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古早味 / 谈笑静主编.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086-4963-4

Ⅰ. ①我... Ⅱ. ①谈...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480号

我们·古早味

主编：谈笑静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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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古早味

谈笑静 主编

中信出版社

古早味

在选定这一期的主题之时，我并没有打算要做一期“舌尖上的旧时代”，它不是关于传统美食的报道；我也并没有敏锐地意识到，“怀旧”已经成为最新的潮流，我们无意跻身时尚风向标。必须坦白的是，发起这样一个主题，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想摆脱中年危机的困扰——我开始禁不住地怀疑：是那些昔日的情怀与审美、风尚与器物真的那么好，所以我一再地请求人们且慢且停且回头？还是因为自己始终活在旧岁月、小时代，跟不上、看不懂、学不会时下的精神与价值所在，所以才坚持故旧？是世界在变坏，还是我在变朽？

我到了一个深刻自我怀疑的年纪，这个社会也到了一个应该反省的时代。向前还是向后？向左还是向右？一切的集体现象，都有着个体的渊源，个人的业力决定了社会的共业，个体意志影响了集体意识——同样的，一个个体生命对美好的认定，就是参与了人类社会对美好的缔造。立题“古早味”，其实只是希望众人借题发挥，各自谈谈“美好”。

Photography_赵磊

但是所有的回顾都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往往会忘了：是现在的这个“我”，在回顾那段“时间”，而那段“时间”里的那个“我”，却没有发言权；我们总是说“我”愿意回到当初，却忘了当初的那个“我”，并不愿意留在原地，所以怀旧永远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要提醒自己，寻问古早味，不是为了回到过去，只是为了想清楚，除了成住坏空的感慨，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带到将来，还有什么情感与精神值得我们细心呵护至将来，那不得不来的将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借此发现，与金钱无关的"奢侈品"，与收入无关的精致人生，以及那些与岁月无关的日久弥新。

在这一期的《古早味》里，我们邀请了来自北京、台湾、香港的作家各自谈谈记忆中的味道；也邀来了60、70、80、90跨年代的朋友分享他们眼中的美好；而"古早味"更远超出味蕾上的感受，我们在纸上相聚，谈爱情、谈书写、谈家风、谈诗歌、谈戏曲、谈手作、谈时光，与古人交……

至于我自己，自我怀疑仍在继续：更谨慎地审察着自己内心的怀古与装腔作势的距离，审察着自己对未来的悲观与恐惧是否会发酵成对过去酸腐的眷恋。这也许是做书的其中一项福利吧：每一次的自我怀疑都可以成为一个命题，可以请来处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经历的众人，分享见地，得到认同不错，若能受到否定更好。我们，在生命的半路相遇，同行，共勉，彼此滋养。

谈笑静

微博：@扎西拉姆·多多

出品人：陈坤

出版人：张国辰

总编辑：谈笑静

执行主编：王抒今

本期主笔：陈冠中 崔曼莉 帕武

视觉传达：陈骐

编辑：季思聪 倪倩

策划编辑：李静媛 肖诗雅

责任编辑：任培培

营销编辑：郭苗苗 范钦儒

contributors

董克平
陈冠中

美食学者，学的是形而上的哲学，做的是形而下的吃喝。一年有半年的时间行走在寻访美味的路上。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顾问，著有《吃货》等。
来自香港的华语作家，现居北京。他的小说《盛世》已译成14种语言出版。最新小说是《裸命》。其他著作包括小说《香港三部曲》及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或许有用的思想》《事后：本土文化志》《城市九章》《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等。

林育德
周裕隆

台湾人。曾长期从事传媒与广告工作。曾任《缤纷》《西藏人文地理》等杂志主编。现为自由读书人。专注于收藏、自行车运动。主要著作有《周恩来传》《记忆邮递》《李鳌杀人事件》《记忆版图》等。
2000年就职于奥美广告公司。2002年创立DTMPHOTO摄影公司。常年与国际4A广告公司合作，致力于全球各尖端品牌的广告执行工作。现为自由艺术家，摄影师。工作、生活于北京。官方网站：www.dtmphoto.com

刘巨文
杨思思

诗人，1980年生于河北，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攻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博士学位。
80后，北京人，长于城根儿下，热爱传统文化，钟情于古典艺术，游走于戏曲内外，时而心有所感，敲字聊以还债。

青简
崔曼莉

本名周洁。医生，摄影师。愿读万卷书，志行万里路。摄影作品《二十四节气》被国内知名摄影网站“图虫网”评为“2011年度最受欢迎组照”。著有《江南》《梦里水乡》。
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02年起在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及诗歌十余万字。已出版长篇小说《最爱》，《浮沉》一、二部，《琉璃时代》，中短篇小说集《卡卡的信仰》等。《浮沉》畅销过百万，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浮沉》第二部被中国新闻出版署推荐为五十本好书之一。《琉璃时代》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长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杀鸭记》获金陵文学奖、中篇小说《求职游戏》获北京文学奖。四岁习字，2012年书法作品在德国参加国际书法展获收藏。

沉白白
帕武

旅居意大利六年。传播学硕士，著名婚礼摄影师，时装制片人。不安分的大龄女青年，好奇心十足的行动派，于全球巡回拍摄婚礼与旅行婚纱。热爱岛屿、连衣裙和跳蚤市场。
不丹籍人文摄影师，著有《看见神圣》一书。

忏之
鲍尔吉·原野

栖贤寺僧，别署乞可、觉了。一苇学处成员，绘事师承快意斋悦石翁。
蒙古人，作家。出版《原野文库》等著作48部，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读者遍及海内外。

傅林
老陶子

北大文学博士，大学教师，专业为语言学，主攻汉语史和契丹语文。著有《傅林的诗》《最好不相见》《临水照花人》等。
纯手工三俗一个。坐得了三里屯办公室，蹲得了老马路小地摊。曾无业三载，穿梭青藏。仍不谙三教，诚交九流。愿将山色供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但若问人生乐事，无非是食得宴席打得柴。

苏恩禾
周晓华

厨子，文案。在广告公司从事文案工作十年，辞去工作后开了一家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厨子的小小厨房。
湖北人，生长于新疆，现居北京。喜欢写字，因为那是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

南朗
朱卫东

栋梁设计师品牌店和栋梁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平面设计师。近年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城客”，游走于北京、上海之间。
1964年出生于胶东半岛一个军旅之家，少时喜爱诵读。1989年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播音主持、编辑、记者，现为新闻主播、播音指导。播音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谈雅伦
王多多

一名退休多年的中学教师，40后。
生于70年代，做过电台DJ、杂志编辑、新媒体高管，2014年成为自由职业者、平凡生活体验者。

范钦儒

《我们》团队里的范儿，传说中的主页君。一不小心就写了篇稿，是一朵正在开放的姑娘。

古早味，更多的是情感

Text_董克平

Photography_赵磊

火的发现和使用，让先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熟食和调味慢慢地进入了人类的饮食经验中，并由此生发出丰富多彩的烹饪技巧和饮食文化，这一点在可以用“吃”来贯穿的中国历史文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餐饮业自古代到今天，经历了“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四个发展阶段，大致推出了有文字记载的六万多种传统菜点、两万多种工业食品，以及丰富多彩的筵宴和风味独特的地方菜系、风味流派，这也让中国有了“美食王国”的美誉。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健康理念的推广，人们在饮食上的要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简单地吃饱到讲究口味，再到讲究膳食的营养与平衡的同时，餐厅环境、氛围、情调也逐渐成为顾客挑选就餐地点的必要考虑条件，在追求品质生活的今天，消费者日益高涨、日趋明晰并苛刻的消费需求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饮食上追求“色、香、味、形、器、质、声、温、营养、卫生”的同时，更要注意文化与食品、饮食方式、饮食习惯的融合，有意识地把时尚元素引入日常餐饮消费中，同时和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美味的食物。

坊间流行创新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无论是“北料南烹”或是“南料北烹”，抑或是菜品造型、装盘的绚丽或是写意，菜品的创新一时间成为餐饮业热议的话题。见得多了便觉得把传统菜做好做精也是一种创新。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传统菜式，是经过历史的锤炼、无数人口味的辩驳之后传下来的宝贝，能把传统菜做好，对于生于5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就是菜品的创新了。在吃喝饮馔方面，中国大陆的美食传统中断了几十年，对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来讲，美食记忆的逻辑历史大概也只能是二十几年。在这以前，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消费文化。美食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口味之享，而非名贵食材的耳食之餐。尤其是在今日环保之声日益高涨之际，寻常食材做出的不寻常的味道便显得越发珍贵了。鸡鸭鱼肉只要精心料理，便是难得的美味，燕鲍参肚多是技法繁复的炫技之作。寻常食材做出的好味道，便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古早味了。

“古早味”，最早是闽南人用来形容古旧味道的一个词。“古”，年代久远；“早”，早年、童年。无论哪一种都和传统密切关联着。古早味，是一种怀旧的味道，也是记忆中的味道，是根据历史的制作方法而得到的味道。早年间没有那么多调料，烹饪的手法比较单纯，以简单的调味料料理食物，不精致但料好实在。对古早味的怀念是对技艺的尊重，对简单烹饪的推崇，更是对往日情怀的依依不舍——人们渴求的那些老味道多数是掺入了自身的情感、个人童年的记忆以及对家乡、对亲人的依恋与眷恋。抛开这些情感因素不谈，就是这些年吃喝消费的变化，也让人们无法找到童年记忆的味道了。时代、时间，已经让那些味道模糊了，模糊到只是一种令自己感动的情感记忆了。传统的魅力也在这美味记忆的氤氲中展示出无边的美丽。做一点儿环保的事，吃一些传统的菜，在浮躁的今天已经不仅是口腹的奢享，大致也可以演化成精神上的安逸了。正是这种精神与物质结合起来的对传统味道的需求，形成了人们对古早味道的渴望。

菜品图片及资料来自小白《四季蔬》

荠菜春笋 春

春笋800g

荠菜50g

盐1/2小匙

糖1/2小匙

1.春笋剥掉外壳，荠菜去掉老叶，保留根部，这里是荠菜香味的主要来源，仔细反复清洗直到完全没有泥沙。

2.洗好的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1分钟，捞出来挤掉水分，切成碎末。

3.春笋切成滚刀条，然后放入沸水中加少许盐焯烫2分钟，以去除涩味，捞出沥干水分。

4.锅烧热后倒入油，先取一半的荠菜末炒至香酥，下入焯过的笋，再加盐、糖和另一半荠菜末翻炒均匀即可。

香辣蚕豆 夏

蚕豆400g

花椒粒1大匙

干辣椒两三个

糖1小匙

盐1小匙

1.选带壳蚕豆为佳，锅烧热下宽油，将花椒粒小火煸香，然后下入切碎的干辣椒和带壳蚕豆大火炒。

2.接着倒入半碗水，转小火焖8分钟左右，加盐、糖调味，继续加热直到汤汁基本收干。

南瓜小炒 秋

南瓜200g

鲜百合一头

芦笋几根

盐1／2小匙

1.南瓜去皮去籽，百合掰开洗净，芦笋去掉老皮切寸段。

2.南瓜可以如图这样切片，注意不要太薄，2毫米左右为宜。

3.锅中烧开水，先下芦笋焯至水再次开起，然后下入南瓜也烫至锅中水开，一起捞出，过冷水后控掉水分待用。

4.另起锅烧热倒一点儿油，下百合炒至由白色变微微透明，然后下芦笋、南瓜快速翻炒，接着放盐炒匀即可。

胡萝卜姜汤 冬

胡萝卜200g 生姜10g 橄榄油1大匙 椰浆粉1大匙 盐1/2 小匙 黑胡椒粉一点点 水500ml

1. 胡萝卜去皮切小块，生姜去皮剁成泥。

2.汤锅烧热下1大匙橄榄油，放入胡萝卜中火翻炒一下，然后加水，下入姜泥，盖上锅盖煮15分钟左右，胡萝卜煮软即可，然后加入椰浆粉、盐、黑胡椒，用手持搅拌机在锅中把胡萝卜打碎成糊即可。

港式老派头

Text_陈冠中

Photography_周裕隆

古早，闽南土语。

古早味，时下流行华语。

对上了年纪说粤语的人来说，“古早味”听上去并没有那么古早，不像岭南本土特色词如“古法炮制”、“祖传秘方”、“原汁原味”。

在香港，带一点儿殖民洋气的，还会对英译中的“经典”或“古典”、“传统风格”、“老派头”（old fashion）、“回潮” (retro)、“怀旧”(nostalgic) 这些词有特定的色香味联想。

不过现在我相信，“古早味”将在两岸三地一词独大，成为“倚老卖老”消费的最通用宣传词。

以前省港老铺叫“金漆招牌”，标榜名门正派、真材实料真功夫、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但老店并不会自认卖的是老式老样的老货。

老字号自以为卖的是正宗味、经典味，不是古早味。

古早（怀旧、回潮）成卖点，其实是一大发明。

这个品味的出现一般是很当代的，古早味是新时鲜，古早味在古早期当然也不会叫古早味。

什么时候想象中的老味也可以带来附加价值，与各种新口味、主流口味分庭抗礼、分一杯羹？

什么时候大家才开始想象古早之味是可欲、值得一尝的？

这是心态的转变，就是说：老东西好呀！甚至说：老东西才是真的好呀！

这更是表示对主流口味的轻度怨怼，暗含一种投诉：明明这些古早的东西很好，为什么之前没人告诉我？

不过，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经提醒过我们，现代的很多人以为是古早、原味的“传统”的事与物，其实历史可能都很短，甚至是当代人拟古、转化、建构出来的。

凡被称为古早味的，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质疑。

古早不是古代。古早一般都不太古，五十年？一百年？甚至只是隔了一代！甚至连你爷爷奶奶那代都嫌远，一般是指你爸爸妈妈童年至少艾时期尝过的味道。

但是你爸爸妈妈到了青春期之后，自主性强了，就开始叛逆家里的指定口味，家味不如野味，放眼世界，贪新忘旧。

每个地方、每一代人贪新忘旧的对象和阶段都不一样，但都务必有过贪新忘旧的阶段才有日后蓦然回首、古早味登场的新台阶。

味道若一直延续，融入主流，浑然不觉，随手可得，就没有古早一说。

可能古早味的永劫重生，前提是遗忘，古早的轮回，需要中间的断裂。

古早当时兴，华丽转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越是悲剧式的中断，似乎越能激起幸存者对古早味的强烈追思。

像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世纪末华丽的维也纳、美丽年代的巴黎，一瞬间灰飞烟灭，惊魂未定的欧陆、众声喧哗的魏玛，再陷万马齐喑、万劫不复。

又如白先勇《台北人》，世时骤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劫后余生，事后回眸，古早更有不为外人道的一番滋味。

别的地方我不熟悉，但我敢大胆假设，香港人对古早味的追溯和追捧，是在1949年后才有的。

那些南来海派文人，深陷粤语人民的汪洋大海，却不成比例地占了文化食物链的重要环节，在众多日、晚报副刊专栏发奋笔耕，追忆1949年前老上海销金窝十里洋场的风月和风流，深感今不如昔，用当年大上海之味，做小香港文字炒作的原料与底气。

