚出生的骆驼从后面走上前，用鼻子轻轻碰它妈妈，那毛茸茸的身体与它还不够结实的细腿形成一种奇怪的反差。

库车人将所有家当都带在身边。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但并不贫穷。每家都有许多自己织的地毯，色彩非常鲜艳，上面绣着很大的、我在马扎尔当学徒时见过的传统几何图案。看得出来，他们使用许多植物染料，染出来的地毯像天鹅绒一般柔软。这些地毯与帐篷和厨具摞在一起，挂在骆驼身体的两侧。

从远处看，骆驼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布娃娃似的上下摆动。

游牧生活使我们适应了艰苦的环境，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也令我们平添了几分勇气。我们一口气走了6个小时，直到吃午饭才停下来歇脚。吃完饭我们继续赶路，直到夜幕降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祖父为什么那么迷恋库车人的生活方式了。正如他所说：“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能给人以安全感，在每个季节都能找到一种与喀布尔的单调生活迥然不同的最棒的生活方式。”

我同父亲以及其他库车男子一起，走在由绵羊、山羊、骆驼、马和驴组成的畜群前面。他们说的是普什图语，声音非常大，好像他们都是聋子似的。我曾问过父亲他们说话声音为什么那么大。他说：“这是库车人说话特有的方式。”

我也和我的库车表兄弟们待在一起，一片尘土飞扬过后在羊群中寻不到他们的踪影了。随后我去找姐妹们。她们色彩鲜艳的裙子和刺绣小衫上覆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成了跟男人衣服一样的暗色。库车姑娘们一见到我，她们便不再说说笑笑，眼睛直盯着我，示意我不受欢迎。我虽是他们的表亲，但库车人对男人和女人以及男孩子与姑娘在一起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我还在学呢。我离开她们后，她们又开始说说笑笑了。

母亲始终在队伍的后面，由于路上有像粉笔灰一样的尘土的缘故，她咳个不停，直打喷嚏。她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走得那么快。她穿的凉鞋不跟脚。干燥的空气和尘土使得她脚后跟都裂开了。有时她骑在一头单峰骆驼上。大家都瞅着她，好像她在做错事似的，因为通常只有小孩子才骑骆驼。她本来白皙的皮肤由于日晒变成了棕褐色。弥漫的尘土使得她看上去就像把头埋在过面袋子里似的，灰头土脸的。

太阳落山后，我们就地停下宿营。一天在山边，一天在戈壁沙漠，另一天在一座村庄附近的绿色环绕的峡谷。在不到一小时时间里，几名库车男子就能支起好几顶帐篷，而女人则开始准备晚饭。有的妇女边做饭边给婴儿喂奶。几小时后，我们周围夜幕降临，星星点点的夜空上一轮半月向我们倾洒下银色的月光。

我们每晚都要点起3大堆篝火。男人、女人和孩子各用一堆。篝火不时地发出爆裂声，火花四溅。小孩子们忙着烧水沏茶，而男人们背靠着大枕头饮茶。他们同我的叔叔姑姑们一样喜欢喝茶，一杯接一杯，没几分钟就喝了好几杯。

他们很好交际，都非常喜欢野餐和宴会。库车妇女通常会做“shorba”（肖尔巴），一种将肉和胡萝卜、土豆、萝卜连同调味品及许多干或鲜辣椒放在一起炖的汤。每当城里人到营地来买牲畜、皮革或者羊毛时，厨师就会往锅里多添几杯水，然后烧开，足够招待客人。我们把馕撕成小碎块，放在一个大碗里。那天不论哪位妇女负责烧饭，都会将“肖尔巴”浇在厚厚的大块面包上。5到10个人吃一个大碗里的食物。我要是不急着吃的话，在碗空空如也之前也许只能吃上一两口。然后为了填饱肚子，我就只能吃面包和酸乳酪、乳清或者又硬又酸的干酸乳酪了。库车人的日常食物离不开这些。

晚上，库车妇女有时会做烤羊肉串，或者羊肉抓饭。在做米饭之前她们不淘米。每次我吃到一嘴沙子，感觉就像在咀嚼石头似的。有几次父亲开玩笑：“沙子和鹅卵石在一起煮非常好吃，但为什么要掺进来大米呢？”大家哈哈大笑并吹嘘道：“库车人的胃甚至连铁也能给消化掉。”

我对库车人给我们吃的食物心存感激，但我不喜欢吃太多的肉。我经常切一个洋葱放到“肖尔巴”里，吃面包时再拌一些酸乳酪，而其他人则伸手从一个大碗里拿泡透了的馕。

吃完晚饭，两个男子敲鼓助兴，声音低沉。另外一些人围成一个圈，跳起阿坦舞。一开始节奏很慢，他们抬起一只脚，在原地转圈，随着鼓乐越来越急促，他们发疯似地转着。一圈又一圈，有的人转着转着就离开了队列，咚咚响的鼓声太急促了，而他们也累得不行。随着最后一声鼓响，大家冲着还在跳的两个人鼓掌欢呼。

大家又唱又跳，整晚都有人奏乐欢歌。有时他们将一排用线穿起来的灯泡与发电机连接起来，使得夜晚的沙漠灯火通明。妇女一直到很晚都在忙着做吃的。

最后，我们回到帐篷里睡觉。外面的畜群也睡着了。目光犀利的守卫犬依旧警觉地为人们值夜。

3个星期后，在一个星期一下午我们到了马扎尔。我们把空旷的野外抛到了身后，骆驼队沿着城里的干道蜿蜒前行。我们抵达哈兹拉特·阿里神祠后，大篷车队暂时停下来，以便男人们能去祷告。做完祷告后，父亲告诉阿米尔·汗我们不能再随他们继续走了，不得不就此作别。

听到这个消息，阿米尔·汗非常难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他和其他人都知道我们要在马扎尔离开他们，但谁也不往那里想，或者说出来。

“与你和你善良的家人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这段记忆我们刻骨铭心。”父亲说着，便与阿米尔·汗拥抱话别，“我们永远感激你的好客和真诚。”

“我们也会记住你和你的家人的，这段美好的记忆将常驻心间。”阿米尔·汗说，“冬天时不要忘了去贾拉拉巴德看望我们。请把我的问候捎给你父亲。”

贾拉拉巴德一年四季温暖如春。那里是库车人永远的家。

随后，父亲与其他库车男子一一拥抱道别。我也模仿他的样子与他们拥抱，就像我们初次见面那样。毕竟这次，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知道谁是最棒的舞者，谁最会讲故事，谁烤的羊肉串最好吃，还有谁是诗人。

母亲和姐妹们挨个吻了库车妇女。父亲和我站在一个适当的距离，挥手与她们道别。

之后，我去见表兄弟们。我先与奥马尔·汗拥抱，然后是其他人。奥马尔·汗塞给我一个手工做的信封，叮嘱我到第二天才能打开。我向他保证不提前拆开信封。接着，其他男孩子也把他们的信封递给我，说了令他们感到难为情的道别的话。他们极力想从我的视线里很快消失。毕竟，他们不擅长和别人说再见。我手里是他们沉甸甸的信封。

我注意到姐姐被一群库车姑娘围着，纷纷往她手上塞库车风格的珠宝，与她吻别。她们紧紧拥抱着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畜群扬起的尘土之中。

我们站在神祠和蓝色琉璃瓦尖塔前方的路边上，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直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他们走得越远，我却觉得离他们越近。

父亲惆怅地说：“他们就这么沿着我们祖先多少个世纪以前开拓的同一路线继续走下去，真希望父亲能在这儿。”

我们没说什么。我把那些手工做的信封装进衣袋。我们叫了辆出租车。但是，坐出租车感觉不太对劲，不知为何我真想去追那些表兄弟们。我真想冲他们大喊一声，叫他们带上我。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姨妈家。姨妈见我们去而复返，非常高兴，但也非常惊讶。我们没法让她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为什么又回到她家。尽管她很开心，但并没让我们马上进房间，因为我们浑身都是尘土和跳蚤。她把茶端到院子里。我们喝了杯茶后，她让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浴室冲个澡。这期间，她给我们找来干净的衣服，让仆人把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拿去洗。之后，才把我们让进里屋。

我冲完淋浴后，跑到隔壁想给我的地毯老师一个惊喜。我几次敲门，可是无人应答。随后，我推开门来到院子中。只见所有的房间都已经空空如也，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吓坏了，连忙跑回去问姨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几个星期前他们就离开这里去塔吉克斯坦了。塔吉克斯坦！我失望得一下子僵住了。我怎样才能去塔吉克斯坦找我的老师呢？

姨妈回到她的房间，拿着一个小包回来了。“这是她留给你的。”她说。

在我打开外面的白棉布之前，我就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我仔细端详着。这是我老师的地毯钩。我能从那只地毯钩里看到她美丽的容颜，令我想起她与我说再见时，她的微笑和噙着泪水的双眸。

我吻着那只洋溢着她的芳香的钩子哭了，连我都没觉察到这眼泪为什么就流下来了。姨妈吻着我的前额，搂住我的头说：“她也喜欢你，但去塔吉克斯坦是她的决定。她说服家人离开阿富汗，她的家人始终都听她的话。他们相信她做出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

“她不是个平常人。”我低语道，然后问了姨妈许多诸如我的老师为什么想举家搬走这样的问题。但是，不论她还是她家的人都不知道答案。

我用真丝手帕把这只钩子包起来，手帕还是我们几个月前在这里时从马扎尔的集市上买的。我把包好的钩子与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一起放在我的手提箱里。这些物品是我在去过的不同地方搜集的。

那晚我早早就睡了，在梦里我见到了老师，也见到了奥马尔·汗和在巴米扬结识的僧人朋友，以及哈姆扎和塔什库尔干的其他朋友。瓦基勒也在那里。我们都在一起。

第二天我早早就醒了，其他人还在睡觉。我开始读我的库车表兄弟们给我的信。我从奥马尔·汗的信读起。他是与我关系最亲密的人，也是我最了解的人。我从他对生活的爱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最亲爱的朋友和善良的表兄弟：

在我的心间我会永远记住你，因为你给了能让我看清人生之路的光明。在遇到你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活在黑暗之中。从遇到你那一刻起，我找到了指引。

你为我点亮蜡烛，照亮前方，那光辉永远令我想起你。

真诚的祝福，奥马尔·汗

这封信我读了好几遍。看得出来，奥马尔·汗既是个牧童，也是个诗人。他所称的“光辉”，其内涵既明了又深邃。

我拆开第二封信，是亚伦·汗写的。他黑黑的，瘦瘦的，像蟹子似的眼珠鼓起。他说话很急促，有点含混不清，经常一副偷偷地看人的眼神，仿佛正打算跑开或者躲避起来。他一兴奋，连他那显得非常特别的眼珠似乎都在颤抖。

知识是照亮生活的蜡烛，你给了我一支我余生受用不尽的蜡烛，对此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我会给你同样珍贵的礼物。如果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那就在下一个世界吧。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是通向下一个世界的桥梁。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亚伦·汗

第三封信是所罗门·汗写的。他个性沉静，继承了他父亲那悲伤的眼神和迷人的微笑，尽管他的牙齿非常糟糕，从嘴里凸出来，上颌还长了两排牙。这使得他不断把手指伸进嘴里去碰触自己的牙齿。他还顺从地允许别人的手指探进他嘴里去触碰他的牙。我们聊天时很少有共鸣之处。他总是坐在帐篷黑暗的角落里，要么就整晚在山坡上待着。

还有，在一块大石头上坐在他身旁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望着乌鸦在帐篷篷顶周围盘旋，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更显突出。鸟儿纵身翱翔，又俯冲而下，然后突然在渐渐褪去光晕的天空拉起一张黑网，随后就消失了，在它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空寂。每当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时，便不想再说什么了，因为见此情景我们心底满怀喜悦。

亲爱的表兄弟：

知识是无与伦比的珍贵财富。你给了我这笔财富，我除了默默接受，什么也给不了你。我知道你能读懂沉默背后的秘密。这就是我能给予你的一切，因为时间能见证。我希望我们能再度重逢，彼此更多地交流。

最良好的祝愿，所罗门·汗

一封接一封，我全读完了。信里有很多书写错误，有很多拼错的词儿，字写得很大，歪歪扭扭的，但我都能读懂。通过勤加练习，我的表兄弟们会写得越来越好，姐姐和我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学习达里语的初衷。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充满想象力。我读完后不忍释卷，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我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遇到了那些同我一起玩“古尔赛”的朋友。他们听完我讲述与库车人在一起生活的故事后，都非常吃惊。在神祠里，我向真主祷告，请他保佑我的地毯老师平安，不论她在哪里。父亲在马扎尔和我们待了一个星期，然后他决定去萨曼甘取回我们的车，想必现在车应该修好了。他会回马扎尔，好载着我们回喀布尔。根据父亲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获悉的消息，停火大半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与库车人在一起的几星期里，一直没发生激烈的交火。父母觉得能安全返家。将近一年四处漂泊之后，他们希望能再次安顿下来。

至少现在而言，我们没有再谈及远赴他国的事情。我很沮丧。我想也许是那样一来我就能去找老师的缘故吧。我也非常思念瓦基勒，他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来马扎尔，但我清楚那一路上有多艰辛。

我们等了父亲三天，可他还没回来。第四天，姨妈将我们介绍给她的邻居，那人是一位直升机飞行员。

他告诉我们次日要飞到喀布尔，如果我们想去的话，他会带上我们。对我而言，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希望等父亲回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

母亲、姨妈和姨夫一直到很晚都在谈论这事，我在床上听他们谈论。

姨妈说：“要是你们等他回来再一起去喀布尔的话，也许车又会在路上抛锚，又得花不少时日来修理。之后，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拉家带口地去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他身上没钱了。要是车真在路上坏了的话，他要么想办法修理，要么就扔掉，再想办法去喀布尔。”

最后，大约在午夜时分，母亲勉强同意了。趁着她没改变主意，姨妈马上就去了邻居家，让他捎上我们。姨妈带我去了，这期间母亲开始收拾我们仅有的物品。姨妈敲了敲邻居家的院门，把他给吵醒了。姨妈先表示歉意，然后告诉他明天去机场前他可以带上我们。他睡眼惺忪地笑了笑，点点头后关上院门。

第二天一早，全家除了父亲之外，母亲、姐妹们、弟弟和我爬进那架直升机。飞行员座舱堆了好几大袋子石榴。我们边吃石榴边透过小窗户向下俯视已经3次穿过的兴都库什山脉。飞机飞得很慢，我们既恐惧又满怀希望。50分钟后，我们到了喀布尔机场。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半小时后到了诺伯利亚。没人知道是我们回来了。我们都不认识自己了。

我们穿过院外的门进了庭院，经过院子里那扇沉重的木门。两个堂兄弟先瞧见我们的，然后是他们的母亲，之后是叔叔们。他们开始高声欢呼，跑向我们。我们一走到高高的金合欢树那儿，就被他们围在中央。

我瞧见瓦基勒了。他从楼上一个房间里出来，想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一两秒钟，他非常平静地站在那儿，望着我们与许多亲戚拥抱亲吻。其他人一听到消息便马上从各自的房间里跑出来。之后，他冲向楼梯，像风筝扑向对手一样飞下来，穿过院子奔我们而来。

又见到瓦基勒，我太高兴了。与一年前相比，他瘦得只剩皮包骨了，个子高了一些，但脸上洋溢着幸福。我能觉察出他的情绪正出现波动，就像雨后干涸的土地一样。但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儿来表达自己的激动。

他与姐妹们和母亲一一拥抱，走到我跟前时拍了拍我肩膀，说道：“喂，真的是你吗？”这时，大家都在瞅我们俩。

“你就只能说这吗？”我失望地问道，心中起伏难平。

瓦基勒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如泉涌，我也任凭涕泪横流。在我默默啜泣身体禁不住颤抖之际，他抱住我，把我紧紧搂在他臂膀间。最后，他长长地喘了口气，说：“我真担心你们有什么不测。你说你们过一个月就回来。可是差不多快一年了。”他揩去眼泪。

我没法回答他。我的喉咙还在哽咽。我想见祖父。他在房间里，没有出来。瓦基勒领我到楼上的房间，祖父正与两位朋友坐在那里。当我见他从门里出来，便跑上前忘情地亲吻他的脸，一遍又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只与他长久相拥。我不想看他的脸，因为我眼中噙满了泪水，我不希望他看见我的眼泪。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极力控制自己不大声哭出来。祖父也没有说话，只是将我揽在怀中。

过了一会儿，祖父说：“喂，戈尔巴乔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从他怀中挣脱出来，打量他的面庞。我庄重地亲吻他的手，说：“我们坐直升机回来的，其他人在楼下呢。”说这句话时我觉得自己像在哽咽，不能再说别的话了。

此刻，祖父眼里像我一样泪水盈盈。“再与我抱一下。”他说，也许是因为他不希望我看到他流泪的样子。

他极力想开个玩笑，让气氛轻松一些。他说：“你还没和我的朋友打招呼呢。你把礼节都忘了吗？”我松开绕着他脖子的双臂，对他们说“安好”，但说得有些仓促。其中一人用头巾的一端揩去眼角的泪水。

这时，母亲和其他人进来了。我第一次对大家都在这里感到很高兴。通常，我希望自己一个人与祖父说上几个钟头的话，而不被打扰。但是那天，我没法和祖父单独在一起。母亲亲吻祖父的手，祖父吻了她的头。之后，祖父问起父亲的事。

她坐在他身旁，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对他讲了。婶婶们为我们端来茶，母亲给每个人分发礼物，只不过是圆圆的马扎尔大饼和糖果，是我们带到神祠受过神恩赐的。过了一个小时，大人们还在叙谈时，我走出房间，见瓦基勒一个人在走廊暗自流泪。我又开始涕泪横流。然后我们两人哈哈大笑。那天，没有人为自己流泪而感到难为情。谁要是说三道四，我们准会打断他的鼻梁骨。

在天色将晚之前，一切如故。我们互相讲述了这一年来的许多经历。他把5只很棒的风筝送给我，其中一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专门留给我的。他告诉我他放过那只风筝，还用这只风筝切过很多别的风筝。他说邻居家孩子都害怕那只风筝。

他就是这样让我在卡特–帕尔万扬名立万的。城里每个孩子都以为是我放风筝把他们的风筝全切了的。但实际上是瓦基勒。令邻居孩子非常不解的是，他们从未见我出去过，但每天下午都能看到我的风筝在天空骄傲地翱翔，切掉每一个试图飞得比它高的风筝。

第二天，我出去买早餐吃的面包时，所有的孩子都用眼角瞅着我，互相窃窃私语道：“他在那儿呢，他在那儿呢，‘残忍的风筝切手’。”我假装什么都没听到。我从他们身边经过，像个专制暴君那样高昂着头。

我给了瓦基勒几枚我在巴米扬大佛那儿搜集到的石子。我必须跟他解释有关佛像的一切，以及我认为这些石子非常珍贵的原因。起初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等我讲了佛像，我们在佛像头部后面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以及偶遇高僧的经过之后，他不想要那些石子了。他认为那是我奇遇的一部分，我应该保存那些石子留作珍贵的纪念。我告诉他说，他是巴夏[7]，他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所有的珍贵回忆都应该与他一起分享。

5天后，父亲开车回家了，现在那辆车完好如初。我们又一次团聚了。我们大家都希望过上像样的生活。在喀布尔的战争似乎结束了。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山那边的老宅已然一片废墟。我们仍旧是在哈吉·努尔·谢尔的九塔城堡里避难的难民，尽管所谓的九塔已经名存实亡，只有一塔尚存。

我们不在的时候，祖父已经打定主意让他的儿子们各自居住，那样的话要是战端重启，我们就不会在一地遭遇全家灭顶之灾了，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叔叔们希望离开一段时间，但在动身前得等父亲回来。现在，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城堡。

一个叔叔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喀布尔西北端位于塔伊马斯甘的岳父家。另一个叔叔去离卡特–帕尔万不远的帕尔万–塞阿与他的大舅子同住。还有一个叔叔去凯尔–卡纳投奔一位朋友。

我们回来一星期后，祖父一个人去了马卡罗延，与他的大女儿同住，我的这位姑姑一个人寡居。停火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人们开始满怀希冀，盼望能够从此不要再燃战火。

马卡罗延是个由5、6层公寓组成的居民区，是由当初与阿富汗称兄道弟的外国人修建的。现在，那里被圣战者组织一个派系控制着。这个派系的士兵奸淫了那里许多年轻姑娘，抢夺民居，有时还杀害无辜平民。父亲的妹妹在那里生活了许多年，她开始害怕自己一个人住。

在短命的总统哈菲佐拉拉·阿明执政期间——现在，没有人还记得这位总统——姑姑的丈夫被处死了。阿明的权力大到足以杀死许多受过最好教育的阿富汗人。一天，姑姑从广播中听到丈夫的名字被列入被清洗的人名单之中。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尽管此后有许多追求者，但她再也没有结婚，而是与她女儿和她弟弟——我最小的叔叔——一起生活。这个叔叔比瓦基勒略大，因此我们更多的时候把他当成了堂兄弟。只要马卡罗延的情况没有好转，祖父就希望一直与大女儿一起住。

不论祖父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瓦基勒的母亲想去的地方。祖父让她留在恰拉–诺伯利亚，与我们一起生活，尽管他特别喜欢她的厨艺。可是她坚持要去马卡罗延与他一起生活。我那些尚未嫁人的姑姑们也是这样。她们希望与最年长的姐姐一起生活，对她们而言她就是第二个母亲。

在喀布尔，现在是头一次我们没有与祖父和瓦基勒一起生活。自从战端开启以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讲得通。我从未想象到我们会离开祖父的房子。过去这么久了，竟然不能再与祖父和瓦基勒一起生活，使得这一切更没有意义了。

偌大的城堡显得更空旷了。晚上当风刮过大树和丁香花丛时，会发出孤独甚至有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外面的狗站在车辙累累的路上狂吠。恰拉–诺伯利亚已不再是那个我们初来时印象中的世外桃源了。

我思念塔什库尔干的朋友，库车表兄弟们，巴米扬的高僧，我在马扎尔的老师，还有在神祠结识的孩子。尤其是，我最思念瓦基勒。我等了这么久才和他重逢，可是现在又咫尺天涯。

因为他是个大孩子了，每逢星期五主麻日允许他可以单独从马卡罗延来恰拉–诺伯利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停火依旧在持续，他几乎每个主麻日上午便从马卡罗延赶到这里。之后，他与我父母聊一小时家里的近况。在那天的其余时间，他与我一起放风筝。他总是在天黑之前不得不赶回去，这意味着他错过了薄雾黄昏最适合放风筝的时间。

有时他会与我们待上一晚上，但绝大多数时候他要回家，因为在马卡罗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母亲和姑姑们需要蔬菜和香草，或者用来烤面包的生馕面团什么的，他都要去集市上买，这是他的活儿。

我想把我所有的奇遇讲给祖父听，可是他不在这里。马卡罗延在喀布尔的另一端。虽然相距仅有两英里之遥，但我感觉好像在世界尽头似的。

[7]　巴夏（Padshah），是伊斯兰教国家高级官吏的称谓。——编者注

第三部
地狱

第13章
金子

现在，我们开始用“假装”来打发日子。战争迹象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可是我们却假装自己什么都没看见。除了一个叔叔外，其他的叔叔和他们的家人都搬到了这个城市不同的地方，然而我们却假装不会分开很久似的。我们渴望全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布四周，但却假装各个小家庭独自吃饭与全家老少在一起用餐没什么分别。

有一两次大家在星期五主麻日回到恰拉–诺伯利亚。成年人在屋里正襟危坐地聊着什么，堂兄弟们和我则像从前那样在花园里玩耍，或者放风筝。我们假装依旧像从前那样，大家在一个庭院里生活。可是，成年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说笑话了。他们也绝口不提重建祖父的老宅这件事了。

一到黄昏他们都离开了，我们假装翌日互相又能见面。事实上，我们一两个月后才能重逢，因为尽管一周一周地过去，停火断断续续，在城里到处走动依然还不安全。

在我们返回喀布尔后的5个月里，尽管各个派系的领导人曾赴麦加，并发誓永远不会再兵戎相见，可是战争又开始全面打响了。我们假装他们毁约破戒是家常便饭，尽管每个阿富汗人都心知肚明，破戒是对真主严重的冒犯，尤其是他们在圣地麦加的圣殿里信誓旦旦地发誓永远停火。

在视誓言为儿戏的人之间爆发的战争，将我们困在一间房子里长达数天和数星期之久。有时，我们都不能穿过庭院去厨房，担心哪位狙击手打中我们，或者跑着去取大米时一枚火箭弹落到院中。这些天来我们经常仅剩下粮食可以充饥，因为肉和蔬菜都吃光了。我们夜复一夜腹内空空，可是，我们却假装自己在过斋月。

曾经一连几天没东西可吃，我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厨房取面粉，好让母亲至少能在烧木柴的火炉上为我们烤点面包什么的，这些天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用这个火炉来取暖。父亲把我拉到一边，眼里噙着泪水满怀歉疚地要我去。他解释说如果他不幸遇难，就没有人能照顾家里其他人了。我明白了。这20步的距离，我足足用了好几个小时才鼓足勇气冒险一试。我按“之”字形路线跑向厨房，假装自己在与山上的狙击手捉迷藏游戏。他们通常只要看到有物体移动，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一律开枪射击。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幸好他们没看到我。那天，我赢了。

数以百计的火箭弹从天而降。火箭弹先是在空中发出像口哨一样的响声，在落地那一瞬间发出巨大的响声，震得地动山摇。火箭弹的碎片和它击中的物体如雨点般在周围散开。我们假装挺好玩的。我们一听到火箭弹飞过，就吹口哨模仿它的响声。有时在火箭弹落地前，我们跑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干脆站着不跑。火箭弹一落地，我们就用嘴模仿爆炸声，伴之以摇晃身体的动作，假装我们是大地。某些夜晚我们很难入睡，因为那么多火箭弹把这座城市炸得七零八落。我们假装是像圣灵节这样的节日放的烟花，圣灵节是纪念易卜拉欣在新年自愿拿自己的儿子以赛玛利或者瑙鲁斯献祭。

每天在一个房间里从早待到晚，几乎快令我和其他人疯了，但我们只能假装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我们一连数天数周看不到天空，我们却假装天花板就是我们的天空。我们读来读去，还是那几本书，直到几乎能全部背出来。有时，当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时，我就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儿我把沙袋绑到天花板上，我一连几个小时打沙袋，直到汗流浃背为止。我假装自己在为一场拳击比赛做准备。

有很多人确实疯了。他们不顾一切地从各自家里走出来，结果被狙击手给撂倒了。那些狙击手之所以朝他们射击，不为别的，只为取乐。

一桩奇事接着一桩奇事，我们明白了——尽管我们没有明说——我们过的是地狱般的日子。假装自己过的是正常生活，是唯一能让自己苟延残喘活下去的理由。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崭新的生活。每天醒来我在一呼一吸之间，等待生活能有所改变。我明白了这个道理，等待是一种必须掌握的生存技巧。

我告诉自己，我的过去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必须做些以前从未做过的尝试。但是，每天我的内心都像在鸟笼里一般，能感觉到过去生活打下的烙印的沉重。

有许多次，我想到地毯老师的母亲，她曾经给我讲过许多古老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富有启人心智的教益。我想到在明亮的天空下，她用一种平静神秘的声音娓娓道来时，我们周围雪花缤纷。她的脸庞总是离我很近，眼睛睁得好大，直视着我。有时，我觉得她好像把力量灌注到我的内心。与其说她在说话，不如说她在歌唱。故事越长，她的话语就越富有音乐感。听她讲故事，真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祖母。在我只有一岁大时，她就过世了。有时与老师的母亲在一起时，我真希望她能嫁给我祖父。在她身边，当我向后退时，她总会拉我一把。

祖父回来了，过来看看我们，并待上几天。他读书时，我又能挨着他坐下了。对我而言，他一言不发并不重要。只要他在那儿，我就高兴，觉得心里踏实，尽管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喜欢头枕在他大腿上，抬头看他吃苹果，听他嘎吱嘎吱地咬苹果。有时，他大声读一首鲁米或哈菲兹的诗，然后问我这首诗表达了什么思想和意境。我极力想说得富有哲理，以此来取悦于他。他微微一笑，告诉我说：“你大有长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

我告诉他与库车人在一起的时光。他喜欢听库车人在篝火前如何吃东西和说笑话，直到午夜时分才尽兴而散。他问了我许多关于他们弹奏音乐，跳舞，屠宰牲口，在路过城镇时与城里人做生意的方式这类问题，还有他们与人交往极尽礼数。我叙述时，与他们交往那一幕幕又在眼前浮现。

祖父告诉我说，每当看到库车人的大篷车穿过喀布尔，我祖母始终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她看到一队骆驼步履沉重地穿过街道，后面跟着其他人时，她真想冲出自家加入他们的队伍。

某一天，祖父正在读由米尔·古兰·穆罕默德·戈巴尔所著的、他最喜欢的书《阿富汗在历史上的轨迹》，父亲推门而入。他端着茶盘，上面只放了两只杯子。他一瞧见我，便让我出去一下，而这时祖父抬手搭在我肩膀上。

父亲说：“至少你得给自己倒杯水吧。”

我回到房间里，听父亲提到在海拉坦某人的事情。海拉坦是位于俄罗斯边境上的一个城镇，离马扎尔–沙里夫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尽管起初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还是静静听着，慢慢才弄清楚在马扎尔那些日子他之所以那么早就离开家门，回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的原因。原来，他经常往返于马扎尔和海拉坦之间，想办法安排全家人在边境偷渡。

想起那些日子我对父亲很不满，突然间觉得自己真蠢。可是，我毕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啊。

我们在昆都孜时，他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情。他去过北方的边境很多次，但都失败了。要想成功偷渡，所需不菲。战争刚一开始时，我们本来有足够的钱。可是随着战端陷于胶着状态，大部分家底都用来维持生计了。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在父亲向祖父讲述这些事情时，我凝视着他，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敬意。我曾经责怪他没有足够的钱带我们离开这个国家，责怪他没有带我们去一个没人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地方。有许多次我想问他为什么他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和欧洲生活，唯独我们还在阿富汗受罪。我不敢那么问他。可是我心里一直充满怨恨。现在，我感到羞愧难当。

我以前从不明白父亲是这样一个坚强的男人，想起他如何把我们从一地载到另一地来挽救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只猫用嘴叼着幼崽到处躲藏一样伟大。

现在，父亲又开始想法挣钱了。以前，他和祖父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地毯经销商。如今，他却无地毯可卖，而且没有钱上货。他从一位朋友那儿借了笔钱，在鸡街的一家店铺里买了张地毯，不大的那种。然后他转手卖给一位商人，以便赚取微薄的利润。他的新生意就是这样起步的。

每天，他肩上扛着一张地毯在喀布尔到处转悠，为了多挣几块阿富汗尼。谁出的价钱高点就卖给谁。慢慢地，1张地毯变成2张，2张变成4张，4张变成8张，直到5个月后的一天他手里有80张地毯，而且都是用自己的钱收来的。随着买进卖出，他建了一个专门用来付给走私客的小金库。为了偷渡到俄罗斯，他必须卖掉数以千计的地毯。

他始终忧心忡忡。

也许就是两年多前的那个晚上，当我发现父亲和叔叔们悄悄在花园里挖地道时，我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也许我只不过是将偷听到的关于走私客的片言只语，放到一起加以联想罢了。有人小声低语说付给他们“黄金”，还有“花园”。

母亲和婶婶们都有自己的首饰盒，还有存放黄金饰物的小盒子。父亲非常爱母亲。他们结婚时，他倾尽所有为她买黄金首饰。每年的宰牲节，他都会为她买许多新的金镯子，这些镯子她能从手腕一直戴到胳膊肘。

每当父亲为母亲买金饰，他的兄弟们也得为各自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大家都想炫耀一番。某个婶婶戴金踝环，另一个婶婶就得系个厚的金腰带，那可是纯金的啊。母亲有个金冠，我只见她戴过一次，是在亲戚的婚礼上，她只戴了两个小时，因为太多的人盯着她，都想摸一下。

在晚上，我们参加完一个大派对，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母亲会对别的女人戴的金饰逐个品评一番。她喜欢别人说她的手镯和项链始终比她们的厚，比她们的重。也许我的婶婶们对她们的金饰也这么说吧。阿富汗人在任何方面都好攀比。

一天下午，我与父亲单独在一起，他谈到正想办法找人帮着偷渡到土耳其。我问他是否想过他和叔叔们埋在祖父花园里的所有金子，它们也许会被窃贼发现。他把头歪向一侧瞧着我，竭力想弄清楚我到底了解多少内情。

“那是个大花园。”他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能看出来，他相信那儿还埋着金子。

如今，我明白我们为什么以前要离开，为什么会被逮住关进地道里了。我也明白他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劲地坚持要回去，即便我们心知肚明那幢房子已经被炸毁了。

母亲想尽办法阻止他。为这事他们争执了好几个星期，可是父亲脾气倔强，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倔强的男人了。停火呈现不规则特征，出其不意地就结束了。在枪炮不再发威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变得异常焦躁。我能从他脸上看出，他的心思飞到我们家老宅的庭院里去了。

主麻日那天，我们吃完早饭，父亲要我准备好与他同去。他声音冷淡。我瞥了母亲一眼。她正盯着自己吃饭的盘子呢。

我不会忘记上次去那儿的经历和遭遇。我知道此行充满危险。可是，我愿意抓住能结束假装和等待的任何机会。也许，花园里还埋着一些金子呢。也许，我们能找到它们。也许我们能凑够付给走私客的钱，终偿夙愿。

我们走到理工学院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上方还亮着黄色交通指示灯，没有熄灭。我们把这个当作好征兆。

相邻的地带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恍若隔世，甚至与我们上次回来时也大不一样。房顶都塌了，连野猫都在嘲笑那残破的窗户。到处都是定量配给的罐头盒与俄式钢盔，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上。

我们来到自家房子跟前，父亲推开原本厚厚的木门那尚存的残片。在里面，我们穿过花园来到曾经住的房间前，这几间房子坐落在石子小路上，这才免于被焚毁。我们在马扎尔暂居时，曾谈起过我们家的房子。我问父亲为什么有人在我们家花园里埋地雷，他说也许他们埋了，可是兴许本来就没有呢。

“或许跟你祖父提那些地雷的事的人，只是想办法让你离开那儿呢，”父亲说，“那天你真的看清花园里发生的那一幕了吗？”

