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论

缺失与误导 《21世纪资本论》读书笔记

1. 导言

2. 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

3.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财富的来源

4. 激励

5. 矛盾、困境与行动计划

参考文献

公平的挑战 谈科尔奈对《21世纪资本论》批评的精髓

1. 公平的内涵

2. 公平与生产力

3. 公平与激励

4. 收入来源与社会道德

5. 财富的用途

6. 数理模型及统计方法

7. 制度比较与政治主张

8. 认知、感受和再分配政治

已测度的、未测度的、错误测度的和不足为据的悲观主义 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

参考文献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税收—福利模型

对英国的建议及其成本

（部分）建议的影响

总结

引论

自金融危机以来，不平等问题再次引发全球关注，致使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讨论不平等的学术专著《21世纪资本论》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至今仍在引发学界的众多讨论。我们选取了四篇文章，讨论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该如何来度量、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应对不平等。

雅诺什·科尔奈谦虚地将自己的文章称为是一篇“《21世纪资本论》的读书笔记”。在这篇笔记中，科尔奈充分肯定皮凯蒂在研究收入不平等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皮凯蒂使用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单一维度来分析不平等所带来的缺陷。他进而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为视角，分析了其他维度的不平等，如自由行动的权利、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工作机会和同工同酬、性别种族歧视、政府服务和福利的可及性、知识和信息的普及程度等。

王一江教授的文章是对科尔奈“读书笔记”的解读。他从公平的内涵、公平与生产力的关系、公平与激励的关系、收入来源与社会道德、财富用途五个方面，概述了科尔奈对皮凯蒂的批评。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教授的文章，基于20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发展事实，对皮凯蒂提出了几点批评。如大量的经济史实表明，大富裕时代给穷人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对富人征收累进性重税和市场管制等强制性的再分配。因此，从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的实际效果来看，关键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把蛋糕做大，并通过市场机制让穷人也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安东尼·阿特金森教授的文章选自他本人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在文中，阿特金森教授构建了一个税收—福利模型，来分析缩小不平等的政策举措的可行性。“要在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更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资本所有权，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缺失与误导
《21世纪资本论》读书笔记

雅诺什·科尔奈

1. 导言[1]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是部出色的著作，标志着一个跨越了数十年的极其重要的研究项目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这项研究的发起主要归功于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多个国家的一流学者和研究团队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2]该研究项目的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特点及长期趋势。

皮凯蒂的著作渗透着追求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他对穷人、被剥削者和弱势人群表现出了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他的信念主要体现在该书的内容中，在叙述语气里也有所反映。他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位枯燥的学者，而是被千百万人的遭遇所感染、为不劳而获的财富带来的奢华生活而愤怒的性情中人。

对于该书，目前至少已有100余篇评论，而本文的性质有所不同。评论意味着对一部作品的优点、不足或错误进行仔细的比较评估。[3]本文则是执行一项更平凡的任务，正如文章副标题所示，我只是把自己在阅读该书时的某些思考简单记录下来。

皮凯蒂在他的导言中写道：“我属于在1989年时成年的一代人，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也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我属于在成长中听到过共产主义独裁者的各种新闻、却从未对那样的体制或国家有任何仰慕和怀念的一代人”。（Piketty，2014，第31页）

皮凯蒂的出生和成长遇到了好地方和好时候。在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活，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现实。我本人则完全不同。我已经历过七次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重大转型，政治组织形式或经济制度或两者同时发生剧烈改变。从2010年至今，第八次转型正在周围进行。对于我自己、同辈人以及有着相似职业生涯的同事而言，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并非理所当然的自然背景。因此在思考不平等这样的重大课题时，我习惯于采用把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加以比较的理论框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轨以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轨中去寻求启示。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思考方法会与皮凯蒂有根本的不同。我并不认为皮凯蒂和那些与之想法接近的学者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垮掉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制度。我知道他们主张建立一种更能被接受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我们显然有共同点。在我看来，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是一种值得推荐给他人的分析工具。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其对立面放在一起，可以让人更鲜明、更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本质特征。研究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过程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因为它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一种活体实验过程，而非人为的模拟。很遗憾，皮凯蒂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没有采用过此类分析方法。

在阅读皮凯蒂的著作时，我不断自问，该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怎样的联系。撰写本文时，我正好看到一个知名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匈牙利文的评论《卡尔·马克思归来并重新撰写了〈资本论〉》（Karl Marx has returned and rewritten Capital，Losoncz，2015）。该书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论》吗？拿起本书的人，无疑都会产生类似疑问。[4]皮凯蒂是否给马克思的著作增添了一些他的时代不可能知道的资料？皮凯蒂是否解决了马克思未曾澄清的理论问题？该书给人的信号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影响了皮凯蒂的思考。而《资本论》对我的影响则毋庸置疑是巨大的，在19岁时，我就从头到尾逐字阅读了全书，并做了翔实的笔记。这一阅读经历对于我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至关重要。多年之后，我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转而批评马克思的观点和现实政治主张，则是经过了令人震撼的历史阅历的结果（Kornai，2009）。对我来说，以《21世纪资本论》命名的一本书立刻就会引发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描述有关的各种联想。

该书给许多读者带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的期望，不止是因为其书名。其副标题表明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分配：“让分配问题重新回到经济学研究的中心”（Piketty，2014，第15页）。[5]该书把某些规律和关系命名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基本定律”、“第二基本定律”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6]这些强烈表述似乎都在做出承诺。但皮凯蒂的著作在让许多读者产生较高预期后，结果却远不能令人满足。找出他引发的这些过高期望以及随之而来的缺失感，将是本文必须探讨的主题之一。

某些评论者会探究为什么作者是针对某个特定课题，而非其他，然后就他们感兴趣的课题发表看法。本文并非沿用此类模式。我并不是抱怨皮凯蒂忽略了我和其他许多参与类似研究项目的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每个作者都有权聚焦自己著作的主题，但也应该把讨论的边界告知读者。我所反对的是：过于严肃地看待皮凯蒂提出的宏大任务，并指望他很好地满足大家的期望。

收入与财富分配通过许多渠道同经济制度的其他方面交织，任何人如果想做详尽研究并与皮凯蒂展开争论，恐怕都需要写出同样体量的巨著。本文只是着眼于众多经济关系中的一个较小的子集：生产力在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主要涉及技术进步、不平等状况和经济行为人背后的激励机制等。当然，即使对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本文的分析也不够完善，省略了某些极为关键的分析，如产量的数量增长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之间的联系等。

2. 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

力图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马克思把生产而非消费视为主要问题，这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很多经济学家相同。我把自己也划归其中，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选择。马克思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政治家，关心生产力如何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7]他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而在此之前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状态。我想借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Marx and Engels 1973［1848］，第85页）然而马克思又坚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人所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统治，加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的行为）迟早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必须被终结，然后以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原因。许多人对马克思存有误解。尽管他也高度关注道德问题，但他认为资本主义必须被取代的理由并不在于这个社会缺乏公正或道德沦丧，而是因为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原因，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然会被淘汰。

马克思的预言已经被历史事实断然否定了。

反驳理由1　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了更长足的进步。以GDP指标来看（皮凯蒂的著作也小心翼翼地采用了这个指标），马克思的预言并不成立。如果以50年平均数计，人均产值的增长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从未有过的水平：在长期中保持每年1%—3%的增长。这个速度并不显眼，但长期保持指数增长的结果相当惊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生产力发展陷入停滞，遑论崩溃。

另外，GDP时间序列只能部分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成就。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只能反映量变的内容。皮凯蒂的著作也深入讨论了数量上的增长（Piketty，2014，主要在93—95页），但这个指标以及皮凯蒂的总体思路都缺失了质变的内容。技术进步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的革命性改变，GDP增长数据对此能告诉我们多少呢？用生产率这一常用指标来简单地描述进步显得过于狭隘，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拿马克思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今天做个对比，巨大的差异显而易见。没有哪种活动或人际交往方式不被技术进步彻底改造。以家庭生活为例，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受到许多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技术进步无疑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种：家用电器、一次性尿布等发明大大简化了家务劳动；避孕技术深刻改变了男女之间、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交往关系；手机和在线通话让家庭成员之间有了触手可得的通信工具；计算机让白领员工能在家里办公。另一个例子是休闲时间的安排，电视、智能手机、互联网、汽车和飞机的广泛使用，让人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技术进步处于加速状态。从现实观察中得出的摩尔定律认为，技术进步或者说至少其中的部分进步可以用快速的指数增长轨迹来描述（Brock，2006；Kurzweil，2006）。最具活力的变化发生在所谓高技术产业、计算机世界或者说数字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之快从计算机的进步中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让我们想想最早期的中央计算机，高技术产业的杰出创新者库兹韦尔（Kurzweil）曾回忆1967年用过的IBM7094计算机——当时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并把其性能参数同2004年的笔记本电脑做了比较（Kurzweil，2006，第102页）。十年之后的比较对象则变成了智能手机。过去的“史前”计算机占据了一整个房间，而智能手机不过我们的手掌大小。早期的计算机售价惊人，以2003年价格计算高达1100万美元，而如今的优秀智能手机售价只有400美元，不及前辈的0.004%。同时机器性能的提高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处理器的运算速度提高了7.3万倍，存储能力提高了12万倍。[8]高技术产业的指数化发展之猛烈，还可以用下面这种描述方式：在很长时期里，许多领域的性能实现翻番所需的平均时间只有2年左右。例如，处理器的运算速度，每过1.8年就是原来的2倍。

信息通信产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上述两个案例——家庭生活和休闲娱乐——而是扩展到所有维度的人类活动和人际交往上，改变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改变了收入的过程和财富的变动，以及教育、科研和医疗等领域。零售业出现了新的交易形式——电子商业。技术进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化使金融交易的速度大大加快，并使金融产业的业务内容发生剧烈改变。各种社会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进攻与防卫、犯罪与执法、取得政权和反抗政府、文化与文化垃圾、真知灼见与谣言谎话的传播等不胜枚举。

反驳理由2　从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的说法并不成立。我撰写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图书总结出了一个列表，包括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2010年的111项革命性重大创新，从晶体管到互联网搜索引擎，从茶叶包到尼龙搭扣，从青霉素到核磁共振，从纸巾到DVD，从超级市场到条形码等（Kornai，2014，第6—9页）[9]，其中只有一项创新是首先在苏联出现并普及的，其他110项都诞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反驳理由3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轨时期的技术进步时间序列可以给我们启示。在制度改变之前，这些国家缓慢地借鉴或者偷师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性创新。而在制度改变之后，它们的借鉴速度显著加快。我选择了若干指标，针对欧盟的15个早期成员国，以及10个从社会主义转轨过来的新成员国，将转轨之前和最近的情况进行了比较。1995年，老欧盟15国和新欧盟10国的互联网用户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3%和1%，到2010年则分别提高到79%和70%。1995年，老欧盟15国和新欧盟10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7%和2%，到2012年分别达到127%和134%。1995年，老欧盟15国和新欧盟10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16%和5%，到2012年分别为13%和11%。[10]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之初对现代通信工具的使用远远落后于西欧，如今已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也零星地出现了某些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如匈牙利的Graphisoft公司在建筑设计上的创新，Prezi软件在教学和商业演示上的创新等。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成果促进了贸易发展，让很多人的生活更为轻松，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利影响。某些新的危险后果严重，如恐怖分子可以利用互联网开展组织，从事反恐的政府安全机构也可能不加限制地窥探公民的生活（就像奥威尔小说中的老大哥）。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这里只想简单地指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价值判断时，应该把技术进步在各方面的影响都考虑进来。

读者们如果到皮凯蒂的著作中去寻找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刻画，了解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资本主义与21世纪之间的差异，会强烈感受到书中不够重视、甚至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该书确实包含涉及技术进步的内容，但对其重要性没有充分展开讨论。这里有个例子来说明我所讲的“忽略”。皮凯蒂积极参与了有关谷歌公司的讨论：“如果某家公司或某个人给经济中其他参与者贡献的边际收益确实大于其收取的产品价格，那么少缴些税款甚至获得补贴是完全合理的，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正外部性。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会出于自利声称给其他人带来了重大的正外部效应。谷歌公司当然也没有提供最起码的证据来证明它确实做出了那样的贡献”（Piketty，2014，第650—651页）。上述论断令人吃惊。有人把最近几个世纪的文明史在信息维度上划分为古腾堡时代（印刷术创新的出现和普及）与谷歌时代（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便利开放的信息）。我们仍处在第二个时代的开端，越来越多的人正习惯于用智能手机来“google”他们马上需要的信息。这是个革命性的飞跃，产生了数不清的外溢效应，对于有如此广泛权重的外部性谁能用金钱来准确测算？[11]有关谷歌这个企业帝国在世界各国如何缴纳税收的情况，我不做评论，那应该是参与谈判的律师、竞争监管机构、税务部门和法院来决定的事情。可是让我吃惊的是，皮凯蒂那么轻易地就断言，谷歌公司产生的正外部性除了该公司自己的供词之外就没有其他证据了。

3.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财富的来源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

在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我与皮凯蒂一样支持人们之间的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我也接受他对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的论证方式。有关平等原则在自由主义世界观中的地位，可参考罗尔斯等学者的论著（Rawls，1971；Sen，1985；János Kis，2009 a，b，2014）。下面的评论将讨论分配问题以及其中涉及的平等和不平等问题，但不是基于哲学的理论架构，而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

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问题时，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并将脱离社会主义的转轨历史结合进来，同样能有所助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差异，在不同时期的做法也各不相同，但这里开展的比较研究不涉及其中的细节。

皮凯蒂的著作聚焦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上，其中又重点关注来自资本的收入和对财富的占有，尤其是顶层1%人群的资本收入以及豪富阶层的财富状况。尽管这些内容确实重要，可是我们在思考此类问题时必须记住不平等是个多维度的现象。让我们先看看其中的几个维度，暂时不考虑这些内容是否全面，也撇开其相对重要性。

（1）先从皮凯蒂特别关心的现象谈起：一个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从“最后的斗争”开始，使剥夺者被剥夺（Marx，1906，第837页）。一定规模以上的私人所有制生产企业和住房被国有化，大规模的种植园首先分配给农民，然后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变成集体所有制（如苏联的集体农场、中国的人民公社、匈牙利的生产合作社等）。财产关系的这种改造是通过暴力完成的，许多人因之丧命，或被遣送到劳改营。

此类平等主义改造的景象令人震惊，穷人搬进富丽的宫殿，占据了富人在城里的公寓。企业控制权从高收入经理人转移给执政党委派的工人代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曾经身着统一的毛式制服，就是这种平等主义的极端案例。

然而执政党很快放弃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工资差异不但允许，而且是必要的激励，从事较为艰苦的工作、需要更高技能的工作，或担负额外职责的工作（如党委书记）将得到更高的待遇。可是即使有这些差异，社会主义在货币收入上的不平等程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程度仍然不可比拟[12]（参见Atkinson and Micklewright，1992）。

前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没有大量私人财富的积累。高层党政领导、大企业管理者或者秘密警察头子可以乘坐配司机的专车，住进宽敞的国有公寓，但如果失宠，这些物质特权享受就会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依靠私人继承财富的收入为生。真正的障碍其实还不在于此，而是官方意识形态及植根其上的法律规范的严令禁止。社会主义不会容许“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劳动是必需的。在警察的检查中，任何不能提供工作单位证明的人都会被当作对公众有害的懒汉加以惩处。靠施舍为生同样不可能，乞讨被法律所禁止。人们必须工作，所有体格健全的人也都能找到工作。唯一的例外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他们将获得政府的福利保障。[13]

出于道德原因而强烈主张大幅减少货币收入和私人财富差距的人们，从这个视角上可能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吸引。该制度的基本特征——近乎完全取消私人所有制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平等主义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让生活在冷战铁幕西侧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向往。

这一维度的不平等状况在1989—1990年开始的制度转轨后发生了巨大改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私人财富大量积累起来。关于豪富阶层的财富来源，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如Flannery，2014；Hoffman，2002；Kolosi and Szelényi，2010；Laki and Szalai，2004，2011，2013）。虽然各国的历史背景、政府组织形式、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实施政策互有差异，但在所有国家，穷人与富人的差距都在拉大，特别是最底层与最富有阶层的差距，其中几个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14]新兴富豪阶层的第二代的代表也很快出现，他们依靠父母的收入和财富，不需要自己的努力就过着名车豪宅的享乐生活。

随着新制度的基本属性——私有制和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似乎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货币收入以及可以用货币代表的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后社会主义转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表明这种强烈趋势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主要特征之一。从历史视角来看这种转轨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的，使资本主义的这一面貌极为突兀地暴露出来。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处理较为谨慎，但仍不能抑制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的系统倾向。资本主义制度最丑陋的一面在各国都展露无遗。

（2）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也是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维度。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特征在于长期短缺，买方对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有购买力，但缺乏供给。在这个维度上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普通工人与党委书记的生活水平的最大差异不在于他们的工资，而是他们能否获得短缺商品。国家就业等级中地位最低的人住在非常寒碜的廉租房里，因为这是给他们安排的分配结果。许多家庭虽然有足够的工资可以租下自己的专有住房，却必须与他人共用。人们在权力金字塔中的地位越高，分配到的住房就越大越舒适。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安装电话，能否购买进口的稀缺商品，能否出国旅行的因素，不是他们的货币支付能力，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有人为购买私人汽车需要花好多年时间排队，掌握特权的人则可以例外。特权划分为多个等级，不是根据收入，而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所处的地位、与上司的交往、效劳的意向、纪律和逢迎等。职业技能当然也在工作生涯中发挥着作用，但政治忠诚度更为关键。

在这个维度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奉行平等主义：不管花钱的人是穷是富，货币都有着同样的购买力。以我的价值体系看，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优点。很快，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就带来了这个维度的平等，短缺经济结束了，供给约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约束是需求方的买方支付能力，于是就回到上一个维度：货币收入的不平等。

（3）在不平等的众多维度中，让愿意工作的人有机会找到工作、并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是最重要的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是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存在普遍、严重和长期的短缺，这给买方带来很大麻烦。同时部分由于类似的原因，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严重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给雇主也就是公有企业的管理者带来了很大麻烦，而增强了雇员的地位。他们知道如果跟现在的老板发生冲突，会很容易找到其他的工作，这增强了他们的职业安全感。

在制度转轨后，劳动力市场从需求过剩转向供给过剩状态。大规模失业出现了，劳动参与率迅速降低。第一次剧烈创伤是在“转轨危机”中感受到的，但在危机结束后，社会主义时代所常见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没有再现。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从此之后长期维持着“产业后备军”，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安全感不复存在了。失业劳动力以及放弃或者从未尝试寻找工作的潜在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在各国互有不同，在各国内部也由于市场状况和移民进出的起伏而存在时间变化。然而，这种现象在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属于制度的内在特征，它不但给直接受到影响的人带来严重的损失和羞辱，也影响到拥有工作的人，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失业的风险和焦虑。

在皮凯蒂集中关心的货币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上，尤其是他的理论分析上，这种现象只得到了部分的反映。读者们期待他的著作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有全面分析，而皮凯蒂本人又高度关注平等问题，他对就业问题缺乏重视，实在是令人遗憾。

（4）各种类型的歧视现象是不平等问题中值得关心的一个特殊维度。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现有统计数据中，不可能分辨出男人和女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主体教派和少数教派、异性恋者和其他性取向者受到不同待遇的频率或程度，类似的歧视标准还可以有很多。歧视可能体现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与上述的第三个维度相关）和其他许多选拔过程中。被歧视群体的成员可能在职业生涯中受阻，在学业中受限，更难以获得住房，或者被排除在社会交往之外等。

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这个维度的许多限制已被改变。许多国家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任何国家都远未能充分解决问题。另外世界上还有广大地区没有取得多少进步，歧视现象甚至更为严重。皮凯蒂的著作对这一重要的不平等维度几乎没有涉及。

（5）政府提供的服务与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许多方面存在联系，但仍然应该从单独的维度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对于“福利国家”的概念没有普遍接受的严格定义，但这个词依然最能代表本维度所包含的各种现象。在这方面，各国也存在巨大差异，有不同的变化在各自发生。不同政党、意识形态和经济学派别，对福利国家应包含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存在很大分歧。关于细节的争论更多，如养老金体制、医疗服务、政府负担儿童看护成本、向受助者提供的政府福利的规模和手段等。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福利国家的作用无处不在，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的生活水平。福利国家与货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多种机制存在联系，强化或弱化了其影响力。借用数学意义上的空间一词来说，上述的第1到第5维度的不平等现象是发生在不同的空间中，其影响必须用不同的单位来度量。这些内容在皮凯蒂的著作中都被反复提到，但就重视程度而言，远远比不上货币分配的不平等。

（6）我把知识和信息的普及程度也视为单独的维度。儿童或年轻人从家庭获得的知识体系以及他们的学习方法，都同家庭收入与财富有强烈关联。不过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如特定的教育制度，包括教育经费的来源（学费、奖学金、学生贷款等），还有支持弱势群体的平权行动等。在现实中，除了极端的机会不平等和过头的平等主义外，还有大量的中间案例。

社会主义制度在提供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方面行动极为迅速。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但得到的资源配置远不及能快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部门。只有少数年轻人可以接受大专院校的高等教育。在这些国家的党国体制建立初期，教育部门往往利用名额制度根据社会背景进行公开歧视，来自工农家庭的年轻人受到优待，来自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的人则很难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这里我又要提到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给全社会带来了推动平等主义的高潮。当然我并不认为，匈牙利东部吉卜赛贫民区长大的儿童有着与布达佩斯的高知家庭的儿童相似的受教育机会。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显然比工厂里的非熟练工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然而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距离机会平等要比其他维度近得多。没有人被排除在电子邮件地址和收件箱之外，迟早有一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能拥有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以及未来出现的更高级的产品。掌握这些产品的技能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天赋。于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因素也现身了：年龄。年龄较大的人，哪怕是富人和很有教养的人，在掌握这些产品方面经常远不及还在上小学的自己的孙子或者来自穷人家的孩子。

从长期来看，利用高技术产品的能力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肯定存在正相关，但这种关联并不很强。在这个维度上的顶层的百分之一人群掌握的支配权，比之前几个维度上的弱很多。

我提到了六个维度，或者说六组维度、六组现象，其中每个现象还可以划分出几个不同的维度。皮凯蒂显然了解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重要性，他在概括其著作主旨的一篇短文中承认自己打算撰写关于资本和不平等的多维度历史（Piketty，2015b）。可是，他书中的内容比例似乎没有反映出这样的意图。该书的大多数篇幅集中在第1个维度上，核心理论是资本收入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其他某些维度有所论述，某些则没有提及。全书没有任何独立章节是针对以上的第2到第6个维度的任何现象。另外一个突出标志是，与这些维度有关的词汇也没有出现在详尽的词汇索引中。

我要重复一下本文引言中的说法：写哪些内容与不写哪些内容，完全是作者的自由。对皮凯蒂的著作之所以产生强烈的缺失感，是因为我希望从该书中看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分析，以及包含在其中的对分配的分析。这种期望由于作者所倡导的价值观而被强化，尤其是他极为关注的高尚的平等观念。对于一位如此崇尚平等的作者，其代表作怎么能忽略有关平等的那些关键维度呢？

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

皮凯蒂的著作对财富的着墨远多于贫困。但在选择这一焦点之后，他却很少谈及一个非常重要（而我认为极富研究和道德意义）的问题：每个富人的财富是如何而来，各种致富的方法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在最富有的人群中，我们能发现以革命性创新而出名的大人物。每年由《福布斯》杂志编写的“《福布斯》400”排行榜是众所周知的全美国400名顶级富豪的名单。[15]其中包括一些因为革命性创新而跻身其中的个人或其企业：比尔·盖茨，第1名，视窗操作系统，微软公司；拉里·埃里森，第3名，大数据库管理，甲骨文公司；迈克尔·布隆伯格，第8名，布隆伯格商业信息终端；马克·扎克伯格，第11名，脸书公司；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第13和第14名，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公司；杰弗里·贝佐斯，第15名，互联网图书销售，亚马逊公司……还有其他很多人。

在前文中，我提到革命性创新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许多此类创新是在理论上所说的寡头竞争或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诞生的，创新在竞争中出现，然后一度占据近乎垄断的地位，通常是利用专利的保护。这种地位形成的高价格，给创新企业及其股东（很多情况下还有高级经理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当专利保护到期后，这种特殊地位通常会走向终结。其他企业将开始借用其创新成果，产品售价不再能带来额外的利润。或者原来的创新会被其他创新所超越。

通过技术进步而积累大量财富的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取得某项技术突破之后，后来的创新和发展可能会减少。所有使用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的人则都能感受到，谷歌、微软和苹果公司的业务领域在逐步扩展，其股东的财富在不断增长。而其他一些人在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后不是依靠继续创新来增加财富，而是通过成功的财务投资。还有人虽然能长期维持优越的生活，却不能跟上竞争对手的步伐，从顶级富豪的排行中被淘汰。但不管怎样，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至少有某个时点，他们的生活、财富同取得的技术成就是相称的。

我不想只从一个角度刻画这群人的形象。许多处于准垄断地位的创新巨头与竞争对手、本国或国际的竞争监管机构存在法律纠纷，被合理或不合理地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伴生品之一——会时不时地从人群中选拔出最具效率的成功企业家，将其他人击败。（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参考Aghion and Howitt，1998；Aghion et al.，2005；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

（2）豪富人群中的另一个组别是大公司的高收入经理人。他们的名字与历史上的重大技术进步无关，但其领导的企业只有不断开发产品才能持续获得成功。管理这样的大型企业需要各方面的能力。产品的不断细分增加了生活各领域的复杂性，全球化时代的大企业的行动跨越了各国的边界，这些增强了对极有天赋的经理人的需求（关于生产复杂性的增加对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可参见Hengartner，2006）。在这样的市场上，供给方地位加强，使他们的收入推高。我们可以对那些天价高薪厌恶地摇头，但事实如此，当企业搜寻合适的首席执行官人选时，那些人在这个细分劳动力市场上确实值很多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止有固定收入和基于公司业绩的奖金，而且有若干免费或价格很低的公司股票期权，使他们与公司的关系不止是作为雇员，同时也成为股东。

大企业负责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职位未必牢固，如果业绩达不到预期迟早会被解雇，给生活造成冲击。但那时他们可能已积攒下了足够的财富，足以在余生继续跻身极为富有的人群。此外，如果从这种大公司离职，他们的工作合同还可能提供优厚的遣散费。

有关公司经理人的薪酬变化趋势目前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考Kaplan and Rauh（2013 a，b），Mehran（1995），Murphy（1999），Piketty and Saez（2013）等］。研究表明这样的薪酬并非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通行机制决定，而是同时受到股东与高级经理人之间的特定权力关系，以及其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在后文讨论的激励问题中还将有所述及。但我们可以认为，许多经理人的薪酬增长期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直接相关的。

（3）豪富人群中包含金融产业的某些大人物，如沃伦·巴菲特，第2名，乔治·索罗斯，第17名等。位列第50名的托马斯·彼得菲可以归入此类，也可以因为他对高频证券交易的创造性贡献而归入创新者的行列。我将金融业作为独特的群体，不止是由于该产业在经济和法律上与其他产业有差异，而且因为公众们对“银行家”们的收入与财富的看法不同于对“产业家”们的看法。历史数据显示，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分量长期以来持续增长。商业联系的复杂性增加，经济参与者在国内外的触角延伸，以及交易速度的大大提升——这些都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造成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出现跳跃式的增长，促进了金融业高层经理人的报酬提高。

某些媒体从业者把这个致富人群美誉为“投资者”，其他人则不客气地说成“投机客”。金融家们的许多活动显然满足了社会需求，个人和机构（如退休基金）需要使自己的储蓄维持购买力，金融产业还在协调储蓄和实物投资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些投资者或投机客给他们自己及其客户挣了多少利润，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又造成了多少伤害，则是另外的问题。合理的或者说至少合法的交易，与有害的甚至涉及诉讼的交易之间的界限到底该如何划定？金融学家、律师乃至负责监管法规的政治家们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本文的任务不是探讨这个界限的位置，但我肯定不赞同把投资人或投机客的行为一概视为无效和有害、主张占领华尔街、关闭金融交易的观点。除其他理由以外，我表示不赞同是因为自己知道分散化投资决策的优势。在我经历过的中央计划体制中，少数党政高层领导就能决定把国民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投资，用于哪些重大项目，甚至包括投资的资源配置的细枝末节。没有人能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决策效果负责，因为效果没有进行测算甚至无法测算。资本主义金融产业的豪富投资人或投机客所积攒的财富，远远比不上中央计划决策的重大失误造成的损失。

（4）在豪富人群中还有各种明星人物，来自企业界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包括知名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第114名）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第151名），拥有自己的传媒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第190名）。传奇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没入围400强，落在福布斯富豪榜的1741名。

明星这个说法早已超越了好莱坞和体育馆的范围，如今有明星律师、明星新闻编导、明星记者、明星医生甚至明星学者，他们通过职业活动获取了丰厚报酬。经济学界也有明星，那些人除了大学的工资外，还通过畅销教科书和其他图书版税、学术圈外的演讲费以及大公司的董事或顾问津贴来挣钱。

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此类现象毫不令人吃惊。体育俱乐部可以把比赛转播权卖给某些电视台，如果队中有大牌球员，观众人数和广告收入将随之增加，所以俱乐部向明星球员支付巨额薪水是值得的。竞技运动的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与技术进步有关，精彩的比赛不但能在体育场观看，而且还有千百万人通过电视机、电脑和手机欣赏。希望增加诉讼获胜概率的客户们可以自由选择明星律师，律师的高价对他们来说是物有所值。但本文并不是回答明星们的天价收入是否合理的问题，关于哪些人是不朽的电影演员和导演，或许电影史学家们会有后见之明，其结果或许不同于当前收入最高的演员和导演。在法官和法律学家中，肯定有许多人的法律素养比明星律师更高。这种现象与社会的不同分区有关，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职业领域，人们的收入总是会发生分化，不可避免会出现顶层的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一。而社会主义制度与之不同，苏联的有关机构曾经同西方的乐团经理就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钢琴家斯维阿亚斯拉夫·里赫特的演出进行谈判，索要巨额出场费。但如此高的报酬对苏联国民来说显得过高了，于是大多数报酬被政府拿走，演出者只得到一小部分，使其收入同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相差并不悬殊。

以上的讨论主要是针对较为公平，或者更谨慎地说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高收入，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高收入都适用上面的评论。

（5）有相当比例的高收入没有体现在税收或者家庭统计调查中，是属于逃税的灰色经济或者黑色经济。[16]某些巨额财富也没有纳入统计，例如向税收天堂转移的财产。税收欺诈如果被揭露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6）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某些企业家利用向官员行贿，在竞逐政府合同时占据不正当的优势。这些绝非小事，而是关系到大型项目、军事采购，以及修建公路或其他重大设施的政府决策。负责分配政府资金的人可能暗中作为项目申请人的合作伙伴。政治倾向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扶持你的生意，你给我们的党派和竞选活动提供捐助”。此类政治好处不限于政府合同的安排，以及裙带主义和贿赂，还可能表现为价格规制、特定的税收规则制定、给亏损企业或其他机构的政府补贴，以及是否救助困难企业的决策等。

马克思满腔义愤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这在1989—1990年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大部分国有资产被抛进私有化进程。某些财产转移是采取诚实的做法，例如，新的股东按照公平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但欺诈广泛存在，决策者把大量资产以极低价格转移给政治或商业上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前苏联各国、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一些白手起家的寡头，其中某些人甚至跻身全球富豪榜。

（7）有一段时期，庞氏骗局的操纵者也会加入顶级富豪的行列。其中大多数人最终会身败名裂，却阻挡不住其他人继续尝试这种骗局。

（8）黑手党家族也能聚集大量财富。其中许多采用暴力甚至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博彩业的支配地位，乃至掌控整个地下赌博产业。

下文将涉及继承财富的问题，在此我要对上述的豪富来源划分再做一点评论。读者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远不接受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状况的精英主义解释，我并不认为富人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而穷人的命运本该如此。对巨额财富的深入分析需要严格区分不同的财富获取途径。皮凯蒂正确地指出了经济学不仅仅是做客观的测算，而同样是伦理学（Piketty，2015c）。在以上对于财富来源的论述中，我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次序，从尊敬，到不赞同和反感，再到蔑视和谴责。按照我的价值观，看到金钱从纳税人手中通过政治扶持或贿赂转移给某些私人，或者看到政治势力为寡头利益服务，带来的愤怒远远超出听到企业高级经理人或体育明星获得数百万元高薪的报道。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对某些人群、某些阶级或阶层做出不加区别的总体谴责，这个态度也适用于对豪富阶层的道德判断。

继承财富

皮凯蒂的数据指出，从先人那里继承的财富所产生的收入占比在增加。这确实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但在我看来，这里同样缺乏微观层面的分析。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与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混在一起。福布斯排行榜的编辑们引入了一个特殊的测量指标：自我致富成就，分值从1到10（Fontevecchia，2014）。分值1代表“衔着银汤勺出生”的人，分值9代表每分钱都是自己奋斗所得的人，如出身洗碗工、后来实现了美国梦的百万富翁。分值10与9的区别是，获得成功的人曾面临特定的不利环境，如奥普拉·温弗瑞作为非洲裔或亚洲裔出身的媒体明星所面临的种族歧视等。

对于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的人的自我成就分值的分布，有人针对其中最富裕的人群做了全面的分析，即2012—2014年至少有一次进入前50名的人群。结果发现大多数人的自我成就分值都高于6，其中31位是属于最高的类型：9—10分。

自己完全不做什么工作，而是仅靠继承财富而跻身排行榜前列的人数量很少。然而我们能看到排行榜中有不少继承人是在负责家族的产业，并为其做出了贡献。强生公司是真正革命性的创新者，非常成功地推广了他们的急救绷带和其他产品。[17]该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首席执行官在许多代人中都是来自约翰逊家族，他们在福布斯美国家族财富榜中位列第46名，阿比盖尔·约翰逊和爱德华三世·约翰逊则在个人排行榜中分别位列第36名和第65名。[18]

皮凯蒂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名著语句令人难忘，如简·奥斯丁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角色的所做所想，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问题。我想谈谈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这个北德意志的最富有上层家族之一在前两代人中通过诚实的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故事是讲第三代的情况。其中一个兄弟负责贸易公司的财富和经营，希望继承家族传统。另一个兄弟缺乏经商才干，也没有努力尝试。这样的家族史是典型的谈家族财富的勤奋创造者和挥霍财富的懒汉的故事，在创造时代过去之后，后代大肆挥霍。

布登勃洛克家族早期的目标是把尽可能多的财富转交到下一代手里，这关系到皮凯蒂著作中多次提到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只关心短期利润，只希望拉高股票的当前价格，那么谁来关心社会的长期发展呢？在民主国家，当政的政治势力希望通过受欢迎的政策措施来增加连任的几率，政治家们的思考中也不够重视长期利益。[19]在这样的环境下，布登勃洛克模式成为能促进长期利益的所有权结构，这个模式希望把家族财富、企业文化和正直精神至少能在几代人中传承下去。我知道不能指望这种模式长期延续，但它仍值得思考，因为在继承受到普遍攻击的时期，这至少证明继承的愿望可以带来对社会有益的激励。

某些富人把部分收入或财富捐献出来用于公共目的，其中包括给有需要的个人或群体提供帮助，支持医疗、教育、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等。此类捐助有多种形式，从直接向受助者个人付款到建立慈善基金会等。许多人把遗产捐献给自己或其他人建立的基金会。对继承问题的这种善意解决办法尊重了积累财富的人的处置意愿，发扬了无私精神，并且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意义还包括打破了由父爱型政府来决定谁在再分配中获益的垄断地位。

此处有必要引用比尔·盖茨在讨论皮凯蒂著作时的言论（Bill Gates，2015），“设想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富人，其中一个把资本用于发展自己的产业，另外一个把大多数财富用于慈善，第三个则主要用于消费，购买游艇和飞机等。的确，这三个人的财富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但我认为前两人给社会创造的价值显然大于第三个人。希望皮凯蒂能注意到这样的差别……”

4. 激励

经济思想史上的逸闻

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彻底摆脱了私人所有制、市场和人们的自私本能束缚的共产主义制度，则会消灭生产力发展的所有障碍。包括代表作《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的著作，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对人性的错误判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理解，必须通过对激励问题的透彻研究才能做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忽略了这点，皮凯蒂的著作也出现了同样的缺失。

1930年代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著名争论。起因是当时生活在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一项研究（Lange，1968［1936—1937］），他的模型似乎表明，以公有制企业和中央计划价格体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可以实现供需平衡，并保证有效率的资源利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几本书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尤其关键的是私人所有制能产生天然的激励。利用一切可能的知识和信息，抓住商业机会，符合私人所有者自身的利益（Hayek，1935；Mises，1920）。熊彼特对激励理论做了补充，把企业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会努力寻找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尝试新的组织形式，占领新的市场（Schumpeter，2008［1934］）。鲍莫尔等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做了归类整理（Baumol、Litan and Schramm，2007），认为“创新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对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成功：“生产创新所需要的激励以及对奖励回报的保障，必须得到维持和加强”（第234页）。

近期的大多数经济学研究把激励的概念缩小到委托—代理关系上：委托人希望鼓励代理人为前者的利益服务。本文是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激励，首先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为委托人服务或者不受委托人的影响？私人所有者、企业家、创业项目的发起人或者新企业的创始人面临怎样的激励？利润的驱动力有哪些？当然这可能也涉及股东所雇佣的高级经理人的激励，我的讨论也包括，如果经理人以接受股份作为激励工具，他们的角色就与所有者存在一定的重合。

在研究激励问题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利率对储蓄和投资意向的影响，它们涉及某些关联关系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熟悉的内容，也是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对象。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储蓄率和投资率，在低速增长的经济体执行强大的再分配政策，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们的境遇有可能改善。而如果分配模式能促进更多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他们的境遇同样能得到改善。很自然，两条主要行动路线存在某些结合的可能。这条因果链——利率产生激励→影响储蓄和消费→影响增长率→影响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尽管极为重要，却没有在皮凯蒂的著作中做深入讨论。他把利率放到各种类型的资本回报之中，也没有与利润进行区分。出于篇幅限制，对这一激励问题我不再从宏观经济学上加以赘述，而是仅从微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社会学和微观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

经济学文献对激励问题有广泛研究。作为高水平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当然也熟知这个课题的内容。他在著作中忽略这个课题不是由于浅薄无知，而是因为他的视角：不平等问题可以展开研究和讨论，而把激励问题通过假设抽象掉了。[20]但我认为这是个不能接受的简化，它对研究的限制会导致错误的理论和政策结论。

三组现象之间的关联

世界知名的匈牙利足球明星费伦茨·普斯卡什说，“小钱小足球，大钱大足球”。[21]此话看似琐碎，却很能印证本节希望表达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三组现象之间的关联：（1）业绩（在业绩的不同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创新和技术进步）；（2）促使人们付出努力的激励；（3）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三者之间存在多维度的相互作用，下面只涉及其中的一些。

（1）激励→业绩。许多研究证实，这个关联可以用数字来表述和测量（如Jensen and Murphy，1990；Prendergast，1999）。墨菲的研究测算了美国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会在多大程度上提高首席执行官的货币收入，他称其为“薪酬—业绩敏感度”，并发现在1972—1996年间存在上升趋势（Murphy，1999，第2560页）。该研究与皮凯蒂的结论有关，但我认为可以给这个实证发现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大多数企业高管的薪酬是由多个因素决定，一个因素在于股权是集中还是分散，股权越分散，高管人员越容易得到高薪。股权关系正好表现出这样的趋势，造成高管人员地位增强的因素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特征。然而在所有权结构之外，通常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依然在产生影响。高层经理人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对任何集中度的股权结构来说，给予高层经理人很高薪酬都是符合股东自身利益的。

某些学者怀疑有某个精确指标能显示世界各国的高层经理人的待遇都处于上涨趋势。对这方面的测算争论，我感觉自己没有充足的信息进行判断。至于在测算数据的解释上，我认为卡普兰等人的观点较为可信，正如其文章标题所言：“高级人才的回报广泛提升：是因为市场”（Kaplan and Rauh，2013b）。[22]

（2）激励→努力→不平等。每个人都知道，钱不是促进业绩的唯一动力，杰出成就还来自声誉和赞赏等激励机制（Garai，1990，2015）。苹果公司的创始者史蒂夫·乔布斯是真正的狂热分子，在各类新产品上都醉心于争取第一，执着于使所有产品都不断超越历史，并推出真正优美的设计（Isaacson，2011）。除利益回报外，完成出色工作的喜悦和利他主义的动机也能产生强大激励。[23]可是，承认激励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否认金钱、物质方面的激励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企业总是在追求利润，个人也普遍希望有更多收入。

金钱的激励能促进业绩提高，但因人而异。这个简单的三段论给我们直接带来的结论是，货币激励是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竞争——包括各种形式的竞争，如体育比赛、学业竞赛、电影和音乐人的竞争等——鼓励人们付出更多努力，也必然导致回报的差异。这里说的回报概念包含声誉和激赏，而竞争的优胜者通常还会得到奖金。或者像奥斯卡奖那样，获奖者没有奖金，但这种声誉会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与职业机遇。竞争鼓励人们努力奋斗的一个心理机制恰恰是奖励的差异性，如果机遇和结果都完全相同，每个人都能获得金牌，那还有什么必要开展竞争呢？竞争还需要有输家，甚至有些人哪怕获得银牌或铜牌，仍然会认为自己是个悲剧。

在商业竞争上，每个市场的角逐都会导致收入差距，最成功的企业赚到大钱，失败者遭受惨痛打击。失败的企业不但意味着其股东的损失，也会给无法获得货款的中小型供货商以及失去工作的员工造成消极影响。跑步成绩用秒表测算，举重成绩用重量测算，对于谁取得胜利没有太多争议。但商业竞争中获得胜利的正当性却可能存在疑问，而失败可能很冤枉，这个竞技场未必有充分的公正。然而激励作用是无可替代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力的最主要源泉之一。

有关不同市场结构——各种垄断、双头垄断、寡头垄断、可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如何影响创新过程的理论争议远未结束。政府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了技术进步（Stiglitz and Greenwald，2014）？现行的专利法制度是有益还是有害（Lybecker，2014）？许多质疑言之有理：如现实的市场运行结构是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所有参与争论的学者都承认竞争产生的强烈激励作用。

近年来除了基于逻辑推导的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外，也出现了新兴的实证研究。如本文第3节所述，熊彼特所展望的场景得到了证实，最近数十年来有很大部分革命性创新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在相互竞争中完成的，其股东和经理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菲尔普斯对比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表现（Phelps，2008），美国政府对市场的限制和干预不及欧洲国家那样普遍，美国的资本市场也更为灵活，这可能是美国经济更具创造力和活力的主要原因。

激励与努力及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不是线性的。普斯卡什的足球队获得的收入翻番，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获胜场次也能翻番。但如果体育明星能持续获得很高回报，就会鼓励运动员做出惊人的表现。商业竞争的效果也因为回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而受到强化。杰出成就所带来的回报远远高于次等成就的回报，这会刺激大多数竞争参与者的努力程度。

（3）不平等→激励。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会让某些人感觉沮丧。他们可能会感觉在起点上就处于巨大劣势，而放弃参与竞赛。他们可能会认为没有希望取得优秀成绩或者能显著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人则受到鼓励采取行动，希望在社会阶梯上至少进步一两个阶梯，增加部分收入。最自信的人志向更为高远。许多创业家怀有各种憧憬：或许自己也能如偶像人物那样取得技术突破（Van Auken、Frey and Stephens，2006；Bosma et al.，2012）。选择过程中伴随着很多错误，但创新资本主义最终会把有天才和能力的人推到领先位置。从这个角度看，包括豪富人群的扩大等不平等现象有着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个复杂的关联关系，因为激励作用不是来自现实存在的不平等和财富，而是源于企业家们如何看待巨大成功的前景（可以参考Xavier-Oliviera et al.，2015）。

企业家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

创新企业的开办数量远远超过最后成功的数量，成功的几率远远小于失败。冒险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会在合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监管条件下突然成长起来，快速的技术进步需要特定的条件。

日常经验表明，冒险从事创新的企业家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成功机遇，这正是承担风险的一个重要激励。这方面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可参考巴尔贝斯的研究（Barberis，2013），该研究以股票市场的股权投资为例，很好地描述了本文要讨论的情形：“某人给自己测算了一个概率，一个很小的概率，如果股票出现小概率事件，或者说成为下一个谷歌，他就能赚很多钱。在测算概率的时候，他在决策中放大了小概率发生的可能性。”（Barberis，2013，第612页）[24]

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投资决策者对成功有过度乐观的倾向（Malmendier and Tate，2005；Landier and Thesmar，2009；Astebro et al.，2014）。我想补充的是，这种乐观尽管有所夸大，却反映着创新所必需的勇气（或者鲁莽）。技术进步是个基于实验的过程，在革命性突破出现之前可能是成百上千次的失败（Kerr、Nanda and Rhodes-Kropf，2014）。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1996年创立的公司有超过一半在6年内倒闭（Astebro et al.，2014）。在承担起创业风险时，必须有对自己创意的自信乃至迷信。[25]

自发性与自然倾向

以上的叙述并非精确构造的“理论”，并非理所当然的结果。从各种观察、统计测算、个人经历、典型事件、调查问题和其他印象中得到的图景各不相同，在许多方面不相一致。趋势和相反趋势往往同时出现。我不能也不愿意以某种“定律”的形式来总结描述的现象，因为它们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和自发性。[26]我的文章表达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有产生推动技术进步的创新者的自然倾向，有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制造豪富人群的自然倾向，有形成强烈激励机制的自然倾向。[27]这三类自发产生的自然倾向与很多因素相连，并彼此作用。只分析其中一个或两个倾向，就难以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们作为共生产物不可分割地交织着。

到这里为止，我的思路还是限于实证研究角度，而没有为政府或企业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此类建议——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结论处提出政策启示或者措施——是许多研究激励机制的文献所关注的，但本文的目标并非提供此类结论，而是致力于回答下面的问题。创新在决定和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豪富人群的收入和财富的真正来源在哪里？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激励机制有哪些？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提到了许多有吸引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欢乐、有趣和令人激动的现象，也提到了许多令人厌恶、不符合我的正义感、悲惨和危险的现象。在总结“激励→努力→不平等”这个三角机制时，我只是简单提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重点依然放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上。

5. 矛盾、困境与行动计划

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着“基本矛盾”：“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家们已普遍关注到r＞g这个简单公式”（Piketty，2014，第571—573页）。关于这个公式是否成立引发了许多讨论，它是在普遍条件下成立，还是在特定时期的特殊条件下成立？本文不想加入这个讨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想取得较为满意的回答，主要办法应该是对有不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许多国家进行综合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介绍我的思路之前，需要做些概念上的澄清。在第一步，我暂不讨论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而是用矛盾这个说法来泛指现实社会中各种势力、机制和倾向的冲突与不兼容。皮凯蒂把资本回报率高于增长率的现象称为矛盾，我对此并无意见。令我不能苟同的是对其属性的判断，因为皮凯蒂宣布这个现象是所谓的“基本”矛盾。任何理论如果从若干矛盾中选出一个来作为主要矛盾，我都会保持怀疑态度。要找出其他也具有强烈影响力和系统特征（在别的系统下并不成立或者影响不大）的矛盾，似乎并不困难。

我本人则主张更为低调的做法，我甚至不会去考虑寻找资本主义的所谓基本矛盾，因为所有的现实制度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研究某些领域时，能找到其中最典型的一些矛盾就可以令我满意。本文的做法也是如此，我只是把技术进步、不平等和激励机制这三个倾向视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不否认其他矛盾还广泛存在。

我不打算在这里就资本主义本质的描述应该采用单数还是复数挑起学术争论。但两种做法在道德和政治上有着不同却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做了扭曲的描述，他宣布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是一种基本矛盾，然后从中得出了逻辑上很严密的结论。马克思是位革命者，既然冲突不可调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被摧毁，并用完全不同的形式取而代之。

皮凯蒂不是革命者，他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但希望加以改造。然而他的著作也给这个制度做了片面、扭曲的描述。这种扭曲不在于他所描写的内容（其中确实有很多见地），而在于他所忽略的内容，或者稍有提及、没有足够重视的内容。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竞争的激励作用、技术进步及其对当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影响都没有涉及。

这种扭曲的描述会导致错误的价值判断。全面而冷静的价值判断只能来自于全面而冷静的实际描述。在我心中，资本主义既非魔鬼，也不是天使，社会主义也同样如此。这两种制度的主要特征中都有令人向往和令人厌恶的地方。东欧国家的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很敏感地展示了这个多样性的图景，人们既为获得政治选择权感到高兴，又痛恨政治权力与商业集团的勾结。高速的技术进步不但使创新者快速致富，也给寡头积累了大量金钱，他们凭借政治人脉捞取了大量国有资产和政府合同。

如果要我来做得失判断，我的价值观意味着对1989—1990年的转折以及此后向资本主义转轨表示欢呼，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理由。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东欧国家的所有权和经济协调机制转轨的同时，政府的组织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一党制走向多党制，从集权统治走向自由民主制。如果公有制依然占据主导，中央计划体制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协调机制，后者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民主国家。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28]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俄罗斯和中国，但它们并未建立民主政治。在东欧国家，至少是存在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的，这本身就足以使我成为资本主义的信徒。

其次，本文高度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技术进步成就及其给我们带来的数量和质量的生产力进步的好处。我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内在倾向中的不足和危险之处，但我认为其成就是更为主要的方面。

此外我同样重视其他价值观。人人平等、社会正义、个人自由与自主权、宽容和开放、对弱势人群的团结救助，以及用和平手段来取代军事、肢体和心理上的暴力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我知道这些多元化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我不能也不打算对它们的相对地位做严格的排列权衡，我接受这些冲突带来的痛苦。[29]

上述几段中频繁采用第一人称的阐述，并非是出于我的自我中心主义。我想谈论的是比理性思维更深层的精神感受，这只能通过自省来分类。只有狂热分子能够在价值观选择中保持一致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人类的道德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本文中之所以做以上的个人陈述，是因为皮凯蒂是用诚恳的人性化方式在写作，没有回避主观的情感，马克思在这方面同样是典范。但我认为与这本重要著作不相称的是，它过于匆忙地执着于一种价值观，即平等和社会正义，而忽略了其他价值观。

该书对资本主义的实证描述及其在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对其草拟的本已狭窄的行动计划产生了影响。皮凯蒂主张的财政改革，包括累进性质的（或者说比现有制度累进性更强的）所得税、提高对财富和继承的税收等，我都不反对。可是在表达支持之前，我希望就这些改革会给特定国家带来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我不相信有放之四海皆能有效的良方。

那么，这些建议是解决资本主义的重大矛盾的关键吗？任务恐怕要复杂得多，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办法也不一样。离开短期和长期的多维度综合改革计划，单一的局部改革其实是难以奏效的。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约束资本主义的本质倾向并减轻其消极影响，需要进行许多方面的改变，有些应快速行动，也有些需要宽松和逐步的实施。某些研究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在一个国家面临正确道路或错误道路的历史关头，是走向停滞、衰落还是进步，包括政府决策在内的许多因素会共同发挥作用（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

这些重大决策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做出，[30]它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环境中，需要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到政治竞技场中去为好的决策争取支持。希望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必须利用好政治竞技场上现成的武器，而这些武器与学者们手里的工具往往不同。科学家们是以客观、公正和怀疑精神而著称。真正高明的政治家们则善于向支持者传递可以转化为行动的信念。同一个人能很好地分饰这两种角色吗？

皮凯蒂很勇敢地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除其他因素外，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偏执、不加疑虑和自信精神，才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成千上万的读者在焦急地期待一部巨著，能明确告诉他们哪里出了问题，必须采取何种行动。而一本充满“一方面……另一方面”句式的作品，或者反映出作者对复杂的两难问题也并无把握的作品，是无法获得那样大的群众感召力的。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不带任何自欺奢望地给诸位献出关于皮凯蒂著作的读书笔记。

（余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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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笔者文责自负，感谢以下各位的宝贵建议：László Bakacsi、Zsuzsa Dániel、László Garai、Botond Köszegi、István György Tóth、Emmanuel Saez、András Simonovits、Daniel Waldenström、许成钢以及László Z. Karvalics。感谢Réka Branyicki、Ádám Kerényi和Andrea Reményi提供了高效率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Brian McLean提供了精确清晰的翻译服务。另外，感谢如下机构的大力支持：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By Force of Thought Foundation以及ISC Foundation。

[2]参见Atkinson（1997）。阿特金森等人的最新著作（Atkinson and Bourguignon，2015）以2000多页的篇幅总结了关于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3]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可参考Milanovic（2014）。许多出版物参与了有关皮凯蒂著作的讨论，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包括：2014 number of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the fall 2015 number of CESifo Forum，the volu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reporting on the January 2015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等。该书在匈牙利引起的评论包括如下作者的文章：Lajos Bokros、Péter Felcsuti、Péter Mihályi、Iván Szelényi和István György Tóth，以及Ferenc Vicsek、Gábor Kuncze与György Surányi的对话等。

[4]不能认为皮凯蒂希望给大家这种印象，他的著作中没有此类陈述。或许是出版商为了市场宣传的需要而选择这一吸引眼球的书名。然而该书的导言中也没有任何语句能去除这种印象，资本一词在该书最初的法文版书名中是用小写形式出现（Piketty，2013），改变发生在英文版，资本（CAPITAL）一词的所有字母完全采用大写。该书的匈牙利文版（Pikett，2015a）则是在主标题中对资本一词完全采用大写，其余的“21世纪”几个字采用较小的字体。

[5]皮凯蒂发表的总结该书主要观点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意思（Piketty，2015b）：“把分配问题放回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6]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使用“基本定律”或“基本矛盾”的说法，这些术语是来自为普及马克思主义而设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对于皮凯蒂的“基本定律”说法的批评，可参考Ray（2015）。

[7]这里我是有意识地采用马克思的说法，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这些说法很容易转化为其他经济学派采用的术语。

[8]这些比较所需的细节信息，可查阅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

[9]该书（Kornai，2014）和本文采用的通行做法是把某项创新的发现者或发明者，与最早实现大众化应用的人区别开来，后者才被称作创新者，他们往往不是最早的发现者或发明者。

[10]参见Kornai（2014，第28页）。该列表是由Réka Branyiczki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World Bank，2015）增补更新而来。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技术进步的背景资料和其他数据，可查阅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

[11]谷歌公司给广大用户提供了无数次的免费服务，它的利润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是广告收入，而这些广告很多时候会在真实搜索信息之外加入误导性的指示。

[12]后来，随着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了某些市场机制的要素，货币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也是1960年代的西方新左派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措施感到怀疑和厌恶的一个原因。

[13]各国在不同时期给孕妇、幼儿母亲、病人和残疾人设计的工作、休假和福利安排各不相同。本文不涉及政府规则的各种细节，只是概括地介绍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原则和做法。

[14]对较为长期的转轨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历史分析，可参考Tóth（2014）。该研究发现加入欧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扩大速度有异质性特征，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变化，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严重扩大。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立陶宛等国，某些时期出现了不平等程度缩小的现象（Tóth and Medgyesi，2011）。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平等扩大速度引人注目。

[15]对《福布斯》排行榜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Kaplan and Rauh，2013 a，b）。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名来自卡普兰等人的研究、《福布斯》杂志编辑们的研究，以及我的同事Ádám Kerényi的分析（该分析以及其他背景资料，可以参考我的主页：www.kornai-janos.hu/Kornai2015_background.pdf）。这里的数据主要是基于2014年的《福布斯》400排行榜。

[16]要说的是，看不见的逃税情况在收入分配的中下层也很常见，并不仅限于上层收入者。这也扭曲了分配数据。

[17]强生公司的某些产品在匈牙利的药店里非常有名，例如：Bengay、Immodium、Listerine、Nicorette、Nizoral和Tylenol等。

[18]当然还没有精确测算一家企业的成功里面，有多少是来自继承财富的贡献，有多少是每一代人的努力、才华和幸运的贡献。

[19]当年开展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讨论时，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只关注短期利益，废除私有制可以带来更为明智、更有前瞻性的中央计划经济。然而，实践表明中央计划也只关注短期目标，如发挥军事潜力或者促进增长率（这简直成了一种迷信）等。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往往是巨大的环境破坏和严重缺乏保养维护的公有资产。

[20]皮凯蒂的书中包含大量的引文，但哈耶克的名字只在索引中出现过一次，而且不涉及此处提出的问题。该书没有提及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伟大贡献，而是嘲讽地（尽管也算合理）评论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错误预测。从书中我没有发现对激励问题的众多研究成果的借鉴。在研究该书的同时我还阅读了科兹威尔写的有关技术进步的名著（Kurzweil，2006），他不是仅从技术史的角度来叙事，而是关注发明家和企业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丝毫没有提及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因素，其长篇索引中也没有包括“激励”一词。为什么一位研究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与一位研究技术进步的IT人士都忽略了与其关注对象密切相关的激励问题，着实令我们不解。

[21]这个说法是来自经济心理学家László Garai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著作（Garai，1990，2015）。

[22]这里需要考虑“人力资本”的创造和回报。此概念不同于皮凯蒂采用的框架，如果“资本”和“劳动”能被加总，它们各自的某些关键属性就会消失。

[23]参见：Garai（1990，2015）。特定的激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还有的研究关注了成功的企业家具有哪些典型特征的问题（Caliendo and Kritikos，2012；Cross and Travaglione，2003）。

[24]概率分布的这个细小延伸部分被称为“尾部”。

[25]感谢Botond Köszegi给我介绍这些文章和其他著作，包括“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incentives”（Kamenica，2012），该文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综述，并给我留下了如下印象：许多研究是基于人为的实验室条件开展的心理实验，但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实证观察，但主要是来自其他领域，如选举或者慈善捐助等。不幸的是，很难找到我所关注的实证研究成果：真正的企业家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思考和决策过程。

[26]按照不同标准来区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历史实现形式，建立恰当的分类，在我看来是有益和重要的。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Hall and Soskice（2001），Baumol、Litan and Schramm（2007）。承认这类研究项目的重要性，与本文所关注的各类资本主义的共性，并不存在矛盾。

[27]社会主义制度在诞生之初是强加给社会的。但在制度获得巩固，人们的行为模式形成后，这个制度也会出现内在的发展倾向性。

[28]很遗憾，由于篇幅问题本文并没有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政府组织形式（民主、专制或独裁）的关系，以及它们同收入分配的联系。当然我会对皮凯蒂书中的相关内容发表评论。

[29]我在35年前做的一个研究（Kornai，1980）是关于效率要求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精神的矛盾。我的一本书名为《矛盾与困境》（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1986），另一本是《新旧矛盾与困境》（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1989）——这里是指最早的匈牙利文的书名，199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采用了另外的书名。

[30]皮凯蒂的意见在远离政治的学术讨论中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而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提起。他的主张被写上政治旗帜，其政策建议也被特定的政治势力所采纳。我认为，从当今政治生活的角度对该书进行分析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个任务留待他人去完成吧。

公平的挑战
谈科尔奈对《21世纪资本论》批评的精髓

王一江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对该书潮水般的评论中，科尔奈教授的批评，最具杀伤力。科尔奈批评的特点是，它所针对的不是书中某一个具体内容，而是其方法论；不是皮凯蒂说了什么，而是皮凯蒂没说什么。科尔奈教授对皮凯蒂的批评，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平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皮凯蒂对公平问题的讨论过于简单化；而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非常不妥，很具误导性。

在这篇评论中，我们做三件事。首先，我们来看看科尔奈教授指出了皮凯蒂哪些该说而没有说的内容，在哪些地方存在方法论上的重大不足。其次，因为皮凯蒂和科尔奈的问题与观点和马克思都有很深的渊源，我们也将皮凯蒂、科尔奈与马克思的方法论做相应的比较。最后，我再补充一点个人观点。

1. 公平的内涵

皮凯蒂的大作，集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他虽然也提到了与公平相关的其他问题，却没有真正认真展开讨论。科尔奈认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仅仅是公平概念中的一维，是其中可量化、可货币化的一维。公平是一个丰富的多维概念，除了收入分配，至少还有六个重要维度，需要认真考虑，分别是：行为自由的权利，获取物品的权利，就业机会与同工同酬的权利，种族和性别相关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获得教育和知识的权利。

科尔奈对社会公平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是有过切身体会和系统研究的。在他曾经认真研究过的前苏东的经济中，很多基本生活物品都严重匮乏，普通大众有钱也难以获得，而特权阶级却在特供商店里廉价方便地获得。在这样的社会里，同样一元钱在不同人手上具备不平等的购买力。科尔奈提到的其他问题，如种族性别歧视，受教育的权利等，也是很多社会的通病和痼疾。科尔奈质问道：讨论社会公平问题，怎么能忽视这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皮凯蒂和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资本论》一书对公平问题的讨论，也是一维的，集中在收入公平问题上，主要是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怎样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

2. 公平与生产力

科尔奈认为，分配问题应该与生产力的进步，即人们常说的发展问题一起讨论，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会影响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生活，使大众生活有可能更加富足，更加健康。技术进步给人们的实际消费带来了很多公平的新机会。比如，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几乎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在电视机或计算机屏幕前观看世界杯比赛的现场直播，而这在过去可能只是少数富人的特权。再比如，夏日到有空调的商场购物，这样的享受过去连富人也难以得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的地方，则成为普通人的消费。当然，新技术也可能制造新的不公平。比如，小学生使用和享受互联网的能力，从互联网得到的享受，很可能超过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爷爷。但这正反两面的例子都说明，对公平问题的讨论，不能与对生产力发展的讨论割裂开来。《21世纪资本论》一书忽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不应该的。

在这个问题上，科尔奈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更加吻合。马克思虽然关心分配问题，但《资本论》分析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分配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会怎样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重大结论，主要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而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极大地限制着社会化了的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停滞的、自身无法延续的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是什么呢？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做了充分的描述和肯定。科尔奈则以1917年到2010年间人类的111个重大的发明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保持了创新的活力。这111个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明，包括抗生素、电子技术、原子能、互联网、DVD、超级市场等各个领域。科尔奈指出，这111个重大的创新和发明，只有1个产生于前苏联，其他的110个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3. 公平与激励

为什么无论在早期还是近期，资本主义都能有比其他经济制度更好的创新纪录和生产力发展的更好纪录呢？科尔奈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和企业有获得资源更好的渠道，而在前苏联体制下，从研发课题的确定到提供研发所需要的资源，都属于中央计划的范畴。二是创新与高收入的密切关系，为社会提供了创新所需要的个人激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追求财富，人们一批一批地走上创新和创业的道路。创新和创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生存已属不易，生存下来后，很多企业面临的是持续的残酷竞争，不创新就无法继续生存或获得好的经济回报。正是因为人们的这种努力，社会技术才能获得更大的进步。

收入差距对人们的动机、竞争和创新行为影响，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创新的原因，说明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未如马克思所预言那样，因生产力发展停滞而走向灭亡。

4. 收入来源与社会道德

科尔奈批评皮凯蒂没有细分富人的收入来源。如果我们不愿意简单地将赚钱等同于不道德，将富有等同于邪恶，就必须讨论收入的来源，从道德角度探讨收入问题。

科尔奈以一些高收入群体为例，列举了八个获取高收入的主要途径。

•创新发明。

•成为大公司优秀的高管人员。

•善于投资理财。

•成为明星，包括体育、文娱明星，也包括行业明星比如明星律师或会计师。

•获得逃税的灰色或黑色地下收入。

•政商勾结，腐败，权钱交易。

•欺骗，比如通过庞氏骗局获得高收入，虽然收入通常来得猛去得快。

•最后还有结成黑帮组织所产生的高收入。

从这个细分中我们看到，收入差距的存在不等于不公平，高收入的原因也不简单是因为利润回报。对很多个人来说，知识、技能和创造性工作很可能是产生高收入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科尔奈还对高收入的产生做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以上八个收入来源的排序，大体反映了他本人对不同收入来源的价值判断，即通过创新比通过避税的地下活动获得的高收入更加道德，而这两者又比通过腐败、欺诈和黑帮手段获得的高收入更加道德。

5. 财富的用途

不仅财富的获得有公平和道德的问题，财富的使用也是如此。对这个重要问题，皮凯蒂再次不置一词，科尔奈认为这个省略是不妥的。他引用盖茨的话，提醒皮凯蒂注意个人财富的三个用途：捐赠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再投资进入生产领域和个人消费，也提醒皮凯蒂注意财富这三个用途不同的社会意义。

皮凯蒂对财富使用的关注，集中在财富投资和获得回报，这和马克思对财富使用的关注是一致的。在《资本论》的分析框架里，财富的去向是再投资：除了赚钱，资本家不知道其他的快乐。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一定没有看到财富的其他用途，他之所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再投资，是因为《资本论》全书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和再生产运行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6. 数理模型及统计方法

皮凯蒂和马克思都使用了数学推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皮凯蒂用一个简单明了的不等式，即r＞g，来说明财富向有产阶级集中的趋势不可避免，其中r代表资本收益率，g代表GDP增长速度。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也始终不离一个统一的数学模型，即劳动怎样产生价值，价值如何在成本和剩余价值之间进行分配，以及这种分配对再生产的影响。马克思的数学模型比皮凯蒂的数学模型复杂得多，其结论也超越简单的直观，需要通过相对复杂的推理才能获得。有意思的是，虽然有人称皮凯蒂的著作为21世纪的《资本论》，马克思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的结论，却与皮凯蒂的观点是相左的。

科尔奈并没有直接批评皮凯蒂使用数学推理，但他显然认为，公平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数学模型来总结和推理。他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简单推理之后，皮凯蒂大量系统地使用了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显示资本主义确实存在收入差距增加的长期趋势。科尔奈则认为，在对公平问题有更加全面认识的基础上，需要在理论指导下重新考虑数据的使用，也需要搜集获得新的数据。比如说，人们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进入高收入群体，但在一个特定的制度下，究竟有多少人是通过什么方法成为高收入者的呢？对这类数据进行无论是跨时间还是跨国家、跨制度的比较，对讨论公平问题都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科尔奈建议的收集新的数据和在理论指导下用新方法使用数据，虽然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却是可行的。相反，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平均利润长期下降的理论结论，要用统计方法来验证，则近乎不可能。至少，至今还没有人从经验上验证过马克思的这些结论。

7. 制度比较与政治主张

科尔奈指出，皮凯蒂另外一个重大失误，是他没有运用比较制度的方法，来讨论公平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人类社会制度试验给出的实际经验，也没有继承学术界对现实制度的比较研究，而是埋头于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非始于今日，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马克思早已看到，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批判。那么，资本主义矛盾重重，问题严重，什么制度更好，可以替代它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出于此历史原因，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评，只能以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参照，进行比较，他认为应该用理想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作为见证了前苏东体制崩溃的年轻人，皮凯蒂不再提倡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他将《21世纪资本论》一书局限于对现实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批评，提倡通过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去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以理想社会主义为镜，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皮凯蒂以理想资本主义为镜，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而科尔奈则以现实世界中存在过的真实社会主义为镜，来看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确实充满了矛盾和不理想，他本人也一直被其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扰，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非但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很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比较经济制度来看，资本主义在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多维度权利公平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无论哪种现实制度，都很难实现完全的公平，在这个事实面前，科尔奈显示出对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程度的痛苦和一定程度的满意。

8. 认知、感受和再分配政治

科尔奈批评皮凯蒂对公平问题具有误导性的简单化处理，强调要认识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建立公平社会的艰巨性。要做到这一点，仅在客观、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中讨论公平问题是不够的，即使在科尔奈提出的复杂客观指标体系之上，还应该加入新的主观指标，即考虑人们对公平问题的主观认识和感受。毕竟，公平问题是一个价值判断和个人感受问题。比如，一个相信转世和因果报应的佛教或印度教徒，和一个相信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人，对自己的贫穷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和感受，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再分配的政治意识。

公平问题的主观性，使问题的复杂性倍增，也使得建立公平社会的挑战倍增，其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人们对公平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感受，还有即使是同一个人，对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感受也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

比如有A和B两位少年，家庭和其他条件都类似，但A年轻时选择了多学习，为自己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B则选择了多玩，享受当下。长大后，B发现A的工作比自己优越，收入比自己高，他会做何感想呢？如果B对公平问题的认识是连贯的、始终如一的，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现在的收入，是自己早年选择的结果，既然自己已经享受了早年多玩的快乐，就应该接受现在与A的收入差距。但B未必一定会这么认为，相反，他可能会寻找种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与A的收入差距代表了社会的不公平，认为A应该把其收入的一部分给自己才是公平的。

如果B只是一个人这样想，也许不是大问题，他只是想想而已。但如果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人多就是力量，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剥夺A，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任何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不考虑这些再分配中的政治问题，都是脱离实际的。

再比如，有C和D两个人，C有10个橘子，D有10个苹果，两人按照自愿原则进行交易，结果C有了7个橘子和3个苹果，D有了7个苹果和3个橘子。因为是自愿的，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C和D都觉得是公平的。但仍然存在的可能性是，过了一段时间，C和D都觉得自己吃亏了。自己得到的太少，对方得到的太多。C和D产生新的感觉，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贪欲本能所使。

也许，C和D仅仅停留在感受层面，不会将自己的新感受转化为再分配的实际行动。但他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采取实际行动。如果C方人众，D方人寡，或者C有其他理由相信自己有力量强迫D接受自己认为公平的另外一个结果，他把感受转化成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显然，对公平问题的讨论仍将继续。可以预见，无论是对皮凯蒂和马克思关心的收入公平问题，对科尔奈关心的广义公平问题，还是对我们补充的关于公平的主观感觉和政治问题，围绕其内容和方法论的辩论都将长期继续下去。这本身，也说明了公平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已测度的、未测度的、错误测度的和不足为据的悲观主义
对《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1]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正文长达577页，注释76页，图表共计115个，令全球范围内的左派们兴奋不已。他们高呼：“这正是我们想说的，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及其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趋势！”该书法文版于2013年最先面世；2014年该书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经由克鲁格曼等专栏作家的推崇，荣登《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首。2014年末该书的德语版面世，不顾疲惫的皮凯蒂加班加点地工作，向广大德国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由于缺乏幽默感，他在电视上表现不佳，可是他迎难而上，于是这本书的销量节节攀升。

已经很久没有一本技术性的经济学著作能有如此之销量了。为此，经济学家不能不拍手叫好，经济史学家更是欣喜若狂。皮凯蒂的巨大成功无疑将激励许多怀有经济学兴趣的年轻学者们投身于对历史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经济史是从事科学的定量研究的少数经济学分支之一。在经济史研究中，如同在实验经济学和其他一些领域，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经验（而在当今的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理论等领域中就不是这样了）。当你思考问题时，所有证据都来自过去，而且一些最有趣、科学上最相关的证据或多或少来自遥远的过去。正如1922年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彭（John H. Clapham）以奥地利学派的口吻（尽管他属于马歇尔派）所说的：“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也是史学家，世界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经济学家的结论。”[2]当然，经济史学家也往往为了了解过去而关注过去（比如我），而不仅仅为了通过外推法预测未来，后者是皮凯蒂的意图。他的书所论述的毕竟是21世纪的资本，而21世纪才刚开始。不过，假如你想成为一名科学的经济学家或地质学家、天文学家或者演化生物学家，过去就应该是你的现在。

皮凯蒂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没有像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那样沉迷于经验工具中不能自拔，亦即以他人的特定数据为对象的回归分析（其中一个问题正在于“数据”这个词自身，因为“data”意味着“给定的事实”，而科学家要处理的应该是“capta”，即“抓取到的事实”）。因此，他没有犯现代经济学的两宗罪之一，即没有意义的统计显著性检验（他有时候提到“统计上的不显著性”，比如在税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不过我希望他并不怀有这样的观点，即就样本而言不能被精确测度的某个重要系数是“统计上不显著的”，只是由于R. A. Fisher在1925年如此说过）。皮凯蒂所做的是构建或使用关于总资本和不平等的统计数据，然后将它们绘制成图表以进行观察，这也是物理学家与实验和观测打交道的方式。他也没有犯另一宗罪，即将宝贵时间浪费在关于存在性的定理（existence theorems）上。物理学家也不做这个。假如经济学家继续羡慕物理学，那么至少应该懂得物理学家实际上在做什么。皮凯蒂紧紧贴近事实，没有在（比如说）早已被实验经济学拒斥的非合作博弈论的无聊世界中漫游，也没有求助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后者对于定量的经济学毫无用处，属于徒劳的哲学分支。从这两点来看，皮凯蒂做得非常好。

此外，该书的写作风格清晰而又内敛，尽管有些沉闷，其法语原稿也必定如此（皮凯蒂遵循着在当今法国不再流行的旧规则，即“不清楚的写作就不是法语作品”）。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为其英文版作证。诚然，这部书或许躲不开“买的多，读的少”的命运。年龄较大的读者应该会记得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巨著《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1979年），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曾骄傲地置身很多咖啡桌上，却很少被阅读；更年轻的读者会记得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1988年）也是如此。Kindle能追踪读者从亚马逊网站上下载的电子书的阅读状况，比如你读到的最后一页的页码。运用这一事实，数学家乔丹·艾伦伯格（Jordan Ellenberg）通过估算发现，这部厚达655页的《21世纪资本论》的读者平均来说大都在26页停止了阅读，也就是导言结束的地方。他提议，将一度被称为霍金指数的Kindle测度电子书阅读的百分比重新命名为皮凯蒂指数，《时间简史》的读者通常阅读了6.6%，而《21世纪资本论》的阅读百分比为2.4%。[3]为了更公正地对待皮凯蒂，应该考虑到，购买精装书的读者应该比购买Kindle电子书的读者更认真，阅读得更深入。而且，让平均而言相当于《纽约时报》的读者能看上多于26页的凝练的经济学论证，随后此书又被置于惹眼的咖啡桌上，也足以证明皮凯蒂的措辞技艺。这本书非常有趣，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数值上的复杂论证。

《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诚实和厚重的著作。我将要提出一些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是实实在在的，也是重要的，不过，我绝对无意指责皮凯蒂的正直或科研努力。这本书是他所创建的巴黎经济学院的集体结晶，该学院与法国经济学界中最优秀的一些左派人物保持着联系。下面，我将说明皮凯蒂在其科学和社会伦理学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不过，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和数据工作者也没能避免这些错误，其中不乏我最密切的朋友。尽管我首先向作者发难，可是谁能完全避免错误地度量某个核心概念的过失，或误解经济学某个关键环节，或完全忽略某个伦理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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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左派对“资本主义”的忧虑，并检验这种忧虑在经济学和哲学上的说服力。皮凯蒂对财富分化加剧的担心也的确只不过是可以回溯至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历史链条的最新发展。自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们的时代以来，以贸易来衡量的经济进步（tradetested betterment，以下简称TTB）（这个术语比所谓的“资本主义”更好，因为资本主义这个词错误地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改善是因为资本积累而非创新）已经极大地富裕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如今的世界人口比1800年的时候增加了7倍，在50年之后的未来很可能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看看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吧，不要再说“可是并非所有人都富裕了”。以伦理上相关的基本舒适度来衡量，他们现在享受到的舒适程度，是1800年以前大多数英国人和法国人，或者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人，或者1991年以前的印度人绝对无法想象的。可是，左派们在不停的担忧中忘记了自人类发明农业以来最重要的长期事件，即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实现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他们仍然不停地担心又担心，就像旅行保险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总是担心没有骨头吃的小狗一样，每隔半代人的时间就推出新的版本。

这里列出了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谱系的一部分，其中每一种都曾经风行一时。正如经济思想史学家安东尼·沃特曼（Anthony Waterman）所说，自从马尔萨斯在出版于179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土地稀缺以来，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从“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即从关于财富的乐观科学演变为关于稀缺的悲观科学[4]。马尔萨斯担忧的是工人人口的激增，李嘉图担忧的是地主蚕食国民劳动成果。马克思担忧抑或庆幸（这取决于人民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资本所有者至少试图大胆侵吞国民劳动产品（这些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皮凯蒂的先辈，后者自称自己的理论是对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综合）。穆勒担忧或庆幸（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病态匆忙的现代生活）的，则是即将出现的停滞状态。此后，从19世纪80年代到现在，正是资本主义推动着实际工资不断上涨的时期，经济学家们（左派居多，右派也不少）却接连不断地开始担心一些事情。让我给出一些他们悲观地看待“资本主义”的理由：贪婪、异化、种族混合、工人缺乏讨价还价能力、女性就业、工人低劣的消费品位、外来移民、垄断、失业、商业周期、报酬递增、外部性、消费不足、垄断竞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缺乏计划、战后经济停滞、投资外溢、不平衡增长、二元劳动力市场、资本短缺（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称之为“资本原教旨主义”）、农民的非理性、资本市场的缺陷、公共选择、市场缺失、信息不对称、第三世界受到的剥削、广告、规制俘获、搭便车、低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路径依赖、竞争不足、消费主义、消费外部性、非理性、双曲线贴现、大而不倒、环境恶化、经理人薪酬过高、经济增速趋缓，不一而足。

你可以将上述清单中后面的那些理由以及经由皮凯蒂或克鲁格曼而复活的某些靠前一点的理由与具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联系起来。这里我不列举这些男人（men）的名字（的确都是男人，在方法上与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形成鲜明对比），只揭示他们的公式：首先发现或再次发现完全竞争或某种完美世界（比如就皮凯蒂来说，更接近完美的收入平等）的某项必要条件；然后断言，尽管缺乏证据（这里皮凯蒂比通常的做法要好很多）却配备了繁复的数学装饰（比如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必要条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或者这个世界并没有以完美的方式发展；接着得出堂皇的结论（这里皮凯蒂就陷入了通常过低的科学标准），即“资本主义”在劫难逃，除非专家们采取干预措施，即通过仁慈地运用政府所垄断的强制权力，来实施针对巨额财富的不当获得者的反垄断措施、补贴报酬递减的行业、对诚实守信的他国政府提供援助、支持新兴产业、刺激孩子似的不开心的消费者，或者如皮凯蒂所说，在世界范围内对导致不平等的资本进行征税。

这种奇怪的“找错史”以及他们所建议的国家主义（statist）矫正措施的一个特点是，这类经济思想家很少觉得有必要提供他提出的政府干预会如其所愿地运作的明证，而且也几乎从没感到有必要证明，在国家干预之前，完美世界的必要条件不被满足的程度足够大，以至于显著损害了总体上的经济表现（再次声明，在这里皮凯蒂超出了通常的标准）。克拉彭在1922年就曾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当时理论家们仅仅基于一两个图表就建议政府应该补贴所谓的报酬递增行业。可是，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怎样实施补贴，或者这类没有被量化的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不完美的政府更接近完美的世界。这方面的沉默是令人沮丧的，克拉彭尖锐地写道：“尤其对于那些对实际事物而不是抽象范畴感兴趣的学生。”90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克拉彭曾这样指责庇古（A. C. Pigou）：在阅读《福利经济学》时你会发现，在近千页的篇幅里，连一处关于什么产业属于哪一类范畴的举例说明都没有，尽管许多论证都这样开始，“当报酬递减的情况起支配作用的时候”或者“当报酬递增的情况起支配作用的时候”，仿佛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何时出现。他模仿那些不经定量研究就想象“经济学空匣子”的理论家的回答说：“假如了解事实的人们不能进行恰当的拟合，我们（在经济运行中发现严重错误的理论家）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我们的理论仍然具有其逻辑准确性和教育价值，而且你们知道理论多么完美地融入了图表和方程式中。”[5]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理论家这样的回答，其合理性毫无改进。

几乎所有关于所谓的“（市场）不完美”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实际测度，一个罕见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1966年的著作《垄断资本》。这本书确实努力（尽管没有成功）测度了美国经济总体上的垄断程度。[6]对于上文所列举的担忧事项中的大多数，比如明显需要政府干预的外部性（庇古、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都先后这样断言），经济学家声称，经济运行非常糟糕，显然需要来自政府的及时、大规模干预，而政府应该向庇古、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智慧头脑咨询，尽管他们都觉得根本不值得浪费他们的科研时间来表明经济运行不良在总体上不容忽视。皮凯蒂至少做了尝试（虽然光荣地失败了）。在这些流行一时却从没被测度的大量“市场不完善”的教育下，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天真地以为，长辈们必定发现了那些美妙的图表和方程式背后的事实）相信，TTB运行得令人难堪的糟糕，可是所有的定量研究都发现自1800年以来TTB令人惊讶地运行良好。

相比之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声称经济运行良好的经济学家却做了实际研究，或者至少表示眼下可以做实际研究。[7]庇古、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以及其他左派学者（当然这三位经济学家都是温和的“左派”）的表现就像是这样的：根据某些定性假设，一位天文学家声称，太阳里的氦元素将很快耗竭，需要银河帝国紧急干预，却不愿通过认真观察和量化模拟来搞清楚这个不幸事件大致要多久才会发生。多数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只要在黑板上指明了某种“市场不完善”的方向（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推荐的“定性定理”）就足够了，然后就可以等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的某个清晨打来的电话。

这不禁让人觉得典型的左派（那些更严重的忧虑，多数自然也来自他们，尽管考虑到“资本主义”给工人阶层带来的巨大实惠，这些忧虑显得不那么自然）从一开始就怀有这样的根本信念，即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个信念大概是在他们16岁的时候形成的，那时萌芽中的左派们发现了贫困，但缺乏借以理解其根源的智力工具。我就曾经遵循着这一模式成长，一度成为琼·贝兹（Joan-Baez）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位自诩为“终生的好社会民主派”（我也一度这样描述自己）一旦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为了给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提供支持，就开始四处寻找任何能表明其信念在某个想象世界中真实不虚的定性指征，却不愿去探明从我们的真实世界中得到的数据（关于这一点我再次强调，皮凯蒂无可指摘）。某位好心肠的左派人士说：“我们当然能极大地改善这个少数人比其他人更富有、更有权力的糟糕社会。为了使它变得更好，我们能做很多事情！”这种乌托邦思想是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逻辑中产生的，后者是在18世纪被构想出来的与传统社会进行斗争的工具，别的书不提，在《国富论》中就是这样的。当然历史没有终结。努力向前吧！

诚然，右派也可能被指控为乌托邦，尤其当有人做出缺乏证据的断言时，如同某些老派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及某些芝加哥学派的学者那样，他们不再有兴趣认真检验其宣称的真理，甚至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尽管经济学饱受指责，被批评为过于抽象，缺乏量化，可我总认为，左派们更普遍地拒绝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量化检验，因而也更加危险。我有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聪明的挚友，他告诉我，“我痛恨市场”，我回答说，“可是，杰克，你很喜欢在市场中搜寻古玩啊”。他说，“这我不管，我就是恨市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担心普通欧洲工人的贫困化（关于这一点他们根本没有证据），然后是工人被异化（同样没有证据），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会受到剥削（仍然缺少证据）。近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左派人士又开始担心环境问题，已故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略带厌恶地说：“（环境问题）当然主要是中产阶级造成的。”[8]我们一直等待着他们的证据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而不是让我们全部回归瓦尔登湖和1845年的生活，或者干脆集体自杀。

很久以前我做了一个噩梦。尽管我没怎么受到影响，但这个梦魇般的梦境却栩栩如生，这是经济学家的噩梦，萨缪尔森式的噩梦。假如每一个个体行动都要实现严格的最优化，那会怎么样呢？就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设想一下，你伸手拿咖啡杯的每一个动作，你在街上行走的每一步，都要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严格达到幸福的峰值。当然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完不成这项任务，于是哪怕稍稍偏离最优化，你也会陷入恐惧。这个噩梦以非理性的方式呈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那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当然，也还是有人认识到了完美的不可能性，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决策满意标准、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成本、沙克尔（George Shackle）和柯兹纳（Israel Kirzner）一再强调的贝拉（Yogi Berra）的智慧：预测很难，尤其是预测未来。

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工程师们像孩子一样天真地肯定，通过我们称之为“微调”的方式，可以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完美状态。后来失败了，毕竟完美注定不能实现。政治科学家米勒（John Mueller）在1999年提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相当好”，这种追求需要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感觉，觉得我们并没有偏离最优状况太远。比如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所构想的明尼苏达州的沃伯根湖区（Lake Wobegon），那里有“够好的”拉尔夫（Ralph）百货店，它的广告诙谐低调、带有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假如你不能在拉尔夫这里找到，那么你可能并不需要它”。[9]米勒认为，欧洲及欧洲旁系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确有缺陷，可还是相当好。在他看来，不够完美的缺陷，比如国会的行为或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严重到明显影响政体和经济的表现。沃伯根湖区就相当好。假如你驾车穿过这里，到那些由专门在经济中找缺陷却对此不加测度的经济理论家所经营的严格完美的商店（Exact Perfection Store）去买东西，十有八九不能如你所愿。

至少皮凯蒂是一位严肃的数量科学家，不像其他一些人，他们只是玩弄统计显著性检验、存在性定理以及没有被测度的经济中的缺陷，甚至为不完善的政府设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幸的是，在最后这一点上他也加入了这个游戏群体）。的确，皮凯蒂在英文版第27页（与第573页形成对比）宣称：“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我的理论中，贫富分化的主要来源与任何形式的市场缺陷无关（注：政府的缺陷不在皮凯蒂的讨论范围内）。恰恰相反，（在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意义上）资本市场越完善，就越可能导致贫富分化。”这里，与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样，皮凯蒂认为他发现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第571页），即“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结果。然而，从马尔萨斯到皮凯蒂，从1798年到现在，左派们所有的忧虑都透着悲观主义情绪，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的缺陷、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倾向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然而，正是在此期间人们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个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从19世纪初至今的历史算得上“够好”了，左派中的经济悲观主义者却一直深陷在错误不断且非常可怕的噩梦里。

不可否认，这种悲观主义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出于我从来不能理解的原因，人们喜欢听关于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坏的话语，而当某个乐观主义笨蛋打扰了他们的快乐时，就马上表示出气愤和不屑。然而，对于现代经济世界来说，悲观主义始终是糟糕的向导。与两个世纪前相比，现在的我们显然富裕得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假如我们不通过实施左倾的计划和再分配方案或右翼的帝国主义方针，来杀死能下金蛋的鹅，如同我们在1914—1989年听从了那些痛斥市场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布道者的建议那样，我们就可以期待，再过半个世纪，整个世界都会赶上如今的瑞典或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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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中心主题是，继承财富的利息收入导致源于财富的收入不平等的恶化。2014年他在一次采访中对英国广播电视台（BBC）的伊万·戴维斯（Evan Davis）说：“钱倾向于自我复制（钱能生钱）”。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就反复不停地在批判货币及其利息。亚里士多德在谈及一类人时这样说，“他们关于生活的全部想法就是应该无限制地增加他们的钱，或者无论如何不能损失钱……最令人憎恨的挣钱方法是高利贷，因为这只是借着钱本身来生财。”[10]皮凯蒂（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资本收益率通常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因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会稳步增加，原因只是利息收入（他所认定的富豪资本家们获得的收入，而且他们想必会努力抓在手里进行再投资）的增速快于整个社会的总收入的增速。

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们，如阿奎那、马克思和皮凯蒂，都非常关注这种“无限制的”收益。他们的论据非常古老，也非常简单，皮凯蒂只是用某些关于资本/收入比之类的会计指标修饰了一下，得出了关于不平等的核心不等式：只要r＞g继续下去（其中r代表资本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那么富裕资本家的收益就不断加速增长，与此同时，穷人们的收入就越来越落在后面。这一表述是结论性的，只要它的那些事实性假设是真的，这假设包括：只有富人拥有资本；人力资本不存在；富人将资本收益用于再投资，他们不会因懒惰或其他人的“创造性破坏”而损失财富；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是财富继承，而不是能为富人之外的我们提高经济增长率g、让我们所有人分享收益率r的创造力；在伦理上我们只关心基尼系数而不是关心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

注意上面最后一个假设：在皮凯蒂的故事中，我们所有其他人的收入只是相对地落后于贪婪的资本家。在他的书中，关注相对财富/收入/消费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皮凯蒂的“李嘉图式的末日景象”确实给我们所有其他人留下了生活改善的空间，远非末日即将来临，而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的确如此。让皮凯蒂忧心忡忡的是，富人会变得更加富裕，即使穷人也变富了。换句话说，他的担忧关乎差异，关乎基尼系数，一种被提升为理论和伦理命题的暧昧的嫉妒。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资本收益率r几乎总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对已投资资本的大致利率水平和大多数经济体所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或许只有近年来的中国是例外，在中国，与皮凯蒂的预测相反，不平等程度持续加剧）有所了解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假如他的这个简单逻辑成立，那么李嘉图式的末日景象就总是近在眼前。于是，我们就必须引入一个仁慈的、无可指摘的、全能的政府（或者，更不靠谱的话，一个世界政府或银河系帝国）来对富人征收“累进性的全球资本税”。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然而，事实上正如皮凯蒂坦承的（但这一事实并未减轻他的悲观），他自己的数据（通过研究而真正抓住的事实）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只是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显著上升，而且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当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比20世纪初的时候低得多，而且自1945年以来一直变化不大。”（英文版第321页，图9.6）请看，英文版第323页的图9.7显示了1900—2010年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收入水平最高10%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所有这些国家，r＞g。的确，有史以来一直如此，例外情况非常罕见。而在福利国家实施了再分配政策之后，比如1970年以后，德国、法国和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不再上升了。换句话说，无论是在1910—1980年间、1800年之前的任何地方，还是在“二战”后的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任何地方，皮凯蒂的担忧都没有根据，只是在近年来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才稍微发生了他所担忧的情况。

假如钱真的总能自我复制，而且越来越多，如同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实际观察到的由李嘉图—马克思不等式（r＞g）所表达的一般规律那样，这就是非常难解的谜题了。然而，不平等程度实际上波动幅度很大，对此我们拥有多个世纪以来的证据，这一点不符合皮凯蒂的叙述。皮凯蒂没有提及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他们在著述中记录了这项事实。根据他的逻辑，皮凯蒂式的动态一旦开始——假如某个经济体能满足r＞g这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几乎总能满足，那么从任何时候开始都可以——它将永远不会停止。这个无情的逻辑意味着，在1800年或1000年抑或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被不平等的海啸淹没了。皮凯蒂曾这样说：“在21世纪r＞g将再次成为常态，就像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整个历史（英文版第572页，人们很好奇，他如何看待当下处于很低水平的利率或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货膨胀时期的负利率呢？）。”果真如此，那富人们的份额为什么没有在很久以前就上升到100%呢？至少，在土地和地主阶层占主导地位且生产率很低的中世纪典型经济中，这一比重怎会一直稳定在50%左右？有时候皮凯蒂将他的理论机制描述为一个“潜在的爆炸性过程”（英文版第444页），在其他地方他又承认，对家庭财富的随机冲击意味着“财富的不平等不可能无限增加，财富的分配将收敛于特定的均衡状态”（英文版第451页）。根据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皮凯蒂注意到：“世界上几乎每年（在从十亿美元到百亿美元的区间内）都会新出现几百个富人”（英文版第441页）。皮凯蒂教授，这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是末日来临，还是大致一定比例（根据观察来说大致如此，出入很小）的富人以自然演化的方式持续地从富豪榜上进进出出？

针对英国近年来不平等程度的略微上升，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这样写道：

你的意思是说，在过去30年间，政府推动了房价的资产泡沫，给予养老金税收优惠，对非本国居民（比如居住在英国的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富豪）征税很轻，对农业（地主多是富人）进行慷慨补贴，严格限制住宅用地的供给，从而推高了经由开发许可而获得的土地溢价，于是才使富裕的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份额有所增长？哦，真该死……（说真的）自1980年以来财富更加集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政策推动的，政府系统性地为富人而非穷人创造挣钱机会。[11]

在美国，福利支出泛滥，对我们的富豪好友们的税收优惠也多种多样，比如使罗姆尼（Mitt Romney）更加富裕的“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可见我们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即（被皮凯蒂寄予希望来解决问题的）政府才是问题的根源。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导致了近年来的收入分配恶化，当然更不是过去两个世纪来超速的TTB。

实际上，皮凯蒂的论点的不合理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其源头就不可靠。他一开始就采用了伟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理论，而就预测而言，李嘉图的理论整个都错了。与李嘉图的自信预测相反，地主阶层并没有侵吞国民劳动产品。事实上，从李嘉图预测地租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稳步上升的时候起，这一份额就开始显著下降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导致食品不足的预测，几乎在他发表预言的时候，就被证伪了。

接下来，皮凯蒂将李嘉图的理论与另一位不那么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不过他是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尽管在几乎所有实质问题上他都错了，尤其是他的预测）的理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利润也会下降，然而技术进步仍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屡次指出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假如出现了技术进步，工资率或利润，至少其中之一必定会上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当蛋糕做大后，有些人得到的必定更多。假如上涨的是普通劳动力的工资，尤其是人力资本得到大幅积累的情形，资本将被劳动者而不是富人拥有。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要比无风险的英国或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高，以补偿持有资本的风险（比如技术改进导致的过时，就像你的计算机，使用四年就过时了）。通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致下降到了5%—10%的水平。想象一下，假如自19世纪以来工人们没有积累人力资本，他们所在的社会也没有采用发明创新，工人的收入水平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单位资本的收益率曾经经历的那样，我们该多么悲惨！这种情形不难想象，因为在当今的索马里和朝鲜，工人的收入状况就是这般可怜。可是，自1800年以来，富裕国家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平均增长了29倍（约2900%），即便将全世界作为整体来看，包括目前仍然贫困的国家在内，工人的收入也增长了9倍（约900%），而物质资本的收益率一直以来并无明显变化。

皮凯蒂没有认识到，每一波发明家、企业家甚至一般的资本家都发现，他们的收益总是由于（竞争者的）进入而流失，而进入似乎是他没能把握的经济学概念。我们来看一下百货商店的财富史。在19世纪晚期，百货商店的收入一度超出正常水平，如Le Bon Marche、Marshall Fields以及Selfridge。不久之后这一模式在富裕国家被普遍复制，美国爱荷华州的Cedar Rapids和密歇根州的Benton Harbor就借此发了笔小财。然而，在20世纪晚期，这一模式被当时兴起的折扣店所削弱，后者又受到了互联网商业的挑战。原始积累或慢或快地消散。换句话说，假如政府不通过马特·雷德利在近来的英国历史中注意到的那类垄断和保护措施进行干预，暴利者的利润或快或慢都会被外在的供给转移所侵蚀。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计算得出，当今的发明家和企业家能赚得的利润仅相当于其发明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2%。[12]假如你是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把条形码引入超市货架上摆放的商品，2%也足以让你个人赚一大笔钱。不过对于我们所有其他人来说，以2%的代价换来98%的收益，无论如何也太赚了。碎石铺就的大道、硫化橡胶、现代大学、结构混凝土和飞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甚至惠及了我们中最穷的人们。

皮凯蒂，不相信供给方的反应，关注的是富豪们的这等极大罪恶，比如仅仅由于继承财富就能拥有七块劳力士手表。莉莉安·贝当古（Lillian Bettancourt），欧莱雅财富的继承人（英文版第440页），世界上第三富的女人，她“一生中从未工作过一天，却看着自己的财富增长得如比尔·盖茨的一样快”。哦，这就是皮凯蒂的全部伦理哲学。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杰佛雷·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戈登·孟奇斯（Gordon Menzies）和迈克尔·芒格（Michael Munger），先于皮凯蒂的巨著，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类似论点：财富继承一定恶化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原因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越富裕的父母越生育更少的孩子……即便财富增加的步伐不减，也会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里”。[13]富人会把他们受过法语和数学强化教育的唯一的孩子送到悉尼文法学校，然后去哈佛大学。穷人则为了他们的好多个孩子倾尽本来就不多的家财。

不过，假如根据亚当·斯密所期望的“能惠及社会最底层的普遍富裕”，所有人都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一个伦理上合乎情理的社会政策目标，与降低基尼系数的主张不同，而且具有目标可以实现的额外优点），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富的穷人也生育更少的孩子，就像意大利的情形那样，那么贫富继续分化的趋势就被削弱了。[14]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还提醒我，低生育率也包括“零孩子”这种情况，正如即便在养育条件优越的皇室家庭也经常发生的那样。不存在的孩子，比如1737年佛罗伦萨大公吉安·加斯东·美第奇（Gian Gastone de' Medici）的孩子，不能继承财富。这时继承人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众多堂兄弟姊妹。

而且，继承财富对子女的影响往往是削弱了他们的雄心抱负，正如我们每天都能在罗迪欧大道上目睹的那样。懒惰，或者另一种可能即能力平平，起着强大的平衡作用。皮凯蒂也不顾自己的观点而写道：“这样的时候总会到来，纨绔子弟败光了家庭财富”（英文版第451页），这正是英国法律中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支持还是反对遗产继承的争论中的要点。想象一下，你在18岁品格还未成熟之时就拥有了1000万美元的财富。这将会是一个伦理灾难，正如经常发生在富豪的孩子们身上的那样。大富裕时期，我们这些已经脱贫的父母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我们的儿女们，尤其是孙子孙女们还有没有动力去努力成为经济学博士、认真的企业家或者严肃的慈善家。富人的孩子们不乏钻石手链，然而他们中的多数都不会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辛苦学习。何必如此呢？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940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只是因为他的祖父非常幸运地将穷人的价值观传给了儿子小约翰，后来又传给了五个孙子（尽管没有传给他的一个孙女阿贝，她一生中从未工作过）。

皮凯蒂过分执迷于财富继承问题，而且他总是贬低企业家利润和让穷人变得富有的TTB。他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钱自身不会生钱，因此利息是不合常理的。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错了。与皮凯蒂的看法相反，通常情况下，且不论富人通过投资他们的财富给我们带来了价格更便宜的商品，钱财更多的人是借助（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更多的聪明才干才获得更多钱财的，比如获取博士学位、成为卓越的汽车制造商、优秀的恐怖小说作家、优秀的橄榄球员，或者如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当然，其暴富或许离不开对墨西哥议会的贿赂）那样的卓越手机供应商。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比他的大部分粉丝都富有，这并不是伦理上的丑事。正如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皮凯蒂引用约翰·罗尔斯而不是罗尔斯的对手诺齐克）借用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的例子所说的，假如我们为了从精明的CEO或有天赋的运动员那里得到好处而自愿付费，这在伦理上根本没有问题。辛纳特拉、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张伯伦等人所获得的超高收入得益于全球化和机械复制时代更广阔的市场，而非偷窃。在少数富裕国家（我们记得，皮凯蒂发现的只有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出现富人和穷人之间正在扩大的工资不平等，据他所说，主要是由“工资等级中的顶端群体——尤其是大企业的高管们——超高薪水的出现”造成的。注意，这个现象与r＞g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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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凯蒂的论证中，技术缺陷也无处不在。只要你去挖掘，就不难找到。让我列举一下我自己发现的问题吧。据我所知，其他经济学家发现了更多的缺陷。只要Google一下“Piketty”就知道了。我没有借助Google，因为我不打算简单地堆砌。我尊重他试图达成的目的，因此他理应从我这里获得独立的评价。

