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人生就是一部大电影（腾讯大家）

腾讯大家 著

中信出版社

爱写作，爱自由

“腾讯·大家”自上线以来已经走过近三年历程，一直以“洞见、价值与美感”为标尺，给读者提供当今中文互联网里最熠熠生辉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是这个乖谬时代里最富洞见的记述与明证。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办“腾讯·大家”？我们知道，中文互联网每秒产生的信息量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的数百倍，大部分信息如流水一般逝去，只有披沙拣金之后，才能将那些最富洞见、最有价值并洋溢着美感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腾讯·大家”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洞见、价值与美感？因为我们在写作，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价值与美感，甚至，这是我们的全部。

有的人因为自己而写作。他对自己不了解，他迫切地想要知道，他本来的样子，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与他的生活。写作就是他的镜子，他站在镜子外面，和那个他不认识的自己对话，孤独地和他的灵魂对话，每看一次自己，都是一次蜕变。

有的人因为他人而写作。他满怀悲悯地看着他的周遭的每一个人，从深爱的父母妻子到至交师友，乃至陌路仇雠，满脸菜色的乞丐，地铁口的卖艺青年，甚至从未见过的人。他试图读懂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体会他们的痛苦与欣喜，记录他们的波折与命运。

有的人因为世界而写作。他关心门前的河，岸边的树，树林里的鸟鸣，PX项目，大楼的光污染。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不断发出看上去是满腹牢骚的东西。我知道，他的文字就是最后的审判。

有的人因为心灵而写作。他每时每刻都在幽暗隧道里，寻找照耀自己的那一束光。他把灵魂放在显微镜下翻来覆去地看，他要做上帝的信使，他要想从中找到人类的奥秘。

所有这一切，在晦暗的中夜，以文字组合的形式从笔尖淌出，从键盘上洋溢出来。因为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与他人不同的人，但相同的则是，我们因为写作，找到了自己，并且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

但是环顾四周，我们知道，做一个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我们要忍受很多苦难，很多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苦难，很多外人并不知道的苦难，我们把自己剥开，检视历史留下的疮疤，甚至要一再揭开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枷锁，努力挣脱它们，有时候，却留下了更多的疮疤。我们还要面对各种试图进入我们大脑的力量，抵御它、消解它、批判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诱惑与欲望，如何能够不被它们侵蚀而持续写出干净而有尊严的文字。有时候，因为写作，我们要面对恐吓，面对那些之前都不曾想象过的那样强大的力量的逼迫。甚至，因为写作，我们有可能失去整个世界。

所有的这些，让写作变得危险、艰辛，每一篇文字的诞生，都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但最终，我们会得到我们想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让“腾讯·大家”坚持了下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腾讯·大家”将这些具有“洞见、价值与美感”的文字汇集成册，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腾讯·大家”编辑部

2015年6月

第一章
私家重地，请勿践踏

张爱玲也许是文学史上最好也最冷静的旁观者，她以冷淡（时而冷酷）的文字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俗艳中常有清冷，悲悲喜喜到最后都是苍凉。她用最不俗的文字写最俗的人，当时许多作家恰恰与她相反。

这些年来，张爱玲的小说不断被人改成影视作品，包括许鞍华拍的《倾城之恋》《半生缘》，关锦鹏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侯孝贤拍的《海上花》和李安拍的《色，戒》。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提到王家卫希望改编她的作品，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改编成。

在看那些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时，感受最深的是张爱玲的一句话：“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记得有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也就是说，什么应该用小说表达，什么应该用别的艺术形式表达，进一步说，什么应该用小说而不应该用别的艺术形式表达，张爱玲对此一清二楚。

电影拍不出的张爱玲

止庵

这些年来，张爱玲的小说不断被人改成影视作品，包括许鞍华拍的《倾城之恋》《半生缘》，关锦鹏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侯孝贤拍的《海上花》和李安拍的《色，戒》。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提到王家卫希望改编她的作品，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改编成。内地也有电视剧《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等。这些作品有的声名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口碑很好，有的骂声一片，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些作品里面的张爱玲——作为原作者，冥冥之中她是怎样“对付”这些导演的呢。

我们读张爱玲的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视觉和听觉是那么敏感，而且她这些东西表达得是那么好。

举个例子，《金锁记》的开头：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她笔下这个月亮，是读者所难忘的。

再来看《倾城之恋》：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我们读张爱玲的作品，总能强烈地感受到文字所传达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张爱玲对这两样东西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有更多的关注，这已经成为她风格的一部分了。

她的散文也很能体现这一点。《公寓生活记趣》写道：

“如果你想放冷水而错开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

这是我们住公寓的人常常听到的，可是不记得有谁这么传神地描写过。张爱玲笔下诸如此类的描写特别多。

张爱玲是个非常关注视觉与听觉的作家，又是个很会运用视觉与听觉的作家。她还创作过或参与创作过视听艺术的作品，她本身就是一位电影编剧，编过《太太万岁》这样优秀的作品，她知道这门艺术是怎么回事。她当然也清楚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的局限性，而她通过小说这种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所展现的力量，往往是别人采用电影这门视听艺术所难以表达和展现的。

我在看那些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时，感受最深的是张爱玲的一句话：“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记得有一幅漫画以青草地来譬喻嘉宝，上面写明‘私家重地，请勿践踏’。”也就是说，什么应该用小说表达，什么应该用别的艺术形式表达，进一步说，什么应该用小说而不应该用别的艺术形式表达，张爱玲对此一清二楚。

我举《色，戒》里的两个例子。一部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导演完全可以将原著推倒重来，而李安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只是来看看当导演与原作者寻求的是大致相同的艺术方向时，电影和小说各自的表现力究竟如何。

其一，首饰店里，“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这个念头使得王佳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此前她一心要置易先生于死地；可是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整个情节和包括易先生和王佳芝在内的人物命运都被彻底改变了。

揭示人物这么深刻而巨大的心理变化，小说轻而易举；电影却没有办法让观众光靠眼睛就能搞清“此王佳芝已非彼王佳芝”。李安在这一场戏之前做了大量铺垫，包括安排本来无甚必要的床上戏，无非都是为了使得王佳芝的那个念头不那么突然，也不那么重要。但是是否做到了合情合理，是否使观众得以理解王佳芝的举动，仍然是很可质疑的。

另一个例子是在将近结尾处，小说写道：“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接下去写：“她临终一定恨他……”我第一次读《色，戒》稍不留神，还想王佳芝哪儿去了呢。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一位作家这么对待自己的主人公的。什么叫“统统”呢，就是把她像掸一粒灰尘一样地轻轻掸掉了。作为一个人，王佳芝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两个字真有千钧之力。而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在刑场上，王佳芝和同伙跪在那里，等着被枪毙……这比那个“统统”的表现力差得太多了。这不是李安功力不够，是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位小说家，张爱玲掌握着一种力量，换了别的艺术形式，这种力量就不见了。

《色，戒》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一部杰出的作品提醒别人“私家重地，请勿践踏”的好例子。

再举一个还没有拍过电影的例子。

张爱玲的小说《花凋》的结尾，女主人公郑川嫦病得很重，“郑夫人在衖堂口发现了一家小鞋店，比众特别便宜。因替阖家大小每人买了两双鞋。虽然川嫦整年不下床，也为她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那就‘正好一脚’。但是川嫦说：‘等这次再胖起来，可再也不想减轻体重了！要它瘦容易，要想加个一磅两磅原来有这么难的哟！想起从前那时候怕胖。怕胖，扣着吃，吃点胡萝卜同花旗橘子——什么都不敢吃——真是呵……’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脚来踏在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下面一句话是：“她死在三星期后。”这正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天道无亲”。

张爱玲笔下这种表现力，恐怕没有一位导演，能够在银幕上同等地传达出来。

张爱玲笔下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侯虹斌

一九二五年，张爱玲五岁，不过，却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少帅》故事开始的时间。这一年，赵四小姐十三岁，张学良二十四岁。张爱玲把她和他，分别变成周四小姐和少帅陈叔覃，安排他们相遇了。

为什么要写张学良？附在《少帅》（皇冠出版社）一书后的冯晞乾《考证与评析》中说，张爱玲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赵四说过，没有西安事变，她跟少帅早就完了；赵四与张学良的奇情故事触动了张爱玲，“是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仿佛赵四就是现实中的白流苏。

（资料图：《北洋画报》封面的赵一荻，即赵四小姐）

张爱玲对《少帅》一书抱有很高的期望，一九六四年五月，给邝文美的信中写道：“三年来我的一切行动都以这篇小说为中心。”花了三年工夫，但这本书却没有写完，只出了七章，二万三千英文字。

成全白流苏的不过是一个城市的陷落，而成全赵四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兴亡。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成就了一段爱情，但还未写到大事发生，张爱玲已经把这个故事腰斩了。直接原因是美国市场能否出版相当不乐观，美国的友人并不看好这个题材，她只好暂停写作；但我猜想，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收集，张爱玲对张学良的认识越发清楚了。张爱玲并不是囿于政治派别的人，左或者右，未必会影响她对一个人的判断；然而，在更多深入历史后，张的品行或趣味让她兴味索然。在一九九一年张学良获释后，张爱玲明确表示，她已经放弃了这个题材。她的原话是：“对张学良我已失去了兴趣，认为他是个limousineliberal（坐大轿车的自由主义者），觉得irritating(讨厌)——纯粹我个人的偏见。”

开始写《少帅》的张爱玲，四十一岁，她借用了一个十三岁女童的视角；写《倾城之恋》的她，二十三岁时，借用二十八岁的离婚少妇的视角（据张爱玲所说，她原想把白流苏设定的年龄更大些，只是担心读者不能接受），两者显然是不同的。这是一部规模更大也更具野心的《倾城之恋》。

在写《倾城之恋》时，张爱玲并未遇到胡兰成，未曾恋爱过，故事中的白流苏扪镜自照，“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写到亲热，不过是描摩范、白二人在月光下的第一次吻，暧昧朦胧、蠢蠢欲动之情愫，倒是既吻合少妇情怀，也不失美感，符合小资们想象中“苍凉的手势”之造型。

然而，《少帅》的奇崛在于，一幕接一幕的性场面，穿插在时局对谈中。性描写，不仅是重要的情节，而且就是整部小说的骨与魂；就这部未完小说的篇幅而言，性描写占的比例之高，在严肃小说中，着实罕见。这就不是人人都喜欢、人人都吃得消的了。

写作《少帅》时，张爱玲已和赖雅结婚五年。在“张迷”们口中念念不忘胡兰成，从相识到仳离，不过三年多。但张爱玲遭遇战乱，遭遇家国幻灭，辗转香港等多城，经济窘迫，对世情的认知早已非当年可比。所以，她笔下的周四与少帅的情爱，毫不客气地褪去了浪漫的外衣，直接就是肉帛相见。只是，这个“肉”，却毫无艳光。真实历史中的赵四小姐是十六或十七岁遇见张学良的，而周四遇见少帅的时候，只有十二岁（虚岁十三），她早熟，但情欲并没有萌芽。少帅在花园里拉着她的手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瘦了是因为我吗？她羞涩地跑开了。然后，这位小姑娘，“既如释重负又异常快乐。他爱她。随他们说媒去，发生什么她都无所谓了。他爱她，永远不会改变。居然还是下午，真叫人惊异。”

真叫人惊异，这就算爱情了？这只会是十二岁女孩的爱情。年幼的周四被少帅诱奸，迷惘中，她反复申明，“他好爱她。有了这个神奇的巧合，什么事都有可能。”

少帅有时溜到周四身边，有时把她接到府里来，总是迫不及待地与她发生关系。“坐在他身上使她感到极其怪异，仿佛有一个蒙着布的活塞，或是一条挥打着返祖般的尾巴，在轻轻棰击她。”这时的周四走神了，“她想起的是小时候老妈子们给她讲过脊柱下端尾骨的笑话，也让她摸过自己的尾骨。”

“他的头毵毵地摩擦着她裸露的乳房，使她有点害怕和恶心，她哪里来的这样一个吮奶的成年儿子。”周四又在走神了，“她低头看看那个缓缓平复的苍白小三角形，不无忧虑。”

“一只兽在吃她。她从自己竖起的大腿间看见他低俯的头，比例放大了，他的头发摩擦着她，使她毛骨悚然。”她在害怕。

周四太幼小了，正如文中所言，“两性间的基本法则她一窍不通”。

“疼。”

“马上就不疼了。”他停下好几次。

“不行，还是疼。”

“我们今天要办完它。”

还在机械地棰着打着，像先前一样难受，现在是把她绑在刑具上要硬扯成两半。

周四终于在难苦中有所感悟了：“古来所谓的鱼水之欢和鸳鸯交颈舞，不如说是一条狗在自顾自地撞向树椿。她忍不住大笑，终于连泪水也笑出来了。”

少帅在周四眼中，是幻想中的反父权的人物。但张爱玲知道他不是。少帅根本就不可能弑父。十七岁时，周四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才发出了“造反的皇太子有什么下场”这种感慨。他可不会为了周四去干什么。

研究者冯晞乾在考证后认为，《雷峰塔》《易经》《少帅》才是张爱玲的自传三部曲，写于七十年代的《小团圆》反倒是豁出去地讲自己了，过于写实。《少帅》中的少帅，与现实中的胡兰成，在“背叛者”（虽然一个亲日一个抗日）这一点上，在与周四（张爱玲）相距十来岁的年龄差别上，在战乱的大时局中辗转生存、颠沛流离这一点上都很相似；更何况，少帅（胡兰成）都有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大老婆，又都很风流（少帅有暧昧对象朱三小姐和国姨宋美龄）。这种比附显然是有意为之的。

为什么张爱玲要把这个“倾城之恋”的故事一讲再讲？

我不太喜欢把一个好作家的写作动机归为“真爱”之类的，揣测谁对谁真爱谁对谁凉薄。人生痛苦而漫长，不同时期的感情需求是不一样的。她早已对胡兰成截断了任何念想；与赖雅，虽然经济窘迫，倒也算琴瑟和谐，《张爱玲年谱》中大量他们一起吃饭、逛街的细节足以说明问题。只能说，与胡兰成在一起的那段岁月，正是对应着中国的大时代，一个“有几个狼奔豕突的燕和赵，有几个狗屠驴贩的奴和盗”的时代，一个百姓们流失离所、随时天上飞来炸弹，不知道生在哪里死在哪里的时代；而她，正逢青春，一颗不安的心跌跌撞撞地寻找出路，又遇上一个在时代舞台上扮演某种吃重角色的“汉奸”，连自身也在剧中了，肉身与心灵都陷入迷乱中。那种青春成长痛，胶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舞台上，如此强烈的戏剧张力，难道不是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素材吗？何况是她的亲身经历？

念念不忘，未必是因为爱，而是借某个角色来观照世界，这是一个职业作家的本分。事实上，以人的一生为尺度的话，“爱情”这种东西未必如文艺青年想象的那么重要。对于写出过《秧歌》（1953年）这种杰作的张爱玲来说，更该作如是观。《少帅》中，她孜孜不倦地搜集史料，忠实地把这些素材逐一写进小说；只不过，她挑选了“少女是如何看待大时代”这个她更熟悉，也更有感觉的切入口罢了。张爱玲笔下的性，既不纯洁，也不浪漫，连肉欲也无，只剩冷静、克制、事不关己。显然，这是一个剥离了情欲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

周四被卷入历史事件中，改变一生，起因是肇始于性。她在不情愿又无力拒绝的性中间成长起来，误以为那是爱，慢慢地，在误会中变成了真爱。

有一幕，我印象犹深。周四与少帅交欢，她在偌大的一个空院子里，仍时时觉得有人在监视，她们化作朴拙的、未上漆的木雕鸟，在椽子与门框上歇着，而“她自己也在上面，透过双圈的木眼睛俯视”。俯视着的，是这个大她十一岁的男人趴上她身上为所欲为。

而在《小团圆》中，九莉（即张爱玲）打胎时，在马桶里看到这男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木雕的鸟注视着她们的一生。这是隐喻吧？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张爱玲不止一次写到在周四和少帅之间，总感觉到有一队面目模糊、裹着头巾的女人；这些女人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域性，她们是荣格（张爱玲读过荣格）笔下的潜意识底层，她们是周四，是九莉，也是张爱玲。