当年在港的广义上海人，人才济济，于是香港开了很多原汁原味、1949年以后沪上吃不到的上海和北方馆子：三六九、四五六、一品香、杜三珍、雪园、老正兴、乔家栅、王家棚、大上海、洪长兴、九龙饭店、乐宫楼、仙宫楼、松竹楼、丰泽园等，并有沪式西餐馆如DD斯、七重天、爱皮西等。俱往矣！旅港第一代广义上海人老去羽化，第二代洋化，第三代本土化。幸而古早味的上海菜现在仍保留在三家会员制的广义上海人会所里：上海总会、宁波同乡会、苏浙沪同乡会，另外北方菜在鹿鸣春、美利坚，而杭州菜的原汁原味（半世纪前的古早味）则仅存于遗世独立的天香楼。

不看好古早上海味在香港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不过，香港有的是岭南古风广式老字号，“古法炮制”、“祖传秘方”，不缺舌尖上的追捧，愿为摩登南海太史公、十三郎者也应大有人在，潮州巷、避风塘移形换影再战江湖，大排档命悬一线、老兵不死，市政菜市场再上层楼、越炒越旺，且不说伴我同行一辈子的白俄风、殖民风，以至酱油西餐风，古早味这三个字大概也会常挂在游港吃货的嘴边吧！

那碗粿仔汤

台湾街头小店

Text_林育德

我们可以用古法去复制许多早已为人淡忘的古早的滋味，甚至找到一家熟悉的老店去品尝那百年不变的好味道，却永远也无法重现那些令人难忘的古早的氛围。对我来说，所谓的“古早味”其实无法仅仅作为一种食物而单独存在，它总是要伴随着一些古早或不古早的美好回忆，你咀嚼着令人回味的小吃，也咀嚼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宜兰城隍庙前有一家小面摊，我刚记事的时候，筷子还拿不稳，就经常在那里吃面。面摊没有名字，就是庙前街边小空场上搭起的一个小棚子，摊主是一对有点儿上了年纪的老夫妇，长得又瘦又小，都只有一米五出头。他们做事勤奋，待人和气。面摊上售卖的品种不多，只有油面、米粉和一种类似河粉的“粿仔”，都带汤；小菜也只有猪头肉、粉肠和豆泡（可能还有别的，只是我们家常吃的就这三样）。我最喜欢他们家的粿仔，蒸得很薄，切得很细，用嘴轻轻一嘬，能连汤带料一起嘬进嘴里。他们家的汤头特别清香，我是个不爱喝汤的人，也总是喝得一干二净。

大约在我上小学以后，城隍庙前盖了房子，不能再摆摊，面摊歇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城隍庙斜对面的郭圣王公庙连同周边的棚户被推倒重建。郭圣王公庙建在三楼，楼下成了一个生意清淡的商场。从那时起，小面摊就搬到商场一楼临街的一个小店面，直到现在。老夫妇的儿子叫阿源，那时刚当完兵，年轻力壮，便由他接手了面摊的生意，面摊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叫“阿源面店”。

虽然我在郭圣王公庙楼下的阿源面店吃面的时候要多得多，但我的记忆还是始终停留在城隍庙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小面摊里。离面摊不远有两家电影院，经常是我们一大家子人看完夜场电影，父亲领着大队人马来到小面摊，连我弟弟共八口人，正好坐满一张大圆桌。一人一碗面、米粉或粿仔，再切几盘小菜，这就是一顿丰盛的消夜，尤其是在阴雨绵绵的冬夜。那时候没有一次性筷子，我父亲会仔仔细细地从筷子笼里挑出八双看起来比较干净的筷子，再拿到煮面的锅里用高温的面汤涮一涮。面摊老板一般不太乐意别人把筷子插进面汤里涮，但对于我父亲，可能是认识时间长了，总是客客气气地让开身子，还满脸堆着淳朴的笑容。

很多年后，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学，然后工作、成家，但每次回宜兰总要先到阿源面店吃碗粿仔汤，几十年来一直这样。

据说各地城隍爷的生日都不太一样，宜兰城隍的生日是二月初八。现在的宜兰市就是过去的宜兰县城，县城里每年都有一次盛大的庙会。庙会当天，家家户户都要摆流水席，招待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这个习俗至今还在延续。宜兰庙会有两个日子，若这年是城隍诞辰的二月初八，来年就是东岳大帝诞辰的三月二十八。阿源家的面摊还开在城隍庙前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庙会，每年一到二月初八，他们家的面摊就得暂时拆了，给城隍爷腾地方搭戏台，等庙会结束，再收拾那些烂木条、破帆布把面摊给支起来。

庙会期间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流水席。面摊根本没生意做，全年无休的阿源一家人正好可以歇息歇息。这时候，我们家也为了大拜拜正忙得热火朝天。我记得我们家并不是年年都摆流水席，印象中只有一次办得最隆重。那一次，我惊讶地发现每天忙里忙外、平日里只做些家常小炒的母亲竟然厨艺精湛。宜兰有几种驰名全台湾的美食，比如糕渣、枣仔饼、西鲁肉、芋泥、炖什菜（类似佛跳墙）、炒什菜等，除了糕渣比较费工费时，母亲几乎样样都能上手。我母亲是个地道的宜兰人，祖籍福建漳州，她是绝对不会包饺子、擀面条的。但那次庙会，我却从她那里学会了包饺子，只不过不是北方的饺子，而是地道的宜兰小吃：芋饺。

我是我们全家最贪吃的一个，从小到大没少为了贪吃挨骂，挨大人骂不打紧，完了还得忍受我大哥、二哥和我弟弟的冷嘲热讽，可是，这仍旧不能阻挡我对美食的渴望。为了公平，我母亲会把好吃的甜品，比如蛋糕、广式月饼、别人结婚送的喜饼等用刀切成八份，除去我祖母（她非常惜命，从来不吃这些过度加工的食物），父母兄弟姐妹八人正好一人一份。我母亲的就是我的，我可以理所当然地吃掉；我父亲的也是我的，我也能理直气壮地吃掉；我大姐的那份，她会让我母亲和她一起，一样尝一点儿，剩下的还是我的；我二姐的那份，一般是自己尝一点儿，剩下的平均分给四个弟弟；我大哥的我就不惦记着了，他吃得比我还快；我二哥的那份，只要我随便说两句刺激他的话，他就会气得捶胸脯，然后很有志气地走开，说什么也不吃了，那就归我啦；至于我弟弟那份，他还小，一口气吃不完，他会小心翼翼地装在盒子里藏起来，但是，不管他怎么藏，最终还是进了我的嘴巴。那时候，我就像只馋猫一样，处处被家里人防着。我母亲最担心的是，哪天我饿极了，把老鼠药当糖果吃了。

对我来说，香甜可口的芋泥已经是人间美味，再把芋泥用手擀的饺子皮包起来，还得捏出一道道花边来，然后下锅油炸，这得多好吃啊！

这是我对“饺子”最早的概念，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饺子就是长这个样子，它必须带褶，可以油炸、可以干煎、可以水煮。后来，在离我们家不远处开了一家“山东饺子馆”，卖的是地道的北方饺子、酸辣汤和酱牛肉等卤味小菜，我才知道原来真正的饺子长成这样。里头吃饭喝酒的全是操着奇怪口音的外省人，我们分不清南方人北方人，满以为只要是外省人全都是吃馒头水饺烧饼面条。我二哥非常喜欢吃饺子，尤其是他们家的饺子。我二哥是学美术的，对物体的造型特别敏感。他不吃鸡鸭，认为太具象，吃进嘴里觉得恶心；猪肉也不怎么吃，除非剁成肉泥做成“瓜仔肉”（酱瓜蒸肉）或剁馅包饺子、包子。

台湾街头小店

四十多年后，我二哥对我说出一个在他心里埋藏许久的秘密。好像是他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已经睡得跟猪一样一动不动，我母亲这才把他从睡梦中摇醒，说：“今天你生日，给你买了水饺，快起来吃吧。”我二哥说着，眼眶都红了。那时，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三十年了。他说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十个饺子的味道。我想，我也不会忘记。

除了一年一度的宜兰庙会，一年当中，阿源家的面摊还有几个节日是没生意做的，比如五月五的端午节、七月半的中元节、八月半的中秋节和春节。在我们家，中元节和中秋节都很省心，买点儿现成的糕饼素果祭拜神明就行了，不用像别人家那样杀鸡宰鸭的大操大办，端午节则稍稍费点儿力气。

我们家的粽子有点儿讲究，光粽叶就有两种，鲜绿的和晒干煮熟的。鲜绿的用来包碱粽，煮熟的用来包肉粽和粿粽子。粽叶表面还得抹上一层薄薄的清油，这样才不会粘黏。包粽子只能用那种枝条饱满、韧劲十足的蔺草，我们叫“咸草”。咸草买来后先得挑拣，较粗的包肉粽和粿粽，稍细一点儿的包碱粽，长得歪歪扭扭或粗细不均的没法使，只能给邻居家的小女孩儿们过家家。小女孩儿们也用它来包粽子，里头裹的是沙土和当馅料的花瓣、草叶。想来真是有点儿缺德，有一次，我竟然把蚯蚓偷偷拌进了馅料里，吓得几个小女生哭成一团。

我们家一般包三种粽子：肉粽、粿粽和碱粽。粿粽又有咸的和甜的两种，咸的是肉馅，甜的是豆沙馅。粿粽的皮是用糯米面加红糖水和起来的，本身就有点儿甜味，所以咸的粿粽吃着有点儿怪。

记得有一年，一位不知道是来自浙江还是江苏的邻居妈妈带着他们家乡的粽子给大家品尝，现在想想可能是江浙一带的湖州粽子，长得像枕头，我母亲于是干脆管它叫枕头粽。枕头粽不像三角形的台湾粽子那样很容易裹上大量馅料，所以几乎没什么馅，好像就是肉汤和上糯米，然后用粽叶包裹就上蒸笼。这种粽子不太适合台湾人的口味。可是，世事的变迁真是出人意料，几十年后，每逢端午，我几乎都在北京吃着来自浙江嘉兴的“湖州粽子”，一边吃，一边对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念叨着我们家晾衣竿上那一挂挂出自我母亲之手的宜兰粽子。

很难估计我们家一个端午节得吃掉多少粽子。包粽子是门技术活儿，小孩儿根本搭不上手。

母亲一人包、一人煮，得有那么几天工夫，直到我们家晾衣服的竹竿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粽子。邻居的婆婆、妈妈们会互相交流各种新的做法，比如：包肉粽的米是熟米下锅蒸还是生米下锅蒸好吃？大米里头掺点儿红豆好，还是掺点儿花生好？馅料里的笋丁到底是酸笋好，还是鲜笋好？等等，等等。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声音比这更悦耳。我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或长条凳上，听着大门外母亲和邻居大妈大婶们东拉西扯的对话。早晨的阳光穿过敞开的大门，平贴在刚刚打扫过、还留着一些水渍的磨石地板上。北面的窗外传来白头翁啁啾的鸣唱，有蜜蜂从大门飞了进来，又从北窗飞了出去，我们家那条叫酷马的老狗静静地卧在门边。我闭上眼睛，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年年如此，记得端午过后的几天时间里，宜兰城里上学的大孩子们带的便当盒里装的几乎全是粽子，有的干脆连便当盒都没有，直接把几个粽子拴在书包的背带上，就这么叮叮当啷地上学去了。

和南方人一样，台湾人春节不时兴吃饺子，但至少必须吃三种粿，一种是“甜粿”，就是年糕；一种是“发粿”，就是发糕；还有菜头粿，就是萝卜糕。一些讲究的人家还得做“红龟粿”或“乌草粿”，类似南方的“青团”、“清明粿”或“清明粑”。闽南话的“粿”相当于普通话的“糕”，但又比糕的意思要宽泛些，比如阿源面店的“粿仔汤”，这里的“粿仔”和“糕”绝对扯不上关系。台湾的传统点心中叫作“糕”的，好像只有七月半中元普度中用来当供品的“糕仔”，包括红糖糕、白糖糕和绿豆糕等，以及七夕的时候祭拜“鸟母”用的“米糕”，就是糯米饭，甜的搁红糖、桂圆肉，咸的搁香菇、肉丝、金钩虾。

“甜粿”，有红糖、白糖、赤砂糖和花生仁、红豆沙等口味，做法有蒸和掴两种，蒸甜粿操作简单，所以比较普遍；掴甜粿比较麻烦、费工费力，而且必须有一口大灶，所以现在几乎不再有人这么做了。

我们家的甜粿就是用掴的。掴甜粿的时候，我最喜欢抢着坐在大灶前，不停地往灶膛里添柴火，小半锅油在大锅里烧得噼啪响。大冬天，父亲即使穿着背心，还是满头汗。他拎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掴子”（很像划船用的船桨，木头做的，打磨得很光滑，我父亲专为掴甜粿找人定做的）站在大灶边上，我母亲把红糖倒进锅里，他就抡起掴子开始搅拌。红糖在热油里慢慢地融化，一种类似焦糖的香气随之散发开来。我母亲站在一旁，看准了时机，把巴掌大的糯米面团一片片地滑进锅里。我父亲用掴子先轻轻搅和着，让糯米团在油锅里一点一点地溶解，等糯米团和热油充分混合并逐渐凝结，便连拍带打地把它揉搓成团。这需要很大的力气，通常到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早已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我母亲刚空出手来，赶紧拿毛巾给他擦汗。

掴熟了的甜粿非常好看，油亮亮、软绵绵又黏糊糊的一团，随着掴子的摆动，在光滑的铁锅里来回扭动，还冒着丝丝香气。都说刚出锅的热甜粿最好吃，可是又太烫，根本没法入口。许多关于吃热甜粿被噎死的传说，在殷殷告诫着所有贪吃的小孩儿，滚热的甜粿许看不许吃，以免枉送自己的小命。

我谨记老人的教诲，眼巴巴地看着我父亲把甜粿从锅里挑出来，暖洋洋的厨房处处弥漫着甜粿的香气，再不甘心，我也只能无奈地吞下口水。这时，我母亲已经把玻璃纸铺在蒸笼里，甜粿被放在里头，得好几天工夫才能硬化成型。

按照古老的规矩，用来压岁的甜粿必须等正月初五以后才能吃。为了给大家解解馋，我母亲会在我父亲从锅里挑起甜粿的电光火石间，像火中取栗一样地拧下一小块甜粿，放进小碗里，再用筷子掐出一小团往凉水里涮一涮，给挤在大灶前的每个人都尝尝鲜。

和甜粿、菜头粿不同，蒸发粿有许多忌讳，我母亲特别讲究这些，可是，几乎每到蒸发粿的时候，我就会像个贴心的好孩子似的围着我母亲转。我母亲说大灶边上不能老有人走动，偏偏我就像缺了心眼儿似的围着大灶转悠来转悠去；说不能打开蒸笼盖，我就非得打开一条缝隙偷看发粿究竟是怎么发起来的；我母亲说灶头绝对不能坐人，还事先把灶头的小板凳藏了起来，我还是屁颠屁颠地蹲在灶头，假装好心地往灶膛里添柴火。

我们家的发粿虽然不好看，但好吃，通常能在正月初九天公生日之前吃完。甜粿比较禁放，即使在温暖潮湿的台湾，插签晒干的甜粿搁上几年都不会坏，但只限于掴的。蒸的水分大，很容易发霉。

我到现在也掌握不了蒸发粿的奥秘。我母亲蒸发粿时总是在灶台上插一炷香，这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发粿在发的过程中必须借助某种神力，其实不是，她只是用香来计算时间而已。相形之下，蒸甜粿比蒸发粿要容易得多，即使生活在北京，我几乎每年春节都要蒸出来几铺圆滚滚的甜粿。我先把从台湾带来的赤砂糖用热水化开，冷却以后，把它一点一点地倒进来自四川的汤圆粉里，搅拌后还得揉捏一段时间，再装进圆形的不锈钢便当盒里，表面抹上一层清油，静置约半个小时，然后上屉蒸四十分钟，就这么简单。几天后，甜粿完全干透了，就可以从便当盒里扣出来，中间插上小红花，放在茶几上显得喜气洋洋。

