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三明治

（中国三明治2014 Vol.1）

中国三明治团队

作者：李梓新、Clee、陈东华、小简、玛格非、徐小妮

文本整理：周璐

中信出版社

中国三明治

“中国三明治”（China30s）是一个倡导三十岁上下中国人进行“生活创新”的公共平台，也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化故事传播平台。它是给这么一批人的——像我们这样，三十岁上下，感受到来自事业、发展、生活、家庭等多层次压力，同时又试图保留自身理想的一群人，也就是“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

自2011年3月成立以来，中国三明治致力于发掘和传播中国三十岁上下人群的真实故事，揭示中国社会变化脉络，提倡生活创新的态度和精神。我们欢迎您自荐接受采访，也欢迎您加入我们成为报道者。

网站: www.china30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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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里遇见“中国三明治”

文/李梓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

很多人会问起“中国三明治”的含义，我们会说，这是一个传播三十岁上下的中国人生活故事的平台。生活中何处没有故事?更何况是生活在中国。

我们的故事，有别于传统媒体上的名人报道，也有别于微博上的短小八卦。我们只想好好地讲普通人，讲你我的故事，甚至讲一个故事不惜近万字的篇幅。

这样的故事报道坚持了将近三年之后，我们第一次和中信出版社合作，以电子书的形式和大家见面。我们将和你每月在这里约会一次。

在第一期电子书里，你将读到六个故事。有傅真、毛铭基的Gap Year旅行，有“年轻就是要说去你妈的”的张安定在青年志的理想，有复旦和牛津双料高材生在香港从一家二楼首饰店起步的港漂生活，有擅长育儿规划的辣妈，也有探索教育模式，影响下一代95后的大男生，也有平凡而真实的三明治肖像记录。

在这些故事中，你会读到他人，也会读到自己。

我们开始于2011年3月，在时刻不停变幻的中国社会背景中，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被记录。我们用众包的方式发动大家，让每一个人成为报道者，也成为讲述者。

我们甚至不再拘泥于年龄，而侧重描绘和表达状态，在中国，又何处不“三明治”呢？人们在事业、发展、生活、家庭等多层次压力中同时又试图保留自身理想，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恰是中国社会在曲折中发展的主题。

现在，我们来到了2014。我们希望在这一年里和您每一次看见彼此的时候，都心怀喜悦。

··Gap Year··

傅真、毛铭基: 旅行不是生活目的，而是人生礼物

文/李梓新

两年前，中国三明治通过邮件采访了当时还在环球旅行中的傅真、毛铭基夫妇，这篇题为《傅真、毛铭基：一场全程直播的Gap Year旅行》（http://www.china30s.com/1729.html）的报道获得了超过六万的点击量，是中国三明治史上第二热帖。他们的生活态度、旅行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共鸣。

现在，旅行结束，傅真和铭基也回到中国，在青岛定居已近一年。8月的时候，我到青岛探望了他们。和一直在字面上交流却素未谋面的朋友见面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们更多的是在漫谈，而非真正的采访。在2013年这样一个被小说描绘过的“盛世”，有对生活清醒超脱的朋友可以交流，是人生真正的盛事。

八月初，盛夏中空气有些黏稠的青岛，外来度假的车辆把交通变得无比拥挤，阳光带着烟尘在空气中奔突。选择这样的天气来青岛或许并不明智，但是想到可以见到毛铭基和傅真，来青岛的理由就充分了。

铭基开着车，带着傅真在夜里到宾馆接我。铭基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实诚的光芒，而傅真则像黑夜里的精灵，你能感觉和她谈话的空气里，总有一些聪慧在跳跃。

傅真见面就送我一本新版的《藏地白皮书》，那是十年前记叙他们相遇相恋经过的一本小书的再版，加上了他们过去十年生活的一些回眸。“就当成言情小说看好了。”傅真笑着说，显然大家都更期待他们在环球Gap Year回来之后要出版的新书。

回国近一年来，铭基应聘了一家香港地产公司在青岛的工作，每天开车到郊外的黄岛经济开发区上班，做回自己土木工程的本行。而傅真则每天在租住的看得见海景的房间写书，一年下来，写了三十多万字，主要记叙他们的环球旅行经历。闲时她也在网上看一些新闻，觉得每篇新闻都像是一部好小说—— 傅真是一个有写小说情结的作者。或许去国多时，在国内读荒诞社会新闻的心境，毕竟是和在泰晤士河畔读来有些不同的。

傅真甚至想到了开一个咖啡馆来搜集故事，“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如果客人给她讲故事，咖啡可以打折。她这样设想。这个点子也来自伦敦的酒馆。而现在，伦敦的一切已然淡去，该规划的是现在。

我们在一家叫作“渔歌”的饭店坐下，点了些青岛特色的鱼水饺，饭店有点吵，铭基说自己在北方吃饭还有点不太习惯。我们在北方式的海鲜档指着那些看起来熟悉但又不尽相同的海洋生物，两个人都有点踌躇。

不过菜还是很好。饭后我们去喝咖啡，在入夜后才开始有些凉气的青岛街头，铭基操着一口香港普通话打电话给店家询问地址，让人有一丝穿越感。这两个和青岛本来没有关系的年轻人，选择这里作为Gap Year回国的第一站，他们的下一步将去向何方？

傅真、铭基夫妻和本文作者李梓新（左起）

“应该还是会回到中心城市，毕竟朋友多，文化活动也多。”傅真说。回到他们生活过的北京看起来是最自然的选择，但他们也可能会试试别的可能性。

也因为风格的取舍，傅真对新书的名字也和出版社有一些争论，她原本想把书名定为《走在地球反面》，因为拉丁美洲刚好是东亚的地球另一面。不过编辑还是想把她的博客名字“最好金龟换酒”直接作为书名，这样显得更加文艺，更加集大成一些。现在，这本《最好金龟换酒》已经出版了，作为他们Gap Year过程的上半部分，集中继续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旅游经历。下一本书也将很快在今年推出，主要记叙他们在亚洲的行程，会有比较多的对亚洲各国社会、人文的思考。

因为《藏地白皮书》的再版，傅真和铭基受邀做了不少媒体宣传，媒体还是热衷于把他们包装成“为爱走天涯”式的典范。这样的题材塑造其实忽略了傅真一贯以来的思想性，以及她那些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侠义风骨。

即使是《藏地白皮书》这本书，傅真也把当年第一版的稿费捐给了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一家。

在林达和刘瑜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读到思想性和国际化结合得很好的旅行作品了。而不断踏上异国旅途的旅行新新人类们，往往更多地关注自我和心情而已。我想，这也是傅真的书最值得期待的地方。

这对在伦敦居住过八年，以及环球旅行了一年的夫妇，看来正对回国之后的生活适应良好。“现在虽然还会回想伦敦，怀念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但是觉得这样的生活正好。去年底还回了一次伦敦，却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那里了，自己只是边缘人而已。”傅真说。

关于将来，傅真并不想完全靠写字来生活，她觉得生活需要其他的养分。如果能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还能有足够自由的时间来写作，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了。

在数年之前，傅真曾经在博客写到了关于她自己的25件事，最后一件是： “我最害怕的是想象力的枯竭”。其实，对文字如是，对生活更如是。

接下来这些问答，是我对他们夫妇的一个访谈记录。

墨西哥，特奥蒂瓦坦金字塔。

Q1.为什么会选择来青岛居住？

铭基：原来我们是打算回国以后在北京定居，因为我们俩一直都挺喜欢北京，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也比较多。但是后来发现北京适合我的工作机会不是很多，反而在其他二线城市的工作机会比较多。最后我们选择了青岛，因为我以前曾经到过青岛旅游，对当地的印象不错。对我来说青岛的工作机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决定不继续留在北京等待，而是先去青岛开始工作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等过了一年以后再做打算。

Q2.和你们旅途中经过的地方相比，中国的城市给刚回来的你们的初始印象是？

A: 中国的城市给刚回来的我们的初始印象是非常发达，尤其现在国内大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比很多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国家好很多，甚至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也普遍因为拆迁和发展过快而缺乏规划，城市建设大多因千篇一律而失去原有的特色。另外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国民素质有待提高，我们有点担心是否能适应国内的生活。

Q3.不断迁徙的生活，最大的好处和最大的坏处是？

A: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与激情，而最大的坏处是每隔几天就要收拾行李，刚刚放好的东西就要收回去。而且行李要保持轻便，就算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因为担心行李过重而放弃。还有就是很难结交真正知心的朋友，因为没有时间来慢慢彼此了解和培养友谊。

Q4.你们选择了哪一站作为Gap Year的完结，当时是什么情景？

A: 西藏是我们gap year旅行的终点站。因为10年前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相遇，没想到那次旅行竟然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这一回我们决定第三次进藏重游故地，为这十六个月的旅行画上句号，然后走下山去面对人生中新的未知。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雪顿节晒大佛，也终于游历了阿里的雪山圣湖和古格王朝。虽然拉萨的变化（安检太严，游客太多，僧侣太少）令人有些不惯，然而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度过了极其愉快的时光，尤其是不少老朋友都已在西藏安身立命，这次回去感觉竟有点像回乡探亲。离开西藏时的心情其实比预期得还要平静，虽然留恋旅行的日子，却并没有因此而试图逃避即将回归的现实生活。

Q5.一年下来，对这个地球的看法，和你们刚离开伦敦出发的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

铭基：一年下来，见过世界各种美景，也见过饥饿贫穷，让整个人变得更包容，更懂得珍惜这个地球上的一草一木。另外，对物质的欲望也大大降低，毕竟回想起来我们只需要一个背包的东西就足够我们生活一年多。

傅真：一路上游历的很多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贫穷和危险，人们生活在极其不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在那里每天看到的现实和听到的故事简直需要一颗巨大而坚硬的心才能承受。我以前也知道世界充满苦难，但只是在知性的层面上明白这一点。然而开始长途旅行之后，耳闻目睹的苦难是如此之多，正在受苦的人们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他们的愤怒和伤痛都那么真实，也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褪色。

比如阿根廷，我想大多数人提起这个国家都会想到牛排、足球、探戈，狂歌痛饮，激情四射，谁会想到1976年至1983年间的“Dirty War”(指当时阿根廷军政府的暴力镇压事件)？可是在“Dirty War”中“失踪”的孩子的母亲们至今仍于每个星期四下午在首都的五月广场聚集，举着失踪儿女的照片，要求严惩当年的刽子手。抽象的历史之痛在那里被具体化了，你能从老太太们的面容中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种切肤的痛。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在书中读到的苦难都只是冰冷的文字和数字，以往所看到的世界也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真实的世界更宽广，也更残酷。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母亲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在五月广场聚集，抗议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不公— —他们的孩子在“肮脏战争”中的“失踪”。

Q6.现在流行的不是Gap Year，而是Gap Year后遗症，你们身上有Gap Year后遗症吗？有的话又是怎么克服的？

铭基： 其实在我身上真的没有Gap Year后遗症。在Gap Year的最后几个月我已经有重新投入工作的准备，回来以后不到两个月已经找好工作、搬好家，并投入新的生活。Gap Year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美好，但是我也十分清楚不能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想先工作一下才慢慢做长远打算。

傅真：我也没有。旅行不是生活的目的。我将Gap Year视作送给自己的人生礼物，曾经拥有便已非常知足。

Q7.回来之后写书的过程中，怎样让自己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怎么写下那些最美好的情节？

傅真：旅途中我虽然没有每天写日记，但也会随时在小本子上做一些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得懂的记录，它们本身就已经是经过“筛选”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记忆片段了。回来之后写书的过程中，这些记录给了我很大帮助。再加上搬到青岛之后，我的社交活动很少，每天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写作，和周遭的一切维持着一段距离，有点像处在真空之中。这种环境其实是挺适合写作的，只要愿意静下心来，很容易就可以重新漂回到旅途的情景中去，就像乘坐时光机一样。

尼加拉瓜，准备从Cerro Negro火山顶滑下来。

Q8.你们在国外生活的这近十年，也正是中国变化极大的十年，在伦敦度过自己二三十岁之间最好的十年，比在国内度过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不同的世界观和成长烙印？现在这种价值观和中国现实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

铭基：在英国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主要在几方面：工作上让我接触到不同国籍的人，让我了解并懂得尊重有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变得更包容；在道德操守上，巩固了我原有的价值观，知道对与错、公与私都要分明；关心政治，关心环境，培养了我的公民意识和知道如何争取合理的权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要懂得享受生活。我希望回国以后可以继续保持这些优点，不要随波逐流，从自己做起，继而影响身边的人。

傅真：刚到英国时我才二十一岁，是一个刚刚被国内体制环境新鲜塑造出来的人，脑子被政治教科书填得满满的，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提到“爱国”的话题就热血沸腾，别人一说中国哪儿哪儿不好就拼命跟人争辩护短。可是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遇见不同的人，了解到不同的思想，慢慢开始学着独立思考，学着以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和世界。

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血液就越来越不容易沸腾，理性也越来越占上风。看到英国政治家们永远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看到民众对政府永无止境的不信任和口诛笔伐甚至游行抗议，看到由后者推动的公共服务的每一点改善……回想起在国内时对政府的“体谅”和“感恩”心态，我觉得自己活得更明白了一些。

英国人的文明礼貌和绅士风度，以及对于规则和秩序如同信奉神明般地遵循，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此外，英国社会风气的宽容也提醒着我尊重世界的参差多态，不要轻易评判他人，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别人身上。出国以前我并不是个非常包容的人，由于对自己有着种种要求，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些要求套用在别人身上，来到英国后才渐渐开始反思，意识到一个注定不能成为强者的弱者也有理直气壮地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权利，而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正是应该能够宽容不同声音、不同性格、不同存在方式，然后尽可能调节资源以达到相对公平的分配。