为张爱玲的独善其身而庆幸

——写于张爱玲去世二十周年

叶克飞

时光倒流二十年，我还是个住校的中学生。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仅有的消遣似乎就是篮球和小说。我常去学校旁的一家小书店买书，多半是古龙，有一日心血来潮，买了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之后那个暑假，我沉浸在那些轻灵文字和天才比喻中，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另一种组合方式。

不久后，也就是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去世——因为她与世隔绝，所以那并不是准确的去世时间，仅仅是世人发现她去世的时间。那时我已开学返校，唯一信息渠道是阅览室里总是迟到两天的报纸。只热衷体育版的我没有留意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或者也没有什么报纸刊登，那时压根儿还没有“张爱玲热”。也就是说，当我向同学推荐这位他们压根儿没听说过的女作家时，并不知道她刚刚在大洋彼岸去世。

这是一个虽然真实但并不理想的开头，但我的表达能力也许已尽于此。对于特别喜欢的东西，我总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困惑，因此往往避而不谈。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着迷很是恶俗，这是基于这些年的“张爱玲热”。但对于一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学生而言，张爱玲文字的魅力几乎可以构造一个新世界。我一直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一是古龙，一是张爱玲。在那儿之前，我所能读到的书仅仅是古典名著，还有经不起推敲的评书单行本，还有虽然才如大海，但文字表达仍然传统的金庸。所以，我可以轻易原谅古龙的刻意和屡见不鲜的虎头蛇尾，甚至在平时的作文里学他的腔调和分段（但我考试时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我骨子里仍是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也可以平生第一次去读言情小说（抱歉，我当时就是以言情小说来定义张爱玲的，当然，这种定义会在不久后发生变化）。

直到大学时，我才知道我最先读到的《十八春》与《半生缘》的不同。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赤地之恋》和《秧歌》的存在，那是不一样的张爱玲。

我一直相信，文学与艺术都是天才的地盘。天赋或许需要勤勉加持，但如果没有天赋，再勤勉也只是浪费时间。在文学领域，张爱玲就是天才。何况，她恰好生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她笔下的上海，不仅仅有繁华，也有生活，随处可见的细节都如范本般耐琢磨，比如“弄堂里还没有闩铁门，可是街上已经行人稀少，碰见两辆黄包车，都是载着客的。沿街的房屋大都熄了灯了，只有一家老虎灶，还大开着门，在那黄色的电灯光下，可以看见灶头上黑黝黝的木头锅盖底下，一阵阵地冒出乳白色的水蒸气来”。（《十八春》）

作为一个“地图炮”资深爱好者，我对这个曾经的远东最繁华城市有着极深的好感甚至憧憬。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仅仅是个表征，对时代风潮紧张甚至时而慌乱的跟随才是它的魅力和精神所在。有人说它假从容，有人说它装腔作势，可谁也不能否认，在那个时代，它与文明靠得最近，甚至不够从容也是出于迫切。就像张爱玲说的那句“成名要趁早”，你以为她张狂，其实她早已洞悉时势。她最好的创作时光都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甚至总让我想起《倾城之恋》里那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张爱玲也许是文学史上最好也最冷静的旁观者，她以冷淡（时而冷酷）的文字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俗艳中常有清冷，悲悲喜喜到最后都是苍凉。她用最不俗的文字写最俗的人，当时许多作家恰恰与她相反。有些作家有着同样的才气，也同样善用比喻之类的修辞，却刻薄到可厌，不似她刻薄之后总是悲悯，挖苦几句就心生不忍。

我最喜欢的《金锁记》便是如此，本是人性异化，物欲与情欲横流，却转瞬苍凉。在欲望中扭曲的曹七巧，由天真而至变态，在一段并不如意的婚姻中堕入癫狂。可即使是对儿子儿媳性生活的打探与宣讲，张爱玲的笔触也不仅仅是对性变态心理的嘲弄，而是颇多悲悯。

至于《倾城之恋》，范柳原与白流苏都是世俗男女，平凡自私，爱耍心机。相遇之后，互相试探，上演着一次次并不太高明的欲擒故纵。这种人遭遇乱世，原本如草芥，换成任一个左翼作家，都得写成大悲剧，将二人逼上绝路。或许也有作家会为他们安排一条唯一的“光明大道”，摆脱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的局限，齐齐奔向革命。张爱玲却不同，香港沦陷反而成全了二人，俗世之爱成了倾城之恋。这种意外的圆满，看似与大时代脱节，却是张爱玲洞悉人类本真的明证。那种无常世事中的一点慰藉，简直大过天，谁还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妄宏大？

可在她的传奇一生里，却无法洞悉自己。你很难相信，一个如此聪慧，连讲故事都抽离自身的女子，在自己的感情中会如此狼狈。

但细细想来，便会明白这一切发生在张爱玲身上实属必然。她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名门之后，又因家庭原因早早独立，将自食其力奉为圣经；她是一个精致的享乐主义者，但因洞悉世情，她将生活视为注定的悲剧；她貌似不关心世事，实则悲天悯人；她从言语到文字都时常刻薄，可终是不免温情；她自称财迷，但从不用男人的钱；她早早喊出“成名要趁早”，却也能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张爱玲的上海生活堪称十里洋场的典范。她住着公寓大楼，吃喝精致，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胡兰成。几十年后，她在《小团圆》里所书写的，也多是这爱丁顿公寓（如今叫常德公寓）的旧事。这场婚姻里当然有美好，胡兰成曾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则喜欢在房门外凝视胡兰成，有一句“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简直摄人心魄。

但在世人眼中，这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婚姻。当避走乡下的胡兰成另有新欢时，张爱玲的选择居然是默默接受，甚至当胡兰成为了避免当地人猜测，当众介绍张爱玲是表妹时，张爱玲仍选择接受。这便是她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吧？甚至当二人决裂后，张爱玲还随诀别信附上30万元稿费，给这个并未珍视她的男人。

在《小团圆》里，她这样写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这样的伤心，早在她写下那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时，也许便已注定。她说自己将萎谢了，除了爱情，还有才华。

后来，张爱玲选择与比她年纪大得多的赖雅结婚。1956年，张爱玲与赖雅在美国邂逅，感觉投缘，没多久便在一起。张爱玲选择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并非仅仅因为后者对她的关心，她并未放低自己对婚姻的标准，就像她选择胡兰成时那样。而她的第一标准，是对方对其文字的理解，胡兰成做到了这一点，赖雅似乎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二人邂逅之初的探讨多少让张爱玲产生了错觉。

有人认为张爱玲选择一个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男性，主要是基于她想找个依靠，其实并非如此，即使有此元素，也仅限于写作事业而非生活。当时的张爱玲正值中年，赖雅虽然年轻时风流，可此时已是一个中过风的老人，如果张爱玲出于世俗选择，就不会有这段婚姻。

事实也证明张爱玲的选择在世俗眼光看来纯属失败，二人结婚后不久，赖雅便中风，几个月后刚有好转又再度病发。此后，他反复中风，几次卧床不起，临终前已瘫痪两年。张爱玲就在这反复的折腾中疲于奔命了十年，蹉跎了自己的创作时光。年轻时，我甚至很难想象，如张爱玲这般特立独行的人，竟然为了一个承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真实的张爱玲。

顺便可以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选择与胡兰成在一起，并因此被指为“文化汉奸”的张爱玲，在选择躲避共产主义而远赴美国后，却无惧麦卡锡主义的压抑，选择了赖雅这样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丈夫，可见在她眼中，爱情和才华都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立场。这似乎也是张爱玲一生写照的注脚。

她的写作也如是，有人指责她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所谓的民族大义。可这算不算一种道德绑架？在那个时代，被这样绑架的作家不仅仅是张爱玲，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沈从文后来被剥夺创作权利，都基于此。但就像郁达夫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张爱玲也如此，她说她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她从来都不是也不愿意去做一个革命者。她对人生的洞察和领悟，貌似并未置入大时代中，有些人对此惋惜，可这种独善其身却让我庆幸。更何况，认为张爱玲的文字未曾触及大时代也是一种误解，文字并非只有描写革命一途，她所描写的乱世、旧家庭，还有离合悲欢，哪个无关大时代？只是她看得更透彻，以清冷苍凉替代了歇斯底里乃至虚伪的喧嚣。

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决绝，遗世而独立。我相信，即使是生命中最后那些孤寂的夜晚，即使挑灯点算爱情新伤旧恨，苍凉如她，也仍然是恣意的。这种恣意，独一无二。

（原标题为《每逢夜深挑灯点算爱情新伤旧恨》）

那些伪善的闺密们

——钱锺书和张爱玲怎么写闺密

张爱玲的《半生缘》是很多年前看的，最近又找出来看了一遍，许多细节令人恻然，又有许多细节让人笑得打跌。比如她写石翠芝要跟未婚夫一鹏解除婚约，一鹏郁闷而愤怒，去找她的好友窦文娴问个端详。

这位窦姑娘是石翠芝的一号闺密，俩人在一起就“唧唧哝哝，咭咭咕咕笑着，那原是一般女学生的常态。到了清凉山，下了汽车，两人也还是寸步不离，文娴跟在翠芝后面，把两只手插在翠芝的皮领子底下取暖”。亲密得像个连体人。

然而，这一次，当她独自出现在一鹏面前，“石翠芝女友”的色彩荡然无存，她理性地对一鹏分析道，翠芝要是这样的脾气，将来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还是结婚前发现的好。一鹏不由得大为佩服她的见识，虽然这见识他之前就从世钧那儿听说过。

窦姑娘不但会分析石翠芝，还会分析一鹏，说他“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糊涂起来又比谁都糊涂”，一鹏听得非常开心——也是，这话谁听了都开心吧，一方面她认可了你的聪明，另一方面，她也接受了你的糊涂，这使得你既可踌躇满志，又能自我原谅，同时对于自身是如此复杂而沾沾自喜，同时又对对方慧眼如炬地识出你的特别而心怀感激。

一鹏不再纠结于石翠芝的翻脸无情，他和窦文娴订婚了。

话说窦文娴这名字起得真是刻薄，“窦”这个姓氏，一听就是有家底、有来历的，再加上“文娴”，可以想象这姑娘有多么识大体顾大局且善解人意。但是，一转身，她就用她的办法把女友的前男友接了过来，虽然女友已弃如敝屣，可她这心机，也让人不寒而栗啊。

她这个人物与小说主线关联不大，这闲闲一笔也许只是为了展示张爱玲对女性友谊的理解，表面上看可以穿一条裤子或是用对方的毛领取暖，亲热得让男人都诧异而恐惧——就在这一章，张爱玲还写世钧恐惧于曼桢和石翠芝刚见面时的互相敷衍：“世钧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

的确，在女人之间，“一见如故”太容易，“转脸无情”也太容易，生活中多次见到女人相见欢好，背后唾沫翻飞地大讲对方坏话，我早已出离惊奇。而男人的交情，要是没有酒精的作用，往往很慢热，不会通过语言或是肢体语言，热切地表白示好。这也许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弱势处境使得她们需要抱团，这不是本文的重点，这篇文章里，我想说的是，这一现象，不但女作家张爱玲写过，男作家钱锺书也写过。

《围城》里，范小姐本名范懿——你听这名字起的，《尔雅》曰：懿，美也。《诗经·庶民》曰：好是懿德。跟那“窦文娴”也有一拼了，钱锺书也不是好人啊。范小姐背后没少放孙柔嘉的坏水，一会儿说她在跟那个委琐的陆教授谈恋爱，一会儿又说她把房间弄得很乱。但孙柔嘉离开时，范小姐“勾了孙小姐的手，从女生宿舍送她过来。孙小姐也依依惜别，舍不下她。范小姐看她上轿子，祝她们俩一路平安，说一定把人家寄给孙小姐的信转到上海……孙小姐也说一定有信给她。”

方鸿渐感慨：“女人真是天生的政治家，她们俩背后彼此诽谤，面子上这样多情，两个政敌在香槟酒会上碰杯的一套功夫，怕也不过如此。假使不是亲耳朵听见她们的互相刻薄，自己也以为她们真是好朋友了。”

张爱玲和钱锺书不约而同地指出某些女性友谊的虚伪，要说刻薄，钱锺书实在不下于张爱玲，但向来指责张爱玲的多，对钱锺书的描述，却多付之以哈哈大笑。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人们对于处于更强势地位的男性，比对女性更为宽容；另一方面则是，钱锺书的刻薄，是局外人的刻薄，张爱玲的尖锐，是入乎内而出乎外的。

且说上面引用的这两个情节，钱锺书是那种孩子气的顽劣，他不朝心里去，指出女性之间的伪善，他哈哈大笑着转身走开。

这么说吧，钱锺书提供的是一个哈哈镜，你对里面扭曲变形的形象可以一笑了之，张爱玲提供的却是一个高倍写真的镜子，让你无可躲避地与真相猝然相对。然后，她还要道出人生的悲凉，连曼桢某些时候都让世钧感到可怕，她把那悲凉逼到你心里去，尤其显得可恶。

张氏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因为懂得，所以可恨。”张爱玲的可恨就在于，她不像钱锺书那样，游移于生活的外围，衔着烟斗，作壁上观，连杨绛都特意声称自己不是孙柔嘉。张爱玲则悄无声息翩若游龙地游到你身边，将各种破绽一一指给你看，还告诉你，这就是你的，不，是我们的生活。

《殷宝滟送花楼会》里，殷宝滟与有家室的音乐教授恋爱，她要放弃她的伟大爱情了，很伤心，去找张爱玲倾诉。张爱玲惋惜那爱情，对她说，其实不必为音乐教授的孩子做那么大牺牲，她自己就是离异家庭里出来的人，也不比别的孩子更加不快乐。话说到这个份上，殷宝滟被逼着掏出一句真话：“可是像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孩子啥的都是借口，她对他的仰慕，只到能跟他恋爱这一步，她未尝不感谢这借口，使她可以按哀情的戏路演下去。

《留情》里，敦凤给米先生做外室，跟他一块儿去走亲戚，出门时帮他围上围巾，回头抱歉地对亲戚笑一下，那意思是“我还不是为了钱？反正我们大家都明白。”

张爱玲笔下，都是这种普通人、正常人、身边人的算计，她要带你进入，她不像钱锺书那样，通过嘲笑，与之分割，这或许是她让人受不了的原因，钱锺书推远了的东西，她拉近了，她写得太真切，你避不开。

很多人感慨张爱玲为人与为文的反差，她笔下的世界是那样地精明世故，她做人却是笨拙天真，但我觉得只有天真的人，才能看出那些世故精明。真正的精明人，早已久入鲍鱼之肆，将其视为常态，只有天真的人，才会感到突兀，才会诧异、会感慨。张爱玲是这样，钱锺书也是这样，但从《小团圆》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还会担心别人把自己看成那样的人。她与钱锺书最大的差别或者是，她没把笔下那些人当外人，所以她常常也会为书里人感到难过，她下笔时的狠辣，是自虐般的残忍。

如此一来，世人都在她画的圈子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躲不掉。虽然你心里早知自己身在浊世，被点出来总是不快，只能装作惊奇于她怎会有这种发现，因为只有这惊奇，可以使自己显得更为清白。

张爱玲生前最害怕的事，又发生了

在人流滚滚的国际书展展出数顶假发，和翻检她的垃圾袋罗列清单，其格调是差不多的，虽然都比不上在《山河岁月》翻检旧爱为自己脸上贴金那么厚颜。

张爱玲是当代中国最奇才的小说家，就算不是“没有之一”，也确乎是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级别，去世多年仍不时有未曝光之遗著出版，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且不说是幸耶不幸。

然而爱玲少年颠簸、中年流离、晚年孤寂，虽说甘苦自知，但起码保持了一个作家、一个现代女性的独立，不只独立于政权、文坛，也独立于媒体与读者的八卦心。隐逸和离去都干干净净，对尘世的决绝之心恰恰与少年时对尘世细节百般缱绻相反，如此成全了一个大作家的冷峭与神秘。

当然，张迷皆知、痛恨但又津津乐道的，是那神秘唯一一次被打破的“张爱玲的垃圾”事件——1988年，住在美国的青年女作家戴文采意图采访张爱玲，被拒，于是索性搬到张爱玲洛杉矶的居所旁做其邻居，与台湾《联合报》副刊商量打算写一篇“侧写张爱玲”。然而戴女士做得过了火儿——她竟然把张爱玲丢弃的垃圾捡了回家，细细翻阅考据，对张爱玲的私生活臆想钩沉了一番。