例如，一个大的缺陷是，皮凯蒂对财富的定义不包括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在富裕国家已经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因为人力资本与19世纪以来在知识和社会习惯方面的极大资本积累的结合，后者每个人都可以获准拥有。所以说，他辛苦收集和制作的关于资本/产出比的图表是错误的，其中的资本只是物质资本和私人资本。这些图表遗漏了现代世界中的一种主要资本形式。更关键的是，皮凯蒂坚持将资本界定为几乎总是被富人拥有的某种东西，他搞错了收入的来源，收入主要来源于被具体体现出来的人的才智，而不是积累起来的机器和被占用的土地。他在英文版第46页神秘兮兮地写道：“有许多原因让我们在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可是他只提了一项，即“人力资本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所拥有”。人力资本确实只能属于工人自己。皮凯蒂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允许转让的洛克式的自身所有权就不能被称为所有权。假如我拥有一块土地且精耕细作，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转让（某些集体主义的法律就这样规定），为什么它不能算作资本？毫无疑问，人力资本是一种“资本”，它通过节制消费而得以积累，它会贬值，它获得由市场决定的收益率，也会因为创造性的破坏而被淘汰。

当然，曾几何时，世界很接近皮凯蒂的没有人力资本的世界，那是李嘉图和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其中工人只拥有他们的双手和腰板，而老板和地主们拥有一切其他的生产资料。然而，自1848年以来世界被人的头脑改变了。皮凯蒂在这部书中将人力资本排除在资本之外的唯一原因，似乎是想强行得出他想得到的结论，即不平等程度已经上升，或将要上升，或可能要上升，或令人担忧。第7章有一个小标题声称“资本的分配总是比劳动力的分配更不平等”。其实不然。假如将人力资本包括在内，比如普通工厂工人的文化知识、护士源自教育的技能、职业经理人对复杂系统的把握，以及经济学家对供给方的反应的理解，根据正确的会计核算，如今工人们自己拥有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资本，自1848年以来皮凯蒂的论述就已经失效了。

由于皮凯蒂这部著作中的“解决方案”部分提出了加强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他在著作的“问题”部分忽视人力资本就更加奇怪了。他关注的是提高那些没有被政府项目所雇用的工人的边际产出，而不是通过纠正首先导致失业的政策扭曲来帮助他们，在这一点上他和大部分左派学者一样，尤其是那些大学教授们。比如在南非，左派们建议政府通过改善南非失业人员的教育，来解决由同一个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实施压迫性管制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对于改善教育，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没有人会表示不满，尤其是假如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不存在机会成本，尽管软心肠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会建议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将更多的钱投入负责提供基础教育的运行糟糕的国有教育行业或基本上优待富人而不是穷人的高等教育体系（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尤为明显，为更具素养的富裕家庭的学生提供通往统治阶层的免费教育通道）。无论如何，借助动听的“我们爱教育”的呼声，左派就可以不去面对南非失业问题的明显原因，即得到了南非工会支持的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其他管制，倒霉的是住在落后的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小屋里拿着少量收入补贴的可怜而又贫穷的失业黑人。

皮凯蒂的著作也不乏很好的、有趣的、技术性的经济学观点。比如他在第14章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即如今我们在英国尤其在美国看到的高管人员的高薪，是边际所得税率从1930—1970年间的高水平大幅下降的结果。在往昔风平浪静的年代，高管们给自己支付高薪是不明智的，因为在每月的15日都会被政府拿走。皮凯蒂大概认为，一旦消除这项负面的激励，经理们就能利用公司薪酬委员会成员们与人为善的性格弱点给他们大幅加薪。于是皮凯蒂建议恢复高达80%的边际税率（英文版第513页）。可是，等一下。从技术上来说，假如基于伦理上的理由我们不喜欢高管的高薪酬，为什么不通过立法直接禁止，或者说运用更具针对性的工具而不是对经济的重度干预来杜绝？或者，为什么不通过令执行和薪酬委员会蒙羞的方法？对此，皮凯蒂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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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本书在技术上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学家皮凯蒂没能理解供给方的反应。与他作为一名左派经济学家的立场一致，他对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解是模糊的、矛盾的，尤其是关于供给方对价格上涨的反应方式。假如他想得出关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悲观结论，就最好要理解，关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究竟如何运行，最基本的经济学到底是怎么说的，对此，那些学得足够多因而能理解的人都达成了一致看法。

皮凯蒂欠缺经济学教育的惊人证据在第6页就暴露无遗。他一开始看似对他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对手做出了让步（我再重复一次，他是一个自豪的古典主义者，如同李嘉图加马克思）。“当然，理论上存在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在这个过程（这里是导向李嘉图式末日的石油价格和城市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过程）中恢复均衡状态：需求和供给机制。假如某种商品供给不足，价格过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我标上的斜体字部分显然混淆了“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与“整条曲线的移动”，这是第一学期的大学经济学课上会出现的错误。正确的分析（我们大约会在大学第一学年、第一学期的第四周给学生讲述）应该是，假如价格“过高”的话，恢复均衡的并不是整个需求曲线（尽管在短期内高价格会促使人们通过少用汽车或减少居住面积来节省汽油或城市土地，沿着否则就不会变化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而是最终供给曲线的向外移动。供给曲线之所以外移，是因为在中期和长期（这里采用马歇尔的定义），超常利润吸引了新进入者。人们发现了新的油田，建成了新的炼油厂，定居在新的郊外，开发了新储备的城市土地，正如事实上在1973年以后大规模发生的那样，除非政府限制石油开采（通常是基于环境保护的理由）和高层建筑（通常基于腐败的考虑）。

记住，皮凯蒂没有意识到，高价格导致不久后供给曲线的向外移动；他认为高价格会导致需求曲线向内移动，从而造成稀有物品（石油或城市土地等）的“价格下跌”。于是，皮凯蒂继续写道：“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太过复杂。”为了表达他对价格体系日常运作的轻蔑，他滑稽地想象“人们应该骑自行车出行”。排除了供给方的反应，发生在给定需求曲线或神秘地向内移动的需求曲线上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在此期间地主们和油田的所有者们对其他人的债权会越积越大”（这里需求曲线却向外移动了，出于某种原因要比供给曲线向外移动的速度更快），“（债权）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们可以轻松拥有一切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包括”，他再次提到那个滑稽的替代品，“自行车，而且一旦拥有就永远拥有下去”。在“屠杀”了关于进入和供给替代的基础分析（毕竟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世界经济史）之后，他提到了“卡塔尔的酋长”，作为未来的那些自行车的永远的拥有者。他的这些措辞一定是近年来在加拿大和美国石油与天然气的迅猛开采之前写的吧。总之，他以典型的在第三周的基础经济学课上聪明的第一学年学生的风格，犯下了不少对富人很友好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常犯的愚蠢错误，之后，他成功地总结道：“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影响绝没有排除如下可能性：特定相对价格的极端变化将导致巨大而持久的财富分配差异。这就是李嘉图的稀缺原理。”[15]

我对这段话感到非常震惊，于是查阅法文原版，努力运用我那点可怜的法语来确定这是不是英文翻译的错误。出于善意的阅读，一开始可能认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哦!的确太善意了，因为我终究还是在法语版中读到了类似的毫无道理的话，比如“于是对该商品的需求（整条需求曲线？）就会减少”（alors la demande pour ce bien doit baisser）。皮凯蒂的英语比我的法语好多了，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了几年学，接受采访的时候能说颇有素养的英语。假如他默认Arthur Goldhammer（数学博士，1979年以来翻译的法语著作多达75本，尽管这是他翻译的第一本技术性的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中那样毫无道理的段落，我们就不得不认为，他自以为这就是很好的经济学，对那些认为稀缺程度提高会导致供给曲线外移的母语为英语或德语的愚蠢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而又决定性的批评。

那个段落中剩下的文字也不支持善意的阅读。剩余部分的翻译无可争议，表达了皮凯蒂显然持有的意见：在供给和需求的互动中，供给方的反应无足轻重，而且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快或过于复杂。可是，国家以税收形式拿走了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并且伴随着低效率；或者国家鼓励人们摈弃资本主义所有权，以支持“新的治理形式及介于私人所有和公共所有之间的分享所有权”（英文版第573页），而且伴随着腐败和不透明的规则，这些难道不会更令人不快吗？

看来，皮凯蒂没有读懂他所蔑视的诸多经济学家所论述的供给和需求理论，比如斯密（英文版第9页上有轻蔑的评论）、萨伊（在一个尾注中将他与斯密一道视为乐观派）、巴斯夏（没有提到）、瓦尔拉（没有提到）、门格尔（没有提到）、马歇尔（没有提到）、米塞斯（没有提到）、哈耶克（在一处注释中引证了他，及另外的问题）和弗里德曼（英文版第548—549页，仅涉及货币主义而不是价格机制）。简而言之，皮凯蒂没有资格蔑视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比如英文版第572页），因为他还不理解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这就像有人在还不理解自然选择或高尔顿—沃森过程或现代遗传学的情况下，就抨击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当于经济学家运用的自调节市场中的进入和退出理论，即供给方的反应，其早期版本曾经启发了达尔文）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他的错。他在法国接受了教育，而法国的经济学教育风格是抽象的、笛卡尔式的、从不讲授人们可以用以理解1973年以来至今的石油市场的基本价格理论，正是针对这种风格，法国的经济学学生发起了名称不算贴切的后自闭经济学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16]正是由于供给方的反应，石油的实际价格自1980年以来已经下跌了，可在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这类非经济学家的书《人口爆炸》（1968年）中，或者不懂基本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那里——从来都要考虑供方反应导致的价格变化。

说得深一点，皮凯蒂的结构化思维方式（structural thinking）是左派学者和那些对经济问题发表见解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的典型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在半个世纪以前《科学美国人》杂志喜欢投入产出分析，并定期发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论证环境固定系数的一些文章。这些非经济科学家宣称：“我们发现了实际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结构，能说明现有的计算范围（accounting magnitudes），比如说已知的石油储量。”可是，他们忽略了寻找新油田也是一项经济活动；他们测算需求增加（需求数量的增加，没有与整条需求曲线的移动区别开）的后果，却假设不存在替代品、对价格不存在沿着需求曲线的反应、供给对价格没有反应以及不存在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后续行动，比如企业家对更大的稀缺程度的反应。这就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方法，皮凯蒂仍然遵循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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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技术问题之外，这本书中根本的伦理问题是，皮凯蒂没有反思为什么不平等本身就是坏的。在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政治小说《费尼斯·芬恩》（Phineas Finn）（1867—1868）中，自由派夫人帕里赛（Glencora Palliser）宣扬“我们要实现全面的男女平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政治理论的要旨”，她反对保守派的等级和特权观念。然而，小说中的激进分子之一，与科布登—布莱特—穆勒（Cobden-Bright-Mill）[17]一脉相承的约舒亚·蒙克（Joshua Monk）把这个伦理问题看得更清楚，他认为“平等是一个丑恶的词，它令人恐惧”，确实，长期以来“平等”让英国的政治阶层非常恐惧，又被不加节制的法国平等宣言和美国平等主义（对于男性、异性恋者、白人、英国人、中年人、非移民、新英格兰人、主流新教徒的平等）所伤害。蒙克继续说，真正的自由派的动机，不应该是平等，而是“每一个诚实可敬的人都希望帮助那些活得不如自己的人”。[18]坚持自由至上的自由派芒克（如当时的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当时法国的巴斯夏[19]、我们当代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或者如《绝望主妇》一剧中的凯伦·麦克劳斯基）认为，这个伦理目标不应该通过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方案、管制或工会组织来实现，而要通过自由贸易、以税收为支撑的义务教育以及女性的财产权来实现。最终，这个目标是通过大富裕实现的，后者从19世纪晚期开始先是推动了欧洲、后来波及世界范围的实际工资水平的迅速上涨。

通过大富裕而不是收入再分配，穷人的绝对生活状况才实现了改善。经济史学家伊恩·加塞利（Ian Gazeley）和安德鲁·纽厄尔（Andrew Newell）在2010年写道：“英国工人家庭中绝对贫困的几近消除发生在1904—1937年间。”他们表明，“工人家庭中严重贫困的消除在30年代晚期就基本完成了，远在福利国家制度被确立之前”。他们的图2展示了1886年、1906年、1938年和1960年以1886年的价格水平为基准的收入分配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工人贫困线（大约每周1英镑）的消失。[20]

当然，一位超级富婆花4万美元购买一块手表是够恼人的，从伦理上说，这项购买行为令人反感。她着实应该感到羞愧，她最好把她超出足够舒适水平（比如两辆汽车而不是二十辆，两栋房子而不是七栋，一艘游艇而不是五艘）的收入捐给有效率的慈善机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在1889年提出了一项原则，说“一个作为富翁而死去的人，死得不光彩”。[21]卡内基捐出了他的全部财富（当然，他是在临死时捐的，此前他在其家乡苏格兰拥有一座城堡和其他奢侈的享受）。但是，很多富人以不光彩的方式死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施加干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光彩地行动。假如这个不堪的社会统治者被赋予保证我们所有人都完成高尚的任务，那么政府必然会把我们的全部生活置于父亲般的监护之下，这样的噩梦就在1989年前的东德和现在的朝鲜上演。

有人可能像皮凯蒂一样争辩说，增长靠的是资本积累，而不是新的思想体系及其所鼓励的思想创新，更不是支持这种思想体系的伦理学。可是，与许多美国的高度自由派（High Liberals）、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任何地方的保守派一样，皮凯蒂恰恰为现代高管们的道德姿态而恼怒。他写道，为了给他们经济上的成功提供理由，老板们总是“首先强调他们的个人美德和道德品质，在回答调查时拿严谨、耐心、工作、努力以及宽容、和善等术语来描述”。[22]正如经济学家唐纳德·布德罗（Donald Boudreaux）所说：“皮凯蒂更倾向于接受保守派作家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对超级财富的（在他看来）更诚实的辩护，即获取如此多的财富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没有别的。不要提19世纪早期的富翁及其太太们的自我颂扬和寻求心理安慰的自圆其说！”[23]皮凯蒂站在兼具保守和进步倾向的高度嘲讽道：“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从未觉得有必要把他们的个人品质与他们的仆人进行比较。”对此，布德罗回应道：“的确，资产阶级的品德在19世纪早期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受到广泛赞誉和钦佩。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的是，今天的高薪工人也炫耀他们的资产阶级习性和品德，是的，人们！他们明白，具备这样的品德并通过行为体现出来，理应受人尊敬。”

农民、无产者及其左派知识分子中的支持者们所信奉的财富思想是，应得的财富不能源于运气或盗窃。而贵族及其右派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们所信奉的财富思想是，继承来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无论这样的财富源于很久以前的运气还是盗窃，我们这样生来的贵族当然要继承，根本无须让自己更心安理得的理由。资产阶级及其自由派经济学家中的朋友们所信奉的财富思想是，在不借助暴力强制的前提下，通过提供人们愿意购买的东西而获得的财富，才是应得的。

资产阶级的品德无疑被夸大了，尤其被资产阶级夸大，有时还被资产阶级的友人们所夸大。不过，对于我们所有其他人来说，吹捧品德的后果一直都不算太坏。回想一下表现资产阶级生活的先锋戏剧家易卜生晚期的戏剧。在《玩偶之家》（A Doll House，1878）中，银行经理赫尔默（Helmer）把一位被发现伪造证据的职员描述为“道德上失足了”，发生了“道德上的崩坏”。[24]在整个戏剧中，赫尔默的言辞充斥着“维多利亚式”的道德修辞。然而，言辞中同样充斥着道德色彩的娜拉，赫尔默的妻子，犯了与那位职员一样的罪，尽管她是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而犯下的，不像赫尔默那样只为获得不道德的利益。在戏剧的结尾，她离开了赫尔默，在1878年的挪威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令人震惊的举动，原因是她突然意识到，假如赫尔默知道了她的罪行，就不会依据仁爱伦理来保护她免受原本为了爱而不是利益作伪证的后果。讲伦理的资产阶级承担着复杂的义务，这是1876年之后易卜生在所有戏剧中一直探究的主题，后来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持续不断地言说品德，有时也实现了它。

与皮凯蒂对资产阶级的品德持轻蔑态度相反，我却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初动力和可持续动力在性质上的确是伦理的，而非物质的。[25]它们是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两个理念：一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关于自由主义的新的自由派经济理念，二是同样对普通人来说的民主社会的尊严理念。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荒谬的道德理念——同时适用于两者的一个词是有尊严的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引发了不时发生的社会改良。不应该像法国启蒙运动的某些思想家那样，把“平等”这个词理解为物质结果上的平等。左派和右派如今在他们的争论中往往不加反思地采用法国式的平等定义。“平等”的一个更根本的定义是，不管街道搬运工还是道德哲学家都持有的平等主义观念，把苏格兰人从教条主义睡梦中唤醒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所鼓吹的也是这一平等观。[26]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是平等主义理念的先驱之一，他把这个苏格兰式的理念描述为“根据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自由主义方案，允许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27]

历史已经表明，以不自由的方式强制推行法国式的收入平等，比如剥夺富人、嫉妒富人的绫罗绸缎、设想共享收入能给穷人带来共享一块比萨那样的快乐、把穷人视为需要知识分子和专家来提醒或敦促的不高兴的孩子，往往要付出破坏自由和延缓进步的高昂代价。

假如遵循斯密式的自由主义，一个自由且富裕的社会能造就法国式的、皮凯蒂式的平等，那当然是好事。可事实上，这也只是令皮凯蒂在内的一些人吃惊的陈旧消息了，从伦理上的相关标准来看，这样的自由社会大致上只是保证了基本人权以及在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舒适度，这要归功于自由主义和苏格兰式的方案。苏格兰方案的引入，就像在中国香港、挪威和法国那样，通常都带来了惊人的进步和真实的收入平等，穷人也拥有了先前的富人也不曾享有的汽车和冷热自来水，并且获得了先前除了富人所有人都没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尊严。

在最近几十年中，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普通人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发生完全的停滞。你会听到“工资扁平化”或“中产阶级在萎缩”这样的言论。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对于报纸上所说的，不能全都信以为真。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任何人都有技能、不吸毒、得到了良好的养育、不会受到歧视或不会遭遇重大不幸。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2013年的新作《解密：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和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2001年的《一贫如洗》（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延续了漫长而杰出的传统，给资产阶级讲述穷人的生活，这个传统可以回溯至詹姆斯·艾吉（James Age）和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的《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1944）、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深渊中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1903）、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这些著述都没有捏造事实。任何人读过这些书，都很难继续对另一半人的生活安之若素。不少小说以虚构的形式震撼了读者，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1932—1935）、赖特的《土生子》（1940）或欧洲作家左拉的《萌芽》（1885），很多人因为读了这些书而成了社会主义者。这样的震撼是有益的。据说，身为贵族后裔的温斯顿·丘吉尔相信，大部分英国穷人都生活在铺满鲜花的村舍中。醒来吧！温斯顿。

但是醒来并不意味着绝望，或者必须引入一些并不能真正帮到穷人的错误政策，或者建议直接推翻体制，因为正是这个体制从长期来看使穷人变富，或无论如何都比其他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体制更好地改善了穷人的生活。由“资本主义”的体制的幸存者对“受害者”的内疚所激发的“廉价”义愤，以及对富人的愚蠢消费的嫉妒气恼，是从来不能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穷人仍然存在”或“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权势”这类评论，尽管让说话者占据了道德高地，可是既不深刻也不聪明。重复这样的话，或者在听到这样的话时自以为聪明地点头称是，或者买来皮凯蒂的书摆在咖啡桌上，并不表明你是一个好人。只有当你真的帮助了穷人时，你才是一个好人。比如开一家公司，发放一笔穷人负担得起的抵押贷款，发明一种新电池，为更好的学校投票，收养巴基斯坦的孤儿，周六早上在教会做义工，支持最低收入，反对最低工资标准等。相反，提出一些实际上减少了穷人工作机会的错误政策，或者在读完《纽约时报》周末版后向你的丈夫打抱不平，并不能真正帮助穷人。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并没有涣散，人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好。艾吉和埃文斯的书中描述的对象，亚拉巴马州黑尔（Hale）县的佃农家庭的孩子们，尽管一直受到老一代家庭成员的抱怨，但现在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工作，子女们都上了大学。[28]即使长期中仍然存在一些穷人，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体制没有惠及穷人，只要他们的状况在持续改善（与报纸上的故事和悲观的书籍中的描述相反，事实的确如此），只要极度贫困的人口比重正在逼近零（事实也是这样）。有人仍可能在医院死去，可并不意味着医药应该被巫医取代，只要死亡率一直在不断下降。

贫困率确实在下降，甚至在近些年，甚至在早已经富了的国家。假如收入被正确测度以包含工作条件的改善、教育年限的延长、更好的健康服务、更长的退休年数、更多的贫困补贴以及最首要的大量商品的质量提高，穷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一直在上升，尽管上升速度比20世纪50年代（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灾难性时代之后）要慢一些。[29]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提到，“一旦重建结束（可以说，在1970年），新的经济增长必然要依赖于发明和应用新的做事方式，而开垦处女地总比重新耕种旧地更困难。”[30]世上的穷人却无须为增长付费。经济学家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和马克西姆·皮科诺夫斯基（Maxim Pinkovsky）基于对个体收入分配的详细研究（而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的比较）报告说：“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率正在下降。在1970—2006年间，全球贫困率（绝对指标）已经下降了近3/4。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以2000年为基准，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26.8%下降为2006年的5.4%。”[31]

究竟什么是不平等？思考一下皮凯蒂全力以赴来对待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本以及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索取权是不平等的，当然养老金之类的权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来自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的大部分收益属于富人的收入，尤其是皮凯蒂最为忧虑的继承了财富的人。然而，假如资本被更全面地测度以包括重要性日益增加的人力资本（如工程学位）和公共拥有的资本（如公园和现代知识），那么源于资本收益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比物质资本索取权的不平等程度小得多。

进一步，消费享受的不平等程度要比得到正确测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你或许以为，从享受上说，拥有七栋房子的富人要比只有一栋的穷人多6倍。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内她只能住一栋房子，穿一双鞋子，如此等等。躺在大首饰盒里一直没戴的钻石项链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她本可以把她上一季在戛纳愚蠢地花费在珠宝上的钱财用来支付莫桑比克的上千家庭一年的学费。她应该为这样的奢靡消费而感到羞愧。这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假如不是公共议题的话。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开支并没有增加她的实际有用的消费。

再进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今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或必需品的消费要比其他消费（比如收入、资本或金融财富）平等得多，并且会随着各个国家富裕程度的继续提升变得越来越平等。所以说，经济增长在其消费方面更加平等，尤其是必需品的消费，无论这一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和赚得的收入多么不平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1901年所预测的那样，“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会从一天1美元增加到2美元，再从2美元增加到4美元，从4美元增加到8美元（依据人均实际收入，这个估算一直到2012年都是正确的，尽管不能把1901年以来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巨大提高考虑在内）。这样的增长对普通工人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任何幅度的资本增加对富人的意义……这样的变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在生活舒适度方面不断趋近平等”。[32]

2013年，经济学家唐纳德·布德罗（Donald Boudreaux）和马克·派瑞（Mark Perry）说：“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现代生活的基本消费——家庭用餐、汽车、衣服和鞋子、家具和家用设备、房屋和设施——的家庭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50年的53%下降为1970年的44%，再下降到现在的32%。”这也是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1999年提出的涉及更长时期的观点。[33]经济学家斯蒂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统计了购买一台彩电或一辆汽车所需的劳动小时数，指出“这些数据不能反映出产品质量的变化……1973年的电视最大25英寸，分辨率很差，或许没有遥控器，声音也不大，与2013年的电视不能相提并论……在20世纪70年代驾车10万英里外出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而在今天驾车外出不足10万英里就让人以为你买的是二手车。”[34]

在美国，穷人也没有越来越穷。霍维茨观察到：“各种消费数据，从统计局关于穷人家里拥有什么的调查到购买多种消费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长，都表明美国穷人的生活状况比以往都好。事实上，从这些测度看，今天的美国穷人比20世纪70年代的中产阶级生活得更好。”[35]在1976年夏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一位副教授的公寓里还没有空调。[36]如今很多非常穷的芝加哥人都有了空调。1995年7月芝加哥发生的恐怖热浪使700多人丧命，多是低收入者。[37]在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发生于1936年和1938年的热浪袭击使更多的人丧了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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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认为，我们仍要警惕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而不把全部精力用于改善穷人的绝对生活状况。他声称：“不平等的加剧将使这个国家关于机会平等的核心理念受到质疑，还妨碍了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因为社会等级的阶梯现在更长了，底部和最高阶之间以及每两个阶层之间的距离更大了，于是假如你向上攀爬的速度跟以往一样，那么进步就比以往小了。”[39]其实赖克错了。霍维茨总结了茱莉亚·伊萨克斯（Julia Isaacs）关于1969—2005年间个体的（社会纵向）流动性的研究：“1969年时收入底端20%的家庭的孩子，在2000年时，有82%的人实际收入超过了他们的父母在1969年的收入。1969年穷人的孩子们的实际收入中值是其父母收入中值的2倍”。[40]毫无疑问，1937年的英国煤矿工人的子女和孙子女们要比其父母或祖父母们生活得好很多（在奥威尔的笔下，这些煤矿工人弯着腰在地下穿行1公里多，才到达煤炭采掘点，从那里才开始计算劳动薪酬）。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加利福尼亚州风沙侵蚀区的难民的子女和孙子女们也是如此。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记录了这些难民们最糟糕、最恐怖的经历。事实上，几年之后这些流浪的求职者就在军工产业中找到了工作，他们的子女中有不少人还上了大学，其中有人还成了认为穷人正变得更穷的大学教授。

谈论贫困的通常方式，尤其是左派，总离不开收入分配的百分比，紧紧盯着相对意义上的“贫困线”。然而，正如进步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皮特·桑德斯（Peter Saunders）所说，这种对贫困的定义“每当实际收入（因而贫困线）上升时就自动地向上移动”。[41]我们之中总是有穷人，不过仅仅是这种定义的结果，与心理学上的乌比冈湖效应相反，即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在平均水平以上，在任何统计分布中总有底部1/5或1/10。

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多年前说过：“相比确定一个人需要多少收入才能足够生活，按照贫困线或基尼系数方法计算平等收入份额的大小要容易多了。”比如，将GDP除以人口数量，然后愤愤不平地报告说，有些人赚的钱太多，或无论如何得到的太多。[42]这是校园里的简化伦理学，或者说如同切比萨饼，大喊“这不公平”。可是，法兰克福还认为，不平等自身无关伦理：“经济平等自身没有特别的道德重要性。”从伦理上说，我们希望以蒙克的方式，帮助穷人提高收入水平以足够他们在民主社会中正常生活，而且活出丰满的人生。至于穷人是否拥有与对冲基金所有者同样多的钻石项链和保时捷汽车，在伦理上并不重要。不过，的确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同等的机会去投票、受教育和拥有自己的住房。美国伊利诺伊州1970年的宪法就混淆了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和贫富差距，在序文中宣称要“消除贫困和不平等”。[43]我们最好聚焦于我们实际上想要实现的东西，即平等的基本生存和尊严，消除贫困，或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说的“确保有足够的生存能力”（insuring adequate capabilities）。基尼系数的大小或者最低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与高尚不相干，与“让穷人的生活有尊严”（即法兰克福所说的“足够”）这样的伦理上重要的目标也不相干。

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研究都在这个简单的伦理问题上失足了，它们关注的是对相对不平等的测度（比如基尼系数或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而不是对穷人的绝对福利水平的测度，聚焦于不平等而非贫困。在谈到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平等主义的时候，法兰克福发现，在伦理上，德沃金实际上“主要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绝对）价值，可他错误地把自己表现为主要关心人们的经济资产的相对富裕程度”。[44]皮凯蒂自己也几乎不关心“最不富裕者”（英文版第577页，该书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术语，尽管他的确在书中偶尔提到过，如在英文版第480页）。

换句话说，德沃金、皮凯蒂和多数左派忽视了自由主义者蒙克所说的消除贫穷这个伦理问题。如何消除贫穷，通过收入再分配？通过钻石项链的平均拥有？不！通过做大蛋糕。通过后一种途径，90%或95%的穷人已经脱贫；通过前一种途径，在没有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只有10%或5%的穷人摆脱了贫穷。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1993）指出，在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颁布之前，由于歧视，“黑人不可能得到高薪的白领工作”。可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做好了当机会来临时胜任这类工作的准备。“黑人中产阶级将成功大部分归功于自己”，也归功于他们置身其中的受教育程度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回到民权运动前夕，假如黑人劳动力与当初林肯解放奴隶的时候一样没有文化、在农村过着赤贫的生活，而且还只是南方人，那会是怎样呢……黑人中产阶级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多吗？显然不会。”[45]

出于最善意的动机，左派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皮凯蒂工作确实非常努力），试图为他们对基尼系数和（尤其是）富豪们奢靡消费的伦理上不重要的关切，赋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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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允许这样的伦理关注发生变化的国家，对穷人们来说，法兰克福所说的“足够（收入）”大体上已经实现了。我说的“大体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制度所能做到的程度。我没有说“完全”或“尽如每个人的愿望”。不过，就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而言，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在荷兰、瑞典这样的社会民主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不管你从记者和政客们那里听到的情况如何，这些人根本没有考察过实际数据，或者从没有在一个以上的国家中生活过，却认为美国有一半人口是贫穷的非洲裔美国城市居民。在实践中，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基本类似。

不过，无论是否有漏洞，在美国、荷兰、日本、瑞典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社会安全网却不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主要力量。主要的推动力是大富裕。布德罗曾注意到，他的研讨班上的一个亿万富翁看起来与一个做关于基尼系数的论文的穷困研究生差异不大。“在生活的许多基本要素上，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和巴克斯先生（亿万富翁的代名）差不多。在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普通方面，假如亿万富翁与普通美国人之间几乎看不到明显的差异，那么，为基尼系数而苦恼就相当于不明智地将稀薄飘渺的抽象置于可以触摸的现实之上。”[46]巴克斯先生无疑比那位研究生拥有更多的房子和豪车。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会问这样一个冒失但总是相关的问题：那又如何？

皮凯蒂的书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不是他所关注的收入分配，而是大富裕，就平均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来说，全球个人的平均富裕程度增长了10倍，而在发达国家则增长了30倍或更多。这个空前富裕的世界的出现，不能由资本积累来解释，而从斯密、马克思一直到皮凯蒂，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资本积累，正如“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自身所隐含的意思。财富的生成，不是通过砖块、大学学位和银行存款的堆砌而来，而是通过观念（idea）的积累。砖块、学位和银行存款余额（资本积累）当然是必要的，就像劳动力和液态水一样。氧气对火是必要的，但是拿地球大气中的氧气来解释1871年10月8日至10日发生在芝加哥的火灾就没有意义了。更好的解释涉及干燥的气候、城市的木质建筑、强烈的西南风及奥丽瑞太太的奶牛[47]。同样，现代世界不能由常规的垒砖头方式来解释，如印度洋贸易、英国的银行、英国人的储蓄率、大西洋奴隶贸易、圈地运动、对工人的剥削或欧洲城市中的原始资本积累，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48]这些东西在世界史上都很平常，仅仅在数量上不足以解释过去两个世纪中人均收入10倍、30倍、上百倍的增长。关键是观念的积累而非砖块的累加。通过一种新的自由和尊严，也即欧洲人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解放。现代世界不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本主义是古老的、无处不在的，而自由主义在1776年是革命性的。1800年至今的大富裕，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事，只能用有助于进步的观念来解释，而这样的观念萌生于自由主义。

在这个大富裕的脉络中，我们来考虑皮凯蒂和左派们最钟情的政策建议之一：通过向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当一个资产阶级的孩子第一次意识到邻近的居民中有人非常贫困时，她自然打算把自己的钱或爸爸的钱拿出来给他们用。正是在这样的年纪，16岁左右，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认同，就像忠于某个足球队一样，认同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接受事实的修正。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小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母亲就如同中央计划者。慷慨的少年建议道：让我们重新塑造社会吧，把它变成拥有3.15亿人的大家庭!将大笔的钱财用于救济穷人，比如被老板们“偷”去的20%或30%的国民收入，这样的重组当然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在古代的奴隶社会，拥有奴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内疚感，因为那个时代的穷人与你我非常不同。然而，一旦等级制的自然性受到质疑，如在18世纪的西北欧和19世纪的更多地方，社会主义就显得合理了。可是，不要忘了圣书上的教导：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和玛门（“玛门”在阿拉姆语中是“钱财”的意思）。

家庭中的平等是自然的，因为收入的唯一来源来自父亲（近年来也开始来自母亲），于是分配的任务就产生了。假如父亲是一名矿工，需要额外的热量才能完成长达10个小时的采煤工作，那他分到的食物可能更多一些，不过一般情况下分配理所当然是平等的。平等对于家庭是自然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瑞典的政治口号就是“人民的家园”（folkhemmet）。但是，国家不是小家。在大社会（Great Society，这一概念是由哈耶克先于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与部落、团伙和小家庭等共同体形成对比）中，收入的来源不是父亲的工资，而是我们每天要与陌生人进行的无数个专业化交易。对这样的社会来说，分比萨式的分配平等是不合常理的，比如拥有900万人口的瑞典，更不用说3.15亿人的美国社会了。除非人们的收入由努力的成果来决定，否则，大社会的运行会非常糟糕，就像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样。

还有，通过某些重要的方式，即便法国式的平等也能借着TTB的伦理得到提升。在传统社会中，垄断曾经使一群人富裕而其他人贫穷，市场的自由进入却削弱了垄断。劳动力市场消除了纺织工业中具有同等效率的工人间的差异，不管性别和种族如何，也缩小了用苏格拉底使用的简陋设备来教学的教授和运用技术文明的最精密成果的飞行员之间的差异。飞行员每小时所创造的运输服务的价值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舵手所创造价值的几千倍。可是，只有足够出众而幸运的教授每小时给学生带来的智识才可以与苏格拉底相比。但是，在自由的大社会中，在充满交易和流动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率的平等并不重要，进入和退出市场才是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教授可以成为飞行员，飞行员也可以成为教授，正是这个机制，才让2500年来生产率一直没有提高的教师这样的劳动者能够平等地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

我们已经提到了TTB的社会在产出方面的高度平等，那么，在随后的劳动成果分配上又如何呢？我们（你或许会问，谁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教授、飞行员和财富继承人的高收入弄来分给清洁工呢？回答是，人们所挣的钱并不是任意强加在我们所有其他人身上的税收。那是小家庭社会主义中的不平等方式，灰姑娘得到的食物比她的心怀怨恨的姐妹们少。然而，收益支撑着一个复杂得惊人的大致上未经计划的、自生自发的劳动分工秩序，这个秩序的下一步行动是由商业利润或职业收入的差异决定的。假如医生的收入是清洁工的10倍，自愿为他们付费的社会上的其他人会说：“假如清洁工能改行成为医生，那么长期来看，就会有更多的清洁工改行。”假如我们通过尽可能多地对富人征税而把大社会变成一个家庭，就破坏了这样的信号。假如没有关于他们未来几个小时的服务价值的信号，就会有人在清洁工和医生职业之间徘徊不定。这样，无论医生还是清洁工都会做不好。大社会变成一个非专业化的大家庭，假如拥有3.15亿人，这个大家庭将会可悲的平等，但会丧失源于专业化和累积的发明所创造的巨大收益。

再分配尽管缓和了资产阶级的内疚感，却不是穷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对此，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说明。假如把美国经济的所有利润直接分给工人，工人（包括那些薪酬高得惊人的“工人”，如体育明星、歌唱明星和大公司高管）的年收入会立马提高20%左右。但是，这只是一锤子买卖。这样的征收不可能每年都来一次，而只会是一次，因为你不可能每年都剥夺相同的人，还期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奉上同等数额以便被剥夺。一次性征收使工人的收入提高了20%，此后他们的收入会返回先前的水平，或最多（假如利润只是被国家拿走却奇迹般地不损害利润水平，再由圣人般的官僚分配给我们其他人）保持经济所能实现的增长率（假定对资本收入的剥夺不会降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这样的假定是不合乎现实的，且有悖于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社会”［New Harmony］和斯大林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实验所给出的证据）。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管制来征收利润，比如通过国会立法命令资本家给8小时的工作付10小时的工资，这样也能把工人阶层的收入一次性提高25%。第一次这样做是有效的，不过也需要同样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即“蛋糕”不会变小，而那时经理人和企业家会放弃如今不再盈利的决策。听起来再分配似乎是个好主意，除非你没有想到，在这种管制下，老板们首先就不再愿意雇用那么多工人，无论如何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

还有一种收入转移的建议。假如我们拿走1%最高收入人群的全部收入（以2010年价格计算，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2%），分给我们所有其他人，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平均收入将增加22%略低（22/99）。或者换一种方式，假设我们允许那些领导经济的人赚取利润，无论是社区中小便利店的所有者，还是巨大财富的不当获得者；再假定，由于信奉财富福音书，遵循天主教的社会教导，这些赚得了利润的人决定，他们自己应该满足于简朴的生活，把所有多余收入捐给穷人。经济学家戴维·科兰德（David Colander）声称：“假如世界上的所有富人都认为，临死前把大部分财富捐出去是一项义务，这样的世界将与我们当下的世界非常不同。”[49]可是等一下。富人们捐献20%的国民收入能提升我们所有其他人（其中不少人是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的大学教授，或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左派人物）的收入水平，可是，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就相比，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即使在计算时假定所有利润都流向了“富裕的个人”。

关键在于，20%、22%和25%的提升与大富裕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大富裕与这样的收入再分配和慈善捐款无关。[50]就给穷人的帮助而言，一次性再分配所起到的作用比1800年以来由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高达2900%的增长要低两个数量级。从历史上看，一个是25%的增幅，另一个是19世纪至今实际工资10倍或30倍的上涨，也就是900%或2900%。换句话说，通过“剥夺剥削者”或劝说富人把所有钱财分给穷人和我，能稍稍改善穷人的处境，但是远不如从根本上更具生产率的市场经济。

假如我们想让一般人或穷人的生活获得明显改善，2900%的增幅总是胜过20%—25%的增幅。毛主席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消耗了中国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当他的后继者在1978年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他们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20倍，不是20%，而是1900%！[51]邓小平反对平均化的格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布尔乔亚的行事方式（Bourgeois Deal）：“你给予我在市场中践行各种设想的自由和尊重，并允许我保留利润（当然我首先必须能获得利润），尽管我不愿意接受存在竞争者的事实。作为交换，在这个新的正和游戏的第三步，我（和那些讨厌的、低质量、低价格的竞争者们）所带来的布尔乔亚式的进步将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富起来。”事实的确如此。

与中国每年大约10%的增长率和印度每年7%的增长率不同，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则受困于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例如阿根廷的自给自足、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联主义、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劳工法以及对韩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误解。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尤其会提及巴西和南非）依赖于一个重商主义观念，即经济增长依赖出口，而工资水平的上升会给出口造成困难。[52]各种鼓励出口的政策实质上都否定了比较优势，把注意力集中于外部环境，而对穷人的收入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内生产的效率。所以，在那些实施了否定市场的法律的国家，比如新产业的进入障碍和繁杂的管制，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始终徘徊在不到3%的水平上，于是收入水平翻一番需要25年，翻两番需要50年。正如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所认为的，经济缓慢增长引发嫉妒，嫉妒造就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又反过来阻碍了经济增长。[53]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要想摆脱它，就要接受布尔乔亚的行事方式，就像荷兰在16世纪、英国在18世纪以及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晚期所做的那样。

假设左派和右派的共同目的是帮助穷人，从伦理上说也应当如此，那么左派的学者领袖们所主张的均等化限制（equalizing restrictions）、收入再分配和管制措施往好里说也是缺乏考虑的。或许，考虑到经济史学家如今所了解的关于大富裕的事实，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些右派却坚决拒绝去了解，这类主张甚至可以说是不道德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托尼·朱特（Tony Judt）、克鲁格曼和皮凯蒂等人非常肯定他们自己在道德上的正确，反对托利党人、共和党人或人民运动同盟邪恶的自私，可是鉴于这里给出的历史证据，他们在道德上也是可疑的。他们所迷恋的建议对穷人帮助不大，甚至往往损害穷人的利益，他们对富人的奢侈消费充满恼怒的嫉妒，而有时候他们自己就是富人的代表。（皮凯蒂教授，您将如何处理自己的稿费呢？）这种消费的终止也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处境。他们很愿意通过向富人征税来扼杀在历史上极大地帮助了穷人的TTB，而这些穷人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辈。

1900年的时候，经济的生产率很低，1800年的时候更低。能使社会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最穷的人改善处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工人的收入份额大致上是稳定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原因是一度占国民收入份额1/3的地租的份额下降了）。正如美国的克拉克和瑞典的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这样的经济学家在19世纪末所说明的，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他的收入份额。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证，即使最贫穷的工人也有望从生产率的提高中获益10倍、30倍或100倍（考虑了质量的提高）。事实的确如此。例如，20世纪30年代赤贫者的后代远比其祖辈生活得更好。创造性毁灭不断推出新的观念，比如铁路创造性地毁灭了步行和马车，电的应用创造性地毁灭了煤油灯和衣物的手洗，大学创造性地毁灭了文盲无知和农业的低下生产率。大富裕需要的不是资本积累和对工人的剥削，而是布尔乔亚的行事方式。

工人们自己很难理解左派的教义，即所有雇佣都是剥削，对此左派的解释是，工人们被错误意识所控制。[54]假如布尔乔亚的行事方式是合理的，那么意识中发生错误的就不是那些被误导了的不幸工人，而是左派知识分子自己，这种政治学被颠倒了。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在以私有财产和利润为特征的体制下实现基于贸易的进步，进而成为有资产的阶级，正如在发达国家很大一部分工人（在美国这一比例接近100%）的确相信他们已经成为的那样，将自己认同为“中产阶级”。把这样一种意识称为“错误”至少有点奇怪，因为正是这样的意识才使贫穷工人的实际收入从1800年到今天增长了30倍，若考虑到医疗和住房质量的提高，甚至增长了100倍。这是认识到供给方对稀缺做出反应的经济学。假如说工人是受了愚弄才接受了布尔乔亚的行事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这样的愚弄方式欢呼。

皮凯蒂在这部书的倒数第二页写道：“找到一种同时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关注工资和财富的研究路径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无疑赞同。可是，作者没有找到。皮凯蒂对文化问题的姿态主要基于对他肤浅地读过的几本小说的几处幼稚的引用，却为此受到了来自左派的令人尴尬的称赞。他的社会主题是一种狭隘的嫉妒伦理。他的政治学假定政府能做他们所建议的任何事情。他的经济学从头至尾是有缺陷的。

这是一本有勇气的书。可是它错了。

（山西省统计局晋中市调查监测中心　张彩琴　译　刘云鹏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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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Deirdre Nansen McCloskey，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和历史系特聘教授，2014年加入波茨坦的可持续发展高级研究所（IASS）和柏林高等研究院。原文发表在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Volume 7，Issue 2，Autumn 2014。——编者注

[2]Clapham（1922），第313页。

[3]Ellenberg（2014）。Ellenberg在计算这一数据时可能使用了集中趋势度量，也可能采用的是小于26的一个数字，因为以26计算的阅读百分比（含附录部分）应该是3.8％而非2.4％。

[4]Waterman（2012），第425页。我对文中标点作了略微修改。

[5]Clapham（1922），第311页、第305页和第312页。

[6]Baran and Sweezy（1966）.

[7]Harberger（1954），Tullock（1967）.

[8]Hobsbawm（2011），第416页。

[9]Mueller（1999）.

[10]Aristotle，Politics Book I，Jowett translation.

[11]Ridley（2014）.

[12]Nordhaus（2004）.

[13]Bnnan、Menzies and Munger（2013）.

[14]Smith（1776），第一本书第一章，第22页，第10段。

[15]Piketty（2014），第6—7页。

[16]另一方面，启发了这场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伯纳德·盖里安（Bernard Guerrien）对基础经济学的认识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参见McCloskey（2006b）。

[17]分别为英国国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1804—1865）。他被称为“自由贸易之使徒”（Apostle of Free Trade），当时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他领导一群商人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1839年），最终成功促使国会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规定谷物价格和供应的法律）。英国激进的自由派政治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当时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和科布登都致力于废除《谷物法》。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编者注

[18]Trollope（1867—1869），第1卷，第126页、第128页。

[19]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是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立法议会的议员。——编者注

[20]Gazeley and Newell（2010），摘要、第19页、第17页图2。

[21]Carnegie（1889）.

[22]Piketty（2014），第418页。

[23]Boudreaux（2014），私人通信。

[24]Ibsen（1879），第132页。

[25]McCloskey（即将出版）。

[26]Peart and Levy（2008）。柏林洪堡大学的Kim Priemel对我提出建议，将“平等”放置在苏格兰概念中会更好，但是我不想轻易妥协于有争议的概念，如法国的“平等”。的确，从最初革命性的角度来说，尽管我将它归于“法国”，但这一概念更有苏格兰的味道。

[27]Smith（1776），第IV卷，第ix章，第664页。

[28]Whiford（2005）.

[29]Boudreaux and Perry（2013）.

[30]Deaton（2013a）.

[31]Sala-i-Martin and Pinovsky（2010），Sala-i-Martin（2006）。“调整后的PPP”是指当地价格相较于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平价，它是汇率法（容易受金融波动的影响）的一个改进。

[32]Clark（1901）.

[33]Fogel（1999）.

[34]Horwitz（2013），第11页。

[35]Horwitz（2013），第2页。

[36]Horwitz（2013）。文中表4给出了拥有家用电器的贫困家庭占比：1971年拥有空调的家庭占到32％，2005年这一比重为86％。

[37]Klinenberg（2003）。2003年发生的热浪袭击使不安空调的法国丧命人数达14800人，全欧洲有70000人死于这场热浪袭击。

[38]Berrec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在热浪袭击时，美国的空调系统大大降低了超额死亡率。

[39]Reich（2014）.

[40]Isaacs（2007），转引自Horwitz（2013），第7页。

[41]Saunders（2013），第214页。

[42]Frankfurt（1987），第23—24页。

[43]http://www.ilga.gov/commission/lrb/conent.htm.

[44]Frankfurt（1987），第34页，斜体字部分。

[45]Margo（1993），第68页、第65页、第69页。

[46]Boudreaux（2001）.

[47]当年的大火事件是因奥丽瑞太太照料一头生病的奶牛，奶牛不小心打翻了马灯所致。——编者注

[48]McCloskey（2010）.

[49]Colander（2013），第xi页。

[50]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柯卡（Jürgen Kocka）告诉我说，穷人争取尊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尊重。

[51]于1978年，Coase and Wang（2013），第37页。

[52]McCloskey（2006c）.

[53]Friedman（2005）.

[54]Lemert（2012），第21页。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1]

安东尼·阿特金森

在美国，按照法律，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需要估算国会各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议案的预算成本。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讨论和辩论的众多建议也要由CBO进行成本估计。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采纳的程序强制执行着一项基本纪律。同样，我也很重视自己建议的这些降低不平等的举措对政府预算的影响。我曾强调，大幅降低不平等需要税收和支出以外的举措，但用来影响再分配前的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本身也会影响预算。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将降低家计调查型福利（mean-tested benefit）的成本；它将带来社保缴费的增加，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限制高管薪酬，所得税款会减少。总体考虑这些举措，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看额外支出与额外税收能否平衡。批评人士常说，“这些数字加起来后不合理”，或者“还有财政空间支持更大胆的做法”。

本文有两个目标，一个总体目标和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总体目标是描述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处理此类财政问题，并说明对税收和福利建模的研究如何能够为公共讨论提供信息。人们往往认为，经济模型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设计，但本文采用的税收—福利模型（Tax-Benefit Model）可以把高水平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变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联系起来。这类联系纽带对任何情况下的政策讨论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描述的方法也将适用于任何国家的财政议案的制定。具体目标则是要说明，就英国而言，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何获得资金，以及如何进行合理的财政计算。这些计算必然涉及若干限制性条件，但它们表明，不应该仅仅以“我们负担不起”而抛弃此类建议。因此，分析是具体到某个特定国家和某组特定情形的，不过在政府如何能够负担得起降低不平等的举措方面，本文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同样具有启发性。它们还使我们能够研究这个一揽子建议中的部分内容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要强调的是，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降低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我们虽然能预测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但还不能量化影响的程度。

税收—福利模型

最近几十年来，评估税收—福利改革建议的可行性和影响的可用工具有了极大的进步，与过去遇到的决策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后不久，用公民收入（以社会分红的形式）替代贝弗利奇社会保障计划的观点在英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当时建立的皇家税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种观点。但在讨论呈交给委员会的有关社会分红对分配影响的证据时，约翰·希克斯爵士对相关运算结果非常惊讶。他说：“最后一栏的加号这么多，减号这么少，这的确看起来很不同寻常……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再分配方案……总而言之，只有一些人有所失，其他人才能有所得”。[2]支持者呈交给委员会的观点过于乐观，因为他们的计算是以宏观经济总量为基础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总量和家庭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社会分红的计算不是以英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因此忽视了这一缺口。

如今，我们可以用非常复杂的方法来计算预算成本以及税收—福利方面的政策建议对单个家庭的影响，对以此为目的而建立的税收—福利模型也有大量研究。由于可以获得单个家庭收入和环境的调查数据和管理数据，在构建此类模型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前面的章节我已描述了这场数据革命。同样重要的，还有计算领域的发展。如今广泛使用的税收—福利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计算能力的巨大提升。当我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估计英国社会保障改革建议的成本时（利用汇总数据而非单个数据），我曾求助于剑桥最强大的大型计算机——那时大多为天文学家所用。20年后的1988年，霍利·萨瑟兰（Holly Sutherland）和我能够在财政大臣结束讲话前，利用影子内阁会议厅的一台个人电脑算出劳森预算（Lawson Budget）对英国国民收入的影响。[3]目前，霍利负责欧盟一体化模型（EUROMOD）项目，建立了涵盖27个欧盟国家的单一税收—福利模型，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计算结果。借助这个项目，在考虑对税收—福利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时，我们能够超越过去那种一厢情愿和粗略的计算。

什么是税收—福利模型？

此类税收—福利模型是如何运作的？本质上，它们遵循一个类似于《家庭收入指南》中显示的模式。对于参加代表性抽样调查的每个家庭，计算包括转移支付收入在内的各项收入和各种税费。然后把它们相加，再通过乘法运算，得到全英国的一个总数。也就是说，如果有2.7万个家庭参加了调查，而英国总共有2700万个家庭，那么就用样本平均数据乘以1000。显然，样本的代表性很重要。这个方法不要求每个家庭被纳入调查的概率相同，但要求被纳入调查的概率是已知的，而且能够当作不同的乘数。因此，调查对于构建模型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家庭调查有局限性。有些人不住在家里，有些人拒绝参加调查；有些人没有对问题做出充分和诚实的回答。在对调查数据进行乘法运算来得到整个人口的估计数据时，我们必须考虑不同调查对象之间的回复率差异。例如，如果65岁及以上调查对象的回复率高于65岁以下的调查对象，那么对年龄较大的那一组就要使用一个较小的乘数。否则，养老金领取者就会被过分代表。

税收—福利模型是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因为这样更便于计算税收和福利。在运用家庭数据时，模型利用个人和家庭的特征以及市场收入的信息来计算有资格获得的福利和应承担的税负。这样，模型不仅可以提供对当前状况的描述，还能提供更多信息：在改变一项政策时，要并行计算政策的当前影响和未来对家庭收入、税收和福利支出的影响。这些并行计算，正如图1所示，能告诉我们某项政策变化是让某个特定家庭受益还是受损。通过把单个家庭的变化进行加总，并适当加权，我们就可以看到对政府预算的总体影响。本文展示的结果，基于保拉·德阿戈斯蒂尼（Paola De Agostini）、克里萨·莱文蒂（Chrysa Leventi）、伊娃·塔舍娃（Iva Tasseva）和霍利·萨瑟兰等人利用EUROMOD模型的英国部分得到的计算结果，采用“2009—2010年家庭资源调查”的数据，并更新到更近的2014—2015政策年度。[4]请注意，税费不包括间接税，比如增值税和关税。

图1　计算谁受益，谁受损

模型的限定条件

图1阐述的计划看似简单的算术问题，但下方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必须为不同的税收—福利政策建模，考虑家庭的所有状况。运算不是以挣平均工资、与配偶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的假定代表性人物为基础的。税收—福利模型力图包含与一个家庭有关的所有可用信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样的模型包含“所有生活方式”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存在严重的风险，即引入的政策变化将带来意外结果。我曾不止一次目睹过，某项改革的受害者让某位部长感到难堪，而这位部长对受害者的情况毫不知情。此外，不仅家庭状况多种多样，政策本身也往往错综复杂。儿童贫困问题行动组织的年度《福利和税收优惠手册》如今已经增加到1700多页。对EUROMOD模型的英国部分所用变量的描述已增至38页。仅举一例，在考虑增加（新应税的）儿童津贴时，我们要问，在评估是否有资格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时，是否要考虑儿童津贴增加这个因素？如果要考虑，那么是采用税前还是税后的收入增幅？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税收—福利模型是以个人数据为基础的，因此可以把计算出的税收和福利与家计调查中记录的税收和福利加以比较。此类运算能够暴露原始数据的不连贯性。调查对象可能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出现误解。这一运算还可能暴露模型的局限性：我们可能缺少信息来核实获得福利的资格（比如与过去缴费相关的资格）。一个更加令人担心的解释是，人们可能没有得到他们有资格领取的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申领他们有资格领取的家计调查型福利。如果简单地假设所有家庭都获得了他们有资格领取的福利，那就会高估总成本和夸大福利体制的有效性。这里采用的税收—福利模型则考虑了未领取的情况。模型使用了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估计的领取率：例如，在有资格享受养老金税收抵免（pension credit）的人中，有23.5%的人没有申请；在那些只有资格享受储蓄税收抵免（saving credit）的人中，未申请的比例达到了51%。[5]鉴于这项政策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那些根据家计调查有资格享受、但实际上没有享受福利的人，因此考虑未领取率是必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新政策可能引发行为变化。如果提高所得税，可能导致人们多干活或者少干活。如果增加养老金，可能导致人们减少储蓄。而在这里进行的计算中，以及在典型的官方成本核算中，假定是没有这类行为变化的。因此，它们都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反应。但考虑行为反应所需的工作远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方法是分析税收—福利的参数对重大决策的影响，比如对工作小时数和退休年龄的选择等的影响。这些决策历来是大量经济计量分析的对象，带来的结果也相当有趣。但它们只限于特定的行为领域，特别是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行为领域。[6]因此，在税收—福利模型中使用这些结果，只能涵盖可能的行为反应的一个子集。此外，这些结果通常只限于特定的人口组，而且没有明显证据显示这些局部结果的应用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另一个方法是分析一系列决策带来的总收入。人们收入的多寡取决于他们选择的工作、工作小时数、过去的教育决策、存款、资产组合和其他决策等。所有这些决策都包括在总收入对税收和福利变化的预期反应中。因此不足为奇，正如我们所见，预期反应会有很大的误差范围。不仅如此，为解读分配方面的影响，我们必须搞清潜在的决定因素。足球运动员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所得税率提高，而球员的工资总额保持不变，那么这名球员的净收入就会减少，简单的税收—福利计算结果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名球员获取的是净收入，那么所得税增加的成本就要由俱乐部承担，然后以某种方式转嫁给观众。因此，我们必须追踪分配方面的影响，而这不容易做到。

由于这些原因，官方成本核算一般是以无行为改变偏差为前提开展的，我们也遵循这一做法。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从宏观经济角度讨论过这个问题：“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本估算一般不反映会影响经济总产出的行为变化，比如财政政策变化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私人投资的变化等。”国会预算办公室采用不包括行为影响的习惯做法，其部分原因在于，在估计行为影响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7]即便我们能非常有把握地估计行为影响，仍然会面临严重的解读问题。

对英国的建议及其成本

现在，我转向2014—2015年度的英国这个特定背景来讨论前述建议的预算成本。我提出了15条建议，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不涉及预算的建议，因为它们的成本很可能可以忽略，或者取决于进一步的政策决策。第二类和第三类建议都包括在综合预算方案中，其中第二类只需投入一个总数，而第三类要根据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全面的分配效果分析。

对于第一类建议，它们的预算成本难以确定或者很可能可以忽略，因此它们没有包括在成本估算中。强化社会合作伙伴的作用，重新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这些措施都可能影响税收和转移支付，影响大小不易量化，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但在这些情况下，最后的总数与其他建议动辄几十亿的结果相比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在表1中将这些建议标示为“可忽略”。至于主权财富基金（建议7），成本仅指基金的运作。基金要获得新投资，要求政府要相应地有财政盈余，而这不包括在当前的计算中。对小储户保底收益的成本预测取决于利率的未来走势，我没有去估计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借贷成本。

表1　对英国15条建议的分析

其余11条建议则都包括在预算一揽子方案中，见表1。其中，假定家庭税改革（Council Tax，建议11）对税收没有影响（税收中性）。捐赠资金（建议6）将由改革后的遗产税（建议10）来提供资金。这样，其余的预算成本将来自当前的遗产税收入（2014—2015达到35亿英镑）的转移。在估计对失业者提供就业保障的成本时，是以每周工作35小时、每年工作52周来支付基本生活工资为前提假设的。这项净成本核算考虑了重新就业节省下来的求职者津贴和家计调查型福利，还考虑了接受者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所得税和应税国民保险缴费增加的情况。在考虑管理成本后，净成本可能在65亿英镑左右。这里，像其他研究一样，没有考虑间接税缴纳金额的变化。按照国家薪酬政策，伴随着高管薪酬的减少，所得税和国民保险缴费（包括雇主缴费）将减少。在相反的方向上，把国民最低工资提高到基本生活工资的水平，又会导致这些收入增加。后者有完整的细节规定，但前者没有。因此在缺乏任何坚实的基础来进行收入估计的情况下，我简单假定，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大体上抵消。最后一项建议——把官方发展援助（ODA）提高到国民总收入的1%——在2014—2015年间将耗资约45亿英镑。

因此，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因素需要145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与此相对的是，拓宽所得税税基和国民保险缴费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没有包括在税收—福利计算当中）。根据对税收支出的官方成本核算，这意味着在2013—2014年期间将增加116亿英镑，但如果采用我所建议的累进税率结构，额外收入很可能远多于此。把所有这些要素放在一起，我的分析所依赖的基础是，为实现总体上的预算中性，余下的举措应该带来约25亿英镑的盈余。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种计算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第三类建议包括那些利用税收—福利模型进行分配影响估计的部分——表1最后一栏标注为“是”的建议。这样的估计不仅能更加准确地计算预算，还能更加准确地评估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分配结果只与这个建议的子集相关，只涵盖15条建议举措中的5条。

对这5条建议的详细说明

我需要更加详细地说明构建税收—福利模型所涵盖的这5条建议。

（1）有关所得税的第8条建议

•个人所得税应实行累进性质更强的税率结构，应税收入的初始税率为25%（对收入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应税收入达到每年3.5万英镑，税率为35%；应税收入达到5.5万英镑，税率为45%；应税收入达到20万英镑，税率为55%；应税收入超过20万英镑，税率为65%。

•国民保险缴费率不变，但高收入人群的国民保险费限额（第一类雇员和第四类自雇人员）提高到每年5.5万英镑。

•废止现行的取消高收入个人免税额的做法。

•保留额外的高龄津贴、盲人津贴、10%的储蓄率，但取消已婚夫妇津贴。

（2）有关劳动收入税收优惠的第9条建议

•劳动收入（包括个体经营和养老金收入）税收优惠为20%；当劳动收入达到23333英镑，优惠逐步取消，方式是减去超出部分收入的40%，这样，税收优惠在收入达到3.5万英镑时完全取消。

•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从年收入1万英镑降至8000英镑；税收优惠为20%；实际上，在收入全部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起征点保持不变（因为1万英镑的20%加上8000英镑，得到的免税总额仍是1万英镑）。

（3）有关儿童津贴的第12条建议

•恢复高收入人群的儿童津贴，这样使所有儿童都能获得，但应税儿童津贴由配偶中应税收入较低的一方决定。

•儿童津贴为每周每个孩子40英镑（按目前规定的资格）。

•通过降低孩子和家庭保险费——减去儿童津贴相对现行标准（第一个孩子为每周20.50英镑，随后的子女为每周13.55英镑）增加的部分，减少儿童税收抵免金额以及住房补贴和家庭税补贴中属于子女的部分。

此时，有两个选项：

要么

（4）有关参与收入的第13条建议

•引入所有成人都可获得的参与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简称PI），成人指16岁及以上人口（不包括正在上中学和未婚的16—18岁人口）。[8]

•参与收入在个人基础上支付，并结合个人的国民保险收益来计算。这样，如果T表示支付给个人的政府养老金，那么个人将获得PI和T中数额高的那一个；如果PI更高，那么继续支付T，但PI变为（PI-T）。

•在计算家计调查型福利时将考虑个人获得的PI。

•所得税起征点和国民保险缴费门槛设为零。

要么

（5）有关社会保险的第14条建议

•把国民保险政府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和附加政府养老金）提高25%。

•缴费型求职津贴提高到每周113.10英镑（现行基本退休金水平）；缴费型就业支持津贴和丧亲津贴增加25%。

•比第12条建议更大幅度地提高儿童津贴，第一个孩子每周补贴50英镑（使支付给第一个孩子的总金额达到每周90英镑），第二个和以后的子女每周追加20英镑（使支付给每名子女的总金额达到每周60英镑）；根据第12条建议，这些津贴应纳税。

在所有情况下，联合政府提供的福利上限（限制支付给16—64岁人口的补贴金额）都将被取消。

预算成本

第一步是计算净预算成本。这看似简单，但此项计算必须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我们不能只研究每个收入区间内有多少人和他们再多缴多少税，然后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缴纳的税款会影响人们是否有资格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因为这项福利是以税后收入为基础的，纳税越多，纳税人有资格领取的福利就越多。如果家计调查型福利支出增加了，就必须从增加的所得税收入中扣除增加的支出。这就是税收—福利模型需要涵盖复杂的税收—福利规定和各类家庭情况的原因。

转向结合劳动收入税收优惠［步骤（1）和（2）］的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可以使2014—2015年的净收入增加大约310亿英镑。所得税收入将大幅增加——大约增加1/5。考虑到一揽子方案中其他项目需要的额外资金，这意味着一揽子方案中的支出建议的成本可能会达到285亿英镑。

一揽子方案中几项支出建议的共同点是，都增加了儿童津贴。把儿童津贴提高到所有儿童每周都是40英镑，这一举措表面上将带来一笔庞大的总成本（大约160亿英镑），但将其纳入应税收入、并在计算家计调查型福利时考虑到这一增加额，就能使净成本显著降低。在计算这项成本时，我们假定第8条建议发挥效力；也就是说，计算是累计的。[9]如果无子女的读者认为每周40英镑令人眼馋，那我要提醒他们，这笔津贴已经变成应税的了。对那些处于初始税阶的人来说，这一增加额确实可观：每周的税后金额为30英镑，相比之下，目前的津贴是第一个孩子20.50英镑，其余子女都是13.55英镑。随着收入增长，净津贴逐渐缩小。对那些处于55%税阶的人来说，税后津贴18英镑。此外要记住，2013年欧盟贫困线所包含的儿童津贴为每周55英镑，每增加一名子女的最低收入标准津贴（之前在涉及基本生活工资时讨论过）为每周90英镑及以上。

提高儿童津贴后，可用于一揽子方案中其余项目的资金将有229亿英镑。可以有两种使用渠道，而上述举措的设计可以获得所需的25亿英镑盈余（四舍五入）。第一个渠道是通过参与收入，这是对现行系统的补充，这样，利用税收—福利模型来模拟运算将是关键环节。在获得25亿英镑盈余后，能够支付的参与收入为每人每年3110英镑，这轻松超过了目前25%的初始税率的起征点（2500英镑）。如前所述，在进行计算时，没有使用参与条件；在这种情形下，成本有所夸大。每人每周60英镑的参与收入将提供一个起点。如果像支持公民收入的人经常建议的那样，把税率定得更高，那么参与收入也会更高：参与收入的水平和根据第8条建议征收的税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权衡。如果全部收入的所得税率（除65%的最高税率外）都增加5个百分点，那么参与收入就会增至4061英镑，即每人每周近80英镑。

第二个供选择的路径是社会保险的改革。上述这些建议的成本稍高于一揽子方案中所允许的总成本（高出大约2.5亿英镑）。请注意，模型构建没有涵盖之前所提建议的两个要素［由以上对（5）的描述可见］。我们假定所有养老金领取者的政府养老金都会增加，而不是采用最低养老保障（Minium Pension Guarantee）的形式。前一种形式（即提高政府养老金）的成本要高于后一种形式（即最低养老保障）。在相反的方向上，模型没有考虑扩大社会保险范围这一建议，比如扩大享受缴费型求职津贴的范围等。这将导致成本被低估。

（部分）建议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套建议，粗略地把有关数字加起来，可以说它们相对于当前政策来说是税收中性的。对于其中的5条建议，我们可以利用税收—福利模型来研究它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这些建议分别是第8条（累进所得税）、第9条（劳动收入的税收优惠）、第12条（儿童津贴）、第13条（参与收入）和第14条（社会保险）。在看待结果时，我们必须记住还有其他10条建议，它们合起来很可能对降低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建议的净成本已经纳入了分析。

我之前曾指出，整体不平等程度显著降低是指基尼系数下降3个百分点，从当前的32.1%（如在EUROMOD模型中计算的）降至29.1%及以下。同样，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也意味着从当前的16%（也是EUROMOD数字）降低3个百分点。最后一项非常接近欧盟2020战略的降低1/6的目标——把该数字降至13.3%。

第一个步骤，是通过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估计可以把基尼系数由32.1%降至30.4%，这将使我们在实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目标上完成一多半的任务。要强调的是，这些是估计值。降低1.7个百分点存在着一个误差范围（95%置信区间），即大约0.2个百分点。儿童津贴改革希望在有子女家庭和无子女家庭之间实现公平，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基尼系数仅会稍稍降至30.2%。最后一个步骤，将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选择参与收入和相同税率，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8.2%。这些以及下述的数字分别对应计算所涵盖的所有建议举措的总体影响，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编号为（1）、（2）、（3）和（4）的建议。如果所有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从30%的档次直至60%的档次，只有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请记住，从再分配角度来看，要紧的是平均税率，不是边际税率），那么基尼系数将降至26.6%。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在编号为（1）、（2）、（3）和（5）的建议的综合作用下，基尼系数将降至29.4%。这比3%的显著标准略有差距。而采用包括参与收入方案在内的建议配套方案，即使以较低的税率，也能轻松达到显著降低不平等的标准。如果以较高的税率，这些举措结合在一起能使基尼系数降低5.5个百分点。

对贫困的影响

就总体贫困率而言，第一个步骤——所得税改革和劳动收入税收优惠——作用不大，与儿童津贴改革相结合，贫困率也只能从16.0%降至15.6%。请注意，在改变这些政策时，贫困线保持不变；中位数收入改变，但贫困线（中位数收入的60%）仍在基线的中位数设定水平上。这种较小的减贫作用，反映出那些目前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同时，数量并不太少的家庭（32.8万）将不再能依赖税收减免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最大受益者则是那些有资格领取、但目前没有申领家计调查型福利的家庭。这些家庭在当前属于最贫困的家庭。最后一步再次取决于选择哪条路径。如果是社会保险改革，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9%——这仍是所有举措的共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是（1）、（2）、（3）和（5）的配套。如果选择参与收入和相同税率，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如果把所有的税率都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仍保持在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0.4%，误差范围约为10.0%—10.9%。重要的是，这些建议不仅会缩小贫困范围，还会降低贫困程度。贫困程度是用贫富差距来衡量，以平均差额占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在基准情况下，贫富差距为4.7%，对于配套措施执行后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个数字将降至2.2%，压缩幅度超过一半。因此，参与收入改革不仅能确保英国达到欧盟2020目标（如果采用社会保险改革，也几乎能达到目标），而且可以向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儿童贫困显著降低。社会保险改革［举措（1）、（2）、（3）和（5）］将把儿童贫困率从16.8%降至14.6%，把儿童贫富差距从4.6%降至3.7%。后一项显示，那些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儿童也将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如果是参与收入和相同税率，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3.4%。如果把所有的税率提高5个百分点（但最高税率保持65%），那么贫困率将降至12.1%——也就是说，接近5个百分点——贫富差距也将降低一半以上。

对分配的总体影响

这里建议的收入方案看起来可能涉及令人担心的高税率，但正如之前强调的，区分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很重要。决定所得税多少的是平均税率。平均税率的升幅要小得多。例如，对于这里研究的税率方案，边际所得税率在总收入为6.3万英镑时将达到45%，但平均所得税率在收入超过20万英镑时才会达到45%。还应当记住的是，劳动收入税收优惠建议是为了确保累进税率结构的引入不会提高低水平收入（和养老金）的税率，同时不把这一好处扩大至所有收入水平。这将向低收入者提供帮助，又不会惠及那些有投资收入的人。在这两方面，它都不同于引入一个新的较低的所得税阶，后者会让高收入者和有投资收入的人都得到好处。

图2　参与收入方案和社会保险方案对收入的影响

注：这张图显示参与收入（PI）和社会保险（SI）建议对收入的影响；要想详细了解，请参见文中第13条和第14条建议。这两条建议都与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相结合。建议对不同的收入群组有不同的影响；这里将人口划为十等分，第一组是收入最低的家庭（后10%），第十组是收入最高的（前10%）。在每个收入组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家庭的收入增加了5%以上（在0以上的条柱部分）；也有一定比例的家庭，其收入减少5%以上（在0以下的条柱部分）。请注意在PI和SI建议中，往往都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加，高收入家庭收入减少。这些结果只与本书提出的15条建议中的5条有关，但它们能产生25亿英镑的盈余，能帮助负担预算一揽子方案其他部分的净成本。

图2显示，每十分位收入分布区间内——以家庭等值可支配收入排列——参与收入和社会保险这两套建议的影响，出现的超过5%的比例增减，它们都涉及第8条、第9条和第12条建议。其中，“1”代表收入最低的1/10，显示其中主要是获益者，但也有些受损者。实际上，对参与收入方案来说，两组人都更多，72%为获益者，10%为受损者。后一个数字是令人担心的一个理由；但受损者可以通过其他没有被计算涵盖的建议举措得到帮助。例如，由于起征点降低，投资收入不高的退休人员要缴纳更多税收，但他们很可能受益于提高小储户储蓄回报率的建议。

总的来说，参与收入的方案更具再分配性，而且相比社会保险方案，收入增长比例超过5%的情况会更有规律地随收入变化。对于社会保险方案，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人群的收入增加者的比例较高。对于参与收入方案，处于分布收入下半部分（bottom half）的大多数人（52%）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而社会保险方案，该比例是41%——当然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如果提高参与收入的水平，加之提高税率，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下半部分的收入增长5%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升至62%。大规模再分配是有可能实现的。

对模型结果的补充说明

上述分析的对不平等的影响，只是这里提出的一部分建议的结果。实际上，第8条建议中还有额外的、没有进行建模的财政举措，它们往往也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的程度。例如，取消投资者的税收优惠，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本来大多归于收入上层的那些人。此外，必须结合基本的税收—福利模型的局限性来看待上述结果。虽然数据丰富，并且这些计算要比之前的计算方法有更加牢固的基础，但依然需要对结果保持警惕。就像保拉·德阿戈斯蒂尼和霍利·萨瑟兰在描述这个模型时所强调的那样，“高收入者、个体经营收入和投资收入通常没有被充分代表，有可能是因为相关类型人群对调查的无回复率较高，以及这类收入来源申报不足，尤其是高收入调查对象申报不足”。[10]因此，这些结果很可能少报了由提高所得税最高税率带来的额外收入。

最大的缺陷是，这些计算没有考虑税收—福利变化引发的家庭总收入变化。提高最高税率可能导致税收收入被夸大。不过，在一揽子方案中也有其他因素会导致家庭总收入增加。我们建议采用的政策措施立足于降低人们对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依赖，这种福利不仅无法惠及所有有资格获得的人，增加了繁杂性，还严重抑制了许多人的就业和储蓄。采用社会保险方案，将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由2230万减少到1810万。采用参与收入方案，将更大幅度地把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减少到1710万人，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1540万人。这将把用于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支出由632亿英镑减少到408亿英镑，如果连同税率提高，还可以减少到359亿英镑。这是很大规模的调整：500万人乃至多达700万人将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这将减少税收减免额和其他家计调查型福利，从而减少面临高边际税率的人数。最重要的是，这将降低管理成本，并让许多人的生活更为轻松。

总结

简而言之，这些计算表明，税收中性的政策措施能显著降低整体不平等、整体贫困和儿童贫困。随着基尼系数由32%降至28%左右，英国将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经合组织国家，而不是与美国之类的高度不平等国家为伍。这些建议将显著减少领取家计调查型福利的人数。英国政府已经实施了“全民税收优惠”并保留家计调查型福利政策，而我在这里证明，还有其他选择。

不过，这只是迈向降低不平等的一个步骤。这些计算警示，税收和福利这类传统再分配方式效果有限。由此凸显了本文所提建议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建议试图在采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更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资本所有权，这些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注释：

[1]本文选自《比较》编辑室即将出版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

[2]England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Taxation of Profits and Income,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Taxation of Profits and Income. First [etc.] Day. 21 June 1951, etc. (London, 1952), Question 444.

[3]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也是受益于财政大臣的讲话被苏格兰民族主义者Alex Salmond突然打断，他然后被下议院逐出，但是因此耽误了进程。

[4]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计算，当然，我自己为计算结果负责。对模型的描述，参见Paola De Agostini and Holly Sutherland，EUROMOD Country Report: UK 2009－2013 (EUROMOD: University of Essex, June 2014)。

[5]DeAgostini and Sutherland, EUROMOD Country Report, quote p.59.

[6]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调查，参见Michael P. Keane, "Labour Supply and Taxe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2011):961－1075。

[7]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bsite, Processes, https://www.cbo.gov/content/processes.

[8]这一项需要与儿童津贴相结合，使那些没有资格获得参与收入的能被儿童津贴覆盖，同时避免正在接受教育的人的参与收入高于儿童津贴。事实上，对于中学辍学者而言，更好的选择是给其支付儿童津贴，超过那个年龄之后再支付参与收入。

[9]在计算儿童免税额时，要将儿童津贴计入总数；对其他根据家计调查的补助，采取的是基于额外儿童津贴的收入所得税。

[10]DeAgostini and Sutherland, EUROMOD Country Report, quote p.72.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选取了四篇文章，讨论不平等产生的原因、该如何来度量、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应对不平等。

文本整理：刘　翔

策划编辑：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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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经人行济道学上与的万移亿民美元？

对降低移民壁垒所获收益的估计

问题1：移民对非移民产生的外部效应是什么？

问题2：原籍国和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是什么？

问题3：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你是谁还是你在哪儿”？

问题4：未来什么样的对外移民水平是可行的？

成为过去时的一类研究议程

一个新的移民研究议程

经人行济道学上与的万移亿民美元？

迈克尔·克莱门斯[1]

全球经济中最大类的单一扭曲是什么？角逐这一称号的是限制贫穷国家移民的制约因素。然而，经济学中对这种扭曲造成的影响鲜有研究。迁移经济学（migration economics）关注的焦点在别处，即移民的进入、人口流动如何影响流入地的经济，而往往忽视对移出地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想移到他国，却无能为力。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发现，全球四分之一最贫穷的国家中，40%以上的成年人“想永久迁移到他国”，如果有机会，圭亚那和塞拉利昂想移民的成年人占60%甚至更多（Pelham and Torres，2008；Torres and Pelham，2008）。对外移民受多种因素的限制，比如信贷约束和原籍国信息不充分等（Hatton and Williamson，2006）。然而，目的国的政策壁垒在限制移民方面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每年的多元移民绿卡抽签上充分体现了这一壁垒，永久性移民签证主要分配给发展中国家。2010财年，1360万申请只签发了5万签证（U.S. Department of States，2011）——中签比为272∶1。许多其他的潜在移民目的国，如日本，限制比美国更多。

迁移壁垒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呢？这一方面的研究乏人问津因而显得极其重要，我们所做的少量估计会让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当提到限制移民的政策时，似乎随之而来的就是数以万亿美元的收益。本文第一节回顾了对减少移民壁垒带来的全球收益的现有估计。消除这些壁垒获得的收益占世界GDP的一大部分——比消除现有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还要多1—2个量级。不过，这些估计对假设很敏感，在接下来的各节中，我将从支撑这些估计的四种假设来讨论目前可获得的有限研究：移民是如何影响非移民的？劳动需求曲线的形状，区位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迁移的可行性。这些问题并非迁移经济学传统研究内容的关注点；最后，我将推测其中的原因，并提出新的研究议程。

对降低移民壁垒所获收益的估计

一些学者已经建立了世界经济模型来估计消除各种贸易、资本流动和迁移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表1概括了研究人员近年来对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消除资本流动和迁移壁垒所获收益的所有（据我所知）现有的估计结果。即使不深入探究这些研究的细节，所得到的总体结论也是无误的和明显的：消除迁移壁垒获得的收益要比消除其他壁垒获得的收益大1—2个数量级。据估计，通过消除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带来的收益不到世界GDP的百分之几；而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带来的收益通常在世界GDP的50%—150%之间。

事实上，现有的估计表明，即使只略微降低劳动力流动壁垒，其收益也是相当大的。在表1所示的研究中，完全消除迁移壁垒所能获得的收益只能通过大规模人口流动来实现——贫穷国家至少一半的人口需要迁移到富裕国家。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迁移就可以获得巨大收益。表2大体展示了消除部分劳动力流动壁垒获得的效率增益（efficiency gains），保守地看，贫穷地区不到5%的人口外移所带来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完全消除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所带来的收益。为了便于比较，目前约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生活在出生国以外（联合国，2009）。

国际移民增加带来的大量收益（估计值）是否违反了我们的经济直觉，或者经过深思熟虑后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检验这些估计值背后的计算。将世界划分为“富裕区”和“贫困区”，其中“富裕区”有1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贫困区”有60亿人口，人均年收入为5000美元。假设来自贫困区的移民生产率较低，因而通过移民他国获得的收入只是两地区收入差距的60%，即年收入15000美元。随着移民继续流入，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年平均收入只有7500美元。如果贫困区的一半人口移民他国，移民获得的收入是23万亿美元，是世界GDP的38%。对非移民而言，这种移民潮的结果会有较复杂的影响：据推测，贫困区平均工资水平会上升而富裕区会下降，同时富裕区资本回报率上升而贫困区下降。其他变动的净效应理论上可能是负值、零或正值。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和移民的收益时，我们可以合理地估计全部收益为全球GDP的20%—60%。这与表1和表2中令人吃惊的数字一致。

表1 消除国际壁垒获得的效率增益（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注：a这些研究假定贸易对生产率有正面影响，而其他贸易研究假设没有影响。

b消费而非GDP的变化。

c假设生产中只使用两种要素，且资本不能流动、全要素生产率无差异。这里列举的研究，从Hamilton和Whalley到Moses和Letnes都假设，移民和非移民的内在生产率并无差异。Moses和Letnes的研究中一些更小的估计假设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在目的国的生产率只有目的国原居民生产率的1/5，并认为（正如作者在脚注12中指出的）这是极其保守的数字。

d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

e假定生产中使用三种要素，以及动态增长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差异。

表2 部分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获得的效率增益

注：Moses和Letnes关于移民率的数据来自于Moses和Letnes（2005）表9.3；效率增益的数据来自Moses和Letnes（2004）表9，按比例假设国家间相同的内在劳动生产率（例如，表9中消除10%的工资差距会带来7740亿美元的收益，乘以表5中96.5/9.6的比率等于内在劳动生产率，按全球GDP划分占比为22%）。Iregui（2005）的数据来自表10.3、10.6、10.8和10.9。Klein和Ventura（2007）的数据来自于表2和表7（对外移民率从假定分配给贫穷地区的人口中计算而得）。Walmsley和Winters（2005）的数据来自表4和表11，假设80%的世界人口始于（净）移民输出国。vanderMensbrugghe和Roland－holst（2009）的数据来自于表6和表7，同样假设80%的世界人口始于（净）移民输出国。2001年全球GDP为32万亿美元，到2025年会增加一倍（以2001年美元计价），达到64万亿美元。

这种计算意味着要对全球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估计收益做不同形式的合理检验，即比较不同类型的国际壁垒造成的价格差。如果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获得的收益大于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流动壁垒获得的全部收益，我们应该会看到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国际价格差远大于不同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价格差。事实上，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模式。根据安德森和范温库普的估计（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第692页），典型的国际贸易成本，不仅是政策壁垒而是所有的壁垒，包括距离、语言、货币和信息，大致相当于74%的从价关税[2]；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国家市场的价格差也类似（例如，Bradford and Lawrence，2004）。拉蒙特和赛勒（Lamont and Thaler，2003）发现，同样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差很少超过15%。这些价格差相对于全球劳动力价格差而言是小巫见大巫。在我和蒙特内格罗以及普利切特（Clemens、Montenegro and Pritchett，2008）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和海地、尼日利亚、埃及这样的国家之间，可观测到的相同低技能工人的实际收入差距超过1000%[3]。我们的分析表明那些迁移和未迁移的人口之间观测不到的差别不足以解释那么大的工资差距。

所有这些都表明，降低移民壁垒获得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甚至高达几十万亿美元。当然，表1和表2中的估计在准确度上对模型的假设高度敏感。为了方便起见，我将用研究者的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汉密尔顿和沃利（Hamilton and Whalley，1984，以下简称HW），摩西和莱特尼斯（Moses and Letnes，2004，2005，以下简称ML），艾瑞圭（Iregui，2005，以下简称I），克莱因和文图拉（Klein and Ventura，2007，以下简称KV），沃姆斯利和温特斯（Walmsley and Winters，2005，以下简称WW），范德门斯布拉格和罗兰—霍尔斯特（van der Mensbrugghe and Roland－holst，2009，以下简称VR）。这些研究的主线从一个静态局部均衡模型（HW和ML）演变到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I，WW，VR），再到动态增长模型（KV）。有些人考虑了两种要素：劳动力和不流动的资本（HW，ML，I）；有些人允许流动的资本加上第三种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差异（KV，WW，VR）；还有一些研究进一步区分了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KV，I，WW，VR）。这些模型的结论差异主要取决于如何解释技术移民的效应；生产函数的设置和参数（以及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弹性）；劳动力内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国际差异的假设；劳动力流动的可行度。[4]其他要素的流动性假设同样很重要；在KV的研究中，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大部分全球效率增益需要可流动的资本去“追逐”劳动力，正如哈顿和威廉姆森（Hatton and Williamson，1994）所描述的那样。

要理解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不同估计结果背后的深层次内容，我们需要以下四种特征的更好信息：（1）对外移民（尤其是技术性的）对非移民生产率的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是什么？上述很多估计都是基于这种效应很小或为零的假设。（2）原籍国和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既有研究是否都确保了其正确性？（3）生产率的国际差异有多少取决于劳动力的内在特性，当劳动力流动时这些特性也随之流动；又有多少取决于他们的周边环境？对生产率而言最关键的是“你是谁，还是你在哪里”？（4）最后，鉴于当前阻碍移民的许多壁垒，未来什么样的移民水平是可行的？

图1 通过移民获得收益的决定因素

注：移民福利收益对应a＋b区域。低收入国家的劳动收益为区域c；其他要素持有者（比如，资本和土地）受损区域为b＋c。高收入国家劳动损失区域为d；其他要素持有者的收益区域为d＋e。总之，全球福利收益为阴影区域a＋e。

图1说明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多重要。沿用巴格瓦蒂（Bhagwati，1984）的方法，设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低工资国家和高工资国家。低工资国家的工资位于左侧纵轴，该国劳动力数量从左至右来测量，即从O到L。劳动需求曲线为D。高工资国家的工资位于右侧纵轴，该国劳动力数量从右至左来测量，即从O*到L。劳动需求曲线为D*。因此，世界劳动力供给为横轴的全部长度OO*。每个国家的初始工资为w₀和w₀*。如果允许劳动力完全自由迁移，两国间的工资率会在劳动需求曲线相交点处均衡。移民增加，即让L到L′的劳动力从低工资国家迁移到高工资国家，会导致高工资国家工资率相对小幅下降，低工资国家工资率相对小幅上升，移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低工资国家的非移民获益而高工资国家的非移民受损；低工资国家其他要素（如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受损，但高工资国家的其他要素所有者获益。加上这些福利效应，全球福利的增加额相当于图中的阴影区域。

此图很清楚地展示了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如何勾勒出全球福利收益的规模。如果对外移民对非移民产生外部负效应，收益会被随之下降的需求曲线抵消。如果原籍国或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富有弹性，收益会缩减。由于移居他国的移民较目的国的非移民的内在生产率低，那么真正的劳动力需求曲线要低于D*，收益也会缩减。最后，随着可行的迁移规模缩减，L′趋近于L，那么收益也会再次缩减。

在下面各节中，我将依次思考每个问题。我认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证据，但现有的证据让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表1和表2中的数字夸大了减少迁移壁垒获得的收益。

问题1：移民对非移民产生的外部效应是什么？

首先分析原籍国。一些人，如技术工人或者有才能的劳动力，离开贫穷国家或许会降低该国其他人的生产率。这种效应往往会抵消对外移民带来的收益。类似这样的外部性通常被假设为普遍存在，以至于文献中对技术移民用一个流行的贬义词“人才流失”来体现这种假设（想知道为何经济学家应该避开这个术语，想象一下阅读关于女性劳动力参与工作的期刊文章中称其为“家庭放弃率”）。吉布森和麦肯兹（Gibson and Mckenzie）对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批评。

但是，关于在什么情况下技术工人对外移民导致的净损失与原籍国技术工人的存量是均等的，这种研究并不深入。芒福德（Mountford，1997），斯塔克等人（Stark、Helmenstein and Prskawetz，1997）和随后的文献中提出的理论认为，当移民到高工资国家成为可能时，即使成本高昂并带有不确定性，所有潜在移民的人力资本预期价值也会提高。因为并不是所有被鼓励投资于移民的潜在移民都会离开，对一些人来说，有对外移民这种选择会促使他们在本国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宏观和微观研究都表明这种效应是真实的，而且大到足以抵消一定条件下的移民效应（Beine、Docquier and Rapoport，2008；Chand and Clemens，2008；Batista、Lacuesta and Vicente，2011；Docquier and Rapoport，即将发表）。

但为了便于说明，考虑这样的情况，技术移民毫无争议地降低了原籍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更广泛的理论文献假定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影响了贫穷国家的发展（例如，Romer，1990；Kremer，1993；Lucas，1988）。如果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是真实的而且很大，那么对外移民所致的人力资本存量消耗很可能会对非移民产生负外部性。然而，这些外部性已被证实很难观察到，它们的理论基础仍然很模糊，以此来为政策辩解是很牵强的。我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事实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很难定位也很难衡量。最常引用的外部性例子是，对外移民可能会影响原籍国非移民拥有的医护人员量。但如果源自医护人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基本医疗条件的一阶决定因素，那么正在经历医生和护士大量外流的非洲国家比其他非洲国家的医疗条件整体而言更差。而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医疗条件整体而言更好一些（Clemens，2007）。更一般的，如果学校教育的外部效应是经济发展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决定因素，那么自196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学校教育水平的大幅上升也应当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如普利切特（Pritchett，2001）所指出的，此类情况从未在贫穷国家出现过。

这些事实并非要否认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但确实也表明来自于一国人力资本存量本身的外部性——其他的也一样——可能会小到被其他因素的影响所淹没。

此外，有关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理论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论证，基本无法得出普遍性结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更是少之又少（Ciccone and Peri，2006）。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潜在机制包括知识溢出、研发、身体健康、政治领导力、生育和资本积累（例如Meng and Ye，2009；Canton，2009；Spilimbergo，2009）。道克奎尔等人（Dcoquier、Özden and Peri，2010）发现，对外移民对非移民的影响关键取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假设机制。如果经济学家意欲理解、衡量或预测对外移民的外部效应，他们需要更清楚这些机制。

例如，对外移民对非移民的外部效应关键取决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空间范围，但对此知之甚少。如果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只在短距离内发挥作用，比如一个医生的护理范围内，对外移民对非移民的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可能会很小。许多非洲国家绝大多数医生是在城市（和更好的社区）工作，因此他们的国际性移民对农村和贫民窟居民的边际效应可能是非常有限的（Clemens，2009）。另一方面，如果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在较大的距离内发挥作用，例如，类似新创意这样的公共物品可以流入本国，这也会削弱对外移民的外部效应（Kerr，2008）。

这里有一个例子更能证明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理解对外移民的外部效应：我们假定，更大的不公平会带来负外部效应，可能是通过增加犯罪和不信任。设想对外移民加大了不公平，进而对非移民产生外部效应，比如一些家庭从国外亲戚那里获得了汇款。但如果将此作为限制移民的依据，那就有些小题大作了。如果所有家庭都没有获得国外汇款的机会，或者所有家庭都有这样的机会，汇款收入的不公平就会降低。倘若按照这一标准，不清楚对外移民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此外，如果一个摩洛哥人移民到法国使收入增加3倍，那么对摩洛哥和法国的不公平产生的影响也要视情况而定：要取决于此人在摩洛哥原来的收入分配地位以及到法国后的收入分配地位。但对法国和摩洛哥的结果不公平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是共同下降的。国际收入不平等的负外部效应是否比国内不平等的负外部效应大？这既缺乏理论证据也缺乏经验证据。

即使这些外部效应的机制和大小都非常清晰，通过限制移民或对移民征税来解决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仍然面临重要的问题：静态或动态地设定恰当的庇古税，是否切合实际？认定可以征收庇古税的相关假设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立？

基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限制对外移民或对其征税，这种经济理由需要惊人的信息量来支撑。有选择性地限制每个国家技术移民的社会计划者需要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涵盖数百种技术职业的国内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对这些不同职业（如企业家、护士、工程师）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所传递的社会经济外部性的可靠估计。[5]在实践中，这种限制最终演变成不加区别地限制，如英国的国民健康服务政策，禁止从多数发展中国家招募医护人员，无论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未来解除这种限制的最佳时间路线更不明确。是否应该“暂时”限制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技术性对外移民，以便使这些潜在移民能够发挥刺激当地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效应？即使出现了这种正外部效应，也没有明确的经济证据表明，这种“暂时”的限制或许在刚果赶超移民目的国的发展之前要持续数百年，于是限制变得毫无必要。[6]

此外，对移民征税或限制的政策措施往往基于需要进一步检验的假设之上。在最著名的提议之一中，巴格瓦蒂和德拉法（Bhagwati and Dellalfar，1973）主张对技术移民征收庇古税，以弥补原籍国的损失（更多的讨论请参阅Bhagwati and Hamada，1974；Wilson，2008）。他们认为技术工人会对本国其他劳动者传递一种正外部性，如促进国外技术的应用。他们的观点不是建立在财政影响的基础上，如花费在那些后来对外移民者身上的公共补贴或学费损失，而是基于才智聪明的人会对周围产生纯外部效应。

这一想法至少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它假设技术工人的对外移民并未被征税。但是许多技术工人所面临的移民限制从经济上等同于征收了大量税收。美国严格地按照技术移民配给暂时性和永久性就业签证，尤其是针对印度等大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医师面临非签证移民障碍，比如为了获得美国执照不得不重复医生实习期（medical residency）。正如非关税壁垒与关税有同等的效果，限制技术工人流动的配额和许可与移民税的效果也是一样的。高技术工人实际收入的国际差距非常大：一些教授、计算机程序员、医疗工作者的收入差距高达500%—1000%（Clemens，2009）。这些差距即使只有很小一部分归因于政策限制，在经济上也等同于征收了大量的移民税。

第二，科斯（Coase，1960）告诉我们，仅仅存在外部性并不意味着庇古税可以使福利最大化。在有交易成本和外部性的世界里，如果产权分配给减少外部性的成本更高的一方，福利将达到最大化。与其向技术移民征税，不如让非移民付费挽留潜在移民，以使对外移民的正外部性的所有权留给非移民。但在技术移民的情况下，谁承担了高额成本并不明显。对移民自菲律宾的注册护士征收其国外收入10%的税，连征10年税收收入可达到4万美元。[7]但是通过其他方式消除外部效应的所有成本，比如在菲律宾培训新的注册护士，要少于1.2万美元。相对于后者，前一政策可能会导致全球贫困。

非移民拥有技术移民带来的正外部性的产权这一隐含假设使问题更加复杂。如果非移民持有产权，他们是否也同样拥有不外移带来的负外部性的产权：比如他们造成了城市拥堵或污染？谁来决定由哪一方享有由谁造成的正外部性？据推测，一名美国医生决定不给海地提供医护服务造成的正外部性损失和一名海地医生决定移民美国的正外部性损失是相同的，但很少有人会考虑对美国医生所做的决定征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原籍国的外部性，因为本文旨在说明移民流出而不是移民流入。现在我将简要地谈谈移民对目的国原有居民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举例说，移民的到来会降低目的国非计价公共品的可得性，如开放的空间、洁净的空气、公共设施，以及原有居民珍视的文化同质度，这些往往也会降低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全球福利收益。

经济学对移民给目的国带来的外部性的机制和外部性的大小知之甚少，尤其是大规模移民。这些都值得研究。但目前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负外部性会极大地改变表1和表2所传递的信息。首先，文献中没有关于目的国因移民进入导致GDP或公共服务供给大幅下降的记录。第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个世纪以前的议题广泛讨论和关注了更多移民的流入可能会削弱美国经济和社会（例如，Hall，1913；Kohler，1914）。自那时起美国人口数量翻了两番——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形形色色移居到定居区的移民——而美国依然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公共设施的可得性较一个世纪前更高。第三，移民流入的增加也会带来很多正外部性。其中包括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经济（例如，Glaeser and Maré，2001）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对高技能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生产率的影响（例如，Kremer and Watt，2009；Cortes and Tessada，即将发表）。第四，所有对移民流入的财政效应的严谨研究都发现，移民对财政的效应总体来看非常小：联邦层面很小但是正的（Auerbach and Oreopoulos，1999；Lee and Miller，2000），州和地区层面很小但是负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007）。

即使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认为移民对目的国原有居民造成很大的净负外部性，采用配额或征税来内部化这些外部性的经济理由仍将受到质疑。如果基于文化同质性限制国外移民，那么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不是也会阻碍某些到周边地区或城市的国内迁移，以免影响这些周边地区和城市现有居民的文化同质性？这就提出了更加困难的问题，何种程度的同质性偏好内生于对外开放，因此更多的移民或许能够改变原有的偏好。再回到产权问题上来，将移民流入带来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的任何税收或配额措施都基于一个假设：流入的移民要为他们在目的国的负外部性负责。但正如我上面所讨论的，一些经济学家假定移民原籍国——而不是移民本身——享有移民给原籍国的正外部性。无疑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其中移民对原籍国产生的正外部性被社会享有，但移民对目的国造成的负外部性不由全社会来承担。经济学中鲜有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文献。

总之，到目前为止即使在那些被认可的零星文献中，极少支持这样的理念，即劳动力流动的外部性会极大地影响对全球福利的估计（如本文前面提到的估计）。

问题2：原籍国和目的国的劳动力需求弹性是什么？

经济学家研究国际移民时花费大量精力来估计移民流动对非移民工资的影响。例如，移民的到来是否会降低在职工人的工资？在对美国的研究中，鲍哈斯（Borjas，2003）以及鲍哈斯和卡茨（Borjas and Katz，2007）认为，移民确实造成了低工资工人的名义工资适度下降。另一方面，卡德（Card，2009）以及奥塔维亚诺和派瑞（Ottaviano and Peri，即将发表）发现，数百万移民到美国已经使普通工人平均名义工资下降了百分之几——如果有的话；而科尔特斯（Cortes，2008）发现移民使一篮子典型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了0.5%。19世纪大规模的移民可能导致了目的国工资水平每10年累计下降1%—2%（Hatton and  Williamson，1994）。

相反，对外移民是否提高了原籍国非移民的工资水平呢？米什拉（Mishra，2007）发现，1970—2000年间墨西哥大规模移民到美国使墨西哥的名义工资增长8%。经济史学家的证据表明家庭工资的可比增长源自瑞典（Karlstrm，1985）和爱尔兰（Hatton and Williamson，1993；ORourke，1995）的大规模对外移民。

这些估计所用的弹性大致和表1和表2中估计全球福利时用的弹性一致。例如，在摩西和莱特尼斯（2004）的模型中，消除10%的移民壁垒可使原籍国非移民的工资增长3%—4%，目的国原居民的工资下降2.5%。即使大幅调整这些弹性，对效率增益的评估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当然，随着对外移民水平的提高，这些弹性可能会变化。但即使在移民流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相关文献也并未明确支持这样一种模式。在大幅降低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或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历史案例中，那些高工资人群并未经历工资的大幅下降。例如，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尽管全部清除了比富人多6倍的穷人在自然流动和职业选择方面非常高的壁垒，南非白人工资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Leibbrandt and Levinsohn，2011）。近期在一些东欧国家和英国之间出现的无限制劳动力流动，尽管伴随着大量移民的突然流入，也未造成英国工资水平的明显下降（Blanchflower and Shadforth，2009）。

此外，即使移民会相对温和地压低目的国的工资水平，按照福利经济学分析的标准，也不能认定要限制劳动力流动。这种效应是一种“金钱”的外部性而不是“技术”的外部性。前面章节中所讨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以及类似冒烟的烟囱这种常见的例子，都是技术外部性的范例。相反，金钱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运作：我不准备对你出售的房子报价的决定会压低另一个买家的报价。金钱外部性是经济决策中一个几乎普遍存在的特征。标准的经济分析并未给出对哪些决策进行征税或管制的福利方面的理由。[8]

例如，对国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会温和地压低目的地的工资（Boustan、Fishback and Cantor，2010），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也会较温和地压低男性劳动力的工资（Acemoglu、Autor and Lyle，2004），这一结论并不令人吃惊。然而，没有经济学家仅凭这些事实就认为这是一种降低社会福利的负外部性，应当对城市间流动的劳动力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征收庇古税进行调整，因为这些外部性看起来几乎是纯粹的金钱外部性。类似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会一致反对以新进入者增加了现有企业的成本为由向新的市场竞争者征税，因为这又是一种金钱外部性。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以某种方式帮助美国低工资工人的政策是不受社会欢迎的，只是这样的政策应该建立在公平或积累人力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标准的效率理由之上。