回国后的确是有点不习惯，尤其是国人对于规则和秩序的轻视——排队时永远有无数人加塞；过马路时永远胆战心惊，难度堪比摩西穿越红海；“谢谢”和“对不起”变成了奢侈的词语；托关系走后门是家常便饭……可是我仍然有我自己的坚持。我仍然想做一个既宽容又认真的人，不想随波逐流，不想成为“恶”的一部分。举个很小的例子，看到有人插队我一定会提醒他排队，虽然对方不一定会照做，但是只要我自己有过行动，没有沉默，没有纵容，我就觉得于心无愧。

Q9.在东南亚，比如在缅甸和印度旅游，观察他们的国家，觉得对中国有什么启发？

铭基：东南亚很多国家虽然生活条件比不上中国，但是幸福感却普遍比中国高。中国最近十年发展飞快，大家对于物质的追求已经达到一个顶点。社会上怨气比较大，可是大部分人敢怒不敢言。我觉得中国除了追求GDP以外，还应该停下来想想怎么样去继续发展和改革，让人们在精神上也有满足感。

傅真：缅甸经历了近50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因此我想象中的这个国家是由“贫穷衰败”“愁云惨雾”“袈裟革命”和“一个长年被软禁的女人”这些词语组成的。而真实的它虽仍予人百废待兴之感，却也时时在街头巷尾透露出几分全新气象，比如昂山素季的海报重新出现，比如一些餐厅和旅馆已经开通了无线网络。而正在进行的这场变革更是来势凶猛——吴登盛政府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改行动，如释放大批政治犯、流亡异议人士返国、开放言论自由、放宽新闻管制、多党竞选等等，而昂山素季竟在2012年当选了国会议员，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民主斗争后首次由街头进入建制。

危地马拉，在牙医卡洛斯的医务所修补牙齿。

在这个时候来到缅甸，感觉真是十分奇妙。这个国家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炸弹”， 昨天还不敢奢望的事物今天就变成了现实，曾经不可一世的东西转眼便化作历史的尘埃。我们在缅甸旅行时，缅甸的媒体尚且需要在出版前交新闻监察局审批，然而短短三个月之后，这一实施了几十年的制度竟不复存在。缅甸原本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中国很美好的地方，可按照这个趋势看来，很快我们就将自惭形秽——比缅甸富裕太多的中国却是个连《新闻法》都不打算制定的国家……

我不是专家，但我觉得缅甸自上而下的和平民主变革启示着中国，最重要的是掌权者的改革决心和诚意，以及人民不断增长的民主意识。我也希望中国能从缅甸的改革中寻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

印度对中国的启示则更多是文化和心灵层面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无比“脏乱差”的印度，却是无数西方人眼中的精神圣殿。它是众神与信仰之国，而印度教那庞大的接纳和包容能力又使得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等等都能够与之并存。旅途中我渐渐开始理解西方人对于印度的感情：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所处的高度“文明”的世俗社会并不像个真正的社会。它更像是一个集市，充满物质，讲求理性，不在乎心灵的需求。当人们终于开始感受到这个社会以及自己心灵的空虚，他们将转而追寻那些能够填补空虚的东西，并最终回溯到一个深刻的源头来修复这种空虚。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对古老印度的灵性传统及它的“修复”作用发生兴趣。

于我而言，印度象征着某种在中国很难达到的平衡：不同的社群可以生活在一起，同时尊重彼此的差异；神明和金钱都有其地位，赚钱是一种义务但绝非痴迷；生活可以既出世又入世，信仰、工作和娱乐都在其中发挥作用；崇拜体现在真实的生活之中，高尚的精神信念和庸俗的日常生活之间并无界限。

和中国人相比，印度人少了很多很多的浮躁和焦虑，也许正是缘于宗教精神对心灵的浸润。那么拥挤嘈杂的城市里，车辆人流之间难免擦擦碰碰，可是人们很少大吵大闹，往往咕哝几句就相安无事各走各路了。我喜欢他们自然流露的忍耐力和宽容心，羡慕他们的精神自由，欣赏他们对于心灵世界的关注，对于各种精神探索的尊重。由于印度人对自然怀有宗教性的感情（古印度人居住于森林，宗教在森林中产生），他们发自内心地爱护自然，尊重动物，几乎从不疯狂地采矿和砍伐森林，与自然和谐相处。

他们的环保行为天然纯朴，往往并非出自深思熟虑，但却起到了与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环保行为殊途同归的效果；印度城市里很少看见政府的强行管制，然而人们在无秩序中又形成了一套默契的秩序；在大城市里露宿街头的乞丐虽然悲惨，然而他们不必担心“强制拆迁”，政府不能驱赶、收容、遣返他们，因为他们有选择居住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的贫穷是受到保护的……

Q10.和大家简单说说你们的新书吧。

傅真：书是我一个人写的，不过后记和书里的照片都是由铭基负责。由于字数关系，Gap Year的游记会分两本出版，分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内容。拉丁美洲这本几个月前就已经写完了，近期就会上市，书名和我博客的名字一样，叫作《最好金龟换酒》。亚洲那本我还在努力中。新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旅途中所写博客的基础上加以润饰修改，也增加了一些旅途结束后补写的游记。新增的内容大概占全书字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Q11.你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现在的生活是否符合之前的梦想，或是更好？

傅真：小时候我的梦想几天一换，一会儿想当画家，一会儿想当科学家，没过几天又想学功夫做武林高手……唯一没有变过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吧。现在虽然还没有走遍世界，但旅行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从旅行中得到的乐趣比小时候想象得更多更好。至于更大的人生目标之类的梦想，说真的我没有那样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踏实地做好目前手头上的事情，享受过程，拥抱各种机遇，做短期规划，然后让一切一步一步自然地发生。

铭基：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梦想”，不过理想职业就是想当工程师，现在的生活也算是符合之前的理想。不过长大以后发现除了理想（或者梦想），在生命中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譬如旅游，陪伴家人，建立自己的事业等等。

Q12.你们如何看待中国的三明治一代人，你们对他们让这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有没有信心？

傅真：我觉得三明治也分两类。一种是在微博、豆瓣之类的网络上非常活跃的身影，还有积极参加各种读书会、讨论会、分享会和文化活动的年轻人，他们观念上比较开放、自由、宽容，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关心公共事务，有好奇心和反思能力。但是，还有一种三明治是比较政治冷漠的，也没有什么公共视野。他们在微博和朋友圈里一般只发发吃喝玩乐的照片，转发一些心灵鸡汤，最关心的是怎么赚钱。而且以我的有限经验来看，第二类人的数量比第一类更多。

但是总体上来说，因为没有经历过上一辈人那种物资匮乏和阶级斗争的成长环境，三明治这一代人普遍比较善良、温和、尊重秩序，没有那么多的恶意揣测和被迫害心态，也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对新事物好奇而敏感。总的来说我对他们让这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还是有信心的，毕竟信息时代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使得年轻人越来越趋于自由和宽容。

傅真

··创业··

张安定的青年志：摇滚青年的互联网人类学

文/李梓新

张安定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个略有收敛的摇滚青年。他三十四岁，但样貌离中年还远着，一头半长的卷发揭示了他早年的摇滚背景，又成为他和比他小十岁的青年们联结的符号。

他和太太Lisa创办的“青年志”（China Youthology）是一个在市场调查领域鹊起的名字。将Youth加上ology显示出张安定的人类学科背景，尽管本科读政治学行政管理出身的他可能对“主义”（i sm）更为熟稔。但青年志以一个“不一样的市场调查机构”令国际品牌的市场经理人们感觉耳目一新，他们专攻对青年的定性研究，又通过“黄油青年会”等活动在青年群体中塑造了新锐的形象。在市场和文化之间，青年志似乎两头都讨好，“站着就把钱挣了”。

尽管青年是张安定现在日常研究的主题，如果以今天青年人的心态和所处的环境来理解张安定，可能会得出费解的结论。然而当你把心态拨回到九十年代，一个1979年出生的少年在那个十年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整个过程，在今天看来可能如何伟的《江城》般封闭和静止，但那段岁月指向了今天。细读那些经历，你会知道张安定今天做“青年志”的每一个理由都有渊源。中国青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感且热血的词语组合，进入21世纪之后，日益旺盛的商业社会及其带来的野心、热望、纠结和压力，和青年的生活紧密交织，既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主题，也有些模糊了大时代青年本该有的热血气质。

在用独特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青年期（或许其实他一直没有度过）之后，张安定把目光一直投射在中国数亿青年人身上，他用人类学的功底、富于情感的价值认同，以及包含文化的洞察眼光，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研究为这个时代的青年画像。而越来越重视理解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国际品牌，也非常乐意为这样的调查买单。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前，那个和太太一起辞职创业的张安定一直感觉到的“一个对的方向”，却没有想到一切来得并没有那么难。

我和张安定经常在北京和上海轮番见面，无论是他们在北京安定门内花园胡同的青公馆，还是在上海常熟路边的露天咖啡座。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时间坐下好好做个采访。终于在10月中，在安福路的一个早上，我们在上海最好的天气里交谈，谈到兴起时大家都有些激动。他手腕上青年志的标志手环“年轻就是要说‘去你妈的’！”是他闯荡这个世界的哲学。

Collecting the dots的小城青年

Q：青年志到现在多少年了？

A：五年了！从2008年7月14日开始，时间过得真快。

Q：你是属于这一批三明治里出来创业比较早的人了，我们现在回望，会觉得五年前市场有很多空白，尽管当时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并不觉得。

A：创业这件事，我个人的感受，真不是规划出来的。当时我和我太太都说不上有什么商业经验，最多有些职业经验，而且也不是公司里的高层。我太太当时是国际市场研究公司的高级研究经理，经常出差，到处飞，我都见不到她人。我当时从《21世纪经济报道》出来，加入到一家类似Second Life的本土3D虚拟世界互联网公司HiPiHi快两年，那波潮流当时也快落了。两个人都快三十岁了，难道就想这么一直做下去吗？我的习惯是过几年就换一个新鲜东西。

我那时经常和我太太聊她那些调查项目，我太太本科念的管理科学，研究生在LSE学的组织和社会心理学，我们都觉得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传统以心理学为主的定性市场研究有很大提升空间。后来我太太说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做吧。除了谈工作，我们还想了想我们以后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和青年相关的东西最吸引我们，听听音乐，看一些酷的东西，和在文化上有变化的东西。但如果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研究，那就只有辞职出来试一下了。

我们创业做的第一个最重要决定是，在已经做了工商登记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谢绝了我太太前老板的投资合作。这是我们的直觉决定的，因为我们想做属于自己最纯粹的东西。

我们想过做一年如果不成功的话，可能亏几十万，我们觉得还是能承受的。如果在这个年龄以几十万的代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去做吧。

Q：可是很多人还是不敢冒这个险的，特别是夫妻双方一起创业。

A：这事肯定有风险的，但如果你知道你的团队在市场上的价值和能力，可能风险就没那么大了。我太太当时拉了她公司属下的小团队一起出来，她们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很不错的定性市场调查团队。而且她们从2006年起已经和一些国际客户开始合作一些年轻人项目了。他们知道那里面肯定有空间，有更好的研究可以出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年轻人研究项目客户是喜欢的。

我也鼓励我太太说，我们要相信互联网。我觉得只要有好的东西，一定会被人看见的。这是基于我的互联网经验判断的。

Q：我觉得你的青年心态很浓，这种心态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十五岁，还是十八岁？

A：这是一个好问题，要回答可能得回溯一下。我是在一个四线城市湖南益阳长大的。我爸爸是当地县和市的行政干部，我妈妈是教师，所以严格算起来我是出生在当地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家庭。整体的社会环境其实是比较宽待我的，在学校里大家也都对我比较好。我五岁就读小学了。

Q：很多领导子女成绩不太好，你却是例外。

A：因为我还是比较爱读书，可能和我妈妈是语文老师有关。不过1996年到了复旦读大学，我第一天就傻眼了，一碗面要四块钱，比益阳贵多了。

中学时另外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事情是踢球和听摇滚乐。我的朋友踢球很野，他们还带我听Michael Jackson, 听Beyond，这是我们很共同的成长背景。

Q：哪些人的摇滚乐对你影响比较大？

A：有很多，像Nirvana，Sonic Youth，GY!BE等。但是从更小的年纪算，我觉得还是Beyond，我到现在还是喜欢Beyond。他们的音乐我觉得是有理想主义和人文的东西，而且他们情怀很好。Beyond的东西不一定思辨性很强，但有血性。

Q：对，Beyond的音乐其实影响了一代人少年时期的情感模式。现在我们看来“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那些困惑，当年还是需要一些交流和解决方法的。

A：对，那时候资源很有限，我经常去唱片店看，买回各种Beyond的东西。为了翻唱Beyond（当时被翻译成B安）的歌，我们组了个其实没有任何乐器，就是下课回家一起乱吼的乐队叫“A安”。我这个乖孩子，在“A安”乐队这群野孩子中，也开阔了对世界的观察。

Q：到了大学，你的视听领域又继续扩展了吧？

A：对，到了大学，宿舍楼道的哥们，有从初中开始听打口带和读哲学的，在新的成长环境里，我发现有一班人比我更有趣，而不是一班平庸的人。中学被压抑的那部分就被打开了，大学里我就和他们混，一起弹吉他、玩话剧、组乐队。我们的乐队叫布拉格（布拉格之春嘛），是上海当时第一批大学校园乐队之一，我是里面的吉他手。我们极少翻唱别人的东西，而且经常即兴演出。我们很早就玩实验噪音和后摇滚，尝试了很多自由的东西。这形成了我们乐队的性格。

Q：那么你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后来怎么又导向到人类学了？

A：本科时我觉得政治哲学太艰涩，不太感兴趣。唯一对我有影响的学说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任何东西我都想从异化的角度去看。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想好自己的出路。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一位年轻导师，我报了一个题是《中国行政系统中的依附关系》，以我在寒假对我父亲所在的官场系统观察为例。我老师很喜欢这个题目，给我推荐了很多国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文献。后来这篇文章得了学院的最佳论文。我觉得研究能让我获得和摇滚乐类似的荷尔蒙快感，于是我就决定再继续读书。于是我考上了本系的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我组织了读书小组，读社会理论方面的书，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人类学非常有趣。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连续每个寒暑假我们都拿项目在乡村调查，那时我对乡村政治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福柯，他提倡“Life As Art”，人应该把生活和自我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创造，是有意的，自愿的和反思的行动。福柯对我来说，有点像我读的“异化”的升级版。