“没有。”我答道。

这里的树下有些地方有好几个大洞。但是，花园几乎未被破坏过。我试图忆起黄瓜种在什么地方。毕竟过去两年了，我无法确定准确的位置。

猛然间，我想起民间传说中毛拉·纳斯鲁丁在山顶挖了个洞，把钱藏在里面。两年后他回来，开始沿着山的底端挖，希望找到那笔钱。过了一会儿，他什么也没找到，开始哭泣。路过的人问他：“毛拉，你为什么要哭啊？”

“两年前我在这儿挖了个洞，把钱藏里面了。现在，里面却什么也没有了。”毛拉·纳斯鲁丁说。

“你敢肯定藏在那儿了吗？”过路人问道。

“是的，绝对没错，因为两年前天上的云彩就在这儿的正上方，我挖的时候正好有阴凉。你瞧，今天云彩就在这儿的正上方，可我的钱却不见了。”毛拉·纳斯鲁丁说。

我以前睡觉的那间屋子没有了屋顶。到处都是灰尘。我到里面去找我睡觉的床。这间屋子已经空空如也。好像不曾有人在这里住过。

突然，我听到外面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我向外张望，见我们院子里有5个家伙，从我们住的房间穿过花园，跳到祖父住的那间房子屋顶上。他们手里拎着几根粗绳子，一见我他们面露惊讶之色。其中一人穿着布满灰尘和开了口子的衣服。他眯缝起蓝眼睛，一脸乱蓬蓬的褐色胡须，宽宽的肩膀，长了一双短腿。我父亲就在另一间屋子里。听到声音，他从里面出来，站在我旁边。这家伙走到近前，问父亲：“你是谁？”

“我是这幢房子的主人。”父亲厉声说道。

“可是现在它归我所有，”这家伙苦笑着说，“风水轮流转。今天你拥有一切，明天这一切归我所有。你住在这里时很快乐，而如今我们换了房梁，这些房子就为我们所有。”说着他将手里拎着的那把空泥壶放在地上。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其中两个人从竹梯爬到了房顶上。他们将绳子系在斜倚着砖墙顶端的房梁末端。另外3人中的一人将绳子另一端系在停在院外的一辆卡车上，我们听到卡车开始发动，车轮在转。随着一根房梁被拉动离开原来的地方，一股黑烟升到墙上，结果整面墙倒向外面的街道。

父亲再也无法忍受，他暴跳如雷。“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冲房顶上那两个家伙喊道，他们正用更多的绳子绑住其他房梁。

“喂，大个子，别多管闲事。”小个子说道。

“去你妈的！这他妈就是我的事儿。这里是我家。”父亲高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爆粗口。

小个子顺着竹梯爬下来。他朝我父亲走去，走路那架势就像一头拉开架势准备战斗的狮子。他的头抵在父亲的胸口上，一副很勇敢的样子，对自己很自信。他使劲扯父亲的胡子。与此同时，他另一只手想去抓父亲的头发。父亲一掌将他推开，照他鼻子就是一拳。这家伙的鼻梁折了，衣服上溅满鲜血。

房顶上那两个家伙，已经顺着竹梯爬了下来。见小个子一脸鲜血，其中一人从背后扑向父亲，企图用绳子勒他。

父亲转过脸来，扭住那人的脖子。只听“咔嚓”一声，就像折断一根木棍似的。那家伙厉声嚎叫，他松开父亲，倒在地上。

另一个家伙在正前方，挥舞匕首刺向父亲。在刀刃抵近之前，父亲用力照他脸就是一拳。这家伙的匕首掉在了地上。他双手捂脸，深红色的血透过指尖，滴在地上。

其他两人手握铁锨，看样子准备袭击父亲。但是，他们见那3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便逡逡不前。其中一人面色苍白。

父亲朝他们跑过去。他们扔下铁锨，朝院墙跑去，像猴子似的爬上墙，跳到外面的街上。

父亲也爬上墙。“你们这些该死的懦夫！滚，婊子养的。”他大声喝道。

院子里的两人躺在地上，手捂着鼻子。这时，他们衣服上已经满是血污。另一个人手还按在脖子上，边走向院门边呻吟。

父亲踢着地上躺着的两个家伙。“从我们家滚出去，不然我让你全身上下没一块好骨头。”父亲大叫道。

他站在那儿大口喘着气，环顾四周。他问我有没有事。

“你太了不起了！”我钦佩地说。

“哦，再来。我玩了16年拳击，跟这帮混蛋打就像喝茶那么容易。”他说，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他弯腰拾起擅自闯入者的铁锨，藏在树叶下面。

“当我们回来时也许用得着。”他说。

我们在庭院里走了个遍，查看了每间屋子。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带回去，像样的东西都被偷光了。墙上和每间屋子的地上都有一些洞。窃贼也许以为我们把值钱的东西埋在洞下面了。

父亲和我在院子里来回地走，他见原先黄瓜生长的地方土没被动过。我以为他会动手开挖，不料他转身对我说：“在他们找更多的帮凶回来之前，我们最好先回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明天和你的叔叔们再回来。”

父亲来到院外，我在他身后跟着。我们前方两英尺远的地方，人行道上升起一团奇怪的火花，伴之爆裂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子弹。父亲跑到路的另一侧，冲我高喊：“快跑！”随着我们飞身狂跑，一排子弹落在我们身后路面上，离我们的脚只有几英寸。我们沿着庭院对面的一道破墙蹲下身。这时，射击停止了。

到如今，我们清楚停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山上的狙击手是潘吉什里一派。我们家附近那片平坦的区域掌握在哈扎拉一派手里。停火意味着他们应该彼此停止发射火箭弹，这些火箭弹本来是圣战者组织从美国人那里拿来对付苏联人的。苏联人被打败后，早就退出阿富汗了。然而，这未能阻止狙击手为了取乐而射杀他人。有时，甚至在停火期间，两个派系之间都会发射火箭弹，酿成小规模战斗，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我的心怦怦直跳，后背直冒冷汗，衣服粘在背上。我来不及想怎么会允许自己再次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战争之中。我的目光落在能够作为掩体的下一个建筑物上。我跑过去，来到墙角周围。在突出的屋顶下，我们发现有4个中年人躲在那里，这些人也曾回去看看自己家房子怎么样了。他们的身体抖得像筛糠。

我们在那儿坐了几分钟，一时间拿不定主意该去哪里。一个端着来复枪的家伙匍匐着慢慢地朝我们爬过来。他也是个狙击手，试图向山上的狙击手射击。

他向上举着来复枪，开始瞄准。在山的高处，我们发现有亮光，不一会儿一枚子弹击中了我们身旁这位狙击手，随着扑的一声，他衣服爆开，一股鲜血喷涌而出。他痛得高声喊叫，脸上露出痛苦难耐的神情。

我们从藏身的地方跑向对面的建筑物，又一排子弹雨点般落在我们脚下。我能感觉到子弹落到地面上溅起的碎片碰到我腿上，不过子弹并没有击中我们。我们坐在那儿，身体紧贴着墙，盯着身旁这位狙击手。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他。他站起来，朝我们这边跑来，希望能躲避飞来的子弹。跑到路中央时，他一个趔趄，3发子弹击中他的后背。他身体向前猛冲，每发子弹都令他身体骤然抽搐一下。他脸上流露出难以言传的痛苦。

他一转身，面对山的方向，连开3枪，手背随即血流如注。随着身体被更多子弹击中，殷红的鲜血溅满宽阔的胸膛。

他一位同伴从另一个街角闪身而出，但山上的狙击手动作快如闪电，这个人也中弹了。子弹的冲击力令他仰面跌倒。他马上就断气了。

那位狙击手还在路中央，精疲力竭地坐在那儿。他眼睛盯着自己的脚，见上面的肉已经被撕开，向外翻着。他眨了一下眼睛，目光呆滞而困惑，随后，朝山的方向举起来复枪。

“你这混蛋！你也必须去死。”他大吼一声，空谷回音。我们望着他瞄准的方向，瞧见了像刚才似的闪光。也许山上的狙击手已经扣动扳机，随着一声巨响，只见一团东西直入这个狙击手的咽喉。他喉咙里发出很响的咕噜声。他连扳机都没来得及扣，脑袋便耷拉到胳膊上。

父亲站起身，一枚子弹击中他脑袋旁的墙上。他麻利地蜷缩身体蹲下。

“看来我们应该在这儿等一会儿，”父亲提议道，“也许他们慢慢会觉得无聊，然后把我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其他人对父亲的建议表示赞同。我们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就这样过了一个钟头。

我们正琢磨该移动一下时，一条大狗从容地朝我们这边溜达过来。它对着路另一侧的墙抬起一条腿。这时，一个狙击手朝它射来一串子弹。这条狗的身体被抛向空中，落地后呻吟不止。看来，这位狙击手是想让我们知道，他并没有把我们忘到九霄云外。

我们坐在那儿，直到夜色降临。

“我们必须匍匐离开这里。”父亲终于说。

其他4人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地沿着墙爬到这条街的末端，再往前一点就到了环形交叉路口。我们在路口看到上面冒着黑烟的大卡车，在卡车停的那条路上，人们在来回飞奔。

我们犹豫着站起来像常人一样行走。这里是主路，这么多人乱糟糟的，也许狙击手不会朝我们射击的。这就像在喀布尔发生的枪战一样，任何事情都很难讲得通。

大家相互道别。没有人提到那位被杀的狙击手。但我们都清楚，是他救了我们。

父亲和我坐在环形交叉路口道边，等出租车来。我凝视路对面的花园，以前我经常与我的堂兄弟们在那里玩自行车比赛，放学后与同学们玩捉迷藏。如今，花园里树木稀疏，脏乱不堪，到处都是子弹壳。我心想，附近这一带受到诅咒了，才被祸害成这个样子，这时一辆出租车在我们前面停下来。

我们爬到车后座上，车子朝卡特–帕尔万驶去，将近一个小时才抵达那里。在回家的一路上我们两人谁也没说话，但我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第14章
蝴蝶

父亲推开房门时，母亲刚做完晚祷。她把祷告用的小方块地毯叠起来，放到架子上，然后转身出去，准备做晚饭。这时她才瞧见倚门而立的我们。看她的样子，由于盼望我们平安归来好像已经哭了几个钟头。

父亲过去与她相拥。“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很好。你瞧，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我们是有7条命的猫。”父亲抚摸母亲的后背，小声宽慰她道。母亲朝我张开双臂，我们3人彼此紧挨着站在那里，仿佛这个世界不管什么力量也绝不能将我们分开。

我需要冲个澡，可我希望先去找瓦基勒。母亲说瓦基勒一直在等我们回来。但天都开始黑了我们还迟迟不归，他就回到马卡罗延祖父那儿了。

自打他父亲消失之后，倘若祖父或者我不在身边，瓦基勒始终会觉得非常孤独。他在哪里都有朋友。大家都喜欢与他相处。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知道祖父或者我是否在他近旁。

“他说他想在大澡盆里真正洗个澡。”母亲解释说。而在诺伯利亚没有大澡盆。我用水桶从位于花园底部的古代引水渠，也就是为人熟知的卡鲁兹取水，然后我们舀少量的水来冲澡。有时，我们先在哈吉·努尔·谢尔家一个大俄式茶壶里将水烧热。“他说他明天还来。”

我也想去马卡罗延。在大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澡，更主要的是和瓦基勒聊天，把我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他听。我觉得自己的内心有不可承受之重。我知道他能帮我纾解。他会仔细倾听我讲给他的事情，然后向我提问，只有耐心倾听的人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

可是我精疲力竭，哪儿也不想去了。我只好等他明天来再见他了。我了解他的秉性，就是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我也能在心里想象得出他在做什么。

他洗完澡，换上新做的蓝色宽松衣服。近几个月来，他长得很快，以前那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换好衣服，他站在大厅的镜子前，仔细梳理头发。他把其他刚洗好的衣服拿到阳台上，晾了一排。在这儿，他见几个相熟的小伙子围坐在他们在小花园和建筑物之间生起的篝火四周。他们每个人手上都端着一杯茶，边说着什么边开怀大笑。

瓦基勒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邀请他下去喝茶。他有些犹豫，不知道是否该应约。他拧了下开关，看是否有电好看电视，结果没有电。

他做完晚祷，然后又来到大厅的镜子前面，打量镜中的自己。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发型。在马卡罗延他新认识了一位理发师，此人理的发型非常时髦。现在他快20岁了，开始关注这些事情了。

他下了楼梯，与围坐在篝火旁的朋友们见面。他与他们一一握手，像平常一样开起玩笑来。他们要他坐下，可他坚持站着。

“你是从一个人们只会站着说话的城市来的吗？”一位朋友问他。

“不，是从一个人们洗完澡后不想自己的衣服被烟熏火燎的城市来的。”瓦基勒也开玩笑回应。

听他这么说，大家大笑起来。

“要喝杯茶吗？”另一个朋友问道。

“不了，谢谢！”瓦基勒脸上挂着微笑，说道。他在想自己应该回房间，在下面比阳台上更觉秋风寒意。几天前他患上了感冒，现在刚好。

他举目凝望清澈的天空，只见天际开始露出半圆的月亮，白昼渐渐褪成黄昏。燕子的喳喳叫声是大自然唯一可闻的声音。它们从一根树枝飞到另一根树枝，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寻找自己的窝准备过夜。瓦基勒环顾四周，深吸一口气，心怡而愉快。

他最先听到火箭弹的呜呜声。

“快趴下！大家快趴下！趴到地上！捂住头，快捂好！”他的叫喊声淹没在在他身后几英尺远落地的火箭爆炸声中。片刻后，另一枚火箭弹落在附近，接着是第三枚。

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仿佛整个世界都停住了。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无烟火药气味。一团乌云般的尘土很快从火箭弹落地的地方升起。

后来，他的朋友们对我讲述了在火箭弹击中这里时，瓦基勒是怎样作为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人的。为了向朋友们发出警告，他在最初的几秒钟里并没有用手护住头。现在，他摇晃着身体，再也站不住了。他那瘦长的身子轰然倒地，双眸张开，还在凝视天空，凝望半圆的月亮。他的朋友朝他冲了过去。

瓦基勒侧身躺在那儿。深红色的鲜血如泉水般喷到他刚被烧焦的蓝色衣服上。火箭弹弹片在他后背留下几十个小洞。他的胸膛上下起伏，伴着吃力的喘息声，双唇还在颤抖。一位朋友坐在地上，让瓦基勒的脑袋枕在自己大腿上，哀求他张嘴说话，哪怕是高喊救命。

瓦基勒小声说着什么，之后就不说话了。他亲眼目睹过太多死亡了。他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也许，他有最后一个愿望需要讲给某人。此时，每次呼吸对他而言都像是一场战斗。

我最小的叔叔只比瓦基勒大一点，从某处闪身出来，朝他猛扑过去。瓦基勒不但是他的侄子，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叔叔跪在瓦基勒血淋淋的身子面前。瓦基勒还盯着半圆的月亮。叔叔将他举到自己肩上，朝公路跑过去，但等了半天也不见出租车的影子。这时他心里明白，瓦基勒已经与这个世界诀别了。

他仍旧将瓦基勒送到了医院。在15年前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兄长——瓦基勒的父亲，他无法接受再失去与自己挚爱的大哥之间最后的纽带这个事实。

“他已经死了。”医生说。

8点左右，我们已经吃完晚饭。我准备上床睡觉了，盼望那幅狙击手尸体的画面不再驻留在自己的记忆中而能睡个好觉。父亲在看电视新闻，除了停火就是火箭弹落在马卡罗延的画面。都是圣战者组织发射的火箭弹。在父亲看来，停火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我听到面向街道的大门传来急促而响亮的敲门声。父亲让我去看看是谁在敲门。我已经快入睡了。我恼火地来到院中，穿过一片开阔空间，这里是哈吉·努尔·谢尔停他那辆上面盖着帆布的雪弗兰的地方。

我推开门，见我叔叔站在门口，脸上和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们四目相对，但他一言未发。我愣了几秒钟，这才意识到他肩膀上扛的被鲜血浸透的尸体是瓦基勒。待我缓过神来，叔叔扛着瓦基勒没有生命气息的尸体往院子里走去。

我想追上他，可我的双腿直打颤，已经没有支撑我的力气了。我紧紧握住门上的把手，试着再次挪动脚步，然而我的肚子正往下坠。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想关上大门。这工夫叔叔已经在通往庭院的门廊中不见身影了。不！我不能让他把瓦基勒从我身边带走。不！猛然间，我迈开步子跑向他们。不！

叔叔将瓦基勒放在我们窗前那株高高的金合欢树下的地上。

父亲从屋子里出来，见他心爱的侄子满身是血。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深深吸了口气，仰天长啸：“真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他的声音在整个庭院里回荡。

我们所有的邻居马上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不一会儿，他们聚在尸体四周，凝视着他们深爱着的瓦基勒。

唯一还住在老城堡里的我的另一个叔叔，手里拿着一本书，从他的房间跑了出来。他看到躺在草坪上的瓦基勒，书倏地一下掉在地上，开始用手掌直拍脑袋，呻吟着，呼喊主的名字。他妻子极力想劝住他，可是他无法自己。

在地上，瓦基勒的身体显得尤其修长。我以前从未想到他这么高。他的脚趾奇怪地张开着。双手安详地在胸前交叉。我望着他，望着他，望着他。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躺在那里？我看到什么了？眼前的一切皆为虚妄。青草坪上散落的金合欢树的黄叶，被一阵微风吹动，有几片掠过瓦基勒那一动不动的面庞。

我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我为瓦基勒流泪，也为自己流泪。我的眼泪也为自打“圣战勇士”毁了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生活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而流泪。我不知道自己哭多久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头倚着妈妈的臂弯。她也哭了。

几个钟头过后，瓦基勒的母亲从她哥哥家赶来了。她本来去参加侄子的订婚仪式。她在瓦基勒尸体旁边跪下，不停地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嘟囔些什么。她眼睛睁得老大，我以前从未见过她这样。

整晚她都待在地上，紧挨着儿子，像个疯女人似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时念叨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事情。我在床上躺着，任凭眼泪从脸上默默流下。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想要呆在祖父身旁。但晚上在喀布尔大街小巷穿行，那可是再危险不过的事情了。

次日一大早，祖父和我的叔叔们赶来埋葬瓦基勒。我希望能搭把手帮着抬他，虽说我已经13岁了，毕竟个子还太小。我在父亲身边跟着，他和我的叔叔们把瓦基勒担在肩上，扛出院子。他被放在竹担架上，身上还穿着那件沾满血污的衣服。由于他是殉道者，我们没有为他清洗身体。

他母亲一路追着我们，试图阻止将她唯一的儿子抬走，可她的腿不听使唤，未能阻拦这一切。她一个趔趄，倒在地上。很快又站起来，可是马上又仰面摔倒了。其他女人见状过来帮她。她的头发散落在地上，失神的眼睛仿佛盯着另一个世界。她紧咬牙关，哭得撕心裂肺，痛断肝肠。慢慢地，大家把她扶起来。

其他女人知道她们本应该拉住她，可还是将她放开，尽管女人不能在穆斯林葬礼上出现。她又站起来追我们，可是又跌倒了，这次昏过去了。

我们完成了葬礼仪式，将尸体放进墓里。我们不能进家族墓地，因为墓地离祖父的房子很近，就在科赫–阿利亚巴德另一侧。我们无从知晓在抬着瓦基勒尸体去墓地的路上，山上的狙击手是否会对我们表示尊重。就这样，我们将他埋在一个叫纳瓦巴德的很小且古老的墓地，在另一个世界与陌生人毗邻而居。这个地方由于前方有一个低而陡峭的山丘，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

一只蝴蝶出现在坟墓松软的泥土上空，在周围盘旋了一会儿后才落下来。它翅膀下方布满白色粉状东西。它一张开翅膀，顶端就呈深红色，好像一个张开的伤口似的。

一阵微风突然将它刮向高处，随气流飞走了。我目送着它飞向远方，变得越来越小。我知道这是瓦基勒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离开我们。我知道他想告诉我们他很好。他始终相信符号具有象征意义。我真想与他一起飞走。我又啜泣不止，但一种奇怪、温暖的感觉在我心头涌起，带来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也不曾有过的平静安详。蝴蝶飞过那尖尖的墓地小丘顶端，倏地不见了。

在我四周，祖父和我叔叔们，还有其他男性亲戚悲伤地僵立在那儿。“笨蛋”紧挨着他爸爸，目光低垂，涕泪横流。尽管他一直是瓦基勒揶揄的对象，然而他同大家一样深爱着瓦基勒。从此，再也没有人来保护他，逗弄他，帮他放风筝，或者在我们踢足球时催他快点跑了，也没人帮他写作业了。

不久，我们做完祷告，瓦基勒的母亲在其他女眷的陪伴下也赶来了，她哭得悲悲切切，就像她自己正濒临死亡一样。她蹲在地上，然后在墓地旁边跪下，一遍遍整理埋在松土里的石碑。我们开始与她一起啜泣流泪，可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帮不了她。令我稍感欣慰的是，瓦基勒已经向我示意，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蝴蝶，况且祖父也在我身边。

尽管仪式已经完毕，但我们知道不能离开，除非瓦基勒的母亲与我们一起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她站起身，一声不响地要离开。在远处一直等着的其他女眷们，很快向她围拢过来，让她靠在她们身上，她们择路走下墓地陡峭的斜坡。

我们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在祖父身边，但他心乱如麻，根本没注意到我。我想跟他说话，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太悲伤了。他似乎没在听，然后他开口了。

“我一直认为人的悲伤源于3个原因，”祖父说，“他们总是希望不劳而获，希望得到的多于自身需要的，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不满足。可是现在我认识到，世界上最大的悲伤莫过于失去真主的礼物。”

我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瓦基勒就是真主的礼物，可是我们几乎没注意到这份礼物有多珍贵。因此，真主把它拿回去了。”祖父说。

我对他讲了蝴蝶的事情。他一条腿蹲在地上，张开双臂将我揽在怀里。“你总有办法能让我觉得好受一些。”

他的脸与我的脸齐平，我第一次与他对视，甚至连他那双湿润的红眼睛也看得一清二楚。“你知道人们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祖父问我，脸上勉强挤出一丝悲伤的微笑。

“当然知道了。那是毛拉教给我的第一课，就在我和其他孩子第一次去清真寺的时候。”我答道。

“嗯。我们死的时候，坚信自己会上天堂，永远安息，或者变成天使进入天国。也许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不妨告诉你，我认为我们死的时候至少一小部分灵魂会进入我们最爱的人心里，会让那个人变得更聪明。”

祖父有很多次都像今天这样对我讲道理，我会用好些天来思考他说的话。一般来说我明白他的话中蕴含的道理，但有时我要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弄明白他说的话背后真正的涵义，以及蕴含其中的人生教益。

祖父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说他必须回去看望瓦基勒的母亲。我能理解他的用心。我爱瓦基勒的母亲，很难想象丧子之痛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对我们来说，她就像第二个母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她为“阿博”的原因，在普什图语中阿博（Abbo）是“妈妈”的意思。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在银行工作，父亲在学校上课，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无法回家为我们准备午餐。阿博经常过来照看我们，伺候我们，为我们洗漱，把我们哄上床小睡，然后叫醒我们，带我们去庭院的另一侧与她的孩子和其他堂兄弟们玩耍。

阿博很会讲故事。她肚子里的故事真多，既有有趣的也有伤感的，可是现在她讲自己儿子的趣事多过别的故事。她每次讲起来都眼圈泛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声音颤抖哽咽，但她还是坚持讲完。尽管听她讲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没有人中途离开，因为她始终像是刚好在不久前听到所有细节似的。她总是说同样的话，仿佛背诵《古兰经》上的某个故事。一旦我想离开房间，她就开始讲远亲的事情。尽管我不想听，但我发现自己不能待在外边，不能让她孤零零沉浸在对瓦基勒的追忆当中。于是，我回到房间里，挨着她坐下。

她努力问过那天晚上在场的瓦基勒的朋友们和其他人很多问题。她知道每个细节，就像她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这对她来说有多痛苦。甚至听她如泣如诉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听她絮絮叨叨，因为我们爱她。

祖父回到马卡罗延，我顿觉比以前更孤独了。我有许多事情要问他。

有段日子，我坐在院子里那株曾为瓦基勒的尸体遮风避雨的金合欢树下等那只蝴蝶。可是，它再也没回来。

第15章
火箭弹

一枚火箭弹落在父亲存放地毯的房间楼梯上。那是仲夏时节星期五主麻日傍晚时分，空气干燥，风沙滚滚扬起阵阵尘土。

火箭弹落下时，父亲正与隔壁邻居在一起喝茶，想买他们的地毯，以及传自12世纪嘎兹纳维王朝的古老白银容器。这件容器可以盛200磅大米。这位邻居正欲动身去巴基斯坦，从那里前往加拿大投奔通过美国到那里定居的亲戚。

父亲之所以想买他们的地毯，是因为这些地毯至少有100年的历史，而且品相很好。他能以两倍的价格转手。他也想买那件古老的白银容器，因为他知道那些向巴基斯坦倒腾老物件的人能出个好价钱。他还想买他们的大米，因为这些粮食产自昆都孜，要比市场上的进口大米便宜一些。

当时，我刚从外面回到院子里，手上提着从位于花园下面的清真寺汲水的水桶。那些日子，喀布尔周围所有邻居家由政府部门安装的水泵，由于干旱都没水了，绝大多数管道都已经被毁。如今，我们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从一个人工井里找水源。在清真寺的花园里有一口井。我刚好来回跑了4趟。我累极了，想停下来喘口气。

火箭弹的爆炸声非常大，以至于我的耳朵都被震聋了。我只感觉到一股沉重而强烈的波浪撼动整个城堡，混杂着尘土的烟雾开始向外喷涌，然后面向庭院的3扇大窗户也向外喷出浓烟。我惊得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该做什么？我怎样做才能制止浓烟喷发？我害怕到那间屋子近前。但我又不愿意眼睁睁看着父亲的所有地毯被付之一炬而束手无策。然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头晕目眩，什么也听不到了。

我瞧见邻居家的孩子嘴一张一合，可他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见。他开始把我全身上下摸了个遍，上下拉扯我的腿，定睛观察我是否受伤了。他冲我点点头，示意我没事，我转过身望着楼梯。

父亲一听到爆炸声，就连忙从邻居家跑回来。他正好在院门里面撞到我，当时我手上还拎着盛满水的水桶。

我从他脸上看到害怕和恐惧。他问了我一些事情。我听不到他说什么，但凭直觉知道他在问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是否安好。

本来，母亲和妹妹们一直在楼下看宝莱坞的电影呢，正好位于被炸的那间屋子下方。火箭弹爆炸时，整个城堡都在摇晃，房间里天花板上掉下很多尘土，老旧的泥墙也裂开了。

此时，母亲领着妹妹们跑到院子里。她几乎是把我的小弟弟给拖出来的，尽管他现在已经会走路了。她怀里抱着我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妹妹。她们从头到脚都沾满了尘土，看上去都是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也许同我一样什么也听不到了。

父亲能看出她们并没有受伤，于是他举目凝视楼上的储物间。承载着他辛苦忙碌和我们逃离阿富汗的希望的那间屋子浓烟滚滚。

他抄起我手上两只盛满水的水桶，在他手上就好像没有任何重量一样，冲上外面的楼梯，登到正冒着浓烟的房间所在的平台上。我紧紧跟着他。他拎着一只水桶，从一扇没有浓烟的窗户跳到屋里。然后他示意我把另一只水桶递给他。

现在他在屋里面，身处浓烈黑烟的包围当中，他从第一只水桶向外泼水，顾不上水泼向何处。水到之处，烟散火出，好像他往上面泼的是汽油。他把第二只水桶里的水也泼了出去，可他蓦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火海之中。我能看到他在喊救命。

我冲他大喊，让他在火势渐猛和难以控制之前赶快脱身。我脑子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比实际的声音要大，震得头痛。也许他听到我的喊声了，抑或只是出于本能，他逃离火海，从窗户跳了出去。他的鞋和衣服上火苗乱串，很快它们就烧到前胸和后背。

有人冲他大叫，让他在地上打滚，也许是我母亲喊的。他躺在地上时，后背上的火灭了，可一翻身后背上的火又着了起来。他就这样来回翻滚。母亲从房子里的浴室拎来一桶水，一下子倒在他身上。在父亲翻滚时，身上冒出混杂着水蒸气的黑烟。现在连阳台也变得泥泞不堪了。

他站起身来，周身上下除了烟就是水蒸气。我们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衣服都被水浸透了，但并未被烧伤。

他抓起我姐姐从房子里拎来的另一桶水，朝窗户泼过去。现在，火已经从3个大窗户冒出来，毫无疑问，此时父亲那些地毯已经付之一炬。

母亲又跑向他，大声叫着，扳住他的肩膀不让他拎着那一小桶水再冲入火海。这么大的火势，一桶水浇上去不过是几个雨点罢了。

在母亲使劲拽住父亲一条胳膊时，父亲扭头大喊，他甩开她的手臂，呆立在那儿，眼睁睁看着火势越来越大。我目睹这一切，就像看一部无声电影似的，因为什么也听不见。不一会儿，房梁也烧着了，其中一根落在地毯上。慢慢地，父亲的头绝望地垂到胸前，朝那满满一桶水猛踢一脚。

一小时后，棚顶上很粗的房梁以及剩下的地毯已经燃烧殆尽，这时消防人员也赶来了。然而在这个偌大的古老的城堡中，只有一道很小的门通向院子。院子四面都有高高的围墙，让城堡看起来就像一个朝天打开的大盒子，无路可进。他们的消防设备全都进不去那低矮的木门以及里面倾斜的过道，他们也没有足够长的梯子越过围墙。

邻居们拿来很窄的竹梯，终于有3名消防员从花园一侧爬上围墙，开始朝火势最猛的区域浇水。火苗向黑影处漫过去，木料烧焦后呛鼻的黑烟遮住了整个邻里。连空气都变得令人窒息。

更多的邻居赶来了。但是，当他们听到火焰发出听不清的挑衅似的响声时，心里清楚自己无能为力。

在冒出橘红色火舌的地方，这时已经聚起浓密的白烟，而原先的黑烟少多了。消防员终于能进房间里察看火源了。在墙的裂缝里，火还在燃烧。

两小时后，火似乎灭了，但消防员并没有让我们入内。墙上的泥砖里混有很多草，里面还埋着木头挡板和房梁。随时都有可能复燃。

我们那些邻居还聚在庭院里。随着夜幕降临，他们一边摇头叹息着，谈及何以在短时间内火势变得这么大，一边慢慢地一个接一个散去。

父亲和我走进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屋内。天花板已经脱落，屋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滚烫着冒着热气的。他开始查看压在很多泥土下的地毯，不由得呼吸非常沉重起来。

他试图用双手挖开很烫的土，结果手指被烫到了，他冲我大喊让我给他拿铁锨来，而不是像疯子似的傻看着他。现在，我又能听到声音了，但耳朵里总是有很大的嗡嗡声。

我给父亲拿来铁锨，他一口气铲了半个钟头，周身上下被汗水浸透了。被烧坏了的衣服贴在后背上，以至于每块肌肉都清晰毕现。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铲得越来越快。最后，他铲到地板。在原来放地毯的地方，除了一摞灰烬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就活该是这个命吗？”他仰天长啸。那声音令我惊惧。这是一个人发自灵魂深处悲凉至极的呼喊。

一阵强风刮过。有的燃了一半的木料又复燃起来。父亲叫我们去拎水来。我从浴室的蓄水箱给他拎来两桶水，他朝火苗渐起的地方泼了过去。不一会儿，墙上另一个裂缝也起火了。我们又朝那上面泼水。稍后，又一个地方也火苗乱串，接着又有一处，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才算消停。父亲和我彻夜未眠，也没吃东西。

父亲不希望母亲和我的姐妹们在下面起火的房间里睡觉，于是他在庭院一角为她们搭了个栖身之处。她们整晚都未入睡，又冷又饿，一闭上眼就是又有一场火以及她们不得不去扑灭的情景。

第二天晚上，姐妹们还害怕回到楼下那些房间，尽管那时已经平安无事。到处都能嗅到一股烟味，到处都布满尘土。

我们都睡在父亲昨天晚上搭的临时栖身之处，还在前面放了个火盆来照亮。这场面不禁令我想起与库车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夜色笼罩下我们伴着牲畜的叫声，一边吃着笑着，一边讲故事。

但是，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对我们而言，火灾有了不同的意义。我夹在父母之间睡觉，他们的鼾声使我确信他们睡着了，尽管我绝对不能对母亲讲她打鼾。有时在半夜时分她醒来，直愣愣盯着星空，面颊上已然泪水点点。

那晚，我见她又哭了。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肩膀，问她是否安好。她马上转过身背对着我，没有回答。她从不像一般人那样啜泣呜咽，或者涕泪横流。她只在没人看到或听到时才放声大哭，任眼泪像由无言的悲哀汇成的小溪一般从身体里倾泻出去。

第二天，虽说还有烟味，我们还是搬回到楼下的房间里。父亲非常沮丧。他没有帮我们往屋里搬东西。他坐在曾经安放瓦基勒尸体的金合欢树下，头垂到膝盖上，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母亲喊他与我们一起吃午饭，可他却滴水未进。他嘴唇很干，眼眶下深褐色的眼袋毕现。

终于在凌晨一点钟左右，父亲进了房间，挨着母亲躺下。他很冷，直打哆嗦。母亲见状把自己盖的毯子给他盖上，将他揽在怀里，直到他不再打哆嗦。第二天，他跟谁也不说话，就坐在窗边，眼睛盯着外面某一个地方，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我和姐妹们说话时，都压低声音走路也是蹑手蹑脚。并且，我们吃饭时也竭力不让刀叉和羹匙碰撞出响声。

就这样过了一星期，父亲开始张嘴要东西，诸如一杯水或者一杯茶什么的。母亲开始做饭时多加盐和油，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咸和油腻的东西。他开始抱怨盐和油放多了。母亲则回敬他说不要抱怨。他转身离开房间出去了。母亲冲我们微微一笑，说：“他回来时会像以前一样快快乐乐的。”我们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3个小时后，父亲拎着几袋水果和几公斤牛肉回来了。他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就像祖父似的。那天晚上，母亲为我们做了顿好饭，而父亲也开始跟我们开玩笑了。刀叉和羹匙又开始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们说话也不再耳语，走路也不必蹑手蹑脚了。

