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爱到极致，行到极端

离钓鱼岛183公里，风平浪静。

太平洋难得的温顺，一昼夜风波过后，老王和小雨靠在箱子上，抓紧时间休息；曾乔在检修船的设备，魏凯则在埋头写航海日志。

梁红和我相偎舷头，天水一色，茫茫海面的蓝看上去很不真实，这么纯粹的色彩，让人不太敢相信是真的。怒号之后的大洋，用一番祥和美景，报答了我们昨晚的不辞风雨。天际处适时地送上一抹彩虹。

今天是我们大航海环球计划出发的第16天，接下来将会穿过日本海、韩国海北上，横渡白令海峡，进入东太平洋，沿着美国西海岸进入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再顺着南美大陆南下，路过合恩角，直奔南极。

五年前我有一个承诺，要送女朋友梁红，一个特别的婚礼——在南极结婚。

2008年，我跟梁红已经交往10年有余。经历过汶川地震现场生死惨状的刺激，以及父亲早逝的打击，我一蹶不振。是梁红陪我走过了生命中最困难的日子，并让我重新来选择生活。当时我向她许诺，要送她一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物——在北极求婚，在南极结婚。

整整一年前，在全世界有人居住最冷的地方，北极圈的“寒极”奥伊米亚康，我完成了前半部分。零下71.2℃纪念碑见证了我的求婚，把戒指牢牢地冻在了梁红的无名指上。我们也成功地征服了极寒之地，在零下52℃的温度下，完成了宿营。我们是亚洲唯一，梁红是世界唯一。

我们俩还是小年轻的时候，我骑着摩托车载着梁红，被一酒驾的撞了，差点儿截肢。最后从腰部拆了块骨头补上去，腿保住了，我却再也没有合适的裤腰带了。

我问守护在身边的梁红：“截肢了我瘸了，你还要我吗？”

她哭得泪人似的：“要！”

这就是我所拥有的爱情，简简单单一个字，全在里面了。后面的路，我们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每个男人都渴望亲历一次枪林弹雨，梁红依然陪我勇闯恐怖之城——摩加迪沙，索马里首都，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好朋友曾乔和魏凯也同行。枪支遍地，流弹纷飞，还遭遇勒索，梁红甚至被几十支上了膛的枪顶着。好不容易脱身，我还被霍乱缠上。

完成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夙愿，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索马里的恐怖；是恐怖背后，一位难民的笑脸、一座城市的隐藏面孔、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混乱的秩序只是表象，遮不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我们看到了一个和原来的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环境和人，都不一样。它疯狂但是独特。这种感觉很要命，紧攥人心，让人上瘾，我的脚步再也停不下来了。

世界无垠，还有更多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人体魔幻，还有更远的极限，我们不知在哪；感官神奇，还有更奇妙的感觉，我们无缘体会。

同行的魏凯回来后的一番感悟，我深表赞同。社会没有禁锢我们，是我们自己封闭了自己。小梦想小暧昧，占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而一个冲动可能就是一个契机，是生活给了我们另一种选择。抓住了，别放手，越耗冲动越少有。

在索马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死，就在一个民兵的一念之间。而随后去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时，死神将我们纳入了它的怀里，甚至随时都可以在它的收获名单上，再添四个中国人的名字。

26年来，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前前后后夺去了逾10万人的生命。我、梁红、魏凯、曾乔，深入到核电站里面，与当年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石棺”亲密接触。有毒的植物、变异的动物、冷不丁的一具干尸、看不见的死亡辐射源……30公里无人区、一座绿色死城……那里大概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了。不敢说我们战胜了核辐射，但我们没有害怕它。

切尔诺贝利之行回来，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是富二代标配，每天不是混在工体北路就是后海，要么香山。玩车、喝酒、泡姑娘，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说自己很纠结，想买跑车，兰博基尼和法拉利，不知道哪款合适。我掏了一回心窝子，跟他讲了我这几年在干的事儿。他看了我们拍回来的视频、照片，而后沉默。

最后他车还是买了，不是跑车，而是一辆路虎。带了俩人，去欧洲自驾游去了。

这是个意外，一个朋友，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出了一些改变，扔掉了原来醉生梦死的日子。

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只是满足了自己对别样生活的体验，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以及对未知地域的探寻，还能传递正能量。

改变身边的一些人，让他们觉得，他们忽略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生活还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依然有机会或者能力，去尝试改变一下生活轨迹。

这件事，点燃了我自己另外的一个小宇宙，让我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念。

我们的船下海之前，我们去了一趟瓦努阿图，它藏着人间最壮观也最危险的一方美景，马鲁姆火山。当然，我们不是去度假。

台风、酸雨、毒雾，我们全赶上了。老天为了成全我们不虚此行，把所有的困难等级都设置到了最高。我进入火山后，因为通信故障，一度和山顶上的团队失去了联系。抬头是茫茫酸雾，遮天蔽日；低头是滚滚熔岩，仿佛要吞噬一切。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我脑子突然就炸开了，被各种各样的思绪、记忆碎片所充斥，30多年光阴，一下子集聚，颇有人之将死的感觉。

没有恋栈不舍，而是此生足矣。

马鲁姆火山是大自然力量和美感的完美结合。它用雄浑的力量，让人荷尔蒙澎湃；它用不类尘境的旖美，攫取着人的灵魂。天堂不在虚幻里，就在我的眼前。深入马鲁姆火山腹地，贴近熔岩湖。在下降到火山里275米的时候，看着身下翻滚跳跃的岩浆，真的，我差一点儿就跳了。人生不可能再完美了，这世界把它最壮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了。无关征服，无关使命，我只想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在地球上最美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尽可能盛开得再绚烂一点。

有很多人问过我对生死的看法。我一直说，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去呢，还有很多路没走呢，你们得到2019年或者再迟一点的时候，再来问我，我可能就有答案了。但是那次在马鲁姆火山里，答案有了。生，是为了不惜一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死，是当你真的为此付出的时候，死亦无所谓了。马鲁姆火山，就是一个我死那里都值了的地方。

浓浓毒雾，我几乎陷入窒息。沿着绳索上升回到地面的时候，我把已经无憾的生命，交到了我一生的爱人梁红手上。上升器拉快了，我会被撕成碎片；而绳索断了，我将葬入熊熊火山，彻底绚烂。

防毒面具里传来梁红的声音：“如果老张出意外了，我也不活了，我也会跳下去。”魏凯和曾乔的话也传来：“一起来，一起走，永远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亲情、爱情、友情和生死，在那一刻完美聚焦。没有梁红，我可能只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胖子，在家里混沌度日。没有这帮生死朋友，我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得之我幸，我这辈子该是有多幸运。感谢地球之眼、天堂之门马鲁姆火山，让我在那一刻体验到了如是感受。

太平洋赠予的美景里，我们拉回飘远的思绪，陶醉于眼前的碧海蓝天。梁红一笑：“不管接下来的航海过程中，出什么状况，我们都赚到了。”

意外和惊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我们走过的路已然满分精彩。未来的每一次挑战，其实都是对我们的嘉奖。

“不会，南极还在等着给我们证婚呢。”

拉起梁红的手，无名指上的订婚戒指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一年了，从北极到南极，你还记得奥伊米亚康吧？”这个在零下52℃里完成使命的戒指，依然透着寒意。

“记得，”梁红莞尔一笑，说，“老张，咱俩命也真够硬的，这么多回，哪怕出一次意外，咱们可能就交待在异域他乡了。你数数……”

我点点头，脑子里浮现了索马里的枪林弹雨。

第一章 为什么是索马

穿上防弹衣飞越亚丁湾

在吉布提，我们是穿着防弹衣上飞机的。瘦弱如梁红，看起来也有些笨拙。

从北京出发，中转迪拜，经停吉布提，接下来是摩加迪沙。我、梁红、魏凯、曾乔四个人，仿佛经历了时光倒流，从繁华的现代都市，退回到了战后现场。

还没到索马里，它的邻国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吉布提机场更像是国内的一个施工工地，还有小贩在里面趴活儿。没有地标、没有指示牌，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我们找不到海关处，傻子一样站在那里。

“去哪里？”“做什么？”“证件！”

“索马里。”“采访。”掏出签证。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上述回答和动作，我们重复了不下10次。那些像是工作人员的人，走到我们跟前，问完、看完，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没下文，我们依然被晾着。

在我骂娘之前，终于有人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平房。“每人20美金”，一个人麻利地在我们的签证上盖下了戳。那钢印看着很假，我都能随便凿一个。

接下来怎么办？找架要去索马里的飞机，把我们捎过去就行了。

“师傅，去索马里吗？”我们像打黑车似的，跟着人流走，见飞机就问。最后一架私人航空的飞机捎上了我们。“你们运气好，我们一般两个星期才飞一趟摩加迪沙。”

成行不易，幸运的信号让人欣喜。

第一次买机票不用附带保险券，当然也是第一次穿防弹衣坐飞机。行李自然也没法托运，大包小包提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去赶集。

这飞机有些年月了，是一款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淘汰的苏联客机，破到令人难以想象：机身锈迹斑斑，千疮百孔，真是子弹孔！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是从“二战”博物馆里淘出来的。机舱里面亦不忍细看：阅读灯已经全“瞎”了，空调自然也不能“调”了，铜绿和霉垢就悬在我们的头上；地板上破旧的毯子显得多余，铁皮、木板就那么裸露着；连座椅都不能保证肢体健全，一个个残兵败将似的东倒西歪着；更吓人的是舱门，不知道被些什么东西敲打过，凹凸不平，一碰就吱吱作响，感觉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头顶上脚底下，苍蝇、蟑螂在肆无忌惮地活动……

毫不夸张地说，这飞机可以拿去当废铁卖了，我都怀疑它还能不能起飞。“防弹衣抗摔吗？”我没敢问出口。

不用对座位号，先到先占，坐满就走。我想起了北京地铁口的摆渡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手一摸，居然连安全带都没有！看到这番光景，我心里有些毛躁，他们三个也是面面相觑，这行不行啊？

看起来很像国内某施工工地的吉布提机场，里面甚至有趴私活儿的小贩。

好不容易才打到一架飞机送我们去索马里。

当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梁红敲了敲我：“外面的传闻都是骗人的吧？你看这乌泱乌泱的人，不都是去索马里的吗？哪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啊？”

我长舒一口气，“可不是嘛！没有那么邪乎啊。”说什么摩加迪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城市、海盗天堂。看这满满一机舱的脑袋，也不像是敢死队。

路上这么多伴儿，心里踏实了许多，人也放松了下来只是里面罩着的防弹衣，让人身体一直绷着，大热天的还憋出一身汗，很不舒服。目前看来有些多余，寻思着要不要脱了。

接下来的飞机餐，让我们安全感指数急剧上升：一个长条面包、一小包果酱、一小盒奶酪，还有一罐果汁！有飞机餐已经是预料之外的了，这丰盛程度，则是意外惊喜。非洲的第一顿饭，味儿我还记得，甜！

一路上梁红兴致颇高，跟几个国际友人聊得挺嗨，我的英语不过关，则把注意力全放在了窗外的异域天空之景上。

忽然，一种自由落体的感觉让我一个趔趄，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屁股已经离开了座椅，悬在空中。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飞机平稳了，紧接着，又是重复地屁股悬空。我们四个全蒙了，却看见其他乘客跟没事儿人似的，该聊的聊，该睡的睡。原来，是飞机在降落，在索马里，飞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降落的，他们早习以为常。

有心脏病的人，这辈子别指望乘飞机去索马里了。

当飞机终于停稳，却不是在摩加迪沙，而是在哈尔格萨，索马里第二大城市。舱门一打开，所有人都跟听见放学铃声似的，哧哧溜溜，争先恐后，一下子走光了！

这下我们就彻底晕菜了，全站起来，看着空空如也的机舱，目瞪口呆。合着那满满的一机舱人，都是到哈尔格萨的，不是跟我们一路去“天堂”摩加迪沙的。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这些陌生的乘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曾一度是我们这伙人的精神依靠。此时在空荡荡的危机（危险飞机）里，感觉我们好像被人遗忘了。这种感觉很可怕。

梁红攥着我的手，这会儿隐隐加大了力道，掌心的脉络里跳动着不安。

看他们三个的表情，估计此时大家的心境都差不多，前路凶险莫测，无人不忐忑。看来传说没有骗人，摩加迪沙还真是一个龙潭虎穴般的存在。

再次起飞的时候，飞机上除了我们四个中国人和机组人员，就只剩下俩“回家”的同伴了，但显然他们能带来的心理依靠力量，非常有限。他们见几个东方面孔居然没下去，还主动打起招呼：“你们是要去摩加迪沙吗？”

我尴尬地点点头，我们是要去。那俩人就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你们很勇敢！”

听到他们的“赞美”，我们却骄傲不起来，反倒给我们此行的前景，笼罩上了一丝让人担忧的迷雾。

接下来一路，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大家没怎么说话不好的心理暗示已经产生了，未知的事情容易让人紧张。我拍了拍梁红的背，偷偷摸了摸套在里面的防弹衣，这会儿它也没法给我们安全感。

是天堂是地狱我们都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要出事儿哭都没用，索马里最不相信的就是眼泪。我这么安慰着同伴也力求让自己镇定。

在飞越亚丁湾上空的时候，我还特意拿出望远镜向下看去，希望能找到海盗船的踪迹。当然，我看到的只有茫茫云层东非的蓝天和白云，遮掩着下面的危机和混乱。

没多久，飞机广播，要准备降落，让大家扶稳坐好。那两个本地人此刻的动作和表情，让整个机舱里的空气瞬间又凝结了起来：他们停止了所有的动作，安静下来，双手紧紧地握在胸前，一脸焦急地祈祷着。

又一盆冷水泼下来，大家又陷入了不安的沉默。

太压抑了，我有点儿坐不住，溜到驾驶舱去瞅了一眼只见驾驶员满头大汗，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还不停地抽手擦汗。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立马蒙了：前面就是机场——更像是一个操场，周围是用铁丝串联起来一些断墙，如果同时来两架飞机可能一架还得在天上候着排队，遇到一架滑翔距离长一点儿的飞机，铁定撞出去。更要命的是，地面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跑道灯、塔台等，对不起，全部没有。伏尔盲降、导航什么的就更别提了，没有，总之就是什么都没有！

能不能平安降落，那纯粹看飞行员的本事。这下我理解那俩本地人为何在紧张地祈祷了，我此时也是满头大汗。

命悬一线——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个成语的意思。

飞机着地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甚至开始雀跃相拥，击掌欢庆。驾驶员则掏出一根香烟，点上猛吸了几口，然后不知道在哪儿摸出一瓶酒，对我做了个举杯的姿势。咱的命算是捡回来了，我报以感谢和夸赞的微笑。

为一次成功的降落，而如此夸张地庆祝，我确实是第一次见。那个回家的女乘客，兴奋地拥抱了梁红。梁红没有看到我所见的凶险，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句：“Why？”

“难道你们不觉得高兴吗？第一我们没有被击落，第二我们没有坠毁，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接着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意。合着对每一个坐飞机来摩加迪沙的人来说，都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概率啊！

那么此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我们的前面，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它应该是那不幸的三分之二，降落的时候坠毁了，残骸也没人清理，就扔在机场里。

在外国朋友竖起的大拇指和赞美声中，我们却感到一丝惴惴不安。

梁红一直跟老外聊得挺嗨。

我和梁红以并肩战斗的姿势，站到载我们到摩加迪沙的飞机舱口。

恐怖之都的见面礼

行李扔在一边，我们四个人举着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外面是一群手持枪械的人，齐刷刷地把我们围在中间。

平安着陆的欣喜还没散去，我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让人窒息的场面。

下了飞机，和两个同伴道别，他们给大家的印象是，索马里人是热情的、和蔼的。我们对即将接触的索马里，因此而少了一些恐惧，多了一些期待和幻想。

站在原地，我们等向导来接。机场里停着几架飞机，都是同一个妈生的，歪瓜裂枣，弹痕累累。机场里有很多扛着枪的武装人员，原以为机场要塞，索方重兵保护；结果不断地有武装人员走上前来，招揽生意，问我们需不需要保护。他们是民兵。

在我们还扭头四处瞅着新鲜的时候，两辆车径直开到我们面前，“哗啦哗啦”地下来一拨人，把我们围了起来。他们一个个手上都拿着枪，食指搭在扳机上，枪的保险栓也都拉开了。如果谁哆嗦一下，子弹会毫不犹豫地喷射出来。

我预想过无数种我们到达索马里的场景，目前这种被人拿枪围着的场景也想到过，是最不愿意见到的那一种，可偏偏就是这阵仗来迎接我们。

那些人也不说话，我们也不敢乱动。在僵持的气氛里我们互相对了下眼：不会是向导把我们给卖了吧？

在来索马里之前，我们跑了三趟索马里驻中国大使馆，才办下来签证。大使馆参赞给了我们几条建议：找一个靠谱的向导；雇用一个火力可观的安保队；最后，不要相信任何人。

有一种奔赴战场前线的感觉。大使馆给我留了个电子邮箱，说：“你们去联系这个人，他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向导。”

嗬，该不是给亲戚朋友揽活儿吧？道完谢，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向导。这人并不在索马里，而是在迪拜。他答应了给我们安排在索马里的衣食住行和安保队，前提是要先付一部分预付款。

这让我有些犹豫，还没见着面就先要钱，被放了鸽子怎么办？为此我们又跑了一趟大使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能帮你们这么多，相信还是不相信，在于你们自己。”

怎么办？没办法，我们没有选择。

现在我们到了摩加迪沙，没有见到向导，接待我们的是一群手持武器的民兵。记得以前曾乔说过这么个故事：一个人去俄罗斯的车臣地区，出发之前也是付钱联系好了向导，结果刚下飞机，就被人拿枪包围了——他约的那向导压根儿就没露面，直接把他卖给了一伙恐怖分子。

看目前的架势，我们应该也是给卖了。

这时候，从后面站出来一个30多岁的黑人男子，中等身材，看上去斯文稳重，像是领导，上来就问：“你们是不是来自中国的张先生、梁女士？”

风云突变。原来认识啊，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慢慢地放下早已举得酸疼的胳膊。梁红和他对了几句话之后，告诉大家“他就是咱们联系的向导，其他人是他带来的安保队。”

队伍中，一个高个子出列，朝我们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他就是我们的安保队长。在部队待过的我，下意识地回敬了一个。

刚才算是他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吗？我们苦笑。民兵们收回枪，上来帮我们提行李，我偷偷地数了数，安保队一共有八个人，他们的装备是一辆轮式装甲车、一辆小型运兵车、两支AK47、一架重型机枪、六把沙鹰和几支手枪以及若干弹药……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这辈子会有机会被人这么重重保护着。这样强大的军火配置，非但没有让我安心，反倒让我更加紧张了起来——摩加迪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所有人分乘两辆车，我们在装甲车里。车子驶出了机场，枪炮在手，向摩加迪沙挺进。

没有人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枪口、地雷，或者是马路中间突然爆炸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肢体在我们眼前横飞？

……我们都不敢多想。

车子在不宽的街道上前行，眼前的场景，虽然早已经在网上看过很多次，脑子里也有了准备，但是当亲眼所见的时候还是有点儿目瞪口呆。

一眼看上去，这完完全全是一座刚刚经历过战争中炮火洗礼的城市，仿佛就在昨晚还火拼过。路上人来人往，人手一枪；两边高墙铁丝网，弹洞前村壁。

飞机上两个同伴留下的好印象，此刻也被赤裸裸地颠覆。可能是因为经历太久的内战与割据，我们看不到友好、热情，此刻在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都透出相同的信号：恐惧、警惕。

当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把枪口对准我们；如果他手里没有枪，则会回敬我们一个割喉的手势。

历史的记忆里，索马里是一个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国度，索马里土著热情、有礼貌，重视社交礼仪，喜欢待客，尊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可惜，这一优良的民族传统滥觞，在战乱的冲击之下，已经消失殆尽。我们很难再看到这些代表原汁原味的索马里文化的东西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枪口、敌视的眼神、潜伏着的未知危机。

随着装甲车的缓缓前行，我们渐渐深入摩加迪沙腹地。

此刻的索马里，此刻的摩加迪沙，带给我们的，是惊悚，更是期待。

向导告诫我们，不要把脖子伸出车窗外，时刻小心周边有一些异常举动的人，不要让人接近你，也不要随便和人搭讪——他们有可能衣服里就揣着炸弹。不论有冤还是无仇，这个地方不能用常理来理解。

我们这一路亲眼所见的，加上向导这一番耸人听闻的提醒，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此刻才感受到防弹衣的温暖。

梁红拉了拉我的衣袖，有点儿紧张地说：“这次，挺悬的。

摩加迪沙城市不大，市区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大约150万人口。面积不到北京的1/800，也就海淀区的1/20左右，人口跟一个大兴区差不多。就这么点儿地方，就这么些人，就能把这座城市的名头推向世界头条，这些人该是有多大的能量。

这时候向导很应景地说了一句：“现在整个城市都知道有4个中国人来摩加迪沙了。”

听上去似乎很有大明星驾临小地方的感觉，其实不然，这只是说明全城的人都盯着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危险系数只高不低。

向导接下来的话就验证了我的预测：“你们这些外来游客正是这里的武装分子重点袭击的目标之一。”

我们四个人都愣了一下，向导接着讲解这件事儿：“这里很乱，这里的人很穷，虽然他们手上有很多武器，但是他们也懂得尽量节省开支。当你们带着安保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来伤害你们是有成本的，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的安保越多，他们觉得去伤害你们的成本支出就越高，这么一来你们就相对安全了。”

向导的理论挺经济学的，我们开始庆幸雇用了安保队这时候一直看着窗外的梁红发话了：“怎么回事儿啊？怎么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啊？这都转了好几圈了。”

坐上雇用安保队的小型运兵车，正式开始在摩加迪沙的探险。

听她这么一说，我们才发现车子确实是在兜圈子，都警觉地看着向导。这儿开车又不打表，绕圈子肯定不是为了多收钱。

向导一番解释，颇让我们有点儿情报员穿越火线的感觉原来兜圈子是为了防止有人跟踪。其实我们也压根儿不知道这趟车的目的地在哪儿，会在哪儿歇脚。这些，都只有向导知道包括司机对此也一无所知。神秘而且专业。

又绕了几圈之后，车子终于把我们带到了落脚的地方那是一个相对还不错的酒店。

当然，说它是酒店只是相对于摩加迪沙来说；在国内那就是个破败的小旅馆——说是劳教所也不过分。这是一栋三层的公寓式酒店，所有临街的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酒店院子的四个角还分别立着四个瞭望塔，颇有点让人回到了战争年代炮楼的感觉；围墙上也布满了铁丝网，监狱的感觉又来了。

这家酒店是整个摩加迪沙安全级别最高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酒店依靠装潢、服务、体验等评星级，而在摩加迪沙，评价一家酒店的标准，是安全级别。

向导介绍，很多联合国、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

那就差不了，我们安心许多。进去的时候，跟进机场似的先要过安检门，汽车要用镜子照底盘，发动机、后备箱等都要做详细的检查，我们几个人还得被搜身。带着武器的安保队自然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口守着。

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过后，终于得以入住。进到房间，窗户也都被木板、铁皮给钉上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卸下行李之后，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约而同地脱下身上笨重的防弹衣。

“接下来我们干吗？去哪？”梁红问。

向导看了看手表，回答：“马上五点了，你们不能出去了。以后也是，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必须都待在酒店里。摩加迪沙的晚上很危险。”

看来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们回到房间，整理一下带来的行李。酒店不提供晚餐，我们只能用自带的干粮来点补一下。

夜幕降临，仿佛一块大黑布瞬间笼罩了下来，我们在摩加迪沙的第一个晚上到来。

胖子经不起一路折腾，再凶险的环境都劝不开打架的眼皮，我很快就睡着了。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情？我没梦到。

非去不可的理由

半夜我被尿憋醒，发现睡在身边的梁红不见了。

赶紧套上衣服去找，发现她趴在走廊上眺望远处。听见动静，她也回头发现了我。我说：水土不服睡不着啊？

她说有点儿兴奋。一路这么折腾下来，转了三趟飞机，最后一次还差点儿空难，然后就是被人用枪围了，再大的兴奋劲儿都过去了。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说：“哥们儿，你该不会是被吓着了吧？”

梁红一笑，说：“不容易啊，我们还真的到索马里了。”

确实不容易，我感叹了句。这“哥们儿”梁红是我未婚妻年初刚在北极求婚成功，索马里算是我们的婚前旅行第一站。

以前，我们俩北京小市民，忙忙碌碌，朝九晚五，拼命挣钱为我们自己提起也很模糊的未来，打拼着。有喜有忧，大起大落。

出车祸，差点截肢那次，虽然最后腿是保住了，但我在医院躺了差不多一年，好吃好喝，就是动弹不得，体重直奔135公斤。自那之后，我便有了个外号：二百七。

说起这些，梁红还在我面前比画了一下：“老张，那会儿你可真胖啊。虽然现在也不瘦，但对比那时候，确实苗条多了。

说真的，原来一天不蹦跶就皮痒痒的我，那时看了看自己的肚子，无奈地想翻个身，结果给卡住了。可想而知，那时我的生活是有多么的暗淡和狭窄，连出个门都步履维艰。别说索马里了，去永安里都费劲。

从病床上下来，我们又被拉回到千篇一律的生活里。后来从肥胖的牢笼里挣脱出来，脱了一层皮，掉了半身肉，我有点儿全方位蜕变的感觉。绝不甘心再平庸地过日子了。

我们经历过第一桶金就100万的狂喜。我们跑了很多银行把钱全部取出来，摆在家里，面面相觑，自己都不敢相信。然后发疯似的，把钱抓起来往天上扬。完了再捡起来，接着扬。

也经历过公检法上门，说我们赚的钱不合法，还差一些程序，要罚款。一夜之间，又一无所有。

提到这茬，我和梁红一起笑了，好傻，乐极生悲太残酷了。

真正让我们告别过去那折腾而又枯燥的日子，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导火索，源于2008年那场让人永生难忘的地震。

“5·12。”待在电视面前看新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个退伍军人的职责担当，也有一个普通人的人性驱使。我和梁红组织了一个救援队，“北京希望救援队”，我和一些有经验的队员，包括我的员工曾乔、朋友魏凯，带了很多机械装备，奔灾区现场去了。梁红和魏凯，则留在北京后方，统筹物资、补给。

那是我不太愿意回忆的一段，太惨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不可能亲身感受到现场的悲怆。遍地瓦砾、断壁残垣，一片废墟……遇难者残缺的遗体、幸存者寻找亲人的悲号……在救援过程中，体力上的辛苦咬咬牙就能挺过去，而心灵上所遭受的震撼挥之不去。

在汉旺，一位父亲跟我们一起在废墟里挖掘着，边挖边跟我讲述他女儿的故事.他还说自己知道她回不来了，只想再看她一眼。7个小时之后，我们挖出来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那位心力交瘁的父亲伏在尸体上，痛心疾首，号啕大哭。

在现场的所有人，无法不为之动容。我的眼泪唰唰地就下来了。

“5·12”汶川地震救灾时，我和梁红组建了“北京希望”救援队，惨痛的见闻，使我不太愿意再回忆那段时光。

那位泣不成声的父亲，那个场面，将终生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灾区回到北京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生命如此无常，一场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夺去人的生命。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探险。

那场地震，让我和梁红，对后面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思考。

“我们需要改变。”

“那就变吧。”

在30岁以前，我们想的只是赚钱，可是现在，我们要让往后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

从那时起，我跟梁红放下一切，开始周游世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感受到了很多异域的风土人情。可到过的地方越多，越是觉得索然无味，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样“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走马观花式旅游，绝不是我想要的。

它应该有更精彩的内容。

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就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烟火”。我们最后决定了，要去世界上那些特别的地方，那些能真正刺激到我们内心的地方。