再后来，2003年，我就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读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生。

Q：英国那一年的读书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A：第一天去报到，我在主教学楼大厅里就闻到一股强烈的大麻味，见到包括喇嘛在内的各种亚非奇人，异常地多元和自由。SOAS一共就几座教学楼，没有什么校园。我在那里其实没那么活跃，因为我英文没有那么好，也不热衷那里的社交。读书压力也很大，那一年对我很suffer，除了毕业论文还不错，其他功课差不多及格而已，感情上也受到挫折。那时我经常去唐人街的教堂，我老问神父问题，神父和我说，你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去问的，要从自身生活去寻找答案。那是一段特别的经历，是对自我局限性的认知。

那段经历使我发现，以学术为职业的方向不是我想要的，每天写论文会使我很痛苦。尽管我申请到了博士入学资格，我还是毕业后直接就回国了。

Q：回来之后就加入了新闻行业？

A：对，回来就到《21世纪经济报道》面试。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穿得挺正式，还把长头发剪了，可是见到发行人沈颢头发比我还长，T恤比我还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了。那个时候“21世纪”刚开始招收各种专业背景的人，包括海归。于是我就在广州做政经新闻版的编辑，好像是半年之后就转去做头版编辑了，一直在做头版的特稿栏目。

在广州我也有机会接触很多音乐，生活过得挺开心，就这么过了两年多。后来我就开始觉得新闻无趣了。我自己不太喜欢做记者，因为我写东西慢。我也不喜欢接触大量我不感兴趣的东西。但最大的痛苦还是重复。我比较追求新鲜感。

2005年，我就开始在网上看各种科技博客，又开始玩当时很火暴的3D虚拟世界Second Life。我写了一篇博客，是中文第一个关于Second Life观察的博客。后来我用笔名自己写了一篇关于Second Life的文章发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这篇文章被当时国内做3D虚拟世界的创业企业HiPiHi看到了，他们到报社找到我，当时我正到北京新闻中心轮值。他们邀请我加盟，于是我就过去了。

Q：在那边你负责什么呢？

A：主要是做strategic research，包括产品策略，也包括产业变化等。我还有很多机会陪老板去硅谷考察，参加行业会议等，这开阔了我的视野，见到了很多很酷的科技人士、黑客等等。我觉得科技行业比新闻有趣。我觉得互联网这么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世界的运作，这是第二份工作给我最大的收获。

Q：所以你创办“青年志”，是将过去这些经历都集合在一起了。

A：对，我经常和同事说，我无比相信乔布斯说的“collecting the dots”，但那些dots不是random, 不相干的东西。所以我经常和同事说，专注在你想要的东西上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基于你自己的天赋和兴趣，你最舒服的，也最能实现自己的，和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需要探索，并不一定限制在一个职业上。不要太在意你的职业，只要看那个职业给你想要的东西带来了什么。别老想着“我怎么在这个行业混”这些。

Q：这一点我深有同感。我也换过很多份工作，其中还有不少是为期一年的。但一来这些工作其实不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二是从正面角度来看，其实每份工作在第一年给到你的边际效应是最大的。

A：确实如此。很多人还是太在职业的层面上去考虑问题。我们最后会找到一个点，去放大你前面积累的所有东西。我做青年志，后来发现并没有那么难。我发现我在互联网学到的东西恰恰是这个行业需要的，市场研究行业所欠缺的学科视野我刚好也有，而调查技术那些更为职业化的部分可以学习，在理念层面又是互通的。而且做媒体的经历使我积累了很多朋友，给我们做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条件。

“去你妈的，我就不要做一个传统的公司。”

Q：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你第一个客户怎么来的吧。

A：其实还挺简单的。当时我们先做了一件事情，奥运会开始前，我们写了一篇英文博客，写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当时从本地青年视角来看奥运的英文文章很少，外媒引用了我们的文章，很多品牌也都搜索到我们，就开始有人打电话来了。当时我太太也从以前的客户那里接了一些小单。但真正给我们带来客户的是我们的英文博客。所以我和太太说，要相信互联网的力量。后来我们形成一个信条：succeed by sharing。分享是能带来机会的。

2009年初，我们就在周末画报登了《中国青年趋势》的报告。然后，某个国际酒类品牌就直接电话找过来了。

Q：那时你们已经有团队了吗？几个人？

A：我太太Lisa带来了她公司三个人的团队，加我们一共五个人，在我们家办公了一年左右，直到2009年10月搬到胡同里。我们后来一直很感慨这个found ing team很单纯，Helen、Summer和Candy, 她们喜欢Lisa，想学习，想成长，比较典型的八零后。她们不太考虑出来创业可能挣不到钱有风险啊什么的，就觉得可以一起做一件很酷的事。其中Candy是Lisa在之前研究项目中的大学生被访者中挑中的，也刚通过Lisa之前所在公司的面试，但还是选择跟Lisa出来。

我们从创业第一天起，从没有拖欠过工资，给的薪酬也是按同行业中国际大公司的标准。

Q：有没有碰到资金困难的情况？

A：有过那么一两次现金流的小问题，但我们都没有慌。之前我们就像手工作坊一样，一群手工艺人，透过互联网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用一种纯真的心态在做事。我们不做桌底交易，也缺乏商业经验去主动联络和维系客户。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去你妈的，就不要做一个传统的公司”。

当时我们就有几个直觉判断：第一条就是不进办公楼。因为在办公楼做青年文化研究，我们觉得太没劲。所以青年志的基因从第一天就有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找合适的办公场地，找了八个月，找到了北京安定门内的柴棒胡同23号。进去之后，很快就把这个空间开放出来了。之后又搬到了几百米外空间更大一点的花园胡同15号。

Q：你们的竞争对手通常是谁？

A：很有趣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国际大公司。市场调查这个行业，国际公司进入中国也有近二十年。定性调查的需求最近几年越来越受重视。我们抢的这份蛋糕，其实所有国际公司都有定性团队在抢。但我们的切入点是做年轻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客户最终认可买单的，还是我们的研究能力和最终洞察水平。

上海曾经出过一家与我们类似的专注于年轻人的研究公司,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哦，出现了一家面对面竞争的公司。但又想，你管他干吗呢，把自己想做的东西做好就行了，你相信的东西你做了吗？后来那家公司关闭了。

Q：青年志在我看来很大的成功点在于它联结了青年人，既开放了空间，又引导了年轻人的思考和行动，使年轻人有向心感。这一点是怎么达到的，这种精神纽带是怎么建立的？

A：我觉得一个团队的愿景和价值观是决定性的。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想要自己的研究，不只有商业价值，还要具有社会价值。我们成立这家公司很大的动因，其实是想了解我们自己，也想了解我们的同辈，了解更多年轻人和中国社会的变化。我们相信好的洞察一定可以带来改变。我们在想一个市场研究公司为什么不能有social impact？它为什么只能在商业体系里做简单的货币交换？

我们让团队的每个人都回答了六个问题，比如“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什么东西是你在青年志工作能获得而在别处不能的”“如果你有钱了，还有什么会让你继续留在青年志”“你觉得青年志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力”等，我们把这些答案写下来，最后形成一个总的概念，是青年志想通过“分享洞察”的方式，启发年轻人探索自我和世界，鼓励年轻人对自我定义的生活意义做出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分享洞察给品牌，协助洞察的应用，使得品牌对于年轻人来说更相关，也更有意义，希望商业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价值观上，我们主张要有爱、梦想和真知。这些东西才是驱动团队自我革新，获取更多能力的根本。

这些愿景和价值观其实决定了很多执行细节。比如我们让团队给研究对象打电话，就不想让对方感觉他只是拿了一点钱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要团队学会尊重和聆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所以团队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做研究时认识的。受访者觉得也很开心，他们有了诉说和通过我们的分享了解其他年轻人的机会。这让研究这件事情的本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social, open and emotional。这个网络是自然拓展的，“黄油青年会议”也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公司有两个网站平台，一个是公司网站China Youthology, 另一个是开放青年志社区OpenYouthology.com。

Q：这两个平台是怎么协调整合的？

A: 我们走过一些弯路，Open Youthology也投入了不少精力。现在，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能带给青年人价值的根本方式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们把这个边界划清了，我们不再直接卷入青年人中帮助他们行动，例如孵化项目等。通过研究，首先是通过分享洞察去影响年轻人；其次是通过组织框架和日常运营规则设计，以及研究本身的行为进程去影响年轻人。

但我们的空间仍然像一个青年人的hub，像上海青公馆的开幕，来了不少年轻朋友，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在上海的群众基础没有北京那么好，但来的人之多还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大家来了就自发互相认识起来了。

这个根基是我们的财富，目前这个财富对我们的回馈，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是对我们研究品质的背书。这个财富本身不直接产生价值，但这已经是构成我们能力和优势的重要部分了。

我们想更好地发展开放青年志，也想让它独立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为它是需要投入的。原来我们想把这部分独立出来，进入到传播、进入到文化产品生产等领域，甚至进入到文化项目的孵化，但我们后来发觉想得太前了，和公司核心团队的竞争力脱轨。现在我们把它定义为公司研究核心业务的基础网络和支持，往内定义，而不是一味地往外部定义。

长期来说，我觉得开放青年志本身是可以衍生出来更为独立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价值，不管是针对品牌还是年轻人的。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Research和Youth是青年志的两个基因，不可或缺。

Q：随着研究团队年龄的增长，如何保持和青年人的connection并准确地挖掘出洞察？

A：其实我们最近在做九零后的研究报告就有这个感觉了。虽然团队里面有了越来越多的九零后，但做九零后的系统研究，直觉能起到的作用就不够了。这个事情肯定是有利有弊。弊端在于你的属于同一代际的感情联系减弱了。但好处在于你有了“观点比较”，九零后可以拿来和八零后比较，发掘出很多有趣的观点。此外，要真的花时间熟悉新的大众文化和亚文化，对年轻人的东西保持兴趣，一定要保持在一线和现场，这是人类学根本的东西，再加上理论的储备，年轻价值观的认同，保持团队的新鲜血脉，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Q：品牌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青年人的研究，对吧？

A：我觉得有一个趋势就是，品牌越来越把消费者当作“人”，他们越来越觉得在单一的消费者视野下去理解年轻人和商业是有问题的。从更全面更深入的角度了解消费者，对品牌越来越重要了。

Q：请你谈谈青年志的愿景吧，特别在social impact方面。

A：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洞察能够对中国青年文化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力。不仅是对启发年轻人去探索自己的人生意义和采取行动，我们也希望品牌能把钱用到更好的地方，通过产品、服务和沟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我们热爱年轻人和青年文化，通过扎实和创新的研究探寻事实真相和未来可能，我们相信洞察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青年志成长的过去五年中，我们认识了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改变者(chan ge maker)”和“试图改变者(change maker wannabe)”，我们还想和年轻人一起继续成长，相互启发。

最近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我们有一个九零后的团队成员，她爸妈老是觉得小公司不靠谱，老反对她来青年志，当她妈妈通过微信看到我们和《城市画报 》合作的中国九零后研究报告之后，问她：“这是不是你们做的？非常棒，你要努力啊，多学人类学、社会学，才能跟得上团队。”我们这个同事当时就泪奔了。这是第一次她的工作得到父母的承认，而这个承认来自她研究自己的同龄人。

··港漂三明治··

兰桂坊的理想主义者从楼上首饰店起步

文/ Clee

熙攘的香港中环街头，行人脚步匆匆。

Lucia’s是香港中环兰桂坊的一家楼上首饰店。店铺不大，要乘狭窄的电梯到老式商业楼的顶层。走廊的荧光灯在瓷砖地面投下无人打扰的冷光，而店铺几乎在走廊尽头。走进店铺却又是另一番样子。宽大的古典沙发，暖色的壁纸灯光，都凝聚着店主的点滴心血。

如果你运气好，还能看到三只毛色相似的蓝猫，其中最为淡定的就是店宠“泡泡”本尊（剩下两个都是她的儿女）。展示柜里整齐地摆放着首饰样品，玻璃柜的门都开着，传递着欢迎试戴的热情。沙发后面或是货柜间的角落里堆放着不少书籍、拍照设备，一不小心暴露了店主独自创业的出身。在柜台后整理货品，或是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对着电脑充当在线客服的，就是店主黄添翼。

认识添翼也有近十年时间了。当年复旦经济学院谦谦君子的团学联骨干，校园爱情在BBS上传为佳话。待到爱情终成正果，牛津硕士毕业，一路一帆风顺地去了香港工作，履历顺畅而闪光。几年后再见，却听说辞职开了店，摇身成了首饰店当家。后来更是留出一头长发，如七零后校园诗人一般，在声色犬马的中环兰桂坊核心区守着自己的一番创业理想。今年刚过30岁的他，在大批从事金融业的“港漂”中，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其中甘苦，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楼上铺在老商务楼的顶层，平时人流稀少，与楼下的熙攘对比鲜明。

Q：创业是预谋已久吗？当时如何来到香港，从打工到开始创业？

A：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现在在做这个。我属于典型的内地应试教育出来的学生，虽然成绩比较好，但只想到一步步好好读书，不知道将来想要做什么。一直以来隐约觉得自己对企业运营感兴趣，本科选了一些市场营销、会计类的选修课。之后在牛津读的是Management Research，也是跟企业有关。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都围绕与企业相关的。