各派系之间又开始交起火来，再次把我们困在一个房间里，像洞中的老鼠那样。

火箭弹不间断地从喀布尔城上空倾泻而下。在我们九塔城堡附近潘吉什里一派居住的地区，圣战者组织发射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火箭弹。多斯特姆，那位乌兹别克指挥官，也向潘吉什里一派发射火箭弹。两派的火箭弹都能打到我们这一区域和马卡罗延。哈扎拉一派和潘吉什里一派互相发射火箭弹。萨亚夫从喀布尔以西的高山上瞄准潘吉什里和哈扎拉。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 000枚火箭弹落在喀布尔。在火箭炮停止发射的几分钟内，周围陷入一片极不自然的寂静中。但事实上，绝对没有真正的平静：房子本身总是发出的响声，隔壁房间钟表的滴答声，有电时电冰箱周期性地颤动和呼呼声，浴室水龙头里水珠滴落的响声，时不时地还有外面路上小汽车飞快驶过的“嗖嗖”声，以及卡车隆隆驶过的声音。

我们听到火箭弹发射的声音，然后就是落地时地动山摇像地震一般的巨响。在两个月内，有29枚火箭弹落在那座城堡和花园里。九座塔中剩下的最后那座塔虽然还屹立在老城堡的一角，可是我感觉它离倒塌不远了。在100多年里，这些高塔拱卫着住在里面的人。今后不会再复从前了。在这个魔鬼横行的时代，它也只有徒唤奈何。

祖父和家里其他人之所以搬到马卡罗延修建得更坚固一些的街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那儿更安全一些。可是，正当我们在卡特–帕尔万的恰拉–诺伯利亚奄奄一息之际，他们却被困在马卡罗延。这几个星期，我们不清楚他们那里的情况。他们是活着，死了，还是受伤了？我们没有电话。街上也没有人能给捎个口信。父亲不再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不看其他新闻频道的节目，因为这些节目令我们更加焦虑不安，诸如报道伤亡数字，公布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名字，以及缺乏可供输血的血源、医药和医生，等等。

那些日子里，我们整天整星期坐在房间角落，低声祷告，等待火箭弹落下来把我们都炸死。一天晚上，火箭弹爆炸的声音太响了，我根本无法睡觉。于是，我爬上老城堡的屋顶，坐在那座尚存的高塔旁边。我瞧见一枚接一枚的火箭弹落在我前方邻近地区的平地上。每当火箭弹呼啸而过，我都很惊讶自己竟然毫发无损。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某一枚火箭弹很快就会在我身边落下，那样的话我就无法看到第二天的日出了。

有时，我和父亲、母亲以及姐妹们给祖父、姑姑、叔叔和那些表堂兄弟们写信。若赶上有一两天停火，我们就把几天或数星期前写的那些信件，交给我们能找到的有事不得不去马卡罗延的邻居。在同一天，要是我的某位叔叔出行的话，我们也许会收到他们写的一大摞信。之后，战争又开始打响，我们一连数星期彼此杳无音信。

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然而，其中也不乏温馨甜蜜的时刻。每当写信时，我总是非常仔细地字斟句酌。我期冀给我回信的人也能对我的用心给予同样认真的注意。那些天，当大多数人对生存忧心忡忡时，我的心思却贯注到如何才能写一封漂亮的信，如何才能简单地按时间先后顺序准确传达出我对所发生一切的真实感受。我恰好发现了一种属于我所有的挥洒青春年少的方式，然而生命如此脆弱，我本该在学校读书，本该在体育场上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抑或我本该做的这些事情都因此而显得毫无意义。

喀布尔上空历经两个月不间断的狂轰滥炸后，我们再度可以享受几个星期的停火时光。祖父来我们家，与我们一起住了一些日子。又能坐在他身边，头枕在他大腿上，在他读书或吃东西或者与别人说话时倾听他的呼吸声了，我真的非常开心。

祖父返回马卡罗延之前的那天晚上，他与我父亲和母亲聊到很晚，我们几个孩子都睡了，他们还没聊完。他离开后，我坐在金合欢树下，那种发自心底的孤独感快将我淹没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走过来，挨着我坐下。

“昨晚在你睡觉时，我们作了一个决定。”父亲欲言又止，长叹一声继续说道，“现在正好借这次停火，你和我去一趟巴基斯坦。我们在那儿租一幢房子，然后回来接其他人。直到喀布尔真的和平了，我们再回来。”

“在一个陌生国家生活难道不会很艰难吗？”我问道。

“我们要是待在这里，全部都得死。在巴基斯坦我们至少能存活下去。我敢肯定你很快就会习惯在那里生活的。你会交上朋友，又能去学校读书了，我向你保证。”父亲说。他脸上挂着亲切的笑意，我不禁觉得好像这一切真的会发生似的。

我问何时动身。

“明天。”他说着伸开胳膊揽住我，让我偎依在他强壮的胸膛上。

第16章
狗

翌日凌晨5点左右，我们与母亲、弟弟和姐妹们道别。6点，我们登上一辆坐满了人的破旧面包车，我的座位紧挨着父亲。有的人就坐在地上放的行李包上。

我手中端着一杯红茶，为了提神不时啜一口。我望着远处的群山，心想短短几个月后，造物主就令城堡面目全非了。此时，我们已经将喀布尔甩在身后，前方的目的地是开伯尔山口。在学校我曾听历史老师讲过开伯尔山口，当时我知道巴米扬佛像的事儿，但我从未见过。我很高兴这么快就能路经那里。

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外，车上很安静，偶尔有几位旅客咳嗽或者打喷嚏。也有的旅客在小憩。当车在喀布尔若隐若现的高山一侧环山下行时，有的旅客盯着窗外看风景。有时司机不得不开得很慢，因为路上有大弹坑。然而尽管山路陡峭，但他大多数时候还是开得很快。

就在我们几乎驶离山区之际，司机踩住了刹车，结果我的茶全溅到衣服上了。茶水溅到大腿上，我感到一股热气。其他人冲司机大喊，让他小心点。司机在座位上转过身，把食指放在唇间，示意我们安静。这时，车门开了，一个人后面跟着两位警卫上了车。

他们冷冷地打量我们，目光中没有丝毫的微笑和阿富汗人特有的亲切。他们一个接一个扫视我们时，我们都未做声。

坐在我们前面的那位老人扭脸小声对父亲说，这人是扎达德司令。

扎达德司令脸上坑坑洼洼的，长着非常浓密的眉毛，眼窝深陷，眼睛又大又黑，给人一副全神贯注的印象。他的体重大约只有150磅，在黑皮夹克和宽松裤的映衬下显得更瘦削了。他从我们坐的车上挑了几位男女，其中包括我父亲，让他们下车，然后吩咐司机继续驶往巴基斯坦。惊慌失措的司机开始发动汽车，在他将车开走前的一瞬间，我跳下了车。

扎达德盯着我说：“邀请的人里没有你啊。”

“你让我爸爸下了车，我想和他在一起。”我说。

“那你就跟我们走吧。”他像老朋友似的在我肩头轻轻拍了一下。

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10分钟，来到他的营地。他手下有200多人，他们全副武装，坐在各自帐篷的阴凉处。有的喝着茶，有的在睡觉，有的正抬眼瞧着我们。

我们被带进一顶朝一侧开着的大帐篷里，然后被吩咐坐下。我们都没敢坐，站在那儿像僵住了一样。在帐篷里面的地上躺着几具尸体。尸体赤裸着，看上去好像被咬死的，遍体鳞伤。

其中有一位姑娘才20出头。她身材娇小，一头凌乱的黄色头发。她面容姣好，在一双长腿的映衬下身材更显纤细。她肩膀很窄，只有6英寸的样子。她前胸较小，但是看样子衣服好像被撕碎了。她的胳膊和腿上留下上上下下的咬痕，尤其是大腿根部。

挨着她的一位死者看上去就像用白石头雕刻的雕像，身上的血仿佛被抽干了。同那位姑娘一样，他似乎更像美国人或者欧洲人，而不是阿富汗人。他的肌肉非常发达，但也是被遍体咬伤。他的喉咙被割破了，腕部和大腿以及膝盖上面也有很长的切口，手上未见瘀伤。看来，他无法抵挡袭击者的拳头。一种完全绝望的恐惧凝固在他脸上，嘴和双眼张得很大。

在他们身旁躺着的其他尸体，身上盖着血迹斑斑的白布。

“你们看到这些人了吧？”扎达德说，“他们不把钱交给我，到头来连命带钱都没保住。倘若你们这帮人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把钱留下，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父亲从衣袋里把所有钱都掏了出来，递给扎达德司令。

“你家在哪儿？”扎达德问。

“在喀布尔。”父亲不动声色地答道。

“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

“去看看是否能在那里生活。”父亲说。

“你没有妻子和别的孩子吗？”扎达德问。

“有。”父亲说。

“他们怎么不随你去？”

“现在还不能带他们去巴基斯坦。我在那里没有房子。在我落脚后，我再回去接他们。”父亲一五一十地解释道。

“你准是个富人。我们来做笔交易吧。我放你儿子回家去带更多的钱来，那样你就可以自由了。这交易怎么样？”扎达德问道，他的粗眉向上抬起。

“我们没多少钱，仅够我们暂时维持生计。如果我把钱全都给你，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们？”父亲问道。

“不要用提问的方式回答我。”扎达德反击道。

父亲低下头，没有再分辩。

这时，扎达德喊了一声：“狗！”我环顾四周，以为他手下会牵着一条用来打仗的狗来。我低头打量尸体身上的咬痕，非常吓人。扎达德为什么唤狗呢？

一个人走进帐篷。他长着如同长长的黄犬牙那样的牙齿，一见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

扎达德尖声命令道：“将他捆起来。”

他两名手下从背后抓住父亲，另一个人扒下他的宽松衫，然后又扒下宽松裤。他们用链子将他的手和脚绑在用粗木头做的大架子上，向上拉他的手腕，绑在架子顶端的角环上，父亲的脚被分开锁在底端，看上去就像一张地毯。以前我见过很多次他张开四肢的情景。

父亲动弹不得，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扎达德命令那个叫“狗”的家伙开始。“狗”张开大嘴，牙齿嵌进父亲的二头肌。

父亲痛得大叫，喊着说他没钱。这次扎达德吩咐那家伙用牙齿将父亲的另一只胳膊叼起来。他的下巴又向父亲逼过来，按照吩咐的那样从地上抬起腿。父亲尖叫着，脸涨得越来越红。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自打战端开启以来，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血腥残忍的场面难以计数。可是，我绝对想象不到还有这样难以言表的奇事。

长犬牙的这人继续咬父亲，从胳膊、肩膀、大腿，到前胸、腋下、脖颈和臀部。父亲继续高喊，而扎达德在距离20英尺远的地方，漫不经心地坐在椅子上边品着茶，边欣赏着。尽管父亲的叫声尖厉刺耳，可扎达德却无动于衷。

我甚至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我清楚自己正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慢慢死去，我心跳骤然加速，想到，“我怎样才能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呢？我才13岁啊。”

随着父亲开始失去力气，喊叫声慢慢低下来。他紧闭双眼，四肢无力的身体在锁链上悬着。他身上的伤口血流如注。

最后，扎达德吩咐另外两人松开他。他们解开锁链，父亲瘫倒在地上。他们拽着他的手腕，在砾石地面上将他拖了30英尺，他背上的皮肤都被蹭破了。他躺在那儿，不能动弹，不断呻吟。

然后这两个家伙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我。他们扯下我身上的衣服，只剩下短裤和脖子上一根系着圣地麦加画像的细链子。他们勒紧锁链，就像勒紧绕在父亲手腕和脚踝上的链子一样。奇怪的是，在他们勒紧锁链，嵌进我的皮肤时，我竟有一种释然之感。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从死神魔爪下逃脱的次数难以计数。今天，一切都将结束。

那个长着犬牙的家伙朝我慢慢走过来。他嘴的四周沾着父亲的血，可他面色惨白，好像血管里流的不是自己的血。他走路的样子，仿佛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似的。

他第一次张开嘴咬我时，恰似锯或者一种锋利的金属器物渐渐嵌进我的胳膊。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我开始眼冒金星，周围的一切越来越暗。我的喊声从未这样大过。

“别碰他。”父亲声音嘶哑地吼道。他试图站起身。两个家伙跑过去，阻止他上前。除了脸上，干了的血迹布满他周身。“过来，有本事冲我来！”

“不，你儿子的血更新鲜，皮肤更娇嫩。”那家伙小声耳语道，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清。“你的血老了，咬你儿子更好玩。”说罢，他又咬我左腿，这次比之前更狠。随后，我的肩膀和后背也未能幸免。除了嚎叫，我无能为力。

扎达德手下一名士兵走上前。“请停一下，先生。让他们喘口气。”这位士兵说的是普什图语。

“我不听从你发号施令，你在命令我。”扎达德呵斥道。直到现在，他只说达里语。他甚至没正眼瞧士兵一眼，仍旧在盯着我。

“是的，先生。我知道，我只想能睡两个钟头，这些混蛋总这么喊，吵得我睡不着。”这位士兵说。

“喂，我正在兴头上呢，别他妈扫我的兴。”扎达德说。

父亲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来。“你算什么普什图人？”他声音嘶哑地朝扎达德啐了一口，用普什图语说道。

“你是普什图人？”扎达德吃惊地问。

“当然，我是普什图人。”父亲说。他的声音不比耳语大多少。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扎达德说。他从这段时间一直坐着的椅子上站起身，朝父亲走去，仔细打量他。他审视父亲片刻，然后吩咐手下打开锁我的链子，递给我们衣服。“我可不想折磨我的普什图同胞。”扎达德边回到椅子旁，边轻描淡写地说。

父亲和我勉强穿上衣服。我每动弹一下，长犬牙的家伙咬过的地方就如什么东西撕裂我皮肤般刺痛。我被吓呆了，不知道该做什么。血从伤口处流出，浸透了衣服。那长犬牙的家伙一直凶狠地瞪着我，令他愤恨的是到嘴边的肥肉跑了，对此却无计可施。

“那其他人呢？”父亲问。他还不能站直身体，“把他们也放了吧。”

“你们爷俩可以走了。”扎达德说，好像在下命令。

“你不会为钱折磨这些人，是吧？你之所以折磨他们，是因为这么做你很享受。”父亲说。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我就忘掉你是个普什图人。明白吗？走吧，不要再回头。”扎达德吼道。

父亲没再说什么，我们离开那里一步一步痛苦地挪着，沿着陡峭的小道缓缓下行，回到公路上。10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从主路驶来的由贾拉拉巴德开往喀布尔的出租车，朝家的方向驶去。

“这是怎么啦？”母亲瞧见我们身上的血污，问道。她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着，面色苍白。

“我们被狗咬了。”父亲边拥抱母亲边说。他头一晕，身体倒在母亲身上。

母亲忙喊我帮她搀扶父亲。我们半搀半拖地将父亲弄到床上。我长话短说地将那番遭遇告诉了母亲，因为我也想躺下休息。

母亲跑到外面找来一个邻居，他是晚上也出诊的大夫。

几分钟后，这位医生给父亲注射了能让他完全失去知觉的药物。待麻醉剂起作用后，医生开始清洗伤口处，先用酒精消毒，然后将几种制剂混在一起，轻轻揉按伤处，最后包上纱布。

医生处置完父亲的伤后，我请他检查一下我的伤。我肩膀和胳膊的伤开始发痒，然后灼痛。咬伤的刺孔还在往外渗血，尤其是右臂上最深的伤处。他的处置方式与对父亲的一样。他感到惊奇的是，我竟能忍受疼痛这么久。殊不知，痛苦是我们现在体验生命的方式。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情况还是很糟糕。伤口处有红斑点，每块咬伤周围都热得烫手，一抽一抽地痛。我注意到左腿咬伤处向外流脓。所有的伤口都肿得比昨晚大一倍。我一挪动，就觉得像有什么东西在撕裂皮肤。

我们两周后才康复。母亲不让父亲再提去巴基斯塔这茬儿了。她说我们的遭遇是一个坏征兆。她说如果我们在巴基斯坦生活的话，也许比在喀布尔更糟。

“你很迷信，”父亲说。

“是的，”母亲直言不讳地说。她在屋里踱步，就像花园中原先那只豹子那样。父亲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说他想喝茶。

她停下脚步盯着他，抬起手指像是指着我或者我的姐妹们。“我不去巴基斯坦，”她坚定地说，“我就待在喀布尔。如果我死了，那是命。就算死也死在自己这片土地上，而不是死在一个陌生国家。”

父亲知道争辩也不会改变她的主意。

她默默地从屋里给他端来茶。

第四部
结束

第17章
塔利班

我们进入等待期。我们说，只要耐心等待，战争是会结束的。只要我们等待，从前的生活还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等待，抑或我们会发现一种解脱的方式。只要黄金还在祖父的花园里埋着，那么它就会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去享用，正如我们在诺伯利亚苦苦等待一样。

喀布尔的战事暂告平息，诺伯利亚附近的学校重新复课。经过翘首盼望回到学校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对它失望至极。学校破败不堪，不像在我们老街坊那些受过教育的家庭支持建起来的建筑那般保存完好。在那里，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也和我家人相熟。他们对我很好，而我则对学到的每种新知识雀跃不已。

在这个新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诸如沙马里、帕尔万和潘吉什尔这样的喀布尔北部乡村。他们说带这些地方口音的达里语，听起来怪怪的。这些家庭中的一些孩子随着圣战者组织来到喀布尔。其中有的喜欢打仗胜于对学习的热爱。达里语中有句老话意思是：“与好人坐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善良的人；与坏人为伍，你就会成为恶人。”这些学生并非真正的坏人，但我能列举出他们许多恶习。

然而我还是每天都去上课，主要是因为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整整两年来我每天都渴望上学，与那么多同学待在一起。我们都被耽误了，尽管有些同学和我一样在家里由父母来教。在战争中求生，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不知为何，我被编入8年级。也许是因为我13岁了，看上去好像就应该上8年级。每天下午我去上4小时的课。刚入6年级的孩子上午来上课，包括我大妹妹。我姐姐到相距不远的女子中学去上学。只要继续停火下去，我们每天都能上学。

大多数老师与学生一样，对阿富汗的生活灰心丧气。老师极力让我们相信，他们教的是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知识——也许是吧！

有时在课堂上，我们谈到圣战者组织的各个派系，诸如哪个派系好，哪个派系坏。最后，我们总结出没有一个是好的。有时，火箭弹还在喀布尔上空呼啸，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是哪个派系发射的。与此同时，我们听说有一个叫塔利班的新派系，正在攫取对南部各个城市的控制权，正慢慢向东部挺进。许多人说他们会围攻喀布尔，将其他派系赶走。我们对塔利班不甚了解，对指挥官和派系什么的很反感。

校长愈发担心我们的处境，他长着一双像火球一般通红的眼睛。每天，他都掌掴那些打架的学生，直到他们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大哭。他是个蠢货，水龙头坏了，一直向外滴水很可惜，他竟然让我们在水龙头里插一根木棍来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我们按照他说的做了，结果水喷向我们，大家都成了落汤鸡。然后，他又以我们把自己弄得浑身湿漉漉的而体罚我们。

尽管有人在蓄水池里发现一只死猫，但没人扇他耳光。至少有一星期，我们都在喝浸着死猫的水。

所幸有一个班级用达里语授课，而且还有一位讲授达里语文学的老师。她长得很漂亮，总是乐呵呵的。她帮我第一次弄明白，对一个故事而言有比情节更重要的因素。她告诉我们，通过语言创造的形象能够隐藏其本身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家里所有的书籍，像个侦探似的，寻找其隐藏含义。

学校发给我们的教科书里，鲜见有隐藏起来语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诗歌和短故事用的是艰涩和富有想象力的词句，有些载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小传的历史书也是这样。于是，我们老师选了其他书让我们读，绝大多数是小说。许多男孩子憎恨读书，一读书他们就很生气。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子发现，老师让我们读的每本书都比上一本更好。

我们老师给我们推荐她认为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小说，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这些小说大多是伊朗作家写的，诸如阿米尔·阿希里（Amir Ashiri）、帕尔维兹·卡齐·赛义德（Parwiz Qazi Sayed）、阿罗尼基·卡尔马尼（Aroniqi karmani）和贾瓦德·法兹尔（Jawad Fazil）。她也推荐了一些西方作家，如马克西姆·高尔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曼。《罪与罚》里描写了太多的艰辛、悲惨和痛苦。我读了开头几页，然后就把书放回书柜原先的地方，告诉自己当我不再在阿富汗生活后，再读这本书。

老师对我们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但大家都能听明白她的意思。她一进教室，大家马上停止交头接耳。上她的课，没有人像上别的老师的课那样心有旁骛。

那天，她告诉我们，她已经接到在俄罗斯获得的学位证书。她一直盼望在喀布尔大学做教授。可是她有3个儿子，最大的只比我们小4岁。绝大多数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我认为她做教师不是为了钱，因为她丈夫经营一家电器商店，生意很好。我认为她教书是因为热爱文学。这时，我刚刚明白什么是“文学”，能向同样热爱“文学”的人学习，这种体会让我永难忘记。

随着慢慢长大，我开始留意自己身上以前从未长毛的地方长出了体毛。起初，我害怕由于战争带来的紧张情绪把我变成一只猴子。我记起多年前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图片。难道战争真的能让人类退化成猴子吗？

之后，我又做起那种梦，尤其是有关女人的，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有了自我意识。每当看到杂志上漂亮姑娘的照片，我就有种怪怪的感觉。

如今不似从前了，当时一个阿富汗年轻小伙可以与姑娘约会。自从圣战者组织来了之后，一个年轻男子必须同女朋友完婚后才能在一起。我不想小小年纪就结婚。

相反地，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健身房里练习举重，按照拳击手的要求来训练。我的胳膊越来越粗壮，胸膛也开始看上去像个男人了。有时，我脱掉衬衣，站在镜子前，见身上肌肉棱角分明，就像书上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雕像似的。

有一天，我假装自己是阿波罗雕像。我抬起左臂，保持这个姿势两分钟，浑然不知父亲就在门口望着我。直到几个星期后，他还取笑我。他盯着我，然后举起左臂。我不喜欢他取笑我，但我喜欢听到他开心的笑声。

我们吃饭时，父亲讲笑话，可他自己却乐不起来。除了他戴上拳击手套，向我演示如何假装右冲拳，或者用左勾拳回击时，他脸上才露出笑意。他不许任何人提起地毯、走私客或者祖父的老房子。

某一天，我终于觉得在诺伯利亚好像比在我们自己的家生活得更久。其实，仅有4年而已。

1996年9月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听到街上有许多小汽车驶过。街上既没有枪声，也没有火箭弹爆炸声。但是，整个喀布尔所有公路不同寻常地彻夜喧嚣。

第二天早晨，同其他星期五主麻日一样，我是这样打算的：晚点与家人一起吃早餐，要是没有哪个派系从山上朝我们射击的话，就去城堡前面的公路上看邻居的孩子踢足球。之后，在与祖父或者跟他一起来的哪位叔叔一同吃午餐前，我先回家听一会儿广播剧。整个下午他们坐着聊天喝茶，我则去花园坐在葡萄架下听着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读一本伊朗小说。

可是主麻日那天当我走近大门口时，却没听到外面传来踢足球的吵闹声。周围一片寂静。

我们在诺伯利亚的家前面锈迹斑斑的铁门布满了像漏勺似的小洞，5年前曾有一枚火箭弹落在门前。那枚火箭弹也炸死了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正从附近的杂草堆取草料喂驴。我们没有钱来换新门，就那么凑合用着。

我透过门上一个洞向外张望，看看为什么没人在大门和以前的英国使馆院墙之间肮脏的宽阔马路上踢足球，这条马路已然成了宽敞的运动场地。然而，没有一个人踢球。恰恰相反，我瞧见有一些陌生男人在那儿。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即使是在梦中，或是在电影里或者哪本小说和历史书上都没见过。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他脸上有手指印，后背的白衬衫上有鞭痕。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问道，她的嗓门因为担心而陡然升高。

父亲没回答，径直穿过房间，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头垂到膝盖上，双手抱住大腿。

3个妹妹正在父母睡觉的床上蹦跳、互相掷枕头，她们见状停下来。母亲在父亲前面坐下，让他抬起头：“怎么会这样？”

“他们用鞭子抽我，”父亲说。

“为什么？”母亲吃惊地问。

“因为我刮了胡子。他们说我是异教徒和共产党，”父亲难以置信地说，“他们说留胡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志。”

“伊斯兰信仰根植于心里，而不是体现在脸上。”母亲庄重地说。

“我告诉他们倘若胡须是伊斯兰教的标志，那山羊就成了穆斯林了，因为它天生一把胡须。”父亲说，神情有点茫然，“他们听我这么说，就鞭打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母亲反感地问。

父亲又把脸埋在膝盖上，母亲亲吻他的头。她示意我们离开，好让她和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母亲把一块头巾包在头上，独自出去寻找能对这个新派系增加了解的信息。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目光中充满了愤怒，走路一瘸一拐的。

“几个戴大黑头巾、穿破衣烂衫的东西和一个胡子很长的家伙用鞭子抽我的腿。”母亲大叫道。

“为什么？”父亲问，一脸愠怒和茫然。他从坐的地方一跃而起，准备和他们拼了。

“因为我没穿布卡[8]。”母亲说。我们都能看到她身上的鞭痕。

“今天真是见鬼了啊，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你们谁也别出门。”母亲对她们坚决地说。

“这是些什么人？”我姐姐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瞅着天花板嘟囔道，“我没机会问他们。”

母亲让姐姐去拿绷带和碘酒，给大腿上的鞭伤消炎。一个妹妹打开收音机，收听主麻日广播剧。今天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歌曲。起初我们以为是广播剧里的插曲，可一直听了几个小时都是这种歌曲。从那天开始，之后5年我们没再听到广播剧。

所有歌曲都是用普什图语唱的，没有伴奏，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从外面，从一条一条在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歌曲，音量很大。虽说是歌曲，可是却没有音乐伴奏。

那天我敢肯定，我们亲戚谁也不会来吃午饭的。我也没有食欲。我比平常早早地来到花园，坐在葡萄架下读书，把那些新来的家伙从脑海中赶走。我一坐下，便注意到紧挨花园围墙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放下书，去看个究竟。在墙边高高的草地上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旁边还有几盒子弹。附近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有13枚手榴弹。

我没敢碰。我担心也许有导线连着埋在什么地方的地雷。我叫老门卫来看个究竟。

门卫手里拎根辊子，朝我这边慢吞吞地走来。他那脏兮兮的头巾下摆挂在他前脸上。头巾上有他吐的烟油渍。他瞧着地上的武器，吐了口唾沫。

“这准是马苏德手下的，”门卫说，“马苏德昨晚逃出了喀布尔，扎尔曼他老婆告诉我的。”

“可是武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那些没有跟随马苏德逃走的手下不得不把武器扔掉。这个新派系说，倘若有人家里私藏武器，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门卫说。

他用棍子扒拉一下手榴弹，我见状连忙后退。

“我们必须把这些武器藏起来。”他说。他打开头巾，放在地上摊开。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用头巾包起来，然后挎在有些驼的背上。他背着这些东西穿过花园，走到远端的厕所近前，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到坑里，然后用铁锹铲土掩埋，直到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花园里四处寻找，看看是否还有武器。我又找到一些手榴弹，还有看上去很像黄蝴蝶的地雷、两枚火箭推进榴弹、数百发子弹和6支枪。

我把一支枪藏在裤子里备用。我看过很多次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经常这么做。现在我14岁了。我清楚自己有男人的责任感。有枪的感觉真不赖。我们把余下的扔进茅厕，上面用草垫子遮盖住。

我继续在花园里溜达，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其他武器。正当我将几株灌木扒拉到一边之际，有人从街对面越过院墙扔进来两袋手榴弹。

“到底是谁干的？难不成把我们的花园当成你家的垃圾场了？”我一边喝道，一边爬上墙，想看看那人是谁。

他是个肩膀很宽的大高个，像受惊的狗一样倏地跑开了，试图从我眼前消失。

我冲他背影喊了几声，诅咒他是个懦夫。可他根本不回头，在拐角处闪身不见了。

我打开袋子。每个袋子里有20枚手榴弹。我拎着袋子走到茅厕，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直到全都沉下去。

在一个星期内，越来越多的武器越过我们的院墙飞进来。我们将这些枪、手榴弹、火箭推进榴弹、子弹和蝴蝶形地雷以及以前从未见过的玩意儿搜集起来，简直就是个军火库。我们把它们全都扔进茅厕里。

到那个星期的最后，茅厕里的秽物居然盖不住这些武器了。我们让在城堡里生活的每个人都使用这个茅厕，以便遮盖藏在下面的武器。

一天，我正在方便，低头透过坑口见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枪管正好对着我的臀部。我本想憋住不尿，却没成功。

起初，一些邻居害怕使用武器茅厕。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也许会爆炸。不过，我父亲非常善于说服别人。

他说，人们传闻如果塔利班（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发现任何人家里私藏武器，就会将其投入监狱，鞭打至死。

我们都听说过：“一旦进了他们的监狱，几乎不可能活着出来，除非用一大笔钱买通他们。”我不知道人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要知道，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才一个星期。

我们对他们还不甚了解。我们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听到的。里面告诉我们塔利班是如何控制贾拉拉巴德的，这是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的最后一座城市。从贾拉拉巴德，塔利班朝喀布尔挺进。其他塔利班好战分子已经控制了从坎大哈和西部通往喀布尔的主要公路。还有很多塔利班分子控制了由洛加尔省通往南部的小公路。喀布尔唯一还开放的就是通往北部的公路。

随着这些年内战频发，圣战者组织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弱。他们无力进行反击，因为他们都忙于各自为战。听到塔利班已经攻占萨罗比时，他们慌了。这座小城位于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中间，靠近扎达德的营地。他们心里清楚，数以千计的塔利班分子会在第二天就出现在喀布尔，而且极尽残忍之能事。

于是，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在午夜时分蜂拥至最后那条开放的公路上，慌乱地逃出喀布尔。他们拉着数辆装满枪支和辎重的卡车经过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运往位于潘吉什尔的基地，这样塔利班就不会得到这些军火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塔利班能从巴基斯坦得到他们需要的全部武器。

当第一支塔利班军队抵达喀布尔时，他们本来以为会短兵相接。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发现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已经走了，街上空无一人。他们困惑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寂静的城市，但不需要多久，他们就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新统治者。

每天我们都听到塔利班的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通过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颁布的道德促进和邪恶防止委员会的新法令。

第一天：“阿富汗每个男子都要蓄须。”

第二天：“每个年满12岁的女性都要穿蒙面长袍。”

第三天：“禁止放风筝。”

第四天：“不准在家里养鸽子或者打鸟儿。鸽子是神祠和清真寺的圣物。”

第五天：“阿富汗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得看电影。一经发现有人看电影，将受到监禁6个月的处罚。”

第六天：“每个男子每天要去清真寺做5次礼拜。”

我们能说什么呢。然而大家心里清楚，迟早会有一个新派系取代塔利班，那些清规戒律也都会改变。毕竟这里是阿富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

在广播结束时，伊斯兰法律之声电台台长毛尔维·纳扎米说：“我们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会受到拥戴的。”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的几个星期后，我看到有一个塔利班分子将身体从一辆大篷车后面探出来，右手举着喇叭。他高喊道：“我们作为真主的信徒，正把公正带给这座城市和阿富汗其他城市。如果有谁对我们的公正感兴趣的话，今天下午两点青岛喀布尔体育场，亲眼见证我们的公正。”

当时我正好在去学校的路上，便把路上听到有人发布奇怪的通告一事告诉了同学。我说我想去体育场看看塔利班所谓的公正。

有几个同学说他们也想去看个究竟。阿富汗人总是渴望了解新鲜事物。于是我们干脆不上课了，径直横穿喀布尔，挤上了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

体育场到处都是同我们一样好奇的成年男子和学生。一辆皮卡驶进场地中央。大家见状都很惊讶。在喀布尔，地上难得长草，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驾着卡车，即便是一辆轻型皮卡，悍然驶进运动场的。卡车后面有一个喇叭。两个塔利班分子身着黑色宽松衣裤，留着一头长发，头戴白色头巾，站在卡车上。甚至从我们坐的座位也能看清他们眼眶周围涂了黑眼影。塔利班男人要么把头发剪得很短，要么就留到齐肩那么长，但无论怎样，他们都会用头巾或是帽子将头发遮住。

“我们自称为塔利班，意思是真主的学生。我们绝不会做错事。”其中一人在卡车后面用麦克风说道：“我们哪怕一点错误也不会犯。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因此受到拥戴。我们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因此我们为大家所珍视。”他说这番话时，身体转向各个方向，以便他的致辞能兼顾到体育场的每一部分。

过了一会儿，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将一个人带到场地上，这人的手腕、脚和脖颈都戴着锁链。手持麦克风的那个塔利班分子说，此人是从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子的窃贼。

这个塔利班分子的声音渐渐高亢起来，令喇叭发出尖锐的鸣声：“这个家伙从喀布尔一家商店偷了一双鞋。应该处以他截肢。我们对窃贼的公正审判就是处以他截肢罪。如果我们不对窃贼进行公正审判，他们就会像成吉思汗或者英国人那样控制我们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窃国之贼。到那时候，想控制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让小偷站在足球场中央，打开他的手铐。两个塔利班分子举起右臂，重重地敲在桌子上。一位医生给这人右臂注射了麻药，然后这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右臂被人用锯割下。一个塔利班分子举起这人的断肢，朝四周的人群挥舞。这只断臂还在流血，在我们惊恐的目光中，那惨白的手指似乎还在慢慢动弹。被麻醉了的小偷已经昏厥。其他两个塔利班分子用胳膊架着他，将他拖出了足球场。

观众都被这一场面吓呆了。整个体育场顿时陷于一片死寂。以前，我随父亲多次来过这个体育场，尽管现在里面坐着数千人，但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偌大的体育场的鸦雀无声。

同学们和我不想再待下去了。我们起身离开。其他人也有起身离去的。可是，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抽打我们，喝令我们坐下看执行判决。

他们又把另一个人带上来，此人戴着手铐和脚链。

可怕的寂静被塔利班宣告员给打破了。

“这个人4年前杀害了他的邻居，然后逃到伊朗。他返回后被我们抓捕归案。现在，死者的一位家属要朝他的脑袋开枪，你们将见证这一时刻。”

随后，一个塔利班分子递给死者家属一支枪，要他射击。这位亲属举枪射击，击中凶手的头颅。子弹射中他的前额，从脑后穿出。他的身体摇晃了几秒钟才倒在了地上。

最后，宣告员说：“我们在主麻日对两桩案件进行宣判。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在下一个主麻日请再度莅临。不需要买票入场。”