戴女士据此写就一篇长文《我的邻居张爱玲》，发给《联合报》。《联合报》副刊主事者诗人痖弦一看吓着了，万料不到如此没底线，类乎狗仔队所为，决定不发。戴女士又转给《联合报》的对家《中国时报》，也被断然拒绝，最后只能在北美一个小报发表，但也引起无数茶杯里的风波，戴文采也因此被骂了半辈子。

1995年张爱玲逝世后，此事渐成罗生门。2007年作家季季在自己的部落格重发1995年所写《我与张爱玲的垃圾》一文回忆她当年任《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拒绝戴文采的往事，不无严词与暗讽，结果引来戴文采连篇激烈的网上回应，看客们说精彩，我读之甚为悲凉——想必张爱玲也会有同感。

又差不多10年过去了，张爱玲的垃圾桶又被翻了一遍，不过这次是以纪念她逝世20周年的理由。台北国际书展是台湾文化盛事，每年冠盖云集，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作家讲座、主题展览，我几乎每年必去观摩。今年的一个特展就是“爱玲进行式”——官方说法是这样的：“2016年台湾台北国际书展为纪念张爱玲逝世20周年，由作家张曼娟策划张爱玲特展：‘爱玲进行式’，以‘爱’为核心精神，突显张爱玲永恒的文学生命力；也借由立体活动展的创意模式，展示张爱玲的私人物件及难得面世的手稿与画作，邀请读者走进张爱玲的生活空间，亲临神秘又感性的创作人生。”

2016台北国际书展“爱玲进行式”

事实如何呢？我不是张迷，在书展里瞎逛，误进此展，吓了一跳。十数件张爱玲的旧衣服一圈排开，像是打开了她的衣柜子，间杂以眼镜泳镜等，若干手稿挤在一条玻璃柜里，六本中英文著作也占一小玻璃柜，其余和写作直接相关的就没有了。

张爱玲穿过的衣服

著作

展出服装也罢，毕竟对理解张爱玲的写作有意义，张爱玲的上海时期就以喜欢特别服装著称，尝自制衣装（据说当时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同时期女作家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是“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则为“奇装炫人”）。而张爱玲早中期作品中对服饰的描写也如《红楼梦》般不厌其繁，工巧匠心甚至过之，展览也通过似有联系的引文提示了这一点。

不过，这些张爱玲的晚年服饰还是比较朴素的，属于低调的时尚。我唯独一眼认出一件雪花纹开襟毛衣，那是她晚年最有趣的一张照片的着装，那张照片摄于金日成去世那天，女作家手持印有头条消息的报纸，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这是张爱玲晚年的风格，也呼应《秧歌》之后，《重访边城》《小团圆》等的苍凉与老到。

张爱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然而旧衣之间，一个柜子刺眼，令人看了几乎要低下头来忏悔自己的冒犯。那是四顶张爱玲的假发。一丝不苟，却因为经过20年没有亲近人的气息，干枯如积聚的松针，像日本作家梨木香步在《家守绮谭》里所写的河童的蜕皮，可是没有主人回来使它们湿润复活了。

如果张爱玲见到这一幕，想必是要“骇笑”的，甚至作为鬼魂也要落荒而逃。假发是贴身亵衣一样的私隐之物，安能置于万众目光中？何况还引起场里场外诸多流言，比如说某作家就写张爱玲的确有幻觉敏感症状，所以剃了光头戴假发云云。

香港作家朗天见此幕感叹道：“人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必被化为媚俗。成大名的代价是死后没得安宁，迎接更大更扭曲的媚俗。”张爱玲在世之时，搬弄她的故事自作丑人的，先有胡兰成《山河岁月》，后有戴文采《我的邻居张爱玲》，后者因此被责骂后，便以前者的学生自居，处处扬胡抑张，也是变态心理的一种，可堪同情。

戴文采发表于1988年11月的《我的邻居张爱玲》，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的浆白了的浅灰棉裙子与垃圾桶参差成优雅的荒凉，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皆成了‘最上品的图画’。”

不少评论者认为她刻意学张爱玲风格，其实真是冤枉，这是货真价实的胡兰成腔调。东施效颦，顾影自怜，开口闭口“我与张爱玲”，人家张爱玲同意合影了吗？用“菩提枝子”扒别人的垃圾就不算扒，算“点化”不成？从戴文采的自我粉饰最能见其师父胡兰成之真传，胡氏口头禅“这也是好的”“那也是美的”，殊不知世上最好的最美的往往是唯一的，一“也是”，就跟这些沾名人光彩化装的戏子一样，沦为赝品了。

《我的邻居张爱玲》其下洋洋万言均是如恋物癖一样在张爱玲的垃圾上极尽笔墨缠绵，读之尤见辛酸——不是觉得张爱玲辛酸，而是想及其时戴文采还是初为人母，一面照顾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一面幻想着文章将带来的轰动细细检点那些垃圾……

戴文采可悲，胡兰成可耻。中国最爱用“也是好的”的人古而有之，孔子称为“乡原”，伪君子也。胡兰成于情，朝秦暮楚，始乱终弃，尽为私欲，成全了自己的岁月静好，不顾他人陷于时代洪流；于学术他也是一样虚伪，夸夸其谈，陈义甚高，作终南隐士之姿，实乃“货与帝王家”的国师心不死，活脱脱如孟子所说的“阉然媚于世”者。

在人流滚滚的国际书展展出数顶假发，和翻检她的垃圾袋罗列清单，其格调是差不多的，虽然都比不上在《山河岁月》翻检旧爱为自己脸上贴金那么厚颜。张爱玲在异国曾收到胡兰成寄来《山河岁月》一书，遂原封不动寄还，并以“骇笑”概括自己的心情——据戴文采回忆，张爱玲也如此原封不动寄还她的《我的邻居张爱玲》原稿，不知是否附送“骇笑”？

“骇笑”二字，算是后期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唯一评价，不多评、亦不辩解，实为不屑极了，彼之言行令我惊骇，而我也只能一笑置之，如此。

那就让我们一起对张爱玲去后这20年，世界的种种表演都应以骇笑吧，虽说这些表演者，连我们的前任都不是。

张爱玲遗物

连一流作家都写不好的人类爱情

——爱情博物馆

李静睿

刚过去的冬天，我重读了一些爱情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纯真博物馆》，村上春树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和几乎所有张爱玲。冬日漫长，霾锁北京，好友失踪，万事忧愁，我靠这些故事才等到了春天。

小说只要写得足够长，总逃不开有一些章节关于爱情，但它们并不能都称之为爱情小说，爱情是文学与生命的盐，要如何享受滋味，却又不脱水而亡，对小说家和每个人都是一场前路茫茫的冒险。

（《半生缘》电视剧照）

张爱玲的《少帅》没有写完，这部号称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为原型的作品，既是张爱玲为《小团圆》做的华丽演习，又是她过去作品的重重投影。书里少帅去了河南前线，赵四小姐和朋友过中秋节，她当然思念他，“两人走在电车铁轨上，直到一辆电车冲她们直压过来，整座房子一样大，当当响着铃，听上去仿佛是‘我找到的人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如此赤裸，简直是被几十年前《半生缘》里的曼桢附身，曼桢也是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曼桢对住世钧，赵四小姐对住少帅，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成为狂热，连张爱玲都好像结巴词穷，只能用上庸俗的副词形容词：最好！最好！最好！

（电视剧《倾城之恋》宣传照）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写《倾城之恋》，一座城市的沦亡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都是为了成全白流苏，让她和本来只肯在深夜电话里说“我爱你”的范柳原，终成一对平凡夫妻。《少帅》里有大段文字谈论政局（谈论的方式依然是张爱玲式的，比如谈到孙中山代表了共和的理想，“辛亥革命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到民国十三年，他们真的想要共和了。好比女人刚结婚的时候并不懂得怎么回事，后来才喜欢。”），但再错综复杂的政局不过也只是二人爱情的神助攻，在没有写出的部分，西安事变后少帅被囚禁终身，国共两党的处境开始微弱变化，国家命运由此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这一切也成全了两个本没那么笃定相爱的人。

最后到了《小团圆》，作者选择背景板的胃口越来越大。“二战”快打完了，九莉说：“唉哟，希望它永远打下去。”连邵之雍都沉下脸：“死这么许多人，要她永远打下去？”但真的就是如此，她也不觉得良心不安，整个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有战争才有她和邵之雍的相遇，她想和他在一起，就恐惧有哪怕一点点变化。战争最好继续，而且只能是这一场战争，当世界跳转为另外一场戏，她不确定自己在对方世界里是否还有充足戏份。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二战”结束，内战开始，胡兰成（邵之雍）在武汉有了小周，在浙江又有了范秀美，张爱玲居然“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她让胡兰成选择，胡兰成说：“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拾的话。”怎么办呢？这就是她爱上的人，青天白日下有一种坦荡荡的无耻，说是惹人恨，其实是惹人笑。

九莉大概会因此怀念战争，因为当背景坍塌，他们的故事也随之坍塌，《小团圆》后面写九莉在公交车上被男人侮辱，因为“汉奸妻，人人可戏”，但对于女人而言，爱情不是入党，没法政治正确。张爱玲的小说也是如此，在她大部分作品中，男女主角过一种被X光猛烈照射的人生，冷酷通透，她写人世间与人心的烈烈火焰，是为了写随之而来的一盆冷水，而且永远会有一盆冷水。但她另外那些作品，就像世钧说别人的事情从来不使他联想到他和曼桢，“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跟他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也都不一样”，世界是这样没有退路轰隆隆一路向前，张爱玲却让“白流苏”们停留原地，专心致志地，恋爱。

没有多少一流作家愿意像张爱玲这样写爱情，人类有太多主题值得书写，战争，历史，英雄，幻想，人心……书写爱情的人，也大都更着力于其自身的败坏与破灭，好像不如此就难以证明深刻。比如连张爱玲也喜欢的托尔斯泰，伯林在《个人印象》中写过，阿赫玛托娃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自私，在沉浸于家庭幸福时，写了以妻子索尼娅为原型的娜塔莎（《战争与和平》），索尼娅十八岁嫁给托尔斯泰，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所以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娜塔莎发胖臃肿，成为一个庸常的家庭妇女。

后来托尔斯泰不再爱甚至厌恶自己的妻子（像很多已婚多年的男人），就写了《安娜·卡列尼娜》，而且一定要让出轨的安娜死于铁轨之上（这一安排可能是因为索尼娅曾在52岁时老房子着火，爱上年轻的作曲家）。和《战争与和平》一样，《安娜·卡列尼娜》书写的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渥伦斯基的凉薄也只是一种平均状态下的凉薄，在得到安娜之后，他的想法残酷而诚实，认为与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的时候相比，自己现在离幸福反而更远，“当时他认为自己很不幸，但是幸福就在前面；现在他却觉得最大的幸福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完全不像他最初所见到的那个女人了。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今非昔比了。”然后，渥伦斯基补上了最后一枪，“她整个身体变宽了”。

张爱玲几次谈到过托尔斯泰，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作品战胜了作家，细节战胜了主题，她认为这就是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生活被作为安娜的参照系，代表托尔斯泰自身的理想，但托尔斯泰也并没有逃避当理想生活进入现实世界必然遭遇的那些词语，失望，厌倦，疑惑。

在这本书开头，列文忐忑不安地来到莫斯科，想向凯蒂求婚，他在溜冰场遇到她，“不敢老盯着她，就像不能长时间地望着太阳，但即使不望她也能像看见阳光一样看到她”。后来他们历尽坎坷终于进入婚姻，他爱她，却还是不能完全抵抗安娜对自己的吸引，而开篇时的完美少女凯蒂，也会说出“你准是喜欢上这个贱女人”这样粗俗的话语。再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在见到孩子的第一眼时，列文千方百计想在自己激起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感情，可是枉然，他对儿子只觉得厌恶。但这又怎么样呢？他们依然是幸福家庭，过着圣洁的生活。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信仰问题上徘徊不定，他的书里也满是稀里糊涂难以概述的情感细节，他靠这些细节而不朽，虽然他并没有书写不朽的爱情。

村上春树是当下作家里少有试图书写不朽爱情的人。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社的宣传语是“回到原点之作”，在我看来，村上春树也一直没有偏离过原点，他仿佛永不知疲倦，一直着迷于人类可能的情感沉沦，哪怕这种沉沦在当下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书里有一篇《独立器官》，写52岁的单身男性渡会，多年来过着游刃有余的情感生活，他的同性恋助手井然有序地替他安排好约会，甚至记得他每个情人的生理期。但毫无征兆地，渡会恋爱了，爱上一个已婚女性，爱情强烈而让他陌生，“现在我感觉到，她的那颗心和我的这颗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她的那颗心一跳动，我的这颗心也随之被拉紧。就像用缆绳拴住的两艘小船一样。即便想要砍断缆绳，但到处都觅不到能砍断缆绳的刀具。这是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它令我不安。”

情节进展迅速，女人突然失踪，几经侦查，才知道她在丈夫和渡会之外，另有情人，她和他私奔了。这件事摧垮了渡会，他不再吃饭、运动和修饰自己，他死于自我放弃的几个月后。书名《独立器官》来自渡会说，女人有一个独立的器官，可以编造谎言，而他，也是在独立器官的控制之下恋爱，“这是本人意志无法左右的他律作用……我们的人生、心灵会受到迷惑，看到美丽的幻象，时而还会被逼迫至死，如果没有那样的器官介入，我们的人生会变得相当平淡无奇吧。或许就在单纯技巧的罗列中终其一生”。这就是渡会的选择，他看到美丽幻象，最终被逼迫至死，他死得痛苦，却有一种抵抗庸常的快感，他死于厌食症带来的极度饥饿，我却认为他是一个饱足的人。

多年以前，村上春树只有四十岁，他写了《挪威的森林》，这本书只写了三个月（《战争与和平》写了六年，《安娜·卡列尼娜》从构思到出版是七年），着急完成一本书的激情让这本书充满激情，书中绿子说：“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让人高兴的是，读完这本书和村上春树大部分作品，我们吃饱了爱情。

（资料图：游客参观纯真博物馆的“烟头之墙”。图片源自新华社）

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去了一次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值得去的地方太多，我本来没有安排去这里，但沿着独立大街一路往下，躲避红色小电车时意外看到指向博物馆的粉笔标示，又觉得不去是错过命运的安排。博物馆狭小拥挤，灯光昏暗，一进门就看见4213个烟头组成的那面墙，我根本不喜欢《纯真博物馆》这本书，觉得帕慕克用六年时间反复修改出一部糟糕的作品，但我在三十分钟后爱上了它衍生出来的这座博物馆。

这栋四层小楼里藏下了凯末尔爱情的每一点证据，蝴蝶耳坠，黄色裙子，小狗摆设，玻璃茶杯，雪佛兰生锈的残骸……《纯真博物馆》厚达五百页，大部分写爱情对人生的无穷尽折磨，在开篇大概五十页的激情（偷情）之后，富二代凯末尔和门当户对的女人订婚，出身贫寒的芙颂在心碎后失踪一年，再次出现时已经结婚。退婚的凯末尔发誓一定要追回爱人，他恬不知耻，以远房亲戚的身份每天去芙颂家里做客，和她的父母亲心知肚明面面相觑，佯作镇定排排坐看电视。

为了接近芙颂，他甚至自愿当冤大头，资助她丈夫、一个土耳其文艺男青年拍过不了审查的文艺电影。这种诡异生活持续了七年，“其间一共是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好不容易苦尽甘来，芙颂终于离婚，他们计划着去巴黎，然而在前往旅行的途中遇上车祸（其实是芙颂自杀）。就在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惨得不能再惨的故事、要努力流下眼泪关上书本时，凯末尔满怀爱恋地亲吻了一下芙颂的照片，然后带着胜利的喜悦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就是这样，在爱情的博物馆里，和世钧永远失散的曼桢，晚年落魄的九莉，死于铁轨的安娜、自缢的直子、死时只有三十公斤的渡会，他们不顾羞耻，向我们这些理性的人类展览爱情，他们有幸福的一生。