我妻子是地道的北方人，女儿北京生北京长，很奇怪，她们爱吃甜粿，也都喜欢阿源面店。每次回宜兰，我们一家三口下车后总是直奔阿源家吃碗粿仔汤。几十年前我父亲带着一家八口，接下来一段时间是我一个人，现在是我们一家三口。汤还是那一碗汤，粿仔条还是那么细、那么薄，还是一盘猪头肉、一盘炸豆泡。有一次跟我二哥提起，他说他每次回宜兰也是直奔阿源面店吃碗粿仔汤，但自从阿源的老婆掌勺以后，他觉得味道有点儿变，就不再是非去不可了。

我倒是觉得，面摊的汤头没变，时间和火候仍然是阿源熬制大骨头汤的家传秘方，而非什么秘制调料包或各种添加物。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口味，在吃遍了大鱼大肉、大油大荤之后，味觉、嗅觉都变得迟钝而难以去品味那些清淡而细腻的滋味。阿源家的汤是清亮透明的，只有表面漂浮着一点点薄薄的油花。把面条、米粉或粿仔在高温的面汤里烫过，用笊篱沥干，倒进大碗里，浇上大骨头汤，再撒上一点儿油葱和一点儿切碎的香芹，这就是一碗地道的宜兰松仔脚切仔面（在过去，城隍庙前的那一片叫“松仔脚”，“松仔”就是榕树，据说以前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后来因修路被砍掉了）。我大哥一直生活在宜兰，他说他已经十几二十年没到松仔脚吃面，他觉得太清淡。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东门口那家麻酱面店，那里的每一根细细的面条都被芝麻酱和猪油紧紧包裹着，再浇上一点儿辣椒油，充分搅拌之后，刚一入口能满嘴生香。

人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其实是可以被改造和被培养的，而且不需要太长时间，几年甚至几个月就够了，特别是当它被塑造成一种人人追捧的时尚。几年下来，我们的口味已经充分适应比萨、牛排、汉堡、炸鸡、可乐、咖啡、沙拉等西式餐饮，对年轻的90后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的“古早味”，也许若干年后，他们对汉堡的乡愁就如同我对那一碗粿仔汤的乡愁。

固执的阿源恪守着家传的古老滋味。以前经营小吃的基本原则是，用最简单的配料和最新鲜、价格最低廉的本地食材，以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精心制作出最可口的美味；现在则不同了，为了让汤头更鲜美、香味更浓郁、口味更厚重，可以一股脑儿地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食材、各种配料和各种添加物全都掺合在一起，也许更适合现代人的口感，但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古老滋味。即使在一贯被认为是台湾人的原乡的宜兰，愿意或者说懂得去品尝一碗清汤大面的人毕竟不多了，所以阿源面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他不得不做一些改变，比如增加小菜的品种，增加干面、卤肉饭、贡丸汤之类老少咸宜的大众小吃，但生意还是不冷不热，只够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他的面店将走向衰退，即使在这个复古与怀旧的年代。

由于时间间隔太长，阿源根本认不出我是谁，也许我跟他说我是谁的儿子他就能想起来，但每次都来去匆忙，总说不上几句话。多少年下来，就这么看着他一点点地变老，头发稀疏，脚步蹒跚。

我总想着，哪天等我回台北定居了，一定找时间跟他好好聊聊古早的宜兰、古早的城隍庙和古早的面摊，可是，去年再去他们家吃粿仔汤时，他已经没了。他老婆说，不久前说心脏不舒服，自己到医院看病，谁知道一去就再没回来了。怎么能呢？身体挺壮实的不是？

他老婆和他的两个女儿认定是医生打错针，致使心脏麻痹，人一下就完了。

阿源没了，阿源面店还勉强维持着。夏日的午后，阿源的老婆和他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儿百无聊赖地在店里待着，没有别的客人，四下悄然无声，仿佛一切都停止了，只有驱赶苍蝇的电动苍蝇拍在摊子上兀自呜呜地转着。我低头吃着粿仔汤，就着一盘猪头肉、一盘炸豆泡和一小碟阿源的老婆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凤梨豆腐乳。

古早风格餐厅

奶奶的

Text _周裕隆

我奶奶是亲奶奶，打小我就被她教唆背诵各种古文诗词，五岁我便能活生生地通篇背诵《岳阳楼记》。我没去过岳阳，范文正公也没去过，他胡诌了这么一篇长长的晦涩难懂的文字，让我憎恶很久。它们那么早就在我幼小纯良的童贞里埋下了老气横秋的种子——我十三岁开始喜欢古董，周末去县城的旧货市场披沙拣金，再去文物商店投机倒把。

据说奶奶的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家学深厚。于是奶奶的父亲也走了仕途，在辽阳县做大官。至于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爸说他小时候，每逢过年，奶奶必拿出四幅大小相当的古画悬于素壁，装点厅堂。挂过初三，收了去，不知所藏，翌年再见。我爸说那画儿的落款叫作什么唐寅的。“文革”时期，街坊邻居都在烧东西，那些画儿也跟了流行趋势灰飞烟灭。电影《活着》里头，牛镇长挨家挨户动员“破四旧”。那场戏里，好大的声音在凤霞的耳朵边喊：“留不住了！烧！”

奶奶是妇产科医生。她常说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五十岁的时候，她在省医科大学考得本科学位，成了主治医师，也成为县城医院里学历最高的老太太。这事儿她一直自诩到去世。每逢见到子孙们，她必然大谈如何“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学习、应考，末了还要补充一段孙敬和苏秦的往事，头悬梁、锥刺股，听得我毛骨悚然。她常常一边讲，一边咧开大嘴，露出假牙，沉浸在自我成功的美好之中。那表情像极了《我爱我家》里面的傅老！

奶奶的房子有三间屋。一间放着助产的设备，用现在的话说叫工作室。奶奶年轻时有逃荒的夫妇挺着大肚子投奔。奶奶帮着拽出孩子，保了那母子的命。三口人睡在那间屋子一段时日，奶奶分文不取。几十年来，那夫妇管我奶奶叫“妈”，逢年过节必来探望。街坊邻居头疼脑热、皮外伤来求助，药钱照收不误，不赊账，不还价，一分不能少给。

奶奶的脚很大。她说她小时候只裹过三天脚就进女校读书了，跟了国民革命的新步伐。她走过中国很多名山大川。她常说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一年，姑带她重游泰山。她坚持自己走路，从十八盘上了南天门。途经一庙，奶奶攀兴有余，来了诗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声如洪钟，翻山越岭。此景引来一戴帽子的中年妇女，贴到奶奶近前肉吞吞地问：“老人家一看就是福相，烧炷香求个签保个平安吧？”一阵北风吹，奶奶的手一挥，怒喝：“少跟我装神弄鬼，既是福相，还求个屁签！”庙里香客无不驻足回首，顿时鸦雀无声。姑回来讲给我们听，奶奶一笑，“胡扯！哪有这事儿?!”

奶奶从小习字，练的是柳公权的字体。我六岁那年盛夏，被奶奶逼着临摹《玄秘塔》。奶奶乜斜着眼睛，像狼外婆一般从花镜的边缘盯着我，大谈“颜筋柳骨”。我那时还算老实，静静地握着笔杆，用牙齿数着时间。奶奶会从我身后突然把毛笔抽出去，紧接着在我后脖颈子上来一巴掌，冷冷说道：“握笔无力，字安能正乎？”那一夏我过得无比漫长。我没见到筋骨，但是在兑了水的墨汁发出浓郁的臭脚丫子味儿里，我练就了但凡感到身后有人便会手指发力的硬功夫。

奶奶的毛笔仅有两三支，羊毫，毛还健在，笔杆已破败不堪，但凡有裂，奶奶就用医用的“橡皮膏”缠上。奶奶只用墨汁，杂牌子，县城的文具店买来的。它们被存放在装药的塑料盒里，垫些医用纱布，密封很好。每打开盖子，臭味四溢，满堂臊腐，墨还湿乎乎的。我打小没见过砚台。奶奶说砚台是很奢侈的东西，她小时候看她父亲使用过，后来搬家不知去向。奶奶平日用旧报纸练字。我只见过她买过一次宣纸，四张。奶奶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叠成规规矩矩的五厘米见方的格子，工整地抄下一篇古文，抄了三天。

洗砚

Photo by 周裕隆

奶奶的藏书不多，但她喜欢给儿孙们买书。考试成绩好的孩子，她会送一本厚的，成绩不好的送薄的。每送书，她必在扉页签名，不管对方乐不乐意。有上款，有落款，有时间、地点甚至版本出处。我初三毕业那年，奶奶公出带了本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给我。她说：“闲书不宜多读，孔孟尚可。”一边说一边把书又从我手里收了回去，说是暂存在她这里，我放假时才能取来看。

奶奶的春节是欢喜的。她总会晒出久藏的老酒，酒瓶上落着半寸的灰。每个老人的家里都仿佛有一间密室，你永远猜不到物品之前的所在。逢大年三十儿，她必抄一遍史青的《除夕》诗。这成为奶奶的传统节目。她有时用粉笔写在墙上，有时用毛笔写在红纸上。那些红纸也是不知出处，皱巴巴的，边角布满地图一般的水渍。每次写罢，奶奶会盯着字端详好久，时而咂摸着嘴唇，欢快地念出声儿：“哎呀——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哎呀！你看看，写得多好！写得多好！”

奶奶的健康状况一度是家人的骄傲，就连她病倒的时候都掷地有声。她活着的最后几天拉着我爸，非要让他给背《出师表》。此事难为了我爸，他赶紧回家上网搜来，打印在纸上，次日拿到病房读给奶奶听。奶奶躺在床上忒开心，露出大牙，摆摆手让我爸住嘴。她闭着眼，把《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从头儿背到尾，听得当班护士嗟叹不已。奶奶更是来了精神，抢了我爸手里的纸递给护士，说：“这可是好东西！姑娘你回去背，明天我来考你。”护士次日没有被考到，因为我奶奶没活到第二天。

2012年，我随媒体去安徽拍摄“笔墨纸砚”的专题片。歙县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墨厂和砚厂。厂里的老师傅年纪都在六十上下，和我爸相仿，不少被国家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或者“全国工艺美术大师”。他们的师父早已在近些年排着队消逝了。屋子中央，停放着一块足有办公桌大小的水舷老坑歙石，螺纹依依，瓜肤縠理，缀着点点金星。接待我们的负责人无不夸耀地说，如此完整的石头已经很少，这块做成砚台至少能值八百万。石头上，继承人们正专心刻着“神州”飞船和中国地图，地图边凹下一排印刷体一般的字：“给腾飞的祖国献礼”。

我想起我奶奶。

魏晋的“疯度”

Text_刘巨文

Photography_尹超

翻开《世说新语》，这本著名的风度教科书，除了感慨魏晋人物的机智潇洒、个性张扬外，总有一种进了疯人院的感觉。公然嗑药、肆意饮酒、行为之乖张即便在今天如此多元的文化形态下，看起来也足够让人瞠目结舌。嗑药当然要看何晏，他是东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还娶了金乡公主，又和曹爽的关系极好，当官当到吏部尚书，可以说相当高端。但这人偏偏喜欢服一种名叫五石散的毒品，自己服还不算，还要引领潮流，带着大家一起服，并且信誓旦旦地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真是嗨到家的好干部。喝酒就要看阮籍和刘伶了。阮籍不仅自己能喝，喝到“裸袒箕踞”的地步，而且整个阮家都爱喝，且喝酒不用杯子，直接围在大瓮边上喝，猪来了，就爬上大瓮和猪一起喝。刘伶也喝到过光屁股，别人讥笑他，他就嘲笑别人：“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为何入我裈中？”裈衣是有裆的裤子，挖苦别人钻进自己的裤裆可算是疯到一定程度了。除了大臣和阮籍这种在野知识分子，皇帝似乎也不太正常。魏文帝曹丕在王粲死后，参加他的葬礼，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皇帝和大臣们都一起学驴叫，以尽哀悼之情。

不过这种“疯”自有其逻辑。回顾魏晋，这段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政治上来讲，大一统的局面崩溃了，国家分裂了。从思想上来讲，两汉秉承的礼教文化崩溃了，流行在知识分子中的是玄学和佛教思想。总之，原有的一切秩序似乎都不能对现实的生活发挥效力了，而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们，面对新问题，借助新思想，无疑会头脑活络起来，难免会发生上文所提到的“疯”事。“疯”就会遭人非议，于是就有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大发脾气。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

葛洪是著名的道教人士，不过年轻的时候读经读得很好。他这段话颇近儒家，对汉末怪诞的戴良和曹魏同样怪诞的阮籍不满到了极致。然而这个“疯”并不简单，绝不像葛洪说的那样不堪，之所以加上引号正是为了显示问题的复杂性。戴良和阮籍之所以这样“疯”，正是由东汉末后礼教的伪善和无效引发的。孔子讲“诚于中，形于外”，礼教的说服力在于内在的诚，如果没有了诚就会造成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一种尖锐的矛盾，矛盾的对立往往引发人行为上的破格。王瑶先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在《文人与酒》中说：

但更重要的理由，还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生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湎。从上面来看，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确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的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

魏晋时期的名酒，首推以酃湖（今湖南衡阳市东）水酿制的酃酒。左思《吴都赋》在介绍江南名产时，就曾提及“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羞”。著名的绍兴老酒也形成于这一时期。

饮酒如此，所引发的乖张也是如此。这些破格行为当然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但并不一定是对真实的背离，某些情况下反而呈现了一种对真实和秩序的渴望，只不过他们所说的真实和秩序与葛洪的并不对应罢了。既然有了对“疯”这样的辨析，那顺理成章，也就应该对“疯度”有一个梳理。这好比武林中高手和低手的排名，要说一说真疯和假疯，全疯和半疯，以量出他们的度数和等级。

真疯的当然不在少数，不过这里只讲两个人，一个是嵇康，一个是阮籍。

嵇康的疯是全疯。他著名的疯事都和司马氏有关。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老婆是曹操的曾孙女，做过曹魏的中散大夫，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曹氏人马。这是从政治上讲。从思想上来说，嵇康是倾向于道家的，他最著名的口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和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也是格格不入的。司马氏取代曹魏之后，很想任用嵇康，但嵇康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跑路隐居，和自己的朋友向秀一起打铁。这样决绝的举动当然会遭到司马氏的疑心，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士季就是钟会，是司马氏的重臣，本人很有才华，能带兵打仗，和邓艾一起灭掉了蜀汉，还写过一本《四本论》，专门为司马氏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支持，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钟会的《四本论》和嵇康也有关系。据说钟会完成此书后，非常想听听嵇康的意见，只是“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是“于户外遥掷，便面急走”。这两个故事的先后现在似乎无法判定了，但中间隐含的意思是很明了的。钟会去见嵇康，大概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并不是出于佩服嵇康或为了与之讨论学术，而是专门去试探，或找碴儿，为司马氏杀人寻借口。这一点嵇康当然很明白，但他并没有屈从于钟会。这种选择当然有某种疯的意味，因为拒绝就意味着必死。面对必死的可能依然能保持气节实属可贵，但可贵的是在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嵇康仍然保持着平静，这种“疯度”当然是超一般的了。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阮籍和嵇康相比，属于真疯中的半疯，比嵇康要差一些。阮籍除了爱喝酒外，最有名的疯事大概就是母丧之中不守礼法了，他也是一个非周孔的人物。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葬母的时候喝酒吃肉，当然是违反礼法的事情，因此很多人都讥讽阮籍是一个天地不容的禽兽。然而，如果我们细查阮籍的行为，从“因吐血，废顿良久”就可以知道，他并非不孝敬自己的母亲，只不过不愿把礼法当作教条，遮蔽内心的真感情罢了。