索马里、切尔诺贝利、南北极……我们的备选有很多，如果有可能，我打算把月球和火星也加上。

索马里是首选。走遍千山万水，索马里是我很执着的一个地方，对那里，我绝对是有着很高的情结，这辈子非去一次不可。

早先看过一部美国经典大片《黑鹰坠落》，不可一世的美军精锐，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被看似乌合之众的索马里民兵痛击，遭遇美军特种兵史上最惨痛的失败。

片尾字幕：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因为这部影片，我对索马里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一颗想去实地探访这座恐怖之都的种子，那时候就已经在我心里种下了。

三年前，我跟梁红提过一次去索马里的事儿。那时候索马里海盗刚劫了“天狼星”，名声大噪，在新闻头条上的风光一时无两，把本·拉登、萨达姆都给挤下去了。当时我就蠢蠢欲动了，急欲去“会一会”索马里海盗。我跟梁红商量，咱们去烽火佳人一回？

那一次梁红没这么干脆，而是劝我再想想。她说那边到处都是爆炸，现在去风险太大，要不咱先在东南亚找个地方练练手？

在清迈被人用枪顶着脊梁骨的往事，让我对东南亚的回忆不太美好，还是惦记着非洲东海岸的那片热土。不过，热情归热情，毕竟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当时索马里时局比较乱，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有一条积极的信息。而且中国在那边的大使馆也撤了，遇到问题还没有援助。

第一次索马里之行的计划就此夭折。后来看新闻，有几个比我俩还疯的人，就赶着那趟儿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都没回来。

虽然那次没能成行，但我觉得命中注定得去一回，矫情点儿形容就是：我们和索马里有个约会。

2011年底，一部国产电影《索马里真相》上线了，据说是全程在索马里实景拍摄。迟早得去，我拉着梁红去看了，当是提前侦察。

电影很中国视角：美帝王八蛋，海盗也善良。

混乱不堪和枪林弹雨的场面，我是知道的，但关于海盗的写实镜头，说实话，颠覆了我原来对索马里的理解。

那些震慑全球的海盗们，用的是别的国家淘汰掉、即将报废的船只，很多人用的还是生锈了的冷兵器；而且他们并不是凶残成性，只求财为活命，很少撕票伤人性命。他们没有奢靡的生活，每天也在为全家人的下顿饭担忧。有些“资历”较老的海盗，略微宽裕，在每次分到赎金后，只是找家饭店大吃大喝一顿，算是“奢侈”一把。完了之后，马上又得回到朝不保夕的海盗队伍之中，继续做着搏命的买卖。

看完电影，我感慨万千，确实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更多的谜团在我心里产生了。索马里除了海盗还有什么？是不是那边所有人都是武装暴力分子？他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

时下流行一句话：不遗憾的人生要有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搂过梁红，说：“不容易，索马里我们来了。”

她依偎在我怀里，站在“酒店”的阳台上，俯瞰望去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晚上的摩加迪沙虽然不像北京那么灯火辉煌，但是稍显暗淡的繁星点点，也颇有一番风情。

我们等待着黎明到来，明天的索马里，也在等待着我们。

苍蝇午餐

一个大盘子，半边白米饭，半边白面条，没有菜。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扎实，管饱。“这得多干巴啊？好歹来杯白开水吧！”凑齐三白。古有苏东坡白米饭、白萝卜、白盐的“三白皛食”敦促自己清苦求学。我们也感受一下苏才子的饮食境界。

服务员摇头，示意没有水。酒店不提供水喝还是第一次见识。向导递过来矿泉水，8美元一瓶。我们诧异地看着他，难道他跟这酒店有捆绑销售协议？

向导解释说，酒店有水，但是你们不能喝。为什么？索马里的水，本地人喝了没关系，但是外来客不能喝，体质不一样，会中毒。我们只能喝贵得要命的进口矿泉水。

摩加迪沙的夜晚。虽不是灯火辉煌，但疏落有致的点点星火，别具风情。

我去过不少地方，自认体格耐折腾，百毒不侵。就不信邪，越禁止越要试试，出门前，我还是去卫生间从水龙头那儿尝了点儿，味道怪怪的，但是不难喝。

“今天我们去哪儿？”严格来说，今天是我们在索马里的第一天。全城都知道我们来了，“好客”的非洲兄弟，会拿什么来迎接，我们很期待。

曾乔说十有八九还是枪口，不请吃子弹就很客气了。显然对昨天的所见所闻，他还心有余悸。

向导摇摇头，只说他来安排，具体去哪儿，不能提前告诉任何人。可能会去这儿、可能会去那儿，几个备选地你知道就行，先后顺序就没谱了，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神秘，专业！

在摩加迪沙，出门也是一件难事儿。

出了酒店，跟昨天一样，装甲车载着我们在街上瞎转悠，还是各种遛弯儿，重复地看着两边的残垣断壁和枪支林立，还有不甚友好的索马里人。

路上出了个事故——保证在这儿每天都有惊喜。

装甲车走到一略嘈杂路段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了车，狂摁喇叭，特别刺耳。外面也是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还有嚷嚷声。在国内早摇下玻璃看热闹去了，但是在这儿不行，向导脸色唰地变了，示意我们把头低下去。

向导说，前面堵车了。在摩加迪沙，最怕的就是堵车遇到突发情况无法快速离开，目标在马路中央也非常明显。一般汽车爆炸、人体炸弹，就是先制造堵车，然后引爆。

一番话说得大伙儿心跳加速，老老实实低着头。向导指挥安保队下去检查状况。

曾乔小声说：“我听人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在索马里千万注意靠近的摩托车，那个基本上都带着炸弹。”

说完他自己就后悔了，四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抬头警觉地偷瞄外面。

惊魂一堵之后，没有听到爆炸声，装甲车顺利绕开了那段路。

午餐是在外面解决的。到了饭点儿，向导找了个饭店说是摩加迪沙最高档的几家之一。安保队先进去排查一番，把里面的客人都轰出来，才让我们进去。虽然这事儿干得有点儿不人道，但在这儿就得听向导的。他接我们这趟活儿之前，就先给我们打了预防针。

给我们安排的座位也很讲究，距离窗户和门都比较远。没有菜单，点菜这事儿向导代劳了。他说：“也没什么可点的就那么几样，在摩加迪沙能吃的东西很有限。”

不一会儿，就见两个服务员站在饭店门口，一个手上抱着一摞盘子，堆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拿着块大布在那儿扇着驱赶苍蝇。魏凯说：“那不会就是我们要吃的东西吧？”

“不会！哪有上菜那么叠着的，那肯定是别的客人吃完了撤摊儿的。”

话音未落，服务员把那一摞搬到了我们的桌子上，还真是我们的菜。骇然之下，看菜的样式还挺新鲜的，大伙儿还是把菜摊开准备开吃。

向导跟我们一起坐里面，身边站着俩安保，其余的人则全部端着枪站在外面守着。我有点儿不好意思，说：“要不叫他们过来一块儿吃饭吧？”

“不行。”向导摇摇头，他们在外面吃就可以了。在索马里，人的阶层分界明显且严格，他们是没有资格进饭店和客人一起吃饭的。

接着就看见服务员把他们的饭送出去，然后安保们找了一个墙角——墙很低，半米来高，能挡出来巴掌大的一块儿阴凉地。他们就把饭盘放到阴凉处，自己则蹲在太阳下开始吃饭。

梁红看了有点儿不忍心，打算把可乐给他们送过去。向导再次出手制止：社会等级原因，他们也没有权利喝可乐，更何况是Made in America的东西。

爱莫能助了，我们只得吃自己的。再埋头一看自己面前的饭菜，梁红又吓了一跳：半盘子菜半盘子苍蝇，上面还飞着一些，胆儿大，不怕人。

“这——”她苦笑，入乡随俗吧，只能动手把苍蝇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这就是索马里体验，感觉挺新鲜的，倒没恶心、反胃一说。

这会儿魏凯抬起头来，把面前的盘子一推，一抹嘴，吃完了。瞬时我们就八目相对，各自目瞪口呆。先是魏凯不知所以地看着我们：“干吗，你们怎么都不吃啊？怎么把胡椒都扒拉出来了？味道挺正的。”

我们没憋住，笑了出来：“哥——哥们儿——那是苍蝇。”

魏凯先是一愣，接着就开始抠喉咙干呕起来。

结束了这一顿大开眼界的苍蝇午餐，一行人再次回到车上，继续在摩加迪沙街头漫无目的地逛着。

很快我就感觉不舒服了，估摸着是吃坏了肚子。向导让司机绕了一圈，给我找了一厕所。我急不可耐准备进去的时候又被拦住了，还是安保队先进去检查，紧接着他们把厕所里面的人全赶出来之后，才让我进去。

“这……”顾不了那么多，先进去了。

这就是中国旧社会农村的那种厕所，下面是个大粪坑上面没有房顶，直接露天大小便。

完事之后出来，发现门外排了很长的队伍。原来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安保队暂时把这厕所“戒严”了，只准我独自使用。

我颇有些不好意思，那些人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我带着歉意一路小跑，赶紧回到了车上。

下午在重复昨天和上午的路，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车上，不准下车，不准接近人群。

来之前，我和梁红就说了此次“偏向虎山行”的目的：我们去索马里，就是要看看真正的索马里人，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索马里除了海盗之外，他们还有什么。

来到索马里超过24小时了，下了飞机出了宿地，我们就没机会下过车，时刻都被安保队保护着。

我们身在索马里，索马里却在我们的窗外。真实的索马里，咫尺天涯。

和总统的死亡约会

一声枪响，防弹衣把子弹兜住了，没打穿。放下手枪，换AK47再试试，前胸一层直接透了，后背那层也冒出了弹头。

借用安保队的枪，我们测试了一下自己的防弹衣。结果让人担忧，在遍地AK的索马里，防弹衣也不那么保险。

我们依然被锁在装甲车里。装甲车七转八绕，我们好像在跟一股看不见的势力躲猫猫似的周旋。越是把我们隔离，越是激发了我对摩加迪沙的好奇。但是什么时候能和这座城市亲密接触，只能等待向导命令。

第二天，我们出门依然还是时刻待在车里，除了吃饭、上厕所，不准出来。唯一的变化是，我们不再走大马路，开始专挑人少的地方走。

刚来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整个城市就像是个贫民窟。这几天走那些小巷子、村落，说是贫民窟都略夸张。

我们看到了一些和市中心不一样的东西，劳苦大众的生活才是真实的。路边一个破烂的油桶，就是他们的厨房；所谓的“家”甚至连残垣断壁都没有，只有用树枝和破烂的布料搭起来的帐篷；周围遍地垃圾，还不断地冒着烟，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看我们的目光，少有好奇，多是呆滞和麻木。

车开到一个广场的时候，看到有一群羊在那儿吃草。那些羊很奇怪，跟中国的不一样，是属于“萌系”的。女人受不了这个，梁红执意要下去拍照。

这里没什么人，向导答应了。

梁红蹦跶着下去了，我们几个还留在车上。她举着相机一顿拍，突然断墙后面“哗啦哗啦”地站起来一群人，正规军装备，几十支黑黝黝的枪口全指着梁红，用索马里语呵斥她。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安保队伍也冲了过去唰唰地举起了枪。装备和对面的没法比，但安保们真的一点儿不带犹豫。队长也大声跟对面叫着阵。

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情况，几句叫喊声在我们背后响起，只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边跑边喊边拔枪。近前左右瞅了瞅，不知道打哪边，也把枪指着梁红。

我们的防弹衣，抵挡不住AK47。

该如何形容此时的情况呢？大抵就是梁红站在中间，三伙人几十条枪指着她，都在高声嚷嚷着。这场面够壮观吧？估计世界上没几个人这辈子能遇到这种事儿。除了手上有枪的剩下的人全愣了，完全不知所措。

回过神来，我要下车，去救梁红，被向导摁住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他们倒不太会开枪，但擦枪走火什么的，是不可预料的。

远远看见梁红也着慌了，纵然她胆大，这情势也是第一次见。她镇定了一下，挤出笑容，平举着手，试图跟正前面的那伙正规军交涉。

以我的了解，这符合她的性格，梁红知道遇到事情害怕没用，慌乱更是没有任何帮助。被枪顶着，哭了还是会被抢还不如积极去对待，她相信笑容和真诚，这世界语言能化解一切问题。

向导仔细看了看，终于开腔了：“跟我们安保对峙的，是索马里政府军，剩下的那几个是交通警察。”

什么跟什么啊？敢情军队、民兵、警察这会儿到齐了？

向导下去了，举着手慢慢走到梁红身边，转了一圈，对着几伙人说了几句，英语、方言轮流出来。不多久，三伙人还真都慢慢放下枪，各自退下去了。

回到车里，梁红不停地拍着胸口，说真吓人，这场面我哪见过啊，电影里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当时强撑着没事儿，这会儿才知道后怕了。

导游告知了我们原委：政府军说那儿是军事管制区域，不准拍摄；而那几个交警，则是打酱油的——这种场面他们没躲着，敢于上前，也足以见得索马里警察的责任感。

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向导，他居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这种旷世危局。

接下来一件事，更是侧证了我们向导的强大能量。

回到宿地后，有个人在酒店门口等我们，一身西装，看着特碍眼。他称自己是索马里总统办公室的秘书，总统得知四个中国人来到索马里之后，想约我们见面聊聊——总统下午在机场给我们预留了30分钟，然后就要登机离开。

我们都兴奋了，如果此次索马里之行，能采访一下这个国家的总统，毫无疑问，梦寐以求啊！我们几个，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儿也就街道办主任了。

向导摆摆手，直接把我们的热情给浇灭了。他看了看那人，二话不说，拿起手机就拨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就挂了，告诉我们说：“总统在美国。”

——他能直接跟总统打电话，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后来才得知，我们的向导，竟然是索马里皇室成员，在这个国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这是怎么回事？”

“要么是不法武装骗你们的，要么就是另一个总统。”

“还有另一个总统？”

“是的，西方社会给索马里指定的一个总统，但是索马里人不承认他。”

“那也算是个总统吧，我们能去跟他见面吗？”

“有很多人想杀他，如果在机场他被人伏击，你们就要遭殃。要是他被人打死了，人们会找替罪羊，你们也是第一选择，所以，我建议你们想清楚。”

让他这么一说，我们只能放弃了这次去觐见“总统”的机会。

回国后在网上浏览新闻。就是那一天，索马里的“西方总统”，他的座驾在机场被炸。

“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终于，我们等来了安保队长的通知：可以去市场了。

按照我和梁红的习惯，每去一个地方，一定要去那儿的市场看看。

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的生活，就一定得去这个地方的市场看看。那里是普罗大众、平头百姓生活必须要去的地方一切都是最生活化的。市场才是一个城市真实的缩影。

从下飞机到现在，我们已经跟向导提过好几次，要求去摩加迪沙的市场看看。向导一直在摇头，说市场人太多、太密集，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很危险，容易出事儿。

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最后他说，只能由安保队队长决定什么时候能去。

得知能去逛市场之后，这几天，我们被转悠得有些消退的积极性，一下子就回来了。各种准备，整装待发。

到了市场入口处，两个安保队员先下车，进去蹚雷。等到他们的招呼后，剩下的人才下车。从外面看去，那里像是一片废弃的工地，杂草丛生、断垣绵延，全无一个大市场应有的大排场。

安保队员们提着武器，紧紧地围在我们周围，脸上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他们如此警戒，给人的心理暗示很不好——无论如何，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但是我们来到索马里这么多天之后，终于下车了，脚踩在了摩加迪沙的街道上了。

这一刻，我才有点儿自己是真的来到了索马里的感觉。

很快，我们即将要“逛”的一条街就被戒严了，两端的出口被我们的安保队给封锁住了。一切就绪后，安保队长招手，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感觉很异样，跟领导人出行似的。

路边的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安保队警惕地看着四周来往的人群，不准行人与我们靠近。

在安保队的簇拥下，我们不太自由地逛着这个市场。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激发了我强烈的兴趣。中国旧社会式的地摊，打着牌子只收美元；商店里的东西都很旧，更像是二手交易中心；颇有“特色”的小五金店，卖的东西都画墙上了……

虽然感觉落后，但是也颇有摩加迪沙色彩。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里的这些店子的招牌，都是手工画的，上面很少写字，画是主体，这个店的经营内容，都给画到招牌上了。因为索马里的教育体系坍塌多年，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所以在这里绘画比文字普及得多。如果这些画在墙上的作品也算是艺术的话，那摩加迪沙可算得上是涂鸦艺术的圣地。

正在我尽兴地利用着难得的“落地”时间，深入摩加迪沙民间的时候，安保队长叫住了我，让我等等。大概意思是说其他人在后面处理事故，现在我们身边就他们俩人，不太安全等大部队回来再继续前进。

人都跟上后，我看见前面有一小百货，就准备进去看看先知会了安保队长一声。不料他朝手下一挥手，几个人就冲了进去，把里面正逛着的俩客人给撵走，才让我们进去。这一幕让我颇尴尬，不敢和那些人对眼。不用叫警察叔叔来鉴定，我们绝对是严重扰民。好在这里没有警察，当然也不是我们本意。

在小店转了一圈，说是日用品，确实是，只不过是旧社会农村的那些，现代社会的很多生活必需品，在这里都找不到踪迹。

出了商店，正准备接着走下去，就听砰的一声，一个黄色桶被踢到了一边——不用说，肯定是安保人员怀疑那是炸弹。坐在桶上的一个小孩摔倒在地上，凶狠地看着我们。

即使在最混乱、最不安全的摩加迪沙，市井生活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这一声响，加上刚才那次撵客人行为，激起了附近的人的不满，有好几个人都站起来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见情形不对，安保队赶紧过来把我们围拢，护着钻出了人群。

马路上又堵了，有一辆熙熙攘攘的大巴，窗户上、车顶上都是人。许多人都在朝我们挥手，嘴里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按照我看到的关于索马里土著热情好客的资料，他们应该是在打招呼吧。依稀听见他们在喊：“China one three！China one three！”

“中国13？”2013年中国没什么大事儿吧？咱把2016年奥运会举办权也拿下了？“喂，梁红，下届奥运会是巴西吧？”

梁红也疑惑地挠了挠头，最后突然叫道：“他们喊的是中国万岁！”

“中国万岁？”瞬间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了，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和竖起的大拇指，是“中国万岁”没错了。我想起来中国政府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援建索马里的事儿了。几十年过去，看来咱们的国际友人还记得这份恩情呢。

那一刻，我的民族自豪感爆棚到了极点，不停地对他们挥手致意。那一刻，索马里人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一个新词：友善。

随着我们往前走，安保队也在前面一路地“暴力”开路，终于引起了民愤。人们开始驻足围观我们，路边的汽车也在不停地摁着喇叭；人群中有人朝天上开枪了，算是一声比较友好的警告，你们再不走就是对着人了。

安保队急了，迅速地围拢了过来，把我们四个包在中间向导发话，不能再逛了，所有人马上回车上。

装甲车带来些许的安全感，却掩饰不了我此刻的失落。

我们在索马里的第一次“着陆”，只持续了短短20分钟最后以一声颇有“地方特色”的枪声结束。

回到酒店，这一晚大家都睡得很忐忑，有一些终于进入索马里民间的兴奋，有一些对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惊喜”的期待。

恐怖分子安保队长

“真有人朝我开枪的时候，你会给我挡子弹吗？”

那小孩想了想，一脸郑重地说：“会，只要时间来得及我一定会给你们挡子弹。”

他是我们安保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如果在中国，他这会儿应该是在上中学。可是他出生在了索马里，小小年纪就要拿起枪，挣钱养家。

这个孩子很爱笑，总跟在梁红屁股后面跑。虽然出去的时候，他也是一脸严肃地执行任务，但私下里，他依然处处透露着一个孩子的天真。梁红经常给他一些糖果，这孩子就高兴得雀跃，也不舍得吃，说家里还有弟弟妹妹。

当他回答会给我们挡子弹的时候，一瞬我竟有些语塞。这孩子在我心里的形象，一下子就变得无比伟岸。我是军人出身，在部队里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灌输，当人民需要，我们可以放弃生命。但是这个穷孩子没有，说他为了10美金的工资，而愿意替人卖命也不太合理；他这种愿意为客户挡子弹的勇气，是纯粹地出于使命感和契约精神。

这，也是当下绝大多数人所没有的精神品质。

新的“惊喜”很快就来了。

中国移动的广告，说信号覆盖全球，两个寒极和太平洋深处都满格了，但是好像没怎么覆盖到索马里。我们四个的手机，在这边信号特别差，基本空槽。为方便联络，我们决定办一张本地的电话卡。

这事儿我们交给了那个孩子，一是我们信任他，二是心想孩子没那么多心眼儿，没想到还是出事儿了。

电话卡拿到手上没多久，就感觉电话号码跟被贴上了电线杆儿似的，手机变得热闹非凡，开始收到一些陌生人的短信。

刚开始陌生人们都还很友好，只是打招呼，“China is very good”之类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有个号码在不停地给我们发信息。先说自己生活困难急需要钱，接着又说妻子病了需要治病等。

我们在街上刚露个面，安保队员们就立刻紧张地四处巡视。

躲在装甲车里面，望着外面那个刹那生死的世界。

终于，最后这个号码的主人承认，自己就是我们安保队的说他需要钱，自己也没有办法，他是被逼的，有人想跟我们谈谈。

为这事儿，我们找来了安保队长，问他怎么回事儿。

这队长也不隐瞒，很直接地说，这个地方的老大想找我们聊聊。

他的原话是“The King all of this place”，直译就是这地儿的土皇帝。他说那人就是这里的王，这里的一切他说了算。他还承认，那些短信就是“老K”让他发的。诚实人啊。

对如此坦诚的主儿，我还有点没辙。末了，对方颇为“诚恳”地告诫我们：“在哪个地方，就要听哪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咱中国人的老话“入乡随俗”的意思。

一番话下来，我们对这个“King”，还颇有些敬畏心。队长接下来的话直奔主题：“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呢钱就很好使给点儿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人都这么诚恳了，我们也不绕弯子：“多少钱能解决问题啊？”

“你们要是主动给的话，10万美元就够了。”

“要是我们没有呢？”

“这样的话，如果你们从这个酒店出去了，被我们的人带走，那可就是100万美元了。”

“……”实在！这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吧？

梁红说：“这事儿，你得让我们想想。”

“OK！”这汉子很爽快，临走还主动跟大家一一握手。

虽然这次对话的主题有点儿严峻，但是从语气和礼节上来讲，总的来说，还算是一次友好的“谈判”。

敢情是我们雇用的安保队队长，在联合外面的势力对我们进行勒索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家直接来明抢明要了。我们当即找到向导，跟他说了这事儿。

向导很给力，迅速给我们换掉了安保队长，然后增加了一名民兵。这样我们的安保队伍也达到了13个人。

“人是换了，那他们还会来找我们麻烦吗？”梁红依然有些担心。

“会！”向导说，“你们不能在摩加迪沙多停留了，准备离开吧。”

前安保队长，明火执仗地一次勒索，让我们成行前的计划夭折。很多地方还没去，很多地方还没看到。性命大过天，计划必须变。

向导考虑一番后，打了一通电话，最后给我们定了个金蝉脱壳之计。

因为摩加迪沙没有固定的航班，只有一些私人航空的飞机出境，而且是一两周才飞一趟，所以我们不能马上走。三天后有一班飞机离开，那趟飞机就是我们逃离索马里的希望。

另外，我们不能在酒店退房，防止有人知道我们要走后去告密，对方没准会在路上设埋伏拦截。所以，接下来三天，我们照常在摩加迪沙活动，该逛逛，该歇歇。三天后，跟酒店说我们得开车去一趟索马里南，咱不走，还得回来——我们当然得走，然后就直奔机场了。代价是要留下几包行李，给他们制造一个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假象。

失序的恐怖之都，似乎到处都充斥着看不见的诈骗与勒索。

一切跟电影似的。刺激且危险。

还有遗憾，我们在摩加迪沙的时间只有三天了。

索马里人，穷到只剩枪

窗外“砰砰”乱响，还伴随着爆炸的声音。

来了索马里一个星期，时差刚倒过来，大家都睡得很沉。听见外面的响，我只是翻了个身，嘟哝一句：“什么节啊？大半夜放鞭炮。”

晨曦来临。我们穿上防弹衣，整理好装备之后，准备和往常一样出门，被向导在门口拦住了，他说：“今天情况有点儿特殊，咱们不能出去了。”

昨晚摩加迪沙南城发生了恐怖袭击，大激战、大爆炸，有8个人丧生；今天可能还会有些后续的报复行动，我们最好不要出去。

听人劝，吃饱饭。我们只得卸甲归房。

被困在了酒店里。大伙儿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趴在阳台上，隔着铁丝网看外面的情况。今天街上确实冷清了许多风吹着垃圾，逛着空旷的马路，偶尔有几个人匆匆走过。

傍晚时分，酒店老板搬了台电视机，放在院子里。晚饭后平时很难见到同下榻这家酒店的客人们，纷纷涌到了院子里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熟面孔。

酒店的安保也不时地瞄电视机，原来今天是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日子，德国的拜仁慕尼黑对阵英格兰的切尔西。这场比赛，英格兰人笑到了最后，在另外一个战场上报了“二战的仇。

院子里的人都在咒骂，看来他们是支持德国人的。梁红说索马里人都很仇视英、法、美，前面俩欧洲国家侵略过索马里还有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美帝就更别说了，1992，摩加迪沙之战。

顺势聊到了索马里的历史，大家都唏嘘不已。

占据着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的索马里，本应该像附近的摩纳哥一样，是一个优美、富庶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700年这个“非洲之角”，就出现了以出产香料著称的“邦特”国从1840年开始，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英格兰、意大利、法国的殖民者们，先后入侵并瓜分了索马里。

到1960年，他们才脱离了英、意的统治，宣告独立。

但是，独立并没有给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带来和平和发展，索马里又陷入了连绵不休的内战泥沼里。索马里独立后的这50多年的历史，充斥着各种武装政变，一派推倒另外一派，另外一派卷土重来，新派系走上前台……各种势力割据，纷争不断。

索马里和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一个部落式国家，这些部落后来都演变成一方军阀，都想通过武力执政、当权；而且还有很多恐怖组织、党派也应乱世而生。接下来的，自然而然便是无休止的内战和冲突。

国际社会也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均无功而返。梁红前几天遭遇的索马里军政府武装，也只能偏居一隅，动不动还有本地武装去叫板。

魏凯给大伙儿讲了个故事，耸人听闻。

索马里有个青年党，他们的人会去一个村子，抢走那里所有的孩子，把这些孩子训练成童子军，然后再让他们杀回自己的村子，把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朋友等全部杀光；还会割掉他们的嘴唇，以及女人的乳房。

曾劫持过我国渔船“天裕8号”的“索马里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巴迪·埃弗亚，就是这么一个出身。

埃弗亚12岁的时候，被家乡彭特兰省的军阀抓去当童子兵，很快以勇猛毒辣在军营里站稳了脚跟。埃弗亚15岁那年，随军阀头目杀回了自己出生的村子，当发现父母早已因贫困而病死后，埃弗亚就一把火烧掉了整个村子。埃弗亚这次的“勇猛表现”，令军阀头目当即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就让他当上了排长，并在两年内将其提升为分队司令。然而，这并不能让贪婪的埃弗亚感到满足。21岁那年，他率亲信将一手提携他的军阀头目乱枪打死，自立为王，抢得彭特兰省头号军阀的交椅。

一心想发大财的埃弗亚，决定以军事组织结构，与黑手党手腕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全新的海盗队伍，他的队伍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海盗团伙：“索马里海军陆战队”。

劫持了载有主战坦克等大批军火的乌克兰货船、沙特阿拉伯的“天狼”号巨型油轮等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均出自此团伙之手。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共识。