问题3：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你是谁还是你在哪儿”？

对移民增加带来的效率增益的现有估计基于一个关键假设：移民在目的国的生产率如何？很多移民在贫困的原籍国生产率都很低。他们迁移时，生产率有多低？克莱因和文图拉（Klein and Ventura，2007）认为，移民的生产率是目的国原居民生产率的68%；摩西和莱特尼斯（2004）估计的区间在20%—100%之间。这个假设对效率增益的估计有一阶效应。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今日移民在目的国的收入来了解他们的生产率。问题是在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边际移民（marginal migrants）和平均移民（average migrants）的区别何在。移民目的国可以根据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决定因素，正向或逆向选择未来移民。根据可观察的特性所作的选择较容易衡量，而根据不可观察的特性所做的选择则较难衡量。

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即国际生产率差异是源于人的不同还是源于地域的不同。如果一个迁移到富国的移民相比于贫穷国家可观察到的相同劳动力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会有两种宽泛的解释：一种是移民和非移民存在一些不可观察的差异，这种观点与移民的高度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和区位本身对生产率影响很小是相符的；另一种是移民和非移民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观察的差异，这种观点与移民较低的正向选择和区位本身对生产率影响很大是相符的。

经验研究正在攻克这个问题。一种途径是使用更复杂的结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估计中的选择效应（Ortega and Peri，2009；Grogger and Hanson，2011）。另一种互补的途径是通过自然实验鉴别根据微观经济环境中不可观测变量所作的选择（Mckenzie and Yang，2010）。后者的例子包括麦肯兹、吉布森和斯蒂尔曼（Mckenzie、Gibson and Stillman，2010），他们利用自然随机签证抽签实验表明，从汤加移民到新西兰的收益仅略低于在汤加国内和国外可观察到的同类工人的工资差异。换句话说，在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中，几乎没有可观察到的自主选择。我在2010年也使用了自然随机签证抽签，结果显示，印度软件工人从海外工作中获得的大量收益并不是这些工人不可观察到的正向自主选择的结果。

尽管这类文献正在不断向前推进，但最近还没有任何一项严密的研究能够找到两个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跨境工人（移民或其他）的自主选择。数据模拟采用美国人口普查局有关移民的微观数据（Hendricks，2002）结合美国和国外的微观数据（Clemens、Montenegro and Pritchett，2008），模拟结果显示，看似合理的正向选择不足以解释美国工人和美国的同类潜在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一半。复杂的调查数据显示，移民正向选择中50%以上的不可观测的收入决定因素没有得到研究（Jasso and Rosenzweig， 2009；Kaestner and Malamud，2010；Fernández－Huertas，2011；Ambrosini、 Mayr、Peri and Radu，2011）。

这些初步结果很符合一篇完全不同的宏观经济文献（例如，Halland Jones，1999），它们发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大部分生产率差异是由特定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造成的，而不是由工人内在的生产率差异造成的。特定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无法实现全球工资均等化，就像绝大多数抽象的贸易模型呈现的那样（ORourke and Sinott，2004； Freeman，2006；Kremer，2006）。

换言之，现有的证据虽然是初步的和零散的，但没有理由认为，更好地解释移民和非移民生产率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的不可观测的差异，就能大幅改变之前对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效率增益所做的估计。[9]

问题4：未来什么样的对外移民水平是可行的？

可行的移民水平取决于作为移民潜在目的国选民代言人的政治家接受移民的意愿。根据民意调查，英国约59%的人认为目前移民“太多”，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为53%，美国为37%，法国为33%，德国和荷兰为27%，加拿大为 17%（German Marshall Fund，2010）。

图1中，全球总的经济福利收益掩盖了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之间以及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目的国的中位选民（median voter）持有相对较少的资本和技能，该国的公民和政治家可能就不那么愿意降低壁垒，接受来自穷国的移民。非经济态度如民族主义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梅达（Mayda，2006）发现，富裕目的国内较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较少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对移民的态度更友善。

因此，移民的大幅扩张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行，在若干年内，这种反对仍会持续。然而，即使稍微放宽现有的移民壁垒，所带来的全球效率增益也要大于从大幅放宽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中获得的收益（如前面表2中所示）。

此外，经济学家应当对几十年中实际可能发生的急剧变化持开放态度。毕竟，劳动力地域间的流动几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试图移民至西德的波兰人可能会被位于封锁了的东西德出入境的士兵枪杀。今天，波兰求职者可以在德国境内自由流动。全世界总体上已经大量抛弃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体系，从中世纪农奴、奴隶、妇女到南非黑人、澳大利亚土著，以及其他的一大堆限制。

即使移民规模的小幅扩张也会给许多人带来极大的收益。我和普利切特（Clemens and Pritchett，2008）展示了那些出生在海地、墨西哥或印度，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上（为了统一起见，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很大一部分居住在美国。例如，在居住在美国或海地、按美国价格衡量生活成本为每天10美元（约是美国“贫困”线的1/3）的海地人中，约4/5居住在美国。[10]对海地而言，向外移民对海地减贫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经济变化。

经济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政治上的限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补偿移民目的国原有居民福利降低的政策机制，对移民流入征税——通常起点为5万美元——或拍卖工作许可证（包括Becker and Becker，1997；Freeman，2006；Orrenius and Zavodny，2010；Fernández－Huertas and Rapoport，2010）。所有这些，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受损者”数量，从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最优（此概念认为社会收益足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转向各方都不会成为受损者因而也不需要实际补偿的帕累托最优。类似机制或许可以减少阻碍劳动力更大规模流动的政治限制。

成为过去时的一类研究议程

上述四个问题勾勒出了移民研究的议程，我将以此结束本文。但首先我想将这一新议程和目前已有文献中的旧议程进行对比，并推断为何旧议程主导至今。

任何有关移民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或政策会议，都会谈论移民的福利收益和成本，随后会迅速转移到两个话题上：“人才流失”和工人从国外的汇款。这些都是最初研究移民和全球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焦点。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然而，这些方法都没能显示出如何更好地理解更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效率增益。上文讨论了为何有关移民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文献没有给出很好的理由来改变对更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收益的现有估计。现在我转向关于外汇汇款的文献。

全球的汇款流量每年接近4000亿美元（Mohapatra、Ratha and Silwal，2011）。这一现象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但汇款通常仅是对外移民在国外收入很小的一部分，对永久性移民来说更是如此（vander Mensbrugghe and Roland－holst，2009）。大体来讲，移民汇款属于跨境的家庭内部转移支付，移民从国外汇款的原因（Rapoport and Docquier，2006）和其他的家庭内部转移支付的原因大致相同（Laferrère and Wolff，2006）。如果一个墨西哥女性在本国工作获得了收入性收益（income gains），收益的全部价值增加了她的家庭福利——无论是她本人消费的部分还是她和丈夫共同消费的部分。如果她跨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获得了收入性收益，这种社会福利的计算并不受影响。

总之，移民壁垒对福利具有一阶效应；任何限制汇款流动的壁垒对福利仅有二阶或三阶效应。但现有文献往往舍本逐末，对这种较小的效应进行了详细探讨，比如汇款的福利效应是否因汇款受益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Cox－Edwards and Rodríguez－Oreggia，2008）或汇出国汇率上升（例如，Amuedo－Dorantes and Pozo，2004；Vargas－Silva，2009）而缩小。

为何文献一直关注相对较小和不确定的汇款以及“人才流失”效应而不是看起来相对庞大的移民的全球效应，包括移民自身的收益？或许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表1中的效率增益估计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值得太多研究。但对之前文献的回顾表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些估计。我认为原因还不在于此。文献聚焦于汇款和“人才流失”的原因在于这些效应更明显地涉及国家福利而不是个人福利。

聚焦于国家福利是经济学最古老的传统之一，的确比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家论》还要古老，这部伟大著作的标题就用了“国家财富”这样的字眼。很久之前，重商主义传统盛行一时，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鼓励本国生产和出口，抑制进口，从而给本国带来财富。为此，他们建议鼓励制成品出口，抑制原材料出口，以创造国内就业（Heckscher，1935［1955］；Irwin，1996，第34页）。弗尼斯（Furniss，1920，第8页）的经典之作描绘了重商主义假设对劳动力的含义：提高出口收入需要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制造业部门的高就业低工资要求低收入人群从事制造业的道德责任，以及高收入人群优先消费本国制造产品的道德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力移民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鼓励或挫伤国内生产和出口来影响国内福利。例如，重商主义代表柴尔德（Josiah Child，1668［1751］，第146—147页）认为，移民至殖民地种植园“无疑是一种破坏……对外移民的确会导致原籍国能就业的劳动力减少，除非他们就业的殖民地种植园的贸易被限定为只针对母国，否则会对母国造成伤害。”

按照这套假设展开的经济研究专注于估计移民倾向于提高原籍国生产（比如通过国外汇款，减去随后的劳动力退出）还是倾向于降低原籍国生产（比如通过“人才流失”），而极少关注移民的收益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关于移民经济效应的现有大量文献中。我远不是认为移民会产生负面国内影响，并将这一经济学关注焦点与重商主义传统之间相关联的第一人。[11]在弗尼斯（Furniss，1920，第54页）后，详细论述这一关联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ed Schultz，1978）；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1986）；研究移民和经济增长的伟大学者之一布林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第1—6页）；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12]

一个新的移民研究议程

现有证据表明，减少移民壁垒带来的收益要比减少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带来的收益更大，可能比改变一系列单项全球经济政策带来的收益还要大。事实上，“在指引贫穷国家通向富裕国家的路途中，一些大的收益并未被充分利用”（Olson，1996）。然而，经济学家关于移民的著作很少。在经济学研究论文数据库（RePEc）内全部刊登的文章摘要中，“国际贸易”这一词条出现的频率是“国际移民”这一词条的13倍。此外，经济学家更关注移民的流入，而不是移民的流出：在经济学研究论文数据库中，“移民流入”一词的频率是“移民流出”的4倍。

“国际移民”本该成为经济研究优先关注的焦点，以便更好地理解全球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及其特征，探究实现部分收益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四个问题为研究移民问题提出了一个研究架构。我们确实需要从理论上和经验研究上更好地理解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大规模移民流动导致的劳动力需求的动态变化；工人所处区位相对于工人内在特性对其生产率影响的大小和机制，以及有利于更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工具。有不少经济学家探讨了这些问题：如普利切特（Pritchett，2006），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2006），汉森（Hanson，2009），道克奎尔和拉博波特（Docquier and Rapoport，即将发表）。

在这一研究议程中，开展经验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对济学家来说，即使有关国际移民最基本的数据，往往也无法获得（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Policy，2009）。详细的数据或由政府保密或无法全部收集，公开发布的数据或者时间段、迁移模式（暂时的与永久的，入境的与个体的，以及其他分类）无可比性，或者职业定义等方面可能比较混乱。单是估计某个时点上的双边移民存量，也没有那些移民的其他任何信息，因此，这是一项需要大胆假设、承受大量责难、付出高昂代价的事业（Parsons、Skeldon、Walmsely and Winters，2007）。公开可获得的国际移民数据的质量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贸易数据的质量。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研究一样，投资于移民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必然成为研究议程的一部分。

如果这一新的研究能够确认移民壁垒在人类现有的福利和潜在福利之间打入了一个最大的楔子（当然，也需要一些有用的提示），我们就应该更优先地研究移民问题，以此来理解移民带来的收益，进而实现这些收益。有关移民的研究文献仍然很零散；移民的“国家财富”尚未成文；移民的李嘉图效应仍有待发现。

（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孙丽燕译）

由于篇幅所限，本篇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Michael A. Clemens，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CGD）的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政策学院和经济系访问学者。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 25 No. 3（2011）。

[2]这仅包括国际贸易成本，不包括国内分销及零售成本。

[3]这里，“可观测到的相同”是指35 岁的城市男性，受过9—12年的教育，在原籍国出生并接受教育。

[4]原文中的一些估计假定来自最贫穷国家的工人生产率仅为富裕国际工人生产率的1/3（Hamilton and Whalley，1984）或1/5（Moses and Letnes，2004）。这种假设看起来是极其保守的（如Moses and Letnes在脚注12 中指出的）。Klein 和Ventura（2007）的模型将Klein 和Ventura（2009）的模型扩展到描述向稳定状态的过渡。

[5]Ng（2004）做了更正规的表述：在外部性无法直接消除的情况下，如果存在以下情况，就无法通过干预（诸如征收庇古移民税）达到次优的福利结果：（1）市场上不同产品间存未知方向和符号（即指正或负，下同）的多元替代/互补关系；（2）管理干预的成本很高。Ng（第202页）进一步探讨了似然的“第三优”结果，如果经济中至少有关于原始外部性规模和符号（即指正或负，下同）的良好信息，即使其他关系的规模和符号信息缺乏，该第三优结果也可能达到。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限制对外移民对移民的损害呈扩散先验分布（diffuse prior），而限制对外移民对非移民的正向效应呈收窄先验分布（narrow prior），移民限制则可能达到似然的第三优结果。但是基于人力资本外部性来限制移民面临着相反的情况：限制移民对潜在移民的危害程度显然是负面的，而且可能很大，试图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纠正的干预大小和符号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是不确定。

[6]目前美国实际人均收入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实际人均收入的150倍（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冒险地！）假设人力资本外部性非常大，以至于限制刚果对外移民可使其实际人均增长率从几乎为零提升至每年4%。鉴于美国实际人均增长率约为每年2% ，大约需要两个半世纪后，才不再需要移民限制。

[7]Bhagwati 和Dellalfar（1973）提出对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的技术移民，将其在美国工作获得的税后收入的10%征为移民税。假设该移民在美国年收入为6万美元，税率为30% ，10年后这样一项移民税可达4.2万美元

[8]这种分类是很微妙的。例如，McKenzi和Rapoport（即将发表）发现，墨西哥一些儿童从中学辍学是由家庭成员对外移民造成的。我们是否将此视为一种外部性？如果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墨西哥儿童认为移民的回报要高于受教育的回报，那么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带来外部性。然而，如果墨西哥中学毕业生对其他工人传递了大量技术正外部性，可能会引起负外部性。文献尚未对这种外部性的大小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9]事实上，新涌现的针对选择效应的证据表明，一些估计认为对外移民获得的收益很小，是因为这些估计太保守了。例如，Walmsley 和Winters（2005）在他们设定的基本场景中假设来自低生产率国家的移民迁移到高生产率国家时，只能获得两国生产率差异的一半。也就是说，他们假设观测到的目的国原居民和原籍国非移民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对新移民的真实生产率效应夸大了100%。现有的估计显示选择性强度（在已研究的有限情况下）接近于那么大。

[10]这一数字可能高估了移民对海地贫困的影响，因为有证据表明有一些在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收入决定因素上，海地移民都存在正向选择（Clemens、Montenegro and Pritchett，2008）。但即使有高度正向的选择强有力的假设，对出生在海地的人来说，对外移民仍是减贫的重要手段。此外，这种估计往往低估了对外移民对减贫的影响，因为它没有计算海地移民到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因为对非移民而言，减贫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国外的汇款，而国外汇款同样源于对外移民；还因为这一估计是在2010年地震冲击海地经济之前。

[11]顺便说一下，针对移民的主流经济研究———并不是本文的焦点———看起来与其他很不同。在重商主义假设下，任何压低目的国工资的移民效应会通过提高制成品出口的竞争力来增加该国福利。但有关移民文献的核心是反对重商主义，怀疑移民对劳动力的不利影响。对此我没有解释两者的不同，而是指出现代移民的文献是由微观劳动经济学家George Borjas和David Card等奠基的。然而，经济增长和海外发展的现代文献是由侧重宏观经济研究的Alexander Gerschenkron、Paul Rosenstein－ Rodin和Robert E. Lucas等学者奠基者。

[12]其他包括Hovde（1934）、Hamilton（1940）、Shepperson（1953）、Middendorf（1960）、OBrien（1966）、Letiche（1969）、Jeremy（1977）、Dowty（1986）、Backhaus and Wagner（1987）、Davis（1988）、de Soto（1989，第201 页）和Mokyr and Nye（2007）。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

小约翰·科菲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上）

序言

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下）

1.跨境掉期的困境

2.“沃尔克法则”与体制改革

3.《多德——弗兰克法案》存在过多的域外效力吗？

4.结论：“软法律”范式下的缝隙

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上）

小约翰·科菲[1]

序言

本文有意用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标题：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过去那些研究“法律冲突”的学者大概会将其称为“矛盾修辞法”，正如不久前最高法院的判决———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1，以及Kiobe诉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案这两个案例2———明确限制了美国法律的境外管辖权。即便是那些倾向于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国际法学者，也避免提及这种说法，转而称之为“全球金融监管”。因为在他们看来，国际金融监管是建立在基于共识而形成的宽泛的“软法律”（soft law）原则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得以实现的3。然而，这两个观点都忽略了很多东西，“治外法权的”（extraterritorial）这个不合时宜的词是不能被回避的4。

原因何在？第一，主要的金融机构通常狡兔三窟，除非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authority）得到了承认，否则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高风险业务放到国外，从而逃脱本国的监管。第二，要想有效地监管系统性风险，一国不仅要对国内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常常还要监管其交易对手。因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仅仅是“大而不倒”，有时候往往是“密（联系紧密）而不倒”。第三，一些国家发现，通过为金融机构提供逃避监管的庇护所（即本文中所言的“金融赌场”5）从而在监管套利中获利符合它们的利益。这些国家、相关金融服务业以及本来就对此持消极或漠不关心态度的其他国家，将会抵制严格的“软法律”标准，宁愿对“软法律”持模棱两可的态度。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形成较为完备的“软法律”标准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主要金融国家主张监管的域外效力，这样就会产生很强的激励去推动因缺乏共识以致迟而不决的国际组织来颁布“软法律”标准。因此，这种域外效力的主张可被视为完备的“软法律”标准形成前的一种过渡。无论如何，美国和欧盟都主张这种域外效力，特别是在关于衍生品的场外交易领域。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不再约束域外管辖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明确指明了这一点6。这是国会在面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崩溃而采取的应对之策。在2008年，由于其交易对手雷曼兄弟公司的保证金出了问题及其随后的破产，这家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受到牵连，不得不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82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7。尽管（1）信用违约互换本质上是使交易双方暴露于大量信用风险的长期债务，（2）许多在交易所进行的短期交易都要遵从必须提供抵押物的监管要求，但在一个不透明和监管不力的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上，无论是美国国际集团还是其交易对手都不需要对方提供保证金作为其债务的抵押物。

因此，在2008年，当美国国际集团濒临破产的状况日益显现时，它的交易对手才后知后觉地提出要求其追加保证金，而这远远超出了美国国际集团的支付能力。如果美国国际集团被迫破产，也许将面临金融危机在全球扩散的危险，为了应对这种不利情况，美国政府增加了对它的信贷，并为美国国际集团欠其交易对手的债务提供担保。对于震怒的国会来说，美国国际集团的崩溃所带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1）在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市场中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债务；（2）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通过海外业务承担了无法承受的风险（就像美国国际集团通过一个不受监管的英国分公司所做的那样）；（3）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将会持续陷入一种虚幻的感觉中，即由于在场外交易市场中购买了保险而远离了风险。总之，美国国际集团的崩溃暴露了监管套利的风险和对系统性风险控制的必要，这较之于雷曼兄弟的破产更甚。

国会还认识到，一旦尘埃落定，大型金融机构很可能还会谋求监管套利，而可以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标准依然付之阙如。更严重的是，在全球达成充分共识之前，国际层面上有意义的改革被无限期拖延。这就如同寻找圣杯，要得到国际范围的认可更多是靠探索而不是直接发现，并且这个过程会无限延续。基于此，国会的选择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部分内容具有域外效力。8

欧盟以一种更加悄无声息的方式也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认识，同样主张域外管辖权。有点讽刺的是：尽管美国因其明确的域外管辖权观点而饱受诟病，但欧盟对场外衍生品所采取的立场却并无二致。9

这个评价并不否认坚持域外管辖权会导致摩擦。这种摩擦在近期美国和欧盟针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实施的协商过程中显露无遗，尤其是在涉及跨境互换方面。美国方面有人担心，由于域外管辖权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广，主要金融机构可以轻易地将高风险业务置于美国境外，从而有效规避《多德——弗兰克法案》推动的改革10。欧洲方面则担心，美国认为自身领先的金融实践可以应用于世界各地，这种做法无视其他国家的主权，仿佛早先的美帝国主义又在卷土重来。11

然而，尽管内容并不完善并且是临时的，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在这次艰难的谈判过程中，主要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12充其量是个陪衬，真正的谈判双方是美国监管机构和欧盟委员会。13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一个新概念上：“替代性监管”（substituted compliance）。14在这个方面，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法律和东道国的法律是否存在“功能对等”（functionally equivalent）15。如果存在对等性，那么对美国的实体行使域外管辖时就应遵从东道国而非美国的法律。这种做法仍涉及对域外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如果两国法律不是“功能对等”，那么美国法律将优先于东道国的法律），但它更易让人接受，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强烈的支持。尽管如此，其逐渐被接受必然导致进一步的问题：“替代性监管”的成本有多高？尽管它在金融服务业和海外都备受期待，但本文仍认为，这个概念尚未受到必要的严格审视。有时，它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替代性监管”的态度也不统一。与证券及衍生品监管机构不同，银行监管机构依然青睐较为传统的管辖区域观念，对“替代性监管”不以为然16。这种差异也需要理性看待。

较之于我们最初提出的“替代性监管”的成本和效益问题，本文更加关注如何成功实现国家间的金融监管合作。毫无疑问，这种合作是必要的，并且美国“帝国主义”式的做法终将受到抵制。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在金融监管方面达成的共识是依靠“软法律”，也就是由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公布的宽泛的、非强迫性的、有时还有点理想化的原则。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求有比软法律更快更有力的措施。

当前还存在另外一种选择：“微型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17，相对于“多边主义”，“微型多边主义”关注的问题是：针对一个特定问题要达成一个可行的方案最少需要几个国家。尽管多边协议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进行协商（假设该过程是成功的）18，但“微型多边主义”却可以通过双边或有限的多边谈判更快地达成解决方案。本文认为，“微型多边主义”的方式在解决金融监管问题上是有优势的。在金融服务机构抵制改革和部分国家从监管套利中获益的情况下，“软法律”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关于跨境互换的新戏剧可能又一次落幕———尽管主角不同，结局各异，但基本的主题依然是利益冲突。

之所以偏爱“微型多边主义”的方法以及对域外金融监管持保留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对软法律的缓慢进展及其空泛不严密产生了质疑，软法律很难管得住金融服务业。不仅如此，它依赖于一个事实，即只有金融大国才有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明确动机。19主要金融大国———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也的确在2008年的危机中受到影响，而金融不够发达的其他国家却在很大程度上避过了此次灾难。20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08年危机中受损的国家应该更有动力防止重蹈覆辙，而那些没有受影响的国家则可能对从监管套利中获益更有兴趣。可以肯定的是，软法律的支持者可能会坚持认为，美国再也不能统治世界，有人还会补充到，即使《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美国监管当局域外管辖权，但由于国际上的一致反对，美国也无法有效行使这一权力。21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事实。美国试图实施的域外管辖过去曾经失败过（最主要的是在反垄断方面）。22

不过，美国不太可能去欺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反，它似乎越来越有可能通过对“替代性监管”这个新观点的阐释来达成妥协。然而，“替代性监管”依然停留在新颖且难以捉摸的概念层面上，对它的合理运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使金融服务业能够大打擦边球，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迂回应对。相反，我们看到美联储对于这个原则却相当地不以为然，以至于在新采纳的“沃尔克法则”中对此根本未曾提及，依然采用传统的领土观念来划分监管职权。23

在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本文将提出两个论点：第一，为了能让替代性监管发挥作用，其基本原则必须由拥有合理动机，即那些真正暴露在系统性风险之中的国家来确定。第二，因为美国和欧盟有合理动机，所以它们需要主动开放这种“小范围”对话，以确定怎样才能实现高度的“功能对等”，从而满足“替代性监管”。从程序上看，它们应该首先就相关标准达成一致，并引导其他主要参与者认同它们的标准，而不是等待形成全球共识和一致认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美国和欧盟有强烈的经济激励来控制系统性风险，其原因在于在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它们有可能会承担大部分成本（因此，它们会在风险控制方面上进行大量投资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而其他国家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成本。因此，如果必须要等待全部国家达成同一的、普遍的标准，那么最终的监管极有可能会变得迟滞不前、力度不够以至于容易逃避。24

前述强调双边谈判和有硬性约束的法律的微型多边主义方法，要依靠于一个经济基础，这一点事先就要说清楚。软法律的支持者多少有点天真地认为，金融监管比其他形式的国际监管要简单，无非就是个协调问题。25但这忽略了监管套利的强烈激励。金融监管在分配方面会产生影响，不同的法律规定会导致不同的利益得失。此外，由于不具硬性约束的“软法律”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这使得一个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更容易去违背和无视过去的承诺。26因此，指望“软法律”是宽容的、温和的，使每一个国家能够各述诉求，则一定会事与愿违。

最终，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27。所有的国家都期待实现系统性稳定，但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由其他国家来支付维持系统稳定的成本。除非被强迫支付成本，否则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能“搭便车”，指望着美国和欧盟在金融危机再度蔓延时会资助全球的救助，以遏制世界经济的萧条。很显然，金融危机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跨境蔓延，也可以影响全部的重要市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将系统风险的成本内部化，因为它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28另外，一个实行宽松、自由政策的国家是有可能利用监管套利来吸引业务和获得利润的。29鉴于这种不对称（例如，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宽松的监管政策获利，却不一定要为金融危机蔓延所带来的高成本买单）。不难预见，提高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全球标准将遇到重重阻力。因为任何国家———发达或不发达———都可能成为缺乏监管（或监管宽松）的交易的司法管辖地，可以预期，监管不足的市场仍会有生存空间。

本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导致“公地悲剧”的前提条件都是存在的。30特别是，因为（1）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向那些希望与之开展交易者提供“金融赌场”，以及（2）许多国家自己没有将成本内部化却希望别国这么做，有些国家会像“搭便车者”一样，更希望别人去承担成本，并在有利可图时鼓励监管套利。从“公地悲剧”的角度看，这一切都是可预见的。“公地悲剧”一直是环境法学者解释自然资源被消耗的基本范式。31最近，法学家们已经扩展了这个范式，以此来解释公共基础设施的相关问题（如通信、交通以及医疗体系）。32一些较早的研究者曾经指出过“公地悲剧”在金融市场的适用性。33由于导致“公地悲剧”的关键经济前提是“非排他性”，因此这个视角在国际金融市场也同样适用。在任何单一的市场上（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参与者可以将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市场参与者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只关注国内的活动和交易，那么为了防止出现“公地悲剧”，单一国家也可以设计出一套治理结构（管理机构，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责任规则）。但交易商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可以远遁到外国的司法管辖区，这时（也只有这时）非排他性这个前提条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一旦我们认可“公地悲剧”这个分析视角，这就意味着，除非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否则那些为系统性风险承担了大部分成本的金融发达国家将会感到沮丧和迷惑，因为它们不能禁止境外交易。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可以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通过禁止本国金融机构在那些未能遵从它们标准的市场中开展交易，从而有效地对付那些“搭便车”的国家。坦率地说，美国和欧盟联合形成的市场力量可以实现这样的结果。

一国不必亦步亦趋地按照上述分析来实现类似的基本目标。如果对监管方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不进行引导，一些国家要么出于漠不关心，要么认为大国会在金融危机时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就会对其管辖区域内监管不严的市场持容忍态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或多或少有发生过）。34这些监管较少的司法区域基本上都是搭便车者，他们预计（这或许很精明）其他国家将负担系统性风险的成本（包括大量的救助成本）来保证经济的稳定。这些搭便车者也许会和那些试图逃避更严格金融监管的大型金融机构一起，在抵制（或者至少对此漠不关心）更强监管方面形成共谋。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市场参与者只要能够拖延金融大国采取行动，他们就可以不断改变活动区域以规避限制性监管。从措辞上看，那些金融改革的反对者可以紧密团结在一个最好的防御性口号下，那就是国际监管不能先于共识。

就跟其他的公共物品问题一样，公共政策需要找到一个对搭便车者征税的方法，这里指的是那些对缺乏监管的金融市场持容忍态度的国家。本文将探讨怎样达到这个目的，但也建议金融大国应当阻止本国金融机构（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在缺乏足够监管的境外市场上的交易，以保护自己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在许多国际法学者的眼中，这种建议与尊重主权和寻求一致性的观点存在着矛盾。用国际法的语言来说，这个建议坚持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非强制性的软法律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是宽泛而有些理想化的、有助于国际监管网络扩展的一般原则将只允许适应性强的市场参与者继续照常开展业务。相反，在微型多边主义谈判中还需更多的努力，而且只有负担最终成本的国家才能有动机使市场规则更合理。

然而从现实来看，美国不可能单方面将其政策偏好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要有选择。什么时候在不受管辖的区域中坚持自己的政策偏好才是必要的呢？本文关注的是“公共物品”视角，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它可以为更具进取性的域外金融监管方法提供一个理由，这个方法适用于一些情况，但不是全部。把它们区别开很有必要，但这应该是基于原则之上的，而从这个视角看是可以产生原则性区别的。

本文将集中于两个差异很大的国际金融监管的例子，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点是都在探寻如何控制系统性风险，但在其他方面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讨论最近的一个争议，即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基于域外管辖权对跨境互换交易的监管。然后，它将转向更有争议的“沃尔克规则”，该规则阻止主要的金融机构（包括国内机构和在美国有分支的外国机构）从事自营交易或拥有对冲基金或为其提供资金。35这两个例子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有很大的区别。根据20国峰会达成的监管共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致力于对互换交易和其他场外衍生品的监管。相比之下，“沃尔克规则”只是一个独特的美国式创新，其他金融大国没有与之相似的规则。由于种种原因，二者域外管辖权的范围有很大不同，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成本与收益。（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561 U.S.，130 S.Ct.2869（2010）.

2. 569 U.S.，133 S.Ct.1659（2013）.

3. 见David Zaring，Finding Legal Principle in Global Financial Regulation，52 VA.J.INT’L LAW 683，687（201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被设计成这样一个架构，国内机构通过国际网络来实施，它充其量可以被称为“软法律”，也就是说，不具硬性约束力的“法律”）。同时也可见注释68—70以及下文。“软法律”有很多定义，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基本不具有硬性约束力（尽管不遵守“软法律”可能需要付出一定代价）。若想更好地了解，请见CHRIS BRUMMER，SOFT LAW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RULE MAKING IN THE 21 ST CENTURY 111－14（2012）。

4. 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通过国际合作而被强调的“软法律”，代表了国际监管者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了在灵活的市场参与者面前维护权威而做出的努力。请见，例如，Chris Brummer，Territoriality as a Regulatory Technique：Note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79U.CIN.L.REV.499，501（2010）（文中主张建立一个框架，来考察作为国际金融法来源的国家监管者所扮演的角色）。其他的学者认为，这种强调相互认可和全球化竞争是掩盖利益集团为重要商业团体谋取利益的手段。请见Steven M.Davidoff，Rhetoric and Realit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egulation of Foreign Private Issuers，79 U.CIN.L.REV.619，620（2010）。仍然有其他一些学者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辩护，认为这个法案的域外效力很好地保护了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请见Michael Greenberger，The Extraterritorial Provisions ofthe Dodd － FrankAct Protects U . S . Taxpayersfrom Worldwide Bailouts，80 UMKC L.REV.965，985（2012）。尽管本文作者在很多领域与其他学者所见略同，本文试图在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

5. 即使是“软法律”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在存在“系统性风险”的监管下，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监管的代价与收益大相径庭。因此，Chris Brummer教授这样写道：“有些国家可能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坏的’金融产品的净出口者。在这些案例中，国家缺少相互合作并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的动力。相似的，对于一些比较小的、资本不充裕的国家，除了一些较弱的监管措施之外，没有更好的吸引资本的方法。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吸引金融交易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并采用较弱的监管标准，因为他们在规则方面本来就‘一无所有’。”参见Chris Brummer，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Works（and How It Doesnt），“99 GEO.L.J.257，270（2011）（以下简称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Works”）。这篇论文认为很多国家更倾向于保持较弱的监管（例如，经营“金融赌场”），因为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一般来说，资本匮乏的国家不会承受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因此它们也没有动力通过合作来降低这些风险。

6. 在Morrison v .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130 S.Ct.2869，2878（2010），最高法院宣称“如果一项法律没有明确提出域外效力的申请，那么它就没有这种权力。”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反复表明，它将要进行域外适用。在互换交易中，《民权法案》第七条包含了详细的对域外效力的描述，相同的描述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也能找到。请见注释31—32及下文。不仅如此，“”Morrison案法庭拒绝任何更加清晰的描述的需要，并认可上述条款是有效的：“如果‘明确的法规’意味着有域外效力，那么我们不认为这种假设是属于法律法规。确实，内容也是可以商榷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一起证券诈骗案树立了证监会以跨境监管为基础的权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29P（b）部分将27（b）部分条款加入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将22（c）部分加入了1933年《证券法》，以此来恢复之前的行为或影响（但仅仅是为证监会，而不是私人行为）。请见Dodd－Frank Act of2010，Pub.L.No.111－203，124 Stat.1862－63（7月21日，2010）。到目前为止，很多案例在条款929P（b）是否有效地达成了其既定目标而产生争执。将SEC v.Gruss，859 F.Supp.2d 653，661（S.D.N.Y.2012）（它发现条款929P确实恢复了证监会主张跨境监管10b－5的管辖权）与SEC v.A Chicago Convention Ctr.，L.L.C.，No.13 C 982，2013 U.S.Dist.LEXIS 109936 at 7，32－33（N.D.Ill.8月6日，2013）（它发现条款929P并没有不对问题做出决定就恢复之前的第二巡回法庭法条）比较。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只讨论实质性金融监管，而不包括反欺诈诉讼。

7. 关于这次救助的详细情况，请见William K.Sjostrom，Jr.，The AIG Bailout，66 WASH.＆LEE L.REV.943，945（2009）。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三天内美联储便插手AIG，关于此事的评论请见Andrew Ross Sorkin，Bids to Halt Financial Crisis Reshape Landscape of Wall St.，N.Y.TIMES，Sept.15，2008，at A1；Eric Dash and Andrew Ross Sorkin，Throwinga Lifeline to a Troubled Giant，N.Y.TIMES，Sept.18，2008 at C1。有关1850亿美元数据，请见Joe Nocera，Hearings That Arent Just Theater，N.Y.TIMES，July 3，2010 at B1.

8. 见Greenberger，前注4，第968—969页。

9. 尽管美国的政策的批评者和美国银行的游说者经常把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描述为“唯一并在域外管辖权方面执行我们法律”的金融监管机构，但实际上欧盟已经在同一时期做了很多。欧盟关于跨境互换交易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条例（“EMIR”），它于2012年初通过，在附注51有进一步讨论。与《多德——弗兰克法案》一样，EMIR也对非欧盟实体之间的交易做出规定，“当这些交易对欧盟有直接的、实质性的和可预见性的影响，或者对防止打击逃税有必要时”。见Shearman＆Sterling LLP，United States：Actions Required Under Derivative Reforms，MONDAQ.COM（Aug.6，2013）。这些观点与《多德——弗兰克法案》第722部分基本相同。见下文附注32和相应的文字。对于细节和一些对EMIR的评论及相关方案，参见Guido Ferrarini and Paolo Saguato，ReformingSecurities andDerivatives Trading in the E . U .：From EMIR to MIFIR，13 J.CORP.L.STUD.319－，35759（2013）。

欧洲证券监管机构ESMA，在2013年7月17日发表了一份咨询文件，涉及为了防止非欧盟的交易对手抵制EMIR会采取的一些标准，这些措施再次与CFTC和SEC发布的解释指引相类似。直到2013年9月16日，ESMA的论文才对外公开接受评论和咨询。因此，这是一个持续的事件。

不过最关键的是，欧盟和美国的行动非常相似：都在关注域外交易对自身管辖权的影响并回避潜在威胁。参见注释29至34及相应正文。

10. 2013年7月12日，在“跨境交易最终指导意见”被批准的公开会议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在他最初的声明中强调，大型美国金融机构能够而且确实通过离岸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进行交易，特别是在那些缺乏监管的司法辖区，如开曼群岛。具体来说，他在此声明中强调：（1）美国各大型银行都有遍布全球的2000—3000个法律实体；（2）一些美国银行仅在开曼群岛就有几百名职员；（3）“雷曼兄弟有3300个法律实体”；（4）花旗集团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离开伦敦之后，又设立于开曼群岛；（5）美国贝尔斯登“偿债对冲基金……是建立在开曼群岛的管辖区中”。详见U.S.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N，OPEN MEETING TO CONSIDER CROSS－BORDER FINAL GUIDANCE AND CROSS－BORDER PHASE－IN EXEMPTIVE ORDER 9－11（2013）。

11. 到2012年，一些财经媒体都断言，“美国将越来越被视为是全球的威胁，它自己单方面采取侵略性的新市场规则……它的新流行语……‘域外效力’，或ET。”见参见HuwJones，ET，the New Alien Scaring Global Markets，REUTERS，Feb.5，20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05／us－financial－regulation－et－idUSTRE8140DV20120205。直到2013年9月份，欧洲的媒体继续警告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帝国主义”正威胁全球交易。Tom Braithwaite and Michael McKenzie，U . S . Rules Endanger Derivatives Reforms，FINANCIAL TIMES，Sept.27，2013 at p.1。一些权威的美国评论家都同意这个评估，认为CFTC已经不自量力。详见Edward F.Greene and Ilona Potiha，Issues in the 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 ofDoddFranks Derivatives and Clearing Rules，the Impact on Global Markets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CrossBorder and U . S . Domestic Coordination，8 CAPITAL MARKETS L.J.338（2013）（以下简称“Issues i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Dodd － Frank）。文章作者赞同美国和欧洲合作的必要性，但认为“替代性监管”的概念对该进程的实质性指引来说还是太过空虚。

12. 对于最近的这些“跨国”机构的概况，参见Stavros Gadinis，T he Financial StabilityBoard：The New Politics ofInternational FinancialRegulation，48 TEXAS INTL L.J.157－，15861（2013）。

13.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与服务部的专员Michel Barnier，是代表欧洲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关键人物。详见Press Release，CFTC，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CFTCReach a Common Path Forward on Derivatives（July 11，2013），可登录网站http：／／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pr6640－13。

14. 介绍并支持此概念的文章详见Ethiopis Tafara＆Robert J.Peterson，A BlueprintforCrossBorder Access to U . S . Investors：A New International Framework，48 HARV.INTL L.J.31（2007）；Edward F.Greene＆Ilona Potiha，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Reach ofDodd － Franks Volcker Rule andMargin Rulesfor UnclearedSwaps——A Callfor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7 CAPITAL MARKETS L.J.271（2012）（此后简称“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Reach ofDodd － Franks Volcker Rule”）。可参阅Greene＆Potiha，Issues i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Dodd － Frank，注释10。

15. 详见Greene＆Potih，Issues i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Dodd － Frank，前注10，第338页。

16. 详见下文注释68—73及附文（讨论“沃尔克法则”的部分）。

17. 本词由《外交政策》常驻编辑Moises Naim首次提出。参见MoisesNaim，“Minilateralism：The magic number to get real international action，”FOREIGN POLICY（June 18，2009），详见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6／18／minilateralism。

18. Moises Naim提到“最近一次运用微型多边主义而成功达成贸易协定是在1994年”，“1995年达成国际防核武器扩散协议”，同上。

19. 详见Brummer，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Works，或见上文注释5，第309页（“富裕发达国家通常在金融条例制定中要承担更多风险”）。

20. 详见Bruno Wenn，Exceedingly High Interest Rates，DANDC.EU（2013.1.25），参见网址http：／／www.dandc.eu／en／article／european－bank－regulations－would－do－well－learn－their－latin－american－counterparts（“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对抗2008年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展态势出奇良好”）。

21. 详见Greene＆Potih，Issues in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Dodd － Frank，前注10，第341—342页（解释了在最初被认为富有侵略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怎样导致了国家不寻常的发展并招致外国监管机构公开批判，最终迫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回应会“更新办法”）。

22. 几十年前，《谢尔曼法》的域外适用（主要透过私人反垄断诉讼）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导致阻却法和加税补偿法的通过，这些法律旨在抵消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参见P.C.F.Pettit＆C.J.D.Styles，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UnitedStates AntitrustLaws，37 BUS.LAW 697（1982）（查阅这些法规）；John H.Chung，TheInternationalAntitrust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ct of 1994 and the Maelstrom Surrounding the 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 ofthe Sherman Act，69 TEMPLE L.REV.371（1996）（概述了《谢尔曼法》管辖权问题在美国法院及关键问题上的发展）。比照In re Uranium Antitrust Litigation，473 F.Supp.382，385（N.D.Ill.1979）（指出九个被告没有出庭、答辩或辩护的反垄断投诉）。然而，与监管衍生出的现实差异相比，更极端的冲突在于美国现有实质性政策和其主要盟友间的冲突。

23. 请参照下文以及注释73—90。

24. 在这一点上，美国曾一直避免将金融监管改革这个话题带到国际的谈判桌上，尤其是那些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上面。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美国曾以担心“谈判将会被银行利用来规避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导致的严苛规则，就像是欧洲国家们利用同样的方式推迟了自己的改革”为借口拒绝“将金融管制整合的框架内容包含在谈判的内容中去”。请参考James Politi＆Alex Barker，White House Setfor WallStreet Clash Over Trade Talks，FINANCIAL TIMES，July 8，2013 at p.1。

25. 国际法的学者们将国际金融法概括为“协调问题”，因为他们假设各国金融法规的制定者有共同的目标和主张。参见Anne－Marie Slaughter＆DavidZaring，Networking Goes International：An Update，2 ANN.REV.L.SOC.SCI.211－，21720（2006）。有着相似想法的学术思想经常假设国际金融法是一种“低级政治”。参见KalRaustiala，The Architecture of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43 VA.J.INTL L.1528－29，，（2002）。但是我们一旦认识到国际金融法有分配效果，这些主张就不太能站得住脚。对此观点的批判文章，请参照Brummer，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Works，前注5－，第260261页，同样可参照下文注87—89以及下文。

26. 参见Brummer，H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Works，前注5，第271页（软法律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提供可信承诺的有效手段，因为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国家往往会违背那些不成文的承诺）。

27. 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分析，请参考William H.Oakland，Theory ofPublic Goods in 3 A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485485－，99，502－22（Alan J.Auerbach＆Martin Feldstein，eds.1987）；还可参见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14（1971）。当然，按照定义，公共物品至少有两个特征：（1）“非排他性”，意思是生产者没法在不让他人受益的情况下只让消费者一个人受益，（2）在满足一个人的消费的前提下不减少对其他人的供给。教科书中关于公共物品的典型例子是灯塔：所有人都能使用，而且一个人使用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因为从公共物品中获益的人并不一定要为其支出，而且考虑到一些“搭便车”者可以不需要为其支出，故公共物品不能轻易地在自由市场中得到资金支持。为了支持公共物品，这些“搭便车”的人必须缴纳税款。在本文中，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御将惠及所有人，但是成本并不一定平均或者成比例地分担，而且“搭便车者”也会逃避成本。

28. 那些没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小国对于金融危机传染的恐惧感也就越小。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中，即使是一些主流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受到的打击也比美国和欧洲小很多。请参照Chris Zappone，Australia Dodges Recession，SYDNEYMORNING HERALD，June 3，2009，可以登录www.smh.com.au／business／australia－dodges－recession－20090603－buyq.html；cf.BulentGokay，The 2008 World Economic Crisis：Global Shifts andFaultlines，www.globalresearch.ca／the－2008－world－economic－crisis－global－shifts－and－faultlines／12283（比较了2008年经济危机在不同经济体中的影响）。就此而论，CFTC主席詹斯勒对开曼群岛持续的关注（见前面注释9）至少说明了一个现实问题（即使这不见得衍生品的场外交易会出现在那里）。

29. 对于Brummer教授的类似观点，请参照上面的注释5，第267页。36“公地悲剧”是一个标准的法和经济学问题，在两种情况下这种问题会凸显：（1）禁止参与者分享或者是从事某项活动是不太可能的（非排他性）；（2）一些参与者不需要将强加于其他参与者的成本内部化，参见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the Commons，162SCIENCE 1243，1244－45（1968）。通常情况下，这个悲剧的结果是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例如一些被过度放牧的牧场和过度捕捞的鱼塘或者被污染的空气）。在这里，如果不能阻止美国经济实体在外国市场交易将会导致一个结果：危险的活动会持续进行直到经济危机的降临。“替代性监管”在这种情形下可被视为一种将美国的实体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方法，而且被证明可行，因为其他国家并不会将可预见的成本内部化。

30. 参见Elinor Ostrom，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144－57，173－79（1990）（研究了渔业以及其他自然资源）。

31. 请参见Carol M.Rose，Big Roads，Big Rights：Varieties of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Their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50 ARIZ.L.REV.409，413（2008）（将此观点应用于交通基础设施）。Brett M.Frischmann＆Mark A.Lemley，Spillovers，107 COLUM.L.REV.257，272－73，281－82，293－98（2007）（将此观点分别应用与IP或创新领域，或者通信基础设施）。

32. 请参见Steven L.Schwarcz，Protecting FinancialMarkets：Lessonsfrom the Subprime Mortgage Meltdown，93 MINN.L.REV.373，386（2008）；Kristin N.Johnson，Things Fall Apart：Regulating the Credit Default Swap Commons，82 U.COLO.L.REV.167，147（2011）（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公地”文献可以为发展一种治理模式提供指导，这种模式更好地反应大众对金融市场系统里的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预期）。

33. 请参考Brummer，前注5，第267页。

34. 请参考Raustiala，前注17，第三页（他指出在争辩中的一方非常赞同一个观点，即一个国家不会减少它的实力或影响力，而且政府会逐渐增加与其他国家中相同利益者的联系）。

35. 最后的法规贯彻了“沃尔克法则”，“沃克尔法则”是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13年10月10日共同制定颁布的。但是“沃克尔法则”在正式启用前有一个适应期直到2015年7月21日。请参考SEC Release No.BHCA－1；File No.S7－41－11，RIN 3235－AL07（December10，2013）（禁止和限制自营交易以及与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之间的某些利益关系）。

36. 请参考Greene＆Potiha，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Dodd － Franks Volcker Rule，前注13，第271—272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吕赫 王继帅 邓曦 译 崔馨元 校）

[1] John C.Coffee，Jr.，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AdolfA.Berle讲席教授以及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作者感谢Chris Brummer、Merritt Fox、Guido Ferranini、Franklin Gevurtz、Edward Greene和Ilona Potiha的有益评论，但文责自负。

金融监管的域外适用
为什么外星人回不了家（下）

小约翰·科菲[1]

1.跨境掉期的困境

A.场外衍生品市场。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衍生品场外交易（OTC）市场所形成的特殊风险威胁着全球金融稳定，从而凸显出金融改革的必要性。首先，那些未偿付的场外衍生品合约的名义金额，在2011年已经超过了700万亿美元，债券市场和其相比都小巫见大巫29第二，尽管所有的证券和衍生品都会带来市场风险，但场外衍生品交易却非常独特，它还受制于交易对手的风险，即关键的交易对手也许不能兑现之前的承诺（美国国际集团就是很好的例子）26a第三，由于合约是双方私下协商形成的，其价格、数量以及交易各方的身份都是不透明的，因而会带来潜在的可传染的金融风险26b最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担保是由私下协商确定的，而不像场内衍生品交易那样具有高度标准化以及初始和变动的保证金规定26c在竞争性市场中，掉期经纪商可能（无论明智或不明智）通过降低对手方的保证金来开展竞争。尤其是在经济中存在泡沫的时期，保证金太少就更需要营造一张足够牢固的安全网络，以面对日后的市场压力。

在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于这一年通过）时，美国国会对三件事情非常清楚：（1）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失败是由于其交易对手不能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引发的26d（2）美国国际集团的倒闭，使得美国纳税人不得不为一项182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埋单；26e以及（3）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位于英国的海外子公司执行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有效监管26f美国国际集团的教训使美国国会从开始就倾向于一种延伸管辖的方式，国会可不想因为美国金融机构的子公司进行轻率而又不受监管的场外交易而再次引火上身。

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20国领导人认识到优先解决场外衍生品问题的必要性，他们同意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实施强制清算、报告以及风险减缓的要求30设立清算所意味着衍生品交易的保证金标准（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交易对手的风险），但由于场外衍生品彼此千差万别，以至于难以实现在交易所交易或者在清算所清算。在这些情况下，必须详细制定风险缓解规则（包括保证金水平）。

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原因如下：第一，银行和其他大型掉期经纪商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场外市场的衍生品交易，这样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会更少受制于市场压力27a掉期经纪商有激励去抵制将差异化合同转化为标准化合同以便在交易所公开交易，这种措施能够增加交易的透明度。简单地说，透明度意味着竞争加剧，这样就会侵蚀掉期经纪商在私下协议的交易中所赚取的经济租金。第二，以伦敦为中心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据估计，在美国银行发行的全部衍生品中，55%75%——的购买者都是外国机构31事实上，在2011年信用违约掉期（CDS）的例子中，大概只有7%的单一卖方信用违约掉期业务发生在两个美国本土交易商之间，其余的都涉及外国对手32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指出，“跨境交易是常态，而非例外”。33

接下来，监管改革必须要解决地理位置不确定性的问题。因为场外衍生品不在交易所交易，它们没有任何明确的地理位置。掉期交易可以在两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之间发生，也可以在第三个国家登记，在第四个国家进行风险管理。因此，掉期交易不一定需要局限于美国本土，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到海外，只要这种迁移有利于交易商规避金融监管。因此，这种参与监管套利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国会对此大为光火，并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要求所有涉足其中的美国机构都应当遵从美国法律。30a

B.国会的反应。在此背景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七章主要关注衍生品市场，采取了美国金融监管中非常罕见的针对国外实体的若干规定。例如，法案的715条款（“阻止参与掉期活动的权利”）附带免责条款的规定：

如果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定，外国对掉期交易或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市场的金融监管有损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两家委员会中的任何一家在与财政部长协商后，可以阻止该国的实体机构在美国市场上参与任何掉期交易或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34

这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有效的警告，它所表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如果扰乱美国市场，则你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掉期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同样，《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722（d）条款大幅修改了《商品交易法》（CEA），明确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域外管辖效力，以下活动除外：

（1）与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有着直接或者重要的联系，甚至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2）违反了委员会制定或颁布的防范对本法案中由2010年华尔街透明度与问责法案所确定的任何条款进行规避的必要或者合适的法律法规。35

这种法律语言代表了适用例外的一个极端特例：除非在司法区域以外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significant）或者是“规避的”（evasive），则《多德——弗兰克法案》在此情形下并不适用。但是“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这两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忽视了这些实体的实际所在地，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其持有头寸的规模、潜在的风险敞口以及杠杆的高低上32a但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第七章将会影响美国以外的很多地方。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是欧洲最近的主要交易法规，即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适用范围同样广泛，测试方法也大同小异。36

《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七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减少系统性风险。它废止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关于对场外衍生品市场放松监管的部分内容33a第七章中还进行了职能分工，将掉期业务交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将基于证券的掉期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37总而言之，第七章修改了两类规则：（1）实体层面的规则（如要求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注册）和（2）以交易为基础的规则，即那些规范单个掉期经纪商（包括通过法规来规范资本、利润、风险管理、结算和交易）的内容38我们将主要集中于那些为了防止AIG式崩溃而新制定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强制风险缓释规则。

在这方面，有两个规定非常突出。第一，美国《商品交易法》的2（h）（1）部分要求掉期交易在清算所结算，除非交易的某一方获得豁免待遇而免于结算35a尽管这是为了使交易双方的风险最小化，但其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许多参与者和基础设施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取得了豁免资格。39

第二，《商品交易法》的4s（e）部分修改了对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对于未结算掉期交易的保证金需求（包括初始和变动的保证金）。40这条规定为存在于掉期经纪商及其交易对手之间的当前及潜在的风险敞口提供了担保（当然会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从而使得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不至于承担过多的风险，或者无法履行他们的义务。而且，《商品交易法》的4s（l）部分给予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要求独立第三方来监管保证金的权利。这些关于保证金的新规则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要求掉期经纪商从诸多交易对手那里获得初始和变动的保证金，从而增加进入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成本。

这样一来，这些条款和那些新法规的组合将加大掉期交易商和其他参与者的成本。41美国金融服务业迅速意识到，对其最有利的补救办法是，说服规则制定者采纳宽泛的“替代合规”38a理论，即美国掉期经纪商遵循《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如果交易发生在国外，那么符合东道国“实质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的监管要求即可。《多德——弗兰克法案》使得他们在与国外市场参与者的竞争中，在监管上处于不利地位并导致成本的增加，如果“替代合规”得以充分实施，那么美国掉期经纪商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风险。

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ETC）的立场。2012年6月，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近两年之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了“指引”（guidance），阐明了非美国居民何时适用该法案第七章中针对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的有关内容，最终解决了域外适用的关键问题42简而言之，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的指引远远达不到美国金融服务业的需要，使他们的预期落了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起初把它的决定称为“指引”而不是“规定”（rules）43在这个“跨境指引”下，拥有重要掉期头寸的非美国居民被要求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注册为交易实体40a（但在此注册只要求遵守有限的一些要求）。比这些注册要求更具实质性和更苛刻的是交易层面的监管要求，这些监管要求将适用于以下交易：（a）非美国居民与美国居民之间；（b）美国居民的海外分支机构与美国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之间；（c）非美国居民的美国分支机构与美国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之间40b这些实质性要求涵盖了结算、保证金、实时公开报告、交易执行和销售活动等方面40c例如，摩根士丹利的伦敦分支机构在伦敦和一个香港客户交易，或者巴克莱银行的一个子公司与位于世界任何地方的一个美国居民进行交易，都需要遵守这些要求。此外，如果巴克莱银行在美国开展经营，那么它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都需要遵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定。监管负担无疑将会很重，该指引只豁免非美国交易实体与非美国交易对手之间的交易，该交易对手不能是美国居民的分支机构。

实际上，按照该指引，只有非美国注册的掉期经纪商或者非美国主要掉期参与者才能豁免《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些交易商在与非美国居民交易时可以遵从国外相应的监管要求，以替代《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制性的交易要求。对非美国掉期经纪商的豁免也许会使美国交易商面临不利境地，可以预见美国居民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将处于竞争劣势。

虽然对非美国的掉期经纪商提出的豁免不一定有用，但这将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确认可供替代的国家是否满足其“替代合规”测试。因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似乎将专注于对外国监管规定的实质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实质可比性，40d这再一次增加了行业的忧虑。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的“跨境指引”引发了紧张的谈判和游说。美国国会很快形成了不同阵营。共和党人倾向于宽泛定义“替代合规”，同时共和党人把持的众议院立法授权所有的G20成员国自动达到“替代合规”的资格40e因为国会议员很少受到来自国外的压力（外国人没有选举权），所以这个立法看起来明显是金融服务业游说的结果。反之，在民主党人主导的参议院，八个自由派的民主党参议员写信给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要求堵塞掉期交易规则中的漏洞，声称不会将自己的法规“外包”给外国（例如，他们不应该认可“替代合规”）。44

然而，来自对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2013年4月，欧盟及其主要金融大国的财政部长们联合给美国财政部长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警告说如果欧洲的规则（尤其是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将导致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分裂45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提出了自己相应的规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其采取了一个更为保守的态度，以贴近金融服务业的立场，从而以一个更加广泛和易于接受的“替代合规”定义来削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影响46最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一个重要民主党委员放弃了支持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强硬立场47失去该议员支持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也开始通过谈判来让步，以争取获得多数支持。

2013 年7月，作为对各方压力的回应，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修改了它提出的指引48修订后的指引变动很大，但没有完全改变。首先，没有放弃它的核心主张，而是扩展了“美国居民”的概念，将其延伸至包括美国居民的海外分支和美国占多数股权的离岸对冲基金（直接或间接控股），或者主营业务所在地在美国的机构49其次，如果与非美国分支机构的交易基于善意（bona fide）的关系，可允许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通过“替代合规”大体满足《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例如，遵循其他司法区域的实质可比的监管要求），这是一个明显的让步50但如果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与美国居民（而不是某个美国银行的其他海外分支机构）存在交易，那么还是需要遵从美国的交易规则（海外分支机构不能依靠替代合规）51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在决定其他国家的某个特定类别的监管是否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类似时，可以使用“结果导向法”52但是，它没有采用许多人敦促使用的“整体性”方法，而且似乎准备仔细审查特定司法区域现行的实体法性质的法规。

相应的，非美国的掉期经纪商与美国居民及美国居民的某些附属机构做交易时，要求遵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交易层面的监管要求53因此，高盛的伦敦分支机构与美国居民交易时，必须遵从《多德——弗兰克法案》在交易层面的要求。但当它的欧洲竞争者与非美国居民及美国居民的某些附属机构交易时，可以通过相同的规则来竞争。类似的，一个英国银行与大部分美国居民交易时必须遵从《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但与非美国居民及美国居民的某些附属机构交易时则不需要。即当交易对手是一个美国居民时，替代合规将不起作用。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公平竞争（因此美国掉期交易商在竞争中还不至于处于劣势），但并不能减少系统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同时发布了一个无异议函（no－action letter），指出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规则实质上是一致的54这似乎暗示着在关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关键性交易层面监管要求上，欧洲的规则合乎“替代合规”的标准。这一点非常关键，正如无异议函中所说，目前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注册的80个掉期经纪商中有35个设立于美国之外，其中又有22个位于欧盟。55

为合理地争取更多的时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13年7月22日发布了一个豁免指令，该指令实际上允许将可比性的确定推迟到2013年末56其后的2013年12月20日，也就是这个豁免指令失效的前一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公布了对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和瑞士等经济体的一系列的可比性确定57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基本上做出了令这六个经济体都满意的关于实体层面的监管要求，但很大程度地保留了对交易层面监管要求的意见，只对欧盟和日本批准了数量有限的此类要求58同时，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两份无异议函，推迟对非美国掉期经纪商实行交易数据报告的规定59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华尔街日报》称，由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交易层面监管要求的批准设限，表明它对允许海外公司服从本国规则的境外监管的认识非常片面，这些举措很可能再度招致批评———美国试图成为全球金融的实际监管者。60

截至2013年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行动才进程过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指出，除了某些与美国居民的交易外，非美国的掉期交易商将普遍可以实行替代合规。但它并未确认，在大部分交易层面的监管要求（以及实体机构层面的监管要求）上，即便金融最发达的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是否已经基本达到“等同”，从而满足其“替代合规”的标准。57a

2014 年初，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盖瑞·詹斯勒（Gary Gensler）离职后，一切都变了，詹斯勒的激进风格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并不具代表性。57b詹斯勒的继任者，代理主席马克·韦金（Mark P.Wetjen），很快就决定改变詹斯勒之前的立场，并在更彻底和广泛认可的基础上接受替代合规。61《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月份之所以对于场外交易规则设定缓和时限，是因为美国的交易限制条件将于2014年2月15日开始生效。尽管欧洲“也确定了掉期交易规则实施的时限……有人担心不会像美国规定的那样严”62因此，美国放宽了其新规则对掉期交易商的要求，这一放松意味着在过渡时期内欧洲的掉期交易商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由于在实施时间和严格程度上存在差异，《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决定将鼓励银行将更多的掉期交易转移到欧洲，以规避美国试图实现金融交易透明化的严格规定。63

对于美国来说，替代合规将促使交易行为转移到监管相对宽松的海外市场，这一结果不可避免。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市场份额、收入和工作机会的流失。确切地说，损失的大小将难以估计。但这将是一个罕见的政策转变，不仅将美国暴露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同时也流失了它的市场份额及就业机会。这一政策转变的逻辑需要进一步的审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否要完全抛弃詹斯勒对于一些美国掉期交易规则域外适用的坚持，依旧是个未知数，但目前它的一切规定，相对于它的姊妹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说依然有些过激。第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于“美国居民”的定义涵盖了离岸对冲基金（这些基金主要被美国居民所持有，或主营业务在美国）57c第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可以继续坚持，不论本国或国外交易者与本国居民（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除外）进行交易，必须遵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而非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57d因此对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来说，替代合规只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适用。

D.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正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保证金规则的最终形式不确定一样，其关于替代合规的整体方法显然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更为严格。在其提出的跨境掉期交易规则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居民交易的监管并未逾越替代合规所及之处58a不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确地将其可比性分析合理细分成了四个独立的类别，这表明它将从四个独立类别的要求来进行替代合规的确定。如果一个外国司法区域监管效果的可比性满足了四种要求中的三种，那么委员会将批准有关那三种可比性要求的替代合规，但不允许第四种64这意味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方法的“整体性”较之于首次宣布时的更少，即便这四种类别中某一种的可比性接近甚至等同，对其他类别的可比性也不会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表示，预计将会做出一个针对所有相关要求的替代合规的决定，65它补充道：

例如，核心的实体层面监管要求涉及对一个实体的资本和保证金的监管，但是某些其他的实体层面监管要求（例如风险管理、一般的记录保存和报告、勤勉的监督）与资本和保证金联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预期将做出替代合规决定———基于整个机构层面的监管要求，批准有关资本和保证金的规定。66

因此，从系统风险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这些规则将在相关基础上进行典型评估。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认为，当开展掉期交易的实体是银行的时候，关于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方面的实体层面监管要求的决策不该由它做出，而应该由更合适的银行监管部门来决定67银行是最大的掉期经纪商，因此，尽管在形式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决定替代合规，但就最重要的监管而论，仍然要靠银行监管部门来做出决定（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来看）。

从程序上来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掉期经纪商将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替代合规决定提出申请，但其前提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外国之间要签订包含监管和实施等内容的有效的谅解备忘录。68

E.欧洲的反应和提议。2014年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要分歧在于给予美国居民多大程度的保护。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所有离岸交易被替代合规的新规则所监管（与美国居民交易没有任何特殊豁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要求当交易涉及美国居民（仅限于此）时，63a所有掉期经纪商一般情况下必须遵守其规则63b如果两个委员会判断外国的监管规则是功能等同的（按照不同的尺度），那就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尊重外国监管者63c然而，至今也没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可适用的欧洲规则（例如，保证金额度）。

就如美国一样，欧洲也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69自从2009年G20峰会关于场外衍生品监管达成一致意见以来，欧洲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非常缓慢的。在它的监管结构之下，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2013年12月，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三方会谈陷入了严重的僵局，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互相谴责对方。70这样的分歧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反映了美国的联邦制要远远强于欧洲。尽管美国在金融监管上的讨论很激烈，但是，单个州还是无法干预决议（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并不能反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控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但在欧洲，单个国家就能够反对并且推迟达成决议。可以预见，如果全球要达到一致性意见，这种分歧的情况会更加严重，行业团体擅长利用这种分裂的局面去延缓那些对它们来说成本较高的改革。71

如前所述，为了解决潜在的公共品的问题，本文建议使用微型多边主义策略来处理系统性风险。欧洲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困境显示了这种需要。简而言之，一些国家会反对或者推迟改革，因为，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分配后果，或者他们不想承担系统性风险危机的全部成本。因此，如果连欧洲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全球范围内的解决办法在短期内就更加不可行了（因为许多国家会抵抗他们所认为的来自美国的过度压力，达成的原则也可能因为含糊不清而难以产生太大的影响）。简而言之，需要协调的方面越多，一些团体实际上行使否决权、减缓或者阻碍改革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软法律的支持者则坚信标准的统一，他们忽略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由于积极性甚高的产业团体的阻挠，达成一致将困难重重。66a

考虑到这种情况，金融监管者应如何避免这种困境呢？目前的对策似乎只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在所提议的跨境掉期规则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期掉期经纪商及其团体将应用替代合规决定，例如，X国家的监管机制与美国是功能等同的。66b这将导致活跃在X国家的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的主要经纪商共同向证监会提交文件。这会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面临强有力的游说团体，几乎没有与国家X商讨和协调的机会。

相反，对于国家X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这样，在国家X的监管机制被认为具有功能等同之前，他们会共同讨论美国的监管者希望实现什么样的改变。这个结果会是一个平静的双边谈判。此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提议的规则下，美国的监管机构和东道国的双边谈判是必要的，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美国与东道国的监管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66c这种方法的主要优势是：（i）没有将东道国的法律视为静态的、不变的；（ii）它并没有将美国置于对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指手画脚的讨厌地位。相反，一个关于功能等同具体问题的更为平静的谈判即将开始。

可以确定的是，双边谈判面临外交问题。如果美国认为一些国家的法律是功能等同的（现在它至少要满足实体层面的要求），那么告诉其他国家，其法律制度不能满足功能等同，那简直就是在羞辱它们。这意味着该国的法律和惯例发展是迟缓的。

那么更好的策略是什么呢？理想状况是，美国（可能与欧洲合作）应该主动规定关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功能等同政策的关键因素。这些标准应该更加关注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因素（例如，资本、杠杆、利润等），而较少关注消费者保护或者商业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应在谈判之前宣布。想要实现功能等同的国家应提前自我评价，然后采取行动去遵循。激励它们的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不能与美国保持对等就意味着，在他们的司法管辖范围内美国的掉期交易商（即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不能和其他掉期交易商开展交易，至少在没有完全遵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的情况下就会如此。事实上，交易者不得不既遵守美国的法律又遵守外国的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方法就是在向不愿意与美国达成过渡协定的搭便车者征税。

此外，目前由于美国和欧洲关于掉期交易规则达成了局部协定（即使还存在许多空白），法律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美国和欧洲不仅产生了全球大部分的掉期交易，66d同时也具备了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其规则开展交易的较大影响力。如果美欧能够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就会告知其他经济体（例如，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加拿大、巴西等）需要考虑的功能等同的监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由于各经济体的情况不同，在认可另一套监管制度具有替代合规的资格之前，美国和欧洲可以事先主动地阐明它们所要求的最低标准是什么，而不是发起多边谈判或者是召开以国际协调为目标的全球会议。此举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许多国家仍在步履蹒跚地探寻如何设计它们的规则，而且在改革步伐上远远落后于美国66e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这样的引导将会有效地指引“前进的道路”。

2.“沃尔克法则”与体制改革

所谓的“沃尔克法则”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预防性条款，《多德——弗兰克法案》广泛禁止银行业从事自营交易，或者通过获取或持有股权、参与合伙以及其他所有权方式，或者以发起或资助的方式，参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并从中获取收益，也有一些例外72《多德——弗兰克法案》适用于（i）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73（ii）具有在美国营业资格的非美国银行控股公司，但是，当一家银行实体没有被美国银行实体直接或者间接所控制时，它发生在美国之外的交易将被豁免74这样，一家在美国只有一个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也要遵守“沃尔克法则”，除非它所做出的特殊交易决定完全发生在美国之外。在这种程度上，“沃尔克法则”确实具有域外效力，因为，最起码它要求在美国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也要承担重要的合规义务，促使它们只能将有关交易放在美国境外进行。

从理论上讲，美国的金融监管者可能还是愿意寻求关于“沃尔克法则”的替代合规的方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做到。相反，当美国的监管机构在2013年12月联合发布“沃尔克法则”的最终版本时，他们详细描述了“完全发生在美国之外”的含义75在最终的规则下，一家外国银行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银行实体（包括安排、协商或者执行购买或销售的任何人员）不得设在美国；

（2）决定购买或者销售的银行实体（包括相关人员）不能设在美国，或者按照美国或任何州的法律框架来组织；

（3）位于美国或按照美国或任何州法律组织起来的分支机构或者附属机构对购买或者销售收入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合并报表的方式入账；

（4）位于美国或按照美国或任何州法律组织起来的分支机构或者附属机构不得对交易提供融资；

（5）购买或者销售不得通过任何美国实体进行（某些有限制的情况除外）。76

不像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场外市场规则，“沃尔克法则”的法律基础建立在固有的主权和属地相结合的基础之上。按照这样的观点，即使在境外，美国银行也要受到监管（国家主权的主张），而外国银行只有在美国境内开展业务时才受到监管（即属地原则）。如果一家机构不是美国银行，而且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国外，它就不受“沃尔克法则”的规范，而且外国法律和美国法律的功能等同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种受到限制的方法不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可以想象到属地原则过于狭隘的情况。例如，在欧洲注册的银行可能有45%的业务在美国开展（以及对美国交易对手的广泛承诺）而且能够获准在欧洲从事自营交易，这将不会受到“沃尔克法则”的影响，但是，这种交易会导致失败。它的失败可能祸及美国的对手方，但是这种风险被“沃尔克法则”所接受。

从长远来看，目前的难题是，为什么是银行监管者，而不是证券和衍生工具的监管者，遵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定义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最初的原因可能是出于谨慎。欧洲对待“沃尔克规则”的态度是敌对和怀疑的。尽管国际银行家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反对，但是“沃尔克法则”的初始版本不仅在美国领土范围内适用，而且适用于全球所有在美国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77同理，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和服务委员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坚持认为，美国的法规对其他国家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是不可接受的78“沃尔克法则”的跨境使用可能激起政治风暴。

第二，历史记录。替代合规是银行监管者们以前从未采用过的新概念，银行监管者历来将银行业视为只能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经营的活动。相反，对于证券监管者来说，交易（包括场外市场的衍生工具）就是人人皆可为且无需特殊牌照的事情79此外，银行监管者将银行倒闭视为比经纪自营商破产更为严重的事件，因为可能有更大的外部性，因此，他们行使更广泛的权力去监管银行在全球范围的活动。

第三，在欧洲，“沃尔克法则”是否存在功能等同是存在疑问的（否则，讨论替代监管就是无意义的）。“沃尔克法则”是一种美国独创的法则，而不是由G20商定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而清算所、交易所和场外衍生工具的保证金都是改革方案核心部分）。74a

这一结论是有争议的。正如法律现实主义者所料到的，在功能等同问题上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洲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与“沃尔克法则”功能上相似（而远非等同）的结构性保护策略，被称为“围栏策略”（ringfencing），这一保障措施限制了从事自营交易的银行74b在2012年2月，欧盟委员巴尼耶在结构性银行改革方面聘用了高级专家组建了一个小组80高级专家小组由埃尔基·利卡宁（Erkki Liikanen）主持，通过举行听证会以及广泛咨询，在2012年10月出版了最终报告（即著名的“利卡宁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将有一定特殊风险的金融活动与传统银行区分开来是必要的81根据高级专家小组主席的观点，改革的目标是：

使得银行集团中对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在经济中为非金融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部门）更加安全，较少地与高风险的交易活动发生联系，至于银行集团的交易部门，则限制其明目张胆或者悄无声息地拿纳税人的利益冒险。82

具体而言，“利卡宁报告”建议，如果自营交易和其他重要的交易活动占据了银行业务的大部分，这些交易活动就应该被安排到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中83这样从理论上看，从事交易的子公司的破产不会危及传统银行。这较之于“沃尔克法则”的适用范围既变宽也更窄了，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交易（也包括非自营交易）和其他风险活动，84但是，如果交易的风险水平很低，它仍然允许银行在最低限度内从事一些交易活动。

对存款金融机构采取这种围栏策略的观点最早应用于英国。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CB）在2011年建议，应将大银行的零售业务分离到有审慎保障的独立的法人子公司85分离的零售子公司将会吸收存款并参与零售银行业务，但是它通常会被禁止进行大多数的其他形式的承担风险的业务。尽管“利卡宁报告”的内容并没有写进任何法律中，但英国强烈支持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的报告，英国政府承诺2015年将会出台必要的法律。86

实际的差别将围栏策略与“沃尔克法则”区分开来。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和利卡宁建议似乎主要关注的是保护客户的存款，以免纳税人提出财务救助的需求81a这样，如果客户存款得到了保护，它们将允许这家银行也从事高风险的活动（不同程度上）。相反，“沃尔克法则”似乎是要保护“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避免其倒闭，可能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倒闭会使得相互联系的机构形成一个倒闭的链条，冲击整个金融系统。此外，“沃尔克法则”的支持者会怀疑吸收存款的银行也许能找到方法去支持其从事证券交易的子公司（那是自寻烦恼），即使它不能担保后者的债务。因此，虽然围栏策略与“沃尔克法则”有着相似的目标，它们的预防性都不够，但在目的和禁止事项上，二者又相去甚远。

尽管它们有这些不同，银行监管者在某种情况下能够接受替代合规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出于种种原因，这看起来至少是合理的87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观念，并且认为围栏策略与“沃尔克法则”功能等同，这将允许美国的金融机构将自营交易转移到伦敦，成立独立的子公司，并将其与吸收存款的银行分离开来。结果会有明显不同。

打个比方，像摩根士丹利、高盛这种不从事传统商业银行业务，或者换个说法，一般不吸收或仅吸收少量存款的机构，88如果要改变它们先前的业务或者商业模式，就会被要求遵守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或者利卡宁的提议。在这样一个法律制度下，如果所有自营交易在英国境内完成，“替代合规”意味着：摩根士丹利或者高盛遵从英国的法律等价于遵从美国的法律。当然，按利卡宁报告所提议的标准，摩根士丹利或者高盛可能需要将所有的自营交易放到独立的下属机构，以保证这些交易与其他经营相隔离。这样一来，虽然成本会被拉高，但确实可行。总之，这个例子表明了“替代合规”的理念有多宽泛，也表明了与谨慎的银行监管相比，这种原则多么的具有颠覆性（就是说，如果被解读成允许美国银行规避“沃尔克法则”监管）。89

总之，尽管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说这三种方法（美国的“沃尔克法则”，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的提议，以及利卡宁报告）有相似的目标，但它们在功能上并不完全等同。单就“沃尔克法则”来讲，它禁止母公司承担特定的风险（而其他两个提议仅仅要求保护存款人）。84a尽管如此，你可以想象，银行业会辩解称这些有差异的法律制度在功能上应该是等同的。那也构建了下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些限制系统性风险的法规需要多严厉才能奏效？就域外适用法则而言，对于银行业、证券业监管能否做出行之有效的区分？

3.《多德——弗兰克法案》存在过多的域外效力吗？

美国法律需要像《多德——弗兰克法案》所显示的那样尽可能大范围地延伸管辖吗？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美国的金融监管者需要对美国金融机构的附属机构和分支机构的离岸业务进行管辖。银行业当局显然有这样的权力，而证券及衍生品的监管者迫于巨大压力不得不在“替代合规”的原则下顺从东道国的监管者。但美国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此，正如《多德——弗兰克法案》适用于在美国有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以及美国金融机构的对手方。84b有这个必要吗？

尽管2008年的危机确实昭示了离岸业务的危险性。然而，对于这些危险最为生动的诠释———AIG的崩塌84c———不应当被夸大。AIG的例子确实让人不安，但它可能被用于证明过多的事情。细想一下，它仅仅表明了一件事：在掉期交易中，不受监管的对手方可以导致金融崩溃。它并不足以表明，一家外国银行仅仅因为在美国存在着分支机构，美国监管者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对该外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管辖权。

更为一般的，一个基本的区别显现出来：较之于场外衍生品交易这一背景，在“沃尔克法则”的框架下，“公地悲剧”更加不可能出现。为什么？在经济学术语中，“公地悲剧”的一个典型特性便是：行为人可以通过将成本强加给别人来避免独自承担。因此，对于一个对衍生品交易不加监管的国家来说———只要这个国家不需要为金融风险埋单，同时还可以通过为世界提供金融赌场获利———这个国家便符合上述特性。如果某个国家允许国内领先的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活动（例如，自营交易），它就必须承担这些机构最终经营失败的成本，这与简单允许外国第三方在境内进行交易的司法管辖权截然不同（这样也许会导致监管套利带来的额外收入，这一司法权并不带来成本，即便是在危机发生时也是如此）。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开曼群岛允许外国银行在其国土上以低成本进行掉期交易，也不用缴纳保证金或者单独的抵押物，即便这样，它也要监管国内的银行（或者咽下苦果）。因此，我们不应当认为，如果没有了美国的跨境监管，外国银行就会变得不受管辖。的确，欧洲将它的银行用围栏保护起来的决定表明了这一点。这样看来，美国自然有权禁止美国银行的附属机构与分支机构在境外从事自营交易，但它在限制外国银行进行自营交易方面的权力则少得多。至多来说，它可以声称这些机构在美国境内进行自营交易将危及美国的利益。因此，减少“沃尔克法则”对外国银行的监管可能显得更加合情理。

换个方式来表述，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担心它们的银行是否会崩塌。但是仅仅因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境内经营就担心它们的坍塌是没有必要的，除非它们经营失败会伤及本国的对手方。AIG的故事中体现出的历史性失误在于，未能意识到它的清偿力不足影响到了全球范围的交易对手方。但那是个例外而非常规（之后将进行解释）。正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将本国银行业经营失败的成本内部化，此处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公共品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对于外国金融机构的境外自营活动的监管就显得有道理了，因为它们在美国有业务。

第二个独立的辩解也支持关于场外掉期交易与自营交易之间的差异，并且更进一步地解释了为什么AIG的例子是一个特例而非常规。实际上，仅仅在场外交易的背景下（特别是对于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长期合约的交易），外国对手方的倒闭才能导致作为交易对手方的本国金融机构的倒闭。相比之下，多数自营交易在交易所进行。在世界范围内，这类交易由可以消除（缓解）对手方风险的清算机构（或相似机构）进行清算，84d掉期交易的显著特性就是缺乏清算机构或者交易所，因此会带来严峻的对手方风险。这就是导致AIG的崩塌如此具有毁灭性并且需要救助的原因。即使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之后，对手方风险由于场外交易而继续存在，至少当掉期合约由于特别定制而无法在交易所中清算和交易时是这样。因此，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七章中所提到的背景下，对手方可以导致美国金融机构破产，而在自营交易的背景下，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因为对手方风险被降到最小。一般来讲，在自营交易的例子中，当交易双方中间存在着交易所时，对于持有者而言证券的风险较高，但对手方的风险很少，即使有的话，也很少可以搞垮交易的另一方。因此，在自营交易的背景下，美国对于外国对手方的监管显得不那么有必要。

回到中心主题，在国际背景下公共品的关键问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不需要内部化金融危机蔓延的成本。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一个小国可能对一个危险的金融赌博做出响应，其中所有交易者都是处在风险中。确切地说，我们在过去并没有见到任何国家有过这种行为，这是因为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以前，掉期交易在各个地方都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对于未来而言，小国由于面临较少的下行风险，它提供“金融赌博”似乎更可行，除非主要的玩家（例如美国和欧盟）阻止它们自己的金融机构参与这种交易。然而，一旦我们离开这个场外衍生品的市场，美国就没有充足理由来约束外国对手方。无疑，美国仍然有兴趣来约束它自己金融机构（及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离岸交易行为。但是，一个非美国银行的鲁莽的离岸交易行为（尽管它在美国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般不会对美国产生显著的影响，除非外国银行在美国经营的规模十分巨大。在此，《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触角或许伸得太远了；确实，一些人认为银行业故意制造了“沃尔克法则”的过度延伸，从而试图使得规则无法实施。90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境外银行适用“沃尔克法则”的情况是很有限的。它应当仅仅延伸到对美国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离岸行为，或许再加上那些主要在美国开展经营的外国银行。仅仅从对手方的失败将危及美国金融机构这个意义上讲，也为美国禁止国外实体开展自营交易奠定了基础（甚至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定之下）。91因此，即使国外银行的交易行为是在美国境内策划的，这似乎也不会影响到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这表明金融规则的制定者在定义“沃尔克法则”的域外效力范围的时候，做了正确的抉择，因为他们确实包括了世界范围内的美国银行，但外国银行仅仅基于一个地域的概念。

4.结论：“软法律”范式下的缝隙

克列孟梭说，战争实在是太重要了，因而不能留给普通大众来解决。金融监管曾经被认为最好留给独立的、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来处理，他们应当不受政治的扭曲影响92今天，金融监管实在是太重要，以至于不能留给技术官僚处理了。正如其他人形容的，独立的技术专家这种旧模式已经落伍了，正在转向“在世界范围内，后危机时代银行监管中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93随着这项转变，传统的国际“软法律”也面临压力。“软法律”的标准曾经由跨国监管网络来搭建，由独立技术专家所推动，而民选政府仅仅适度参与94这一进程通常构建了广义的一般原则，对自愿的最佳操作给出了建议，但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约束力的。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尊重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重视，还有更紧迫的事务要优先处理。

当前，希望达成一致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成了那些希望推迟系统性风险改革进程的人们的有利武器。达成一致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中性的目标，但仍然很需要国际合作。本文认为，最小多边主义、双边或者小群体协商是最好的折中办法。从这点来讲，一开始的问题便是：至少需要多少国家达成共识？在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这个领域，一个美国与欧洲的协议将有效迫使其余国家遵循已达成共识的标准。

“替代合规”所蕴含的危险不仅仅源自金融服务业希望摆脱限定的监管，也可能因为国家间前进的速度不一致。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在推进系统性风险改革的进程上快于欧洲（或其他国家）。由于欧洲诸国各怀心思并相互掣肘，不难预测，其规则制定过程将非常缓慢，并且这种状态很可能持续下去。在其他地方，一些国家希望能在它们采取行动前先看看美国怎么做；一些国家则担心过于急躁冒进以至于美国不会跟进；有些国家则比较僵化或者对于改革漠不关心。基于这些原因，美国的规则会早一些问世，并且相对其他国家的规则更为严格；因此，即使美国的监管者发现另外一个司法体系的规则在“替代合规”方面存在着功能等同，但美国法律与其他司法体系在严格程度上的差异很可能还会延续。到那时，美国的金融机构将会把自己的运营业务和相关人员迁移到别的司法辖区内，以获得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低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此种监管套利意味着美国会失去工作岗位和市场份额。

美国所遭受的损失是双重的：（1）因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搬到了监管宽松的地方，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美国将丧失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美国有时会通过放松监管来刺激就业，95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独自放松监管却意味着工作机会的流失。最终，这种流失会变得愈发明显，但那时美国的金融服务业会宣称，美国政府应该放松监管来减少各国彼此间的不一致，实际上应当降低到最低的监管标准，但这样放松监管也会把美国推到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似的道路上。

到底什么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一个小范围的谈判很可能减少美国和其他参与谈判的国家之间在规则上的不一致。但是这种差异的减少仅仅体现在差别程度上。相反，一个多边谈判能够产生一个没有约束的法律，其结果更可能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规则上的差异。更糟糕的是，如果在软法律的一些宽泛（但是没用）的原则上达成一致，一些国家就会声称它们符合了宽松的国际标准，可能迫使美国承认这些国家满足了替代合规的条件。

开展小规模对话的优点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基本把持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它们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明确共同的监管标准。如果它们达成了一致，则有可能要求本国的金融机构及其海外分支机构不能从事某类交易。此时，“硬法律”就能有效地实施。同时，他们也能将彼此认同的监管规则推介给由主要金融大国支配的G20等国际组织。96如果这样，少数国家的否决和反对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并且软法律也可以更好地被执行。直到最后阶段，这些问题才会被纳入更大的国际组织的议程中，因为这些组织内更容易出现类似搭便车者的消极抵御。

总而言之，我们有两个不尽如人意的政策选择。第一，认为达成共识是监管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97第二，仅仅因为与美国的法律相似（“替代合规”的政策使其有必要）而遵从别的法律体系会导致改革的推迟与监管套利。可以预测，美国的市场份额将因此而下降，美国的工作岗位将外移。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美国和欧盟需要积极寻求达成全球一致的看法，而不是坐等它的到来。

当前，美国的监管机构之间很明显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但也不会承认他们各自方法中的不一致性。一方面，美国证监会青睐（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缓慢地接受）“替代合规”政策。另一方面，联邦储备委员会继续对这一政策不以为然。诚然，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仅仅在全球范围内将“沃尔克法则”强加给了美国的银行，并且坚持要求大型的外国银行应该达到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美国要求98不像美国证监会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丝毫不受外国要求其遵循国际标准的影响99从潜在的影响看，这可能导致外国金融机构撤离美国（再次带来持续的工作岗位流失），这就是为什么最小多边方法（最终达成共同规则）会更可取的原因。

国会看上去存在同样的不一致。一方面，2012年它通过了工作法案并实质性地放松了联邦证券法的监管要求以促进就业。但另一方面，它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施压，要求其接受“替代合规”，尽管那样会导致工作岗位和市场份额的流失，这样的不一致有些自欺欺人。

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事业不会有天然的拥护者，天然的反对者也不太多。通常来说，公共品往往存在供给不足，因为那些使用或者依赖公共品的人能够逃避付费。100防范系统性风险就是一种公共品，从长期来看，最大的问题也是供给不足。在这个领域，改革的失败十之八九并非由于对改革的直接反对，而是因为拖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大幅调整规则时决策的不透明。公众比较健忘，但行业会念念不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吕赫 王继帅 邓曦 毕晶 梁立 译 崔馨元 译校）

参考文献

29. 对于这个估算，Jan D.Luettringhaus，Regulating OvertheCounter Deriva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Transatlantic（Dis）Harmony After EMIR and DoddFrank：The Impact on（Re）Insurance Companies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Funds，18 COLUM.J.EUR.L.ONLINE 19，20（2012）。但是，如果同时清算并终止所有的这些合同，那么这个数字将减少到20万亿美元。同上。

26a. 参见同上，第20—21页。

26b. 参见同上，第20页和第25页。

26c. 参见同上，第20页。

26d. 请参照Sjostrom，前注7，第961—962页。

26e. 请参照Greenberger，前注5，第976页。

26f. 请参见同上，第976—977页。

30. 2009年9月，G20国家在匹兹堡举行了峰会来共同探讨应对金融危机。匹兹堡峰会的主题为“对于场外衍生品、证券市场、征信机构、对冲基金领域和市场巩固和拓宽法律法规监管的界限”。请参考Greene＆Potiha，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DoddFranks Volcker Rule，前注13，第272页注释2。

27a. 参见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N，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4551（2011）（详细描述了在场外衍生品市场中的高利润以及不透明特征的关系）。

31. 请参见Luettringhaus，前注26，第26页及注释57。

32. 请参见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ease No.3469490（CrossBorder SecurityBased Swap Activities；ReProposal ofRegulation SBSR and Certain Rules and Forms Relating to the RegistrationofSecurityBased Swap Dealers and Major SecurityBased Swap Participants）78 Fed.Reg.30，968，30，976（2013年5月23日）［以下简称“SEC 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

33. 同上。

30a.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722（d），7 U.S.C.§2（i）（2012）.

34. 15 U.S.C.§8304.（2012）。假如上述调查遵守《商品交易法》（TU.S.C.§6），则715条款确实附带免费条款。同上。

35. Pub.L.111203（July 21，2010），124 Stat.1673.Section 722（d）（“Applicability”）of the DoddFrank Act is now set forth as Section 2（i）of 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7 U.S.C.§2（i））.Id.

32a. See§721（a）（21），7 U.S.C.§1a（49）；§721（a）（16），7 U.S.C.§1a（33）.

36. 请参见前注8和下文。

33a. 请参见e . g .，§725（g）（1）（A）［废除商品和期货现代化法案2000§407，7 U.S.C.§27（e）］。

37. 对比§712（b）（1），15 U.S.C.§8302（a）（1），（b）（1）（授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掉期交易，并取消其对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的管辖权）和§712（b）（2），15 U.S.C.§8302（a）（2），（b）（2）（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并取消其对掉期交易的管辖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又共同颁布了第三个混合的类别，其被称作“混合掉期”。请参考§712（a）（8），15 U.S.C.§8302（a）（8）。

38. 参见§7312010（给《商品交易法》增加4s条款）。

35a. 7 U.S.C.§2（h）（1）.

39. 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第723条款免除了对最终商业用户的强制清算要求。第二，在某种程度上，掉期交易可以定制设计，它将不会在交易所交易，在交易所只能交易相对标准化的产品。这就为掉期经纪商逃避标准化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动机。

40. 7 U.S.C.§4s（e）。《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保证金制度在交易对手方的驱使下非常复杂和变幻多端。基本上，对于掉期交易的双方来说，这个规则需要及时发布和不断收集初始的以及变化的保证金。如果交易对方不是一个掉期交易商或主要的掉期交易参与者，而是一个金融机构，则这个掉期交易商或主要掉期交易参与者必须向其收取而不是支付初始和变动保证金。但是，掉期的参与者不是必须要收取或者支付保证金给非金融实体（包括商业和用户）。如果想看关于这个规范的概述，请参照Greene＆Potiha，Examining the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DoddFranks Volcker Rule，前注13，第277—280页。

41. 国际证券交易商协会预估需要有额外的1万亿美元的抵押金来保证《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请参照Greene＆Potiha，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Reach ofDoddFranksVolcker Rule，前注13，第280页。

38a. 请参见Arthur E.Wilmarth，Jr.，Turning a Blind Eye：Why Washington Keeps Giving in to Wall Street，81 U.CIN.L.REV.1283，130207（2013）（描述了金融业对于法律制定者放宽跨境掉期交易的限制所做出的努力）。

42. 参见CrossBorder Application of Certain Swaps Provisions of the Commodity ExchangeAct”，77 Fed.Reg.41，214（July 12，2012）［以下简称“CrossBorder Application”］。

43. 尽管没有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文件或委员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坚持称这个为“指导意见”和“政策声明”而不是将它作为规定来正式颁布，可能是为了努力避免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的司法审查，法院已经进一步准备好拒绝金融监管机构在做好充分成本收益分析之前所颁布的监管规则。参见Business Roundtable Inc.v.SEC，647 F.3d 1144，1148（“D.C.Cir.2011）（我们同意请愿者并阻止委员会任意地行动而造成再一次的失败……充分地评估新规则的经济影响”）。尽管如此，言语的谨慎并没有使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能够从特区法院受理的对有关成本收益准则的诉讼中脱身。2013年12月，这样的诉讼被主要银行业交易团体提出。参见Landon Thomas Jr.，Wall Street Challenges Overseas Swaps Rules，N.Y.TIMES，Dec.5，2013 at B5。成本收益分析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40a. 参见“CrossBorder Application”，前注39，第41页和第219页。

40b. 参见同上，第41页和第228—229页。

40c. 参见同上，第41页和第225页。

40d. 参见同上，第41页和第229—234页（详细解释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议的“替代合规”制度）。

40e. See H.R.Rep.No.113103，at 23（2013）.