傅雷与张爱玲的恩怨（上）

闫红

（图注：1940年傅雷夫妇与成氏三姐弟合影。(前排右一：傅雷，后排中：朱梅馥；后排左一：成家和，右一：成家榴，前排左一：成家复。编辑配图，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许多写作的人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座《窗外》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的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去读这些东西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到此时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交。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小团圆》，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自己，也是一样的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惟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份，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

有点颠覆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三巨人传》《约翰·克里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傅雷家书》，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可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图注：张爱玲写给宋淇的信，说明《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编辑配图，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色，戒》里那位校花王佳芝一样，殷宝滟不满足于只是做个美女，她有野心去占据更伟大的制高点，王佳芝投身革命，殷宝滟则偶尔认识了罗先生之后，天天去他家跟着他学习她不得要领的音乐史。

这位罗先生，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对女人总是酸楚与怀疑的。但殷宝滟是个美女，是个离他很近很热切地跟他学习音乐史的美女，他放弃了因为害怕被拒绝先摆出来的那种酸楚怀疑，爱上了她。

她一开始的态度是“我再没有男朋友也不会看上他吧”？可他那对全世界都白眼向青天的架势，使他的爱变成了一枚勋章，获得者是很难不骄傲的——她渐渐也觉得受用了。

她收到他与众不同的情书：“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记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她过去收到的那些贫乏小男生的信怎能与之相比？

“没有爱及得上这样的爱”，而且她以为这爱是可控的，是“听话的”爱，以为他可以永远在距离之外爱着她，她只管毫发无伤地享受就是了。

如是三年，他终于亲到她的嘴，之后又想别的，她感到恐慌以及被亵渎，原来她并不是他心中高不可攀的女神。但她还是贪恋他的爱，他们甚至谈到他去离婚。一时离不掉，他俩都很痛苦。他绝望暴躁地在家中和妻子吵架，她被仆人请去劝架——过去他两口子一吵架，女佣都是打电话找她来劝：“因为，他只听我的。”

这次连老妈子都看不过眼了，说：“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三个月了哩。”

看来罗先生也并不只是一味地痛苦。但人是会自己骗自己的。离开了罗先生的殷宝滟，面对她的老同学，作家“爱玲”，仍然把这些一带而过，泪水汪汪地说她是怕伤害到他的妻儿，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他有三个小孩，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吧？”

“太阳光里，珍珠兰的影子，细细的一枝一叶，小朵的花，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可痛惜的美丽的日子使我发急起来。‘可是宝滟，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子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无论如何，现在你痛苦，他痛苦。’这倒是真的，她想了半天，‘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请原谅我大段引用原文，这几段实在太反高潮了，可以作为许多“遗梦”“碎梦”背后的老实话。殷宝滟和罗先生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跟他离不离婚没太大关系，他们痛苦地讨论离婚什么的，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更有悲剧之美吧。这结尾横扫过来，使前面那缠绵情调变成了一个笑话，若主人公有原型，那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按照张爱玲的写作习惯，他们当然是有原型的，男主角我们已经知道，女主角则是一个名叫成家榴的女子。张爱玲给宋淇的信里，也点明了这一点。

傅雷的儿子傅聪和傅敏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们父亲的生命里，出现过这位成家榴，她是个美丽迷人的女子，非常出色的女高音——与张爱玲文中所写的“在水中唱歌，意大利的《哦嗦勒弥哦》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吻合。

傅敏回忆：“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时间一长，母亲的善良伟大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成，成后来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成了家，也有了孩子。”

也与张爱玲所写的不谋而合。

成家榴和傅雷，何时何地认识的已经不得而知，《送花楼会》里说殷宝滟跟同学去听课，在课堂上认识了罗先生，宋以朗认为这是小说家言，因为成家榴的姐姐成家和和傅雷是邻居，都租住宋淇家的房子。

但宋以朗又说傅雷搬到宋家的房子是在1947年，这时成家榴已经被张爱玲那篇小说吓得去了内地，他们的交情应该不是因比邻而起。根据现有资料，应该是成家和介绍的。

成家和，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香港明星萧芳芳的母亲，曾就读于上海美专。1931年，她和同学赵丹误以为傅雷反对学生抗日，在教室里跟他发生了冲突。不打不相识，一场误会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成家榴十有八九是成家和介绍认识的，与小说中所言“去学校时探望女友认识的”相去不远。

张爱玲也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殷宝滟就是成家榴。她们曾经是同学。

每一条都对得上，张爱玲没做任何技术处理，当事人几乎是裸身出镜，反应可想而知。张爱玲振振有词地说，“是她要我写的”，可是人家没让你写成这副德性。“殷宝滟”原指望自己成为琼瑶小说里那种又美丽又崇高的女主角，看了这个自然是当头一棒，更要命的是，她接下来还要给“罗先生”一个交代，给她长达数年的爱情一个交代，她该如何交代？

只能是逃走了，逃到内地去，仓促地嫁了个空军，很快便离他婚。张爱玲一个不长的小说改变了这个女子的命运。这倒没什么，我们的命运经常被一些小事改变，她懊悔她毁掉了殷宝滟也就是成家榴和傅雷的爱情，那爱情虽然有点矫情，但也是爱情啊，爱情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杂质，百分之百的真爱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说，张爱玲能忏悔，也算难得，可我仍有个疑问，张爱玲写这篇小说，只是作家的积习使然吗？该文发表于那篇署名“迅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后，她知道“迅雨”就是傅雷吗？如果她知道的话，那这个小说就有点报复的性质了。

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半个月后，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不多想都难。

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傅雷一边和成家榴分着手，一边写着评论，成家榴转身去找老同学张爱玲倾诉，傅和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种交集。宋以朗就说，张爱玲写《送花楼会》时，并不知道傅雷就是迅雨，张爱玲是后来到了香港才从宋淇那里听说的，她有点惊奇，但也没深究。

这种可能也有，但是，我们要知道，傅雷的那篇评论，是交给柯灵发表的，柯灵跟张爱玲交情不浅，《小团圆》里以他为原型塑造的那位荀先生，又特别爱在女主人公面前说文坛掌故，总之有点八卦，那么，他把这个大秘密八卦给张爱玲听完全有可能。

就算他不说，当时也有小报指出迅雨就是傅雷，当时有份《光化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小报上的女作者》，里面写道：“《万象》曾提拔了几位女作家，其中有几位，平心而论，她们只是文章的学作者，暂时还不能称作‘女作家’的。张爱玲出道迟，可是都红过她们。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在《万象》上写过一篇评论，格外叫人侧目。”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张爱玲就知道迅雨是傅雷，柯灵也有讳莫如深的时候，张爱玲也可能凑巧没看到这份报纸，但《殷宝滟送花楼会》里有些词，是故意跳出来告诉有心人，这篇小说就是冲着《论张爱玲的小说》来的。

《论张爱玲的小说》开头就写道：“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送花楼会》里罗先生也说：“在这样低气压的空气里……”点明罗先生和迅雨一个腔调，而她心知肚明罗先生就是傅雷。

《送花楼会》里，说罗先生面对女人的态度是酸楚的，张爱玲回敬傅雷的文章《自己的文章》里也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也是酸楚的。她拐弯抹角地说，爱斗争的傅雷，难免总是酸楚的。

可以想见，成家榴会悔恨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淑女的淑），傅雷心中则是百味杂陈，尴尬、懊恼之外，怕是也有愤怒：“《金锁记》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当然，他是不会再说什么了。

出卖同学隐私，还是这样嚣张地毫不体谅别人地出卖，当然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张爱玲自己都意识到了。但是张爱玲写这么一篇小说，只是为了出口恶气吗？要是真这么看，也把张爱玲看扁了。张爱玲写这么个故事，是因为这篇小说，比《自己的文章》更能证明她的文学观点。

所以，要说清傅雷和张爱玲的这场战争，还要从始作俑者，傅雷的那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起。这个，我们下篇里细说。

傅雷与张爱玲的恩怨(下)

闫红

（图注：傅雷一生眼高于顶，追求浪漫与美。哪怕是假象。）

傅雷一生眼高于顶，大部分人他都瞧不上，非常罕见地，他对张爱玲高看一眼，特地写了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还把她的《金锁记》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柯灵将此称之为“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然而张爱玲却大不领情，著文还击不说，还像我们上篇里所言，写了篇阴阳怪气的小说，大揭傅雷隐私，这篇出于十足的好心的评论为何令爱玲小姐如此不忿？

文章的一开始，先夸张爱玲的作品是个奇迹，奇到什么地步呢？让读者能怔住，只能发点不着边际的议论：“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这种情况下，傅雷觉得他有必要做一个言之有物的总结。

他首先从各个角度将《金锁记》大大赞扬了一番，这里且不赘述，只说除了“最美的收获”说外，他还说此文颇有些《狂人日记》里某些故事的风味，算得上极高度评价。《金锁记》里，七巧的沦陷、挣扎、倒伏、覆灭，浓墨重彩的命运的阴霾，大开大合的悲剧意味，符合傅雷比较“重”的味蕾。他厚爱它到这种地步——开始对作者其他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他不能容忍一个写出这样的伟大作品的作家，开自己的倒车。

他首先针对的，是《倾城之恋》。

每个有钱的单身汉，都会被人视为自己某个女儿应得的财产，《傲慢与偏见》中一开始就揭示了这个真理，正是《倾城之恋》的缘起，年轻多金的华侨范柳原，回到祖国后马上成为太太们眼中的抢手货，相亲宴纷至沓来，在其中某一场上，他与白流苏相遇。

白流苏是陪妹妹来的，她是离异的女人，“残花败柳”，没资格做那相亲宴上的女主角，媒人都没把她考虑进去，但是，范柳原却独独对她产生了兴趣。

这对白流苏来说是个珍贵的机会，她寄居在兄嫂家中，受尽了窝囊气，着急投奔到婚姻的保护伞下去，范柳原看出她的目的，更看出她并不爱自己。

范柳原外表油滑，内里却既认真又较真，认真，便容不得破绽，较真，就容易看到破绽，为自我保护计，他不愿意娶她为妻，最合算的是把她变成自己的情妇而不是妻子：情妇是合同制，妻子是终身制。

对于白流苏，做情妇则极不合算，既不稳定，又让她丧失了机会成本——一个做过别人情妇的女人，更难再嫁人了。但她选择了冒险，试图来一场钢丝上的舞蹈，以自己暂且持有的美貌与风情，与范柳原对峙，诱惑他乱了方寸，要挟他娶了自己。

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白流苏谋生，范柳原谋爱，她握着自己的美，他握着财富资源，首先败下来的似乎是白流苏，她的美是有保质期的，不可以奇货自居太久，她忍无可忍地跟了他，没有名分，败局眼看已经注定，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将她成全。

战争发生了，到处都是狂轰乱炸的炮弹，死亡离得是这么近，没有空间再细细计算，杂念屏退，他们相依为命，心中只剩下对方。“他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他俩在巨大的不稳定中相互拥抱与依偎，范柳原最终娶了白流苏。

张爱玲后来笑说，很多人拿这部小说，是当复仇记看的，在娘家受气的落魄女人，嫁得金龟婿，可不让人替她扬眉吐气？对于相同境遇的女人，也有励志的作用吧？

傅雷很不喜欢，傅雷首先对“几乎占到篇幅二分之一”的调情很不满：“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恕我眼拙，不知道“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怎么算来的，范柳原难道不是在以调情掩饰他的悲哀吗？他对白流苏说：“我想带你到原始森林里去，那样也许你就会自然一些。”这句话里，有着对于把白流苏异化的俗世的不屑与抗争。

傅雷先生太严肃了，连同范柳原被月光所诱惑，打电话对白流苏说“我爱你”，他也嫌也不够深沉，“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傅雷看不到范柳原得到白流苏的第二天，仓皇地想要逃到英国去，他何尝真的想要一个情妇？那是他的爱情理想碰到现实之墙之后无奈的选择，而一旦真的实现，他又恐惧了。

傅雷说“他上英国的用意，始终暧昧不明”，也许是傅雷太老实，他看见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看不到那语气的浓与淡，色彩的深或浅，触不到语言的质地，更无法意会在语言的游弋处，那些微妙变幻的情绪。他蹙起眉头，抱怨作者给得太少，却不知，作者明明给了，是他自己接收不到。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人终于能够“死生契阔，与子携手”之际，傅雷对那段描写仍然不满：“当他（范柳原）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的时候，他竟没进一步吐露真正切实的心腹。‘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未免太速写式地轻轻带过了。可是这里正该是强有力的转折点，应该由作者全副精神去对付的啊！错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峰，便只有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了。”

按照傅雷先生的想法，这段应该怎样写呢？暴风骤雨式的抒情，大段华丽的诗朗诵？对不起，这让我想起琼瑶，而上品的小说，总是把感情放在家常话里。《红楼梦》里。贾宝玉听到林黛玉的《葬花吟》，感慨生命的美丽与虚无时，不由得心神相通，恸倒在山坡上。可是，接下来呢？他从山坡上爬起来，并没有莎士比亚风地向林妹妹表达他的真知灼见，却很“平凡地、庸碌鄙俗地”说起昨晚那场官司来了。

彼此能够懂得的人，只言片语，莫逆于心，范柳原已经说明，现在的爱，与当初的“爱”是不同的，“谈恋爱”是形式，是表层，是犹疑状态下的一种试探，“恋爱”才是实质，是以心换心，是不留余地的付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不够吗？

也许是傅雷太着急鄙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狼狈了，来不及去想它的深意，也有可能，傅雷本人实在太强，他不能容忍自己“可怜”，对他人便没有同情，那么，他是一个“超人”，而不是他不熟悉的大多数。

这跟他们各自的经历有关。傅雷四岁时，他父亲去世，他母亲带着他背井离乡，迁往另一市镇，有人赞扬傅雷的母亲有远见，给了傅雷更为开阔的视野，但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奔赴异乡，十有八九是被族人欺负得待不下去了，傅雷写给他母亲的信里也证明了这一点。

寡妇熬儿，傅雷的母亲对他期待甚高，傅雷在外面玩耍的时间长了点，他妈就用包裹皮兜起他，要把他扔到河里；他读书稍有懈怠，他妈就把铜钱贴他肚脐眼儿上，上面点根蜡烛，烛泪落在他肚皮上，烫得他直哭……估计他当时还躺着；还有次把他绑在摆着父亲灵牌的桌子前，要他对着灵牌忏悔。就这么着，他妈有一次对他失望，还拿起绳子要上吊。

在这种家庭暴力下长大的人，要么很萎靡，要么就是被锻炼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志，傅雷属于后者，看他写给他妈的信，那叫一个抒情啊，他完全接纳他妈对他的磨炼，认为这是存在于世间必修课，后来，他又把这一套用在了傅聪身上，导致傅聪受虐不过，离家出走。

原名为怒安的他，活的就是一股怒气。

按照傅雷的观点，小说里的人一定要抗争，要“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以此为标准，只怕大多数名著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且以他难得看得起的钱锺书的作品。以《围城》为例，无论是方鸿渐、赵辛楣，还是苏小姐、苏小姐一干人等，都在随波逐流、淡漠地苟且——但同时也不怎么变态地——活下去。

我的朋友董晓磊说得好，群众有庸俗的权利，张爱玲说，她不喜欢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她的主题有时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理论或者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写到这里，且让我发散一下，《红楼梦》也是一部主题不分明的作品，也没能痛快地剥出个血淋淋的人生，贾宝玉一见他爹他娘马上成怂人一个，还经常有称功颂德之语句，倒是没怎么见过傅雷对《红楼梦》的评价，估计太在他经验之外了。

傅雷的世界，必须有个紧绷绷的崇高的主线，看看傅雷在《巨人三传》的译者序里的句子吧：“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张爱玲爱的，却是参差对照，阴阳之间的那点丰富的灰。太纯粹的爱情，太激烈的斗争，在她眼里，都因失真而显得薄脆，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

看他们两位这样针锋相对，他们共同的熟人柯灵觉得有必要表个态了。他以长者的身份批评了张爱玲的老实不客气，说，将近四十年后，张爱玲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好像张爱玲终于醒过味来，在傅雷的批评面前低头认罪似的。

张爱玲是批评了《连环套》没错，说是一路胡扯，看得齿冷，但她是对自己高产状态下粗制滥造了这一篇而感到不满，傅雷批评的则是张爱玲笔下那一整个“轻薄”“轻佻”的情爱世界。