毕业找工作时主要面对在英国还是在香港的选择。首先我认为中国人在华人圈更容易成功。其次，之前有机会来香港待了一个月，觉得香港的制度、秩序都挺吸引我的，加上自己是广东人，所以觉得香港是首选地。既然决定来香港，金融业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Citibank刚好有个管理培训生计划，入行时会有大量的轮岗和培训，可以帮新人全方位地了解银行各项业务，非常合适我这种不知道方向的人。所以当时很快地定下来这份工作。一年的轮岗，在trading floor、IBD乃至operation的工作都接触过，很接近地看到他们的工作状态。轮岗结束后我定在Corporate Banking，主管大企业。工作本身的接触面是很大的，但了解一圈之后的结论却是我不太喜欢这个行业，开始萌生退意，尤其会感觉银行虽然分不同岗位，但更强调的是遵守流程不出差错的工作方式，自由度十分有限。而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要做执行，能直接看到它的影响。所以觉得还是自己创业最直接。

Q：创业方向很多，为何会选择实体首饰店？

A: 当时酝酿了一段时间就裸辞了，因为觉得要达到开始创业的程度，所需要的对行业的了解不是在业余时间就能完成的。于是决定辞掉工作先歇一歇，顺便好好想想到底要干吗。大概半年之后才决定要做首饰店。然后筹备了大半年。其实算一算，从辞职到开店差不多过了一年多时间，投入真是蛮大的。那段时间压力也很大，幸好家人和老婆都很支持，这一点我也很幸运。

关于到底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其实我想了很久。上班之余想过很多主意，比如我挺喜欢把很多东西管在一起的感觉，就想开个7-11一样的小杂货铺，还专门去挑个位置好的地方数人流，但是算下来觉得除非开连锁，单店在香港很难赚钱。还有想过果汁店之类的主意，但是又觉得不够特别。加上我自己对吃其实不是很感兴趣，不是一个吃货，所以餐饮相关的后来就不考虑了。最后觉得首饰店还蛮好玩的。我之前也没有任何设计的背景，就是小时候爱画画，对自己的美感有信心。只要有这个信心，不管正不正确，这件事就做得起来。加上我老婆也比较喜欢珠宝，就说那就试试吧。

选择这个行业还有个原因，就是产品方面比较容易复制。一个产品如果成功的话，卖一千个生产成本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实际做起来发现珠宝的复杂性还是偏高的。它不像奶茶店，配方就这么几种，产品更标准，在产品本身花的时间非常少，可以更专注在市场推广上面。我们做了才发现，珠宝首饰的产品比想象中复杂多了。要做漂亮牵涉很多各种材质，各种镶嵌工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初期两三年主要都在做产品上面的探索，在营销方面比较有限。

黄添翼对着电脑做网上销售和客服。这占用他一天的大量时间。

Q：创业的前期进行了哪些准备以及心理建设？

A：从有做这行想法到开店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因为完全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人脉，只凭一个想法，中间花了很多时间找供应商、货源，定风格，也走了很多弯路。我们的困难跟行业积累少有关系。创业最好是平常就很爱好的方向，有一些积累。比如我们有个朋友创业做蓝牙音箱，创始人本身是发烧友听了很多年，懂的也很多，这样衔接就比较好。还有一些人工作中的资源可以带过去直接用，会缩短很多年的探索。像我们这种从头开始的就比较吃力。门路要摸半天，而且又是实体店，成本又高，各种不利。

老实说自己打几年工之后再出来创业，从社会经验来说确实是好的，但是比起一开始就创业的那些有“street smart”的人，确实是慢了好几步。这个劣势，只能慢慢克服了。后来觉得既然我的人生道路已经走到这里，还是决定要创业，那就只能尽量发挥我们这类人的优势，比如多做些分析，或者利用自己对营销的了解，提高事情的效率。我还是比较相信理论分析的，比如微博营销，也经常会看一些运营比较成功的账号，做一些案例分析。

回头看来，我真的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人。其实肯定还有更安全、更靠谱的办法。

Q：Lucia’s的定位是什么？

A：我们的店开在中环核心位置的楼上铺。选中环这个位置，主要是希望针对年轻的office lady。初期也不是很清楚她们的喜好，以及各种子消费群体之间的区别。刚开始做了很多钻石、K金、银饰等等。后来根据销售情况和顾客反馈，固定在珍珠和彩色宝石这两块，这两种上班都能戴，风格不会过于浮夸。从价格定位上肯定不是炫富的，和贵宝石的定位不太一样。

具体的品牌定位其实一直在想，但还没有非常明确。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目前我们知道目标消费群是谁，应该用什么产品去吸引这些消费群。但所谓一句话的品牌定位一直在变。昨晚刚想到的最新版本是“让愿望更美丽，W ear a beautiful wish”，意思是希望把好的寓意做得更漂亮。我们主打的彩色宝石，大多有不同的寓意。比方说，粉晶招桃花，淘宝上卖家很多，不用动脑子就能找到很多。但我们卖得最好的“超级桃花运”，是Lucia（我太太）自己做的设计，两层珠，用了很多小的配件和设计，比普通粉晶串漂亮了很多。这样我们就比其他的普通产品多了一些竞争力。

漂亮这个需求太泛了，但彩宝手串这个需求是很硬的。你说我要招桃花，我要招财，我要防小人，把这个点加上去，都不需要教育客人，客人自己就会明白并且做出选择。一开始我们也没想过这一块，觉得这个有点俗。但后来发现需求是很俗的，俗一点更直接一点。

Q：Lucia’s下一步的打算是怎样的，会继续扩张吗？

A：目前的供应商都很稳定了。下一步我们的打算是把寓意这方面再多突出一点。因为每种石头都有它的寓意，我们就着意挖掘这些寓意。第二是想搞一些个性化设计，这是我们长期的目标。开始的时候当然从参考别人的设计开始，但是后来慢慢有了品牌，还是要有自己的设计。比如我们最近做的“羊驼”系列开始找到一点感觉。我们原创的羊驼精神是：“无论生活中有多少让人愤怒的事情，都要继续优雅地、骄傲地奔跑在马勒戈壁上”。现在陆续会有顾客买来做礼物。这种产品我们也不图大卖，但希望有一定的话题性，传播开来可以有助于品牌。我们希望未来多做一点这样的东西。

Lucia’s饰品。左上：超级桃花运；左下：鱼戏莲叶手串；右：羊驼吊坠。

之后还要再砍掉一些产品线，继续做减法。我们现在没有做太大规模的宣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抓到很清晰的那个切入点。摸索了两三年，通过不断试验，不断跟顾客沟通，我觉得快抓到了。点抓准之后，可能会更正规、更专注地做市场。目前还是主要在网络上、微博上，未来可能会尝试多元化的广告方式，比如跟媒体接触一下，或者打正式广告，或者找人设计一些户外的东西。目前还没有仔细想过。那个切入点抓得比较清晰之后，应该比较容易想到下一步的这些推广方式。

另外一条路是连锁。其实也有朋友问要不要在内地加盟。这个可能将来是一个方向吧。但在那个点还没抓到之前我们还不想盲目扩张。我们非常不急于扩张，比较偏理想主义。我们不像其他很多人，从投资人角度想要快速扩张。我们比较像传统的夫妻老婆店。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发展速度偏慢，过于谨慎了一点。刚开始也是出于一个精雕细琢的心态，但是从生意角度还真是慢了。我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开始想一些提速的方法。毕竟热情有限，总不能一直拖，要赚钱才能扩大。所以也在想，怎么把优势扩大，把劣势避免。我个人希望能把网上的部分越做越大，这样少受一些门店的影响，淘宝好好弄一下，网站将来再架起来。产品再精细化一些。设计方面还是趋向于标准化、简单化的东西更多。定制和自有设计在我一手抓的情况下真的搞不了太多。

这个过程中间尝试了很多东西，还是挺开心的。方向大概是这样，希望能够有突破。过去是真的太理想主义，整个节奏也比较慢。希望有一天可以突破那个规模点吧。

香港人工高企，各种服务外包费用都高。为了节约成本，许多事情都只能亲力亲为，包括相对烦琐的产品拍照。

Q：创业中有没有失败的时候或者跟初期计划不同的地方？

A：一个跟当初想法比较不同的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当初其实是想把online和offline尝试打通，但真做起来还挺难的。本来希望网站除了展示功能外还有一些定制相关或是个性化的功能，或者能通过网站平台在设计过程中和消费者产生互动，由消费者选择希望生产的款式，有点类似现在国外比较流行的“众筹”概念，把设计的雏形放在网上，喜欢的人捐钱到一定数量就开始生产，然后进行大规模的销售等等。当初想法很大，但是后来实际操作起来发现难度很大。

最早的网站因为自己不太懂，程序员也没有找好，结果就流产了。后来开业迫在眉睫，其他事情一忙，网站就一直都没有弄起来。而且慢慢地我也意识到线上还是用来促进线下的生意，所以先集中在怎么把产品做好上面。我们因为边经营边学习行业，花了很多时间。线上线下打通那一块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其实很多非IT背景的人自己做创业，都想要搞一个精致一点的网站，但是都在这块卡住。觉得没有好像不好，但是要搞一个投入和后期维护都很费力。现在我这边的解决方式就是先用别人的平台，包括淘宝、微博，微信也在考虑中。

Q：在香港创业有哪些特殊的困难？

A：在香港搞这个店肯定成本更高。同样的店在内地成本可以省很多，甚至有一两个雇员都不奇怪。内地全职雇一个人几千块每月，到香港至少要付一万多元。包括产品拍照等等外包服务，因为在香港成本马上上去了。我总是舍不得出这个钱，导致很多脏活累活都要自己做，也占用了很多精力，没办法花更多时间思考经营方向。

因为现在小家在香港，又有签证的问题等等，短期内应该没办法把店搬到内地。唯一的可能是未来在香港找个人看店面。我的时间被解放出来，可以考虑把店扩张到内地。扩张的话首选应该是深圳，主要还是离香港近，比较好管。第一个店还是想要直营好一点。如果要连锁，也可能会考虑开到上海等地方去。但是我是比较老派的作风，不是自己管的店总有些不放心。目前还不急着搞连锁。

Q：处在香港，周围都是投行的朋友，经济和心理压力会不会比较大？

A：心理上当然会有压力，但是现在跟同龄人比较的心态已经很淡了。既然选择了创业，就选择不这样比。要比收入，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收入，因为发工资给自己的，一有赚钱就变成存货了，变成推广费用了，永远是抽不出来的。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发出工资。跟其他创业的人也没什么好比的，大家创业模式都不一样。当然，看到别人发展很快还是会羡慕，互相交流一下，但是本质上还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开店跟打工比较，单论钱现阶段肯定打工赚得多，而且多不少。但成就感、满足感肯定还是创业更多。至于压力是不同的压力，创业压力也挺大的。创业其实对自律性是很大的挑战。我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之前比较随性。初期真的要跟自己的各种懒惰或者面对挫折的心态做斗争，所以心态也要磨炼得越来越好才能坚持得住。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路，也不知道自己走的路对不对，但还是不能停，要做下去。这个时候心理上还是挺艰难的，感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因为就算躲起来房租还要交，所以被迫要做些方向性的决定。当然习惯了就还好，现在已经好多了。说得鸡汤一点，这个成长还是蛮多的。

店宠“泡泡”，也是店内大卖原创猫咪项链的创作灵感的来源。

当然慢慢调适好了就还好，毕竟时间都是自己的。像我每天早上睡到十点十一点自然醒，晚上会做得比较晚。看自己怎么调节了。对我来说创业肯定更好玩，也更刺激。我也不觉得比起来有什么吃亏的，就是觉得创业挺好的。我的目标肯定不是跟公司打工做高管来比较的。做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话一步一个脚印，后面肯定会有效果，会慢慢壮大，就看后面的发展怎么样了。总的感受，还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才能够坚持得比较久。

也经常有觉得很困难想放弃的时候，觉得比想象中艰难，怎么那么难。但是挺一挺就过来了。我自己的例子上，老婆的支持也很重要。一个男生开这个店，本来就有点奇怪，如果没有Lucia的支持肯定没有这个店。她对设计相关也都挺感兴趣，但我们两个人有一些分工吧。实际运营相关的很多杂活还是主要由我来做，她在宏观的方向上、设计上都起了很大作用。她主要是精神领袖。

泡泡也常常充当免费产品模特，时常出现在微博宣传上，粉丝众多。

Q：香港创业的朋友多吗？创业环境如何?