人手一枪这事儿，这几天我们已充分领略，毫不带夸张大人小孩，男女老幼，人人皆有。

他们愤怒的时候会开枪，他们高兴的时候会鸣枪，他们悲伤的时候举起枪。几天来，出现在我眼前、镜头里，甚至此时脑海里最多的，就是枪口。

前几天我们去过一个诊所，看到一对非常友善的老夫妇见到我们还非常和蔼地微笑示意。老头子的肩膀上，扛着一把步枪。

索马里人很穷，他们可能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定会有一把枪。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惨败，吃了丛林和所谓全民皆兵的亏；《黑鹰坠落》那一回，美军在巷战中，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全民皆兵。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终于能理解美军精锐为什么会输给乱民了。

本·拉登说过，没有什么比AK47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了。

索马里人也是这么理解的。AK47是这儿最常见的武器，当然，这款苏式步枪，也是恐怖分子和落后国家武装的最爱，不贵、简单好用、速率快。可以说，AK47是傻瓜枪中的傻瓜，一个新兵从开枪到拆卸再到保养，要掌握AK47只需要四个小时。关键它还耐摔、好藏——泥巴里、沙地里都可以，绝对不卡壳，可谓是兵器中的神器。越战中美国人拿着先进的M16，被越南人仿制的AK47打得苦不堪言，最后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武器，改用缴获的AK47。

恐怖大亨不提，萨达姆、卡扎菲等，也是时刻提着一把定制的黄金AK47。AK47是无可争议的枪王之王，从它问世开始到现在，有超过300万人倒在其枪口下，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5万人的速度增长，绝对的“人头收割机”。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东帝汶等几个国家，还把AK47放进了自己的国旗、国徽里。

该感叹卡拉什尼科夫，是一个天才的军械发明家呢，还是一个遗毒百年的刽子手？

梁红这时抛出来一个问题：“这些土生土长的索马里土著，每天生活在充斥枪支、恐怖的环境中，他们不害怕吗？”

曾乔和魏凯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内乱，以及近20年的无政府割据状态，成人们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环境，而小孩子们则是从出生开始，耳濡目染的也是这种状态，经历恐怖袭击和爆炸，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们应该早就习惯了，不会害怕。

梁红和我意见一致，他们也会害怕。

用咱们中国的老话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相信作为生物链最高层的人类，不分种族、放诸四海，这句话都是适用的。无论周边环境多么糟糕恶劣，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是善的都会向往安定、更好的生活。虽然索马里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但是他们也会憎恶这些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除了疯子，没人热衷战争。一颗子弹、一声爆炸，同时带走的是鲜活的生命。普通人必然会害怕。

虽然这些天，我们见到了太多飞扬跋扈的枪口，但也看到了更多无助和恐惧的眼神。他们会害怕，他们也想过上更好更稳定的生活。

话题进行到这里，房间里的气氛有些沉重。这几天，一些索马里人的眼神，特别是孩子的，透露出的无助和绝望，让人不忍对视。

向导也加入到我们讨论的行列。

我问他，在这儿可以圈一块地方，占地为王吗？

他颇认真地回答：“你想圈多大就可以圈多大，只要你盖得起围墙就没有问题——盖一圈半米高的围墙，”他用手比画着，“这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了。”

“枪王之王”AK47的撩人风采。它可是传说中的“人头收割机”。

真人版“雌雄双枪客”

我想到了国内的房价。

“然后呢？”大伙儿都来了兴趣，好奇地问。

“然后，你就要保护这个地方，”向导手舞足蹈地说，“你需要花钱组建自己的武装，比如花3万美金，买上100支AK47，然后雇用一批人，每人每个月10美金工资就可以了。

“……”

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此前所认识的世界里，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情形。无人说话，无言以对。

在索马里，没有政府和法律，只有一条无形的法则通用那就是达尔文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寻找“黑鹰坠落”现场

“咱们隔壁房间的那个土耳其人，被打死了。”一大早曾乔跑来说。

原来就在昨天，同住这家酒店的“邻居”，一个土耳其生意人，不听劝告，带着安保队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刚才酒店得到消息，他死了。

来的这些天，我们经历了不少惊险事儿，但并没有近距离接触死亡。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就有一条人命丢在了这里这件事带来的冲击感，近且醒目。沉默中，对自己在此的命运，多了一丝担忧。为那位陌生的朋友默哀。

曾乔问向导，像土耳其商人这样的外地人，跟本地势力也没有什么瓜葛，为什么会被打死呢？

他的回答让人震惊：“被打死的可能性太多了，可能是别人在试枪，就把他给打死了。在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儿，就会有子弹飞过来，然后就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

在索马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一文不值。甚至不需要其他理由，仅仅就是因为试枪，或者流弹，一条生命就能轻易地消失。

震惊之余，我们还是得整装待发，继续出去探寻摩加迪沙。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有很多要去的地方。

今天的目的地非常特别，安保队长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准确地说，是圆了我的一个梦。

装甲车没有驶向城市深处，而是开往了郊区。走了一段之后，就感觉这段路与往常不一样。虽然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所房子上都有子弹孔，但是这一带的建筑更甚，说千疮百孔，一点儿不带抬举。

看着那些废墟，我尽力在脑海里还原，这些屋子被破坏之前的样子。它们曾经应该是豪华的、荣光的，可是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瓦砾遍布；外面破败不堪，内里杂草丛生，与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为伴。

或许，这些就是索马里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吧。它是独一无二的。

装甲车停下，安保队长率先跳下，指着一个“新鲜玩意儿让我们看，并介绍说，这个东西的名字叫“Baby”。

大伙儿靠拢过去，惊奇地发现，这个叫“宝贝”的家伙居然是一辆锈迹斑斑的军用装甲车！——现在已经被附近的居民用作垃圾箱了。

安保队长说：“有10个人死在了这里面。”

听到这儿，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扭头四处看，这里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垃圾箱”。我知道它们是什么，虽然其表皮上的“UN”字样，已经被时间、阳光和风沙给抹掉了——是的它们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和联合国部队遗留在这里的轮式装甲车。索马里民兵在当年“摩加迪沙之战”中缴获的战利品。

弹痕和榴弹炮炸开的窟窿，没有被岁月洗去，依然深深地烙在它们身上。

安保队长继续介绍着：“这几辆装甲车不算什么，他们还打下过飞机。”他指了指前面的一条路：“当年那些民兵们，拖着美国人的尸体，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

听到这里，我确信，是的，没错，我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当年“黑鹰坠落”的现场。这条街道，就是鼎鼎大名的“摩加迪沙之战”的主战场。怪不得一路走来，这里没有完整的建筑，门窗已经腐烂光了，墙壁和破洞上，也呈现风化景象。

钻出装甲车，在恐怖之都的大街上“兜风”。

在郊区，看见曾经繁华的残垣、断壁以及瓦砾。

美军遗留轮式装甲车，威风早已不再，安保队长戏谑其为“Baby”。

安保队长走到马路中央的一个位置，站住，指了指天上，然后说：“当年，美国人的飞机就掉在了这个地方。”

我很激动，有点儿梦想照进现实、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终于到了种植我索马里情结的现场。

我快步跑了过去，边扭头四寻边问：“‘黑鹰’呢？”

答案有些让人失望，“黑鹰”直升机已经被当地的居民拆掉了，什么都没留，鱼骨都没剩下。这些年，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这里寻找“黑鹰坠落”的现场遗迹，或者想寻几片“黑鹰”的残留配件收藏。附近的老百姓，把战利品拆得片甲不留，他们把那些东西藏在家里，对外出售。

失望归失望，我是兴奋之情不减。此时此刻，看着周围的一切，开始在脑海中还原《黑鹰坠落》里的景象。

眼前的一切虚幻开了，幻灯片似的闪过电影里的镜头，我都有些恍惚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现实里，还是电影里。仿佛我们就身陷那场战争的旋涡之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感觉和大片完全不一样。周围炮火纷飞，子弹呼啸，战机盘旋。

我闭着眼睛，贪婪地嗅着这里的空气。

昨夜好像刚刚经过炮火的洗礼，此刻宁静的空气里，都带着还未完全消散的冲突分子，火药味扑鼻而来，伴随着燃烧的气味，充斥着我的每一个感官，真实而激烈。

“1990年，这里发生了交火，死了很多很多人，”安保队长指着黑鹰坠落点正对门的一所房子，说，“这就是我家原来的房子，在那次交火中被炸掉了，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一次冲突中死掉了。”

又一个突然的故事，原来队长是那场战役的亲历者，现场感就更加真实了。我看着他，试图从他眼神里寻找到点儿什么，甚至忘了去安慰。

游骑兵、三角洲特种部队、第十山地师特遣部队、海豹突击六队——几乎近现代美军参与的所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身影，抓捕本·拉登行动，就是由他们完成的。这里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当时，索马里人无论派别、势力，都站在了反对外来者的统一战线上。身旁的民兵倒下，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捡起死者的武器，继续射击、战斗。

美方视这次战役为耻辱的失败一战；其实索马里方面民兵和普通民众死亡人数超过1000，受伤人数则在4000左右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人。

安保队长说：“原来这一带都是我父亲的地盘，因为那次战争，这里的一切都被毁掉了，我们家族，也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表情波澜不惊，没有任何变化，但他转身的那一刻我还是看到了失落。

通过房子的残迹，从规模上可以看出，队长原本是一个“富二代”、地主。如今却只能给人做安保，拿生命来保证生活。

兴奋过后，心情像“黑鹰”一样，急速坠落，变得很复杂有对夙愿终了的感慨，也有对很多像安保队长这样被战争毁掉生活的人的同情。

枪与索马里人。

这是一座几乎不能称之为城市的城市。

运兵车上的重型机枪，威慑力强，出行必备。

战争，就这么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难民营里没有暴力

索马里有两张名片，混乱和贫穷。

混乱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认为这整个国家都是贫穷的。向导说，不是，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贫穷。

这是一个在摩加迪沙城市中间的难民营。

在来索马里之前，我们就计划了这一站，去索马里和肯尼亚边境交界处，看看著名的达达木难民营。我们也一直以为只有在那儿，才能看到真正的难民营生活。

向导说，你们不用去那儿，在索马里，到处都是难民营随处可见。在摩加迪沙，市中心、郊区、南部、海边，都是难民营，他随便就可以带我们去看无数个难民营。

在我们这些从遥远的繁华地方到来的游人眼里，说索马里这整个国家是一个大难民营，都不为过。

眼前的这片难民营很大，在马路下面的低洼处。一眼望去很大的一片，都是难民们居住的棚子，各式各样的，密密麻麻。

我无法说它们是帐篷，甚至连茅棚都算不上。几根竹竿几块木片儿，或者铁丝什么的，上面绑点儿塑料布，再搭上各种各样的破布片儿，还有塑料垃圾袋等，能挡风挡雨的东西都能用上。

站在马路边上，就能闻到难民营里飘出来的各种奇怪的味道，腐败、发霉、怪臭……应有尽有。我们却听不到声音，里面一片静谧。

梁红从兜里掏出来一些糖果，递给向导，想让他帮忙送给难民营里的孩子们。他没接，只是往下吆喝了一声。很多孩子钻了出来，先是有些生怯地看着我们，很快，目光就都集中到梁红的手里。迟疑了一会儿，他们雀跃着跑了过来。

孩子们很有分寸，没有上来哄抢，只是跑到我们跟前，有序地伸出他们黝黑、干瘦的手，期待地看着我们。笑容干净。

我们把准备好的一些糖果、饼干、清凉油送给了他们，还得提醒清凉油不能吃。孩子们也都很懂事，每个人只要拿到了一样东西，就绝不会再伸手来领第二次。拿到东西的马上跑下去，告诉其他的小伙伴，这儿有人发吃的东西。

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簇拥了过来。

最后，我们让许多孩子失望了，因为我们随身带着的东西不多，不能给每人一个。有些人没有拿到，但是也没有闹，空着手的孩子们，只是带着遗憾，笑着离开了，在远处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们可以下去吗？向导点点头，他脸上没有此前时刻警惕的神情，安保队也没像以前那么紧张，枪都挎着，或聊天或抽烟。

难民营里没有暴力，这是他们给我的暗示。

走进难民营，第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难民棚让人触目惊心——这个甚至连棚子都算不上，一些石头围在那儿，圈了个小餐桌那么大的一块地方，一些树枝藤条编扎起来一个骨架上面连布片儿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稍微大号点儿的鸟笼子。向导介绍说，这个“笼子”，是两个难民的房子。

一个人蹲进去都很拥挤，而且完全没有遮风挡雨功能的地方，却是两个索马里人的家。

向导指向一边，那是一个用几根稍微粗壮点儿的树干支起来的棚子，上面盖上了一块完整的油麻布。向导说，它就是这块地方最好的房子。

刚才在马路上往下看，这里只不过是一块低洼的弹丸之地，走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容量，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棚子一个挨着一个，没有规律，能生存的空隙，都有人生活在那里。

就这么一块地方，拥挤地生活着成千上万的索马里难民。

生活垃圾、炭灰、污垢、不明的腐烂物……随处可见各种刺鼻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让人呼吸困难。这就是难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

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很多也夭折在这里。

远观摩加迪沙，会让人觉得有些寒碜，有些可怜兮兮。

街头的穷人，以及酷似超级垃圾场的难民营。

与我们前面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遍地是枪、人们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冷漠不同，这里的人给我们展现的，是另外的一幅画面。

很少看到枪支，居民们对这些远方的客人也没有排斥很客气。虽然没有条件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房子”里做客，但脸上都带着友好的笑容，站在自己“家”门口，跟我们打招呼送上祝福。孩子们围绕在我们身前身后，把一张张的笑脸凑到摄像机前。有些胆小的女孩，躲在棚子后面偷偷地看着我们满眼好奇。

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他们的脸，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但笑容是一样的纯真、善良。

在随处晾着的衣服上，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元素：一些印着中文的企业文化衫，在活动结束后被捐赠到了这里；还有明显是中国南方工厂作坊里制作的仿制运动服，也解决了一些人的穿衣问题。

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摩加迪沙的城市中心，虽然不是特别富庶，但也绝对不是现在的光景。后来，这里就被美国人摧毁了。现在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衣服，总之什么都缺。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丈夫、孩子甚至是自己，就会饿死、病死。

“他们没有吃的，维持生活的粮食从哪里来？”梁红问。

一些石块、几根树枝藤条编起的骨架，甚至连遮风挡雨的破布片都没有，却是难民赖以藏身的家。

“完全靠救济，联合国粮食署会不定期来发放一些吃的但是那些远远不够。很多时候都是几家人分吃一顿饭，一餐顶好几天。”

“那他们不用工作吗，或者去种一些东西？”

“没有工作，摩加迪沙也没多少还正常运转的企业了，根本没有岗位提供给他们。种地也一样，他们没有钱就买不了地买了地还得武装保护，否则就会被抢。这个代价太大，他们承受不起。”

“那他们每天都干什么呢？”

“待着。”

“待着？”

“是的，他们根本没有事情可做，小孩子们还可以一块儿玩，大人们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待着，发呆什么的。”

一个城市的中央，一个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地方，里面充斥着灾难、疾病、饥饿……却又如水般地安静。

仿佛无声控诉，也仿佛默认宿命。

回到装甲车里，大伙儿都没说话。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是震撼，也是感染，还有无力感。孩子们的脸，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安保队长向我们发出邀请，他说自己新家所在的社区外面，就有一个难民营。他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那里，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生活，在电视上播出，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能够看到自己同胞们的苦难，继而提供一些帮助。

童真的眼神，干净的笑脸。他们会托起索马里明天的希望吗？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也是义务。

安保队长所谓的社区，在我们看来，依然是一个难民营社区里没有砖瓦的房子，依旧是一个个的棚子，只是这些棚子搭建得比刚才所见到的那些，要大一些，都有完整的布料遮挡。

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首先去看的，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脸上尽是焦躁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种，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那个小伙子说，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

接着去了手术室，设备也非常简陋，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没有任何心电仪器，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许多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肆无忌惮。

小伙子说，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因为这里缺设备缺药品、缺人员，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等病危了来到医院的时候，几乎就无法医治了，也根本无须手术了。

下一站是病房。说是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还有躺在地上的。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刺鼻难闻。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身上盘旋着，病人们也不驱赶。他们双眼无光，木讷、呆滞地盯着自己的正前方，一方面身体被病魔折磨着，一方面仿佛是在控诉自己悲惨的命运。

医院里聚集了不少病人，却得不到治疗。事实上，医院里除了医生和病人，什么都没有。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我们，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梁红走过去，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那孩子也不拿一动不动，呆滞地看着梁红。那妈妈做着手势，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这一幕颇让人心酸。

接下来，我们去了ICU病房，重症监护室。在我的印象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什么心电啊、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而且也不会随便让人进去。但进去之后，我们吓了一跳里面也是人满为患，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监护设备、仪器。

我很诧异地问：“你确定这是ICU吗？”

小伙子点头：“对，这是ICU。”

“那为什么没有设备？”

“没有，我们没有设备，只有……”小伙子苦笑，用手数着说，“1、2、3、4、5，只有5张病床，没有任何设备。”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只有一台电风扇和一个家用制氧机。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是医院的血库，可进去之后却发现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因为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

“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答案我已经知道。

“没有，没有血，什么备用的都没有，”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这里没有血清、没有药品、没有钱，病人们也没有食物。”

“那病人们来医院看病需要花钱吗？”

“这个倒不用，他们看病不需要钱。”

“那是政府给钱吗？”

“这里也没有政府，”他继续摇着头，说，“都是一些国际援助组织，给我们提供一些援助。但是你们也看见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

走上二楼，楼道里堆满了人，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我需要帮助，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我的心里隐隐作痛，梁红一路也无话，眼圈一直是红红的。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怕辜负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失望。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最后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索马里。”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却无法承载也无法释放。

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无助、他们期盼的眼神……对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活着已值得庆祝

索马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

驶过一座清真寺，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虔诚”的一面：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有很多清真寺，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安静而肃穆。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一个社会体系、教育、司法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

还有很多人在忏悔过去，在祈祷未来。

傍晚的时候，我和梁红站在高处，俯瞰索马里。层峦叠嶂云霞流动、海滩万里、潮汐落涨。这一切，让人误以为自己身在天堂。闭上眼睛，置身充满暴力、饥荒和无序的街头，我们又仿佛瞬间被拖进了地狱。

我们终究是局外人，无法洞彻每一个索马里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生活每天都在阳光下继续，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悲伤，但是生活中，也总能有很多让他们开怀的地方。对于未来不就应该是这种心态吗？

在我们拍摄这些废弃鞋子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已经死于十几天前的一场暴乱。

“至少我还活着呢。”这个烂掉一条腿的小伙子波澜不惊地笑着说。

时间在催促我们，摩加迪沙的面纱，我们才仅仅掀开一角。

下一站，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索马里国家大剧院——准确地说，是剧院的残骸。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已完全被毁掉了，只剩下外墙里面没有舞台，没有座椅，顶棚也只剩下骨架，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这个剧院，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前几任总统的选举、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都在这里进行。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颇有点儿梁山泊聚义厅的意思。

向导告诉我们，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

在一个月前，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当时有200多人聚集在这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女子，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都当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伤。

仔细看去，剧院里还残留着那次爆炸的痕迹。一些被炸毁的桌椅的木块散落在四周，地面还有一块块干涸的血渍，以及一些被炸得残破的栏杆、墙体。

退出来，剧场的院子里，有一些遇难者的鞋子，堆积在一个树坑里头，遗留在了这里。看着那些残破的鞋子，汶川的梦魇袭上心头。我脑海里在还原当时爆炸的情形：人们互相拥挤着、哭喊着，鲜血流了一地，有些人无助地在地上爬行着求救……在一个月以前，这些鞋子还穿在一个个鲜活的人脚上，现在它们躺在那里，它们的主人的生命，已随着一声巨响消逝了。

我去过不少灾难的现场，每次看到那些逝去的生命留下的痕迹，我的内心都万分悲伤，没有所谓的硬汉，只有眼泪骤降；这一次更甚，因为之前那些灾难都是天灾，而眼前这次，是人祸。

向导挥手让我们过去。在院子的一棵树的树荫下，有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孩子，坐在一张席子上，腿上盖着一条黑布。我们走近，向导把那孩子腿上的布掀开了，变魔术般的，许多苍蝇飞了出来，梁红吓得后退了一步。

被眼前所见惊怔住后，梁红赶忙表示歉意，自己没有嫌弃和不敬的意思，纯粹是本能反应，确实是被吓到了。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反应，因为我们面前这个孩子的腿，实在是让人不忍直视：他两条腿的膝盖以下皮开肉绽，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到处都是炸伤、烧伤的痕迹，还能看到骨头和筋脉，腐烂的肉里面还趴着蛆。

这是灾难留下的印记，将暴力的后果在一个孩子的腿上具体呈现出来。如此残忍，如此触目惊心。梁红红着眼睛问是怎么弄的，安保队长代答：“就是在剧院集会的那场爆炸里他被炸成这样。他的父亲、姐姐，全家人都在那场爆炸里丧生他们家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也许我们看到的遗留在爆炸现场的那堆鞋子里，就有几双是他的家人的。

整个过程中，那个孩子一句话没说，就一直冲着我们笑梁红心疼地问他：“疼吗？”

他歪了一下头，没回答，依然冲着她笑。梁红问安保队长这么惨，他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安保队长用索马里语跟他交流几句，那孩子非常淡定地回答了一句话，说完依然冲着我们笑着。那孩子说：“至少我还活着呢。”

这句话一出口，我们四个人脑子里已经空白了，全是惊诧彻彻底底地被征服。什么励志故事、什么心灵鸡汤，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们面前这个可怜孩子的这句话那么有力量，那么有冲击力。来索马里这些天，经历了那么多事，看见了那么多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震撼过。

如此背景，如此一句话，注定会让人铭记终生。那一刻无论多么内心强大的人，都会为之动容。一向大大咧咧的我像被击中般，直指心窝。我想把自己亲眼见到的这个孩子的故事，转述给所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国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的人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现有的东西。我们太多的人，每天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抱怨、在怨恨、在计较，可是我面前这个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双腿、失去了一切的孩子，却乐观地告诉我，“至少我还活着呢”——活着已值得庆祝。

孩子依然在笑着，我们却笑不出来，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外面波澜不惊，众人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

又是中文，把我们被感染的情绪拉回到现实中来。看过去，两个老人走了过来，一男一女，满脸笑容，非常热情地跟我们打着招呼。那个老头，张开双手，继续说：“中国和索马里人民友谊万岁！”

他再次连说了三次，是中文。虽然有很重的索马里口音，但是能听明白。

紧接着，这俩老人就在我们面前开始载歌载舞，他们唱的歌也是中文的：“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照亮，我们迈步走在呀，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巴扎嘿！”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北京人来说，这首歌太熟悉不过了，《北京的金山上》。

这些天来，接踵而至的各种意外和惊喜，都没有这次来得直接而立体。在千里之外的异域他乡，听到有人在唱着我们小时候的歌曲，你能想象到那种埋藏多年的思绪，瞬间喷涌而出的感觉吗？

索马里老人竟然会唱《北京的金山上》，怪不得他一开始要喊“中索人民友谊万岁”。

海滩上运动的索马里青年人。

年轻的妈妈，以及对着镜头扮鬼脸的孩子们。快乐很简单，快乐也很艰难。

怅望。

原野。

唱完，所有人都开始鼓掌。在刚刚那种紧张，还带着点恐怖、阴森的氛围中，突然来了这样的两个老人，气氛瞬间就变得欢乐起来。

老人跟我们讲，他去过中国两次，还说中国政府援建这家剧院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了，他们是剧院的看守人，守在这儿40年了。

不知道我用“传奇”来形容他们有没有托大。我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和蔼、亲切的笑脸，我看不到一丝对生活的担忧和对周围环境的恐惧。这是索马里之行我见到的第一张没有消极内容的笑脸。

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暴力和子弹的国家，他们保持着最普世的微笑。

梁红把相机递给我，她要和两位老人合影。早说过，在索马里，我们不敢相信任何人，特别是经历了前任安保队长勒索的事件之后，更不敢和任何人有身体接触。但是这一次，梁红没有顾忌，我也没有担心，听到“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完全交出了内心。

他们热情洋溢的脸，直入人心，我们能够毫无条件地信任他们。梁红和两位索马里老人搂在了一起，我按下了快门键。这是我们这次索马里之行，唯一的一张和本地人的合影。照片上的三个人，年龄、衣着、肤色都不同，但是有着一样的笑容。

至少历史还在，至少还有未来

“放下枪，拿起笔。”墙壁上的一个标语，这是我们在索马里看到的最具正能量的句子。

在索马里的最后一天，我们身在一所学校。

摩加迪沙曾经有一所高等学府——索马里国立大学，在战乱中关闭了。而2011年中国国庆节期间，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教育部办公楼，发生了一次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造成7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自此，索马里的教育系统正式瘫痪，现在只有少数私立学校在继续授课。

这是一所私立大学——说是学校有点儿托大，因为只有几间教室。

向导介绍，摩加迪沙还有一些类似的大学，都是免费提供教育，不用报名不用缴学费，只要你想学、愿意学，就随时可以来，听得懂就行。

偶遇校长，很年轻，跟我差不多大。又一个在海外求学归来立志建设祖国的索马里人。他介绍说，这所学校只有艺术类和商务课程，资源有限，只能教授以后建设索马里用得着的知识。

“放下枪，拿起笔”的他们，才是真正的索马里之光。

校长带我们走进了教室，光线略显昏暗，教室里的温度接近40℃。外部环境严峻。

大约有五六十个年轻人，挤在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里，两三个人甚至更多，共用一张课桌。教室的左边是女生右边是男生，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予以区分。女生们还都戴着头巾、面纱，只露出眼睛。

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教义里，男生女生是不允许在同一间教室里的，必须要严格地分开。但是这些年轻人，还是冲破了宗教的一些枷锁，坐在了一起，学习知识，汲取能量。

信仰虔诚于宗教，求知而不受困于宗教。

我们之前在摩加迪沙街头见过冷漠和暴力的眼神、在贫民窟见过天真和无奈的眼神、在医院见过呆滞和绝望的眼神在剧院见过坚强和和蔼的眼神；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索马里的另外一种眼神：专注和求知欲。

无疑，这种眼神正代表着索马里的希望。

校长还让英语好一些的梁红给学生们讲几句。

梁红问，你们知道中国吗？他们只知道长城、熊猫和成龙希望有机会能走出去，去中国看看。

有个学生站起来问梁红：“你喜欢北京还是喜欢摩加迪沙？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索马里？”

梁红迟疑了一下，可能觉得回答喜欢索马里和摩加迪沙会跟他们拉近一些距离感。但她还是本能反应地回答，喜欢自己的祖国，喜欢北京。

没有冷场，底下学生们开始鼓掌。班长就站起来说：“如果你说喜欢摩加迪沙，那你就是在说假话。只有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才是好人，才是善良的人。”

这就是索马里人的价值观。

在回程的车上，大家讨论着索马里人的业余生活。他们国内唯一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早在2001年就关闭了。在互联网覆盖全球的年代，索马里却是一块盲地。通信这块，10年前是每千人有固定电话或手机1.5部，10年过去了，手机在这里依然是奢侈品。

索马里的文化流传，依然断层，没有链接，没有传承。

边上的向导听了，摆摆手，说：“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地方。”

一栋比医院豪华得多的大楼，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这也是我们在索马里看到的第一座能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建筑。向导介绍，这是索马里国家电视台和国家电台。

通过向导的沟通，我们被允许进入大楼参观。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里面规模不大，但是演播室、直播厅、操作间等，都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在简陋的环境里忙碌地工作着。因空间狭小，我们都只能站在门口看，无法进去仔细观摩。