我跑出体育场，心里暗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到这儿来。然而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一个塔利班人员被任命为我们学校的新校长。他命令我们又去了几次体育场，观看塔利班公判大会。我们看到被宣告员称为妓女的女人被投石致死。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有被指控为同性恋的男子，被处以一堵砖墙压身致死的极刑。后来自从塔利班离开喀布尔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在体育场前门，几个塔利班分子向每位行人分发了一张上面印有大号黑体字标题的传单。

公正代表平等

违犯者将被投入监狱。偷窃者处以截肢罪，杀人者处以死刑，同性恋者处以墙倒压身的极刑。

我们将违犯者投入监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以便将来没有谁敢违反我们的伊斯兰道德。

偷窃者处以截肢，是为了制止将来有更多的人行窃。

杀人者处以死刑，是为了制止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卖淫者处以投石致死罪，是为了制止更多的通奸和卖淫行为。

通奸和卖淫会传播艾滋病。处死卖淫者是每个阿富汗人的责任。

对同性恋者有3种处罚：

1. 将这些人带到最高的建筑物顶部，将他们推下去摔死。

2. 在某处高墙附近挖一个坑，将这些人扔到里面，然后推倒墙砸在他们身上。如果有人没死，那他就不是罪人，也不是同性恋。墙应该砸在受到指责者身上。

3. 同性恋者的头发应予剃光，四脚朝天、脸上抹黑灰、绑在驴身上，游街示众。

当心！我们还将实施第二类处罚。

我们会因为小过失而鞭打违犯者。如果他们死在皮鞭下，意味着他们违犯的不是小过，只有死才能荡涤这些灵魂。

起草这份宣告的人，一定不懂正确的文法。我们仔细端详这张传单，发现有一个有关塔利班拟订的妇女权利的标题，下面是一个长长的列表，列出了妇女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我和朋友们都读了。我转身对朋友们说：“哇，妇女就是笼中鸟。”这个列表很长。有的规定很怪诞。

塔利班赋予女性的权力都有哪些？

父母不能将他们的女儿养在家里。她们一旦成年，父母就得将她们嫁出去。这是我们的忠告。因为我们是真主的信徒，比其他人懂得的更多。

贫穷与寡居的妇女应该得到有血缘关系亲属的经济资助。寡妇应该与公公家的人再婚。

妇女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住处。在紧急情况下，她们外出时不得穿能吸引其他男子注意力的时装，因为她仅属于一个男人（她丈夫），或者很快她将成为一个男人（丈夫）的财产。倘若有哪位妇女一经被发现穿着时髦、紧身和勾引男人眼神的衣服在户外的话，她将被逐出家门，她的兄弟、父亲或者丈夫将受到处罚，并被投入监狱。妇女只可以在家里吸引自己丈夫的注意。妇女对孩子负有教导之责，对丈夫而言则是个帮手。

除非局限于自己家和为了取悦自己的丈夫，否则妇女不得化妆，但男人则可以在家里家外使用眼影粉。

妇女不具备同男人一样的智力，因此她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明智地思考。因此，我们不允许她们从事政治活动。

不论谁拿到这份传单，他或她都应转给其他妇女，或者读给她听，这样她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规定，并切实遵守。

真诚地！塔利班的规定

我将传单带回家，给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看。她们将它拿给邻居们看。很快，大家传阅一遍，或者干脆复印一张。

起初，人们取笑错误百出的文法和糟糕的拼写。不过很快，妇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到来并颁布他们版本的伊斯兰法律时，妇女被迫用面纱罩住脸，但如果战事允许的话，她们还能随意外出并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今，在塔利班控制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喀布尔大街小巷见不到女性的影子。

同样，男人也得面对针对他们的一套严刑峻法。其中最严苛的就是每天都得去清真寺做5次祷告。在清真寺，毛拉有一个考勤表。他喊我们的名字，以便确认谁在场和谁没来。他在缺席的人名前面打个叉然后报告给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第二天，某个塔利班分子会找上门来，将那人拘禁一星期左右。

最初几个星期，每天都有人因为缺席而被投入监狱。几个月后，这项法令执行得就不那么严格了，除非哪位毛拉不喜欢某个人。

在邻居中有个人我们习惯称他为胖老师。他有6个儿子，非常富有。在他家花园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可是毛拉不喜欢他，我们也不知道原因。胖老师是个好人。然而，毛拉对他每次去清真寺做祷告都严格记录，于是这个可怜的人每天要去5趟清真寺，除非他因为进出口生意去其他国家。但是，在他动身前不得不向毛拉报告要去哪里，要离开多久。连他在喀布尔其他地方经营店铺的儿子们也要如此。有几次我父亲因为要出门办事，也得去向毛拉报告。

在祷告前，毛拉要谈论10~15分钟的伊斯兰和宗教，然后问在清真寺里祷告的人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日子里，在清真寺住持的毛拉们，要么是塔利班分子，要么已经摇身变成塔利班分子，或者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行事。只有一个老毛拉例外，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整个家庭——妻子、儿女、兄弟和老母亲——在苏联人一次炸弹袭击中全部丧生。他以前是个农民。有一天，在其他人都回自己家吃饭后，他在田地里待得久了些。一架苏联飞机呼啸而过。丢下的炸弹纷纷爆炸，气浪将他掀翻在地。当扬起的尘土渐渐散去后，连一座房子的影子也见不到，他的家人也没了踪影。塔利班了解到这些事情后，不再干涉他。

一天晚上在祷告前，我们的毛拉问清真寺里坐在第一排的人：“如果你把两只桶都盛满，一只盛酒精，另一只盛水，然后将桶提到饥渴的驴跟前，驴会喝哪只桶呢？”

第一排有人答道：“当然是水啦。”

“因为驴不喝酒精，因此必然讨厌它，甚至连碰也不愿碰它一下。”我们的毛拉说。

第二排有人举手问道：“如果一杯水里有几滴酒精，还像纯酒精那样有害吗？”

“如果我往你那杯水里尿几滴尿，那水你还喝吗？”我们的毛拉说。

“当然不喝。”这人回答道。

“酒精的危害程度要比我的尿大一百万倍。”我们的毛拉说。

在家里，现在只有我能去学校学习。姐妹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我们学校的女教师也被告知要待在家里。我错过了文学老师的课，但绝对不会停止寻找书上字里行间隐藏的语义。

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几星期后，这个冬季学年就结束了。我们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获得达里语文学最高分。我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立春第二天，我们新学年重新开课了。我希望转到父亲任教的哈比比亚中学。在阿富汗，哈比比亚是最好的学校。但是那里离恰拉–诺伯利亚有5英里的路程，父母担心让我一个人走这么远有太多不确定性。

于是，我去附近一个学校上学。这个学校以一位死去的国王命名。我们尚健在的国王在意大利，他不能回来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再期盼他。

纵观我的一生，除了我们四处奔逃或者炮火连天以外，生活富有别样的情趣。我目睹父亲去学校上课，我见他在夜幕降临之前备课。我还瞅着他拇指捻着已经翻烂的书籍，渴望发现新知。当他提到他的学生时，我听到的是热情的赞扬。我心想高中一定是个重要和令人激动的地方。可是，塔利班生生从我身边夺走了我切盼体验的全部欢乐。

男孩子们被要求穿宽松衣裤，这是符合塔利班标准的一种长衣服——及膝的短祭袍，裤子长度要到脚踝，头戴黑色头巾，不穿正常的鞋，而以拖鞋代替。我们在学校被禁止穿鞋，因为他们说鞋容易散发臭味，塔利班不喜欢。

之前那些年在学校任教的绝大多数老师都穿西服，打领带。但是现在，除了教务长以外他们全都戴头巾，身穿宽松衣裤。教务长在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穿西装打领带，结果我发现他也穿上了宽松衣裤。一位塔利班分子被任命为校长，他告诉教师在我们每个课目里都要加进去宗教的内容。我们被告知人类历史始于宗教，我们为宗教而生，也要为宗教而死。在科学、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等所有方面无一不涉及宗教。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宗教，那位塔利班校长说，我们就对自己有了真正的了解。

一开始时，同学们对了解宗教饶有兴趣，因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们对宗教知之甚少。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尊重共产主义。他们告诉我们，邀请其他人加入共产党，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全人类。

当时我的正式学校教育似乎只有两个课目：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那时我是学校最快乐的学生，整天在教室里与同学们摔跤，在拳击比赛上打破他们的鼻子，或者互相比胳膊肌肉来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谈了许多性方面的事情，用上面有性照片的扑克牌玩游戏，我们拿着这些照片在学校四处招摇。

现在，我脑袋始终剃得光光的，看上去像个秃子。我不再穿自己挑选的衣服，电影也看不了了，风筝也不能放了。简言之，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我了。

我们听说现在有些塔利班分子住在我们遗弃的老房子里。这事是以前的老邻居告诉我们的。他曾回附近自己的家看看房子成什么样了。住在那里的塔利班分子问他谁是那幢房子的主人。他告诉他们房主不在阿富汗。那个塔利班分子命令他倘若听到房主回到喀布尔的消息，必须通知他们。他们告诉他，会从房主身上弄到一大笔钱，可以分他一杯羹。第二天他来恰拉–诺伯利亚，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

鉴于塔利班分子住在那里，谁也不会再提埋在祖父家花园里的黄金了。

我们听到流言，说塔利班倘若知道谁有一大笔钱，他们就会将这人投入监狱直到他把这些钱全都交给他们。于是，在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绝口不提黄金，家长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事。

在街上，我注意到如今人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甚至那些我知道的有钱人也穿着破衣烂衫，尽力装穷。我们一位邻居就因为有点钱而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我们听说他兄弟从巴基斯坦赶来了，给了塔利班很多钱，之后兄弟二人很快就去了伊朗。

有时，我们听人谈起有个叫本·拉登的阿拉伯富人。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一位邻居说拉登就住在附近一幢大宅子里，这处宅子从前的主人是大家都叫他“皮条客国王”的人。有许多次我们从那儿经过，但从未见过他。我们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直接往里瞅。大门口总是有许多塔利班分子站岗。他们在大宅子里召开重要会议，他们黑色的陆地巡洋舰（Land Cruiser）不停地进进出出。

每个月祖父从马卡罗延来诺伯利亚两次，与我们住一两个晚上。现在，我读高中。他与我谈话时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他谈的事情起初让我感到害羞。有时他会问我这些问题：我想到那些漂亮女孩时，会有什么样的奇妙感觉。有时，他还会问我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有时，我们还会谈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

我想他是希望了解我从生活中汲取了多少营养，我从学校和他给我的书籍以及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中学到了多少知识。

自从他了解到我对苏格拉底非常感兴趣，喜欢读柏拉图的著作以后，就以苏格拉底在卡利克勒斯家中遇到查勒封、高尔加斯和波鲁斯等人时向他们提问的方式，问我问题。这非常像我发现自己与景仰的苏格拉底相遇，他就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爱的祖父的面貌与我侃侃而谈。同时与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快乐难以言表。

这些谈话会一直持续几个钟头。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去多久了。

当祖父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不觉得有外出或者自我娱乐一下的必要。但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坐在家里如同蹲监狱，只有用读书和做俯卧撑来打发时间。任何时候只要外出，我就会觉得周围笼罩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寂静。大街上本来应该人声鼎沸，到处都有小孩子们玩耍，小贩推着车，还有驴在嘶鸣。然而恰恰相反，我随处见到的都是塔利班分子。他们的举止总是怪怪的。

人们的神情也总是神经兮兮的。他们不再担心火箭弹飞来飞去了。如今我们在喀布尔生活得很安宁，大街上再也见不到流血、尸体和残肢。但是，这是一种令人高兴不起来的安宁，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祥和。我们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等待。

[8]　布卡（Burqa），是伊斯兰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译者注

第18章
监狱

塔利班当政的第二年，我渐渐厌烦了他们的法规，开始触犯其中几条：头上长出了头发，有时不再戴帽子或者头巾，穿牛仔裤和T恤——但仅限于在家附近。我只在家附近方圆半英里内活动。

有一天在去学校前，我冲了个澡，来不及等到头发晾干。我把没有缠好的头巾斜搭在肩头拿起书就朝学校走去。在路上，阳光就可以晒干我的头发。天气温和宜人，能有一次不用包头巾就让人感觉很好。

突然间，一辆黑色陆地巡洋舰载着满满一车塔利班分子，不知从什么地方猛冲过来，在我面前嘎然停下。一辆载有更多塔利班分子的卡车也跟着停下。一个人从巡洋舰里跳下来，开始用很沉的鞭子抽打我的后背。我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连让我问他一声的机会也不给我。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抽打我将近5分钟后，他推搡着我朝他们的车走去。我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没人回答我，他们甚至根本不搭理我。他们继续鞭打我。

我不再追问，照其中一人脸上就是一拳。他像谁扔的重物一样，直挺挺摔倒在地。我在健身房练习拳击用的功夫，教会了我一些技能。

此刻，他们有10个人，全都从陆地巡洋舰和卡车上跳下来，一起朝我扑过来。他们又开始用3把很沉的鞭子抽我，我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他们又用脚踢我。每当鞭子和脚落在我头上，眼前就是一阵金星乱舞。我忘了自己身体那么壮，看上去就像阿波罗雕像了。

最后，他们将我抬到车上，扔到后面。随着他们将我铐在卡车侧栏上，我失去了知觉。稍晚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理发店里，坐在一把面前有镜子的椅子上。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脸上伤痕累累，干了的血一道道的。手和脚还被铐着。全身疼得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

理发师剪掉了我的头发，之后一位塔利班成员开车把我送到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沙赫勒–瑙监狱，对面就是扎扬顿医院，我就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他们还没有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也不让我与家人联系。

在监狱里，我被单独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开始那几天通常一大早就有人进来把我的手用链子拴起来，吊在屋顶上，然后用鞭子抽打我。每一分钟都很难熬。不论何时我要求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投进监狱，这人都是默不作声。我一再坚持要知道答案，他说他奉命什么都不能说。

鞭打致使我肩膀脱臼，身上布满鞭痕。尤其是后背和前胸。最初那些天疼痛很剧烈。伤口处的灼热感令我窒息。没有医生为我治疗肩膀脱臼。苍蝇围着我脸上、手上和脚上的伤口嗡嗡直叫，我简直要发疯了。过了一会儿，我连驱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们从门下边递进来一块发硬的面包和一杯水。屋子角落里准备了一个水桶，当马桶用。我用尽全身力气才爬到水桶近前。

时不时地，我听到有吉普车的声音在外面的院子里进进出出。每次车辆进出，卫兵都会哐当一声打开面向街道的木门的锁。我从小窗户斜着眼向外张望，见一个塔利班指挥官在一辆吉普车司机座位上慵懒地躺着，斜眼打量监狱里所有像我待的这间牢房窗户一样的小窗户，这里还关着其他20位囚犯。

稍后，他来到我这间小牢房，一边指控我犯有亵渎伊斯兰教和殴打珍珠的信徒罪，一边在他皮靴面上“啪啪”地挥舞鞭子示威。在这里只有他穿皮靴。

我问他“亵渎”指的是什么，他不由分说对我一顿暴打。过后，我决定保持沉默，这是我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我不禁想起我的库车表兄弟们，他们教会我如何用沉默从周围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脱身，让问题的答案在脑海中自行浮现。

身边唯一伴随我的，就是那本他们在每间牢房格子架上放着的《古兰经》。在清真寺，其他孩子和我已经读了数遍阿拉伯语的《古兰经》。他们教我们如何读阿拉伯语词汇，因为我们本民族语言达里语用的也是阿拉伯语字母。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教给我们那些词汇的涵义，除了有时祖父将有些诗句翻译给我听。因此，我们没办法弄明白读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即使我们还比赛看谁能先记住那些诗句。

这个版本的《古兰经》在每行下面都有达里语的对译，这就像我第一次读《古兰经》似的。我终于弄明白了几年前就能背诵的阿拉伯语词汇的真正语义。我发现《古兰经》真是一个故事宝藏，随处可见善意的忠告，对人类经验而言不啻是一本真正的指南。

晚上在牢房里，我放下《古兰经》，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再现那些传说以及蕴含的智慧。我一连几个钟头琢磨那些传说有什么意义，以及能为我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教益。

譬如，《古兰经》第29章《蜘蛛篇》（Sura）的开头写道：“众人以为他们会说：‘我们已信道了。’他们会被留下而不接受考验吗？我确已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谎者。难道作恶的人以为他们能逃出我们的法网吗？”

读这几句我用了不到一分钟，可我用几个钟头琢磨，寻觅更深层次的涵义，用的是我的达里语文学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即寻找不言之意。

我想到塔利班。他们说他们是信道之人，可他们的所作所为背离了《古兰经》的训诫。古兰经上说“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必定要知道说谎者”。难道塔利班和其他派系以及所有作恶之人以为他们能逃出真主的法网吗？“他们的判断真差劲！”

至于我呢？我开始想到自己做过的恶事，诸如我打坏邻居家的窗户玻璃，还拒不承认；按完别人家门铃后转身就跑；取笑邻居中身体有病的孩子，或者在人背后说三道四；在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只是为了显摆自己。这些都是伊斯兰教中被禁止的行为。可是这些恶行我都做过。在我思考塔利班的所作所为之前，我觉得自己必须首先为这些恶行忏悔。我在心底保证，绝不会再干这些事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读完整本《古兰经》。两天后，我决定再读一遍达里语译本，以便更好地理解、细细地品味那些故事。阅读也可以使自己暂时忘却正在经历的身体上的痛苦。

但是，从古兰经中获得的教益作用于我心底，使得我情感上的痛苦更甚于从前。

我躺在水泥地板上，把刚刚翻阅过的古兰经放在一边，盯着天花板出神。随着我回忆自己做过的一桩桩错事，眼泪不禁在眼眶里打转。我想到父母、姐妹，还有我的小弟弟，以及我是如何跟父母淘气，如何在姐妹们面前指使她们为我做事，因为我是家中的男丁。我吩咐姐妹们给我擦鞋或者熨烫衣服，然后责怪她们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做，抱怨她们烧的饭有点咸或者油腻。出于错误的理由，我过去仰恃在家中的长子地位。其实，那些事情我本来应该自己去做，仅是举手之劳。

我想到母亲，不知道我在哪里她该有多担心。我开始设身处地地想我给她造成多大的痛苦。十月怀胎，养育我，为我洗涮，给我穿衣，日夜照料我。我给她什么回报了呢？总是无尽的痛苦和担心。我父亲也是如此。为了能让我们生活尽可能地好些，他日夜操劳，有时是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除了让他焦虑我为他做了什么呢？他现在是什么心情？作为妹妹们的大哥，我为她们做了什么呢？父母不在家时，我揍她们，因为知道她们没有任何人抱怨。对她们呼来唤去？为什么？

一连几个钟头我扪心自问，是什么能让生活更有意义。难道仅仅是你给其他人造成的痛苦，或者他们给你造成的伤害吗？我们为什么会滥用自己的力量？我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而塔利班也按他们的方式。这带给人性什么益处了呢？我心想，我比塔利班好不到哪里去。也许，我应该受到这种待遇。可我父母呢？如何才能给他们捎个信儿，说我在监狱里待着，正为自己所犯的过错受到惩罚，而让他们不要担心呢？

“也许我该自杀了断。”我想了好几次，尤其是当肩膀上的疼痛像滚烫的钢条刺进我的骨头里时。但是，我不想给父母造成更大的痛苦。他们会为此自责。我不能这么做，尽管在这臭气熏天的小牢房里有很多次我不再在乎这个世界，不再理会我的人生或者我的情感、欲望和愿望。

一星期后，他们让我离开那间小牢房，换了一间大一些的、与其他囚犯在一起的牢房。我们不得不每天做5次祷告，在监狱的清真寺里学习宗教课程。做完祷告，我们不得不搬重重的石头，从一间牢房搬到隔壁的那间，然后再搬回来。

在晚上，我们没有足够的毯子来取暖。有时，我会在半夜时分被冻醒，浑身上下瑟瑟发抖，然后做俯卧撑使自己暖和一些。记得4年前父亲在地道里也做俯卧撑取暖来着。有的囚犯在牢房里跑步，以保持血管里血流畅通。我们每次锻炼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体能。

我只用右臂做俯卧撑，做的时候非常痛，但能让我感觉暖和起来。因为太痛苦了，有几秒钟，我的左肩感觉不到疼痛。之后，我学会了如何欺骗自己的大脑。身体一部分暂时的痛苦，会使你忘记另一部分持久的疼痛，至少能维持一会儿。我觉得自己通过克服疼痛，战胜了塔利班。我最多能做4个俯卧撑。有时我会付之一笑，虽说只一小会儿额头便渗出汗珠。在痛到极致时哈哈大笑，可以振作精神，尽管那种快活仅仅一瞬间。我突然间明白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快乐也源于痛苦”这句话的涵义。先前一直没弄明白的道理豁然开朗。我感到我的脑袋被千万盏灯泡照得通明。

在接下来的10天内，我的体重骤降了20磅。我几乎不能挪动，连话也说不了了。

一天，在牢房待了已近两个星期的我见地上有一块碎了的镜片，大约有手掌那么大。我拿起来照了一下，见脸已经脱相，不似以前的我了。我笑自己牙齿暴露在外面。甚至在我几乎没有吃的东西时，我也没见自己如此牙齿暴露，瘦骨嶙峋。我的胳膊和前胸还有几块肌肉，但只是非常密实的那种肌肉。

就要到两个星期了，两位看守问了我几个关于伊斯兰教的基本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将我带进一间比其余的牢房都要干净的屋子里，问我一些关于伊斯兰教教义更简单的问题，诸如如何行净身礼，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知道。然后，他们要我背诵《古兰经》上的诗句，那都是每次祷告要诵读的。我等着他们问我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

那位年长一点的看守，有40多岁的样子，在我回答时一个劲点头。他那斑驳的胡子随着我背诵的诗句韵律而上下摆动。对我的每个回答，他的脸上都挂着微笑，一边轻声说“非常好，孩子”，一边用左手揉按藏在灰色宽松衣服下面的大肚囊。

另一个看守瘦得皮包骨，年龄只有年长者的一半。我们说话时，这年轻人盯着我看，那神情仿佛“我是他家的敌人”。在他那黑黄相间的眼珠、棕褐色皮肤和黑色宽松衣裤的映衬下，头上包的白头巾显得更扎眼。他声音很大，问了我几个难回答的问题，当我回答对了的时候，他一副失望的神情。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我敢肯定他不知道答案。但我还是忍住没问。

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回家了。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囚犯，还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你们为什么囚禁我？”我边往外走，边问年长的看守，但这次回答的是那位年轻的看守。

“因为你没包头巾，而且你的头发太长了。”

“还没有3英寸长呢。”我答道。

“你必须随时剃得光光的，还要包头巾或者戴帽子。我们将违反规定者关进我们监狱，这样他们就明白自己犯的罪有多严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看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你们改过自新。”

我一出监狱，有几秒钟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慢慢地，我睁开眼睛，看东西才正常。

我身无分文，没法叫辆出租车送我回家。我几乎无法走路，因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知道在过去两星期里家人正满世界到处找我。这种赶快回家让家里人放心的急迫感，驱使我迈开脚步。我强撑着走了两英里，中间有好几次停下来休息。我担心人们总会知道我是个囚犯，也许他们会问我是怎么弄伤自己还疼着的肩膀的。幸好，大街上几乎没人瞅我。

我一进家门，见母亲跪在小方块地毯上，面向麦加的方向，大声祷告道：“真主啊，请保佑我儿子平安，救他于危难。不论他在哪里，请给他捎个信儿，他母亲一直等他归来，告诉他要回家……”

“你的祷告灵验了，”我在她身后轻声说。

她转过身，一脸惊讶。对她来说很少见的眼泪在脸颊上泛着白光。一见我，她的脸上马上露出笑容，愁云尽散，眼角堆起皱褶。

那天稍晚些时候，父亲带来他曾是摔跤冠军的朋友，来到我正躺着休息的房间。他让我站起来，我按他的吩咐做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用力咔的一声，我的肩膀复位了。我像被扔进滚烫的开水里似的尖叫。嚎叫过后，我发现肩膀上的疼痛几乎一扫而光。

然而，我心灵的痛却难以轻易治愈的。那种痛苦还在，犹如昨天刚发生一样。

第19章
珠宝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担负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了。坐牢时心底滋生的绝望，驱使我思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的生活。我不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就要年满17岁了。“17岁，普什图人的儿子应该成为他父亲的左膀右臂。”这是祖父曾经对我讲过的话。在阿富汗，甚至16岁就被认为是成年人了。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帮助父亲。

在那场大火将他所有的地毯付之一炬后，父亲变得心灰意冷，他完全放弃了地毯生意。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哈比比亚中学任教，实际上不论他，还是其他任何老师，还是学生们都已经两年没有到学校了。一旦事态稳定下来，父亲又会每天骑着他的自行车，在山路上绕行5英里，到学校教物理课。然而，老师的报酬低得可怜。为了供养我们，他开始从事买卖来自巴基斯坦的面粉和食用油的生意。

他工作得非常辛苦。有一段时间，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早晨起来，他就出去了。我们晚上很晚才睡，可还不见他的影子。我们星期五主麻日见到他时，他似乎很恼火。吃罢早饭，他会背着我最小的妹妹出去溜达，这样他的腿疼会减轻一些。主麻日其余的时间他都在睡觉。我们说话时都要压低声音，走路时要踮起脚尖。他太忙了，以至于对我们做什么漠不关心。这段日子他与过去大相径庭，以前他会为我们制订一个日程表，使每天要做的事情条理分明。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条流浪狗了。我尝试找到一种能使自己内心宁静平和的感觉，尝试找到一位能在正确方向上指引我走到正确道路上的人。为此，我去几处清真寺，聆听那无形的声音，可是清真寺也不复从前了，让人感觉自己好像被迫以塔利班希望的方式做祷告。我从《古兰经》中了解到的和祖父教导我的得知，塔利班主义不是伊斯兰教。

我去找祖父聆听他的教诲，但他正忙于琢磨如何才能回到我们老宅子的事情。他非常担心，不知道如何是好。以前我从未见过祖父心急如焚的这个样子。他总是让我有安全感，可是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让他有安全感。他告诉我不要依靠任何人。他说我到了应该稳住心神，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了。可我还不那么确定。

我想起我的地毯老师，想从她的建议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极力回忆和品味她的那些话。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这个国家愈发贫穷，人们生活在愁云惨雾当中，在国际社会中愈发孤立。塔利班领导人首要关心的是男人必须每天做几个小时的祷告，而女性必须与其他社会成员分开。

我经常诅咒我的国家允许我们的邻国、英国人、圣战者组织各派系以及那些塔利班分子来统治我们。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上塔利班，认为他们没有文化、粗俗、极端。这些人原本是这个国家最落后地区的赤贫阶层，那里没有多少人识字。

在塔利班统治期间，人们脸上没有笑容，就好像塔利班偷走了大家的微笑一样。或许人们忘记了微笑是怎么回事，除非他们去珠宝店为他们要出嫁的女儿买金首饰。阿富汗人还保留这个习俗，即女儿结婚时要送给她们金首饰，即便婚礼上没有欢快的乐曲。

一位仅比我大几岁的珠宝商朋友，在相邻的卡特–帕尔万离诺伯利亚很近的地方开了一家店。我们是在附近的公园里打排球认识的，我经常在他店里逗留很久，这是我能听到的为数很少的有欢声笑语的地方。他的顾客会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他砍价，以期能以最便宜的价钱成交。他们砍价时会开很多有趣的玩笑。

我的朋友知道如何让顾客感到高兴。这样他们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一个伙计旁边，那人用热水和锯末给一条旧项链抛光。他先将项链浸在滚烫的开水中，浸一分钟后用牙刷使劲刷，然后放在锯末里。半小时后他取出项链，用一种柔软的刷子来刷，直到金子像新的一样光可鉴人。我渐渐对成为一个珠宝商兴趣浓厚起来。我决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家庭。

那天，店里没有一位顾客。我朋友很恼火。他哈欠连天，盯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发呆，对眉头紧锁从店前经过的人们也皱起眉头。他陷入沉思当中。外面传来唯一的噪声就是塔利班的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无休止地来来去去。

这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布卡的妇女走进店里，冲我朋友扬起手。她是个乞丐，求我朋友施舍点钱。她的手和身上的布卡一样脏，褐色衬衫上布满了烧坏的小洞。我想她也许是吸食某种毒品的瘾君子。

我朋友将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颌，还在冲外面发呆。这位妇女轻轻拽了下我朋友的衣袖，示意他给点钱。我朋友望着她，从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递给她。她接过钱，赶忙放进口袋里，然后又扬起左手。她的左手洗得很干净，指甲很长，而且涂了很亮的红色指甲油。那只手显得很漂亮。

只见她手掌上写着：“我是个可用的人，价钱是10 000阿富汗尼。”约合50美元。

“我能看看你的脸吗？”我朋友兴奋地说。

她向外张望，确信附近没有塔利班的人，然后她撩起布卡，又赶忙将脸遮上。

“我们到后面的房间里。”他对她说。

在店的后面有个小储藏间。

他们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刻钟。我朋友出来时额头上有汗珠，一副很满意的神情。他让我进去，说轮到我了。如果我没钱的话，他可以支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以前我从未有过性经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冲我高喊，进去体验那些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情感吧。可我的心小声对我说不要做那事。

我回忆起那位在体育场见过的被石头砸死的妇女，因为她丈夫向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申诉说他的邻居与她有不正当关系。确实，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将那位妇女和那个邻居都用石头砸死了。

我想倘若塔利班抓到我的话，他们也会公开将我用石头砸死。那种死法不但残忍至极，而且令我家人蒙羞至极。

“你还等什么啊，快进去！她在等你呢。”我朋友说。这时店里的伙计们暗自窃笑。“她很棒。”我瞅着他，然后转向伙计们。他们都比我大8、9岁。他们的厚颜无耻更让我确信，他们以前也见过我朋友和其他女人胡搞。

“你想进去，还是想我把她打发走？”我朋友不耐烦地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对自己该怎么做很茫然。我朝后面的房间走去。

她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只穿了一件红色文胸和内裤。她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她的皮肤很柔软，隐约透出光泽。

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或者该怎么做。她冲我微笑，并问道：“你以前没做过吗？”

我没回答她。事实上，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的嘴完全僵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几乎赤裸身体的美丽女人，正等我和她做那种事。她就站在我面前。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说，你有性经验吗？”她又问了一遍，语调有点严肃。

“没有。”我说。

“那好，我来帮你吧。”她说。

“怎么帮？”我问，站在那儿，眼睛盯着她那堪称完美的大腿。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烤箱里似的，额头开始渗出汗珠，后背也开始汗津津的。我的心脏跳得很快，似乎快要蹦出来了。

她趴下来，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跪着爬向我。现在，我看清她的胸部了，我一阵战栗。她抓住我的宽松裤裤腿，把我拉向她。

我向后退，突然间有点怕碰她，或者怕她碰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受到母狮攻击的小鹿似的。与此同时，我极力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不露出自己的胆怯。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让她做她想对我做的任何事情。我渴望了解那种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渴望感受她的身体紧挨着我的身体。

“很好。你什么也不用做。我知道你是第一次。相信我，那种感觉好极了。”她说。

我又后退几步。现在，我的后背贴在冷冰冰的墙上。她又站起身，离我非常近。她的前胸抵在我的胸上。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嗅到她的体香。我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想窥探到里面的东西。她呼出的气息拂到我的脸上。我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双腿也开始抖动。就像她将电流传导到我身上一样，我的身体虚弱到无法接收。我能感觉到我的脸越来越红，好像所有的血液都涌到脸上了。

“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这次不做。按你的年龄你也许应该与别人做过。”她低声耳语道。她明白我这是害羞。

她向后退，转身去拿衣服。此刻，她背对着我，先穿上裤子，然后是衬衣和裙子。我想从她身后抱住她，亲吻她全身，然后将她揽入怀中。但是我没有那种勇气，头脑中一片混乱。

现在，她把布卡套在头上，但面纱仍然撩起来，我能看到她深褐色杏仁般的双眸。她转过身朝我走来。她站在我面前，但不像刚才离得那样近，话语中透着难以言传的忧伤。“我做这种事不是为了寻欢。我之所以做是因为不得不做。出卖自己肉体是我唯一可能的赚钱途径。”她的眼睛开始噙满泪水。

“我们能聊一分钟吗？”我问她。我不想让她就这么离开。

“聊什么呢？聊我漆黑暗淡的生活？”她说这话时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滴到水泥地上。

我不知道此刻该说些什么。我不想让她哭。“你为什么不嫁给一个追求你的人呢？你人长得很漂亮，会成为一个好妻子的。”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只想让她觉得好受些。

她坐在角落一张椅子上。我还站在原地。她示意我搬张椅子坐下。

“谁会娶我呢？”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她不断将手指绕在一起，然后又松开。“我并非天生就是妓女，也并非出生于一个娼妓家庭。我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家人非常受人尊重。”她条理非常清晰地说，语法严谨，是大街上很难听到的那种上层人说的达里语。

“我父亲是内政部一位将军。他是个视荣誉为生命的人，一个受人尊敬并引以为傲的人。他是在俄罗斯接受的教育，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我母亲同我一样都是教师。母亲在大学读的医学系，我妹妹在喀布尔大学学习社会学。”

对她说的话，我一直在仔细倾听，意识到她是那种我可以接触的女人。

“我教化学，与母亲在同一所学校，她教文学。我毕业于医药系。我是父母的大女儿，6年前就结婚了，我有两个孩子。”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嘴唇在颤抖。

“当时，我丈夫去我父母家告诉他们我们刚出生的儿子的消息。结果，一枚火箭弹落在我父母家房顶上，他们全都被炸死了。最后，除了葬礼以外什么都没留下。他们被炸成了碎片，将身体拼上后才入土安葬了。

“塔利班来时，我与两个孩子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们关闭了女子学校，不需任何女性离开家外出工作，你知道的。我没钱付房租。于是，我被房东撵了出去。现在，我在帕尔万–塞阿搭了一顶帐篷，就住在帐篷里。

“在喀布尔我没有任何亲戚，双方的亲戚都没有。他们都逃到国外了。我没有他们的地址，没法写信求助。在塔利班关闭学校后，开始的几个月我一直靠乞讨为生。我手里从来没有过能买5个馕的钱。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挨饿，只能饿着肚子将孩子哄睡。”

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她的故事当中，忘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两人待在一起的。