44. 请参照2013年7月3日参议员写给美国证监会和期货交易协会主席的信，署名为JeffMerkley（DOR）、Carl Levin（DMI）、Tom Harkin（DIA）、Elizabeth Warren（DMA）、Jeanne Shaheen（DNH）、Barbara Boxer（DCA）、Richard Blumenthal（DCT）和Dianne Feinstein（DCA），要求在掉期交易中的参与机构堵塞其发现的主要漏洞并且不能屈从于外国的监管者（来自康奈尔大学法律评论）。

45. 2013年4月28日，九个高级金融监管者在寄给美国财政部长卢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如果美国坚持域外适用将使场外交易市场“分裂”的关切。这些监管者包括来自日本、俄罗斯、南非、巴西、瑞士、法国、德国的相关部长，同时也包括欧盟内部市场和服务委员会委员Michel Barnier。参见“Interpretive Guidance and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Compliance with Certain Swap Regulations”，78 Fed.Reg.45，292，45，392＆n.455（July 26，2013）。

46. 参见SEC 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前注29，第31页，085（“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可比性标准作为替代合规的基础……这会最终聚焦于对同一类别下所有要求的整体性监管成果，而且同时遵循了在同一类别之内比较而不是法规间比较的这些要求”）。也可参见Andrew Ackerman，SEC Poised to Give Overseas Firms Leeway on Swaps，WALL STREETJOURNAL ONLINE（Apr.30，2013，5：53 p.m.ET），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3798104578455263840421672。

47. 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委员Mark Wetjen握有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投票权中的关键一票。参见Shahien Nasiripour、Michael Mackenzie and Tom Braithwaite，U . S . Watchdog Set to Weaken Derivatives Rules，FINANCIAL TIMES，Feb.28，2013，网址：http：／／www.ft.com／intl／cms／s／0／e3fd4f66－81d0－11e2－b050－00144feabdc0.html＃axzz2uGPlXRHw；也可参见Jamila Trindle，CFTC Delays SwapVote as Member Voices Concerns，WALL STREET JOURNAL（Feb.12，2013，8：51 p.m.ET），网址：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127887324880504578300772419844396。

48. 参见Interpretive Guidance，前注42，第45页和第292页。

49. 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01—302页。

50. 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27—328页（美国居民的国外分支机构也视为美国居民）。虽然提到国外分支机构也视为美国居民，在大多数情况下解释性指引仍然允许这些国外分支机构用所在地的法规作为替代合规。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42页。

51. 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48页。

52. 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42—343页。

53. 参见同上，第45页和第350页。

54. 参见2013 CFTC Ltr.LEXIS47（2013年7月11日）（“回复：对于注册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遵从EMIR中风险缓释技术的与未清算的掉期交易相关的委员会法规第23部分的第I子部分的某些要求的豁免指令”），第1页［以下简称“NoAction Letter”］。2012年8月16日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通过了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欧盟委员会授权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制定技术标准，并于2013年3月15日被欧盟委员会通过。这些标准中的一部分是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的风险缓释规则，这个主要应用于包括掉期交易在内的场外（或“非结算”）衍生品市场。通过章节的比对，该无异议函发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风险缓释规则［Regulation§§23.501、23.502、23.503以及23.504的部分在CEA颁布的4s（i）部分中］和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的风险缓释规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以无异议函的方式而不是正式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规定的形式发布这个建议，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根据本文作者的判断，使用一个非正式的交易许可的原因是，这很可能使其免于华盛顿特区行政程序法的司法审查。参见Business Roundtable v.SEC，647 F.3d 1144（D.C.Cir.2011）。尽管如此，诉讼还是发生了。参见前注40。

55. 参见NoAction Letter，第n.1条。

56. 参见“Exemptive Order Regarding Compliance with Certain Swap Regulations”，RIN 3038AE05，78 Fed.Reg.43，785，43，792（July 22，2013）。这个规定授权的豁免期限截止时间是2013年12月21日。参见78 Fed.Reg.at 43，794。

57. 针对这六个不同经济体（包括欧盟在内）的可比性确定见78 Fed.Reg.78，864（澳大利亚），78 Fed.Reg.78，852（中国香港），78 Fed.Reg.78，910（日本），78 Fed.Reg.78，899（瑞士），78 Fed.Reg.78，839（加拿大），78 Fed.Reg.78，923（欧盟），这些都发布在2013年12月27日的联邦公报上。此外，针对日本和欧盟的交易层面监管要求也出台了。参见78 Fed.Reg.78，878（欧盟）（Dec.27，2013），78 Fed.Reg.78，890（日本）（Dec.27，2013）。这些决策简要概括在美国达维律师事务所，客户备忘录，CFTC Issues CrossBorder Substituted Compliance Determinations，Provides Limited Phase In For Some Swap Requirements。网址是：http：／／www.davispolk.com／sites／default／files／01.07.14.CFTC＿.Issues.CrossBorder.Substituted.pdf。

58.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依据下列机构层面的监管要求来决定上述六个经济体各自的可比性：（1）头寸限制的可控性；（2）勤勉的监督；（3）商业的可持续性和灾后的恢复能力；（4）研究和消除矛盾的能力；（5）披露信息的可获取程度和掉期数据的保存程度（某些情况下可以有特例）。然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上述国家所做的可比性决定并不取决于掉期交易商所提供的合规和风险的报告。参见“Davis Polk Client Memo”，前注54，第2页。因此，尽管某些掉期交易商可以依据替代合规在这六个国家达到机构层面的大部分监管要求，他们仍需要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交一些报告和记录。

关于交易层面的监管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现欧盟在交易确认、投资组合调解以及投资组合压缩的要求等方面完全能够与美国的类似产品相比较。参见78 Fed.Reg.78，886（交易确认书），78，884（投资组合调解），78，885（投资组合压缩）。如果只有欧盟的交易前的执行信息是不能做比较的，参见78 Fed.Reg.78，888。就日本而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现日本每天的交易记录是可比的，但是在其中并没有关于交易确认、投资组合调解和投资组合压缩标准的发现。78 Fed.Reg.78，897。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不能在与清算和交易执行相关的交易层面监管要求方面对任何国家做出可比性的决定。

59. 参见CFTC Letter No.1375（Dec.20，2013）（对于按照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瑞士的法律设立的某些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遵从委员会法规第45和46部分的某些要求的限时豁免指令）和CFTC Letter No.1378（Dec.20，2013）（对于按照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瑞士的法律设立的某些掉期经纪商和主要掉期参与者遵从国际商业行为的某些实体层面要求的限时豁免指令）。

60. 参见Andrew Ackerman，“CFTC Extends Some Swaps Rules to Overseas Firms”，WALL STREET JOURNAL（2013年12月21日，2：24 p.m.ET），网址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866904579272510388548966。

57a. 参见前面的讨论。

57b. 参见Ben Protess，Regulator of Wall Street Loses Its HardCharging Chairman，N.Y.TIMES（2014年月2日），网页参见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4／01／02／regulator－of－wall－street－loses－its－hard－charging－chairman／？＿php＝true＆＿type＝blogs＆＿r＝0。

61. 参见Andrew Ackerman andKaty Burne，“CFTC Is Set to Ease Rules on TradingSwaps Ov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4年2月11日，在一C5版；个相似的结论，参见Phillip Staf”seas，ford andGina Chan，“”Watchdogs reachdeal on OTC derivatives rules，Financial Times，2014年2月13日，在18版。For Mr.Wetjens position，Testimony of Mark P.Wetjen，Acting Chairman，Commodities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Committee，February 6，2014。

62. 参见Ackerman and Burne，前注61，在C5版。

63. 同上。

57c. 参见前注47及下文。

57d. 参见前注48及下文。

58a. 参见SEC 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前注29，第30页和第975页。

64. 这四个类似如下：（1）对注册基于证券的掉期经纪商可适用的《证券交易法》的第十五章的要求；（2）对基于证券的掉期经纪商的监管报告和公共信息披露的要求；（3）证券交易的清算要求；（4）基于证券的掉期交易的结算要求。参见同上，请参照第31页，085。

65. 同上，第31页，088。

66. 同上，第31页，088—089。

67. 同上，第31页，090。

68. 同上，第—31页，088089。

63a. 参见CrossBorder Application，088—089。

63b. 参见SEC 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第30页，975。

63c. 参见同上，第31页，009；也参见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前注39，第41页，217。

69. 见Danny Hakim，“Europeans Struggle to Set Derivatives Rules”，N.Y.TIMES，2014年1月14日，B1。

70. 同上，B2。

71. 代表行业的游说团体（有时总部设在美国）经常导致对美帝国主义怨气的增加。在当前欧洲出现僵局的情况下，大宗商品市场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对欧盟所提议的规则处于反对者领袖地位。同上，B－2。

66a. 同上。

66b. 见SEC CrossBorder Swaps Proposal，前注29，第31页，094。

66c. 同上，第31页，088—089。

66d. 见Ferrarini＆Saguato，前注8，在328页。

66e. 见CFTC＆SEC，Joint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wap Regulation at 100 ＆n .429，2013年1月31日，网址为：http：／／www.cftc.gov／ucm／groups／public／＠swaps／documents／file／dfstudy＿isr＿013112.pdf。

72. 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部分。这项条款给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12 U.S.C.§1841以及下列等等）增加了一个新的第13部分。这项条款将会被写进12 U.S.C.§1851。文中引用的文字是在13部分（a）（1）（A）和（B）。

73.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619部分所使用的术语“银行实体”，按照银行控股公司法第13（h）（1）部分的定义，它包含任何按照1978年国际银行法案第8部分的要求（12 U.S.C.§3106）被视作银行控股公司的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和子公司。见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13（h）（1），12U.S.C.§1841。

74.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619部分在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案中增加了13（d）部分（允许事项），其中的13（d）（H）部分允许银行机构进行自营交易，如果交易只发生在美国境外，且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成立的银行不直接或者间接控制该银行。《多德——弗兰克法案》Pub.L.No.111203，124 Stat.1625 1625。在最终的规则下，外国银行源于美国而执行于欧洲的交易不满足“独立”的条件。见SEC Release No.BHCA1，前注25，第421—424页。

75. 在2011年10月11日，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合提出了“沃尔克法则”的初始版本。见新闻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通过了自营交易、特定利益和对冲基金与私募基金的关系的禁止和限制的定制通告》（2011年10月11日），网址为www.fdic.gov／news／news／press／2011／pr11160.html。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12 C.F.R.Part 44，Docket No.OCC20110014，RIN：1557AD44“禁止和限制自营交易、特定利益和对冲基金与私募基金的关系”，第3页；76 Fed.Reg.68，846（2011年11月7日）。最终的规则在2013年12月10日被通过。见证券交易委员会出版号BHCA1，前注25。

76. 见SEC Release No.BHCA1，前注25，第421—423页。

77. 参见Sally Miller，Letter to the Editor，Why Non － U . S . Regulators Are Not Happy withthe“Volcker Rule”，2012年2月21日，网址为http：／／www.ft.com／cms／s／0／50d2c224－58b5－11e1－b9c6－00144feabdc0.html＃axzz2uGPlXRHw。Miller女士为国际银行家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同上。

78. 参见Yalman Onaran，“Bank Lobby Widened Volcker Rule，Inciting Foreign Outrage”，BLOOMBERG 2012，年2月23日，网址为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2－23／banks－lobbied－to－widen－volcker－rule－before－inciting－foreigners－against－law.html。

79. 当然，经纪人是特许的，但是经纪人被定义为“任何从事影响其他人证券交易行为的人”。见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1934§3（a）（4）（A），15 U.S.C.§78c。活跃参与交易不需要执照；仅作为他人执行交易的代理人需要有牌照。

74a. 参见Greene＆Potiha，Examining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DoddFranks Volcker Rule，前注13，第272—274页（解释了G20通常做法的境外金融监管）。

74b. 同上，第—301303页（讨论的是欧洲的监管者是如何考虑禁止零售银行将存款用于特定投资的措施）。

80. FINAL REPORT OF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RE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E.U.BANKING SECTOR i（Oct.2，2012）（主席的函件回顾了该报告的形成始末）［以下简称“Final Report of HighLevel Expert Group”］。

81. 同上。

82. 同上。

83. 同上，第iii页。

84. 同上，第iv——vi页（描述其他的“风险金融活动”，这些金融活动应该被分离到一个单独的子公司，包括衍生品和“与证券和衍生品市场密切相关的其他活动”）。

85. 同上，第85—86页（描述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建议的历史和英国对其的反应）

86. 同上，第86页。尽管立法将在2015年全部到位，但是直到2019年，才要求完全遵守。同上。

81a. 同上，第88页（讨论欧洲的监管方法，该监管方法通过确保银行有能力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以保护中小企业和个人）。

87. 美联储是独具国际意识的，它长期协调像银行资本充足率这类问题的软法律标准。参见BASEL REGULATORY FRAMEWORK，FEDERALRESERVE.GOV，网址为：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ankinforeg／basel／default.htm（最后登录时间为2014年2月24日）。他们也许不希望陷入一种困境，不得不实行一个不允许例外的“严格的”沃尔克法则。因此，他们易受“替代合规”理念的影响，即使在实现功能等同之前，他们的要求可能超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88. 高盛的确拥有一个被许可在英国经营的商业银行。详情见Ambereen Choudhury，Goldman Sachs Gets U . K . Approval to Operate Bank Unit，BLOOMBERG2013年4月17号，网址为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4－17／goldman－sachs－gets－u－k－approval－to－operate－bank－unit.html。然而，如果处置或者隔离这个部门能够让它重启在英国的自营业务，高盛会很愿意这样做。

89. 公正地说，可以对各种不同的“隔离”做一个区分。如果全部的努力只是为了将金融机构的吸收存款部门隔离开（而金融机构其余的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部门被暴露于自营交易的敞口之下），那么“沃尔克法则”与“隔离”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等同。单独来讲，“沃克尔法则”旨在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部分（不仅仅是存款吸收部门）的清偿能力。但是如果“隔离”意味着要求从事自营交易的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其余部门相隔离（没有来自母公司或其附属的直接的甚至内部的保证），那么这两种行为达到的效果比较相似，简而言之，就是等价的。美国与英国正在就这一被隔离的自营部门究竟有多大规模而展开谈判。

84a. 参见Final Report of HighLevel Expert Group，如前注75，第87—88页。

84b. 见Greenberger，前注4，第968—869页（讨论《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于掉期交易对手方的监管）。

84c. 参见Sjostrom，前注7，第986—989页，讨论监管缺失的条件下，AIG开展离岸交易的能力。

84d. 参见Luettringhaus，前注26，第20页，“在标准化的交易所内交易的衍生品的合约明确了交易价格、数量、所涉及的交易方、相应的头寸等方面的信息……并遵循初始保证金和变动保证金的要求”。

90. 参见“Bank Lobby Widened Volcker Rule，Inciting Foreign Outrage”，前注73（美国的银行迫使监管者扩大了对于交易、外国公司在对冲基金的所有权的监管，而后便是其他国家政府抱怨美国监管机构管得太宽。双管齐下的游说策略造就了外国官方与国内贷款者联合抵制“沃尔克法则”的局面）。本文并未声称银行以此种方式破坏“沃尔克法则”。

91. 即便是在《多德——弗兰克法案》722（d）条款中，对于美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仅当问题中涉及的活动“（1）与美国商业活动有直接或重要联系或对其有直接或重大影响”或“（2）违反了委员会制定或颁布的防范对本法案中由2010年华尔街透明度与问责法案所确定的任何条款进行规避的必要或者合适的法律法规”。在“沃尔克规则”中，仅仅因为外国银行在美国有分支机构从事自营交易是很难说明符合上述任一前提条件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如果一个在美国设有办事处的外国银行在欧洲从事自营交易（指令来自纽约），很明显，我们不能仅仅据此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交易将会与美国“有直接或者重要的联系……或者有影响”。也不需要一个监管美国境外这类交易的规则去防止上述“规避”，因为根本没有在美国境内的银行作为交易方。违反了委员会制定或颁布的防范对本法案中由2010年华尔街透明度与问责法案所确定的任何条款进行规避的必要或者合适的法律法规。

92. 参见Gadinis，前注11，第158页。

93. 参见Stavros Gadinis，From Independence to Politic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101，CALIF.L.REV.327，332（2013）。

94. 参见Gadinis，前注11，第162页。要想寻找关于自愿的跨国标准的形成过程的传统论述，参见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6 EUR.J.INT’L L.503，518（1995）；David Zaring，Rulemaking and Adjud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46 COLUM.J.TRANSNAT’L L.563，576（2007 2008）。也可见Brummer，前注5，第304—311页，将软法律和硬法律一分为二来分析国际金融法。

95. 最新的例子就是2012年通过的工作法案（美国创业扶助法）。参考Michael Guttentag，Protection From What？Investor Protection And the JOBS Act，13 U.C.Davis Bus.L.J.207（2013）。

96. 争论双方均已认识到美国和欧盟应该“恢复关于金融改革的全球论坛G20的活力”并且“为了协调双边改革措施的施行，设立监管机构之间的综合性项目”。参见Chris Brummer，THE DANGER OF DIVERGENCE：TRANSATLANTIC FINANCIAL REFORM＆THE G20 AGENDA 4（2013）。虽然我不建议G20成为超级监管机构，但是能够审查和修订证券交易委员会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政策的议程很重要，并且需要重新确定或修订。

97. 由于2013年夏天，金融服务业正是以这个理由攻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13年8月初，随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欧盟的谈判，众议院的35名成员写信，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重新考虑其对跨境掉期交易的政策，他们认为“相对于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免费衍生品监管制度，美国的单方申请监管制度会导致掉期交易逃离美国到其他国家进行……”。参见Jim Hamilton，House Members urge SEC and CFTC to Harmonize Derivatives Regulations 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JIM HAMILTONS WORLD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2013年11月15日，9：30 AM），http：／／jimhamiltonblog.blogspot.com／2013／11／house－members－urge－sec－and－cftc－to。在监管制度开始生效之前，金融服务业达成共识并采取这种拖延策略并不令人吃惊。

98. 2014年2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最终规则（《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第165条）规定，大型外资银行的美国分支机构需要保持高资本水平，并且如果外资银行机构有500亿美元或超过500亿美元的资产在美国，需要在美国建立中间控股公司（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管）。参见Federal Reserve System，Regulation YY；Docket No.1438（RIN 7100－AD－86）（对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机构加强审慎标准）（2014年2月18日）。该规则还进一步要求相关的外资银行机构保持更多的风险吸收资金，并拥有至少总资产4%的权益资本。参见Isabel Gomez and Eyk Herring，“Deutsche Bank Will Cut ItsU.S.Asse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2014年2月25日，第20页。可以预见，美联储的行为会引起欧洲的反对，但美联储并不会改变做法。参见Francesco Guerrera，“Current Account：Banking on Move by Fed as Top Cop，”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5，2014，第C1版；Ryan Tracy，“Fed Move Rattles Global Bank Talks，”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12009，，第3版（援引自“”Michel Barnier，美联储的行动显示出明显的单边主义）。

99. 在其2014年2月18日的指令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承认，一些评论员曾敦促它依靠对外资银行的替代监管系统，但它解释说，根据第165条，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外资银行机构在美国的活动和其可能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上。参见联邦储备系统，前注99，在第IV（A）（4）（b）部分，第55—56页。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因为外国监管者没有关注到，由美国和外国掉期经纪商之间的交易可能影响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什么唯有美联储能够保持其独立性和抵挡替代合规的压力？也许，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更独立是因为它不是国会负责的（不由国会提供资金）。另外，在2008年它也重金扶持过外资银行，并且它能更好地预测风险。此外，它也是独立于其他央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对于外资银行所采取的行动，与英国银行监管当局放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以吸引它们回到伦敦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见Margot Patrick，“U.K.Bank Regulator Poised to Change Approach to Regulating Foreign Banks”，Dow Jones Institutional News，February 24，2014。

100. 这类评估的典型，参见Charlotte Hess＆Elinor Ostrom，Ideas，Artifacts and Facilities：Information As a Common Pool Resource，66 LAW＆CONTEMP.PROBS 111，120（2003）（他指出，搭便车的诱惑“将导致改善资源，监督使用和制裁违反规则行为方面的次优投资”）。这意味着能够防止系统性风险的资源（包括通过执法）将会过少。

[1] John C.Coffee，Jr.，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AdolfA.Berle讲席教授以及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作者感谢Chris Brummer、Merritt Fox、Guido Ferranini、Franklin Gevurtz、Edward Greene和Ilona Potiha的有益评论，但文责自负。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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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罗伯特·索洛　彼得·林德特 佩尔·克鲁塞尔 托尼·史密斯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

最有效地利用《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是基本原理吗？

地铁大学

托马斯·皮凯蒂是对的

关于《21世纪资本论》一书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罗伯特·索洛[1]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恶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现在，这种不祥的反民主趋势终于引起了公众的重视，在政治性的高谈阔论中也有了一席之地。要制定理性和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要有应对之策的话），首先必须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原因：最低实际工资被侵蚀，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衰变，全球化和来自穷国低工资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变。这些转变导致中等职位的消失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要求最佳教育和技能的高端职位，另一极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只需低教育和低技能即可胜任的底层职位。

这些可能的原因中每一个看来都含有一些真理的要素。但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似乎也难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画面。它们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这些原因都很难解释一个显著的问题，即处在收入分配最顶端的1%人群与社会其余人群之间的收入鸿沟日益拉大。其次，这些原因似乎都是一些外部的或偶然的因素，而这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持续40年的趋势，更可能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的深层力量所推动。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托马斯·皮凯蒂[2]，一位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来填补这些空白。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出色的代数专家，最喜欢使用的赞美之词是“严肃认真”。他会说，“Z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数学家”，“那幅画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作品”。借用他的说法，皮凯蒂的著作确属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部长篇论著，577页密集排印的正文加上77页注释（我要声讨这些出版社编辑，他们把注释放在书的最后，而不是与所属正文放在同一页，好像不想让我这样的读者读完全部注释），还有大量“技术性附录”放在网上供读者使用，这些附录包括数据表格、数学论证、文献索引，以及皮凯蒂在巴黎（非常精彩的）授课讲义的链接。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英文翻译读起来也非常流畅。

皮凯蒂的研究路径是首先对跨时间、跨空间的数据进行全景式的解读，然后再由此向前推进。他和他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另一位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以及现代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不辞辛劳，整理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数据库，并且仍在对之进行扩充和完善。这个数据库为皮凯蒂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整个研究的起点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公私总财富（或资本）的历史演变轨迹，从今天一直回溯到数据可及的最早历史时点。德国、日本、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对不很频繁）只要有满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在了数据库中。如果你觉得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研究不平等的著作要从衡量总财富开始，且听下文分解。

因为时空跨度极大的数据比较是研究的关键，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找到可比的单位来度量财富或资本，例如把1850年的法国和1950年的美国放在一起比较？皮凯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同一历史时点上的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除以同样以本国货币计量的财富。这样得出的财富收入比率就有一个“年数”的维度。比如刚才提到的法国和美国的比较实际上就可以表述为，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大致相当于该国7年的1950年的收入，而仅相当于美国4年的1950年收入。这样把国民财富或资本形象地定义为若干年的国民收入，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在经济学中，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是广泛使用的概念。逐步适应吧。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模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概念等同于“资本”概念交替使用。我们知道如何计算一个人或机构的财富：把所有的资产价值加总，再减去总负债（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都按市场价格计算，或者如没有市场价格，按其近似值计算）。这样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中，这也经常被称为一个人或机构的资本。但“资本”有另外一个并不怎么相同的含义：资本是“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的一个基本投入，以厂房、机器、计算机、办公建筑或住宅（住宅生产出“住房服务”）等形式存在。这一含义与“财富”可以有所差异。一个不大重要的差异是，有一些资产具有价值，是财富的一部分，但不能生产任何东西：比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等（挂在客厅的绘画可以说生产了“审美服务”，但国民收入统计一般不会计算这种服务）。更具重要意义的一个差异是，股市价值作为公司生产资本价值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可以剧烈波动，其波动比国民收入更加剧烈。经济衰退时期，在生产性资本的存量乃至其预期的未来盈利能力没有或极少变化的情况下，财富收入比率可以大幅跌落。但只要我们如皮凯蒂一样仅关注长期趋势，忽略这样的计量困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此基础上，数据展示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1700—1910年间相当稳定，一直在7倍左右，然后在1910—1950年间大幅下降，在英国下降到2.5倍，在法国下降到略低于3倍。这样的下降应该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致。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率都开始攀升，到2010年，在英国达到略高于5倍，在法国达到略低于6倍。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1770年时此比率为3倍多一点，而后上升到1910年的5倍，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倍之间的高水平，1950年回落到4倍，2010年再次升高到4.5倍。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率一直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的价值受限。土地当然有很多，但都很便宜。但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较低的资本收入比率所反映的可能是较高的生产率：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支持生产出比欧洲更大的产出。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资本所造成的破坏和消耗当然也比英国和法国要小。皮凯蒂的分析所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财富收入比率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几乎达到了19世纪时的水平。他预测这种上升在本世纪将会持续下去，带来我们下面将会讨论到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他的没有很大信心但也不是开玩笑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资本收入比率将从2010年的略低于4.5的水平上升至6.5以上。这将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发达国家19世纪时的状态。这样的猜测从何而来？或者更一般地说，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率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已经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大约75年的问题。他们的观点趋近于一个标准答案，此答案被皮凯蒂引用并称之为经济“规律”。粗略概括，这个答案是这样的。

设想一个经济体，其国民收入为100，按每年2%的速度增长（也许时快时慢但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假设该经济体每年都将国民收入的10%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即增加其资本）。也就是说，如果某年其收入达到100，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就增加10。我们想知道它的资本收入比率下一年是否会维持不变，也就是说，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而要使资本收入比率保持不变，该比率的分子必须和分母一样按2%的速度增长。我们已经说过，分子每年增加10。只有当资本存量不多不少恰好等于500时，增加10才等于增长2%。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年国民收入是100，资本存量是500，二者的比率是5。下一年国民收入是102，资本存量是510，二者的比率仍然是5，而且这个过程一直自动地自我重复，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每年2%，储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保持在10%。实际存在的情况要更令人惊异：如果资本和劳动联合起来遵循收益递减这一古老而可靠的法则来生产国民总产出，那么不管一个经济体从哪里起步，都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最终达到一个唯一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

仔细研究这个例子就会发现，它其实表述的是一个更一般的论点：如果一个经济体按每年g%的速度增长，储蓄其国民收入的s%，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就是s/g（在例子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产出的增长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由3%下降到1.5%（这是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他预期二者均将放缓）。他把全球的储蓄/投资率设定在约10%的水平。所以他预期资本收入比率最终会攀升至接近于7的水平（或10/1.5）。如下面会看到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在背后支持这一结论的假设条件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毕竟谁也无法预见一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事情完全可能按他预测的那样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一个关键点是，它会自我再生而且通常会有一个正的净回报。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议题。皮凯蒂建立了英国从1770年起、法国从1820年起至今的“纯”回报率（经过若干小的调整之后）的估计值，但没有包括美国。他的结论是：“资本的纯回报率一直在一个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摆动，或者更一般地说，在一个每年3%—6%的区间内摆动。没有发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资本的纯回报率在过去一个非常长的时期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如果有美国的可比数据，就会很有意思。

现在，如果你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你就得到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例如，如果回报率是每年5%，而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来自资本的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留给劳动的国民收入因此也就是70%。终于，经过了所有这些准备，我们可以开始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谈论不平等了。首先，我们已经进入了收入的功能性分配的领域，即来自劳动的收入与来自财富的收入之间的分割。其次，财富较之于劳动收入永远更高度集中于富裕人群（尽管最近的美国历史在这方面看上去有些不同），因此，来自财富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收入在人口中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就越高。关乎一个社会健康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这一点经常不能被深刻理解，有必要停下来稍作解释。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数学上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之商是一回事。如果有以下两种社会，你愿意在哪种社会中生活：一种社会的实际工资快速上升但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下降（因为生产率上升的更快）；另一种是实际工资和生产率都处于停滞状态，因而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没有改变？就狭义的经济考虑而言，第一种社会肯定更好：你吃的是你的工资而不是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但第二种社会有其政治和社会优势。如果一个很小的财富所有者阶层，我说的是一个很小的阶层，拿去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个阶层就可能在其他方面也主宰这个社会。这种非此即彼的情况并非必然发生，但还是说清楚为好。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猜测，即在今后一个世纪中资本收入比率将会上升，然后稳定在7左右的高水平。那么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否一定会增加呢？不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必须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而同一个报酬递减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会下降。随着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要为新增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或找到替代劳动的便捷途径，会越来越困难。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资本收入比率的上升哪个更快。

经济学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尚无定论。这表明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收入比率对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所起的最终效应无论是推高还是压低，其规模都应该是很小的。皮凯蒂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上升的，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经济中生产率的增长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增长，尚未看到逆转的迹象。由此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也许资本的份额将会从30%左右上升至35%左右，并对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挑战。

这一论辩思路还有一层更重大的、触及皮凯蒂理论之核心的含义。就我所知，在他之前无人曾做过这样的联系。回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立的观点。历史和理论都显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缓慢的趋势，就是资本收入比率和资本回报率趋于稳定。严重的衰退、战争、社会和技术突变都可以干扰这一趋势，但这一趋势会在稳定的条件下重新确立自己。在皮凯蒂所考察的漫长历史时期，资本回报率通常大于其背后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重要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间。皮凯蒂将这一罕见的例外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破坏，以及它们所引起的高税收。

逻辑上说资本回报率并不一定要高于经济增长率：一个社会或在其中的个人可以决定储蓄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储蓄率（和报酬递减律一起）驱使资本回报率低于长期增长率，不管这个长期增长率是多少。这样一种可能的状态被认为在社会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在回报率等于增长率之前让资本存量下降，就会导致一个长期的、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从而导致一个更可取的社会状态。但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掌控市场经济的航线，使之避免进入上述不可取的状态。不过，这种不可取的状态还是被避免了，大概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一直不高而资本一直稀缺。我们可以把回报率高于其背后的增长率当作正常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假定当资本收入比率稳定化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一种“稳态”。那些完全从劳动获取收入的人可以期望其工资和收入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增速同步。这一提高速度会略低于总的增长率，因为后者还包括人口增长率。现在假设有人完全从财富积累获得收入。他或她每年赚到r%（我这里忽略了税赋，但很快就会加进来）。如果她非常富有，她可能只消费其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用于储蓄和积累。她的财富和收入每年都会增长几乎r%。如果你在银行账户内存了100元，利息是3%，你的账户余额每年增长3%。

皮凯蒂理论的要点，亦即他对一个古老课题的新贡献是：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裕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就将快于典型的劳动收入（看来没有什么相抵消的趋势可以使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总体份额收缩，实际的趋势可能正好指向相反的方向）。对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平等不断加剧（尤其是1%最富有人群）的趋势的解读，并非植根于任何经济制度的失灵，而是取决于经济在回报率不下降的情况下吸纳资本增加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也许是福音，但对经济内部的平等而言却并非如此。

为分析便利，我们需要给这个过程取一个名字。我称之为“富者越富动态学”。实际的机制比皮凯蒂的著作所阐述的要复杂一些。来自劳动的收入也有储蓄，因而一部分资本也在工资劳动者手中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也需要纳入考虑。不过，因为在最富有人群之下的其他人群所拥有的初始财富很小，储蓄率相对较低，而且较小规模的储蓄一般得到较低的回报，计算表明这一机制无力抵消不平等将不断扩大的预测。

这一内在趋势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在已经聚集起来的财富会比来自劳动的收入增长更快，那么相对于新近赚来的、因而也更多地是靠能力获取的财富，所继承的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提高。当然，工资收入的总额相对增长较慢，并不排除那些极其成功的创新者、管理人员、企业家、娱乐明星以及其他人在其一生当中积累大量财富，加入食利者行列。但较慢的劳动收入增长确实会使这样的成功故事较少发生。我们后面还会对此有更多讨论。但数理逻辑所指出的是，财富的集中及其增长速度将使继承变得比能力更重要。

皮凯蒂喜欢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做具体的描述，而不是使用概述性的统计数据。他考察了最富有的1%人群（有时也包括最富有1%当中最富有的10%），最富有的10%，在其之下的40%以及最贫穷的50%人群所拥有的收入份额（他把最富有的10%人群之下、中位线之上的40%人群称之为“中产阶级”。这个说法有点自我矛盾，因为这个群体完全处于中位线之上。但我想较之于美国人把所有既非巨富又非赤贫的人都称为中产阶级的习惯，还是要好一些）。

所涉及的数据很复杂，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并非易事，但皮凯蒂发现的整体情况大致如下。资本的分配确实非常不平等。目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有。在此10%人群之下的40%人群，即中产阶级，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1/4（其中很大部分为房产），全部人口中剩下的50%几乎一无所有，只拥有总财富的5%。即使中产阶级这个规模的财产所有权，从历史上看也是一个新现象。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20%的总资本，中产阶级拥有30%（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中产阶级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的所有权在21世纪真的会更为集中，则世界前景看上去确实令人沮丧，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大概比财富本身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如皮凯蒂所指出的，大块的财富较之于小额财富易于获得更高回报。这种优势部分来自规模经济，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者较之于小投资者拥有更广泛的投资机会。来自劳动的收入自然没有来自财富的收入那么集中。按皮凯蒂所描绘的当今美国的基本情况，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劳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12%，其下的9%人群占23%，中产阶级的份额大约为40%，剩余的50%人群拥有1/4左右。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最高10%人群的份额略低，另两个群体的份额略高。

现在你明白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更富的动态机制有力地预示着这种不平等会日益加剧。但这里仍有一个前面已经提示过的问题需要解决，该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极高工资收入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首先看有关最高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当今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得收入中60%属于劳动收入。只有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主体收入来自资本。而如果看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在每个分组计算的结果中，劳动收入的份额略高一点。很显然，有一些劳动收入是极其高的，或许你以前不知道。

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发生的。回到1960年代，工资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仅略高于5%。此后这个份额稳步上升，到今天已经达到10%—12%的水平。这一次，法国的情况不一样了。在法国，这个份额一直维持在6%，直至非常近期才上升到7%。工资收入分配方面的极度不平等可能主要是美国特色。皮凯蒂与赛斯合作对美国的高收入者纳税情况做过仔细研究，他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所称的“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s）群体的兴起。极高收入阶层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公司的高管所组成，他们的报酬极其优厚（虽非全部，但这个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业，其比例超过该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这些优厚报酬无论是否包含股票期权，都会转化为财富以及来自财富的未来收入。但有一点很清楚，美国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当部分是来自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对这一现象我们理解不多，本书也未深究。当然，皮凯蒂知道，高管的薪酬通常是由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在一团和气的气氛中决定的。这些委员会由一些与接受报酬的经理人员类似的人组成。这其中肯定有乌比冈湖效应[3]所起的作用：每一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本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应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

当然，“超级经理人”也有可能真的是超级经理人，他们极高的报酬不过反映了他们对公司利润的超凡贡献。甚至对他们自1960年代以来不断上升的地位，按此思路也有可能找到具体的原因。但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美国，这一思路就很难成立。初步的观察表明，法国、德国、日本都没有这样的现象。难道是他们的经理人缺乏某种基因？果真如此，基因移植倒真会成为一项富有成果的事业。

另一个诱人但有些模糊的可能是，高管报酬，至少其中一部分，并不属于劳动收入的类别，而是代表着资本的某种附属，应被当作分享资本收入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这里有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将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顶层不平等的加剧。这个谜团也许解不开，因为可能的情况和结果实在太多了。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归属于食利者阶层，而非靠工资为生的独立专业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所以，皮凯蒂所预示的21世纪的前景仍然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较慢的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本回报率，资本收入比率回升到19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可能更高一些的份额，所继承的财富较之于所赚取的财富，地位日益重要，以及继续扩大的最高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也许这里有必要提出一点疑问。历史上相当稳定的长期回报率是两种经济力量平衡的结果：一是报酬递减，二是技术进步。也许未来较慢的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压低资本回报率。也许会。但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对的，又当如何应对？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每年对财富征收累进税，如果可能，最好是全球统一征收，以杜绝避税天堂。他明白全球统一征收是一个希望渺茫的目标，但他认为在类似于欧洲或美国这样大的地域内征收一个地区性的财富税是可能的。他所考虑的税率的一个例子是，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的税率为零，100万—500万欧元者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税率为2%（1欧元目前等于1.37美元）。不要忘记这是年度税，不是一次性的。他估计，在欧盟范围内开征此税将会带来相当于GDP 2%的税收，该税收可以按某种人们同意的公式来使用或分配。他倾向于一套略有累进的税率体系，我也一样。当然，管理这样一种税收将要求有很高的透明度，也要求金融机构和公司全面如实申报。在书中他对在欧洲范围内如何实施作了一些更具体的讨论。和所有税种一样，防止偷漏税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相当于GDP 2%的年收入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收入。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方案的中心目的。此方案强调的是增长率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额，正是这个差额会改变导致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富者越富的动态机制。若按与以上建议类似的税率对资本征税，也许能将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压缩1.5%，从而显著弱化这一机制。

在技术上这是一个有道理的方案，因为这是他对症下药提出的扼制不平等动态机制的一个自然的解决办法。不要忘记富者越富的过程是体制在有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运行必然产生的结果。它的运行与个人创新或储蓄的激励机制无关。弱化这一机制不会弱化对创新和储蓄的激励。当然，较低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会使积累巨额财富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即使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方案的后果也许是可以承受的。

读皮凯蒂的书，感觉好像财富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欧洲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了一些对资本课税的经验。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但在大西洋的此岸，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即使不动产税，我们在政治上也无力保证其确实有效。如果我们想做点什么，可以从不动产税开始，先不必顾及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税，这样的税种不利于来自资本的收入，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所做的恰好相反。但最富有人群甩开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会因体制上的小修小补而被遏制。如果美国将变成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最富者愈富，或许也因最穷者愈穷———的最后庇护所，你对此会不感兴趣吗？这样一个美国会适合你吗？

（张春霖 译）

[1] Robert M.Solow，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文请见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7429/capital－twenty－first－century－thomas－piketty－reviewed，载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

[2] 关于Thomas Piketty的中文译名，在近期的各路媒体报道中，有各种译法，皮克迪、匹克迪等，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辞典》中的译法。关于书名《比较》若干编委认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21世纪的资本》，为了和最终出版的中文版书名一致，我们统一成《21世纪资本论》。———编者注

[3] 乌比冈湖（Lake Wobegon）是一个假想的美国小镇的名称。按作者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描述，镇上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耐看，孩子们也都非比寻常”。乌比冈湖效应意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低估他人的心理倾向。———译者注

最有效地利用《21世纪资本论》

彼得·林德特[1]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兴的制造业贵族，是迄今为止最残酷无情的一族。但它也是最受限制和最不危险的一族。

然而，支持民主的朋友们必须时刻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因为，永久的不平等和贵族统治一旦出现在新世界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就会登堂入室。

———托克维尔[2]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的著名警言甚至比他预测的更加正确。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制造业精英阶层，而且在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兴起了拥有财产的精英集团。托克维尔概括性地预言了19世纪，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则同样概括性地预言了21世纪。皮凯蒂的预测也可能是正确的，一如托克维尔的警言。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和北美掀起了一番阅读狂潮。安东尼·阿特金森、皮凯蒂以及伊曼纽尔·赛斯领导了一个有关最高收入的研究项目，从这个项目的经验研究入手，《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数据做了许多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各种大胆的预测以及一揽子有争议的政策处方。在此过程中，该书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平等的历史变化。本文要指出的是，从皮凯蒂的观点出发，学者们可以有效地沿着哪些路径对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

我们应该遵循哪些线索？

本文的回应和建议可以从一个多项选择题开始：

问：以下哪一历史趋势是皮凯蒂十分关注的？

（a）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

（b）原始收入的不平等

（c）税收的累进性

（d）遗产的不公平继承

（e）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

（f）财富收入比

（g）生产性非人力资本与收入之比

（h）非人力财富的收益率

（i）生产性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j）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k）上述所有。

答案当然是（k），即使685页的巨著都无法囊括皮凯蒂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部想法和证据。这些证据被上传到一些大型互联网网站上，数据集及其运算过程的说明都可以下载。[3]

我提出这一多项选择题的主要原因是要指出，皮凯蒂对趋势（a）到（j）都感兴趣，并根据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的途径的有效性来排序。前面的（a）到（d）乃最优先的社会事务，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给经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议程。没错，我们是应该大力关注收入不平等趋势（a）到（b）。这些趋势如果不受累进税（c）的牵制，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遗产（d）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即使今天的最高收入是基于生产性创新（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也会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转移给生产力较低的继承人。皮凯蒂幻化出了一个由非生产性继承人掌握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恐怖社会。

再仔细观察这“终极四强”核心不平等问题（a）到（d），希望会有比皮凯蒂指出的其他路径更深刻的洞见。本文想自下而上讨论这一列表，即从（j）向上谈至（a）——（d）。文章从一条未来学术研究应该避开的路径开始阐述，最后是最有效的路径，即皮凯蒂及其合作者取得极大进展的路径。结尾部分运用关于政治不平等的经济影响的不同文献，向学者指出拓展皮凯蒂核心信息的一些绝佳门道。

当前收入中劳动与资本的份额，或者说是（j）项，从来都不是不平等问题的良好指标，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不平等没有多少相关性。它们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战后初期为拟合生产函数计量分析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它们与不平等间不可靠的联系从来没有实质的意义。如果60%的人口均享劳动收入，其他40%人口均享财产收入，那么国民收入的60%为劳动收入可能反映了完全平等。但倘若60%的劳动收入由几乎所有人分享，只有一个家庭握有所有资产，这也可能意味着极度的不平等。此外，最近的经济史表明，财产收入的份额已经与不平等关联性不大，无论是在收入的顶层还是在整个经济体都是如此。[4]

收益率又如何呢？当我们沿着路径（h）和（i）追循皮凯蒂的“收益率”r时，必须要谨慎。为了分析不平等，皮凯蒂从会计学的角度将回报率定义为：非人力财富的收入流（无论是税前还是税后）除以该笔财富的市场价值。它既不是资本收益率，也不是债券或股票的市场收益率。

如果我们想最终得出一套收入不平等理论，就会发现皮凯蒂已经将我们引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使用他的模型，就必须认同同一个“r”既可以应用于他的第一个方程α＝r×β；也可以应用于他导出的收益方程：经济增长模型的最终状态α＝r×s/g，其中α是富人的财产性收入份额，β是这类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s是用于储蓄的收入份额，g是国民收入增长率。这种设置使他高度强调“r/g”。

我们要遵循哪个r———家庭财富的名义收益率变动，或生产性资本投入的实际收益率变动，哪一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如果α的变动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传统测量指标的变动，那么第一个方程的所有变量都应用当前的数据，无需用实际或预期的通胀作调整。因为我们希望跟踪的是当前国民收入规模分布的变动，这一变动显示了在相同的消费价格下，所有收入阶层的不平等情况。然而，皮凯蒂使用的强调“r/g”的增长理论要求的是“资本”的“实际”收益率，这就必须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麻烦的是，资本和国民产值的物价平减指数并不相同。[5]

接下来要怎么办？既然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当前收入的不平等趋势，或者说路径（a）和（b），那么最好是坚持未调整的当前价格指标，以及第一项“基本定律”：α＝r×β，将富人的非人力资本收益份额（α）分解为名义收益率乘以这种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个直接的推论是，如果我们想继续使用不平等趋势的预测指标r－g，增长率g就必须是用当前价格衡量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一旦这么做，实际增长模型就没多大用处了，关于21世纪r是否会保持在g以上的所有猜想就都是白搭。皮凯蒂和我们仍然缺少g或r的可靠预测指标，除非皮凯蒂使用某张政治经济学王牌来预测未来的r，这一点我在讨论话语权和政府治理时再做阐述。

即便不考虑r的两种概念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快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凯蒂的“r＞g”这一工具，尽管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不会让大家有多少收获。我们必须要先预测“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因此这样来解释和预测不平等的变动情况并不轻松。公式r－g带来的效果，并不比50年前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一个“源泉”所取得的进步大。这将是另一项“衡量我们无知的指标”。

财富/收入比。至于财富或生产性非人力资本占国民产值的比例，即（f）和（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还算是顶层收入份额的良好指标。皮凯蒂的著作较少研究战前时代，除了与吉勒斯·波斯特尔——维纳（Gilles Postel-Vinay）和让——洛朗·罗森塔尔（Ｊean-Laurent Rosenthal）合作，总结了自己对法国情势的开创性研究。[6]

战前财富的更好测量指标，实际上可能会强化他的断言，即非人力财富占收入的比例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相关性。这类指标目前只能获得美国1774—1870年的数据，而且它们确实提高了相关性。皮凯蒂认为，“毫无疑问……新大陆殖民地的资本（即私人净财富）收入比是远低于……”欧洲的。事实上，它甚至比皮凯蒂和祖克曼（Zucman）了解到的还要低。琼斯（Alice Hanson Ｊones）在其出色研究中的唯一错误，就是她的收入推测（income conjecture），而皮凯蒂和祖克曼就是引用了琼斯的研究。琼斯将美国1970年代的资本产出比3—3.5，应用于1770年代的财富。在我们当前的研究里，杰弗里·威廉姆森（Ｊeffrey Williamson）和我把这一比率设置得相当低，为1.89。同样，我们发现，1774—1860年美国的财富收入比一直低于、但向上收敛于皮凯蒂——祖克曼的估计。由于我们还发现，1774—1860年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增长比皮凯蒂——祖克曼估计的更加陡峭，所以我们修订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皮凯蒂早期所预测的财富收入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7]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他及其合作者已经充分探讨的20世纪发展趋势，财富收入比及资本收入比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并不令人信服。在各个不同国家，该比率的水平和变动与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动没有多大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法国、德国或美国国内出现了较大的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当我们审视与财富关系不大的收入不平等变动时，比如工资率或中低阶层的收入比等，上述的所有变动就会显现。

财富不平等（e）。家庭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是研究20世纪前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重要线索，因为当时直接收入指标十分稀缺。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财富不平等无法跻身于“终极四强”指标。对于这些更晚近的时代，财富数据没有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有说服力，一如皮凯蒂在博客里所作的答复。

更重要的是，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本来就没有总收入或总财富（包括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有吸引力。我们真正关心的物质不平等是一个人的一生资源，为一个家庭所共享。它可以作为一种流入，以一个人一生的人力收入加上遗产来计算；也可以作为一种流出，以一个人一生的消费加上遗赠来测量。对大多数人来讲，无论如何计算其一生资源（全部资本化或全部年金化），占量化优势的是人力收入或消费，而不是非人力财富。在生命周期中，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只是中间的副产物———除了由遗产继承产生的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财富不平等（e）只是研究遗产作用的前奏，这才值得优先研究，即使是针对20世纪和21世纪。

收入不平等、税收累进性和遗产继承。在上述多选项列表中，学者和广大公众最应该密切遵循的路径，即探索（a）至（d）的趋势。阿特金森——皮凯蒂——赛斯（Atkinson-Piketty-Saez）团队呈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数十个国家顶端收入阶层攫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他们已经解决“顶端编码”（top coding）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使得人们一直很少研究最高收入问题。这一经验成就让他们建立了最高收入精英收入占比在20世纪的两大变动：

（1）大调平（Great Leveling）：在所有发达的OECD成员国，顶层1%（或0.1%、5%、10%）人群的收入占比在1913年至1973年之间有所下降。

（2）不平等的近期反弹：在一些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英语国家），上述的最高收入占比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走高。然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最高收入占比几乎没有上涨，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和日本。[8]

第一个发现开辟了一项应予优先关注的研究项目。在世界最高收入研究组（World Top Incomes）发表著作之前，关于20世纪早中期洲际收入大调平，我们只有零星的证据。现在，证据显示这确实无疑。表1显示，在1913—1973年间最高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下降；另外在表1划分的三个子阶段中，两个是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段，另一个则捕捉了战后初期增长的黄金时段。就像皮凯蒂所强调的，1913—1973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社会其他阶层追赶精英阶层（这里以顶层1%人群为代表）的辉煌时代。平等主义效应（约egalitarian effect）相当显著：平均而言，顶层1%人群的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了10%。

表1 1913—1973年，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净变化，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续表

注：有些数据仅为接近基准年份的数据，并非当年的数据。尤其是，这里“1913年”指的是：法国的1900—1909年，荷兰的1914年，南非的1915年，瑞典的1912年；“1929年”指的是瑞典的1930年；“1953年”指的是西德的1950年，南非的1954年；“1973年”指的是南非的1974年。

一些数据并不仅仅覆盖作为基准的家庭单位，还覆盖已婚夫妇外加成年个人或所有成年人或纳税单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遵循一贯定义的最高收入份额变化。

大部分数据都是原始财富，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原始收入，虽然有个别包括了一些转移支付。参见来源里提供的说明。

资料来源：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如果大调平在发达经济体一致出现，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是某个单一的常见原因在起作用。4个可疑的外生冲击席卷了所有的发达国家。皮凯蒂在这场竞赛中占据有利位置，他强调世界大战和那个时代的革命性征用促使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持续上升，抑制了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价值。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性冲击打破了政治权力和社会规范的平衡，导致再分配的天平从资本偏向了广大群众。[9]在解释1913—1973年何以成为历史上一个收入大调平时代，我们可能会赞同他所说的，即混乱局势和投资者的悲观情绪起了核心作用。但是经济史学家会想到使那个时代收入调平的另外三类冲击：全球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公共教育增加所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高，以及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革。[10]

如果皮凯蒂已经指出1913—1973年收入大调平的一个共同原因是战争和革命，那何必还要深究？难道我们不应该直接用奥卡姆剃刀[11]？倘若不进一步大量研究这些多重原因，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战争和革命的影响，人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皮凯蒂所隐含的存在这种扩散效应的前提，即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资产市场上，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会相互传染，能带来累进性再分配的某种政治思潮也会传播到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那些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怀疑单一原因重要性的一个理由，是对抗外生力量的行为。与表1呈现的一致不平等结果不同，这些外生冲击差别很大。譬如政治冲击，如何能跨越战败国、战胜国和非参战国从而引起类似的收入调平？为何价格稳定的国家和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会出现相似的净调平？将政府占其经济的比重扩展到福利国家水平的国家，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出现如此相似的收入调平？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拿来质疑其他相互矛盾的解释变量，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实在大相径庭。鉴别这些力量的一个明显方式是，在国际经验池中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20世纪并非各国经验的一个优良随机样本。不过，对于收入大调平的主要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应该也能达成共识。

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即19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反弹，实质上令库兹涅茨曲线成了过去式：人们再也不会认为，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经济发展能够永久带来更平等的收入。众多国家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对此人们的反应有很大分歧。批评者当然会挑战皮凯蒂的“不平等是坏事”的假设，并旧论重提：对最富裕人群的再分配会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这就是皮凯蒂笔杆一挥便轻易拿下的另一个实证胜利。他关于顶层税率的图14.1和图14.2（原书第499页和第503页），给涓滴效应提出了挑战：领先国家获得有史以来最好增长业绩的30年，正是它们持续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最高税率的30年。之后是较低的顶层税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当然，相关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然而，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给一直极力吹捧“历史表明”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重税对增长不利的人们沉重一击。要超越这个简单问题，并获得更深刻的多重因果解释，就需要对这场收入大调平进行深入分析。

看看所有的收入和所有的阶层

要想更好地预测不平等现象，就要超越《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的顶层的财富和收入份额，去探索所有类型的收入和所有收入阶层的整体不平等在过去和将来的变动情况。那些和皮凯蒂一样对非人力财富感兴趣的人，肯定更喜欢研究人力收入的不平等。而到目前为止，皮凯蒂对此只是浅尝辄止。他不太重视人力收入不平等，似乎透露出对人力资本文献的反感，反感那些“赢家通吃”的文献，以及大量强调技术供应和需求的劳动经济学文献。他避开这些也许只是为了免除修正主义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别人时而会用人力资本的论据来支持那个自命不凡的观点：“人们往往能体现自身价值”。

然而，由他的合作者阿特金森率领的团队，以及劳动经济学学者著述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文献，既充实又有据可依，可以成为研究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坚实依据，尤其是解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不平等变动。[12]

强调我们迫切需要将注意力从资本转向资本＋劳动、从顶层收入份额转向所有收入差距的最明显方式，就是要注意到，自20世纪中叶以来，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差距和工资薪金差距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相对于最高收入5%的人群而言，这一绝大部分人口的收入瞒报和漏报的可能性更低。但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在皮凯蒂的著作中较少受到关注。

假设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未能解决顶层收入的测量问题。假设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信息，仅限于研究底层90%人群的收入，并且我们对顶层10%人群的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们比其余人拥有某些未知的收入优势。那么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收入不平等变动？让我先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证据加以说明，然后再总结不同国家非精英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模式。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如图1所示。即便是在家庭收入较低的95%人群中，中间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也呈现显著的升降起伏，一如顶层收入和顶层工资比重的变化。所以，中等收入/低收入比率的粗略测量，只局限于底层95%的人口，以避免对最高收入人群（通常指的是战后美国经济数据中的顶层5%人群）做出“顶端编码”时出现的瞒报和漏报。事实上，中等/低收入比率呈现的结果，比皮凯蒂和赛斯所给出的美国最高收入占比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远远超出1929年的水平，而在皮凯蒂——赛斯关于顶层1%占比的系列数据中，收入差距只不过勉强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劳动力市场调查得出的工资率，也说明了大致相同的问题。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和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有所下降，但之后持续扩大。美国如此（见图1所示），加拿大亦是如此。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反弹，至少和时下著名的顶层1%人群所占份额的反弹同样显著。

在英国，底层90%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图2表明，中等阶层的收入，此处表示为收入第40百分位到第90百分位的“中间”收入人群与底层40%人群的平均收入的粗略比，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有所上升。其他的测量值显示，这一比率至少持续上升到了20世纪末，尽管此间英国几次更改了收入的定义。此外，就像在美国那样，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与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起，或至少从1970年代末以来也持续扩大。[13]因此，对于英国，就像和美国一样，自1950年代或197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已蔓延到了所有收入阶层，而并非只表现于顶层人群和社会其余群体之间的差距。

和美英两国有相同经历的发达OECD国家有哪些，经历不同的又有哪些？自1970年代起底层90%人群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集，与最高收入数据库显示的顶层1%人群收入份额上升的国家集，高度重合。近期有7个国家同属两个集合：澳大利亚（底层90%人群的工资和总收入差距在1975—2012年间扩大）、加拿大（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扩大）、新西兰（—19862012年）、葡萄牙（1982—2000年）、瑞典（1983—2011年）、英国（1978—2013年）和美国（1948 —2012年）。只有两个国家是例外，—19782010年的德国和1994—2010年的瑞士，彼时工资和薪酬的差距在拉大但顶层1%人群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大多数工资差距没有明显扩大的国家，其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也没有上升，例如法国和日本。

图1　1929—2009年美国底层95%人群的收入不平等

注：中等收入/低收入比率＝收入位于41—95百分位的人群的平均收入除以0—40百分位的平均收入所得的比率。

Goldsmith-OBE序列数据＝家庭税前货币收入的份额，1929—1961年的数据来自Selma Ｆ.Goldsmith（1967）的估计，1961—1971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商业经济办公室Survey ofCurrent Business的估计。

CPS货币收入＝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现状调查》，家庭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包括现金转移支付的收入，但不包括实物支付。参见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s/income＿expenditures＿poverty＿wealth/household＿income.thml，登陆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

工资率90/50＝Atkinson（2008，第411—424页），第90百分位工资除以中位工资。1973—2000第90百分位的工资数据来自Labor Market Survey。2000—2006年的数据来自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年，1967—1973年为CPS男性工资，1939—1967年为CPS男女工资数据。

工资率50/10＝和“工资率90/50”有相同的来源和程序，只不过它是中位工资/第10百分位工资的比率。

这些模式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底层90%人群的收入不平等，与顶层10%人群的不平等，以及顶层收入所占份额的历史变动如此相似，那么关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动向，我们会得到什么提示？审视涉及的各类收入要素可以发现，其中或许存在某种不对称性。更合理的观点似乎是，因果方向是从人力收入不平等导向财产不平等，而非相反。人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挣取高额人力收入可以为自己和后嗣快速积累资本，而拥有大量资本并不见得能为你自己和后嗣换来更高的人力收入，就算你们全都上哈佛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应该强调是什么力量使人力收入变得如此不平等，以补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不足。

图2　1911—2013年英国底层90%人群的收入不平等

注：工资差距，基数＝ＦES，所有的工人，1968—2003年（Atkinson，2008，表S.4，第384—385页）。1954—1979年＝开征E收入税（对主要工作的总工资和薪金征税），Atkinson，Changing Distribution ofEarnings，表S.7（第390页），拼接到1968年的ＦES。2003—2006年的数据来自Atkinson（2003）的表S.5。

中等/低层差距（SPI）衡量的是税前个人收入的比率：（41—90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0—40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1911年使用的是单个纳税人收入的Bowley-Stamp-Routh分布，其后使用的是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Income and Wealth的个人税前收入调查数据，ThirdReport on the Standing Reference（1977），第240页。

所以，解释不平等变动的第一步，是要将所有收入类型和所有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动，整合为一项单一的变化率。这可能就需要沿着泰尔不平等指数，对不平等进行分解。对于任何给定的人口，我们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分解为工资薪金率的变化、市场财富收益的变化，以及收入结构和人口类型的变化。

话语权和政府治理

要查找并赋权不平等变动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重新聚焦政治话语权和政府治理。皮凯蒂在反复警告可继承的精英权力会延续经济不平等时，隐含地赞同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他预测税后收益率会出现上涨，并暗示全世界的不平等将持续上升直至2200年，从而拉响了警钟。那么遥远的收益率他是怎么预测到的？他没有试图向我们兜售任何预测，诸如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变革、其他驱使不平等的经济变量等，除了他对储蓄率的假设。相反，他打出了我之前提到过的政治经济王牌：“我一直……认为，财政竞争将逐渐导致21世纪的资本税完全消失。”（原书第355页）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保守派评论家所强调的“竞次”的强化版。关于资本外逃引发“竞次”的经典保守警告，早就被其他实证研究戳破。[14]高税收福利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税收而使资本外逃至避税天堂。实际上，皮凯蒂自己就试图在《21世纪资本论》第14章里反驳这类担忧，他指出，“二战”后和1970年代，主要国家对顶层收入和财富征收最高税率的时候正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增长率达到最高的时候。

然而，即使没有迹象显示国家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削减了四个主要国家的最高税率，但其国内的政治趋势也已经达到某些类似的效果，一如皮凯蒂在该书其他部分所提到的那样。自1970年代以来，最富有人群已经聚积了一股很强的（不祥的）游说和贿选能力，而在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增幅最大。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再次，皮凯蒂呼吁社会听取更广泛的政治声音。他的目的是找寻“能够动员不同个体的才能……和组织集体决策”的“市场和投票箱”的混合体（原书第569页）。他希望这套制度可以提供更多的累进税以支持最优化的社会支出。

可否找到证据证明，我们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的民主控制”，从而支持他的目标？当然可以，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那些支持证据已经有人研究，只是被他忽略了。其实，皮凯蒂所谓的“资本的民主控制”，似乎就等同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及其合作者论著的治理中的“包容性制度”。他们的研究中提供了皮凯蒂观点所需要的某些支持性信息。没错，这种包容性治理的更广泛的政治话语权的确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增加投资，提高教育水平，鼓励经济改革，改善公共服务和减少社会动荡”来完成。而且，包容性政治与经济增长的紧密联系并非源于收入增长带来民主化这一反向因果关系。[15]合并这些学术文献，我们就可以根据政治话语权和治理制度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但是，当务之急是如前所述的将对人力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纳入对总收入的不平等研究中。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正在继续提升我们对顶层人力收入的集体认识，包括他们对CEO薪酬的研究。更宽泛地说，我们应该找到一套核算框架，来分解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最后，我们所强调的因果链将是政治不平等所致的总收入不平等，而对非人力财富的历史冲击只起了次要作用。

（颜超凡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1] Peter H.Lindert.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NBER研究员。

[2] Tocqueville，Alexis de（1839/2004，p.652）.

[3] 除该书本身的互联网址外，还可参见Emmanuel Saez和GabrielZucman主页上的“the Top Income Database”，以及Anthony Atkinson和Salvatore Morelli，Economic Inequality Chartbook。关于OECD国家1870年以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调查，见Roine and Waldenstrom（2014）。关于早期的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见Branko Milanovic et al（2011），其“社会表格”的基本陈述，见http：//gpih.ucdavis/edu，在“早期的不平等估计”栏。

[4] 关于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排名顶层之间缺乏明确相关性，参见Roine and Waldenstrom，“Long-run trends”（2014），尤其是图5。

[5] 不幸的是，皮凯蒂借用的增长模型基于单一商品经济，其中的资本和我们吃的都是同种“东西”。因此，它遗漏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租金和购买价格的相对变动。

[6] Piketty，Postel-Vinayand Rosenthal（2006）.

[7] 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3），p.747；and our American Incom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progress，Chapter 2）.

[8] 自1970年代以来，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出现上升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这几个老牌经合组织成员国，另外还有阿根廷、中国、新加坡和南非。约从1980年开始，葡萄牙和瑞典的这项占比也略有上升。

[9] 例如参见Capital，第146—149页，第275页，第284—286页。

[10] 这三股外生力量已经在阐述美国的不平等历史中得到重点诠释。见Williamson and Lindert（1980，第6—13章），Goldin and Katz（2008）。

[11] 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奥卡姆（Ockham）位于英格兰的萨里郡。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编者注

[12] 有关自20世纪中叶以来20个OECD成员国收入不平等的重大历史，参见Atkinson（2008），和www.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com。有关劳动经济学使用战后美国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文献所做的更新，见Auto（2014）。

[13] 在战后初期，英国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距出现过起伏，见图2所示，以及Atkinson（2008，第378—379页）所指出的。

[14] 例如参见，Rodrik（1997）和Lindert（2004，第10—12章和第18章）；以及其中引用的早期研究。请注意，Gabriel Zucman（2013）发现，“大约8%的家庭金融财富在避税天堂持有，其中3/4没有任何记录。”这一规模说明了若干问题，但占发达经济体GDP的比例很小。

[15] 参见Acemoglu et al（2008），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以及我此处引用的Acemoglu and Robinson，NBER工作论文20004（2014年3月）。关于皮凯蒂令人费解地无视阿西莫格鲁——罗宾逊，见Capital，第444—445页、第624页和第639—640页。

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是基本原理吗？

佩尔·克鲁塞尔 托尼·史密斯 [1]

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因其在经验方面的贡献得到广泛赞誉，但是他关于不平等会日渐加剧的预言依然停留在经济理论层面。皮凯蒂的悲观预测是基于极端不现实的家庭储蓄行为的假设之上的。根据正统理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财富收入比只会适度上升，因此，经济增长下降并不会成为高度不平等的强大推力。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对皮凯蒂正风靡全球的《21世纪资本论》所传递的主要信息进行了诸多思考。我们也与同行们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总之，至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群策群力解释了该书所呈现的内容和背景资料。本文将提供一个在公众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视角。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视角。

皮凯蒂带领我们领略了不同历史和地理层面上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是过山车。这至少应该让我们都努力思考决定不平等水平和趋势的因素，以及可能的政策干预。

（1）他为收集新的历史数据和为度量财富（特别是对最富有者）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赞誉的。

（2）然而，该书的核心实际上是他对21世纪收入不平等的预测，他预测不平等会加剧。

他的结论，以及他所提出的为阻止不平等加剧应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的建议一样，具有煽动性。问题是我们根本不认同他的预测所基于的宏观经济学论证。

我们怀疑的理由是什么？

皮凯蒂的预测首先没有建立在他的数据所揭示的最新趋势之上。这或许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因为书中的很大篇幅都在努力挖掘和展现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可靠时间序列数据。（事实上，我们很惊讶地看到，近年来关于财富不平等上升的明确证据非常少，Chris Giles甚至还在《金融时报》上对这些证据大加批评。）皮凯蒂的预测主要基于经济理论，而不是数据。我们来看看皮凯蒂观点的问题所在。

该书中的理论通过皮凯蒂所说的两大“基本定律”来呈现。

（1）一大定律只是一个定义———资本收入份额（capital's share of income）rk/y，其中，r是资本k的收益率，y是（国民）收入。

（2）另一大定律则远不止一个定义———它断言，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k/y将等于s/g，其中s是经济中的储蓄率，g是人口和技术的增长率之和。

因此，资本收入份额就可以写作rs/g。

基于这些表达式，皮凯蒂的论述如下。首先，资本收益率对资本积累规模是不敏感的。因此，资本收入份额很大程度上取决定于s/g。他声称，未来这一比例将会急速上升，因为大多数专家预期人口增长率将会跌至0，技术增长率也会大幅下跌。

综上所述，不管s是多少（只要它是正值），我们都得准备好接受s/g急剧上涨。

（1）皮凯蒂貌似合理地认为，g将至少会减半，所以他的理论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将至少会翻番。

（2）这将会使收入不平等水平与19世纪相当———因为当前资本得到了不公平的分配。

批评

皮凯蒂的第二个定律在数学上并无错误，而是他基于的假设有问题，当然，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基于某种假设。皮凯蒂的核心假设涉及经济体如何储蓄的问题。皮凯蒂假设，“净”储蓄率是正的常数，也就是说，经济体每年都从（净）国民收入中取固定比率用来增加资本存量。

这一假设听起来很正统，其实并非如此———恰恰因为它是用净值来表示的。特别是：

（1）当人口或技术的增长率为0时，资本存量依然增长（因为净储蓄为正值）的假设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产出必须从消费转向投资。

由于资本需要保持增长，所以最终必定100%的GDP都用于资本形成！（2）即使增长率从2%下降至1%，GDP中需要从消费部门重新配置用以增加资本的份额也会大幅增加。

我们不认为，在历史上，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时出现过类似的再分配现象。

皮凯蒂的理论与正统的经济增长模型紧密关联，该模型基于索洛（Solow，1956）的首创性贡献，现在几乎每本大学的中级教材中都会讲到。该模型假设总储蓄率，亦即总投资（包括折旧）占（总）国民收入的比例，是一个常数。在该假设下，当增长率将至0时，净储蓄率也会降至0———这与皮凯蒂的理论完全相反。而且美国战后的数据也与该理论一致，在那数十年间，低增长很典型地伴随着低的（有时甚至是负的）净储蓄率。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道，总储蓄率不变的假设是没有经济理论基础的极端假设。当然，经济学中有一整个领域是研究个人消费行为及其加总结果的。这些文献形成了理论并经过了数据检验。

由弗里德曼（Ｆriedman，1957）、卡斯（Cass，1965）、库普曼斯（Koopmans，1965）等人的研究发展而来的基准理论坚持认为，当增长率为0时，资本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净储蓄率为0，这再一次与皮凯蒂的假设背道而驰。

（1）一般来说，这些文献得出的预测是，随着增长率的下降，储蓄率也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2）不论是教科书中的索洛模型还是微观基础模型的增长预测，都没得出与皮凯蒂理论类似的戏剧性结果。

在两种情况下，理论都表明，随着增长率的下降，财富收入比只会适度增加。因此，增长率总体下降完全不是产生高度不平等的强大推动力，我们不想根据它作出预测。

结束语

我们不确定皮凯蒂为什么选择如此极端的储蓄率假设。我们查找了该书所基于的资料来源用以检验他的假设，并与正统理论进行了比较，但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验证或对比。然而可以明确的是，他的极端预测背后是他关于储蓄率的极端假设，我们认为它并不现实。

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财富差异（dispersion）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引人注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课题，其根本决定因素与《21世纪资本论》中所强调的非常不同。稍微提一下，这些因素包括教育制度、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化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因素才是关心不平等问题的人们所应该注意的，也是政策变革所应指向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贺瑞珍 译）

[1] Per Krusell，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Tony Smith，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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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论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

一、人均GDP增长的供给来源：初步的比较统计分析

二、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三、总结

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星岳雄 斯坦福大学教授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波 中国人民银行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车嘉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薛澜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

赖海榕 中央编译局

德地立人

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一、青木昌彦的主要学术经历与成就

二、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思想

三、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改革的主要影响

悼念我的良师益友——青木教授

对青木教授演讲的评论

引论

2015年7月，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致力于推动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学交流的青木昌彦教授不幸因病辞世，为纪念和推动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研究，我们特将相关学者的言论编辑成书。

开篇青木昌彦本人的文章《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运用比较经济学方法，从供给面分析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分析，青木昌彦指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未来不再能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常态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成功发展的结果。

钱颖一教授对青木教授推动建立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演化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斯坦福大学教授星岳雄，介绍了青木教授如何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分析日本经济，解释日本经济的特殊现象，既推动了日本经济学研究的一般化，还推动了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他又如何将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应用于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分析。车嘉华教授认为青木教授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研究日本的体制，到2001年，他又对比较制度有一个整体综合的分析，然后到生命的后阶段，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比较，更多地投身于从理论上探讨和分析制度变迁而非制度本身。黄少卿的文章回顾了青木教授的学术研究历程，概括了由他所开创的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思想和他在这个领域的突出贡献。

最后是陈清泰悼念青木昌彦教授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青木结识的过程，谈到了青木教授阐述公司治理和内部人控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如何通过在清华大学搭建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CIDEG）这个研究平台，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甚至在去世前不久，还来北京参加外国专家局的建言会，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畅谈法治和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1]

青木昌彦

官方目前已确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5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本文试图从经济和人口的背景及条件对此展开分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GDP（以当前价格计）在2009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2013年的实际GDP达16.149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GDP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70%，但根据我利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达13449美元，仅落后日本约60%（参见图2）。以上的粗略观察带来了若干有趣问题：按实际人均GDP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其他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人均GDP增长的供给来源：初步的比较统计分析

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增长潜力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 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

●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

●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

● 城市部门工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为了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面增长源的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2]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比较，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年）。[3]

（2）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讨论的若干社会因素。

（4）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潜力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图1　中日韩三国人均GDP增长率的供给来源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官方的部门就业和产值数据，以及注释中解释的人口数据进行测算。[5]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人均GDP数据估算来自：日本（1911—1940）：K. Ohkawa and H. Rosovsky (1973),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韩国（1911—1940）：M. S. Cha and N. N. Kim (2012), 'Korea's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1—40', Extrapol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49；中国（1914/18—1931/36）：T. G. Rawski,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有趣的是，Rawski的研究和近期的其他研究认为中国在两次大战间歇期实现了人均GDP正增长，不同于经常被引用的Maddison所做的零增长估计

二、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z）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背后，是他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工作。根据他的发现，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4]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图2　中日韩三国的库茨涅茨效应的历程

注：J为日本、K为韩国、C为中国。
资料来源：利用官方对部门就业和产值的省级数据，沿海省份（C-C）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内陆省份（C-I）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划分办法是根据各省人均产值与农业就业比重的相关性分析而内生决定。内蒙古属于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是资源大省。2010年后各省的就业数据目前尚未公布。产值数据根据IMF的购买力平价转换比折算为2000年美元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的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6]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所以为实现上述宏大的政策目标，有两个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有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忧虑。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发掘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届时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土地改革。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2）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

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给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大跃进”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日本和韩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随着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称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图3　中日韩三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各国官方人口数据以及联合国2012年世界人口展望（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2012）

再请看图3，横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的时期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和生育率是1.6左右，似乎过于乐观，超出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得出的1.4左右的官方估计值（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甚至只有1.2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负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大。彻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下降趋势，并增强民众的个人选择自由，但影响有限，因为后人口转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增长（寿命延长）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计算。

（3）可能影响劳动参与率的社会因素

如果说库兹涅茨效应的逐渐消失以及后人口转型的快速到来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那么要实现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并持续提高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就前者而言，日本近期的经历可以有所借鉴。有两个人群对人均GDP增长做出了贡献，25—39岁的女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大幅提高，同时总和生育率也有适度反弹，从2005年谷底的1.26回升到2013年的1.43。上述变化结合起来表明，跟随欧洲国家的脚步，日本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而从劳动力市场退出的习惯到今天可能已经被扭转。虽然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传统上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她们对高技术岗位的更多参与依旧可望成为维持中国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应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提高年龄偏大的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2年，日本的60—64岁男性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2.81%，70岁以上的男性有8.7%仍在工作。中国目前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强制退休年龄也需要采取某种方式相应上调。[7]

图1显示，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自1990年来实际有所下降，这似乎与学校教育时间的不断加长有关。在2009—2013年，高中入学率提高了2.7%，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的入学率提高了4.0%。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在短期内导致人均GDP增长率降低，但如果能与需求匹配，还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物有所值的投资。

（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最后，新常态下保持人均GDP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城市部门单位员工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部门的单位员工生产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同资本产出比（资本密度）的加权之和，权重分别为：1/（1-θ）和θ/（1-θ），其中θ是资本在产出中的比重。由于缺乏与图1所采用的部门数据相匹配的可靠官方数据，这里暂时无法提供对上述两部分的估计值。但测算中国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项学术研究表明，200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人均产值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如果没有伴随人力资本的相应增加，最终将受到规模收益递减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会带来令人鼓舞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源于无法用直接投入测算的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新的组合方式”。众所周知，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熊彼特定义的“创新”。实现方式之一显然是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而这需要投资以及增加科技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过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与金融资源在企业组织层面的创新组合也大有可为，可以更灵活地应对新兴技术和变化的市场环境。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是职业经理领袖们的任务。

当前，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拥有和控制的控股公司进行体制改革，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已列入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此类所有制改革应该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配套实施，以增强企业管理层的职业化程度，根据企业经营标准对其进行考核，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目前正在打击的企业腐败现象非但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同时也是效率低下的明证。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会根据清晰而公开的规则进行选举，并且对市场和公众负责（陈清泰，2014）。[8]

皮凯蒂撰写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让我们关注到，西方国家的“超级经理人”获得了超出其业绩的报酬，导致更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他认为这在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环境中——后人口转型时代可能的确如此——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用沉重的财产税进行矫正。那么随着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广，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否也不可避免？有一个办法也许能使中国避免这一陷阱，但取决于混合所有制如何构建。如果把目前的国有资本的相当部分委托给多家退休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职业化管理，那么这些基金的受益人（退休员工和现有职员）也可以分享金融资本回报率提高的收益。或者说，公司治理改革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既通过高效和创新的企业管理来促进可持续的人均GDP增长，同时为后人口转型时代提供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三、总结

我们简略地讨论了会影响中国人均GDP未来增长的基本供给因素可能出现的变化。在有关未来增长轨迹的公共政策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更有短期性质的需求因素上。而为了剖析新常态的经济环境的本质，本文着重于供给方面的探讨，当然供给因素离不开同需求因素的结合。

有人指出，中国和韩国都不可避免会进入类似的负人口红利的人口变化轨道，步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后尘。或许还有人提到，在日本的公共讨论中，尽管传统上的排外心理和反对势力仍很强大，但通过教育和培训放松移民引入作为应对后人口转型的可能解决方案已成为严肃的议题。在中国，人口迁移带来的库兹涅茨效应还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填补人口红利缩减的缺口。然而要想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来实现此政策目标，就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涉及的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已有的建议包括，即将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可以用来为社会保障服务。

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的影响加起来，在2008—2012年人均GDP8.62%的增速中的贡献值达到3.57%，但未来不能继续成为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常态面临的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成功发展的结果。如今的焦点指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同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创新组合，这些才是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尽管增速可能低于过去）。为此离不开职业经理人的领导作用，以及市场导向和遵守规则的公司治理制度的支持。走向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在这个方向探索出关键的路径。另外，恰当的改革实施办法还可以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并使经济增长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社会保障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将成为应对新常态时代的重要战略补充。

（余江　译）

注释：

[1]本文提交给2015年3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分解的计算过程如下：Y=GDP，N=人口规模，L=工作年龄段人群的规模，E=总就业人数，Yi=i部门的产值，Ei=i部门的就业，其中i=A或者U，因此有：Y=YA+YU，E=EA+EU，y=Y/N=（L/N）（E/L）［EA/E×YA/EA+EU/E×YU/EU］=（L/N）×（E/L）×［1-αΔ］×（YU/ΕU），其中α=ΕΑ/Ε，Δ=［1-（YA/EA）/（YU/EU）］。以g（.）代表各变量的增长率，g（y）=g（L/N）+g（E/L）+g（K）+g（YU/ΕU），其中人均GDP增长率g（y）分解为：g（L/N）=人口红利，g（E/L）=劳动参与率变化，g（1-αΔ）=库兹涅茨效应，g（YU/ΕU）=U部门的人均生产率，最后这项可进一步分解为：g（YU/ΕU）=［1/（1-θU）］g（TFPU）+［θU/（1-θU）］g（KU/YU），其中θU=资本所占份额，KU/YU=U部门的资本产出比。

[3]然而，这至少可能部分源于官方就业数据没有准确反映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的实际规模。图1所反映的测算基于三个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农业部门等同于第一产业，城市部门包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1990年后的中国例外，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就业人数分别以农村和城市就业人数来代表，该指标对于测算库兹涅茨效应或许更为准确。

[4]参见S. Kuznetz,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Supplement (1957)，表14。还有篇有趣的论文，Gatti, Gallegatti, Greenwald, Russo and Stiglitz, "Sectorial imbalances and long-run crises" (in F. Allen et al, eds. The Global Macro Economic and Finance,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50-III, Palgrave Macmillan)，认为美国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金融业，而是库兹涅茨过程的中断，美国经济的复苏也是依靠库兹涅茨过程的重启。

[5]在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时，没有考虑1989—1990年，因为官方的就业数据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导致新旧两种方法估计的就业数量出现了7200万人的差异。类似的，韩国的部门产出，只有以1970年和1979年之间的要素成本计算的广泛数据，以及此后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官方数据。因此，不包括1979—1980年的增长率。中国的库茨涅茨效应在1990—2000年那段时期特别低。

[6]参见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7]美国也即将面临负人口红利的影响，各方正在认真讨论鼓励延迟退休的政策措施，可能包括对60岁及以上的雇员及其雇主免除社会保障缴费等。

[8]陈清泰（2014），“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个问题”，提交给清华公管学院CIDEG （产生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的讨论稿。

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

钱颖一　星岳雄等

编者：2015年7月，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致力于推动中外经济学交流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不幸因病辞世。2005年，在青木昌彦教授和时任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的积极努力下，促成了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资助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简称CIDEG）。今年10月25日CIDEG举办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特设了一个环节，讨论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以此纪念这位“和中国改革同行”的日本经济学家。讨论会由吴敬琏教授主持，邀请了和青木昌彦教授长期共事的同人和他的中国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斯坦福大学教授星岳雄、复旦大学教授车嘉华、中国人民银行李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等人。我们把此次讨论会的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吴敬琏：青木昌彦教授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经济学家，他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很高的成绩。他不仅进行纯理论研究，还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制度变迁都有很深刻的观察，并从中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对政府的政策方向，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我们纪念青木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学习他的理论、观点，以及他的政策建议，并且使他的学术成就能够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第一场活动就是对青木昌彦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我们请了两位主题发言人，一位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另外一位是斯坦福大学星岳雄教授。我们先请钱颖一教授发言。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

我是在1990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时结识青木昌彦教授的，至今整整25年。7月15日我在从北京到波士顿去哈佛大学参加马斯金教授65岁学术研讨会途中换飞机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而就在起飞之前我还给他的太太令子（Reiko）发邮件，希望在我两天的研讨会结束后去斯坦福看望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终成遗憾。

青木昌彦出生于1938年4月，在东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之后，于1967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赫维茨（Leo Hurwitz）。赫维茨在2007年与我的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迈尔森（Roger Myerson）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青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早期致力于微观经济理论研究。70年代初回到日本京都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与日本经济和企业相关的经济理论。1984年起受聘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席教授。

我最早听到青木这个名字是在80年代后半期我在哈佛经济系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对企业组织结构感兴趣，我的导师马斯金让我去读青木198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Horizontal vs. Vert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Firm）。时隔近30年后，青木去世的消息也是我在哈佛的研讨会上第一时间告诉马斯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我是1990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从那个学期开始，在青木和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的设计和推动下，斯坦福经济系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生学科领域，叫作“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CIA）。取这个名字颇有讲究，其中三个关键词是“比较”、“制度”和“分析”，刻画出它的“新制度经济学”特性。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但两者差别在于旧制度经济学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性不足。要有深入分析非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不可。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80年代的另一特点是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逐渐显现，比如日本的崛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等，为制度比较，特别是跨国比较、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是建立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青木是“比较制度分析”最积极的推手。除了青木和米尔格罗姆二位资深教授外，最初斯坦福经济系参加这个领域的有三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人分别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和一位苏联问题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米尔格罗姆是微观经济理论学家，三位将经济理论应用于不同地区的有日本、中国、苏联，还有一位是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每一个星期有一场学术研讨会（seminar），邀请经济学家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论文，主要是来自校外的经济学家。刚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仍处于顶峰时期，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开始呈现高潮。这些地区自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重视。所以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

在学术方面，这个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Douglass North）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位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们的获奖对“比较制度分析”领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之后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贡献者是2009年获奖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他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发明人，他也是来参加“比较制度分析”研讨会的常客，他就在附近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

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突显的位置，远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大重视，这也很自然，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变，相对比较完善。我在1992年写了一篇文章“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其中就介绍了斯坦福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领域的情况。吴敬琏老师对此特别关注，经常引用其中的研究方法。

1994年8月19—22日，我同青木和米尔格罗姆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参观乡镇企业，访问大学。这两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资深教授都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直接接触。之后我们又一起到北京。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陈清泰与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楼继伟所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称为“京伦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把青木介绍给陈清泰、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肖梦等中国经济学家。有人将“京伦会议”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如果说“巴山轮会议”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中的研讨，那么“京伦会议”就推动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研究，青木还推动MIT出版社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系列丛书。这个系列中的第一本是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在2000年出版的《转轨与经济学》，第二本是下面要讲到的青木2001年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

下面我简要介绍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

青木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他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是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这篇论文比较了两种信息结构和相应的决策模式：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等级制激励和决策机制，和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准树形结构”和横向协调机制。这篇论文推导出这两种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不同，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即一线工人的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是日本丰田生产制度中的“看板制”（Kanban），即基于“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和“准时化生产”（just-in-time）的库存控制系统。这篇论文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比较对象，并且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不同特性，在组织和制度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并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必读内容。

在此基础上，青木在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一书。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还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级别等级制的激励方式，公司股权结构和银行作为持股人的监督作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企业集团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和官僚体系与企业关系中表现的“官僚多元主义”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在这本书中，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分析文化现象完全可以从经济理性和效率角度来进行。

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青木运用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理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个看上去与欧美经济和企业非常不同的组织和表现。这应该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先河之作。在此之前，人们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对日本经济的组织方式感到很神奇。人们通常会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不同，更有不少人用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来解释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但是青木的研究工作是用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细致地比较和分析日本微观经济结构。

这个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获得了深入理解，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微观经济理论，因为这个分析需要对企业内部结构做深入分析，而在80年代或之前，除很少数的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威廉姆森、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外，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市场，而不是企业。青木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产业组织理论。

进入90年代，青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四项跨国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比较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具有影响。

在我刚到斯坦福后不久，青木就同我谈关于开始一项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背景是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主银行在监督公司管理层上具有特别的作用。这种监督机制不同于美国式的通过资本市场和收购兼并来监督大公司的管理者。由于在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中，资本市场通常都不够发达，而银行系统通常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通过银行监督公司管理层就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这项研究后来形成了他所编辑的，于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及其对发展中和转轨经济的相关性》（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青木主持的第二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公司治理的。在1994年的“京伦会议”上，青木宣讲了他的论文《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会后我又陪他和哈特（Oliver Hart）去上海访问。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和他决定以世界银行研究所在1994年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sider Control and Roles of Banks）一书为基础，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书。这就是199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书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专述公司治理的书，并首次提出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应用，它通常发生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公司中，或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中。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制度安排，提供了解决“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思路。这本书在90年代影响了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师生和经济学家。

青木主持的第三个研究项目以若干东亚高速发展经济体为对象，分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学论著很多，主要思路都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看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从而提高效率。但是青木从比较制度的分析框架入手，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就是政府的“市场加强”作用（market-enhancing role）。它超出了由于垄断和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的框架，侧重分析在制度不健全、产权不安全、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监管不到位等情形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简单地弥补市场不足，而是为了增强发挥市场的作用。所以，政府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非替代市场发挥作用。这项研究体现在1997年青木编辑、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一书中。

青木组织的第四项研究是后来在200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社区与市场》（Communitie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样，基于这四项研究的四本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应用研究系列：从金融到公司治理，从政府到社区和市场。这也是青木的一个长期规划，从市场经济中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制度、比较制度。

与此同时，在90年代青木一直致力于运用博弈论来概括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理论。这既是他在之前所做的理论研究的延伸，也是对他的四项应用研究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在2001年由MIT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著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中文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同年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

这是一部宏大计划的书，试图用博弈论来全面概括制度研究。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制度的基本类型，从最原始的习俗性产权和社区，到中世纪长途贸易中私人秩序的交易合同，到现代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作为政治稳定均衡的国家。第二部分引入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把观察到的制度现象解释为某种博弈的均衡，并由此研究制度变化的动态。这部分高度抽象，并连接文献中对制度的多种不同的研究成果，它最集中地体现了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上的理论贡献。第三部分分析制度多样性，比较多种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多种融资方式（比如银行与资本市场），比较不同的创新模式（比如硅谷）。青木对制度多元化的解释基于各种制度之间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并且预测这种制度多样性将持续演化。

在1994年之后至今的21年间，青木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同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同肖梦的友谊。在他们相识之后，我记得有一天在斯坦福，他兴致勃勃地拿了一本日文的有关中国“文革”的书来找我，给我看密密麻麻的日文中有她的名字的汉字。青木年轻时曾是日本大学中的学生领袖，很有革命激情，并具有天下胸怀。这也许是他们之间的“化学感应”（chemistry）吧。

在青木的直接推动下，在丰田公司的慷慨支持下，2005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由陈清泰出任理事长，青木与吴敬琏共同担任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中心成立十周年，唯独缺少了青木教授，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青木是在今年7月15日去世的。在此之前的3月和4月间，他三次访问中国：3月21—22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近年来他每年都参加）；4月5日参加“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第16次学术委员会会议（10年来他每次会议都参加）；4月21—24日他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起访问中国，到外专局、《比较》编辑部、清华公管学院做学术交流，并在4月23日会见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4月24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参加了学生社团的交流活动，并为学生们写下了“新结合：Innovation for Students of Tsinghua”几个大字。他从中国回日本与百寿高龄病重的母亲做了临终告别，然后返回美国，之后就住进了斯坦福大学校医院。

令人震惊的是在他住院后仅仅两个多月就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一位热衷于建立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日本人。清华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今天在他所创立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缅怀青木昌彦的学术贡献，制度建设贡献，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贡献，是我们对他人生贡献的最好纪念。

吴敬琏：感谢钱颖一教授对青木昌彦教授的学术贡献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这个全面介绍，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不是流水账，而是把青木教授的工作放在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中，指出在哪个问题上，青木教授的思想闪光点在哪里，他的贡献在哪里，所以非常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下面我们就请第二位讲演人星岳雄教授做他的讲演。

星岳雄
斯坦福大学教授

谢谢吴敬琏教授对我的介绍，能够应邀在CIDEG十周年庆典上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CIDEG是由青木先生最先提议的，本来十周年庆典应该在年初，当时我就受到邀请，所以非常期待这次活动。今天终于参加了这个庆典，可惜青木先生已经不在了，我深感遗憾。但是，因为有青木先生的贡献，他的许多朋友都来到这里，并给了我一个机会谈谈青木老师的研究，对此，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我也是研究日本经济的，受到青木老师的很大影响，正如刚才钱颖一教授所介绍的那样，我本身的学术生涯也是与青木教授分不开的。我最早接触青木教授，是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到他的著作《企业的合作博弈》（The Corporative Game Theory of the Frim），书中讲述了横向和纵向信息结构。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日本经济的书，而是更一般性的理论书籍，但是，青木教授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许多主流经济学理论都能适用于日本经济，都可以用来解释日本经济的现象。

我最初的学术论文发表在青木老师主编的杂志《日本企业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Firm）上。在介绍日本经济的杂志中，这是最出色的一本，经过青木老师介绍，我后来也担任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大约十年之久。后来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这和刚才钱颖一教授所介绍的时间差不多。从那时起，我就偶尔和青木老师见面，当时青木老师关注银行和公司治理的研究，我参加了其中的很多研究项目。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钱教授，当时要将关于转型经济的一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中也有我的一篇论文，对我来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纪念的书，而书中收录的那篇论文也是我最好的一篇论文。当时肖梦女士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我很早就听说过肖梦女士，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也感到非常荣幸。

三年前我到了斯坦福大学，当时青木先生提出要重振这方面的研究。总之，我的经济学研究生涯是和青木老师分不开的。

接下来，我要简要介绍青木老师针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其实这些年来，青木老师对日本的经济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发表了很多跟日本经济有关的著作。通过这些著作，大家可以了解青木老师在很多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日本的经济学理论到主银行制度再到产业制度。

通过这些研究，青木老师也承接了许多项目，并付出了很多努力。在他的努力下，包括CIDEG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得以创办。可以说，通过这些研究机构的活动，日本的经济学理论也在青木老师的带领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青木老师之前，日本的经济学理论是什么样的呢？刚才钱教授没怎么说，我可以说一说。

人们大多都认为日本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因此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不适用于日本。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有人说日本是世界第一，对日本给予礼赞；而反对的人则说日本没有遵守国际秩序，无论是赞美日本的还是批评日本的，在强调日本特殊性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青木老师与此不同，他用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日本经济，但他并不是照搬理论。因为有很多经济学理论是在观察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现有的理论。当然，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因为如果照搬理论的话，有些问题就无法解释清楚。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局限所在，因此需要再构筑一套能够说明日本或中国经济的理论，使经济理论得到发展。我觉得青木老师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在于此。

现在针对日本经济的研究，仍然有人会诉诸日本的特殊性，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理论分析都已经走向正规化了，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声音已经很少了，我想青木先生对此的贡献巨大。将有关日本经济的研究导向经济理论的轨道，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剖析，无疑是青木老师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青木老师的研究，涉及理论、制度和实践研究。其实主要还在于理论方面的贡献，刚才钱颖一教授已经介绍了，主要是机制设计。青木老师发现，和美国大企业相比，日本大企业不仅在企业内部，在企业之间也采用非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和交易。还有，在日本，很多价格机制都是政府通过限价或者对价格做出规定实现的。70年代，青木老师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工作，然后在1984年，回到斯坦福大学，并写出了《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一书。在我看来，这是日本经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序言中写到，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对待教科书中有关市场经济微观结构的概念，要想完全了解日本经济，就必须跨越现有概念的局限。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青木老师和钱颖一教授等人共同发起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动机。

因此，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出发点就是青木老师对日本经济的研究。青木老师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贡献，刚才钱教授也提到了，我就不再细说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青木先生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制度的互补性，第二是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对待。这两点都比较复杂，在此，我略作展开。

首先比较制度分析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博弈来对待，博弈是参与者互动形成的一个整体；每一种博弈都有一个域，也就是一个维度，比如说有经济、社会、金融等。博弈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比如经济中，有劳工、有金融。在每一个具体的博弈域中，都会形成一种均衡。均衡一般有两种，而哪一种均衡最终得到了更多的共识，就变成了制度。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第一个域中是A制度，第二个域如果是制度C或者D的话，会发展得更好。简单来说，如果第一个域的制度是B，第二个域的制度就不应该是D，而是C，C会更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比较一个域的制度和另一个域的制度之间的互补性。青木先生最初是在一篇研究日本主银行的监督作用的论文中提出这个概念的。具体来说，他认为日本的主银行和企业有长期关系，从融资之前的审查，一直到项目结束之后的审查，进行全程监控，如果企业财务状况好的话，主银行就不会干预企业经营，主要由从员工中选拔出来的内部人来控制；如果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经营权就会转移到主银行那里，主银行重新选择企业高管，现有的管理层被迫下台。青木老师把这种做法称为状态依赖型的监控制度。实际上，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信息处理的不同，在美国，信息处理是纵向的，而日本是横向的。对日本来说，主银行这一制度安排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信息处理的制度之间，是存在互补性的。在这样的比较制度分析基础上，米尔格罗姆教授等人发展出了更成熟的超模博弈模型，但是它的原型来自青木老师。

我想谈的第二个特点是内生的制度概念，这是青木老师从日本经济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刚才钱教授已经说过了，以诺思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所考虑的是从经济外部给定的制度。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它就属于博弈的规则。青木老师认为这种外生的制度概念是不全面的，看一看日本的经济，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像主银行制、终身雇佣制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也不存在明确的合同。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制度被定义为在反复博弈中形成的共有信念，这是一种均衡。根据这个定义，制度不仅有博弈规则，还有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参与者对这种行为的信念或看法，青木老师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出了这些洞见。由此看来，制度是内生的，由各个行为主体作为外部制约而接受。关于制度变迁，现在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在比较制度分析里，对制度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说随着环境的变化，均衡会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大家的共识也会发生变化，最终会带来制度的变化。

在青木老师最近的论文中，他对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化做了很多分析，他在去世之前一直在写的论文也是比较了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化，这篇论文是青木老师与车嘉华教授合作的。我想接下来会发表。

内生的制度概念，实际上也是基于青木老师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研究。比如，日本过去20年的停滞，我们都认为是“失去的20年”，但青木老师不愿意用这个词，他说不是失去的，而应该是“转变的30年”。人口增加、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追赶型经济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已经结束了，之后迎来了老龄化、经济的成熟，日本正在摸索转型，他说这是日本这30年的尝试，他认为中国可能也正在面临或者将要面临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日本经济还是中国经济，用过去的主流经济理论都难以分析。但是，青木先生的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他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和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日本先于全球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变化。日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个变化，我们应该在审视现实的基础之上，使比较制度分析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青木先生一直在做的事情。作为经济研究人员，尤其日本的研究人员，应该继承青木老师的遗志，继续推进比较制度分析。

吴敬琏：谢谢星岳雄教授。看来青木昌彦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去继承、去发扬的地方还很多，我们下面就转入讨论。剩下的时间，我看了一下，现在要求发言的人有14位，只有不到70分钟，所以极限是5分钟，就在自己座位上发言，这样节约一点时间。到3分钟的时候，我会举一个牌子，到5分钟就一定要结束了，否则别人就没办法发言了。好，我们现在开始。那这样吧，自由发言，哪一位？白重恩教授。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青木先生对我来说既是师长也是朋友，除了跟他工作上、学术上的一些交往外，我非常有幸，有两次机会跟他有更多的、更深入的接触。

第一次是2011年国际经济学会（IEA）将在中国举办国际大会，这个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当时青木先生是IEA的候任会长，候任会长的责任就是组织这次国际大会，然后那次会议是在清华开的，我作为会议的秘书长，协助青木先生做一些会议的组织工作。在那次会议的整个组织过程中，以及会后论文的编辑、出版，青木先生作为编辑出了四本论文集，在这整个过程中，青木先生的敬业精神都让我非常感动。在组织的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做出很细致和周到的安排，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特别是会后还要编辑四本会议论文集。因为会后很多人的热情都不像会前那么高，所以在编辑这个论文集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青木先生真是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让我非常感动。

第二次机会是我2013年去斯坦福访问6个月，有机会和青木先生多次谈学术，他不仅在学术上给我很多帮助，甚至在生活上也给我很多关照，让我非常感动。作为会长，青木先生在IEA会议上做了一个讲演，他讲了东亚的经济，讲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阶段，一个阶段是M阶段，就是马尔萨斯阶段，这个阶段增长和人口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但是在这一阶段，没有多少生产率的增长；第二阶段叫作G阶段，这一阶段，政府在工业和资本积累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库兹涅茨阶段，这个阶段包含两个重要的转型，一个是人口结构的转型，一个是产业结构的转型。人口结构转型是随着抚养比的下降，人口红利在不断地增加，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从农业向非农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效率得到了改善；第四阶段是以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基础的内生增长阶段；第五阶段青木先生叫作后人口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人口红利已经被消耗殆尽，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型，对应着上述这五个阶段，日本应该说已经到第五阶段了。但是中国和韩国，我们还处于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分析，对我们思考经济增长有非常大的启发。

其中有两点，我觉得对于分析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有帮助，第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在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结构的转型。我们要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这两点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现阶段，我觉得我们的结构转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形态，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这个结构转型，可能已经基本结束，对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少，但是另外一个新的二元结构，却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新的二元结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一个是政策扶持部门，一个是市场部门。那么为什么这个新的二元结构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这么重要，新的二元结构跟老的结构有什么关系？看上去不同点很明显，但也有一定的联系，不管是老的二元结构，即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还是新的二元结构，即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素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转移，并不是完全没有障碍的，要素在部门之间转移都有障碍，造成了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个新二元结构，还不能简单理解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我特别用了政策扶持部门，是因为有一些非国有经济，也跟政策扶持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进行了大量基础建设投资，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很多的生产活动是由非国有企业完成的，这些企业也应归属于政策扶持部门。因为它的很多行为，都受到了政策扶持的影响。

新二元结构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呢？我觉得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如果不考虑新二元结构是很难解释的，我这里简单地说三个现象。一个是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资本的成本或者说实际利率会下降，因为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比较弱，对资本的需求也比较弱，资本的价格就会下降。中国正好相反，2009年至今实际利率一直在上升，即使从2012年以来，GDP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但实际利率一直到上个季度都在上升，这是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劳动力成本，在同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这也和通常的经济中所观察到的现象是相反的。第三个是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通常情况下，这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成本总是要传导到价格上，但是在中国不仅没有通货膨胀，我们还出现了通胀紧缩。2015年不仅我们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是-5.9，我们的GDP平减指数都已经变成负了。在劳动力成本高速增长、没有多少失业的情况下，竟然会出现通缩，这也是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那么我刚才说的新二元结构，就能解释所有这些平常很难理解的事。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政策扶持部门占用了大量的资源，挤压了民营、挤压了市场部门的发展，所以尽管经济增长下行，其实经济增长下行就是由这个结构造成的，因为这样的结构效率很低，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下降，资本回报率也在下降，但同时资本成本还在上升，就是政策扶持部门占用了太多的资本，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因为它们占用了这么多资源，使得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因为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的效率在下降，进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还会有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那么为什么还有通缩？为什么在成本上升的时候还会出现通缩。因为我们政策扶持部门对于成本非常不敏感，所以成本的上升并没有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它们还一直在市场中，造成了产能过剩，使价格下行的压力非常大，当然下行压力有一部分来自外界冲击，但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新二元结构，除了可以解释上述三个通常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现象外，也可以解释我们的高投资率低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低速度增长、高负债率，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负债，贸易顺差的变化，资本流动等现象。这样一个新二元结构，是和青木先生提到的经济发展五个阶段其中的两个阶段有密切关系的，也是根据青木先生的框架，我们应该实现从G阶段到K阶段的过渡，然后再从K阶段过渡到H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外部的冲击，从2008年以来，G阶段又回来了，就是政府在经济、在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又变得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很难实现向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象，使我们能够在青木先生的理论之上，来分析中国结构的问题，对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

吴敬琏：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3月25日青木教授这个论文里面，他明确指出，库兹涅茨过程的转折点，已经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依靠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而要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李波
中国人民银行

我是在1994年到斯坦福大学学习时认识了青木教授，刚到斯坦福不久，在楼道里碰到了青木教授，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在过去的21年里，青木教授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1995年秋季学期，我还有幸作为青木教授的研究助理，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一些比较制度的研究。青木教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认识到，制度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青木教授关于制度的内生性，刚才星岳雄教授已经谈到，我记得很清楚，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出了一本书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出来不久，青木教授来北京，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我想听听青木教授对这本书的看法。青木教授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该书的缺陷就是没有在制度的内生性方面做更多的探讨。该书通过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来解释很多国家经济表现的差别，但是这两个制度是怎么产生的，这两个制度是不是外生的，是不是给定的，他们没有回答。青木教授指出，实际上制度不是外生的，也不是给定的，而是内生的。青木教授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变革的艰难，青木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制度互补性，很多制度，不管是一个国家的公司制度、市场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他们之间是有互补性的，这就意味着你要推动变革的话，如果你只改某一个领域的制度，可能这个变革就会失败，因为它和其他方面可能不匹配。我清楚地记得，在1995年我担任青木教授的研究助理时，他就让我读斯坦福大学另外一位教授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文章，他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1985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所谓的“打字机经济学”，他研究为什么打字机的键盘设置，这26个字母是如此没有效率的安排，事实证明，如果重新排列这26个字母，可以提高打字速度2—3倍。为什么这26个字母的排列能得以延续，直到今天也难以改变，戴维教授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还有一个概念叫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基本的理念就是，制度一旦产生，它有惯性，可能会形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很大之后，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厂商想改变制度安排，都可能生存不下来，因为这个网络非常巨大，而且网络之间有互补性，那么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青木教授非常重视，他把这个观念引入了制度的研究，对制度的互补性进行研究，那么也就意味着制度的变革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性是非常大的。

2004年我回国工作，青木教授非常鼓励我到中国的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工作，我当时加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已经工作了11年。在过去的11年中，青木教授每次见到我，也非常鼓励我能够学有所用，能够把经济学的一些专业知识，一些在他的指导下所做的研究，用于我参与的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推动我们的制度改革。现在中国的一些挑战，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到青木先生的很多重要的理论来助推变革。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涉及几个重要的关系，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我感觉，青木教授的很多重要研究，对我们下一步的制度设计，下一步的变革，都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方面的研究，可能是青木教授留给我们后人继续推动的，那就是制度之间的互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国实际上通过对外开放，推动了很多改革，通过学习别人的制度，复制别人的制度，推动了很多改革。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水土不服，我们发现如果复制了其他国家的制度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领域的制度，到了中国以后水土不服，这里面就有青木教授讲的制度互补性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配套制度的学习，有没有系统制度的考虑，还是只复制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我们的资本市场，复制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制度复制过来以后，有些水土不服，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在制度互补性方面做得够不够，我们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还有什么配套制度需要学习，如何从制度互补性、路径依赖的角度将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向其他国家学习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我相信青木教授的很多研究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和制度设计，都会有很大帮助。

最后，作为学生，作为后人，我想青木教授有三个方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他的好奇心，第二是他的敬业精神，第三是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勇气。他曾经告诉我，他都年过半百了，才开始学习非合作博弈论，他感到很多非合作博弈的概念，对他来讲很有挑战性，但他还是拿起一本本厚厚的博弈论的书在那里啃，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我1996—2002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青木教授是我的导师。其实不仅仅是斯坦福六年，毕业之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密切的交往。他对我的影响之大很难用简单几句话来描述。首先，青木教授博大精深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刚才钱颖一教授、星岳雄教授以及几位专家都已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作为跟他接触比较密切的一个学生，我也能亲身感受到他对于新知识、对于学术、对真理本身的追求，他的执着和热情让我非常钦佩。今年4月份，他来清华开会时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他有一篇文章刚刚收到《经济增长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回复，有四位评审人给他的很详尽的评论，主编要求他修改。当时我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他已经77岁高龄，还在写学术论文，还向这些重要杂志投稿，还要面对来自评审人各种各样刁难的问题。我从他的讲述里面看到的是兴奋，以及他想进一步修改的坚定信心。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留下的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影响。其次，他为人的热情、正直和单纯，他对中国特有的感情和兴趣，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知道今天时间有限，我想侧重谈一件事，就是我在斯坦福读书期间，帮他翻译了他的《比较制度分析》这本书。我接到这本书的翻译是在1999年的暑假，青木教授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他正在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我都很感兴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答应了。这个翻译过程非常艰难，那时候的手稿对他来讲还是一个初稿，他一直在修改，我的翻译也一直跟着修改，花了两年时间，2001年中英文同步出版。英文由MIT出版社出版，中文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翻译过程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与青木教授会经常交流，向他讨教怎么翻译，对他书里面的很多概念和模型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这本书确确实实是一本非常雄心勃勃的集大成之作。所谓集大成，你要是自己去读那本书就能感受到，他不仅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同时也把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里相关的重要文献，都做了非常精湛的总结、整理和介绍。这一点不仅能反映出青木教授的博学和知识宽度，更重要的是他对知识的态度。在对待知识的态度方面，我个人的体会是，经济学家总体来讲是比较狭隘和高傲的，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经济学自己的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在意。而青木教授不是这样。青木像一个学生一样，只要跟制度研究有关的最新发展，他都会去浏览和研究，而且会吸收到自己的著作里面。刚才李波也讲到，他有一种持续学习的态度。作为经济学家，在各个学科知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学科之间怎么互相学习，青木教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对知识的态度非常真诚，没有学科偏见，更多的是如何吸取不同学科的智慧并融入经济学，这是我翻译他的书一个很深的体会。当然，如此广博的知识和思想跨度也给我的翻译制造了很多困难，因为有很多术语相对来说不太熟悉，不知如何找到对应的中文。

在这个书里，你还能感觉到青木教授的分析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和深刻。他虽然把不同学科里与制度研究有关的概念和现象引入我们的视野，但不是简单的罗列和整理。他用博弈论的语言，用经济学统一的框架，把不同现象、不同学科的概念都进行了经济学的统一改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教授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嵌入性是指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其实是嵌入在整个社会制度当中并由其外围的这些社会制度所决定。他想说的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只看经济方面的背景和环境，没有看它们所嵌入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环境。在青木教授的书里面，他用关联博弈（linked-game）的概念，重新去解释这个嵌入性是什么，怎么化为可以用经济学工具去分析的概念，这里面的细节就不说了。总之，我想说的是，他不是把别的学科、别的知识汇集到这本书里就完事了，而是用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一致性的整理和发展，变成经济学可用的工具。这也是他这本书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把不同学科的知识都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刚才钱颖一教授和星岳雄教授都提到了他这方面的贡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青木教授的这本《比较制度分析》引用率之高。我今天早上还特意查了一下谷歌学术引用（Google scholar citations），《比较制度分析》是青木所有著作中引用率最高的，截至今天（2015年10月25日）总引用次数是2406次。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如果引用次数超过1000，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对日本企业的经典研究，2300多次引用。这一方面反映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另外也反映了对别的学科的影响，这恰好说明青木作为经济学家，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理解。如何拓宽知识的外延，如何让你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我想青木教授在这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强调。

我自己后来的研究也非常得益于青木教授的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2008年的时候，我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的吴意云，用青木教授以及斯坦福经济系开创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比如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比较历史和制度分析的理论，钱颖一教授关于转型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还有米尔格罗姆等人的互补性理论，比较分析中国明清时期晋商和徽商的治理模式。这两个商帮在明清时期影响很大，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两个商帮一南一北治理模式差别非常大。徽商主要靠血缘关系如宗族关系，没有太多的契约和期权激励体系，但晋商基于地缘关系，建立了规范的职业经理人、身股制度和严格的号规，以非人格化制度为特征。我们想解释的是这两个商帮的治理为什么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把两者的系统差异跟当地的区域性文化和制度条件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其实商帮治理的很多元素是跟外部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条件形成了很好的嵌合和互补关系。所以我们利用互补性的概念去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商帮会形成系统的差异，为什么两个商帮会同样的成功，因为它们内部治理工具之间、内部治理与外部条件之间都很好地耦合在一起，所以都能变成有效的治理体系。我们这项研究直接受益于斯坦福的比较制度分析，包括青木教授关于日本和美国企业的比较研究。