电台的一个负责人，把我们带进了他们的资料库。

索马里人的历史和记忆，大多珍藏在国家电视台的资料库里。

他甚至找出了一张1996年录制的磁带，播放出来的竟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一个额外的惊喜。走进去的那一刻，我瞬间兴奋了起来，要了解一个民族、挖掘一个国家，他们的历史和记忆大多珍藏在电视台的资料库房里。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60多岁的大爷，当他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之后，面露悦色，让我们跟着他走。他在寻找什么东西我们跟在后面参观。

这里很像以前那种很旧、很狭窄的图书馆，一个个林立的书架密密麻麻地矗立着，上面摆满了东西。最上面一层的空间也被充分利用，直接戳到了天花板。架子上的东西都很陈旧破败、泛黄，看上去都有些年月了。

不出意外，这里面东西，皆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资料记录着索马里建国以来那些历史的瞬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些索马里人，在这样的战争、混乱年代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的影音、影像资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索马里这个国家才有记忆，索马里的人民才有根。

老爷爷站在一个架子前说：“这三个架子上，保存的是多国语言资料。”

他翻出来一盘磁带，递给我们看，上面标注着1996年录制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他说：“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然后把磁带打开，绕在一个非常老式的录音机上——老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没见过。

按下按钮，接下来的声音旋律，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一心为人民……”

唱歌的不是中国人，口音很重。老爷爷咧开嘴笑了起来，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用索马里乐器配乐和中文录制的。”

节奏一响，就特熟悉，感觉很荣幸、很激动，那一刻，民族自豪感喷薄而出。异国他乡，我们找到了维系两个国家友情的纽带。

我压根没想到，此次索马里之行，会有这样的额外收获，能够见到这个资料库、听到这些珍藏的珍贵影音资料。虽然索马里有战争、有饥饿、有贫困，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不空虚，他们留住了自己的历史和记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熟悉的旋律出现的瞬间，就打破了我们对索马里原来的所有认知。原来我们以为这个苦难的国家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一刻我们觉得，他们依然拥有很多，甚至是其他和平的地方都没有的东西。

至少历史还在，至少还有一些人牢牢守护着民族的根。能珍重历史的民族，一定能创造未来。

我们在索马里的最后一站，是摩加迪沙的杰济拉海滩（Gezira Beach）。

索马里拥有非洲国家中最长的海岸线，风景优美的海滩，是这个国家的骄傲之一。我们此时所处的杰济拉海滩，曾一度是索马里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随着长年的战争和索马里海盗的出没，这片海滩已经失去了其吸引力和活力。

安保队员化身“沙滩足球队员”。

日暮打柴人。

眼前，没有穿着各种各样泳衣的人群，没有嬉水玩沙子的孩子。滚滚的波涛中，也没有冲浪板和快艇。岸边沙滩上只有从海里冲上来的垃圾和枯木。虽然看上去有些萧条，但是脑海里，依然能想象出它曾经繁华荣光的样子。

无论怎样，它依然是一片漂亮、唯美的海滩。

在这片非洲最美的海滩上，这些天来一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我们，松懈了下来。

安保队员们换掉了自己严肃的一面。他们有的放下枪脱掉上衣，跳进了海里，向远处游去；有的奔向了远处在沙滩上光脚踢球的人群，背着枪加入了他们，一起奔跑着，追逐一个破旧不堪的足球。

这些天，跟他们朝夕相处。在我的眼里，他们每天都是那么的严肃和警惕。此刻眼前这些，完全是我想象不到的画面。

没有咖啡和冷饮，我和梁红坐在岸边的凳子上，掏出矿泉水摆上，再点上根香烟，惬意无比。海风阵阵吹来，吹散了所有的疲惫和紧张。眼前碧海蓝天、银沙连绵，几个人在海里钻入浮出，海滩上一个皮球带领着一群人追逐嬉戏。

人不多，反而带来一片祥和宁静的感觉；后背是高耸入云的清真塔，还有一排排古老的阿拉伯城堡。

如果我们身边没有武装安保，身上没有穿着防弹衣，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和梁红，现在身在一处黄金海岸，悠闲地度假。

……

这就是索马里，我们亲历的索马里。

虽然这个国家依然混乱无序，每天都在上演着悲剧；虽然这里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饿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的另一面，依然倔强地保存并延续着。在困苦中，依然有许多人保持着微笑和乐观，有许多人回到这里志愿援建自己的祖国，有许多人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期待美好明天……

许许多多的索马里人，都相信还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

我们也相信，这个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会一天天地变好。

第二章 零下71.2℃的求婚计划

不来雅库茨克，我得后悔一辈子

扔下一包行李，乘着装甲车假装去索马里南，出了市区，立马绕道直奔机场。背后仿佛千军万马。

金蝉脱壳之计颇为惊险，所幸最终我们成功地逃离了索马里。把枪口扔在身后，到达了迪拜之后，“摩加迪沙的诅咒”来了。腹泻，不停地腹泻，还有反复的呕吐。

去医院一查，感染上霍乱了。原因是喝了摩加迪沙的水。不听人言的教训。

那几天，我反复奔走在迪拜的酒店和医院之间，一度脱水到无法下床。

梁红说，那是我这辈子看起来最瘦的时候了。原来说我170有点儿押270韵的意思，现在就真的不夸张了。

迪拜的医院实在太贵，我们选择了回北京休养。

我这辈子最难受的时候，一次是当年车祸骨折那次，躺在医院里面几个月；再就是这次回北京休养，整天病恹恹地脱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世界上最大的煎熬，就是一个志在万里的人，被禁锢在一方床上。

当年那次骨折，我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四个月，每天就是吃喝睡。那次动手术的时候，那护士估计是新来的，给我打麻药的时候漏了一边。接下来手术，冰冷的手术刀在我腿上筋骨里穿梭，那块儿是没有麻药的。我愣是憋着没叫唤，黄豆大的汗粒儿满脸都是。实在疼得忍不住了，用手死死地掐住床头的铁架子。终于极限了，床头的铁护栏被我生生掰了下来。

他们问为什么不喊出来，我一脸淡定，喊出来在美女小护士面前多跌份儿啊。

这事儿梁红倒没跟我生气，反而说老张你太硬气了。

俗话说硬病能扛，软病磨人。霍乱之后的这顿呕吐、腹泻彻底让我浑身无力，干什么都不行，就只能在家里养着。无所事事之下，只能翻以前出去旅行的那些照片、录像看。结果看到了不少我们年前去奥伊米亚康的东西，瞬间把我的思绪拉到了世界寒极的那一片冰天雪地里。

而且，我还欠着房东儿子一盒高清的《金刚》。

那是2012年的春节，整个北京一片灯火辉煌、礼花绚烂——都是给我送行的。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和梁红、魏凯背着大包小包行囊，直接奔了首都机场。没错，我们要去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

选择这个过节的日子出发，是因为既然要去寒极，就得赶上它最冷的时候去。过完年那边也开春了，虽然也很冷，但最冷的峰值肯定过了。另外，这个日子出发，一方面是好记一方面以后吹牛，说起来哥们儿大年夜奔北极，倍儿传奇。

“你说，零下70℃得该有多冷啊？”

“太冷了，我真猜不出来，想象不到。”

这一路北上，还好气温不是骤降。感觉像是温水煮青蛙我们从零下5℃慢慢走到零下70℃里，应该能适应吧。

北京、海拉尔、腾达、满洲里、贝加尔斯克、赤塔……一些很奇怪的地名，从城市到荒原，然后是茫茫雪野。我们上了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俄罗斯的天路，最后抵达地球上北向铁路的终点，涅留恩格里。

接下来一程，汽车把我们送到雅库茨克。

这地方在普通人眼里没有北京、伦敦有名，但是在我们这伙人眼里，那就是圣地，为什么？因为它特别、唯一。

北极圈附近不乏世界名城，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俄罗斯最大的军港摩尔曼斯克、挪威的“北极之门”特罗姆瑟、阿拉斯加的航空港安克雷奇、格陵兰岛的首府戈德霍普，这些全是地地道道的“寒都”。但世界最寒冷的城市，这一名头，只属于雅库茨克。

雅库茨克，是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为零下40.9℃，最冷的时候是零下60℃，极端情况下能达到零下62℃。了不起的是，这座城市建于永久冻土层之上，“冰城”之称，名副其实。

听着都带劲儿，不来雅库茨克，我得后悔一辈子。

火车像钻入冰川一样，一头扎进了北极圈，整个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在寒冷的空气里，看什么都觉得不真实，像是成像。城市、建筑、树木，一切都被冷空气切割得棱角分明。

向导在这儿等着我们，他沉默寡言话不多，就带着我们放羊，你们自己随便观光、随便拍照，有事儿就问，没事儿不多说一句话。可能觉得天冷，说话费劲。

“世界最寒冷城市”只属于雅库茨克。

一路逛过来，雅库茨克确实别具一格。房子都建在离地一米多高的桩子上，因为到了夏天，表层一米多的冻土会融化掉，所有的房子就都变成了“空中楼阁”，俄罗斯人称之为“在融冻层游泳”；自来水管道，也全部露在地面上，防止冬天一冻夏天一融而破裂；还要一路设加油站，严防水在管道内冻结；每家每户门窗都是三四层，一旦冷空气大量进入，这屋子就变大冰箱了，没法待人……

这地儿已经够奇葩了，但不是我们的目的地，预热而已。

才零下40.9℃，自然不是我们要挑战的极限；雅库茨克东北650公里外的奥伊米亚康镇，才是终点。那儿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是零下51.5℃。要知道此时的北极圈的平均温度，“也才”零下41℃。

为什么要去奥伊米亚康？

这又得回到我那“狭隘”的民族自豪感上。有次跟一个新西兰人聊天，说到世界寒极这事儿，那外国佬说他们国家有人在那儿成功露营了，完了还很轻蔑地加一句：“你们中国人做不到。”当时这话就深深地刺激了我，后来在莫斯科，一俄国佬说到奥伊米亚康的时候忒自豪，说那儿只有他们斯拉夫民族的人才能生存，“你们中国人不行”。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跟他们较上劲儿了，我非得去试试。说代表中国也好，我一个军人出身的热血男儿得去；说仅代表我自己也好，我这种“重口味”成癖的人，更得去。

平静而危险的通往“寒极”之路。

大片的森林，极寒压不倒生命的存在。

于是，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便成了我计划中的一站。

这事儿我跟梁红一说，她的回答是：“他们老外也还没有女人成功过吧？”一拍即合。我们要去零下52℃的气温下露营。

说做就做。我们准备很充分，羽绒服、照明灯、温度计睡袋等，还有帐篷。

在雅库茨克补充了一下物资储备，我们踏上了此次极地之行的终点站：奥伊米亚康镇。

“白骨之路”上的幽灵

“不去，路上都是无人区，太危险了。”

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奥伊米亚康，不料我们的第一步就遇挫了：找不到车。离那儿还有600多公里呢，咱不可能步行去。我们问了许多人，得知要去奥伊米亚康之后，大多数车主都是伸出大拇指，然后摇头：不去。

满腔热情，差点儿就这样给浇灭了。我们三个人跑了一万多公里，好不容易到达了雅库茨克，剩下的650公里近在眼前，却又是如此遥远。司机们深知那段路的凶险，不敢涉险。

一般去奥伊米亚康的，都是科学考察队，他们都有自己的运送车。

什么招儿我们都试了，就差去路上贴小广告了。最后，我们找了一个广播电台，发布广播消息：有几个中国人要去奥伊米亚康，雇一个司机，或者有去那边办事的，请求捎一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应声了，但是价格不菲，够买他一台车的。能送我们去——安全到达，什么都无所谓了。

在等待司机的过程中，我们一度很忐忑，千万别来一个莽夫。这条路是欲速则不达，只能顺从不能征服，如果司机莽撞的话，我们十有八九得翻在路上。

还好，来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淳朴、敦实的东欧人。我们还是很谨慎地问了几句，您这车没问题吧？您熟悉路吧？

那司机让我们放心，他每年都要跑一趟奥伊米亚康，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目前他生活在雅库茨克，但他的父母还生活在奥伊米亚康。送我们一趟，他自己也刚好回去省个亲。

刚好，我们对了对时间，让他回来的时候还捎我们。

他的小客车像是一台金杯，一向对车很了解的我，刚开始也没能认出来牌子，后来才知道是越野小客车里的大灰熊——Uaz（尤兹）。四轮驱动，有两个油箱。几乎没有什么软性设备，全是铁家伙，包括驾驶台都是铁皮的，倍儿结实。Uaz号称越野第一利器，用它来跑长途雪地，再好不过了。

安全感随之而来，放心地搬着行李就上去了。里面有两排座椅，配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暖气——这是在北极圈附近混必备的东西，比空气都珍贵。此外，这车的发动机和地板全用被子包了起来，不包着都会被冻坏；车的轮胎也带着很多小钉子。看来这司机果然是熟手，咱没找错人。

车开出雅库茨克没多远，前面没路了。我们正纳闷的时候司机方向盘一甩，拐出了主路，然后就见前面有条河——当然是全冻河。

天色也骤然黑了下来。就见司机下车，拿出一些奶茶和肉食放在河边——不言自明，他是在祭河，祈求接下来我们一路平安。疑问又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条河上走？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没有路，得在河上走这条河叫勒拿河，是世界第十长的河流，长达4400公里，流域面积也位居世界第九。

梁红还一直担心会不会掉下去，司机师傅笑了笑，问：“你们猜这河冰冻得有多厚？”

我们没敢说出一个具体数字。司机给我们科普，勒拿河每年10月份封冻，到第二年5月份才会解冻。冰冻厚度在这个季节，一般都能达到12米左右——这下我们就全都放心了因为一般在我国的东北，最冷的时候冰冻厚度也才两三米。那上面都能跑车了，现在这条河上跑坦克都没问题。

大伙儿一阵惊叹，惊叹的不是它冻得有四层楼那么高而是这地方到底有多冷啊！

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走的这条道儿根本就没多少人走，更谈不上有什么路了；河面上都是一样的，有的地方冻结实了，有的地方还覆盖着蓬松的雪。车上也没有安全带，一路上都在摇摇晃晃。

进了北极圈，那真不是一般的冷。

穿越600公里极寒无人区，就靠它了。

我们已经很满足，走在这样的河道上，司机能开成这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过，我心里还是挺虚的。在这种不毛之地行走，接下来未知的地方太多，一切都不可预料。

天亮的时候，我们终于离开了河面，前面能看见路了。

这是好消息吗？不是！在我们了解到的资料里，走这条路远比走河面危险。

这条路叫科雷马公路，一般简称M56公路，和阿尔及利亚到尼日利亚的撒哈拉公路、菲律宾的哈尔斯玛公路、玻利维亚的北永加斯公路，以及中国太行山的郭亮隧道，并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五条公路”。

俄罗斯人称这条路为“白骨之路”。这条路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由成千上万的苏联犯人们修建而成。由于条件恶劣，无数人因劳累和饥饿而死，就顺手被埋在了道路两侧。

外人也称之为“幽灵之路”。

刚才我们从勒拿河转到路面来的那一段，就是这条路的终点，所以想从雅库茨克上到M56公路，冬季只能靠冰封的河面，而夏季则是依靠渡轮。

“幽灵之路”名字已经给了人心理震慑，我们忐忑不已，接下来的路，就全部是无人区。名字之外，再想想我们脚底下还可能埋着不少尸体，这些就更瘆人。另外，出发前还看到雅库茨克城郊贴着的官方告示，说这条路上还有土匪出没，请谨慎选择出行。

我问司机：“这路上真有土匪吗？”

他一笑：“真有，但是这个季节没有。天这么冷，他们在路边埋伏，不冻死才怪，到夏季的时候才会有些土匪出没。”

“就算到了夏季，他们的生意估计也挺冷清的。”我开了个玩笑，想缓解一下让人感觉有点阴森的气氛。

走了一程之后，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孤单”，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发现路边还停着一些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们，那些车都是废弃掉的，没准还有不少尸体依然留在车里面。

我们听完大骇，什么情况？

这些车十有八九，都是在走这条“白骨之路”时出了故障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烟，根本无法救援。运气极好的，能等到一辆过路车，把人捎走，车就扔这儿了，再回来拉车的费用，还不如再买一辆。大多数情况下，差不离就是被冻死在车里了。人没法离开车，出来肯定被冻死，不出来，车坏了没暖气，依然是被冻死的结局。

那些废弃的车，此时就像一座座坟墓一样，矗立在M5的路旁，让“幽灵之路”更加名副其实，毛骨悚然。

路边还有许多的十字架，司机师傅看我们好奇，就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M56“白骨之路”之称的来源。

如鬼如魅的暗夜征途。

奥伊米亚康、雅库茨克，甚至是整个雅库特共和国地区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是流放和劳改犯人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历史上，都以苏联内务部的简称“古拉格”命名。在1929年到1953年的24年间，至少有1400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强迫进行劳动改造。修M56这条路，自然就是囚禁在这一带的囚犯们劳改的工程之一。

囚犯们在这里遭遇的是非人的待遇，苏联称之为“劳工矫正营”，但更多的西方国家则直接称之为集中营。这里并没有监狱式的围墙和铁丝网，绵延千里的荒原和极度低寒，构筑了一座无形的监狱。囚犯们“越狱”后，存活率几乎为零。

在修路的过程中，囚犯们劳累致死的、饥荒饿死的、气温骤降冻死的，不计其数。他们大多都是就地掩埋，如同三千年前中国修筑长城的苦役们。不夸张地说，这条路就是用人命填起来的。

当时这一带信奉基督教和东正教。那种情况下，也只有主能让他们找到些许寄托。这些十字架，就是有人修建起来纪念那些亡魂们的。丰碑一般。

车里的气氛骤然变得肃穆起来，脑海里那些人修路、惨死的画面都上来了。一路的舟车劳顿，本来有些犯困，这会儿就再也睡不着了。那种感觉很奇怪，无法形容。刺骨寒在外心寒颤在内。

幽灵公路上的无名墓标。

突然，车里散开来一股很浓的胶皮烧焦的味道，紧接着就有烟雾，在车厢里弥漫开来。我做过机械修理，一看这状况心里就咯噔一下：坏了，车出故障了。

不一会儿，车子就像烧着了似的，前盖那儿浓烟滚滚怕什么来什么，是真出故障了。

今天有可能要交待在这里了。

司机下去，掀开盖子做检查，找出了问题出在哪儿：电动机、暖风机过热，线烧坏了，保险也烧了。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如果是其他问题，比如车不能走了咱们还能缩在车里，负隅顽抗一阵子等救援；但是暖风机坏了，没了供暖，我们就相当于暴露在零下50℃以下，待在一个大冰箱里，而且还是冷藏模式，待不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得全部冻死。

短短两分钟之后，刚才还暖融融的车厢，瞬间就结满了冰晶，呼吸都是冰冰冷冷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快就会被冻伤，接下来就是冻死。

那一刻，人类在大自然前面显得无比的渺小。

零下71.2℃，白色的村庄

路边那些废弃的汽车坟墓，历历在目。

“抓紧时间，修！”惊恐、怨天尤人没用。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老张对机械维修还有点儿经验，能上手。搞不搞得定看天，这几条人命全系在我身上了。

我哆嗦着下去，三下五除二把大灯的线拆了，替换到电动机和暖风机上。10分钟后，问题解决了。司机做了一个谢天谢地谢耶稣的动作。

胖子果然耐寒，我在外面修车的时候，还没太感觉到冷得不行。一回到车上，见梁红和魏凯都冻哆嗦了，他们的眉毛上都结冰晶了，嘴唇惨白。梁红咧嘴一笑：“老张你太能耐了。”一股白气升腾而起。

车里的暖风机又开始工作了，一点点儿地把寒气逼了出去，我们继续上路。

开了一天一夜，司机也不能疲劳驾驶，顶不住的时候，就停在路中间眯瞪20分钟半个小时，后面也没车摁喇叭催。车停着的时候，不能熄火，否则在这种温度之下，就再也别想发动。我们计划要在奥伊米亚康待一个星期，也就意味着，这一个星期里，这车都不能熄火，发动机得开着。

在这些极寒地带，车主都有暖车库，只有在那里面才能发动汽车，我们现在这辆车，也只能等回到雅库茨克之后，才能熄火。

终于，奥伊米亚康的标志性建筑——零下71.2℃纪念碑出现在了我们眼前，迎接我们的到来。后面原野里、山丘上林立着许多房屋。房顶都被白色的雪覆盖，不怕冷的树的绿色也全都屈服了，装点上了雪。

经历过这一路的惊吓和事故，那一刻的兴奋劲儿，不亲身经历感觉不到。我第一个钻下车，先屁颠屁颠儿地奔到纪念碑前，右手拿着小五星红旗，左手特二逼地伸出两根手指，摆了个“V”字造型，让魏凯拍照；紧接着就扑到雪地里，来了个跪地滑翔。

这股豪迈劲儿，非要形容的话，就是凯撒大帝征服非洲时那句话：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Veni，Vidi Vici）——当然，现在我只是来到了奥伊米亚康，看到了零下71.2℃纪念碑，征服还要等两天。露营成功后，再来说我征服了。

梁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来早准备好的温度计，甩一甩，举到半空，发现没反应。又使劲儿甩了甩，依然没反应然后她就愣了，说应该是给冻坏了。我们准备的这个温度计最低刻度是零下50℃。

到这儿，得说道说道北极的“寒极”奥伊米亚康和这个零下71.2℃纪念碑了。

奥伊米亚康一名来自萨哈语，意思是“不冻的水”，由村庄附近的一眼温泉得名。其处于西伯利亚东北角，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气温都低。高纬度，让这个地方太阳辐射少，白昼时间、日照时间都特别短；这里海拔2000米以上，高于同纬度的西伯利亚中部高原，所谓高处不胜寒；此外还由于这地方东、南、西三面较高，仅北面地势较低，冷空气下沉，气流交换不畅，散热过快。

雪光的清晨。琉璃堆砌，冰雪晶莹。

如诗如画的冰雪夕阳，绚烂一如我们的征程。

种种天时地利之下，造就了奥伊米亚康的极度严寒气候。这里和绝对最低温度零下71℃的维尔霍扬斯克，并称为寒极的“两个女儿”。

1926年1月26日，奥伊米亚康地区记录到零下71.2℃的极端最低温度。这是目前为止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区所测到的最低温度。那座纪念碑就为这个而建，现在也成了这儿的标志、这儿的图腾。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奥伊米亚康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直到1960年，被南极东方考察站的零下88.3℃的纪录所取代；而到了1983年，这一纪录被“拔高”到了零下89.2℃——那里，是属于无人居住地区的，仅有少数科研人员在那边从事研究工作，而且还曾三度关闭。

“跨过”纪念碑，后面便是奥伊米亚康的村落，一座白色的村庄。房子挺有现代化村镇的范儿，但是都稀稀落落的，互相依靠得并不近。

刚进村，就有几个妇女非常热情地过来迎接：“欢迎来到奥伊米亚康。”

她们是村委会的人，看见我们非常高兴，这儿可是不常有客人来的。很快我们就被迎进了村委会，一进门就看见墙壁上挂着许多人的照片，有各种肤色、各个民族的人，都是此前来奥伊米亚康的“游客”们。

我们仨到时候，是不是也得拍几张照片留下，被贴在这儿。

村委会的大姐拿出来一个大本儿，问我们三个的姓名等资料，然后开始往上面填。我很好奇，这是游客登记吗？

很快就有了答案，那也可以算作是游客登记吧，我们仨是第129、130、131位到达奥伊米亚康的游客。完事了，还给我们一人一张证书，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到达当天的温度。我瞅了一眼：零下52℃。右下角还盖了章，我们是经过“中华医学会”和“ISO9001”认证，到达奥伊米亚康了。

我借大姐的那个登记的本儿看了一下，在此之前的201年4月份，有过6个中国人来过这里。不过那个时候是夏天，这里已经很暖和了。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批冬季到达奥伊米亚康的中国人。

接下来是住宿问题。这儿根本就没什么游客，算上我们仨半个多世纪以来，总共也就来了131个人，开旅馆得赔死。住宿的问题村委会给解决了，我们被安排在一户当地的居民家里借宿。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俩人带着一个孩子。

屋子里的一切都挺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家具应有尽有，还有一些民族装饰。屋子的墙壁不是平整的，凹凸相间，错落有致；在中国东北一般房子都是双层圆木的，这儿温度甩了东北几条街，两层自然是不够的了，一般都得三到四层，中间还得塞各种苔藓等能保温的东西，于是就成了现在这种凹凸不平的样子了。

我们是第一批冬季到达奥伊米亚康的中国人。

一眼就解决了困扰我许久的难题，这么冷，这儿的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啊。他们也有自己的取暖措施。

此时，我最直观的感受就俩字：暖和！是真暖和。从进入雅库茨克开始，我就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热乎过，进了这房子之后，总算是有“血仍未冷”的感觉了，穿单衣就够。他们通过烧柴火和煤炭来保暖，整个屋子里就给人一种温暖的舒适。在北京的时候冬天也有暖气，但也没这种感觉。

在这儿，室内外的参照太明显了，才能感觉到这种温暖的难得和惬意，完全就是一种享受。

能在这种环境下定居并生存下来，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说伟大都不为过。此时我满脑子都是好奇和新鲜，东瞅瞅，西碰碰，还好主人家没见外。

之前一路上我们都是在户外上的厕所，虽然没有传说中的把命根子冻掉那么夸张，但是在零下50℃的环境里方便，那感觉绝对不好受；有了第一次之后，绝对不愿意再尝试第二次，不到憋得不行了坚决不在野外解决。进屋子之后，我蹿的第一个地儿就是厕所。

室内厕所，跟咱们城里的差不多，也是蹲坑的，上面自制了一木板盖儿，下面我不知道通到哪儿，但是有一点，不冷厕所里的供暖也很足。这家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狗拴在厕所，导致上厕所的时候，还必须得先哄着那狗。

他们自制了一个沙漏一样的东西，做洗手器。先用瓢把水舀到漏斗里，然后把手放下面就可以了，水很凉。

这儿方圆千里都是被冰封住的，唯一的活水是那个温泉但是温泉水里面含有很多硫磺之类的东西，不能饮用；所以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用水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只能等明天跟着房主去寻找答案了。

主人家招呼大伙儿吃晚饭，更多的新鲜事儿在等待着我们。

天然速冻加工厂

冰激凌大餐！什么都是硬邦邦的，颜色各异。色肯定不好看，香没嗅到，味需要尝试。

这是一顿让人大开眼界的晚餐，非常丰盛。主人公全家和我们三个围在饭桌边，气氛很温馨。

从形状上能分辨出来的，只有鱼。生鱼整冻，像皮鞋一样还硬邦邦的。男主人叫阿里里，他抓住鱼尾巴，鱼头顶住毡板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像削甘蔗一样，把鱼削成一块块、一片片的，盛在盘子里，然后蘸着盐吃。还有甜点搭配，就是当地人自制的雅库特冰激凌——估计这儿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了，都不需要机器、冰箱来制作，配好原料扔外面一会儿就可以了。

寒极肉三鲜：活切生鱼片、冰冻肥猪油、冻血生马肝。

鱼蘸盐再搭配特色冰激凌，这吃法挺新鲜，味道还很不错比在北京吃的刺身什么的好吃多了。

梁红拿着一块儿枣糕一样的东西，有点儿发愣，不太敢下嘴。我问这什么东西？看着挺有食欲的。知道答案后，就感觉有点儿惊悚了，那东西是猪的肥膘，就是大肥油，还是生的放外面冻着，然后用刀一切，就成现在这枣糕模样了。

这吃到嘴里得多腻啊！碍着主人的面子，梁红还是闭着眼睛咬了下去；我也尝了一口，感觉全糊嘴里了。我们这些没吃惯的人，挺难以下咽的。不过在如此寒冷的地方，这东西热量高，吃了肯定是有好处。