“大约一年半之前，我遇到另一个乞丐，她让我出卖自己的肉体。她说有许多顾客渴望找像我一样的女人。她还告诉我卖淫是一门艺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和可耻的行为。我骂了她，离她远远的。我又乞讨了一个月，可是我讨不到足够的钱，我的孩子开始骨瘦如柴，整天病怏怏的。我的大女儿才4岁，小儿子才3岁。

“有一天，我沿着喀布尔河乞讨，走到珠宝店铺林立的地方，一位珠宝商拿着一叠钱在我眼前晃。他说要是我去后面的屋子，他就把那些钱都给我。我告诉他说他让我觉得恶心，他听罢嘲笑我，然后走开了。

“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正患疟疾。于是我走进那家珠宝店，径直朝后面的屋子走去。他走过来，像跟老熟人那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那里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像个玩偶。他的两位朋友也和我做了那事。一个小时后，我拿到一叠钱，为我的孩子找了个医生。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我竟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我父母、弟弟妹妹以及丈夫死的时候我也没这么哭过。第二天，我没出门。不论看到谁，我都觉得他们知道我做过那种事。我甚至都不敢看我的孩子。我恨自己，想一死了之。可是我不能死啊。我死了，谁能像妈妈一样给我孩子母爱？”

她用袖子揩去眼泪望着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到这儿，她开始低下头轻声啜泣。

“你必须向其他人倾诉，这样才能觉得轻松一些。你憋在心里受不了的。你必须与他人分担，才能释放心里的压力。”我说。我对自己嘴里能说出这番话感到惊讶。我怎么知道说这些话？我同她一样，使用得体的表达方式和语法，尽管几乎没有人再像那样说话。

“你只是个小毛孩子。你没见过生活残酷的一面。”她说，站起身来用布卡遮住脸。她没拿钱就跑了出去。我朋友喊她待会来取钱。

我从桌子上抄起那一叠钱，跑出去追上她，慢慢地在她身后跟着她。由于穿着布卡，她没注意到我，但我能听到她还在静静地哭着。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7月份的大热天，骄阳似火。几条狗在墙的荫凉下待着，几个小孩端着用香草调制的酸乳酪罐，朝自己家走去。不一会儿她注意到我，在路中央停下脚步，撩开布卡瞧着我，我就站在她面前。喷着火舌的太阳烘烤着我的后背。那几个小孩盯着她，因为自从塔利班来了以后，两年来他们没在大街上见过女人的脸。

“你干吗这么关心我？你认识我吗？”她声音颤抖地问我。那双美丽的双眸噙满泪水，就要夺眶而出。

“不，我不认识你，但我是像你一样的人，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悲伤和欢乐。”我说。

“你怎么会分享我的悲伤呢？需要别人来一起承受痛苦的，不只是我。像我这样绝望的人何止千万。”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她从我手上抓过钱，放下面纱，头也不回地走了，在她身后卷起的尘土，正好落在她的蓝色布卡上。

第20章
面包师

母亲给我一些钱，还有一张她和我的姐妹们需要的物品清单：裤子、裙子、围巾、披肩和其他小物品。

塔利班来了以后，她们几乎不出门。她们不喜欢穿布卡。透过布卡上那些小洞她们看不清东西。事实上，如果她们出门的话，只是去参加那些亲戚的婚礼或者葬礼。为了出席那些场合，我会为她们叫辆出租车，或者我让一位有车的亲戚来我家接她们，从一个门口直接到另一个门口。她们在车里这段时间，头完全用围巾罩住，甚至连脸也遮住。她们根本看不清走的是哪条路。

我讨厌为她们买东西，可是我能怎么办？我是家中唯一能随便外出的孩子。父亲总是很忙，“哭吧精”又太小，她们也没有别人可找。我们把“哭吧精”交给邻居照看。现在，我这位小弟弟摇身变成了“玩笑大王”。他说的每句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是个嘴甜的孩子，知道如何让我们开心。

下午，我拎着购物袋，直奔喀布尔主要集市。在路上，一位交通部高级官员走到我面前，把我叫住。他头上包着普通的长白头巾，穿着长长的黑色宽松衣裤。他手上拿的既不是枪也不是鞭子，而是一副剪刀。

他要我脱下衬衣。我以为他开玩笑呢。以前我从未遇到过有人在道路中央大庭广众之下让我脱下衬衣。

“你要我的衬衣做什么？”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我对你的衬衣没兴趣。我想看看你的胳肢窝。”他说。

“为什么？你瞧，你瞧，我胳肢窝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印度大麻，没有鸦片。我是个运动员。我不使用违禁药。你能看到我的肌肉。”说着，我抬起胳膊，摆弄着肌肉。

“我要看看你的腋毛有多长。腋毛不能长于一英寸。”他坚持说道，并命令我脱下衬衣。

“我的腋毛与你有何相干？”我真想这么问。然而，我进过一次塔利班的监狱，不想二进宫。我在道路中央解开宽松长衫，两边的路人用眼角的余光斜睨着我，但他们没有停下脚步，没有人大声喧哗。

这位塔利班成员从我左腋下拔掉一根腋毛，量了一下。比一英寸略长一点点。他皱起眉头，说我惹上大麻烦了。我请他再量一根。他从我右腋下又拔掉一根，然后又量了一下。这根比一英寸略短一点。

“有的腋毛长，有的短。你最后一次剃腋毛是什么时候？”他问。

“两三个星期前吧。”我说着把衬衣穿上。

“给我个确切的日期。”他吼道，眉头紧锁。

“我也记不得了。”我说，事实上，我从未剃过腋毛。

“我想看看你的阴茎和睾丸。”他煞有介事地说，开始往我两腿之间看。

“什么？为什么？”我问。惊恐取代了愤怒。

“因为我这么说的。”他不动声色地答道。

“你知道的，我的和你的没什么区别。”我非常严肃地说，以掩饰自己的恐惧。我可不想在大街中央，当着一个自称塔利班官员的愚蠢而粗鲁的乡民脱下裤子。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不给我看你的阴茎和睾丸，我将在10分钟内把你投入监狱，我看到他们就在那儿呢。”他警告道。

“真主啊！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毛病？请真主帮帮我吧！”我在心里呐喊道。

“你为什么不先让我看看你的？”我向他挑战，尽量拖延时间以便能想出对策。

“你对我的阴茎感兴趣？相当大，我的睾丸里有很多精子。”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吻说，“我的孩子喜欢摆弄那玩意，但他不像你长得那么白。”他突然硬挤出一个温和的、迷人的微笑，尽管他是个塔利班分子，而塔利班憎恨任何幸福的标志。

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拦住我了。我们早就听人说过，在前线与圣战者组织打仗的塔利班分子，晚上会去监狱，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强奸无罪而被关入监狱的年轻男孩来放松。

这个家伙想和他在前线的朋友每天晚上用我来释放压力，直到他们对我腻了，再去找个新的，更年轻些的，或者皮肤更白一点的。我见过几个前线的塔利班分子，几天前在恰拉–诺伯利亚附近的公园里，当时我们还和他们打招呼呢。他们留着脏兮兮的长头发，脸上胡子拉碴。他们身上虱子很多，尽管《古兰经》上明明写着要保持清洁，可他们几个月都不洗澡。最坏的当属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部落，或者来自车臣和诸如也门和叙利亚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他们对阿富汗没有兴趣，他们只想杀人。

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那会让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蒙羞，虽说是被胁迫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心里明白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人。我极不自然地解开裤子，将其褪到膝盖上。路人盯着我，我也回头瞅他们。

这个塔利班分子蹲在地上，揪下我的两根阴毛。然后他让我提上裤子。他用一把尺子量了量，我凑近他的手。两根毛都卷曲着。我甚至猜不出有多长。一根差不多有两英寸，另一根有一英寸半。

“孩子，你遇到大麻烦了。我不得不判你入狱一个月。”他说，眼角眯成一条缝，嘴角绽出一丝冷笑。

他紧紧抓住我的右胳膊，把我拉向他的车，车就停在路边。懒洋洋地坐在在司机座位上的另一个塔利班分子站起身，打开车门。他们把我推到后座上。之后，将我抓上车的那家伙下了车，又拦住另一个男孩。

我坐在后座上，坐在司机座位上的那家伙握住方向盘，正在听一首没有音乐伴奏的塔利班歌曲。唱歌的人将波斯描写爱情的诗歌与随口蹦出的乌尔都语单词混在一起。只有唱歌的人才知道自己到底在唱些什么。

我们两人望着那个塔利班分子正在检查被他拦住的男孩的胳肢窝。那男孩比我还小，肤色更显苍白，长得非常英俊。他们喜欢肤色白皙的孩子。

我决定逃出魔爪。

离我不远的地方，就在交通部前面，我看到一群在附近施工的建筑工人在修建喀布尔最大的清真寺。他们忙了一天，下班了正往家赶呢。他们走到车门近前，我见状打开车门，跳下车后大喝道：“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这辆塔利班的车下面有炸弹！”

一共有30多个建筑工人。他们吓得像受惊的鸽子一样，四散奔逃。人行道上的人们也开始奔跑，尽量远离那辆车。坐在司机座位上那家伙也吓得不轻。他连忙下车，与那些建筑工人跑向正在修建的清真寺。

我朝相反的方向跑，跑向一家面包店。我一进去，面包师便问我外面出了什么事。他看到惊慌失措的人们在窗前跑来跑去。外面陷入一场混乱。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到处都在喊：“炸弹！炸弹！炸弹！”他们都想找地方躲避。我见几个中年人，将头埋在手推车下面，身体其余部位暴露在外面。

“他们认为有炸弹，”我气喘吁吁地答道，“事实上没有。我喊的‘炸弹！炸弹！’这样我才能从塔利班的车上跳下来。他们无缘无故拘捕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监狱里对我为所欲为。”我告诉他。

这位面包师困惑地盯着我，随即一脸惊恐之色。

“出去！从我店里滚出去！”他冲我吼道。

“如果我是你儿子的话，你还会让他们把我投进监狱，忍受没日没夜的折磨吗？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吗？”

“你能看出来我是个哈扎拉人。你知道他们憎恨我们。要是他们在我店里发现你，会杀了我的。”他说。我试图站在原地不动。但他胳膊粗壮、肩膀宽厚，块头比我大得多，生生把我推了出去。

现在我又站在街上了。人们还在四处奔逃。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或者往哪儿跑。我觉得非常绝望和孤独。突然，我觉得自己又被人拉回到店里。原来是面包师。他几乎把我架起来，一直把我“抬到”店后面一间屋子里。他紧紧抓着我的左臂。我想说话，但惊恐之下想不起该说什么。

这间屋子很大，有他的两间店铺那么大。屋子里装满了非常大的麻袋，里面盛着面粉、玉米面和白糖。面包师把我带到一个角落，这里面粉袋堆积如山。这些袋子一个摞着一个，一直摞到棚顶。他让我爬上去，躲到麻袋后面。

我按他吩咐的做了。在麻袋和墙之间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我被挤得够呛。我鼻孔里都是面粉，接连打了几个喷嚏。面包师连忙叫我别出声。我极力控制住不打喷嚏，但这太难了。我的鼻孔里一直发痒，不得不打喷嚏。面包师又用他嘶哑的声音对我大吼。

我在那里待了4个钟头，直到天完全黑下来，外面也没有了塔利班的影子。那时，人们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往家赶。手推车主人也和往常一样，慢慢地推着他的车。

面包师叫我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一个年龄比我小的男孩给我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脸。我的脸上都沾满了白面粉。

过了一会儿，我站在窗户附近，偷偷向外张望，心里害怕自己万一一出门，那个塔利班分子会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出去的。对我来说那样更危险。我把你送回家。我有车。要是有人问起你，你就说是我儿子。”这人说。

我看着他，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激之情。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你真是个英雄。”

半小时后，我和他儿子一起坐在面包师的车后座上，他驱车朝我家驶去，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坚持要他们到家里与我家人一起吃晚饭。他说他必须回去，要是他回家晚了，他妻子会担惊受怕。

我目送他驱车驶下扬起灰尘的公路，我穿过院门时，心里原先那种恐惧，现在已经被虚弱感取代。

我一进屋，家里每个人都因为我这么晚才回来对我怒目而视。我跟他们讲了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父母是否相信我说的话。姐妹们不相信，她们因为我没给她们买到正等着穿的衣服而闷闷不乐。她们奚落道，如果我说的是真的，那么我至少要被抓进监狱待上一个月。我也许在朋友家玩，或者在公园里打排球，或者玩双杠去了。因为那些天我玩双杠上了瘾，与他们比看谁能在双杠上做悬吊时间更长。

那天晚上，我刮掉了那些容易惹来麻烦的体毛，以防万一什么时候塔利班要检查。

第21章
鸽子

第二天，我甚至没离开房间，也没到庭院里。我只想睡觉，可是大白天根本睡不着。我想起那位面包师，还没问人家名字呢。

我在窗户附近的墙角放了几个枕头，我喜欢在那儿看书，然后拿起一本已经翻译成达里语的《圣经》坐下来。这是舅舅从巴基斯坦买来送给我的，他有时必须去巴基斯坦公干。他在内政部工作，负责起草官方文件。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以前的政府部门里担任过相似的职位，一直做老本行。塔利班来的第3年，他从巴基斯坦来到恰拉–诺伯利亚与我们一起生活。尽管他为塔利班工作，但与他们不是一路人，他憎恨他们颁布的法令，但他只能独善其身。他需要用他的技能来供养远在巴基斯坦的家人。每天一早，一辆车会准时来城堡接他，天黑才把他送回来。这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保护，免于像邻居那样受制于塔利班的种种倒行逆施。

舅舅还带来其他一些书，诸如马克西姆·高尔基、亚里士多德的书和一本《柏拉图选集》。这是他蔑视塔利班当局的一种方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塔利班看来都是像外国人一样的异教徒。因此，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这些书是不能读的。再者，由于这些书都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写的，里面充满了非伊斯兰教思想。

当然，这更勾起我对读这些书的好奇心。

在主麻日午后祷告时，清真寺里的毛拉们会说《古兰经》是真主留给世人唯一真正的书。但是我想读其他人认为是上帝留给世人的其他书籍。我听说这些书有助于解决多少代以来数以亿计人的苦恼。

我已经读了这本达里语译本《圣经》，那是以前我叔叔买的。我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写先知们的诗一般的故事。这些先知都比先知穆罕默德要早，愿他安息。

由于最近在监狱里读了达里语的《古兰经》，现在我第一次读懂其中的道理。我想能更好地理解《圣经》，这样就能与《古兰经》进行比较了。然而毛拉们说，《圣经》在很久以前记录的就不再是上帝的话，因为历经不同的人重写和翻译过很多次。他们说，《古兰经》从未重写过，任何人都不曾重写《古兰经》，也没有人能重写得了。不论谁重写上帝的书，都是个异教徒。就像撒旦一样，他在与上帝为敌。

突然，我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喊我父亲的名字：“巴希尔，巴希尔，巴希尔……”我向窗外张望，看看是谁在那儿喊，我父亲正在午睡。在酷热难耐的7月，绝大多数人同我家一样，在吃过午饭后都要小憩一会儿。只见庭院中央站着20多个塔利班分子，正四处张望。其中一人长得高瘦，同其他留着长胡须、头上包着黑头巾的家伙一样脏兮兮的。他一直在高喊：“巴希尔，巴希尔，阿卜杜尔·巴希尔！”

我急忙叫醒父亲。

“谁让他们进来的？”父亲边揉眼睛，边问道。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听出父亲的声音中透着焦虑不安。

“是他们敲门吗？”父亲从他躺在上面的托沙克布褥子上坐起身。

“我没听到有人敲门，也没为他们开门。”我答道，声音也开始颤抖起来，“他们是来找我的吗？他们是来抓我吗？”

“我不清楚。我去看看，听听他们怎么说。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别出去。”父亲答道。

我叫醒母亲和姐妹们，还有我舅舅。舅舅一听到“塔利班”这几个字，连忙出去与他们交涉。

我们站在窗户后面，透过窗帘上的小孔瞧着那些人。在通向庭院的过道内，父亲被他们围在当中。他与那个高瘦的家伙说着什么。舅舅向他们出示他的内政部证件。其中几人吻了吻舅舅的手，以示尊敬。

在庭院的另一端，他们朝我们的房间走来，在墙的高处敏锐地发现了壁龛，我养的鸽子就在里面筑巢和孵蛋。

“他们在找你的鸽子呢，”母亲说，“我跟你讲过100次了，不是让你把鸽子送到神祠或者清真寺里吗？可你像你爸爸一样倔强，从来不听我的话。”

在我们搬来之前，鸽子就在恰拉–诺伯利亚生活很久了。我们房间上面的泥砖墙里有专门为它们准备的洞。

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我一直想养鸽子，甚至我们还生活在祖父的房子里时就对养鸽子情有独钟。父亲不让我养，他总是说：“把时间都浪费在鸽子身上，还不如用到功课上呢。等你读完9年级，我就让你养几只。”但是，我没必要非得等那么久。

我们住在祖父的房子里时，一位近邻养了几只鸽子。我经常爬到他家房顶，看他从鸽子翅膀上拔下多余的羽毛，在它们腿上套上圆环。这些鸽子分为许多窝，羽毛颜色各异，每一窝都有自己的名字。我喜欢看这个场景：他手掌摊开，上面放了一些鸽子爱吃的种子，鸽子飞过来，蹲在他手掌、胳膊、肩膀和脑袋上。

我帮邻居将两只大缸装满水，鸽子可以在里面“洗澡”。另外两只大缸装满沙子，鸽子在里面从自己的羽毛里往外“捡”寄生虫。

我们搬到恰拉–诺伯利亚以后，哈吉·努尔·谢尔的房子早就有许多鸽子在上面筑巢了。过了一段时间，鸽子跟我混熟了。我一进院子，许多鸽子都朝我飞来。甚至我站在窗户跟前时，它们都竞相在窗户周围飞来飞去。

绝大多数时候，我没有足够的钱买它们爱吃的种子。于是，我就将变了味的硬馕切得很碎，来喂它们。我故意省下一些大米，这样就能让我的鸽子吃上可口的食物了。有时，我父母也喂鸽子粮食。

唯一不喜欢鸽子的就是我姐姐，因为清扫院子是她的活儿。她抱怨鸽子的粪便到处都是，不过她喜欢一大早鸽子咕咕的叫声，她说那种噪声能让她睡得更好。

“他们要杀死我的鸽子吗？”我悲伤地问母亲。

“不，不会，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母亲说着，把我拉到她跟前，吻了我的头顶。

“我想他们不会听你的。他们讨厌女人。他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

“我来试试。”母亲说。

“他们来这儿是因为我昨天逃跑了，并造成街上一片混乱吗？”我问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说。

姐姐望着我，脸上现出鄙夷之色。大家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她确实很美。但是，她把那些难看的表情都留给我了。此时她这种神情就不那么美。“如果他们逮捕你，让你坐几个星期的牢的话，我就相信你昨天没有撒谎。”她说。

“你快闭嘴！”我向她吼道，而她咯咯直笑。

庭院里传来那个瘦高个跟父亲说话的声音。绝大多数人与我父亲说话都很恭敬，因为他是一位老师，但这位塔利班分子则一副盛气凌人的口吻。

“你们也养鸽子？”瘦高个问，“你们不清楚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颁布的关于鸽子和斗鸟的第九号法令吗？差不多两年前就颁布了啊。”

父亲面色苍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舅舅连忙插嘴道：“没人养这些鸽子。它们都是些野鸽，自己飞来的。”

“是的，就是这样。”父亲附和道。

“我再给你们读一遍关于鸽子和斗鸟的第九号法令。”这位塔利班分子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

“禁止养鸽子和斗鸟。这个恶习应予废止。在10天后进行监督执行，监督人员应挨家挨户搜查斗鸟。一经发现，鸽子和斗鸟由监督人员当场捕杀，养斗鸟者将被惩罚和监禁。”

瘦高个将那张纸叠起来问：“现在我想知道这个房子谁是养鸟者？他要被惩罚和监禁。”

我被吓呆了。我喜欢鸽子。我知道要是他们把我投入监狱，昨天那位要拘捕我的分子塔利班分子会认出我，我就没有尽快回家的希望了，或者因为觉得羞耻而无法回家。

母亲拿起一条围巾围在头上，罩住脸。她走到门口，站在门帘后面，用那位塔利班分子能听懂的普什图语说：“这些鸽子是我养的。”

“谁在说话？”瘦高个说。

“我是你旁边站着的那人的妻子，这些鸽子是我养的。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觉得喂一些饥饿难耐的生灵是一件坏事或者是一种罪过吗？”母亲问他。

“不，肯定不是。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瘦高个说。他突然变得有礼貌起来。要想知道个中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因为母亲说的普什图语是上流社会的人才说的，显示出她有令其他人油然起敬的庄重之感，甚至连这位塔利班分子也肃然起敬。

“诚如你所讲，我做的是一件好事。那样的话，你就不必惩罚我并把我送进监狱了，是吗？“母亲说。

“是的，当然不会。鸽子将会留在这里。主人不会受到惩罚和坐牢。”瘦高个说。

母亲回到屋里，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我们都讨好地望着她。我吻了母亲的手，来到外面与那些塔利班的人打招呼，张罗对所谓的执法人员殷勤款待，然后站在舅舅身边。

瘦高个让父亲取来斧子和梯子。父亲没问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一声不响地拿给他们。

瘦高个命令一个手下顺着梯子爬到鸽子筑巢的一个洞口，并把斧子递给他，让他砸开硬结的泥墙顶端上的一个洞。

“我想大家都赞成不伤害那些鸽子，是吧？”父亲问道。

“是的，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在这儿搜查你家的武器。我们接到报告说，在那个鸽子洞里藏着一把来复枪和一大袋子子弹。”瘦高个说。

“我们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快7年了，没看到什么武器啊。”父亲说。

“我们挖开那个洞你不介意吧？”

“没事，我不介意。但是你要是什么都没发现的话，你必须把弄坏的墙给修好。”父亲信心十足地说。

“就这么定了。”瘦高个说。

他那位手下从洞里掏出一只鸽子，还有刚出生一个星期的幼崽，小心翼翼地放到另一个洞里。洞里的其他鸽子开始与新来的鸽子打仗，它们不想让这只母鸽在那里照料她的孩子。这只母鸽不知道该去哪个洞里。它担心自己的孩子，拼命与其他鸽子厮打起来，以保护幼小的生命。一分钟后，公鸽子飞到洞口，走到小鸽子跟前保护它们，但打斗一直没有停止。

那人一直在砍硬结的土，我们盯着他把墙砍坏了一大片。几分钟后，正如瘦高个所预料的那样，他手下从鸽子洞深处掏出一支来复枪和一大袋子子弹。我父亲见状面如土色。

“为了藏匿武器，你选了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可是你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瘦高个说。

“这不是我的武器。谁放在这里的我也不清楚。”父亲说，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每个罪犯都这么说，不过吃一顿鞭子就什么都招了。现在，告诉我其他装武器的箱子藏在哪里了。”他盯着父亲的眼睛，略一停顿，“不然的话，我一直打到你坦白为止。”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地方没什么武器。”

“是吗？可是你说鸽子洞里没有来复枪，结果里面有。我们要搜查所有房间。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必须指给我们，不然你会死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恶狠狠地说，然后按下步话机按键说道：“给我们派50名塔利班战士来，包围整个院子和花园。不准任何人离开这个地方。”

幸亏舅舅在内政部工作，他也有步话机。他本可以求救，但倘若再发现武器的话，他也得受牵连。他没作声。他抓起我的左胳膊，把我半拉半拽到通向我们房间的门道上，吩咐我把所有他从巴基斯坦买回来的书都毁掉。

“我不会把我的书毁掉的，一本也不会。他们找的不是书，是武器。”我说。

“你这个傻瓜，按照我说的做。要是他们看到圣经或者那些哲学书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绞死的。”舅舅焦急地说。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道。

“他们会认为我们皈依基督教、共产主义或者异教了。”舅舅说。

“那样认为就太蠢了，”我告诉他，“那是胡说八道！”

“他们干的什么事情不蠢、不荒谬？”他质问道。他回到院子中，想办法拖延塔利班分子到房间里来。

此刻，我真的害怕了。我跑到屋里，把所有书摊开来。我忘情地一本接一本地亲吻。我喜欢苏格拉底的对话集，真不想就这么撕了。可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先拿起《旧约》。只差10多页我就读完第二遍了。现在，我没机会再读了。我撕下第一页，然后撕第二页，第三页。之后，我开始一次就撕一叠。外面塔利班分子那粗鄙的声音令我力气倍增，也加快了速度。几分钟后，我面前就平添了一摞纸张。之后，我拿起那本《柏拉图选集》，全都撕碎了。母亲和姐妹们帮我撕其他书。

过了一会，舅舅从外面进来。我们听到那位塔利班分子还在庭院里瞎折腾呢，把鸽子栖息处也给损坏了。舅舅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纸片全都烧掉。母亲在后屋生着了火，那里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道，塔利班看不到烟雾。知道有女人在里面，他们也许不会进来。

在一个铁桶里，我将《旧约》和《柏拉图选集》分开烧。我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舅舅让母亲把我们所有的相册都拿来。他说，我们必须烧掉家里所有的照片，比如父母的结婚照和记录他们去中亚国家度蜜月的照片。

在绝大多数照片中，父母穿的都是西式服装。要是让塔利班看到这些照片，他们会把我父母投入监狱，甚至会杀死他们。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塔利班的宣传车逐条街道进行宣传，他们的人站在车后面用大喇叭喊话。

舅舅和母亲开始撕所有的照片。母亲边撕，眼泪边像断线的珍珠一样簌簌往下落，这次她没有试图将照片藏起来。

他们将撕成碎片的照片连同撕成纸片的书一起放到火里烧。火苗很旺，几分钟后记录我们家庭历史的照片化成了灰烬。

还有几幅祖父的照片：有他在供职的银行接受授予他奖章的照片；还有站在我们家老房子前面的照片，当时老房子刚建成不久；还有一张是他修建的学校落成时拍的。另外一张是他与国王扎希尔·沙阿一起拍的。有一张照片是他和14个子女的全家福。另外几张照片从他的穿着来看，是在他不避艰险从阿富汗去麦加朝圣的路上拍的。我们从这些照片能够了解他的整个人生，可是用不了多大一会儿这些就将化为灰烬了。

我们将全部的灰烬倒在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旧蹲便器里，又用一桶水将这些灰烬冲到下面的坑里。大家被烟呛得直咳嗽。我深深吸了口气，即便我没法保存那些书，也决定要让这些烟留在我的肺里。

“录像带和录像机怎么办？”我姐姐问舅舅。

“全都砸坏，马上，快，快点！”舅舅说。

我们有超过50部印度和美国电影的录像带，每一部电影我们至少放过20遍。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毁灭者柯南》（Conan the Destroyer）。尽管我听不懂里面的一句台词，因为对白是英语，但我至少看过50遍。我喜欢翻来覆去地看这部电影。

我抓起录像带，盯着封面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照片。他脚蹬皮靴，手上握着一把剑，身上每块肌肉都像要爆出来似的。我倒希望他能一直陪伴我们，用他那把剑把那些塔利班都砍倒。可是，这只是个梦而已。

我边与施瓦辛格说再见，边撕下封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坏录像带。我不想像舅舅弄坏其他录像带那样，把它放在地上用脚踹。于是，我把悬在庭院门上那把装饰用的剑取下来。这是印度政府颁给父亲的拳击冠军奖。

我把录像带放在地上，将手中的剑高举过头顶。我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和胸膛，与施瓦辛格满身肌肉相比要逊色多了，尽管我在健身房里练过一段时间。我心想，要是他的录像带被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举着一把仅用于装饰的剑——而不是向他在电影里用的真剑——给弄坏的话，他不会计较的。

我开始用这把剑的钝刀对敲击录像带，直到它们被撞成小碎片。舅舅则把录像机踹得七零八落，并将锯齿一样的小碎片一个个放进下面一片漆黑的厕所洞里。

塔利班足足折腾了一个钟头左右，确信我们庭院里没有别的鸽子了。而这段时间里所谓的异端书籍、录像带和照片全都从我们的房子里消失了。这是一件好事。

塔利班一捣完鸽子栖身处，就开始围着院子搜查每间屋子。尽管他们没有再找到别的武器，可是他们想把父亲和我抓走审问。舅舅用步话机与内政部的官员通话，内政部官员告诉塔利班不要带走我们。这一举动把塔利班头子给激怒了。他决心要找出一本书或一幅画作为把我们投入监狱的证据，不过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们确实在我小妹妹的画册里发现了一幅用不寻常的彩笔画的奶牛。一位塔利班分子从画册上撕下这幅画，将其拿到父亲脸前说：“因为这幅画，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待上几个月，但我不会动肝火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心软的大好人。你的眼睛告诉我了。”父亲说，其实这家伙长了一双像眼镜蛇似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瘦高个眉头上挑，示意其他人随他走，然后他们朝门口走去。父亲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喝茶。瘦高个说他很忙，拒绝后转身走了。

鸽子在外面待了两天，竭力平复这种疯狂之举带给它们的影响。但还是有一两对飞到别的栖身地，它们可以在那里筑巢，过一种期许简单的生活。

我每次举目望着它们过去在此生活而如今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都会觉得离开我的不只是鸽子。

第二天，父亲使用公共付费电话——我们称之为PCO，电话费很贵——给他朋友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自从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办派对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喀布尔，他一直与家人一起在印度生活。我们所在的卡特–帕尔万一带，一共有两处公共付费电话。父亲和我走到位于巴格–巴拉的公路上离我们家较近的那个电话亭。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我们也许不得不等两个小时才能轮到我们。于是，我们去了位于巴哈里斯坦的另一个电话亭，可是排的队伍更长。于是我们干脆回家，骑父亲的自行车去达·阿富汗较大的那个电话亭，要是街上车辆不太多的话，骑自行车从诺伯利亚到那里需要10分钟时间。我坐在车后座上，父亲骑着车。

努尔·谢尔想了解喀布尔发生的一切。父亲问了他来复枪的事情。起初，他不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他已经把枪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是我父亲的来复枪，他死后枪就不见了。怎么会藏在鸽子洞里呢？”

“看来是鸽子把枪搬到那里的。”父亲开玩笑说。

“可能真是鸽子干的。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哈吉·努尔·谢尔答道，他也想开个玩笑。他要父亲去哀求塔利班把枪要回来。父亲肯定不会去的，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枪是怎么藏在那儿的。

父亲和哈吉·努尔·谢尔有说不完的话，时间已经超过他口袋里的钱所能支付的了。他一挂断电话，电话亭老板便告诉父亲所要支付的费用。我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找到的钱都塞给父亲，结果只够应支付的一半。父亲把手表给了那人，那块表他戴了多年，爱不释手，是一块俄罗斯名表，价值要比欠老板的电话费多得多。要是父亲把欠的钱如数奉还，那人同意把手表还给父亲。在接下来两个星期，父亲没有凑够还给那人的钱，也没能赎回手表。待三个星期后终于去还钱时，才发现电话亭已经搬走了，赎回手表自然化为泡影。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见到那个人。

不久之后，我们在黑市上买了另一台录像机。在塔利班当政期间，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黑市的话，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想看的话，甚至连色情片也能买到。拥有一台录像机和录像带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能满足个人的自豪感。我找到另一盘《毁灭者柯南》，并且陆陆续续地搜集齐了苏格拉底的著作和其他书籍。

可是我父母的结婚照和蜜月照，现在只能存于我们心里了。它们已经化为灰烬，会以灰烬的形式永远留存下去。

第22章
大学

在塔利班当政的第二年年底，我中学毕业了。课程全部结束那天，我和同学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这样一场没有音乐的庆祝（塔利班禁止播放音乐），气氛就跟葬礼一样。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是拳击手。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们6个决定去健身房，带上我们的手套，去做一些有趣的拳击练习。健身房在一幢离学校不远的建筑里。其实那里只不过是一间有几个杠铃、一个吊沙袋，地板上带有拳击比赛场地标记的健身房。我们没有绳索，甚至没有合适的拳击裤，我们练习的时候只穿着内衣。当然这里也没有淋浴室。但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我们不在乎这些，“谁是最棒的拳击手？”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们开始彼此相互挥拳猛击。不是一对一的单打，而是大家混打。我们从中午11点一直打到下午5点，直到我们连抬手保护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才结束。这时我们已经头晕目眩、鼻青脸肿。

回到家里，大家几乎都不认得我了。他们以为有人将我痛打了一顿。“我们举行聚会庆祝我们的毕业。”我解释说。

“我很高兴你只毕业了一次，而不是两次。”母亲说道。

我径直上了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天是主麻日，父亲在家。我醒得比往常晚一些，大概8点钟左右。我试图睁开眼睛，但是怎么也睁不开。我摸索着来到了浴室。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手把眼睛扒开。当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我的每一个五官都比平时膨胀了两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一定是起了某种反应，也许我被昆虫或者大蝎子叮咬了。我大声呼喊母亲。她来到浴室站在门槛上。我转过身来，她大叫一声，好像自己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她开始哭泣并喃喃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我儿子这是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啊。”

大家都听到了母亲的喊叫，全都赶到了浴室。父亲站在门旁挨着母亲。我用手指撑开左眼皮，看着他。

“他是谁？”父亲问。

“他是你儿子卡伊斯啊。”我的母亲哭着说。

我想说话，但太疼了，我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嗨，西瓜头，你怎么了？”父亲问道，声音里没有一丝怜悯。“被别人打成这样，真够丢脸的！”父亲说。

“没有人打我，我同时和5个同学打拳击，不可能防守住每个人。但我保证，他们吃的苦可绝不会比我少！”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5个人？你疯了吗？你是说你那些受过专业拳击训练的朋友吗？”我能做的只有点头。

“噢，真主啊！他疯了！不要命了！简直没长脑子！拿鸡蛋碰石头！太荒谬了！在拳击史上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情。”父亲说。他的目光先盯着一个方向，然后又瞅着另一个方向，但视线一刻都没离开过我。他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现在就成为拳击史的一部分了。”我笑着说，整个脸都刺痛起来。

父亲走上前，赏了我一记耳光。我大声地叫喊。真的好痛。我甚至张嘴喊叫都是痛苦的。

“你这个傻瓜。”父亲说完就走了，接着母亲和姐姐也离开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开始笑我自己，尽管痛得要命。

我在家里待了整整一星期没出门。父母也没为我请医生。他们说这是对我的惩罚。我不在乎。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感觉，那种痛苦以它独有的方式舒缓了因不能随意挑战塔利班所带来的沮丧。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阿富汗人。我们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教育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像塔利班正使用的方式一般对待我们。我们骨子里的基因在尖叫着要复仇。痛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帮我们忘记这个。