从博士论文开始，我就一直关心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这个也是直接受益于青木教授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青木教授给我讲过，比如像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虽然都是现代企业，但是你会发现在日本企业里，管人事的部门相对来说权力很大，而美国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权力相对来说不重要，因为日本企业是终身雇佣制，员工都在企业内流动，所以员工的晋升，是不是可以提到另一个部门，人力资源部门都有很大的权力。但在美国跳槽很容易，我在一个企业没有晋升空间马上可以跳槽到其他企业，所以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的影响远不如日本企业那么重要。而中国的官场，尤其是地方官员，其实和日本的终生雇佣制很相像，从他的企业研究当中，我注意到晋升机制的重要性。在中国这样的行政体制中，像日本企业一样，管人事的组织部门可能会扮演很特殊的角色。这也是直接从他的研究中受益的例子。

总的来讲，青木教授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他的学术贡献无法企及。作为后辈，以他为学习榜样，如何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思想，还有他对真理、对知识的态度，以及怎么传承他的为人之道，我作为他的学生，责任还是非常重大。青木教授的谆谆教诲让我一生受益，希望在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能够真正弘扬他的思想和精神。

车嘉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我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青木老师的工作，我想他有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投入很多精力来研究亚洲经济社会实践，他帮到了社会，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另外一条线就是他本身的纯学术工作，尤其是比较制度研究，我想他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他是研究日本的体制，到2001年他又对整个比较制度进行综合的分析，然后到生命的后阶段，通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比较，他更多的是希望对制度变迁，而不是制度本身进行分析和理解，所以，他在2001年的文章里就提出一个不同的制度概念，我想在这儿强调一下。

什么是制度，传统意义上来说，制度就是社会活动的游戏规则。那么青木老师和研究比较制度经济学的老师，就像星岳雄老师讲的，更强调制度的互补性和制度的均衡，因此，比较制度研究把制度理解成均衡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要研究制度的相关性，或者研究制度是如何内生或者均衡的话，大家可以看青木老师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分析，内容角度相当丰富，而不是将制度压缩成单个的维度来比较。青木老师2001的书中也讲了为什么要这样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个经济体内，不同制度的不同层面，是如何互相契合，而不是把制度压成一个单面的，分类成包容还是不包容，掠夺还是不掠夺，不是单纯地说一个国家的制度比另一个国家的制度好，而是在一国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制度是怎么互补、怎么内生存在的。

当然这样讲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被现有的制度和我们的过去绑住了呢？我想这可能是青木老师做了很多制度互补性研究之后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向前走，我们的制度怎么向前沿革？如果只讲互补性的话，就很难讲向前沿革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制度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制度的变迁。所以在青木老师2001年的书里，他就把制度概念再提升一步。我们知道，在制度变迁时，有时候会有革命，会有社会动乱，但这是制度变迁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从一个制度跳跃到另一个制度，现存的游戏规则会被打破。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制度的话，就要有一个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概念，因此青木老师在他2001年的书里面，重新界定了制度。他首先介绍，这是人对这个游戏如何进行博弈的一种信念。但是不同人的这种信念不一定相吻合，也不一定共有，你想的和现实不一定符合，就会有冲突。但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对社会活动这样一个游戏是如何博弈的，信念会逐渐趋同，当我们对这个游戏怎么博弈的信念和现实一致时，这些信念便是共有的也即共有信念，这就是我们的制度。

青木老师为什么绕这么大弯讲这个东西，我认为，他是想有这样一个概念，在有制度的时候，在制度混乱的时候，都可以运用。因此，他把制度定义成“对游戏如何博弈的共有信念”，他到后期就做了很多关于制度变迁的工作。他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刚才周黎安提到的，就是探讨制度韧性和制度变革的（institutional resilence aad institutional change）。

2014年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青木和令子来香港，我们当时讨论了这篇文章。那时候他让我教他用Letax来编辑文章，他以前写文章都是用Word写的，这么大年纪开始学Letax，实在令人钦佩。

今年5月底的时候，我收到青木老师的信，说麻烦我帮他改这篇文章，当时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要有一个大手术，他不知道手术后，还有没有精力来修改这篇文章。我当时就答应了，但并不是很清楚青木老师的具体病况。因为希望青木老师在手术前能好好休息，也没有给他打电话。当时一直想去看青木老师，但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拖下来了，一直拖到6月底，那时准备7月初起程。6月底青木老师叮嘱说中美旅途很辛苦，让我注意身体，让我安排好再去。结果行程又推迟了。没想到这一推迟，就再也没来得及。非常遗憾。那一个多月里没有跟青木老师通上话，最后赶去的时候，也来不及了。

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在5月后那段关键的时刻，青木老师是在跟生命赛跑。他工作非常非常勤奋。青木老师在手术前把与文章相关的所有东西都发了过来，他在手术前的那个晚上还在工作，在上手术台前几个小时还在给我们写信叮嘱文稿的事。手术后没几天，他又马上开始工作，把他手术后新做完的东西又不断地发过来。他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比我快很多。我有时候都跟不上他的速度，压力蛮大的。后来我写了一篇纪念青木老师的文章，这个文章题目就是Till His Last Breath，因为青木老师后来是肺的原因过世。在文章的最后，我引了一段话：“Lif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breaths we take, but by the moments that take our breath away.”（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精彩），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青木老师。

薛澜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

我从2003年开始跟青木老师结识。从学术思想来讲，可能青木老师很多的研究对经济学影响很大。作为公共管理的学者，我们对青木老师的理论和思想的学习其实还非常有限。但是，大家提到的几个概念，对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刚才提到的青木老师经典著作的2000多引用量中，估计公共管理的学者要占其中一部分。例如，青木老师在讲制度变迁时，把制度看成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策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条规设计，这个思想对于研究公共管理和制度变迁的学者都有很大的启发。传统研究制度思路都把制度看成是政策专家和法律专家起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这种理解下的制度是比较固定的、比较死板的。而且对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过程就很难分析。但是如果把制度看成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策略，那么制度变迁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每次制度变迁的背后就是这种策略的调整，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影响，遇到种种困难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思想对我们分析中国当前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另外一个例子是青木老师对制度互补性的研究。近年来，涉及国家治理方面提的比较多的是政府、企业与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原来主要是从三者独立的角度来分析，到底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以及社会能做什么。我们都是单独去研究这些要素。现在来看，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不是按照理想去设计去组合的，而是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这种互补性。因此，任何制度的调整，都不是对政府、企业或社会中某类机构功能的简单调整，都涉及对它们功能的重新认识，更多的是怎么去调整这些机构的互补性，让几者同时动态改进。因此，青木老师对制度互补性方面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其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有启发意义。

当然，我跟青木老师更多的接触是跟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相关的。认识之初，青木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甚至有点刻板的学者。第一次见面是与陈清泰院长、青木老师等人一起讨论筹备成立CIDEG的事情。这个中心从此就成了我跟青木老师的不解之缘。在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大家很快就在主要研究方向上形成了共识，即中国的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而青木老师非常看重的是这个中心的治理结构。筹建过程中，我起先根据学院其他一些中心的相关材料起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章程，但没想到青木老师非常认真地对章程进行了修改，还发来邮件跟我讨论一些非常具体的措辞，让我感觉到了青木老师对此事的重视。正是由于青木老师和吴敬琏老师作为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与陈清泰理事长都是很认真的人，所以，CIDEG的治理可以说是我参与过的很多研究机构中最为规范的。在筹备之初中心的名称也是一个问题。青木老师非常希望这个中心有一个比较上口的英文简称。但一个名称中同时出现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与制度变迁这三个名词太不容易了。我跟青木老师为此通了不少电子邮件，考虑了不少组合，都不甚理想。后来感觉制度变迁是更深层次的变革，体现在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方方面面，反倒不必表现在名字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后确定了“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这个英文名称和“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中文名称。

青木老师的认真还体现在他对CIDEG所举办的学术活动和所支持项目的态度上。2006年中心成立之初，我们决定趁着青木老师担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的时机，与国际经济学会联合举办一个关于环境治理方面的研讨会。青木老师对于邀请什么人，如何组成比较合适的专场讨论，邀请什么听众等考虑得非常仔细，好几次专门赶到北京当面开会讨论商量。由于他的努力，我们不但邀请到了诺奖得主莫里斯，还请到了当时尚未获诺奖的奥斯特罗姆夫妇等著名学者，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为中心未来的学术活动设立了标杆。中心成立几年后设立了论文竞赛项目，一些年轻学者提交了他们的论文，青木老师都非常认真地阅读这些文章，并给出自己的评价和排序。

随着与青木老师的交往不断增多，我逐渐发现在严肃认真的学者青木后面还有一个兴趣广泛、思路新颖，而且有点桀骜不驯的青木，与青木老师自传中的自我描述有某种程度的神似。在CIDEG筹备成立过程中，青木老师还在担任日本通商产业省设立的产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但青木老师也偶尔跟我们表达他对政府官僚死板的工作方式的不满，他的很多创新性的想法并不能在研究所真正如愿实现，最后他索性辞职，在CIDEG开辟新的天地。他在CIDEG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主持了很多项目的讨论和评审。与中心的很多学术委员会委员相比，他更能跳出经济学的圈子，表现出对其他领域研究的兴趣。记得第一次组织论文竞赛，两位进入青木老师法眼的论文之一就不是经济学方面的。2015年4月开学术委员会讨论今年的研究项目时，我介绍了和博士研究生俞涵之一起做的关于基因信息全球治理的研究，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下来后一再跟我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研究。

更多的交往让人逐渐了解到青木老师博大的人性。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和生活情趣。每次我们CIDEG开年会，他都饶有兴趣地参与大家的“八卦”，讨论中国最新发生的各种事情和新闻。青木老师还是个美食家，记得CIDEG成立前后有一次他到北京，邀请我到北京市东四十条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中的主题餐馆吃饭，同去的还有北大一位他原来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这个餐厅的饭菜比较一般，但其环境布置，包括菜肴的名称，服务方式都是以“文革”为主题，青木老师饶有兴趣地跟我们体验着这种独特的风味。饭后发现四合院中还有一个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专门放“文革”期间的老电影。青木老师有点好奇，我们就一起下到地下室去看看，没想到正在放演的电影是《地道战》。青木老师听到我们介绍完片子的故事情节之后，毫不介意，兴趣盎然地坐下来跟我们一起看了很久。

还有一次我到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创新方面的研讨会，青木老师得知后要请我吃饭。那天的安排是青木老师先到酒店接上我之后在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周围转一圈，然后到他家里坐一下，最后到外边餐馆吃饭。我对车是外行，但记得青木老师的车相当时尚。与平时很文静的青木老师相比，方向盘之后的青木老师更有激情。他一边开得飞快，一边兴致盎然地给我介绍飞驰而过的硅谷社区和硅谷律师的故事，还真让人有点担心。

我最后一次跟青木老师通邮件时青木老师已经住院了，当时通邮件的目的是涉及CIDEG十周年纪念的活动安排。现在我们举办CIDEG十周年的纪念，可青木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们并没有感觉他已经离开我们，他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起讨论CIDEG的十周年年会，规划CIDEG下一个十周年的发展愿景。CIDEG是青木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次学术创业，他对中心的发展寄予了厚望。今天，我们怀念青木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CIDEG继续办好，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告慰青木老师的在天之灵。

赖海榕
中央编译局

我是90年代末跟青木先生认识的，那时候主要是因为肖梦老师的引见，青木先生多次到中国来的行程，我都有一些参与，他深厚的学养和君子般的人格令我十分敬仰。我的父亲和青木先生年龄相仿，今天初春我的父亲去世了，仲夏青木先生去世。有一篇评论文章写得非常好，对青木先生的最高敬意和最好的纪念是行动起来，推进和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就青木先生的经济思想而言，我是非常的惭愧，很早害怕经济学的艰深，逃离到政治学的领域，当然不是说政治学就容易。关于中国，他说中国有特别的地方，但是并不是那么特别，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东亚其他国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对于我非常有启发，就是在从事中国政治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把中国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上去观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那么青木老师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另外刚才有好多学者都讲到，青木先生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经济学，他的比较制度分析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著作，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变迁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觉得在当前时刻，特别有必要再一次重新研究青木先生的学说，为什么？因为这几年，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情况，就是很多过去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忽然变得比较难解释，用过去的一些分析框架、一些知识，都不是很好理解，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次深入研究青木先生关于制度变迁、制度演进的学说，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德地立人

各位经济学家对青木老师的经济思想有很深的分析，我不是经济学家，只是一个企业人士，本来不敢滥竽充数。但刚才吴老师提到的在外专局的交流，整个过程我确实参加了，我就把这个部分简单说一下。大家都知道，去年党的四中全会，明确地讲党要依法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这个问题提出之后，在CIDEG中心，我和青木老师有些交流，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并介绍了他的好友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写的文章（后来以《政治的起源》和《政治的腐朽》出版成书），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很重要。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现代国家的核心框架，即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法治制度和民主问责制。而这三个因素的结合和平衡形成的国家，就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到的现代民主国家，即“历史终结国家”的形态。我就建议青木老师，请福山一块来北京，在CIDEG中心做报告，并在我担任委员的外专局外国专家建议委员会进行交流。通过青木老师的工作，今年4月底福山和青木老师到了北京。在北京，我们组织了以“依法治国”为题目，不同对象参加的五六场会议。无论在清华CIDEG的大会，还是外专局以及《比较》编辑室的专家讨论会等，与会者讨论得热烈而深入，我们深受启发。总而言之，这次北京的交流是一次很有意义、很成功的交流，如果没有青木老师，这次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遗憾的是，这成了青木老师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如同今天上午吴敬琏老师讲的，如果中国要成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要做到“依法治国”（rule of law），而在这方面青木老师又做了好榜样。

吴敬琏：看来如果打破“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家还有很多话要讲，可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会议就此结束。

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黄少卿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因患肺疾而突然辞世，这个消息令中国经济学界的不少学人感到惊愕和难过，不仅因为青木教授作为一个理论大家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更是因为他的不少观点和主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出了恰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学界思考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误区。本文试图对青木昌彦教授的主要学术成就，尤其是他倡导发展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CIA）范式的核心思想进行总结，并且对他在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方面曾经产生的影响给出一些评述。

一、青木昌彦的主要学术经历与成就

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青木昌彦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过浓厚兴趣，阅读过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一些经典著作。研究生期间，他自学数理经济学，接触到两位现代经济学大师阿罗和赫维茨合写的一篇讨论资源配置机制的论文，随后，他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追随赫维茨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的学习，从此走上现代经济学研究道路。

赫维茨日后凭借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而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把市场机制视为给定前提来展开分析不同，该理论只是把市场机制作为多种可选的资源配置机制的一种。早期机制设计理论强调，给定社会目标，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一定是对信息要求最少的，即最具有信息效率的机制。博士学习期间，青木主要研究了当存在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导致市场机制不起作用的环境下，计划和组织机制是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

1968年，在阿罗的推荐下，青木博士毕业后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在那里继续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从事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一年后，他随阿罗转聘到哈佛大学，旋即又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在日本期间，他用日文撰写了第一本著作《组织与计划的经济理论》，该书“归纳总结了机制设计理论当时的发展成果，认为要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仅凭价格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与组织、控制等数量调节机制相结合”，在书中，青木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分析处理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上。由于当时正是日本的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政治问题的阶段，该书在日本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1971年，青木再次来到哈佛大学，与在哈佛访问并考虑留下任教的赫维茨共同主持“比较制度理论”研究班。当时赫维茨正在思考机制设计理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即机制设计必须要与经济当事人“激励相容”，否则机制设计就不可能得到实施。然而，由于代表思想理论变革的阿罗、赫维茨、列昂惕夫等人在学术上遭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保守派的排斥，1972年，青木最终决定回到京都大学。

1976年，青木开始思考“经营者在维持股东和雇员双方利益均衡的情况下”，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的企业博弈模型。1979年，青木作为“富布赖特”项目交换教授再次来到哈佛，期间参加了哈佛法学院“公司治理”研究班，注意到法律与经济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性。此后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有关企业合作博弈的论文，以此为基础，1984年出版了《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一书，这是运用博弈论分析框架讨论企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一本重要著作。

1980年，青木开始思考基于日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结构，比较分析日本与英美模式的企业制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体制。他组织了一个研究项目，试图从信息系统角度，对日本企业的现场作业组织、经营管理组织、薪酬制度、企业集团，乃至外部的金融体系等进行全方位分析，这一次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日本企业的经济分析》一书。从此，他的研究兴趣逐渐从过去的纯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

1984年，斯坦福大学再次聘请青木昌彦为日本研究讲座教授。1988年，根据讲课内容进行归纳整理之后，青木出版了《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一书，在书中，他对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构建了进行比较的数学模型。他的分析结论是，两个国家的企业在竞争力方面相互并不具备绝对优势，由于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日本公司的经济模式和英美公司的“标准契约模式”差异很大，但日本公司同样具有竞争力。该书为青木赢得了广泛国际学术声誉。

大约于1990年，青木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分析范式——比较制度分析。基于此前所做的日美经济体制的比较，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否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三者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呢？他希望超越日美的比较，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找答案。当时在斯坦福，比较制度分析领域集聚了一大批一流学者，包括经济学的米尔格罗姆、格雷夫、钱颖一、法肯普斯；社会学的格拉诺维特、马奇；政治学的温加斯特、克拉斯纳；以及商学院的罗伯茨和麦克米兰，甚至诺思每年冬天也从东海岸过来参与讨论。比较制度分析强调，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博弈相互交织的情形下，“均衡”概念很重要，但是，要了解不同国家的博弈过程中哪个“均衡”会被选择，即为什么会出现多样化的制度模式，就必须要把博弈论的分析与关于各种制度的比较和历史信息等结合起来。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上，青木撰写了堪称经典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凭借该书初稿，1998年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2001年，该书的中、日、英文版本同时出版发行（2007年还出版了法文版），其思想影响力一时无二。

从1997年开始，青木还兼任了日本通产省下设的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该机构于2001年改革为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作为独立智库，研究所编写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丛书，其中，他与安藤晴彦主编的《模块时代》一书就模块化对全球产业组织演变的深远影响进行了精辟讨论。

近年来，青木再次把目光投向比较制度分析，他非常重视福山近期的著作，认为福山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发展，这项工作很重要，具有借鉴意义。青木本人也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比较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制度演进之间的相互影响，先后撰写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与中日韩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轨迹及其历史渊源：中日韩的比较”等文章，这些文章已成为青木教授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绝响。

二、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思想

比较制度分析这个新学科，或者说新范式的出现，大体上是以1990年在青木昌彦倡导下，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开设同名课程为标志。据钱颖一教授的介绍，开设这个学科是为了取代以前的“比较经济体制”。和传统制度学派一样，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制度或体制，但是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大量运用博弈论、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和代理理论。其主要的研究方面包括：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转轨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何才能建立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一整套法律、规则、机构和制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不过，随着主流经济学界认为2000年左右大规模转轨已经结束，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也就淡化了。二是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同体制的比较，譬如青木所做的日本和美国企业制度的比较。三是对经济组织的研究。组织作为一种不同于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机制，不但形式多样，而且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对组织的研究是比较制度分析的基础理论工作。四是从历史角度看待制度的演变，这个方面有时又被称为“历史制度分析”，主要继承了诺思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所进行的经济史研究。相比于以前研究制度的一些学派，比较制度分析在理论上有很多独特之处，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方面：第一，关于对制度的定义。不同于诺思把“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比较制度分析的学者把制度定义为“博弈参与者的均衡策略”。制度是博弈的均衡策略的观点最早来自于肖特，后来得到从事演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研究工作的诸多学者在这两个方面的推进。在主张制度的博弈均衡论的学者看来，制度更属于“自发秩序”或自组织系统，而不是被立法者或政治家设计出来的。但是，如果把制度理解为是均衡策略，那么，博弈参与人在知道均衡之前，制度是如何对参与人的选择构成约束的呢？为了解决这个理论悖论，青木引入了“共有信念”概念，什么是共有信念呢？简单说，就是人们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其他参与人会怎么玩这个游戏的共同的主观认知。当共有信念在博弈过程中被反复确认之后即成为均衡策略，也就成为制度。换言之，制度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第二，整体制度的各项子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现实中，人们的博弈行为会同时在多个场域发生，不同场域形成的博弈均衡策略就构成了整体制度之间的各项子制度。由于人们在每个场域的博弈所形成的均衡策略，都要建立在其他场域的均衡策略给定的条件下，换言之，各个子制度都是互为条件的，从而具有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这说明，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富有生命力和可以维系。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存在多样化的整体制度安排，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差异化均衡策略会对以后的博弈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这一点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整体制度安排往往具有耐久性，哪怕它看起来已经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显得缺乏效率。因为要改变一个方面，就意味着博弈参与人在其他方面（场域）的均衡策略也要同时发生变化。而根据前面对制度的定义，均衡策略的变化是一个共有信念缓慢调整的过程。因此，缺乏效率的帕累托低劣的整体制度是可能存在并得到延续的。第三，制度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整体制度具有内在的稳定性，那么，制度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青木认为，制度变迁要建立在认知危机之上。当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连同客观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受到的影响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新技术创新、国家的对外开放、战争等外部冲击。而制度变迁的真正发生，需要依靠一部分博弈的参与人主动成为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者，即一些（或全部）参与人在策略选择上发起新的实验性选择，随着越来越多参与人适应这种新的策略选择，并将其变成共有信念，社会最终会形成新的均衡策略——即新的制度。青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熊彼特式的制度创新者博弈策略组合的调整等机制，能够帮助实现制度变迁。总之，制度变迁过程非常复杂，它既可能是突变式的，也可以是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第四，多样性的制度会长期存在。最后，人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市场全球化等全球一体化现象的强化，未来全球的制度安排会不会趋同？青木认为，在全球范围，制度安排自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会持续下去，第一个原因在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默会知识的相对价值，默会知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对于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性”制度安排将和跨国制度安排一起演进；第二个原因是前面所讲到的，跨域的各个制度安排在共时和历时上的相互依赖与关联。未来，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场域与国际交换域（全球市场）的制度安排，它们之间更可能是相互影响和共同演进的关系。比较制度分析的上述核心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多样化制度的存在及演变，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作用。然而，由于国际主流经济学界对于比较制度研究重要性的忽视，加上学术政治的影响，2000年以后，当年斯坦福大学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许多学者陆续离开了该校。目前，该领域只有少数学者还在坚持沿着这个分析范式展开研究，近十多年来，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几近停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而青木教授的去世，更加令人不禁对比较制度分析研究范式发出“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叹息。

三、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改革的主要影响

青木教授对中国一直非常关注，早在1976年，他就设法来中国进行考察，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开始改革开放，他的考察基本属于无功而返。当他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作为国际专家，他参加了这一年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史称“京伦会议”）。在会上，一批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分别就许多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和转轨国家存在的政策问题展开阐述。其中，米尔格罗姆报告了“日本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哈特讨论了“转轨经济中破产程序设计”；麦金农对中国与俄罗斯的金融改革政策进行了比较；刘遵义和钱颖一给出了中国银行和企业债务重组的方案设计；罗依·伯尔、黄佩华则重点阐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青木昌彦在会上做了两次主题发言，从公司治理机制角度分析了转轨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介绍了战后日本银行和企业债务的清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可以说是现代微观经济学全面引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和组织等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不亚于新古典经济学。其二，这次会议强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而不是走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道路。与会专家认为，国企改革必须把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和债务重组结合起来，重构国企和银行的关系，而这本质上是财政体制改革问题。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日后的企业、金融和财政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次会议对于推进中国改革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青木昌彦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实际上基于他主持的一项世界银行的研究课题，会议之后，该研究成果以《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为名出版了中英文书。青木强调，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经理层或工人等内部人掌握着牢固控制权的现象，因此，如果选择私有化方案进行国企改革，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结果必然是把大部分国有资产无偿送给内部人。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未必有效率。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在政府继续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同时，考虑让外部机构持有一部分股权，并且配套引入破产机制，及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改组，从而形成对内部人的外部制衡机制。青木还对当时流行的层层控股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低效率的行政控制体制。20年后，当我们重温青木上述观点时，无疑会更加感受到它们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青木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强调转轨过程中要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和其他几位专家共同主编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基于东亚国家的经验，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给出了一种新的诠释。相比于过去的两种理论：亲市场论——认为大多数经济协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政府的作用应该尽可能限制在最小范围，譬如为市场交易提供法律基础及极少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国家推动发展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普遍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应该替代市场进行大规模干预，青木等人提出了“市场增进论”，即不应该把政府和市场理解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不是凌驾一个经济体系之上，负责解决协调失灵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而是整个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因此，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能力，从而克服市场缺陷，增进市场机制的力量。

青木等人强调，政府增进市场机制的一种可行方式是创造“相机性租金”，这种租金不同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产生的“政策性租金”，也不是直接补贴，而是一种业绩导向型租金，即视市场主体的表现或市场结果而定。譬如由于专利制度而产生的发明商业化所得到的超额利润；由于增加出口而获得的政府退税，等等。相机性租金由于能够激励市场主体从事更多由于民间协调机制失灵而不足的市场活动，从而能够推动市场更快发育，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率。在书中，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是另一个通过创造相机性租金促进银行业改革和金融发展的例子。与此同时，青木还强调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以不断改进政府的作用机制，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青木特别指出，政府官僚行为是内生的，必须要考虑对政府的激励因素。通过分析日本的组织演进，青木认为，尽管战时集中资源的制度设计在战后民主改革以后，与日本的企业制度形成互补关系，在日本经济赶超期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然而，日本的“官僚多元主义”对日本经济赶超后转型产生了制度困境。考虑到一个国家整体制度各个方面的互补性，并不存在简单的政治改革方案，一个国家的政府转型也应该放到特定的历史和外部环境中去考察。

最后，在笔者看来，青木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影响，那就是青木强调，经济体的不同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而呈现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观点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选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根据青木的理论，一个经济体的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演变，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从而对整个体制的转变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制度转型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按顺序、分步骤进行，否则就会导致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人们喜欢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中国的改革过程，言下之意是中国的改革是干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过程的某些特征。然而，当我们面对今天各种制度之间的摩擦成本，尤其是日益扩大的市场机制与改革相对滞后的公共部门之间的摩擦时，难道不应该反思这种“零敲碎打”式改革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吗？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譬如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协调改革派，就提出要对改革进行整体部署。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某些领域的改革依然尚未破冰，正在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严重隐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

斯人已逝，但青木昌彦教授旺盛的理论创造力和生命力，以及为推进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及其影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铭记。

悼念我的良师益友——青木教授

陈清泰

青木教授过早地、突然离去，简直使我无法接受。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眼前。

我1994年结识了青木教授。那是在北京京伦饭店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当时我正在组织研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是带着问题去参会的。青木教授演讲中关于“公司治理”和“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阐述使我颇受启发，甚至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2005年，在肖梦老师的促动下，青木、吴敬琏、薛澜和我一起，讨论、策划利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平台设立一个研究中心（CIDEG），以国际视野聚焦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的理论政策研究，力争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这个项目得到了丰田公司的支持。中心有青木、吴敬琏两位大师出任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就吸引了诸多高层次学者参加。CIDEG成立十年来，青木教授倾注的大量心血，是中国项目重要的推动力量。他和吴敬琏教授一起主持召开了十六次学术委员会，每次他都不远万里到场参会，对选题和逐个课题的研究给予点评、提出指导意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CIDEG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研究成果日益丰盈，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在我们借CIDEG成立十周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之际，我们对青木教授还有那么多的期盼，但是他走了。我们都感到万分悲痛和惋惜。

青木教授临走前的半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4月5日他和吴敬琏教授组织和主持了为时一天的CIDEG第十六次学术委员会，4月21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主题报告，22日参加了国家外专局举办的外国专家建言会，并做主旨演讲，之后又向中央领导人谏言。他太累了。

青木教授热爱中国、努力促进中日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诚恳地为中国健康发展贡献智慧的精神，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重和赞誉；他的学识、为人和敬业的品质令人敬佩，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有幸为青木教授4月22日在国家外专局外国专家建言会上的演讲、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演讲做评论。我愿将评论的讲稿列于后，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

对青木教授演讲的评论

适应新常态的经济特征，中国必须寻求人均GDP可持续增长的新来源。青木教授的演讲，对中国进入新常态后人均GDP增长供给因素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在对日韩与中国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后，青木教授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中国要保持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就应主动适应“人口转型”，促进劳动人口从农业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并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

青木教授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新组合”。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就是熊彼特所定义是“创新”——创造性破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现行的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还不能促使企业管理的专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青木教授对当前的国企改革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向混合所有制转变的改革应当与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一起实现；二是在国有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中，国有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划归多个养老基金。

青木先生这两项建议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高度契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想就青木教授讲到的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和充实社保基金这两个问题补充讲一点看法。

回顾三十多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逻辑主线：

＊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着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关系而展开；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又集中于政资能不能分开、政企能不能分开，如何分开？

＊政资分开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职能与所有权职能能不能放开、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体制、构造出受强财务约束的国有资本投资营运主体？

＊政企分开的要害在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能不能聚焦资本效率和投资收益，对投资和持股的公司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放开，通过促进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自己的权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和落脚点聚焦于公司治理，正如青木教授所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绝不仅是股权结构上的改变，要害是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司治理是中国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

到现在，很多国企通过上市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新投资者的进入未能使企业实质性按公司法规范。大股东所有权侵犯公司经营权、政府机构干预公司事务常态化，导致公司治理形似神不至。人们所期盼的混合所有制不是停留在股权结构的混合，而是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企业制度；是在股东权利和利益制衡的条件下，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经营机制的市场化。

在中国，公司治理可以分作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中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产权委托代理机制还没有建立，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依然停留在直接管理企业的状态，它与公司制度很难对接。在被国有股东“管”的状态下，公司内部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而这是公司自身无法抗拒的。这主要反应在两个方面：

一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都是未经改制的产业性集团，而不是金融性公司。集团公司背负着办社会职能、不良资产、冗员等沉重负担，有多重目标。在实际运作中它往往把上市公司当作独资子公司，与其保持广泛、复杂的关联关系。包括派遣高管、重要人员交叉任职；多层次、数额很大的关联交易；把落后的人事和激励机制加到上市公司，重要决策实质上由自己做出，董事会走程序等。尽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人事薪酬委员会等要件都已完备，但应有的功能却貌似神离、形同虚设。

另一个，国资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并没有直接的产权关系，但是他们把“集团公司重要子公司参照国有企业管理”，把“管人、管事、管资产”延伸到上市公司。如把“三重一大”的管理方式通过集团公司一插到底，重大决策要让其审批；重要人事任免，往往是大股东或与其上级机构做出决定，董事会走程序；给上市公司设定指标进行考核；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高管薪酬和“工资总额”；针对国有企业的各种审批、检查、报表和会议延伸到上市公司，使公司被政府机构牵着走。

公司治理被扭曲的结果是使公司丧失了独立性，使企业的管理很难聚焦投资回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很难做到青木教授所讲的“专业化、问责化，更加符合商业标准并不受政治权宜的干扰”。

经历三十多年艰辛探索，我们已经找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9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恳切地强调：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有效的实现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但是，不能不使人担心的是，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或理解上的偏差，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而造成公司治理机制的扭曲，从而产生不良后果，最终否定改革方向。

另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有企业成本中未曾计提职工养老金。这部分资金留在企业，用在了发展再生产。因此，国有企业净资产中有国家投入和积累的部分，也有职工养老金投入和增值的部分。

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偿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保欠账，是一件拟议已久但一直未能实现的大事。应合理测算历史欠账，如数从国有净资产中划入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可以有多只，以便比较和评估。由此会带来多方面的好处：第一，偿还职工社保历史欠账有理有据，以此弥补社保资金缺口，可以保持社保体制的持续运行，解除老职工的后顾之忧；第二，这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第三，有助于克服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缺陷，将大大增强机构投资者的资本实力；第四，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社保基金是一种良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将有力地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企改革部分有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要点，一个是“管资本为主”，二是发展混合所有制，三是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城市社保基金。这是打破目前僵局的重大突破。“管资本为主”意味着国家将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在政府与两类公司之间实现政资分开，在投资运营机构与投资和持股的公司之间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改善企业的外部治理；《决定》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意味着在实体企业层面多种所有制、多元股东持股的公司将成为主要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在“混合”过程中应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在国有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中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使全民所有回归到全民分享。

纪念青木昌彦

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并致力于推动比较制度分析与经济学交流的青木昌彦教授不幸因病辞世，为纪念和推动青木昌彦的学术思想研究，我们特将相关学者的言论编辑成书。

文本整理：刘　翔

策划编辑：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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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6年4月第一版

字　数：5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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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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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发展和完善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

一、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及其演变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3.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4. 自愿参加的雇主养老金：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

二、我国养老保险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池规模小，运行成本高而效率低

2.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过高而覆盖率较低

3. 我国属地统筹的养老保险体制不能适应劳动力跨地区空间流动的需要

4.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按人群分类不能适应劳动力社会流动的需要

5.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问题

6. 未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隐性债务

三、关于构建我国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的设想

1. 零支柱：建立全民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

2. 第一支柱：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

3. 其他三个支柱

结束语

参考文献

中国养老保险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

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与理解：名义账户制的必要性！

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2. 处理好社会保障领域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3.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

4. 社会保障制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公平和可持续问题

二、全面深化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背景：为什么要实施名义账户制？

1. 改革的背景

2. 制度的困境

三、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的理论依据：艾伦条件

四、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取向：如何提高激励？

1. 统账结合的困境

2. 名义账户制的方向

五、结论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理论与政策

1. 引言

2. 一个量化模型

2.1 人口模型

2.2 工资和利率路径的校准

2.3 偏好和财产分布的校准

2.4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

2.5 政府预算约束

2.6 基准改革

3. 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3.1 福利标准

3.2 理论型改革

3.3 政策型改革

4. 结论

参考文献

发展和完善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1]

左学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近年来，在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经济新常态下，部分家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养老、医疗等基本需要尚未得到较好满足。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发挥政府在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需要方面的托底作用，是改善民生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举措，能最有效地“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有获得感”。

本文按照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原则，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世界各国保险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如Holzmann，2005），发展和完善我国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的构想，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

一、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及其演变

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包括：（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3）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三个种类。其中前两类保险由计划经济时期演变而来，而第三类是近年出台的保险计划。下面我们对三类保险的现状与历史演变先做一个简要介绍。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目前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劳保”福利制度。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国有企业向职工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其中包括养老、医疗与工伤、生育、住房等。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被给予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也面临市场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压力。90年代大量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改制或破产倒闭，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在依附于企业的社会保障体制下，这些下岗职工的保障难以为继，需要新的超越企业的社会保障体制来取而代之。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决定将以企业为基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障提升为按“属地原则”（一般为地市级或县市级）筹集资金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在地方养老金社会统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借鉴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4）提出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制，国务院在1991—1997年之间先后颁布了三个有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规定，为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主要制度框架，并在2005年做了进一步完善（国务院，1991，1995，1997，2005）。

经过近20年的演变，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属地（一般是地市级或县市级）统筹。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包括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两个支柱。企业缴费率一般为企业工资总额的20％，全部进入社会统筹基金；个人缴费率一般为本人工资的8％，全部进入个人账户。职工个人缴费满15年的，退休后可享受按月发放的养老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账户余额除以计发月数（如60岁退休，计发月数为139）。而如果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退休后不享有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支付给本人。

但在实践中，养老金待遇的确定比上述办法要复杂得多。对于在养老金改革前已经退休，或在改革前已经参保的职工采取了不同的养老金待遇确定办法。从2005年开始国务院已连续11年要求地方将养老金待遇提高10％。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由2004年的月均647元提高到2014的2000多元。这样做固然可以有效地提高退休人员的收入，但是也冲淡了养老金缴费与受益之间的联系。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初只覆盖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1999年其覆盖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2002年扩大到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

2013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2218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4177万人（其中参保农民工4895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8041万人。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22680亿元，其中征缴收入18634亿元，各级财政补贴3019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8470亿元，当年结余4210亿元。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28269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不过这里的“结余”没有扣除个人账户空账部分，因此这个账面上的“结余”掩盖了个人账户的巨额“空账”。

2.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以上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企业职工的“劳保”如何通过不断的改革演变为今天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计划经济时期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公费”保障却长期保留下来。由于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工个人都不用缴费，并由各级财政提供相对更加优厚的保障待遇，造成广受诟病的（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养老金“双轨制”。

在经过多年的酝酿讨论后，国务院（2015a）决定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在制度上实施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与计发办法均采用了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相同的制度，但是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此外，机关事业单位须为其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年金：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8％缴费，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4％缴费。

目前的养老金“并轨”，只是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制度复制到机关事业单位，没有触及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此外，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缴费率合计高达工资总额的40％（20％+8％+12％），显然其长期可持续性令人担忧。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体制支持比，即参保缴费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显著低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使该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变得更加突出。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启动于2015年，所以目前尚无政府发布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与基金收支等方面的相关数据。据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有在职职工3000多万人，如果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为2，则估计有1500多万离退休人员。

3.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我国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居保）的试点（国务院，2009，2011）。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2014）决定在“十二五”规划期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保）覆盖城乡年满16周岁的非从业人员（不含在校学生）。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共财政在资金筹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具有较强的“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性质。所有符合领取条件的60岁及以上老人可按每人每月70元（2015年以前为每人每月55元）的最低标准领取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提供全额（中西部省份）或一半（东部省份）补助；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或对长期缴费的参保人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资金由地方财政支出。

此外，城乡居民可在每年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2000元的12个档次）中，选择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额，并对农民的个人缴费给予每人每年不少于30元的补贴。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缴费标准进行调整。个人账户实行积累制（基金制）。参保人退休时，可以按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的标准按月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

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为我国广大没有其他养老保险的城乡老人提供了初步的养老保障，是发展完善我国基本养老保障体制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三类养老保险中覆盖人数最多，2013年末参保人数达49750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3768万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52亿元。基金收入的近70％来自财政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缴费型”养老金。当年基金支出1348亿元，按领取待遇人数粗略估计，人均支出1000元左右，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的待遇相差悬殊。

4. 自愿参加的雇主养老金：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颁布了关于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一般原则（国务院，1995，1997）；此后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发布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对企业年金的具体运作做出了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发布的《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单位缴纳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以及个人缴费不超过应税缴费工资基数4％的部分，在缴费和投资回报环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延迟到退休后领取环节缴纳，以期通过延税等政策优惠，为企业和个人参加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供新的激励。

虽然中央强调和鼓励自愿性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但是年金的实际进展十分缓慢。这里涉及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强制缴费率过高，除少数利润丰厚的金融、电信、能源等行业的企业外，大多数企业与职工个人缺少参加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的财力。

二、我国养老保险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期脱胎而来的，其特点如养老金属地统筹，按身份或职业分为不同的保险种类，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历史演变的逻辑。但是，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在公平性、效率与可持续性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下面我们先对这些缺陷或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1.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池规模小，运行成本高而效率低

目前我国所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第一支柱）和个人账户（第二支柱），除四大直辖市外，均在地市甚至县市范围统筹和管理运作。2014年末我国有333个地级区划和1957个县级区划（不计市辖区），属地统筹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划分为上千个基金池，每个基金池的规模较小，基金管理与运作缺少规模经济效应，管理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差，投资回报率低。为了避免养老金投资失误造成的财务损失，中央政府规定地方养老基金只能在国有商业银行专户存储或购买国债，使养老基金资产的实际投资回报率较低甚至为负数。

近日国务院（2015b）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放宽了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允许部分养老基金在规定限额内投资股票、基金和股票型养老产品，以及投资国家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股权等，为提高我国养老基金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开拓了新的空间。

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体制存在较大的结构失衡问题，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之间的失衡，以及地区之间养老收支状况的失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对养老资产投资的未来发展潜力形成重要制约。后面我们还将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2.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过高而覆盖率较低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制缴费率过高，企业与个人的缴费率合计一般达工资的28％，造成大量城镇就业人员，尤其是进城农民工群体与非正规就业人员参保率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提供的数字，2013年末农民工总量26894万，其中参加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不足总量的1/5（18.2％）。同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为24177万人，仅占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总数52806.2万的不足50％（45.8％）。目前发达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就业人口，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日本的国民年金等。但是目前我国的就业人口基本养老保险，没有覆盖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所以大多数农民参加了原来为“非从业人员”设计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然，目前我国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离“广覆盖、保基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过高，使大多数企业和职工个人难以建立或参与企业年金，制约了“多层次”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参加城镇企业养老保险职工24177万人，其中仅2056万人参加企业年金，占参保职工的8.5％。

3. 我国属地统筹的养老保险体制不能适应劳动力跨地区空间流动的需要

在我国属地统筹的养老保险体制下，我国劳动力跨统筹地区流动时基础养老金权益的可携带性差，转移接续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办公厅（2009）发布了基础养老金转移接续办法，允许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劳动者在跨省流动时，个人账户的全部余额以及统筹基金中按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的12％的缴费部分，转移到流入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2014）发布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允许参保人个人账户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相互转移。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时，可将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只是“缴费年限”，不是统筹基金养老金完整权益）；但是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得合并计算或折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所以，参保人无论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从后者转入前者，都会发生养老金权益损失。在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3亿多人中，到2013年累计有3800万人中断交保险（李克强，2013）。

在养老金属地统筹的体制下，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从中西部向东部的大规模流动，造成养老金缴费在相同方向的转移，以及我国地区之间养老金财务状况的失衡。根据郑秉文主编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不计财政补助等）扣除基金开支后的当期结余仅为163.17亿元，比2012年大幅减少742.45亿元。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19个省的当期征缴收入不抵支出，主要为东北与中西部省份，其中年度亏损额最大的5个省为黑龙江、辽宁、湖北、河北和吉林，亏损合计达969.19亿元；12个省收大于支，其中结余最多的5个省市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均位于劳动力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这5个省市的合计结余高达1736.01亿元，其中广东的结余达697.76亿元，其余4省市的结余均在200亿元以上（郑秉文，2014）。可以说，把全国作为一个总体来看，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来收支相当，略有结余，但是由于地区分割的养老保险体制不能适应劳动力的流动性，结果一方面在劳动力流出地区制造了大量亏损，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流入地制造了大量结余。无论亏损与结余都是由不完善的体制所造成的假象。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后，这些不同地区的结余与亏损都将化为乌有。

4.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按人群分类不能适应劳动力社会流动的需要

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按身份或职业分为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非从业城乡居民等不同的保险种类。在基本养老保险层面上这样的分类不仅会阻碍劳动力的职业流动或社会流动，也会阻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55.8％（国家统计局，2015），但是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身份”转变滞后，导致城镇非农业户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5％左右。大量城镇常住人口无法市民化，形成我国特有的“浅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目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阻碍社会流动的缺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来引起较多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国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4月29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达4685万人。在这些高龄农民工中，很多人曾以不同形式在城镇地区缴纳养老金。但由于他们在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流动时社会统筹养老金权益难以携带，他们在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之前在流入地参加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权益也难以接续，所以退休时无法达到至少15年的缴费年限要求，不能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养老金。城乡居民保险可能是他们可以享受的唯一养老保险。但是城乡居民保险（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的待遇水平过低，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难以维持他们老年时期的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流动与收入流动对于提升我国收入分配公平性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在基本养老金层面上实现全国统筹和对国民的全覆盖，在补充养老金即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层面上让雇主单位与劳动者个人有更多样化的选择。

5.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问题

根据《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2013年我国各级财政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达2851.41亿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共达1235.16亿元，两者合计达4086.57亿元（财政部，2014）。虽然这一补贴在目前财政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非常有限，但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将使公共财政的负担不断加重。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个人账户的巨额空账。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至少在理论上，社会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按“待遇确定”（DB）原则实行现收现付制，而个人账户养老金则按“缴费确定”（DC）原则实行积累制。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统筹基金入不敷出，大量个人账户资金被用于发放养老金，所以形成数以万亿元的个人账户“空账”。

为了克服个人账户空账带来的财务风险，中央政府从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并先后扩大到吉林、黑龙江等13个省市（国务院，2000；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但是，由于辽宁等地统筹基金的收入不敷发放养老金的支出，最后不得不“借用”个人账户资金，结果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继续增大。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提供的数据，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达35109亿元，大大超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额28269亿元（其中包括个人账户做实部分3499亿元）。

在认识到我国基本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已经难以做实的背景下，楼继伟（参见任波、刘佳，2014）和郑秉文等人（郑秉文、姚大锋，2014）建议将我国个人账户养老金转型为“名义个人账户”（NDC）。这个建议为解决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的困境提出了新的思路。但是名义个人账户在实质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将个人账户转型为名义个人账户，在原有的社会统筹养老金之外又增加了一块实行现收现付的名义个人账户养老金，因此需要研究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中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适当规模，以及现收现付养老金与积累制养老金的适当比例问题。

6. 未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隐性债务

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率即“潜在赡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会不断下降。我国人口的潜在赡养比已从1982年普查的12.53降为2010年普查的8.40。根据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预测，我国潜在赡养比2050年将降至2.38，2080年降至1.83；根据低方案预测，我国人口的潜在赡养比将在2050年和2080年分别降到2.10和1.14（United Nations，2011）。

人口潜在赡养比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的比率下降，或者说，潜在的缴费劳动者相对于潜在退休人员的比率下降，使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一些研究对我国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IPD）做出了估算。如马骏、张晓蓉、李治国等（2012）通过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估计，假定现行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不改革，那么在2013—2050年间，各年的养老基金亏损折算为现值将相当于2011年GDP的83％。魏吉漳（2014）测算了在统账结合制度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合计为86.2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166％。

三、关于构建我国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的设想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向，并提出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等重大改革举措。

遵循上述改革的指导原则与目标，结合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本文建议发展和完善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这个养老保险体制的“零支柱”是覆盖全体城乡老人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第一支柱是以较低的缴费率实现的、覆盖全体城乡劳动者的全国统筹养老金；第二支柱是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只对部分参保劳动者做实）；第三支柱是由雇主单位建立的自愿性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以及个人养老账户；第四支柱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的养老支持。这个养老保险体制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以及在政府发挥“保基本”或“托底”作用的基础上，调动企业、家庭与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的建设。以下对各个支柱依次进行探讨。

1. 零支柱：建立全民共享的非缴费型养老金

目前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等，通过国家财政向公民提供非缴费型（零支柱）养老金。如加拿大在1951年即通过《老年保障法》（Old Age Act），由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一般税收为加拿大95％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非缴费型的养老金。再如澳大利亚在1909年成立了国家养老金体系，此后经不断演化，目前由财政通过一般税收支付面向全民的国家养老金。单身人士可领取约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27％、一对夫妇可领取相当于平均工资41％的国家养老金。待遇水平随收入水平递减。

借鉴以上国家的经验，在我国全面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建议将目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升为全民共享的非缴费型（或“零支柱”）养老保险。由中央财政向我国65岁及以上的全体老年人，不分城乡、地区、性别与收入高低，提供相当于我国当年人均GDP 6％的零支柱养老金。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4.18万元，人均GDP的6％约为2508元，略高于我国2011年采用的农村贫困线2300元（调整消费品价格指数后2013年约为2421元），从而可在总体上将贫困农村老人的收入提升到贫困线以上。零支柱养老金的待遇，大致相当于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虽然零支柱养老金的城乡发放额相同，但是占农村老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老人收入的替代率要高得多。

2013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量1.32亿）占总人口的9.7％，如向每位老人发放相当于当年人均GDP 6％的零支柱养老金，需要财政支出约3311亿元，占GDP不足0.6％，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37％或中央财政支出的4.83％。

但是，财政的实际增量支出会显著小于这个数字，因为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实施可替代目前由各级财政提供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以及由民政部门发放的城乡低保救助的大部分，从而减少相关财政支出。根据2013年政府公共财政决算表，该年我国财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096.38亿元，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861.04亿元；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38.78亿元；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686.48亿元。以上四项合计达2782.68亿元（财政部，2014）。

如果保守地假设，零支柱养老金的实施可以替代或节约上述农村相关支出（1957.42亿元）的80％和城镇相关支出（825.26亿元）的50％，则可减少相关财政支出1978.57亿元。这样，考虑以上减支因素后财政增加的支出仅为1332.43亿元，占我国当年全国财政支出140212.1亿元的不足1％。这里还没有考虑实施全国统一的零支柱养老金后由于减少碎片化管理而节约的管理成本。

我们建议零支柱养老金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财政筹资可以确保养老金待遇的公平性，以及为老年人口跨地区迁移提供便利。考虑到中央财政支出的2/3以上是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所以上述非缴费型养老金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目前中央向地方拨付的专项经费（造成广受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改变为制度性的转移支付。

当然，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率的不断提高，零支柱养老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不建立零支柱养老金，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率的提高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财政对各类养老保险计划的补贴和对城乡贫困老年人的救助。今后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根据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适时推迟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年龄，如由65岁逐步延迟到67岁甚至更晚，以增强零支柱养老金的财务可持续性。

2. 第一支柱：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

目前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过高，影响广大农民工（以及他们的雇主企业）的参保积极性。我国属地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也难以适应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造成劳动力流动时养老金权益的转移接续比较困难。在降低基础养老金缴费率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筹，可以降低参保企业与劳动者个人的负担，同时也可增加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公平性、效率和财务可持续性。

（1）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主要原则

实现全国统筹要把握以下主要原则，包括：①降低基础养老金强制缴费率，降低低收入人群参与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门槛，确保基础养老金广覆盖，同时避免人为地推高企业的用工成本；②中央主导，同时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推动改革的合力；③在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内承认各地的差异，按“帕累托改进”原则确保改革使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原有利益至少不受损，重视过渡期的设计，确保平稳过渡；④充分重视政府与企业、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推动建立和完善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制。

（2）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和替代率

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将覆盖全体城乡劳动者。我们先来讨论工资劳动者的相关问题。

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建议将工资劳动者的基础养老金缴费率降低为12％。所有城乡工资劳动者，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劳动者，由雇主单位为他们缴纳相当于工资12％的基础养老金。降低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缴费率，有利于降低广大中小企业养老金缴费负担和扩大基础养老金的覆盖率，有利于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省份参与全国统筹改革的积极性。本文建议将基础养老金缴费率降低到12％，还可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中规定的可转移缴费百分比相衔接（国务院办公厅，2009）。

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建议基础养老金向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提供平均40％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基金收支平衡要求：

（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缴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体制赡养比[3]

上式中“体制赡养比”是缴费职工对退休人员的比率，养老金替代率是平均养老金对平均工资的比率。根据上式，当替代率为40％、缴费率为12％时，只要“体制赡养比”保持在3.33（=40％÷12％）就可实现收支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只取决于上式中的3个变量，不再涉及“历史欠账”问题。今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造成基础养老金体制赡养比下降，可通过扩大劳动者参保率、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加强多缴多得激励机制、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以及进一步放开生育控制政策和鼓励生育等举措来加以应对。

近年来我国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赡养比保持在3左右。以较低的缴费率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后，如果我国约2.7亿农民工（2013年统计数）绝大多数都参加基础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体制赡养比就可从目前3左右提高到5以上。所以对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用12％的缴费率提供40％的替代率而有盈余。

（3）鼓励多缴多得，适当兼顾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利益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需要通过多缴多得来鼓励大家参保与缴费的积极性，以及兼顾不同人群与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为此，可借鉴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相关做法，根据参保人某年缴费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来计算该年个人的养老金权益年度得分，各年的养老金权益得分可简单相加。参保人退休时，可根据养老金权益得分的总分决定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为此，定义参保人j在年度t的基础养老金年度得分βj,t：

上式也可改写为：

式中yj,t为参保人j在年度t的个人（缴费）工资，为年度t的全体工资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工资，λ是在计算年度得分时社会平均工资的权重。上式定义的年度得分是社会平均工资与个人工资的加权平均（分子）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分母）的比率。λ体现基础养老金的再分配强度。如λ=0，则，表示年度得分完全取决于个人工资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代表没有任何再分配功能的“俾斯麦模式”；如λ=1，则βj,t=1％，表示年度得分与个人缴费工资无关，代表平均主义的“贝弗里奇模式”。

参保人j从开始工作到退休的全部工作年限内各年度得分累积起来成为他的总得分βj，即

这里Tw是参保人j全部工作年限的集合。假定某参保人j工作期间各年的缴费工资均等于社会平均工资，则他在各年的年度得分均为1％，又假定他在工作期间共缴费40年，则由（3）式他的总得分βj=40％。参保人j退休后在年度τ的养老金待遇Bj可由下式决定：

这里Tr是参保人j从退休到死亡各年度的集合。假定某参保人的总得分βj=40％，由（4）式可知他退休后各年的养老金为各年社会平均工资的40％，或者说，他的养老金替代率为40％[4]。

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后，全国各地采用统一的全国平均工资，因此会对不同收入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待遇产生不同影响。此外，由于实现全国统筹后大量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参保，会在提高基础养老金的赡养比的同时，降低全国的社会平均工资。对于这方面的影响，原则上可首先由地方过渡养老金来调节，必要时由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提供必需的帮助。

（4）非工资劳动者的参保问题

上面讨论的是工资劳动者的养老金缴费与养老金受益（替代率）如何挂钩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讨论那些非工资劳动者，包括农业劳动者、城乡个体劳动者和其他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基础养老金缴费与受益的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劳动者在流动时仍然会发生养老权益受损的问题。

非工资劳动者参加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他们的劳动收入难以统计；二是他们的收入普遍较低，且因没有雇主而要由本人缴费。标准缴费率（12％）对他们来说可能过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允许非工资劳动者以社会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标准缴费率乘以折扣率δ（或“折扣缴费率”）缴费，并按相同的折扣率计算基础养老金年度得分，即：

根据（5）式，如果一位非工资劳动者决定选取30％的折扣率，则折扣缴费率为12％×30％=3.6％。由（5）式，他在该年可获得的基础养老金年度得分为0.3％，或者该年度的缴费使他能在退休后各年领取相当于各年社会平均工资0.3个百分点的养老金。如果他缴费40年，每年都按30％的折扣率缴费，则他退休后各年可获得的替代率为0.3％×40=12％。

由于各年度的养老金得分可以简单相加，所以当非工资劳动者在城乡之间流动时，他们的养老金权益可以简单累加。如果上例中的劳动者在退休时累计缴费40年，其中在企业工作20年，假定个人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相等；从事个体经营工作（自雇）20年，各年均选取30％的折扣率缴费，则他退休时可获得的替代率为1％×20+0.3％×20=26％。

（5）实现改革的平稳过渡

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与过渡期的设计好坏有关。在改革过渡期，要以中央为主导，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确保改革前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不降低。

过渡期中央与地方责任的分担：“中央保基数，地方补差额”。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各地在较长的过渡期内维持平均替代率至少不降低。为此，可采取“中央保基数，地方补差额”的办法。“中央保基数”是指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向过渡期内的退休人员发放平均替代率为40％的基础养老金；“地方补差额”是指如在实现全国统筹前某地的替代率高于40％，则超过40％的替代率差额由地方负责补足。

根据《中国养老金报告2012》，2011年在我国31个省级（不计新疆建设兵团）单位中，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为39.3％，其中18个省级单位的替代率低于40％，全国统筹后可不需再另行补差额。在其余14个替代率高于40％的省级单位中，8个单位超过40％的差额不到10％；4个单位的差额在10％—20％之间；只有两个单位的差额高于20％（郑秉文，2012）。总体来看，地方补差额的负担不重。

为此，各地可建立“地方过渡养老基金”（简称“地方基金”），负责在过渡期“补差额”的资金筹集。在向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按12％缴费后，各地可按补差额的实际需要，向企业适当收取地方缴费，作为地方基金的资金来源。

不同参保人群向全国统筹的过渡措施。以实施全国统筹的标准时点为参照，可考虑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分为四部分：一是当时已经退休的退休人员（简称为“退休老人”），二是虽未退休但参保时间已达15年或以上的职工（简称为“在职老人”），三是当时已经参保，但参保时间不足15年的职工（简称为“中人”），四是此后参保的职工（简称为“新人”）。这里将全国统筹前参加工作，全国统筹后退休的职工划分为“在职老人”和“中人”，可适当缩短新老体制的过渡期。

对“退休老人”和“在职老人”实行“老办法”。“退休老人”无须缴费。“在职老人”须继续按原有的缴费率缴费，但将20％的企业缴费率拆分为两部分，其中12％向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缴纳，其余8％向地方基金缴纳。职工个人缴纳的8％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也全部缴入地方基金。“老人”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将混合使用，全部实行现收现付，放弃做实个人账户的目标。

“退休老人”和“在职老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保持全国统筹前的水平不变，其中40％的替代率由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发放，超过40％的替代率差额，由地方过渡养老金发放。

对“新人”实行“新办法”。在实现全国统筹后参保的劳动者称为“新人”。对新人完全实行全国统筹后的养老金体制。他们所在企业须按12％的缴费率向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缴费，个人按8％的缴费率向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他们退休后可从全国统筹的基础养老金获得平均40％的替代率（具体取决于个人的养老金权益总得分），以及从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中获得年化养老金收益。

对“中人”实行新办法，全国统筹前的部分社会统筹缴费计入个人账户。全国统筹前“中人”所在企业历年向社会统筹缴费超过12％的部分（一般社会统筹缴费率为20％，超过部分为8％），原则上全部计入“中人”各人的个人账户。上述统筹缴费转入“中人”个人账户的部分，以及“中人”原来的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形成的“空账”，须明确量化到每个“中人”个人，分若干年（如15年）逐步做实。做实个人账户的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分担。

除上述有关个人账户的操作外，“中人”的缴费办法及受益办法与“新人”相同。

3. 其他三个支柱

（1）第二支柱：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

由政府征缴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养老金面临的改革选择主要有两条。一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是否要做实；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如何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本文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实践表明，将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全部做实的目标已难以实现。但是将个人账户全部改为现收现付制的“名义个人账户”将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财务带来的严峻挑战。所以我们建议的是一个折中方案，即只做实部分个人账户空账。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提出的，放弃做实“在职老人”的个人账户空账，对他们明确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混账运行，但是维持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至少不降低；同时努力逐步做实“中人”的个人账户空账，并避免对全国统筹后参保的“新人”的个人账户产生新的空账（不得挪作他用）。

这里不妨对需要做实的“中人”个人账户规模做一个粗略的估计。假定在基础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的标准时点，全国个人账户空账的规模为3万亿元，其中一半或1.5万亿属于“中人”所有。如果用10年的时间逐步做实，大约每年需要资金1500亿元加上相应的利息支出。这个数额显然是可承受的。当然这个估算只是粗略的，今后还可根据更加详细的相关数据做进一步的估算。

在实施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后，所有在职参保人须按个人工资的8％缴纳个人账户养老金，改革后个人账户按积累制和“缴费确定型”（DC）原则实账运行，参保人从个人账户获得的养老金收益，取决于本人的缴费以及养老金资产的投资回报。

国务院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为养老基金委托投资的委托人（可指定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承办具体事务），将各省养老基金结余额，可按照《办法》规定，预留一定支付费用后，确定具体投资额度，委托给国务院授权的机构进行投资运营。

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体制存在较大的结构失衡问题。首先是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的失衡。目前的投资办法没有区分三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养老金资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用于资本市场投资运作的应该主要是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而不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养老金。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记账额已经超过全部基金的累计结余额，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拉大两者之间的亏空。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中的另一个结构失衡是养老金地区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扣除基金支出的结余（不计财政补贴）基本上发生在沿海省份，而中西部省份则出现了大面积亏损。所以中西部省份难以从新的投资管理办法中受益。

所以，本文在上面建议的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时，放弃做实“在职老人”的个人账户，努力逐步做实“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的举措，可以真正为个人账户养老金资产的多元化投资和保值增值奠定可靠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基本养老金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保值增值的做法很难走远。

（2）第三支柱：自愿参加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的文件，但是目前参加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单位数与职工数仍然不足参保单位总数和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基础养老金实现全国统筹并降低基础养老金的缴费率，可为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的发展腾出较大空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发布的《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通过延税等政策优惠，为企业和个人参加自愿性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提供了新的激励。但是，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都属于雇主单位建立的年金，大量非工资劳动者不能从中受益。今后还可考虑出台个人养老账户储蓄的延税鼓励政策。此外，应适当提高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管理的竞争性和管理水平，努力提高投资回报率，为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劳动者积极参与第三支柱养老金计划提供更大激励。

（3）第四支柱：继续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

尽管中国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但是在养老保险体制的设计中仍然要鼓励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这里所指的家庭不但应包括老年人的子女，还应包括老年人自己的养老资源。如果政府过度包办养老服务和养老资金的筹措，将使我们的相对数量不断缩减的后代不堪重负。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赡养人的义务，但是还需要通过具体政策举措来增强其可操作性。例如如何更有效地将子女的遗产继承权与赡养义务结合起来；在未来老年人长期护理体系的设计中，如何促进和鼓励家庭成员发挥赡养义务；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避免过低的生育率动摇家庭养老的人口学基础；如何推动“老年友好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为家庭与社区服务老人提供空间上的便利；如何推动新型城市化，使我国更多的农村留守老人与他们的进城子女团聚等。

表1给出了上述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的框架。

表1　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框架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制不断改革和发展完善，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存在强制缴费率高、覆盖率低、养老保险资金筹集和管理碎片化，不能适应劳动力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需要，以及多层次或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制发展滞后等问题。今后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将使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全面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需要更多相互配套的、综合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改革举措。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入市等领域进行了局部的重要改革。

但是孤立进行的局部改革难以解决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例如，不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制缴费率，就难以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难以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也难以发展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所以，需要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推进相互配套的、综合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改革。在这类改革中，中央政府不但需要出台指导意见，也要更多地直接参与改革和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希望本研究提出的我国五支柱养老保险体制框架，能为下一步改革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全面深化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民生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扩大我国国内消费需求，形成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升企业竞争活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全面深化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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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1994, 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Old and Promote Growth (Washington: World Bank).

注释：

[1]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项目“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对策研究”（09＆ZD053）研究成果之一，其中关于养老金全国统筹的部分是基于作者及其同事肖严华的合作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请作者参加2013年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洲养老金国际研讨会，对于本文的写作也有很大帮助。在此作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2]在国务院文件中，通常采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提法。但是在其他一些场合，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公报中，也称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因为，少数地方如上海的机关事业单位也参加了这一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社会保险法》只笼统地提“基本养老保险”。本文一般采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只在特别针对企业职工时才采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提法。

[3]现收现付制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要求基础养老金的支出等于收入，即：平均养老金×退休人员人数=（平均工资×缴费率）×缴费职工人数。将等式两边同时除以平均工资和退休人员人数，可得：平均养老金÷平均工资=缴费率×（缴费职工人数÷退休人员人数）。注意根据定义，上式左边即为养老金的替代率，右边括号内项目（缴费职工人数÷退休人员人数）即为体制赡养比，上式可改写为：替代率=缴费率×体制赡养比。

[4]实际上，如果将λ设定为0.5，则上述养老金年度得分的计分办法与《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的第六款的规定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第六款规定“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而与缴费期间其他年份的缴费工资无关。我们建议的计分办法能更好地反映在职职工在整个工作期间各个年度的缴费情况，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基础养老金多缴多得的原则。

中国养老保险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1]

郑秉文

通过多次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我认为在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从基金积累制（FDC）转向名义账户制（NDC），就是从“做实账户”转向“名义账户”。本文主要谈一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与转型，它存在的问题和引起的争论有哪些，以及我个人对这项改革的看法。本文分为四个部分：（1）通过论述和理解《决定》中关于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内容，来说明名义账户制的必要性；（2）讨论实施名义账户制的制度背景；（3）分析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的理论依据，即艾伦条件（Aaron Condition）；（4）最后阐述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即如何强化养老保障制度的激励。

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与理解：名义账户制的必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内容十分丰富，字里行间充满了改革的气息。这个《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具体有四点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深化我们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认识。

1.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战略高度看，如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制度的执行能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保障制度必然包含在治理体系当中，社会保障制度执行能力也必然包含在国家治理能力当中。

它与此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同呢？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来看，不同之处在于和谐社会强调的是福利，是待遇单方面的赠与、给付。而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是双方的参与。这是最大的不同点。

在历史的新起点，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民生工程，也不仅仅是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服务窗口，它更多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比较一下欧美社会保障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你就会清晰地感觉到我们正在朝哪个方向努力。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整个国家构建中非常重要，但是北欧、西欧、南欧的很多国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在南欧一些典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反而成为经常发生社会骚乱的火药筒和策源地。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从来没有因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产生和诱发任何局部的甚至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它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

2. 处理好社会保障领域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在社会保障领域，其核心问题是否也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呢？我认为是的，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保险制度内部多层次的关系问题。第一支柱国家举办，第二支柱半市场化，第三支柱市场化，三个支柱的比例匹配是否得当？如果不得当，是不是忽视了第二支柱或是更加忽视第三支柱？

这些年，第一支柱得到了充分、长足的发展。第二支柱是从2004年开始改造为信托制，进行市场化运作，十多年来发展非常慢。2004年曾经预测，到2010年企业年金市场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而如今已经是2015年了，才将近8000亿，覆盖人数才2200万，仅仅是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的1/10、经济活动人口的3％，与当初的预期差距非常大，与同时建立第二支柱的东欧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本应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目前还是个“小众制度”。

第三支柱是完全个人化、市场化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至今还没有出台完整的政策。2014年8月出台了涵盖商业养老保险的新“国十条”，据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年也要落地，这是完全市场化的一件大事。中国版401K计划即中国的企业年金在11年前即2004年就基本落地了，中国版IRAs，即第三支柱的“个人退休账户”，有望在今年年底落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三个支柱当中还是注重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对市场化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并不是太重视，没有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要进一步强调和构建多层次与多支柱的社会保障制度目标，在大力发展国家举办的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促进退休收入来源结构的多元化。退休收入多元化，既是加强退休收入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退休收入充足性的根本途径。退休收入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多元化，将决定养老保障制度是否能实现稳定性和充足性，这是衡量养老保障制度是否可靠和健康的两个重要指标。

二是保险制度外部与财政的关系问题。社保和财政这两个制度的边界是否完全清晰呢？我认为不是。从1998年以来，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累计已经超过2万亿元。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离不开财政制度，这也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如果财政制度体现的是政府，保险制度体现的显然是市场。这是我对社保制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看法。因此，要进一步廓清养老保障与公共财政的关系，厘清两个制度的边界，正确认识和明确它们各自的功能定位，给出养老保险制度的短期和长期可持续的预测结果，明确财政介入的幅度，搞清楚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缴费收入不能支撑制度自我平衡的原因和缺口。

3.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45条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做出了明确规定：“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这里，我着重解释一下全国统筹这个概念。这个词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国外没有这个词，因为国外所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是由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举办，缴费和支付由中央政府管理，财权和事权是相匹配的。由地方政府举办的社保制度，就存在待遇的差别了。例如在美国，失业保险制度是州政府的任务，由州政府制定政策和标准，缴费和支付由州政府管理，当你从这个州流动到另一个州，两地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工伤制度也一样，缴费和支付由州政府管理，联邦政府不管，因此它的工伤赔偿水平相差很大。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影响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不过，生育险确实有一些影响。

我们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制度要实现全国统筹，其他诸如工伤、失业等应该是省级统筹。目前，所有保险项目都没有实现规定的统筹层次。中央举办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中央只管发文、制定政策，手里却没有钱，钱都在地方。文件发到省里，省里予以具体化之后，再发给地市级，地市级再次具体化后再发文给县市级。所以，各地政策是有差异的，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差异。外地人来北京，你在外地参加的养老保险要想转移到北京非常麻烦。因为省里面没有实现统筹，省内转移都很难。现在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是四个直辖市加上陕西省，其他都没有到位。比如在辽宁省，大连到沈阳的转移不可能，即使在沈阳市，区县统筹的水平也不一样，因此在沈阳市内的转移也很困难。

统筹的概念就是指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和管理的层级，在哪一级就是哪一级的统筹。2009年我们就宣布实现了省级统筹，但是除了上述几个直辖市和陕西以外，其他的都没有真正实现。而在国外，都是全国层次的统筹。

为什么中国没搞成全国统筹呢？这跟养老保险制度的起源有关系。中国养老保险的起源是自下而上的。中国改革成功之处就是自下而上的政策探索，然后总结推广；但是，不成功的地方也在于此，如果后续改革跟不上，各地政策统一不起来，造成制度碎片化的结果。养老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有全国统一的制度供给，但是由于利益冲突，加上制度设计的原因，地方不愿意把钱交上来，交上来会出现风险，花钱的多了，收钱的少了，谁也不愿意。所以，统筹层次难以提高，而统筹层次不能提高，是我们现在所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难以提高？除了上述的一些原因，还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因。全国社保制度的经办管理队伍有17.7万人，这些人都是属地化管理的，升迁、待遇要靠地方政府，自然也就要听地方政府的，整个管理队伍利益都固化在地方，阻碍了统筹层次的提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全国统筹，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测算。我认为，眼下还不可能实现全国统筹，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并不支持它，如果提高统筹层次，就会存在财政风险。举例来说，所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资金上缴到总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清算，那么所有的钱都是储户的，这钱拿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不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但是，养老保险制度就存在问题了，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缴费和待遇之间的关系松弛，养老保险基金就成了无主资金，当精算不是很严密的时候，钱就会跟管理者的利益绑定，在全国统筹过程中，这些无主资金就容易产生问题。所以，要想实现全国统筹，就必须对制度进行改革，让制度的资金在上解途中能确保没有损失地拿到中央来。

4. 社会保障制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公平和可持续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目前制度中还存在不太公平和不太可持续的地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运行，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公平。今年中央宣布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进行改革，如果这个改革能达到目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剩下的就是财务可持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在解决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的思路和路径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重大突破。《决定》说“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段简短的表述是目前我们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我们依次来解读一下这段话的含义：

第一句话，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十几年来，历次文件强调的都是“继续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甚至十八大报告里表述的仍是继续完善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再要求做实个人账户，而是要求完善它，这一表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标志着制度开始转型。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改革基本告一段落，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

第二句话，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目的，就是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缴得多拿得少，或者缴得少拿得多，都不能确保参保人权益。显然，这是一种精算关系，就像银行一样，你存多少钱取多少钱，这就是精算中性，就是不偏不倚。

于是引出了第三句话，即“坚持精算平衡原则”，这句话是专业术语，是在党的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重大突破。它要求我们的保险制度要有自我平衡的能力，也就是说，财政的归财政，保险的归保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它们之间的界限要相对清晰，两个制度才能都健康起来。这就是精算平衡非常重要的含义。

第四句话，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8年2月国务院就提出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选择在上海、浙江、广东、山西和重庆五省市进行试点，但是后来不了了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同时启动，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制度赡养率高于城镇企业，这项制度改革之后，财务可持续问题将更加突出。

在社保制度研究中，有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是缴费确定型制度（defined contribution，DC），一个是待遇确定型制度（defined benefit，DB）。在缴费确定型制度下，由账户缴费资金量及其投资收益决定待遇水平，账户资产在退休那一刻的多与少，决定未来退休金的水平。待遇确定型制度是先规定待遇水平，一旦加入到制度里，就确定了你的待遇水平。在待遇确定型制度下，根据全国的老年人和青年人口数，可以算出赡养率是多少，然后确定替代率，就可以算出缴费率。比如制度里面是三个人养一个，如果替代率确定为40％，那么以支定收，每个人就应该缴13％左右。一般来说缴费确定型是积累制的，待遇确定型是现收现付的。这是最传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已经形成半个多世纪了。最近15年又出现了新的概念，一个是多了N，一个是多了F。

F是funded，有实际的钱，是指积累。N是指虚拟的，没有钱，是notional。因此，缴费确定型制度就扩展为基金积累的缴费确定型制度（FDC）或名义的缴费确定型制度（NDC）。名义的缴费确定型制度就是名义账户，也就是说，社保账户变成一个银行账户，有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多缴多得，但是账户里没有钱。我们在20年以前建立的是统账结合的制度，那个账户就跟大家炒股票的账户一样，是必须要看到钱的。名义账户制的账户里没有实际的钱，钱可以被看作是拿去“投资”了，“投资”的对象是老一代退休人口，为他们支付养老金了。为什么说这也是投资？如果把钱压枕头下不花，不就亏了吗？账户的钱给退休一代发放养老金，至少可以获得制度的内部收益率。在现收现付制和名义账户制下，制度的内部收益率等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只要你的支出能够得到内部收益率，就不会亏，制度就不会有赤字。

二、全面深化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制度背景：为什么要实施名义账户制？

1. 改革的背景

全面深化养老金制度改革与我们现行制度和当前经济的特征有关，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处于待遇提高最快和财政补贴最多的历史时期，老百姓的胃口被吊得很高。从2005年开始每年上调10％，到今年11年了，年年上调，全国平均的月养老金从700多元，提高到现在的2200元。这样涨下来，很多企业里出现了倒挂，退休人拿的退休金甚至比在岗职工拿的工资涨得快，有的企业里，退休金高于工资。这主要发生在效益不好的企业，他们的工资发不下来，或工资很低，但养老金是社保局发的，退了的比不退时拿得多，退的时间越长养老金拿得越多。再这么涨下去，行吗？老百姓的胃口已经被吊起来，不涨也不行。但在新常态下，按照10％这样每年涨下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养老保险基金无法承受的。按理说，养老金的调整应该是有规则的，应该与某个指数或某个增长率挂钩，但是我们没有规则，也没有这种挂钩机制。1998年补贴24亿元，占当年GDP的0.03％，到2014年补贴已经达到了3600亿元，从占GDP的0.03％上升到了0.56％。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任何减法都是很难的。但是，不做减法的制度，有的参数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我们目前正处于参数调整、完善制度和结构改革的三项任务叠加期。先来看“参数调整”。养老保险有三个重要的参数：缴费率、替代率和赡养率，前两个都可以升降，但赡养率不能升降，因为赡养率是由多少年前的人口出生率决定的，要想调节它就得调整退休年龄，只有调整退休年龄可以调整赡养率。缴费率、替代率、赡养率（退休年龄）三个参数决定了制度的财务状况。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6个人养1个人提高到目前的3个人养1个人，预计到2050年就成了2个人养1个人。要想保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提高缴费水平或是降低退休一代的待遇。但是，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已经达到28％，再加上其他四险（13％左右）、9％（4％+5％）的企业年金、24％（12％+12％）的住房公积金，整个社会保险缴费率已经高达74％。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缴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已经没有提高的空间了，相反，应该下降，这样才符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的要求。例如，今年2月份李克强总理宣布降低失业保险基金1个百分点，这样的减税降费，可以为中小企业松绑，为减少经济下行压力做贡献。

在缴费率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替代率这个参数。那么，能不能降低替代率呢？养老金连续11年每年涨10％，吊高的社会胃口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降低替代率非常困难。要降一定要有合理的理由，而且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调整机制，设置一个替代率公式，比如盯住CPI，但是，目前的CPI偏低，盯住CPI也很难获得支持。如果盯住经济增长率，新常态下是7％，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另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盯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过去它一直高于GDP增长率。第三个办法把CPI、GDP增长率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合在一起计算一个系数。世界各国设定替代率的方法也就这么几种，选择其中一种不难，关键是要由制度来决定。2005年发布的38号文件提出要建立正常的待遇调整机制，可是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

最后一个可以调整的参数是退休年龄，通过它来调节赡养率。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替代率和缴费率这两个参数很难调整的情况下，就只能考虑调整退休年龄。在中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缴费率和替代率只能往相反的方向动，也就是说应当适当调低缴费率和替代率，而这很难做到，因此三个参数中只有调整退休年龄是相对可行的选择。总而言之，现在是参数调整的关键时期。

其次来看“完善制度”。目前，养老保险方面的不少制度多年来一直缺位，比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正常的待遇调节机制，没有完善的投资体制，3.1万亿元养老保险基金，加上其他四险共计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都存在银行里，拿的是银行的短期存款利息。我们也曾几次打算推行投资体制改革，让养老保险基金有可能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增强制度的支付能力，但是社会上的批评和不理解的声音随之高涨，2012年2月投资体制改革最终束之高阁，主要就是因为舆论问题。

其实，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是一个很专业的小众问题，是社保制度的后台问题，不涉及养老金的发放公式和计发标准。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放在银行，大家都觉得风平浪静，谁都没有损失。但实际上基金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像烈日下的冰棍一样被通胀侵蚀融化消失，其实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政府不作为。

再次来看“结构调整”。“结构改革”就是要决定“统账结合”何去何从。中国的“统账结合”有20年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账户是空的。13个省做实账户的试点基本上是挂名的。全世界现在有七个国家运行名义账户制，有的国家很好，有的国家很不好。我们应该朝着比较规范的名义账户制方向努力，而不是做空了事，这是很大的结构性改革。改革分两种：一种是参数改革，一种是结构改革，从基金积累制到名义账户制是结构性改革，任务非常艰巨。

第三，我们正处于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双重夹击的关键时刻。公平性涉及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方面有了突破。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这个制度基本上成型了。从研究的角度讲，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原因也有很多。公平性问题在理论上解决了，但在实践中，如果机关事业单位这一轮改革没有到位，将很可能面临新的不公平，新的不公平将酿成新的社会矛盾和潜在的制度压力。比如，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跟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融资绑得很死，机关、事业单位的制度设计和运行与企业就相去甚远，将来会出现双重夹击的情况。民众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质疑，觉得改来改去还是有特权。

第四，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虽然官方不做预测，不发布短期和长期精算结果，也没有官方认可的测算，但是民间学术机构的测算很多。2014年6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测算的最大隐性债务是86万亿，这86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140％左右。2005年经合组织（OECD）对30个国家的隐性债务测算，最大的相当于国家GDP的350％，最小的是50％。2004年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测算，如果2004年美国进行转型，隐性债务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464％。中国是140％左右，相比而言，还不算太高。但每次有学者公布测算结果，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甚至《人民日报》都出面发表文章予以驳斥。这表明，关于养老金隐性债务的测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政治化、标签化。这样的改革背景告诉我们，养老制度改革确实是深水区，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是一块硬骨头，必须要有啃下去的决心。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的测算情况如下：

•2012年6月，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领导的团队给出的测算结果是：2013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将高达18.3万亿元。

•2012年12月，时任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先生率领的团队测算结果是：假定财政补贴保持2011年的水平不变，其累计结余将于2022年消耗殆尽，2013—2050年的累计缺口现值将相当于2011年GDP的83％（其中含机关事业单位的14％），而2011年的GDP为45万亿元，即2013—2050年的累计缺口现值应当是37万亿元。

•2013年11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郑伟教授的测算是：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7年出现收支缺口，2048年养老保险基金将耗尽枯竭，2010—2100年90年间的基金综合精算缺口将超过12％。

•2013年12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率领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课题组认为：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将出现收不抵支，2029年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2050年累计缺口将达80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91％，当年养老金总支出（包括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占GDP将达11.85％。

•2014年6月，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魏吉漳博士测算的结果是：社会统筹账户的隐性债务为83.6万亿，个人账户的隐性债务为2.6万亿，合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性债务为86.2万亿，占2012年GDP的166％。

2. 制度的困境

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一是便携性不好。统筹层次低下导致异地转续关系复杂，并由此派生出很多其他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

二是可及性很差。统账结合非常复杂，能看透它就已经很不容易，更谈不上吸引农民工积极加入。我们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制度。

三是可靠性不好。待遇水平年年变化，由于赶不上工资增长率，正常的调整机制缺位导致替代率不断下降，替代率不稳定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在2009年建立“新农保”之前，有个“老农保”，因为它的待遇水平不稳定，直线下降，交费十几年以后，账户养老金一个月才几元，有的连几元都不到，这种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结果就只能建立一个“新农保”。待遇持续下降，导致制度流于形式，但是如果待遇水平像希腊那样畸高，将导致国家财政破产。也就是说，替代率太高和太低都不行，重要的是稳定。

四是激励性很差。中国社保制度激励性不好，大家都想从制度上拿好处却不愿做贡献。当前缴费与未来待遇的关系太松弛，谁也不知道自己缴的钱能不能拿回来。2005年的38号文件规定，超过15年最低缴费年限之后，每多缴费一年，待遇水平就增长相当于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1％，干40年是40％，加上账户资金，从理论上讲，这个待遇水平还算可以。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这种激励性对想要参保的人是不直接的，个人缺乏积极性。之所以说待遇水平复杂，是因为参保人不知道退休以后能拿到多少钱，当前的缴费与未来的权益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多缴多得的机制不透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个部分的养老金相加才是未来总体能拿到的养老金，而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基本上只有中国一家，再加上我们宣传不到位，所以，几乎所有参保人都以为少缴费合适，多缴费吃亏，再看看这十几年来，大家都一样每年上涨10％，跟缴费根本就没关系了，这样，就更没有激励缴费了。

五是公平性问题。涉及纵向和横向的公平。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存在不公平问题，整个制度显得相当粗放。纵向不公平是指退休第一年和退休第十年缴的钱没有精确的替代率预期；横向指不同人群之间、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等存在很大的差距。

六是收益性很差。投资体制建立不起来，完全靠银行存款，收益非常差。

七是缴费收入和财政补贴的替代性很差，宏观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制度运行成本十分高昂。因为不发达省份发养老金没有钱，国家每年往里投钱，都投给那些不发达省份。不发达省份为什么没有钱呢？人口流动出去后，养老保险费都缴给了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本身经济就发达，财政收入好，又聚集了那么多流动人口缴纳的保险费，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就好。但是，像甘肃、宁夏、河南、安徽等省的劳动壮年人口都流出去了，缴费都给了上海、北京、江苏等地，将来他们老的时候，又会回到老家养老，养老的钱给了发达地区，养老又回到了不发达地区，结果是老家穷上加穷。于是，欠发达地区的制度收支存在缺口，财政必须对人口流出省和不发达省进行补贴，否则，养老金就不够发。其实，发达省份也不想收那么多，因为收费多了，很多外资企业就不愿意来了，影响招商引资。所以，有些发达地区宣布降费，珠三角地区的缴费从来就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单位缴费部分大约只有10％—15％左右。浙江省发文件，让各地自己掌握，省里给了一个指导原则和指导线。除了影响招商引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落后，基金处于贬值状态，也是相关省份人为降低缴费率的原因之一。

目前，全国范围内财政一年补贴3000亿。这些财政转移支付给了河南、安徽、宁夏，用于弥补这些省份的养老金支出缺口。在现行制度下，这个缺口不可能让广东、江苏、浙江这些因人口流入而又养老金结余的省份补给有支出缺口的省份，如果中央不拿钱，这些省份就发不出养老金，所以中央财政给有缺口的不发达省份的财政补贴就意味着对有结余的发达省份的变相补贴。这些补贴变成发达省份在国有银行的存款，财政的钱最终被置换成发达省份在国有银行的养老保险存款了。这种变相补贴就是统筹层次低造成的。现在累计结余是3万多亿，其中2/3都来自财政补贴，这些财政性资金拿出来之后，如果只享受2％的存款利率，显然是效益低下，养老保险制度也成了一个运营成本非常高的制度。

八是制度长期难以定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没有尽头，部分积累制长期不能实现。经过14年的试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还是没有多大改进，个人账户的空账额逐年扩大，不能做实：2007年空账额是1.1万亿元，到2014年高达3.6万亿元。

三、向名义账户制转型的理论依据：艾伦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代之以十几年的做实个人账户的表述，我认为，这就意味着向名义账户制转型。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是在多年摸索中得到的一个社会共识。2013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集国内四个单位背靠背进行平行设计，年中时，这四个单位中有三个拿出的方案不约而同是名义账户制。这次背靠背的顶层设计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学界、政界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跟这一年四个单位的顶层设计研究，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早在2008年，我的研究团队受人社部委托，也曾研究提交了一个方案，我们提交的就是名义账户制方案，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五年之后更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又拿出这个方案，这说明它代表了某种规律性。

导致从基金积累制向名义账户制转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表面原因，一个是深层原因。表面原因是转型成本巨大，空账压力大，难以解决。2007年的空账额是1.1万亿，做实账户790亿；2008年空账是1.3万亿，做实账户1100亿；2009年空账是1.5万亿，做实账户1600亿；2010年空账是1.8万亿，做实账户2000亿；2011年空账是2.2万亿，做实账户2700亿；2012年空账2.6万亿，做实账户3500亿；2013年，空账3.1万亿，做实账户4100亿；2014年空账高达3.6万亿，做实账户仅为5000亿。也就是说做实账户的规模在加大，但空账增加幅度更大，在未来能预测的范围内，账户是做不实的。

表1最下面这一行是余额。可以看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余额与空账规模相差并不是很多。例如，2013年全国累计结余有2.8万亿，空账是3.1万亿，全国做实只差2000多亿。其他年份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如果一使劲也就做实了。但是，为什么只能做实几千亿呢？这是一个悖论，是一个“中国式难题”。原因就是统筹层次低，导致做实账户不可能。中央政府号召各级地方政府做实账户，但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上海只是头两年里，每年拿出50亿，总计100亿，现在加上利息收入的余额是120亿。如果上海市政府把财政收入拿出来给养老保险制度，结果养老保险制度一转身把钱变成了国有银行存款，你说这个市长是不是理性呢？当然是不理性的。不做实是理性的，做实是非理性的。

表1　2006—2013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变化

注：a为亿元；b为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

深层次的原因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违背了一个定理，受到了规律的惩罚，导致福利损失很大。我们可以从几个参照系来看福利损失情况：一是以CPI水平为参照，20年来，基金贬值了1300亿元，数目不算太大，因为我们的CPI不是很高；二是以多年来企业年金的收益率为参照，如果进行市场化运作，社保基金的损失是3200多亿；三是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基准，潜在损失将近5500亿。我想说的关键是第四个参照系，如果以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参照，20年来的福利损失将高达1.3万亿元。这也是要从基金积累制走向名义账户制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原因的背后就是著名的“艾伦条件”。

1955年，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定理，这个定理1964年被艾伦进一步扩展了。艾伦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只有三页半的论文，这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他结合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在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即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即生物收益率，与投资收益率的比较。如果生物收益率大于投资收益率，就要保留现收现付制，不能转向基金积累制。转成基金积累制的条件，就是这个过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加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要小于投资收益率。

举例来说，如果1992年我本人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当年我的收入是每月不到100元，如果每月拿出8％往账户里缴费，账户的平均收益率是2％，从1992年到现在，如果量化衡量之后出现了绝对损失，这就划不来，就不该向账户缴费。这样的损失是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在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社会平均工资也在高速增长，如果投资收益率低于生物收益率，这个损失就是福利损失，它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替代率来算，如果20年来按工资的8％缴费，他们都进入个人账户，账户里的投资收益率是2％，没有达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之和（即14.9％），今天的账户替代率不可能维持在8％，只能是下降到0.98％。如果说，某人1992年开始缴费，一直缴到现在，结果账户里的替代率损失成这样，谁会愿意缴费呢？当然没有人愿意。

所以，大家都愿意去买投资品，根本原因就是想达到例如14.9％这个收益，因为没有这个回报，缴给账户的钱就损失了。因此，不能将基金积累制引入个人账户，如果非要引入基金积累制，就会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大家迫于压力，假装做实，可是没有人真正去做实。这也正是老农保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两个月前，我遇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山东人，他曾经是一个县城里的企业会计，1994年他看储蓄所前面贴了个告示，某个产品1000元存20年以后，可以获得10万块钱，他把告示拿回家，四处借了1000元存了进去。过了21年以后，也就是前两天他拿着告示到储蓄所要兑现10万块钱，但是储蓄所说不能给你，因为人民银行没有批准这个产品，当时只有三四个人买了产品，别人都找着了，就剩下你没找到。山东人说我就住在这个县城，而且是会计天天来银行，从来就没有人找过我。通过打官司，银行说给5600多元，他说这不行。原因是什么呢？他说21年前我每个月挣72元，我东借西借才凑了1000元，相当我一年多的工资。你现在给我5600多元，只相当于我半个月工资，所以，要给我相当于我一年多工资的总量才行。这个人的算法和要求，其实就是替代率的算法。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必须转型，如果不转型过了20年以后，我们就是那个会计，到政府拿钱政府说没有了。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应该把钱流动起来，应该让它支付给退休的那一代或者让它花出去，或者高效投资，这是制度转型的根本原因。

四、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取向：如何提高激励？

1. 统账结合的困境

接下来的问题是统账结合的比例。个人缴8％进个人账户，单位缴20％进入社会统筹，我们的缴费比例就是28％。扩大个人账户将会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并提高收入和支付能力，账户越大，收入能力越好，支付能力也就越强。90年代的改革引入和建立个人账户，目的就是为了调动个人积极性，不能让参保人躺在国家身上。在28％缴费里，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越大，激励性就越好，账户越小，激励性就越差。在以前，由于强调做实个人账户，账户越大，需要的资金就越多，所以，个人账户比例从1997年的11％降到了2005年底的8％。也就是说，那时，我们没有条件扩大账户比例。

现在不同了，不用做实了，扩大账户比例的条件就具备了，所以，为了提高激励性，扩大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应该扩大个人账户比例。换言之，8％缴到个人账户之后，可以将单位缴的20％划一部分到个人账户。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个人账户比例应该缩小，目的是为了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因素，让富人补贴穷人，从而扩大制度的公平性，改善社会公正。概而言之，扩大个人账户，是为了增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精算中性因素和缴费激励，而缩小个人账户却恰恰相反，是想让这个制度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再分配，让富人补贴穷人。

我带领社科院的团队去年用一年时间研究、设计名义账户制，我认为它涉及文化取向、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全世界的养老金制度诞生之初并没有个人账户，而是大家缴费供退休的人用，老年人用年轻人的钱。130多年前，12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非常好，而且那时的退休年龄很高，大约在70岁左右。后来有了个人账户，揭示了人口发展的一个规律，揭示了养老金制度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引入个人账户有四个目的：

一是以真金白银的实物形态，为未来退休预先建立一个资产池，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二是加强当前个人缴费与未来养老金权益的密切联系，增强激励，构建一个精算中性的储蓄载体。

三是提高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

四是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养老基金可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传统的理论认为，没有个人账户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基金，带有明显的财政因素，如果对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将有可能产生冲击。

建立个人账户的这四个目的有哪一个符合中国呢？

其中，第四条对中国已不适用。加拿大、韩国和日本经过1997年、2000年和2001年的改革，打破了这个规律，他们在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的情况下就完成了进入市场的改革。但是，美国人仍然坚持这一条。

第三条对中国也不适用，因为中国储蓄率已经非常高，不用提高储蓄率。中国53％的国民储蓄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无须养老基金再去推高。

第一条与我们也没有关系，因为做实个人账户遇到了艾伦条件的问题。

所以，只剩下第三条，它就是一个计账计发养老金的凭据。人们到银行去存钱，银行账户是没有钱的，去放贷了。如果大家一起挤兑银行，银行可能就会破产。但是，养老基金不能挤兑，退休年龄的分布是既定的，所以，全国人民不可能同一天都变成六十岁去领养老金。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这个制度比银行在网络时代面临的挤兑等问题还容易控制。所以，养老金制度实行名义账户制是可行的。

2. 名义账户制的方向

当前仍存在着对大个人账户小个人账户的争论。个人账户越大，精算中性的因素越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扩大个人账户符合当前的改革取向。这是因为：

（1）扩大个人账户是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的唯一载体和实现途径，十几年来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多缴多得。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缴费激励不足。很多人都不按真实工资基数缴费，各种手脚和跑冒滴漏出现在各个环节，制度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实际费率那么高，这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按照真实的工资收入基数，每年收缴上来的资金还应至少提高三分之一。激励不足的原因，是缴费者不知道现在的缴费以后是否能拿回来，缴费和未来待遇之间挂钩不明确，不紧密。

如果改革的方向是扩大个人账户，那么应该扩大到多少呢？我认为，至少应该扩大到1997年规定的11％，或扩大到16％，甚至20％。总之，账户比例越大，社会统筹部分就相应缩小，就是说，在总体缴费28％不变的框架内，进行此消彼长的改革。如果在这轮改革中，账户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甚至变成一个点缀，那就意味着弱化多缴多得，强调大锅饭。这样的改革显然是与三中全会的判断和决定完全相悖的，而且与全世界的改革潮流相悖，与人口老龄化的要求相悖，将贻害无穷。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已经过强，经过11年的连续上调，甚至出现“倒挂”了（退休金高于工资），所以，大家才一窝蜂地千方百计争取提前退休，提高退休年龄才那么难!