梁红事后跟我说，真不敢尝试，以后也肯定不会再吃这东西了。

还有一道菜是马肝。吃法跟鱼的差不多，也是切成了片儿蘸着盐粒儿吃。不一样的是，鱼没什么血，生马肝里面有血吃生鱼片还能接受，但是生吃马肝就颇具挑战性了。虽然它也是冻过的，但是塞到嘴里就很恐怖，牙齿一嚼，嘴里稀里哗啦的一片红，全是血。

不过话说回来，这东西还挺好吃的，营养价值挺高，还能补血，问题就是那吃相太吓人了，嚼两口之后，不用化妆直接可以去拍恐怖片儿了。

吃过之后，再仔细研究一下制作原理。

奥伊米亚康的第一顿饭，新鲜而有特色，别扭是别扭但必须习惯，这儿常年的伙食，就是那三样标配。非要说它有什么优点，那就只能是：无菌、热量高。

饭后一根烟，是我的老习惯。屋子密闭这么好，担心在室内抽烟味儿散不出去，我就套上衣服打算去外面抽。一出一进，瞬间温差80℃。这切身感受极其刺激。得亏动物有生理调节机能，要是屋子里温度再高点儿，然后我钻出去，会不会瞬间冰裂？

掏出打火机我就傻眼了，液化的丁烷气体在这种温度之下，不用压力就是液态，点不着。

男主人见我要点烟，赶忙远远阻止。火是有，但建议我最好别抽烟，温度太低，抽烟时，吸进喉咙的不仅有烟雾，还有冷空气。零下50℃的空气，会把人的喉咙冻坏。

在这儿多住一阵子，我一定能把烟戒掉。

男主人套上衣服，要去检查牲畜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一直是戴着眼镜的，出门的时候却摘掉了。女主人解释，出去戴眼镜的话，镜框会冻在脸上的。这敢情好，奥伊米亚康不接待近视眼。

我们就围着女主人，问东问西。在这种极地生活，像是一个与人类世界隔绝的地方，生活方式也和外面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答案。

白色村庄，让我们像孩子一样。

女主人很开朗，很乐意给我们讲这儿的事情。

她说奥伊米亚康在地理上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但生活和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他们也有公共设施，有行政单位，有商店，有学校——女主人就是学校的历史老师。

和外面不一样的，只是一些生活方式，必须要遵循天气的规律。

在极寒之下，有很多事情是不允许做的，比如我刚试过的抽烟。还有在室外不怎么能运动，因为这样会流汗——汗水会很快在贴身衣服上凝结，衣物就无法保暖了，人很快就会被冻坏。

女主人说，他们这儿的人都很长寿。这个我觉得自己能理解，冰天雪地，绝对的无菌世界；食物也很少烹饪，没有营养流失；人们还不抽烟，减少外界伤害；极低气温，新陈代谢慢，抗衰老……这些都是居民能长寿的条件。还有一点，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人，心态都特别好，乐观、和气。

我们得知没多久之前，就有一个百岁老人去世了。女主人说，村委会组织给他办葬礼，大部分村民都会出席。在这里葬礼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挖掘坟墓。前前后后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因为地表需要先用炭火解冻，融一点，挖一点。

不能葬在冰层里吗？

女主人摇了摇头。这里也有夏天的，温度也能达到30℃以上，冰层会融化。那时候，逝者就暴尸荒野了。

这里，是一个无法用常理来形容的世界。

零下50℃，享受冬泳

极光惊现，蜃景摇曳，大地冰裂。在我和梁红依偎在一起陶醉其中时，眼前跳出来几匹雪狼，紧接着，后面茫茫雪野里睁开无数双黝黑的眼睛。

梦里依然是一片冰天雪地，最后却是被吓醒的。奇怪我到哪儿都不失眠。

天已大亮，我们借宿的主人完全取代了向导的工作。他们夫妻俩答应带我们去参观奥伊米亚康村子。这也是村委会的要求。

既然女主人是老师，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村里的学校。

一个栅栏围着几间壁垒似的教室，这个村子有2000多人大约有400多个未成年人，其中一大半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孩子们是未来，保护这些花儿们的温室，必然要比普通的民居还要暖和、严实。

这里白天的时间比其他地方短，每天的课时不多。梁红在课程表上惊讶地发现了有奥数一栏。提到奥数，孩子们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都聚拢在我们身边，颇为好奇地向我们打听中国学生们的情况。

原来，奥伊米亚康最好的学生才会去学奥数，而且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其中的佼佼者，会去雅库茨克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获胜的人，去莫斯科继续参加比赛，最后，他们输给了中国的孩子。没有不服气，仅是好奇而已。

在中国，几乎每个孩子都要学奥数。

之前我知道，在奥数上一直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孩子在争芳斗艳、争金夺银，但不知道，原来代表俄罗斯参赛的，有很多人就来自奥伊米亚康。

村里有一个商店，多是些吃的东西，或者可以称之为冷藏小卖部。冰冻水果、冰冻鸡蛋、冰冻牛奶等，都有售，价格奇高。我们能理解，这些东西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代价确实很大，问题是那段路，会有人愿意定期送货吗？

房主摇摇头，这些东西都是村里自产的。他们养着家禽、奶牛等动物。卖得贵也是有原因的。奥伊米亚康的白昼时间短，也没什么日照，家禽产蛋量非常少。奶牛则在低温下新陈代谢缓慢，而且还容易冻病。至于水果，村子周围有很多果树，在短暂的解冻季里，也会结出盛夏的果实。

最后，我们还去了村里的发电厂。三台机组有两台备用，24小时不停地运转，供应整个村子的用电。发电厂，也是在这个北半球最寒冷的地方，唯一还需要散热的一间房子。那几台发电机需要散热，否则就会烧坏，在夏天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村民介绍说，再往北，还有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奥伊米亚康冷。我一度动了要去的念头，但是他们告知，去那个地方这个季节是没有路的，得找飞机才能过去下次找机会吧。

我问村民们，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你们为什么不搬走呢？

他们说了很多，我总结为四个字：故土难离。

奥伊米亚康是他们的“囚犯”父辈们用生命建造的地方也都长眠于此，与冰雪为伴。这里的人，习惯了这片甚至连天气都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早已与“寒极”血脉相连。

孩子们长大后，年轻一辈儿的，会去雅库茨克，会去俄罗斯其他地方。但他们不会忘记孕育他们的奥伊米亚康，和载我们来的司机一样，每年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探望亲人很多人年老后，会选择叶落归根，回到这里安度晚年，最后长眠于此。

“我带你们去看一个表演。”阿里里说。

“什么？”大家都很好奇。

一行人来到村子边缘的一栋房子，房子的男主人30多岁跟我差不多体格，很胖。阿里里介绍，他是奥伊米亚康唯一一个能在冬天游泳的人。

他要带我们看的表演，就是游泳，在零下50℃的气温下游泳。大伙儿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这种温度下，出门恨不得脸都捂上，下水，难以想象。我脑海里竟然出现凌迟的景象。

冰雪温泉。

那哥们儿答应为我们表演，梁红反倒有些不忍心。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们，他是个冬泳者，常年如此，习惯了。也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极限挑战，他很享受冬泳的感觉，给人表演是他的荣幸。

村子往西有一条小河。其实是个地下温泉，水呈黏稠状，没有结冻，流速很快。我过去伸手测了下水温，被烫着般马上缩了回来。这温泉的水温，也至少在0℃以下。

那哥们儿做了一些准备活动热身，然后褪去衣服，只剩下内裤。蹲在河边，往身上浇水。人看着都觉得冷。

如一条白绫钻入水里，他下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一个哆嗦。他像没事人一样，惬意泅游，还扎了几个猛子，钻入水里。我知道一般无论天气多冷，活水的水底温度都在4℃左右，在水里面反倒暖和些。

他上岸的时候，全身像被火灼过般，遍体通红。在他用毛巾擦脑袋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咔嚓咔嚓”声，沾水的头发出水后，被瞬间冻成冰块，擦的时候应声折断，阵阵脆响。

最后，老人们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礼堂一样的地方，换上了一套圣诞装。原来，这位冬泳者还是奥伊米亚康的“圣诞老人”，这个礼堂，是全村人圣诞的时候齐聚祈福的地方。

“圣诞老人”给我们念了雅库特民族的圣诞祝词，虽然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们知道，肯定都是美好的祝福。

傍晚，我们回到房子里，阿里里背着一片渔网要出门，他手上还拿着一个奇怪的道具：一根长木棍，顶端嵌着个镰刀一样的枪头。他是要去捕鱼、打猎吗？我忙自告奋勇，要跟着去。

刚刚还在零下50℃玩冬泳的人，现在变成圣诞老人了。

阿里里说他只是去下网，明天收网的时候，再带我们。

我们就留在家里，帮女主人做晚饭。他们家的儿子不太说话，一直窝在沙发上看碟，好莱坞大片《金刚》，每次大猩猩出场的时候，他都很兴奋。女主人说，这孩子得了脑膜炎，很少出门。他最喜欢的，就是《金刚》，可惜他家里的这一版很不清晰。

孩子安静地坐在那里，盯着屏幕，目不转睛，脸上的表情随着金刚出没而变化，只有欢喜，不见哀愁。

我承诺，回北京了给他弄一盘高清的。

喂马、劈柴、捕鱼，做一天寒极人

“今天只有零下53℃，是个好天气。”

早上六点多，天还没亮，我跟着阿里里来到村里的气象站——村头高地上支着的一个箱子，里面挂着两个略显硕大的温度计；上面一个是“常用”的，记录零下20℃到零上40℃。下面一个，则是记录零下20℃以下，最低刻度，是零下75℃。

阿里里是奥伊米亚康的气象播报员，每天早上六点半，必须来气象站查看当天温度。如果当天温度降到零下54℃，那学校低年级的学生就停课，高年级的继续上课。

在我们的要求之下，阿里里答应，带着我们完完整整地体验寒极人的一天。

从气象站出来，天还没亮。白皑皑的雪地里，夜晚依然有一定的能见度。

来到牛棚，门一打开，我们就被里面那张动物脸吓了一跳是牛的模样，但硕大的身躯是我们见所未见的，一堵墙一般牛头比门还大，得侧着犄角才出得来。再看牛棚，那就是一小盒子。

我们钻进去，里面还有几头小牛，也很暖和。阿里里搬来家里的生活用水剩水，掺杂着剩饭剩菜，倒进一个槽子里这些就是牛的早餐。

还有马，在另外一个“大盒子”里。

说牛个儿大我们没见过，这儿的马个儿小得更新鲜。比我们常见的马矮了一大截，腿短、毛厚，跟骏不沾边儿，胖乎乎的，敦实。脑袋下面的毛特多，脖子都给淹了。

形象很卡哇伊，梁红说这是宠物马吧？阿里里说它们是雅库特马，就这个自治州有，其他地方见不到。

因为毛厚，它们也不怕冷。吃的待遇跟牛一样，风马牛终于相及了。饭后它们就在雪地里溜达，留下一路蹄印。

天终于亮了，时针指到十点位置。阿里里牵出来那头庞然大牛，在后面绑上一牛车。

“寒极人”生活的一天。

“要去滑雪吗？”

阿里里一笑，等会儿就知道了。他说这牛温顺，没脾气，我可以骑。穿的衣服太多，我爬上去费了点劲儿。牛的毛也厚，不硌人，还挺暖和，比雪地摩托舒服。一头牛胖子载着个张胖子，往村外赶。

下牛之后，阿里里扔给我一把斧头，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冰。我愣了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是要砍冰，这牛车是来运冰的。

用斧柄把上面一层积雪扫开，举着斧头就开始砍。冰层太厚，震得手发麻。好不容易敲下来五大块冰，晶莹剔透，像巨型钻石。装车的时候，阿里里说，这些冰搬回家，扔到缸里，融化后就是他们的生活用水。这五块冰，差不多化300公斤水，够他们家用10天的。在城市里，可能就一天。

接下来是劈柴，他们每天要劈出来当天做饭、燃烧供暖的柴火。

在院子后侧，堆着许多已经锯好的木墩子。我自告奋勇地接过斧头。见我劈得挺欢，阿里里喊我过去，指着面前的大木墩子，笑着让我试试这个。我当时就疯了，还比画了一下，差不多有我三个腰那么粗。一斧头砸下去，跟敲在铁上一样，纹丝不动，差点没把胳膊弹脱臼。

完事后，阿里里催促我先回屋子里去换衣服。我刚才流汗了，这会儿脸上都是冰晶。衣服也汗湿了，如果不马上换掉，汗水很快就会在衣服里面凝结成冰。

“带你们去钓鱼！”

到处都是冰封的，哪儿还有鱼啊？那个零度温泉里，鱼也生存不了。阿里里一副“你们就跟着瞧好吧”的样子。

原来他们钓鱼不是用鱼钩，而是用渔网捕鱼，但是他并没带网。我想起昨天傍晚他已经把网背出去了。

来到一条全冻河上，中间立着根木头，那是下网地方的标记。那木镰枪这会儿派上用场了，围着标木开始凿。冰太厚凿穿费了不少劲儿。最后破冰那一刻，木镰枪滑了出去，掉进冰窟窿里了。

阿里里急了，非要把那东西捞上来，说那东西非常难做村里没几杆。隔着冰，窟窿很小，不好捞。我们用了不少办法趴在冰面上用铁丝钩也没成功，耳朵几乎冻掉。最后做了个绳扣，终于让那镰枪重见天日。

那根标木下面捆着渔网，河下面的水依然是流动的，水流会把网铺开，有鱼路过沾上就跑不掉了。

拉起网来，还真有收获，几条梭子鱼上网了。出水时鱼还是活蹦乱跳的，把它摘下来，扔雪地里，不到三分钟，速冻成了硬邦邦的冰鱼。这也是一大奇观。

“长见识了吧？”我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几个读书的时候没用功，那就辛苦点儿走万里路吧。先人没骗我确实见到了大自然另类、奇美的一面。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在这里不太能分清楚早晨、中午晚上，太阳永远是夕阳的感觉，远远地挂着，绝不往上爬。

骑牛去村外。

劈柴、捕鱼、滑雪，老张我玩儿嗨了。

余晖下，纯净的冷空气像一柄三棱镜，阳光不止有一种颜色，夕阳翻过山丘，穿过树林，绚烂地覆盖在雪野上。皑皑白雪瞬间变得丰富多彩，虽然荒无人烟，却能听见静谧天籁。

极目远眺，感觉自己也被融化进了这片寒极，眼明了，耳顺了，心宽了。

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

“你会下雪吗？我下雪给你看。”端着杯热水，我跟梁红说。

站在室外，我把杯子里的开水洒出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在门庭幽暗的灯光下，那杯水奔向天空，到顶点的时候已全部凝固，瞬间变成雪，飘洒落地，此期间还有凝固的“嘶嘶”声。

眼看着，耳听着，所有感官一下子被打开了，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

温度计上的刻度只是一个数字，为了说明奥伊米亚康到底有多冷，我们还准备了几个好玩的实验。

拿一根鞋带，蘸到一杯水里，然后拧住一头，在外面抡两下。很快，鞋带就冻成冰棍了，像铁丝一样，想怎么折就怎么折。

吹泡泡，大家小时候应该都玩过，在水杯里倒点儿洗衣粉搅拌，拿个笔管，吹出来。接下来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气泡在天空飞舞，那气泡直接坠到了地上。捡起来，它已是一个冰泡泡，像鸡蛋壳一样。一捏，碎成了冰渣。

在木墩上放一个青椒，砸下去，青椒像玻璃制的一样一声脆响，破裂开来。拿俩碎片儿对敲，铛铛作响，完全是瓷片儿的声音。我还找了一苹果，砸下去，结果直接陷进木墩里去了。苹果完好无损，需要用刀才能撬出来。那根本就是个绿色的铁球。

做了一天的寒极人，见到种种奇观之后，我们来到奥伊米亚康，为了证明中国人也可以露营的初衷，其实已经不重要但我和梁红还是决定要试一试。来了就不留遗憾，生命本来就是挑战。

晚餐我们也不怕腻了，猪油、马肝大块吃。高能量，保温。

凌晨零点，我们开始折腾。支帐篷、架设备。当时别人建议买能够电热供暖的帐篷，我拒绝了。那是对自己作弊。奥伊米亚康，我们一辈子可能也就来一次，露营我们必须得真枪实弹。

铺好地垫、睡袋，已经到了凌晨一点。

“报告实时温度。”

“零下53℃。”

靠谱，不低于零下50℃还真对不起咱这次挑战。我和梁红钻进帐篷，让睡袋紧紧地裹住自己。我俩头中间还放了一个热水壶，不是为了喝，有个热乎的东西在这儿，能带来点儿心理安慰。

一杯开水泼向天空，瞬间雪粒儿飘舞，有种烟花的幻觉。

极目远眺，眼明了，耳顺了，心宽了。

“感觉如何？”我问梁红。

“兴奋，也有点儿忐忑，心里没底。”

“不行了一定要说话，绝对不允许拿生命开玩笑。”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严肃。梁红以前在北京，冬天气温刚到零下，就不怎么敢出门，这次能来奥伊米亚康，就已经很挑战她的极限了。人的极限在哪儿？不亲自挑战就不知道。

人在睡着以后，发热量根本不够抵抗零下50℃的严寒侵袭。我们约定好在睡袋里，尽量不要动，保证每个小时醒来一次。这个任务交给了魏凯，他还要照顾拍摄的机器，低温下电池损耗很快，平均每20分钟半个小时得换一次电池，10块电池轮流用。

盯着帐篷顶，上面已经布满冰晶，我和梁红的眉毛、嘴唇也是。

“五加五等于几？”

“十减五等于几？”

我和梁红之后每次醒来，都会问对方一些略愚蠢的问题以此来保证大家都是清醒的，没有陷入低温症状态，变得神志不清。还有活动手指和脚趾，确定还有感觉。

半夜出了一事故，是魏凯后来讲的。他出来换电池的时候发现帐篷周围有很多黑影在跑来跑去，他吓得不行，不会是狼吧？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狗，好几十只，全围到我们帐篷外面了。

太阳出来了！露营的感觉还不错。

魏凯团了几个雪球砸过去，那些狗压根儿就不怕人，不但没躲开，反而冲魏凯吠了起来。怎么赶都不走，我和梁红也惊醒了。魏凯说，你们别动也别说话。那会儿真担心狗把帐篷给撕了。

无奈叫出了阿里里，他捏了根棍子，也不上前驱赶，喊了几句当地话，狗居然全都撤了。这狗还认口音啊？

我和梁红时睡时醒，一直没睡踏实，醒了要么对望，要么看着早已变成冰窟的帐篷。没怎么说话，太冷了，呼出去的气，能马上凝结掉回到脸上。一咳嗽，帐篷都震动了，顶上的冰碴“哗啦哗啦”往下落。

漫漫长夜，这一晚，是我俩这辈子度过的最为漫长的一晚。

眼前终于泛白，九点多，天终于亮了。魏凯拉开帐篷的那一刻，他说就跟打开冰柜似的，我俩的睡袋外面已经结冰了，我俩的脸上，也是稀糊一片白。

人一动，帐篷里就下雪了，冰碴齐落。

“我们成功了！”艰难地坐起来，我对梁红说，“恭喜你，梁红，你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冬季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性。”

在这历史性时刻，梁红咧嘴傻笑，说：“就这样完了啊？我觉得还没到我的极限呢。”

所以，人的潜能不说是无限，但真的很强大。不要轻易地就把自己的极限给定义了，人只有越往前走，才会发现，自己的极限依然远着，还有更多可以前进的空间。

在完成挑战的那一刻，我心绪万千。挑战极限，这是促使我出发的一种动力。我一直想向更多人传达一种能量，我们总是很容易看轻自己，却高看困难一眼。其实，很多事情人们只是不敢想，只要想了，就可以做到。

钻出帐篷，我终于可以大声喊出来时没底气喊的那句话了：“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我还拍下来了，中国人可以。”当然，我最后喊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吃饭。”

折腾一宿，能量损耗严重，真饿了。

求婚，寒极做证

回到零下71.2℃纪念碑，我和梁红拉着一面国旗，留下了历史性一刻。

再搜奥伊米亚康，就不只能看到西方面孔和三色旗了中国人征服了那里，五星红旗也留在了那里。

于我个人，我来寒极，有两个愿望，第一个已经实现了在纪念碑下，寒极也见证了我的第二个愿望的实现。

我让梁红在纪念碑下多摆些Pose，拍几张照。自己跑到魏凯身边，不料他脱下裤子，从里面口袋摸出一个盒子。我小声说：“你丫要藏得这么紧吗？”那是我准备给梁红的惊喜，怕放在我这儿被发现。

回到梁红身边，我说：“梁红，我要向你求婚！”

她乐了，笑着说她不信。我扑通就跪下了，打开盒子递上，说：“嫁给我吧。”

盒子里，是戒指。

梁红呆住了，笑脸仿佛被冰冷的空气凝固一般，紧接着就看见她眼角有眼泪流出来。我知道那是给感动的，我成功了。赶忙爬起来，给她擦掉。奥伊米亚康可不允许人多愁善感，眼泪会冻在眼睛上。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梁红连说了三句，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给她戴上戒指，说：“你得忍着点儿，这儿太冷了，套上去会刮掉皮的。”

“这辈子，有这么一次，够了。”梁红还在感动里难以自拔。

这事儿还没完呢。我在很多年前就承诺过，要在北极向梁红求婚，在南极跟她结婚。可能后来她把这事儿忘了，刚好，又给惊喜留了余地。

奥伊米亚康也真给面儿，就在我们面前，有一块天然的心形雪，突兀出来。

这事儿说疯狂也疯狂，说浪漫也浪漫。在我们的爱情里，给梁红一些特别的记忆，是我多年的夙愿。

说疯狂也疯狂，说浪漫也浪漫，这是我们的爱情。

从我俩的认知里，有“情侣”这么一个词开始，我和梁红就是情侣了，从确立恋爱关系到现在，得有20多年了。

夫妻无缘不聚，估计我俩的缘得修了好几世。

从小时候跟着我在地坛公园里寻宝开始，到长大点儿骑着自行车去北戴河，再到清迈去倒腾货被人用枪指着，直到现在跟着我来寒极露营，梁红就一直跟着我，一次都没露过怯。有几次我觉得目的地挺危险的，有点儿犹豫，结果她一句“你敢不带我去试试”。没辙，情侣档一起上路。

记忆闸门被打开，记忆线再往前回几帧。

我和梁红是从“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开始的。

20多年前的北京，月坛南路，一个扎着麻花辫踩着弹簧步的小姑娘，“蹦”入我的视线的时候，我和梁红这辈子算是彻底“纠缠不清”、分割不开了。两小无猜有了。至于青梅竹马这个，倒也真有，不过“郎骑竹马来”，我这个“郎”骑的不是竹马，而是摩托车，拧了一枝玫瑰花，直接开到了她们学校二楼的教室；靠这一手我俘获了她。

“绕床弄青梅”的故事也不缺，从部队退伍之后，我半夜骑车带着梁红，被一酒驾的撞飞，她没事儿，我则直接脚后跟朝前了；躺在医院做手术，还差点儿截肢。梁红天天白天上课，晚上到医院围着我的病床转；这一回合，她征服了我。

再后来，跟所有人一样，为了实现让生活更好的小理想，玩命儿工作。我们俩开过小吃铺、摆过冷饮摊、卖过羊肉串，还承包过公共厕所、打扫过街道、卖过豆腐、倒腾过首饰等，梁红一路相随，不离不弃，一直是我的“老板娘”、好搭档。

我把婚戒牢牢冻在了梁红的手上。

总结我这前面几十年，就是各种折腾，臭过美、呛过水、断过腿、追过尾，就是没出过轨。

到决定环游世界的时候，我和梁红，已是她中有我，我中有她了。

梁红也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在学开飞机的时候，很辛苦，她一直陪着我。到我能自己驾机的时候，一句带她去摸摸云彩，她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梁红一直说，我送她最好的礼物，是一抹彩虹。有次我们一起除草、浇水，时间太长，她干得很烦躁。我说，送你点儿东西，举起水管，对着太阳喷射，一道彩虹就出现在了她眼前。

如此一个虚无的礼物，她却一直记着。

说老实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理想中的另一半，应该是巴黎的那种时尚女郎。但是当我和梁红，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碰到一块儿时，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都落地了，我和她就是天生一对儿。

爱情爱情，我觉得爱和情得分开来说。爱这种荷尔蒙的分泌，也就两三年到头了，剩到最后，都是情，亲情。现在我和梁红之间，应该不叫爱情，现在就应该算亲情，但是这里面又掖着爱的荷尔蒙。

一路走过来，我和梁红在互相改造对方。虽不能说我俩三观一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走了许多路对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追寻的生命的态度，达成了一致。

这命题很大，因为有岁月积累的默契，它已然无坚不摧。

来寒极之前，我很担心梁红会吃不消，怕她出事儿。一路下来，我的担心稍显多余，她乐在其中。房东家那条狗，都跟她混熟了。

露营这一仗，梁红也赢得漂亮。对于极限的挑战，作为女人，她的难度比我更大，但是她坚持下来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人，这个荣誉是她应得的。她接受那枚戒指，其实是她给我的赏赐。这一路有梁红相伴，也是上天给我的馈赠。我很幸运。

感谢奥伊米亚康，它让我们的爱情，也在这里凝结成晶。

第三章 核辐射禁区：鬼城切尔诺贝利

6000平方公里，被魔鬼接管的区域

极端游，已经没了任何游玩的轻松味道。人人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地躲在黑暗里，不敢说话，屏息凝神，心脏狂跳。外面死一般的沉寂，遭核辐射变异的动物，幢幢鬼影般飘忽而过。一个戴着防毒面具，抱着娃娃的小萝莉突然出现，所有人都惊声尖叫起来，四散而逃。

《切尔诺贝利日记》，一部惊悚恐怖片，把在我身边的梁红吓得不行。不能说导演气氛烘托得不行，我真没被吓到，反而对电影里面的“鬼城”场景，以及六个年轻人的这趟极端游，特别感兴趣。

刚从索马里回来不久，霍乱褪去，我们得寻找下一个目的地。

“鬼城挺不错的，策划一个核辐射之旅怎么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广岛原子弹爆炸现场、美国三英里岛、日本福岛等，搞一个系列。”

“你知道什么是核辐射吗？可跟索马里的那种看得见的真刀真枪危险不同。死亡威胁无处不在。”

危险设置挺高，正合我意。没有挑战性，那就不算探险。

梁红嘴上说危险，心里已经默许了。小学时候上三防课，核灾难就提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她心里也一直有这么个结，想去看看那儿现在成什么样了。

二人世界的最高境界，就是陪着你一起满世界二。

奥伊米亚康和索马里两站下来，视觉、感觉的冲击之外我们的感触颇深，思考了很多。说俗一点，就是穷也是过、富也是过，待着也是生活、折腾也是生活，为什么不跟着自己的性子，走自己觉得意义重大的路呢？

生命需要走出去，生活需要通过看很多的地方进行对比才能发掘到自己本不知道的地方。我一直是个拍X光都觉得会被辐射的人，对放射线一直有恐惧心理，切尔诺贝利是个最好的挑战。

去了寒极，才知道人的极限无极；对比了索马里，才知道我们幸福无比。

这种感觉上瘾，用梁红的话说，我们算是走上探险的不归路了。

下一站，鬼城切尔诺贝利，这事儿算初步落听。

孩子无债不来，去核辐射地带后，五年之内就不能要孩子。趁着不惑之年追得还没那么紧，我们必须得去。再往后就真没机会了。

这次目的地特殊，组团我们得征询各方同意。

魏凯说他得想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前两站魏凯都跟我们在一块儿，他原来是我生意上的一个朋友，每天都很忙但觉得日子过得特没劲。我开始策划去寒极的时候，就先问了魏凯。他当时也要考虑一下，考虑很多，步子迈不开。但一个星期后，他想通了，说：“哥们儿我辞职了，咱出发吧！”