每天早上我用温盐水洗脸，那种刺痛感简直让人疯掉，但这是唯一防止伤口感染的办法了。一个星期后我感觉好些了，我去同学家里看望他们。他们每个人都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有些人的状况甚至比我还糟糕。

毕业3个星期后，我们都逐渐恢复了，可以参加喀布尔大学的入学考试了，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希望考进去的人远远多于学校的容纳量。

我的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数学、生物、化学的专业私人课程，以便取得高分进入工程院或医学院。没有人学习过宗教课程，至少不以塔利班教授的方式学习。

这些专业课程我哪科也没上过，令我惴惴不安的是仓促间就要考试了。我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如何通过以往这12年考试的。我的数学很差劲儿。同学们经常帮助我解决数学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我会打破他们的鼻子。

我们有4个小时时间来回答CONCOR考试的210道题。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基本没有数学、物理和生物方面的题目。考试内容全部是关于塔利班主义的。

我把答题纸交给老师。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怀疑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你的答案全部正确。”

“我参加了特殊课程。”我带着看起来很睿智的微笑回答道。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提及我是在监狱里学到这些的。

我考入了喀布尔大学的新闻学院。这是我最想学习的专业，如果我愿意的话，以我CONCOR考试的高分，我完全可以进入医学院学习。

开学的第一天，我仔细地熨烫了白色的宽松衣裤，穿着阿富汗产的新皮凉鞋。塔利班不允许学生穿鞋。他们说鞋子很臭。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即使几周不洗澡，满身汗臭。几个星期后，当看到他们穿着鞋子的时候，我们也穿上了鞋子。

我也在眼睛周围涂了眼影粉。我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每年在宰牲节的时候，穆斯林宰杀绵羊、山羊、牛或者骆驼，以此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当真主要他那么做的时候，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伊希梅尔。我家里经常宰杀山羊。宰杀之前我们经常在它嘴里放些盐，眼睛周围涂些眼影粉。我心里想：“现在有人要杀掉我了。”

我把我的新笔记本和学校发的一些陈旧的新闻书籍绑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兴冲冲地绕着双峰山向学校骑去。学校离我们的老房子不远。

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想上大学了。父亲许诺我开学的第一天就给我买辆新自行车。现在我有了一辆从黑市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在我刚入学的3个月，我梦想着可以西装革履地坐在麦克风的话筒后面，向总统、总理和高级官员提出一些有水平的问题。

到了离黄色谷仓不远的地方，我的自行车的一个轮胎爆胎了，我和父亲曾经被迫在这里挖掘了一条隧道。结果，第一堂课我迟到了5分钟。

教室里坐满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来自阿富汗的各个地方。大概有300人左右，大多数都比我年纪大，留着长长的蓬乱的胡子，穿着宽松衣裤，缠着大头巾，穿着脏兮兮的草鞋。他们闻起来像是鸡窝的味道。“这些就是将和我一起在大学共同学习4年的同学了。”我想。

着装像个学生似的教授站在黑板前面，和他们一样脏。他的衣服皱皱巴巴，好像穿了好几天，睡觉时也没脱下来过。穿着这么干净、熨烫平整的衣服，我感到非常羞愧。

我在第三排坐下，挨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他长着浓浓的眉毛，一双凹陷的眼睛，瘦骨嶙峋的脸庞，身材消瘦。没多久，我发现他不会说达里语，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进入新闻学院学习的。

但是几天后我发现，班里至少有十几人都是他这种情况。他们来自前线，与北方联盟战斗过两年。北方联盟是跨越北阿富汗的军阀联盟，他们集合个体力量以形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去驱逐塔利班。他们没有通过任何考试，是作为“特殊学生”，由高等教育部引荐入学的。

教授用拳头在黑板前的课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要求大家安静，我们都停止交谈看着他。他从口袋里拿出鼻烟盒，把一些鼻烟放在舌头下面。整整一分钟他都在盯着我们所有人，然后把鼻烟吐到了角落里，像是鸡屎的颜色。他用长头巾擦了下嘴唇，然后又吐出一口。他打开一本厚厚的书，读了几行后，开始讲授塔利班版本的伊斯兰教。他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踱到另一个角落。我们把他讲授的内容记在新的笔记本里。

坐在我旁边的特殊学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教授。讲授一个小时后，教授问了一些他刚讲过的内容。坐在我旁边的特殊学生每次都举手回答问题，他几乎回答了所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教授离开后我问他，在下节课上课前我们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并成长为一名穆斯林。在我加入之前，向塔利班同伴学习了很多。”他答道。

“我也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可是我知道的没有你多。”我说。

“那你就是半个穆斯林，还有一半是其他的。”他说。

“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我不知道，我猜是共产主义、犹太教徒、佛教或者其他我憎恨的东西。”他厌烦地说，然后就走开了。

我想交一些朋友，但是和这些特殊学生交朋友看来是不太可能了，他们不会读、不会写，但却知道塔利班老师所提问题的所有答案。

15分钟后，来了一位真正的教授，他教我们使用工作室里的麦克风。听起来他受过专业的新闻培训。虽然他穿着塔利班风格的衣服，但他的衣服干净，外表整洁。其他同学都在忙碌地记笔记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位特殊学生却茫然地盯着他。

突然，我们听到很大的“哔哔”声，每个人都看着我旁边的这位特殊学生。是他的对讲机响了。他按下了按钮，大声地讲着普什图语，然后没有经过教授的允许就走了出去。20分钟后他回来了，坐到我的旁边，同样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允许。教授停止了讲课。

“谁让你进来的?”教授问我旁边的特殊学生。

“谁不应该让我进来吗？”他回答。

“我有权利决定让谁待在我的教室里，让谁离开这里。”教授说。

“在我的村子里，这样行不通。”特殊学生说。

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出，他来自南方的某个地方，那里的人都很贫穷。

“这不是你的村子，这是塔利班大学。在我过去教书的10年里，未经允许谁都不可以进入我的课堂。”教授说。

“不管是塔利班大学或者我的村子那没有关系，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同一片土地上。”特殊学生说。其他学生笑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而不在你的村子里待着？”教授说，“既然是同一片天空同一片土地。”

“决定待在哪儿是我的权力,我应不应该在这儿不关你的事。如果你去我的村子，没有人问你为什么会在那里。他们甚至会请你吃饭，把你当作客人一样对待，当作朋友一样对待。”特殊学生说。

“你是我的学生，不是我的客人。”教授说。

“在我的村子里，我们上伊斯兰学校学习《古兰经》，毛拉说清真寺是神的家，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里。现在我在这里学习。对我来说伊斯兰学校和塔利班大学没有区别。”特殊学生说，“我们在两个地方都可以获得知识。”

他的对讲机又响了很多次，他跑到外面拿着对讲机说起来。他回来的时候，又坐在了我的旁边。这次教授忽略了他的存在。

90分钟后，下一位教授来了。他是一位塔利班分子。他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塔利班认为伊斯兰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后来，我问一位真正的新闻教授，为什么一天只有一节新闻课。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我们只是按照要求做。”他说。

我回到家里，母亲想让我去逛街买衣服给她和妹妹。我告诉她，上一次去商店给她和妹妹买衣服让我倒了大霉。“我绝不会再去商店里给任何人买衣服！”我说。另外，我对第一天的大学生活感到很失望。

母亲穿上了布卡，让我陪着她，女人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是不能外出的。我的两个妹妹迅速加入了我们。她们刚刚受邀参加婚礼，需要购买一些衣服。在阿富汗，婚礼仪式通常提前一两天才通知大家，有时候是在婚礼当天才通知。

在塔利班来了以后的两年半里，这是母亲和妹妹第一次去集市。很早以前我就买了这些布卡，以防一些紧急事件发生会让她们不得不出门，但是她们一次也没有穿过，她们宁愿待在诺伯利亚的高墙后面。我买的这些新布卡是亮蓝色的，这颜色在喀布尔很受欢迎。

我们一路走到主路上去打出租车，妹妹们抱怨不能从她们卡布上小的网状孔里看到外面。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唯有尽量让她们远离人群，并防止她们跌进人行道上的坑里。我们打了出租车去曼达维——喀布尔的一个重要集市。

你会在这里发现一切，这里总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在塔利班来到喀布尔之前，这里挤满了从阿富汗赶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青年人和老年人。现在大多数人戴着头巾，穿着长长的宽松衣裤。他们看起来都很像塔利班，但其实他们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如此打扮会更安全。偶尔，我也看到一些妇女穿着亮蓝色的布卡。

母亲和妹妹走进了一家女士内衣店，我从来不喜欢为她们买这些东西。我的一个妹妹走进商店的时候绊了一跤，布卡缠住了她的脚。另一个妹妹踩在她身上，她们一起侧身倒在旁边的一堆内衣上。她们很难爬起来，因为她们什么也看不见。

商店里一片昏暗。其他一些妇女已经在商店里面了。母亲看不清楚商店里都卖些什么，她拉开了她前面的布卡，妹妹们也这样做了。3个站在那里的女人看到母亲这样做，也都撩起布卡。

当其他女人听到母亲讲普什图语的时候，她们也开始对她讲普什图语。她们来自阿富汗南部，那边的人讲话是大嗓门，还有些粗俗。

售货员彬彬有礼地让母亲和其他人盖上她们的脸部。他人看起来很好，很有教养。但女人们不允许在陌生人面前露出脸部。如果被塔利班看到了，他们会用随身携带的缆绳或者鞭子抽打她们的脚踝，抽售货员的耳光。

一位年长些的妇女说：“不用担心，我的儿子是塔利班成员，他会保护我们的。”我们都以为她在开玩笑。母亲、妹妹和其他女人都笑了起来。

几乎还不到5分钟，一个塔利班分子就穿过狭窄的街道，观察起所有的商店来。当看到母亲和其他女人的布卡前面都撩了起来，他大步跨进昏暗的商店，开始用很粗的鞭子抽打她们的脚踝，女人们尖叫起来，试图夺门而逃。

这个塔利班分子一边挥舞着鞭子，一边用普什图语一边大喊：“立刻遮上脸，你们这些傻女人。”

母亲和妹妹们都按照他的要求盖住了脸，其他女人也同样做了，除了与母亲说话的那位年长的女人。

相反，她从售货员的桌子上拾起一个茶杯，砸向那个塔利班分子。茶杯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她拾起另外一个杯子再次砸向那个塔利班分子。这次砸中了那个塔利班分子的胸部。塔利班分子惊呆了。我也同样惊呆了，我不知道之前是否有女人曾经打过塔利班的人，或者用任何东西砸过他们。

接着那个老妇人又抄起一个茶壶，再次扔向那个塔利班分子。茶水几分钟前刚刚沏好，非常烫。茶壶摔得粉碎，刚沏好的茶水把那个塔利班分子烫伤了。他开始尖叫，掀起贴在皮肤上的衣服来减轻疼痛。

售货员开始迅速地把桌子上其他的杯子收起来。他看得出妇人正在寻找其他投掷物。他担心所有的杯子都被摔碎。妇人尖声对塔利班分子大喊道：“立刻回家，管好你自己。我把你养这么大，难道是为了让你有一天可以用缆绳抽打我的脚踝吗？你个狗崽子！”她大喊着，“跟你父亲一样混账。”

“母亲，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个塔利班分子问道，依然用手掀着胸前湿透了的衣服，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她。

售货员害怕地端着茶杯的托盘，慢慢地把它们放回到桌子上去。

老妇人又捡起另一个杯子，扔向他的儿子。他转身想躲开的时候，杯子击中他的右胳膊，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难道你没看到我在做什么吗？”老妇人说。她拿起一个特大号红色文胸，递给儿子看。她是一个相当强壮的村妇。“我在买这个，难道你愿意给我买这个吗？”她说。

“拿开它，母亲。”塔儿子说。他有点儿害羞，用右手挡住了眼睛。

她伸手去够另一只杯子，售货员在她拿到前再次收起了托盘。取而代之，她抓起一包内衣，扔向他的儿子。内衣重重地落在他儿子的脚上。

“滚出去！”老妇人说，“今晚我会教你怎么为人处世！”

那个塔利班分子转身走了出去。售货员在后面说：“对不起，请留步。”那个塔利班分子转过来看售货员想做什么。

“你的母亲打碎了3个杯子，1个茶壶，”售货员说，“需要有人来赔偿。”

“多少钱？”塔利班分子恼怒地问道。

售货员告诉了他价格，塔利班分子没有讨价还价便付了钱。他甚至没有再看他的母亲和其他女人。他走出店后，所有女人又撩起布卡面纱。这次他没说将她们的脸盖起来。

老妇人为他儿子给大家造成的不便道歉。其他女人说她很勇敢，她听了很高兴。

母亲很快和她成了好朋友。在那天剩下的时间，母亲跟着她逛了所有的商店，买东西需要撩开布卡面纱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会过来打她和妹妹们了。

逛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邀请老妇人作为客人共进午餐，她很开心。她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们笑着好像和老朋友一起举行野餐一样。

母亲给她留了我们家的地址，邀请她有空来做客。她答应了，但从来没来过。

第23章
祖父

逛完街后我们都非常高兴地回到了家。到家时，我们发现祖父正在客厅里品茶。我跑过去亲吻他的双手，他吻了我的额头并恭喜我开始大学生活。我感到十分高兴，祖父又能像从前那样，坐在我的旁边喝着茶并拍着我的头。

祖父送给我一些礼物庆祝我第一天上大学。他送给我3本贵重的笔记本和他收藏的一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我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把这些书籍保存下来的，又都存在什么地方。也许多年前他把书籍借给了朋友，而战争和塔利班从来没有到达过那些地方。我感觉到这些书在召唤我，实在是高兴得不行。“现在你可以拥有它们了，戈尔巴乔夫。”祖父说。

“谢谢祖父。”我边回答，边给了他一个长久的、诚挚的拥抱，还不小心把他的茶水打翻在地毯上。我感激的不仅仅是书，还有祖父可以和我们在一起。这让我把对大学的失望抛到了脑后。

祖父和姑姑住在马卡罗廷，骑自行车去那里其实只需要40分钟，但我却不能去。父亲很担心我独自外出。每次我离开庭院的时候，母亲或者父亲，总有人询问我去哪里。没有人担心我的妹妹们，因为她们哪儿也不会去的。但是在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他们总是担心我。

祖父慢慢在变老。对他来说，像从前那样从马卡罗延一路走到车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有时候他想来看望我们，但是他没有打出租车的钱。他自尊心很强，不会向任何人索要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阿富汗不再拥有电话系统。派系战争的时候把它们全都给毁坏了。

妹妹给我拿来了茶杯，我给祖父又添了一些茶水，也给自己倒了一些。我感觉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但是从祖父的眼睛里我读出了深深的忧伤，尽管他试图掩盖。

我知道他不想毁掉我开学的第一天，但他不知道我已经十分失望了，只是我不想流露出来惹他不高兴。

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合适时刻询问他的烦恼，但是没有人想让我们独处。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有一个月了，每个人都十分想念他。

夜幕降临，一片漆黑。祖父走到庭院里，坐在了一块低矮的、随意散放的木质平板上，父亲曾在这里洗刷地毯。他盯着没有月亮、繁星满天的夜空。起初他并没有发现我走出来坐在了他旁边。他陷入了沉思。坐在那里很久后我才开始说话。

“您有事情瞒着我，”我最后说，“您内心里有什么苦闷？怎么不让我来和您一起分担呢？”我问。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整整一分钟，我感觉到他充满泪水的眼中的不安。然后他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

“我心中那团怒火已经压抑一个月了，如果我把它释放出来，它将灼伤所有的人，”他望着夜空说道，“它会让你比其他人还悲伤。”他说着站起身回到了屋子里。

我们一起共进晚餐。父亲讲了一些笑话，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我继续看着祖父。他的嘴部做出了微笑的姿势，可是眼睛里却没有笑意。

晚饭后我们喝茶的时候，祖父说：“我有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都看着他。他停了一会儿说：“从一个月前开始，我每天早上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人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把房子卖给他，我和我的儿子们就会有生命危险。他和政府人员一起工作，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塔利班。”

我们都安静下来，没有人知道怎么打破沉默。最后父亲说话了：“你是怎么收到这些信件的？”

“每天早上3点左右，有人把它从门底下塞进来。我晨祷的时候发现了它们。每封信都一样，同样的笔迹，同样的内容。这个月每天都会收到。”祖父平静地说。

“你告诉过其他人这件事情吗？”父亲问。

“还没有。”祖父说。

“今晚你在这里，他还会去塞信吗？”我问。我非常担心，姑姑，她一个人住在马卡罗延的房子里，没有祖父，也没有瓦基勒。

“不会的，两天前做祷告之前，我在门底下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要见见他。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他看上了我们的房子，可那房子是我们的一切。他想买下那块地并重建。他会选好一个价格，明天来告诉我。”祖父说。

“我们绝对不会卖给他那栋房子的，”父亲说，“让他做梦去吧，我保证他什么也不会做的。”

“他会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不惧怕任何人。他会摧毁一切挡住他道路的东西。他会杀掉我们中的哪一个，如果我说‘不’的话。”祖父说。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见他。”父亲激动地说。

“不，他不想见你们中的任何人，他说如果我告诉我的儿子就会杀掉我，你们都要保守这个秘密。”他看着每个人的眼睛说道。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要把房子卖给他吗？”父亲很平静地问。

“我想和他谈谈，尽量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他动真格的且又顽固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他是边境地区塔利班的一员。他们占领村庄，折磨村民，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屠杀。然后又叫年轻男孩们对他们的父母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告诉年轻男孩们这样做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我不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儿子、孙子和曾孙子身上。我不想我的儿媳穿着寡妇的衣服。我不想毁掉我的家庭。金钱如粪土。它来了又走。我们会再赚到钱，可以买更好的房子。”祖父平静地说着这些话。

他说完后没有人再说话，陷入一阵沉默中。他要了一张毯子，裹在身上，然后回到庭院里躺下来。他睡在之前坐过的那块平台上，尽管夜晚天气转凉了。

我们坐在屋子里，很久都没有人说话。最后叔叔开口了。

“6个星期前我去过老房子，我想知道我妻子的金子是否还在那里，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过多久这样的生活？”

没有人回答他。叔叔回老房子的事情没有告诉过他的父亲和任何兄弟。祖父不想让任何人去那里。

“花园里堆满了整麻袋的土豆，他们把那里当成了储藏室。他们看到我便一路追赶我到马卡罗延。”他伤心地说。

不知怎么他们发现他是房子的主人。这样他们就发现了祖父。塔利班可以抢走房子，但是他们也知道没有纸质文件是不能拥有它们的。

一大早，祖父就离开了家，没有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如果父亲卖了房子，金子也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如何阻止他。如果阻止他，我们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我不想在其他人的责备中度过余生。”

“那么，我们就这样失去所有的金子吗？”母亲问，“我们再也无法去其他国家了。”那些金子是我们仅有的财产。我们坚信总有一天会把它们拿回来，然后离开阿富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你想让我怎么做呢？”父亲问，“不仅是你的金子，其他人也有份。”

“在父亲卖掉房子前，你能去把金子取回来吗？”母亲问。母亲称呼我的祖父为“父亲”。

“你昨晚也听到了我兄弟所说的话，庭院里堆满了成千上万麻袋土豆。我们先要把这些全部挪走。那么，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把金子从地里挖出来，会想在其他地方我们还有更多。我们的处境会更加糟糕。他们会绑架我们，索要我们无法承担的赎金。我怎么才能说服这些无知的阿富汗盗贼？”

母亲一言不发。

我能想到的仅仅是看着祖父精神崩溃。

几天后，我们听说祖父已经卖掉了房子，售价不到市值的一半。收到房款没几天，买主就威胁他强制退回一半的房款。祖父照做了。

卖掉房子后，祖父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只说三两个字。

祖父买了幢新房子。在我们喀布尔这边，从诺伯利亚走过来只要20分钟，到他的老房子只有一半的距离。房子有两层楼，还有一个漂亮的庭院，但是和我们之前的房子相比还是小了很多。我的两个叔叔和他们的家人住在楼下。祖父住在二楼，他几个月都待在屋子里，没有离开过家。他不和任何人说话。只是一味地读书，读书，再读书。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有时候我去看他，他几乎注意不到我。我们彼此说“你好”，几分钟后他再次说“你好”，再过几分钟他又说“你好”，从不多谈其他内容。他只是在那不停地读书，偶尔凝望蓝天。

其他时候，他谈论那些他正在阅读的书。但是有两卷他最喜欢的厚书，米尔·古兰·穆罕默德·戈巴尔的著作《阿富汗在历史上的轨迹》，一直放在他书架的最顶层。祖父现在不再翻开这些书，书上全是尘土。

过一会儿，他甚至停下阅读，也变得更加沮丧。他的眼睛下面出现了黑眼圈，不修边幅，整天穿着那件皱皱巴巴敞着衣领的宽松衣裤，头发也不梳理。那些曾经教导我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都不再关心，这让我感到悲伤。

深冬的一天，因为要做晨祷，祖父黎明前就起床了。他还是不喜欢新房子，特别是铺在浴室里蓝色的地砖，它们非常滑。他还是喜欢从前的浴室里铺的我们山里的那种白色大理石。祖父总是说阿富汗的大理石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他人早晚会发现它们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们会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他会这样告诉我们。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用冷水沐浴，冻得直打哆嗦。当他急匆匆赶回卧室钻进毯子的时候，他摔倒了。头撞到了水池边上。他躺在那里昏迷了好几个小时。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透过小窗户照进了浴室。他错过了晨祷。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躺在浴室的地上。他想起身回到屋子里，但是他动不了。他向楼下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叔叔呼救，可是他的声音太微弱了，没有叫醒任何人。

7点左右，叔叔像往常一样上楼询问祖父早餐吃什么。祖父有时候想吃煮鸡蛋，有时候想吃煎鸡蛋。有时候他要喝加糖的牛奶，有时候要喝加蜂蜜的绿茶。但是这天早上，叔叔没有看见祖父像往常一样在屋子里读书。

叔叔打开浴室的门，看到祖父躺在地上，他的头下面有一摊血。他把祖父抬进屋子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祖父几乎不能说话了。他的脸冻得发紫，叔叔给他盖上毯子，点燃他的“博卡里”锡铁炉子。过了几分钟，屋子暖和起来，但是祖父仍然没有知觉，他像睡着了。

叔叔立刻赶到诺伯利亚告诉我们祖父的情况。我和叔叔、父亲一起去了几个私人诊所请医生，但是太早了诊所都没有开门。与以前不同，无论白天或者黑夜我们都可以呼叫救护车。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亲戚送到公立医院，因为那里很脏。人们在那里不会痊愈，反而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而且医院只接收前线受伤的病人，或者是踩了地雷的病人，或者是被火箭炸伤的病人。

我们在一家私人诊所的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医生终于来了。他是叔叔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带他到祖父家里。这时我的其他几个叔叔、婶婶和侄子都已经到了那里。我的母亲、妹妹和小弟弟也来了。小房子里挤满了人。

医生给祖父做了检查后说：“他是脑出血，需要在24小时内做手术。在阿富汗没有人能做这项手术，我们没有手术工具。你们需要把他送到印度接受手术。”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父亲问道。

“恐怕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医生回答道。

“那需要3、4天的时间！”我的叔叔反对道，“他的护照过期了。我们首先要续签，然后我们才能申请印度签证。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批准。”

“我能做的只是把他带回诊所，但是不能承诺任何事情。如果不做手术，在12小时内或者更短的时间，他就会丧失说话的能力。如果说话，会出现口齿模糊和不能正常发音的症状。24小时内他将开始失去记忆。30小时内他就认不出任何人了。在此之后，他将陷入昏迷。天知道他能再活多久。”医生叹了一口气说。

祖父听着医生说的所有的话。“我失去意识之前还可以走路吗？”祖父问。

“不可以，很抱歉。”医生说，“大脑帮助你控制身体，你不能抬起胳膊和腿，也不会有任何感觉，除非我们给你做手术。”

“那么，我就这样死去吗？”祖父说，好像在听一个笑话。

“除非我们及时把你送上手术台。”医生说。

“否则，我就会死掉。”祖父说。

医生边看着自己的手边点头。

一阵沉默，痛苦的沉默。没人知道怎么打破沉默。父亲让叔叔去续签护照。

祖父说：“我们午饭吃点抓饭，庆祝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在我还可以吃东西、说话的时候享受一下。医生，午饭哪都不要去，和我们在一起吃。”

医生点点头。

祖父试图说得轻松些。我们僵硬地微笑着，想让祖父感觉好一些，但是内心那悲痛的火焰灼烧着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平静下来。

“我知道我不能让你们的嘴唇绽出真正的笑容，”祖父说，“但是我讲的笑话也许可以。毛拉·纳斯鲁丁说，‘我的妻子去世时，对我来说失去了半个世界。等我死了，这个世界都随我而去了。’”

大家都笑了。

“你瞧，我还是可以做到的。”祖父带着一丝自豪地说道。

我的姑姑揩干眼泪，然后擤了擤鼻涕。

“嘿，我不想看到你们为了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祖父欢快地说。

我们都笑得热泪盈眶。

叔叔离开房间，去给祖父续签护照。父亲则去看看是否可以办去印度的签证。母亲开始为做抓饭准备米饭和肉，剁碎胡萝卜，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医生开了张药方，递给我，然后我跑到药店去买药。屋子里挤满了我的堂兄弟，祖父坐在中间让他们围成圈，和他们一起讲笑话。

我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带回来。在我离开的短暂时间里，祖父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他尽量表现出很开心和精力充沛的样子。

几个小时后，我们在祖父的屋子里，围在一张长长的桌布上吃午饭。我的父亲给祖父喂饭，他像个婴儿一样，躺在他的托沙克布面褥子上，在靠近壁炉的角落里。祖父讲了一些关于老人的笑话，我们轻声地笑着。

午饭后，因为祖父的头部受伤了，医生给他注射了止痛针，然后他睡着了。我们没有让医生离开。傍晚的时候，叔叔带了一本祖父的新护照回来了。那天前半夜的时候祖父醒了。他的嘴角流出一些口水，可是他没有觉察到。他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的叔叔们尝试和他说话，但是他不能集中精力听他们说话。姑姑们哭了，这次他没有再注意到她们。

“我应该把他带回我的诊所。”医生说，“病情发展得比我预想的快一些，他需要尽快输氧气。”

那天晚上叔叔在诊所里陪着祖父。第二天我们忙于拿到签证，到晚上由我陪伴他。整晚我都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看着他微弱地呼吸。偶尔，他也睁开眼睛看看我，然后又闭上了。

一大早他睁开了眼睛，这次没有再闭上。他想说些什么，于是我掀开氧气罩，这样他就可以说话了。他叫了我的名字。“是我。”我说。他再次叫了我的名字。我又回答：“是我。”他没再出声，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他的眼睛仍然睁开着，看着一个虚无的世界。

我们把祖父抬到新房子里。我没有哭。我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它们对我来说毫无差异。我感觉不到饥渴，不知道自己是坐着还是站着。所有东西都好像静止了。

同时，小房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听到消息后，从喀布尔的四面八方赶过来。

我的父亲负责组织车辆，运送我们所有人到祖父长大的村子。虽然他离开村子很多年了，祖父仍然和那里的很多亲戚保持联系，他悄悄帮助过很多人。

当天，我们把祖父运回了村子，那里距离喀布尔大约30英里。在我们到达之前，祖父的亲戚朋友已经得到了消息。在他从小所居住的那幢高墙围绕的房子里挤满了人。

我们刚到达那里，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好几千人赶了过来。那儿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来参加一场葬礼。我们家族的几代人都住在那个村子里。从祖父在阿富汗国家银行工作开始，村里的人经常称呼他为“主席”。结婚后的5年，祖父带着祖母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在喀布尔工作的时候，他每3个月去看望祖母一次。他修理好了老房子里的很多房间，还加固了房子，加高了围墙，但是它们在战争中并没能抵挡住导弹的袭击。

我一个叔叔的妻子就来自那个地区，叔叔打算离开恰拉–诺伯利亚到村子里生活，他决定和妻子的兄弟一起去看看那里是否安全。在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某派系的人的袭击，被抢走了所有的财物。回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防止被袭击，但是他们遇到了其他派系的人，又被毒打了一顿，因为他们没有钱财可抢了。我们从其他远亲那里，听说过关于这些道路更糟糕的故事。所以，我们不再尝试去那里避难。然而村子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祖父在那里种植了苹果园。

到了将祖父从房子里抬出来送去一英里外的地方埋葬的时候，我的父亲以及叔叔们试图搬运灵柩，但是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帮忙搬运。于是他们把灵柩从头上递给前面的人。

当他们把尸体放到墓地里，我看着大地把祖父永远地带走了。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思念，禁不住痛哭流涕。我无法自已，虽然我记得祖父很久前的训诫“勇敢的男孩不哭”。但我不再勇敢了，我知道我的勇气已经随着祖父一起埋葬了。

很多人抱着我并抚摸我的后背来安抚我，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当我睡着的时候才能停止哭泣。

我们在村子里和前来吊唁的人待了3天，每天都有几百人前来吊唁。有时候我们会留下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一起吃午饭。3天后我们回家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梦到了祖父，他很高兴地在玫瑰园里。我喊他了，但他好像没有听见。我又叫了他很多次，但他还是没有回答。第二天早上，我停止了哭泣。

我翻阅了祖父的所有书籍和文章。我把一些书籍送给了堂兄弟们，但是我留下了他写的所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讲述了他的一生。他在第一页写道：“你越富有，就越容易失去别人对你的敬重、爱和周围贫穷朋友的亲近。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你的祖先也在其中。”

第24章
地毯

在喀布尔大学学习了仅3个月，我便不再去了。我已无力负担每天修补车胎的费用，也坐不起公共汽车了。举办祖父的葬礼时摆席招待村子上的人，令我家的积蓄用尽。这是阿富汗的习俗——人们来你们家吊唁，你需要给他们准备一顿午餐或晚餐。

我父亲可怜的收入几令我们家三餐不继。家里买不起早晨吃的牛奶、黄油和火腿。大家就着一点糖，喝些茶，嚼点面包。有时连着几天煮同一壶茶叶，直至水里不见一丝茶的颜色。午餐吃豆子和廉价的阿富汗米。很多时候，午餐的剩饭用来当晚餐，或者晚餐剩的当午餐。叔叔和婶婶们的家境也是如此。

离开学校后我在家待了几天，对未来一片茫然。很多年轻人都去巴基斯坦或伊朗找工作了。几个月或几年后，他们带着钱和礼物回来了，谈论着外面的美食。也有一些身无分文地被撵了回来，钱都让老板黑去了。某些诚信的老板会给钱，但这样的人并不多。

有那么几次，我打算去那些国家，而我父亲从不同意。他依旧在做粮油的生意，有时我们好几周都见不到他，仅仅在清晨床单的褶皱上，才能发现他回家过夜的迹象。有时，我想他是太沮丧了，不愿意让我们见到他。

有一次，当我又和他谈到卖地毯的事情时，他摇着头说：“地毯生意就是个烂买卖！”他说完这句话便不再多说什么。

我想听到点建议，希望谁能给我指条明路。祖父不能再帮我了。我仍不时地在梦中遇到他，他总是身着白衣，热切地冲我笑着，可从来都一言不发。他从未告诉我如何帮助家人，尽管如此，见到他我还是很高兴，觉得他似乎还在我身边。我有时梦到他和瓦基勒在一起，瓦基勒手里总拿着风筝和线轴，看起来像是刚在一场风筝比赛中获胜。

一天，我极度郁闷，就去毫不停歇地奔跑了几个小时。在狂奔中，我专注地看着踩在破损的路面上的每一步，脑袋中暂时不再想我们正遭受的贫穷、因辛劳工作而日渐消瘦的父亲、或者已经离开我们的祖父和瓦基勒。

我疯狂地跑着，汗流浃背，这在干燥的喀布尔很是罕见。最后，我来到恰拉–诺伯利亚以西的巴格–巴拉，是400年前由蒙古人在一处陡峻的山顶修建的一处壮观的花园。在斜坡的一棵树下，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筋疲力尽。我的背刚一碰到树干，奔跑让我忘记的东西又涌进了脑海，那些困扰挥之不去。从巴格–巴拉向下望去，可以看到只剩最后一座塔的诺伯利亚。我闭上了眼睛。

地毯老师浮现在我眼前，好久没想起她了。每次想起她时，都感觉她离我好遥远，而此刻她好似就坐在我身边。我睁开眼睛，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树木和喳喳叫着的麻雀。

我再次闭上眼睛，回忆她向我道别时说的话：“灵活开动你的脑筋，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地毯织匠和地毯商。”当然她用的是手语。

我背靠着树，这些话语在我头脑中强烈回响，仿佛老师正在我耳边大声说着。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其他人也听到了。然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自己，可我并不感到孤单。心中一片宁静，感觉神清气爽。唯有我起身回家时，腿部的肌肉开始痉挛疼痛起来。

回到家，我看着客厅的地毯。“我也能织一张地毯，在老师那儿我已经学会怎么织了。”我心里想。

突然，头脑中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自己设计一副地毯图案呢？”我铺好纸，在上面粗略地将几个月盘旋在我心里的图案画上去。几小时后，图案开始像一张地毯了。

那天晚上，父亲半夜回家时发现我还没睡，便问我怎么了。我说我需要些钱，准备买专用的地毯设计图纸。他看上去不太满意，问我买设计图纸做什么。我回答说想卖设计图赚些钱。

“这或许是我以后的事业呢。”我说。

“离地毯远远地吧。”他的声音中透露着沮丧，“不然只会令你失望。”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发现床边放着一些钱。

我在沙赫勒–瑙商业区的一家文具店买了绘图纸。一进家门，我就开始设计一张长约6英尺、宽4英尺的地毯。如此下去，每天我都会发现前一天的问题，然后修正。当然，工作得越久，想象力越思如泉涌。我试着将所有的想法展现在设计图上。4个月后，设计图终于完成了。

我带着满意的成果找了几家地毯厂，却没有一家感兴趣。有的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说只按照国外顾客的订单生产，其他的一律不要。

就这样几周过去了，我变得很消沉，几乎想把设计图撕成碎片。然后我想到设计图纸和铅笔，花了父亲不少钱，而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更别提我在它上面花费的时间。

“绝不能回学校。回去了学不到任何东西。”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就像只流浪狗！你不能这样！不能每天就是吃喝拉撒！你必须得活得像个人，出去做事！可是做什么呢？”我问自己。“我也不清楚，”我绝望地回答道。