所以，在这轮改革中，如果只是把空账予以合法化，而没有扩大账户比例，那就意味着浪费“改革红利”，是“半拉子改革”。试问，不扩大账户比例，如何才能实现多缴多得呢？

（2）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是多重的，某一个时期只能实现一两个目标，强调消费烫平和扩大个人账户应成为第一选项。最简单的选项是，在强调纵向烫平收入与横向再分配之间，二者很难兼顾，他们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能突出强调其中的一个目标，随着历史发展和经济增长，环境变了之后，再强调另一个。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更强调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的是缩小贫富差距。这两个口号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都没错，但如果把背景颠倒一下，那就不行了，如果，30年前强调缩小贫富差距、今天强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那就肯定与现实太明显相违背了。对养老保险制度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3）不应将养老“保险”制度视同为养老“保障”制度，养老“保险”不应包打天下，更不应目标错配。养老保险的第一要义是自我平衡，不能维持自我平衡，其他什么目标都无法实现。我们不应该让“养老保险制度”去承担“养老保障制度”的功能。“保险”不是“保障”，它只是“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保障”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制度。“保险”不要越俎代庖。社会公正、公平正义等这些目标，应该让公共财政、社会救助、非缴费型的制度去完成。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如下：（1）实行名义账户制为扩大账户比例消除了障碍，客观上为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性创造了条件。（2）实行名义账户制后，缩小社会统筹部分成为可能，为提高统筹层次和提升制度运行质量创造了条件，使实现全国统筹的可能性更大了。统筹层次太低，是影响制度运行质量的大敌，很多问题都来自于此，所以，在投资体制改革落地之后，实现全国统筹成为首要任务。（3）可以实现精算平衡。精算平衡、精算中性、精算公平，这三者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坚持精算平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很可惜，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没人提了。坚持精算平衡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基金的收入和支出长期内应是平衡的。如果要实现平衡就要求参保人和制度之间必须要有精算中性。精算中性的公平显然是一种崭新的公平，这个公平的概念是我缴多少拿多少，不占你的便宜，没有再分配的因素在里面，是对个人的精算公平。它与扩大再分配的公平概念截然相反。十八届三中全会“坚持精算平衡”的要求，是一种新的公平概念，就是在目前的制度条件和现有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强调多缴多得。

注释：

[1]郑秉文，50人论坛特邀专家、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2015年6月11日在清华经管学院“长安讲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理论与政策

宋铮　谢蒂尔·斯托雷斯莱腾　王一凯　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1]

1. 引言

中国养老基金征缴收入与支出目前尚能做到基本平衡。但是，在未来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压力下，现行收益和缴费规则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一种模式是做实个人账户，加重基金制的成分。这一模式的极端是完全基金制，即取消转移支付，养老收益完全由养老缴费和基金回报率决定。完全基金制放弃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从制度上确保了财务稳定性，因而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被认为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另一种改革模式是推行名义账户制（Nota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名义账户制也属于缴费确定型模式。相比完全基金制，名义账户制的精算规则灵活得多，可以进行代际和代内转移支付，是一种混合模式。事实上，只要没有做实个人账户，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是一种名义账户制。与做实个人账户相比，名义账户制牺牲了财务稳定性，但扩大了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集合。

如何在这两种模式中寻找既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又能尽量改进社会福利的改革方案，已经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首先，现有的理论框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特别是如何在一个未来依然可能快速增长（比如未来20年5％的平均增长率）的经济中设计最优养老保险制度，在理论上依然是一个空白。其次，中国的一些转型特征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比如估计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转移对养老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就是其中一个难题。最后，如何在一个符合中国经济和人口基本特征的理论框架下设计和评估不同的改革方案，综合考虑改革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并给出具备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是对学者的又一大挑战。尽可能同时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们首先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在一个新兴经济体中的福利含义，并从理论上推导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制度路径。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兴经济体的代际不平等现象会比较突出。比如中国2000年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一生的薪酬现值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职工的6倍以上。由于传统家庭保险形式的逐步瓦解，高速增长并不必然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甚至可能造成贫困在老龄人口中逐步蔓延。这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很可能需要把资源再分配给较早的世代，因为他们的收入远低于后来的世代。而且，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很简单，即建立包含代际转移支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向正在工作或者已退休的世代支付养老金，由后续世代承担相应的成本，从而让所有世代都能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果实。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略去了上述理论分析。详细内容参见本文所依据的更详细版本（Song、Storesletten、Wang and Zilibotti，2015，以下简称SSWZ）。

在明确了新兴经济体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意义之后，本文的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济和人口基本特征的交叠世代模型，用于模拟不同改革方案的可持续性和福利含义。基于我们之前的研究（Song、Storesletten and Zilibotti，2011，以下简称SSZ），本文的模型涵盖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养老保险制度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特征：人口老龄化、城乡迁移、工资快速增长（预期未来会放缓），以及受到抑制的储蓄回报率。

我们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做了校准，把它作为政策分析的“实验室”。我们首先计算了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之前研究（比如Sin，2005）一致，我们发现现行收益和缴费规则不可持续，改革势在必行。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改？我们考虑四种改革方案。前两个方案属于名义账户制，养老收益既取决于养老缴费，也受未来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前者采用与个人账户类似的精算规则，但不求做实个人账户，而后者则是转移支付的基础。这两种改革方案其实都是在以“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为基本特征的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养老收益和缴费规则做参数上的调整。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考虑了两种极端的改革方案。一个是做实个人账户并放弃转移支付的完全基金制改革，另一个是放弃个人账户的现收现付制改革。这两个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养老收益和缴费的平衡，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财务的稳定性。表1总结了名义账户制、完全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征和福利效应。

表1　总结了名义账户制、完全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征和福利效应

具体说来，第一种名义账户制改革方案从2012年开始调整养老金收益，目的是在缴费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将这个方案定义为基准改革：对于所有2012年后退休的职工，替代率从60％下调到28.2％；而对于已经退休的职工，则不会违背原来的养老金承诺。这就意味着新的制度直到2051年都有结余，通过积累大量基金来支付未来世代的养老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准改革虽然解决了财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但距离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种名义账户制改革称为延迟改革：现行收益和缴费规则维持不变，直至未来的某个时点T，即改革要等到T期才会实施。改革后的养老收益下调，实现财务可持续。我们发现最优的延迟方案是等到2043年。相对于基准改革，该方案会创造巨大的福利收益：在2013年到2043年间退休的职工福利会大幅上升。2043年之后退休的职工福利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为替代率的下调幅度很小。

第三种改革是完全基金制改革。2056年之后退休的职工都会从完全基金制改革中获益，而之前的世代则会蒙受损失。完全基金制改革减少了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会改进社会福利。但完全基金制改革同时也放弃了代际转移支付，这会损害社会福利。我们的模拟发现，相对于基准改革，完全基金制改革不一定能提高社会福利。而延迟改革的福利效应明显超过完全基金制改革。

第四种改革是转向现收现付制度，即在预算平衡条件下，替代率由缴费率和赡养比内生决定。给定中国的人口转型情况，现收现付制度会给予早期世代比较丰厚的养老金，但损害2043年之后退休的职工福利。这类改革会产生相当大的福利收益，原因在于改革使得相对贫困的当前世代能够与相对富有的未来世代共享快速工资增长的果实。此类改革所产生的劳动力供给扭曲比完全基金制改革更大，但其福利收益远大于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与我们以前文章中的参数设置略有不同，本文设定了更低的缴费率和更早的退休年龄，并提高了当期退休人群的养老金覆盖率。这些调整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不过，虽然量化的福利效应略有差异，但主要结论没有任何变化。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多种参数设置，所有结果也都支持我们的主要结论。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考虑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广和改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的英文原文（SSWZ，2015）。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福利含义类似，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改进社会福利，因为这推动了城乡转移支付，为收入较低的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福利，而对收入较高的城镇职工影响不大。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观点不同。一般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转向预先积累基金的养老保险制度。例如，费尔德斯坦等人（Feldstein，1999；Feldstein and Liebman，2006；Dunaway and Arora，2007）论证了完全基金制改革是中国的最优选项。相反，我们的政策建议与巴尔和戴蒙德（Barr and Diamond，2008）一致，他们反对将养老制度改革成预先积累基金的个人账户制。郑秉文等国内学者也认识到做实个人账户的困难。我们的研究从理论上指出了新兴经济体推行个人账户制或基金制的问题，并量化了在中国推行完全基金制的福利损失，而且提出了具备一定操作性、也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方案。无论是名义账户制下的延迟改革还是转向现收现付制度，目的都是维持甚至加大代际转移支付的力度。

得出这些结论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两个典型特征：转型期较快的工资增长以及较低的储蓄回报率（虽然投资回报率可能较高）。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工资快速增长的预期基于中国人均GDP依然较低，只相当于美国水平的20％左右。这为进一步缩小生产率差距提供了巨大空间。储蓄回报率偏低则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2]我们的研究虽然主要针对中国，但也诠释了一个适用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普遍结论。即使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中，只要在转型期间具备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储蓄回报这两个条件，就有可能在转型期支撑一个相对慷慨的养老保险制度，通过代际转移支付改进当前世代的福利。虽然未来世代的福利受损，但相对于他们较高的收入，福利损失远小于当前世代的福利改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只报告了特定参数下各种改革福利效应的比较，只要以上两个条件成立，本文的主要结论就不会发生变化（参见SSWZ，2015）。

我们的研究没有考虑一些可能很重要的因素。首先，我们没有考虑收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且新兴经济体尚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增加了分散这些风险的困难。但是，这会加强支持非基金积累型养老制度改革的依据。第二，我们没有考虑世代内部的不平等。事实上，公共养老金还提供了代际再分配。最后，我们没有考虑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公共养老金可能会挤出子女对于父辈的私人转移支付，从而降低养老金的社会价值。在分析中加入家庭内部代际转移，可能会削弱我们的一些结果，但这样的转移支付作用有限并可能逐步减弱（参见Cai et al.，2006；Park et al.，2012）。

2. 一个量化模型

我们首先量化人口模型，之后校准模型的经济部分，最后量化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各类改革方案。

2.1　人口模型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是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人口模型，测算出生、死亡和城乡人口迁移对未来人口动态的作用。

2.1.1　自然人口推算

我们首先考虑没有城乡迁移的模型，也称为自然人口动态。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在5和6之间。高生育率，加上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总人口的快速扩张。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和之前的抽样调查，人口学家估计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5到1.8之间（比如Zhang and Zhao，2006；Zeng，2007）。

我们将人口按照出生地（城镇或农村）、年龄和性别分类。初始人口规模和分布与经过调整后的2000年普查数据匹配。[3]人口学家的共识是出生率被低估，导致2000年普查中的儿童数量缺失3000万至3700万。[4]为此，根据他们的估计（比如Goodkind，2004；Zhai and Chen，2007），我们对各个年龄组的儿童数量做了调整。

初始的按城乡、年龄和性别分组的死亡率也参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预期寿命为71.1岁，与同年世界发展指数的数据接近（71.2岁）。经济发展很可能提高预期寿命。我们分别设定了2020年、2050年和2080年的死亡率来匹配曾（Zeng，2007）推算的人口动态，并用线性内插法计算其他年份的死亡率。我们假定死亡率在2080年后不再变化，这意味着长期的预期寿命会稳定在82岁左右。

我们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计2000年和2005年按年龄和城乡分组的生育率。2001—2004年间的生育率用线性内插法估计。我们假定2006—2012年间的分组生育率维持在2005年的水平。据此得到的城乡平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和1.98。[5]在2013年到2050年间，我们假定农村地区各个年龄组的生育率不变。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松的作用，并且参照发达国家最近生育率有所回升的情况，我们假设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2上升至1.8［参见Zeng（2007中）的情景二］。

1.8的长期总和生育率很可能是比较乐观的判断。但即使长期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人口规模依然会逐渐萎缩。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长期稳定的人口规模要求总和生育率收敛至2.08。为了避免极端情况，我们假定城乡生育率在2051年开始提高，到2099年达到2.08，并用线性内插法估算2051—2099年间的总和生育率。因为长期预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也考虑了低生育率的情况。不同的生育率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参见SSWZ，2015）。

2.1.2　城乡迁移

城乡人口大规模迁移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一大特点。城乡迁移人口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所有从农村地区转移至城镇地区的人群，其中包含改变户籍的人群和居住工作在城镇地区但户籍依然在农村地区的人群。[6]第二类是指没有实际转移但其居住地由农村变为城镇的人群。[7]我们将两类人群之和定义为迁移人口。

我们构建一个非常简单的迁移模型，假设按年龄和性别分组的迁出率不随时间变动。迁出率很可能会与包括城乡工资差异、流动人口养老和医疗保障、农村赡养比等诸多因素相关。但是，内生的迁移模式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解释清楚（参见Kaplanand Schulhofer-Wohl，2012）。中国经济诸多的转型特征和大量的法律、行政制度无疑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假设城乡人口迁移仅取决于农村人口的年龄分布。

我们首先估计净迁移人口及其年龄性别分布，这是下面推算人口迁移以及未来城乡人口动态的基础。我们用2000年普查数据以及第2.1.1节中提到的方法来计算2005年的城乡自然人口。然后利用2005年自然人口推算值与实际人口抽样调查值之间的差别来估计净迁移人口及其年龄分布。[8]估计过程的技术性细节可参见我们更详细版本（SSWZ，2015）的附录。

根据我们的估计，2001年至2005年间总净迁移人口总数为8800万，相当于2000年农村人口的10.9％。[9]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1％。因此，这些年城镇人口增加额的89％来源于城乡迁移。我们的估计说明2001年至2005年间每年迁移规模为1760万，相当于农村人口的2.3％。这个数字与之前研究的估计数值相一致。例如，根据胡（Hu，2003）的估计，1996年至2000年间每年的迁移规模在1750万到1950万之间。最近，我和合作者（Chen and Song，2014）构建了一个更加细致的模型，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0年至2010年的城乡迁移规模，得出非常接近的结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城乡迁移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剧烈变化。

图1展示了我们估计的按性别、年龄分组的迁移率。男女迁移率的高峰都出现在15岁，女性是15.4％，男性是12.1％。之后迁移率随年龄逐渐下降，女性39岁和男性40岁前保持在1％以上。40岁之后迁移率可忽略不计。

图1　按年龄性别分组的城乡迁移人口占组内人口的比例（即城乡迁移率）

注：估计值用五年移动平均调整。

为了推算未来的城乡迁移，我们假设2005年后按年龄性别分组的迁移率等于2000年至2005年间的估计值。转移至城镇的人口具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图2显示了人口推算的动态路径（实线）。为了方便比较，我们还画出了自然人口的动态［即无迁移人口模型（虚线）］。城镇人口比重从2011年的51％增至2050年的81％，再增至2100年的95％以上。从绝对数来看，城镇人口数从2000年的4.7亿增加至2050年11亿的水平。在2050年至2100年间存在稳定城镇人口规模的两种反作用力：一方面，2100年前较低的城镇生育率会降低城镇人口；另一方面，仍有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地区迁入。

图2　按照城镇和农村人口划分的2000—2100年人口动态路径（实线）

注：虚线说明了相对应的自然人口动态（假设无城乡迁移）。

图3分别显示了城镇（实线）和农村赡养比［即退休人口与劳动年龄（18岁至60岁）人口之比］。[10]为了对比，我们还画出了假设没有城乡迁移的赡养比（虚线）。城乡人口迁移对于人口动态非常重要。我们推算出2050年城镇赡养比为52％。如果没有城乡迁移，这一比率高达82％。因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城镇职工，其可持续性取决于城镇老年赡养比，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统计量。

图3　2000—2100年分城乡的赡养比（实线）

注：“赡养比定义为60岁以上人口与18—59岁人口的比值。虚线则是相应的自然人口动态（假设无城乡迁移）下的赡养比。

2.2　工资和利率路径的校准

这一部分我们将校准经济模型，特别是设定未来工资和利率的路径。我们根据宋铮等人的方法（Song and Yang，2010）设定中国城镇职工的年龄—工资曲线，工作经验的年均回报率为0.5％。

根据杨等人（Ge and Yang，2014）对教育程度为中学的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的估计，我们令城镇小时工资在2000年至2013年间增长率为5.7％（在人力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未来工资序列对于本文的量化结果非常关键。我们的预测基于此前（SSZ，2011）构建的信贷市场不完备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详细内容参见SSWZ（2015）的附录］。计算的结果是，2013—2031年间工资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9％，2031—2040年间的增长率下降到3.6％，2040年之后保持在每年增长2％的水平（接近于上世纪美国工资的平均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均GDP在2040年会达到美国水平的68％，之后保持稳定。

中国在过去20年间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为了涵盖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我们假定每个世代都有不同的教育水平，根据巴罗等人（Barro and Lee，2013）的数据，我们采用线性外插法推算1990年后出生的世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设定12年为最大值（相当于美国当前的水平）。假定教育年回报率为10％。[11]这样，平均工资增长率就会受到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另外，职工年龄构成的变化也会产生较小的作用。考虑到所有上述情况，2012—2050年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4.8％。相对过去20年的工资增长率而言，这是一个保守估计。比如杨等人（Ge and Yang，2014）估计1992—2007年间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7.1％。但这个预测与不少当前的市场判断是一致的，比如花旗银行预测2010—2050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5％（Buiter and Rahbari，2011，第63页）。我们对未来工资增长速度进行了敏感性分析（SSWZ，2015）。除非增长速度下降到3％以下的水平，否则本文的主要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非常高，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平均水平很可能接近甚至超过20％（白重恩等人，2006）。但是政府和绝大多数职工及退休人员似乎无法获取如此高的储蓄回报率。除了住房和耐用品消费，银行存款是中国家庭资产组合中的主要资产。例如在2002年，超过68％的家庭金融资产是银行存款和债券，而对于中位数家庭，这一比例为75％（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在2009年，家庭的银行存款规模达到了GDP的76.6％。政府似乎也无法获取很高的资本回报。其资产组合主要包括外国货币计价的低收益债券以及国有企业股权，而这一组合的回报率远低于私营经济的资本回报率（Dollar and Wei，2007）。

基于不完备的信贷市场，我们（SSZ，2011）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职工均无法获得私营经济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根据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数据，2003—2011年养老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年均比例为19％。[12]假定股票年均回报率为6％，资产组合的剩余部分回报率为1.75％（根据银行储蓄的实际利率，见下文），可以算出2.5％的年均回报率。据此，我们设定个人和政府储蓄的年回报率为2.5％。中国1998—2005年银行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通胀率）为1.75％，这是决定家庭储蓄回报率最主要的指标。即使假定某些家庭能够获取更高的回报率，2.5％的平均利率水平也是合理的。这个设定与运营良好的西方养老基金的回报率也是一致的。例如在2000—2012年间，瑞信瑞士养老基金年回报率为2.2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回报率低于2％，即回报率低于长期增长率，那就是动态无效。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共识是不需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因为代际转移支付总能提高动态无效经济的社会福利（Abel et al.，1989）。

2.3　偏好和财产分布的校准

模型中的一期定义为一年。经济行为人可以活到100岁。死亡、迁移和生育遵循2.1节中的设定。经济行为人在22岁成年（即具有经济行为能力）并在55岁退休。[13]经济行为人效用的跨期折现因子为1.016，这样模型在2000—2012年间生成与数据一致的25％左右的城镇家庭平均储蓄率。折现因子的数值略高于赫德（Hurd，1989）对美国居民的估计（1.011）。我们还考虑了不同的设定，对本文的结论没有影响。根据劳动经济学家的标准估计（Keane，2011），劳动供给的Frisch弹性设为0.5。

最后，我们假设模型在1995年的家庭财产分布与1995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金融资产分布一致。[14]我们剔除了包含22岁以上被赡养者的家庭，但结果对家庭结构并不敏感。给定1995年的财产分布，我们假定年均工资增长率为5.7％，用模型模拟了1995—2000年的情况，从而得到了2000年个人财产分布，并把它作为模型在2000年的基准初始分布。

2.4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

这一部分我们构建一个刻画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特征的模型。关于这一制度更为全面的描述可以参见我们在本文更详细的版本中（SSWZ，2015）的附录。

1997年的改革确立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支柱（加上自愿缴费的第三支柱）。第一支柱以代际转移支付为基础，资源统筹至省一级。第二支柱是个人账户。最近十多年，养老金征缴收入一般都略高于养老金支出。但众所周知，盈余被用于填补社会统筹账户的赤字，所以个人账户基本是“空账”。由于资本化程度低，虽然允许积累养老基金以平滑人口老龄化问题（如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但总体上仍可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看作基于代际转移支付的制度。因为个人账户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所以我们决定在模型中忽略各个支柱的差异。我们在附录中对各个支柱做了区分，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小。因此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其实就是名义账户制的一种形式。

我们设定养老金制度为待遇确定型，政府受到跨期预算的约束。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模型中的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养老金受益人在退休时点的工资收入与职工当前工资分别以60％和40％的权重进行线性组合，以此作为计算养老金待遇的基础。[15]根据1997年的制度设计，我们假定1997年之前退休的养老金受益人在整个退休期间都享有78％的替代率，1997年至2011年间退休的养老金受益人享受60％的替代率。法定的养老金缴费率（包括企业和个人缴费）之和为28％。但根据目前的征缴收入、缴费人数和职工平均工资（参见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实际缴费率仅为15％。考虑到未来征缴力度可能加强，我们假设实际缴费率从2013年开始会以线性的方式逐渐上升到2023年的20％，之后一直稳定在20％的水平。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仅覆盖了部分城镇职工，虽然覆盖率已从2001年的45％升至2011年的60％（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因此，我们假定覆盖率为60％。[16]1997年之后参加工作的未覆盖职工既不缴费，也不会获得养老金待遇。现在已经退休的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情况比较复杂。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1997年之前退休的职工几乎都有养老金，而1997年至2011年退休的职工大约有90％享受养老金。因此，我们设定1997年之前退休的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为100％，之后退休的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以线性方式逐年下降，直到2013年退休的职工为止（他们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0％）。2013年之后退休的职工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与其他世代的职工一样，均为60％。

2.5　政府预算约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养老基金规模在2001年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我们据此设定初始养老基金资产等于GDP的1％。我们也可以假定所有政府资产（共计GDP的71％）都能够投入养老金体系。虽然初始资产的差异很大，但是各类改革的福利效应却几乎相等。主要变化在于当初始养老基金比较大时，为平衡预算所需的财政调整幅度就会比较小。

2.6　基准改革

把人口、经济和养老保险等三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财务上是不可持续的。换句话说，如果现行规则不发生改变，则不可能满足跨期预算约束。若要满足跨期预算约束，要么减少养老金收益，要么增加缴费（我们还分析了推迟退休年龄这一选项）。

现在我们考虑一种可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的改革方案，并把它作为福利分析的基础。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财务可持续性，我们假定：对于2013年或之后退休的职工，调低他们的替代率，确保满足跨期预算约束。所有经济行为人都预期到这样的改革会在2013年实施。我们将这一情况称为基准改革。[17]

基准改革会导致替代率的大幅下降，从60％降至28.2％。也就是说，为了使得制度在财务上可持续，需要削减1/3的养老金。这样的调整与世界银行的估计一致（参见Sin，2005，第30页）。另一类基准改革是维持替代率，但永久性地提高缴费率以满足跨期预算约束。这样做的话，从2013年起缴费率就要从20％提升至42％。

图4显示了在基准改革下按世代分组的替代率的变化（图4a，虚线）。1997年前退休的世代的替代率为78％，之后降至60％。基准改革下，进一步降至2013年的28.2％，之后保持稳定。图4b虚线显示，这样的改革意味着直到2051年养老金都有盈余。到2080年政府积累的基金达到城镇劳动收入的135％（图4c，虚线）。基金利息所得用于支付2052年后的养老金赤字。

图4　在基准改革下按世代分组的替代率的变化

注：图4a展示了基准改革（虚线）和改革推迟至2043年时的替代率。图4b展示了养老金征缴收入和支出占城镇职工总劳动收入的比重（基准改革情况为虚线，改革推迟至2043年为实线）。图4c展示了政府债务的演变化，用的也是债务占城镇职工总劳动收入的比重（基准改革情况为虚线，改革推迟至2043年为实线）。负值说明养老保险制度有盈余。

3. 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3.1　福利标准

为了量化不同改革的福利效应，我们首先定义福利标准。对于每个世代，我们都会衡量它在不同的改革方案下，相对于基准改革的等价消费变化。具体说来，我们先计算基准改革中各代经济行为人一生的消费水平，然后计算其他改革中他们一生的消费水平，两者之差就是衡量其他改革产生的福利效应的标准。我们还可以定义社会福利，即对不同世代的福利效应进行加总，其中世代的权重按几何级数递减。我们考虑两类折现率，0.5％和2.5％。相对于低折现率而言，高折现率意味着要求更多的有利于早期世代的代际再分配。[18]

3.2　理论型改革

我们的理论分析说明，如果世代效用的折现率不高，社会最优的情况是向相对贫困的早期世代做转移支付。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基准改革大幅降低了当前的养老金收益，因而违背了实现社会最优的基本条件。那么，什么是在确保制度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最优的“最佳”改革方案呢？

我们考虑三种基于理论的改革方案。首先计算社会最优方案，允许养老金为负数（即逆向的代际转移支付）。然后我们计算养老金不能为负的“次优”政策。最后，我们加上另一个约束条件，即替代率不能超过60％。

图5的两个分图分别显示了三类改革中各个世代的替代率（图5a）以及每个世代相对于基准改革的等价消费水平的福利收益（图5b）。两个分图仅展示了2000年之后退休的世代。

图5　三类改革的替代率和福利收益

注：图5a分别画出了社会最优改革（实线）、养老金非负的次优改革（虚线）和替代率限定在0到60％之间的改革（点划线）下的按世代分组的替代率。图5b画出了按世代分组的等价消费水平的福利收益。

在社会最优改革中，2013年退休的世代的替代率高达185％。以后各个世代的替代率随退休时间线性递减，到2070年达到-20.6％。转型期间的世代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获得巨大的福利收益。比如2013—2032年间退休的世代，他们的收益超过100％，即改革等价于让他们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水平增加1倍以上。之后的世代获得的福利收益逐渐下降。对2070年以后退休的世代而言，社会最优改革的福利效应收敛至-10.3％。2057年之前退休的所有世代都会从改革中获益。低折现率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提升4.8％，而高折现率下的社会福利可以提升48％！

次优改革（养老金收益不能为负）的福利效应比较类似。对比最优方案，转型世代的替代率相对较低，2054年后退休的世代的替代率为0。2054年前退休的世代的缴费为0，意味着次优改革需要举债支付当前世代的养老金，并依靠未来世代的缴费来偿还。在稳态中，缴费率为12％。在低折现率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可以提升4.7％。

最后考虑替代率必须在0—60％之间。在替代率受限制的情况下，2042年前退休的所有世代的替代率均为60％。之后退休的世代的替代率逐步下降，并在2057年达到0。稳态中的缴费率更低，只有7.2％，因为这种改革对于转型世代没有那么慷慨，也就不会积累大规模的负债。在低折现率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提升幅度下降但仍然可观（2.7％）。

总的来看，这部分基于理论的量化分析显示，即使在低贴现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推行比较激进的代际再分配依然会改进社会福利。

3.3　政策型改革

基准改革能够实现财务平衡，但相对于最优或次优改革而言，大幅度削减当前世代的养老金显然有悖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进行代际转移支付的基本原则。而那些理论型改革，虽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却不容易实施，比如长期依靠举债支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不高。我们接下来考虑三类其他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的特点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同时又有独特的福利含义。

1. 延迟改革：在名义账户制的框架下，我们假定改革直到T期才会实施，即当前的替代率适用于所有T期之前退休的经济行为人，缴费率始终维持不变。T期之后替代率永久性下调，以满足跨期预算约束。由于当前制度不具备可持续性，所以延迟改革会把T期之后的替代率调到比即期改革更低的水平。T期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内生结果。延迟改革的关键是确定降低代际转移支付的最优时点。

2. 完全基金制改革：完全基金制其实就是强制经济行为人进行储蓄。在一个自愿储蓄率很高的经济中，完全基金制等价于取消代际转移支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因此，我们假定完全基金制改革从2013年起废除待遇确定型转移支付。但是政府不会违背之前做出的养老金承诺。此类改革虽然取消了代际再分配，但也同时减少了缴费造成的扭曲，需要通过计算来明确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

3. 现收现付制改革：我们对养老金制度强加上一个年度预算平衡的要求，收益率由征缴收入内生决定（进而受到人口结构和内生劳动供给影响）。给定人口转型和工资增长路径，此类改革会对早期世代支付高额养老金，而未来世代的养老金较低，改革的取向与社会最优方案基本一致。

3.3.1　延迟改革

我们首先计算削减养老金收益的最优延迟时间。在低折现率的情况下，最优的T为2043年。也就是说，当前的替代率适用于所有在2005年前开始参加工作的职工，而新的替代率则适用于2005年起开始参加工作的职工。因为延迟了改革，所以基金的盈余较少，使得2043年后的替代率下降幅度更大。因此，相对于基准改革，这种延迟将负担从当前（相对贫困的）世代转向了未来（相对富有的）世代。

图4描述了将改革推迟到2043年的福利收益。图4a说明改革后的替代率会降至24.4％，但也仅比基准改革后的替代率低了3.8个百分点。图4b说明养老金支出在2072年前都会比基准改革高，而且2027年养老制度就已经开始赤字运行了。

图6说明的是相对于基准改革的福利收益，按每个世代的退休年份分组。延迟改革为2013年到2043年间退休的世代提供了巨大的福利收益，平均来说超过其生命周期消费水平的35.2％。主要原因在于延迟改革使得转型世代能够通过养老金分享未来二三十年工资的快速增长。2043年后退休的世代都会承担一些福利损失，但损失很小，不到其生命周期消费水平的3.2％。相对于最优改革，延迟改革的代际转移支付力度较小。而且还会造成最优改革所没有的劳动供给扭曲。还有，低折现率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只增加1.8％，相当于最优改革创造的社会福利的1/3。

图6　相对于基准改革，各类政策型改革按世代分组的福利效应

注：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也画出了最优政策的福利效应。福利变化用生命周期消费水平变化的百分比来表示。

图7展示了将改革推迟到T年进行的福利变化。图中有两条曲线：上曲线是高折现率情况下等价消费水平的变化，下曲线是低折现率情况下等价消费水平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低折现率对应的最优改革时点是2043年。在高折现率的情况下，在同样的时点推行改革会带来更大的福利收益（10.5％）。把改革推迟到2100年以后进行的福利收益可以高达15％以上。

图7　相对于基准改革，将改革推迟到T年时的累计等价消费水平变化

注：分高折现率（实线）和低折现率（虚线）两种情况，延迟改革显然优于基准改革。

3.3.2　完全基金制改革

接下来转向考虑完全基金制，也就是取消以代际转移支付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强制经济行为人储蓄养老基金，做实个人账户。由于基金回报率与储蓄回报率相等，而且强制储蓄不超过自愿储蓄，那么完全基金制就等价于没有养老保险制度。[19]如前文所述，政府不会违背已经做出的养老金承诺：所有已缴费的职工和退休人员都会获得完全的补偿。因为缴费取消，已有债务只能依靠发债来融资，并由劳动所得税偿还（细节参见SSWZ，2015）。这样的制度安排与智利1981年养老金改革类似。

图8说明了改革的结果。虽然旧制度终结于2013年，但政府需要兑现已经做出的承诺。因此，债务占劳动收入的比重会在2013年增加到294％的水平，并需要一直征收1.1％的劳动所得税来偿还债务。由于这段时期工资增长率较高，政府债务占总劳动收入的比重会有所下降，并在2050年稳定在占总劳动收入107％左右的水平。未来世代生活在低税收但没有代际转移支付的社会。

图8　完全基金制改革（实线）与基准改革（虚线）的结果

注：图8a说明的是替代率，图8b说明的是政府负债占劳动收入的比重。

正如图6所示，完全基金制改革的福利效应与延迟改革相反。相对于基准改革，完全基金制改革会使2013年至2059年间退休的世代蒙受损失。注意我们的设定保证改革对于之前退休的世代做了完全补偿，他们的福利因此不受影响。对于2013年之后退休的世代来说，这种损失也很小，因为2013年之前的养老金权利都得到了补偿。但是之后的世代蒙受更大的损失，比如2030—2035年退休的世代的福利损失高达10.7％。对他们来说，代际转移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养老金增长快，但储蓄回报率却很低。对于2050年后退休的世代，损失逐步消失。对2056年之后退休的世代而言，改革增进了他们的福利，但效果不大。

在低折现率情况下，完全基金制改革增加了0.1％的社会福利。如此小的福利效应来源于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因素。一方面，完全基金制改革降低了缴费率，从而减少了劳动供给扭曲；但在代际再分配方面，完全基金制改革不如基准改革。特别是在高折现率情况下，由于代际再分配变得更加重要，基准改革比完全基金制改革更好，推行完全基金制改革会造成3％的福利损失。

3.3.3　现收现付制改革

现在我们考虑转向现收现付制改革的效应。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就是现收现付制。从这个角度上讲，本文考虑的现收现付制改革就是取消现行的个人账户（无论个人账户是否做实）。

假定每年的养老金给付等于缴费总额。因此，每年的替代率由当期养老金收支平衡预算内生决定。图9说明了此项改革的结果。图9a展示了养老金收益占劳动收入的比重。直到2052年为止，现收现付制改革的养老金都大于基准改革。图9b展示了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养老金收益占退休时平均劳动收入的比重。对2042年前退休的世代而言，这个比重比基准改革大。早期退休的世代能从现收现付制改革中获益，原因在于转型期的人口年龄结构给他们带来了高得多的养老金。这一点可以从图6和图9b中看出。由此创造的福利收益对所有2042年前退休的世代都是很显著的，特别是2013年之后马上退休的世代，基准改革会大幅削减他们的养老金，而现收现付制改革则会大幅增加他们的养老金。因此，他们的收益巨大。

图9　现收现付制改革的福利收益

注：图9a说明了现收现付制改革（实线）和基准改革（虚线）下平均养老金给付占当年平均工资的比重。图9b说明了每个世代生命周期内养老金收益（折现到退休年份）占退休时平均劳动收入的比重。

因为现收现付制改革把资源向相对贫困的早期世代转移，所以即使存在税收扭曲，社会福利还是要比基准改革高，而无论折现率的高低。相对于基准改革，等价消费水平分别会上升1.6％（低折现率）和7.8％（高折现率）。这些收益大于所有其他改革（包括延迟改革和完全基金制改革）。

4. 结论

在我们之前，很多研究论证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要想实现长期收支平衡，就一定进行改革（见Sin，2005；Dunaway and Arora，2007；Salditt et al.，2007；Lu，2011）。我们的研究与这个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还发现急于实施严格的改革会加剧代际不平等，既严重损害当前世代的福利，又对改进未来世代的福利无太大帮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来20年依然有可能较快增长的经济体，这样做可能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将资源从相对富有的未来世代再分配到相对贫困的当前世代的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讲，即使在折现率低至0.5％的情况下，在名义账户制下推行“延迟改革”方案或转向简单的现收现付制都要比即刻进行改革或推行完全基金制要好。当然，我们的结论只适用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工资增长稳定、资本市场比较完备的成熟经济中，完全基金制很可能优于现收现付制或包含转移支付的名义账户制。这种对比说明了一个普遍原则，即机械地将成熟经济的政策建议照搬到发展中经济或新兴经济可能是有问题的（见Acemoglu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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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英（200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数量分析”，《统计研究》，第7期，第20—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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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2014），《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向名义账户制转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12月。

注释：

[1]宋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Kjetil Storesletten，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一凯，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学副教授；Fabrizio Zilibotti，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其中，宋铮、Kjetil Storesletten和Fabrizio Zilibotti因《中国式增长》一文获得2013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本文根据四位作者发表在2015年4月出版的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Vol 7，No2，pp.1-39）上的论文改写而成，原文标题为“Sharing High Growth across Generations: Pensions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吴素萍和汪德华提供很多宝贵意见，张冰莹将原文完整地翻译成了中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与本文不同的是，Feldstein（1999）假定中国政府能够使养老基金获得12％的无风险年收益率。于是他不出意料地发现，以如此之高的回报率投资养老基金，完全基金制应当优于现收现付制（因为后者隐含的回报率等同于工资增长率）。

[3]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总体上是可靠的（例如Lavely，2001；Goodkind，2004）。总人口初始估计为12.4亿，后经国家统计局修订为12.7亿（见2000年国家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还将城乡人口比从36.9％调整为36％。

[4]见Goodkind（2004）。Zhang and Cui（2003）也得到类似的估计结果，方法是用小学入学率倒推实际儿童数。

[5]模型考虑了当前比较严重的性别不平衡问题。人口学家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平衡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与Zeng（2007）一致，我们假定2000年到2030年的城镇性别比会从1.145线性递减到1.05，而农村的性别比从1.19降至1.06。我们假定之后的性别比不再变动。性别不平衡的变动对我们的主要结果没有影响。

[6]两个子类别间有重要差异。多数非户籍职工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保体系。近年来，一些限制有所放松（参见Chan and Buckingham，2008）。因为非户籍职工数量没有可靠的估计，而且未来政策如何变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我们决定在模型中不区分这两类流动人口。下文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7]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0年至2000年间共成立了8439个镇，4400万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Hu，2003）。但是2000年后这类人群的数量下降。2000—2009年间仅有24个县升级为县级市，而1991—2000年间有88个县成为县级市。

[8]我们的方法与Johnson（2003）相关，他也研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我们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与Johnson不同。一是他主要研究跨省迁移，而我们研究城乡迁移。二是Johnson仅估计了总迁移量，而我们得到的是完整的年龄性别结构。最后，我们的估计还考虑了普查和调查数据的测量误差，之前的研究并未涉及测量误差问题。

[9]普查和抽样调查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典型的例子包括城镇人口和城镇地区的定义有所变化（参见Zhou and Ma，2003；Duan and Sun，2006）。这样的不一致性可能会使我们的估计有偏。特别是2005年抽样调查中城镇人口的定义与2000年人口普查不同。在2000年普查中，城镇人口等于居住人口（常住人口），即在普查日已在该地居住至少6个月。2005年抽样调查中则剔除了这个最低要求。因此，如果以2005年的定义为基准，2000年人口普查的农村人口可能被高估，而净迁移人口则被相应低估。

[10]在中国，女性正式退休年龄为50岁，男性60岁。本文之后会忽略这种差别，并假定所有人在55岁退休。由于退休年龄可能提高，我们也考虑了退休年龄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参见SSWZ，2015）。

[11]Zhang et al.（2005）估计了1988—2001年间六省份城镇地区的教育回报率。2001年平均回报率为10.3％。

[12]来源：http://www.ssf.gov.cn/xw/xw_gl/201205/t20120509_4619.html。

[13]我们也考虑了退休年龄为60岁和65岁的情况［参见SSWZ（2015）的附录］。退休年龄的变化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14]我们基于两个原因剔除了1995年的房产。首先是数据质量问题。其次，房产价值的主观判断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住房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15]现行制度还具体规定了基于地区名义工资增长的指数化方法。根据Sin（2005），指数化水平在40％—60％之间。她设定名义工资增长指数化程度为60％。我们剔除了通胀因素，设定实际工资增长指数化程度为40％。在2013年之后的20年间，只要年度通胀率为2.65％，两类方法得出的实际养老金增长率是相等的。但就长期而言，两种方法会有所不同。因为长期通胀率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更倾向于假定实际工资的指数化程度，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完全符合现行规则。

[16]我们不区分城乡迁移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覆盖率。迁移人口的覆盖率显然比较低。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了28％的迁移劳动力（表5-1，2010国家流动人口调研结果选编）。

[17]我们不会将基准改革设定为永远维持现行规则，原因是比较不可持续与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毫无意义。

[18]多数宏观经济学研究假定折现率在3％—5％范围内。在全球变暖的讨论中，Nordhaus（2007）提出了3％的折现率。Stern认为这在伦理上是不成立的，并提出了0.1％的折现率，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批评这种低折现率会产生奇异的结论（例如政府应该积累资产而不是负债运行）。本文分别按照0.5％和2.5％进行福利分析，我们认为这是比较保守的选择，更可能出现对完全基金制改革有利的结果。

[19]Bohn（2011）说明了存在政治或金融约束时，这种等价并不成立。本文不考虑这些情况。

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三种观点

本书提供三篇研究“养老金改革”的研究稿件，观点有所不同，供读者们思考和比较。

文本整理：刘　翔

策划编辑：刘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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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中央公积金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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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中央公积金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拯救中央公积金 恢复公众对新加坡退休储蓄体系的信任

1.引论

2.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

3.对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批评

拯救中央公积金
恢复公众对新加坡退休储蓄体系的信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完[1]

1.引论

自1955年成立以来，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PF）制度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养老保险制度。[2]作为一个强制性员工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制度避免了其他养老保险制度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此外，中央公积金制度还使新加坡成为人均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预期寿命提高、收人差距拉大以及生活成本不断增加，许多新加坡人开始对中央公积金的各个方面表示担忧，包括公积金的使用与提取缺乏灵活性、储蓄不足以支付退休金以及公积金制度日益复杂。公众不满情绪高涨导致在2014年发生了一场涉及2000多人的公开抗议，成为这个监管严厉国家最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之一。[3]对政府来说，公众抗议出乎意料，它一直认为中央公积金是一个最值得信赖和高度评价的制度。

2014年8月，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宣布政府正在研究完善公积金制度，使其更具灵活性、有更多选择和更让人安心；同时，任命一个公积金小组研究可行的改进措施，并对各种措施的收益和权衡进行必要的分析。[4]

问题在于：由于公众对公积金信任减弱，在不损害公积金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公积金小组对改进公积金制度和恢复公众信心应该提出何种政策建议？

[1]本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报告，执笔人为Lim Pei Ying和Tan Shin Bin感谢陈劼老师帮助我们获得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授权。——编者注

[2]Melbourne Mercer Global Pensions Index 2013.

[3]Chun Han Wong,"Concerns Grow Over Singapore Pension System",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 9 2014,http://online,wsj.com/articles/concerns-grow-over-singapore-pension-system-after-week-end-protests-1402319551(accessed Sept 152014).

[4]Ministry of Manpower,"Appointment of Central Provident Fund Advisory Panel",10 Sept 2014,http://www.mom.gov.sg,/newsroom/Pages/PressReleasesDetail.aspx?listid =585(cited 17 Sept 2014).

2.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

公积金制度由英国殖民政府于1955年推出。为了避免为这块殖民地上的未来退休人员支付退休金的责任[1]，英国政府将公积金设计成员工的强制性储蓄账户，目的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储蓄系统为员工提供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公积金具有自我融资的性质，一个会员的收益仅来源于其在工作年限的缴费额和利息。

公积金制度只对雇员具有强制性，因此，并没有覆盖整个劳动人口，也没有为家庭主妇、失业者、残疾人或病人提供社会保障。[2]在成立之初，员工必须缴纳其工资的5%，雇主再缴纳5%。会员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被允许提取储蓄：年满55岁、永久残疾、永久离开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公积金会员也可以在其55岁时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储蓄。

即使在早期，公积金的设想也遇到很多阻力。收人较低的工人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税收，境况较好的工人则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打理自己的储蓄，而雇主则认为这是一笔额外的成本。[3]

公积金制度是如何组织的？

多年来，公积金制度经历了多次变化。然而，该制度要求在职新加坡人及其雇主按月缴纳公积金的基本原则一直保持不变。支撑该制度的理念是个人责任，这与新加坡政府厌恶国家福利相一致。

2014年，公积金会员有三个公积金账户——普通账户（Ordinary Account）、专用账户（Special Account）和医疗账户（Medisave Account）；年满55岁时，还将增加一个退休账户（Retirement Account）。向这些账户的缴费额随雇员年龄发生变化，并分配到这三个账户。每个账户上的储蓄都有特定目的（见表1）。每个账户的储蓄都由政府支付利息；公积金法规定，所有的储蓄都保证基础年利率在2.5%以上[4]，而对特别账户、医疗账户和退休账户支付的年利率为4%。

表1 公积金账户

注：会员公积金余额的首个6万新元，包括普通账户20000新元以下，另加1%的年利率。

为了确保公积金的储蓄用途符合其预期目标，避免在退休前花光，中央公积金局对退休前提取公积金做了严格的限制，包括年龄、资金用途、可获得的金额以及其他各种条件。

限制公积金提取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最低存款（MS）。最低存款的金额由公积金局预先设定，目的是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月收人。[5]这个月收人标准与中低收人的退休家庭生活开支挂钩。[6]医疗账户的最低存款则单独列出，以保证员工在退休后能够获得必需的医疗服务。

如果到了规定的提款年龄55岁，公积金会员可以以现金形式提取其公积金储蓄，但要留出最低存款。如果某个会员的普通账户和专用账户储蓄余额在5000新元以下，则可以将这些储蓄全部取出。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存款要求，他可以在取出5000新元后，将不足部分补充到退休账户。如果公积金储蓄金额超过最低存款，他可以提取高于医疗账户规定的“多余”储蓄。同样在55岁’公积金局将把会员的普通账户和专用账户储蓄转移到新创建的退休账户，一直到达到最低存款的要求。如果普通账户和专用账户储蓄达不到最低存款要求，先前用于购买房产的公积金储蓄将会被自动“抵押”，为其最低存款提供至多50%的资金。

年满55岁、退休账户至少拥有40000新元或者年满65岁、退休账户至少拥有60000新元，会自动进人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CPF LIFE）和人寿保险年金。他们的一部分退休账户储蓄将用于购买这个年金。除因严重的医疗状况或永久离开新加坡以外，购买年金的会员不能退出该计划。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的保费和补助金水平将由独立精算顾问决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预期寿命和投资回报等因素不断修正。

指导原则

在近60年的历史中，公积金制度经过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尽管如此，个人责任原则却雷打不动。这种理念反映在公积金“缴费确定型计划”的设计之中，其中，一个人退休收人的多少取决于其缴费额。多年来，政府领导人不断给新加坡人灌输个人责任的基本信条。例如，副总理尚达曼2012年说：“无论公积金制度设计得多好，退休后的养老金充足性仍然以个人承担工作和储蓄责任为前提；雇主负责提供好的工作，合理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并让年长工人继续就业。”[7]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开始转向一定的风险共担。2009年推出的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本质上就是共担长寿风险。政府也在2014年宣布，正在考虑推出一个可能采取以税收融资为基本形式、由国家根据收人调查结果而确定年金的“银色支持”（Slilver Support）计划，以减轻老年贫困问题。[8]

尽管出现了这些向风险共担的逐步转变，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仍然被一再强调。陈庆炎总统在其2014年议会公开演讲中指出，新加坡人相信“个人的责任和努力是其尊严和自我价值的根本”。[9]同样，当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推出时，时任人力部长颜金勇就高度评价这种风险共担方法，“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的设计是为了保持自立和自养的原则”，这是因为会员必须用自己的储蓄支付保险费，而且退休收人支付水平取决于其储蓄金额。[10]

政府称公积金制度是公平、安全、可持续和灵活的。[11]作为一个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型计划，公积金在财政上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依赖于未来工作一代为当前的工人支付养老金。面对多数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下当代工人越来越无法负担与日俱增的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尴尬局面，尚达曼副总理将这一原则视为中央公积金的主要优点，新加坡不存在“支付不起或给下一代造成巨大负担”的情况。[12]

然而，鉴于政府对会员的公积金账户提供保证利率，也有人质疑政府能否维持其承诺的利息支付。尚达曼表示，只要政府继续执行审慎的预算，对储蓄进行明智的投资，这一制度就是可持续的。[13]

在回答议会关于公积金利率和公积金资金投资质询时，尚达曼副总理解释说，公积金制度是“合理的”，因为从市场投资风险和持续时间来看，这些储蓄回报是合理的。[14]他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不同账户的利率是如何确定的，并强调普通账户的流动性本质与医疗账户的长期性本质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普通账户利率挂钩的是当地主要银行12个月固定存款利率和月末储蓄利率；而医疗账户则钉住10年期的新加坡政府债券（SGS[15]）利率加1%，以便接近30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普通账户2.5%的利率和医疗储蓄账户4%的利率都已经高于各自所挂钩的利率水平。

尚达曼还对公积金局将公积金会员的资金投向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SSGS）进行了解释，说这是政府专门对公积金局发行的。新加坡政府债券是由政府担保的，因此公积金局不存在无法对会员履行义务的风险。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与其他政府资产组合在一起，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管理。尽管有些年份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收益跌破政府特别债券利率，但政府大量的缓冲性净资产能够吸纳这些亏损，从而保障利率支付。[16]人力部长陈川仁在题为“您的公积金资金是绝对安全的”[17]博文中解释到，中央公积金的利率是由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AAA级政府之一的新加坡政府担保的。[18]

灵活性是人们常说的公积金制度的另一个优点。例如，尚达曼副总理声称，公积金有“非常高的灵活度，大量资金可以被如愿取出或储蓄，或应急”。[19]会员也能够在退休前支取公积金储蓄，用于购买住房或支付医疗开支。然而，李显龙总理在其2014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承认，一些公积金会员想要更大的灵活性，并表示政府将考虑允许会员在其65岁后一次性提取他们的部分公积金储蓄，但要有一定的限额。[20]

公积金的目标

通过终身收入、医疗保健筹资和住房融资，让每一个新加坡人享有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公积金局使命声明

在最初构想时，中央公积金将退休后的经济安全作为唯一目的。但多年来，其领域不断扩展到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如住房、医疗保健、教育和投资。[21]公积金还被描述为一个有助于维护和提升价值观的制度。按照公积金局一份出版物的说法，新加坡人要珍惜作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包括自力更生、注重家庭、降低社会负担、促进国家发展和稳定。[22]公积金制度包罗万象性质的一个很好证明，正像一家主要报纸的专栏评论所说的那样“公积金是政策专家的一个梦想，能够随意调整数字，实现人们关心的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目的”。[23]

·退休

在1955年推出公积金时，会员年满55岁时可以一次性提取其所有公积金储蓄。尽管随着预期寿命的上升，由政府任命的一个高层次委员会在1984也建议提高提取年龄以适应退休年龄的增大，但是，55岁的公积金提取年龄限制仍然保持不变。

由于担心公积金会员寿命更长时没有留够足够的资金，1987年推出了最低存款计划。根据该计划，会员的公积金储蓄按月支付估计可以持续20年。最低存款最初设置为30000新元。达到55岁提取年龄时，会员可以一次性提取公积金储蓄的50%或至少10000新元，两者取其高者（“50%提取规则”）。这是为了使会员能够渡过60岁“最低提取年龄”（DDA）前的难关，从那时起开始从最低存款中按月支付。[24]但是，由于担心退休账户储蓄被过早花光，2003年，所谓“50%提取规则”被取消。这一变化在10年间分阶段实施。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多年来逐步提高最低提取年龄和最低存款金额，最低存款预计在2015年7月达到12万新元（用2003年新元衡量），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金额将达到16.1万新元，而最低提取年龄将在2018年达到65岁（图1[25]总结了多年来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变化）。

图1 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变化

虽然最低提取年龄和最低存款金额不断提高，政府还是决定不干涉55岁提取年龄。决策者之所以不情愿干涉，是因为害怕出现类似于1984年因卫生部长侯永昌提出将退休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而引发的公众骚乱。[26]尽管侯永昌的建议在经济上是明智的（因为退休年龄随后就提高到60岁），公积金老会员却认为这背叛了从55岁就可以享用公积金储蓄的承诺。[27]事实上，很多评论员认为，正是政策制定者根深蒂固地不愿调整提取年龄，才导致构建一个最低存款计划，限制过早提取公积金储蓄，以保证支付水平能够与寿命的增加保持同步。

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在2009年推出，以管理寿命延长所引起的长寿风险。当时估计，大约一半的65岁以上新加坡居民会比最低存款计划中公积金储蓄设计的活得更长久。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是基于风险共担的原则设计的，年金增值的利息是在会员之间共担和共享的。这种风险共担的方法明显偏离了最低存款计划，后者牢固地建立在自力更生原则的基础之上（会员只能提取他们的缴费额，当然还有利息）。

·居者有其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支持“居者有其屋”为国家的建设目标。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说：“我最关注的是公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他认为，“这种拥有感对我们的新社会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新社会还缺乏认同”。[28]

1968年开始实施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有很多目的。首先，它为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提供住房。其次，它有助于通过提高认同感、社会融合和归属感，推动新加坡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29]此外，“居者有其屋”还可赋予人民行动党政治合法性。[30]该方案受到广泛称赞，非常成功。

按照“居者有其屋”计划，公积金储蓄可以用来购买建屋发展局的一套组屋。该方案最初引进时，公积金储蓄仅能支付组屋购买价格的一部分，以确保退休储蓄不会被花光。然而，经过逐步放开，全部费用都可以用公积金储蓄支付。1981年，该计划扩展到覆盖私人开发的房产。

考虑到用于买房和用于退休的公积金储蓄是基本相同的，“居者有其屋”必然会与退休充足性目标紧密交织在一起。李显龙总理将公积金和“居者有其屋”描述为“退休充足性的两根支柱”，并将一个家庭的房屋比作“可以利用的一笔很可观的资产”。[31]

尚达曼副总理指出：

公积金帮助新加坡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并有助于使“居者有其屋”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这是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不仅仅是工人在公积金中的金融储蓄。事实上，公积金制度和住房政策给予了中低收入工人一份资产。即使新加坡收入最底层的20%家庭，五分之四以上也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意味着我们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通过房屋增值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32]

政府还出台了鼓励住房资产货币化的计划，从而可以把那些离退休还有几年的人的财富释放出来。例如，屋契回购计划（LBS）允许年长房主通过向建屋发展局返售部分房产，来补足他们的退休账户储蓄。而乐龄安居花红则鼓励那些大屋换小屋的家庭。老年人对这种住房资产货币化的最初反应非常冷淡；这有很多原因，包括不情愿搬家、担心活得比房屋租赁期更长。2014年，政府宣布进一步完善屋契回购计划，使其更具吸引力，满足更多家庭。[33]

·医疗保健

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向医疗融资提供健全财务基础的努力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决定将医疗打包进人公积金制度。医疗账户在1984年推出，与普通账户相辉映，同样都是强制性全国储蓄计划。这同样反映了政府的自力更生理念，当人们变得更富裕时，医疗费用负担将更多地从国家转移到个人。[34]

为了避免过度消费，一个会员医疗账户中的公积金储蓄只能用于支付住院治疗、有限的门诊治疗和某些医疗保险。为了让家庭会员分担风险，医疗账户被设计成家庭成员可以分担医疗费用。[35]

按设想，公积金会员的医疗账户储蓄可以延续到退休之年。吴作栋，当时的第二卫生部长，在议会辩论时说：“由于医疗账户储蓄，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能够在退休长时间后有尊严地支付他们基本的医疗开支”。[36]因此，最低存款概念扩展到医疗账户，公积金会员的一部分储蓄被划人医疗账户，只能用于医疗。

仅仅靠医疗账户储蓄难以完全支付医疗费用。“健保双全计划”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巨灾保险方案在1990年推出。政府2013年宣布“终身健保双全计划”将在2015年底完全替代医疗账户，这将使新加坡人能更好地应对医院巨额账单和伴随终生的昂贵慢性病治疗，这也代表了一种转向更多风险共担的倾向，说明了“健保双全计划”评审委员会所认定的“新加坡人具有更大集体责任和更具包容性社会的愿望”。[37]尚达曼副总理认为，“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保持平等精神是新加坡未来的根本”。[38]即便如此，这也必须与自力更生原则保持平衡。卫生部长颜金勇强调，即使“健保双全计划”加强了集体责任和社会安全网，“我们仍然注意强化个人努力和家庭责任，这种价值观有助于推动社会团结和经济强大”。[39]

·公积金作为宏观经济稳定杠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公积金作为宏观经济杠杆有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通过公积金缴费率在不同经济冲击下的波动得到例证。[40]例如，在1985年的经济衰退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认为总体工资成本很高伤害了新加坡的竞争力，公积金缴费率降低了。在1985年缴费率降低后，政府制定了一个长期内达到40%、缴费率最低不得低于35%的目标，使得公积金在继续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同时，还能保留其原有的退休、住房和医疗目标。[41]然而，到2003年，由于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竞争导致的前景不明朗，政府将缴费率降低的目标范围改为30%—36%。[42]时任总理吴作栋解释道：

试图找出一个单一数字作为长期缴费率是不现实的。没有人能确定竞争态势将如何演变。我们必须做好经济时时在恶劣状况下运行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制度保持灵活性，使我们可以在好年景时多缴纳公积金，而在坏年景时就降下来，这将给我们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留下快速反应的空间。

·帮助低工资工人

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新加坡非熟练工人面临着工资停滞不前、结构性失业和不平等拉大的更大风险。就业人息补助计划（WIS）于2007年推出，以弥补低工资年长工人的工资和公积金储蓄。这是“工作福利制”政策的一部分，“工作福利制”试图解决的是有工作穷人的需要，通过支持低工资工人的工作来提高社会流动性。[43]就业人息补助计划针对占新加坡工人20%的底层；同时，该计划也有保持国家高度工作热情、避免无条件福利的意图。

·教育

公积金教育计划于1989年推出时，时任劳工部长李玉全表示，“在制定方案时，本部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应该确保公积金的根本目标。公积金储蓄是公积金会员养老用的，公积金对教育的任何投资都不得违反这一首要目标”。[44]

因此，该计划被设想为一个贷款方案，任何由于教育而发生的公积金提取都必须全部带息归还到原来的账户。根据该计划，公积金会员可以使用自己的普通账户储蓄支付子女、配偶或自己的学费。尽管多年来呼吁放宽这项计划，政府却拒绝这么做，并重申公积金最终是为了满足退休需要。[45]

·投资

自1986年以来，会员可以使用自己的公积金储蓄对认定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如股票、信用贷款和黄金。允许公积金储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让愿意承担更多风险的会员提高他们的退休养老金。当时，普通账户只要超过最低存款，就可以用总储蓄额的20%投资。多年来，公积金储蓄的投资条件不断放宽。例如，放宽用于投资的储蓄限制，取消最低存款限制，扩大投资选择。

专栏1 选择自由与父爱主义

每个国家都关注其国民退休后如何生活。有人认为个人应该负责自己的生活，但这种思路在现实中难以奏效。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养老或退休制度，因为多数人一般不会有计划地储蓄和有效地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人力部长陈川仁[46]

不贊成决策中的制度性援助的根本理由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个人有简单选择个人行动的权利，无论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多么糟糕。

J.D.Trout，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认知科学和哲学家[47]

对公积金制度的许多不满集中在公积金政策的强制程度方面。然而，如果确实让新加坡人自己打理自己的退休生活，他们能做到这样明智和理性吗？

各种研究都强调了认知局限和偏见阻碍了恰当的退休规划。这些研究表明，在面对储蓄计划、投资产品和退休金计划等所特有的复杂选择与复杂信息时，人们往往是相当被动的。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很多人即使知道增加退休储蓄能从参与中受益，也会选择不参与。而且即使认可这样做的重要性，也往往拖延或延迟退休储蓄行动。[48]

大多数人可能在近期和远期消费之间有很高的贴现率。这会导致他们选择短期的满足感而非长期利益。这种对未来的过度贴现将导致低储蓄率和提前退休，这在经济上是失于明智和谨慎的。

行为研究还表明，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考虑过于复杂的事情，这就减少了进行明智投资决策的可能性。例如，人们在概率计算上一般都表现得很糟糕。另外，他们太过于重视近期和感性观察（所谓显著性偏差）。通常来说，简单的经验规则在日常决策中非常奏效，但对不熟悉和很少遇到的问题就很挠头（如为退休储蓄多少）。[49]这些认知缺陷交互作用使得人们容易对自己的推理能力过分自信。[50]

虽然正规的培训和财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这些缺陷，但最不富裕的群体往往对财务事务知悉最少。因此，他们更容易由于不良的投资决策而遭受更大打击。

鉴于这些原因，行为经济学家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都贊成软父爱主义的各种政策（包括退休计划），认为这有助于人们增加自己的福利。具体来说，泰勒和桑斯坦认为默认规则节省了深思熟虑、有意识决策的认知努力和愿望，会使人自动加入储蓄计划，同时，如果他们决定不加入，就允许其选择退出。泰勒和桑斯坦把这样的默认规则描述为“自由主义式的父爱主义”。

[1]Linda Low and Aw Tar Choon,Housing a Health,Educated and Wealthy Nation through the CPF (Marshall Cavendish :2004),1.

[2]Ibid.,15.

[3]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Saving for our Retirement—50 Years of CPF (SNP Editions :20015),18,20.

[4]CPF Interest Rates 1955-2014,http://mycpf.cpf.gov.sg/NR/rdonlyres/EE9DB343-9968-482F-9CC0-789DB85F3FEC/0/CPFInterestRates.pdf (accessed Sept 152014).

[5]Linda Low and Aw Tar Choon,Housing a Healtth,Educated and Wealthy Nation through the CPF (Marshall Cavendish:2004),59.

[6]Parliament of Singapore,"CPF Minimum Sum Requirement and Singaporean’s Retirement Adequacy”,Tan Chuan Jin,8July 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376-WA&currentPubID =00006372-WA&topicKey =00006372-WA.00006376-WA _2%2Bid-c5i70150-4752-491f-bfc3-1cb66d2d6fda%2B (accessed Sept 152014).

[7]10Keynote Address by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Finance at the Singapore Human Capital Summit 2012,19Sept 2012,http://www.mom.gov.sg/news-room/Pages/SpeechesDetail.aspx?listid =403(accessed Sept 152014).

[8]Christopher Gee and Yap Mui Teng,"Adding a First Pillar to Old-age Income Support",19Aug 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opinion/more-opinion-stories/story/adding-first-pillar-old-age-income-support-20140819(accessed Aug 252014).

[9]"Singapore President Tony Tan Keng Yam opens new session oI Parliament:His Address in Full",The Straits Times,May 162014,http://wwv.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singapore-president-tony-tan-keng-yam-opens-new-session-(accessed Sept 152014).

[10]Speech by Mr Gan Kim Yong,Minister for Manpower,at the CPF Board’s Celebrating 55!Seminar,26June 2010,http://mycpf.cpf.gov.sg/CPF/News/News-Release/N_26Jun2010.htm (accessed Sep 152014).

[11]DPM Tharman Shanmugaratnam's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n CPF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 of CPF Funds,Jul 82014,http://app.mof.gov.sg/newsroom _details.aspx?type =parliamentary&cmpar_year =2014&news_sid =20140708472434506681(accessed Aug 252014).

[12]Annual Budget Speech 2014,http://www.singaporebudget.gov.sg/budget _2014/Budget-Speech.aspx (AccessedSept 2014).

[13]Ibid

[14]DPM Thar man Shanmugaratnam's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n CPF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 of CPF Funds,Jul 82014,http://app.mof:gov.sg/newsroom _details.aspx?type =parliamentary&cmpar_year =2014&news_sid =20140708472434506681(accessed Aug 252014).

[15]For more information on SGS :http://www.sgs.gov.sg/.

[16]DPM Thar man Shanmugaratnam's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n CPF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 of CPF Funds,Jul 82014,http://app.mof.gov.sg/newsroom _details.aspx?type =parliamentary&cmpar_year =2014&news_sid =20140708472434506681(accessed Aug 252014).

[17]Tan Chuan-Jin,“The Truth About Our CPF and the Minimum Sum”,25May 2014,http://momsingapore.blogspot.sg/2014/05/the-truth-about-our-cpf-and-minimum-sum.html,accessed 24Aug 2014.

[18]DPM Tharman Shanmugaratnam's Reply 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n CPF Interest Rates and Investment of CPF Funds,Jul 82014,http://app.mof,gov.sg/newsroom _details.aspx?type =parliamentary&cmpar_year =2014&news_sid =20140708472434506681(accessed Aug 252014).

[19]Walter Sim,"CPF is a Robust and Sustainable System:Tharman",The Straits Times,22Jun 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the-big-story/national-day-rally-2014/story/cpf-robust-and-sustain-able-system-tharman-20140622.

[20]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National Day Rally 2014(Speech in English),http://www.pmo.gov.sg/content/pmosite/mediacentre/speechesninterviews/primeminister/2014/August/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s-national-day-rally-2014--speech.html (accessed 15Sep 2014).

[21]Tan Soo San,"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More Than Retirement",Ethos (2004),accessed 22Aug 2014.

[22]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The CPF Story—40Years Serving Singapore (1995),10.

[23]Han Fook Kwang,"Wanted:A New CPF Vision",The Straits Times,August 3,2014.

[24]Tan Soo San,“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More Than Retirement”,Ethos (2004),accessed 22Aug 2014.

[25]Adapted and updated CPF Board,“CPF Trends:Minimum Sum Scheme”,http://mycpf.cpf.gov.sg/NR/rdonlyres/957F7D54-B236-45EA-89FE-29890B6E0AB9/0/CPFTrendsMinimumSum _Feb2011.pdf (accessed 30Aug 2014).

[26]Tan Soo San,“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More Than Retirement”,Ethos (2004),accessed 22Aug 2014.

[27]Linda Low and Aw Tar Choon,Social In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 in 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2004,p.139.

[28]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Singapore Press Holdings,2000),117.

[29]Yap Chin Beng,“Homes for a Nation—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Ethos (1997),accessed 1Aug 2014.

[30]Linda Low and Aw Tar Choon,Housing a Health,Educated and Wealthy Nation through the CPF (Marshall Cavendish:2004),92.

[31]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National Day Rally 2014(Speech in English),http://www.pmo.gov.sg/content/pmosite/mediacentre/speechesninterviews/primeminister/2014/August/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s-national-day-rally-2014--speech.html (accessed 15Sep 2014).

[32]Keynote Address by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ior Finance at the Singapore Human Capital Summit 2012,19Sept 2012,http://www.mom.gov.sg/news-room/Pages/SpeechesDegail aspx ?listid =403.

[33]Janice Heng,"Changes to HDB Lease Buyback Scheme:Higher Income Ceiling,More Cash Upiront for Owners ",The Straits Times,Sep 3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housing/story/changes-hdb-lease-buyback-scheme-higher-income-ceiling-more-cash-upiron (cited Sept 172014).

[34]Linda Low and Aw Tar Choon,Housing a Health,Educated and Wealthy Nation through the CPF (Marshall Cavendish:2004),55.

[35]William Haseltine,“Aiiordable Healthcare:The Singapore Healthcare Story”,Singapore:Ridge Books,2013,47.

[36]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The CPF Story—40Years Serving Singapore (1995),22.

[37]Medishield Life Review Committee Report,pp.23-24.

[38]‘Make Effort to Be Inclusive',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make-effort-be-in-clusive-tharman.

[39]Opening Speech by Mr Gan Kim Yong,Minister for Health,for Parliamentary Debate on Me-diShield Life Review Committee,8J uly 2014,http://www.moh.gov.s g/c ontent/mo h _w eb/ho me/pressRoom/speeches—d/2014/opening-speech-by-mr-gan-kim-yong--minister-for-health--for-parl.html.

[40]Tan Soo San,“Design and Renewal of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in Case Studies in Public Governance:Building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ed.June Gwee,(Routledge:2012),127.

[41]Ibid.,130.

[42]Goh Chok Tong,“Retuning CPF”,2003,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63310-ZZ&currentPubID =00069948-ZZ&topicKey =00069948-ZZ.00063310-ZZ _1%.2Bid016_20030828—S0003_T00041-ministerial-statement%2B (cited Aug 22014).

[43]Jacqueline Poh,“Workfare:The Fourth Pillar of Social Security”,Ethos (October 2007),ac-cessed 5Aug 2014.

[4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61559-ZZ&currentPubID =00069595-ZZ&topicKey =00069595-ZZ.00061559-ZZ_1%2Bid005_19890327_S0004_T00061-oral -answer%2B.

[45]See for example,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78249-WA&currentPubID =00078241-WA&topicKey =00078241-WA.00078249-WA_1%2Bid -c7a9f6d8-30e2-4eb5-bb2b -488102084007%2B and 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00000007-WA&currentPubID =00000021-WA&topicKey =00000021-WA.00000007-WA_1%2Bid -eb3c7a9b -f289-47f6-a66a -5fabcc672009%2B.

[46]MOM,“Oral Answer by Mr Tan Chuan-Jin,Minister ior Manpower,to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on CPF Issues”,http://www.mom.gov.sg/newsroom/Pages/PQRepliesDetails.aspx?listid =194(cited Sept 152014).

[47]J.D.Trout,"Paternalism and Cognitive Bias",Law and Philosophy,200524,393-434.

[48]Nicholas Barr and Peter Diamond,Pension Reform—A Short Gui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39-41.

[49]Gordon L.Clark and Janelle Knox-Hayes,“The ‘New"Paternalism,Consultation and Consent:Expectations of UK Participants in Defined Contribution and Self-Directed Retirement Savings Schemes”,Pensions,Vol.14,58-74,2009.

[50]J.D.Trout.

3.对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批评

公积金制度在2013年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中排名第七，被描述为“一个健全的结构，具有许多优良特性，但仍有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1]然而，批评也充斥于网上的各种论坛、博客、文章中。公众抗议活动也显示了新加坡退休储蓄制度不同的、罕有赞誉的另一面。

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提高

正像第一部分所描述的，由于新加坡人均寿命延长，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以保证有足够的退休储蓄。最低存款和最低款提取年龄的提高意味着人们满55岁时提取得更少，或推迟提取的年龄。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是必要的。但是，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的提高以及严格的提取限制，与长期形成的到55岁（提取年龄）可以提取公积金存款的预期相矛盾。这个预期是公积金制度早期反复说明了的。55岁基准年龄也似乎顽固地盘踞在人们心目，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最后套现、享受个人公积金存款的合理年龄。事实上，鉴于预期寿命上升到80岁以上，55岁几乎不是一个很现实的指标。

例如，在由国会议员Hri Kumar举行的对话会议上，一些与会者认为，政府不信守在公民55岁时返还其公积金资金的承诺。与会者还认为，退休金支付应该始于55岁而不是65岁，或者允许选择55岁时退出公积金储蓄。[2]同样的，在回应2013年最低存款将增加至155000新元的公告中，一位网络评论员感叹道：“现在，那么多的钱保留下来，却不能在55—64岁的黄昏之年来花。”[3]

批评者认为，决策者需要咬紧牙关逐步提高提取年龄，而不是保持在55岁不变。[4]经济学家刘浩典（Donald Low）建议，养老金制度可以自动调整，并明确地与预期寿命联系在一起。[5]与此类似，经济学教授许荣达（Hui Weng Tat）[6]认为，如果官方设定的提取年龄与实际提取年龄之间的差异不存在，就可以更好地维持对政策和制度的信任，这可以通过逐步逐批提高工人的官方提取年龄来解决。

然而，即使提高提取年龄能够解决因为最低提取年龄与实际提取年龄之间的差距所引发的公众信任下降问题，这么做在政治上也是不受欢迎的。

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的提高也对低收人临退休会员的计划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人难以达到规定的最低存款。这些年长的工人，特别是那些有住房贷款的年长工人，会发现自己受到降低的公积金缴费率挤压。更为严格的公积金提取限制进一步减少了用于当前消费的现金数额，许多人对此感到失望。来自反对党工人党的方荣发（Png Eng Huat）议员在议会中强调了这个群体的窘境：

我遇到了一位新加坡人，他为了养家做了两份工作。他说他正在努力工作，希望在55岁时可以实现朝圣的愿望。他计算过，可以提取自己的一些公积金储蓄用于去麦加朝圣。2014年5月8日的一份声明改变了他的一切。公积金最低存款从148000新元提高到155000新元，预计会使他的提取额减少7000新元；这可是一大笔钱，尤其是对那些不得不做两份工作才能收支平衡的人……对那些没有任何其他储蓄的工人来说，这些公积金储蓄是唯一的安全网。推迟这些年长工人的公积金支付可能会使他们产生过度的焦虑和压力。兼职的年长工人可能需要尽早提取存款，弥补收入不足。并不是所有的年长工人在55岁或62岁以后都还能工作……对那些除了公积金没有其他储蓄的工人来说，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这么做就有麻烦了。[7]

公众对提高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的另一个不满源于对这些改变缺乏了解和赞同。例如，网上的一些评论比较了过去几年的年通胀率和较高的最低存款增长率，从而得出结论说，提高最低存款是站不住脚的。[8]其他人认为最低存款定得太高，退休人员并不需要这么多。[9]

对提高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的不满，加上对一些理由缺乏理解和不接受，有些人因此宣称，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政府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利用各种非法理由拒绝或拖延支付。例如，一些人推测，这样做是弥补主权基金的错误投资损失；[10]还有人委婉地暗示新加坡领导人存在腐败。2014年，李显龙总理控告鄞义林诽镑，鄞义林的博客宣称总理挪用公积金。这激发了对公积金政策的激烈辩论以及对公积金制度的抗议。[11]为了支付律师费、调查和诉讼费用，鄞义林收到1000多名支持者8万多新元的捐款，这说明对那些反对公积金制度的人来说，公众的支持并非微不足道。[12]

对公积金使用的限制

公积金会员能够用公积金储蓄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有很多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有人认为这表明政府是冷漠的、不理性的，不愿帮助自己的民众，为其提取公积金提供便利，甚至在个人困难时期也是如此。议员扎吉哈在议会中说：“一定年龄之后，最低存款或退休账户最令人失望之处，在于遇到困难时不能灵活地使用资金。”[13]议员陈佩玲敦促政府：“制定规则，让公积金资金花得更灵活，能够满足新加坡人困难时期的迫切需要，如住房抵押贷款和孩子的教育。这样的举动符合一个更加有同情心的社会。”[14]

其他人认为，这些严格的控制标志着一个过度父爱主义的政府故意剥夺人民的理财自治权，因为它不信任人们能够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的钱，政府没有权利告诉我们该怎么做”[15]诸如此类的评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外，201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许多人低估自己的预期寿命，因而认为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这样的强制性终身年金计划是不必要的。该调查还显示，如果有选择的话，45%的受访者将退出这个强制性计划。[16]

公积金制度也被批评为过于死板，不能满足不同需求。方荣发议员认为，“我们年轻时需要公积金之类的有约束的工具帮助我们为未来存钱。但是老了后就需要一个更灵活的工具，以帮助我们对老龄后的不确定性做出规划……现有的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无法使年长工人更灵活地规划提前退休或半退休”。[17]最后，一些公众猜测，政府设置限制就可以避免返回他们的钱，理由与提高最低存款和最低提取年龄的类似。

为了解决个人对公积金储蓄缺乏控制权和自主权，批评者认为，公积金计划在提取和参与上，应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前总统候选人陈钦亮认为人们应该有权选择退出最低存款和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居民在55岁时可以提取三分之一的储蓄，在65岁时再提取其余的三分之二。[18]

同样，非选区议员罗文丽说：“许多新加坡人……对强制公积金计划深感不满。我们需要替代的退休计划以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新加坡需要一个复杂的政策组合，如可选择的投资组合以确保公积金有充足的资金来源。非强制性的公积金年金计划和私人年金计划都可以考虑。”[19]

退休充足性

对公积金的另一个担心是它能否为新加坡人的退休需求提供充足的支持。许多人担心，大量新加坡人没能满足规定的最低存款要求，从而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普遍没有为退休做好充分准备。[20]在2014年，只有大约一半的公积金会员年满55岁时能够满足最低存款要求，如果用现金来计算，所占比例甚至更低。同时，官委议员连宗诚在议会辩论中提到，更为富裕的公积金会员尽管可以满足最低存款，但不太慷慨的支付对他们来说不够用。[21]

公积金制度专门设计来满足多重目标，如为住房、医疗和教育提供资金。然而，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却招致批评，认为多次提取资金满足多个目的最终会导致退休储蓄被耗尽，降低退休充足性。[22]例如，新加坡的民主党会员（SDP）Chong Wai Fung女士认为，“在用于支付住房贷款后，一个人的公积金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以更多的钱去支付终身健保双全计划保费，将意味着新加坡人退休时存在更大的困难”。[23]

住房通常是公积金储蓄的一个主要用途，同时实现退休充足性与“居者有其屋”目标被批评为尤其有问题。批评者认为，许多新加坡人用大量公积金储蓄购买和升级住房，却不愿意将这些房屋资产变现，因此容易导致退休资金不足。前公务员德瓦达斯（Devadas Krishnadas）认为，“对许多新加坡人而言，房子不仅仅是资产，而是强烈的情感依附。因此，退休需要的资金可以用出售房屋或回租房屋的方式来融资，这从技术上讲是挺好的，却很难被接受。”[24]

因此，与那些呼吁公积金款项更加灵活使用的意见恰恰相反，一些批评者主张对公积金使用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回归到一个经过大大简化、只用于退休的制度。允许进一步提现是错误的方向。李显龙总理在201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出，允许公积金会员在65岁时一次性提取最高20%的储畜。针对这一建议，许荣达教授警告说，“这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一个表面变化。任何一次性提取都会相应减少个人退休收人，都不符合绝大多数公积金会员的利益。”[25]

同样，一家金融咨询机构的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r Tan）对政府允许一次性取款表示不满，他解释说，“例如，如果我让你取走10000新元或20000新元，然后只剩下一点，那么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年金（方案）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他还建议应考虑用于基本需要的最低金额、提取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定资金提取的监管原则。[26]

由于公积金是基于工作的制度，只满足有工资收人退休者的需求，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如家庭主妇和残疾人，则被排除在公积金制度之外。因此，一些批评者认为仅有公积金是不够的，政府应该为这一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社会养老。[27]

低利率

另一个常见的抱怨是公积金存款的利息回报太低。2014年，有1000名新加坡人参加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50%的人认为公积金制度没有给人们一个合理的回报。[28]

那些不满意公积金利率的人认为，鉴于运作政府资金投资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等投资机构都能得到相对更高的回报，政府应该向公积金持有者提供更高的回报率。[29]不这样做，就表明当前政府是吝啬的，是以牺牲公积金持有人的福利为代价来追求利益的。有人还强调，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EPF）[30]的年度分红均高于普通账户2.5%—3.5%的年利率和专用账户、医疗账户、退休账户4%—5%的年利率，这表明公积金利率还可以更高。

这些抱怨者坚持认为，尽管政府一再解释为什么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回报率与公积金账户的利率不具可比性，公积金利率是有保障的和无风险的，但它们仍然低于一些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的回报率。[31]

有些人认为，如果允许的话，他们能进行更好的投资并获得更高的回报。虽然这可能对精明的投资者是如此，但其实很多人并不熟悉投资。200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新加坡调查了超过2000人的样本，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并不熟悉常见的人寿保险和信托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特点和运行机制，许多人甚至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做财务计划或理财来应对通货膨胀。[32]

其他批评人士认为，提高利率有利于新加坡人为退休提供足够的储蓄。一个更理想的选择正在酝酿，以替代不受欢迎的提高最低存款方案。工人党议员方荣发认为，“尽管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每年调整最低存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仅依靠会员的力量，因为公积金计划是一个高度受管制的工具。此时，对大多数新加坡工人来说，为了满足修订后的最低存款要求，除了工作得更久、更累，别无他法……尽管我们希望新加坡人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工作更长时间、更加努力，但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让我们的公积金储蓄同样付出更大的努力……我们需要专业账户、医疗账户、退休账户有更高的回报，这样我们的工人就不用再担心加人不了符合最低存款的队列。”[33]

高利率也将有助于公积金储蓄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许荣达教授计算了1960年以来的五年期公积金储蓄收益率，并将其与同期通货膨胀率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公积金储蓄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并敦促政策制定者提高公积金储蓄的名义利率，以确保它尽可能跑赢通货膨胀。[34]

在建议政府应将公积金储蓄利率全面提高1个百分点时，Hui教授还估计，这一举措将每年为353万公积金会员多提供26亿新元，这还不到政府投资的缴费基金投资净收益（NIRC[35]）的三分之一。他还建议，作为一个更为温和的替代方案，政府可以为基数为6万新元的公积金储蓄额外增加2%的利息，这样只需要额外支出10多亿新元。[36]

替代方案让政府担保较高的无风险利率，这可能很难实现，一些人因此建议，应给予公积金会员更多的选择，让他们选择是否希望用他们的钱推动投资建立更多的养老基金。可以有风险和收益不同的投资组合方案[37]，替代无风险利率的普通账户和专业账户、医疗账户、退休账户。例如，2014年，官委议员陈淑珊提出，“应该给公众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多元化高息投资工具。例如可以有固定储蓄计划，投资于有固定分红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s）或固定收益信托基金。”她补充说，“其中一些工具已经可用，但由于认识不足，许多新加坡人没有利用这些储蓄工具……我想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基础做起，鼓励和教育更多的新加坡人尽早掌握主动权。”[38]

公积金制度的复杂性

2014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向他的听众询问一个与公积金相关的房产质押方案：“在我解释之前，你们有多少人了解这一方案？……老实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也不是所有的议员都完全熟悉。”[39]总理的评论提到对公积金的另一个批评：要充分理解它，太难！

有些人认为，公众的认知混乱来自政策设计的缺陷。公积金制度由许多不同的计划构成，每个都覆盖了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目标的某些方面。每一个计划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自身往往很难理解。

政策制定者已经努力简化公积金制度。在2009年推出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时，会员有四个方案可供选择，每个方案各有不同程度的每月支付和遗赠水平。2012年，当政府收到反馈意见，意识到公众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对四个方案进行理解和选择，因此更偏好简单的选择时，就把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的方案减少到两个。[40]

然而，2014年由1000位市民为样本的调查显示，许多受访者对公积金的了解仍然只是表面的，许多人还有误解。只有56%的55岁以下的受访者知道，如果达不到最低存款，他们不必用现金补足这个缺口；然而在同一样本组中，只有不到43%的受访者知道，即使他们达不到最低存款，他们仍然能够按月领取；只有13%的受访者知道最低存款与每月支付间到底是怎么挂钩的。[41]

公众对公积金政策的不了解源于政府沟通不畅。前记者和社会评论家Bertha Henson说她是这样了解公积金制度的：

试图理解一个复杂的政府政策就像是尝试把1000块拼图拼在一起......你试着找到适合在一起的拼图，有时你会感到很沮丧，你实际上是把拼图“挤压”在一起。有时你是在盲目地寻找一块具体的拼图，因为有那么多大体相同的色彩。你会生气。你把整个拼图扔出窗外……政府用金融方面的官样文章回答（人民）的问题。大量的术语和缩略语如新加坡政府债券和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还有包含小数点的大数字。你需要一个金融学位和极大的耐心才能理清这团乱麻。[42]

人力部长陈川仁对公积金政策为什么费解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提出了公积金局在政策宣传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知道，一些会员可能发现公积金制度难以理解，因为政策多年来的变化意味着不同的人群适用不同的规则。这个为老年人制定的旧规则对过了55岁的老会员来说，一定要将调整最小化。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会中途破坏中老年人的退休计划。

我还要说的是，对年轻一些的会员来说，如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积金规则却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政府也是不负责任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无论政策何时发生变化，公积金局都会尽量让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会员满意。同时，我们鼓励那些不清楚规则的会员站出来寻求帮助，掌握这些规则。我会在以后的许多公众对话场合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阅读向你们提供的材料，并提出问题。我意识到在许多对话和交谈中，许多人变得很激动，非常情绪化，对材料中已经澄清的问题糾缠不休。其实，许多人并没有阅读这些材料。[43]

导致公众对公积金认知混乱的其他原因，还有新加坡人对基本退休计划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2005年的金融素质研究报告，不到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知道他们有多少公积金，许多人对他们退休时需要多少钱也没有明确的认识。[44]许多评论家因此强调，无论是通过公积金或其他储蓄和投资机制，更好的金融教育和咨询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提高新加坡人处理自己财务事项的悟性。[45]

缺乏信息和透明度

许多批评者攻击政府的公积金管理和投资缺乏透明度，并呼吁更多的问责和信息披露。[46]这也是民众集会反对公积金的关键主题。[47]

有些人认为，如果关于公积金政策制定的数据和资料能够更多、更清晰地提供给公众，就会避免由于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产生的误解。[48]

例如，刘浩典建议政府应该更及时地提供公积金资金如何管理和投资的信息，同时加以分析，明确公积金制度如何适合不同收人群体和不同类型的家庭。[49]

一些人认为，发布更多信息还可以帮助提高公积金计划的稳定性。在2012年一份《海峡时报》论坛读者来信中，Leong Sze Hian质疑说决策者设计的两份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中支付金额要低于最初的最低存款计划。他呼吁向公众公布精确的公积金终身人息计划报告，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可以对方案提供分析和反馈意见，包括设计、预期寿命和回报，以及假设和计算方法”。[50]

案例的提问

想象你是公积金小组的一名会员，负责检验公众对公积金制度的担忧，并评估不同政策建议的可行性。

你觉得现行的公积金制度哪方面最需要改变，为什么？你对缓和公众的焦虑有什么具体建议？

面对广泛的社会和人口结构变化，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最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你认为公积金的目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吗？

当评估你的新加坡的公积金计划修改建议时，你应该考虑：

（a）哪些政策目标支撑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您认为哪些变化会对公积金制度目标产生影响或冲击？

（b）考虑到人口的现实，您认为哪些变化会影响公积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公平性和灵活性？

（c）你所提出的政策改变将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体改所 冯冰 译）

[1]Amelia Tan,“CPF Scheme among Top 10Pension Systems in the World”The Straits Times,Oct 72013,http://www.straitstimes.com/breaking-news/singapore/story/cpf-scheme-among-top-10-pen-sion-systems-the-world-20131007#sthash.wXLZLnVY.dpuf.

[2]Hri Kumar,“CPF Forum Discussion Points”,June 142014,https://www.facebook.com/notes/hri-kumar/cpf-forum-discussion-points/715165708530029.

[3]Comments on ST article “CPF Minimum Sum to be Raised to $155,000!rom July 1”,http://www.strai tstimes.com/new-s/business/economy,/story/cpf-minimum-sum-be-raised-155000-j uly-1-20140508.

[4]Charissa Young,“Raise Withdrawal Age for the Young,Gradually”,The Straits Times,Jul 302014,http://news,asiaone.com/news/singapore/raise-withdrawal-age-young-gradually.

[5]“IPS Forum on CPF and Retirement Adequacy ”,IPS,http://lkyspp.nus.edu.sg/ips/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4/07/IPS-Forum-on-CPF-and-Retirement-Adequacy _Summary-Report _

[6]Martino Tan,“8CPF Ideas or Comments the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rom the Recent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Forum”,The Mothership,J uly 232014,http://mothership.sg/2014/07/8-cpf-ideas-or-comments-the-government-can-consider-from-the-recent-institute-of-policy-studies-forum/.

[7]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 ”,May 29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200-WA&c urrentPubID =00006198-WA&topicKey =00006198-WA.00006200-WA_2%2Bpresident-address%2B.

[8]Comments on ST article “CPF Minimum Sum to be Raised to $155,000irom July 1”,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business/economy/story/c pf -mi nim um-s um-be-rai sed-155000-j uly -1-20140508.

[9]Hri Kumar,“CPF Forum Discussion Points”,June 142014,https://www.iacebook.com/notes/hri-kumar/cpf-forum-discussion-points/715165708530029.

[10]相关例子可以在Phillip Ang 的博客中找到,“20140625Government must Disclose Billions in CPF/GIC Foreign Exchange Losses and Market Value of Investments”,http://likedatosocanmeh.word-press.com/2014/06/25/20140625-government-must-disclose-billions-in-cpfgic-foreign-exchange-losses-and-market-values-of-investments/.

[11]Ng Yi Shu,“Blogger Roy Ngerng's ‘Return Our CPF'Rally Draws Large Crowds,”Mothership.sg,http://mothership.sg/2014/06/)blogger-roy-ngerngs-return-our-cpf-rally-draws-large-crowds/(cited Aug 192014).

[12]Nur Asyiqin Mohamad Salleh “Blogger Roy Ngerng sued by PM Raises $81,000”,The Straits Times,Jun 4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blogger-roy-ngerng-sued-pm-raises-81000-20140604(cited Aug 192014).

[13]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 ”May 26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153-WA&c urrentPubID =00006154-WA&topicKey =00006154-WA.00006153-WA_3%2Bpresident-address%2B.

[14]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 ”,May 272014,http://sprs.parl.go v.sg/searc 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171-WA&c urrentPubID =00006169-WA&topic Key =00006169-WA.00006171-WA_2%2Bpresident-address%2B.

[15]引自2013/2014“Return My CPF”集会的标语：“你没有权利强加给我们。这是我们的钱，由我们自己决定。”参见http://sgyounginvestment.blogspot.sg/2014/07/treat-cpf-money-as-real-money.html。

[16]Sandra Eu,Lim Xin Mei and Mohammed Rafdi Rafique,“中央公积金变化曲线的背后：调查表明公众对中央公积金的各种变化知之甚少”，The Business Times,June 92011。

[17]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May 292014.

[18]Nurul Azliah Aripin,“Organisers Claim Return Our CPF Protest Drew 6K despite Initial Drizzle,Blazing Sun”,Yahoo Newsroom,June 72014,https://sg.news,yahoo,com/over-1-000-people-at-re-turnourcpi-protest-at-hong-lim-park-093133980.html.

[19]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May 262014.

[20]截至2013年，50%的有效会员达到2013年的最低存款额，其中有15%的人利用房产来缴足其中一半的最低存款额。

[21]Parliament of Singapore,“Investment of CPF Monies”,J uly 8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379-WA&currentPubID =00006372-WA&topicKey =00006372-WA.00006379-WA_2%2Bid-c483ced9-6c7f-48b1-8acd-0ede675c6328%2B (cited Sep 122014).

[22]Howard Lee.

[23]“Chong Wai Fung:Govt must Stop Profiting from Healthcare”,SDP website,J uly 122014,http ://yoursdp.org/news/text_of_cpf_chong_wai_fung/2014-07-12-5849(cited Aug 12014).

[24]Devadas Krishnadas,“Why it's so Hard for Singa poreans to Understand CPF”,Today,May 282014,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why-its-so-hard-sporeans-understand-cpf?page =1.

[25]Hui Weng Tat,“CPF Changes Do not Go Far Enough”,The Straits Times,Aug 192014.

[26]Xue Jian Yue,“Experts Worry about Retirees Squandering their CPF Monies”,TODAY,Aug 202014.

[27]Kanwaljit Soin,“Gender Bias in CPF”,The Straits Times,Jul 18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opinion/more-opinion-stories/story/gender-bias-cpi-20140718.

[28]Elizabeth Soh,“More than Half of Singaporeans Think CPF Returns are uniair:Survey”,Yahoo Newsroom,J uly 2014,https://sg.news,yahoo,com/more-than-half-of-s-poreans-think-cpf-returns-are-unfair--survey-101523527.html.

[29]比如有人抱怨说，“新加坡公民创造的公共盈余和公积金资本都资助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了。尽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的收益率号称7%和17%，但仅支付这些储户2.5%-4%的利率。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声称7%的美元收益率是属于中央公积金会员和新加坡人民的；淡马锡的17%的新元收益率则是属于提供公共盈余的新加坡人民以及公司投资者的。[……]中央公积金会员是获得了有保障的2.5%—4%收益率，但借款方无论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还是淡马锡，其收益率均超过2.5%—4%。政府其实是通过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没收中央公积金会员和纳税人的所得。”资料来源：“The Real CPF Scam”,http://www.balding-sworld.com/category/temasek/page/2/。

[30]EPF dividend rates ranged from a low of 4.25%in 2002to 6.35%in 2013。资料来源：“Divi-dend Rates”,EPF website,http://www.kwsp.gov.portal/en/about-epf/investment-highlights/divi-dend-rates。

[31]"CPF Savings:How can I Use My CPF Money ?What are the Myths and Facts surrounding Our CPF Savings?"www.gov.sg,edited June 112014,http://www.gov.sg/government/web/content/govsg/classic/Iactually/Iactually_20140415_cpfmoniesfacts (cited Aug 282014).

[32]Media Research Consultants Pte Ltd,“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in Singapore”,July 2005,http://www.mas.gov.sg/?/media/resource/news_room/press_releases/2005/Financial%20Literacy%20Levels%20i n%20Singapore%20Full%20Report.ashx (cited Aug 282014).

[33]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May 292014.

[34]Hui Weng Tat,“How to raise CPF Returns ”,The Straits Times,Jun 5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opinion/more-opinion-stories/story/how-raise-cpf-returns-20140606.

[35]缴费基金投资净收益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管理的净资产的净投资收益中占50%以上，占其余资产净收人（包括淡马锡）的50%_。资料来源：http://app.mof.gov.sg/re-serves—sectionone.aspx#Footnotel。

[36]Hui Weng Tat.

[37]Howard Lee,“TOC Policy Exchange on CPF—Rethinking the System”,The Online Citizen,July 222014,http://www.theonlinecitizen.corn/2014/07/toc-policy-exchange-on-cpf-rethinking-the-system/.

[38]Parliament of Singapore,“Debate on President’s Address ”,May 26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153-WA&currentPubID =00006154-WA&topicKey =00006154-WA.00006153-WA_3%2Bpresident-address%2B (cited Aug 22014).

[39]Prime Minister's Office,“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s National Day Rally 2014(Speech In English)”,17Aug 2014,http://www.pmo.gov.sg/content/prnosite/mediacentre/speechesninterview-s/primeminister/2014/August/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s-national-day-rally-2014-speech.html #.U _MJw4ZH94U (cited Aug 192014).

[40]Ministry of Manpower and CPF Board,“A Simpler CPF”,Mar 52012,http://mycpf cpf.gov.sgz/CPF/Templates/SubPage_PrinterFriendly _Template.aspx?NRMODE =Published&NRORI GINALURL =%2FCPF%2FNews%2FNews-Release%2FCOS_Speech-A-Simpler-CPFLIFE.ht&NRNODEGUID ={07D5676C-5ED3-4336-9E4F-AC1AB64FBFA6}&NRCACHEHINT =Guest (cited Sept 142014).

[41]Andrea Ong,“Many Unsure about CPF,CPF Life Details”,The Straits Times,J uly 82014.

[42]Bertha Henson,“The CPF Jigsaw Puzzle ”,June 132014,http://berthahenson.word-press.com/2014/06/13/the -cpf-jigsaw-puzzle/.

[43]Parliament of Singapore,“CPF Minimum Sum Requirement And Singaporean’s Retirement Adequacy ”,July 82014,http://sprs.parl.gov.sg/search/topic.jsp?currentTopicID =00006376-WA&cur-rentPubID =00006372-WA&topicKey =00006372-WA.00006376-WA _2%2Bid-c5f70150-4752-491f-bfc3-1cb66d2d6fda%2B (cited Aug 272014).

[44]Media Research Consultants Pte Ltd,“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Financial Literacy Levels in Singapore”.

[45]《商业时报》(BusinessTimes)2014年的一篇文章就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对许多CEO 和董事会成员做了民意调查，许多人就对更好的财问顾问和教育的需求提出了建议。资料来源："CPF and Your Retirement Needs",The Business Times,Aug 252014.

[46]Phillip Ang,“No Reason for MPs and GIC to be Afraid of CPF Transparency Issue”,TR Emeritus ,July 26 2014,http://www.tremeritus.com/2014/07/26/no-reason-to-be-afraid-of-cpf-transparency-issue/.

[47]“Speakers at CPF Protest Call for Flexibility,Better Returns,Greater Transparency for CPF Scheme”,The Straits Times,June 72014,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speakers-cpf-protest-call-flexibility-better-returns-gre (cited Aug 202014).

[48]Trinity Chua,“Five Donors Step up to Say Why They Donated to Roy Ngerng”,The Independent,June 42014,http://theindependent.sg/blog/:2014/06/04/fi ve-donors -step-up-to -say -w hy -they -donated -to-roy -ngerng/(cited Aug 2014).

[49]“IPS Forum on CPF and Retirement Adequacy ”,IPS,http://lkyspp.nus.edu.sg/ips/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4/07/IPS-Forum-on-CPF-and-Retirement-Adequacy _Summary-Report _230714.pdf.

[50]Leong Sze Hian,“Explain the Lower Payouts of New CPF Life Plans ”,ST Forum,March 82014.