再者说，柯灵只见张爱玲反省了傅雷不以为然的《连环套》，怎不见她大刀阔斧地将傅雷深以为然的《金锁记》，修改成长篇小说《怨女》，傅雷看到这一篇，怕不会觉得是“文学史上最美的收获”了吧？

在《怨女》中，压迫与反抗这个惨烈的主题被淡化，豆腐西施银娣（《金锁记》里的七巧）当然是有怨恨的，但同时，也有虚荣，有期望，跟婆婆妯娌们怄气，斗智斗勇，这些成功消解了她的痛苦。银娣不是七巧，不是《呼啸山庄》中那坚忍的十年磨一剑的希斯克列夫，七巧们能把怨恨化零为整，凝聚成疯狂与戾气，长久地抱持，不能解脱。银娣没有这种与日常生活脱离的英雄气，她更善于化整为零，把痛苦掰碎了，搓细了，放进细水长流的时日里，渐渐地感觉不到了，可以夷然地、正常地，随波逐流地活下去。

“最初她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这是傅雷对于七巧的概括，无法放到银娣身上，后者更像生活中的普通人，充满细节，没有主题，张爱玲削薄了七巧的“怒”，晕染七巧的“怨”，把抗争前沿的斗士，拉回深深庭院，跟《狂人日记》之类划清了界限。

“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此外，傅雷还提出《连环套》里用了太多古典小说里的语言，张爱玲倒是同意这个批评，她说她写香港的小说，为了营造旧日气息，会特意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这个以后可以改一点。——难怪看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的人动不动就是“你个小蹄子”，原来也是因为写的是香港的缘故。

再怎么说吧，傅雷写这篇评论都是出于好心，只是这好心从他妈那里衣钵相传下来，有着自说自话的强硬，要是我在这里提一下星座，也许会被大家评判为轻薄，但看傅雷为人处世，太有白羊座的特点，我后来百度一下，果然是。白羊座人倔强、纯粹，但有时失之于简单粗暴，而作为天秤座的张爱玲，跟白羊座最不对脾气，他们有这番过招在所难免。

也是张爱玲年轻气盛，以《自己的文章》回敬了傅雷后，意犹未尽，偏成家榴送上门来，可谓正中下怀：你不是要写伟大的飞扬的世界吗？我偏让你看到你所以为的伟大的飞扬的世界背后的东西，而那些，可能才是真相。

傅雷和成家榴伟大而感伤的爱情，于是变成了殷宝滟与罗先生，不无卑琐得支离破碎。

白羊座只是固执，天秤座才叫较真。

幸好她不知道傅雷的另外一段爱情，他在洛阳出差时也曾偶涉风月场所，认识了一位“汴梁姑娘”，这姑娘“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有些像安娜斯丹……”反正是个“娇艳的人儿”——听上去跟成家榴是不是一个路子的？当年傅雷在法国，爱上的也是一位热力四射的巴黎女郎，老实巴交的男人，似乎总是爱红玫瑰，娶白玫瑰。

他给这女子写诗，“啊，汴梁姑娘，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汴梁的姑娘，啊……汴梁的姑娘!”

他跟她说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的娇妻爱子和朋友，诉说他的苦恼，和以前的恋爱史——我看过一篇小说，说烟花女最讨厌客人来这一套，当然了，傅雷先生遇到的也许是一位现代版董小宛。不过大家也不用为傅雷先生太担忧，他给朋友的信里说，他有朱梅馥和那位法国女郎这两大护法，他对这女子，也不过是当作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

尽管如此，他的爱也足够炙热，又是要为她写曲子，又叫来同事一块为她拍照，把她的照片镶了银框挂在房间里——朱梅馥此时也在河南，他还想让朋友把那照片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

唉，怎么那么像胡兰成对于小周的爱呢，“她是那么的美好！”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呻吟着说，他们一样有着要培养那些年轻女孩的伟大构想。老男人喜欢搜集小姑娘、且是带三分妖娆的小姑娘无可厚非，傅雷与胡兰成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热衷于美化这样一种爱好。

这是傅雷1936年底的爱情，1937年4月15号，傅敏出生在河南林州，《送花楼会》里，罗太太在罗先生出轨时怀孕也许是虚构的，1936年底，傅雷确实在妻子怀孕时，对另外一个女子如醉如痴。“超人”的另一面，也不过如此。

还好，随着他离开河南回到上海，那段热情很快时过境迁。接下来，他和成家榴走近了，然后……大家请去翻回上篇吧。

较真的天秤座女生张爱玲自以为毁了傅雷的爱情，这事儿要放在她身上，肯定就毁掉了，殷宝滟那句“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可谓锋利如刃，放张爱玲心里肯定如千刀万剐，还有消除不掉的回声。但是你看，在成家榴落荒而逃之后，傅雷仍然能跑去跟成家和她做邻居，没准他都和成家榴和好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知道，20世纪六十年代，傅聪去香港参加演出，成家和与成家榴姐妹热情接待了他，傅雷写了很热切的信致谢，傅雷书简里存有他致成家榴的一封信，谈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也许，他们早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到成家榴晚年，都对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她坚持她的道德形象，不认为她是被张爱玲的小说吓跑的。

其实这样想有什么不好呢？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而张爱玲过度地求真，也会将自己带入走火入魔的误区。《小团圆》把自己和他人都伤得鲜血淋漓，便是一个例证。人，有时真的得学会自我催眠，让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美好的人，可以崇高可以爱的人，在瞬间飞扬里，击败人生底色里的虚空。

张爱玲年轻的时候，也曾飞扬过，所以，她与傅雷在《金锁记》里瞬间交汇，但终究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1966年9月，烈性的傅雷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与妻子朱馥梅一起服毒自尽，两个月后，《金锁记》改编成的《怨女》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张爱玲本人身在美国。

早在1952年，张爱玲嗅到危险气息，辗转逃离，这种警觉，是否也是长期的旁观者的定位使然？她冷静，她不主观，她不着急跳进热情的汪洋大海里，所以能对现实，看得这么真，她最后寂寞冷清地死去，还是傅雷最反对的一唱三叹低回无尽的调子，与他的慷慨激烈迥然不同。

第二章
人生大道，各走一边

张爱玲少年颠簸、中年流离、晚年孤寂，虽说甘苦自知，但起码保持了一个作家、一个现代女性的独立，不只独立于政权、文坛，也独立于媒体与读者的八卦心。隐逸和离去都干干净净，对尘世的决绝之心恰恰与少年时对尘世细节百般缱绻相反，如此成全了一个大作家的冷峭与神秘。

连同对待出现在她漫长人生中寥寥几个重要人物，亦如此。

张爱玲也将母亲视为祸害

闫红

我那天写到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钱作为奖励，张爱玲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神情间也写着“传奇”，图片源自网络）

我当时大为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不能永远都这么“政治正确”啊。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是她母亲只在意“政治正确”，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却给张爱玲留下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还有后来母亲的频繁出国，对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熟悉，出现在她上海公寓里的瓦斯炉子和瓷砖灶台，都让张爱玲眼花缭乱，甚至冲淡了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感。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可以深情相拥了，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等她来到母亲的家，遭遇到她这一生里第一场大幻灭。

黄素琼对她不算不好，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还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要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她没有那种活泼妙曼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女儿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她的伤寒病，还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她发泄完情绪，该干吗干吗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帮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让我失去对于世界的信赖。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的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作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二婶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

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品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

“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暧。”

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佣人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五岁的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过于随意的举动，被她读出太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在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ta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什么。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后来，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狄汝，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那个男婴最终是顺着抽水马桶被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生子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过，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他可能是张爱玲的初恋

——佛朗士，影响张爱玲一生的人

闫红

许多年前就听说有《滚滚红尘》这部电影，很想看。但当时的小城，电影院几乎要改成录像厅，翻来覆去放映的都是香港武打片，张艺谋的电影都要大半年后才能上映，文艺片基本绝迹，当然看不到。

连剧本也看不到，人民广场上就两家书摊，我也没听说有剧本出版。只能无望地期待着，期待有一天，我能够混入文学圈，有一个阿里巴巴的宝库向我打开，我想看什么都能看到。

到现在我也没能混入文学圈，但网络给草根提供了一切可能，当我终于能够从网上下载这个电影时，内心的欢欣自不待言，但它却在两分钟之内将我骇住。

我看见女主角的初恋情人在楼下咆哮，对老地主一般的女方家长说，等我发了财一定回来抢你的女儿。这句台词要多LOW有多LOW，能跟这样的人寻死觅活地恋爱，他的心上人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我说寻死觅活，还真是实指，因为接下来，女主角掷物撞墙一通未果后，居然，拿了个玻璃片割腕自杀了，鲜血拖了很长。

这让我想起张爱玲最信得过的朋友庄信正的回忆，当他和张爱玲谈及三毛自杀了时，张爱玲说，她怎么就死了。他听出了不以为然之意。

都知道《滚滚红尘》是以张爱玲的故事为原型的，但张爱玲是不会自杀的，她也不会刻意和穷小子恋爱，那些惊天动地迎合大众审美的事，她都不会干。相对于三毛热衷于将自己往浪漫唯美里扮，她更喜欢自黑，不但清楚地告诉我们，她是因为家常口角被父亲囚禁，还说，她从父亲那里逃出来之前，认真地考虑过，她母亲没钱，父亲有钱，但父亲的钱不见得就给她花，还耽误了最好的求学的时间，权衡了利弊之后，她才从父亲里逃出去，逃到马路上之后，她还冷静地和三轮车夫谈了会儿价格。

像这样一个真实警醒的人，怎么会闹那样荒唐的恋情，即使是初恋也不可以。张爱玲的初恋自有她的烙印，现实、缄默、却有大的震动与疼痛，是她比一般人都要匆匆然的青春里，最为温暖而又残酷的事件。

那时她已经去了香港大学读书，离从父亲家逃出来又有好一段日子了。有一天，母亲来看她，她见到母亲总觉得尴尬，从上海到香港，母亲在她面前永远像个债主。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这是《天才梦》里的一段。初看时觉得她母亲是在开玩笑而张爱玲是自嘲，因为她生活能力差，让她母亲十分不满。到了《小团圆》，我们才知道，她母亲给她形成的压力是如此巨大，因为她的出逃，使得她母亲不得不为了她留在中国，与外国男友分手，在她生了重病时，她母亲冲进病房，对她吼：“反正你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我知道在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小团圆》和张爱玲的真实生活等同了。把张爱玲与小说里的盛九莉等同了。但《小团圆》里，除了有些部分，她刻意做了技术处理之外，都有太多的蛛丝马迹证明，在这部小说里，她实现了自己最为推崇的写实主义。她给宋淇的信里也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

且说那个还未长成的盛九莉也就是张爱玲满心抱歉，但她没办法，她拿不出什么来对她母亲证明，她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在上海时，她跑到楼顶上，“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端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恐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在香港她唯有拘谨地沉默，就是在这关键的节点上，盛九莉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是一些大小不等的钞票，一共八百块。是一个名叫安竹斯的老师寄来的。

安竹斯附了一封信，说知道她没有拿到奖学金，这是他自己给她的一个小奖学金，如果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相信她一定能够得到奖学金。

没有像张爱玲那样经历过母亲催债般的压力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女孩的震动与欢喜，她说，这是一张生存许可证。除了金钱的现实意义外，她还可以拿去给母亲看，证明，她的存在，不像母亲以为的那样。

当然，也是因为那寄钱的人是可爱的人，不然就会像个猥琐的陷阱。在《小团圆》里，安竹斯教授是英国籍的历史教授，出身于剑桥，水平很好，但只是个讲师。不愿意住校内，宁可骑车去很远的校外。他的形象是：“砖红的脸总带着几分酒意。”

十分的名士派。

张爱玲的散文《烬余录》里也有他，叫作佛朗士，也是英国籍的历史教授，也不住校内，最重要的是，最后也和安竹斯一样，应征入伍，作为后备军死去。这是后话，只说在《烬余录》里的佛朗士，造房子养猪，家里不装电灯也不用自来水，不赞成物质文明。唯一的一辆破汽车是给佣人赶集买菜的。他“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

那篇文章里没有提到他和自己的关系，所以张爱玲像介绍路人甲那样介绍他：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去看小尼姑。”

但是她的这句话曾让我暗自诧异：“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

张爱玲像这样赞扬过谁？写胡适都很节制，在炎樱跟她说胡博士不如林语堂有名时，替他辩解说，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言下之意，是把胡适当成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来看重的。她认同胡适是偶像，长得像古铜像，脚下有粘脚土，算是极高的评价，但还是来得太正式，没有多少私人感情。

她读书不会觉得有不可亵渎的经典，看人也不会有圣人，在圣玛丽女校读中学的时候，她写打油诗拿老师开涮，险些不能毕业。起点太高的她眼高于顶，再喜欢也耻于赞扬，像“可以从他那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话，实在超出了她的底线，她一生也只这样说过这一个人。

她这样崇拜他，他又是对她这样欣赏与照顾，要是放到琼瑶笔下，马上奔着《窗外》的路子去了。但安竹斯不是那种多情的男教师，他虽然独身，但也并不对盛九莉有额外的感情，除了提问时拿她当杀手锏震慑那些答不出来的同学，他也不表现得特别喜欢她，甚至更愿意跟别的女学生开玩笑。但正是这种“不喜欢”使得他们的交往，有一种清洁的意味，她也只有收到这样一个人的钱，才会满心欢喜。

张爱玲曾说，爱一个人能爱到跟TA拿零花钱的程度，真是很严格的检验，就张爱玲的性格而言，收一个人的钱而不感到压力，那也说明她是真的喜欢他。

她说那钱“存到银行里都还有点舍不得，再提出来也是别的钞票了。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

她把那钱拿给她母亲看，第一次在她母亲面前如此有底气吧，她都庆幸她母亲当天喊她去，她一时也不能忍。

就是那样佯作镇定地呈到母亲面前，她母亲没怎么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让她搁下，就打发她回去了。

她坐立不安地等了两天，再去她母亲住的酒店，听说，那八百块钱，已经被她母亲轻描淡写地在牌桌上输掉了。

我不知道她母亲为何单单要拿这笔钱出来赌？也许她只是凑巧手边没钱，拿来挪用一下，但更主要的是，她母亲虽然貌似浪漫，有过很多情人，内心却粗糙乃至粗鄙，她没有能力理解一个女孩子内心最为温软的感情。

盛九莉说她就此对母亲死了心，但当时她还是反应不过来，她母亲叫她不要写信，要去安竹斯那里面谢，她也就听从了。安竹斯是可想而知的不耐烦，她自己也尴尬，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出来，这也符合他二人的做派。

他的名士派注定他不喜欢故事，不喜欢任何煽情的情节，也只有这样的他，会为她所喜欢。若是他稍露一丝温柔，也许，她的内心就要“像被针扎了一样”。

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落到实处，变成一幕把肉麻当有趣的对手戏，有些“喜欢”只是为了经过。所以，你发给我奖学金很好，你的不耐烦也很好，若是太平盛世，就这样在我心里留个影子，留个一般人不能挑战的高度也很好，可是，战争来了，它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却让你，死了。

《烬余录》里介绍，战争发生后，英籍教师都应征入伍，佛朗士也在其中，每逢志愿军操演，他总是拖着长腔说：“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然后，他被自己人枪杀了，他在黄昏里回军营去，保持着习惯性的若有所思，“没听到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听上去非常荒谬，但荒谬是他所喜欢的，所以，也还好。

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这些非常节制，她只说：“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还是像说路人甲。她根本不敢认真写他，因为她那么喜欢他，喜欢到连这喜欢都像亵渎，跟自己说都是错。

写《小团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下笔要用力得多。当盛九莉的女同学告诉她安竹斯先生死去的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占有欲爆发，觉得你才来几天啊，就知道什么安竹斯先生了。她继续洗袜子，抽噎，流不出泪来的抽噎，抽了来半天才迸出几点痛泪。

“本来还以为有一天可以对他解释，其实有什么好解释的？但现在一阵凉风，是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关上了。”

她要跟他解释什么呢？那八百块钱的去向？还是其他她一直不能说出来的话？她并不欠他什么话，但是有一份喜欢在那里，在将来，她就有对他说点什么的义务，不管那要说出来的是什么。