“你可以用你的设计图自己织地毯啊！”我心里一个声音在大喊道。

“要是没人喜欢怎么办？”我对那个声音说。

“你怎么知道不行呢？”那个声音反问道。

“没错！我怎么知道一定不行呢？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我说道。过了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之前听到的声音像是我梦中的地毯老师说的。

我对父亲说要自己织地毯。起初，他以为我在开玩笑。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明白我是认真的。然后他给了我用来买定做织布机的木料的钱。我去木材市场买了3根木料，拿给我父亲的一个木匠朋友，让他给我做台织布机。

一周后，织布机做好了，我却没有付木匠手工费的钱。我不打算再向父亲要钱，就对木匠说手工费忘带了。木匠回答说没关系，明天拿来就行。我说会的。可是“明天”永远地没影儿了，或者至少不是接下来的第二天。4周过去了，他来我家里要钱。我告诉他，钱被我瞒着父亲买别的东西了，一个月内保证还给他，还恳求他别把这事儿和我父亲说。而事实上，我已经对我父亲讲过了，他听了不太高兴，因为我骗了木匠。但他每天运油运面太累了，无心管我的事了。

织布机在家里放了两周之后才开始使用，原因是我得弄到毛线、织机梳和其他原材料，换句话说，就是我得搞到买这些材料的钱。地毯老师那时送我的钩子还在，但那可是我的宝贝，我舍不得用。

我向邻居们借钱，可每人都说他们也不比我家强哪儿去。向朋友借，同样也都说没有。

我来到卖毛线扎堆儿的那条街，走入一家店，让老板给我称6公斤不同颜色的毛线。老板称好后，将毛线分袋装好，然后向我要钱。我将全身的口袋摸遍，一个子儿都没找到。老板以为我在公车上被人给抢了。我对他说：“不是。钱一定是被我忘在家里了。”并接着说，如果他不介意，钱我明天会送来。他同意了。

我对他说道：“我有一家地毯厂，这张地毯只是个试验品。如果行得通，顾客喜欢，我将在你这儿买成吨的毛线。”他说没问题，包在他身上。我接着说我只会从他这里买，因为他是个好人。交谈时我们都说的阿富汗语，我们落魄不堪，因而彼此信任。

母亲把她平时省吃俭用的钱都给了我，我才买到了钩子、织机梳和其他工具。第二天我便开始工作了。由于以前从未用过织布机，我不知道如何在上面缠线，这样便不能织出首先需要打结的经纱。家里没有人织过地毯，我们以前只是卖过地毯。我找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介绍土库曼人制作地毯的书，读了好几遍，还是搞不懂。我就只学过怎样打结，我的老师也没教过我如何在织布机上排经纱。

我尝试了好多天，在无数次地看到本应绷紧的经纱突然松垮、垂落之后，我放弃了。木匠和毛线店主的钱我也不知怎样才能还上。

我又回到巴格–巴拉的那棵树下坐下来，再次闭上双眼，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在那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饿得很厉害。可我不想就这么没有任何答案地离开。我在心里向地毯老师恳请，希望她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办。

然而，我不得不回家。我慢慢踱回家去，到家时除了父亲还没回家，其他人都已经睡着了。我走到床边，躺下来，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几个小时后，我听见父亲进门上了床。那一晚，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梦见了地毯老师。“地毯是不可能一天织成的，”她对我说，“它将让人感觉烦恼，你需要耐心才能取得胜利，如果你任由这烦恼侵蚀内心，永远也没法缀上飘扬的毯穗儿。”

次日清晨起来，我下定决心，遵循祖父给我的建议，与耐心为伴。我又花了两天找到了织出经纱的法子，随后在经纱间交替地织出了纬纱。像我的族人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要织出几英寸平整的基里姆地毯，必须要切实掌握好地毯纺织最初的要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终于，迎来了打结的阶段，我的设计从这一刻开始了。

我一开始打结，母亲和妹妹们就会时不时上楼来看我进行得怎么样了。有两个妹妹也想学，可我没时间教她们。再说，我怎么够格当老师呢？每一天，我都自学到一些新东西。我织着毛毯，从破晓直到父亲归家的午夜。

对我们家注定做不好地毯买卖这件事，父亲深信不疑。他或许会说我们是卖地毯的，但绝不是地毯制造商。而我却跟随内心的声音，对父亲的话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像地毯老师那样，我装成一个聋子，一语不发。

“笨蛋”的爸爸是最差劲的人。他不时取笑我，或许就是他把“笨蛋”教成了一个笨蛋。他会说：“不久你的背就会驼得像个老头，跟个瘸子似地拖着脚走路。手指全得废了，吃饭只能用手掌捧着。视力很快不行，你就指望着高度眼镜活着。毛线都能从你鼻孔里长出来。”我随他就去，只管埋头工作。

第一张地毯花了我3个月时间，我带着它来到鸡街的一家地毯店，街名源于一个犹太商人的故事。这名犹太商人从街道刚铺好时就开始卖鸡肉，干了几十年。后来大多数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地毯商们几乎接收了所有的店铺，然而这条街的名字依旧沿用了下来。这家店主是我家的一位世交，他见了我的地毯，哈哈大笑。我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我的设计太滑稽了，接着说他是不会买的。

我求他将地毯摆在店里卖一阵，假使凑巧有人看到了喜欢，就可以卖掉。他同意了，完全是看在和我祖父是朋友的份上。

“但我只会摆一周。”他提醒我道。我向他保证一周后会回来将地毯取走。

3天后的一大早，有人使劲地敲我家大门。“是那个木匠还是卖毛线的店主呢？”我心里发虚，现在手边可没钱还他们。木匠已经来过几次了，我们总对他说：“明天就还。保证明天还！”而他则抱怨我们的“明天”永远都遥遥无期。对那个毛线店老板，我谎称工厂太忙，没空儿去他店里还钱。他把我的话当真了，可这已经是几周前的事儿了。没准儿这次是他来讨债了。

我打开门，站在外面的竟然是鸡街的地毯店老板。我以为他是来退还我的地毯，便准备与他理论，明明说好一周时间的。但我还没来不得及与他理论，他就将手伸向我面前，是一沓美元，然后把钱递给我，问我够不够。

一共200美元！我以为他又来取笑我，便瞪了一眼将钱还给他，粗话已到了嘴边。

他问我到底要多少钱，我叫他别再继续取笑我。可他对我说，他碰到一个在德国卖地毯的阿富汗人，见到我的设计图样激动异常，希望进100多条这种样式的地毯。他问我能否给他织地毯，并再次把钱交到我手里，这次是300！我接过钱数起来，就像担心数目不对似的。事实上，我这么做就是想好好体验钞票在我指间滑过的感觉。发现他在盯着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太无礼了，赶紧请他进屋，请我母亲给他沏茶。

我从心里感谢真主和我的地毯老师。我多么希望此刻我的地毯老师能听到地毯店老板刚才说的话。瞬间，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睛，我对内心的那个她说：“似乎多年前你说的话真的要实现了。”

看到我的双眼噙着泪花，店老板问是否哪里不妥。我用袖子擦干眼泪，对他说如果他能给我买毛线和织布机的钱，我就会给他更多的毛毯。这样，他交给我1 000美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纸币的边缘很硬很锋利，与短小破旧的阿富汗尼比起来，简直天壤之别。我看着这些美元对他说，这钱锋利的边缘能够杀死麻雀。那个时候，1 000美元在我们那里能够买辆好车，甚至是一张去意大利的签证。而此刻我的手里就拿着1 000美元。然而我不想一个人去意大利，我要我的家人和我一同去。所以我把钱都用在了买毛线和织布机上，开始织更多的地毯。

我去还钱给木匠，他一把将钱从我手中抢过去，一言不发地斜着眼睛瞅着我。我问他能否再多给我做几架织布机。

“你这辈子都休想让我再给你做织布机，”他厌恶地啐了一口说道。

“要是我提前把钱给你呢？”

“你连给自己买一个馕的钱都没有！”他嘲弄地说，“你如何提前给我定做更多织布机的钱？”

我一次给了他做5台织布机的钱，对他说一周后来取。他看着我，惊呆了，即便手里拿着我的钱，好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问题！您放心，我保证下周前做好！谢谢您呀！”他在我身后大喊道。

我抬起右手向他挥手示意，没有转身。有了钱令我自大起来。

在毛线店，我向老板表示这么久才还钱的歉意。他回答说没关系，所有的地毯厂都这样，他已经习惯了。他不知道我之前向他说了谎，但不管怎样，那个谎言现在已经实现了。随后我在他那儿订了200公斤毛线。

“您要什么样的毛线，我这儿都有，”老板说，“我可以把货送到您的厂子里去。”

“您的厂子”这个词儿令我听了很舒服。我越来越自信，之前没有认真地想过开一家地毯厂，可要是为了德国的订单，我真得有个工厂了。

“行，”我离开时说，“谢谢。”心里一边盘算着“我的厂子”。

当天夜里，父亲跟往常一样回家很晚。其他人都睡了，可我在等他。

“都半夜了。去睡觉！”他边说边让我给他倒杯水。

看着父亲喝完水，我将那300美元放在他面前。他瞅着钱，问是不是假钞，还是我在开什么玩笑。

“不。这是我7个月辛苦工作换来的钱。”我说，感觉骄傲极了。

他仔细地把钱过了数，好多个月未见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了不起！你现在可比我挣得多啦！”他说着，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久久都没松手。

我和他讲了地毯店老板、1 000美金、5台织布机和几百公斤毛线的事，另外还有我要开家地毯厂的计划。听到这些，父亲很惊讶，可我知道，他心里很高兴。

我的两个妹妹和弟弟开始跟我学习打结。弟弟尽管很小，可在家里已经能帮许多忙。我们4个人轮班织地毯。

两个妹妹以前总会在每天下午与邻家的女孩们玩耍，因为塔利班不准女孩上学，她们能做的也就是读读伊朗小说，再就其内容聊一下。当我的妹妹们连着几天午饭后都未出现在花园后，其他的女孩担心起来。一开始，两个妹妹极力想把织地毯的事儿保密，她们觉得这件事儿不一般，不愿让别人知道。可她们不想瞒着朋友，大约一周后，其他的女孩都知道了这件事。她们找到我，让我雇用她们，但不要薪水。她们只是想学习如何织地毯。我们是普什图人，她们是哈扎拉人，织地毯好像是土库曼人做的事。可我们相互帮助，一同工作。

没过几天，周围邻居家的许多女孩都来我家，求我教她们织地毯。不知道她们怎么都知道了。她们在家里无所事事，觉得无聊透顶。

起初我很担心，因为既然女孩们都能听说我的事儿，塔利班可能也会听到。即便如此，我需要织工，还有就是所有的女孩们都愿意学。

没几个月，我从拥有一台织布机发展成为拥有了一个地毯厂。父亲和我修复了之前被火箭弹炸坏的地毯储存室墙壁。砖全是自己做的，我们将泥和草混合起来，填进砖模，干燥好后倒出来，接着添新泥，每天能做100来块。我们买不起窑砖，另外，整个恰拉–诺伯利亚都是用这种靠日晒烘干的土砖盖起来的。为保险起见，我把冲着大街的窗户用砖砌上了，只在窗口上方留一点通风的空隙。

现在，我有25台织机，包括我妹妹在内，大约50个女孩为我工作。一有新的织布机来，新的女孩也就来了。从早晨到下午4点，除去1小时用来休息和吃午饭，女孩们不停地系着地毯结。

4点到6点是我们的上课时间。我父亲教基础数学，母亲教会计学，姐姐则教达里语语法及文学。尽管姐姐对织地毯没兴趣、从来不想学, 却是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她以前就教过我们在库车的表姐妹们。她能教我的织工们，令我非常高兴，虽然我从未告诉过她。我们现在处于和平的日子，然而，与其他阿富汗人一样，我们不知道战争何时又会打响。

我们时刻提心吊胆，害怕被塔利班发现。女孩在外工作或接受教育违反了塔利班的法令。工厂一旦被塔利班得知，每个人都将大难临头。最终我们可能会被杀掉，可和这之前将要受到的虐待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尽管危险重重，我的父母和姐姐一直坚定地支持着我。

我定下规矩：女孩们需要在8点前到位，但她们得避开在同一时间、从同一门口进来。这会被塔利班的暗探发现。所以，织工们从6点到8点间分批入厂。

两个女孩由大本营的正门进来，3个走花园的后门，还有4人一伙取道花园不临街的侧门，邻居家的女孩们则直接搭梯子，从我家后院翻墙进来。8点整，所有的女孩就都到齐了，早来的可以先做家庭作业。

看到我有了工厂，还有每天清晨越来越多来我这儿工作的女孩们，“笨蛋”决定主动向我示好，他恳请我教他织地毯。尽管有些不乐意，我还是同意了。我本来没什么朋友，以前他不“笨”时，我挺愿意有他这个伴儿的。他非常幽默，但改不了“笨蛋”本色。可这不是他的错，那就是他真实的自我。

“笨蛋”学东西飞快，两个月内，他就学会了织地毯的所有技术。在我一生中，他都在同我较劲，但不管怎样，他就是超不过我，总是落后一步。或者他很聪明，让我先去冒险，然后他再模仿、改进，进而做得更好。

没过多久，“笨蛋”自己买了织机和毛线，在他家后院的一侧开起了地毯厂。他将织地毯的技术教给家里所有的兄弟，搞了一个差不多和我的一样的厂子。他开始雇用邻近所有的男孩们，给的薪水比我高，吃的饭菜也更好，还给他们讲许多笑话。

我随后也开始雇用男孩，尤其是那些姐姐在我这里工作后还要回家照料他们的男孩。但很快，为了更可口的饭菜、更高的薪水，我厂子里的一些男孩投入“笨蛋”的怀抱。最后，所有男孩都去他那里了。

“笨蛋”开始当着我的面取笑我，称我的所有男孩都被他挖走了。

不久，我发现一些大点的男孩干活更快，我便想把几个先前在我这里工作的男孩叫回来，因为他们已经是织地毯的“老手”了。一开始，我没什么办法。有一天，我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在一个热衷教育的朋友帮助下，我在大本营旁边租了一所房子，里面有5个房间。我购置了椅子和黑板，同时还雇了几个达里语和英语老师。每天完工后，我要所有的男孩们（他们大多数一次都没去过学校）学习这两门语言的读写，一共两个小时。

很快，那些被挖走的男孩全都回来了。紧接着，许多“笨蛋”那边的男孩们也想到我这儿来工作。一个月后，我的厂子里连半张织布机都再也放不下了，而我必须买更多的织布机来给那些男孩们用。

“笨蛋”非常郁闷，他见到我时往地上“呸”的一声啐一口，以示他的不满和厌恶。可一直这样下去，他可挺不住。没过几个月，他就来找我，恳求我让他的织工回去，因为他的厂子里剩下的人太少，快撑不住了。

我对他说以后不要再对我耍混，他做了保证。可是笨蛋就是笨蛋，就算他住到月亮上去，也还是个笨蛋。

我让“笨蛋”的织工们回到他那儿去，虽然他们不太愿意。我许诺说以后的课他们也可以免费上，就同我的织工一样。之后，他们一直都来上课。

“笨蛋”尝试开一个健身房来吸引我厂子里的男织工们，但并不顺利，因为他没能找到一位好的教练。他一直就是个“笨蛋”。

工厂开了一年后，第一批女孩出徒了。她们开始在自己家织地毯，同时雇用她们的亲戚和邻居。一些女孩向我借织布机和毛线，因为她们买不起这些，我义不容辞地帮助她们。几个月后，她们的地毯有了销路，被借去的织布机和毛线钱都还了回来。一些女孩在家里为我加工地毯，赚取薪水。我也开始为工厂里所有的学徒开工资，有时给那些织出优秀成品的人发奖金。

不久，我们那片地方成了专门的地毯制造区，我们生产喀布尔最好的地毯。一些女孩擅长配色，新设计层出不穷，我给她们完全的自由，叫她们随心所欲地设计。

看到这一切，我的父亲开始看重我，听取我的想法。发现我们又能挣钱了，离开阿富汗的想法又在他的心里萌芽。我对他说，要赚足够多的钱将家里所有人都带走，挣钱的事儿归我，而联系偷渡的事儿归他。起初他有些怀疑，可经过细致的讨论，看了我的成本、产量和利润统计表后，父亲最终打消了疑虑。他是一名物理老师，相信数字。

他重新开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关注阿富汗各地的情况，以此制定我们安全出国的路线。我们做了好多计划，反复推敲，以防漏掉什么。

最终的计划是：先去伊朗，随后到土耳其，最后的目的地是意大利。我们一旦到了意大利，便会试图将我的一个叔叔和他的家人接来。然后大家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接下一个叔叔。我们会将所有的亲戚都接出去，当然，这是极其缓慢的过程。我们中没有谁曾去过意大利，头脑中对它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决定去那里。

当我的父亲在寻找走私客时，我又回到大学读书。虽然大学教的东西我已经在塔利班监狱中都学过，毕竟毕业时能拿到一个学位，这对以后找工作有用，而监狱可不发学位。

用卖地毯挣的钱，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我当然能买得起一辆摩托车或轿车，可我不想炫富。大多数同学都是穷人，我希望自己看起来和他们一样。

“危险发生时，跟大伙儿保持一致。”祖父过去常这么和我说。所以我和大家一样。祖父虽然不在了，他的箴言都在我心里。

接下来的两年，我用心学习，努力工作。慢慢地，学位需要的学分多了起来，同我地毯厂的利润一样。在由塔利班带来的奇异的和平下，外国买家可以安全地返回喀布尔，我卖的地毯随之增多。一位妇女可能会因独自离家被打，可换一种看法，塔利班也为地区提供了安全保障。很多事可得以进行，例如，银行、邮政服务、各种办公渠道以及遍布全国的安全交通网络。我父亲再次去村外收取旧地毯，卖给逐渐回到这个奇异却稳定的喀布尔的外国人。

即使如此，我们要离开阿富汗的愿望从未消失。母亲镇静但坚定地提醒我们要将所有精力集中到出国上。真是讽刺，塔利班人为我们的离开反倒提供了便利。

然而，像阿富汗人往常遭受的那样，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将我们的生活彻底改变。

第25章
改变

2001年夏天，我们开始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中得知，阿赫马德·沙阿·马苏德正在策划对塔利班发起挑战。马苏德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曾在数年间不间断地与苏联人作战，阻止他们占领潘吉什尔山谷，并控制了横贯兴都库什山脉的主要通道。

在苏联人被赶出阿富汗后，马苏德曾供职于阿富汗国防部。当时圣战者组织几个派系之间为争夺喀布尔的控制权而打得不可开交，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国家遭受可怕的破坏。他是其中一个派系的领导人，这个派系受到塔利班排挤。

每个人都对他试图夺回喀布尔感到害怕，那样一来又将开启无谓的战争，我们过去几年来在塔利班统治下局势稳定所带来的成果又将失去。塔利班残忍而无知，但他们给阿富汗带来了秩序。我们又将在各派系之间无情的炮火中过着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甚至塔利班最莫名其妙的法令，也比各派系领导人朝令夕改的规定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马苏德出生于潘吉什尔山谷，那里距喀布尔北部1个小时车程。不论苏联人还是塔利班都未能将他俘获。现在，他作为潘吉什里斯一派的首领，坚决反对塔利班。如果他向喀布尔发起进攻，所有道路都将关闭，我们就无法出城了。大家都躲在自己家里，大街上尸横遍野，路边排水沟里淌的不再是污水，而是无辜平民的鲜血。噩梦又将重现。

就在几星期前，父亲终于找到一位走私客，他似乎能让我们一偿夙愿。他来过我们家几次。我们都见过此人，觉得可以信赖。他看起来很诚实，不是那种拿了你的钱就在中途把你撇下不管的人。我们通过叔叔的朋友认识的此人，中间人我们相识多年，彼此信赖。

制订的计划是我们一抵达土耳其，叔叔就把钱交给他在喀布尔的朋友。然后他会把我们交给另一位走私客，由那人带我们去意大利。

一想到即将在另一个国家过上安宁的生活，其他亲戚也将随后与我们会合，我们都感觉如释重负。我们一点也没想将面临的危险和困难。除了留在阿富汗以外，没什么能把我们吓倒，尽管塔利班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短暂的平静。

走私客与我父亲商定了我们离开的日期。我们有6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母亲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我们不能带太多的东西，因此她精挑细选我们必须携带的物品。父亲正在整理我们的家当。他整理出好几摞来，打算给每个叔叔一摞。

姐妹们忙着整理她们的衣服，对哪些衣服该带哪些衣服该撇下颇费踌躇。她们知道在我们计划去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穿好一些的衣服，但是她们都很多愁善感，从童年开始那些喜欢的衣服都保留了下来，尽管已经不能穿了。现在，我们家凌乱不堪，每个房间到处都是成摞的衣服。

在楼上我的工厂，我正在检查所有的织机。有的织机上还有未织完的地毯，这些地毯能在我们计划离开的日期前织完。有的织机上面的地毯正好织了一半，其他的则刚开了个头。我让手艺最好的织工先织即将完工的，让我一个出色的学员代我管理这个工厂，她的责任是在我们离开后织完所有地毯。之后她与我叔叔联系，由他将地毯交给鸡街的买主。一旦我们抵达意大利，这些地毯的所得将用来支付给走私客。

待我们离开、那些地毯也如期完工之后，由这个姑娘将织机分配给其他学员，这样她们就能在自己家里开始创业了。这些织机作为她们的薪水和这个月的红利。她们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可是我还得为她们漂染羊毛和蚕丝，至少得一个月，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漂染。我曾经向几位学员演示过漂染羊毛和蚕丝，但是漂染工艺非常难以预料，因为漂染的力道、羊毛的品质以及染锅下面柴火的热度，都有轻微的差异。学会如何在每一批次染物中确保每一种颜色色度相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她们仍然会犯我自己揣摩时犯的同样的错误。

大约晚上7点钟，我们度过漫长而身心俱疲的一天后，想早点吃晚饭。母亲正在庭院里烤架上烤肉串。现在每一顿饭都像是庆祝，因为我们定于10月15日动身，还有1个月零5天。即将离开我们的家族生活了几千年的国家，即将离开我生活了十八九年的地方，我们却依旧感受不到悲伤。

母亲给每人一串烤肉。是用羔羊肉烤的，味美汁多。这时，父亲说：“我们还是听听新闻吧。”母亲可不想从那个“魔鬼匣子”里听到任何消息。她之所以称收音机为“魔鬼匣子”，是因为它总是散布魔鬼的消息。她说听那玩意简直就是毁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父亲咯咯笑道：“很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趁我们还在这儿，还是让我听听吧。”说罢，他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母亲不想争执，因为她知道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相反，她在担心饭菜的事情。

突然，我们听到一则令我们停止吃饭的新闻。

“今天早晨在塔吉克斯坦边境附近阿赫马德·沙阿·马苏德的据点，马苏德在一次自杀式袭击中严重负伤。袭击者系两位伪装成记者的阿拉伯人。当时他们在采访马苏德，其中一人引爆腰带上的炸弹。

“那人被当场炸死。另外一人被抓获，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马苏德被紧急送往位于塔吉克斯坦法克霍尔的印度军队医院救治。”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完全惊呆了。我们不知道该想什么。我们该吃饭继续庆祝吗？我们应该开始哀悼吗？这则消息意味着什么？阿富汗没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早晨我们听说当天晚上马苏德不治身亡，当时那家军队医院竭力想挽救他。周围所有人，我们许多潘吉什尔邻居都哭声震天。

要离开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同学们。我不希望让他们为我要离开而他们还待在这里感到悲伤。我打算从意大利给他们寄礼物和充满温馨话语的信。

在过去3年里我们已经成为要好的朋友，虽说我有时不在大学里待着。我们甚至与那些从前线归来的塔利班分子交上了朋友。我们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在体育馆里我们也教他们如何玩双杠、如何打篮球、如何跳舞。有时在课间我们甚至还与他们一起偷听印度音乐。其中有几个退出了塔利班。毕竟他们不是骨子里就坏的人。他们只是像我们一样，希望人生中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们希望与喀布尔的姑娘结婚，在这里结婚生子。

我们告诉他们要与妻子一起做家务。起初他们以为我们在拿他们打趣，之后才发现我们是认真的。毕竟他们不想回到从前生活的村庄。最后，他们同意在家里要与女人保持平等，一起做家务。

马苏德死去的那天，同学们和我谈论他被暗杀一事。有的对阿富汗失去一位首领表示深深的关切。对在内战中他发射的火箭弹给喀布尔造成巨大灾难仍记忆犹新的其他人，则对他的死亡幸灾乐祸。

有的同学斥责其他同学，好像我们就是记者似的，说：“我们的工作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搜集所有事实，告诉人们真相。”我们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作为事情发生后应该如何立即准确报道的新闻范例。我们随身带着收音机，通常都有耳机，以便在课间能听一会儿。

在我们谈论马苏德的时候，一位同学正在收听新闻。他突然大声喊道：“安静！安静！纽约出大事了！”

他从收音机上拔下耳机，我们听到这样一则新闻：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我们在许多电影里见过世贸中心，尤其是那部描写一只巨猿将世贸中心当成一副梯子攀爬的电影。我们能在心里清晰地描绘出世贸中心双子座大楼。午后我们站在大学校园的树荫下，从那个收音机收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另一座大楼。我们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身边被带走了。“美国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阿富汗又能寄予什么希望呢？”我们彼此问道。

与之相比，马苏德的死显得黯然失色了。我们完全把他遗忘了。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如是说：

“马苏德被暗杀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前两天。那些相信奥萨马·本·拉登下令实施暗杀以此来帮助他的塔利班保护者并确保他与塔利班进行合作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暗杀意味深远。据报道暗杀者在马苏德的问题上表明过要支持本·拉登。”

奥萨马·本·拉登，不就是那个据说住在我们家附近那幢房子里、号称“坏事大王”的人的名字吗？

有些同学说美国很快就会袭击阿富汗。美国人会像苏联人那样。他们到处扔炸弹，使每一座村庄和城市变成一片焦土。

对此我不敢断言。我想美国离阿富汗太远，不会攻打阿富汗的。他们在另一个大洲上。他们干吗要来阿富汗呢？如果他们想抓住奥萨马·本·拉登，会派特工来的。毕竟他们不会为了一个人而攻打整个阿富汗。

“即使他们想这么做，”我暗自思忖，“我们也已经离开了。那时或许我们已经到了土耳其，甚至意大利。毕竟攻打阿富汗这种事不太可能。”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收听差不多一小时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他们一直说美国要攻打阿富汗。但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现在公路仍旧开放。离我们动身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对这次能真的离开阿富汗抱的期望越来越大，同样也担心有什么事情会阻止我们动身。

在我们动身前的一星期，几位叔叔、婶婶和堂兄弟们来到我家。那个星期日晚上稍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了顿持续很久的晚餐。最后，他们与我们话别，收拾好父亲为他们每一家留下的东西。

那晚天气很凉，我们没有在庭院里吃饭，而是挤在九塔城堡一间屋子里，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围着一张台布吃饭，那场面很温馨。我们心里清楚这种场面也许不会再在阿富汗出现了。我的堂兄弟们问我是否会给他们寄漂亮的礼物。我允诺一到那边就给他们寄很多礼物来。

在开玩笑当口，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好像是炸弹爆炸的声音。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我们家有的窗户被震裂了，但没人受伤。多年来，我们在窗前围上了塑料布，防止破碎的玻璃掉下来砸伤我们。我们一齐冲到院子中，爬上楼梯来到大平台上，顺着伫立在那儿的梯子爬上屋顶，想看个究竟。

我们看到位于恰拉–诺伯利亚和祖父的老房子之间的一座小山的山尖，上方高耸着电视天线，升起一个看上去像巨大的蘑菇一般的黑云团。大家都称那座小山为电视山，而不叫它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名称：科赫–阿斯麦。

我们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我们以为也许是电视山上塔利班的什么武器走火了呢。不一会儿，又一枚炸弹落在离我们住的老城堡非常近的另一个塔利班营区爆炸了。大地又一次摇晃起来。我们互相扶着。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沿着屋顶跑向最后一座高塔，那里视野更好一些。之后我们听到一架飞得很高的飞机，就像姐姐说的那样：“在空中一闪就不见了，离天堂那么近。”

飞机飞得太高了，地面上任何大炮也打不到它。很快这里又来了更多这样的飞机。就在我们观察的当口，他们开始轰炸塔利班营地、防空设施和训练场地，之后他们对准塔利班指挥官和通讯设施所在地，以及军事基地。

“他们不是乱投弹，”母亲说，“他们不像苏联人或者军阀那样到处乱扔炸弹，瞧他们轰炸目标时有多么小心。”

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投掷炸弹的是些什么人。

我们都把衣袋里的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频道。现在，大家都爬上梯子来到屋顶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如是说：

“美国和英国军队开始朝阿富汗战场空投炸弹，目标是塔利班武装力量和基地组织。据报道称对首都喀布尔的攻击行动，导致那里的机场电力供应中断，受到攻击的还有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老家坎大哈的军事中枢，以及有许多塔利班训练营的贾拉拉巴德。”

我们看见一枚大炸弹落在附近的机场，塔利班在那里有一个大营地。我们惊奇地彼此对视着，谁也没说话，因为我们不能错过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里的每一个字。

突然，我们都被母亲的举动分了神，她正朝空中挥着手，冲父亲高喊。

“没活路了，没活路了！“她像疯子一般尖叫道。

“出什么事了？”姐姐问道，声音一反常态地透着惊惧。

“他说他不想离开了！你那犟得要命的父亲不想离开阿富汗了！都准备好了，可他说我们不走了！”她大声责骂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今晚发生了太多奇怪的事情。

“他又像一头骆驼那样不动地方了，”母亲绝望地说，“一旦他下定决心，谁也休想令他改变主意。”母亲说着，下了梯子来到下面的平台上。婶婶们围在她身边。

“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过来，儿子。大家都到这儿来。”他说。与母亲不同，他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席地而坐。美国人的战机继续朝他们的打击目标投掷炸弹。一架隐形飞机每次发射，我们都见到一团火光，当炸弹击中目标并伴以一声巨响后，我们瞧见第二团火光，随后便是地动山摇。

“阿富汗人互相争斗了上千年。”父亲说这番话时，盯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老师，我们就是他的学生。“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互相袭击和掠夺。但是，有两件事情将我们维系起来：爱真主，憎恨入侵者和敌人。除非弄清楚美国人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戴着朋友面具的敌人，否则我们不会离开阿富汗。”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不走了?!”姐姐问道，失望和恼怒溢于言表。

“哪有人在乎谁入侵我们呢？”“笨蛋”问道，“我敢肯定他们会比塔利班或各个派系强。”

“不，我的孩子，”父亲说着，伸手把他拉到近前。“我们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让外人入侵我们的土地。保卫母亲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离开这个你称为国家的大烂摊子！”母亲从下面的平台冲父亲吼道。她站在下面黑魆魆看不到的地方，只有炸弹击中目标，闪光中她的身影才会现出片刻。“我们的责任是保住我们的命。”她走到梯子底端，这副梯子通向上面我们和父亲坐着的地方。她逼视着父亲。

“在圣战者组织攫取政权之前，我们把他们当成救生者。结果，他们成了草菅无辜生命的祸害。塔利班也是一样。这些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目标一致，只不过打的旗号不一样罢了。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没看到他们玩的花样吗？你没看到从哪儿开始，要往哪儿去吗？”自从我们被赶出祖父的房子以来，母亲这些年所有的愤怒都爆发出来了。

“你也许说得对，”父亲平静地反驳道，“但是在我弄清楚这些人的真面目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我们转过脸去，想知道母亲会怎么回应，可是她转身走了。她对父亲的了解胜于他本人。她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的回答。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她就走了。

我们按原计划离开的日子到了，又过去了。父亲没说什么。母亲也不和他说话。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失望和沮丧。自从祖父去世以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想和他谈谈心。可是他无法听我说话。

晚上，我来到院子中，坐在金合欢树下。每当心情很糟，我都会坐在那棵树下，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觉得自己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靠近瓦基勒。他就是在那里与我们度过最后的时光。我也只能通过死的方式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吗？

美国飞机没日没夜地持续轰炸。这场战争与同苏联人爆发的那场战争完全不同。苏联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一次轰炸就炸毁整个村子。美国飞机在他们的打击目标上方飞得很高，一次仅投放少量炸弹。

当炸弹每夜恰好落在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车臣、旁遮普和沙特阿拉伯的其他宗教狂热者头上时，清真寺里正在祷告的人们呼号之声响成一片。

快到冬天了，天气骤然变冷。日常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对战争已经习以为常。在阿富汗很少有战争中断的时候。

天天炸弹爆炸声不断，除了去找便于找到的食物以外，没有人离开家。很难得到关于喀布尔真实情况的消息。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改变的细微迹象。随着一星期接一星期地过去，塔利班连同他们长长的宽松衣裤、黑白两色的头巾以及涂了黑眼影的眼睛，开始消失了。他们不会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与当初他们占领喀布尔时，圣战者组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只不过没那么明显罢了。

从塔利班来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从不正眼看他们，当他们经过时我们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现在情形正好相反，大街上的塔利班分子越来越少，我们附近也许只有两三位而已。他们看到有人走近时，轮到他们的眼睛盯着地面匆匆走开，直奔他们占据的某个大院子。

其他事情也令我们感到惊奇。离恰拉–诺伯利亚不远的一幢很大的清真寺附近，总有一个塔利班在十字路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专司报告祷告时刻的宣礼使一开始喊，这位塔利班分子就摘下头巾放到椅子上，作为他要去行洗礼的标志。有时他甚至会丢下鞭子。顷刻，附近街道上的一切——事实上是整个城市——会陷于停顿状态。司机把车停在路中央，奔向清真寺。店主把他们在架子上精心摆放的一层层石榴和葡萄丢下不管，径直冲出门，甚至门都顾不上锁。他们知道没有人来偷东西。在塔利班倡导的公正之下，一个窃贼的手会被剁掉。

没有人戴头巾，没有人手上握着鞭子，十字路口也不再有塔利班分子坐在椅子上，那一天还是来临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但只要大家还遵守塔利班的法令，就会安然无事。

一星期接一星期，美国人的轰炸还在继续。有的晚上投的炸弹多些，有的晚上少些。飞机不开照明灯，在炸弹落地前几秒钟我们才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