A：香港创业的氛围不算特别浓烈。大家都倾向于选择比较光鲜、风险小的工作。而创业的风险肯定是最大的。从投资人的角度，愿意为香港市场本身而投资创业企业的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创业企业还是针对内地市场或者海外市场的比较靠谱。我认识的在香港创业的朋友，普遍也是之前在香港某银行工作，因为人际关系和圈子在香港，或者有一些家已经安在这边了，才会选择在香港创业。

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开始有点想明白的意思，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感兴趣的事情要试一试，希望远离投行、PE之类的工作，开始尝试出来自己搞。相互鼓励取暖，勇气也多一些。当然更多的是号称自己有个想法，但是还没想好的。

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一个之前做投行PE的，行业和房地产相关，但他自己是IT背景，就是喜欢编程。这两年做了一个实名制网络平台，供中环的白领们（主要是内地人）交流，组织吃喝玩乐、社交分享等各类活动。暂时还没考虑做商业化。另一个知道的朋友之前在高盛，现在也是辞职在搞一个app，做活动信息、演唱会票务平台什么的。IT类本身内地做得也非常多，不过内地的风投更多更活跃，相比之下香港这一块就比较少。另一个困难是香港人工很高，做I T创业不付高工资很难找到好的程序员，从大内地找来的在香港又没法办理工作签证。

还有一个本来在投行，最近辞职的朋友，与人合作生产蓝牙音箱。合作伙伴本身是音响发烧友，帮他做技术，做出的蓝牙音箱产品同样音质，价格只有市面上知名品牌的一半价格。她因为之前的投行背景，在社交方面关系比较广，主要负责销售方面。初始第一批销售额就已经上百万元。

就在我们楼下也有一个创业的朋友，是凤凰卫视的电台主播。也是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名气，开了一家普通话学校。他上午到中午做正职，下午代课。现在因为学生多起来了，也开始请了全职老师。教育虽然看起来没有IT什么的那么光鲜，但其实是很可行的创业模式。

Q：作为同龄人中，特别是港漂中创业比较早的人，你觉得什么人比较适合创业？

A：我来评论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太早了（笑）。从个人经历来说，我觉得创业真得是有这个瘾吧。要有那种就算是不赚钱我都得做这件事情的劲头，才会真正去做。我也碰到一些朋友，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对创业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前提是创业“一定要赚钱”，而且一定要眼光很准，能很快赚钱。这样的情况其实90%以上都不会真的去创业。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几乎不可能会从职场出来的，而且在创业初期也很难坚持下来。

像我们这家店，刚开始经营肯定也赚不了什么钱。不过我自己喜欢设计，加上店是以我老婆名字命名的，还有好多凝聚我们心血设计的首饰。有这些感情因素在，也不舍得关掉了。

关上店门，又是一天营业结束。每天独来独往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Q：对香港现在社会发展的个人感受？

A:我属于希望能够离政治远一点的人，所以对于香港现在的各种政治动向，包括和内地、内地人的对立，我就旁观而已。但是现在内地的影响越来越大，香港肯定会慢慢偏向于香港本地人不爱的那一种。我觉得很正常。但我找到自己的定位，做该做的事情就好了。这也是典型的复旦人心态。

因为内地的影响更多，亲内地的人在香港也许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香港通过微博也有好几个专门针对港漂的账号，一些有社会团体的雏形，可能会在政治上发挥一定的力量。另外，一些以组织活动、商业化运作为目的的，都做得不错。

很多比我们早一些的校友，到职业要在向上跨一步的时候，都会选择回到内地。我们这个年纪的目前好像都还在。很多都是矛盾心态，像我们成家的还好，有一些女生没有找到着落的就选择回去了。我有几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生过小孩可能会考虑回去。慢慢地可能也到了这个阶段。我现在还是想暂时留在香港。

虽然我对政治兴趣不大，但我还是希望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好过在国内有时觉得很憋屈，看到一些很让人生气的事情出现在身边。在香港就不用很烦恼那种事，就算看到也都觉得离自己比较远。另外港漂的一群人大多家教育背景比较接近，交往起来有亲切感，认同感比较强。纯粹创业，从成本及各个角度来说，还不如在内地呢。生活上要看你对什么比较看重吧。房子大、有车，这些都不是我眼前看重的东西。

Q：创业之后在生活状态上有哪些改变？

A：创业之后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变。除了工作之外，社交状态也有很大改变。本来做金融那拨人，都是小圈子，大家都有共同话题。创业之后共同话题真的慢慢就少了。当年我把这定义为一个损失，但也是必然的。当你做的事情跟身边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孤独。幸好也有其他的创业者，定期聚聚聊聊，大家话题也比较多，讨论一些最近的创业想法，近期推广活动的效果，或者最近请了个员工情况怎么样。原来的圈子就慢慢淡化掉了。

店内大部分时候没有客人。休息的时候老板和店宠互动解闷。

创业就是孤独的，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少了很多。幸好有心理准备，所以还好。像我是一个人创业，没有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所以感觉更孤独一些，除自己之外没有什么人会真正在意你的事情。所以要耐得住孤独。要独自做很多决定还蛮痛苦的。有时候知道这个决定如果是错的，会导致你后面半年都在做错的事情，但还是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以前业余时间会唱歌、打篮球、玩游戏，现在因为创业压力的关系，越来越进入状态了，感觉生活越来越单调了。一开始还希望能平衡好，后来发现店的进展太慢，很多本来能够多探索一点的事情没时间做。后来慢慢自然而然地就会把重心偏在店上面了。创业几年也几乎没有出去玩过。旅游我还是爱的，但和创业比起来，它带来的兴奋感没有那么大，就自然被排到了后面。想想还是把时间花在想想那个口号怎么说，推广怎么做上。有时候也会觉得闷，但也没办法，如果不做，损失太大，几年光阴青春就白费了。有人可能比较幸运，开始做得比较顺，或者有搭档分担。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草根一点的话，应该都是这样的。一开始必须要亲力亲为，店那么小，没有人知道你，只能自己去做。

我不介意这个东西做个十年二十年，我真的有这样的心思在里面。最近刚添了女儿，我甚至想,到时候如果店还活着的话，传到女儿手里。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有耐心。当然现在压力还是有的。希望未来一两年能找到突破点吧。

··肖像··

苏州盛泽的老K

图、文/@玛格非

老K，这个来自四川乐山的大男孩，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拿到了高中英语教师资格证。但是在从事了三年的英语教学后，毅然放弃教师的身份，独自来到江浙打工。偶然的原因，误入了纺织行业。如今盛泽的小镇已经是第四年了。纺织行业的烦琐，没有磨灭他出发前的热情，依然保持着一份理想和冲劲。

姓名：老K

出生：1983年

星座：天蝎

故乡：四川

职业：纺织业外贸

兴趣：阅读、美食、摄影、旅行、逛博物馆、音乐

新浪微博：@我还是老K

采访地点：苏州盛泽

采访时间：2012-8-19

我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镇，直到读完大学都生活在川内。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还有那种小人书（我们那儿叫连环画）。然后总是做着关于江湖的梦。这也导致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作文。我那时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但是，我的数学却很差。高中之前，英语成绩也不好，一百五十分考个九十来分就很满足，直到高一的时候遇到了英语老师郭晓兰。郭老师不喜欢使用多媒体，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但是她特别细心。由于那时我被任为英语课代表，就被迫激励自己。首先是从单词着手，然后就是语法，多做题。

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朋友对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兴奋。可是第一次高考，因为考前重感冒，影响了发挥。于是主动选择了读“高四”，然后考取了川内的一所大学，读了师范类英语专业。

毕业后，作了一名英语老师。在学校工作了三年，发现很多东西不是靠教师就能改变的，比如说教育受体制和社会的限制很多。我是很想让学生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灵魂的东西，但是体制和家长都不允许。

而且教书是一项单一技能，如果切换到其他行业，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不想过那样循规蹈矩的生活（笑）。如果我留在成都教书，现在应该小孩都满地跑了。

在四川有个说法是“川人不出夔门就是一条虫，出了夔门方才成龙”。出来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后来考虑到长三角更有人文气息。而且有个师兄在苏州大学读行政管理的研究生，有照应。

刚到苏州的那会儿，并不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一开始试着在苏州一家翻译社从事翻译工作，办公地点在一个居民小区，计件工作，薪酬很低——白领的头衔苦工的活。后来才进入了纺织行业。从事外贸业务这些年，渐渐发现如何高效整合资源成了我最大的挑战。你想，业务尽管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要将生产和营销都衔接起来，这中间会遇到技术障碍，还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工作之余，就尽可能地阅读。杂志和书籍收集了好几个收纳箱。其实以前兴趣蛮广的，但是工作之后的生活圈里很难找到共鸣者。我花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来寻找知己，最后我发现，那个知己其实只是自己。因为一个人喜欢的东西，别人就算和你有共鸣也只是一个侧面。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其他人最多只是在其中一个点上与你相通。

我也偶尔玩玩摄影，但是不精。我只是把摄影当作一种记录工具，拍美食、拍博物馆，特别是博物馆的藏品。每当我有烦恼时，就到博物馆看看。想到那些古董千年都过去了还在那里。我眼前暂时的烦恼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片段，眨眼就过去了。人真的是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除了逛博物馆和摄影，我还喜欢旅行。基本上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旅行。这主要是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冷僻，担心别人没那样的兴致吧。我喜欢那些古老、有历史感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你这次去看，还在；下次再去，可能就消失了。

我骨子里一方面比较怀旧，另一方面也比较前瞻。换句话说，就是我既喜欢古老的东西，也喜欢有时代感有设计感的东西。

我买了许多磁带和CD，不同的时间段会喜欢不同类型的音乐——平时收纳在箱子里，走到哪儿搬到哪儿。当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就会想起当时是什么天气，遇到过什么人，当时是什么心情。有些CD我现在不愿意去听，因为一听就会勾起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不是因为我缺少朋友才会有这样的爱好，而是因为我的这些爱好导致我的圈子很小，接触的朋友相对也少。以前我喜欢听民乐，比如古琴。那是有一次喝醉了酒，听到一曲古琴演绎的曲子，叫《酒狂》，是姚丙炎演奏的。彼时彼景，印象深刻。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古琴。

我觉得即将消失的东西更应该去关注，下一代可能就看不到了。而现在很多东西，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差不多，比如CBD、城市布局……

长年在外，总是会想家的。不过，想家的时候放在心里，不挂在嘴边。上次回家还是去年春节。差不多我一年回家一两次。平时，一个星期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家的定义就是一个非常——我也不想说得太文艺——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安全、很放松的环境，那里有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和他们沟通没有功利杂念。

在外面打拼这些年，留在当地还是回家的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现在让我讲，我会选择就在这里安身立命。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把握当下最重要。

提到父母，就绕不开个人感情的问题。作为父母，他们会催我。不过我问他们：“假如我匆忙间找个媳妇，总是给你们气受，你们愿意吗？”他们肯定不会愿意。老实讲，从家乡出来之后，人生的“三观”碎了一地，尤其是婚姻观。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婚姻，这之间涉及到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身边有一些朋友相互间了解不是很多就匆匆结婚，维持不久又分开。所以，感情的问题可遇不可求。

感情毕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主的，我现在能把握的还是事业吧。希望接下来能做出几个大点的项目，然后就去洛阳或吴哥窟走一走。

说实话，在外打拼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育儿··

Lisa常依龄：超人妈妈的秘诀

文/陈东华、小简

当了妈妈之后，我们常常都觉得分身乏术，家庭、事业和自己，很难兼顾，常常要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纠结。可是有一位妈妈，却像个超人。她有两个孩子，她坚持做父母不能外包，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事情都亲自来做，家里的管理也是她一手安排，但她仍然时尚、美丽，成功地创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不断地挑战自己。上海马拉松，一个鸡蛋的暴走，环台湾岛一千公里骑行，Amazing Race……她说：“我想做的事情我都做过。”

她是Lisa常依龄。

最初见她，是在三明治的育儿沙龙，她做嘉宾，分享她的育儿理念和方法。她展示了很多表格，她自己的安排，孩子们每天的计划表，当时就被那些表格震晕了，非常佩服她的计划性和井井有条。还知道了她的很多光环：两年读完大学，十九岁就大学毕业，康奈尔大学JD（法律博士），INSEAD（欧洲工商管理学院）MBA，美国加州和纽约州律师执照，加州房地产执照，Kidtown创办人，ICS节目主持人，精通六种语言……

以为是她天赋异禀，能力和精力超人，加上良好的经济条件，让她能做到这么多。没想到这次访谈，颠覆了很多对她已有的印象。开朗善谈、活动多多的她，却说自己其实“极端内向”，非常不爱说话，小时候去朋友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书柜。每年都会有大目标、小目标，超级有计划性的她，却说自己其实非常粗心大意，从小就是一转头就会忘东西的那一个。她的一张又一张表格，不是因为她本来就擅长这些，而是她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用好的系统、好的方法来帮助自己。

访谈之后，才知道很多我们看到的光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背后有很多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尝试。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她的充分计划。其实时间都是一样地多，但她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于是能做更多事。凡事都预先计划、安排，用充分的时间准备，到时候才不会有压力。做学生期间，她已经是这样，高中提前准备，预先考过了大学的十几门课程；大学第一个月就把整个大学期间的必修课程全部排好，两年读完大学。而现在，早上锻炼的时候，就在想这一天的计划；每年二月花一个月的时间做好整个暑假的安排；孩子小学的时候，她对到大学之前的事情心里已经有了大致规划。

另一个秘诀则是：尽自己最大努力。说起来很容易的一句话，但怎么样去做，真的是一门学问。比如她的儿子一直是足球队长，我以为是他热爱而且有天赋。却不会想到其实她儿子一开始非常抗拒，是用心的妈妈在球场上陪他看了三个月才走上了球场，而当儿子胆小、怕球的时候，又是爸爸坚定地相信孩子，每个周末花时间和儿子对踢。在Lisa的育儿观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坚定的立场和巧妙的方法。孩子说no的时候，她既不强压，也不放弃，而是尊重加继续努力。“对孩子，你只能去配合，不能去改变”，她说做父母就是要做marketing，把对孩子好的东西包装得很好玩，让他们接受。

而在计划和努力的背后，她的韧性、她的坚持则是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我就是要挑战自己。越觉得不愿意去做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越想去挑战。”

“每一次经历过挑战，不管大的小的，你都会更加有自信，比之前更强一点。”

“我觉得任何事情，在百分之二三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抗拒时刻（the hill），真的想放弃，因为已经很累了，而且想到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经历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到最后都会做完。”

当她面对挑战时，常常是向内心去寻找力量。访谈中，我们很好奇，是什么让她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她说，小时候她爸爸一直说她很特别，很优秀，爸爸的爱让她相信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敢去尝试，也敢去争取。而这次访谈结束后，遇到Lisa的儿子Devan，我请他用一句话来形容妈妈，他脱口而出 ：“Too good for you！”

原来，秘诀背后的秘诀是：爱！

You are special ——父母的爱影响深远

Q：你自己是怎么成长的？是什么让你作为一个极度内向的人，又能做这么多事情？

A：应该是小时候，我爸爸一直跟我说，你很special，你很聪明，你是个天才，我就深信不疑。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特别认真。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妈妈搬去美国，妈妈是单亲妈妈，还要工作，但对我和妹妹还是照顾得很好。在美国的前四五年，爸爸每天寄一封信给我，可能是因为他的信，我没有忘记中文。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封信。爸爸是画家，是非常随性的人，但在写信这件事上很坚持，让我很感受到爱。我就一直没有让自己低于爸爸给我定的标准。

Q：我看到有心理学家的研究，说要夸奖孩子努力而不是聪明，如果孩子觉得自己聪明，就会害怕失败，而不敢去挑战自己。但你完全没有。

A：可能不是聪明，可能我爸认为我很优秀。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觉得我很sp ecial，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所以就敢去尝试，也敢去争取。其实我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爸爸，但他给我的那种自信，一直都在，一直到现在。