这次没等一个星期，当晚就给我回了电话，去。他老婆已经怀上了，不用担心五年生育计划，还挺支持他，男人嘛，就应该走出去。

曾乔那边费了点劲儿。他人老实，话少，听父母的。为这事我们跑了很多次他家，跟他父母一块儿吃饭、聊天，让二老觉得我们这帮朋友靠谱。终于，他们点了头。

我、梁红、魏凯、曾乔。“四人帮”又组齐了，去切尔诺贝利。

地方太特殊，功课要做足。

核辐射区，对人体有伤害的有三种射线，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α射线和β射线是很容易被阻挡的，且它们的辐射距离很近。γ射线则不同，辐射距离远，穿透性强。即使是有两厘米厚的铅板，它也有50%会穿过。它，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敌人。无色无味的无形杀手。

身在切尔诺贝利，你永远不知道哪儿藏着危险；甚至是，你永远都处在危险里，无处躲，无处藏。切尔诺贝利，是更极限的一种挑战。

再说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共和国地区的切尔诺贝利市，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的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一神话。核电站的第4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因为人为操作失误，突然失火，引起爆炸。机组被完全损坏，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漏，其辐射量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

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除了这三个“重灾区”，带有放射性物质的粉尘还随风扩散到了保加利亚、波兰、立陶宛、德国……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没能逃脱核污染的威胁。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非自然灾害。现场31名消防员牺牲，50万军民参与紧急抢救。6000平方公里变成危险地带320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2294个居民点受到核污染，800万公顷土地成为放射性尘埃降落区。

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先后从污染严重的地区紧急疏散了34万余人。时至今日，有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其中已经致死9.3万人。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研究报告说，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即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都被影响到。

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要800年的时间而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要几十万年。

一系列数据下来，切尔诺贝利的危害和遗毒，不言自明。

20多年过去，据说那里依然如故。空气、河流、土壤到处都藏着致命的辐射源。茫茫森林中，还有变异的野兽，四颗头八条腿之类。

这片被魔鬼接管的区域，到底有多恐怖？去了才知道。

为了挑战核辐射，我甚至搞来了一辆装甲车。剑拔弩张的气氛比在索马里更重。

乌克兰“爱的隧道”以及平静的水湾，与看不见的魔鬼辐射形成强烈对比。

30公里，死寂的绿色丛林

防护服、面具、盖革计数器……此行我们的行李，比去索马里还要夸张。看不见的杀伤，防不胜防。

我们做了最好的准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乌克兰大使馆没有设绊子，欢迎光临。但是没有政府的官方批条，我们进不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址。最后联系上了乌克兰紧急情况部，费了不少劲儿，终于得到了准许。

还收到了额外“惊喜”。外国人进入切尔诺贝利后，最多只能到10公里辐射圈，不准再往前走。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位叫谢尔盖的上校，允许我们更进一步，可以到达普里皮亚季，路过4号反应堆。

一份文件摆在面前，每个人都要签字。梁红负责审阅，大概是免责书、生死契约之类的。想进去，生死自负。这份文书，搞得我们像要进鬼门关一样。这很不人道，还没到现场，就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枪支遍地的索马里街头，也没要签这样的手续。

向导是他们指派的，典型的东欧人，人高马大。言语间流露着斯拉夫民族的自豪：他们幅员辽阔世界第一，他们打败了拿破仑和希特勒、他们是唯一能和美国人对峙的民族，他们有战无不胜的哥萨克骑兵、他们有列宁、普希金和霍金……

当提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切尔诺贝利后，他却沉默了，骄傲遁形。良久，他才心有余悸地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将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

到乌克兰，我们就租了一辆装甲车，打算开着它奔赴核电厂遗址。那东西厚实，防护肯定好。但是向导让我们换车说进切尔诺贝利管制区域和核辐射中心，其他车辆不行，得用他们的专用防辐射车辆。

一辆奔驰旅行车，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的防护行吗这个？

进入切尔诺贝利100公里区域的时候，还跟在普通城市一样，车流穿梭，鸡犬相闻。向导说，当地有法规规定，这100公里区域，禁止生产牛奶。

两旁的果树郁郁葱葱，结满了红彤彤的苹果，地上坠落许多。没有人摘，没有人捡。这些果树下面的土地，都有辐射尘。可爱的水果们，都被白雪公主的后妈下了毒。

车停下来，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标志，出现在我们眼前。

它曾经是苏联人民引以为傲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最安全的核电厂，还差点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现在，这个标志更像是一个警告牌，后面是死亡禁区。骄傲变成了灾难。

这个位置，离当年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刚好30公里再往里走，就进入核辐射区域了。

“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本就有不祥之兆，意为“切尔诺伯格的居所”。这个切尔诺伯格，是斯拉夫神话中代表黑暗死亡、疾病的暗黑之神。命名的那一天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如今这里，真的盘踞了恐怖、死亡和疾病。一名成谶。

在30公里圈的入口附近，我看到有工人在周边喷洒药物。还有一些建筑，先是检查站，每个人必须先进去接受检查，确认没有携带违禁物品。总不会有人偷辐射源吧，担心捕猎变异动物？

有一个小博物馆。当年事故发生以后，这里记录、珍藏了一些与那次灾难相关的东西，如图片、物件，供人参观。

向导介绍，我们进入30公里辐射圈之后，所有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听他指令行事，不准碰任何东西。还有，所有人必须得待在一起，不能分开。因为里面有攻击性的动物。

车子发动，我们进入切尔诺贝利辐射圈。

马路往里延伸，路旁是杂草，再外面就是葱郁的树林。边上除了一个破败的路牌，就什么都没有。我想到了美剧《行尸走肉》里那荒芜的公路。会不会在路边，突然窜出来几个变异的生物？

微风拂面，窗外的风景没的说，太美了。鸟语花香、林海绿野、蓝天白云。20多年没人打扰，植物们自由地疯长着，蔓延着，逐渐占领了这一块区域。用天然的绿色，掩盖着核辐射。灾难反而保护了它们，没有被人类无休止地开发。

向导说，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

这应该是一趟美好的森林之旅，但手里盖革计数器的“嘀嘀”声，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这是死亡辐射区。

盖革计数器是一个检测辐射值的仪器。此时，计数器显示的测量值是0.13毫西弗。繁华的北京也是个辐射区，是0.0左右，郊区只有0.01。现在还在人体能够接受的范围。

这个仪器可以测量实时辐射值，也可以累加。对人体有害的警戒线，是0.3毫西弗。早先查资料时，我们就定好了我体格大，最多不超过500毫西弗的累计辐射量；梁红、魏凯曾乔他们三个，控制在350毫西弗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标准值我们就无条件立刻停止行动。

计划之内的辐射量，时间会把它们排出人体外。如果超值就会对人体造成永久性伤害。

一个警戒牌出现，到10公里辐射圈了。

向导说，再往前走，就是高辐射地区。我们要求下车拍一些照片，向导交代，所有人都要小心，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车门一拉开，人走下来，盖革计数器马上就开始狂叫数值直线上升，一下子爬到了三点几，超了正常值10倍。我把它摆在一个顺风的位置，计数器一下子飙升到了5700！附近有一个重度辐射源。左边的杂草丛里，竖着一块警告牌，这里不能接近。向导说那儿原来是一个村庄，事故发生后，被就地掩埋了。

我想点根烟，也被制止了。防止吸入辐射尘埃，一旦吸入，会造成内辐射，它会持续，有可能致命。跟寒极一样禁区都戒烟。

石碑与勋章，象征着为那场灾难蒙殉的英魂。

要进鬼城，首先要签免责书、生死契约。

我想起一款乌克兰研发的游戏，叫《潜行者切尔诺贝利》。很多玩家试图进入，他们翻过了30公里圈的围墙，开始往里走。很多人没走多远，就死在了树林里。这片林海里，遍布着突然的高辐射点，就是当时爆炸飞出来的石末儿。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恐怖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地方就散落着高辐射源。树叶上、杂草里，甚至空气里。一不小心，就死于非命。

尘埃之类的辐射源看不见，我们只能人为地把无形射线具体化，见着石头，不碰，不靠近。

司机指了指路边的树林：“你们可以下去看看，那里是个禁止区域，以前还没有人来过。”

我们还没穿上防护服，当时想，目前数值还不是很大，留到更近一点的区域再穿。我们把衣服扣子全扣上，扎上裤脚，不能让皮肤沾到辐射尘。就留脑袋和手暴露在空气里。

走进那片树林，眼前是个废弃的幼儿园。遍地的落叶，孩子们的玩具散落一地，支离破碎；一个洋娃娃躺在树叶上，头发蓬乱，五官漆黑，一只脚不知道去了哪里。锈迹斑斑的围栏上，耷拉着一些不明物体。我想起来在展馆里看到的照片，孩子们被辐射致死时的脸。触目惊心。

有一所房子，玻璃碎了，门已经破败。我们钻了进去，墙壁上还贴着孩子们的绘画作业，已经褪色，天真还在。

转了一个角，梁红大叫一声，吓得退了几步，撞到我身上前面一张床上，躺着一具尸体，是个娃娃的。身上穿着衣服头部腐烂得很厉害。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树荫笼罩，光线很暗，加之里面的混乱破败，满地灰尘和腐烂的痕迹，让这个幼儿园更显阴森。我们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用置景，这里直接能当恐怖片现场。外在自然的恐怖可以克服，但是经不住我们自己内心开始联想，就变成了心理恐怖，不敢再待下去。

盖革计数器突然狂响起来，我心想坏了，该穿防护服的我招呼魏凯拍几个镜头，大家赶紧撤。

出来后，魏凯说：“没拍到，我认，真怕了。”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才直面切尔诺贝利的恐怖。

10公里，一座鬼城

高楼大厦，社区林立，仿佛穿越一般，一座现代化的社区出现在我们眼前。

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员工生活区。这里是苏联时代发展最快、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小镇。当时所有从事核工业的人，都视在切尔诺贝利上班、在普里皮亚季居住为莫大的荣耀。

眺望4号反应堆核废墟。不被允许进入，远观一下也算是一种慰藉。

曾经这里居住了近万人。可惜，一切都因为28年前的核泄漏事故而改变。普里皮亚季离4号反应堆太近了，只有三公里。大爆炸发生后，这个生活区，是最先被危及的地方。

事发后的30个小时里，1000多辆大巴，排成了20多公里长的队伍，到普里皮亚季疏散人群。

当时政府并没有公开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承诺他们很快就可以回来。所有人都匆匆离去。20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一栋栋大楼，安静地矗立在林海中。外墙经过风吹日晒都已斑驳，有的已经龟裂、坍塌。黑洞洞的窗户，像一只只眼睛看着这片区域。时光轮转，除了无边的死寂，再没有任何东西。

很多当时的公共设施，也安静地停留在社区里。铁质的锈迹斑斑，木质的腐朽不堪。蔓延的树枝，探进它们的缝隙里跟它们融为一体。它们曾经是属于普里皮亚季人的，现在，普里皮亚季是属于它们的。以后，它们也将永远留在这里，守护着这座空城。

我努力地在脑海里还原眼前这个游乐场遭弃前的情形孩子们在里面高兴地玩耍，父母们在旁边聊着天，老人们相互搀扶着下棋。滑梯、旋转木马、摩天轮、过山车，都还在这里安静地待着，却不见了玩耍的孩子们。

特别是那个著名的摩天轮，依然静静矗立，却找不到一丝快乐的痕迹。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们带来过快乐，摩天轮竣工的时间，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的那一天，它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放运营。

摩天轮没有留下孩子们的笑容，只留下了灾难的印记。

我们想继续往厂区、4号反应堆前进。向导摇头，他是向导，其实也是军方派来监视我们的人。就我一个人去，他也坚决不许。他说厂区里面布满了摄像头，有警察和安保人员，他们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荷枪实弹。如果有人进去，他们会无理由开枪。

难道这儿就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之行的终点？我有些不甘心，还有太多的东西我没看到。扭头四顾，楼房和茂密的树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至少，我得找个高地，看看4号反应堆吧。

不能近睹，远观也行。

我指了指一栋楼，有16层高，说我们想上去看看。

向导依然不点头，最后只能用中国方式来说服他同意了——塞钱。这一招放诸四海而皆准，他同意了。允许我们上去15分钟，必须保持安静，不要弄出声响，否则被厂区里的警察看见了，可能会被击毙。最后，出了一切事情自己负责。他和司机不上去，在下面等着。

爬16层楼梯也是个挑战，这期间我窜了几个门。

当时人们匆匆撤离，几乎没带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物品，仍全留在了这里，原封不动。生活气息很浓，家具、电器、生活用品、照片，依然在安静地守护着没有主人的家。

这个摩天轮的竣工日期，与核电站爆炸是同一天。它还没来得及运营，就已被历史定格。

站在高楼之巅，感受4号“魔鬼反应堆”的震慑之力。

令人毛骨悚然的丛林残尸，还好是个假人。

一片郁郁葱葱的死寂丛林。

如果允许拂掉灰尘，能全景再现28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环境。普里皮亚季，就是一个大的20世纪80年代苏联实景博物馆。找到一卷废弃的胶卷，好奇作祟，我还是违反了不碰任何东西的承诺，打开了它。胶片上，记录着它主人们的生活。一位苏联的军官，威严俊朗；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在楼下游乐场外拍照，笑容灿烂；全家福，一家人笑得很开心，幸福洋溢。

推开一扇门，把我吓得不轻，又一具干尸出现在眼前，这次是真的，不是玩具。应该是一头窜上来觅食的野狼，触碰或误食到了辐射源，死在了这里。我又想起了电影里，那些变异动物们的模样。越想越恐怖，要真从哪儿钻出来一头，我们扛不住。

这干尸让人瘆得慌，我拦住梁红，没敢让她看。

终于爬上了楼顶。遍地尘埃，零落青苔。盖革计数器疯了似的嘶鸣，显示30毫西弗，超过了警戒线100倍。我算了算，距离累加辐射值还有点儿空间，我们还能在上面再多待一会儿。

魏凯拿着机器拍摄，高辐射之下，我们说话的声音像被电波干扰般，夹杂着“咝咝”的声音，听不清楚，干脆就对口型了。

登高望远，极目远眺，整个普里皮亚季尽收眼底。空旷的楼顶、高耸的烟囱、被树叶遮盖的街道，安然静候。路灯和电线杆钻破了绿色，但使命已不再。透过密林的缝隙，能看见许多已经坍塌的楼房。

此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撼，整个世界，“震耳欲聋”地安静。关掉盖革计数器，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场景：置身于一座城市的中央，站在一栋大厦顶层，没有人声鼎沸、没有鸡鸣狗吠、没有车水马龙，连鸟鸣啾啾都没有。没有任何城市的声音，只有风声。感觉不到任何人类活动过的踪迹。

安静，死寂，死城一般的沉寂。

背后，是那种莫名的恐怖，深入内心，毛骨悚然。打开盖革计数器，急促的“嘀嘀”声音，仿佛“鬼城”的索命音让人不寒而栗。

3公里，石棺的致命诱惑

“这才是探险的乐趣，这才是来切尔诺贝利的价值。”下了楼，我边套防护服边说。

接下来的路，我们必须穿防护服了。向导说，对外开放的区域，都是进行过严格清理的，包括土质和周围的植物都清理过，辐射值在安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去的幼儿园和上的那栋大楼，都是从未对外开放的地方，辐射量都很大。再暴露下去，就很危险。

回到车上，计划路线，是到爆炸中心外围开一圈，然后从另外一条路返回。

汽车再也没有停，只在爆炸的4号反应堆外面路过。最近的时候，我们离封锁4号反应堆的石棺只有几十米远。

向导说，那里面封印着恶魔。是世界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地方。我来切尔诺贝利，就是因为它致命的诱惑。

这个石棺，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恐怖之源。有200吨的铀，1吨致命的钚，上千吨的实木、铅和沙子，融在一起像陶瓷一样，被封存在里面。

当年爆炸发生后，核辐射非常高，无法进行稀释、消除。为了抑制其强放射性和剩余的破碎堆芯继续溶解，甚至重返临界再次爆炸，政府只能紧急施工，采用大量的中子吸收材料、冷却材料和屏蔽材料，修建一座堡垒，将4号反应堆全面覆盖。形成了现在石棺的模样。

科学家说，这里要完全消除核辐射的影响，需要24万年。对于人类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永远。

原计划，这个石棺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现在28年过去了，它还在工作。石棺内部的高辐射性，使混凝土发生脆化，开始裂缝。高温核燃料还与封盖物反应，产生的气体制造了很大的内部压力。现在石棺一直在漏水，甚至有可能坍塌。乌克兰政府已经准备重新修葺。

来之前，我想都不敢想，自己竟然能从石棺身边经过。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车子划过的刹那，我把盖革计数器伸出了车窗。瞬间我就体验到了一种无声的震撼：100倍！外面的辐射值是车里的整整100倍！

危险是如此的真切，我们却看不见它。

突然车子停了。做谢尔盖上校的工作起了作用，向导把我们带进了切尔诺贝利的纪念园。

一个苗圃围绕起来的园区。与我们一路所见的建筑都那么破落风尘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不再肃杀，但却肃穆。

迎面而来的，是一堵墙，上面镌着很多铭碑，每个碑上都刻着一个人名。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消防员，牺牲在了这里。墙壁的正中央，挂着一口大钟，警钟长鸣，这是我的理解。旁边是一个十字架，英雄们安息。

园区中央，是一座纪念碑。一只手托着一座挂着钟的大楼。

回头，背后居然就是4号反应堆的另外一面。它就在我的面前，我离它只有十几米，就一堵墙的距离！

盖革计数器也应景地疯叫起来，我身上的辐射值已经接近设定的安全极限了。再靠近，就是自杀。真没办法了，切尔诺贝利的杀伤力无色无味，带来的恐怖却是如此的实实在在北京的雾霾还能看得见呢。

石棺就在我眼前，我却只能挥手和它再见。

随着汽车的前进，我们离4号反应堆越来越远。石棺的旁边，1号、2号、3号反应堆现在已经停止运行。旁边不远处就是5号、6号反应堆的建筑工地，当年施工的吊车还停在那里就好像刚刚停工一样，只是早已无人驾驶。

再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到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反应堆规划的地基。当时苏联计划要在切尔诺贝利建12座这种反应堆。如此规模，举世之最。

切尔诺贝利之行，我最感兴趣的，第一是石棺，第二是“Duga-3”（啄木鸟雷达）的天线阵，挺臭名昭著的。

后者我也如愿见到了，“冷战”时期苏联建造的，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的，仅次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甚大天线阵，用来跟踪美国可能发射的核弹。因为耗电量巨大，所以建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附近。现在已经被废弃，那一带也是隔离区。

绕了个圈往回走。向导给我们留了一份礼物。

那是一所学校，在10公里辐射圈边缘处。向导说，这是当时救援人员们集结、休整的地方，还有普里皮亚季来不及转移的人，也临时安置在这里。

没能进4号反应堆控制室，是我此行的一个遗憾。在这里，去缅怀一下那些英雄们，看看那些亲历者的痕迹，也算是一种补偿。

救援人员们都是在核泄漏第一现场待过的，所以这所学校里面会有大量的辐射源。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在身壮胆，我们进去了。

又是一个校园恐怖片现场。盘根错节的树枝探了进来，枯叶洒满了操场，风一吹就飒飒作响。教室已经残破不堪，学生们用过的桌椅胡乱摆放。

纪念碑前的留影，我们笑得很勉强。

记忆尚在废墟，亡灵离去未远。

废弃的生化设施。

烛光祭英烈。

进入一间空教室，里面是一地的老式防毒面具，成千上万。都是当时救援人员留下的，没有被填埋，随意地堆放着。当年，每个防毒面具后面都有一个英雄，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全都奉献在了这里。他们后来遭遇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这里除了老旧许多，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原样。站在防毒面具堆中，仿佛再次时光穿越了，我有点体会到28年前，重返危机现场的感觉。灾难当头，人命关天，舍生忘死。

我走近，捡起一个防毒面具，一抖，里面散落大量灰尘。手上的盖革计数器几乎要爆了，这里有重辐射源！

瞬间，我的无线麦克风就失声了。身后的魏凯也一摊手，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一并儿全瘫痪。

回到车里，摆弄着相机，看我们进切尔诺贝利一路拍的照片，发现了问题。我和梁红，原来无论在哪儿拍照，都带着笑。在奥伊米亚康零下50℃的极寒下如此，在摩加迪沙的暴力街头依然如此。但在切尔诺贝利的所有照片里，我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全透着恐惧。

可能自己不觉得，但表情出卖了我们。

30公里，故土难离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不能轻易地来，也不能轻易地离开。

出30公里辐射圈的时候，有一个检查站。进去的每个人出来都要接受全身检查，包括携带的物品。管理方不希望有任何放射性的污染物被带出去。如果有超过辐射值的东西，包括人，都会被扣下做清洗。“洗澡”很昂贵，600美元。

所幸我们控制得还好，全都通过。

向导和司机就此和我们告别，他们这才接下了我发的烟。

开着车，我们围着切尔诺贝利30公里辐射区的围墙转意犹未尽，围墙里面我们不能再待，辐射超标，太玩命也不行一天实在太短，我还想寻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群很大的鸟儿，在草地上觅食，像是变异的鹳。这一天进出，我们没有看见三头六臂的物种。

前方有人在招手，是个50多岁的乌克兰大婶，要搭便车我高兴疯了，终于遇到个体制外的人了，她可能会告诉我们些不一样的东西。

上车之后，我让梁红把副驾驶腾给了她。问她去哪儿她说切尔诺贝利。这儿就是啊？她指了指南边，那里有个村子。

聊天中，她不太愿意回答我们关于核电厂的事情，只挑不太关键的说了一些。其实她也是切尔诺贝利“体制内”的人目前在园区内当会计。她说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工作；也正因为有人一直在维护，才能保证不会再有大事故发生。

这匹马竟然敢吃这里的草，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石棺坚固的外壳，挡不住地下水的渗透。反应堆内的核物质随着地下水，还在继续污染着周围地区，甚至居民的饮用水源。石棺依然像一个延时引爆的地雷。28年过去了，4号反应堆还在制造着威胁。

里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穿着防护服，带着盖革计数器累计自己每天吸收的辐射量。工作人员都是大批轮换，每工作15天，这一拨人就必须得撤走，五年之后，才可以再回去工作。

“你还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她说不害怕，这里是她的家，她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跟奥伊米亚康的当地人一样，他们也是故土难离。人的这种情愫很奇怪，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危险，人们总是难舍自己生养的故土。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附近，现在还住着将近800人，绝大多数是退了休的老人，自愿回到这里。

他们已经通了电，少数还装了电话。人们在隔离区里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你身边的人，都还健康吗？”

她苦笑，很无奈地告诉我们，死去的也已经去了天堂该得病的也已经得病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的孩子们都住在基辅，那里很安全，她自己现在身体也很健康。

我们假设了一下，如果在基辅给她提供一个居住的地方她会不会去？大婶不假思索地说：“不可能去，切尔诺贝利是我的家。”

送大婶到家，典型的欧式村落。房屋稀疏，家禽游走，居民耕作，一个年轻人在学摩托车。一切都井然有序，夹杂着恬静的笑容。

除了看不见的核辐射，这里一片祥和，俨然农家乐。

驱车去乌克兰首都基辅。那儿有一个小区，托尔耶什那。据说当年从普里皮亚季被迁出去的人，很多被分到了这里。

一个安宁的社区。这些居民楼，这些公共设备，和普里皮亚季是那么的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在切尔诺贝利之内，一个在外；一个有人居住，一个是无人区。

几经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当年发生爆炸时，住在普里皮亚季的亲历者。此刻正带着孙子在小区里荡秋千，但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抗拒镜头。就简单说了几句，他现在过得还不错，当时一起迁过来很多人，多数都患了癌症。

我很想听听当年灾难亲历者的描述，不愿就此放弃。后来又打听了很多人，敲了很多门，但一直在碰钉子，吃闭门羹。有些人还恨恨地看着我们，怪我们提起切尔诺贝利的事，驱赶我们。

20多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的伤痕，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心里。

一切都被丢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

最后，还是那位老人，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找，斯拉维季奇。

50公里，“时间会抹平一切”

“啊！我开始掉头发了！”一大早，梁红就惊叫了起来。

我们在基辅留宿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所有人都开始脱发。一般人掉头发很正常，但是现在的情况很不正常，用手捋一下脑袋，头发就一缕一缕地往下掉。感觉用点力，整个头皮都能揪掉。

切尔诺贝利核辐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不用等太久，立竿就见影了。

刚开始大伙儿有点惊慌失措。出发前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掉头发这事儿，是直面核辐射之后的正常情况，并无大碍。我们都把辐射量控制在了各自的安全范围值之内。现在只是需要点儿时间，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足以把那些放射性的东西排出体外。

继续我们未完的行程，赶往200公里之外的斯拉维季奇。

斯拉维季奇，是乌克兰最年轻的一座城市。当时建市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跟切尔诺贝利的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往南20公里，就到了辐射区。苏联解体后，斯拉维季奇和基辅之间隔着一个白俄罗斯。

斯拉维季奇有超过60%的人，都是从普里皮亚季迁出来的。现在还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那些人，很多就住在斯拉维季奇。他们还在辐射区里，做后期的环境检测、石棺维护等工作他们上班，得先去基辅，再转去切尔诺贝利。绕了一个大圈单程接近400公里。

好在一次上班只有15天，一个周期五年。

城市的入口处，“斯拉维季奇”的地标旁，竖着一张巨幅照片。上面有许多孩子，开心地笑着，雀跃鼓掌。旁边还有标语：斯拉维季奇，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一个健康的地方。画外音，就是要摆脱切尔诺贝利阴影。

城市不大，人烟稀疏，但是很漂亮，到处都种着花儿各式各样的房子散立路旁，风格独特。自然环境秀丽，茫茫绿野，绿波随风而动。蓝天白云，跟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与切尔诺贝利，找不到一丝相似。

我们执着于寻找当年核泄漏事件的亲历者，和灾难后还在里面工作过的人，想从他们那儿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故事。关于切尔诺贝利，我们听到了太多传说，读到了太多他言。只有亲历者的故事，才会是最真实的。

寻访了很多人，斯拉维季奇和托尔耶什那给了我们同样的态度，拒绝。

最后我们放弃了，缘于我们静下来，坐在一个小区里休息的时候，亲眼所见的那一切。没有冲击，全是感染。

另外一个安宁、祥和的小区。

我们坐在长凳上，不时地，有路人微笑着挥手跟我们打招呼。老年人在跟孙子讲故事，年轻的妈妈和年幼的孩子捉迷藏，初为人父母的夫妻蹲在婴儿车前逗着小宝贝，小青年们三五成群地追逐着篮球，一对老夫妻在晒着太阳喃喃细语……这儿也有一个游乐场，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天真的，幸福的，满足的，安详的。

眼前的这一切，让我有点入神，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一般，乐在其中。一切是那么的平静，美好。我们改变了主意，不继续寻找、追问了。

这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状态，他们经历了灾难，又重新站了起来，过上了新生活。很艰难，但他们做到了，而且无法更完美。再提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就是在揭人们心里的伤疤。这太残忍。

灾难已经过去许久，在每个人的心里，那依然是一片敏感地带。

在乌克兰，任何与核有关的话题，都会触动乌克兰民众的敏感神经。需不需要发展核电、核电安全如何保障、核废料如何处理等话题，乌克兰社会一直存在各种议论。

在白俄罗斯，受灾严重的戈梅利州，父母们纷纷把儿女送往遥远的地方上学，希望下一辈们毕业之后，不要再回到自己的家乡。白俄罗斯人，已经到了谈“核”色变的程度。很多人认为，任何新的核事故，都将使这个国家走向毁灭。

骄傲的白俄罗斯人，在每年的4月26日，都会端着白蜡烛自发地走上街头，展开悼念活动。

核阴影一直都存在，希望时间能抚平受灾人民心里的伤痛。也只有时间，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自然的灾难面前，人很渺小。我们没办法去抵御和预防但是像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种人为的事故，是能够阻止其发生的。乌克兰的这一趟，给我们最大的反思，就是希望不要再出现人为的灾难。生命脆弱。