她还想开玩笑，用玩笑抵挡疼痛，所以她突然抬起头来，在心里对楼上说：“你对我太好了。其实停止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这是她对上帝说的。

我觉得她爱他。

历来写女学生爱慕男教师的小说很多，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窗外》，还有亦舒的《人淡如菊》，还有不胜枚举的等等等等。但所有的那些，都太落了痕迹，为了故事而故事，最后弄到不能收场。张爱玲的这段往事，好在那份真实与淡然，攸然而现，攸然而去，只留下淡远的影迹，影响她的一生。一直到胡兰成时代，他的影子都在。

有过这样一种恋情的她，看到《滚滚红尘》里那种哭着喊着着要私奔要自杀的桥段，自然不忍卒睹。最后，自杀的是三毛，不是她，这种选择，也许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张爱玲不止爱过胡兰成(上)

——张爱玲与桑弧

闫红

日本战败后，胡兰成遁入浙江腹地。张爱玲惦记他，在冬天里，做了件翠蓝的棉袍作为行装，沿着他走过的路，迢迢苦旅，千山万水，来到他藏身的地方。

见了面，来不及诉说别情，她就要开口跟他谈，让他放弃新欢小周。胡兰成错愕而得意：这九天玄女般的女子也会吃醋？却始终不松口，张爱玲发现，在逃亡路上，他又身手麻利地搭上一个范秀美，做起了有朝一日重见天日三美团圆的清秋梦。

《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是哭着离开的，回去后，她写信告诉他，她一人在雨中撑伞伫立，面对着滔滔黄浪，涕泣久之。胡兰成这转述非常地文学化，却也因之浅淡，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则告诉我们，在她消失在他目光中之后，她的痛苦依然轰轰烈烈。

（资料图：张爱玲（1920-1995）。图片来源于网络。）

许多年后她写道：“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她无法忘记他。

“在马路上偶尔听到店家播送的京戏，唱须生的中州音非常像之雍，她立刻眼睛里汪着眼泪。”

“在饭桌上她想起之雍寄人篱下，坐在主人家的大圆桌面上。青菜吃到嘴里像湿抹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

“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朱漆小橱前……在面包上抹果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

她食不知味，靠喝美军留下的大听西柚汁度日，有一天在街上，看见橱窗里走来一个苍老的瘦女人，她都被自己的憔悴吓了一大跳，因为营养不良，她的例假几个月都没来。

就是在这一时期，那个名叫桑弧的男人出现她的生命中。

桑弧这个名字，在《小团圆》面世之前，就一直闪烁在张爱玲的履历里。

桑弧，原名李培林，孤儿，少年时在证券交易所当学徒，后来考上了沪江大学新闻系，想当记者，但他哥哥与长姐都希望他能有个安稳可靠的职业，于是他毕业后报考了中国银行。他狂爱戏剧，是周信芳的忠实粉丝，并以颂扬麟派艺术的文章，赢得了周信芳的好感。

在周信芳的介绍下，他进入电影行当，由编剧，转导演。在1946年到1947年间，他和张爱玲有过多次合作，出品了《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几部电影。

在当时，小报上便刊有关于他们二位的绯闻，但并没有引起张迷的重视，因有位貌似比小报更为靠得住的资深影人龚之方打了保票，斩钉截铁地说，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只有友谊而没有私情。

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应一干友人之托，想撮合这郎才女貌的一对，他们觉得“张爱玲的心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所以必须有古道热肠的人出来说合。张爱玲听了他的提议，反应却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让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有了这番经历，龚之方得出结论是：“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他们谈话较随意，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有些戏虐，这却是十足地冤枉了桑弧了。”

知情者都这么说了，看来桑弧只是张爱玲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路人甲。虽然，张爱玲的“摇头摇头再摇头”似乎也有点蹊跷，这凝重的动作背后，总像是有点难言之隐，可是，许是跟胡兰成的那段恋情太浓烈，让人觉得张爱玲的爱情，不可能这样不落痕迹。要知道桑弧2004年才去世，那时张爱玲早已再度声名大噪，连她的垃圾都被好事者拿去要大做一篇文章，她的一个旧情人怎么能在大上海万人如海一身藏？

张爱玲的研究者陈子善却总是放不下，曾到桑弧老先生那里打探，对方“很小心，很机警”。他问不出所以然，又去问桑弧的儿子、他以前在华中师大的前同事李亦中，李亦中亦表示对此一无所知。

几番查无实证，自然不好做有罪推断，加上感情线索集中的剧情更为好看，这段纠葛久之便无人追究。要不是一部《小团圆》横空出世，谁能想象桑弧的守口如瓶之后另有隐情？谁能想到在胡兰成之后，在赖雅之前，张爱玲还另有一段如冷泉幽咽如雨意阑珊的爱恋？

《小团圆》里那个男子叫燕山，出现在以胡兰成为原型的邵之雍之后，这也正是桑弧在张爱玲出场的时间。燕山是个孤儿，做了导演，与以张爱玲为原型的作家盛九莉有过合作，这些经历全部与桑弧重合。只是，张爱玲写邵之雍，全照着胡兰成来写，这里却说燕山曾做过演员，与桑弧经历不符，张爱玲做这技术处理，是想遮掩什么吗？是桑弧的缄默换回这回报？还是张爱玲煞费苦心地为桑弧改头换面，只为更畅快淋漓地叙述那段往事？

反正，张爱玲写桑弧，比写胡兰成时更为慎重，更为小心轻放。

回到小说里，盛九莉在心情最为灰暗的时候认识了燕山。感情方面陷入绝境，经济上，她也面临极大压力。具体怎么着，小说里没说得太细，还是上面那位龚之方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和汉奸胡兰成的交往成为她重大的人生污点，有报纸想借她的名字招揽读者，不承想惹来骂声四起，小报倒是不惧这个，她又不屑与之为伍。一时间创作陷入低谷，生计便成为问题，为了省钱，她连电影都不看。

偏巧有电影公司想将盛九莉的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老板接她去家中商议，许多年后，她依然记得那天自己的着装：“一件喇叭袖洋服本来是楚娣一条夹被的古董面料，很少见的象牙色薄绸印着黑凤凰，夹着着暗紫羽毛。肩上发梢缀着一朵旧式发髻上插的绒花，是个淡白色条纹大紫蝴蝶，像落花似的快要落下来。”

女人常常能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爱人的样子，就要被爱上的样子。

却也不是一见钟情的版本，她独坐一隅时，燕山含笑走来坐下。张爱玲写他“动作太大了些，带点夸张。她不禁想起电车上的荀桦，觉得来意不善，近于乐得白捡个便宜的态度，便淡笑着望向别处去了。”

这女子距离感太强，警戒线太分明，然而读到这段时仍觉得笔触里有柔情，初见时的小尴尬，常常回想起更令人怦然，那点当时不能迅即消化的东西，让那感情更有质感。

即使戒备着，她还是感觉到他与身上那件浅色爱尔兰花格子呢上衣的冲突，格子上衣的闲适，与他不是一个气场，他像是“没穿惯这一类衣服，稚嫩得使人诧异”。

他那夸张的、过于接近的动作，可能不是像荀桦一般想要占她便宜，就像这衣服一样，那是出入场者的稚嫩和缺乏分寸感，后来张爱玲说他们的相处如两小无猜，这调子一开始就定下了。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盛九莉曾经在剧院后台与燕山打过照面，他从台阶上下来，低着头，夹紧双臂，疾趋而过，一溜烟地走了，盛九莉觉得他像她也曾邂逅过的梅兰芳，总有怕被人占了便宜的警惕。

警惕的人总是敏感的，发现盛九莉的提防之后，燕山整个人陷入了沉默，那沉默是那样重，令盛九莉震撼——笔者恶意地猜测，也可能是之前胡兰成话太多了吧。

第一次相识，就是这样，燕山如果不再来找她，便成为她记忆里一点模糊的影像，流水般从身边经过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但是，三个月后，他来了，她已经从和邵之雍梦魇般的爱情里挣扎着冒出了头，那样的时候，她急需抓住一双手，让自己感到身在人间，燕山来得正是时候。

《小团圆》里说，三个月之后，他跟一个朋友来找她。现实中，是桑弧龚之方一道去张爱玲居住的公寓，劝她写剧本，张爱玲开始还犹豫，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点头说：“好，我写。”龚之方在回忆文章里很高兴地写到这些，觉得自己促成了一件正经事，他看不到张爱玲与桑弧之间的火花。

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

如今看来，那剧情很普通，家庭女教师和男主人的爱情，被一个不被同情的糠糟之妻阻隔，像是在向《简爱》致敬，只是少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

《不了情》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张爱玲后来把它改成小说，却加了个前言，说：“我对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被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这些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地恋恋于这故事。——”

“恋恋”两个字用得很是醒目，我无法不猜还有点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她喜欢这故事，也许是因为正贴合她当时的心情。

《简爱》式的故事所以动人，乃因大多数人都曾想爱而不能爱或是不敢爱。《不了情》里的女主角虞家茵也是，她与夏宗豫两情相悦，但不能在一起，因为他是有妇之夫，被他身后的秩序牵制；另一方面，也因她有个猥琐的父亲，年轻时是荡子，晚年是无赖，一次次去找夏宗豫借钱，他自认为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却将虞家茵的爱情搅和得七零八落。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有一类世故非常，事事都要精刮上算，另一类却爱得单纯，为了保全一段可以放在水晶瓶里捧在手上看的爱情，宁可先跟对方说再见。虞家茵属于后者，当她父亲的阴影在她的爱情里一点点渗入，她宁可在被完全亵渎前消失。

结尾写到虞家茵独自离开，夏宗豫来到留下的空屋子里，望向窗外，“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

这个故事的调子，很像张爱玲和桑弧的。张爱玲和桑弧认识时，桑弧尚未娶亲，但他出身孤寒，依傍做小商人的大哥成长。长兄为父，那如父如兄的大哥，好容易把他拉扯大，成为江湖上的一号人物，不会容许他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子——这是盛九莉或者说张爱玲的猜测，不知道桑弧是否有过暗示，她总在小说里说自己是残花败柳。

与胡兰成那段交往太张扬，尽人皆知，当时只觉得是绽放，没想到绽放后就会成残花败柳。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的阴影，一如虞家茵的父亲带给虞家茵的阴影，她自己已经出不来了，她不想再带给深爱的人。

张爱玲写虞家茵不辞而别那场，更像是对自己离开后的想象。

可以说，《不了情》里有张爱玲当时的心结，我们从《小团圆》里看，从头到尾，盛九莉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够嫁给燕山。

但人生到底比小说凄凉。小说里，只是虞家茵打定主意离开夏宗豫，夏宗豫放弃得并不甘心，现实中却是桑弧也没打算跟张爱玲在一起，尽管，他对她也是真心。

张爱玲不止爱过胡兰成(下)

——张爱玲与桑弧

闫红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有一大段前奏，有表白，有承诺，《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告诉我们，他为张爱玲离婚，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邵之雍（原型为胡兰成）说，我可以离婚。又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还曾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张爱玲与桑弧的恋情有这些吗？事隔多年，两人皆对此事讳莫如深，关于他和她的那些事儿，我们还是要去《小团圆》里寻找痕迹。

在小说里，张爱玲自己是个叫盛九莉的作家，桑弧叫燕山，是导演。燕山在电影公司的老板那里认识了九莉，想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三个月后，他跟另外一个人来找她，之后，张爱玲就写他们依偎着坐在黄昏里了。九莉的心里永远没有底，她从来不觉得，他最终想要跟自己在一起。

（资料图：张爱玲（1920-1995）。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中处处有暗示，他是这样青衫磊落的有成青年，家世清白，相貌英俊。在他面前，她自惭形秽，一块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感到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她照照粉盒里的镜子，发现是自己脸上出了油。——那粉盒，也是认识他之后才有的，她为他试着学习化妆。

他的脸色未必就与她脸上的油光有关，我们只能看出，她在他面前有多紧张。他在众人面前隐瞒和她的关系，出于自尊，她自觉地不去问他们的将来，却也在心中暗暗地拟想过与他一道生活的情景，要另外有个小房子，除了他之外，不告诉任何人，她白天像上班一样去那里，晚上回去，“即使他们全都来了也没关系了”。

他们，指的是燕山大哥他们吧，真的在一起，燕山那边有诸多亲友，九莉做好了敷衍他们的准备。对于邵之雍她没有这样过，当邵之雍跟她说“天长地久”，她只觉得窒息，不愿意想下去。她想象的尽头，不过是他逃亡到边远小城，他们在千山万水外昏黄的油灯的重逢，相对于这浪漫想象，柴米油盐相濡以沫更需要爱的勇气。

盛九莉对燕山有这样的爱，燕山却没说要给她相濡以沫的机会。

盛九莉停经两个月，燕山强笑低声道：“那也没有什么，就宣布……”

后来验出来没有怀孕，盛九莉自认为在燕山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他幸免的喜悦。

她猜到这故事的结局，在他面前流泪。燕山说，你这样流泪我实在难受。她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

他说：“我知道。”

他只说他知道，他知道你喜欢他，他也知道他喜欢你。但他不是大开大合敢爱敢恨的江湖儿女，他是土著，他有一个做小商人的哥哥，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背后的脚印规定了他未来的方向，这个方向与你无关。

最伤人的爱情到底是哪一种？是争吵过，心碎过，鄙夷过，冷笑过的？还是从未开始也就谈不上结束，无始无终，拾不起放不下说不清道不明的？前者只要伤心一次就好，后者却会留下永远的悬念，无尽的辗转，确定后再推翻、推翻后再确定的猜疑，张爱玲把那心情写在《小团圆》里：“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是的，下雨你会不来，我还是希望天天下雨，好过晴天里望尽千帆，最起码，这一次我可以以为，你是下雨才不来，不是因为，你对我没那么爱。我宁可你不来，也不愿面对你对我的不爱。

不能怪桑弧薄情，只能说，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不一样。谁规定相爱就得相守呢？只是，相爱的人，常常会有想在一起的意念，有害怕失去的惊悸，“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借了范柳原的口说：“人生里总有死生聚散，我们做不了主，但我偏要说，我要与你在一起。”

但桑弧无疑没有这样的执着，也许是，他早已知道，这种执念于事无补，作为孤儿，他早已习惯失去至爱，“失去”“分别”这些词对他没有那么可怕，不能吓到他，不足以让他想办法要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她从未怪过他，虽然他比她大五岁，她却对他一直有种心疼。一度他参与的三部电影同时上映，占了六家戏院，他的宣传者在报头写：请看今日之上海，竟为××之天下。说起来是风云一时，却独有她说：你一得意便又惨又幼稚，永远是那十三岁孤儿。

她不觉得，那样的荣耀能拯救他宿命的凄苦。在《小团圆》里，她写燕山回忆父爱：“我只记得我爸爸抱着我坐在黄包车上，风大，他把我的围巾拉过来替我捂着嘴，说：‘嘴闭紧了！嘴闭紧了！’”这回忆让人泪下。

对一个孤儿，你还能要求什么？何况他是如此安然，

他安然帮她做些拾遗补缺的事，帮她写书评，大张旗鼓地推荐，带她去朋友家，想帮她谋点事体，还为她的新长篇拟一个笔名叫作梁京，取“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境。与此同时，他订婚，《小团圆》里说女方是一个漂亮的小女伶，原本是要嫁给海上闻人的，轮不到他，现在大家都是文化工作者了，他才有了机会。事实上桑弧的妻子确实漂亮，但是个圈外人，张爱玲将桑弧妻子的身份做这样的设定，怎么看都带点恶意，像是有点芥蒂经年不曾消化。

而写她闻知他的婚事那一段，是猝不及防的惊痛。

这天他又来了，有点心神不定地绕着圈子踱来踱去。

九莉笑问：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笑了起来：已经结了婚了。

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

他脸色也有点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她笑问，装作浑不在意，他笑着回答，装作真的以为她不在意。

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

念爱情慊慊，倾倒无所惜。重帘持自鄣，谁知许厚薄。

她不忍看见他的忧色，便将自己的心思掩藏在淡然的表情下，“你试着将分手讲得尽量婉转，我只好配合你笑得尽量自然，我就是不愿意最心爱的人显得为难”，有谁能了解帘幕背后她究竟是情深情浅？尽管，他们彼此也许只是心照不宣。