Planning + Effort ——尽自己最大努力

Q：你有两个孩子，同时你的生活也很精彩，你是怎么做到的？

A：做女人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不是你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你可以全部都拥有，只要你肯花这个时间。我希望孩子们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人，全方面地发展。而这一点要自己先做到，你才能让小孩子看到，给他们一个好榜样。

要有效率，一天的时间大家都一样，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做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效率地去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长处。要利用你所有的资源，很好地规划。不管大目标、小目标，我都会去做计划。比如说我早上锻炼的时候，就在想每天的小目标。而大目标，比如我在美国两年读完大学，也是因为有充分的计划。

因为美国高中可以考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考得好就可以得到大学的学分，一般的高中生大概考四五门AP课程，但我考了十几门，所以我一进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进入大学之后，也是有充分的计划。我花了两天时间研究学校的课程表，第一个月就把大学期间的必修课程全部排好，所以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两年把所有主修课程念完。要花时间去了解系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做。

对孩子也是这样。我有很多的工具帮孩子做计划。孩子还在我屋檐下的时候，我的责任是帮他们创造最多机会，探索以后喜欢的事情。从现在到大学之前，他们每一个暑假怎么安排，哪一个年级要做些什么，考些什么试，我大概都有想法了，这也是计划。比如说，十一年级考PSAT，十二年级考SAT，但是如果真的等到那个时候才去准备的话，你一定没有时间。所以事先安排好，开始做准备，到了最后才不会有压力。

Lisa为儿子计划的每周课外日程表。

Q：在你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方面，计划都非常重要。你首先会有一个规划，预先做准备，充分地利用时间？

A：对，计划很重要，第二就是不要怕辛苦。任何事情都需要努力，既然设定了目标，就尽力去争取，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每个人有life cycle（不同的生活阶段），从学生到工作，进入婚姻，成为父母，再到空巢，了解自己的life cycle，知道那个阶段的priority是什么。现在孩子是我的priority，但再十年，我的孩子就不能是我的priority，那是他们独立的时候，我要知道怎样去soc ial。你知道你的life cycle在哪一个阶段，你的priority就会有相应的改变。

Q：你非常努力，而且会不断挑战自己，为什么？

A：我希望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项目，我都设立最高标准。我希望可以有最多的生活体验，就像好朋友形容我——一辈子当三辈子来用。我对小孩也是这样，希望他们经历到最多，所以他们会做这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也会有点抗拒，人天生都有点懒散。像今天早上，决定这周的两个演唱会，要不要去，挣扎之后决定还是要去。你不会后悔做了一件事，只会后悔没有去做。

Q：那你设立的最高标准，会是完美主义吗？对自己会不会很苛求？没做到的时候，会不会纠结？

A：我自我感觉很好（笑）。我是完美主义者，我希望是完美的。但你还是要很客观，知道在我的限制里面，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如果把生活的每一样东西都打分数，可能这个地方是八十五分，那个地方是九十分，但要从整体来看，不要只看一个小东西，你要看大的图景，这样才不会对自己太苛刻。我是尽量做到一百分，尽最大努力去做，但如果没做到，我心态调整得很好。如果尽了最大努力没有做到，我还是会很客观的。当然我会反省，为什么没做到，如果我认为可以做得更好，我会再去尝试。我可能会纠结一下子，然后就过了。我更注重过程。比如现在孩子考试，我从来不问分数，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尽最大努力？

Q：你说“不会后悔做了一件事，只会后悔没有去做”，但你做了一件事可能就要放弃另一件事，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A：可能的情况下，两件都去做。我在大学的时候，成绩最好的学期是我修了二十三个学分，一周二十个小时地工作，还要半工半读；而成绩最差的学期是只修了十六个学分，很轻松的几门课。所以我觉得，当你开始忙的时候，你就不会嫌烦，你就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Q：但有时候必须要选择，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做决定？

A：保证做的是当时最好的决定。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了一遍，分析成本与收益，然后做了一个决定，就坚持下去，不要后悔。不可能每次做的决定都对，但你要相信，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最有效率地去做每一件事。

做父母不能外包立场要坚定——父母是权威

Q：听说你从来没有对孩子凶过？

A：我觉得是有了孩子之后，把我的耐心练出来了。因为孩子就是培养你耐心的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不能以大人的标准去看他，而且对孩子的标准也必须随着年龄的变化，不断来调整。比如小宝宝要吃手，就是自然的。但我很坚定，我的立场就是：我是权威，不用发脾气，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信息。“Yes is yes，No is no”，不能超过界限。

Q：你确定界限的方式？

A：孩子小时候有三个原则：不危险、不影响到其他人、不是太annoying（令人太烦或是讨厌）。只要不违反这三项，小孩子玩，就让他去玩吧。违反界限的话，就是两种后果：Time-out（暂停）或者取消特权。Time-out之后我会问三个问题：你错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做？你下次会怎么样？问完三个问题才可以出来。惩罚的动作做到了，同时也让孩子有反省。当然现在已经不用这些了，现在给我儿子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他的iPhone拿走（笑）。

Q：大点的孩子呢，什么样的标准？

A：我现在常对孩子们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只要合乎道德、不伤害到别人、负责任、在完成你自己的任务后。你们要争得自己的特权，承担自己的错误。对自己造成的错误要勇敢承认，勇敢面对，尽力弥补。

我觉得当父母这件事不能外包，这是父母的责任。我女儿小时候很挑战，我就多花了很多时间去陪她，现在她就很好。我觉得妈妈的作用还是最大的。可能的话，尽可能把时间都给她。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分身，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五点半起床，也就是为了她。我觉得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就少睡一点，五点半起床，早上起来做运动，我可以把一天都计划得很好。做完运动之后，思路很清楚。为了多陪她，我就把睡眠减少了一点。

Q：你说当父母不能外包，但你同时还有很多的活动，照顾孩子也需要其他人帮助，什么样的事情你会亲自做？

A：教育小孩一定要亲自做，人格、学习。我的最终目标不是把小孩送进一个好大学，而是要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独立的有适应性的人，以后在任何状况，可以有解决方法。现在父母太多时候主动给他们答案，而不给时间让他们去探索一个问题。我尽量不要这样，什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是对他们成人的一个培训。

我跟儿子说：我们是partner，我希望你今后是一个很成功的人，“I am trying to help you，but you have to help me too. We have to do it together”。

Q：孩子们的学习，你需要帮助他们吗？

A：我现在每天有一到两个小时看孩子们学习上的事情。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也在做功课。比如儿子在学西班牙文，我要研究怎样帮他；他们准备考试，S SAT，一大堆书，我必须先学习到怎么教他们，整理出来才能更有效地教他们；还有看老师的网站。帮助他们的学业，不只是他们做功课，我在旁边辅导这么简单，更要帮助他们学习。而帮助他们学习，我必须要先了解，才能帮助。比如我想提升他们的数学能力，我必须自己先研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最有效率地去教他们。

Q：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

A：我希望他们以后比我更好，更开心，活得更自由自在。成功的定义每个人不同，我的理念可能和一些家长不同，我希望他们犯错，我希望他们在我的屋檐下犯错，我才可以好好地指导他们。当你管得太紧，不许他们犯错，他们离开你的时候犯错，就是大错。还有就是我对失败的看法。记得十年级考PSAT，我把信封打开的时候，一看到成绩就哭了。然后我对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我不怕失败。就像我的第一家公司，当时我可以辞很多的人，但我没有去逃避。失败了，要去面对它。你不能控制失败，但你可以控制失败之后自己的反应。

Q：对孩子，你最看重的特质是什么？

A：希望他们受人尊重，就是有character，英文里character有honor，dis cipline的意思，中文应该是有品格吧。有品格的人，不管任何事情，他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做，所以是一个很正的人，有智慧跟光明正大的人。坚持自己内心的原则，有自己的价值观。永远不会去走一些不正确的途径。不会被别的东西影响，不会被别的东西诱惑，做的永远都是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所以判断力很重要。我希望他们学到判断力，一件事情一定有不同角度来看，但他们可以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一条路。

在团体体育里，就可以学到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体育很重要。

Q：你非常重视孩子的体育

A：对，体育学到的东西太重要了。

他们学会失败，怎么面对失败。因为最好的球队也一定会输。儿子在三年级之前没有输过一场球，我其实很担心。四年级他输球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很可怜，但我知道对他有好处。现在他也知道，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习对教练的服从与尊敬，比赛的时候对裁判尊重。怎么面对不公平，因为有时裁判就是错的，刚开始他们会很生气，之后知道这就是规则。我们在工作上也会这样，有时就是不公平，但你要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安抚自己。

学习团队精神，怎么样做一个领导者。儿子Devan一直是队长，在输球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样去鼓励其他队员；当一个球员打得不好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鼓励他，不要让他产生压力；学会不去指责队友。

还有怎样克服紧张情绪，面对困难的态度。这些在学校都是学不到的。

方法要巧妙——父母要做Marketing

Q：Devan的篮球和足球都很棒，是他从小就很有运动天赋吗？

A：不是。Devan三岁多开始踢球，但他那时非常抗拒，根本就不想上去。我就很心平气和地（其实心里很气）说：没关系，反正这一个小时是足球时间，你不愿意在那边踢，我们可以在旁边看，但这一小时是足球时间。我们在场边坐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他就愿意去了，没有什么负面影响。

到五岁半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踢比赛，我在旁边看，我给老公发了一条短信：没救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不是一个运动员，他怕球，他胆子小，他不喜欢抢球，算了，他就是一个书呆子，你就认了吧。老公说：No，belie ve in him。那次之后，每周末他至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儿子对踢。然后，就是这样练出来。这就是爸爸的作用。这就是parenting。

Q：对孩子暑假或者寒假你怎么规划？

A：每年二月份，我会花一个月的时间做暑假计划，做出对两个小孩都最好的决定。时间上的协调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八周，找到最好的东西要怎么调，要在同一个城市，哥哥和妹妹都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计划好了就开始订票，住宿，其他活动，反正我就像一个旅行社。

我觉得管理孩子的行为方面，其实也就像管理自己一样，就像大公司的管理系统，用在管理家庭、管理孩子方面，是一样的。我是一个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我必须有这些系统来帮助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就可以针对这些缺点进行弥补。我有一个pie chart，音乐、艺术、运动等等不同的领域，看他们的百分比。

Lisa用来衡量孩子发展的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s图表。

Lisa用来分析女儿成长需要的分析图。

Q：像这些安排，是由你决定的，还是他们自己来选的？你选好的活动，他们都会愿意参加吗？

A：孩子自己要学会怎么把时间安排好。所以我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会让他们有参与的感觉。比如说策划他们的行程，有两个好处：第一，有参与感；第二，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任。

虽然他们有参与，但背后还是有我们的引导。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做marketing，把一个其实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包装得很好玩。我儿子对homewo rk这个字从来不反感，因为我很小就用很欢快的语气说：Hey，let’s do homework！这就是真正的marketing。我儿子对所有新东西的尝试，第一个反应都是no。我会尊重他，但是会继续努力，让他愿意去尝试，很温柔地推。我们虽然是partner，但我们还是家长，是authority，并不是平起平坐的。

Lisa为鼓励孩子阅读制定的阅读积分表。

Q：你们每年都是回美国参加夏令营，有什么觉得很好的营推荐给大家？

A：其实美国的夏令营都很好，我们上的每一个都觉得很好，可以把一个很枯燥的东西，让小孩很感兴趣。如果说我最喜欢的营，应该是CTY（Center for Talent Youth，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办的，给资优生的，要考试考过才能上。他们的老师很好，知道怎么去启发小孩，而小孩都是筛选过的，从其他小朋友身上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Q：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的书推荐给大家？

A：Thinking Map，这个很适合教小孩子，也适合父母自己的思路管理。我家里有很多的书。

面对挑战——寻找内心的力量

Q：今年又做了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A：二月参加环台湾岛骑行，骑了一千公里。从台北出发，一直到最南部垦丁，然后再往回走，这是今年的第一个大挑战。尤其是爬山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想到了，因为你必须要有动力，要从内在找力量。我一边听音乐，一边想到以前很多经历，每一次经历过挑战，不管大的小的，都会更加有自信，比之前更强一点。不是说身体上，而是有那个自信，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因为之前可能受过更大的苦。

四月参加了“一个鸡蛋的暴走”，五十公里。那天大风大雨，六个多小时走完，女子组第一名。因为我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可以赶快回家陪孩子。其实我很讨厌跑步，我是两周之前才开始训练。开始锻炼，或者任何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前十次是最痛苦的，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干什么这么辛苦，但是过十次之后就差不多了。

八月去菲律宾，禁言、断食、果汁排毒。对我来说，那是天堂。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重新认识自己，想到很多事情，也做了很多事情。当时手上有一些大的活动要组织，都能非常专心地完成，效率也很高。

九月自行车赛。自行车赛有一个意外：轮胎漏气，车很重很重，已经不是用腿在骑，而是用全身在骑。脸都发紫了，也有气喘的声音，我老公都问：要不要停下来，去充气，我说不要。最后完成五十公里，完全是靠内在的一种动力。

Q：你说你其实最讨厌跑步，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呢？

A：我就是要挑战自己。越觉得不愿意去做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越想去挑战。到最后你只要保持心态OK，你的身体再累，你还是能坚持。每个人对极端时刻克服的方式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最简单地数“一、二、一、二”，这表示我是一个很单调的人（笑）。我就说我一定要做到。就像环台的时候爬一座最难的山，非常陡，而且几乎都没有平路，你连要休息要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一直是弯路。我就是数着“一、二、一、二”，这样把它爬过去的。

Q：那你中间有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呢？

A：当然有。我记得好像是在百分之三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惨了，我还有百分之七十。我觉得任何事情，在百分之二三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抗拒时刻（the hill），真的想放弃，因为已经很累了，但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事情没做完。

所以一定要看小目标。在我的运动中，体验到很多人生的大启示。我从小就知道，一定要设立小目标。我经历过很多次，每一件事到最后都会做完。我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内向和外向的人，其实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有多喜欢和别人相处，最大的不同是：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于别人，还是来自于内心。我其实是一个极端内向的人。我从小就很内向，在去别人家的时候，我一定先找他们家的书柜。像我做的运动，大部分也都是个人运动。所以我的动力更多来自内心。

Q：你说你是极端内向的人，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你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非常活跃，很会与人交往，而且参加各种活动。

A：其实我先生最了解我，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的人，在家里我完全都不说话。有一本书很好： The Introvert Advantage: How to Thrive in an Extrovert World（《内向者优势》）。因为现在的社会是需要你当一个外向的人，才会成功，才会社交。其实按基因来说，内向和外向的人各占50%。所以内向的人因为工作、社会的需求，把自己弄得像外向者一样，所以他们到家完全就会瘫痪。对我自己来说，其实社交是一种技能，你跟人相处，自然而然就会，就像吃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最放松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去旅游。我一到两年，会有一次自己去的，大概一周的时间。

自由与选择——职业与家庭的平衡

Q：谈谈你的职业生涯，做过哪些工作？

A：美国法学院毕业之后，回到台北做律师，夜间也去东吴大学授课，讲合同法。之后做法律顾问。在怀我儿子那一年，我考了GMAT，儿子六七个月的时候，我带上他去法国INSEAD念商学院。我记得刚到法国那一天，早晨六点，我们租了一辆车，我在开车，儿子在哭，看着还不太明白的法文路牌，我心里想 ：我这是干什么。但是后来那一年对我是最精彩的一年。所以永远不会后悔去做一件事，只会后悔没有去做。就像我参加Amazing Race（极速前进，CBS电视节目），五周时间，是朋友找我去做partner一起参加，当时其实很犹豫，去还是不去？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做之前犹豫到底要不要去，但对我来说，去了永远比不去好，做了永远比不做好。

Q：所以你是risk taker（敢于冒险、敢于承担风险的人）?