阮籍不守礼法的事，还有两则，都和女人有关系，非常有趣。第一件是和自己的嫂子。按照古礼，是要“叔嫂不通问”的，但当其嫂子回娘家时，阮籍却与之作别。有人讥刺他，他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第二件是和邻居的老婆有关。阮籍邻居的老婆是非常漂亮的，当垆卖酒，按现在的话讲，应该是一个大排档扎啤西施。阮籍常和朋友与这位西施喝酒，喝醉了就睡在西施的旁边。在阮籍看来这当然没什么，难得的是西施的丈夫虽然怀疑，但看了看觉得没发生什么，索性也就不在意了。

古琴

原名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还有“绿绮”“丝桐”等别称。后来“琴”还成为弹拨乐器的代名词，如胡琴、提琴、扬琴等。20世纪初为了区别于外来的弹拨乐器，才被称作“古琴”，堪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拨弦乐器，有三千年以上历史，于历朝历代都备受推崇。

古琴的斫制与人体相应，看上去就是一个人体，并且用人体各个部位之名为其部件命名，如琴头、琴额、琴颈、琴项、琴肩、琴腰、舌穴、弦眼等；古琴式样的命名也采用前辈先贤之名，如神农、伏羲、师旷、仲尼、列子、正和、伶官等。

这些行为和司马氏治国的方针政策不合，但阮籍和嵇康不同，他并没有被司马氏诛杀。原因在于，他并不像嵇康那样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和司马氏谨慎地周旋。《晋书·阮籍传》中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想和他结为亲家，就派了使者去见阮籍。阮籍为了避开此事，竟然连醉六十日，不给使者开口的机会。最终，司马昭只得作罢。这就难怪司马昭会称“阮嗣宗（阮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这句话意思很有趣，除了夸奖外，大概也隐藏着阮籍善于胡扯、回避矛盾的意思。阮籍的这种谨慎，发展到最后，就是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时候，竟然和其他大臣一样写了《劝进表》。这和嵇康的做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阮籍内心真的认同司马氏，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阮籍在写完《劝进表》几个月后就死了。

阮籍是一个悬置的充满矛盾的“半疯”的人。这样说也不是讥讽阮籍，事实上，正是这种悬置的“半疯”成就了阮籍。一提起阮籍《咏怀诗》，一句经常提起的评语就是“阮旨遥深”，意思是阮籍诗歌的意思不容易琢磨，充满矛盾和困惑。为什么不容易琢磨呢？这当然和阮籍的个性与时代有关——高压之下，能直接说话的人大概少之又少，像阮籍这样的人，既不想违心，又不想杀身，就只能委曲求全了。

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咏怀诗》中的第一首，写的是内心的彷徨和哀伤。一开始写睡不着觉，只好起来弹琴，但是琴好像只弹了一下，就弹不下去了，只好向着明月，接受清风的吹拂。此时，听着野外的鸟叫，内心充满了矛盾，最后陷入忧思之中。很好懂的一首诗，从字面上讲，写的就是纠结，但这首诗的力量就在于此。

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琴的出现，琴作为一种舒缓内心痛苦的工具并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和嵇康对比一下，就更能明白阮嵇二人的差异了。嵇康有《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翁，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可尽言？

尽管这是一首四言诗，到魏晋时形式已经没落，但仍写得非常好。其中嵇康想象自己的哥哥嵇喜在行军时休息弹琴（五弦，一种乐器，和琵琶类似，略小）的情境尤其潇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真是超脱极了。如果这个说服力不够的话，那就回想上文提到嵇康临刑时演奏《广陵散》的故事，一个人面对死亡，仍能如此淡定，真非常人所能及。

说完全疯和半疯，就该说一说装疯的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提及在何晏等服五石散成为时尚之后，很多人开始模仿。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骃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鲁迅先生讥讽这样的人，包括学人家喝酒穿衣、不拘小节的人，他们学的只是表面，和真正内心的潇洒其实相去甚远。阮籍很懂得这一点，当他的儿子阮浑也想像他那样放荡不羁，就劝儿子不要这样，因为自己的侄子阮咸已经参与了，再去就重复了。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劝告，一旦没有内在和外在的依据，就只能陷入虚假。然而有依据毕竟太难，教条和模仿当然最容易，只要有样儿学样儿地装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装疯的结果一定是卖傻，一如下面的故事中的人，没有嗑到药只能假嗨，徒增一些笑料供人消遣。

后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京剧里的闲生活

Text_杨思思 周晓华

Photography_赵磊（人物及戏楼）

京剧服装

我们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速的呢？

不记得了。

有时候，四顾下，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别理我，忙着呢！大人们都自我延展工作时间，因为我们浪费的太多，再也浪费不起？小孩子也没得玩，三岁开始学钢琴、学围棋、学书法、学画画，所学都是生存的技能，好在长大后的岁月里，不至于变成一个可耻的闲人？在时间的焦虑中慢下来，体味真正沉淀在琴棋书画里的生活本然是奢侈的愿景。

我有时候会去听京剧，在现场。

这些年戏曲式微，咿咿呀呀的京剧半天唱一句，节奏慢了，座儿不好。曾看见一幅照片，细雪里的露天舞台，卖力演出的生旦净末，看客只一个老人，打着伞，尤为凄凉。但即便是这样，京剧也总在唱着，用自己的节奏与台下的观众交流着，而座中看客怀着迷茫陈旧的欢喜，等着去应和那早已知晓的悲欢离合。

五月，正乙祠复排一场晚清的时装戏，叫作《梅玉配》，编演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们。跟看了他们排练演出，记录下能感知到的点点滴滴，虽然并不因此就能踏在慢生活的节奏上，但这样的地儿、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或许可以存成样本，提醒并偶尔矫正自己要崩断的生活模式。

马玉琪先生个人收藏的戏服

正乙祠内景

正乙祠是个古戏楼，除了演戏用，也曾做过寺院、仓库、兵营，开过煤铺，建过学校，甚至成为油烟缭绕的食堂。三百多年来，它过过火、伤过筋、动过骨，一方台口曾唱红了许多角儿，见证了几个世纪的风雨变化。如今，只剩原来面积六分之一的它隐于市，在和平门的繁华中不动声色地矗立着。

正乙祠门脸开在细如羊肠的胡同中，毫不张扬。进门去，是被阳光浸透的天井，一株桃花春风中盛放，灼灼其华，丝竹管弦之声悠悠传来，在花香里浮沉。置身其中，才知别有洞天。

史学家唐德刚曾在他的《梅兰芳传稿》中谈到梅兰芳时期看戏的讲究，也说到北京和上海听与看的差别。

他说：“北京人听戏是很别致的。在那陈设简单、座位稀少的戏院内，有的竟然放了一张张笨重的八仙桌，观众绕桌三面坐。老行家们听戏总是双目半闭，侧身而坐，一手抱茶壶，一手敲板眼，他们是在‘听’戏。听到奥巧处，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把桌子一拍，叫声‘好’！”

在上海则不同，因为上海有许多新式的舞台，大到能容纳一两千人。“上海却不然，那硕大的戏园内却挤满了领子比颈子还高的太太小姐们。这些海上仕女们是不懂什么二黄西皮的，她们来的目的是‘看’戏。‘听’反而变为次要了。上海是吴侬的故乡，江南佳丽，多如过江之鲫，她们到这洋化的戏院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艳。可是当兰芳在上海演《天女散花》时你可看到，在那一阵急促的三弦和琵琶声里，只见那后台‘出将’的绣帘一飘，下面闪出个古装仙女来。在那灿烂的灯光下，她一个食指指向须边向台口一站，那全院小姐太太们的脸顿时都显得黄了起来。”

他的描述如此生动，让人不觉得向往起来，若是生于那个时代，就算因为角儿的闪亮，看戏的被衬得低到尘埃里也是情愿。

正乙祠戏楼，是梅巧玲、梅兰芳也曾演出过的地方，虽然台下不再有笨重的八仙桌，但观众仍是绕小方桌三坐的，而当捡场人上去了又下来，胡琴声里云步轻挪地飘出似无情若有情的洛神仙女来，一恍惚也会穿越。

戏台两根柱子上挂着的那副对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每每读过，滋味不同。

京剧里的闲生活

正乙祠内景

老北京戏楼

图片来自网络

《梅玉配》是出老戏，产生于清末，是一出极负盛名的“旗装戏”，因为情节生动诙谐、结尾喜庆团圆、展现民间旗人生活风貌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最早知道《梅玉配》的故事始于小人书（连环画），讲的是个传统又不传统的中国爱情故事。话说有位苏府小姐玉莲，对家庭所订的婚约宁死不从。一日，在偶遇秀才徐廷梅后，二人皆相思成病。然而，就在玉莲与徐秀才私会绣楼时，被突然登门的嫂子堵在屋内，慌乱中，玉莲将徐锁在柜中。三日后，真相终被嫂嫂识破。在事关门庭荣辱、身家性命的危急关头，深明大义的嫂嫂决定拯救他们的爱情——定下计策将玉莲绣房烧毁，谎称玉莲葬身火海，从而使其逃过婚约，又施计令那个不学无术的“准亲家”主动退婚。最终，徐秀才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原来，“姻缘哪怕隔千里，月老一线早传成”。

小时候只觉得画得好看，大了才知道出自大家，是李成勋先生所绘，现在小人书是见不到了，而像王叔晖先生、李成勋先生身为画坛大家却还认认真真画小人书的，当然也没有了，这是题外话了。

据说先前这戏共六十一场，演起来要几天，观众要看也得如追连续剧，场场到场才能知晓答案，如同现在的韩剧，平常的故事讲得颇为曲折，而京剧前辈梅巧玲、王瑶卿以及后来的梅兰芳都曾经登台出演过主角。

大约也只有在京剧繁盛的时期才能上演这样的“连续”京剧吧，这样的时候，艺人们才不会为了生计而赶场奔命，他们可以闲下来，摆弄摆弄时尚，把生活搬演到舞台；才能有足够的闲人去追捧，一场场地等着那个早知道的大团圆结局的来临。就像京剧学者徐城北在他的《“悠闲了”才能成大器》里写到的：“城市人和皇朝也都有足够的悠闲，更愿意帮助京剧变成使自己变得更加悠闲的剧种。于是，戏园子中在膝盖上叩着节拍的戏迷出现了，在大街上旁观富连成小学员排队行走的戏迷出现了，大批涌上街头观看谭鑫培、杨小楼出殡的闲人出现了……”

今天，再演这个戏，将长度从六十一场缩减为八场，一会儿工夫就能演完了，这是现在的节奏。

马玉琪先生的个人收藏

和许多七十岁上下的人一样，他们华发丛生，皮肤逐渐变得皱褶松弛，聚在一起时，会讨论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不同药物的治疗效果，偶然间，还会互相传看孙辈的照片。只有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才会透露出以往不同的职业经历。

比如，京胡响起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打起节拍，脸上浮现出一丝会心的自在；再比如，胡同口碰面时，不会叫对方“老王”、“老李”，而是热情地喊着“师哥”、“师弟”。

他们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系一九五九届的同学，五十年前的校友。毕业后，他们四散天涯，成为全国各地剧团的顶梁台柱，粉墨氍毹上，不疯魔不成活地唱了一辈子的戏。如今，老人们已年逾古稀，可退休后的他们，对这方舞台，仍旧是心心念念、抛舍不下。

于是，他们重聚，为一出名为《梅玉配》的骨子老戏做最后的准备，这出消失几近半个世纪的“旗装戏”，通过他们的努力，在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正乙祠中华丽复活。

镜子前，正在容妆的他们，脸上贴着若隐若现的不干胶，这些神秘的道具将掩盖在“片子”之下，使他们的皮肤看上去更加紧致年轻。一层底色，一抹桃红，一片散粉，一缕墨黑，一笔笔细腻熨帖的精心描画，仿若魔术师一般，将时间落在他们身上的尘埃惊奇地拭去，留下的，只有年轻人一样未经世事蹉跎的模样。

虽然魔术一样的化妆让容貌变得年轻，可这支平均年龄七十岁以上的创作团队并不轻松，吃药是他们除去化妆以外的又一个主题。“你听见老寇身子里咔咔的声音了吗？那是他的起搏器，去年装的。一个月前又犯毛病了，刚从医院出来，非要来演这戏，不演不答应，小孩儿似的。”夫人在一旁埋怨着给他倒水吃药，主演之一、七十八岁的丑角大家寇春华，此时正觑着眼修补“黄婆子”的眉形，神情专注。

马玉琪和温如华是该剧的另两位主角，这并非是他们第一次合作，舞台上他们化身为珠翠罗绮的满族女子，颦笑之中仪态万千。其中，有一段温如华饰演的苏玉莲身着旗人盛装向马玉琪饰演的嫂子韩翠珠行满族大礼，被看作是真正复活旗人生活的经典片段。而七十六岁的马玉琪始终在剧中穿着“花盆底儿”，当他像踩着高跷一样翻着小碎步跑下场时，台下掌声雷动，没有人不为这扎实的底功狂热叫好。

现在的年轻人大约多数不知道马玉琪是何人了，可说起长期活跃于港台的他的学生——郑少秋、罗家英、张艾嘉、马景涛，大家也许会转而好奇有这样学生的老师是什么样。

《梅玉配》排练现场

马玉琪先生展示个人藏品

江南织造局

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管理各地织造衙门政务的内务府官员，亦通称“织造”。明代在此三地已有织造局，久经停废。清顺治二年（1645）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顺治四年重建。顺治八年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形成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

名贵的缂丝、清江南织造的布料、精良的平行刺绣、清代的百褶裙和麻衣、松石的朝珠、和田玉的梅花头饰、纯金嵌蜻蜓眼的掐丝簪子和苏绣手帕、精致香囊……这些个物件，是老先生们演《梅玉配》的穿戴，而这些都来自马玉琪的收藏。

排练时，他布衣布鞋地站在满台的华翠中，却难掩雍容气度。

“这件衣服是大礼服，在清朝是庆典时穿的。这个是清江南织造的料子做的。但你看这个颜色了吗？这种黄色按礼制只有皇上、皇后和皇太后三个人能穿，不符合这个戏里人物的身份。我这些天按这个样式，用同样江南织造的料子，赶一件绿色的礼服，这就符合身份了，但这得毁一匹料子。”他用手摩挲着一件件布料、衣物、饰品，细细地跟我们讲这些物件的前世过往。

“虽说台下的观众未必知道这些个讲究，也未必在意你穿什么戴什么，但对我来说，一定要把最好的艺术带到台上。你掂掂这个头饰的分量，要是假的塑料的，能有这种感觉吗？我不是有钱人，平时我省吃俭用，但这些东西要特别讲究。上了台，我相信这些物件自己都会说话。”

马玉琪出身名门望族，外祖父是清朝度支部大臣。但在他的记忆里，大家族和奢侈却从未挂过钩，回忆更多的是严格的家教和规矩。从小喜欢京剧的他，后来报考了戏校。毕业后去了鞍山，一天演两三场是家常便饭。“文革”时，他插队落户去了东北农场。再后来去香港、台湾，人红戏红。无论顺、逆境，他的心态都很好：在学校练功苦，后来演戏忙，他觉得有成就感；去农村生活艰苦，但自由自在，他觉得开心；六十二岁查出患癌症晚期，手术头天还给护士医生们唱戏听。“唱京剧能让我保持平静、乐观。”他说。