许成钢谈“中国模式”

许成钢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城镇化与体制改革

一、由体制问题产生的主要结构性问题

二、分权式威权制及其运行机制

三、土地产权问题与改革的目标和动力

四、土地制度是城镇化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五、改革土地制度的体制改革政策建议

政府与市场“中国模式”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的现行体制：分权式威权制

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地区竞争的局限性

政府与市场：以金融为例

政府与市场：监管职责及其与市场的关系

以体制改革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序

针对当前被寄予推动改革和经济转型厚望的城镇化，许成钢泼了一盆冷水。

在他看来，当前所有最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都产生于同一个体制问题——分权式威权制和土地国有制的结合。回避基本体制问题，以行政方式大力推动城镇化，不仅无助于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而有可能加剧社会稳定问题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最终有可能成为政策陷阱。为推进体制改革，让城镇化走上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之路，许成钢还就土地制度、司法制度和政府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包括扩大土地租赁权、与土地相关的司法改革、地方政府职能改革、设立独立的土地法庭和宪法法庭等。

许成钢的另外一篇文章从“中国模式”和金融危机的角度，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首先澄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基本逻辑关系：市场必须是自主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而是要辅助和保护市场。从这个逻辑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高度控制下的半市场经济，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本质，而其制度基础乃是“分权式威权制”。这个制度基础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随后，许成钢以钱荒为例，分析了中国金融领域扭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危机隐患。在此分析过程中，澄清了政府作用和宏观政策方面的一些流行误解，如用政府直接管制或政府取代市场来避免金融危机，用宏观政策来解决微观问题，把货币供给误当成是流动性，用金融监管干预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市场的资源配置等。许成钢主张打破金融垄断，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成立专业金融法庭确保司法独立等体制改革，来重塑金融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城镇化与体制改革

许成钢[1]

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社会中的“维稳”问题愈益恶化，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稳定的关键因素。虽然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就把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当务之急。但是，所采用的政策不但在改善结构性问题方面无济于事，与其并行的社会稳定问题也一直在恶化。在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透彻认识的情况下，近年来，城镇化被视为推动结构转型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论述，所有最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都产生于同一个体制问题。回避基本体制问题，以行政方式大力推动城镇化，不仅无助于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而有可能加剧社会稳定问题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最终有可能成为一个政策陷阱。

一、由体制问题产生的主要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中公认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可以归纳如下：

内需不足。其首要原因是国内消费水平极低。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而且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持续下降。造成低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非常低，而且占GDP的比例在过去10来年里一直持续下降（2012年除外）。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和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不平等和社会经济不正义。中国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在最近20年里持续恶化，尤其是近10年里迅速恶化，不平等水平几乎达到了世界之最。严重的不平等威胁社会稳定，同时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为严重的不平等意味着中产阶级薄弱，贫困人口众多，而多数人口收入低下必定导致内需不足。此外，最近10年里社会经济不正义也在恶化，例如强制拆迁、贪污腐败等恶行广泛蔓延难以阻遏，不仅严重破坏社会稳定，还从整体上降低了内需。

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制造业升级换代进展缓慢，服务业地位进一步下降。纵观世界各大经济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中小企业从来都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所在。大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最终，绝大多数大企业会被后发展起来的代表新技术新产业的中小企业所替代。这就是熊彼特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但是在最近10年里，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严重受阻，不仅面临日益发展的垄断部门的挤压，面临融资难问题，更是遇到诸多来自政府的政策壁垒以及腐败官员的盘剥。除了影响制造业升级换代外，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严重后果是导致服务业萎缩、就业和收入萎缩以及内需不足。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例是最低的，中小企业是世界主要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因素，阻碍中小企业发展带来的收入萎缩同时造成不平等和内需不足。

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最近10年里日益恶化，迄今不但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而且演变成另一个威胁社会稳定、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

资源配置问题。中国改革的早期，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但是在最近10年里，垄断部门快速发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增加，导致中国的资源配置恶化。把中国的资源配置和美国相比，单单由资源配置恶化带来的资源浪费要比美国高50%。这是威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所有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都源于同一个体制。如不解决体制问题，所有这些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例如，“十二五”规划中包括的大部分结构性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讨论过，并作出了相当多的承诺。但是五年过后，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原因在于，“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都并不清楚所有这些结构性问题产生于同一个体制问题。“十二五”规划把许多问题归结为增长速度，或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似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问题的中心环节。由于没有认识到体制问题，在不改革体制的情况下，单靠降低增长速度，不但解决不了绝大多数的结构性问题，许多结构性问题、社会稳定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恶化。

二、分权式威权制及其运行机制

既然中国社会经济中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都来自其体制，我们就必须分析清楚中国的体制是什么。对比古今中外的体制，为了抓住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我把中国的体制总结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或简称为“分权式威权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控制高度集权，与此同时，在行政和经济控制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这二者紧密结合的威权制使中国的体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

在分权式威权制中，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大量资源。通过这些渠道深深影响公司和市场。地方政府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在中央政府的授意或授权下，推行改革、政策、规则和法律。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篡改或抵制中央的命令。它们驱动、影响或者阻碍本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地方分权式威权制决定了中国改革前进和停滞的轨迹，也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或停滞，稳定或混乱。

分权式威权制下曾经行之有效的核心运行机制是地方竞争和地方试验。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很大的自治权，以地方竞争的方式给它们提供强有力的激励，鼓励它们以地方试验的方式探索经济改革和发展之路。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长速度，也在发起和试验新的改革政策方面相互竞争。地方试验降低了推进改革的政治风险，并有效削弱了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因此，成为中央改革决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过去30多年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成功改革都是地方试验在先、中央采纳在后，并通过地方竞争有效推广。

地方竞争和地方试验这两个机制之所以曾经行之有效，是因为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功解决了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机制并不能保证总做好事。在不同的竞争目标下，这两个机制可以成为威力巨大的摧毁工具。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所引发的悲剧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分权式威权制下，地方竞争做什么，取决于中央或上级规定的竞争目标。在急于扭转文革的灾难性政策的时期，在中国比非洲还贫穷的改革初期，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这是地方竞争、地方试验机制行之有效的基本条件。

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已经脱离贫困，进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后，超出GDP范围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和不正义、侵犯公民利益、污染环境，等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GDP增长或者无直接关联，或者有矛盾。更有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触动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在此情况下，不可能设计出一个竞争目标，能同时有效地解决多个不同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规定许多目标，有意无意地鼓励它们同时在许多方面进行竞争，结果适得其反。地方政府把许多方面的竞争变成逐底竞争或“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在这种竞争中，地方政府面对强制拆迁造成的社会问题与卖地获取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会竞相寻找增大财政收入而牺牲公民利益的新对策。地方竞争、地方试验机制变成了产生结构性问题和稳定问题的根源。

因此，依赖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地方竞争、地方试验机制，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基本问题。但是，在分权式威权制下，离开地方竞争和地方试验，很难解决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而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体制失效，意味着由体制产生的腐败难以根除。因此，从根本上改革现有体制，即分权式威权制，使民主的机制、人民监督的机制代替地方竞争、地方试验的机制，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三、土地产权问题与改革的目标和动力

中国过去的改革试图遵循先易后难的策略，绕开基本体制，在边缘上进行改革，这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的“增量改革”。这一改革策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基本体制问题已成为改革的重大障碍。因为不触动基本体制的可改革内容已经很少，多数的重大问题已经不可能靠绕开基本体制问题，依赖技术性改革来解决。与此同时，随着旧体制内既得利益的固化，阻碍改革的力量不断增长，使改革越来越困难。

关于改革，我们应该问几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改革，改革是为了什么？推动改革的力量从哪里来？改革最终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福利，扩大公民的权利，而不仅是为了经济增长。任何与公民福利有冲突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应该被抛弃。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只有与大多数公民的福利相一致的增长模式才是可持续的。无论中国早期的改革还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国家的重大改革都表明，成功的改革有赖于广大公民的参与和推动。广大公民参与和推动改革的过程一定是公民扩大自己权利、获得自己利益的过程。比较中国早期的改革和当前的状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的早期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改革的大方向是减少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在文革期间，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达到了极点。改革初期减少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发展经济的政策，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符合公民的利益。改革带来的大量收益也是由政府和公民共享的。以农业改革为例，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承包制，即把土地的使用权租赁给农民，同时允许农民保留在市场上自行销售一部分产出的权利。这项改革减少了对农民土地产权的剥夺。由此，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其结果是，不仅农民的收入上升，政府也获得了巨大好处。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乡镇企业，同样既给政府增加了收入，也给农民增加了就业机会和收入。但是，此后土地产权和政府权力体制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全面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都是与城镇化并行的。但是，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反，中国早期的改革过程和工业化过程基本不包括城镇化。为什么没有城镇化？因为体制的限制，因为体制改革的停滞，表现为土地仍然国有，户口制度仍然限制公民的流动。在这些体制限制下，政府没有推动城镇化的动力，公民则没有参与城镇化的权利，因此城镇化发展缓慢。

在不改革基本体制的情况下，中国有组织的大规模城镇化过程始于1998年。同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发展非常特殊。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土地国有制下政府因自身利益，为解决地方政府财政问题而组织、推动的；而不是伴随工业化、市场化自发产生的。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拿走了全国60%以上的税收，但全国80%以上的财政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财政负担和土地国有制给予地方政府对地方土地的垄断权，诱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主要财政来源。1998年开始的住房改革放开了城市住房和土地市场，为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国有制，将土地来源转化为地方财政资源开启了政策通道。由此，房地产业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发达地区，城镇化取代了工业化，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地方竞争机制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使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政府将发展重点转移到城镇化和“经营城市”。地方政府依法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强制征地等方式，从土地出让中获取高额财政收入，即所谓的“土地财政”。他们发明了利用土地融资的新的金融工具（地方试验），即地方政府用未来财政收入和土地作抵押，通过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取贷款。因为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卖地的收入，所以归根到底，抵押贷款依赖的是土地。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全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占据了全国各级政府总债务的主体。

这个以“国有土地”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过程，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政府与公民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大大不同于早期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土地承包和工业化阶段的改革。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土地国有，政府可以“依法”剥夺农民和市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最常见的表现方式是强制拆迁。最近这些年，恶性社会问题大都涉及强制拆迁。由于中国的法律和体制不承认公民对土地的产权，强制拆迁绝非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国家剥夺农民和市民对土地的权利导致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经济的严重不平等。当政府依法剥夺农民和市民的时候，就会有人在这个盘剥过程中致富，同时有人由于利益被剥夺而变得更加贫穷。这一问题对农民尤其严重，因为农民对土地没有处置权，不可能在对他有利的出让方式下自主自救。基本权益被剥夺导致许多农民陷入贫困，也严重阻碍了有才能的农民变成企业家的机会。这后一点直接导致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收入以及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严重扭曲土地市场，扭曲土地供给。政府垄断土地是土地供给不足的基本原因，进而也是导致城市房价飞涨的一个基本原因。任何垄断者，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为了获取最大收入，一定会限制供给。这一点在土地问题上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普遍利用对土地的垄断权，限制土地供给以获取最大的财政收入。可以说，中国城市高房价问题的核心就是政府全面垄断土地，有意识地减少供给。此外，利用对土地的垄断权，政府可以无约束地推行全面限制土地供给的错误政策，例如，过去10年里，以保护可耕地（即所谓“18亿亩红线”）为理由限制土地供给的国家政策。“18亿亩红线”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道理特别简单，因为18亿亩耕地，即120万平方公里耕地，只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约1/8。但是，占国土大部分的不可耕地是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的。以保护耕地为由，自上而下地限制城镇用地是没有理由的。对比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省和浙江省，其人口密度与台湾地区或韩国差不多，而且台湾地区及韩国大多是山区，可耕地比例更少。由于土地是私人拥有的，可在市场上交易，除主要城市周围的区域规划外，没有人为地全面限制土地供给；所以，除了台北市、首尔市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市中心地价高以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台湾地区及韩国的地价普遍不高。限制土地供给是政府全面垄断土地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土地供给不足时，所有打压市场需求的住房市场调控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高房价的问题，还一定会损坏市场，进而危及经济发展。

第四个问题，政府垄断土地、限制土地供给造成的高房价，是导致内需不足及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基本原因之一。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内需的很大部分都同住房紧密相关。内需发展，即公民消费水平的稳定上升，总是伴随多数人住房面积的扩大和改善。美国从19世纪以来至今的长期稳定发展就是例子。但是，当住房的扩大和改善受阻碍时，内需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中国最近几年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城市住房又直接影响城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成本。城市住房的高价推高城市劳动力价格，必然引发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日本的1/10，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城市就已出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其根源之一是城市的高房价。

第五个问题，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是腐败的温床。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权不仅给了官僚很大的机会在土地交易中贪污腐败，而且给了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吞公民权益的法律保护伞。与土地相关的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之一，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第六个问题，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获得大量银行贷款，投到一些低效益的项目上，这对银行的安全，进而对国家的金融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及银行体系坏账问题引发的担忧都是由此产生的，而且只是冰山一角。

四、土地制度是城镇化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如前所述，在土地国有制下，在分权式威权制下，公民没有土地产权，缺少维护自己权利的法律和体制支持，导致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在法治社会里，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诉求是促进社会变革、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但是，在过去几年里，由于不正视产生社会冲突的体制问题，不是以体制改革面对挑战、不是以增强法治面对社会矛盾，而试图以暴力压制和其他权宜之策应对，不仅使城镇化进程进退维谷，而且形成了“维稳—失稳”的恶性循环。在“维稳”的财政开支急剧上升到不可维持程度的同时，社会稳定却更趋恶化。

过去30多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城镇化过程要想成功，必须以公民的利益为基础，以公民的参与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如果整个城镇化过程由政府的自身利益驱动、自上而下来组织，公民就只能听命于政府，权利也会被剥夺，这个过程不但不是改革，不但会失败，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背离改革的城镇化过程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受阻的陷阱。而公民参与并得利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其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与保护。改革必须把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土地所有权作为目标，必须继续努力祛除文革宪法遗留的土地国有制。

实际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从一开始就与祛除文革宪法中关于土地产权的束缚不可分割。从1979年开始的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农户，这实际上是朝着土地私有化方向改革的第一步。后来，中国农业的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直至私有部门占全国经济的主体地位，都离不开早期土地改革奠定的基础。2004年宪法修正案是中国改革以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承认和保护了除土地之外的私有财产。这为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自此之后，土地产权方面的体制实际朝着背离改革的方向演变。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城镇化过程都涉及与土地相关的巨大利益的再分配。在法律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国家，伴随城镇化过程的巨大的土地利益再分配会通过市场交易分散在公民之间。法律保护公民的产权，法律保护市场的运作，则社会有和谐，经济高效益。但是如果法律不保护土地私有产权，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行城镇化，土地转让则在获得巨大利益的政府与损失巨大利益的公民之间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城镇化过程中，包括农民和市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地方政府和仰仗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强势侵犯公民土地的权力。土地带来的利益越大，没有法律保护的公民就越脆弱，越容易被侵犯，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也更尖锐、更危险。在经济更发达、城镇化发展更快的地区，因土地产权问题产生的社会冲突往往更突出，社会稳定也更脆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承认私有土地产权的宪法产生于文革时期。在1975年宪法，即文革宪法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54年宪法是承认私有土地产权的。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宪法经历过多次修订，有了长足进步。如今，城镇化过程把土地产权问题推到了深刻影响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中心位置。但是，至今未能纠正这一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的宪法中的文革余毒。

对国际上实现了城镇化的国家的城镇化过程稍做研究就会知道，私有土地产权是所有实现了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赖以生存、发展和稳定的制度基础。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私有土地产权的确立都远早于城镇化发展。这些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适规律，对中国不可能例外。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11个不发达国家（都不是大国）的宪法与现行中国宪法相似，不承认土地私有产权。这些国家是：朝鲜、越南、古巴、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圭亚那等。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宪政、社会问题严重、经济不发达。由此可见，不承认、不保护公民的土地私有产权，社会不能长治久安，经济不能持续发展。最近10年里，伴随城镇化过程益发尖锐的社会矛盾说明，试图发展背离世界发展普适规律的所谓“中国模式”，不但不能持续，而且是自掘陷阱。

当前，对于土地私有产权问题存在一些相当严重的基本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土地私有制一定会导致多数农民失地，导致不平等、不稳定。这是一种违反事实的基本误解。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基本事实是，所有全球最平等的国家，如瑞典、荷兰、德国、法国、加拿大等，远在城镇化以前，土地就是以民间私有为主的。洛克等宪政先驱早在17世纪就清楚地指出，禁止土地私有制会使公民丧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由洛克奠定并加以总结的宪政基本原则，包括关于土地的基本权利必须属于公民私有，是至今世界上所有宪政国家所遵循的原则。在所有导致不平等的因素里，禁止土地私有制是导致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因为它导致公民受制于政府、丧失基本自由的不平等；因为它导致政府的无限权力，使民主、宪政制度成为不可能。土地属于公民私有是社会、经济平等的必要条件。

两千年的土地皇权制是中国自古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基本制度原因之一，是中国宪政演变极端困难的基本制度原因之一。在中国广泛流传、繁衍至今的土地私有制会造成不平等的误解，其根源之一是古代御用文人为巩固土地皇权而编造的，它以不平等为借口，全面剥夺私有土地产权，是建立皇权的基础。在这一世世代代、千年以来的误导下，丧失基本权利的臣民（不是公民）只有寄希望于好皇帝，寄希望于皇帝开明。而以仕途为终极目标的士大夫在误导百姓方面起了主力军作用。

这里以常被古人和今人引用的古代均田制为例，略述皇权下的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均田制是从北魏（485年）到唐建中元年（780年）之间皇帝分配管理土地使用权的一种政策。这种制度的实质是，皇帝掌握所有土地的产权，以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削弱豪族，使其无力挑战皇权。而对世界宪政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宪政的产生倚赖的正是有能力挑战王室的贵族。消灭了挑战皇权的社会力量，同时也就消灭了产生宪政的社会基础。对百姓而言，均田制按人丁授田，按人丁纳税，在授田的同时也将人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成为国家编户齐民（户口制的前身），成为皇权直接控制的一个部分。

宋代结束了均田制，允许土地买卖和兼并，直到明清。但是，必须指明，皇权下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允许市场交易土地所有权并不改变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仍然归皇帝的基本法理。一旦皇帝需要，就可以随时征用任何人的土地。市场的土地交易以及地方衙门对土地官司的判决对皇帝征地毫无影响。皇帝拥有所有土地的最终产权的另一个表现是，朝廷有权对所有土地随意征税。总而言之，自宋以降，朝廷允许买卖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并不是土地的最终产权。因此，声称中国自古就有土地私有制，是一个基本误解。这个误解深刻地妨碍了对中国制度的认识。

五、改革土地制度的体制改革政策建议

从目前的土地制度过渡到土地产权私人所有，涉及立法、司法、政府、经济、金融各方面的改革。为了切实推动改革，尽量减小改革面对的阻力，我提出以下关于土地制度、司法制度和政府制度的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扩大土地的租赁权，并以切实保护租赁合约的方式来模仿土地的私有产权。扩大租赁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幅度延长租赁给城市和农村公民的土地租赁期限，例如将租期定为200年；二是大幅度扩大土地租赁合同的权力范围，例如允许出售、允许用作贷款抵押等。其中，以租赁合约的方式承认公民的所谓“小产权”的合法性，这是大幅度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城市土地供给限制和房价高企的当务之急。承认“小产权”合约的租期和租赁权应该与以上讨论的租赁权的原则相同。

第二个建议是，司法改革是保护土地租赁制度改革的必要部分。以法律形式保证土地租赁合约的执行，这是建立法治和市场经济、保证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也是达成宪政的第一步。其中的关键在于以法治限制各级政府侵犯租赁合约征地的权力。因此，必须确立四个基本的法律原则：面对土地租赁合约，政府、企业与个人权利平等；市民、农民作为土地租赁者的合法地位不得侵犯，尤其是不得受各级政府侵犯；任何以政策为由（包括城镇化），侵犯公民土地租赁权者为违法；在所有符合城镇化区域规划的地区，承认公民以土地租赁者身份作为业主，自愿参与城镇化。为了保证这些法律原则能得到真正的执行，有必要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党政的土地专业法庭，以帮助部分解决在土地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

第三个建议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职能。在现行制度下，土地国有、立法和司法不独立，以上所有功能都统归各级地方政府。在满足中央土地使用配额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以随意规划、占地。这些是产生社会矛盾和深度腐败的制度条件。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明确负责区域规划与负责土地所有权（租赁权）的行政和法律功能；其次，区域规划的原则内容必须经独立的立法程序确立，以确保公民利益不受规划的侵犯；再次，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权力必须限制在上述程序确立的规划范围内；最后，凡涉及公民产权（租赁权）的问题，最终判决权应归属土地专业法庭，该法庭必须独立于地方政府。

但是独立的立法程序从哪里来？地方政府向谁负责？由于土地产权涉及的利益重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问题不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无法解决。我的第四个建议是，以下面三个基本措施建立的制度来保证：一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确保各级人大的独立立法权及其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权。这一改革可以在镇、县、市级尽快试行、推广，随后在省乃至全国施行。二是推动地方民主、社区自治。为此需要先完善已有的村级选举，全面推广镇级选举，同时规划县、市、省级选举，完善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三是建立宪法法庭，确保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宪法法庭是保证宪法高于各级政府、保证政府不得违反宪法的基本机制，是世界上所有宪政国家都必备的制度。保证新闻媒体对政府监督的自由，这是反腐败和民意表达的基本要素。保证公民建立非政府组织的自由，这是社区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

[1] 本文根据《比较》编辑室对许成钢教授的访谈整理而成。

政府与市场
“中国模式”和金融危机

许成钢[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因此我会再具体一点，讨论“中国模式”和金融危机，之所以要讨论金融危机是因为我们在今年6月下旬刚刚经历了一场很有可能演变成金融危机的“钱荒”，钱荒和中国模式是紧密相关的，而且中国模式大行其道的时间恰好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以，我们就把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放在一起来讨论。

今天，我大致想讨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讨论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基本概念及逻辑。这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是，市场必须是自主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政府的作用是辅助市场和保护市场。这个概念需要再澄清一下。

随后，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中国体制的性质。我们要认识中国模式，就要知道中国体制到底有什么性质。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前，我发表的论文更多的是讨论中国体制正面的一面，但是，同样这个体制，也有它的另外一面。以前，这另外一面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现，现在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体制的这另外一面。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源于这个体制，今天的众多问题也是从这个体制中产生的，到底中国的将来会怎样，取决于中国的体制要朝什么方向转变。

第二个大问题是从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实际上等于是以金融为例，具体说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基本的事实，或者叫做观察，就是如果我们从两百年的时间段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而不是只看2008年金融危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市场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基础，它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长期高效和基本稳定，对创新的支持，没有金融市场，实际上就没有创新，创新不可能是政府支持出来的，而一定是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产生的。

再一个和金融市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逃不过金融危机，换言之，要想彻底消灭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是不可能的。但是金融危机是可控的，是可以减弱的，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政府对控制和减弱金融危机发挥什么作用。

最后，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低效率以及面对金融危机的威胁，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刚刚发生的所谓“钱荒”。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下面我们先来简单讨论一下中国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被大事张扬的。那时表面上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似乎很特殊，于是，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是一个政府高度控制的半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发展了的市场经济。其中核心的控制机制是政府。有的时候这种政府控制的半市场经济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有的时候又被人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取决于谁在讨论。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称谓都不准确，都存在重要的概念混淆，即把社会主义和政府混为一谈，把政府和国家混为一谈。市场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国家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代言人。

另外，中国模式论还有一个断言，认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因为中国模式。这个断言实际上也有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混淆。在这里，我想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成立，并要澄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究竟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模式是怎么出来的。中国模式论被提出来的时候，刚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期间，人们看到，即便在美国，似乎也出现了国有化。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是出手帮助市场，而不是以政府取代市场为目的。当时政府出手帮助市场的时候，会运用一些手段，其中包括政府购买一些资产。有人认为，政府购买资产就是国有化。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西方国家，即便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国有化，这显然是资本主义模式的衰落。因此，资本主义在大幅度衰落。这种看法存在非常严重的基本概念错误和事实错误。

和全球金融危机对应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相当小。中国受到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下降而带来的间接影响，在金融方面，中国并没有直接受影响。于是，有些人就以为，这恰好说明了中国模式特别优越。而中国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特别小，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严重不完善，还没发展起来。这就相当于关在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虽然外面出事了，但因为孩子关在幼儿园里，所以他和外面发生的事隔绝了。

当然，我们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到底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中国模式是不是能杜绝金融危机？简单的回答是，只要中国需要发展金融，就不可能真正杜绝金融危机。你要么发展一个有金融市场的市场经济，然后由政府来帮助和保护金融市场，减弱金融危机的威胁和金融危机的程度；要么什么东西都由政府来控制，虽然金融危机没有了，但是金融市场也没有了，市场经济不可能发展，经济发展一定受到限制。

最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能不能持续，这比起讨论金融更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实际上直接和中国能不能发展金融市场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中国不能在金融领域进行基本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下面，我想要用事实来简单地说明金融危机本身不能证明国有制经济更优越，金融危机不能证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更优越。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我们回到1929年，当时发生了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那场金融危机导致整个西方国家陷入10年的经济萧条，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西方大危机的时候，正是苏联计划经济刚建立，一面是整个西方世界的衰退和危机，另一面是苏联经济高速增长。当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误以为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的国有统治经济更优越。

沿着这个思路，在1960年代，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非常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高速发展最终会埋葬资本主义，他说的埋葬并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和平竞赛，和平竞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时候，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和西欧。当时苏联的状态就是2008年时候的中国；那时苏联和美国的对比就相当于2008年、2009年中国和西方的对比。然而，今天我们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制度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导致苏联最终崩溃的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即便在斯大林模式快速增长的时候，苏联经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成千上万人饿死，这个代价中国自己也都经历过，中国在斯大林模式时期，即“大跃进”时期，也饿死了上千万人，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

以上说的是历史。那么，2008年的全球危机为什么不能证明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遇到的问题和中国体制遇到的问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国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或者说国家统治的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来看，差不多一百年来，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毫无例外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第二，世界上所有的国有制统治经济都毫无例外地是低效率的，最终垂垂衰败，苏联和东欧都整体走向了崩溃。这实际上是认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政府和市场到底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首先来看市场。市场一定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是满足公众对所有竞争性私有物品需求的最有效机制，所有的竞争性行业一定不可以是政府操作的，而应该由私有企业来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必须离开市场。那么，政府是不是重要呢？政府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离开市场，但是又必须在市场上。原因在于有许多问题是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来解决。那么政府必须发挥哪些作用呢？

政府第一位的作用就是保护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这在经济学中讨论得相当清楚。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代替市场，市场就死了。市场失灵有很多类，金融危机这类市场失灵，经济学称之为负外部性。当产生强烈的负外部性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来保护市场。比如，当我们讲政府的时候，其中政府的一个部门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做什么的呢？在中国，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一个建制是把中央银行的作用放到货币供给、经济增长上。这不错，但是丢掉了重要内容。中央银行非常基本的职责之一是防范金融危机。如果中央银行不警惕金融危机的问题，它就丧失了基本职责。

其次，政府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政府本身和有权有势的人侵犯公民权利。这是任何市场经济能够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再次，要提供独立司法来保证合同的执行，限制垄断，防止欺诈。这一点是核心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市场交易实际上就是合同交易，如果没有政府来执行合同，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

政府还有第二位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首先，政府要提供硬的基础建设和软的基础建设，这些实际上也是市场运行的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学校、医院、道路、桥梁、鼓励正外部性。所谓正外部性就是某一个经济活动给他人带来的收益，比如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投资于研发的人带来收益，也会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带来收益。这就是正外部性。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其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要政府帮助减少贫富差距。其中包括提供公共品保证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标准，以及保护贫困人口的财政政策。

以上讨论说明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哪些是政府不应该进入的，哪些是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的。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大量问题，就是政府进入了很多它不该进入的领域，而许多该由政府做的事，政府并没有做。

接下来，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过去二三百年的世界历史清楚地表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宪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度，民主程度有大有小，但有和没有是质的不同。哪怕在有限的民主情况下，它也是保证宪政的基础。比如说，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全人类产业革命的先导，是全人类工业化的起点。为英国产业革命奠定制度基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169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在英国建立了宪政。虽然当时英国只是很有限的民主，全社会只有很少数的贵族才有投票权，大多数人并没有投票权，但即使只有少数人有投票权，它也保证了对权力的限制，即三权分立。在权力分割的情况下，保证了政府或王室没有权力侵吞私人的财产，保证了整个社会能够稳定地保护私有产权，从而为产业革命创造基础条件，因为保护了私有产权，才有后面的企业家的产生，才有私人企业的产生，才有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发展，等等。

第二，拥有私有产权是每个公民天生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这也是必须让所有人都非常清楚的基本观念。拥有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我现在强调的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光荣革命的基本文件。以私有产权为主的市场制度同时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础，与此相反的就是国有制的统治经济，它是剥夺公民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是哈耶克的观点，也是他那本名著的书名。哈耶克在这本书里讨论的就是苏联这种国有制统治经济，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剥夺公民的。同时，由于它是剥夺公民的，导致经济没有创新能力，进而导致经济一定衰退。

通向奴役之路的具体例子就是苏联、东欧等25个国家，这25个国家在1989—1991年期间，整个体制崩溃了；此外，还有“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中国，从来没有改革的朝鲜，有一点改革的古巴、越南。

第三，宪政的基本原则就是限制政府不得滥用权力，这本身是保障法治和市场秩序的基础，如果没有宪政和法治的制度限制，政府就有自身利益和足够的力量侵犯市场、侵犯个人和企业的产权，市场就没有秩序。

第四，我们不断地在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其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是，谁是政府？政府是谁？政府代表谁？政府一定是由人组成的，由于政府是由人组成的，里面的人都和你我一样，不存在某个天然大公无私的政府，不存在天然大公无私的领袖，所以人们不可能寄希望于产生包公这类的清官，这是其一。

其二，因为政府里的人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存在自动不偏不倚的制度和不偏不倚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里面的人怎会自动限制自己不贪腐呢？政府怎么能保护市场运作呢？政府怎么能保证它提供的公共品呢？所有这一切问题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为什么民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政府能代表公民，能为了公民的利益保护市场、保护经济、保护社会。

民主制度决定了政府和政策是由多数公民选择决定的。从历史上看，民主的程度是从低到高演进的，从少数精英投票到普选，英国是最好的例子。比如，亚当·斯密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在英国的影响很大，但是当时的他并没有投票权，换句话说，在当时的英国，民主是很有限的，只局限于特别有钱的少数人，像亚当·斯密这样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英国有宪政，宪政保证了言论自由，保证了产权保护，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现行体制：分权式威权制

前面提到通向奴役之路的例子。中国也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而且还没有走多远，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体制？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把中国的体制简要地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

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为什么独一无二呢？首先它是威权制，威权制本身并不特殊。世界上所有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体制里什么是集权的，什么是分权的。集权的地方是，中央对政治、对人事高度集权，除此外还包括对中国人民银行、所有大银行、证券市场进行集权控制，在能源方面实行垄断式的集权保护。分权表现为行政、除金融和能源之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大量的经济控制权向地方高度分权。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土地资源，其中包含了房地产。

这个体制决定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制造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严重问题。用比较中性的话说，这个体制就像一把双刃剑，一面砍出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另一面砍出现在所有的严重问题。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只是一个不知道本质，只看暂时现象的一种提法而已。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在任何威权主义官僚体制下，都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激励机制问题。首先是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在威权体制下，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上级又要从下级那里获得信息，下级可以很容易地欺骗上级。下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上级，上级又要根据下级报告的信息来决定是提拔他还是压制他、惩罚他，因此上下级官僚之间的激励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改革前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等25个转型国家在崩溃前的30年改革的失败，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威权主义官僚体制解决不了激励机制问题。

回到中国的改革，中国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那是因为中国体制有所不同，即分权式威权制，这使得中国可以用不同的办法，即把大量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竞赛，以此解决激励机制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竞赛什么？激发地方政府做什么？诱导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这是在威权制下非常有效地解决各级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绝招。所以，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奇迹。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地方政府之间为GDP增长速度展开竞赛。

在这个竞赛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同时试验不同的方式和手段。那么，GDP是什么呢？GDP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计指数，但这个统计指数是度量市场活动的，是以市场为条件的，这是核心所在。当上级让地方政府展开竞赛时，有市场和没市场是个重大差别，如果没市场，那地方政府的竞赛就会出大问题。大跃进就是没市场的地方竞争。一旦市场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解决复杂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前30年的改革比较成功的一段，其关键就在于开始建立市场，然后利用市场的信息得出一个综合指标GDP，竞赛GDP是竞赛市场活动。

但是，地区竞争GDP不可能长期解决地方政府的所有激励机制问题，它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暂时解决了威权主义官僚制下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问题。换句话说，地区竞争GDP只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权宜之计有效的时候，如果抓紧改革，改变威权主义体制，地方竞争这种机制就可以被更好的机制取代。今天碰到的主要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下面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地区竞争GDP是权宜之计？第一个问题是，无论民主的、宪政的政府，还是专制的政府，政府的职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为经济增长而存在的政府。因此，把政府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一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扭曲。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条件下，也即在文革刚结束的贫穷状况下，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地方竞争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退让，这是暂时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了：第一，中国已经不是那么贫穷的国家了；第二，中国已经不是文革刚结束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大批愿意工作的干部们刚刚从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现在不是这样，他们有大量的自身利益，这些利益经常同社会利益冲突，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再加上中国的规模，中国不是韩国、不是新加坡，后者都是小地区、小经济，它们以出口导向可以走很远，因为对全球经济没有太大影响；但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当这个经济体不再绝对贫穷时，它如果采用出口导向，则是全球经济无法承受的。

因此，地方竞争机制一方面推动了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以下这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如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公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持续下降，甚至位列全世界最低之一，进而导致内需低迷不振；收入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政府侵犯私营企业和公民权益的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地方财政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让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不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使其中多数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这里还想指出，上述这些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全都讲过，解决方案也都讨论过，“十二五”规划又重提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今天人们还在反复讨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整体上在持续恶化。为什么这些问题迁延不愈？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增长速度太快了。而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中国的问题不是因为增长速度太快了，而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让地方政府只竞赛增长速度，只竞赛增长速度当然增长速度快，当然也就不管其他的问题，因此其他问题的出现一定是激励机制造成的，我们的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

谈到这里，我还要提及另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并不是国内学者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提法不仅肤浅，而且误导。把它套用到中国，会产生严重误导。图1给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印度、非洲、拉美的发展状况，时间是从1950年一直到2000年这半个世纪，从图中可以发现，在这半个世纪里，这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发展，要么不发展，所有发展的国家都是一路向前发展，没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图1 1950—2000年各经济体发展情况

如果看一看中国，从1940年或者1930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前夕，中国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改革前夕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所以，是一个贫穷陷阱。

文献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以拉美国家为主的，我们来看看拉美国家是什么情况。从有文字记述的最近二百年历史来看，拉美国家并不是从贫穷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而是倒过来的。拉美国家在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远比北美更富裕，直到19世纪的中后期，美国虽然已经开始工业化，变得比较强大，但拉美国家仍比北美富。那个时候的古巴比北美新英格兰地区还富，后来它们从富裕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而美国则从一个相对贫穷国家变成了富裕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错误总结历史，更是忽视了拉美国家不好的制度导致它们从富裕经济停滞不前，沦落为中等收入。而美国则因有较好的经济制度，从相对贫穷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又成为富裕国家，并最终演变成超级大国。收入的增长和衰落是由制度带来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要强调核心不是中等收入造成陷阱，而是制度造成陷阱。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面临挑战；而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有问题。这同一个体制，即分权式威权制，曾经帮助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进入了现在世界上低中收入国家，但也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展。障碍是这个体制，而不是收入水平。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1850—2010年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从GDP总额来看，1850年的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英国、德国全加起来，还比中国小很多，而日本因为太小了，连数据都没有。然后，到1870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相当于大英帝国加上德国那么大，1890年是转折点，中国下来了，这时候美国变成世界第一。今天中国的状态相当于1913年，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是在1913年，中国的经济几乎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2，今天中国的经济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4或者1/3，实际上还不如1913年。而1913年是什么时间呢？1913年是辛亥革命出了严重问题的那一年，宋教仁被刺杀，国民党被搞垮，袁世凯上台。

表1 中国与世界GDP的比较，1850—2010年

到了1950年，从GDP总额来看，中国已经落入了最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就更差了。最后到2010年，GDP总额大体上恢复到了1913年时的状态。但实际上，GDP总额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人均GDP才是经济发展程度的更好指标。而如果看人均GDP，今天的中国仍然非常低，排全世界第九十几，与泰国差不多。

通过把中国和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放在一起来比较，大家就可以看到，按照人均GDP计算，中国和其他国家差得非常远。在图2中，比中国差的只有印度和非洲，剩下的所有经济体都比中国强，而且强很多。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来看，大家会觉得中国特别了不起，在改革早期中国的贡献占全球将近10%，那个时候美国占全球的贡献差不多30%。考虑到中国的规模，这个贡献和美国比，还是很小，而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3，而美国只占14%。但是要记住，这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中国自己真实的发展水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人多，经济规模特别大；第二，中国的增长速度远比其他国家快。之所以增长速度快，是因为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

图2 各经济体人均GDP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增长可以用资本、劳动、土地以及效率A来解释，用公式可表中述为：

左边的Y理解成GDP。右边的A是残值，它可以被视为效率，K是资本投入，L是土地投入，H是人力投入。在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资本、土地和人力的供给与需求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效率，即A，是由制度、管理以及技术发等因素决定的。在这四个因素中，潜力最大的是A。

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没有严重的制度问题，且离世界技术前沿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个经济体就很容易实现快速追赶，即快速提高A。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是这种情况。“二战”后这些经济体都曾经历了快速的追赶式增长。从离技术前沿的距离来看，当前中国的名义人均GDP只及日本50年代的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8。如果中国的经济和体制跟处于追赶时代的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类似，那么，从目前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的差距来看，即使没有很多自主创新，追赶的空间还很大，效率，即A，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还会再有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以此为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Fogel，2010）曾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有一个预测，说2040年中国的经济将会占全球经济的40%，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下降到14%，而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会下降到一位数。这种超级乐观的预言实际是错把今天的中国当作了昨天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了。

但问题是，中国的制度与昨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度基本不同。在中国，资本（K）的配置、土地（L）的配置、人力资本（H）的配置，都不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决定的，因此上文列出的那个生产函数，在讨论中国的时候，就得重写，你得在每一个变量里加上政府G这个变量的影响。GDP取决于效率，而效率跟政府有关；GDP取决于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是政府的函数；GDP取决于土地投入，土地投入也是政府的函数；GDP取决于人力投入，连人力投入也是政府的函数，整个生产函数就要写成：

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制度本质上不同于日本、韩国。比如，目前中国的税负是世界最高之一（见图3），对经济发展有严重负面影响。超高的赋税是中国制度的产物。比中国赋税高以及接近中国赋税水平的所有国家都是专制制度，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乃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都取决于自身的制度。

图3 各国税负情况（占利润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EC，渣打银行。

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地区竞争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中国的体制是分权式威权制，这个体制曾经通过地区竞争机制解决了普通威权制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但是，分权式威权制同时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对分权式威权制的改革。

那么，如何改革呢？以下是几个人们谈论最多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坚持地区竞争，以多目标代替GDP增速单一目标，比如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纳入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目标。但问题是，地区竞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多目标问题。经济学理论严格地证明了，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进行竞争，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地方政府会把其中的许多竞争变成逐底竞争。例如，当收入分配公平与获取财政收入有矛盾时，他们会竞相寻找增大财政收入牺牲收入分配公平的新方法。经济学的理论证明，在多目标的情况下，在自上而下的体制里，最好的激励机制是没有激励的机制。这就是为何世界上的官僚体制，基本都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经济与政府，经济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松散。因此不为官僚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有制度条件。

第二个方案，坚持单一目标的地区竞争，但改变竞争指标。例如，设计一个综合目标，如绿色GDP来代替GDP，作为地区竞争的指标。但是，这个方案也不可行。原因在于：第一，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二，在这诸多指标中，有的是界定明晰，容易度量的，如GDP；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度量的，如社会稳定。第三，在这些指标中，不仅执行难易有别，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涉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以上前两点问题加上自身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扭曲目标。第四，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且有权力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绝大部分信息收集要依赖地方政府，因此可以轻易做手脚。

那么，是否可以放弃GDP这类综合目标，用地区竞争来解决某些单项社会经济问题呢。这也是不可行的。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的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新的东西，GDP作为市场活动的整体综合指标才是新的东西，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它表达的是市场的总体活动。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关键点。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个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而且，由于市场向所有人开放，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任何独立的机构可以独立地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试图让地方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回头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酿成古今中外空前的大灾难。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而不是速度，这个制度就是分权式威权制。分权式威权制背后的地区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曾是解决激励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地区竞争机制有严重的问题。要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激励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分权式威权制，不改这个制度而用更差的机制来代替，不是改革是倒退。

此外，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本身从来也不意味着会自动推进改革。真正的改革是要解决分权式威权制本身。在不改革这一体制的情况下，有意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此标榜为改革，一定会危害整个社会，比如就业下降，从而导致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大改革的难度。此外，有意降低增长速度，一定会降低财政收入，使金融财政的风险都上升，整个社会将处在更紧张的状态下，改革也一定会更困难。而且，用行政的方式来压制经济增长，本身就违反市场改革的基本方向，例如，近年来的房地产限购政策，所有阻碍中小企业进入的行政力量等等。这些问题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使经济中的问题更恶化。这些错误的行政干预是导致中国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不面对这些问题，说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改革有困难，以改革为名义，认为要降低速度，这无疑是错误的诊断、错误的用药。

从2011年底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减速，直接原因是内需不足和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内需不足是分权式威权制下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在这一体制下，中小企业发展停滞不前，完全的土地国有制和银行业与金融部门的国有垄断剥脱了人们创业、致富的权利和机会；能源、电信、铁路的国有垄断，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居民收入在GDP中的份额连续15年下降。

政府与市场：以金融为例

下面以金融为例，具体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现代经济中，只有两种大规模配置资源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金融市场，包括银行，人类两百多年的历史表明，金融市场是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是技术进步的关键所在。第二种方式，是中央计划经济。在中央计划经济下，银行有名无实，为什么？因为银行是政府说了算，银行只是政府的会计单位。将近一百年的计划经济历史表明，中央计划经济无论是效率还是稳定性，都远远低于金融市场。所谓中国模式是什么呢？中国模式中，既不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的，因为处处是政府干预，政府时时可以随意干预；也不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所谓中国模式的金融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威权制下的初等金融市场，其中漏洞百出，缺陷无数。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人类社会实际上不可能发明出完美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市场从始至终都面临着效率和稳定之间的权衡与冲突。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归根结底就是提高杠杆率，而提高杠杆率就是提高效率，但是，在提高了自己的效率的同时，可能提高了其他人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在你提高自己效率的同时，你让自己变得很危险。但是金融把风险连接在一起了，一个机构的风险会给别人带来危险。这是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

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放大、聚集个体愿意承担的风险。在一定条件下，这会导致整个市场崩溃。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金融市场的这种外部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外部性和负面的外部性是双刃剑，也就是说，当你把效率提到极高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脆弱，稍不留神就会使金融市场失灵。

面对市场失灵，如果政府出面取代市场，虽然有可能在一时一事上暂时避免金融危机，但是，一定无法解决低效率的问题。另外，政府取代，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金融市场没有政府监管，就会产生更频繁、更严重的金融危机，重大的金融危机会使整个金融市场崩溃，具体例子就是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

几个流行的误解

在关于政府作用和宏观政策方面，有几个流行的误解。第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政府应该直接管制甚至取代市场。

第二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试图用宏观政策来解决微观问题。这背后的问题就是硬化软预算约束，而硬化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是微观问题。试图用货币政策来硬化预算约束是用错了工具，如果把它叫做治病的话，是错误诊断、错误用药。

第三个流行的误解，是误解货币供给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个误解已经开始引起重大的负面后果乃至政治后果。

第四个流行的误解是关于流动性问题的根源，以及低估流动性危机造成的危险。

政府在金融中的作用

首先，政府的作用是保护金融市场，而不是取代金融市场。以政府取代金融市场，可以杜绝金融危机，但无法解决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因此一定是低效率的。另外，政府取代金融市场虽然可能避免金融危机，但是，计划经济存在着自己另外的危机机制。

第二，政府的适当监管可以大幅减少或减弱金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为了应对1929年类型的金融危机，1933年美国正式引入了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金融监管，1934年成立了证监会。从此，这一监管制度传播到全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效果非常显著，在这以后的60多年里，全球金融市场再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充分表明，政府的适当监管可以减弱减少金融危机。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致使爆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呢？答案就是，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加上极端自由化的意识形态的流行，导致1933年以来建立的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创造的监管漏洞，因而不再有效。由于金融监管手段过时，金融创新带来的负外部性无法通过有效的监管加以控制，最终导致了市场崩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简单地概括，是违约机制的外部化。本来每一个发放贷款的放贷人都会关心借款人违约的影响。以房地产抵押贷款为例，对传统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而言，其放贷人非常关心借款人违约。但是，金融创新可以把这些抵押贷款打包变成另外的合同，卖给别人，一旦放贷人把自己发放的抵押贷款打包卖给别人以后，例如CDO，它发放的贷款就收回了，未来借款人违约与放贷人就不相关了。于是，当这种金融创新普遍流行之后，放贷人普遍不关心借款人违约带来的风险和影响。但是，购买CDO的投资者并不真正清楚“包”里究竟是什么。因此，这里的问题远远超出了1933年的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监管。但是，只要认清金融市场中市场失灵的原因，就可以设计出相应的监管机制，来处理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从而降低产生金融危机的机会。

相比之下，在国家直接拥有控制银行和大部分金融市场活动的经济中，不存在市场意义上的金融。加上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离，可以说既无国内金融危机，也切断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金融的渠道。但是，国有控制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另外的问题：它不仅效率低，而且并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国家控制导致激励和信息扭曲，产生其他危及金融稳定的渠道。而且这些问题是更无法解决的。

货币供给不等于流动性

前面提到，当前国内有一个把货币供给等同于流动性的流行误解。货币供给的确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但是，流动性不仅取决于货币供给，还取决于制度。把货币供给和流动性混为一谈，忽视了制度因素，不仅严重误导货币和经济政策，甚至会为金融危机的产生埋下严重的隐患。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流动性以千百倍、亿万倍速度迅速下降。市场上的流动性从充裕到紧缺只用了几个星期。从紧缺到穷尽只用一两天甚至以小时计的短暂时间。而在此期间，货币供给并没有大幅变化，因此与货币供给无关。

这个基本误解流传甚广。比如，2013年6月24日的《人民日报》称：“5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高达104.21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大量资金被央行锁定，因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缺钱，目前银行间市场的所谓‘钱荒’只是一种结构性短缺。（编者注：经济学家张化桥在他的书中说，从1986年到现在，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1%，27年共增长了143倍。）”如果货币发行总量不是反映流动性的好的指标，那么什么是反映流动性较好的主要指标呢？应该是实际利率，即货币的市场价格。当然，如果政府直接控制利率，使其不反映货币的价格，利率则不反映流动性。

当金融制度变化时（如美国的1980年代和美国的2000年代），或金融制度不同时（如对比美国与中国），流动性差别的绝大部分不取决于货币供给，而取决于金融制度。金融创新会增加流动性，而禁止或限制金融活动就会减少流动性。在中国，对金融的诸多限制都限制了流动性。在严格限制金融操作的情况下，即使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都可能实际上最终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控制越严，人们越难从市场获得流动性，获得流动性越依赖同政府的关系。

这个道理也解释了为何在十几年超大规模的货币供给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出现许多人长期担心的高通胀。原因就是，货币供给与通胀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我们来看一看货币供给与通胀之间关系的基本公式：MV=PQ，其中M是货币供给，V是货币流通速度，Q代表实际GDP，P表示物价。货币流通速度非常重要，它是制度的产物。在稳态下，即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增长速度的变化时，金融制度决定了货币流通速度。

中国M2特别高是因为落后的金融制度导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特别低。我们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美国货币的流通速度远远高于中国的流通速度，而中国2001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远远高过中国2012年，更高过中国20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仅远远慢于美国，而且最近10年来，还在迅速放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制度上越来越禁止民间集资，限制民营金融，限制企业上市，限制企业发债，限制地方政府发债，限制老百姓购房，限制老百姓借款。总而言之是金融制度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M2的狂涨只看成是信贷扩张，而忽略了金融制度恶化的问题，就会误导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在货币流通速度超低的情况下，把压缩信贷供给作为“改革”就是本末倒置，它会引发流动性危机。6月底发生的“钱荒”和超高利率拆借，实际上就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会触发金融危机。因为当流动性下降时，金融危机的放贷一定下降，金融机构放贷下降一定会导致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一定会导致进一步的流动性下降，进一步的流动性下降一定会使金融活动下降，金融活动下降反过来促使流动性下降。由此，金融危机就会爆发。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活动大规模下降，一定导致实体经济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但使改革难于进行，更会威胁经济和金融稳定。

信贷紧缩既无助于解决原本该以制度改革和放弃错误产业政策来解决的问题，如避免信贷流向产能过剩的钢铁、太阳能等行业；也无助于解决本该依赖金融体制改革和监管解决的问题，如大量流动性未进入实体经济，企业债务高企，大多依赖借新还旧，银行风险控制薄弱，影子银行大行其道，银行帮助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对抗中央政策，等等。

政府与市场：监管职责及其与市场的关系

前文提到，政府宏观政策只能应对宏观问题，不能应对微观问题，而制度的问题都是微观问题，所以，拿宏观政策对付制度问题是开错了药。下面我们从监管的角度，简单概括一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除了宏观政策以外，另一个普遍流行的严重误解是监管的作用。监管只能应对有限的制度问题，绝对不能代替市场。监管实际上只是特定的执法手段，因此如果监管干预企业或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干预企业的激励机制问题，不但不奏效，而且干扰监管本身应有的功能，破坏市场。

市场机制的核心是激励相容原则，监管必须只限于执法和金融安全。所谓紧金融、松市场，不是一个正确的改革原则，为什么？因为中国市场不活，最大的根源是政府限制市场活动及垄断。金融到底是该紧还是该松，这里指的金融是货币供给，应该取决于市场。当货币供给过紧的时候，一定适得其反，伤害市场。以监管方式“压缩一般性投资，集中资金重点加强可持续经济增长点”，违反市场监管原则。

总而言之，就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来说：首先，应该开放民企进入金融，由市场决定金融资源的配置，除了宏观政策监管以外，政府必须从金融市场退出。其次，明确央行的职责应该只限于宏观稳定，包括用货币政策保证就业和通货膨胀的稳定。另外，央行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在中国经常被忽略的基本职责就是，及时提供流动性，保证金融稳定。再次，监管机构的职责必须只限于执法和金融稳定，央行和监管机构不应该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因为它们根本没有能力代替市场决定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要求它们关心效率和它们在金融安全上的职责是互相矛盾的。

以体制改革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和整个经济领域一样，金融领域改革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体制问题：

首先是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以新面目重现。计划经济时期直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都受制于严重的软预算约束。90年代后期起，经过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国有银行，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现。典型的例子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这些融资平台以土地和财政收入做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如此持续发展，最终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其次，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家垄断。这种国家垄断不仅导致软预算约束，还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加剧不平等。垄断的国有金融部门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全世界最廉价的贷款，牺牲了储户的利益，尤其是那些缺少投资机会更依赖储蓄的低收入民众的利益。金融垄断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减少民众创业增收的机会。国有垄断金融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利用自身在体制中的政治力量，阻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而相比之下，民间部门在政治立法体制中缺少代表力量。

再次，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金融国家垄断和土地国有制相结合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剥夺公民，尤其是剥夺农民使用土地做抵押融资创业的机会；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从国有银行大量贷款，投资到许多低效项目上，对银行安全乃至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纵观世界，所有金融发达国家的制度都是以私有土地产权和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这一点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述。

最后，由于司法不独立和缺少法治，中国的金融监管屡屡失效。新闻媒体多年来披露的大量金融丑闻都源于因司法不独立和法治缺失导致的监管失灵。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体制入手，以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效制止经济下滑，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中的核心和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低和该国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度相关且成正比。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和大家都关心的收入平等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多的就业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为此，必须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保证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同时还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不应过紧。

从中长期来看，体制改革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民营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尤其要破除金融垄断，大规模开放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金融领域，金融监管包括银行监管应该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

第二，承认和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可以推动延长租期、允许土地抵押、以法律形式限制各级政府征地权等方面的改革。

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

[1] 本文根据作者最近的演讲整理而成。

债务、货币和魔鬼

——如何走出困境

[英国] 阿代尔·特纳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债务、货币和魔鬼 如何走出困境？

一、政策工具和总需求：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

二、弗里德曼、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和狭义银行

三、杠杆化和金融稳定：去杠杆化和通货紧缩

四、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现行的通胀目标制？

五、实现既定目标：货币和宏观审慎工具

六、财政政策刺激

七、财政赤字公开货币化融资：优势、风险和约束条件

八、对不同经济体的启示：一些初步思考

九、结论

十、魔鬼、金钱和债务

序

本书是原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讨论如何走出危机的特辑。特纳提出了一个一直被视为禁忌的政策建议：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融资。他比较分析了这一政策和其他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危机后的去杠杆化和经济衰退时的积极效果和潜在的负面效应，并据此认为在当前危机下，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融资政策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他还讨论了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融资政策在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适用情况。其中，也谈到了此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宏观审慎政策不应再忽视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杠杆率；自由市场理论对银行业并不适用，银行业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危机之后的去杠杆化过程会从根本上改变设计并实施宏观需求政策的环境；在去杠杆化周期中，单独使用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效用可能不够强大；在经济上行阶段，应更多地关注私人货币和私人债务的过度创造，应格外小心防止将私人债务和杠杆率上升作为乱中逃生的工具，等等。

债务、货币和魔鬼
如何走出困境？[1]

阿代尔·特纳

距2007年夏季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五年半了，距2008年秋季危机迅速放大也已过去了四年半，自2008年秋季以来危机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对如此巨大影响的认识却非常迟缓。2009年春，官方预测的美国、日本、欧盟和英国等四大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速度远高于实际。如果我们继续按2007年之前的经济增长趋势预测，今天英国的GDP比预测值低12%；并且最新预测表明，2016年或2017年之前英国都无法恢复2007年的人均GDP水平。从繁荣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是实实在在失落的十年。

巨大的危害反映出危机之前金融滥觞的规模（特别是过度杠杆化）以及危机之后去杠杆化带来的严重困境。同时，无法预测危机及危机之后接踵而来的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表明当今主流经济学的知识缺陷，即对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稳定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杠杆率水平和杠杆周期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关注不够。我们仍然在混乱的困境中举步维艰，对导致这场困境和抑制经济复苏的因素仍缺乏理解。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思考错误究竟出在哪里，以便在重新设计金融监管措施和宏观审慎政策时足够激进，保证不会再犯类似错误。并且，我们应更具创造力地通盘思考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之间的关系，后一项政策的实施是为了抵御危机后去杠杆化带来的通货紧缩。

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即通过总需求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支撑低通胀的真实经济增长，有两个关键要素，即合适的目标和适当的工具。关于这两个方面，危机之前的确定性已被广泛的争论所取代：

（1）目标。危机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共识是，大多数中央银行的关注点是实现一个较低的正通胀率，通常被表述为正式的对称性目标。如今，争议倍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Blanchard，2010）提出了短期内采用较高通胀率目标的可能性，美联储采取的政策明确取决于失业率和通胀率。马克·卡尼（Carney，2012）建议，至少名义GDP目标应纳入讨论的范围。危机之前传统货币政策的杰出代表伍德福德（Woodford，2012）也明确支持采用回归危机之前名义GDP水平的目标通胀率，该GDP水平是延续危机之前经济增速的水平 [2]。显然适当的目标是当下激烈争论的一个议题。

（2）工具。在演讲中，我还要讨论一个与适当目标同等重要的更根本性的议题——政策工具，即不论在什么既定目标下都能以最优方式实现目标的政策工具。该议题更具根本性，因为即使我们决定设立一个新的目标，如与名义GDP相联系的新目标，除非采取政策工具，否则我们无法实现该目标，即使这些政策工具可能给未来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问题是我们能够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刺激或者抑制名义总需求。危机前的共识是，通过政策利率变动从而影响信贷或货币成本的传统货币政策，应该是主要工具；无需关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没必要采取措施直接关注信贷或货币规模。危机以来，大量政策性工具已经被实际运用或正在讨论之中。

·利率已经下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但中央银行仍能够或已经采取量化宽松措施。

·量化宽松政策运用的范围扩大到其他资产，而不局限于政府债券，并且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参与补贴商业银行的贷款，比如英格兰银行的贷款融资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

·德龙和萨默斯（DeLong和Summers，2012）重申了在利率水平接近零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是影响需求的有效工具。

这些调控工具的极端形式就是财政赤字的公开货币化融资（Overt Money Finance），即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法，将政府的债务永久货币化。我认为，考虑到以下三个原因，该极端选择不应该被排除在外：

（1）对各种政策方案（包括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融资）的分析有助于澄清目前正在使用的其他非极端方案的理论基础，并识别其缺陷和风险。

（2）可能存在一些极端状况，此时极端政策就是一个恰当选择。

（3）如果我们未在事前讨论如何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工具，同时维护严格的规则约束和当局的独立性以防通胀风险，那么，以无约束以及危险的通胀方式使用这一工具的危险就会增加。

然而，提及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的可能性接近于打破禁忌。2012年秋天，我的一些观点被解读为建议考虑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一些媒体文章认为这无疑将导致恶性通胀。并且在欧元区，彻底避免公共债务的货币化融资绝对是德国中央银行哲学的核心内容。

为解决财政赤字而印钞的确会产生如同犯了技术错误一样的道德负罪感，就像在为魔鬼工作。2012年9月，德国中央银行行长魏德曼（Weidmann，2012）曾援引了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分的一个故事，魔鬼的化身梅菲斯特引诱国王发行纸币，增加支出能力，来减记政府债务，却“陷入愈演愈烈的通胀，摧毁了货币体系”。

担忧创造纸币和（用现代术语）电子货币的潜在危害有充分的理由。在后金本位世界中，货币是指能够被接受为货币的物品：是公共部门创造的简单的“特权”（fiat）。因此其名义数量可以被无限地创造[3]。但是，如果超额发行，就会导致有害的通胀。凯恩斯曾说过“没有比使货币贬值更微妙却又可靠的颠覆社会基础的手段了”。

政府创造货币的能力就像一种潜在的毒药，我们寻求通过严格的规则、独立的中央银行、自我否定的条例（self-denying ordinances）以及清晰的目标通胀率限制这种能力。当这些手段不到位或未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梅菲斯特表现出的诱惑力会引起恶性通胀，如1923年德国以及近几年津巴布韦所经历的通胀。

但是决定我们应当排除使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手段之前，应先考虑经济学史上的一个悖论。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学以及确定反通胀政策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无疑是核心人物。但是，弗里德曼在194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不仅某些情况下政府赤字应通过发行货币来融资，而且债务融资无法发挥作用时应一直采用这种融资手段。他建议：“政府支出可以全部通过税收收入和货币创造来融资，这等同于无息证券。”他还相信，相对于债务融资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复杂程序，赤字的货币化融资能够为低通胀率制度提供更加稳定的基础。

无独有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之父的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1936）在题为“货币政策的规则和权威”的文章中认为，价格水平应受制于“实际货币的扩张和收缩”，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应受制于财政政策并且反过来决定财政政策”。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6）也提出过相同观点。纯粹货币融资是应对极端紧缩危险的最终方案，这一观点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一个交汇点，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均认同该观点。弗里德曼（1969）认为“直升机撒钱”的潜在作用是无成本地启动经济；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被认为并非保守人士的凯恩斯也希望至少应挖掘“装满银行票据的旧瓶子”（1936）。两位经济学家开出了同样的药方。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3）曾明确表示，日本应该考虑“减税……实际上是通过创造货币来融资”。

西蒙斯、费雪、弗里德曼、凯恩斯和伯南克这些经济学大师都明确阐述了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的潜在功能，同时相信有效控制通胀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因此，我们将该政策排除在外是不明智的。

但是，我们应该考虑：是否存在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可以发挥作用或需要它发挥作用的特定环境；即使不存在这样的环境，也应探索货币或债务理论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运用其他政策工具能够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讨论适当的目标和恰当的工具，尽可能考虑各种可使用的工具，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更实实在在地通盘考虑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而非像危机前的主流经济学那样将它们分别对待。

我将从8个方面展开我的这一论点：

（1）讨论有关价格稳定和实际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框架，以及宏观需求管理水平——财政、货币和宏观审慎管理。

（2）讨论弗里德曼1948年提出的建议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结构和金融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

（3）分析杠杆水平、杠杆化和去杠杆化过程对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影响，以及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忽略的资产负债表效应。

（4）有关目标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调整目标通胀率的目标？如果是，该怎么调整？

（5）为什么利率、量化宽松、宏观审慎管理水平等纯货币政策工具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或者可能带来负面效果。

（6）为什么纯粹的财政政策工具可能无效或带来负面影响。

（7）为什么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政策在特定状况下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在使用这一政策时，如何将它赋予独立机构，并置于规则的约束之下，以防被滥用。

（8）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一些适合日本、美国、欧盟和英国的政策。

值得强调的是，该文旨在讨论一般原则并得出一般结论，而非提出具体的短期政策措施。

[1] 本文为前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2013年2月6日在伦敦城市大学CASS商学院发表的演讲。

[2] 参见Woodford，Interest and Price:Foundations ofa Theory ofMonetary Policy（2003）。

[3] 显然，货币创造的真实价值受制于名义量变化引发的内生价格变化。

一、政策工具和总需求：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

图1展示了宏观政策工具、名义总需求与价格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图1 工具和效果

左侧是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可能影响名义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名义总需求增长率。政策工具主要包括：

·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

·货币政策，包括常规（利率）和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

·央行对私人部门提供信贷支持，包括美联储的“信贷宽松”以及英格兰银行的贷款融资计划（FLS）等。

·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要求。

上述四类政策并不是决定性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将货币政策、私人部门信贷支持和宏观审慎框架下的政策范围进行不同的划分，并且这些政策工具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本文第五部分将综合考虑其中的三类政策。但是这种四分法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政策选择，如果我们再加一类的话，就是政府赤字的货币化融资（将在第七部分详细讨论），实际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

所有这些政策工具，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环境下都会影响名义GDP的增长率，反过来可能导致（图1右侧所示）：或是价格水平上升，从而通胀率上升；或是实际产出增加，从而实际增长率提高。

该分析框架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每个政策工具在刺激名义总需求方面效果如何？二是对于既定的名义总需求（或名义总需求增加），如何分解出对价格和实际产出的影响？

评估这些问题时，首先应确定我们是否认为左侧的政策工具与右侧的影响分解是独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本文首先假设二者独立，随后考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某些特定工具发挥作用时）是否需要放松该假设。

这里“独立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将给定的名义总需求水平的变化分解为价格因素和实际产出因素，这一分解取决于实际经济因子：（1）劳动力市场和实物资本的闲置程度；（2）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定价过程的灵活性。二是效应分解独立于为实现既定名义总需求增长所采用的政策工具。

当然，可能存在着独立性假设不适用的情形，后文（特别是第八部分有关英国的分析）将讨论独立性假设不成立的影响。尤其是：

·左侧的不同政策工具会对未来政策预期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与通胀预期不挂钩）可能使右侧的效应偏向于价格效应。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不是技术角度分析，这是赤字货币化融资政策需考虑的重要风险。

·我们可能足够聪明，设计出既能刺激总需求又能增加供给的政策工具（或许是财政政策工具或直接信贷支持），这可能使右侧的效应偏向于实际产出。

尽管独立性假设的例外情形是可能的，我们首先在独立性假设基础上进行分析，然后再考虑是否存在例外情形。宏观政策领域的许多争议源于未考虑两步走的逻辑。因此，相同的人有时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如：

·有时断言需要“更多的信贷来维持经济增长”，其假设是此举对产出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对价格的影响；

·同时警示通过其他工具（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刺激GDP增长都会“抬高通胀率”，即价格效应而非产出效应。

·但不说明为什么影响名义总需求的不同政策工具会导致不同的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组合。

本文第五部分到第七部分的分析基于独立性假设。这使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如果需要扩大名义总需求，哪种政策工具最有效，它可以抵消负面效应、缺陷和风险”。

当然我们也有可能面对无需刺激需求的情形，比如特定经济体面临的可能是供给约束而非需求约束。如果这样，就会出现反对采取任何刺激名义需求行动的主张，而不仅仅是反对使用何种工具。

二、弗里德曼、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和狭义银行

194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经济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框架》。其核心命题是哪种财政和货币安排最可能产生宏观经济稳定，这意味着可测的低通胀率，也意味着尽可能稳定的实际GDP增长。他也十分关心金融稳定，因为金融稳定对更广泛的经济稳定有重大影响。

他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允许财政政策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运用当期收入流的自动调整至少部分抵消总需求其他部分的变化”，同时应该对由此产生的全部政府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而当需要用财政盈余限制需求过快增长时，应撤出这部分流通货币。因此，他认为“货币当局的首要职能应该是发行货币以弥补政府赤字，当财政盈余时撤回货币”。

弗里德曼认为，相对于政府发行带息债券为赤字融资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价格相结合的措施，当出现财政赤字时将其100%货币化融资的政策安排更有利于稳定。

下面这组数据可以简要描述弗里德曼的思想：

·假设名义GDP为100，货币供应为50。并假设宏观政策目标为名义GDP年均增速4%，其中允许2%的通胀率和2%的实际增长率。

·那么均衡货币增长率（假设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为4%，或者第一年2个货币单位。

·可以在财政赤字规模达到GDP的2%时，通过央行将赤字完全货币化融资，来实现这一增长目标。

这一描述基于两个简化假设，其中第二个假设强化了弗里德曼的核心观点：

·首先，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之间存在稳定的联系——所以货币流通速度（GDP/货币供应量）为2，如果我们希望名义GDP增速为4%，那么我们必须将占GDP 2%的财政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但并非一定是如此，因为货币流动速度可能发生变化 [1]。即便放松该假设，也不会彻底改变弗里德曼建议的适用性。名义GDP增长目标依然可行，使用货币为政府赤字融资依然可行。只不过这表明政府赤字货币化融资的规模需要根据对边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经验观察进行调整和判断（比如ΔMS与ΔNGDP的关系）。

·第二，我的解释和弗里德曼的建议都假设所有货币都是基础货币，即没有私人部门的货币创造，用格利和肖（Gurley和Shaw，1960）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内部货币（inside money）。这是因为弗里德曼的提议中不存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在弗里德曼的框架下，不存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不仅是一个简单假设，而且是一个基本要素，弗里德曼声称：“改革货币和银行体系以消除私人部门创造和破坏货币以及中央银行自行控制货币增长”。

1948年弗里德曼就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的最优方法与金融结构及金融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他吸收了西蒙斯和费雪等经济学家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写的文章反思了1929年金融危机和随后大萧条的原因，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1929年之前私人部门信贷的过度扩张和之后的崩溃。

他们指出，部分准备金银行拥有创造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能力使信贷过度扩张成为可能。他们的结论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具有内生不稳定性。西蒙斯指出：“这一银行体系的根本特征决定了银行会在经济繁荣时期提供大量货币替代品，但在之后的萧条过程中又加剧其有害无益的行为”。因此，他认为“私人机构在决定金融结构的特点以及改变货币数量和货币替代品方面被赋予过度的权力”。

因此，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蒙斯的结论使我们面临第二个悖论。亨利·西蒙斯是坚定的自由市场派，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广义而言，金融市场尤其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就是这些所谓的特殊情况：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不仅应受到严格监管，而且还应彻底废除。

那么，西蒙斯、费雪和弗里德曼（1948）的观点正确吗？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应该被废止、私人银行创造和破坏私人信贷与货币的能力应该被取缔吗？我的答案是不，我觉得他们的立场过于激进，没有意识到私人债务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发挥的经济和社会功能。

·西蒙斯不仅主张废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还理想化地主张严格限制使用任何短期债务工具。他认为债务合约给经济关系引入了刚性和潜在的脆弱性，一个都是股权合约的经济体能够更加灵活地平滑外部冲击。该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未意识到债务合约存在本身（如固定工资而不是利润股份化的工资合约）是为了满足提高人们对未来收入确定性的基本渴望[2]。

·尽管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无疑会制造风险，但它也具备有益的创造性功能。部分准备金银行的期限转换功能使家庭和企业的负债期限长于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期限，这有助于支持长期投资。白芝浩（Bagehot，1873）认为，股份制部分准备金银行发展在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得英国比其他期限转换型银行体系不发达的经济体在资本动员方面具有更多优势[3]。

尽管我们拒绝西蒙斯、费雪及弗里德曼早期激进的政策建议，他们对大萧条原因的深思应该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的分析是否彻底？我们的政策设计是否足够激进？下面三个启示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从理论上讲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存在有很好的理由，但是社会最优化所要求的部分准备金（不论是以资本还是以存款准备金的形式）不应是危机之前以及现在的水平 [4]。如迈尔斯等人（Miles等人，2011）和赫韦格等人（Hellwig等人，2010）的研究显示，强有力的理论和经验论据表明，如果我们能够设立理想的资本充足率，最优准备金率可能显著高于《巴塞尔协议III》制定的新标准。

·第二，最优宏观经济政策与最优金融结构和监管之间存在必然的、紧密的联系。西蒙斯、费雪和弗里德曼清晰地指出了该事实，但危机之前的经济学传统理论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该问题。默文·金（Mervyn King，2012）指出，货币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未考虑金融中介，因此货币、信贷和银行都未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布兰查德称之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忽略金融体系的细节”[5]，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三，在设计未来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时，一个关键问题是理解杠杆对金融稳定的风险和去杠杆化对危机之后宏观动态变化的重要性。

[1] 当然也有可能在弗里德曼想象的世界，所有货币都是高能货币，在那里，货币流通速度比存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体制的世界更稳定。部分准备金银行的存在，使得私人银行信贷和货币占GDP的比例增长能部分解释实际观察到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幅下降）。见Richard Werner（2005）关于该效应的详细分析。

[2] 该观点在意大利学者Luigi Einaudi的一篇名为“Debt”的文章中有详细说明。

[3] 在Lombard Street的第一章，白芝浩认为英国银行体系的发展，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使得英国流通的现金比德国和法国多。

[4] 应当注意的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创造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能力受制于（i）存款负债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比率：西蒙斯和费雪主要研究上述工具的影响，但发达国家的央行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来都放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工具；（ii）资本充足率要求。

[5] 见2012年IMF媒体见面会的评论。

三、杠杆化和金融稳定：去杠杆化和通货紧缩

导致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系统（银行和影子银行）和实体经济过度杠杆化。过高的杠杆率导致了刚性和金融稳定风险。对此，已有大量论述 [1]，本文仅提及几个要点。

债务合同和刚性

与全部采取股本合约的经济体相比，债务合同在发达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企业和个人对未来收入流的确定性。但债务合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金融风险和稳定风险。这源于债务相对于股本的三个特性。

·首先，投资人/债权人很可能因“局部思维”和缺乏远见签订合约，如施莱弗等人所说，“这些合同的存在是因为忽略了风险”（Shleifer等人，2010）。

·第二，如伯南克（2004）指出的刚性及违约和破产的潜在破坏，“在完全市场中……永远不会出现”，但是在现实中会引起贱卖和毁灭性风险。

·第三，对短期和中期债务的需求如滚雪球般增长，这使得信贷增量的稳定成了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

银行与私人信贷创造

即使没有银行的情况下，债务合约的风险也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债务合同直接连接了最终投资者和融资者，这些风险仍然存在。但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同时创造了私人信贷和私人货币，使其能够急剧扩大债务合约的规模并引入期限转换，此外，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发机制来保证期限转换的最优规模[2]。

因此，银行能够显著放大金融和经济稳定风险的规模。在支出能力（如名义需求）的创造和破坏过程中，银行扮演重要的自主性角色，因此会导致总体经济活动的繁荣和衰退。

抵押贷款、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

当授信被用于为购买资产融资时，尤其是房地产（其自身价值取决于债务融资需求的水平），过量且不稳定的银行信贷创造的危险将进一步扩大。不可持续的银行信贷扩张会导致明斯基（Minsky）描述的信贷与资产价格周期 [3]：正如我们从危机中了解到的，通过影子银行发放了太多无法控制的贷款。这些影子银行链条整体上履行了信贷中介功能，具有杠杆和期限转换效应（具有银行的功能，但不在银行监管范围内）。[4]

债务合约、银行和信贷/资产价格周期的这些内在特征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杠杆水平及其变化速度成为金融不稳定的关键驱动因素。过去50年中，与1929年大危机前10年的情形类似，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显著上升。

危机之前，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假设就是增加杠杆可以被忽略不计或者具有积极效应，因为这源于理性行为人之间的私人部门合约。被忽略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在货币需求、通胀和实际产出的模型中被视为中性（或者更简单地说无关紧要的），被认为具有积极效应是因为金融深化会反映市场的完善程度，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有益的。

这些假设是广泛流传的认识误区的一部分，使得我们未能发现不断浮现的金融稳定风险。现在它们正面临全面挑战。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齐切第和哈罗比（Cechetti和Kharroubi，2012）重新评估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认为私人信贷占GDP的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的函数关系，金融深化超过一定临界值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施莱瑞克和泰勒（Schularick和Taylor，2009；Taylor，201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

这表明，未来金融稳定当局应对杠杆率的绝对水平以及债务与股本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监控，并做出反应。这要求宏观审慎工具应发挥的作用比目前预期的更大，不仅着眼于信贷增速是否偏离其趋势，而且应该考虑控制杠杆率的绝对水平，如债务GDP之比。[5][6]

这同时也表明，我们需考虑宏观需求管理（货币政策的传统领域）与金融稳定的相关定量影响之间的关系。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是实现总需求增长，这样的政策会在保证价格稳定的同时兼顾实际GDP的增长：金融危机之前该政策有效地实现了目标。但是危机之前的名义总需求增长伴随着总杠杆率的增长，并且很多国家的私人部门名义债务比名义GDP的增长更为迅速。债务增长似乎是确保名义需求稳步增长的前提。但是，若果真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经济需要以扩大杠杆来确保需求增长，那我们的系统就会不稳定，需要重新设计，采取必要的新政策工具使系统更加稳定和可持续。

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危机之前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可能影响正常时期和信贷膨胀时期的最优政策组合，但对危机之后通缩阶段的影响更加明显。

去杠杆化和通货紧缩

2007—2008年危机的爆发是因为我们未能约束金融体系创造私人信贷和货币，我们未能阻止过度杠杆化。当下宏观经济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源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带来的紧缩效应。

危机后，私人部门信贷创造体系崩溃。这部分反映了金融体系必要的去杠杆化——银行杠杆从很高且危险的水平下降。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潜在地抑制了信贷供给。但这也反映了信贷需求的下降，因为在面临资产价格降低和未来收入预期下降的情况下，公司部门和家庭部门都设法增强资产负债表 [7]。

信贷增长的崩溃反过来压低了资产价格和名义私人需求，威胁了经济活动和收入，使公司部门和家庭部门实现预期的去杠杆化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费雪（1933）认为，在1929年大危机演变为大萧条的过程中去杠杆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理查德·库（Richard Koo，2009）声称，去杠杆化对理解过去20年间日本低增长和价格逐渐紧缩的动因十分重要。

根据理查德·库的研究，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其中需求和经济活动受到抑制的主要动因是私人部门（尤其是公司部门）设法修复资产负债表，20世纪80年代信贷膨胀期间的过度杠杆化导致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他认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利率下调至零边界（1996年左右实现）无助于刺激信贷需求，因为公司的财务决策主要出于资产负债表方面的考虑。因此，他认为，处于去杠杆化周期中的经济体将面临深度衰退，除非政府部门愿意承担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在任何情况下，只要需求和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导致税收减少或政府支出增加，赤字自然而然会上升。

按照理查德·库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必要的和有用的，抵消了私人部门收缩的影响。库进一步声称，如果日本未采取这些赤字政策，其经济表现会更差，将面临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

但是大规模财政赤字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杠杆率并未降低，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至公共部门。本轮危机中的西班牙、美国和英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日本自1990年以来的模式。但是当超过某个水平后，持续上升的公共债务水平本身变得不可持续，必须进行财政整顿。

虽然后危机时期的去杠杆化对长期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但对宏观经济环境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是以短期或长期利率调整为主的货币政策失去了刺激功能；二是财政政策的抵消效应受制于对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三是名义GDP的低增长使得私人部门实现预期的去杠杆化目标更加困难，或者限制了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的上升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危险的是其他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若干年的低增长，而是出现持续数十年的低增长和公共债务负担上升，正如日本所经历的那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得不思考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当目标是什么？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可以实现目标？

[1] 参见Bernanke（2004），Gennaioli、Shleifer和Vishny（2010），Schularick和Taylor（2009），Taylor（2010）。特纳（2012年4月和11月）对这些论点做了更详细的论述。

[2] 正如Jeremy Stein（2012）所述，考虑到固有的市场失灵，“不受监管的私人货币创造会导致外部性：金融中介机构发行过多短期债券，使得金融系统变得极为脆弱”。

[3] Minsky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十分显著，但鲜被人注意。参见Charles J·Whalen“The Minsky-Simons Connection，A NeglectedThread in the History ofEconomic Thought”，Journal ofEconomic Issues，Vol XXII，No 2，June 1988。

[4] 参见Turner April2012 and FSB Report“Strengthening the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ofShadow Banking”。

[5] 这表明机械地运用《巴塞尔协议Ⅲ》关于反周期缓冲的指导原则是不恰当的。这一指导原则建议信贷增量超过以往趋势需增加反周期资本缓冲的量。这表明只要信贷增速稳定并与过去的趋势保持一致，信贷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信贷增长持续高于名义GDP的增长。

[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支持了德国央行长期坚持的观点，即中央银行不能仅仅只关注短期和中期的预期通胀率，而应关注货币总量。这一观点也体现在欧洲央行的政策框架中。尽管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增速很重要，但将信贷创造作为驱动力并将货币创造作为因变量结果将更富成效。这与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观点一致：回溯过去，经济学一直在关注货币，这意味着许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项下的金融工具被证明不能为经济服务。参见Benjamin Friedman，“Monetary Policy，Fiscal Policy，and the Efficiency of our Financial System:Lesson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Journal ofCentralBanking，2012年1月。参见Adair Turner，“Debt and Deleveraging:Long Term and Short Term Challenges”，Presidential Lecture，Centre for Financial Studies，Frankfurt，2011年11月。

[7] 区分决定信贷增长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内在困难，参见2012年6月英格兰银行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专栏3中的相关讨论。

四、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现行的通胀目标制？

过去30年中一个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就是中央银行应该拥有独立性，以追求通胀目标。具体情形各国有所差异，但是理论和实践都趋于将价格稳定作为目标，并且将价格稳定定义为较低的正通胀率，比如约2%。中央银行通常追求2—3年的中期目标。

如今，该传统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大量的替代规则已经被运用或者正处于讨论中。布兰查德等人（2010）质疑是否需要更高的通胀率以应对高债务水平和有目的的去杠杆化。美联储采取了状态依存的未来承诺（state contingent future commitment）这一政策，明确表示将利率水平维持在零边界附近，并且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直到失业率下降到6.5%以下或者通胀率超过2.5%。马克·卡尼提出了包括关注名义GDP增长等一系列可能建议。危机之前经典货币理论家伍德福德（2012）建议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措施，以使名义GDP恢复危机之前的增长趋势。

这些对危机之前传统理论的质疑反映出了过高债务水平和危机后去杠杆化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使偏离现行的中期目标通胀率显得适当，但是这些偏离都应该以保持长期价格稳定承诺为基准。

英国经验可能是一种非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扩大了解释通胀目标制的灵活性，以反映例外或过渡性效应对目前通胀水平的影响。过去三年间，英国通胀率持续显著高于英格兰银行设定的2%目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以被解释为例外或一次性的效果，因此，它导致实际收入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下降，但是并未导致偏离通胀预期或平均收入增长率的上升。这些影响包括2008—2009年间英镑贬值，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增值税和学费的上升。

如果这些上升只是一次性的，只有短期效应，那么对于实施目标通胀制的中央银行来说，审查其中期趋势是合理的。英格兰银行事后确实也这样做了，即使通胀率显著超过预期，也维持0.5%的基准利率不变。因此可以说不必调整英国的目标通胀率来保证适当的政策，正如我们所见，只需要由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对目标值做出明智而灵活的解释。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英格兰银行预测的通胀率低于后来实际通胀率时，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灵活性方能实施。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在2009年或者2010年正确地预测了之后的通胀率，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否还会维持0.5%的基准利率？答案也许是。但是如果不是，如果我们相信（像我一样）面对高于通胀趋势仍维持0.5%的基准利率是事后看才正确的决策，那么我们将面对一个具有讽刺意味和无法解决的事实，那就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不完美预测，我们才有了适当的利率政策。这可能支持重新定义通胀率目标，以排除一些例外的一次性情形。

然而，适当处理例外或一次性通胀率效应并非根本所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放弃2%左右的中期通胀率目标，而转向其他变量，如：（1）追求实际增长以及价格稳定效应；（2）接受一段时期内较高的通胀率，因为这是实现实际增长的可接受的副产品或实现最终通胀率目标的过渡阶段。

这些变量可能包括一个更高的目标通胀率、关注价格水平而非通胀率，或者关注名义GDP增长率或其水平。

下面是关于这些变量的三个论断，其中第三个强烈支持改变正式目标：

（1）提高潜在的无通胀实际增长。名义GDP的增长有可能导致或反映了价格上升或实际产出的增长。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闲置能力或者企业和个人对未来通胀预期较低，实际产出效应很有可能占主导地位。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名义GDP潜在增长，同时对通胀率上升或下降的影响不大。因此，受名义GDP目标驱动的中央银行会更有信心刺激名义总需求，因为这将主要导致实际产出增长而非价格效应。但是，严格来讲，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无需设定名义GDP目标，而只需“在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胀下促进增长和就业”。美联储的法定目标已经接近于此，而且大多数中央银行实际上都对无通胀增长很感兴趣，虽然这并非它们的法定职责。有些国家确实可能存在刺激名义需求的潜力，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这个事实不能作为重新定义正式目标的充足理由。

（2）通过高通胀消化过高（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正如第三部分所分析的，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所积累的债务（初期为私人部门债务，现在为公共部门债务）高于最优水平。在没有合理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情况下降低杠杆水平十分困难。虽然“二战”后英国和美国成功实现了公共部门的去杠杆化，但当时的名义GDP增长率显著高于目前水平。高于利率（通过有效的金融抑制来实现）的快速实际增长率和通胀率对去杠杆化尤其重要。

这些观察可被用来支持暂时提高目标通胀率的政策。但需要清楚该方法的潜在缺点。较高的通胀率仅有助于降低长期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而对短期可变利率债务则没有效果（Bootle和Jessop，2011），并且暂时的高通胀目标显然会加剧永久性嵌入高通胀预期的风险。

需要非常小心地评估暂时提高通胀目标带来的风险以及消化过去债务负担有效性的潜在限制。但是去杠杆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设置和实现一个正的通胀目标（如2%）是必要的。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如过去20年的日本），降低总杠杆水平（不同于将杠杆从私人部门转到公共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

（3）对未来宽松政策的远期承诺。伍德福德曾特别指出，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名义需求的影响仅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利率的即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几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预期[1]。今天签订债务合约的居民和企业的决策依据的是对这些合约未来实际利率负担的预期，以及支持债务偿付的可获得的名义和实际收入。

但是，在利率接近零以及去杠杆化导致通缩预期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形成中期实际利率预期的能力将严重弱化。为保证实际产出增加符合一个较低的、正的通胀目标水平，负实际利率可能应持续若干年，但是如果企业和居民部门预测在任何时点上都追求前瞻性通胀率目标的中央银行通过立即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胀，未来实际利率预期可能上升。

解决该难题的一个方案是提供远期指导，阐明在较长时间内利率都维持较低水平。但正如伍德福德（2012）所指出的，如果市场参与者将这种远期指导解释为中央银行对未来前景的悲观预期，这可能产生紧缩而非刺激效应。

为实现打破通缩陷阱的目标，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应寻求其他替代目标。如马克·卡尼指出：“即使在经济和潜在通胀上升以后，中央银行仍需要做出维持非常宽松政策的可信承诺”，并且为使得承诺可信，中央银行需“握紧拳头”。这为一系列预先承诺的措施提供了恰当的理由，包括：（1）有关通胀和失业率的精确的数量阈值；（2）实现特定价格水平的承诺；（3）对名义GDP增速或水平的承诺，即使一段时期内通胀率超过目标。

上述三个论断表明，需认真考虑央行是否应该采用替代目标。但一些有力的论据表明，目标的变化只能是暂时的，并且应重点强调如何退出暂时目标，在适当情况下重回通胀目标制。

·尤其是，尽管永久性名义GDP增长目标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也有一些缺陷。如戈德哈特（Goodhart，2013）指出，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目标应知道可持续的中期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对此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追求名义GDP目标可能导致通胀的剧烈波动，使得确保合理的通胀预期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一段时期内通胀水平超过政策目标有助于稳健复苏，也与稳定的中期通胀预期相容，但通胀超过目标持续的时间越长，形成未来高通胀预期的可能性就更大。前文提及伍德福德建议政策当局应当承诺未来的GDP增长水平回到危机之前的趋势，但是如果刺激作用最终形成的主要是价格效应而不是实际产出效应，这一建议可能导致较高的持续通胀率。

鉴于后危机时期去杠杆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应当慎重评估这些替代方案。但上文提及的一些考虑因素表明最具吸引力的方案可能是：

·通过事前承诺刺激经济，直到实现失业率或通胀率的数量阈值（美联储现在的做法）；

·承诺未来几年GDP增长水平，但该承诺不应确保像伍德福德建议的那样回到危机之前的名义GDP增长趋势。

尽管这些讨论是重要的，但后文将阐述，相比于为实现所确定的目标而使用的工具，这些并不那么重要。只是确定更宽松的目标并不能自动保证目标的实现，为实现目标我们选择使用的一些工具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

下面三个部分将讨论这些工具，首先是纯货币工具，随后是纯财政工具，最后是两者结合——财政赤字的公开货币化。

[1] 然而Goodhart（2013）指出在债务合同与政策利率（例如：在英国的与利率相联系的抵押贷款）明显相关的经济体中，政策利率变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五、实现既定目标：货币和宏观审慎工具

若希望名义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设定的正式目标，图1左侧的货币政策工具、信贷刺激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呢？如果是，是否存在副作用？

利率是经典的货币政策工具。2009年全球四大中央银行将政策利率降至接近零。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小幅下调，但利率对储蓄和贷款产品的直接影响以及可能的刺激作用已显著下降。

然而，即使利率接近零，中央银行，特别是履行宏观审慎职能的中央银行，仍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包括：

·远期指导。在上文提及的事先承诺的潜在支持下（状态依存、物价水平或名义GDP），未来的政策利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

·量化宽松。其标准形式是中央银行购买政府债券。这至少通过三个紧密相关的传导渠道影响名义需求：一是降低长期无风险利率，诱使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寻求投资高收益票据的机遇；二是政府债券及投资者投资的其他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可能带来额外的消费或投资支出；三是货币贬值。

·量化宽松着重于购买政府债券以外的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信用证券、股票、外汇和固定资产。传导机制包括资产增值/财富效应、货币贬值、缩小信用风险溢价、强化标准的量化宽松政策诱致的无风险利率下降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如欧洲央行以优惠利率对商业银行提供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直接补贴或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提供支持，如英格兰银行采取的贷款融资计划。

·宏观审慎政策，例如放松资本或流动性要求，可以是单独的措施，也可以是一揽子政策措施的一部分。例如，2012年夏天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将其作为贷款融资计划的一部分。

显然即使利率接近零，中央银行也不会“无计可施”：本轮危机以来，全球四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相对于GDP显著扩张。分析表明，这些政策能有效地提高名义GDP：英格兰银行（2011）关于量化宽松政策效应的最优估计表明，2011年夏季之前这些政策相对于未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价格水平上升0.75%~1.5%，实际产出水平增加1.5%~2%。

但是，上述对初步效果的有利评估同时伴随着两方面的担心：一是可能存在一些制约货币、信贷支持以及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二是这些工具本身也可能存在负面效应。

限制有效性的因素

本节考虑的这些政策工具通过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等渠道发挥作用。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诱使市场主体改变行为，包括用货币替换债券、降低中长期利率来刺激投资者寻求高收益、通过直接或间接降低信贷供给成本，或是通过放松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使银行扩大信贷供给。理查德·库描述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去杠杆化诱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会限制这些传导渠道的有效性。

·实体经济中寻求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借款人对于任何可预见的利率降低的反应可能高度缺乏弹性。远期指导、量化宽松对长期利率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央银行直接信贷补贴的效应可能有限。

·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越接近于零点，无风险债券和货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强，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用央行发行的货币替换投资者持有的债券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最小。

是否达到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达到这些限制条件是一个经验问题。理查德·库的分析以及日本政府债券长期极低的收益率说明它们可能适用于日本。在英国，问题的关键是，居民部门信贷低增长和企业部门信贷负增长是否反映了去杠杆化以及对未来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不利预期而导致的供给约束和需求不足。对相关证据的解释有些自相矛盾：贷款融资计划的影响将是一个关键测试，目前为止的证据似乎表明，对于住房抵押贷款的供给水平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对于商业借贷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潜在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货币、信贷支持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无论对刺激名义需求是否有效，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怀特（White，2012）的分析表明：

·长期维持极低的利率水平（日本过去20年的做法）将会产生不良的长期影响：一是鼓励从事复杂的套利交易和资产投机活动，制造出宏观审慎当局难以识别的金融稳定风险。由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试图通过去杠杆化来增强资产负债表，低息信贷流入此类活动的规模将超过流入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二是持续的低利率水平，伴随广泛的贷款延期（loan forbearance），原本不具有持续生存能力的公司在较低生产率和低速状态下继续生存，阻碍了有助于长期供给能力改善的资本配置。

·货币政策、信贷补贴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的刺激，促使居民增加抵押债务或者企业借更多的钱。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名义GDP的增长高于名义债务的增长，这种刺激与长期去杠杆化要求可能是相容的。但是，货币政策、信贷补贴和宏观审慎工具也可能刺激杠杆率的进一步累积，从而恶化金融的脆弱性和经济的不稳定。由于私人信贷和货币的过度创造使我们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唯一的退路是否会制造未来的过剩，这点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的是，这些宏观审慎工具是否是通过放松杠杆约束扩大银行信贷供给。银行体系过度杠杆化和期限转换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强有力的论据表明，银行最佳资本比率将远远高于《巴塞尔协议III》设定的标准。任何放松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以支持增加放贷能力的做法，无论对刺激短期名义需求是多么必要、多么合理，都不可避免地增加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最后，如果量化宽松的传导机制通过汇率发挥作用，那就会产生重要的和潜在的负面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不得不应对货币升值带来的后果，投机的、波动的资本流动将强化这种效应。

仅仅依赖货币政策、信贷补贴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刺激名义需求会扩大长期风险：在力图摆脱由过去的过度行为诱致的去杠杆化陷阱的同时，我们可能制造出新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同意近期英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果我还是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我会投票支持将利率降至并维持在0.5%，并维持目前的量化宽松规模。在金融政策委员会上，我强烈支持2012年夏天采取的放松宏观审慎政策以及贷款融资计划。这些政策优于不作为。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存在很大局限性，并且会带来长期风险。

因此，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其他政策工具，在更加有效地刺激总名义需求的同时带来较少负面影响。

六、财政政策刺激

货币政策、信贷支持和宏观审慎政策手段通过私人信贷、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资产价格/财富效应等间接传导机制来刺激需求。但财政刺激方案是一个更直接的方式，通过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把消费能力直接传递给家庭部门和企业。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货币直接进入“收入流”。但“正常情况”下（尤其是当利率不接近于零时），财政刺激对名义需求的直接影响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被三个因素抵消 [1]:

一是利率上升会产生“挤出”效应，降低私人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从而部分抵消财政刺激的直接影响。如果中央银行有权控制通胀，或者中央银行设定的利率水平与低通胀增长目标是适应的，这种影响非常有可能内嵌于政策框架中 [2]。

二是“李嘉图等价”效应认为，个人和企业之所以储蓄而不是消费和投资，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未来必须由他们支付公共债务增加的成本（通过增税或削减公共支出）。

三是“李嘉图等价”效应的一个变体，就是若未来潜在公共债务水平增长很高，使人们担心债务是否可持续，从而推高政府为公共债务支付的利率，进一步扩大了未来的偿债负担。

考虑到这些因素，最近30年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不是管理宏观需求的有效工具（更谈不上是提高实体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工具，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决策者持这种观点）。但德龙和萨默斯（2012）认为，这些在常规时期有说服力的论点并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他们承认，“正常时期央行能对冲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且“使政策相关乘数接近于零”，这反过来“使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稳定政策工具没有发挥空间”。但他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

一是没有利率上升带来的抵消影响，因此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政策利率接近零（并且仍高于政策当局追求的目标）：美联储致力于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低利率，并承诺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必要的政府债券数量，以维持长期低利率[3]。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刺激政策有助于刺激名义需求。

二是经济疲软的走势非常明显，这种刺激会很大程度上提高实际产出而不会产生纯粹的价格效应，不仅有助于提高短期经济增速，而且由于避免了“滞后”影响也有助于提升长期供给能力。

鉴于这些因素，德龙和萨默斯认为，当前情形下财政政策乘数远高于“正常情况”，因此“在可信的假设下，暂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可能减少长期债务融资的负担”。

他们的论证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目前美国的情形当属此类），传统财政刺激政策可能是合适的。此外，也有理由相信（这并不是德龙和萨默斯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李嘉图等价效应的影响可能并不重要。一般来说，李嘉图等价效应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所在环境，包括公众对未来债务负担的意识；现有公共债务/GDP的水平，以及担扰未来债务是否可持续；财政刺激受益人的收入水平，以及即使担心未来的债务水平，他们的储蓄能力[4]。这似乎不太可能，比如，大萧条时期一个绝望的美国工人会对财政诱致的实际收入增长做出这样的回应：“最好不要花这些钱，因为未来我们须面临更重的税收”，尤其是考虑到大萧条初期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20%。

理查德·库认为，罗斯福财政支出政策能够有效刺激需求是有条件的。该观点是令人信服的[5]。但似乎极有可能存在其他情形，使得李嘉图等价效应的影响同样能发挥效力。如果公共债务达到了GDP的200%（比如日本），并且公众广泛讨论未来将通过增税（比如日本，几乎引入大规模营业税）来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时，财政赤字的刺激作用可能会被抵消。

尽管理查德·库的观点“过去20年间若没有巨额的财政赤字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将更低”是有说服力的，但他没有说明日本如何降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第八部分将说明，除非采取债务的货币化融资或债务重组/拒绝偿还，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不会降低。并且，他未能说明公共债务上升超过一定限度后对消费者和企业部门的信心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需求的影响。

因此，如德龙和萨默斯所述，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如当下美国的情形）财政刺激政策可能有效，但仍存在使其无效的情形，或者短期有效但同时进一步加剧长期问题。如果该观点成立，且纯货币政策也将面临本文第五部分讨论的效果受限或存在其他负面影响的情形，我们需要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刺激工具可用。

潜在可用的工具是财政赤字公开货币化融资。

[1] 如第五部分，在此我们假设名义需求的增长是可取的，因为部分增长可能导致实际产出的增加，而不仅仅只产生价格效应。如果生产能力已充分利用，尽管财政政策能刺激名义需求也不可取，因为这只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货币刺激政策同样不可取。

[2] 参见Thomas Sargent和Neil Wallace（1981），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数量关系的分析。

[3] 在德龙和萨默斯的文章发表之时，美联储正提供具体的时间前瞻性指导，预先设定QE的数量。之后美联储转向依环境而变的政策，不再预先审定量化宽松政策限制。德龙和萨默斯的文章的地位才因此有所提升。

[4] 这对如何设定预期对当前政策措施的影响（或者企图影响预期的指导政策的影响）提出了更宽泛的问题。理性预期模型假设经济行为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是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在现实中，预期会受到诸如媒体集中讨论某类信息（如，未来债务的可持续性）的影响，预期是在非完全理性中产生的。这一问题也与对未来现行政策转变可能性的预期有关，不管是针对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政府赤字货币化融资政策。第七部分会将讨论这两项政策。

[5] 还需要关注以下相关问题：罗斯福的政策是否具有财政刺激效应，以及罗斯福在竞选时对财政正统性的阐述与随后的政策执行无关。

七、财政赤字公开货币化融资：优势、风险和约束条件

本节讨论政府赤字货币化融资（以下简称OMF）并非一个绝对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在某些情况下OMF是必要的，并且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的负面影响要小。此外，我们必须也有可能建立必要的机制和规则来防范滥用该强效“药物”，因为过量的药物无疑会变成毒药。本节讨论分为五个方面：一是OMF以及OMF与量化宽松之间的关系；二是OMF的非通胀潜力：确定的技术可能性；三是OMF、法定通货和政治经济风险；四是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来约束OMF；五是关于OMF作为政策选择的争论。

（一）OMF以及OMF与量化宽松的关系。

伯南克2003年发表了题为“对日本货币政策的几点思考”的文章，明确描述了OMF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会刺激名义需求。在该文中，伯南克认为：一是“对居民和企业减税与日本央行扩大购买政府债券的规模同步进行，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创造为减税融资”；二是应明确“大量或所有货币存量的增加是永久性的”；三是消费者和企业可能愿意将减税所增加的收入花出去，因为“并未制造出当前或未来的债务负担，所以并不意味着未来多缴税”（即不存在理性的李嘉图等价效应）[1][2]；四是该政策很可能导致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因为名义债务负担保持不变，但“名义支出增加有助于提高名义GDP”；五是减税是主要手段，通过OMF推行的刺激政策应遵循相同的原则：“既支持支出项目，也促进产业重组”。

伯南克关于OMF的描述明确表明，相对于纯货币政策或财政刺激政策，OMF在刺激名义需求方面具备潜在的优势：

一是与第五节讨论的货币政策工具相比，OMF在一阶效应上更加直接和确定。货币政策、信贷支持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通过间接机制来改变私人部门借款人及投资者的行为，且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并由去杠杆化过程引发，其效果将受到限制。因为OMF为增加的财政赤字融资，直接扩大了弗里德曼所称的“收入流”。正如伯南克指出，这意味着“银行业的健康与扩张效应的传导方式无关”，也使得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断裂”的担心变得无关紧要。

二是与第六部分所述的财政刺激政策不同，OMF的刺激效应不会被“挤出”效应和“李嘉图等价效应”所抵消，因为无需发行新的带息债务，从而没有形成新的债务负担。因此，OMF至少会比增加财政赤字的刺激效应更强。正如弗里德曼（1948）指出，“发行付息证券（运用财政赤字）的理由是在失业率较高时期，相对于增加税收，发行证券引起的通货紧缩效应更小；这是真理，印发货币一定有助于克服通货紧缩”。

从本质上讲，OMF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 [3]。OMF在财政方面的特性似乎使之截然不同于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通常并不伴随有财政赤字的增加，并且将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撤回。

然而，标准的量化宽松和OMF之间的区别并非字面上的，而主要在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之中，即：

量化宽松政策最终有可能演变为永久性的货币化融资（可能不是公开的）。传统的量化宽松包括中央银行动用储备（基础货币）购买政府债券。该操作的公开目标是在未来某个时点进行逆操作，中央银行卖出债券，撤回储备 [4]。事实上，它既不是必要的，也不一定会发生；这是因为：

·可能没有“退出”的必要，因为央行名义资产负债表可能永久性地维持更大规模。中央银行决定将来是否退出，不应该基于根本不存在的必要性，而应该根据在未来某个时点退出时（出售债券和撤回储备）是否实现了中央银行的通胀率目标或其他目标 [5]。

·因此，退出也不必然会真的发生，量化宽松在事后转变为部分财政赤字的永久性货币化融资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存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到1951年，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长期利率维持在2.5%的水平上（无论财政赤字规模多大），因此基础货币增加。根据1951年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协议，该政策停止实施。但并未“退出”，没有逆操作：名义基础货币不再增长，但并未下降，这一稳定而非降低基础货币的措施与当时重返低通胀的趋势相容。事后来看，20世纪40年代早期到1951年间很大部分美国财政赤字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融资的。那时，美联储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带息债券，今天我们称之为“量化宽松”。

因此，所有量化宽松操作都有可能在事后全部或部分转变成永久性的货币化，并且这可能是一个适当的政策。日本政府的总债务（扣除日本政府持有的债券）达到了GDP的200%，其中约1/6（即GDP的31%）由日本央行持有。这些债务的存在是否有实际经济意义以及日本过去的财政赤字是否采取货币化融资，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第八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在必要的时候永久性OMF显然应被逆转或通过其他方式抵消。事实上，弗里德曼和西蒙斯都明确指出，同财政赤字导致基础货币发行那样，有时财政盈余会导致基础货币收回。尽管这是在弗里德曼和西蒙斯设想的100%准备金银行体系下抵消名义需求过快增长的唯一途径，但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中，OMF的潜在通胀效应可能会被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所抵消。这样就会存在一种风险，如伯南克所述，最初由削减税收诱致的对名义需求的直接影响，如果随后银行通过增持中央银行的储备创造出更多的私人债务和货币，未来会成倍上升[6]。但是，如果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当局拥有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政策工具[7]，当这种危险出现时可以抵消其影响。莱茵哈特和罗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13）以及斯特恩（Stein，2012）声称，有效的宏观需求政策可能需要重新使用直接针对私人债务和货币创造数量的工具。危机之前的正统理论拒绝使用这些工具。

因此，被称之为临时性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演变为永久性的政策；同理，被描述为永久性的OMF也可能是临时性的或被其他政策工具抵消。

因此，量化宽松和OMF之间的差异并非字面上的，而是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因素上：一是OMF通常伴随着财政赤字的上升，而量化宽松并非如此；二是OMF通常伴随着一个关于当前政策意图永久性的声明；而量化宽松的政策意图通常是暂时性的。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政策行动的预期所发挥的作用，即使当前这些政策意图的声明未能约束未来的政策行为，也是重要的。

（二）OMF刺激不会导致有害通胀：理论上显然可行

OMF无疑是刺激名义需求的手段。布特（Buiter，2004）指出：“发行不可赎回的法定基础货币，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几乎一直可以刺激总需求……之所以是“几乎”，因为未来政策存在转向的可能性，如未来扭转当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在某些情况下，OMF可能是能够刺激名义总需求的唯一政策，因为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一是由于流动性陷阱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效应，纯货币政策工具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在面对私人部门债务过度累积之后的去杠杆化过程时，这种情形最有可能出现。二是由于挤出效应和李嘉图等价效应，财政刺激有时会失效，极易出现公共债务占GDP比例很高的情形。

并且，不存在任何固有的理论（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认为，相对于其他刺激政策，OMF将导致更高的通胀，或产生恶性通胀。一是假定“独立性假设”成立，OMF不会比其他政策工具带来更高的通胀。如果存在闲置的生产能力以及价格和工资形成具有灵活性，OMF对名义需求的刺激将产生实际产出和价格效应，影响程度与其他刺激名义需求的工具相当。相反，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立，无论是通过OMF还是其他政策工具对名义需求的额外刺激都仅会影响价格。二是对名义需求以及潜在通胀的影响取决于政策操作的规模：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投入10亿英镑对名义GDP的影响很小，但1000亿英镑的影响将很大，同时也会导致更大的通胀风险。如果OMF刺激政策的效果后来被证明高于预期，它可能被未来的紧缩政策所抵消，紧缩政策包括弗里德曼提及的“财政盈余导致货币收缩”的极端形式，以及调整银行资本和准备金要求等形式。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关于“OMF天生就比其他刺激工具更易诱发高通胀”的观点缺乏理论基础。

（三）OMF、法定货币和政治经济风险

尽管在理论上OMF的使用显然与持续低通胀相容，但弗里德曼（1948）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强烈的理由认为OMF是一服潜在的毒药。他在文章中提到：“这种建议当然有危险。政府通过直接控制货币数量和货币创造来支持政府赤字为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创造了条件，并导致通胀。”

因此，尽管在有些条件下有限地使用OMF是有价值的和有益的，但一旦政治家和选民理解OMF是一种可能工具，他们想过量使用，或者在许多适合的状况下使用，就会带来风险。

政府回应选民的需求以求赢得选举。如果他们能毫无顾虑地运用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而无视通胀的后果，这种诱惑是十分巨大的。法定货币的历史充满了由诱惑导致恶性通胀的案例，从18世纪早期的法国约翰·劳（John Law）印钱，到德国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胀，再到近几年的津巴布韦。后果是可怕的，禁止用货币弥补赤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禁忌”，不仅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取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考虑，更不用说提出这种建议。这一“禁忌”得到了如下论断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OMF是“不可能”的、不可取的，甚至当经济学家事实上已经提出了OMF的变体时，也没有人愿意公开提及OMF:

·有观点主张，OMF操作会威胁中央银行的偿付能力，因此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事实上，这种威胁更可能来自量化宽松的逆向操作而不是永久性的OMF[8]。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正如伯南克（2003）所说，“与商业银行不同，中央银行不可能破产”，以及“商业银行持有资本的原因不能直接适用于日本央行”（或其他中央银行）。布特（2012）指出，所有者权益为负值的中央银行在技术上也有可能有效运作。对中央银行偿付能力的约束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限制，而是政治经济上的“承诺策略”，该策略的目的是将法定货币的创造严格控制在一定限额内。这并非说它们不重要：尽管事实上央行可以在负资产下永久运行，但是假设它们不能这样做依然非常有用。但我们应认识到到底要约束什么。

·对于事实上非常接近或完全等同于OMF的政策建议，人们通常避免说得太清楚。德龙和萨默斯认为，现在财政乘数很高，因为无论政府赤字多大，美联储都会继续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并继续量化宽松政策；这非常接近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的观点。但他们的文章却没有明确提及事后变为OMF(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永久地保持较大规模)的可能性。伍德福德（2012）的结论也接近于OMF观点，但并未明确说明。伍德福德担心本文第四部分讨论的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工具可能失效，因为这些政策工具通过资产组合的再平衡间接发挥作用。他声称“政策行动应立即刺激支出，不能依赖预期的渠道”，“不单纯依赖预期的渠道来扩大总需求最明显的机制是财政刺激”，他还讨论了清楚阐明“永久性地增加部分基础货币”的必要性。但他从不说，实质上他是重复伯南克呼吁公开使用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观点。

即便OMF实际上已经被采用，人们也不愿将其称为OMF。因此，OMF仍是一种“禁忌”，有充分的政治经济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样做。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形该如何处理：一是OMF是刺激名义需求的唯一有效方法；二是相比于其他政策工具（纯粹的货币工具或财政工具），OMF在刺激名义需求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小；三是将“禁忌”绝对化是有害的。

因此，挑战在于OMF解禁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或在何种情形下让OMF发挥适当的作用，同时保证我们建立适当的规则和制度化的机构限制其被滥用。在纪念挪威央行成立一百周年的一篇论文中，乌戈利尼（Ugolini，2011）认为“货币化并不必然是魔鬼，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政策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OMF必须受制于明确的规则以防范其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