小报上登出他新婚的消息，他担心她看了受刺激，托人去报社说，不要再登关于他私生活的事。他知道她的心碎。

然后，再没有然后了。

张爱玲一直说他俩的爱情像初恋，确实是这样，年轻时的恋情，常常就来得这样深重而没有结果，像《玻璃之城》里的舒淇和黎明，开始爱得那么热烈，说分开也就分开了，生活汹涌而来，压倒所有誓盟，若原本没有立下决心，就更容易瞬间溃散，一个转身，便相见无期。

值得琢磨的是，这“初恋”般的爱情开始在和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之后，胡兰成与桑弧，到底谁在张爱玲的情史中占更重要的分量？当事人都说不清的问题，局外人自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只能说，早早爱上老男人的女人，有些后来是会回头爱上年轻幼稚的男人的。因为对老男人的爱，大多是主题先行，缺乏安全感，父爱饥渴，等把这段试完，才能像普通女孩那样，去很单纯地来一段“初恋”，仅仅因为对方的可爱而去爱。只可惜到那个时候，未必就能为“初恋”所接受。

但这对于两个人，都未见得不是件好事。若张爱玲真的跟桑弧在一起，她就没法那么利索地离开上海，而桑弧也必然受她连累，不可能再有创作《祝福》《天仙配》《梁祝》以及我小时候看过的《邮缘》等多部电影的机会，当然，有的人爱情至上不在乎，可桑弧，却是非常重视这方面成就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用心揣摩时代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烈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工作中，拍了一部电影《太平春》，“揭露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杀我同胞的罪行，为推销我国政府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做宣传的”，他自己也承认图解政治，放映后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严厉的批评。

他后来不再拍这类电影，更注意在影片中表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但也经常会接受上面布置的重大任务，比如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获得了一些国际大奖，帮他奠定了在电影界的声名。

他成了上海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与茅盾、夏衍等人过从，陪周恩来出访缅甸。他为人极好，谦虚和善，可以想象，很多时候，他白发苍苍地坐在主席台上，下面那些小资女作家们只当他是个老前辈，有谁知道，这个看上去随和平常的老人，曾经为张爱玲所深爱？他和张爱玲，一个在大陆，谨慎亦艰辛地活着；一个在美国，选了恣意而艰辛的人生。

在《回顾我的从影道路》一文中，他淡淡地说某部电影是张爱玲做的编剧，却在文末特别表达了对妻子的感谢，说：“我们于1941年结婚，这40多年以来，我的创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帮助。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于受残酷迫害致死，或由于不堪忍受凌辱而自寻短见。当时我身处‘牛棚’情绪十分压抑。但我的爱人始终劝慰我，她要我正确对待逆境，对未来要有信心。这才使我度过了那难熬的十年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给予我的鼓励和爱心。”

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完全不同，桑弧满意他理性的选择，他当情人不够痴缠投入，当丈夫却能从一而终。和张爱玲的爱情，于他，也许就像一场遇仙记，美好，神奇，但极不真实，一回头，楼台亭阁俱已化作空无。他回到人间，安心地过他脚踏实地的生活，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些夜晚，想起往昔，亦觉惆怅旧欢如梦？

和他近乎刻意的守口如瓶不同，张爱玲之后再提起他口气自然。1978年4月，她写给宋淇的信里说：“写《半生缘》的时候，桑弧就说我现在写得淡得使人没有印象。”

给邝文美的信里亦曾说：“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如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我已经满足。”

她跟桑弧确实不是灵魂上的知交。《小团圆》里她写到，燕山将盛九莉的小说改成电影，改得非常牵强，九莉无法面对，逃出影院，正碰上燕山，他着急地说：“没怎么糟蹋你的东西吧？”虽然那部电影叫作《露水姻缘》，但张爱玲特意写这么一笔，似乎说明，起码第一次合作时，她对桑弧的导演风格并不怎么接受。

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在爱情里，懂得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心情好的时候，谁与谁都能懂得，还是那句话：没有对的人，只有对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地点对了，人也就对了。

她和桑弧，彼此都算不上对的人，但他们在一个对的时间遇上了，所有就都对了。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幸亏有他。”

幸亏有他，有他那一程陪伴，即使不能陪伴到最后，也无须太多可惜。彼此天各一方，是命运给他们的水晶瓶，让他们，可以坦然安置自己的爱情，让她，在别后经年的回忆里，还能栩栩如生地描述他们在一起的辰光。“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心酸的是那种眼睁睁的感觉，没有背叛，谈不上辜负，从一开始就微笑着眼睁睁地看你离开，不做任何遮挽。但若还能心酸，也很好，这证明，我们曾经真的相爱。

只有夏志清理解张爱玲的凉薄

闫红

虽说文人相轻，张爱玲和宋淇夫妇却有着一份令人感动至深的友谊。从他们的通信看，宋淇夫妇为张爱玲做了太多的事，张爱玲几乎每一封信里都在说她的感动。然而，天长日久，亦有误会滋生，有一次，张爱玲给宋淇的回信里说：Stephen（宋淇英文名）不要说“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显得见外。

可以推想，之前一定是宋淇数落她“有事有人，无事无人”，也就是吾乡说的“用得着人可前，用不着人可后”，形容人势利现实。

这话有点重，当时我就看得一惊。但再想想，这话落张爱玲头上，倒也不算奇怪。

今年4月份，南都对夏志清、王洞夫妇做了一个访谈，里面说起张爱玲和夏志清的关系，也提到张爱玲与陈世骧的一桩公案。

快言快语的王洞这样说：夏先生对张爱玲真是一句闲话都没有。他也不觉得张爱玲对他冷淡对他不感恩，这是我的感觉。其实张爱玲在美国的工作大都是夏先生给她找的。她到R adcliff（雷德克里夫，肯塔基州）也是夏先生叫她去的；然后她到B 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庄信正的工作，也是夏先生介绍的……张爱玲什么都没给过夏先生，她要请H anan帮忙，她会请H anan吃饭，也会送H anan礼物。她要请陈世骧帮忙，托庄信正给陈世骧送弹词。

末一句信息量很大，且按照时间顺序来说。

1967年，张爱玲寄了部木板函装的《梦影缘》到庄信正办公室，托他送给他的顶头上司、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后来还送了一部线装的《歇浦潮》。当时陈世骧负责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些项目，张爱玲申请基金什么的，会请他做自己的推荐人。

张爱玲认识陈世骧已有数年，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彼此印象倒还好，1969年，当庄信正离职要去私立南加州大学任教时，夏志清建议他推荐张爱玲接替自己的职位，陈世骧和张爱玲都欣然接受。

那个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研究中国的“文革”情况，搜集新名词，形成报告。按说，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两年之后，她竟然因为不称职被陈世骧解雇。

事后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口气如《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她说陈世骧让她搜集“文革”中的新名词，不幸这两年没有出什么新名词，她只好写了篇文章，讲“报刊背景改变。所以顾忌特多，没有新名词”，最后敷衍般的附了两页名词。

陈世骧说他看不懂，张爱玲建议他给Johnson看，“因为中心就这一个专家”。这句话让陈世骧大为不悦，说，我就是专家。俩人又有一些语言上的误会，最后不欢而散。

在张爱玲看来，之所以有这么个结果，是交给她的工作没法完成外加两人沟通不良。但对两人皆有了解的夏志清却认为，一切并不是这么简单。陈世骧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她去他那儿走动少了的缘故。

他不认为陈世骧当真让张爱玲搜集新名词。张爱玲是个作家，让她仅仅搜集新名词太大材小用。只是张爱玲的前任庄信正曾经附了十二页的词语解释，非常新颖有趣，陈世骧因此在最初强调了一下新名词，但也就那么一说，张爱玲不必当成圣旨的。就算她当了真，后来发现弄不出来时，也可以去找陈世骧沟通，看有无别的思路，但张爱玲竟没有。

夏志清替张爱玲解释说：“爱玲偏偏是个最shy，最不会和颜悦色去讨人欢喜的人，吃了很大的亏。”

张爱玲真的不会和颜悦色讨好人吗？前面说了，张爱玲也曾送过陈世骧小礼物的嘛。夏志清的夫人王洞说得爽快：“譬如说她会送礼给陈世骧，但是拿到这个职位后马屁也不去拍了。陈世骧跟夏先生不一样，陈世骧喜欢热闹啊。所以慢慢地关系就淡了。”

夏志清说了，陈世骧是个热心人，热心人却也最容易心冷，他“晚年似较寂寞，喜欢朋友、学生到他的‘六松山庄’去坐坐，听他的高论。”张爱玲当初送他礼物时，他一定当她很懂事，见了面也一度“甚为相得”，他对她有所期望就在所难免。现在，她谋到职位后，立即变得冷淡，让他很难不觉得张爱玲过于势利凉薄。

张爱玲肯定不是个不谙世故的人。当年在上海，周瘦鹃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她特意请他到家里喝茶，虽然在《小团圆》里，她说是姑姑力主，但她拒绝得也不坚定；她到美国后主动结交胡适，资深粉丝的热切之外，亦有期待提携之意，可惜那时胡适自己亦晚景萧索，纵然对她激赏，说到提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洞也说，她还请其他能帮助到她的人吃饭，也许是硬着头皮顶上去的，但也说明，她在有求于人的时候，是可以对人热络的。陈世骧不能释然是因为这个，宋淇的不能释然也因为这个。

但也有特别看得开放得下的人，那就是夏志清。

按照江湖说法，夏志清对张爱玲有大恩。张爱玲在六十年代的再度走红，很大程度上与他《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其推崇有加有关。在这部英文版的汉学著作中，他将这位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的作家，排到鲁迅之前，甚至大胆断言：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

有人说，若是没有他，也许我们还要再晚很多年才能认识张爱玲。

他起码算是她最重要的义务推手。那年他带女朋友陈若曦跟她见面，请她吃饭却被她拒绝，全然不管夏志清会在女友面前失了面子。

后来他帮她找工作，帮她在皇冠出版公司之间牵线搭桥，使她后半生生计有着落，甚至，把她的小说拿给并不熟悉的同事看，求推荐。张爱玲从未像对陈世骧那样，精心地送他什么，最多不过是让他在自己的报酬中扣一部分，给孩子买点东西，而夏志清，无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有一天张爱玲高，给了他电话号码，他没敢打过去，等他想再跟她要她的新号码时，她表示不愿意再给他了，似乎防止他找上门来；后来张爱玲很少拆看他的信，看了也随手丢失，她的小说在某刊物上发表，他帮她讨要稿费，还要那总编一道写信给她，寄希望于其中有一封能幸运地被她拆开。

他解释陈世骧为何不能理解张爱玲：“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换言之，他一直理解包涵张爱玲的原因，是他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哪怕她再无礼他也不会介意。

没办法，天才常常就是无礼和凉薄的，因为温厚这东西，需要很多的敷衍功夫，若是把精力用在这上面，不但耗费时间，更是磨损心性。以张爱玲为例，若是她花很多工夫去凑趣帮闲，她就无法再保持她天才的清明、敏锐、独立……和神经质。那凉薄，也是对她的天才的保护。

所以，他体谅了她的一切无礼。这是真正的相知。夏志清知道张爱玲是个天才，张爱玲也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在共同呵护张爱玲的天才这方面，他们目标一致；而张爱玲对于夏志清的冷淡，亦是真正的尊重，假以辞色，逢迎敷衍固然令人愉快，其实也说明，在对方心中，你是一个可以用谀辞来控制的人，对方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也看不起你，倒不如这种真心实意的疏离。

不由得想起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与鲍叔牙一道做生意，赚了钱，管仲总是自己拿大头，分给鲍叔牙一小部分，外人对此很不以为然，鲍叔牙说，管仲家中困苦，他比我更需要钱。人们又去找管仲，管仲也很坦然，说，我家里比鲍叔牙穷，我很需要钱。

表面上看，鲍叔牙过于仁义而管仲太不够意思，然而这才叫相知。所谓相知不只是理解你所有的好，也是对你所有不那么好的地方不怀疑。这一点，比写42页文章褒奖一个人还难，这一点，没有人比夏志清做得更好。

看张爱玲的一生，来往较多者，大多弄得恩怨交集，与夏志清，却是有恩无怨，这是因了夏志清的赤诚，也因了他难得的坦然天真。

（图注：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上图为本书出版时夏志清夫妇接受采访时的照片，下图为张爱玲手迹。图片来源：南都文化）

【注】

本文原标题为《夏志清：他能理解天才的凉薄》。

夏志清，1921年生人，中国文学评论家、教授。2013年12月29日（当地时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

夏志清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等多种。其中，《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本书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

炎樱和张爱玲

——有一种友谊，只能共青春

闫红

（炎樱与张爱玲）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张爱玲写炎樱。文章开头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作为一个文艺小青年，我当即为这句话倾倒，再往后面看，这位炎樱妙语如珠，她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羞涩的回声。”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带来的欢喜，却也道尽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调皮的时候，在报摊上翻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她说：“谢谢你！”她毫不客气地回答：“不用谢！”

她去犹太人的的店里买东西，讨价还价，把钱包翻给老板看，说：“你看，没有了，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张爱玲写道：“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色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几句话，描绘出一个慧黠、灵动、神采飞扬的女孩，在张爱玲那些满目疮痍的小说进入我的视野之前，惊艳现身。

然后才知道，这位炎樱，又名獏梦，即吃梦的小兽，这是张爱玲为她起的名字，可见得对她的爱意。她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色，戒》里描述的那个珠宝店，就是炎樱父亲的家业。她母亲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国血统，在香港大学，她与张爱玲同窗，在张爱玲的早年生活里，炎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张爱玲的散文《气短情长及其他》里有她：

“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獏梦低声加了一句：‘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獏梦说：‘许多女人用方格子绒毯改制大衣，毯子质地厚重，又做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点，但刻薄得机智又幽默。而在《双声》里，她和张爱玲从俄罗斯与日本的民族文化，谈到死去时要穿什么样的礼服，两人灵感频发，显见得是无须多言却又言之不尽的soul mate。张爱玲的《传奇》再版时，炎樱给她画封面：

“像在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物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一笔一笔地临摹了一遍。”

“震慑”和“心甘情愿”，都是用得很重的词。

虽然她也写到两人吃蛋糕时各自付账，且为乘三轮车的费用争执不已，那种薄嗔更像闺密之间“晒友情”，唇枪舌剑间透着没拿对方当外人的亲昵。

正因如此，张爱玲20世纪七十年代创作、本世纪才问世的《小团圆》里，关于炎樱的文字是最让我产生违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书，张爱玲一路写下去，见佛灭佛，见魔灭魔，从父母到姑姑、弟弟，连她自己，一个都不放过。但别的人的阴暗面，在以前的文章里尚有伏笔，唯独炎樱，她在小说里称为“比比”的这个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战时差点被炸死，劫后余生盛九莉（小说里张爱玲为自己拟的名字）想：“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有想起。比比反正永远都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的。”

对于好友的死也不会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乐到没心没肺的地步。但她同时又是高姿态的，姑姑对盛九莉说，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装异服，她自己的衣服并不怪。盛九莉知道这是因为比比个子不高，又一直有发胖的趋势，不适合做太时髦的装扮，但比比才不会说这样自我贬损的话，只是说盛九莉“苍白退缩，需要引人注意”。像是好友之间的打趣，但说的人有几分是真心，听的人也明白她有几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里。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态的理由，她漂亮活泼，追求者甚众，她对追求者很有一套，对于严肃的她会挑逗，对于热络的，她会特意庄重，像是钱锺书在《围城》里说的，她握着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她从不夸别人漂亮，说起别的女孩她总是作倒了胃口状，她因为个子矮，腿短，让个高腿长的张爱玲碰到她的腿时很不适应，但对盛九莉青里泛紫的长腿张爱玲也很反感，觉得像“死人肉”。

这个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现实，善于货比三家，奉行失节事小吃亏事大，这使得她有时还有一丝丝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会不会掉色。

在《小团圆》中，炎樱从快乐的吃梦的小兽，还原成了一个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们在邻居家就能见到，张爱玲和炎樱的各种芥蒂因此无遮拦地铺展开来，写《小团圆》时，张爱玲和炎樱已疏于联系。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与炎樱会合，以为是赴美的快捷路径，三个月后无功而返。但炎樱在日本显然过得不错，张爱玲曾对她后来的知己邝文美说：