马玉琪一生未婚，不是未遇名媛，也非少了追求。只是觉得自己自由自在的性情难受约束。而今，他家里流浪猫狗收留几十只，还要去固定的地点喂养失所的猫狗，单是猫粮狗粮就花费不菲；自己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但甘之如饴，视为健康。没有手机，不用电脑，他没觉得生活因此有什么不方便。

组织这样的演出，刨除各种成本，不亏空就是理想状态，为的当然不是钱。心里面，他当这是以戏会友的戏曲沙龙，或者更像是知音间的唱酬。

正式演出，隔了舞台，再看他们，有故事的人那么有戏，时间就留在他们的唱念做打里，留在了那传承几百年的艺术里。

新场旧事

Text & Photography_青简

在上海南汇，有个叫作新场的地方，可是在我第一眼看到它之前，新场早就不再新了。

家父朋友陶叔叔的老家在新场镇旁有几亩桃园，种的是上海南汇水蜜桃，桃的味道自然不用说，连名字都有着吹弹欲破的俏媚：“新凤蜜露”，好像羞答答的美人脸，教人忍不住亲一口，齿颊留香。南汇水蜜桃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近年培育的品种渐多，“大团”“新凤”早就家家户户种了起来。桃性喜阳且耐旱，偏偏越是酷暑少雨，结出的果实越是甘甜，于是去新场总是每年七月，等折腾一路到桃园时，毫无例外，每人都已经汗流满面，打来井水洗脸，另有一桶水浸着刚摘下的桃子，捧着咬一口，仿佛吞下了整个仲夏夜梦的清凉甜美。每人吃得肚子滚圆，再照例跑去镇上逛一圈。只是那时，下塘街的民宅还是孩子们与小猫的天地，青龙桥的栏杆还是洋铁管子焊成的，那时的天很高，水很亮，那时的我还不会拍照，可那时的新场已经旧了。

新场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变旧的，恐怕连镇上第一家羊肉面馆的第一个老板也说不上来了。名称是个奇妙的东西，正如新场再旧，也还是叫作“新场”，而不会改成“旧场”，虽然对于它脚下的这块古老土地来说，新场还是新的。八百年前的这里还是滩涂，据说因为海岸的礁石如笋，新场又名“石笋里”。这个在海边诞生的盐场总爱抬头望着远方，看天看海，看云看鸟，也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没人记得告诉它的秘密，原来身边漫长的海岸线是会走的，带着有咸味的风，渐行渐远，终于有一天连浪花的背影也见不到了，于是那时的新场逐渐懂事起来，抖落身上亮晶晶的盐花，在往来的车马声和叫卖声中成长为一个规规矩矩的繁华小镇。可是岁月的脚步比海岸线更无情，稍不留神就被它抛在身后，“小小新场赛苏州”的盛况依稀昨日，一觉醒来却又成了古旧传说，陷落在水泥森林中爬不起身，无论是用浦东琵琶还是锣鼓书的调子来吟唱，仿佛只有桥头边草帽下的老人，或者备弄里竹椅上的阿婆，才会懂得它字里行间的欲说还休。

我却是不懂的，从城里来的孩子，对于他们不懂的事物，总是有着难以理解的好奇，老房子里的雕花门像是敲一下就能脱口吐出故事奇谭，观音兜画出的优美曲线总是又被马头墙拉直。晴朗的日子里，站在二层楼高的千秋桥上，仿佛能摸到棉花糖般松软的白云。而大雨骤来时，躲在包桥港下塘的廊棚里，正好看市河里开出一朵朵漂亮的水花。或许因为去新场都在夏天，它在我记忆中的模样总是明亮而爽朗，不像其他江南小镇的烟雨迷蒙，哪怕在这里遇雨，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骤雨，忽来即去，尘埃洗尽的新场又还你一个熠熠笑颜。后来去得多了，似乎明白，要等你的眼逐渐适应了夏日的天光，新场才慢慢探出它原本苍老的轮廓。褪去耀目的光环，这里也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小镇。河水不那么清澈地流动着，对门阿婆会用拖把写下日复一日的涟漪。沿河的马鞍桥寂寞了许久，偶尔同缆船石说起最后一条客船的故事。张家老宅的马赛克地砖上响起过多少回脚步声，楼上的玻璃彩窗也不曾为谁打开。屋檐下“气死猫”竹篓中藏的不再是菜饭腌腊，而是那一揭开就似乎会消失不见的旧时光。

即使没有消失，日子也会慢慢变质。自从新场拍摄《色戒》之后，这些变化都在缓慢而坚定地进行着它们的步伐，石板路翻修开，脚手架搭起来，更不用说几乎每一次去都会有一些老宅换了新颜，成为茶坊、饭馆，甚至酒吧和艺术会所。终于到了海棠糕卖到两元一枚、野菜饼三元一个的时候，我知道新场已经妥妥地走在了古镇旅游这条前途无限的道路上了。失望吗？多少会有一点儿。可是只要海棠糕和野菜饼还能咀嚼出儿时的味道，贵一点儿又何妨。就好像新场，比起那些把民宅都腾出来做客栈的古镇，只要这里人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喧闹一点儿又怎样。毕竟这些改变，在它多年以后回首，也不过是长串足迹中的一两步而已。

始终还记得，洪升桥边有一幢沿河小楼，二楼窗台上的盆栽四季常青，在河对岸可以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屋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有浇花的时候，晾衣的时候，读报的时候，也有很多并不做些什么只是在窗前说着话的时候。仿佛无论窗外路过怎样好奇的目光，对面下塘街上开了多少新潮的店，他们的日子依旧会多年不变地过下去，和这个古镇一同穿过时间长河的泥沙俱下，安然静默地守着一汪水、一座桥，直到天荒地老。这样熨帖的现世安稳，看了教人的心也会定定地沉静下来，落了实地般的低，却又能从这低的尘土中开出如窗前盆栽般的花草。默默地青，默默地凋，不管身边的变幻莫测，也或者是不懂去管，不敢去管，只努力地管好自己的生老荣枯，在世上圆满地活一回，也就是这新场古镇能走到今天，并且走向明天的力量所在。

新场真的旧了，即使那些斑驳的粉墙被画上了鲜艳的花草，即使奚厅的木雕正在刷着一道道的清漆。可这有什么关系呢？作为一个古镇，我爱你举手投足间的经年韵味，更爱你脂粉掩不住的眉眼沧桑。终将老去的我，在已然变旧的你面前，始终隔着浩瀚光阴，何况我只是一个人，要说完你的旧事如同说梦。可今夜仍然写下这些，只想在多年以后，还能想起我们一同虚度的年华，那时的你恐怕还是旧日的你，我却不会再是今天的我了。

落笔即修行

Text_崔曼莉

崔曼莉

那一年，因为书法展邀请，我前往德国。

远游这件事，在我少年时，从未成为心愿。父亲是孝子，从小看他如何对待长辈亲朋，“父母在不远行”的老观念，似乎没有讨论，就被我认同了。足不出户，心却可以借读书纵游历史、横游太空。书生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一种骄傲。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行万里路没有兴趣。因为万里路太短，且只有一个时空。而历史、科学、艺术，跨越多个时空，明灭闪烁，岂是一时一地可以比较？至于咖啡、海风、红酒、名迹大川，又都浸透着现代人小小的感触，看似动人，实则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抹亮色，确实好看，也确实俗。

我心已老，身体却是年轻的。

比如一只猫从身边经过，我会开心地大叫“咪咪”。我享受此时的我，并了解这是一个肉体从生至死的过程。年轻过、激动过、单纯过、愤怒过，所谓的复杂，也不过是人为了满足欲望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冷眼旁观，甚至对自己，但血是热的，有时也热到心里去。就这样，我踏上了去德国的路。为了一次展览，还为了，我很想放松一下。

沿途风景如画，在我看来，不过如此。我留意着那里的人们，从表情到形体。和美国不同，这里鲜有华人，于是，我倒突出起来。“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句台词，华丽丽地登场了。我没有染过的黑色长辫，额前漆黑整齐的刘海，都让当地人喜爱不已。常有德国人过来，希望和我合影。我穿着中国味的黑色外套，系着青色麻围巾。他们会问：日本？我答：中国。

在国内花红柳绿的时尚穿着中，总有人说我“素”、“太素”。我懒得解释。因为服装本有血统，亦是战争，我不想被全盘西化。可即使如此，我也从未想过，要穿出一个中国人的模样。如同一只猴子，在猴山里生活得久了，会忘记自己是一只猴子，也会厌倦总和别人一样的毛皮。这时，猴山外有人扔了一块西瓜皮进来，也不免会被顶到头上当帽子。突然有一天，猴子离开了猴山，来到森林，见到了一大群狒狒。这时，猴子突然醒悟，自己是一只猴子，且只有保持猴子的毛皮，才能告诉狒狒们，猴子是什么样的。

我忽然间理解了，为什么一些海外华人，会穿一种既有点儿西洋味，又有点儿旧中国味的衣裳。在德国，我有着猴子的毛皮，才赢得了狒狒的尊重，并且彻底体会了，一个人保持自我，一个民族保持本民族特色，一个国家保持本国之文明，是多么重要。甚至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如何通过我的笔，向整个西方介绍属于我们的文明。

这一切，如果没有远足，便不能体会。到了书法展，进门便看到一句话，那是日本书法家井上有一的名言，大意是：在写字的时候，我会让心空出来。

中国人说，书法是心之迹。见字如人。手是心之延伸，笔又是手之延伸。腾挪跳跃，体现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柳公权说，心正则字正。赵孟的字虽为四大家之一，却一直被人诟病，更有人称其“其俗在骨”，不可救也。

一个方块字，一支毛笔，用笔、结构、造势，如有神通。光有技术，没有觉悟，是为匠人；光有感悟，没有技术，是为文人玩乐。真正的书法家，从钟繇、王羲之到颜真卿、苏东坡等，无一不是集大成者。而这种集大成，又非仅指书法中的执行与觉悟。钟繇是曹操名将之一；羲之坦腹东床、弃官逍遥；颜真卿在“安史之乱”时，集兵力二十万，牵制安禄山；苏东坡在朝为官，文章诗词皆是文学史中之佳品。中国人的追求，不是只在某一事上钻研磨炼，而是在人生中，与天地对话，修炼自我，除了历史担当，追求正直、豁达，亦求超脱之智慧。至身心统一，智觉超群，下笔有神也。

中国没有大一统的宗教，佛、道、儒各有其影响，而实际上，中国人最讲究修行生活，在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之上，都体现出一个人对自我的要求，与世界的沟通，向天地的学习。天人合一的体现，就在每一个笔画之间。我四岁习字，拿的是毛笔，习的是繁体字。六岁入学，重新拿铅笔学习写字。此后，一直厌恶硬笔。因为中国人学习书法，一般从大字入手，而大字要先学用笔，再讲结构。毛笔一支，仅用锋便有八锋之多，又有八锋之变化结合，不仅要在技术上强加练习，更要在美学上不断提高，最后进入结构、谋篇、造势，在一张纸上，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性。

铅笔、钢笔，不再有用笔，至于结构、篇幅，在此笔非彼笔之后，显得那么单调、乏味。我因厌恶用硬笔写字，便不愿记课堂笔记，偶尔要记，也是胡乱画两笔，常常拿着笔记本问母亲：“妈妈，帮我看看我记了什么？”

母亲常常吃惊，你从小练字啊，怎么会乱画字呢。不乱画又怎么的呢？这是一支铅笔呀?!

如此这般，怠慢了学习，也怠慢了现代生活。当传统的身心修行，变成世俗的日常生活，人容易沦为欲望的奴隶，苦苦挣扎也没有方向。既无法好好安身，更谈不上立命为人。然而在写字的问题上，我逐渐想，如果从拿起铅笔之时，明知它单调无趣，仍然在此中，坚持每一笔、每一字之认真负责，并力求完美，那么，我对中国字之结构，恐怕要比今日理解更多，尤其是硬笔书法，哪怕它不是书法，也可以走一条修行之路。

生活不如意时，人岂能以随意对之？

少时轻狂，自认博览群书，可以足不出户，不过是小儿无知罢了。哪怕拿着一支铅笔，甚至是一枝枯枝，也以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标准的书法对之，方是书法。

惭愧之余，我为课堂上蹉跎的时光惋惜。珍惜提笔，无论什么笔，珍惜一字，无论写什么。我发现，一切是那么容易，即便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写一点儿心得，字与字也清晰起来，很多思路跟着清晰起来。珍惜一切，哪怕是不如意。或者说，人生没有如意与不如意，只有应对一致。离开了毛笔就离开了书法的我，如同一个人，离开了道场就离开了修行，这根本没有明白修行的本意啊。

就如没有行万里路时，我不能对万里路不屑一顾。至少，德国行程，让我对中国，和对身为中国人的自己，产生了新理解。

如今我的生活，不论写作、习字、读书、远游、交友、饮茶，一切都是修行。一切也都是免于修行。现代人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我虽是作家，却从来都是在电脑上打字。德国书法展的主题，是“书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我写了一个字：“拆”。当时以小稿投搞时，都说是妙想。因为中国书法，除了展览和街头招牌，恐怕所有人最常见到的，就是大毛刷在墙上写出的“拆”字。

然我的二米见方大字正楷“拆”，所思者在此也不在此。拆去的，除了古旧的建筑，还有日渐消亡的修行精神。天人合一，以一人之力，以一人一行一为、一站一坐、一笔一画，见天地精神，在今天的生活中，已被遗忘。有所消亡，必有所重建，这种重建，除了恢复传统精神，还有站在新世界、新生活中的觉悟。一味地守旧，必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俱进，只怕猴子学着狒狒的动作，也不能被狒狒承认，最后仍要回到猴子本身探讨问题。

书法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有时间和空间，有阴有阳，有技术与觉悟。这是中国人的修行之道。也许，今天可以落在书写每一个汉字之中。说到底，写字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写字。苦苦练习出的技术，等到真下笔时，需要把技术忘记，把心腾空，唯有天地之间，一派自然。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功利，忘记写好字，甚至忘记写字。

由心自然而出的，那一个自然而然的你。由尊重每一个小小的规则后，大性大情、大俗大雅的你。多么有魅力！

好物

米兰的光阴故事

Text & Photography_沉白白

运河上的集市

引子

九月的星期日，下过雨之后的米兰空气微凉。把厨房的抽油烟机开到最大，照着小时候奶奶的方子做一例糖醋小排：加姜末，少放糖，用小火将排骨自身的油煸干。红亮糯香的一碟排骨，配上香米饭，是我“一人食”的午餐，用二十年来熟悉的味道将旅居与故乡联结。思乡的情境很快被房东的归来打破。“你怎么一个人在家里？”她说，是意大利人夸张又热情的语气，“你应该出去看看的。今天是运河上赶集的日子，有不少好东西。”

房东说的运河，是流经米兰西南，一条窄小的人工河。据说是为修筑米兰大教堂时运输石材而开凿，而今是一处汇集了餐馆、酒吧和特色小店的街区。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古董商人们带着五花八门的宝贝聚集在这个街区，成为米兰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古董市集。于是二十二岁的夏末，糖醋小排味的下午，我像爱丽斯一样毫无征兆地掉进了Vintage（古董）的兔子洞里。