核是把双刃剑，人类能利用好它，快捷、高速，或者廉价种种好处。但是剑的另外一刃会带来巨大的伤害，身体上的心理上的。这个矛盾命题我们无法化解，它是留给全人类的课题。

28年前的那场举世震惊的大灾难，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积极的一面是，人们都勇敢地重新站了起来，摆脱过去，铸造新生活。有悲伤的过去做对比，新的未来就更加弥足珍贵。

没有遗憾，我们满意地离开了切尔诺贝利。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交界的一条河边，我们看到了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时间会抹平一切，所有的伤痛已经过去。

当地人不愿意离开故土，也不愿意提及往事。唯寄望于时间，抹平一切。

第四章 马鲁姆火山，地狱也是天堂

瓦努阿图不欢迎我们

要征服马鲁姆火山，需要先征服当地的土著人。否则他们会送给我们飞镖、利剑，最后把我们的尸体扔进火山里。

这是我们向导帕斯卡给我们的告诫。他撂挑子了，不跟我们去火山。

还是“四人帮”，我、梁红、魏凯、曾乔，带了500多公斤行李，绳索、攀岩登山设备、拍摄仪器等，飞抵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零点到达，走程序排队出关，超重行李申报。再取行李发现一卷250米的绳子不见了。这绳子是特制的，耐酸腐蚀和高温的，下到火山里面用，在外面不好配。出师不利。

报失完，我们四个把几百斤的行李生扛出机场，早已人困马乏。时间差不多到了凌晨一点，在国内就约好来机场接我们的向导和车也没出现。给帕斯卡打电话，关机。

天上还下着雨，瓦努阿图好像并不欢迎我们。

策划来瓦努阿图征服马鲁姆火山的计划，已经两年了终于成行，却磕磕绊绊不断。

大自然是美的，大自然的力量是恐怖的。离开汶川后我们还去了几个泥石流现场，种种大自然制造的天灾，让人凝噎。地震、海啸、干旱、洪水、泥石流，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带来的只有伤害。

“有没有将大自然的力量和美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我问梁红。

“火山。”

这两个字蹦出来的时候，我脑袋一下子像被点醒一般，对了，火山。火山是自然界里最具爆发性的力量，充满了雄性魅力，壮观，壮阔。我认为，每个男人都会想去近距离接触，亲身体会一番。

世界上最活跃的两座活火山，埃塞俄比亚的埃塔阿雷火山和瓦努阿图的马鲁姆火山，都有一个很活跃的熔岩湖。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新西兰有个探险团队，他们去世界各地拍火山，拍了将近20年，但就对马鲁姆火山没辙。19年来，他们每年都会去一两次，试图下到火山口里去，但一直没有成功。

老外做不到，中国人能够做到。我的“狭隘”民族观又开始作祟了。

查资料，了解火山知识；学攀岩技能、火山生存技巧，开飞机；准备登山、拍摄器材。前前后后，我们准备了足足两年。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之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马鲁姆火山是瓦努阿图人的圣山，不是想上就能上的，还得经过多方许可。最初他们开价1000万美金，这已经不是在要钱，而是根本就不想让我们去。经过多方斡旋，最后，我们成功得到了瓦努阿图最高行政法院和文化部的同意，可以登山并进行拍摄。但是他们也没给事情打包票，火山下的安布里姆岛上土著那一关，得靠我们自己。

火山是大自然力量与美的结合，值得每个男人为之血脉贲张。

拍摄火山的这个动作，我已经练习过无数次。

上马鲁姆火山，必须要租飞机。我们跟一个叫菲利普的飞行员联系两年了，他就是专门送各路探险队上火山的。在出发前，我们却联系不上他了。后来才知道，一次他飞越火山的时候，出了事故，机毁人亡。

没有黑匣子，不知道飞机坠毁原因。有数据支持，飞越马鲁姆火山坠机，不是小概率事件。那里也是个死亡禁区。

飞行员突然罹难，打乱了我们的行程部署，只能再找其他渠道。联系了帕斯卡，他推荐了私人飞机公司。11月底，我们终于得以成行。

现在，向导没见着，订好的酒店在电脑里，没网络，找不到。我们被晾在了机场外的冷雨里。

出门遇贵人，负责我们海关申报的那个人下班了，见我们4个人大包小包淋着，主动要帮我们找。他打了很多的电话，都不是我们订的那个酒店。最后留曾乔、魏凯看行李，他领着我们一家一家地去找，依然不遇，但是碰到了一家有无线网络的酒店。终于在邮箱里找到了我们订的酒店。

折腾了一宿，没怎么睡。之前的邮件里，跟帕斯卡约了第二天早晨九点，在这家酒店见。一大早我和梁红就去大堂候着了，很忐忑，他要再不出现，我们就抓瞎了，后面的行程计划全都要改。

千呼万唤始出来，九点半，那法国向导来了。说昨晚安排了接运的巴士去接我们。但是车去了，没接到我们。还给他打电话，说要接的几个中国人没来。一回想，可能因为飞机晚点，我们中间还去报失行李，岔开了。一场误会。

瓦努阿图很美，度假胜地早就名声在外。我们顾不上去欣赏这个岛国的美景，先去了火山研究中心，查找近一个月的马鲁姆火山地震资料。那里现在每天会有两到三次地震，一般不会超过4级，包括岩浆囊的压力，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近期可以登陆，建议我们最多停留三天。

登山，扎营，探点，定锚点，下降。一番规划后，我们定下了征服马鲁姆火山的计划，计划在火山口宿营八天。

我们开始大采购，储备这些天在火山上的生活物资。食品水、发电机、原料，还有做饭的一套家伙。那上面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帕斯卡带我们去租飞机，海滩边上，一个国内飞机票 火车票代售点大小的窗口，上头印着一个飞机的Logo，就这儿了这么简陋的地方有飞机租？

人不可貌相，店不可铺量。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大叔他有个飞机组，而且他也是瓦努阿图唯一一个得到火山飞行许可的人。行业垄断。

租了三架，两架固定翼飞机，负责把我们和行李送到安布里姆岛；一架直升机，负责从安布里姆把我们送到马鲁姆火山上。固定翼飞机在火山上是没法降落的，不可能有滑行距离。

去到一个私人飞机场，机库里停着好几架固定翼飞机，罗宾逊R66，低空飞行、登山探险最常用的一款。

我们运行李的车只能停在机场门口，物资加原来的装备，将近一吨重。机场保安不管，让我们自己搬上飞机。搬了一个回合就不行了，这得到猴年马月！于是给租我们飞机那老板打电话，对方很爽快，说马上过来处理。几分钟后，他开着辆摩托飞奔而来，打了一个“OK”的手势，这事儿他来办。

跟保安沟通失败，还是不放我们的行李车进机场。那老板怒了，指着保安一通大骂，掉头气呼呼地进了机场。就见他开着飞机，朝我们滑翔了过来，到门口一个漂亮的原地掉头，一挥手，搬！霸气外露。

我们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机场保安目瞪口呆。

行李装机完毕。帕斯卡开车赶过来，机场通知他去拿我们丢失的行李，我们的绳子回来了。之前的种种不快一扫而光，最后的装备也归队了。我们准备飞往安布里姆岛，向火山进发。

帕斯卡说：“接下来的路程得你们自己去了，我不能跟着你们去火山。”

为什么？跟索马里摩加迪沙仇视美国人一样，安布里姆岛土著仇视英国人和法国人。

瓦努阿图是1980年才独立的，之前的150多年，这片岛屿群一直是被英、法两国殖民的。到20世纪中叶，还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殖民、反白人运动。独立后，土著们依然很痛恨白人。

因为昨晚的一场误会，帕斯卡一直跟我们道歉。

在火山监控中心，我们查看了马鲁姆近一个月的活动状态。

开飞机的老板好威风，直接把飞机开到我们和行李跟前。保安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帕斯卡帮我们联系了在安布里姆岛上的另外一个向导乔伊斯。此人是当地土著的首领。那个岛是属于他的，无论是他的族人还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上了岛，一切生杀大权，全由他掌控。

最后，帕斯卡重复交代，跟当地土著打交道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很多国外的探险队，都在他们身上吃过苦头。一伙新西兰人曾经被安布里姆全岛土著追杀，因为他们亵渎了火山，亵渎了土著的图腾、神灵。

我们的向导是酋长

瓦努阿图此刻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它最美的一面。岛屿链如一盘珍珠，撒在南太平洋上，83个岛屿星罗棋布。湛蓝的海，甚至让我们觉得很假，不像真的，怎么可能这么蓝！

晴空万里，飞机无法出没云层。俯瞰下去，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景象，真实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原始丛林莽莽如一张绿色的地毯，将一些岛屿覆盖住。远处火山带烟雾缭绕，犹如仙境。

这一飞的目的地，不是马鲁姆火山，而是伊索尔火山这一带共有四座火山，另外两座已经沉寂，成了死火山；近几十年，只有马鲁姆火山和伊索尔火山还在不定时喷发。

先简后难，伊索尔火山的地理位置相对较低，山顶环境也比马鲁姆火山温柔很多。我们要先去看看，拍摄一些视频、照片，不打算下去。

到达伊索尔火山上空，天气立马变脸，开始降雨，和火山排气相撞，周围立马一片云雾，能见度就100米左右。飞机在山区飞行，这个能见度就是个噩梦。飞行员是个高手，为了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几乎让固定翼飞机处于悬停状态，一点一点地往火山口那儿蹭，技术难度相当高。

机会难得，我和魏凯想尝试一下航拍。但是机门怎么也打不开，驾驶员腾出手来打手势，两人合力终于推开了。

风大雨大，打在脸上特别疼。但是门一打开，什么疼都值了。整个火山都呈现在眼前，那个画面，是我这些年走遍天涯海角，都不曾见到过的人间胜景。一时想不到更好的比喻，像是一锅煮沸的红油火锅。这座火山看不见岩浆池，因为它一直持续喷发，一种放礼花的感觉，但是颜色要浓、要重。还伴随着很大的冲击波和阵阵涛声。岩浆四溅，那种力量让大地在震动。

天已经黑了，风越来越大，达到每小时200公里。酸雾也涌进了飞机，飞行员有点Hold不住，我们得撤。

飞机把我们送到安布里姆岛，直升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还有土著。

火山气候下试飞，鸟瞰郁郁葱葱的雨林。

眼前是一个村子，无数的萤火虫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特别美。这种情景，我12岁以后就没见过了。

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这个村子里的人，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土著。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会不会拿着弓箭长矛包围我们，会不会允许我们上马鲁姆火山？特别是乔伊斯，会不会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面具，穿着草裙，身上嵌着动物骨？脑子里全是顾虑。

突然，刚才还只有萤火虫光的村子，一下子就亮堂了起来，无数火把点燃，还有灯。我们直面土著，见到了乔伊斯的真面目。跟我们原来想象的样子不搭边，一个30多岁的中年汉子，面目和善，穿着一身略嘻哈的户外运动装，完完全全一个现代都市人。

乔伊斯刚刚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了安布里姆的酋长。他也是这里唯一一个如此“盛装”的人。其他人，部分上了年纪的套着短裤，剩下的，就跟我们原来想象的差不离了：戴着草帽，树叶蔽体。所有人都光着脚。

我一直相信，真诚和笑容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对索马里人也好，对这些土著也好。我们每个人都保持着微笑，还将从中国带来的小礼品送给他们。但是他们对我们的礼物不感兴趣，觉得不太实用。我们陷入了尴尬。

这时，一个老者走到我面前，跟我比画，意思是问我有没有烟。我大感意外，掏出烟来赶紧发。在安布里姆，烟是奢侈品。土著们很开心，一根接一根地抽。不到一个小时，两条烟发光了。香烟外交，立竿见影，跟他们并肩抽着烟，友好的关系很快建立起来。

乔伊斯的英语水准跟我差不多，知道些词汇但是没有章法，都要靠肢体语言来辅助，所以我俩直接交流反倒很投机他是个很豁达的人，举手投足，透着一股大气。他说自己和子民们都是很友好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护着这片丛林。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几棵大树，那就是他们的房间——树屋。

能够体验一把土著生活，是我们此行额外的收获。同时我们还收获了朋友，拿到了去马鲁姆火山的入场券。

马鲁姆火山是安布里姆土著的神，非常神圣。土著们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都会去火山边，跟火山诉说。

地狱之门，天堂之眼

直升机把我们送到火山上，第一拨上来的魏凯和乔伊斯不见了！

六个人上山，我们四个，向导乔伊斯，他还带了个助手说是厨师，上去给大伙儿做饭。乔伊斯跟之前的探险队上去过好几次，路熟，他还知道哪儿有块平地，那就是我们扎营的位置。

乔伊斯和厨师的行李，就是人手一把砍刀。他们不会在山顶上杀人越货吧？乔伊斯说，刀是他们部族人的生命。

村民们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安布里姆机场，那就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草地，除了一个风向标，再无他物。一架直升机在等着我们。

天公作美，蓝天白云，是个上火山的好天气。我们得分批上，每批上两个人和一些行李。第一拨乔伊斯和魏凯先走，乔伊斯带路，魏凯拿着摄影机上去，能拍后面人飞上来的情形。我和厨师第二拨，梁红和曾乔殿后。

飞机低空飞行，穿越一片林海，接下来是群山。这场景我也只在电影里看过，一座座山头像浓缩3D地图一样，忽高忽低，沟壑婉转，特别壮观。

跟在伊索尔火山一样，靠近火山的时候，天气就变了。这是火山带的独特气候，多雨，湿度高，雾气大，迷迷茫茫一片。直升机着陆费了点儿工夫，幸好我学过，跟飞行员一起完成了降落。

原定的扎营点却不见人，先来的魏凯和乔伊斯不见了。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探头到处找，才发现他们被扔在了半山腰，这会儿正往上爬。飞行员说，送他们的时候，有一股强风，就没敢尝试降落，只能在下面另找了个点。

到梁红他们上来之后，又开始下雨了。到处雾气腾腾的，我们仿佛在云里。一点儿都不唯美，浓云遮天蔽日。

浓重的烟雾弥漫火山口，第一眼望去，什么也没看见。

天公作美，云雾散去，熔岩湖远远看去就像残缺的太阳。

我和梁红走到马鲁姆火山的边缘，准备揭开它的面纱，一窥真容。第一眼它让我们失望了，只看到雾气和火山喷发的有色气体混合物，熔岩湖被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什么都看不见，一片白。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梁红摇头，很不满。

老天爷似乎听见了我们的抱怨，风起，雾散。火山的轮廓渐渐显露出来，几分钟之后，马鲁姆终于露出了它的真容。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此景只应天上有：熔岩翻滚，炽焰沸腾，鲜红耀眼，仿佛太阳的一块，脱落在了这里。

这是一种特别震撼人心的场面，火山有它雄浑的力量，它不类尘境的美。这就是美女与野兽的完美融合啊！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任何画面也会失真。眼前的马鲁姆火山是天堂之门，人间词汇尽显苍白。

有人说，站在高处的时候，人会很想跳下去。此刻站在火山口上，我就很有这种冲动，想跳下去。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实在太渺小。

回头，梁红已是泪眼婆娑，呆愣住了。她说：“我看到了天堂美景，这是我30多年以来，见过最美、最震撼的大自然景象。这一趟火山之行，对于我来说，已经圆满了。就是现在回去，我也此生无憾了。”

女人可能比较感性，虽然我也有相同的感觉，刚才那一眼足以慰终生。但是这一次，我们来，不只是要看它一眼，我还要下去，征服它。那时候，我才会说此生无憾。

直升机一直在飞，可惜无法降落。他们只能自己爬上来了。

直升机下去接魏凯和乔伊斯失败了。天气越来越恶劣，地形也不配合，盘旋了很久都无法降落，他俩只能爬了。虽然只有三四百米的距离，但这座山是火山灰堆起来的，到处都是松软的火山灰，每走一步都可能陷进去，踩哪儿都可能踩塌，爬起来确实很吃力。

将近两个小时之后，他俩终于上来了。被刚才场景俘获的梁红，俨然成了马鲁姆的代言人，赶紧拉着魏凯去看。老天爷对他不够厚爱，云雾又把熔岩湖给遮住了，只露了一个小脸。

魏凯的反应，跟我俩刚才的震撼反差巨大。他说：“比伊索尔火山差远了。”

台风、酸雨、毒雾，一个不少

一个牛头骷髅，旁边围了圈石头，在我们宿营平台的边缘。乔伊斯过去拜了拜，说了几句比斯拉马语。

乔伊斯说，牛头骷髅是他们族群的图腾。这个是他的父亲放上来的，他刚才在为我们祈福。

他们称马鲁姆火山为天堂的入口，如果有人在这座火山里死去，灵魂会通过这座火山，进入到天堂。山下部落的历任酋长，遗体都被送进了火山里，包括他的父亲。马鲁姆火山，也是他父辈们的坟墓。可能许多年以后，他也会在火山里长眠。

这是一个有些恐怖又很神圣的风俗。马鲁姆火山，也因此而更加神秘。

火山口的平台，大约有40平方米，是我们视线所及范围内唯一的一块平地。地面是积累的火山灰，像煤砟子。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黑色。

打开装备，支帐篷，扎营。

雨又来了。帐篷还没扎好，雨水淅淅沥沥地催上了。只好赶紧把电子设备都塞进去，我们穿雨衣，淋着工作。风也来凑热闹，越吹越劲。我开电脑查了一下，蒙了，台风。现在这还只是前锋部队，未来两三天，台风的大部队才到。上苍注定这不会是一次轻松的旅程。

趁着风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赶紧把帐篷搭好。火山上的第一天，我们就只剩下偎在帐篷里，观雨听风了。

第二天，台风的主力来了，帐篷的支撑杆全折了，帐篷全趴在地上了，直接糊到了我们脸上。冒雨出来筑防风墙，没多久，风向变了，而且越来越劲。刚稳住的帐篷，又全给掀了。

气得骂娘，跟大自然斗气干不过，只能扛着，出来迎着风干。到最后，帐篷几乎一半埋火山灰里了，只有这样，风才吹不走。人待里面，得用脑袋、胳膊、脚顶着帐篷，要不然随时会塌掉。

火山的气候，跟我们在下面世界遇到的所有气候都不一样，是一个特殊的气候体，自成一派。熔岩湖里，每天会排15万到20万升的热空气，二氧化硫、二氧化氢等化学物质混杂其中。再赶上下雨，凑一块儿，狼狈为奸成酸雨，杀伤力一下子就上去了。腐蚀性很强，会灼伤皮肤，进了眼睛就更不得了。回国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皮肤都变好了。酸雨把我们外表的死皮全清洗掉了。

火山里喷发出来的岩浆，在巨大的气压下，会被“抽丝”，被风吹过之后迅速冷却，成为丝状固体，叫作“佩雷之发”，就是火山女神的头发之意。随着升腾的热空气溜出火山坑，被风吹着走，扎进我们的皮肤。要么用刀割开伤处挤出它，要么就留里面等它化脓流出来。

接下来，台风的王牌军来袭。这次的打击是灾难性的，雨几乎就是横着飞，子弹一样射在身上；装备箱被吹得往高处滚，损失了几件装备；剩下为数不多的帐篷杆儿也全折断了，只能用仪器设备的脚架顶着。

如果太冷了，我们就钻出去，把身体往火山口里边探一下，就能暖和一点儿。但人一直处于湿透状态。我们潮湿地生活在云里雾里。

这几天，我一直担任炊事班长掌勺，带来的那个厨师，做了一顿我就让他下岗，转型当力工去了。他做饭太废水，我们的储备不够他折腾的，再加上一方习惯的原因，他做的东西，完全不对中国人口味。

火山灰如同煤砟子。视野所及，只有黑色。

当年那些新西兰人就是因为亵渎了神圣的牛头骨，才遭到全岛追杀的。

扎营那天还做了两顿饭，后面就只能一天一顿。风雨太大，实在没有条件起火。

乔伊斯和厨师顶不住了，他们要下山住，台风过了再上来。乔伊斯劝我们也先下去，这样不行，太冒险了，风力如果继续加大的话，我们人都可能被吹进火山里面去。

这种狂风暴雨的环境，是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遇到最艰苦的一次。大伙儿的状态都不太好，天天被雨淋着，连续4天身上都没干过，没生病已经万幸。我就怕大家心理熬不住。作为这个团队的精神核心，我当时确实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很犹豫，要不要先撤。

我还是选择留下来，装备太多了，往返一趟不太现实。可能下去了就回不来了，刨除装备负担因素，还有大家的心理因素。气象走势也给了我一点儿信心，第五天凌晨开始，台风会彻底离开。

终于，老天爷反哺了我们的坚持，虽然没有赏我们一个晴空万里，至少风柔雨细。

乔伊斯他们信守承诺，回来了。八天计划，已经过去五天，物资储备也耗得差不多了，即将弹尽粮绝。上苍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我们开始勘路，围着火山口边缘走一圈，寻找最好的下降路线。

除了我们扎营的那一个平台，山口其他位置，两边都是近乎直角的坡度。走在狭窄的瓶口小径上，如履薄冰。一个不小心，踩空或者打滑，都是必死无疑。往外，滚下山去摔死；往里，掉进火山熔化。

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还都负重了20多公斤。我们带了激光测距望远镜等一些设备，要做关于马鲁姆火山的全部物理测量，如火山口的直径、熔岩湖的深度、几个备选下降点的坡度等等。虽然不能做到完全知己知彼，毕竟多一些了解，多一分胜算。

雾越来越浓，一度到了大白天还需要开探照灯才能看清东西。

种种危险的情况，一应俱全，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命悬一线。

今天我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下雨时候毒雾融合成了酸雨，直接杀伤力还是有限。现在就不同了，雾气浓度很高，一股风卷着毒雾扑过来，就能直钻五官七窍，进入呼吸道，腐蚀人的黏膜。不死也残了。

凄风苦雨帐篷倒，天怒人怨奈若何。

火山口的毒雾，那可比北京雾霾毒多了。

有惊无险的两次试降

“我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我相信我能下去，也能上来。”我对乔伊斯说。

找准下降点，我们开始着手进入火山的准备工作。下脚点，先是一个80°左右的斜坡，100米高左右；接下来是一个绝对直角的垂直峭壁，再下面又是一段斜坡，然后是一个负角度，直接伸入熔岩湖。

乔伊斯找到我，很担心，劝我再想想，他说从来没有人在这种天气里下去过。

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新西兰人，成功地下去过，并且活着上来了。新西兰离瓦努阿图很近，所以他们不停地在马鲁姆火山考察，前前后后计划了10年，在火山顶上连续等了30天，才等到一个好天气。

都走到了这儿，跟台风、酸雨斗争了四天，不下去绝对不可能，否则我会遗憾一辈子。如果真的死在了天堂口，也值了。

那个新西兰人，叫杰夫·迈凯里。很有名的一哥们儿，跟马鲁姆火山较了十几年劲儿，三个月前，终于下去了。他有句名言：人生要么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要么是平淡如初。

杰夫·迈凯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下降到马鲁姆火山上的人，而我，将是第二个。

下降路线确定后，我们开始制作锚点。火山上没有树木和石头，需要一个拴绳子的地方。我们用了六个大旅行袋，全部装满火山灰，加起来大约一吨半，再挖个坑埋住。居然挖出来几副帐篷的残骸，是新西兰人留下的。看来我们这个锚点找得挺准，跟专业探险队的重合了。显然，他们也选择了相同的下降路线。

绑好绳子，三个人合力拉测试了一下，很牢固。

其实有更适合下降的路线，但是那个地方摄像机什么都拍不到。而最方便拍摄的点，下面有个负坡度，根本无法下降我们选的这个点，是个折中方案。

弄好这一切，天也黑了。

终于有一个干爽的夜晚，不用淋雨。雾气中只能看见一弯模糊的月亮，看不见星星点缀夜空。

深夜，乔伊斯找到我，言语之间饱含深情：“我觉得你们中国人都是好人，我不希望刚交到的几个中国朋友，因为这次下火山，而出现意外。”

有个小细节，这些天来，每顿饭我们都让俩土著兄弟先盛。被殖民多年，他们对外来人没什么好印象。前面那些探险队也不怎么尊敬他们，还听闻闹出过土著攻击探险队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些细节，让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尊重，也回馈我们以真诚。

土著人在人们心中，都是原始而野蛮的。而乔伊斯，给了我们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一面。

火山，不类尘境的旖美。

第五天，天气依然不是很好，但至少没有下雨。按计划行事，原打算做三次下降。第一次试降勘路，下100米；第二次再深入100米；第三次是终极下降，到马鲁姆火山里面-400米的地方。

所有的摄像设备，全被酸雨淋湿、腐蚀了。我们带了11台摄像机，9台报废，里面都生了铜绿。剩下两台也进水了，我们把它们轮流放进煮粥的锅里面烤干，才终于有了画面。

我套上防护装备，除了防毒面具，还有三层防护服。最里面是陶瓷纤维的防护服，中间是石棉纤维的防护服，最外层是铝箔。主要是防酸液腐蚀和岩浆灼伤的。如果没有这些，进去离熔岩湖100米的距离，人最多只能待10分钟。

还准备了一个移动呼吸气源，能支持我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呼吸80分钟。还有一个特殊订制的上升器材，在那种悬崖峭壁上，爬上来不现实，如果靠上面人拉，我能被岩壁上尖锐的石块撕成碎片。

到火山口边，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风也起了。我们就只能等着，等雨小一点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风平浪静。就是现在了。

我们预备了好几套下降方案，先测试第一套。他们在上面收，我背着所有的绳子往下走，自己掌控放绳子的幅度。两根保险绳、一根主绳。但是这次下降，我刚迈进去半个身子，就宣告失败。太重，我扛不住。三捆绳子加上升器等装备，有近400斤重。

保险绳与绳带绞在一起，我被悬停在半空。

返回地面，回首魔幻的火山窟。

再次进入火山，采用第二套下降方案。先把保险绳放下去，再以主绳开始下降。这一次相对顺利，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负重。

下降过程中，我的感觉很不好。人本来就处于半悬空状态，身上还有负荷牵扯。我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吃力。有力无处使，岩壁很松，掰重了就会脱落打滑。两根保险绳处于松弛状态，也让人很没安全感。

下降到60米的时候，问题来了。

两条先放下去呈U形的保险绳，再加上主绳，都各通过一条绳带系在我身上。我身上绳子太多了。保险绳松弛着很容易跟其他绳子缠绕住。不出所料，它终于和绳带绞在了一起。打了好几个结，无法再梭动。我被悬挂在了岩壁半空，往下一步都动不了。我尝试着去解开，那种悬空的状态下，根本解不开。越急解扣越是一团乱麻。

没办法，这趟下不去了。我只能割断绳带，升回到地面。

中国龙旗飘扬在火山里

坏消息，台风又要来了。

来不及伤感第一次试降失败，抓紧时间找症结所在。气象软件显示，第二波台风，后天早晨到达。

这是马鲁姆火山在驱赶我们的信号吗？经过上一波台风的洗礼，帐篷几乎尽毁，仪器也都腐蚀报废，粮食补给更是不足明天是最后的机会，然后马上撤走。我们经不起再一轮风袭。

明天无论是什么天气，我都必须得下去。

小雨开始下，马鲁姆火山的排气量大幅增加，像个烟囱一样，喷发着硫化物。环境比昨晚还恶劣。

时不我待。一切准备就绪，我生命中最严峻的一次挑战时刻，到来了。

梁红、魏凯、曾乔，还有乔伊斯，看我的表情，都是一脸的紧张。梁红一再交代，出问题了就放弃，马上回来，别强来。曾乔也用他一贯喜欢和我较劲的语调说，张昕宇你别又为了证明什么的去努着上，否则咱俩绝交。魏凯低头摆弄着摄像机，不敢看我。乔伊斯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拥抱，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们这样，弄得我也有点儿忐忑。强挤出一个笑脸，做OK手势，说我一定能成功。就罩上了防毒面具，背着装备包下去了。