“无论谁把金钱看得重，或者被金钱冲昏了头——即使不是自己的钱，只要经过自己的手就觉得很得意，如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所以看见一两个把金钱看得不太重的人，我总觉得诧异，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不是在赞美邝文美，但她口口声声能理解的同时，隐约亦有不以为然，拿自己打底，不过是给予更辛辣的讽刺。这也可以看出两人主场的变换，早年在大陆，炎樱仰仗张爱玲得以结识苏青、纪弦、池田笃纪等人的，在给朋友的信里，炎樱描述张爱玲的风光，说：“你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连外国人都上前求签名。炎樱因此也有了作家梦，并且当真试作了几篇小文，张爱玲热心地帮她翻译成中文。

但随着张爱玲远离故土，一时不为人所知，生活能力又差，昔日风光逐渐式微。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炎樱都比她更能找到感觉。炎樱一到日本就有船主求婚，在纽约，也是倚仗她的人际关系，张爱玲才得以进入救世军办的贫民救济所。两人还走动着，炎樱陪张爱玲去看胡适，之后她到外面打听了一下，回来对张爱玲说：“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境遇的转换，使得炎樱原本就有的高姿态更加凸显，张爱玲对她的原本就有的不满也随之水涨船高，那种芥蒂来得如此强烈，我们不能说，张爱玲那篇《同学少年都不贱》写的就是她们的故事，但可以想见，同学飞黄腾达后的冷落，张爱玲一定深刻地感受过。何况这时，张爱玲已有了更好的闺密邝文美。

邝文美是作家、评论家宋淇的夫人，曾就职于设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张爱玲赴美之前也在该处任翻译，俩人得以相识。邝文美不像炎樱那样光芒四射，张爱玲认为这是她犯不着以才气逼人。张爱玲给邝文美的许多信里都有对她性情的赞美，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温婉善意宜室宜家的端方女子，是张爱玲心中最理想的那种形象。除了各种经得住考验的美德，她对张爱玲也有远比炎樱更多的爱意，在她的耐心聆听面前，张爱玲逸兴遄飞滔滔不绝，却也知道她需要照顾家人，所以每到晚上八点必然催她回家，并诙谐地把她称之为“我的八点钟灰姑娘”。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她在美国给邝文美写的第一封信，提及宋淇夫妇转身离去时说，她心里轰然一声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喉咙被堵住，眼泪流个不停。之前张爱玲也曾为炎樱落过泪，但那是她和炎樱约定一道回上海，炎樱却撇下她先走了时。

张爱玲在这封信里还说：“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再没有这样的人。”她说得不错，就算是老朋友跟邝文美也没法比。刚到美国的张爱玲大概很受了炎樱的冷遇，两个月后，她给邝文美的信里又写道：“Fatima（炎樱英文名）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看到没有，在张爱玲的笔下，炎樱成为她的闺密，是她“对朋友期望不大”的产物，她还曾跟邝文美说：“‘宗教’有时是扇方便之门。如炎樱——她固信教，不说谎，可是总有别的办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觉得这种‘上帝’未免太笨，还不容易骗？”

即使这话不算讽刺，也未免看得太透，通常看透又说透，而且是跟第三者说透时，那友谊已所剩无几。张爱玲还有一段话，是帮邝文美诠释她和一位好友的交情，却也像是她和炎樱友谊稀落的注脚：“如果老朋友再会晤的时候忽然不投机起来，那是以前未分开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些使人觉得不安的缺点，已经了分歧。”

的确是这样，她在香港、上海时，对于炎樱的高姿态，对于她不够爱自己，都已有芥蒂。但是，那时候，她还很年轻，即使已有自闭倾向，还有一部分是朝外面打开着的，对于外界，有一种年轻人的兴致与好奇心。炎樱的聪慧善悟、神采飞扬，尚且能够吸引她，即使她不够爱自己，即使有时暗自生一肚子气，年轻的时候，也有足够的气力抵挡与忽略这些，去见对方的好，吸取那些有益的能量。

而到了张爱玲的纽约时期，她已经阅尽千帆，人生失意，理想还在遥远处闪着光，她的灵魂和身体都很疲惫。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够用，她须得删繁就简，在有了更好更爱她的女友之后，炎樱，就成了她大刀阔斧删去的那一部分。

表面上看，她和炎樱分开，是因为她结了婚，赖雅将她带离炎樱居住的纽约，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契机，让她终于能够，与这位日渐发达也益加陌生的旧友分道扬镳。

1960年，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信里写道：“Fatima上月结婚，自纽约寄请帖来，对象不知道是个医生还是博士，我也没查问，大家都懒写信。”

事实上，应该是她更懒得写信，这固然是她中年之后深居简出，懒得与绝大多数人通信，但她对炎樱的冷漠，更来得心意如铁。据张爱玲遗产继承人，也是唯一看过张爱玲留下的全部资料的宋以朗先生介绍，炎樱曾经给张爱玲写了好几封信，张都未予回复。炎樱在某封信的开头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不再理我。”看到这句是不是挺伤感？无缘无故地就被少年时的好友甩了，甚至连解释反省的机会都没有。可是接下来，炎樱又开始夸耀她挣了多少多少钱，全然不顾张爱玲当时灰暗的心情。

不是所有人，都能原谅朋友一生得意扬扬爱炫耀，张爱玲对这一点尤其反感，她曾写她小时候刚到上海时，给她天津的玩伴写信，描写她的新家，写了三张信纸，还配了插图。“没有得到回复——那样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的吧？”

炎樱的自我夸耀，即使不算粗俗，也常常是浅薄的，1992年，她给孀居多年的张爱玲写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想象张爱玲看到这封信时的反应，是啼笑皆非呢？还是在心里说，真是受够了！

其实炎樱的夸耀，只是一种积习，不完全是想占朋友上风，1995年底，她对采访她的司马新说，她又要做新娘了，并且用中文夸奖自己“好厉害”。司马新作为张粉，对她有爱屋及乌的欣赏，觉得她确实好厉害。便是我这局外人，也觉得这种自夸有她的一种可爱，张爱玲与炎樱的友谊走到那一步，是因为她俩都是太自恋的人，她不够爱她，她，也不够爱她。

世上的友谊和爱情一样，有许多种类，像张爱玲和炎樱这种友谊，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沧桑的。年轻的时候，元气沛然，忽略那千疮百孔，踮起脚尖，去够那像月亮一样的，生命本身的喜悦。而中年之后，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让你不能够多承担一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与炎樱曾经的友谊也是可喜又可贵的，因为，那才是青春的友谊，带着少女气质的友谊，就像，我们都曾有过的那些友谊那样。

他的暧昧与她的怨怼

柯灵与张爱玲的笔墨情仇

闫红

（柯灵曾深情款款地写过一篇《遥寄张爱玲》，被很多人视为大陆“张学”之滥觞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次在北京，我把我写的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送给一位前辈。前辈看着书名，呵呵笑了，说，听说柯灵还对张爱玲有过性骚扰？

事实上，他跟柯灵的确打过交道，但不太多。想他只是无数有这种好奇心的人中的一位。

柯灵生前有那么多亲朋好友，只要跟文学界稍稍沾边的，现在想来也都知道这事了。九泉之下，被人指控为性骚扰已经够尴尬，更要命的是，在遥远的20世纪八十年代初，柯灵还深情款款地写过一篇《遥寄张爱玲》，被很多人视为大陆“张学”之滥觞者。最起码，这是他与海峡那边遥相呼应，掀开“张爱玲热”的帷幕。

在那篇文章里，他说起这些年他对张爱玲的关心与惦记：她四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他依旧珍存；她这些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文字，他全部拜读；关于她的资料，无论是学者唐文标的，还是她的身边人胡兰成的，他也一一读过。他自己都感慨：若是能有一个读者对他像他对张爱玲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他也心满意足了。

作为资深读者与老友，柯灵曾想延续这份友谊，新作在香港出版时，他特地挑了一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随后，想起张爱玲近年来的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这份情意即便发了出去也未必落得了地。他最后决定把这本已经写了题赠的书珍藏起来，作为他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笑叹自己的天真。他意识到自己与张爱玲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隔着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但他依然说，直到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前，他们的友谊都善始善终。他曾为张爱玲编写的话剧出谋划策，张爱玲则赠以宝蓝色绸袍料答谢。张爱玲亦曾在他被日本宪兵队捕去时为他奔走，有胡兰成的回忆录《今生今世》为证。

看到这里，不由得要笑柯灵可能比自己以为的还要天真。比如，当他深情回忆和张爱玲的友谊时，万万猜不到，有一天，张爱玲会在书里写一个名叫“荀桦”的人。

《小团圆》的“荀桦”，跟柯灵的人生际遇有太多重叠之处，都是文化人、剧作家，都被宪兵队抓过，都曾得张爱玲营救，都和桑弧很熟等等。我不能说柯灵是不是荀桦原型，只说有人愣是从“荀”字里看出一个“苟”字来。这不能怪人家想得多，且看书中这位荀桦君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苟”的意思。

张爱玲生动而尖刻地描述他：来了就讲些文坛掌故，有他参与的往往使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窘真窘”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话圆融过分，常常微笑嗫嚅着，简直听不见，然后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嘿嘿的笑声，下结论道“窘真窘”。

几句话勾勒出一个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的好事者。“窘真窘”的口头禅，好像是为了说明，他不是有意要掺和那些事儿，实在是迫不得已，实在是左右为难。所以他说的时候，要带几分嗫嚅，使他的讲述不那么高调。但他讲的事真有趣啊，说着说着就很配合自己地笑起来，最后再以“窘真窘”三个字收尾，以局外人的摇头晃脑，将自己洗刷干净。

听他说话的盛九莉，却是“书也没看过，人名都不熟悉，根本对牛弹琴”，那种干瞪眼的无辜，透出对这个爱讲掌故的人的不耐烦。即便这样，毕竟在一个圈子里，荀桦是个编辑，盛九莉也还跟他敷衍着，甚至于听说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后，还送了一封邵之雍（也就是胡兰成）帮他求情的信到荀家，让他的大小老婆送到宪兵队去。

荀桦不久便被放出了。出来后，亲自来道谢，那谢还道得殷勤又暧昧，来了好几回，连姑姑都怀疑他是来追求盛九莉的了。

盛九莉本来就对荀桦的为人不以为然，他还弄了两个老婆同居着，乡下还有一个生了一堆孩子。姑姑这么一提醒，盛九莉不由得联想起小时候看的默片《多情的女伶》，说某个女孩嫁给军阀做姨太太，从监牢里救出被诬陷的书生，她怀疑在荀桦心里，她就是这“多情的女伶”。

柯灵也写他曾被宪兵队抓走，张爱玲去探望以及胡兰成的帮助营救等等。但他说并不知道有送信这件事，很多年后看到胡兰成的回忆录才知晓。

事实上，对待此事他没有撒谎的必要，就算有追求之意，也与军阀姨太太什么的无关，我这张爱玲的铁粉，也不得不说，她可能是想多了。

柯灵劝张爱玲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要谨慎从事。《小团圆》里引了荀桦的信：“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盛九莉脑补他的意思，是说跟邵之雍什么的都是假的。不管柯灵或者荀桦的信，是劝她远离胡兰成还是远离那个是非圈，信上的话既是实话、也是好意，但盛九莉却当作一个无谓的警告，付之一笑了。

她心里认定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一言一行都不做善意理解。而邵之雍落魄之后，盛九莉在电车上遇见荀桦，后者的表现则更能证明她的看法没错。

他先是从老远的地方挤过来寒暄后，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盛九莉看出了他幸灾乐祸的得意。然而，这还不算完，更让盛九莉也让后世读者震惊的事儿是：趁着拥挤，荀桦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的两只腿。

按书中描述，盛九莉是坐着的，荀桦站着，我暗自模拟了一下，用膝盖夹坐着的人的腿，应该不是拥挤使然。也就是说荀桦是有意为之。性骚扰的罪名就此落下，而在盛九莉的理解中，似乎还有势利的成分：汉奸妻，人人可戏。

真的有这么龌龊吗？当然有一点。可是荀桦这样做，就是看准了汉奸妻可以调戏吗？窃以为未必。

无论是从张爱玲的描述中，还是柯灵写的《遥寄张爱玲》里都能看出，柯灵对张爱玲有十足的好感。比如柯灵被宪兵队释放后，看到张爱玲留的条子中说，她来看望过他，兴奋异常：“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究竟写了什么，让他觉得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若猜测，柯灵对张爱玲有那么几分爱慕之意，想来也不算太离谱吧？

电车上膝盖夹人双腿，固然猥琐，但一来是未被确定的小说家言，其次，确实有些男人表达爱慕的手法就是如此拙劣。我曾听一个女友说，有个男人在饭桌下摸她的腿，但她当时正心仪对方，两人一拍即合，倒也成就一段露水情缘。

书中人荀桦虽然有一妻一妾还有乡下的糠糟之妻，但他未必就知道如何示爱，结果却弄巧成拙。也许他曾在自己的大小老婆那儿得手过，盛九莉恨不得当众扇他一耳光，他却还只是笑着点点头，看她下车了。

《小团圆》里，盛九莉和荀桦又曾见面，荀桦做了文化局的官员，人也白胖起来，两个女人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燕山（据说是桑弧）约了张爱玲去他那儿吃饭，饭桌上荀桦不跟盛九莉说话，饭后立即走开了，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四个字用得雅，所以讽刺的意味更足，是在说荀桦疏远落魄的她。但也许荀桦只是回想电车上的事儿，觉得尴尬。

以上种种还可能是小说家言，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张爱玲与柯灵之间，一定不像柯灵所言的那样，是一个大才女和一个仰慕者之间的单纯美好。虽然柯灵不自觉地启动选择性记忆，但一定也不会忘记曾有过的芥蒂。那么，柯灵何必写那样一篇文章，他是借张爱玲给自己脸上贴金吗？他欺负张爱玲不会翻脸吗？

非也非也，人跟人不一样，人的承受力与自洁力也不一样，那些事儿，对张爱玲来说也许像十八层羽绒被下的豌豆，在柯灵那儿不见得算是一件事。就算当时彼此尴尬、难以释然，我们不要忘了，柯灵写这篇文章，是在他自己也是劫后余生的1984年，隔了那么久的时间，从前的恩也好，怨也罢，总归是一段交情，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对方都是曾同你共度一段时光的人。

就像京剧名段《赠绨袍》里，战国时人范雎在魏国时被须贾坑得差点送了命，他九死一生地逃到秦国，改名换姓，做到秦相的位置。后来须贾使秦，范雎敝衣闲步去拜访须贾，须贾惊道：“范叔固无恙乎。”以绨袍相赠。

之后的情节不用说，王蒙先生曾叹那一句“固无恙乎”里有万千感慨，在大难之后，在岁月尽头，仇人也是故人一种，时光软化了爱怨情仇，只剩下一句，别来无恙乎？

柯灵写《遥寄张爱玲》时，心中便是那种“别来无恙乎”的柔光吧？

可是张爱玲不能以常人度之，她的字典里没有“故人”这个词，也没有“亲人”这个词。在文字间杀伐决断，是她毕生的爱好，她对自己尚且不放过，又怎能放过别人？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据宋琪回忆，张爱玲写《小团圆》是受了朱西宁的刺激，朱西宁给张爱玲写信劝她和胡兰成和好，“引耶稣以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做喻，讲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每人是一份五饼二鱼，意指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复又生出另一份五饼二鱼. 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于焉每个女人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

想张爱玲早已在给宋琪的信里称胡兰成是“无赖人”，看了这封信必然大怒，更让她惊怒且不安的是，就是这个朱西宁，居然还想写她的传记，可以想象他笔下的自己必然循了胡兰成的那个腔调。张爱玲一边回信拜托他不要写，一边考虑写《小团圆》的事儿了。

她要写个跟《今生今世》、跟朱西宁有可能写的那种传记完全不同的自传，虽然她也说，她要写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但我们能看到，《小团圆》里，一定有赌气的成分，有要把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打碎的决心。

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打碎了胡兰成，打碎了母亲与姑姑，打碎了“荀桦”，也打碎了她自己。若不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张爱玲回忆“荀桦”时，会不会也能闪烁一丝“故人别来无恙乎”的温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