第一个故事：浮雕玉石袖扣

她在古董市集买下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对袖扣：婴儿蓝的骨瓷底座，白色的Jasper ware（碧玉细炻器）浮雕玉石小马驹。它们躺在蓝丝绒盒子中，与玻璃匣子里一排停摆的怀表和几个镶水晶的胸针为邻。桥头的这个摊位地势优越，却由于售卖的东西价格偏高看起来冷冷清清。东主年近六十，穿着整齐的衬衫和斜纹呢料马甲，坐在一张单人铜铆皮沙发上，打量着在摊头驻足的人，并不主动开口介绍。他从匣子里拿出这对袖扣，镀金的扣针几乎没有痕迹。“七十年代”的东主如是说：“并没有机会用过。”

它看起来像一件毕业礼物，或者结婚礼物。她摩挲着丝绒盒子，想起妈妈年轻时的旗袍，和它一样端庄。她花大价钱买下了它，几乎贵过市集上所有的袖扣。她不去想值或不值，只为被婴儿蓝吸引的一见钟情。穿白衬衫的男孩子用一定很好看。她想。

这对袖扣陪她一起从米兰飞到香港，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穿白T恤的男孩子，得以从一段泥潭般的感情中抽身，是他说：“Don't step back, don't look back.”（不要退步，不要往后看。）她想，他眼神里的天真，就是婴儿蓝的颜色。他坚定的语气，多值得信赖。

她把袖扣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他。忘了他从没穿过一次需要袖扣的衬衫。他把它随手收进抽屉深处，和成打的白色棉袜在一起。很久以后从朋友那里看到他婚礼的照片，袖口仍是白色的塑料小扣子。她突然想起袖扣的上一位主人。“没有机会用过”也许就是它作为礼物的命运。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用袖扣的男人渐渐都要灭绝了。更何况一见钟情遇上了不懂得珍惜的男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无法后悔爱上过他，也只能替这对袖扣叹息一声。

浮雕玉石袖扣

停摆的怀表

精致的旧书

米兰的街头

第二个故事：穿一条白裙子呀去远方

佛罗伦萨小巷子里的古着店，一排白色的真丝雪纺亚麻埃及棉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白：你看你看，我多适合夏天。她的指尖拂过这些娇贵的面料，闭上眼睛头脑中浮现的是它们旧主人衣帽间繁华的情景。这家店的东主是一位六七十年代活跃在T台和杂志封面的模特，售卖的Vintage服饰也以设计师大牌甚至样品为主。她常常陪做时装编辑的朋友来，自己从来没买过。突然她摸到了一块粗糙的面料，像小时候乡下常见的“土布”。从衣架上取下这一件，发现是一条白色的半长围裙，由八片粗棉布拼成，腰上做了衬衫翻领的装饰，里面藏着腰带，调节粗细。

她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条突兀的围裙，去更衣室换上便舍不得脱下来。找店员问价，翻来翻去找不到价签，亦不见品牌。电话打到东主那里，一阵描述之后，东主亲自赶了过来解释：“对不起，我可能疏忽了，这不是店里的货品，只是母亲的一条围裙。可能和货品一起送去干洗过，就错拿到店里来了。”

“这样啊，不好意思我马上换下来。”她心有失望，无以表达，转身向更衣室走去。东主犹豫了一下，叫住她：“没关系，你留着吧。这是我母亲年轻时候的衣服，那时我还没出生，欧洲大陆还是战场。现在她已经穿不上了，你看这腰这么细。”于是镜子里一个东方女孩儿穿着“二战”时常见的朴素而匮乏的围裙。镜子外面是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衣帽间一样的店面。她执意留下洗衣费，并请东主代为向其母亲致谢。

秋天她穿着这条裙子去了地中海上的小岛。和一个男子一起，走了一段险路。他们沉默地穿过灌木和峭壁，徒手攀上三米高的巨石，在大风呼啸的巨石顶端紧紧拥抱。裙子拍打小腿的时候，她想，那位东主的母亲或许也走过这样的路，或许也沉默地与一位男子并肩。也许这条白围裙，简单又粗糙，生来就是为了走远路的。

『他们沉默地穿过灌木和峭壁，徒手攀上三米高的巨石，在大风呼啸的巨石顶端紧紧拥抱。』

第三个故事：祖母的婚纱

她喜欢看婚纱，尤其是老的那些。它们是每个女人最神圣的一套衣服，承载着她们最美的一刻。米兰有一家古着店，不大的店面正中高高立着一个人台模特，穿藏蓝色蕾丝上衣配白色欧根纱长裙的婚纱。它的体积如此庞大，仿佛整个店里就剩下这一件衣服，让旁边成排的Chanel（香奈儿）千鸟格外套，或者Valentino（华伦天奴）礼服长裙黯然无光。

她很喜欢那件婚纱，每次路过都忍不住进去看一看，不知不觉竟过了两年。店处闹市，加上小有名气，里面的衣服总是卖得很快。只这一件婚纱像女王，永远在最高处俯瞰它的臣子来来去去。“也许是意大利结婚率太低，所以婚纱卖不出去？”她自言自语，“可惜了它，那么美。”

“是呀，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穿上它呢。”年轻的东主听见了她的嘟囔，接了一句，脸上是抱歉的微笑。原来这是她祖母为自己准备的婚纱。祖母少女时期曾有过一段婚约，因战时未婚夫失踪而告终。后来遇到了祖父，她找到拿破仑大街上的裁缝为自己置下这件婚纱，因为有过婚约不能穿纯白色出嫁，于是上衣选择了端庄的藏蓝。然而失踪的那位一直未有定论，彼时意大利法律也完全禁止离婚。从未穿过婚纱的祖母，没有机会穿它进教堂。一直到八十年代孙女出生，祖母在市政厅和祖父正式登记，这件陪伴她从青春到老年的婚纱成为一个不会再完成的梦。

东主继承了祖母的好品味，开了这家古着店，这件婚纱被当作礼物送给她。头两年一直作为非卖品陈列，直到她向祖母坦承自己喜欢的另一半也是女孩儿，大概没有机会穿着婚纱走进教堂了。“那就卖了吧。”祖母这样说，“不为别的，这样美的衣服，总要有人穿一次才好啊。”

第四个故事：孤独的螺旋桨

古董市场上除了服饰家居，也有一些不那么常见的东西，比如两米多长的木制螺旋桨。她在一个杂货摊的最里面看到它，想起小时候玩“老鹰捉小鸡”时站在最前面那个人尽力伸展的双臂。这个螺旋桨就这样“护卫”着摊子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银色铁丝罩的风扇，铝制的威士忌酒壶，巨大的航海罗盘，木头柄的咖啡豆手工研磨机……

每个月去市场报到，她给很多摊子起了绰号。比如“卖报纸的”、“纽扣摊”、“帽子奶奶”。而这个杂货摊叫作“螺旋桨家”。它家东西不算多，整理得很清爽，但那些看起来永远卖不出去的东西让它更像是一位少年把自己的收藏和梦想拿出来晒太阳。

经营这个杂货摊的当然不是什么少年。事实上摊主老夫妻加起来怎么看也有一百五十岁。夏天他俩坐在蓝白条的沙滩椅上，冬天换成铺着羊毛垫子的藤椅，笑眯眯地看着来往的人，甚至享受他们好奇的目光。东西没有标价，摊位不能刷卡，一些古灵精怪的小玩意儿找到新主人全凭缘分。

她喜欢过那个镶了螺钿的木头首饰盒，还有一把沉甸甸的铜钥匙。最后从这个杂货摊带走的是一幅复刻的十七世纪威尼斯地图。她说要放进行李箱，老先生小心地从相框里把地图取出来，裹了牛油纸轻轻卷起来，放入长纸筒里，外边又拿牛皮纸封好。“再拿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要多等一等。”

市场上固定的卖家有那么一些。但她每一次都见到、两年来没变过位置的，就是那支螺旋桨。深红色硬木，被当作柚木地板一样打蜡保养，即使在雨天看起来也光亮诱人。“如果有一个十分宽敞的客厅，把它挂在墙上应该也挺美。”她想。但她从未拥有过这样一个客厅，全部的家当只是两个三十寸的行李箱。

经过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个螺旋桨，但没有人带它回家。再后来她离开了米兰，再也没见过它。

『……让它更像是一位少年把自己的收藏和梦想拿出来晒太阳。』

第五个故事：唐人街的中国书店

如果不是听朋友说米兰唯一的中文书店要关张了，她不会注意到唐人街的深处，影碟店和中药铺头之间，还夹了一家叫作“中华书局”的店铺。从七十年代初第一批大陆华人落户意大利，到2010年这里成为欧洲最活跃的唐人街之一，这间两米宽门脸的书店终止在三十九岁：它没能迈过“不惑”这个坎。

她到那里的时候，东主正戴着老花眼镜，将书架上“每本三元”的标签一张张撕下，重新贴上“每本一元”。甩卖已经持续了一周，中文教辅、武侠小说和期刊杂志已经卖得七七八八，剩下的都是些过时或冷门的书，有些看起来年代颇为久远。

她挑了台湾七十年代出版的张恨水的小说《美人恩》，还有一本简体字、没有封皮和注释的《牡丹亭》。付钱的时候东主抬头看了她一眼，像是不太相信这样的书还能找到归宿。她回以一个微笑，像与他达成某种协议一般：这两本他曾经挑选出来不远万里带到米兰的书，仍会完整地存在于她的书架上，并被仔细阅读。

她明白，甩卖到了这个份儿上，东主期盼的已不是那一欧、两欧的硬币，而是给这些没了家的书一个去处，让它们在懂得的人手上善终。三天后，书店关门大吉。

第六个故事：纽约茶壶，巴黎茶杯

他是纽约的banker（银行家），她是巴黎的设计师，他们是同一场婚礼上的伴郎和伴娘。三月她去纽约，他受新娘之托，尽地主之谊。刚巧是周末，她提出去曼哈顿的传奇跳蚤市场Antiques Garage。它本是第六街上一个老旧车库，周末变身市场，出售各种古董服饰、珠宝和家居。她带他熟练地穿过画框、银盘和手包，如同走在公司的停车场。他跟在她后面，像是发现了新世界。

在成堆的厨具中，她拿起一只骨瓷茶壶，标志性的蓝白色让人过目不忘。“生产它的工厂新近结束了二百多年的经营，宣告破产。于是我们只能在古董市场看到它了。”她向他解释。他想起办公室里忙碌的咖啡机和家里永远簇新的厨房，突然觉得这个飞越半个地球逛跳蚤市场的女孩儿很有意思。

她买下这个茶壶，打算送给新娘作为结婚礼物。他悄悄问摊主要了名片，打电话过去拜托对方留心同一个系列其他的产品，于是四月他收到了线条优雅的敞口牛奶壶，五月是盖子雕花的糖盒……六月婚礼在希腊举行，他特意取道巴黎。这次她带他去的是March^é des Rosiers（罗齐尔跳蚤市场），他们在枝形吊灯、黄铜烛台和曲线优雅的门把手之间寻找灵感，然后几乎同时看到了一对蓝色的茶杯。

婚礼那天，新婚夫妇收到了一套绝版的茶具，卡片上署着他和她的名字。那天傍晚他们在机场分开，她手里抱着新娘的捧花。

第七个故事：漏光的相机

马拉喀什的大巴扎，是撒哈拉地区最大的市场，售卖的商品五花八门：驼队在这里补给食品香料，手工艺人贩卖锡器和皮件，染坊的天井挂着各色彩布，珠宝店里是阿拉伯混合着摩尔风格的金银饰品。可能因为这里鲜有远东面孔，她裹着头巾仍被不断起哄。扰攘中听见一句“Hola”（你好）, 穿过法语和阿拉伯语她看到年轻时髦的老板冲她笑，露出一口白牙。

这是一家旧货店。幽暗的店里已经挤满货物，门口又支起两个小摊，右手边是形色各异的电话机，左手边摆着不同时期的相机，甚至还有几架扑了灰的莱卡，不过东西看起来都颇有些年头，显得风尘仆仆。“它们还能用吗？”她用意大利语问。“不知道，看运气。”他用西班牙语答。“那怎么卖？”她问。“论斤卖啊，哈哈哈。”他挤了挤眼睛，说出这个不可思议的回答。

尽管手边没有胶片更没有冲印设备，她还是像买西瓜一样“称”了一台六十年代的禄来相机。一来实在觉得有趣，二来，价格真真便宜。相机被装在塑料袋里递给她，老板还不忘调侃一句，说：“祝你好运。”

第二天她从小商店的柜台角落买到两卷黑白胶卷，带着“新”相机，骑骆驼进了沙漠。夜里就着一小截蜡烛读《马格里布史》，一边想象着这台相机刻画过多少风沙，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旅程来到这里。

半个月后胶卷冲洗出来，每张底片上都有多余的阳光猝不及防地炸开：在头顶，在夜空，在驼队颠簸的尾巴。看样子买它的那天，她并没有多少好运气呀。那又怎样呢？对很多东西来说，经历到一定份儿上，好不好用大概已经不重要了。她用一个下午吹净镜头缝隙的沙，又把皮套松脱的地方缝上。她做这些的时候，想起曾祖母。

不同时期的旧相机

形色各异的电话机

米兰的时光记忆

后话

一直对簇新的东西持有怀疑。油光锃亮的皮鞋，没有一丝划痕的包包，光鲜夺目的珠宝……它们让人感觉不真实，以及气短。更喜欢略带陈旧的小物，因为有情感和时间的沉淀，喑哑的光泽没有攻击性。旧式的绅士，是会把一块怀表、一双皮鞋长久留存的。他们的风度不在于喜新厌旧地拥有。旧物能够流传下来，一定是长久被善待的结果。有时与它们不期而遇，仿佛是在与旧主对话：一条叫作时间的河在你和Ta之间，宽阔又平和。细细摩挲，痕迹里都是珍重。

讲到珍重，说实话，欧洲的Vintage文化仿佛有着与生俱来的群众基础，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我的家乡，历史悠久的西南小城被推倒、被重建，原来的飞檐斗拱变身曼哈顿广场、世纪新城的时候，我却在一万公里之外托斯卡纳的另一座小城，找到了记忆中儿时故乡的生活。那是一座没有新房子的城镇，所有的建筑外观和结构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的模样。那里的人甚至延续了中世纪的生活传统，每年以街区为单位，穿着几百年前留下的“战袍”游行与赛马。夏天的雨水打在木头长窗上，有青草味。手工采摘的橄榄，装进比爷爷还老的陶瓶腌成酱菜。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如火如荼地建设，每一座小城都被推翻，重新建立起奇怪的都市圈。而当我二十二岁来到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大都市，感受到的第一件事，却是对一切物品和它身上的光阴发自内心的珍重。不怕“旧”、不追“新”的背后，是文化中不卑不亢、不骄不躁的从容。

二十三岁搬家到米兰，惊讶于这座当代的都市同样处处弥漫着古早味。彼时住在运河边，每日乘2路电车去市中心上学。木头车厢，钨丝大灯，开起来在石板路上咣当咣当，声音愉快。周末爱去的Brera（布雷拉）街区文艺气氛甚浓，古董家具商店，Vintage时装店，连最爱的餐厅也裸露着墙壁与横梁，是一百多年前它建造时的样子。都说米兰处在时尚的前沿，其实它一直与历史优雅地共存着，并时时从中汲取创新的灵感。如何看待人与物的关系，如何对待人与时间的关系，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当逛运河上的集市成为我每个月固定的生活习惯，对于这两种关系的思索就时时在脑海中出现。