每天晚上，母亲和舅舅还有我都会坐在塔顶上，裹着被子观看炸弹爆炸时火光一片的景象。几秒钟后随着整个城市地动山摇，我们觉得爆炸的冲击波正向我们滚来。为了消磨时光，我们便打赌接下来哪个塔利班营地会遭到轰炸。有时舅舅赢，有时母亲赢，有时则是我赢。

我们听说有些投弹的飞机是由女人驾驶的。这个消息令我们愕然。女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我们扪心自问。美国必定是个伟大的国家，大家纷纷议论道，他们竟然派女人就能击败塔利班。我们没见过美国男人是什么样子。陆地上见不到美国大兵，只有他们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

一天晚上，在毛拉最后一次宣布祷告时刻之后，我们来到屋顶上。轰炸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们在最后那座幸存的高塔附近坐下，开始听音乐。这是真正的音乐，不是塔利班那种没有伴奏的清唱。音乐从与我们相邻的胖老师那幢房子缓缓飘出。胖老师住在花园下面那条街的对面。我们的脸上挂着困惑的微笑，互相对视。因为富有，胖老师数次受到塔利班残酷的对待。此刻，他儿子在窗户上放了个非常大的扬声器，音乐就像汨汨的泉水一样喷涌到街上。

“塔利班已经走了吗？”舅舅问道。他的声音和双眸充满了期待。我们没有作答。

在过去4天里我们一直听人传言，说每到晚上住在马卡罗延公寓里的人便播放音乐，音乐声从楼上黑洞洞的窗户飘出来。我们真的不相信那些传言。也许那些传言是真的。

不久，我们听到从附近另一幢房子飘来更多的音乐。之后是别的房子，一幢接一幢。再后来便是我们隔壁，他家女儿每天都爬梯子来我的工厂做工。最后竟然从我们自己的院子传出悠扬的乐曲，有人在汽车蓄电瓶上放了一台录音机，那天晚上我们家没有电。大家从隐蔽处拿出扬声器，固定在窗台上。他们放的音乐声音调到了最大，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有。

阿赫马德·扎希尔（Ahmad Zahir)、罕加马（Hangama）和阿赫马德·瓦里（Ahmad Wali）、乌斯塔德·萨尔班（Ustad Sarban）、拉塔·曼格卡尔（Lata Mangehkar）、穆罕默德·拉菲（Mohammad Rafi）、加吉特·辛格（Jagjit Singhe）、乌斯塔德·拉希姆·巴克什（Ustad Rahim Bakhsh）、乌斯塔德·贝尔图恩（Ustad Beltoon）、乌斯塔德·多拉依·洛加里（Ustad Doray Logari）……音乐声划破夜空，遍地悠扬。感觉整个城市都因为音乐而沸腾了，每一个音符都传达着我们难以置信的信息：塔利班走了！炸弹的爆炸声还在继续，但现在却很难听到了，都被掩盖在音乐之下了。

我们下面的庭院里、大街上、还有邻居的庭院里，人们纷纷从自己家走出来，以一种这些年从不敢放纵的方式尽情欢呼，放声高喊，纵声大笑。现在，随着每一个音符在黑暗中回荡，传出的一条信息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塔利班走了。塔利班走了！

我的姐姐妹妹们、堂兄弟们还有老城堡的邻居们一起冲到庭院中，想看个究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那些没有人能回答上来的问题。

我瞧见父亲站在金合欢树下，望着他们。自从炸弹袭击开始以来他说的话都应验了，我知道他在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美国人是来帮我们还是入侵我们的？他需要了解比音乐更多的事情，那就是阿富汗已经回到人民手中。他环顾四周，过了几分钟他一声不响地回到房间里。

胖老师的儿子们开始播放传统的阿坦鼓乐录音。鼓乐声一响起，其他音乐便相形见绌。借着花园后面路中央停着的一辆摩托车发出的亮光，我们发现有20多个成年人和小伙子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节拍舞动身体。他们当中有的身着紧身牛仔裤或者色彩斑斓的T恤，自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以来，他们的装束一直藏着不敢示人。从家里出来的其他人，一见自己还穿着宽松衣裤，便马上转身回去了。几分钟后，他们一身西式打扮回到街上。有一位年轻人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没有一个人戴头巾。

其中有两人双手举过头顶，拍手示意，阿坦鼓乐开始响起。

刚才还乱哄哄的民众很快围成一个圆圈，按照阿坦鼓乐第一个节拍迈出第一个舞步，这是过去5年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翩翩起舞。刚持续了10秒钟，男人们便纵声大笑，没法继续跳下去了。他们站在那里高喊，彼此拥抱，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身不由己地跳起舞来，在塔利班来之前的几千年里，跳舞毕竟是阿富汗人表达喜悦的一种方式。街上飘荡着鼓乐之声，不久人们又重新围成一个圆圈。有的开始迈出有节奏的优美舞步——起初很慢——其他人为他们欢呼喝彩。

随着第二首阿坦鼓乐响起，母亲双眸噙满泪水，喜极而泣。她没有刻意掩饰，只管开怀欢笑。

母亲站起身，解下围巾，松开头发上的环扣，身体微微后倾，在夜色中将头从一边摇向另一边。一股微风拂过她的发际，发梢向上微微飘起。这时，不远处一枚炸弹爆炸，爆炸地点也许就在“坏事大王”那幢大房子里，那里住着许多塔利班分子。借着炸弹浅蓝色的亮光，母亲的面庞映入我眼帘。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美。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她没戴围巾，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站起身，观看下面街上的人们舞步飞转，没戴头巾的脑袋晃来晃去。我就站在母亲身边。我真想加入他们当中，19岁的我还从未跳过舞。尽管担心自己真跳起来准像只山羊一样笨拙，可心里那种冲动始终难以遏制。然而，我性情中像父亲的那部分还是占了上风。在对这些向我们国家扔炸弹的人有更多了解之前，我是不会开怀庆祝的。

舅舅也站起身来。他像只鹰一样张开双臂，仰望星空，开始跳舞。母亲兴奋地拍着手，几乎笑弯了腰。

随着阿坦鼓乐重击节拍正好与另一声爆炸同时响起，我用胳膊揽住母亲，想到她和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安然无恙所做的一切。现在我长得比她高了。我已经到了一个阿富汗人的儿子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的年龄。我应如何尽可能地回报他们对我们的爱呢？

母亲头枕着我的肩膀，伸出双臂抱住我。她深深叹了口气。想到日后更多的不确定性，我把她拉得更近了。

一个敲着挂在脖子上的腰鼓的人，加入街上的队伍中。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身着传统阿富汗服装、头戴金光闪闪的帽子。随着迈进跳舞的人围成的圆圈，他在扬声器近前敲起鼓来，鼓乐声愈加急促，围观的人开始狂热起来。

阿坦鼓乐正好到了鼓声急促的环节上，跳舞的人普遍开始跟不上节拍，一个个精疲力竭。可是鼓声越急促，那个人的举止越令人们狂热。人们先往一个方向旋转，然后是另一个方向。这个晚上没有人中途离开。事实上，先前驻足观看的人也禁不住加入起舞的人群队伍之中。

我为那些人欢呼，尽管我知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喊声。我不停地为他们加油呐喊。

他们跳啊，跳啊，跳啊……

后记

人在旅途

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了。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他们虽然暂时把塔利班赶跑了，但比起对我们国家的兴趣，他们显然更关注自己的政治。

来阿富汗的许多外国人口口声声说帮助我们，可离开时都满载而归。我们等着看除了军事基地以外，他们还会修建什么。

多年来我们一直盼望他们能帮我们修建供水系统，这样我们就不必用水桶从公共水泵拎水了；或者修建污水处理系统，这样我们就能远离排水沟发出的恶臭和带来的疾病。尽管我们终于用上电了，可是电力来自其他国家，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重建水力发电大坝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用上自己国家发的电。

当看到那么多的钱被外国人浪费掉时，我想起了祖父。有一天，他坐在紧挨着窗户的一个长垫子上，沏了壶绿茶，对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时我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正醉心于自己的事情。但我总是有时间与祖父待在一起。我坐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张虽说苍老但并没有多少皱纹的脸。

“毛拉·纳斯鲁丁以前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当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在穆斯林世界，毛拉·纳斯鲁丁生活在民间传说中，但祖父始终声称他是我们的邻居。他伸出一只胳膊把我向他拉近，我冲他笑而不语。

“每天早晨，他都骑着他那头驴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这样？真主以此向人们表明荒原的真正意义。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邻居阿里·汗（Ali Khan）对这个老头日复一日到同一个地方充满好奇，碍于对他的尊敬而没有直接问。于是阿里·汗派一个儿子去问纳斯鲁丁，做点什么才能使毛拉·纳斯鲁丁生活得好一些。

“毛拉·纳斯鲁丁见到阿里·汗的儿子非常高兴，递给他一块硬糖，由于糖在口袋里放着，上面还沾有衣服上的线头。这个小伙子礼貌地婉拒了。然后，毛拉·纳斯鲁丁问他：‘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其他人在哪儿呢？’”

“阿里·汗的儿子问毛拉·纳斯鲁丁：‘你希望谁来呢？’”

“‘哦，’他说，‘某一天这里会发生好的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会有一大群人汇聚于此。而最先来这儿的人是我。’说着，他脸上浮现出招牌式的微笑。‘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我一直等着那一时刻来临。’”

祖父将茶杯举到唇边，我咯咯笑个不停。尽管我已经过了听毛拉·纳斯鲁丁故事的年龄，但对参透故事中蕴藏的智慧而言又太年轻了。我之所以笑起来，是因为我乐意跟祖父在一起。现在这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要是在阿富汗外国人的钱真能带来好的结果的话，像纳斯鲁丁一样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直到那时，我每天都在等待，等待，等待。

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们需要翻译人员。在6个月时间里，我自学了足够用的英语，以至于能为他们服务和赚美元了。因为极度需要人帮忙，他们对于语法是否恰当并不在意。在还没有为美国人工作时，我就开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节目和看美国电影来练习英语了。我在说和写时从不会对犯错感到难为情。当有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总是心存感激。

我第一份工作是陪美国大兵。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许多有趣的词汇。稍后，我为联合国工作，结果发现从美国大兵那里学到的词汇在办公室里不能使用。有几次我用了，人们脸上现出惊愕和困惑的神情。

现在，我能说一些英语，我和父亲一起接手了我们家族的地毯生意。我从未试图重新启动我的工厂，至少不再按以前那种方式经营了。我已经把织机赠送给别人，不想再要回来，因为许多织工没有其他赚钱门路。外国人如潮水般涌入喀布尔，为人们在家里织成多年而现在想出卖的地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新市场。我不需要自己制作地毯来做生意。因为我会说英语，能将他人的地毯卖给外国人。这给了我与许多国家的人打交道的机会。

美国人总是很友好。他们买了许多地毯，而且都是按我要的价格付钱。他们总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地毯：在哪儿制作的，由谁制作的，图案有什么涵义。他们数次邀请我去大使馆专门介绍阿富汗地毯。“地毯织匠是诗人。”我告诉他们，“而地毯就像诗人的作品——诗歌。”我尝试教他们如何读地毯的“诗句”。

法国人来了，打量地毯，四处乱扔，指出那些地毯的瑕疵，之后不想按地毯应有的价值来付钱。为了一点点折扣，他们宁可用几个钟头时间讨价还价。其中有些人成了我的朋友，还从巴黎给我带来黑巧克力。我短暂造访过巴黎两次。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他们为我烧的菜太好吃了，以至于我禁不住想知道在我一生中除此之外吃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能被称为食物。我赞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古建筑的评价，这种坦率的方式是阿富汗人所欠缺的。

意大利人总是大声嚷嚷。他们在鉴别地毯之前，会要一杯茶。然后我们会就很多事情聊很久。最后，他们检查线头时，我们才开始讨论地毯。他们会要更多的茶，然后开始讨价还价，偶尔还会开开玩笑。这个过程要持续几个钟头。突然，他们按足价付完钱，便匆匆而去，这是因为他们做别的事情要迟到了。他们非常像阿富汗人，总是很友好，穿着得体，吃着大餐，一分钟前还哈哈大笑，一分钟后就大声嚷嚷。我去意大利时见到了所有想见的东西，我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自己家。”

我有幸造访英格兰，在那里认识的所有人都对我照顾的很周到。英格兰的乡间美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天堂。但是，我在喀布尔认识的许多英国人举止言行都恪守英国老派传统。

一位颧骨高耸、长得瘦骨嶙峋的英国人租下了诺伯利亚的一部分。他把庭院里所有大的老树和紫丁香都砍倒了，甚至连我们安放瓦基勒尸体在其下面的那株金合欢树也未能幸免。他说这些树栽错了地方。

回想当年即使在最糟糕的干旱年景，我也每天两次骑自行车从唯一的水源地用水桶驮水回来浇灌那些树。那个水泵距离诺伯利亚超过一英里路程，要翻过理工学院那边的小山丘。

这个英国人希望在诺伯利亚能占用更多的房子。于是，庭院外面两户在这里住了30多年的非常贫困的阿富汗家庭，被迫离开这里。其中一户是哈扎拉人家庭，这家的女儿曾爬墙到我的工厂做工。他们离开时不得不卖掉奶牛，而牛奶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意味着他们的女儿必须辍学出去找工作。

对此，祖父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某处彼此会意地点头。请真主让那个英国人有点慈悲之心并引领他到正道上来吧。

与此同时，在所有那些整天炸弹横飞、皮鞭乱舞、向人投掷石头的日子里，我们朝夕梦想的真正的阿富汗还是没有回来。2004年我们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之后，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在两年时间里，许多阿富汗人从他们逃难至此并开始创业的异国他乡纷纷回到故里。有的在喀布尔和外省建了很高的现代建筑。当时给人真实的感觉就是，阿富汗终于又回到人民手里了。

但是之后事情变了，我们很快了解到，并非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问题。

我去商务部为我的地毯生意注册。我认识部长的特别顾问。在她的帮助下，我在一小时内完成了所有必要的书面申报手续。之后，我不得不将填报的资料交到财政部、司法部和警备司令部，还要履行很多程序。

在那些地方，我不得不求很多人为我盖章，即便没人告诉我盖那些章是做什么用的。并且，为我盖章的每个人都要向我索取贿赂。当然，他们不直接要钱，而是说：“要是有糖果就好了。”我给他们一些阿富汗尼，他们才做了本来属于他们分内的事情。

这天慢慢过去，我兜里的钱也快用光了，很是恼火。我来到街上一个小贩近前，用仅剩的钱买了一袋硬糖，是那种喝茶时才放一块的糖。从那以后，每当有人向我要糖，我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给他。他们一只眉毛上挑、另一只眉毛下压地盯着我。我装傻充愣，冲他们微笑，好像我真不明白“糖果”是什么意思似的。

一个人说：“我要的不是这个。给我真正的糖果。”

“这就是真正的糖果啊，非常好吃。”我说，“瞧，这种糖从波兰绕了半个地球才到阿富汗。成分健康易消化。他们用蜂蜜代替蔗糖，是真正的奶糖。非常好吃！”说罢，我吃了一块，一副非常好吃、非常满足的神情。

“笨蛋！我要的是钱。”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

“钱？为什么啊？”我问道，假装很吃惊的样子。

“因为处理你的申请文件。”他说，声音介于大声和耳语之间。

“那可是行贿受贿啊。”我眼睛睁得老大地答道，“行贿受贿可是犯罪啊！在伊斯兰教中这可是被禁止的！你想让我们两人都成为罪犯吗？”

“你是傻瓜吗？”他望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以前可没人叫我傻瓜的！”然后，我愈发温和地补充道，“我只是想向你解释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

很快，他决定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他心里清楚可以从下一个来办事的人身上索要贿赂。他审核了我的申请文件，按下办公桌上的铃。一位警卫急三火四地进来，那人对警卫说：“把这个患精神病的家伙带出去！”

“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也不是罪犯，我也不是行贿者，也不愤世嫉俗。现在，请告诉我谁是精神病患者？”说完，不等对方回答，我一脸微笑地往外走。

自从那天晚上我们在房顶目睹美国人投下第一枚炸弹以来，已经过去十余年了。我经常想起一些人——好人和坏人——都是我在艰难岁月认识的，我颇为好奇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

尽管我在许多地方寻找过贝拉尔，但再也没见过他。如果他不在了，请真主保佑他灵魂安息。要是他还活着，我祈求真主能让我们某一天还能重逢。

祖父和我发现头盖骨的那个花园，喷泉上面盖了3栋房子。

我打出租车时，司机有时会抄近路，每当此时那些可怕的记忆就会在眼前浮现。我身体前倾，请他走另一条路，因为那里会勾起我想忘却的一段战争记忆。每个司机都明白这点，他们总是转个弯，寻找其他路径。

我再也没见到那位被迫卖身的年轻老师。我希望她能赚足够的钱，好到另一个国家开始一段新生活。尽管我们是在那种环境下相识的，但我想到她时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

我再也没在塔什库尔干见到我从他们的花园偷了5个石榴的那家人。现在，也许他们在美国生活呢。我听说那个花园5年前就成了一片废墟，当时有人又在原址种上了植物和果树。我曾到过那里，可是当地人说他们从未听说过哈姆扎和他的家人。我纳闷的是哈姆扎在别的地方真的能快乐吗？

有时，我的库车表兄弟们晚春时节赶着羊和骆驼走到喀布尔附近时，会给我父亲打电话。他们从贾拉拉巴德冬天的家赶往阿富汗中部高原地区。他们依旧保持库车人的习性，但现在都用上了手机。

从前那个喜欢吹笛子的牧童奥马尔·汗，现在在德国生活。他成了一名汽车技工。他同另一位在德国出生的阿富汗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行。他德语说得很流利。自从离开阿富汗以后他再也没回来过。现在，他在等德国政府给他签发德国护照，这样他就能到阿富汗探亲了。

亚伦·汗现在住在希腊。他成了一名裁缝，娶了一位漂亮的希腊女子。因为库车人只能与库车人结婚以保证血统正宗，所以亚伦的父亲不高兴，他们不与他联系，但通过奥马尔·汗了解他的近况。

所罗门·汗留在了库车部落。他有两位漂亮的妻子。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3个漂亮的女儿，而第二个妻子则给他生了两个英俊的儿子。他还是话不多，但他教会了妻子和孩子读书和写字。

我的许多同学，包括那些我们互相揍对方来庆祝毕业的同学，还与我保持联系。其中有几个在毕业两年内纷纷去了印度。还有两位通过与已经在那里定居的表亲结婚，拿到了去欧洲国家的签证。有5人在喀布尔，生意做得很好。3个同学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其中两人本来拎着水果正赶着回家吃晚餐。在我们心中永远保有对他们的怀念。

一天晚上，在喀布尔举行的一个派对上，我听到那个施虐狂扎达德的消息，说他在英国被关进监狱了。本来他在伦敦躲藏了起来，但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发现了他，他以反人类罪被拘捕。

有个外国人——他是很少几个真心帮助阿富汗的人之一，告诉我在一个全是由大师演奏音乐的公园里，他被要求出庭作证指控扎达德的罪行。要进行两次审判才能给扎达德定罪。这位外国人也说那只“狗”已经死了，是在普里查基区监狱里执行的。在那天晚上之前，我曾试图用互联网查询扎达德和“狗”，但这么做令我觉得非常恶心。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太清晰了，我不在乎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要是他们死了的话，我祈祷他们下地狱的最底层。

对那个发射火箭弹炸死了瓦基勒的加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来说，地狱是他最好的去处，而永恒只是短暂一瞬。他还活着，还在作恶。

塔利班被赶走后，外国人开始涌进喀布尔，哈吉·努尔·谢尔从印度回来了，他在沙赫勒–瑙购物区中心地段的地毯生意重新开张。他回来就住在恰拉–诺伯利亚他的房间里。他离开的那些年，他先前住的房间一直锁着。一天他出现在庭院里，喊了一句“Malem”，达里语中“老师”的意思，他在喊我父亲。当时我们刚吃完午饭，父亲正准备午睡，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们马上跑到院子中，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就住在诺伯利亚，而他的家人还留在印度。有时，他去看望他们，但在喀布尔他是最快乐的人，因为周围是他心爱的地毯和朋友。他和我父亲每天一起用数小时时间收地毯，然后再卖出去。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他们很高兴彼此又能在一起做事了。

尽管他从未明说，但身体开始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有几次他去印度看医生，回到喀布尔后似乎病情变得愈发严重。在他又去印度几星期后，我们接到电话说他过世了。我们感觉自己也随他一同去了。他的善良和慷慨使得我们全家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得以幸存下来。

我们一直未能得知他去世的确切原因。

最近，我去拜访那位哈扎拉面包师，对他将我从塔利班强奸犯的魔爪下解救出来表示谢意。

我去面包店拜访过3次。每次我都控制住不提那些事情。除了我们两人，店里没有别人。他始终坐在柜台后面，望着人行道和拥挤的大街。

不知为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觉得很虚弱，尽管我非常想和他说话，告诉他我是谁。但每次我都要了一个大塑料袋，买了几大盘饼干，装了满满一袋子。然后，我让他称一下袋子。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盯着他的脸，想说点什么，可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付了钱后，然后就出去了。

他比那些年略胖一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以前藏我的后屋现在被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烤箱占满以外，他的店也一如从前。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个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他和其他几位工人一起操作那台烤箱。

我第四次去面包店，我说：“我来不是为买东西。”说这话时我呼吸急促、心脏怦怦直跳。他能看出我很紧张。

“慢慢说，年轻人。”面包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与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完全不同。“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来这儿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我说，呼吸还是有点急促，好像刚跑了几英里似的。

“我应该向你表示感谢才对！”他脸上挂着微笑说道，“你喜欢本店的蛋糕和饼干，我很高兴。”

“是的，味道很好，可是我想感谢您，是因为多年前您救了我的命。”我说。

突然，微笑从他那张圆圆的、典型的亚洲人的脸上消失了，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的眼睛。他眯起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过马路时被一个塔利班分子逮住了。为了逃脱，我大喊‘炸弹，炸弹，炸弹，塔利班车底下有炸弹’。人们四散奔逃……”

他打断我的话：“你跑到这儿来，就站在那扇窗户后面，你说，‘没有炸弹，这场混乱是我一手导演的，因为一个塔利班分子出于邪恶的理由要抓捕我。’我把你往外推，因为我担心受到牵连。”他略一停顿，“之后我看到你眼睛里那绝望的神情……”他的声音开始变小。

“您把我拉到里面，让我藏在面粉袋子后面……”

他又打断我：“你一个劲地打喷嚏……”

说到这儿，面包师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给了我一个久久的、大大的拥抱。现在，我们两人一般高。他胸膛柔软并且肉乎乎的，身上一股面包和烤箱的味道。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有很多次我想起你。我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没有。你再也没回来。”面包师说。

“我害怕极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把你送到你家门前，过后的几个月我曾经无缘无故被捕过3次。你知道的，他们恨我们哈扎拉人。他们就是野兽！对他们来说我是个很好的猎物。那些混蛋把我的钱榨取一空。第三次抓我时因为没钱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像除尘机清除地毯上的灰尘那样揍我。”他说。

他脸上现出夸张的笑容，仿佛在讲一则有趣的笑话。这就是我与我的同胞最投缘的原因。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他本来应该战战兢兢，可是他谈到过去时，就像在谈一件趣事。

“你们还住在老城堡里吗？”他问。

“我们在那里住了16年了，但不会再住下去了。”我说，“在塔利班被赶出喀布尔以后，城堡拥有者哈吉·努尔·谢尔的一个遗孀从印度回来，想把老城堡租给外国人赚大钱。她要求我们搬走。我们不介意。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没有其他家庭与我们一起分享庭院。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可去。塔利班强迫我们把位于科特–圣希的房子卖给了他们，其实是送给他们的。我们承担不起在平原地带买任何一处不动产的费用。一个擅自占用别人土地的人在科赫–阿利亚巴德——我们以前称其为狙击手山，就在喀布尔大学对面——住了很久，以高价卖给我父亲一小块地。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幢房子。我希望你能来我家做客。”

“我会登门拜访的。”他说。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地址。他也留了他的地址，然后递给我。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但他不能招待我，因为正是斋月期间。他要我答应在宰牲节期间来他这儿做客，那段日子我们要用3天时间走亲访友，来庆祝斋月结束。我们又聊了其他事情。他很健谈，见多识广，肚子里装的事情真多，讲的笑话有趣极了。

我发现他不仅仅是个面包师。他从喀布尔大学文学系毕业，在喀布尔大学教了两年书。不过，在那里教书挣的钱无法供养一大家子人。于是他放下教鞭，做起家庭烤面包生意。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已经开了三家店。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各自的孩子，全都与他住在一个庭院里，就像当初我们和祖父住在一起一样。

“你仍要及时回家吃晚饭，不然你妻子会担心你？”我问他。

“噢，当然了！毕竟她是老板嘛！”他说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姐姐实现了她的梦想：她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建筑师和工程师。那时她已经结婚，有个可爱的儿子，孩子的名字还是我给取的呢：苏莱曼。这个名字我始终很喜欢。不论在许多传说故事里，还是在《古兰经》和《圣经》里，苏莱曼都是个重要人物。实际上，这个名字很少有人读错。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经常梦到苏莱曼的魔毯，我站在上面飞到那些有趣的地方，一路上切下最漂亮的风筝。

现在，我姐姐的取笑对象换成她丈夫了。她丈夫是个好人。他也回敬她。为此，姐姐经常抱怨。我面带微笑地告诉她：“恶有恶报。”

这些日子，她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有时她还说我吃东西弄出的动静就像头奶牛一样。也许我真是这样，尽管我自己并不那么认为。这些话将我带回到在哈姆扎父亲的花园里偷石榴的那段回忆当中。

他们结婚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丈夫对她说：“给我讲讲你弟弟妹妹的事儿。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在他们结婚前他在别的国家住了几年。

她告诉他我们小时候住在科特–圣希祖父的房子里，内战爆发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今非昔比的，我们作为难民如何栖身于恰拉–诺伯利亚，然后如何竭尽全力才从摧毁我们国家的疯狂中挣脱出来。后来姐姐告诉我，当她开始讲述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帮助父母支撑这个家庭的时候，她泣不成声了。她丈夫见状，将她揽在怀里。

午夜时分，我听到敲门声，于是推开窗户看看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们。一见来人是姐姐和她丈夫，我非常惊讶。我走下长长的楼梯，来到门口开门。在我跟他们打招呼前，姐姐一下子抱住我，忘情地吻我，满面泪痕。

“出什么事了？”我惊慌失措地问。

“没事。”她丈夫说，“她刚谈到你，突然说她需要见你。”

我请他们上楼。除了母亲，家里其他人还都在睡觉。见到姐姐，母亲很吃惊，姐姐那时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丈夫找了条毯子和被单，去睡觉了。姐姐、母亲和我一直未睡，而关闭了声音的电视一直开着。我们举行了一场没事先预料到的茶话会，将过去的事情娓娓道来。以前我们从不回忆过去，那些日子留给我们的创伤太深，伤口很容易被揭开。还是将那些创伤留在过去为好。

“哭吧精”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比我英俊，也比我高，比我壮。他满身肌肉，我们扳后腕时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不哭了。事实上，他很像我父亲，总是喜欢开玩笑。但是，我喜欢记住他以前的绰号，令我不禁想起我们与库车人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现在，他在大学读法律，希望能为我们的国家带来秩序。

4个妹妹都在接受教育，尽管阿富汗有些人仍旧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都有很高的抱负。一个妹妹学管理，另一个学农业。最小的妹妹说她将来要当护士。阿富汗将从优秀的管理人员和能种树的农业专家那里获益。而作家能将我们人民的喜怒哀乐诉诸笔端，护士能抚平我们受伤的心灵。两个大一些的妹妹都嫁给了非常好的人。

母亲从未真正放弃过在银行的工作。在内战期间，当时战火连天非常危险，她才中断工作。之后，她被塔利班禁止工作。在塔利班被赶走之后，有一天她去看看银行的情况，第二天就回到了过去的岗位上。银行没有招聘他人顶替母亲的工作，因为那里没有人负责招聘。几年后，她离开了银行，在阿富汗灾害管理局谋到一份工作，在那里她觉得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她工作非常努力，很快便将政府援助发放到遭受地震、暴风雪和其他灾害的社区。

父亲还在哈比比亚中学教物理。他是唯一一位从战前开始任教，没有在战争中死亡也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老师。所有年轻教师都像对自己父亲一样敬重他。学校有健身房，但没有相应设施。他正想方设法筹钱购买需要的器材，那样就又可以训练了。他还是大块头，除了关节炎偶而发作以外，身体非常强壮。

历经这么多年的尝试，父亲终于得以实现出国的夙愿，尽管是短期的。他实现了终生梦想——去麦加朝圣。现在，我们都骄傲地称呼他“哈吉”（Haji）。

我的堂兄弟“笨蛋”有时还是个笨蛋，尽管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总是对他的亲人和父母很和善，心甘情愿挑起家庭重担，而我也是这样。

已经有两年没见了，一天我去他家送二妹的结婚请柬时见到了他。他身材略有发福，鬓角上已见白发，使他看上去很有尊严。我指了指他的身体和头发说：“你见老了。”突然我觉得自己才是笨蛋，因为他和我同岁。

他右手摸了摸鬓角说：“嗯，这里面藏着人生故事，就像祖父说的那样，‘我们从生到熟，到最后被烧掉。’我正处在熟的阶段。”

“你就待在这个国家，一直到被一把火烧掉吗？”我问他，竭力让对话显得轻松有趣一些。

“是的，我就待在这个国家，尽我所能地做事。”他说，听上去很严肃，“做那些我父亲和他那代人没做好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现在就做好分内的事。我们不做的话，谁来做呢？

“必须有人有舍我其谁的勇气。我们知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帮我们。他们来这儿是为了他们自己。我们必须告诉全世界阿富汗有新主人，而新主人就是我们这一代。”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与他深深地拥抱在一起，因为我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欣赏他的决心。

在瓦基勒遇害之前的几年，我们收到一封从俄罗斯寄来的信。天晓得这封信是怎么到我们手上的。祖父几位朋友将信带了来。在一小块撕下的俄罗斯报纸上写着：“我还活着。我不能多写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黑的地洞里。总有一天我会回去的。”看笔迹是瓦基勒的父亲写的，在此之前的那些年里他杳无音讯。我们再也没得到他的信息。

倘若他去祖父的老房子找我们，他根本没法找到我们，甚至连房子也找不到了。老房子几乎完全毁了。父亲和母亲住的屋子仅剩下一个土堆了。祖父心爱的麦金托什红苹果树一株也没留下。往昔我们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生活的印记已经荡然无存。也许有一天某人会在祖父的花园里建起一幢新房。也许他们会发现我们埋在那里的金子。

有一个人我再也没见到，但是我决心找到她，因为她赋予我的生活以本来的意义。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地毯公司，名字是“喀布尔地毯&花毯公司”。尽管规模很小，但它会逐渐壮大起来的。祖父常说：“涓涓细流终将汇成大海。”

几年前，我有幸去荷兰，拜访一位曾来喀布尔与我结成好友的荷兰女性。在她位于哈勒姆的家中，我见到一张在塔利班统治下最艰难时期我的工厂生产的地毯。

无法形容我再次目睹那张地毯时的感受。它勾起了我的美好回忆，我的艰难困苦，我对未来的渴望，我的工厂，以及我与织工们围着一张大台布吃午饭的情景。那时大家有说有笑，尽管我们心里清楚要是被塔利班抓住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现在，那段历史，我的历史，都被保留在那个遥远的国度了。

没有我的老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想她也许在塔吉克斯坦。也许在一个城市里，也许在一个村庄里。很长时间我没有梦到她了。现在我的生活充斥了太多的喧嚣。但是我动身去找她的那一刻很快就会到来。

我敢肯定她准知道我什么时候到。在她和真主的帮助下，我一定会找到她！

附记

《寂静的烽塔》按编年顺序记录了阿富汗过去动荡的30年。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分子，我当时还很小。家庭和我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以及战争的最初岁月，我都无法准确说出发生的时间——只是它们确实发生了。我记下了有把握的具体时间，尽最大可能重建了我无法记得很清晰的具体情境。

阿富汗之外的读者也许对我几乎没有把我家人的名字写进这本记录我们生活的书里感到纳闷。然而，阿富汗人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本书集中叙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经历，每个阿富汗家庭都有与我们相似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同样需要有人讲述，有人倾听。那一切必定不会再重演。

致谢

本书献给阿富汗和她的人民，献给像守护的苍鹰一般仍然在指引我度过美好时光和艰辛时世的祖父的精神，献给每隔3、4年便会在梦里造访我的瓦基勒，献给使我明白世事的父母，献给很快就会在阿富汗或者别的国家成家立业的我的弟弟妹妹们，献给我的叔叔、婶婶以及堂兄弟们，因为我在书中与他们分享了那么多经历，我深爱着他们。

要是史蒂芬·兰德里根没来阿富汗，我没有与他结识的话，便不会有本书的问世。我讲述那些魂牵梦绕的如烟往事时，他静静倾听着，并鼓励我写下来，以舒缓对心灵的煎熬。他的指导帮我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挚爱。将来有一天我会撰写一本记录他为阿富汗做的种种善举的书，必将是一本厚厚的著作。

对科罗拉多的J·加西亚和琳达·尼西塔致以深深的谢意，在我对英语知之甚少之前他们就读了本书的早期草稿，帮我修改了所有语法错误和拼写谬误。也感谢洛伦丝·E·兰德里根，她认真阅读和编辑我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帮助的深刻见解。他们的慷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欣然接受他们的惠赐。

哈勒德·侯塞尼和迈克尔·帕特里克·麦克唐纳不但通过他们自己的作品激励我，而且帮我打开了通往经纪人和出版商的大门，对他们我心存感激。

我特别欣赏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公司（Farrar，Straus and Giroux）的编辑科特尼·霍德尔的职业素养和仁慈，他在许多草稿的基础上使本书得以面世。在此，还要对迪斯特尔&戈德里奇文学经纪公司（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代理我的事务的经纪人杰西卡·帕潘表示深深的感谢，她以积极的活力和努力工作引领我与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公司进行合作。在马里恩·杜沃尔特和德文·马佐恩的帮助下，本书得以以多种语言在许多其他国家出版，而罗琴·西弗尔斯作为本书的宣传代理人撰写了宣传文案。

最后，向詹妮·哈里斯表示谢意。还在《寂静的烽塔》问世之前，她就让我先目睹了最初的长篇书评。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些人因为我写的文字而激动不已，我为此深受感动。

我希望本书能引领其他人对阿富汗的多层文化产生好奇，出于意想不到和许多错误的理由，阿富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