（四）通过规则和央行独立性约束OMF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认为受到了威胁。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最近在《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不仅给日本央行强加了明确的通胀目标（其本身仍然与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完全兼容），还要求日本央行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实现与政府债务货币化融资非常接近的目标。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限制其行动的承诺策略约束（如正的会计资本）通常被认为是绝对永久固定的，不能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央行独立性的程度以及它们常用的工具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McCulley和Pozsar，2013）。他们还特别强调，央行的适当角色以及央行必须扮演的角色在杠杆化与去杠杆化两个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9]。

1919—1929年间，美国私人部门杠杆水平飙升，在之后的15年内下降，1940—2008年的长繁荣周期内又有所上升，并在本轮危机之前的十几年间呈加速上升的趋势。我们现在正处于私人部门试图去杠杆化的时代。在杠杆率上升的长周期内，潜在的私人信贷需求取决于利率变化（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利率上升（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抑制信贷需求，反之，利率下降扩大信贷需求。

在这种环境下，央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出了一种独特的制度化的独立性、目标设定以及政策工具的运用。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的是，控制通胀需要货币纪律，有决断力的独立货币当局反过来间接约束财政纪律，否则，财政赤字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利率上升。1951年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协议以及80年代前期沃尔克为遏制通胀愿意将利率调整至任何水平都是该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越来越多的央行获得正式授权以实现“价格稳定”，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追求较低的、正的对称性通胀目标。

·越来越多的央行完全依赖短期政策利率管理名义需求，避开使用前几年非常普遍的以数量化为中心的工具（如准备金要求或直接信贷控制）。这种功能、目标和角色的组合似乎运行良好。事实上，有一个重要方面并非如此：它没有意识到杠杆化本身是金融和宏观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杠杆化逐步积累，最终酿成2007—2008的金融危机。缺乏宏观审慎监管视角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但至少就财政和货币当局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安排为70年代滞胀之后同时实现稳定的低通胀和合理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支持。

但是，如麦卡利等人（McCulley和Pozsar）指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去杠杆化，如20世纪30年代、90年代的日本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形，导致了相当不同的情形。将短期政策利率降至趋近于零并未能有效刺激信贷需求。附带未来逆向操作承诺的量化宽松也受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麦卡利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应转向坐标图标有“直升机撒钱”的象限，即采取永久性的OMF，不仅央行会这样做，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没有这样的刺激措施将会出现衰退。

这种情况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而且还将再次出现，这样的言论是具有说服力的。适当的政策和机构的角色应取决于所处的环境，长期去杠杆化造成的环境与杠杆率上升时期的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货币化并非天生是恶魔，在这些环境下它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工具。

伯南克（2003）指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独立的中央银行所担当的角色在通胀和通缩时是不同的。在通胀的情况下，通常伴随着政府债务的过度货币化，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天然职责是对政府说‘不’的权力；但是，（处于流动性陷阱时）过多的货币创造可能不是问题，中央银行需要采取更加合作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更多的合作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完全不冲突。”

但是，这仍然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应该如何协调？新环境下应该用什么规则来约束央行和政府？如果我们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同时放弃严禁永久性的债务公开货币化融资的信条，我们又该如何约束过量的货币创造？

历史上真实货币化的案例是不受约束的，如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为了支付战争开支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赤字，美联储被迫购买大量的债券以使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战时而言，不受约束非常有必要，但这不能成为和平年代的政策框架的基础。

因此，任何运用OMF这种极端政策都应该受到与央行独立性等同的约束，并且要划清使用现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规则。默文·金（2012）曾指出，“要区别‘好的’与‘坏的’货币创造，‘好的’货币创造是央行为维持价格稳定而创造足够的货币。‘坏的’货币创造是政府为支付其开支而创造一定数量的货币”。该原则适用于暂时货币化的决策（如量化宽松），也同样适用于公开的和永久性的货币化融资。

·因此，赋予中央银行唯一的最终权力去决定OMF的规模（即用货币为增加的财政赤字融资）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只要央行认为OMF的规模适合其追求的目标（通胀或是暂时的名义GDP增长）。

·如布利坦（Brittan）所指出的，用一个规则来约束OMF，其数量不能超过具有周期性特征的财政赤字的某一水平，该水平由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比如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来决定。这也是可能的。

另一种方法是将OMF的使用限定为一次性的，重点不是刺激即期名义需求而是创造稳健的、低杠杆的银行体系。这种方法可使宏观审慎当局提出新要求，即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本要求。这种方法可以与私人股本不可得时公共部门对银行体系注资这一支持措施结合起来实施，但财政支出中的特定部分不是通过发行新的付息债券来融资，而是永久性的中央银行货币化来融资。该方案与1934年西蒙斯等人向罗斯福建议的芝加哥计划有一些共性[10]。

然而，本文的目标不是提出使用OMF的具体方案，而是强调讨论这些政策选项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讨论如何在明确的规则和权威框架下使用OMF，我们可能会面临短期的政治压力以及在不受规则和权威约束下过度使用该政策工具，如同我们需讨论如何使用这个潜在的疗效显著的药品，如何控制和约束其使用量同样重要。

（五）OMF作为一项政策选择

布特说过，OMF是一种总是能够刺激名义需求的工具。政府和中央银行加在一起总有办法来刺激名义需求。在极端情形下——价格水平与实际产出同时显著下降，OMF显然是最好的政策工具。并且，在一些情况下OMF可能是唯一能够阻止持续通缩的政策。

如果胡佛总统1931年就知道OMF可行，美国的大萧条就不会那么严重；如果德国总理布鲁宁了解OMF，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欧洲历史不会那么糟糕；希特勒的支持率从1928年5月的2.6%迅速上升到1932年7月的37.4%，背后的原因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胀。虽然过去20年间日本经历的通货紧缩经历远没有20世纪30年代严重，但如伯南克所说，若10年或15年前日本就开始实施OMF，今天日本的状况将明显改善，价格水平和实际GDP均高于目前的水平，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例有所下降，维持较低的、正的通胀。当然，在缺乏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其他政策工具下，这是有可能的。

在有些情况下，采用OMF的理由不那么明确，其他政策选择也许足以使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纯财政政策可能有效，尤其当政府负债占GDP比例的初始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上述第五部分描述的货币政策、信贷支持以及宏观审慎工具可能都有效，特别是当长期利率尚未达到非常低的水平（如日本达到的水平）以及经济未面临绝对的通货紧缩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鉴于使用OMF带来的政治经济风险，就会得出将OMF排除在考虑之外的观点。虽然OMF在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但政治上风险太大，除非必须，一般不予使用。

即使在不使用OMF工具也能使经济复苏的情况下，考虑到其他选择潜在的长期负面效应，将OMF排除在外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因此应进一步讨论所有备选方案的利弊。下面比较分析两种备选政策方案。

·第一种方案涉及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假定规模为千亿英镑量级，同时采用贷款融资计划，并放松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其目的是通过间接渠道刺激信贷增长（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并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利用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该方案可能承诺延续数年的低利率。该方案内含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部分量化宽松永远不会撤回，但大部分量化宽松将不得不被撤回，或通过其他机制抵消，如提高准备金要求，以防止未来过度通胀 [11]。其公开的意图是全部撤回。

·第二种方案是OMF。通过减税或增加公共开支，它直接将钱放入个人或者企业的口袋，以直接刺激需求。在数量上要小得多，也许只有几百亿英镑而不是几千亿英镑，其明确的政策意图是货币基础增加是永久性的，不会撤回。如果永久性刺激效果被证明过于强烈，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加以抵消。如果成功了，可能比第一种方案的影响更加直接，而且可能会更快回归正常利率水平。但是，如果人们由此担心OMF一旦实施就会继续并升级，则有可能产生高通胀的预期，使得对名义需求的影响更多体现为通胀效应。

哪一种方案最有可能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不引起较高的中期通胀或不对金融稳定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呢？采用最可行的模型详细估计一阶效应和二阶效应后才能找到答案。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答案可能有所差异。但至少我们应该提出这一问题。

[1] 伯南克在此假设基准货币，不论以票据、硬通货或者中央银行准备金何种形式存在，都不会产生利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账户以及铸币税也是如此。实际上在英国，存入英格兰银行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是以银行利率计算利息的。如果英格兰银行通过创造存款准备金来为增加的赤字融资或者继续为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那么联合政府/中央银行“债券付息”的成本会等于存款准备金的利息，这一成本将随着银行利率的上升而上涨。英格兰银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利率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自然会成为政府赤字货币化融资政策的补充。

[2] 要指出的是，创造法定货币的能力所带来的铸币税收益（至少）以两种会计账目的形式体现。因此：（i）政府可以发行付息债券，中央银行可以购买并永久持有（如果资产负债表上现有债券到期，则通过新政府的债券进行展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面临债务付息成本，但中央银行能从债券利息和货币负债的零成本之差中获得相应的收益，进而将收益转移至政府。（ii）在使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达到会计平衡时，通过中央银行购买不付息并不可赎回的政府债券来创立一个永久的货币化融资操作是有可能的。就货币创造和政府融资的基本面来说，上述两种路径的选择没有区别。对上述路径的选择可能有信号效应或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

[3] 默文·金在2012年10月的演讲时说，“直升机撒钱及相关的倡导者实际讨论的是放松财政政策，对这一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更好。”他坚持认为OMF是财政刺激政策的变种，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会有差别，特别是对长期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

[4]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央行已对量化宽松政策进行逆操作，这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永久货币化融资（虽然金额不大但颇具影响力），因为在银行持有政府债券期间能获得铸币税收益，这些收益之后便会转至政府手中。最近在英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过程中，从英格兰银行向英国财政部转移的资金便是最好的例证。

[5] 若央行持有的债券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过程中到期，那么为了维持当前的政策立场，央行必然会用到期债券的收入再买入其他政府债券。

[6] 这当然意味着弗里德曼在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建议，OMF对名义需求影响的实证估计在存在部分准备金银行的世界中要困难得多。

[7] 前注曾讨论过，资本要求的变化也能用来限制银行创造私人债务和货币的能力。其确切影响取决于银行通过融资或者股本筹资来抵消资本要求加大的能力。这便能证明利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能够直接控制潜在私人债务和货币创造的数量。

[8] 当中央银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又进行逆操作时，有可能面临账面亏损但不会引发资本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以142页脚注②中的第二种方式进行OMF操作，那么在购买和出售债券时存在价格变动。

[9] Thorvald Moe近期发表的文章说明了中央银行家如何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改变其政策手段，主要考察了1934—1948年间任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Marriner Eccles）的政策行动及当时的主题。从其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伊寇斯的行为前后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早期，他坚持财政赤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相当于货币化。但随后，他成为美联储独立的关键推动者并最终促成了“1951年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的达成。但正如Moe颇具说服力地说明的，伊寇斯的行为根本就不矛盾，他的行为只是考虑了不同的环境，特别是1945年之后私人信贷的迅速增加。与西蒙斯、费雪和弗里德曼的观点类似，伊寇斯也认为理解银行创造信贷（而非仅作为中介将现有现金转化为贷款）的能动性是了解宏观经济并作出恰当的政策应对的基础。“银行系统中的自由主义与商业稳定是不相容的。”（Moe，2012）

[10] 芝加哥计划旨在专门过渡至西蒙斯等学者提到的完全准备金模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2年8月发布的名为“The Chicago Plan Revisited”的工作论文中，Jaromir Benes和Michael Kumhof曾认为，向完全的货币银行体系过渡是可取且可行的，并且要配以大幅减记现有的住房贷款，一举移除由高住房杠杆所带来的金融脆弱性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11] Michael Woodford讨论了此规模下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问题。他认为，承诺永久性地扩大货币基础对传达央行的未来意图十分必要，“但是像日本的量化宽松或美联储的计划那样大幅扩大货币基础并不意味着会形成相似的对未来的预期：对于任何倾向于永久化的可行建议来说，扩张规模都过大了。而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与中央银行未来可能极力传递的目标相联系的扩张规模也不可能形成相似的预期。”（Woodford，2013）。

八、对不同经济体的启示：一些初步思考

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针对特定国家的相关政策，而是探讨去杠杆化和私人部门需求不振时期与政策相关的理论问题。这里简要给出了一些必须加以考虑的可能启示或因素：

·日本：伯南克是正确的。

·美国：目前的政策组合是合理的和成功的，并且可能转化为事实上的OMF，但公开承认这一点在政治上很难。

·欧元区：不完善的货币联盟阻碍了最优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需要一定程度的财政联邦主义。

·英国：鉴于显而易见的供给约束，最起码可以适用OMF以及其他需求刺激政策。

（一）日本：伯南克是正确的

伯南克是正确的。过去20年里，日本应该做过一些OMF。如果真的实施过，现在日本应该拥有较高的名义GDP、更高的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水平，以及较低的债务/GDP之比。这会使日本的状况比现在要好。理查德·库也可能是正确的，在缺乏这种政策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避免更大程度通货紧缩和彻底衰退的核心，但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

由于日本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及其特殊的人口结构，其实际增长率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在增速放缓和财政赤字进一步延续的情况下，日本难以偿还两倍于GDP的债务。201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监管部门制定了整顿方案，要求不同国家在2030年达到财政可持续性的基准。与其他国家60%的基准相比，日本的基准较低（公共债务占GDP的80%），并且是净债务而不是毛债务。即便如此，该方案依然无法让人相信：要求日本从目前8%的赤字变为2020年13%的盈余。这不可能发生，并且如果采取这种措施将会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日本政府的债务最终将货币化或重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偿还这些债务。

不同于该观点的相对乐观的看法是，在一定程度上债务已经货币化了。考虑到政府部门和社会保障机构持有的债务后，日本净债务占GDP的比例为200%。其中约1/6（31%）由日本政府拥有的日本央行持有；还有46%的债务被政府拥有的邮政银行持有。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分债务通过日本客户在邮政银行的无息货币账户事实上已经被货币化了。因此，在无需改变日本私人部门持有的现金资产的情况下，日本仍有可能性通过会计手段确认这些债务已经被货币化的事实即可。

但即使考虑了这些影响，日本非货币化融资的债务负担仍在上升，并将持续下去，除非政府实现预定的2%通胀目标和更快的名义GDP增速。实现该目标可能需要公开的货币化融资。但危险之处在于，为了降低债务占GDP比例所需要的OMF水平可能很高，从而导致无法接受的高通胀。因此，日本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在某些情况下OMF在充分刺激名义需求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二是新工具的发行与新目标的设立同等重要。如果15年前日本设立了一个正的、对称性通胀目标，并且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去实现它，日本现在的处境会好一些，为此，不要向非传统目标（如名义GDP）转移。三是如果在某些条件下必须采用OMF，相对于容忍债务占GDP比例累积到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之后再实施OMF，早一些实施以及小规模实施OMF可能更为有效。

（二）美国：已经实施OMF吗？

过去四年间，美国是四大经济体中最成功的，拥有最高的名义GDP增速和迄今为止最强劲的实际GDP复苏。德龙和萨默斯的分析表明，美国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抵消了挤出效应，因此提高相关政策乘数。量化宽松的货币化将被证明为永久性的，同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1951年后）占GDP的比例下降，但名义值保持稳定（并未降低）。若果真如此，部分或者全部量化宽松事后都需要用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分析增加了知识层面的确定性，但可能使得本已激烈的政治辩论更加复杂。如果这样，继续现行的政策但不公开承认是OMF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

（三）欧元区：不完善的货币联盟阻碍了最优策略

自2009年进入低谷以来，欧元区的表现比美国差得很远。欧元区实际增长率很低，而名义GDP增长率则更低。确凿证据表明，鉴于名义GDP年增速只有约2%的水平，名义需求的快速增长是有益的，对于存在着长期结构性供给方制约因素的国家来说也很重要。

由于欧元区的特殊性，即单一货币区，同时几乎所有的财政决策和财政债务仍留在国家层面，戈德哈特（2011）称之为“附属主权”，即便是采取典型的量化宽松（更不用说OMF）也会非常复杂。因此，欧洲央行任何量化宽松操作都会面临统一的财政/货币体系不会面临的分配和激励问题。例如欧洲央行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政府债券相当于美联储购买伊利诺伊州或加州的债券；即使有可能找到应对挑战的方法（例如欧洲央行按照事前确定的比例购买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债券），确定合适的比例（例如相对于GDP规模或未清偿债务规模）也面临着去政治化的难题。

此外，欧洲央行实施货币融资的能力（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性的）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约束。

·实践中这些约束条件都有弹性。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央银行直接从政府购买债券（一级市场融资）与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现有债券都无本质不同。欧洲央行会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购买债券进行对冲操作，但是这一操作的效应比第一次出现时要小。麦卡利（2010）曾指出：“可以肯定，欧洲央行强调通过快速从体系中撤出准备金将其转换为定期存款，可以对冲准备金的创造。因此，从技术上讲，基础货币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准备金和定期存款都是欧洲央行新创建的债务，它们是非常接近的替代品。”

·即便如此，欧洲央行使用其全部能力的政治自由/意愿也受制于有关政治经济后果的担心。复杂的多国政体，以及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确保OMF能够达到上文讨论的必要的严格条件非常困难。在欧元区的政治结构下，将OMF依然放在“禁忌”盒子中的理由依然强烈。

然而，危险仍然存在，现有结构导致的约束会诱发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也使得高赤字/高负债国家去杠杆化进程压低了名义GDP，无法实现有效的去杠杆化。德龙和萨默斯“若央行政策是外生给定的，相关政策的财政乘数很高”的观点非常适用于这些没有独立货币政策的附属国家。

因此，最佳政策的实施严重受制于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解决这些缺陷的第一步（尽管很困难）不仅是建立银行联盟，而且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财政联邦制，在联邦层面建立规模不大但重要的收入/支出，并创造欧元债券。

（四）英国：供给面的约束与需求面一样多？

我认为，英国应谨慎使用非常规措施来刺激名义需求。一是英国是四大经济体系中最小的，也是最开放的（英国进出口占GDP的比例最高），英国最有可能利用汇率波动进行调整，也最没有必要采取极端的政策工具；同时英国也面临最严重威胁，即预期渠道使得名义GDP的增量更多地来自价格效应而不是实际产出增长，如果今天的OMF释放出了未来过量OMF的政治风险，将会导致汇率/通胀周期。二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需求（名义GDP增长乏力）而不是供给。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英国名义GDP增长中近80%来自价格效应，实际产出仅贡献了20%稍多；美国价格效应和实际产出的贡献分别为40%和60%；而在欧元区，价格效应与实际产出大体相当。英国面临最不利的局面，名义GDP的上升只是推动了价格上涨而不是实际产出的提高。

英国名义需求不足的判断具有合理性，但我们也需要关注供给面的因素。2009年英镑贬值对英国净出口仅产生了很小的正面影响。这种现象可能是由行业之间不平衡引起的，这些不平衡是由于英国过度依赖金融部门的增长，使非金融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变得脆弱进而导致整个经济难以对名义需求刺激做出强烈回应。这或许表明，选择刺激名义需求的政策工具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政策工具对供给的潜在影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

九、结论

本文的重点不是评论现行政策，而是就金融稳定与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些大概的结论，特别是为应对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而产生的宏观需求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结论包括九个方面：

（1）杠杆率与信贷周期有很大关系。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杠杆率是关键变量，但在危机之前被忽略了，这是很危险的。未来宏观审慎政策应该反映对整个经济中最高的合意杠杆率水平以及信贷增长率所作的判断。很多政策工具可以用来约束杠杆率。

（2）银行是与众不同的：适用于其他行业的自由市场论断对银行业并不适用，私人信贷和货币创造是金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本驱动力，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

（3）过度杠杆化导致了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抑制名义需求的长期去杠杆化过程，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设计和实施适当的宏观需求政策的环境。

（4）在这种背景下，暂时性地偏离纯粹的通胀目标制是合理的，采用状态依存的政策规则，如美联储正在实施的政策目标，或采用一段时间内关注名义GDP增长率或GDP水平的政策。但仅改变政策目标不改变政策工具在某些情形下并非最优选择。

（5）在去杠杆化周期中，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效用可能不够强大，还有可能对金融长期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如果我们陷入了私人部门过度杠杆化的泥潭，我们应该警惕通过创造更多私人债务来逃生的策略。

（6）当利率接近零，以及货币当局预先承诺未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财政乘数可能更高。但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约束因素。

（7）政府和中央银行联手就有用不完的政策手段来创造名义需求，公开的永久性货币化融资（以下简称OPMF）往往可以实现目标，并且是能够确定地实现目标的唯一政策工具。在某些情况下，OPMF比纯货币政策工具（传统和非传统）的副作用可能更小；从理论角度分析，OPMF比其他政策工具导致通胀的风险也更小。

（8）但OPMF的政治经济风险是很大的。强有力的纪律和规则是确保OPMF不被滥用从有效药物沦为危险毒药的关键。基于独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判断和清晰的通胀目标或其他目标制，能够设计出相应的纪律和规则。

（9）因此，应该打破禁止使用OMF的禁忌。如果继续固守这一禁忌，会造成使用OMF工具太迟而无法发挥效用或带来危险，或者以不受约束的方式使用OMF，从而加剧金融体系和宏观稳定的风险。

十、魔鬼、金钱和债务

最后，我们应该从魔鬼、货币和债务中得出什么结论？对于魏德曼而言，《浮士德》第二卷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段令人愉快的消费者需求上升和国家债务降低的上行周期过后，“所有这些活动将演化为通胀，货币迅速贬值破坏了货币体系。”

但是魏德曼关于梅菲斯特货币试验消极影响的观点受到一些权威人士的挑战。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经济史学家詹姆斯教授是研究两次世界战争之间德国经济史的顶尖专家，非常熟悉德国历史与文学，在题为“德国应该重读《浮士德》第二卷”的短文中（James，2012），他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在帝国统治下，一切事物都因为纸币引入有所改善。将军们很高兴，因为又一次支付了士兵的工资，司库发现可以还清所有债务，裁缝们忙于做新衣服，女士们更愿意从事回报丰厚的浪漫冒险。”

因此，尽管随之而来是我们自己的危机，后果毋庸置疑；但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种警示——“房地产市场繁荣，笨蛋们都可以买大房子”——纸币创造的潜在收益不应被忽视。

究竟魏德曼正确还是詹姆斯正确？实际上，他们的差异比字面意思要小得多：他们都指出了适度的货币创造能带来好处，也都表达了货币过度创造引发的通胀危险。詹姆斯的结论是：“与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相比，管理良好的纸币制度使得价格更加稳定”，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潜在经济扩张的需要。货币——以纯粹的、不可赎回形式出现的法定货币——在严格约束下使用，是一服经济良药，如果过度使用，就成为潜在毒药。

私人部门之间的债务合约，特别是银行贷款，创造了数量匹配的银行信贷和银行货币，歌德的《浮士德》没有提及他们。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和亨利·西蒙斯等人正确地指出，即使法定通货的创造受严格控制，同时财政赤字很小甚至不存在，且通胀率很低，不受控制的银行信贷和银行货币依然是金融体系动荡和随后的经济衰退的主要驱动力。这表明：

（1）在通货紧缩、经济周期下行的去杠杆化阶段，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放松不可赎回的法定基础货币的创造，只要未超过规定的限额。

（2）在经济上行阶段，我们要比此次危机之前更多地关注私人货币和私人债务的过度创造，我们应格外小心地防止将私人债务和杠杆率上升作为乱中逃生的工具，正是过度的债务创造使我们深陷危机不能自拔。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王胜邦 译）

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的城镇化

作者：和泉洋人 浅见泰司 森地茂 金本良嗣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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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城镇化

和泉洋人 浅见泰司 森地茂 金本良嗣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日本的城镇化经验

人口向大城市圈流动的决定因素

城市圈内“郊区化”的应对

政府对城镇化的管制和引导政策

城镇化中的金融财政制度

日本的城镇化经验

和泉洋人[1] 浅见泰司 森地茂 金本良嗣

编者按：国务院领导，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城镇化和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关系。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比例为52%左右，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从30%到70%是城镇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专家估计中国城镇化大约以每年1%的速度进行。经济发展促进人口流入城镇，再通过城镇建设和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城镇化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城镇化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不仅仅是住房、路桥、交通为代表的基建建设，还涉及学校、医院、文化设施等配套服务建设；不仅仅是大城市的建设，还涉及与三农以及与周边中小城市的紧密关系。概而言之，城镇化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建设，它还涉及与之相关的户口制度、征收建设用地制度等制度改革和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以什么指导思想实现城镇化目标的问题，比如：“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型”还是“发展为纲”？等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中国“城镇化”有可能走弯路，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过了城镇化的全过程，积累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值得中国了解。近期外国专家局邀请了6位城市问题和中国问题日本专家，结合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请他们介绍了日本城市化的主要进程和经验。在外国专家局专家、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刊发了其中4位专家的发言和讨论，以飨读者。

[1]和泉洋人（Hirotolzumi），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大学教授；浅见泰司（Yasushi Asami），东京大学空间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森地茂（MorichiShigeru），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政策研究中心所长、特别教授，NP0法人国际都市研究学院院长；金本良嗣（YoshitsuguKanemoto），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客座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人口向大城市圈流动的决定因素

和泉洋人

今天发言的主题有四个：经济增长和人口迁移；人口动态与人口迁移；经济结构与人口迁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如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一、经济增长与人口迁移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人口不断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集中（即“大城镇化”）。70年代后，经济高速增长还在持续，人口流动却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经济增长率也有些许回升，但人口流动仍旧低迷。由此可见，经济增长并不总是与人口流动呈正比。日本三大城市圈的人口流人（折线）和实际GDP（柱状图）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参见图1.1。

那么，人口流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何经济不断增长，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却在下降？

一方面，经济增长期间大城市和地方的收入差距增大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后，大城市和地方收入差距减小，而大城市物价和住宅价格上升，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就会减缓。如图1.2所示，虚线为日本收人最高的5个县相对收入最低5个县的倍数。实线为向三大城市圈的人口流入。随着地区收入差距缩小，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相应减缓。顺便提一句，日本现在仍有1.5倍的地区收入差距，但是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所以小幅度的地区收入差距是不会导致人口流动的。

图1.1　三大城市圈的人口流入及实际GDP变化

注：实际GDP增长率在1955—1979年间为68SNA，1980年开始为93SNA（1995年为固定基准），1995年开始为93SNA（2000年为连锁基准）。

资料来源：根据总务省《居民基本户籍人口迁移报告》、内阁府资料制作。

图1.2　三大城市圈净流入人数及县民收入差距

注：收人差距是县民收入排名前5的县的平均值与垫底的5个县平均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总务省《居民基本户籍人口迁移报告》制做。

二、人口动态与人口迁移

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大城市的人口数量。

人口流动也是不同年龄段的选择，所以和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十几岁到二十五岁的人更趋向于流动到城市。中国和日本都有出生率不同的时代，如日本的第一次（1945—1950年）和第二次（1970—1975年）出生潮。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和趋势都会变化。

如图1.3所示，十几到二十几岁的人口在向下个年龄段发展过程中会发生较大的人口流动。再来看图1.3右边的表格，19世纪60年代，10—14岁的人口进入下个年龄段时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06万人）；右下一格可以看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24岁时有88.9万人移居到城市；再往右下，这一群体在25-29岁时又有部分开始流出城市。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年龄段在什么阶段更容易发生人口流动。

图1.3　5年前居住地与前居住地不同的人的比例

如图1.4所示，继1945—1950年的婴儿潮（虚线圆圈）后，1955—1960年婴儿出生率大幅下降（实线圆圈）。由柱状图可见，这一代人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就比较少。这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依旧持续，人口流动却在下降。

图1.4　不同年龄层向三大城市圈流出和流入人数的变化

注：每组10个柱状依次代表出生时间为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1970—1975年、1975—1980年、1980—1985年、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伊藤薰的“经济学上国内远距离迁移的分析方法及注意点”制作。

图1.5　中国人口结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制作。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出生也迎来高峰（1963年婴儿潮前后出生的人的子女一代）。受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影响，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大幅减少。这与日本1945—1955年前后的情况非常类似。因此，也许中国今后会发生和日本一样的事情：在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流向大城市的人口可能会减少。

在少子老龄化前期，地方和农村地区老龄化进程较快；在少子老龄化后期，（大）城市地区老龄化问题逐步加重。日本现在人口过疏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巳非常严重，今后大城市的老龄化将会成为更大的问题。如表1.1所示，在东京都、神奈川县、大阪府、埼玉县、千叶县和爱知县等三大城市圈地区，预计未来老龄人口（较2005年）的增长率将显著高于最早出现老龄化问题的人口稀少地区。令人意外的是，大城市圈老龄人口的居住环境、养老环境和医疗环境反而不够健全。所以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发展，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这是需要中国考虑的。

表1.1　三大城市圈地区未来老龄人口（较2005年）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日本都道府按县推算的人口（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平成9年5月推算）。

三、经济结构与人口迁移

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不一定会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人口流入城市没有优质的就业为依托，就会招致城市的贫民窟化。只有经济结构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转换，经济才会增长，并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收入才会随之增加，作为其结果，人口才会向城市迁移。所以城镇化是结果，而非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今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日本，如果不能很好地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城镇化会停滞。其结果就是城市经济不能发展。在中国也一样，现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从经济结构和环境负荷来看，重工业已达极限。由于成本上升，制造业呈现向内陆和国外转移的趋势。在其他亚洲国家竞争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失去了竞争力，则有可能经历日本曾经历的事情，也就是，原有城市可能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这是日本曾经经历、且现在仍在经历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必须转型，转而培育第三产业。而资本密集型和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很难培育出就业吸收力强、高效灵活的第三产业。

以日本为例，在城镇化进程中，日本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就业持续增加，第二产业受工厂迁往海外影响，呈平缓下降趋势，同时第一产业就业也在下降（图1.6）。各产业就业增长呈现地区差异。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在城市圈较高，而90年代在非城市圈增长较快；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在各地区均由80年代的正增长转为90年代的负增长，但三大城市圈地区的减少幅度较大。在2000年后一二产业就业下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依旧保持增长。其中养老行业受惠于老龄化趋势，增长率较高。

图1.6　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及其比例的变迁

注：剔除无法分类的就业者。

资料来源：国情普查（总务省）。

日本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化教训主要有：

1.髙速增长必然伴随急速的城镇化。城市圈以外的地区和小城市圈会面临衰退。

2.城镇化将反映产业结构的升级，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同时制造业自身的知识也会产业化，而且专业性职业也会不断增加。

3.收人差距扩大将使人口向大城市圈迁移，而人口迁移又能造成收人差距缩小，但由于大城市圈生活成本髙昂，收人差距仍旧存在。

4.最重要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应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转移，实现由“世界工厂”向下一个阶段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这种转变将产生于城市集聚中的自由经济活动，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提供参考。

日本的产业政策有非常明显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重工业为主，国家政策推动建立了大量工业园区；1980年后为了向信息技术（IT）、高新技术等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着力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振兴政策；2000年后，政府开始转变政策，由政府指定振兴产业转为支持民间企业和风投资本、改变传统企业结构、推动企业并购，从而裁减丧失竞争力的企业部门。通过这些努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现如今，新内阁刚刚出台了新的增长战略，提出集中支持五个政策领域，包括健康医疗、能源环境、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日本农业竞争力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城市和服务业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森川正之副所长针对11个服务产业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服务业生产率就会提升（图1.7）。比如在市区町村人口密度为2倍的情况下，服务业生产率会高出10%—20%。其提升效果比需求不怎么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制造业（约3%）更加明显。同样的研究表明，大城市（日本的约20个政令都市）的服务业生产率比中小城市高10%—50%（图1.7）。

图1.7　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森川正之副所长的上述研究表明，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大，服务业生产率越高。如果“大而全，小而全”（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五脏俱全），需求就会分散，服务业就会因效率低下失去竞争力。因此，必须建立服务业集中的大城市与住宅集中的周边城市的“分工分担机制”。日本过去因为政治制度的影响很难推行这项政策建议，因为长期以“国土均衡发展”为口号推进经济建设。这样的口号虽然很好听，但是在理论上未必正确。只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府不得不把很多就业机会拿到地方上去。

在城镇化背景下应如何发展服务业？如前所述，不应该由政府指定发展，而应通过对风险资本投资等民间资本的支持来发展。由于服务业多种多样且数量巨大，政府很难像重工业化时代或吸引外资那样发挥主导作用。服务业的主要旗手应该是民间企业。政府应该通过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放宽政府管制和减轻企业负担等，专注于“为企业经营提供良好环境”，具体经济工作应交给民间企业去完成。中国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李克强总理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

扩大就业仅靠大企业、国有单位是有限的，必须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多种所有制经济……要下决心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我们要相信市场机制的力量，必须转变职能、下放权力……下决心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打破市场分割与垄断，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企业和产业在竞争中优化升级，为经济转型提供“源头活水”……过多的和费时过长的行政审批恰恰制约了我们这一最大优势的发挥。

李克强总理的话可谓一针见血，今后无论是推进经济增长还是城镇化，沿着这个方向实行政策都将是有效且必须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付诸实施。在日本，政府也知道该怎么做，如何实施才是最难的。日本失去了20年，其间政治环境也非常不稳定，可见行政改革在日本同样是最难的领域。

五、结论

日本的“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趋势的“追认”。中国将“城镇化”作为增长战略来推进有其自身的道理。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改革包含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无法保证它们完全沿着政府计划的轨迹推进。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政策和基础设施及住宅建设，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因此，应该制定适合中国体制的计划和政策，以此为基础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关键是要保持“规划、政策”与“符合市场方向”之间的平衡。

中国地方政府可在以下两方面展开竞争：（1）为民间企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经营环境；（2）为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包括子女教育及文化生活）。这是最能防止政策失败的办法。

最后，现今日本面临两个最大的课题：

第一是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自2005年始，日本人口已开始下降，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人口的40%。因而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将成为问题。

第二是伴随“3.11”地震后核泄漏事件的能源问题。此前日本曾制定政策将核电比例大幅提升至50%以上，现在54个反应堆中只有2个在运作，结果造成发电成本高涨。

从中期看，日本面临的这些问题，中国及东亚各国可能也会面临。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建立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对策，并希望能为东亚各国提供相应的经验。

交流讨论

问题一：和泉教授介绍的两个观点非常值得中国注意：一个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个是政府的作用。如果由政府主导城镇化，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想进一步问两个问题：1.城镇化和农业的关系，日本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保证粮食的供给；2.城镇化与工业的关系，没有工业的话无法解决就业，有了工业则有污染的问题。此外还有个小问题，日本的政令指定都市是如何定义的？和中国的直辖市有何区别？

和泉教授：首先谈下城镇化与农业的关系。日本的农业自给率为40%，其实并不高。1968年日本修订了《城市规划法》，将城市规划区域分为可开发和不可开发区域。作为其结果，可开发区域内农地的转用自由化了。另一方面，不可开发地区的农地要基于农地法予以保护，即严格限制该区域内的农地转用。但另一方面还有其他问题存在。二战后日本推动农地解放，把地主的土地发给农民耕种，其结果令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大幅减少。正因如此，日本的农业变得非常缺乏竞争力。政府为此投人了巨额资金。一开始是作为推动土地改良的相关开支来支出，通过公共设施建设来提供相关资金。而最近几年，大家指出公共项目浪费巨大，正如在欧盟一部分国家中也能够看到的那样，日本开始将政策重点转向收入保障。

还有一点，很多小农户在不断高龄化。在这个过程中弃耕的农地被称为“耕种放弃土地”。其面积仍在不断上升，已经达到总耕地面积的10%。作为对策，弓丨入民营企业的探讨已持续10余年。但日本管制改革最难改的部分也恰恰在此。在日本，农户团结起来组成的农协组织长期以来在地方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放弃一些农户利益而引人民间企业进人耕地运营有很大阻力。小泉政权曾大胆推动管制改革，令日本民间企业可以按租赁方式参与农业经营，或和农民一起成立农业法人来使用农地。改革的目的是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农民收人，吸引年轻劳动力回归农业。安倍政权的增长战略也将农业作为五大重点领域之一。农业属于第一产业，但在日本有种说法，要将农业作为第六产业来发展，也就是将农业的第一产业相关活动和以加工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及流通产业的第三产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互动机制来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农户的收人。作为其一环，日本农产品价格长期以来居高不下，很多人认为没有竞争力。现在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经济迅猛发展，居民收人也在不断上升，对日本稳定高质的农产品需求也在不断高涨，创造了足够的溢价空间。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应该不断努力支持日本的农业发展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城镇化和工业的关系。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速增长的核心是重工业，伴随而来的是很严重的环境污染。过去，北九州光化学烟雾和水质污染严重，生活环境极为恶劣。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环保投资，现在北九州的环境已经成为日本乃至世界的样板。北九州现在正在基于其环保相关技术，在北九州市建立亚洲环境中心。北九州市也正以技术援助的方式将其技术知识提供给其姐妹友好城市大连。

这和第三个问题也直接相关。有实力的政令指定都市不仅仅和各国中央政府，也和各国地方政府直接合作，把自己的环保经验对外输出。顺便一提，东京圈中，最大的重工业地带是东京一横滨工业地带（京滨地带），该地区的污染也曾相当严重。现在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尽管仍有少数工业留存下来，但它们的环保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另外很多工厂迁往海外，其原址改为发展健康产业和其他产业。随着包括健康医疗和环保产业的新五大产业的推动，面积达440公顷的京滨工业带已经摆脱了重工业色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令指定都市和普通城市的关系。过去只有东京、横滨、川崎、名古屋、京都、大阪六个城市被设为政令指定都市，当时的条件是人口达到100万。而现在政令指定都市已达20个。政令指定都市拥有等同于都道府县（类似中国的省级行政区）级别的行政权限。正因如此，一些政令指定都市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把都道府县的全部权力下放。当然大部分都道府县予以反对。现在日本正在讨论一种新的行政体制——道州制。日本现在有47个都道府县。将这些分为区块，推动跨区块行政功能，并由中央政府下放权限给各个区块。我个人认为，现在日本有很多权力很大的政令指定都市，一方面留存47个都道府县，另一方面又推动道州制，等于在房子上再盖房子，我本人持反对态度。如果我们引入道州制，包括政令指定都市以及现在的1730多个市町村，都要进一步集约化。我们应该在道州下设立300多个地方自治体[1]，构建一个新的行政组织结构。我介绍下自己居住的神奈川县吧。神奈川县人口约800余万，区内有三个政令指定都市，分别是将近400万人口的横滨市，100万人口的川崎市，以及100万人口的相模原市。此外还有多个准政令指定都市。从结果上来讲，神奈川县的行政力量受到很大限制。如果在留存都道府县的同时推动道州制，肯定就是屋上建屋。典型例子就是神奈川县。这和中国一样，既得利益方面不愿放弃权力，想把权力拿走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

问题二：目前中国有几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城镇化要做多快，做多大；第二个问题是城镇化要如何搭配大中小城市；第三个问题是城市大了之后如何治理。日方的讲话对前两个问题有很大启示。和泉教授已经阐明了城镇化过程中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是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而不是靠城市发展推动经济。这是中国巳经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我们先前经历了高速发展和快速城镇化的进程，现在经济放缓后也有讨论能否杀鸡取卵，靠人为城镇化再次推动经济发展。日本的经验很清楚地说明，因果关系是经济发展带动城镇化。关于第二点，要什么样的城市，在中国也是讨论很多的，20年前大家很担心城镇化，不希望有很多的城市。过去的中国有工业化但没有城镇化。1978—1979年改革初期，农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30%，但70%的人口在农村。这两年观点已经发生转变，大家都觉得城镇化是好事情。一来大家也不再害怕城市过大，二来这是无法阻挡的趋势。2000—201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都是大城市。北京人口增长了42%，全国人口平均增长只有6%。上海也是类似的情况。北京此前每次规划，无论是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2500万，都被超过了。和泉教授的讲话和他引用的专家研究说明，服务业在大城市效率才更高。结合日前东京之行的见闻，服务业确实需要人口规模才能提高效率和质量。所以，和泉教授的讲话对于我们是否需要控制大城市也有很大借鉴意义。当然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也要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

此外有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接近日本60年代中期的水平。中国在过去20年走完了日本明治维新后100年的城镇化过程。请多介绍下曰本1960年前的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段历史对中国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二，大小城市的收人差距问题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何日本在1970—1980年间的收人差距会发生很大变化？

和泉教授：收人差距的问题，稍候森地先生会详细介绍。关于中国急速的城镇化，与其说和60年代的日本比较类似，不如说日本在60年代至80年代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在中国同时进行。现在是信息化社会，日本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中国马上就会知道，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中国能够比日本走得更好。如天津很多地方在建设最先进的超高层大厦，另一方面过去的意大利风情街被很好地保留并利用。当地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日本6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飞速发展，制定城市政策的政府也曾考虑如何保存老街区并改善居民生活，但很久之后才真正予以重视。举例来说，日本在城市规划领域，建筑设计的颜色、用材可以由政策加以管制，但这一政策是10年前才有的。我想说的是，日本过去经历过的事情中有一些好的经验，如果中国能吸取这些经验，应该能够推进更高效明智的城镇化。

对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关系，战后日本进行开发的基本原则是国土均衡发展。为此要把有竞争力的大城市的部分资金转移支付给其他城市。主要路径有三个：

1.地方转移支付税：各个市町村有各自的财政标准及税收数据，不足的部分由中央补贴；

2.社会福利：比如医疗、养老金由国家予以补助，由高效率的大城市转移支付给其他城市；

3.公共事业。

日本政府通过以上三个渠道将财富由大城市转移到地方，实现国土的均衡发展。但是21世纪后稍有变化。变化起源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力推进公共事业。建设投资在2010年达到顶峰，土木建筑额度超过80万亿日元，而日本GDP只有50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6%。但是政府的巨额投入并未带动经济复苏，只有财政赤字不断高涨。于是大家意识到这种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2000年小泉内阁成立后，推出了重视大城市的政策，向高效的大城市转移人力、物力和信息，确保资源流向大城市。通过发展大城市及活用民间资本来实现日本经济复苏。现在虽又开始摇摆回以前的方向，在公开场合讲重视国土均衡发展，实际上内部还是认为应该通过大城市自由的民间企业活动以及向海外开放，日本才会有明天。在这点上大家大致是有共识的。

顺带一提，日本的财政赤字在发达国家是鹤立鸡群的。日本的GDP是500万亿日元。中央及地方自治体债务余额已经超过1000万亿日元，差不多是GDP的2倍。但是日本国债利率只有1%左右，非常低。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持续有三个理由：

1.日本公共事业部门赤字非常高，但是个人部门储蓄也很高，结果是国债的93%以上是由日本国内消化的。相较而言，美国国债的48%是由海外消化，最大债券持有人是中国和日本。

2.日本的经常项下还是顺差。经常账户的盈余确保了稳定的低利率。但最近核电事故对此造成了很大影响。能源进口不断上涨，贸易收支出现了赤字。之所以还能保持整体盈余是因为日本迄今为止的很多海外投资利润返回，这部分所得收支确保了日本的收支能够保持盈余。因此在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转换固然重要，走向世界，在海外挣钱对日本同样重要。

3.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增值税异常低，只有5%0欧盟和美国差不多是20%。日本只要能够大胆决断，像发达国家一样提高增值税，就可以大幅增加税收。当然税率的提升会影响经济，但日本还是有增加税收的空间。如果能将增值税税率提至15%，预计能增加40万亿日元的税收，这与目前日本的财政收支赤字基本持平，可以暂时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森地教授：问题谈到的明治时代是100多年前了，简要而言，明治维新时日本希望赶超发达国家。大家希望将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建设为欧美也认可的城市，为此下了很大的力量。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地方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明治政府修了铁路等基础设施，并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政策。明治后的城镇化建设有三大潮流：

1.由国家来推动成立国有企业，比如制铁所等。

2.各地有很多创业者。他们大多是江户时代的农户首领，手中有财富积蓄，并受过良好教育。他们集体出资兴建铁路等基础设施。例如日本石油，其第二代在19世纪90年代就留学哈佛。他们修建了铁路线，并创办学校教育本地年轻人。这样的实业家当时遍布日本。

3.小手工业者。在关东关西地区，有很多人被称为近江商人。很多吃不上饭的家中次子进入手工作坊工作，制作工艺品。重要的是首先要实现民营化。和中国相比，明治时代距今很远，可能不具太多可比性。另外还有一点，过去挣取外汇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手工艺品。

[1]日本实行的是两级行政制，地方政府由跨区域的地方自治单位——“都道府县”和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一“市町村”2个层级构成。日本目前有都道府县共47个、市町村共2374个。日本的自治体相当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城市圈内“郊区化”的应对

浅见泰司

一、认识事实：城市圈的扩大

“郊区化”是指城市扩张向郊区发展。由于人口增加，收人上升，居民开始谋求更大的居住空间，于是城市圈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增大。

城市圈扩大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人口密集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的扩大。其标准是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0人，以及相邻基本单位地区的人口之和达到5000人以上。由图2.1可见60年代以来人口密集区不断扩大，而铁路公路等也随之扩张。现在，日本约70%的人口均住在人口密集区。城市圈的发展是市场主导的，因此会跨越不同的行政管辖区域。比如关东地区，东京、川崎、横滨已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城市圈。在考虑城市圈问题时，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局限性日益明显。

图2.1　首都圈DID的扩大情况（1960-2000年）

资料来源：根据国情普査报告制作。

二、应对城市圈不断扩大的对策

1.居住需求的对策

在原有城市街区，地皮呈现碎片化特点。在日本，所有权较强势，收购整块土地的难度大，地皮整合成本高昂。与再次开发原有街区相比，开发郊区更廉价迅速。因此城市开发不断向郊区方向发展。

主要的郊区开发模式包括无序开发和有计划的建设，而后者又分为土地区划整理事业和新城镇开发。

无序开发

受农业用地部分宅基地化等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的地区出现无序扩张现象，进而发展为很大的城市问题。作为应对，1968年制定了《城市规划法》，根据区域区分制度，限定了往后10年城市街区化的区域。试图通过这种措施抑制无序郊区化。在日本，地方自治体负责供给道路、教育设施、下水道等基础设施。但是民间开发速度很快，政府财政很难跟上。于是地方自治体出台了开发指导纲要加以应对，要求相关业主承担相关负担。由于这类纲要属于行政指导，缺乏法律依据，所以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学界探讨，比如是否应该首先条例化（法制化），又如业主承担负担的合适度应在什么水平。

有计划的建设——土地区划整理事业

依据1954年出台的《土地区划整理法》，农业用地的开发应该率先开辟道路、公园和学校用地，建立城市街区的框架。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面积虽然会减少，但土地单价会因公共用地开发而增值，土地所有者并未受损失。此外一些土地作为保留地，在地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即使项目进展迟缓或最终未能实施，通过出售一部分土地（预留地）也能覆盖开发费用。

图2.2　获得开发许可的土地开发（左）和未获许可的土地开发（右）

资料来源：摘自高见泽实（2000）《面向初学者的都市工学入门》，鹿岛出版社。

图2.3　土地区划整理

有计划的建设——新城镇开发

依据《新住宅城市街区开发法》（1963年），成规模的开发整块街区，用以满足大城市庞大工薪阶层的住房需求。主要的开发主体为日本住宅公团（现名：城市再生机构）或自治体。与英国式新城镇不同，日本的开发基本上是住宅城镇（bed town）。比如大家住在这里，然后去其他城市（如东京）上班并开展经济活动。大家为开发新城镇进行了各种研究，比如如何提高开发效率，确定标准设计模板并在其他地区进行高效复制，此外还有设施需求及适合住宅密度的严谨化等。

在公团的开发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妥之处，比如过度节约门脸和其他住宅尺寸，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居住环境。此后的开发对功能性和整齐划一性进行了反省，为住宅用地注人多样性。在70年代开始由封闭型小区转向对周边地区开放的住宅小区规划的摸索。到了80年代后，开始谋求更髙的质量，比如配置富余的房间以及加强住宅规划的个性化。

初期的公团住宅追求高密度的住宅设计，但高层住宅降低了孩子的自立性，不愿外出的孩子增多，招致社会批评。于是后来设计方法有了修订，将高层和中层住宅混合，以得到更高的密度配置。此外还进行了各种新的尝试，比如住户内的无障碍化以应对老龄化社会变化，建设可移动的空间隔断及允许住户进行个性化的内部装修来应对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需求，还有建设节能建筑来应对环境问题等。

图2.4　新城镇开发

注：未特别标明的小区比例尺为1/20000。

其他形式的住宅供给

根据《公营住宅法》（1951年）建立的公营住宅是面向低收人群体的廉租房，由地方自治体提供并由国家提供一定额度的补助。此外还有地方自治体根据《住宅供给公社法》（1965年）提供给工薪阶层的租赁房。

由于新城镇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发的，入住家庭的年龄构成基本相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显现，社区的同质化问题（即社区人口一起步人老龄期）尤为显著。今后老龄化飞速发展的将是大城市的近郊地区。这些地区就是以前大规模开发的新城镇地区。

2.改变需求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优先发展铁路，形成放射状铁路网，再形成环状网络。其后同样按照放射状到环状的顺序对道路建设进行加强。其他努力包括促进换乘的便利性，以及通过1C卡整合各自独立的公交费用体系。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中心的多层次交通体系。在东京圈，因为不同铁路公司之间的直通运营以及高昂的汽车保有和使用成本，铁路的利用率很高。此外最近也在推进自行车、汽车共享的新措施。

图2.5　首都圈铁路线路图

3.城市圈内据点的形成

在大城市圈发展据点非常重要，日本为此建设了业务核心城市，并在大城市圈规划中明确业务核心城市的作用。

4.确保城市圈的环境

相关努力包括保护绿地，以及建立近郊绿地保护区域。

三、大城市圈的规划

1958年进行的第一次基本规划意在消除过度向东京集中的现象，该规划包括限制工厂、大学，抑制原有街区的无序扩张，但无济于事，集中程度遂超过想象。因此1968年的第二次基本规划为了消除人口过密的弊端，推进工业向更广泛地域选址，同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特例设施（1966），这一时期人口增加有所缓和。1976年的第三次基本规划在抑制产业向东京集聚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广域多核城市复合体。这段时期市区人口有所减少。第四次基本规划的政策目标是建立国际中心城市，旨在改变单极集中的趋势，转向多核多圈域的地区结构，但同时也造成了远距离通勤等社会问题。1999年的第五次基本规划的政策目标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废除了限制工厂的制度，也不再限制工厂、大学等设施向城市集中的现象。

目前，在东京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我们在反省，分散是不是良策。大城市圈制度的存在意义有以下几点：

1.作为国策的首都圈规划：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机场、港湾、铁路、公路等设施必须有效配置，并予以集中。同时对国家安全、广域规模问题等对策必须予以考虑。

2.广域调整功能：单个地方自治体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比如地方自治体间的无谓竞争）必须予以协调竞争。遗憾的是，在日本这类广域调整工作也并不顺利。目前的两种做法是：第一，通过让影响范围内的人也参与决策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在谈判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这会成为非常低效的方法；第二，客观量化外部经济性，通过清算金等经济调整负担相应费用，来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虽然目前任何一个方法都还不充分，但应该通过相应的机制来发挥广域调整功能。

对于跨越多个地方自治体的土地利用等的决定，如果在决策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由这些市区町村进行协调，往往会导致负面结果。由于协调不畅，地方自治体可能自行设立同类型设施，造成过度供给；同时，原本需要的设施却没有提供。

因此必须确保能够进行以下经济调整，即在推测广域影响设施给自治体造成影响（税收、波及效果、环境负荷、行政服务需求等等）的基础上，自治体整体的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且各地方自治体自身的社会福利并不下降，例如，自治体间支付调整金。为此，必须完善调整金等的相关制度，确保第三方能对调整金的影响进行准确的分析。

目前，日本地方自治体分权明显，有些人认为它们最贴近民众，容易做出最贴切的判断，但实际上，很多地方自治体的对策对其他地区也有影响，而地方自治体难以站在全局角度进行考虑。所以需要管理者从全局角度予以调整。原本国家的职能应该是起到协调作用的，例如，通过转移支付调整金来弥补自治体对其他自治体造成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之差值等。但这一方法在日本也还没建立起来。

3.加强近郊绿地的保护

通过讨论修订《城市规划法》，对土地利用进行全域规划，实现城市规划区域的脱胎换骨。其中应该对保护绿地进行准确定位，使该规划与首都圈建设规划联动。

要想妥善制定区域规划，就必须考虑应在什么区域推广。各个区域情况不同，未必每个规划都适合其他区域。另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进行妥善处理。

此外要建立城市合作机制，作为增长的核心区域要与其他地区共存共荣。如果只有核心区域的发展，其他地区无法发展，那么这样的机制是无法顺利推进的。

四、结论——反省事项

第一点是地方条块分割严重，广域调整不够充分，导致城镇化效率低下以及重复投资。其解决方法是：

必须推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比如普及公共交通的相互直通运营；促进职能分工、公共设施的相互融通。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低效投资，必须根据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制定公共交通建设规划（地铁建设应以人口100万左右为最低标准）。大城市圈城市铁路的建设应采取不损害效率的方式。由于需要巨额建设投资，所以必须制定开发利益的还原政策。

此外，必须确保不仅核心城市实现繁荣，周边城市也能共同繁荣。一个实现的方法是调整税制，确保多个城市间公平分担城镇化的效果和财政支出。

第二点是日本因为城市规模缩小，人口减少，所以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成了很大问题。应对政策是建设无需维护费的基础设施，以及对分阶段缩小基础设施的规模进行测算与规划。

第三点是新城镇的集中建设导致城镇内家庭年龄构成同质化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日益凸显。中国老龄化也在飞速发展，因此必须引入社会综合对策的思路。

五、结论

广域调整职能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必须建立地方政府间的调整财源的方法。

要进一步加强公共交通的广域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采取更好的开发利益还原政策。

中国未来可能也会像日本一样经历人口减少，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也应考虑未来的维持管理；将来或许也要考虑是否缩小基础设施建设。

保持平衡的新城镇开发，引人社会综合对策，避免导致同质化、老龄化的新城镇开发。

交流讨论

问题一：如浅见教授介绍，在日本是由市场引导城市圈建设，而在中国一般是由政府推动。那么根据日本的经验，能给我们什么建议？第二个问题是为何旨在消除人口集中的第一次规划反而导致人口集中程度超过想象？

浅见教授：虽然现今日本与中国的政府主导政策不同，但日本过去也经历过政府主导。比如当时日本在地方构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城市时，也采取了由政府主导的政策。其中适合当地发展需求的相关政策取得了成功，反之则失败了。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不跟着市场走肯定要失败，所以现在日本已完全将政策切换为市场主导，这是日本的经历。那么再来看中国，即使由政府主导，市场也应该进行很好的监督。相关配套机制必须引入，否则很多投资会被浪费。所以在我看来，相关机制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要构建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良好机制。即使开始是政府主导，也不要只让政府企业进行相关生产活动，也要以当地市场需求吸引民间企业加入，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另外就1958年规划的问题，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市场力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使得大城市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和泉教授也谈到，如果要防止集中，缩小地方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仅仅靠政策去管制、限制，各种社会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各种摩擦仍会持续存在。今后中国也会迎来少子老龄化的时代，尤其是大城市劳动力可能难以确保。过去中国采取的政策都是限制人口流到城市，今后中国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政策，即吸引人口流人城市的政策。日本和中国在很多制度上截然不同，日本没有太多管制，人口容易流动。中国也需要及早考虑相关问题，并思考应对。

1945年之前，英国推出了大伦敦规划，比如城市周边作为绿色地区开发，并在外围建设新城。战后的日本打算引入相应规划，预计东京的人口10年后会达到800万。事实上规划实施后的两年，东京人口就达到了800万。就像中国现在的变化一样，当时日本的人口变化令大家非常震惊。所以首都圈计划在1958年出台了，但是实施得并不顺利。其实当时大伦敦规划本身进展的也并不好。所以日本在新的规划法中区分了可开发和不可开发地区。可开发地区地价会上涨，而不可开发地区的地价就会下降。于是一些地方自治体就游说中央政府将其加人可开发区。其结果是，虽然表面规定了可开发和不可开发区域，事实上到处都在开发，其中不乏无规划的无序开发。但另一方面，在日本，居民的权利非常强，他们的力量对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问题二：关于少子化和老龄化，中国的速度更甚于日本，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每年的出生人数在2600万一3000万，最近几年的出生人数每年只有1500万一1600万，高峰和低谷之间每年相差1000万左右。到2030年，60岁以上老人会超过4亿，比现在美国的总人口还多。中国城市中超过80%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刚才讲到的避免社区同质化的问题对中国非常有借鉴意义。日本几十年间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时而控制时而开放。其背后政府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中国一直也有讨论，比如担心北京是不是发展得太大，以及相应产生的拥堵问题。这方面东京的交通解决得很好。其他的担心包括水资源、环境，还有可能出现的贫民窟或棚户区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治安恶化。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哪些是需要担心的，哪些最终被证明是不必要的？

浅见教授：如您提到，独生子女和小区建设问题今后的确需要考虑。未来人口将不断老龄化，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必须给予支持。家庭的力量也很重要，当然不是全面依赖家庭。一方面要给予公共援助，一方面要借助家庭成员的力量。要创造相应机制来应对。

另外，关于城镇政策及规划制定时应该担心什么的问题。当集中非常严重时，大家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地区间差距不断拉大。关于这点政府构建了很多机制，把资金转移支付给地方，以及在地方创造就业。关于交通拥堵问题，我们首先要研究其发生源，并减少发生源。比如日本推出了法令对工厂和大学的选址进行限制。但实际上，单位面积人口远高于工厂和教育设施的商业设施不断设立，其密度更高。日本在80年代后期的泡沫时代，早晨的交通拥堵无以复加。其后泡沫破裂，交通拥堵也大幅缓解。所以实质上有两个主要关注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把握交通需求；另一方面要实现交通工具复线化，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交通工具。集中的问题通过技术层面的努力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在进行各种试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城市的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首先需要发展，然后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政策当局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有人觉得东京就是有竞争力，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比如三个东京都的核心区的就业情况对东京都是非常重要的，对特定地区可以作为特区进行对待，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制定。所以要进一步判断城市实力，根据其实力提升生产力。另外，关于贫民窟现象，在日本原则上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但并不代表日本没有贫民区，过去是有的。日本的一个特点是中产阶层众多，其收人差距相比其他国家并不显著。所以日本的贫民区并未大幅发展。日本经常有流浪汉和大老板住在一个街区。但是近年有些恶化，差距有所扩大，不过，日本不存在大的贫民窟。

问题三：对中国来说城镇化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土地增值的部分应该归谁所有。您之前提到了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三种向郊区开发的方式，一种是无计划的，两种是有计划的，通过建立新城的方式来进行扩张，其实中国这三种方式都有，如第一种无计划的开发方式，像中国的城中村以及城郊村。对他们来说这些地方原来是农村，这些土地原本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他们建了非常多密集的房子给农民工和一些低收人者。现在搞城镇化，需要把这些土地重新利用起来，所以发生了非常多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在城里的另外两种开发方式，由于土地是国家所有，中国的很多城市也建了非常多的居住区，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但是政府又规定买了这些房子的人只有有限或者部分的产权。若干年后，如果住户想搬离，只能以当时购买的相同价格卖还给政府，这样住户就无法享受到这个土地上房屋增值的价值。我想了解在日本，住宅公团建设的小区，房屋增值部分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浅见教授：这就涉及地价上涨利益还原的问题，这在日本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地价高速上涨的时期，通过地价税和消费税来控制地价，比如说有人买卖不动产，政府就会有税收收人。另外还有保有税，就是固定资产税，这些税收会上交给公共部门，但是额度不大。实际上，地价上涨的收益主要是给地权所有人。有些人认为应该更多地还原这些利益，所以提议应该提高固定资产税的税率。就此，法律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有些自治体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他们担心如果提高资产税的话，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利，所以实际上土地房屋的开发利益并没有还原给社会，这是个人开发的现状。另一方面，就公团的开发，过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提供廉租房，一种是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开发收益当然不会给租房者，还是在公团。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公团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的，在售卖的时候会比市场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差的收益就归购买者。因此，日本在公营住宅方面，廉租房的租客是得不到利益还原的，基本上是由所有者来获得地价上涨的利益，同时以固定资产税的形式来还原给社会。

关于城市土地储备，土地面积减少和地价的上涨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平衡。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还是土地所有者享受的利益比较多。

关于城中村无序扩张的问题，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中，有些农村逐渐被编入城市。日本的情况是随着城镇化，对郊区的农村进行开发，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城中村基本上是农村的部分土地被城镇化使用，而另外一部分农民还可以在那居住。但是在日本，是由农民自己把土地卖出去，然后政府向农民提供宅基地。中国的城中村还有新建的公寓给农民住来解决一些居住问题，但是可能没有经济适用房和一些分期付款的形式。这一点也和日本不同。

问题四：1.在建立大城市圈的时候，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值得中国政府借鉴的地方，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2.第一位专家提到的人口迁移，在1955—2005年间，日本主要是10—24岁之间的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对这些人口的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教育和就业的要求很高。这三个方面日本有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浅见教授：首先您提到的地方政府合作的问题，日本最近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讨论，即大型超市如何选址的问题。大多数人是开车去大型超市，有一些场所会发行一些不同地方都可以使用的商券。购物商城所在的自治体会得到税收，其他自治体则无法得到此税收，而且自己的商业也会受到大型超市的冲击，所以，有一些自治体希望引人大型超市而其他自治体则会反对。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在城市规划的时候，规定大型设施必须得到许可才可以建立。在许可的时候，必须引入一些调整的机制。过去在城市规划的时候，市町村这些层面必须尊重都道府县的规划，如果违反广义的规划，都道府县就不会批准。所以在日本随着地方的增强化，这种矛盾增大，广域规划变得越来越难。另外在城市规划的领域，市区以外的调整规划过去比较松弛但正进一步加强。政府要让跨区域的自治体都能参与这种规划，这样可以逐渐调整。在日本，住宅税及房产税率较高，而建筑物的固定资产税率特别高，这个成为日本很多地方的财政收人来源。商业核心都市和住宅都市之间的平衡就是通过此来进行调节的，这使得周边的住宅城市的财源也得到了保障。中国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平衡，如果是形成中心城市一家独赢的机制，这个结构需要改变，但是估计阻力比较大。这是日本的一些经验。

森地教授：刚才浅见先生提到了日本规划城市，市町村之间的协调，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人口在减少的时候，各个市町村的医院、超市及学校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比如有医院但是没有医生，比如图书馆造的很漂亮但是没有人去借书。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有人提出要合并市町村，根据地方自治体的能力相应提高其效率，将市町村的数目从2300多减少到一半以下。但是有一些地方不愿意隔壁村成为一个自治体的中心，希望把乡政府建在自己的村子，这些问题也需要协调。有人建议通过广义行政区签订合约来解决这个问题，称为“定居自立权”，这是总务省引入的制度。其内涵是各个自治体共同来运营医院，同时国家对民营医院提供支持。另外，国家还支持购物中心供大家共同使用，还包括合并学校。上述制度是让市町村共同使用这些设施，而只要其愿意，中央政府会提供支持来给予其合并的激励。但是很遗憾，正在要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发生了政权更替，当时的总务省提出了3000亿日元的预算，政权更替后就变成100亿日元了，这个计划因此受到了影响。我正好是这个计划的一个委员长，当时也很努力地推进这个计划，但是现在受到了影响。另外，总务省提出如果是两个自治体或者是多个自治体要联合进行项目推进或成立相关组织，如果各个自治体有共同的服务中心，则可以一同成立一个组织来经营这个服务中心。过去一般都是由单个自治体来运营服务中心，目的较为单一。那么现在可以形成多个目的的运营，包括垃圾收集、服务中心设备维修等多功能的管理。特别是垃圾处理问题、福利、消防等，各个自治体可以一同合作。

金本教授：刚才您提到的人口迁移的问题，有很多第二产业在大城市发展迅速，所以很多人口转移到了大城市。当时有一个词“金蛋”，把这些年轻人视为宝贝，可见当时对这种人口迁移的需求有多大。之后收入差距缩小，当时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引导工厂去地方建厂，提高了地方的收人水平。另外保有税和固定资产税在日本成为市町村的主要收人，将近占其财政收人的59%，因此这些固定资产税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通过这些来提高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个就是日本的机制。

和泉教授：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中南美洲出现了贫民窟的问题，原因是地方有很多没有工作和收人的人毫无目的地涌向了大城市，但进城之后他们却没有收入，造成了他们无秩序地在大城市聚居。日本在战后发生了部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原来在其侵略地的居民在战后回到日本，产生了一些贫民窟的问题，但是后来政府建造了很多公营住宅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后来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产生了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企业想要雇用高中或者大学毕业的人，鼓励很多人去上学提高能力。另外日本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在这个前提下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住宅，这个现象在岩仓具视遣外使节团考察欧洲（1871年）时就出现了，他们去巴黎和伦敦考察学习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说和那时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企业为了提高员工的幸福感，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措施。日本这样解决问题的机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不同的。最近几年产生了一些变化，地方的学生想要去东京上好的大学，想在大城市居住。这些人到东京以后不愿意回到地方，地方工作机会少，大学以后返乡的数量逐渐减少，所以东京的人口逐渐增加。另外在就业的时候很多居民集中到东京来，政府的措施主要是增加地方的大学数目。当然现在日本有争论，在少子化的时期，在地方兴建太多大学是没用的，但是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尽量增加地方上学和就业的人口数量。但同时现在大城市的学校也想要招更多的学生，因此建立了更多的学科，这是一个矛盾的现状。

政府对城镇化的管制和引导政策

森地茂

这个主题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国土政策与地区差距缩小、地区差距缩小的原因分析和日本的地区政策评价，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主要讲在城镇化过程中，日本如何通过国家与民间共同努力缩小地区差距，以及日本地区政策的得与失。

一、国土政策与缩小地区差距

日本的地区差距缩小政策主要包括：

大城市圈政策和地方开发政策。大城市圈政策，即主要针对人口过密问题的对策，具体包括：

1.大城市圈的建设；

2.管控人口向大城市圈集中的趋势：为了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将大城市资源扩散；

3.环境管制：限制在大城市地区设厂。

地方开发政策主要是缩小差距的政策和应对人口过疏问题的对策，具体包括：

1.建设高速交通体系，引入民间的投资和消费；

2.建设地方产业据点及企业招商引资政策；

3.农林水产业振兴政策；

4.条件不利地区（如小岛屿或偏远山区等上述三个政策难以实现的地区）的政策。

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政府在不同时期一直在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以求获得国土的均衡发展。

第一次规划（1962年）（以沿太平洋带状地带的中心城市圈开发为重

此时，日本经济不够富裕，民间力量也有限，所以选择在沿太平洋带状地区集中开发，比如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中心城市圈。可是，这样做忽略了其他地方性城市的发展。于是政府又制定了新的政策，为其他地方性城市招商引资，比如《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工业建设特别地区建设促进法》（1964—2000年，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止），以及《工厂等选址限制法（首都圈1959年、近畿圈1964年）》，这个法律对工厂、大学选址于大城市进行限制。

第二次规划（1969年）（“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目标是建设全国干线网络，将开发从太平洋沿岸扩大至全日本。同时出台了《工业再配置促进法（1972—2006年）》、《工厂设立法（1973—）》等。这次规划的结果是造成了泡沫经济和严重的环境破坏。日本当时的情况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类似。

第三次规划（1977年）（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不再是全国性大开发，而是以生活圈建设为重点，注重生活、自然环境的改善。

第四次规划（1987年）（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着重推进多极分散型国土、地方机场的国际化等项目。

第五次规划（1997年）（21世纪国土的宏观设计）

这次规划是针对泡沫经济崩溃后，如何发展经济的命题。出台了城市翻新以及建立美丽国土的政策。并且出台《国土形成规划（2008）》，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创新经济。当时本人担任该规划的课长。规划最重要的政策立足点是，在人口减少情况下如何建立不衰退的国土。首先是促进国际合作，不仅是市町村，而是在更广泛的区域推进这一政策。同时也力求解决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生活服务的维持与提高，突破市町村，建立更广域的生活圈，以更广阔的范围重组生活服务。

回过头看，这些规划的执行结果可以总结为五点：

1.追随需求的对策：随着城镇化和机械化的发展，住宅、公路、铁路、河道都会显得不足，为此需要对策。

2.灾害对策：如何应对各种灾害。

3.提高经济效率：包括建立高速交通体系、建立工业园区、确保水资源、能源资源等。

4.环境对策：当时因为空气、水污染严重，提出了进一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地球环境的对策。

5.调整地区差距对策：总结上述四个对策的过程，在中国叫做城镇化，在日本就是缩小地区差异的过程，主要应对不同地区在人口、就业、收人、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土政策称为“社会资本建设先导型国土政策”。这是一个通过社会资本建设改变地区产业结构的过程：

随着农业的机械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稻谷生产每周只需要工作一天，农业、渔业开始产生兼业现象，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向城市和其他产业转移。而且随着面向大城市的高速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和运输技术革新的发生，种植农业开始从谷类生产转向诸如蔬菜、花丼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发展。渔业也开始由罐头、干货的生产，向提供高附加值的活鱼方向发展，实现了产品多元化、附加值提升以及农业收人的增加。

而且，随着工业选址的建设、旅游业的振兴以及流通领域效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不断被其他产业吸收，实现了农业和渔业的兼业化。

还有一点就是，战后日本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当时大藏省要求各省若出台自己的政策需要自筹财源。为此，产生了通过公团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充实社会资本的对策，比如建设道路就以汽油税为财源，建造机场以机场使用费为财源，住宅公团以住宅租金为财源。公团通过借款来建设基础设施，之后通过使用费来还款。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管理之下，中央政府不允许借款，地方政府才可以借款，因此成立了公团作为缓冲机构，实现融资，这被形容为政府版的BOT模式。

还有一个取得了日本型地区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的政策，就是通过内部补助来确保财政平衡，同时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收人差距缩小。具体而言，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是机场，相同的服务应该用相同的定价，而不能是以建造成本和投人为准，否则会造成财政的巨大不平衡。这一政策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1986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汇率由140日元兑1美元在一年内急剧升值到80日元兑1美元，生产功能向海外转移，流向国内地方的投资减少，地区经济形成了依赖公共投资的状态。即使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民间投资也难以跟进。。

另一方面，公团由于拥有石油危机以后、经济髙速增长期的成功体验，沿袭之前地区建设的简单模式，最终导致通过公共投资应对地区经济动力不足，民间投资、产业结构变革失败，并且财政出现恶化。

在这一时期，都道府县之间的差距、区域内的差距、不同区域的差距都在扩大，是日本自1955年来收入差距最严重的时期。

回顾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其对策的变化，从战后到1975年，可以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人差距的缩小得以同时实现。这一时期，由于大城市与地方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就业不断扩大，农户兼业化带来了收人的不断增加；而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水平的差异在不断缩小。而从1975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金融、信息等服务产业和东京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产生的差距，收入差距转向不断扩大。到90年代以后，尽管数据显示差距似乎在缩小，其实仍在扩大。这主要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设施向海外转移和老龄化、人口减少带来的城市空洞化、消费疲弱等产生的地区差距造成。这种差距在未来有可能继续扩大。

二、地域差距缩小原因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差距在不断变化。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行业人数的变化看出。1961—1975年，农业人口在下降，其他行业人口在增加。全国各地收人普遍增加，最大差距大幅缩小。1991—1995年，服务业和制造业从业人数都在下降。东京都收人下降的同时，排名靠后的县的收人微增。2000—2005年，我们看到只有服务业从业人数在增加。这里是和泉教授所述观点的一个证据，也是地区收人差异扩大的原因。而2005年以后，排名靠前的县的收人下降（受东京都的影响很大），收人差距因此缩小。随着产业结构的大幅变化，地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带来地方县居民收入增加。

图3.1　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三大城市圈人口净流入的变化

图3.2　各产业就业人数的贡献度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从居民收入的来源分解看出。直到60年代，企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髙，而劳动报酬占比在经历一个略微下降后又开始回升。

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收人差距变化的主因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年度的不同，这几种收入有着显著的差别。1991—2001年财产收入大幅下降。2001—2005年劳动者报酬大幅下降。2005—2008年企业收入大幅下降。2005—2008年差距缩小与企业所得转为负数有很大关系。这表明，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得到的收人水平是不同的。

从劳动者报酬的变化看，首先是东京，然后是神奈川、大阪和爱知。可以看出，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之后尽管有小幅回落，但基本进人了稳定状态。

从财产所得变化看，易受经济形势影响。80年代起，东京、大阪、爱知等地区的财产所得不断飆升。这是泡沫经济的体现，因为地价不断上升。而在泡沫破灭之后，又出现了地价急剧下跌的过程。而这一情况主要在大都市发生，因此大都市与地方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发生了相对缩小的情况。

图3.3　县居民收入的收入项目原因分解

图3.4　县居民收入的收入项目原因分解（贡献率）

企业收入的变化也易受经济形势影响。在9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东京的企业收入也出现回落，之后又开始回升，2005年以后又开始巨幅下跌，神奈川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进，景气程度和受经济泡沫影响程度的不同，不同的领域会显示出不同的趋势。而这些要素直接影响了收入差距的大小。

图3.5　劳动者报酬变化情况

图3.6　财产所得变化情况

图3.7　企业收入变化情况

另一方面，公共投资也和地区收入差距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经常将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对策，如果通胀严重则又需要限制公共投资。从而往往形成了景气度降低伴随收人差距下降的趋势，而地区收人差距伴随着公共投资额的增加而缩小。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公共投资额开始大幅减少。

还有一点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的产业结构分别在1965年和1990年发生重大变化。在1965年，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制造业转变。在1990年，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城市和地方产业结构差异缩小。

制造业在地方的分散也同样如此。公共投资促使工厂分散到了地方。不久前，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由于地震，整个日本的产业链都受到了影响。

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地区收入差距也有重要关系。金融保险业等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特别髙，在大城市所占收入比例很高。

总结地区收人差距缩小的原因，一共有三个收人差距缩小的时期：

第一个差距缩小期，经济高速增长期（1961—1975年）。这个时期，由于公共投资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招商引资等因素，地方实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兼业化。并且由于地方和城市产业差距缩小，收入差距随之缩小。

图3.8　公共总固定资本形成（实际）与人均县民收入变动系数的变化

图3.9　不同产业就业人数变化情况

第二个差距缩小期，泡沫经济崩溃前后（1991—2001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巨大冲击，大城市财产收人降低。截至1995年前后的公共投资使地方第三产业得以发展，收人增加，结果城市收人差距缩小。

图3.10　制造业专业化系数的变化

注：r县的i产业专业化系数=（r县i产业的总产值/r县全产业的总产值）/（全国的i产业总产值/全国的全产业总产值）。

图3.11　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注：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不同产业县内总产值/就业人口。由于总生产中包含房租，因此上述数据剔除了不动产业；由于电力、煤气、自来水行业生产率极大，也剔除了。

第三个差距缩小期，低速增长期（2005—2008年）。这一时期受金融、保险业与以汽车、电机机械为主的出口型产业陷入低迷的影响，东京都等高收入地区的收入（主要为企业所得）下降。由于地方收人原地踏步，收人差距缩小。

在第二期和第三期，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与其说是政策的成功，不如说是政策的失败所致。

三、日本的地区政策评价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地区政策的成功之处到底在哪呢？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到1975年），能够同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再者，第一、二、三产业产业结构多元化与技术革新也在同时发生。另外，公共投资等政府政策与民间投资共鸣产生的规模效应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此同时，农业的髙效化带来了农户的兼业化和地方的产业选址建设以及技术革新。尽管地方的产业政策被大多数学界认为是失败的，但横向比较看，似乎还是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成功一些。

接下来，日本就进人了稳定增长期（直到1985年）。摆脱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允许发行国债，并采取公共事业先导性的地区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经济发展疲软，而日本却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资本不断充实的同时，财政赤字也不断上升。当时的内阁希望推进国企私有化以解决这些问题。但迫于美国压力，时任首相先生提出了“构建重视生活的日本”的方针。接下来一任内阁开始提高消费税。后来经济开始不景气，内阁又开始加大预算投入。之后又开始实施提高消费税的政策。此后的政策一直在波折中发展。

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社会资本建设过程中的受益人承担原则。20世纪50年代，作为社会资本建设财源的受益人承担费用，产生了公团、公社制度，以及特別会计制度。70年代，引人使用费的物价联动制度。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提升费用会遇到很大阻力。90年代，开始放松管制。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大规模民营化（尽管国有铁路和NTT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民营化了）。

通过公团、公社进行社会资本建设与运营的制度可圈可点。在高速增长期之后，这些都是民间企业无法开展的战略性投资。可是在经济增长率降低时，问题开始凸显。随着需求增长率降低，费用增加难度开始变大，从而造成收入增加面临极限。随着继续投资，造成赤字项目增加，经营效率提髙步伐也开始滞后。即使提高使用费，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导致了整个就业环境变差。

那么，日本值得反省之处又在哪里呢？

20世纪70年代，高速增长带来大量资金与国土政策引导进行不动产投资。国土厅预测房地产泡沫将出现，而以此为导火索，土地泡沫开始破灭。80年代被称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时代。经济形势大好带来过剩资金，而《休闲地法》等政策又引发了地产领域的泡沫。

另外，如前所述，由于在地方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而这些投资又只是依赖政府资金，未能调动民间资本，从而形成了地方公共投资过度依赖的体制。这一现象之后也没得到较好的扭转，造成政府压力过大。伴随着特别公债发行的持续，公债发行余额不断累积。

图3.12　公债发行余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财务省，《日本的财政相关资料》，2012年2月。

石油危机以后，通过发行国债刺激经济与进行循环往复的财政改革使得财政赤字比较严重。

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政府的过度产业保护政策造成了产业结构改革的滞后，保护了低效率。比如：对农业的管制与补助金，对地方建筑业的优惠政策，对大规模店铺的管制。而且，对国有铁路、公团、公社、公营交通、机场、港湾、自来水、下水道、垃圾处理、公立医院等公营企业经营改革的滞后也十分值得反思。正是这些被保护领域的竞争缺位，才导致了各种问题。而因为政治、工会的不时介人，改革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后来以西班牙、德国为首，出现了公私合营政策（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扩大了民间企业的参与。但是，各国都有许多失败的案例。受外国影响，日本也出现了政府与民间联动的趋势。

那么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日本政策的反省点。

首先，必须同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消除地区差距。实施政策性引导减少沿海、中部、西部的差距，乃至各省内的中心城市与地方的差距。所以很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对策研究。

其次，针对泡沫经济及其崩溃后的对策。比如企业破产的相应问题，1965年时，一些公司已经陷入赤字，政府没有对体制进行改革而是解救困难企业并允许实行涨价，从而将破产推迟了10年。所以在泡沫破灭后，一些相关机制还能否维持，需要及早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定位和经营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如何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问题。比如可以考虑特许经营、民营化、民间融资（PFI）等方式进行。以及如何应对通过分段PFI进行髙速公路建设和运营的问题。如果单独进行的话，新着手的地方可能会占优势。

还有一个是关于受益人承担制度的问题，维持适宜的收费标准。日本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相应成本的解决是通过向使用者收取相关费用。尽管与中、韩等国相比，日本的价格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一政策是奏效的。以世界主要城市地铁运营为例，全世界地铁几乎都是赤字经营，只有东京和台北能够用运费来支撑运营费用。

交流讨论

问题一：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汇率上升、经济外流的情况，中国现在也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有什么办法？当时日本采取刺激经济发展地方的政策，但没有奏效，那么中国采取城镇化措施能奏效吗？

森地教授：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投资加剧。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转移不同于欧洲等发达国家传统的“雁行理论”模式，而是水平分工模式转移。不仅转移制造业，还转移了零部件加工业。这是由于亚洲经济模式有其独特性，中国经济增长可以使日本经济增长受益，所以很多企业转移到海外。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可能发生收人差距加大，而且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可能发生收人差距的扩大。我们在思考地区政策时，不应仅着眼于自身，也应该看别人。关键在于如何将本国企业海外利益实现内部化。

问题二：日本发生过地产泡沫，中国的小城镇建设是否会加剧地产泡沫？

森地教授：日本的小城镇、地方城市基本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类似问题都是出现在政令指定都市。中国、韩国与日本的泡沫是不同的，在日本主要是企业在参与形成泡沫，而中、韩是居民也在参与泡沫，这很独特。中国小城镇的泡沫要看是如何造成的，是政府投资导致还是来自大城市的大企业导致，如果是大企业导致，泡沫可能最终会反作用于大城市。我很羡慕中国可以快速建立漂亮的新城区，而日本创造新的需求很困难。中国有自身驱动城镇化的一面，也有海外投资拉动城镇化的一面。这与日本不同。

问题三：日本的经济主要靠自身建设，在发展过程中怎样避免外来资本的侵蚀？

森地教授：以前很多国家都通过非关税壁垒限制外资，但在陷人不景气后，纷纷开始转变观念，欢迎外国企业来投资。日本有个失败的政策是，企业在国内进行激烈的竞争，但在国际企业竞争中，除了少数几个国际性大企业外，企业规模普遍太小。反观中国，除了国企外，其他企业规模也比较小，我比较担心，不知在经济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是否还有余力进行创新。

和泉教授：关于泡沫我补充一下，日本经历过三次泡沫经济。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高速经济，日本收人倍增。第二次是1975年前后，“列岛改造论”，伴随全国的大开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与前两次的不同点是，土地价格开始下降。这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个强烈的冲击。土地价格开始用收益还原法计量，而以前按照对标交易价格。以东京银座为例，价格曾经非常高。但现在已不可能。如能建立这样的机制，在小城市，如果土地没有收益，还有人投资吗？中国目前处在泡沫期，地价和日本过去很像。当时银行有大量资金，而当泡沫破灭后，地价急剧下滑，银行突然收紧信用，金融业打击巨大，进而扩大至制造业。中国目前若贸然挤干泡沫会非常危险，必须逐步处理，否则会遭遇日本泡沫突然破灭的悲剧。日本大型金融机构从11家缩减到6家，金融巨头三井和住友竟然合并，可见泡沫破灭的震撼之大。

问题四：政府对经济发展较慢地区和当地老百姓采取补偿措施。中国农村较落后，请问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才能搞全民福利制度？随着中国城镇化推进，中国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的保障，农民的福利如何保障？财富和人口有无关系，如何保障转换生活方式后农民的社会保障？

森地教授：您刚才谈到的问题，比如农民失去土地后，政府提供了怎么样的保障措施，首先不应该拿走他的求生措施，不然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和不稳定。日本也是历经了较长时间的变化，一步一步走人这样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逐渐积累了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在经济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过程中，就应该尽早开始落实对社会群体保护的措施。

是否对地方的农民提供了补助金？实际上没有，关于养老金就是这样。日本有年金制度，所有国民都可加人，农民当然也可以，这并不是单独给农民的制度或者补贴。现在参加养老金制度的人越来越少，这个制度本身也发生了问题，现在很多人收人很低，他们不愿意加人国家设立的年金制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课题。关于地方农业的补助有，但不是直接对收入进行补助。过去政府保障叫做构造调整补助金，以此调整耕地的用途，农户参与将从中获利。日本政府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帮助农民。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农民大多是兼业农户，有其他性质的工作，这个和中国有显著不同。比如北海道的农民，年收人1000万—2000万日元的大有人在。如果农户的收入非常低，他们的孩子都会跑到东京等大城市，这些农户往往在山区，但是他们受到的服务也是一样的。日本兼业农户规模小，耕地不挣钱也没关系，如果农户父辈去世，后辈没有子承父业，这块农地就荒废了。现在国家建立制度，农户如果愿意可以把土地卖给国家。几年前我被派到某市政府专门做公务员，与我一道做事的公务员有很多是兼业农户，他们不用参加太多的农业生产。这些职员除了农业的收入，还有公务员的丰厚收入，所以他们的收人非常高。反而是当时我的部下看我经济比较拮据，还经常拿自家的大米、蔬菜来接济我。

问题五：泡沫问题对于中国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造成了一些中小城市的鬼城现象，比如鄂尔多斯。中国的独特问题是，一旦出现社会问题，政府就有逃不脱的责任。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经验，到底有哪些可以供中国明确借鉴？

森地教授：关于地方城市鬼城的事情我听到后非常吃惊，在日本很少发生这种现象，即使有也只是《休闲地法》颁布的时候。当时开发了许多别墅，在部分地区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说过去有一些煤炭城市，煤炭挖完之后出现了鬼城现象。但是住得起别墅的人毕竟非常少，所以如果这个现象即使有也不是主流。我非常感兴趣，对我来说有点不可思议。几年前我去过西藏，在同一个城中好像有汉族和藏族两片居住区，汉族居住区开发快。当时有人解释汉族人还在不停地进人西藏，只要在汉族区盖房子就肯定可以卖出去。有什么样的对策呢，正如刚才和泉教授所说的，泡沫破裂的时候，到底由谁来承担最终的责任和损失，同时保护社会稳定呢。

和泉教授：另外关于农业，我们做过这样的计算。北海道的农产品在日本国内很有竞争力，比如牛奶或者渔业。日本政府规定不许将北海道牛奶卖到东京去，一旦进入东京市场，在东京附近其他地方生产牛奶的农户就会破产。具体是交给农协来操作的。有一部分甚至在北海道内都不允许卖。我们现在去北京和香港，在市场上经常看到北海道的产品，出口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有很多产品运到大阪等地进行加工，然后转送到各个市场。在北海道本地加工成高端产品的比例非常低，在外加工的总产值达到了6000亿日元以上。就像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对味道的要求都不一样，如果北海道人能够满足他们的味觉需求的话，北海道的很多产品其实是可以走到国外的。北海道正在做很多相关努力。就像早上提到的，不仅要把农业作为一次产业，还要把它作为“第六产业”来发展。把农业作为第六产业的呼声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当地的农协和有干劲的农户都在努力进行。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家比日本的更有远见，所以这点上可以再进行工作。

津上先生：关于鬼城，我再谈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地方政府主导了地产的开发。因为在日本，一开始是民间公司进行盈利性判断，但民间公司在判断的时候，他不仅看当地也会看日本甚至整个世界的情况。他会选择投人产出最好的地区。而地方政府在投资的时候只能投资到自己的地方，这会桎梏他们的判断。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而不得已进行一些项目开发，但往往会走错路。中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对地方政府有很优厚的援助，是否慢慢对其减少援助从而让地方政府感觉到财政压力。一些地方自治体没有顾及自己的财政能力就擅自启动建设，是否这也是个原因？失败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但是要活用市场机制。

关于泡沫，是否能够对中国提出一些建议。今天上午也谈到土地的增值利润归属问题。我觉得问题非常尖锐。左右这个利润分配的最大问题是土地的专用制度，现在中国依然坚持国有，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此。从我的角度看，在中国，部分城市从绝对水平上看，其房产价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但是泡沫没有破裂的原因是土地的公用权由地方政府来把持，甚至是某个人来把持。他控制了土地供给。当然对土地增值后利润进一步分配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往上看一下，一旦土地涨价，到底谁掌握着供给权？供给权的解决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

城镇化中的金融财政制度

金本良嗣

一、城市建设和金融

从金融财政的角度来探讨城镇化，以及不动产泡沫的相关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土地，进行开发，虽然这样的机制在经济学家看来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城市建设是有成本的，这成本又如何筹措呢？因为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地价会上升，那么地价上涨的部分可以作为财源。这样看来，这个机制有其存在的道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该机制有其理论的基础，比如资本化假说、开发者定理等等。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通过地价上涨的利润来筹措基础设施的相应成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与之相关的学术争论，就不再赘述。那么，只要相应的条件成立，这样的机制就会有其相应的运作效益，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所以，中国的相应土地机制有其合理性。

当然，这个土地机制也包含了很多问题，如果要想持续，也很具有挑战性。比如，在北京等一些地区，汽车带来的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要想使我们的城市发展可持续，就必须进一步构建、强化城市交通特别是公共交通的建设。而在城市铁路建设的过程中，只有大城市能够更有效地使用相应资源。在基础设施建设初期，政府给予了很多补助金。建好之后，东京这样的大城市能够很快回收经营成本，而在其他地区，50%则须由政府进行补贴。尽管运营成本可以通过收费解决一部分，但是初期建设成本仅靠收费偿还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使用土地升值后的利益。日本在二战之前就有民营铁路开发出了自己的运营方式。在建铁路之前，他们悄悄地把周边土地收购起来，然后于铁路建成后在周边建设、销售住宅。居民人住之后再建超市等等，出售商业地产。在这过程中土地房屋升值，项目可以获利。东急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一家比较典型的私营公司。来自交通部门的收人仅占15%左右，85%的收人则来自住宅和商业地产等。可见，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当然可以依靠政府资金，但这些是不够的，必须引人民间的活力。

当然，这种事前购买土地、建设之后出售地产的模式只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有效。由于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六七十年代之后已经不太可能做到。私人得知铁路修建消息后就开始购买周边地产，导致了铁路公司就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应土地。现在的模式是，中央、地方政府的开发费用主要用透支未来的固定资产税，对新建设的不动产征税来解决。有了未来税收做担保，地方政府甚至可以向铁路公司的建设项目出资。另外，车站周边的土地开发也有很多机会，例如通过细化整理等方式进行综合开发后，把60%的土地还给原私有权人，这样的做法也很多。总之，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地价会上升，可以确立很好予以利用的机制。

有关城市铁路的建设，根据城市人口的不同有很大不同。东京使用私家车的比例只有9%左右，而在富山市则有一半的人开车上下班（表4.1）。由于人口的不同，各个城市中人民对于交通工具的使用也呈现不同特点。因此，在大规模建设城市交通之前，应该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人口会使用公共交通。大城市圈以外的地方很难大规模维持公共交通系统；同时，建设公共交通的时点也很重要，必须在现代化进程前建设好公共交通。例如，在日本，户均汽车保有量的上升是近期的事情，1980年左右在60%左右，其后经过20年才突破了户均一辆汽车的数字（图4.1）。私车保有量的增加给交通带来了影响，所以国家必须对于未来进行很好的预测才能避免拥堵等相应问题。

表4.1　上班上学时私家车使用者的比重（％）

资料来源：总务厅统计局，国务调查（上班上学人口及白天人口）。

图4.1　小轿车普及程度（每户家庭小轿车数）

二、城市建设和财政

在日本，过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融资计划”。对于可以收费的基础设施，通过国家进行投资，先借钱修建，再通过收费予以偿还。在日本，国家性质的邮政储蓄银行吸收民众的闲散资金，由国家贷给公共投资项目，其中一大部分即是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住宅公团也是如此。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项目的必要性是比较容易判断的。当时政府通过邮储进行贷款的模式也取得了相应成功。

经济髙速增长期过去之后，项目的优劣判断则不再容易，公共投资的供给也出现相应问题。在70年代后半期，住宅公团的郊区开发引起广泛争议。因为盲目开发，很多房子没有卖出去，此后公团就基本不再进行公益型郊区独栋式住宅的开发业务。有一个千叶新城的失败例子。千叶位于东京东部，当年有一个新城开发的规划，但是房子卖不出去，即使到现在，居住人口约9万人左右，也只是当时计划的四分之一。当年同期建设的铁路，因为人口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该线欠下了上千亿日元的债务。

经济增长时期之后，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也被迫转向。1990年、2000年之前的财政资金使用是比较多的，而此后一直处于收缩模式（图4.2a和4.2b）。政府在90年代投人了大量财政资金，这也是此后日本政府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图4.2a　国家公共事业相关费用（一般会计）的变化（预算额度）

资料来源：大藏省主计局调查课（1970-2000），《财政统计》（昭和45年度—平成12年度），财政省主计局调查课（2001—2011），《财政统计》（平成13年度—平成23年度）。

图4.2b　地方公共团体普通建设事业费的变化

注：包括灾后重建费用。

资料来源：根据总务省《地方财务的状况》制作。

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很多地方上的住宅供给公社。51家中的10家处于亏损状态，大部分经营能力都不够强。比较具体的例子如筑波快线沿线的茨城县开发。一些住宅公社后来改组成为再开发机构，经营能力在改革之后大幅上升，已经开始盈利。另一个例子是土地开发公社，很多债务水平很高。这些例子表明，过去成功的开发模式一去不复返。对于风险的应对是新的课题。目前日本的做法是，一定需要把民间资金、民间投资机构动员起来，加人公共投资建设。

关于日本国有铁路的例子，该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由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出现了与铁路的竞争，该公司开始经营衰落。在最终清盘民营化之前的10年间，该公司积累了27万亿日元的债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缺乏经营能力的项目风险是巨大的。

财政方面，日本在泡沫经济中汲取的教训是，过去的固定资产税较低，在8%左右，未能抑制资产投机行为。为了避免这一点而采取的办法就是提高固定资产税。地方税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固定资产税、个人居民税的比重，他们占到地方税的80%左右（图4.3）。在泡沫经济中，日本对于地方消费税的征收有升有降。总之，在这个税制下，地方政府有动力为地方居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有钱能够进行运营。政府应该避免过度依赖资本利得税，而应该提高固定资产税的比例。

图4.3　主要税种（地方税）税收的变化（万亿日元）

注：1.横轴元年表示1989年；2.上述数据不包括趄过课税及法定外税收等，但包含地方法人特别赠与税；3.截至2010年的是决算额，2011年度的是决算估算额，2012年度的是地方财政计划额。

三、金融、财政的教训

日本的城镇化教训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财政投融资、公共资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后也产生了很多弊端。中国对此类问题的对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土地财政的模式未必100%有效。日本的经验是，如果财政纪律不发挥作用，会招致很多失败案例。中国可以建立相关机制，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其中值得考虑的重要措施可以包括：（1）保证透明化，外部能够了解经营状况；（2）政府担保范围必须向市场明确；（3）金融机构与相关开发建设单位必须明确分离。

地方税的结构必须反映的原则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受益人负担部分费用。通过提高固定资产税和居民税的比重，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日本住宅公团、供给公社、国有铁路的失败案例也表明，需要引入民间资金的力量。要强调的是，为了使得民间机制发挥力量，也要为地铁、铁路运营制定合理价格，不能因为政治压力而大量由政府补贴，这样的话经营效率也无法保障，反而使乘客受损。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收周期很长，需要建立平衡机制，保障资金来源。在日本，财政投融资起到了相应作用，但可能的缺陷是财政纪律不够严厉，因此必须要让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考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的介入方式，形成平衡的投资机制。

交流讨论：

问题一：住宅供给公社似乎与中国的融资平台类似，能否简单加以介绍？日本如何在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在中国城市中有逾2亿民工，其基本的社会医疗、养老如果不能融人城市体系，下一步城镇化就无从谈起。日本的养老起初由公司解决，其后逐渐推行国民养老金，这期间是如何将不在公司体制中的人逐渐纳人养老体系的？这些经验对中国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

金本教授：相较中国的融资平台，日本的住宅供给公社是更加落后的机制。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公社，从金融机构融资建设住宅再出售。

关于医疗社保机制，地方上由居民税、所得税等作为财源，在很早的阶段已开始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制度。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相对较慢。但无论养老还是医疗都不是由中央统一管理，而是由相关公司组织自行负责缴纳费用的，未加入公司、组织的个人由国民医疗和国民基本养老来托底。当初建立覆盖全民的保险体制的呼声虽然强烈，但目前这部分运转得并不好，现在已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森地教授：补充一点，日本对农村医保制度的建立始于战前的1938年，针对未加入企业的小商贩的养老保险年金体制则建立于高速经济增长前的1959年。也就是说，在日本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社保制度要早于经济高速增长及城镇化进程。此后，一些农民转人城市的工厂工作。但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工厂负责缴纳他们全部的养老、医疗保障费用，因此并无农民工的医疗、养老保障问题。

最初的养老金费用及收益都很少，养老保障并不能覆盖生活成本，此后养老金的标准才逐渐提高。

和泉教授：刚才金本先生提及了医疗、养老和介护保险。医疗保险由企业缴纳，不在企业体系的个人由国民健康保险来托底。虽然有各种小问题，但日本大多数人都有加入一定的保险制度，其中个人承担费用比例约在30%，这是日本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养老保险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未加人企业体系而由国民养老制度来托底的人群。很多人都怀疑国民保险能否持续，并担心缴纳保险费后未来却领不到养老金。因此加入养老金的人数比例在降低。过去全体国民都必须加入，现在则下降至六成。将来可能出现许多没有年金保障的人，这是全社会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最后是老龄化后引人的介护保险。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赡养老人，所以在2000年引人了该制度。缴费对象是40岁以上人口，受益年龄则在65岁以上。2000年开始时事业费只有3.5万亿日元，10年后规模巳达8万亿日元。总而言之，医疗、养老及介护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作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财政上则非常困难。因此目前才提出要将消费税由5%提高至10%，其增长的税金约13.5万亿日元，基本都要投入社会福利。中国将来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比日本更加严峻，因此日本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肯定是有帮助的。

问题二：日本的地方税（如地方固定资产税、居民税以及消费税）的税种和税率由哪级政府决定？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如何定位？投向及具体运作情况如何？

金本教授：地方税的税制由中央政府决定，但地方政府反对的话则无法在国会通过，因此必须听取地方的意见。大部分的税率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政府无权更改。个人所得税要交给国家，居民税则由中央政府负责收缴，再按比例在中央及地方之间分配。固定资产税虽然不高，却占地方财源的一半以上。固定资产税目前税率是1.4%，中央规定地方政府可以提升至1.7%，但没有市町村敢提高税率。在征税的固定资产价值评估上，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裁量权。一般而言，财政好的地方政府评估值会较低，财政差的地方政府则会有意提升固定资产评估值。泡沫经济崩溃前各地评估额普遍低于交易价格，引发了很多投机行为。泡沫崩溃后，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指导提高了固定资产的评估额，固定资产税才有所提升（税率未变）。地方政府对个人居民税的裁量幅度大些，除个人居民税外，还有法人居民税。如果全国规模的大公司在东京有事务所，在各地也有工厂，则大部分税收会贡献给东京，对此地方有很多不满。汽油税则全部归属地方，20世纪50年代引入汽油税时阻力非常大，后来决定将汽油税转交给地方政府后才得以推行。另外还有城市规划税，如果不制定城市规划就不会有这样的税种。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裁量权。此外神奈川县新近尝试，引水的人需要缴纳森林税。

财政投融资是金融市场健全以前的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很多人将钱存在邮政储蓄银行，积累了大量邮储资金。因为邮储银行不能直接对企业进行融资，于是交由中央政府管理。政府将其投资在自认为收益良好且稳定的产业，大部分最终投向基础设施、航空产业等。此外政府也通过现在已不存在的住宅金融平台来投资。上述这些制度随着城镇化发展、产业升级以及金融市场的健全已经让位于民间资本的市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