其实新的总会变旧，就像我们都会变老。与人的际遇是缘分，与物的际遇又何尝不是呢？Vintage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我们并不拥有它，不过是它漫长生命轨迹中的一任伴侣。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诠释“物是人非”这个词。然而每一段缘分，又成为Vintage的一部分，和所有的黯淡、磨损，过时又重新时髦一样，吸引着为它而来的人。不完美与不拥有，是它最大的魅力。

看见

千里之行——追溯玄奘的足迹

Text & Photography_帕武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惟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来到菩提伽耶，傍晚坐在菩提树下，在这神妙的黄昏，时间似乎是静止的。夕阳洒落在大佛塔上，它那琥珀色的光像最后一张魔毯轻柔地覆盖着菩提树和周围的一切。人们不断供养的金盏花上带着露珠，还有来自泰国的朝圣者们贴在大佛塔上的金箔，使暖暖的夕阳被映照成更深的金色，金箔在风中闪烁，令大佛塔看起来金光闪闪。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光，一种超越语言所能形容的境界的体验。

被周围温暖的一切围绕着，我坐在那里，聆听百鸟归巢时的鸣唱，见证着佛陀无量的事业在他进入无余涅槃的2500多年后仍然持续示现。看着来自缅甸的青年剃度出家；看着身披白衣的斯里兰卡朝圣者转塔；看着来自越南的僧侣给俗众讲法；还有那不断地以身体触碰木板发出的声响，那是藏传佛教徒们在完成十万个大礼拜。看到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甚至时而还有来自非洲的佛教徒，他们如此渴望佛陀，忆念佛陀的殊圣。看着这全然的融合，作为一名佛教徒，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丝自豪。我意识到，即使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个很多人沉醉在极度追求世间享乐的时代，我们依然能有一点共同的福德，依然能够看到这块灵性的圣地。

然而，我们应该记得，这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在时光的磨砺中丢失殆尽。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感恩。从11世纪到1800年代中期，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中国和不丹很多不同的国家都参与和信奉佛教，而在印度——佛教诞生的地方，佛教却被遗忘。在这近乎800年的时光中，印度人都不知道佛陀是位历史人物。那时没有菩提伽耶，也没有人知道其他与佛陀有关的圣地。

从2世纪到4世纪，在伟大的佛法护持者——阿育王孔雀王朝的护持下，佛教曾有一段鼎盛时期。佛陀的教法广传，从缅甸平原到斯里兰卡的热带岛屿，甚至更北面，穿过丝绸之路直到阿富汗和中国今日的新疆。然而，正如佛法所教授的，无常很快地示现了。

11世纪，由于莫卧儿王朝顾特卜·乌德·丁·艾伊拜克的军队入侵，佛教成为了牺牲品。寺院被拆毁，菩提树被砍断，佛像被破坏。甚至连僧侣都被斩首和活活烧死。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知名的那烂陀大学也被烧成灰烬。根据历史记载，那烂陀大学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经书，大火一直烧了整整三个月，可以想象被烧毁的经书有多少。这种毁灭行为一直持续，直到完全没有人记得悉达多王子。

Ramagraha

Ramagraha佛塔附近上学的孩子们。玄奘法师的记载这样写道：Ramagraha佛塔是8座藏有佛陀8颗舍利子的佛塔之一。另外的7颗舍利子被取出并化成84 000颗舍利子珍藏于阿育王建造的84 000座佛塔中，借此传播佛陀的加持。保护Ramagraha佛塔的龙王告诉阿育王不要碰它。至今，这个佛塔也没有被挖掘。法师的记载中说人类和动物当时都会来到这个佛塔供养鲜花。即便是今天，看来也还是一样。

尽管佛教在亚洲的其他国家繁荣，而在印度却被毁坏、忽略和遗忘。蓝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那儿的花园成了印度教的祭奠场，供奉动物的鲜血给印度教的迦梨女神。鹿野苑是佛陀初次说法的地方，里面的佛塔据说曾经被人们认为是王子为纪念其死去的妻子而建造的。拘尸那迦是佛陀进入无余涅槃的地方，被生长了几个世纪的半热带雨林覆盖。根据西藏史书的记载，几世纪以来西藏朝圣者到一个叫作阿萨姆（Assam）的小镇，而一直误以为那里就是拘尸那迦。

所有这一切在800年后改变了，《大唐西域记》（Records of the western lands）这本中文书被一位基督教神父翻译成英文，从而引发了1850年佛教被重新发现以及佛教复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对佛法全然的决心、勇气和无与伦比的虔诚，这个人就是众所周知的伟大的佛教徒 ——玄奘法师。

现今，关于玄奘法师的故事和他超凡的印度圣地之旅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有些把他描述为一位到西天取经的柔弱僧侣，假如没有他的三位随众，他一无是处；另外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旅行家，一位译师。而我则认为他是一位菩萨，一位具备佛陀所教授的怔悟者素质的典范。如果没有玄奘法师，在菩提伽耶，“佛陀无量的事业持续示现”将不会像现在这般显著。事实上，如果没有玄奘法师就不会有今天的菩提伽耶！

在18年的旅行中，玄奘法师行走于丝绸之路——现今的西安和菩提伽耶之间，足迹遍布丝绸之路上的每一个重要的佛教圣地。所到之处，他都会细心地记录其所见的细节。例如在蓝毗尼，有一块标记佛陀出生准确位置的石头，他甚至记录了石头准确的长度。这些保存了几千年的记载，其价值对佛教徒来说是无法衡量的。

想要真正地了解玄奘法师的功德，我们必须仔细地探究事件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重新发现佛教和佛教的复兴。

1835年是个关键的时间点。英国的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发掘出鹿野苑佛塔的碎片以及40座佛像。通过质询，当地的学者告诉他，塑像中的这位圣者不是印度人的后裔而是波斯和非洲人的后裔。因为他长着丰满的嘴唇，卷曲的头发和长长的耳朵。这些有着超过2000年历史的珍贵塑像被当地人认为一无是处而被丢进伯纳河，用来阻挡河流以保护古桥的桥洞不被河流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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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毗尼的花园，这位上座部的僧侣在清晨禅修。蓝毗尼，这个佛陀出生的地方在1900年被发掘。根据玄奘法师的记载，这是被发掘的最后的主要佛教圣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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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ilavastu（伽毗罗卫国）皇宫西部的遗址，在当今尼泊尔的南部。悉达多王子在这里长大。

15年后，当玄奘法师记载的“西域”被翻译成英文后，卡宁厄姆读到关于圣河边上的古老城市这个部分时，觉得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熟悉。玄奘写道：

“在大庭院里有一个100尺高的宏伟建筑（vihara）；那里有石阶，每个石阶上都有一个镀金的佛陀塑像。这是佛陀初次说法的地方。”

卡宁厄姆越读越了解玄奘法师实际是在写鹿野苑的佛塔，也正是他早些年发掘出来的。

卡宁厄姆回到鹿野苑，毫不怀疑地确认这就是佛陀初次说法的地方，证实佛陀事实上就是印度人。之后，他用了20年时间，追溯玄奘的足迹，在尼泊尔与印度之间穿行，考察并发掘那些已经被这位中国法师记载的圣地。他到达印度的比哈尔省，确定菩提伽耶就是佛陀获得怔悟的地方；舍卫城就是佛陀一生大部分时间传法的地方；拘尸那迦就是佛陀涅槃的地方，灵鹫山就是佛陀教授《心经》的地方；还有蓝毗尼，佛陀出生的地方。

在确定了所有主要的圣地之后，卡宁厄姆重新修复了曾经被毁坏的菩提伽耶的正觉大佛塔。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佛塔，就是完全按照玄奘法师记载的规格建成的。

端看玄奘法师揭示印度佛教千年历史的贡献，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充满无限感激，甚至还会受到一丝启发。然而只有当我们沉浸到他的生平事迹中，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启迪。

在玄奘法师27岁时，他就掌握了所学的一切知识，并发现在祖国学习的知识无法满足他的渴求。公元629年，拒绝了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挽留，玄奘法师离开了中国。在路上，他多次被抢劫；从天山的雪崩中逃生；在戈壁沙漠中迷失，五天没有食物和饮水。即便这样，在无法找到走出沙漠的路时，他也没有选择返回中国，因为他发誓在没有到达圣地印度之前，绝不走回头路，他顽强地坚持着。

当他到达印度之后，玄奘法师的知名度提高了，他不仅成为了那烂陀大学的五大学者之一，还被冠以跨宗教辩论的冠军，代表佛教，玄奘法师参加了辩论并打败了代表其他不同宗教的学者们，他们有的来自印度教、耆那教甚至伊斯兰教。他被授予“大乘大师”（Mahayana Deva）的荣誉。难以想象，一位中国的僧侣来到异域印度且被授予如此殊圣的称号。

最后，在将近20年后，玄奘法师回到了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他带回了许多卷佛经并在后来的18年间将这些佛经翻译成中文。许多中国人至今都会背诵的《心经》据说就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

Lumbini

在蓝毗尼，一位尼泊尔的佛教徒点燃油灯为刚刚过世的亲人祈福。他告诉我，他祈祷他的亲人再次投生为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他脱离轮回的道路。

Dunhuang

玄奘法师在近20年后回到中国，他应该是穿越戈壁滩然后再继续前行去西安之前，在敦煌歇了两天。唐太宗像欢迎英雄一般迎接玄奘法师的归来。

我为他的决心着迷，这是一个为了达到目标看起来毫无情理的固执的决心。然而，他对佛陀的虔心让我看到了法师柔软的一面，他在菩提树下像个孩子一样哭泣——在经历了五年的艰辛旅程后，在佛陀面前流出了他积攒了五年的泪水。据说，他面朝大地，悲从中来，泪水从他的两颊滚落。他说：“当佛陀获得怔悟的时候，我在哪里？为什么我现在才来？是什么样的恶业使我无法出生在佛陀的年代？”

在享受菩提伽耶黄昏的时候，我知道正是因为玄奘法师，现在的我们才可以称自己为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

据说，佛陀曾说过，“羽翼未丰的年轻菩萨，在行持上必须一直尝试模仿大菩萨们”。我们这些努力行走在菩萨道上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效仿的楷模，玄奘法师就是可以效仿的大菩萨之一。正如卡宁厄姆形容的，他是“照亮黑暗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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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雷音寺现任主持。史载，玄奘法师途经敦煌时住在雷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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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师在此也就是今日的兰州渡过黄河。这是法师旅途中“文明中国”与“野蛮西部”的重要分界点。

“羽翼未丰的年轻菩萨，在行持上必须一直尝试模仿大菩萨们。”

有感

活在一张纸上

Text & Photography_忏之

累了坐，蒲团正好。

醒了行，藤杖知足。

值半梦半醒，逢花落花开。

甲午暮春时节忏之客一乘院。

我出家的因缘起初与信仰关联甚微。我从城市走到山寺这一段野径成熟了我殊胜的缘起。

那是个黄昏，上山没有更近的路了。近路总是意味着不好走，这一段不好走的山林道在余晖的穿透下显得寂静而幽沉。藤萝垂下来，古老的松探着头，笨拙的石头布满青苔，我脚下有泥土，耳畔有清风，倦鸟归林，我一时想哭……

起初我愚痴地认为佛陀的美好是禅诗里的光景以及宗教艺术的恬淡。后来根本上师扭头对我冷冷说了一句：“菩萨看你都流眼泪。”

于是，雪满空山。

我幻住赵州时与安放骨灰的宝树堂为邻。我起初还很纳闷，寺里真奇怪，居然把吃过的腐乳坛子洗得如此干净，堆放得这般齐整。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是用来存放粉碎人生的道具，便不禁笑自己太可乐。有时在夜晚被冻醒，便透过古佛庵的屋顶对望赵州塔。月亮有时圆，有时弯。塔不动，绕塔的人顺时针动。

在太姥山受比丘戒时，我除了乐于切菜，便是到寺外一块大石头上躺着。躺够了，就对着远处的海念颂：“嗡啊吽班杂咕噜叭咪悉地吽。”果慧戒兄会循着声音找到我，我们一同在山间的竹荫道中赤足而行，顺手把一些挡道的山竹笋带回明天的大铁锅里。果慧戒兄如今在终南山间筑巢，我在匡庐山之南伐树斩草。

石人峰下，芭茅丛生，岭上却是密竹与高松，它们之间如此近，一个让人远观清想，一个挡着人的前路。我起初很烦恼芭茅疯长的速度，好不容易砍出的一道窄径，一场雨便给缝合了。后来我放弃了斗争，与芭茅做了朋友。我只是弯了一下腰，放缓行走的脚步。别无山房的四周，便有了天然的守护。

我最喜欢做的事便是重复。譬如，重复地被晨雀唤醒，日日对着远山的松林刷牙，热的时候在林荫道看青苔，冷的时候燃一团火。我对喝茶的兴趣已然不大了，尘世间太多的幸福需要一杯茶来伪装，水云间只有渴不渴、烫不烫，没有茶。

我种在檐下的薄荷已经长疯了，一些事物只要摔破了过往，扎根在没有圈子与界限的地方，自然会峥嵘蓬勃。

我用手指划过薄荷的叶子，指间有清凉，闻一闻，和当初在花市中相逢的感觉一样。不一样的是，当初浇水求人，如今得润于天。

我无聊时，在别无山房外挖了一方足形的小池塘，种了一些睡莲。

去年花开时，我下了山。

不知它们开得寂寞否？

花是开给花看的。

我也写一些类似诗的东西，我更喜欢称它们为说话。旧体诗因为平仄与合律的关系，我始终与之有一臂之距，新诗我只当成日记来写，不以之为诗。有朋友见到我，会背诵我的句子，我很纳闷，就好像是他们写的一样，我却记得那么依稀。

画画儿便纯粹是业障，丢也丢不掉，童蒙之际便痴迷，读书的时候几近癫狂。如今好像更闲，画画却成了消磨时光。

中国的水墨画年轻人喜欢得少，这是相比于漫画、水粉、水彩之类而言的。中国书画艺术是寂寞之道，有时穷其一生也入不了门径，况鱼龙混杂，明师难值，普及起来不易。我一向认为画画如果不是给自己洗尘，便是染污世界。我尽可能保持画画就和浇花、扫地、搬石头一个样，有舒有急、有愉悦有脾气、有清淡有浓郁、有好有坏、有不安分的假意以及遮掩不去的真心。

我有时觉得现实太吵或者我太吵，就想活到一张白净的纸上。

自己堆山种竹筑庵引泉呼云招鹤对月观梅。

累了坐，蒲团正好。

醒了行，藤杖知足。

值半梦半醒，逢花落花开。

甲午暮春时节忏之客一乘院。

一

就在这块石头上闲坐吧

坐到老

清溪为耳根

松竹相间的山峦

遮障眼目

尘世间的悲欢

且开在树上

偶有落花随着流水

也别让我闻到

泛泛的香

你若是山中的过客

不要歌唱

不要喧嚷

鸟儿吓跑了

深山便沦为城市

二

我画中的情境

不外乎我的生活

生活不能至

心向往之也会在纸上显现

这也许就是我乐而为之的因

三

枕流

洗耳

濯足

御风

想唱歌

不必开口

躺在水流环绕的石头上

想睡

又懒得睡

半睁着眼

看看树梢

看看天

一会遗忘了日子

一会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一会

就这么一会

你

拿什么

可以换

四

我当我的野和尚

你做你的真大师

随你嚷我滚

我不怪你痴

林下多猛兽

雀儿立高枝

同是自性主

两个不妨事

有闲听雨落

无聊读禅诗

终日回甘味

山骨煮泉石

看惯花开落

几度云起时

来人问我何好恶

挖两孔爱用食指

掏耳朵总是迟迟

五

回古佛庵

有居士正欲归去

他从楼梯上退下来

脱下帽子

对我深施一礼

他情绪激动

"师父，我不想走。"