A：是。来上海之后，我开过两家公司。第一家其实有很坏的经历。我们有几个合伙人，本来是很成功的一家公司，两三年之后引进了一个新的管理合伙人，他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曝光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就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选择了：No！做了一件事情，我必须面对，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我必须面对。后来第二家公司，是我自己去做的，没有par tner。做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大部分是帮小孩子做生日party，我很有创意。但后来发现，所有庆祝的时间，都是我应该陪孩子的时间，晚上或是周末。所以把公司卖掉了。后来就开始做part-time的工作，在现代传播和ICS兼职做主持人。

Lisa在上海电视台外语频道担任主持。

Q：那你今年ICS和现代传播的工作都还有在做吗？今年下半年有什么打算？

A：现代传播没有，ICS还有，但暂时也没有做。我现在的重心都是希望在家里。今年下半年除了好几个必须参加的活动之外，其他时间我尽可能在家。因为儿子刚进初中，他的作业开始重了，而且他的学习习惯必须在第一年养好。所以现在我的大部分事情都停掉了，把重心大部分放在他的身上。他有很多课程，而且需要每一天到老师的网站上去，要花很多时间，连我自己都在适应。

Q：你说做女人不要有限制。但你现在自愿选择了很多事情不去做，其实也是一种放弃？

A：我是说标准不要降低。You can have everything，你可以全部都拥有。每个角色都可以做得很好。成熟女人，有fre edom，有choice，就像今天我的选择，我选择这个阶段不要有任何其他事情，我选择focus在我的小孩身上。这一阶段我是“自愿失业”。而且我对这个不会有任何负面的联想。我觉得和小孩子也是一种缘分，他们在我身边最多再待五年到十年。我知道我自己有能力，如果真的要，事业也可以再重新开始。

Q：你的人生当中除了爸爸，还有谁是对你影响很大的人？

A：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贵人”，扶我一把，帮我一下。现在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我先生。我做任何事情他都支持，做任何决定他都支持，有时候很疯的决定还是信任我。这样，就给我一份自信。而且家里很平安的时候，你可以更勇敢，去做每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管怎样，不管成功、失败，多蠢的决定，都有人支持你。

Q：那你当初决定和他结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A：我从小就对自己说，结婚的对象不只是受女孩子欢迎的人，一定要是男人也尊敬的人。这是我选择时最大的条件。能够受其他男人尊敬的人，一定有他特别的地方。我先生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而且他给我充分的自由，非常信任我，尊重我，是一个很好的partner。

Stanley、Devan和Veran。

尽可能帮助别人

Q：除了你自己的成功之外，对社会有些什么贡献？

A：我不能说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我有这么伟大。但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很好，我希望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帮他们提升自己，如果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一定会帮助，不管是任何层次，任何方式。因为每个人，你可以帮他们的方式不一样，每个人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以我很小的力量，可以帮到的都帮到，有机会尽可能去做。比如西藏需要建学校，我可以出钱或是出力。还有帮助宣传，像我妹妹主办的喜愿基金（m ake a wish foundation），他们需要募款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办活动，帮忙宣传。

我也做很多的义工。在学校，我参加家委会，学校有任何需要家长帮忙的事情，我一定会去。有一年圣诞节，送暖宝宝到养老院。今年我和老公去崇明岛的孤儿院，帮他们做义工，建了一个很大的海洋球池；他们有一块地，帮他们铲土。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用完之后，比如从美国带来的很多书，都会重新利用，给更需要的人。

Q：你刚刚提到参加学校里的活动，我听说在这方面你也是花很多时间去帮忙？

A：是，有时候也会觉得累，为什么自己又找了这么多事呢？（笑）但我很乐意帮忙，孩子也会知道家庭对学校很重视，学校就是家庭的一部分。学校和家庭是合作的。

我还有参与故事妈妈。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小朋友进行生命教育。对我很有意义，我学到了很多怎么可以从小小的故事里联想到更多。在家也会以学到的方式讨论一本书，更促进我们家里的互动。

Q：你说过你从小相信自己会是改变世界的人。那你现在改变世界的方式是什么？

A：因为我是一个很小的力量，我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我儿子办生日的时候，我会说服他们，你们的礼物已经太多了，你们什么都不缺，希望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人。所以，跟请过来的人说：我们不收礼物，但希望可以募款到某一个基金会。小孩子其实最开心的就是拆礼物，一开始他们也会很不舍得。我儿子会问：我真的一个礼物都收不到吗？我说没关系，你真想要的话，我送你一个礼物。他只要有一个礼物可以拆就好了。但他们知道可以帮助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帮助了很多有生命危险的孤儿，比如捐助宝贝基金会（Baobei Foundation）。

还有，我参加的很多活动，公益也是一个动力，如果知道是慈善，我会更愿意去做。像鸡蛋暴走，我跟小孩子讲，就是为了贫困的小孩一天能吃上一个鸡蛋。可以跟小孩子解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是从小范围帮助这个世界。虽然力量还不是很大，但是很有效，真正地帮到了需要帮助的人。

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真正的黄金时代

Q：回想一下你三十岁时的状态，对三明治妈妈有些什么建议？

A：三十岁那年我的生活、工作、旅游经验已经很丰富了，觉得我在top of the world，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但三明治那十年其实过得更充实，心态更成熟，家庭和经济状况更稳定，身边的朋友没有drama，你自然地和负能量的人保持距离，只要你保持aim high和work hard的标准，你会了解三十到四十岁那十年才真正是你的黄金时代。（我希望我五十岁的时候可以同样形容我的“四明治”。）

Q：你觉得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吗？

A：我觉得一个人的梦想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进步。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会一直设立目标，挑战自己。我想做的事情都做过。一个女孩子，生活中不要去放弃什么，如果你想要，你一定可以全部都要。时尚、育儿、工作、管家，我都做到了。女孩子生活可以很多彩多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去发展。不要给自己设定任何限制，这个限制永远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

我觉得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最大的好处就是有选择。选择怎么样利用你的时间，怎么样过你的生活，这是最大的幸福。

··教育··

DTR：当我们谈论教育，我们谈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脉络

文/李梓新

上海徐家汇公园旁一座不起眼的陈旧写字楼。走到楼下的时候，我不知要去拜访的这家留学培训机构会是什么样的。那幽暗的楼道好像难以给我太多想象空间。

然而在十九楼，从一座小玻璃门里跳出绿意，绕在迎宾墙上的绿色爬山虎中，簇拥着蓝色的LOGO，上面是“DTR”三个简洁的字母。

DTR是这个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董堂荣的名字缩写，我在来之前便已知道。只是我好奇，一个会把自己名字做成公司名字的年轻人会是什么样的。“Be With DTR”不是一个典型的公司名字，却透着一股人情味。而公司的中文名“树英学堂”，更透出一股文化气息。后来，董堂荣告诉我，树英是他已去世的奶奶的名字。

董堂荣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带着美国校园气息的壮小伙，穿着紧身T恤，两只健硕的胳膊露在外面，笑容亲切而爽朗，一看就很容易打交道。大家都直接叫他DTR。

再细看两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布置得非常有味道，简洁、明快而现代化，后来我才知道装修是出自“栋梁”设计师品牌店创始人之一南朗的手笔。不大的空间被划分为大厅、办公区、图书馆和五间大小不等的教室，利用率非常高，更营造出一种温馨而热闹的氛围。

挂满美国名校旗帜和纪念品的大厅里，几个学生正在长桌上交流；一个戴着时尚耳机的学生把自己关在小图书馆使用电脑，而七八个学生和助教一起在教室里学英语。咖啡外卖送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在这群95后的高中生中间，D TR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老板，或者一个老师，更像一个亲切而沉稳的兄长。我感觉到这间留学培训机构不那么简单，因为做任何事情，最难的不是产品，而是氛围。

2011年，DTR和曾经的新东方学校同事开办了这个机构。当年底，他接手了整个公司，改为现在的名字，因为他更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有别于当下充斥市面的留学中介和培训机构。

为了这座学校，DTR甚至推迟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的课程，2011年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他还在新东方教托福，忽然有一天接到家里的电话，说自己最爱的奶奶去世了——DTR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以前奶奶经常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说自己身体哪里出了毛病，想让我回安徽老家看她。每次我赶回去，却发现没有多大事，久而久之甚至有点‘狼来了’的感觉。”

而这一次，奶奶过世的消息显得特别突然。匆匆赶回老家的DTR度过了一段茫然的日子。他觉得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而做一家能够指导高中孩子如何申请到更好的美国学校的机构，是他觉得最有把握且最该去做的事。于是他给哥大写信申请推迟入学，并得到了批准。

2011年底的申请季，DTR帮助了从新东方投奔过来的二十多名高中生，申请的结果非常好，学生们拿到了麻省理工、卫斯理女子学院等名校的offer。而对这批后来被称为“树英12”的“天使”学生，DTR视他们为人生最重要的人。

接下来的一切出乎意料地顺利，本来就在江浙沪新东方学生中积累了良好口碑的DTR，顺利地收到了不少生源。他开办了托福、SAT培训和留学申请咨询两项业务，后者是有准入门槛的，一般来自托福和SAT班，并且入了DTR法眼的学生他才收，每年只有三十多个名额。人缘很好的他，也学会了说拒绝。

现在，树英学会门口的公告牌上，贴满了学生们写的大段大段话的Thank you Card。甚至有单亲家庭的学生喊他“爸爸”。在树英学会的豆瓣小站上，校友会用深情写下他们的“树英成长”。每个小朋友洋洋洒洒几千字叙述他们在树英的改变与成长。这些成长不在乎托福SAT提分多少，也不在乎申请进多么有名的大学，最重要的是关于孩子们十八岁这一年的成长。在他们笔下，DTR是那个积极向上、相信努力带来可能，并且热爱买单请客的老板或者兄长。

然而DTR却觉得自己其实内心孤僻，从小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从来没有和其他人share房间，直到读大学。现在在上海，他还是过着一个人的简单生活。

他在哥大的学业也不能再拖，2012年中他到美国学习了四个月，一边远程遥控公司管理，一边完成了四门课程。现在，还有一部分课程，他也不知什么时候要去完成，或许，意义也没当初那么重大了。

出身于“中国合伙人”黄埔基因的新东方，DTR承认自己还有理想主义色彩，但那种色彩不能在今天的新东方找到了。所以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小而美的机构，玻璃墙上写着他们的口号：“Some call it idealism, we don’t”。这句话也被印上了他们自制的T恤，甚至马克杯。树英学堂还设计了自己的练习本。这一切为了营造这么一个不那么一样的学校。

当年，俞敏洪们在九十年代中期挥舞“红宝书”激励一代学子泅渡太平洋，登陆美国。现在，DTR激励的是九五后一代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俞敏洪时代的学生是如此不同，却也有一些新的困惑。

“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被问及最崇拜的人的时候，很少会说是自己的父母。而现在我这里的学生，百分之八十的说是自己的父母。他们六零后一代的父母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成就也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了压力。”在D TR的事业里，他也看到了中国社会变化的脉络，他也成为具有深深代沟的中国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器。

在中国，英语培训教师经常被赋予高于其他学科的神奇魔力，仿佛他们是点石成金，改变命运的魔术师。英语被认为是通往一个更高级的世界的钥匙，而在艰难而漫长的备考过程中，学生们乃至教育者们也无数次拷问其意义——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中国式的成功学，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熏陶的普世价值？

DTR显然更相信是后者。这个从安徽小城走出的新东方前金牌老师，是如何在上海打造自己的梦想学堂呢？

于是有了下面我和他这一番对话。

一个大四学生兼新东方教师

Q：DTR，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A：我生于1985年，是安徽天长人，大学时跑到长春读书，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工科，但我又需要自我和别人的肯定，所以选了自己的强项——英语。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我姑父，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通过听歌、看电影的方式让我学英文，我第一次接触到英语这种语言时觉得它是优美的。后来我参加过很多英语比赛。英语是一项能让我得到肯定的东西。

大学里的英语其实读得很轻松。后来就想出国，大二时就在长春上新东方。在准备GRE、托福的时候，我觉得比高考更有感觉，因为一来这些题目是考验你的逻辑分析能力，二来身边有一群小伙伴，都怀着冲动和梦想。大家一起互改作文，互改申请文章。