这次采用最后一套方案。主绳依然在我身上背着，两根保险绳由梁红和曾乔负责在山顶释放。这个备选方案是无奈之选，因为在释放绳子的时候，如果两人释放的长度不一致，如果主绳断裂，我会被短的那根绳子拉住，长的那根绳就没吃上劲儿。相当于只有一根保险绳，还可能被绷断。

第一步就没走顺，刚下去一个身位，主绳的绞索就卡住了。吊在那儿，紧急错开重新扣上。

缓缓往下落。脚底的着力点让人很不踏实，踩实了就会脱落，我吊着打趔趄。绳子在岩壁上梭动，也会扫下来一些落石，噼里啪啦往下落，从我身边掉进溶浆里，有的还砸到我身上。

第一个100米的80度斜坡被征服了，进入下面的垂直区域。

每落一段距离，就要跟上面对口令。锚点OK，绳套OK，锁链OK，通信OK。

突然，通信不OK了。我下到那个垂直坡度的时候，感觉背上一沉，装备袋在把我的身体往下拉。显然，给我分担重量的绳子，这会儿放快了。

“收装备袋的绳子，放多了！”

没有反应，绳子还在以固定速率往下放。我又喊了几句，对讲机里面没有任何声音，耳边只有呼呼风声和岩浆迸裂的轰隆声。

不一会儿，装备袋的重量彻底全挂我身上了，400斤，拽得我失去平衡往后仰。我急了，摘下防毒面具往上喊，依然没得到回应。

肯定是通信坏了。攀岩或者岩降，最怕两件事：绳子断了，通信断了。绳子断了马上死，通信断了等会儿死。

没有通信，跟团队失去了联系，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我生扛着400斤，接着往下走，人极度吃力，根本无法踩步点，最后会把我拉离岩壁面，彻底挂在空中。原来只需承担我人体重量的绳子，也会增加额外负荷，随时可能断掉。

第二种，我放弃，开始往上爬，无法跟上面取得联系控制绞盘开关。上升器的拉力是一吨，如果我被卡住了，最后我会被绳子和岩壁凸石切碎，只有一根带血的绳子上去。

酸雨又开始稀里哗啦地下，冲刷着火山灰、石子儿，往下淌，脚的着力面打滑。雾气越来越浓，什么都看不见。我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主绳抖动了几下，两升一降。这是我们事先对好的SOS应急通信暗号，原地待命。

我横挪了几步，找了个突出点倚上去，让装备包的重量卸掉一些。

凄风苦雨里，漫长的等待。挂在火山峭壁上的等待，时间真的很漫长。

一个小时后，对讲机里终于有声音了。原来酸雨进去通信故障了。刚才他们能听见我说话，但他们的声音传不下来在上面紧急修理了半天。我们采购的是军用对讲机，如此轻易地就被酸雨干掉。

无论如何，危机解除了。在半空待了那么久，我的怒气也早被火山蒸汽给稀释掉了。

继续垂降。后面没有再出大问题，走走停停，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我还得歇。这比体力活难多了，身体损耗太大，防毒面具还让呼吸不畅。

五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岩壁上的一个突出点。这是我们此次征服马鲁姆火山的第一个目标位置，下降275米。这也是我的最低要求，再往下不说，这个位置我是必须要到达的。

我掏出了一面旗子，专门为此程探访马鲁姆火山设计的。本来是想在马鲁姆火山里面插一面中国的五星红旗，这个计划被帕斯卡否决——你去人家的圣山里插自己的国旗，会引发冲突的。有理有据，最后就制作了现在这面旗帜：依然红底，一条中国龙盘踞其中，CHINA点缀在上，硕大的“中国”两字，格外鲜艳。

摊开旗子，站在马鲁姆火山里面。意气风发，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如脚下的火山一样，喷涌而出。这是一个男人的征服，一个国家的征服。

俯身往下，跳动的马鲁姆火山就在我眼前。现在看到的景象，和在上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眼前没有一丝遮眼迷雾，马鲁姆火山赤裸相见。隔着厚重的防护服，我的肌肤也能感受到它的热情。沸腾的岩浆翻腾着，透着要吞噬一切的霸气。熔岩四溅，似流星，如流萤，要钻到人心里去。

眼前的马鲁姆火山，像有魔力一样，牢牢攥着我的心，让人不舍再离开。嗡的一下，就感觉世界要爆炸了，整个马鲁姆火山，在往上涌，铺天盖地而来，扑向我的身体，我融化其中，融为一体。我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全部都变成了虚无。

火山为证，生死相依

“放绳子，我要下去。”

第一天站在火山口的时候，我就有过要跳下去的冲动现在已经深入它的腹地，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张昕宇，你别乱来！”对讲机里，是梁红焦急的声音。

下面的100多米，是带着一段负角度的垂直岩壁，比我之前下降的近300米都要险峻，也更具诱惑，我要跟马鲁姆火山进行更亲密的接触。

梁红在劝，天快黑了，风越来越急，酸雨越来越浓；五个多小时了，你的体力也扛不住。

被熔岩湖的壮丽蛊惑得不行的我，此时心里也在激烈斗争千辛万苦到了这一步，不继续实在不甘心。可梁红说的也是事实实在太危险。挣扎了一会儿，脑子里另外一个张昕宇跳了出来你来这儿干吗来了？万里长征最后一步，还带犹豫的啊？

跳动着的马鲁姆火山，在我眼前魅惑地舞动，仿佛伸出一只无形的手，在邀请着我。

“你赢了。”我对着烈焰精灵说，然后告诉上面，下次再来今天就到这儿了，我准备上去。

不是我认了，而是因为突然感到一阵窒息。防毒面具在酸雨中浸泡时间太长，有点儿失效，一阵酸雾上涌，感觉全世界的氧气都被抽光了。我必须得上去。我们是来感受火山的是来尝试挑战极限的，绝不玩命。

“梁红，我的命就交给你了。上升器你来控制，把我拉上去。”

这事儿只能是梁红，因为它需要默契。如果拉快了，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被卡在岩壁上，再不停地扯，我就会被撕了。烟雾太浓，她根本看不清我的位置，对讲机之外，还要她凭感觉。心有灵犀，交命没有问题。

“魏凯，你和曾乔的护照在酒店我和老张房间的抽屉里。如果一会儿老张发生意外，我也不走了，跳下去陪他。”

“你说什么呢？不可能，能想到的危险我们都能回避掉！你别有的没的想那些事儿。”

“咱们既然一起来了，是一条绳上的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人搁下。真出事了我下去背他上来。咱们一起来的，就必须一起走！”

对讲机里，是上面梁红和魏凯、曾乔的声音。听到这些，我有些凝噎，心里阵阵难受。我和梁红早就是一个人了，这种感情不需要山盟海誓。她那几句话，让我更加坚信，我愿意把生命交给这个女人。

魏凯和曾乔，也是跟我一路大风大浪走过来的哥们儿。信任队友，托付生命，这是我们几个男人心照不宣的信条。

生死相依，就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走出来的收获。

老天始终在眷顾着我们，我成功地上来了。他们三个如释重负地放下手里的绳子、工具，说：老张，命你还是自己揣着保管吧，你太重了。

下潜成功之后，返回时我把命交到爱人梁红手中。

升到地面“胜利会师”，握手，都是生死兄弟！

着陆之后，没有什么载歌载舞，庆祝我张昕宇成为第一个下降到马鲁姆火山里的中国人，世界上第二个征服它的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击掌相庆。我们是一个团队，没有他们，我什么事儿也不会成。

天快黑了，赶紧收拾东西回营地。太累，我快垮了。

末了，曾乔还给我来了一惊吓。他捏着一段保险绳给我看，已经被岩壁磨损得只剩一发相牵。还有那些金属的绳套、锁扣，都已经被酸雨腐蚀得变形了，零件摇摇欲坠。我那会儿要真蛮着继续下降，可能真就跟马鲁姆火山零距离接触，并终生相伴了。

刨出来所有剩余的物资，鼓捣了一顿大餐，犒劳自己。这会儿待在营地里，再回想在火山上的这些天，以及刚才身在火山锥里的时间，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收拾好所有的东西，没剩多少好的了，暂时埋掉的生活垃圾也全挖了出来，打包带下山。让火山恢复原样，不能破坏大自然。我们只能带走照片和经历的回忆，以后可以随时想随时“提款”。

直升机早上七点来接我们下山。台风很准时，如约携阵雨来袭。

水雾氤氲中，只能远远听见直升机的轰鸣，却看不见真身。我开过直升机，感觉不妙，想起了在这片区域坠机的菲利普。这种天气情况，降落确实困难。

最后，直升机在云雾中盘旋了半天，声音就走远了。

给那个霸气的老板打电话，他说再派飞机来试一次。重复的故事，我们又听了一遍飞机响，就是没见着飞机。降落不了，把我们撂在火山上了。那老板说我们有两个选择：再住一天，明天再试一次；走下去。

帐篷全毁了，供给也用光，根本没法再留。走下去，我们这还有几百公斤的设备和垃圾，也不现实。怎么办？饿着肚子、吹着台风、淋着酸雨，再陪“马鲁姆先生”一天？

我们几个正犯愁的时候，乔伊斯说：“我带你们走下去吧我让部落里的人上来帮你们搬行李。”这不是一个向导的义务但是他对我们仗义出手了。上一回，他的父亲还带着族人围堵过新西兰探险队。

赠我们一片热带雨林

再见了马鲁姆，三年之内，我一定会回来，我要下降到400米以下，站在你的身边，看岩浆飞舞。

站在火山边缘，我跟它依依惜别。一切都很完美，没有遗憾。

其实是没有路下山的，乔伊斯指了一个方向，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走就没错了。三天前他和厨师还走过一次，简而言之，就是翻山越岭，蹚出来一条路。他们上次下去，用了8个小时。马鲁姆火山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好在所有人都是轻装下山，没有拿东西，就乔伊斯和厨师，一人拣了两个大包背上了。

火山灰地质很软，不踏实，脚经常陷进去。有一些两边都是大坡度的路，走得人心惊胆战。海拔下来之后，一番盛景出现在眼前。小山头和土丘被雨水冲刷之后，姿态各异，一个个立在那里，像月球上的陨石坑一样，非常壮观。

沿途还见到一种草，倔强地扎根在火山灰里。这是八天以来，我们看到的第一抹绿色。

出了山群，下到平原地带，先后遇到了两拨人，都是乔伊斯村里的土著，他们是来帮我们搬东西的。几个成人带队，大多是半大的孩子，还有女孩。乔伊斯告诉他们我们的东西在哪儿、该怎么搬、哪些地方的路要小心，等等。

整整翻越了九座山，还蹚了好几块水坑，终于走出了火山覆盖的地带。眼前，是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背后是阴云密布、雾霭笼罩的火山群，满眼看去尽是黑礁。眼前忽然就云开天明，各种植物，五颜六色。

深入雨林，路并不比火山上好走多少，突生的怪石和植被覆盖的暗坑，到处都是。但是感觉和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参天古木，遮天蔽日，两边生长着从未见过的植物，还有好听的鸟鸣婉转。这是一趟写意的热带雨林游。

火山地形，很容易让人想起月球表面。

这是我们离开火山后遇见的第一棵草。

找了片空旷地休整，阳光穿过树丛照射下来，八天里我们第一次晒到太阳。眼前的树上，刻着形状怪异的图案。不用说，是土著们的杰作。

厨师提着砍刀进了树林，我以为他是去探路，但很快他就提着根胳膊粗的树干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剥皮，里面的芯露了出来，甘蔗一样。他先递给了梁红，女士优先。

梁红开始还不敢下嘴，尝试着咬了一口后，就开始啧啧称赞。我也咬了一口，特别好吃，像竹笋，但是甜多了。一下子把大伙儿的食欲勾了起来，那根很快被我们四个消灭了。

乔伊斯哈哈一笑，去砍了一棵更大的出来，把剥下来的皮做成一个盘子，芯切块盛着，还顺手摘了几朵小花点缀上。双手一摊，说：“我请你们吃午餐。”

完了，他去砍了一根藤过来，说饮料来了。那藤一竖起来，像涌泉一样向下滴水，流量还很大。丛林太神奇了。我们伸着脖子接着喝，甘甜，我从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饮料。

我明白了登山前问乔伊斯为什么要带刀时，他的回答：“刀是我们部落人的生命。”确实，带着一把刀进了雨林，就吃喝不愁。

乔伊斯爬上一个高地，开始唱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爬到山顶看到烟雾升起，就勇敢地拥抱我们的生活，拥抱我们美好的生活。”土著人独有的醇厚嗓音、淳朴的歌词，很动人。

植被繁茂的雨林风光，与火山地带有天壤之别。

乔伊斯为我们做的“雨林午餐”。

休整够了，再启程的时候，去马鲁姆火山上帮我们搬行李的土著已经赶上我们了。见着我们只是腼腆地笑着，超过我们，接着赶路。

路遇几个土著在打猎，弓箭长矛。乔伊斯说其实他们曾经有枪，但是都扔进海里了，枪声会惊扰到雨林和山神。还有，他们打猎的时候，从来不猎杀未成年的小动物。他们明白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会让上天不再赐予他们食物。

在20世纪，瓦努阿图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乔伊斯的父辈们，也都曾经扎筏泅渡，去主要城市参与运动。国家独立后，政府也给他们分配了一些资源和土地，让他们去城市里居住。但是他们拒绝了，外面有外面的文明，他们只需要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生活在那里，守护在那里，无人打扰就好。

有得有失，直升机没把我们接走，旅途却赠了我们一片热带雨林。

剩下的路，我们俨然是在游山玩水。美妙的丛林，把我们在火山上所有的艰苦和疲惫，全部一扫而光。

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人

海洋，群山，火山，荒原，热带雨林，大自然再次露了一手。

7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安布里姆村落。

乔伊斯说，他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原来他早就告诉了部落里的人，我们成功下去了火山，又成功从火山里出来了，我们是勇士，更是他们的朋友、贵客。所以村民们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他们部落特有的欢迎仪式。

刚才还漆黑的村子，突然亮了起来。跟我们第一次到达时一样。人们围着草裙，踩着鼓点，载歌载舞，欢迎我们，向我们表达善意。这样的场面，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才能看到原生态的土著人仪式。

原来我们计划的是中午坐直升机下来，但我们走了7个小时，他们就在这个小广场站了7个小时，等着我们，完成他们的表演，表达他们的热情。这种淳朴的热情，带来的感动无以言表。

村民们排着队，一个个地走上前来跟我们握手。

他们现场酿酒，给我们接风。他们叫卡瓦酒，把一种植物的根茎削碎，用水一冲，放在一个大竹筒一样的容器里，然后拿个木棍舂，搅碎，把茎汁逼出来。最后兑上水，用块秋裤一样的布过滤，留下来的就是卡瓦酒。花生汁的颜色。

乔伊斯说，卡瓦酒在部落里只有成年男子才可以喝。然后舀了两碗递给我和梁红，敬我们：“你们征服了圣山，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英雄，就是勇士。”

情不自禁地，我要跟他们每一个人握手。

野性而欢庆的草裙舞，他们其实已经足足等了7个小时。

他先干为敬，那气场特豪迈。我们也一饮而尽，有点儿果汁掺酒精的味道，很独特。

土著们又开始了唱歌、跳舞。这里变成了一个Party现场。

乔伊斯把他儿子叫到我面前，指着他对我说：“从今天起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接话，乔伊斯继续说：“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我的老婆……”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大骇，喝多了吧？他狡黠地一笑，指着梁红说，“就是你的姐姐。”

我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这是拜干爹吗。乔伊斯补了一句：“我们有友谊，我们是兄弟。喝了卡瓦酒，我们已经心灵相通。”说完，乔伊斯把手放在我胸前，说他刚跟家族里的人商量过了，他要赐给我一个他们家族的姓氏，我们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

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我特别地感动、荣幸。这么多天来他在火山上，跟我们一起经历了艰苦的宿营和下降。我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出事。”乔伊斯没有多余的花哨表达，每一句简单淳朴的话，都透着他的诚恳和友善，超越友情。

乔伊斯召集了他的家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

客厅是用木头搭建得像一个凉亭的地方。餐桌放了两束鲜艳的野花点缀，摆了一只整鸡，用树叶盛着；一盆捏碎的方便面，四个椰子，每个椰子上也各别了一朵野花。菜量不够我一个人风卷残云的，但是在安布里姆，这顿饭很珍贵，一般人吃不到。这在他们那儿，是国宴的规格。

安布里姆虽然是个海岛，但是淡水稀缺，他们的生活用水全来源于自然雨水。乔伊斯把我们四个带到一个草屋，里面有珍贵的一小桶水，他送给了我们，让我们洗澡。

下山之后，酋长乔伊斯和他的土著子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带给我们的都是感动。礼仪、饮食、资源，他们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我们的真诚和尊重，换来了土著们的友情与亲情。

奇怪的新西兰人，如此友善的一个部落，他们怎么会弄得被全岛追杀呢？

乔伊斯跟我们讲了新西兰人的故事。新西兰离瓦努阿图很近，几乎每年都有人来，会给村里一些钱，然后拉几个土著去当脚夫。他们的优越感过剩，对土著很不尊重，像服务员一样呼来唤去。在山上的时候，随处扔垃圾，甚至往火山里扔。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踢倒了土著的图腾——那个牛骷髅。

帐篷、绳索、村子里用得着的东西，我全都留给他们了。乔伊斯拿着发电机的时候特别高兴，问我：“你见过黑色的沙滩吗？”他把我带出村庄，眼前很大很大一片沙滩，全是黑色的沙子，也美得一塌糊涂。

喝了这碗酒，我们是兄弟！

乔伊斯说：“这片沙滩，你现在能看到的，就都是你的。”我的兄弟送给了我一片沙滩。他承诺，我们再去的时候，他会在沙滩上给我们盖好房子。

临别，乔伊斯说：“说中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直升机带着我们离开了安布里姆岛。俯瞰下去，像是《阿凡达》的世界。绵延林海，多彩丛林，缭绕火山，湛蓝海洋。

马鲁姆火山熔岩湖依然激荡在我耳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见证了生死相依，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兄弟、一个家庭。

后记 唯有梦想，才能远行

“你还有梦想吗？”

“有。”

“是什么？”

我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脾气后，梁红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低头沉默了很久，我不那么确定了。

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理想、有梦想的，不大，就是有钱，让我们的儿子当上富二代。实现梦想的途径并不多，最靠谱的，还是拼了命地去工作。

部队是个保护壳，锻炼了我，但没告诉我到了社会该怎么过。脱掉军装，一路跌跌撞撞，我做了很多事，经历了很多人，扮演过太多的社会角色。我开过小吃铺、冷饮摊，还承包过公共厕所、打扫过街道，卖过豆腐、羊肉串，贩过首饰，很多很多，缤纷但无趣。

高谈阔论，喋喋不休；斤斤计较，媚眼谄笑。

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我越来越鄙视自己。很多性格都被磨平了，很多事情不敢想也不敢做了，人前开言都要先度量三分。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矩，普通人就该这样。我逼自己学会安分，想那么多干吗。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工作，没别的。这些让我特别难受。

一直以来，我总试图弄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答案再明显不过，我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一个虚度光阴的人，一个想跟自己瞎较劲儿的人。

那时候，老天爷又给了我重重一击，我爸去世了，才62岁。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我找到了很多老照片，父亲跟我的合影。我们一起制作火箭筒的情景，我们一起改造北京第一辆水陆两用车的往事，放电影一样出现。悲恸之下，我痛哭不已。

“爷们儿，什么是爷们儿，牙齿掉了咽肚子里，胳膊折了推袖子里。”这是我爸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在我爸的眼里，我是个野心很大、从不墨守成规的人，还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无论什么事，只要我想做，这事就一定要做成。

我不怕受憋屈气，也不怕挨皮肉苦，但是怕把自己搞丢了。我和梁红的第一桶金赚了100万，一夜之间又一无所有；我没生气没失落，我还有退路，大不了回去继续卖豆腐，牙齿掉了咽进肚子里。我脚骨折做手术的时候护士忘了打麻药，折断床头的铁护栏我都没吭一声；皮肉之苦而已，至少还活着，腿折了可以拄拐杖。但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在干吗。

显然，我真的把自己搞丢了。我的理想，根本就算不上是理想，现在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这样问自己。沉默10秒，我不知道。

2008年汶川地震，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我去了现场救援回来之后，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总能轻易地动怒。一声猫叫一个塑料袋飘过，我就可以火冒三丈。说话也越来越不中听总是挤对人；还有强迫症，把自己闷在家里，不愿意出门。

那场人间惨剧，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跟我一个救援队的，回来后也有几个人抑郁了。一场灾难，能颠覆一个人全部的人生观。世界本不该如此，生命实在太过脆弱。不仅天灾，还有人祸，能轻易地夺走一条生命，能轻易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触动之外，最先带来的是很消极的人生观。怎么活着都不保险，辛苦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永远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一切都可以瞬间化为乌有。没有杞人忧天，我就一副坐以待毙的心态。

梁红陪我度过了那段日子，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段对话。

“你还有梦想吗？”

“有。”

“是什么？”

我没答上来。她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得做出一些改变。

哲人说，做出改变很容易，打开窗户，放阳光进来；打开门，让自己出去。我们给自己制定了几条旅行路线，游山玩水，走马观花。回来之后，心是放开了一点儿，但还是觉得对生活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

“那我们再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跳出现在的圈子，才能发现到底是什么在禁锢着自己。

索马里是一个起点，我们是带着兴奋和冲动的心态去的。去看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除了海盗还有什么。但是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自己不一样了，感觉心里的一扇门被踹开了。生活就是这样，需要对比，目睹了索马里的苦难，才知道自己现在生活得不易，但幸福。

真行动起来，阻碍肯定会有，但是不能往消极了想，而是要想着怎么平衡掉。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很凶险，但它们的魅力也在那里，我们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去不可的理由。

刚开始探险计划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的妈妈和梁红的父母都特别豁达。我妈说，想去就去吧，只要是你真想做的，就肯定没错。梁红的父母也是这样，我们还害怕他们反对，但他们说，不就是出趟远门吗，去吧，玩开心。

末了，“注意危险，在外边吃饭注意一点，早饭一定要吃。对别个国家的人要客气一点，多交朋友”。这就是他们的嘱咐。

真的，真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会发现根本就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的羁绊和阻拦。但我们太多人，在没有迈步之前就会把阻碍放大，然后过滤掉这个想法。迈出第一步，很重要。

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个选择，这个选择也给了我最大的报答。千倍万倍。

冲动是导火索，真刀真枪对上的时候，则必须要理性出发前，就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好坏都在心里打个底。最难喝的一碗酒先垫上，就无所畏惧。战而胜之，无醉不欢。

混在城市里是生活，我们走在路上也是生活。在城市里是忙忙碌碌，玩命折腾，鸡飞狗跳；在路上也是事故不断，鼻青脸肿。不同的是，我们觉得这是轰轰烈烈。

都是生活，为什么不让鸡飞狗跳变得轰轰烈烈呢？

根本不用去想危险。危险是不能控制的，如果要是发生的话，你无法避免。最必要的，是做好各种准备，屏蔽这些危险就可以了。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死了也值得。

我哭过三次，我父亲去世是第一次，在汶川汉旺的救灾现场是第二次，都是因为悲伤。第三次，我是被自己给感动了。

从瓦努阿图回到北京后，有媒体给我们弄了个招待会我们在马鲁姆火山上拍的视频、照片，在会上播放。镜头不多三言两语，道不出我们在那上面八天的故事。荧幕上的火山风姿大打折扣。当那张我在下降到-275米的凸点，展开写着“中国”的那面旗子的照片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眼眶霎时就湿润了，有泪滚落。身下熊熊燃烧的马鲁姆火山，给我做了回背景。

这次是骄傲，是自豪。我三番五次地提到，自己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狭隘民族自豪感，一次次探险之旅，让我的这种自豪感得到多次释放和爆发。

走出第一步的时候，我还是小我，纯粹是因为好奇、刺激和解答自己心里的疑惑。在索马里，“中国万岁”、“中索人民友谊万岁”被索马里人喊出来的时候，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便在我心里喷发而出。“在北京的金山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我们的记忆，也是索马里人的记忆。在现场的那种特定氛围下，我甚至觉得，那是世界的记忆。

老外说中国人不能征服寒极，我们去了，是第一批冬季到达的中国人，奥伊米亚康的纪念碑前，从此有了五星红旗。梁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性。这次是大我了，我更想表达的却是小我，因为那是我们对自身极限的一次挑战。我更想表达的，是人们不要轻易地去划定自己的极限。不妨试试，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个超人。

我曾经是个照X光都觉得会被辐射的人，电脑面前都不敢多待，手机坚决不放裤子兜里。但我选择了去切尔诺贝利，那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有障碍就翻过它，是翻过，不是绕过。切尔诺贝利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心里永远的痛，也是全人类的伤痕。但我们几个中国人，试图去走近它，揭开它死神的面纱。世界在反思，但不应该是恐惧。核辐射很可怕核辐射也没那么可怕。

马鲁姆火山之行，是我这么多年来纵横四海最为困难重重的一站。只有一个新西兰人征服过这座火山，世界低看我们一眼：中国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依然做到了，还把“中国二字和龙的图腾带了进去，一起见证我们的征服。从此以后要这么说：只有中国人和新西兰人做到了。

我自豪于中国的旗子飘在了马鲁姆火山里，我兴奋于自己见到了人间最壮美的一面，我感动于爱情、亲情、友情让生死变得不那么严峻。我还收获了一个酋长、一个部落的亲情和友情。

“说中文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至少在那里，中国人走在世界的前面。

随着路越走越远，有一把无形的尺子，为我们架设了一个坐标，叉开一个角度。顺着看过去，它展现给我一个全新的三观体系。生活、生命、生死，全部重新定义。

一切的改变，都要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我们之前困顿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琐事、纠缠、烦恼，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先改变，去哪里都一样，看到的也只是：蓝天快要塌，青山乱如麻，绿水像在骂，出门全乌鸦。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思路，换一个状态，一切都不一样了索马里的枪口下有微笑，奥伊米亚康的寒冰下有温暖，切尔诺贝利就算是死亡禁区也让当地人故土难离，马鲁姆火山不是地狱，它打开的是通往天堂的门。

在那些地方，我甚至感觉到世界是大同的。无论是在索马里还是在中国，人们对稳定、更好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无论是在寒极还是在非洲甚至核辐射地区，条件再艰苦，故土最难离。还有，微笑和真诚是全世界的通行证。

在没走出去之前，我顽固，我对很多事不屑一顾；我庸俗，赚钱就是梦想的全部；我碌碌，我不知道生活在何处；我无助，我想改变却不知从何起步。

漫漫征途，如一剂良药，毛病全治，我开始体恤家人，珍重朋友；如一泓清泉，尘埃涤尽，钱不是唯一，生活还有更多；如一壶醍醐，茅塞顿开，最美的风景在前面，最传奇的故事自己是主角；最后如一座灯塔，指引我继续走下去。

这是一个重新找到自我的过程，这还是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过程。

一个新地方，富有挑战性的地方，永远会带给我新的惊喜。这些就是生命给予我们的一个诱惑，我没有理由去拒绝。这个世界没有理所当然，只有因果循环。有感受，有付出，不计收获老天也会给你惊喜。譬如在火山，一方面是大自然给了我们震撼和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选择了一个生活方式，才能得到这些震撼和影响，在其他地方，根本得不到。

探险旅行，身体的煎熬太不值一提了。重要的是眼前看到的别样风景、很多心理上的收获、精神上的感动，等等。除了亲自感受，无人可以赠予。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一路走来。而得到的这些，千金难买万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