大三快过完的时候，我一边准备申请，一边找工作。当时来到了上海，就想投新东方试试，但一开始杳无音讯，因为很多应聘者都是研究生学历。当时我还是很为新东方的精神感召的，所以就给新东方上海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后来他给了我一个面试机会。

面试有三次试讲的机会，我前两次都很紧张，脸红，评审老师问的问题也有些无厘头，比如“超人的内裤你觉得是穿在里面还是外面好”，应该是想考我的临场发挥能力，我都不知怎么回答。

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我接连三天三夜睡不着，最后一把通过了。在英语能力上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但是新东方两三百人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对我是很大的挑战，那种场合更多考验的是讲师的personality。所以我最早是从一对一培训开始的，教高中生口语和听力。那是当时新东方刚开始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后来新东方增长最快的VIP业务。那时我其实还是大四学生，时间是2007年。跟着一帮人做一件事的时候感觉特别充实，现在想想那仿佛也是一场创业。

一年之后，我突然被调到大班讲课，因为一个老师去美国了。我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要准备第一次就面对200人的托福口语课了。

Q：这种风格就是外界都熟知的以罗永浩为代表的新东方教师风格吧？

A：对，我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是在上海新闸路的一个教室，教托福口语，二百人都坐满了。有个老师传授经验给我，说要去得早一些，看着学生一个个进来，这样比晚去心理压力要小一些。当时我很紧张，腿发抖，话筒也不会用。上了一个小时，大概走了一百个学生。我有很大的挫败感。回去之后我思考了很久，我是不是还想做老师，这是不是我要走的路，因为当时我还可以继续申请出国的。

但其实到新东方教书，是最初我想留学之后的职业方向，而现在我已经达到了，我还需要再去读书吗？

Q：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

A：对，第二周我就开始找到感觉了。虽然有些教学方法在我看来挺恶心，但开始为了取悦学生我也模仿，一些笑话的笑点在哪里，我都会记下来。慢慢再找到自己的方法。来上大课的学生，更多时候想听你的故事。我给他们讲自己的人生，讲高中时谈恋爱的事，讲我的选择，希望激励他们。他们会更爱听你不好的经历。他们会全场鼓掌来表示感动或者鼓励。

两个月后，这个班的学生结束课程，给老师打分，我的分数居然达到四点七分（满分五分），接近很多有经验的老师的分数。接下来的课程，我上得更系统一些。开始会有学生给我写信，写Thank You Card。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做老师的感觉挺好。

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我成为新东方上海上课最多的老师。后来我就感到自己的瓶颈期来了。因为我的生活比较简单，也会对其他朋友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好奇。我还想去尝试自己更多可能性。

Q：那接下来有了什么计划？

A：我就想出国读教育。在2010年底，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就只申请了这一所。过完春节，我到美国去面试。面试之前我在美国玩了两个月，从西岸到东岸。这一趟行程除了机票是我自己花钱之外，吃喝拉撒都是靠我以前的学生，其他方面我没花过一分钱，都是我以前的学生接待我。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挺重要的，因为我从侧面看到了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

在一些不太好的学校，学生的生活不是买车，就是买包，话题永远是男女关系。而在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学生们会对我讲他们的迷茫和目标。你经常听到的就是他们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梦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觉得不同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是很不同的。而为什么花同样的钱，效果会差这么多呢？

我接触到的很多学生，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因为信息不对称，不能申请到心仪的学校。我就想到不如在中国做一个美国式的文理学校，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消除留学信息中的鸿沟。

Q：在哥大的面试进行得怎么样？先游玩美国再面试，证明你的心态还是很好的。A ：面试进行得挺顺利的。我的经历对面试官还是有吸引力的，江浙沪考过托福的孩子，有很多都上过我的课，新东方又是一个那么大的培训学校。我的工作经历对申请一个教育学硕士是站得住脚的。

面试回来之后，我就和新东方申请做出国留学咨询。我想先试试看。不过我做了之后，发现我签单很容易，但帮助学生申请的工作只能由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我只是一个销售角色。我甚至有些内疚，怕会害了一些信任我的小朋友。

2011年4月22日，我收到了哥大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好像没有特别激动，虽然十年的梦想实现了。后来因为奶奶去世，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于是我推迟了哥大的入学，开始做学校。

创业使我学会了respect

Q：创业的情况怎么样？A ：第一年我们招了二十几个学生。上天也很眷顾我，他们的成绩和申请最后都很理想。有些学生来的时候托福六十几分，后来突然就考过一百分，连我都不敢相信。

开始时，我手下有三名女将，其中还有的是我当年的学生，另外有一些外聘的老师。我们有一个独创是找上一届的学生做下一届的助教，督促他们背单词、做作业、辅导功课。因为上一届的学生在申请之后有很长一段空档期，他们正好分享经验给下一届学生，还能赚到每月一千多块钱的助教工资。“成长，并帮助成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而“传承”是树英跟任何一个培训机构或者留学中介最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树英人都把树英当作一个家，大家就真的很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的传播都是Word of Mouth（口口传播），学生主要来自上海的几个重点中学。我们把自己看作“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招收的学生也是文化上比较合拍的，不会是那些死读书的。树英的学长学姐们即使留学美国之后，暑假回来也会经常回来看看，和学弟学妹们交流。

Q：和九五后一代的孩子相处，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

A：我一直比较喜欢和高中生相处，他们乐意接受改变，又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比起大学生更容易沟通。每次我新签下一名学生，我就会在小图书馆和他（她）聊一整个下午。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他们会哭。一般都是聊他们的故事，包括家庭、成长、爱情等等。大概有很大部分的孩子都受过家庭的一些伤害，有时是家长过度呵护，但不懂得方法。更多的可能是一代和一代的代沟。我和他们说，你要理解你的爸妈，因为他们只有一次养育孩子的经历，他们也在摸索。

这些聊天虽然是挖掘他们人生的故事，但更多是对他们做心理上的引导，也同样帮助了我成长。三年来我听了一百多个学生的故事。最近有个在范德堡读教育的教授问我，这几年做树英让我学会了什么。我说我学会了respect。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文科的人，不能理解读工科的人，我的想法也很封闭。做了树英之后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追求的人生。在讲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也会哭。

比如有一个孩子和我讲了她在学校被人嘲笑，导致自己自卑心理的故事，让我当时也大哭起来。因为我高中也是一个会嘲笑别人的孩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的性格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和孩子们聊天的过程，我也在反省自己。

和学生聊完之后，我会让学生们给我写一封信，用文字来总结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和他们的家长聊。大部分情况下，家长也会哭。大部分准备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都是四五十岁年纪，在社会上算是成功人士，但他们在养育孩子上可能有些亏欠。他们会惊讶于自己的孩子可能都不愿意和他们进行深入沟通，却会和我讲。“我花了钱让他参加一些活动，问他感受怎么样，他只会说还好，但他却会给你写这么长一封信。”

Q：看起来你和学生们建立了一种很有魔力的关系？

A：树英申请成功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会带他们到栋梁给他们买衣服，我希望他们在大学的第一场舞会穿得美美的。我过生日，他们也会送我很多东西。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确实挺close的，他们会把很多秘密都和我讲。我不太是一种长者姿态去对待他们。比如我对高中谈恋爱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谈恋爱的时候才能反省自己。

现在的树英，这些小孩子都出生在很好的家庭里，但他们都很低调，很懂礼貌，爱学习，但是他们都特别迷茫，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对专业没有概念，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没有概念，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概念。他们特别需要树英这样的地方来讲这些。

很多家长其实也很尊重我们的工作，有时还让我们和学生多聊聊，但千万不要说是他们让老师去和他们孩子聊天的。

Q：树英的学生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A：女生占百分之七十。我觉得中国的教育系统里，对男孩子是有很多不利因素的。

树英的男孩子压力很大，他们的性格在竞争环境里变得比较内向，在十八岁的时候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男孩子可能从小受呵护太多，“慈母多败儿”。有很多妈妈自己不上班，就帮孩子做读书卡片，孩子不会报名，他们也代劳了。这样的孩子我们一般都不收。我觉得男孩子需要更多的锻炼机会。另外，中国的教育制度对擅长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女孩子是有利的，她们就在学校环境里持续得到很多自信，而男孩子在学校里的自信就会被压制，他们刚到树英的时候都是缩肩低头的。

Q：那树英能改变这种状况吗？

A：我们也在尝试。我们这边有一位美国老师，在阿富汗当过美国大兵。我们也让他来鼓励男孩子们更有担当，更有责任感。

Q：2012年中，你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几个月书，对美国的教育文化有什么感受？

A：在中国，大家可能觉得读教育学是冷门专业。可是我们班的几十个同学里，有在投行做了十年，有了一笔钱之后，可能想在非洲做一个关于教育的慈善机构，就先到哥大学习一些know-how。我的朋友读完哥大的学位之后，去了印度支教。在教育领域，我们还在教小朋友一二三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细致地在讨论小孩子的心理问题。我觉得我们和世界的教育理念差距很大，这对我冲击还挺大的。我们班同学也都很赞同我的理念，现在树英很多导师也是我当年的同学和老师。

我想把树英变成一个完整的学校

Q：你是新东方出身，对《中国合伙人》这部片子传递出来的信息你怎么看？

A：作为一个新东方人，我觉得还没有拍出那一代人的感情。我和俞敏洪有过一段接触，我觉得电影还没有完全拍出他那些特色和性格。一个教育机构和它的灵魂人物关系还是很大的。他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师。如果说我崇拜谁，我觉得老俞可以排在前三名。

Q：新东方的文化和经历，对你做树英有什么气质上的影响？

A: 我特别感谢新东方的经历。其实在新东方这五年，我前两年在教1对1，后面的几年在上大班，从树英的课程设计方面我参照了很多老东家的优点。我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生们的口上找到树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谈到文化，我其实特别喜欢老东家那句“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我在做树英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两句话，一句话是“we have to do what we have to do”。在树英，我们很看中成长，我们享受喜悦也同样接受失败。但我们还是坚信自己选的路，爬着也要走完。所以所有的细节我们都量化开来，学会时间管理，制订计划并完成它。

另外一句就是你看到的那句“some call it idealism, we don’t”。我特别感谢树英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们，他们愿意相信我，让我陪他们的孩子完成十八岁最重要的成长与蜕变。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Q：你现在自己还教书吗？

A：我教的，我很喜欢教书的。教学相长，树英的很多小朋友们很多学习习惯特别影响我，尤其是我的工作习惯。

Q：在上海，树英面临什么样的竞争？

A：现在上海这样的学校也越来越多了，有些竞争机构也有自己的方式和理念。我一直在跟同事说，我们不进则退。也有很多从常春藤牛校毕业的外国人开办的留学辅导机构，他们的理念也很先进。但我和他们相比的优势是，我和学生们都是在这片土地成长的，我更能理解他们的心理，帮助他们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讲出更好的故事去申请自己的dream school。我经常用自己来自安徽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故事来鼓励学生们“Imp ossible is nothing”。

我们不像其他中介可能会包办学生的申请文书，我们坚持让他们自己写，然后帮他们改，可能会改十几稿。我和学生说：“这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要负责。我们帮你写会很快，但那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Q：在创业这件事上你的压力感强吗？

A：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拥进来找我。如果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没有一个人来，那就是我的压力了。幸好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一天。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我觉得太顺有时不是一件好事。

Q：你会接受风投吗？

A：有一些投资人接触过我，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需要钱，也暂时没有开分店的计划，就想把这家学校做好。我现在唯一的压力是，学生人数规模扩大之后，我们的服务可能跟不上，不能像以往那么精耕细作，可能会忽略一些学生。树英的小朋友都不希望我们变大，他们说他们希望树英越变越好，但要变得越来越难进。这样显得他们特别珍贵，呵呵。

Q：树英接下来有什么发展计划？

A：我们计划做全日制学校。因为准备出国的学生是一个独特群体，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是有时间在非周末的时间来上课的。所以我们也会开设美国高中的AP课程，也会开设美国历史、戏剧、艺术鉴赏课，包括请社会各界人士来做讲座。我想把树英变成一个完整的学校，不是只教英语。这个暑假我们第一次带小朋友们去美国读夏季课程，也就是俗称的summer school。这些所有的课程都需要提前申请，要求和大学申请不相上下。我们希望通过高二申高三的这个暑假也就是临申请季的最后一个暑假，让他们亲自感受美国好大学的教育。让他们了解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课程。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去和所梦想的大学招生官建立很个人的联系。在读完夏季课程后，我们组织了一场美国名校面试团，我们带着他们去参观自己梦想的学校，与招生官面对面面试，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加入每日一课，就是我请了我在美国各行各业精英的朋友给小朋友普及行业知识，让他们对职业有更清晰的规划。总之，这个夏天的树英夏令营来得充实且难忘。

··手绘··

徐小妮的手绘世界

文、图/ 徐小妮

徐小妮，自由手绘作者

个人公共微信账号：妮胡扯

个人微博：小妮徐 http://weibo.com/xiaonixu/

手绘一：广告人的酒吧

一直觉得广告人是个神奇的群体，一面压力爆棚苦逼，哈哈，一面自得其乐处处搞怪。他们的脑子在常年头脑风暴的摧残下，有如西直门立交桥一样线路错综复杂，听说一个广告人又做出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那很正常。比如这个酒吧的老板曾经就是个广告人，酷爱喝酒但绝不停留在对酒本身的沉迷上，酷爱音乐也不仅是玩票而已。他自己研究酿啤酒技术，成功研发五款产品并经营起一个酒吧。他自学吉他，光琴就备了四把，话筒扩音器一应俱全，足够在酒吧里开个小型音会。看他们纵酒高歌的样子好欢乐。

手绘二：《我的房间有一个洞》

（《三明治2014 Vol.1》鸣谢作者：李梓新、Clee、陈东华、小简、玛格非、徐小妮；文本整理：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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