"虽然住了很长时间了，但不想回去。"

"俗世中太痛苦了。"

我除了倾听外

只能轻拍他的肩膀

他靠过来

有泪水打在我左肩

他向我顶礼一拜

我惶恐地将他扶起

他哭泣着对我说

"师父，记得将来一定要救弟子呀！"

我心一沉

默念心咒看着他离去

我与他是第一次碰面

只是我偶然地抬头

用微笑为他送别

因此得以亲证沉痛之心

六

从来不曾有人被埋没

如果你叹息你的际遇

正如古人所叹息的一样

那么大可不必

我们能见到古人的叹息

那几行沉重便是他真实的所有

如果你一如他们叹息与抱怨

也许你一生最大的成就

不过会留下一些与他们相似的叹息

略略有些不同的是

古人以古文而铭传

而你只被一段微博的点击率安慰

如果你被埋没了

无关时代、体制、人际、命运……

只能说

你在没有找到不被埋没的本心之前

被自己无明的心埋沉了

一个时时自省的人

哪里不会自觉

自觉觉已

埋没是谁

七

我决定删掉手机里半死不活的号码

虽然我手机里号码并不多

号码以一串数字更迭在模糊的记忆里

没有表情

没有温度

它们死气沉沉

又会在节日或节日前夜莫名地复活

强塞一截被转手的祝福

抑或取悦大众的眉目

人生的际遇

不过是水激扬起的泡沫

见不得光

安住不了平静

我向往光明，也乞愿寂静

我决定

删掉你们

联通的

移动的

善良的

虚伪的

渴望倾诉的

总在表达的

喜欢换号

始终如一的

……

我删掉不可一世的过往

删掉言不由衷的欺骗

删掉想一再挽留的青春

删掉正重复利用的心念

删掉佛

删掉众生

删掉我

谁？

遗失了

苹果

咬自己一口

世界疼不疼

删

八

飞雪

如落英

清凉意

和着檐角的铃声

弥漫天际

雪从暗夜来

洁然绝尘

送给黎明最好的礼物

莫过于

莲花处处开

九

有一种阴凉

名慈悲

有一种施予

曰喜舍

有一种智慧

是本分

有多少人愿意做一柄伞

任人开合

阴晴雨雪

行旅城廓

用则刚健

弃则静默

复而如是

直心若初

面相

谁是我们的前世父母

Text_鲍尔吉·原野

我们坐在帐篷前面喝茶。

帐篷由白桦木当支柱，铺着苫桦树皮和半干的草，里面有一张军绿色的俄制行军铁床，床下放着叠好的土布袋子，这是阿乎为收松子准备的。帐篷右边十多步远是石壁。下面堆着石台，摆着佛像，供着酥油灯。离佛像不远有三个大石头搭的临时锅灶，大铁壶里的水一直沸着，石头烧黑了。

早上，我从克孜勒赶过来，到巴彦岱山后面的蒙古栎树林拍野鹿的照片。鹿群远在几公里外的山麓下面，等我赶过去，它们却回到蒙古栎树林。没拍到鹿，只拍了几张野花的照片，它们听话。回来的路上，我的脚板累极了，发烫，像踩在烙铁上。我感到口渴，小溪哗啦啦流过树林，但我想喝热茶，我要忍着口渴回克孜勒宾馆用电热杯烧开水泡绿茶喝。

“吾欲仁，斯仁近矣”，孔子的话像在描述我的处境。我从山坡下来见到了帐篷，一个人正蹲着往冒蒸汽的大铁壶下面添松木、劈柴，他是阿乎。阿乎身穿像渔网般布满大小窟窿的白背心，腰上系着紫毛衣和灰色夹克衫。没等我开口，他就说：“喝茶，来喝茶。”

阿乎抓一把红茶放入小铜壶，冲进开水。兑入一碗奶（他说是鹿奶），再用盛饭的大木勺舀一勺蜂蜜放进铜壶。搅了搅，把茶倒进两个桦木碗里，递给我一碗。

这茶真是好喝，我忍不住看碗里的茶，喝进肚子就看不到了。它像葡萄酒一样紫红，有金边。

一碗很快就喝干了，阿乎端铜壶到锅灶边上拿大铁壶往里加水。铁壶的水一直沸着，这才叫喝茶。阿乎继续往铜壶里加奶和蜜，给我斟茶。他猫腰在地上看了看，放下茶壶。

山里没椅子，我们俩站着喝茶，阿乎把木碗端到嘴边，喝一口，眼睛看着我笑。

“你不问我从哪里来吗？”我问他。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刚刚知道他叫阿乎，是到这里来收松子的牧羊人。

“不用问。”

哦，我们跟陌生人见面总要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这里干什么。就像我刚刚问的那样。阿乎却说不用问。

我们又喝干了一壶，他添水加奶，往地面看看，放下茶壶。地面的岩石上长着黑色的苔藓。石头的缝隙里刮入了早早脱落的黄色草籽，几只蚂蚁在白色的石头花纹上爬。

“松子什么时间成熟？”

阿乎把松树林从左到右看了一遍，说：“快了，再过半个月。”

“你这么早上山来干什么？”

“玩嘛。”阿乎说，“给松鼠喂点儿玉米，帮鸟儿修修窝，在山上睡觉。”

阿乎红着脸膛，笔直的鼻子像要带着这张脸向前冲，如船头劈开海洋一样。他的细眼睛眯着，眼角与上扬的嘴角遥相呼应。

“喝茶，”他回头看大铁壶，“我自己也能喝一大壶的，不过要三个小时。”

“我来这里给鹿拍照。”

“是鹿让你来的吗？”他问。

“不是，我是中国的蒙古人，到这里玩。打算拍一点儿野鹿的照片给朋友看。但是没拍到。”

阿乎没说话，我觉得我还是没说明白。“我在蒙古栎树林等鹿，它们在远远的山麓。我好容易去了山麓……”

“它们又到蒙古栎树林了。”阿乎说。

“是的，鹿太远，我拍不到它们。”

阿乎说：“它们闻到你的气味了，不喜欢你。”

“我怎么了？”

“你按着你的样子生活，鹿按着鹿的样子生活，你们味道不一样。”他说。

我们已经喝干了四壶茶，小圆木桶里的蜂蜜只剩下半桶。阿乎倒上茶，吹吹地面，放上茶壶。我们开始蹲着喝茶，站着太累。我喝出了一身汗，脱掉冲锋衣，又脱掉了羊毛衫。我在茶里又喝出了果香，我告诉了阿乎。

“野蜂蜜。”他说。

“还有花香。”我说。

他说：“果香啊，花香啊，就是野蜂采的，它们知道哪儿的花朵和果实好。”

我直截了当地对阿乎说：“我想拍鹿，你能帮我吗？”

“怎么帮？”

我挠挠头，怎么说呢？“让鹿离我近一点儿，行吗？”

“喝完这壶茶鹿就来了。”

我们喝干这壶茶，我说：“不喝了，喝好了。”

阿乎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木哨。放在嘴里吹，发出类似音乐的哨音，两个音符一高一低交织着。吹完哨，他又添开水，加奶加蜜，拿一把草扫扫石头，放上铜壶。

我不能再喝了，肚子里已有两只母鹿的奶和一千只野蜂酿的蜜，我问阿乎：“鹿呢？”

“正往这边走呢。”

“阿乎”在蒙古语里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内蒙古没人取这样的名字。阿乎，意思是“可以了，刚刚好，还行”。他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呢？

阿乎吹碗里的茶，想让它凉一点儿再喝进去。他说：“我家的小白狗比香油还香。”

比香油还香？

看我没听懂，他又说：“比香皂还香。”

“你的狗比香皂还香？”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问。

“不知道它怎么弄的。它老往庙里面跑。”

我说：“你刚才说不用问是怎么回事。”

阿乎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你，就不用再问你。”

“知道我什么？”

“你是喝茶的人呀，你的过去和未来与这个有什么关系？不用问。”

还是没听懂。“为什么？”

他把桦木碗放在手心摊开，说：“你觉得你是你，其实你前世、前世的前世是别的样子，有好多样子，记不住。为什么要记住这一辈子的事呢？它短得像风一样，呼——”他吹碗里的茶梗。

“噢。”我假装听懂了。

“鹿来了……”

我回头看，山石后面探出许多柴禾似的鹿角。我站起来，拿出相机，这群鹿低下头，鹿角对着我。我“啪啪”地照。一只鹿腾空跳起来，如飞跃一个大坑，其实地面并没有坑。其他鹿模仿它，纷纷跨越头鹿想象中的大坑。我手忙脚乱地拍照，只拍到最后一只鹿飞跃的姿态，这也不错了。

我很满意，该下山了，说：“谢谢你的茶，阿乎，我回克孜勒了。”

“祝你好运，喝茶的人。”他举起木碗，像干杯的样子。

路上洒满落叶松的针叶，松树毫不吝惜地脱下它的金黄色大氅。松针比火柴棍还细，有规则又无规则地铺在地面上。一只红鸟在树林的低处飞行，叫声如“微——余”，它说的难道是“喂鱼”吗？我想起阿乎的一个奇怪的动作——他放下铜壶时，在地上查看，他看到了什么？我耐不住好奇心，回去问他。

阿乎看我回来并不奇怪，还在笑着。

我问：“阿乎，有一件事我问一下，你放铜壶的时候，在地上看什么？”

“噢，”他拿起铜壶，指着壶底说，“这里有一个沿啊。不看的话，蚂蚁可能被扣到壶底了，蚂蚁跑不出来了，多热啊。”

为蚂蚁。我拉拉阿乎的手。

他说：“谁知道哪只蚂蚁是不是我前世的父母呢？今天天气好，他们也许来看我呢。”

听了这话，我转身走了。我的眼泪已落下，不愿让他看到。

袜子里的银元

Text_傅林

奶奶的银元

那年秋天，奶奶的病越来越重了。一辈子聪明机敏的她，经常当众把人名甚至手边物品的名字叫错。周围的人笑得不行，她也跟着笑笑。但是，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一种极力掩饰着的悲凉和无助。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加上多读了几年书，爷爷和奶奶把家族几代人光耀门庭的梦想都寄托在我身上。但是，年龄越长，他们和我的心理距离似乎却越远了。每当我从外地回来，他们都赶紧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但经常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习惯了敷衍爷爷“博士比县长大不大”的问题，这种时候，只有奶奶能看出我的心思，宽容地笑笑。奶奶出身于一个在解放前就没落的大家族，这个大家族遗留在她身上的良好品质就是对外界能有超越自身价值观的尊重。

奶奶的屋子里人来人往，亲人们都感觉到命运的紧张感，每天都抽些时间来陪伴她。爷爷对客人渐渐增多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奶奶则依旧像以前那样，平静地面对着世界的变化。只不过，她似乎在等待一个自然而然的时机，能和我单独说说话。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早晨。我吃完早饭，到奶奶的屋子问安。阳光正安静地铺洒在炕头的花布褥子上。奶奶神情严肃，步履蹒跚地走到屋角的坐柜旁。坐柜原本是大红油漆的，多年过去，早已经斑驳得没了光彩。我从小就熟悉这个老式坐柜，它是唯一一个奶奶搬到哪里都会带着的家具。但我从来没有见奶奶打开过它——在我心里，那是一个只属于大人的家什。

奶奶喘着粗气，缓缓弯腰从坐柜里拎出一个布包来。哗啦啦的响声让我马上意识到那是一袋钱币。我心里一紧。早就听爸爸说过，奶奶存着不少“宝贝”，至于是什么宝贝，连爸爸都不是很清楚。时间长了，我早就以为“宝贝”只是爸爸儿时的一个童话式的传说罢了。

奶奶把布包放在炕边，说：“你看看这个。”那语气就像小时候我放学回来时，奶奶叫我到她的屋子去吃刚买来的甜瓜。奶奶的口齿有些不清，每个字都伴着呜呜的杂声。听着这声音，总让人心情沉郁。

我轻轻打开布包，里面的东西碰到手指时让我不由自主地躲避了一下：布包里面是一只发旧的带着大补丁的袜子！袜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白线粗布，虽然洗得干干净净，但上面仍然有着隐隐约约的古老汗渍。那肯定是一只男人的袜子。袜底因为打了多层补丁，已经硬邦邦地成了鞋底的样子。摸到这只袜子，就好像刹那间摸到了祖先的骨骼——那是一种多么五味杂陈的惊恐！

奶奶见我惊讶的样子，笑了。“这还是你老老爷爷的袜子呢！”她说。在本地方言里，“老老爷爷”就是高祖父，“老爷爷”是曾祖父。

奶奶拎着袜尖往上一提，一堆大大小小的钱币散落出来。一枚钱币就是一个小小的惊讶。有的是熟悉的“袁大头”银元，有的是“光绪重宝”，有的是不常见的墨西哥“鹰洋”。出于整理文史材料的职业惯性，我随手把一枚枚钱币按类排放起来，并带着几分得意，一个个给奶奶讲解上面的字。两枚奇怪的小铜钱引起了我的兴致：一枚是日本的“宽永通宝”，一枚是写着基里尔字母的蒙古铜钱。我兴奋地对奶奶感叹：“这两枚小钱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华北村庄的呀！”

奶奶微笑着听我说话，看来我能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对她很好的安慰。我问：“这些钱都是您攒下来的吧？怎么放在袜子里啊？”

“都是你老老爷爷的，”她说，“你老爷爷是给你老老爷爷过继的，我自打过门就伺候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十几口。你老老爷爷临死前单独跟我说，他在堂屋八仙桌的腿儿下面埋着十四块洋钱，交给我，他放心。”

讲到这里，奶奶叹了一口气。我听说过祖辈的事情。解放前老老爷爷有车马，所以算是“富农”。老爷爷刚过继给老老爷爷，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家除了继承了一个“富农”成分外，什么光都没沾到。这十四块银元也许是老老爷爷攒了一辈子的钱，直到现在还没舍得花出去。

“那时候没什么盛东西的家什，洋钱就放在这只破袜子里，自打我到你们老傅家来，就没见过另一只。”说到这儿，我和奶奶都笑了。

我摸着那一块块银元，上面那些严重的磨损痕迹，是祖宗一遍遍抚摸出来的吧？当然，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那只袜子。当年，老老爷爷为了做生意，曾经穿着它步行来往于沧州和天津，那些永远难以洗净的陈年汗渍记录着一切，从生命的意义来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件比任何银元都贵重的老物件。

“奶奶！将来把这只袜子作为传家宝传给我吧！”我鼓着勇气说。在奶奶病重的时刻，我本来一点儿也不想提到“继承”这样的字眼儿。

“你不要洋钱啊？”奶奶有些惊讶，“我本来是要把这些洋钱给你的。这些洋钱现在还值些钱吧！”

“不要。您还是自己先放着吧。这些洋钱其实值不了多少钱。”我有些鲁莽地说，说完之后马上就后悔了。我的本意是不想承认奶奶已经到了需要交代遗嘱的时候，但没想到一下子伤了奶奶的心。

奶奶像往常那样，轻轻地笑笑，但完全没了刚才的兴致。我知道她心里在难过，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挽回。我帮奶奶把银元和铜子儿一一放回袜子里。奶奶又颤颤巍巍地把布包放回红漆坐柜里。

袜子里的银元就这样又回到了它已经待了六十多年的地方。可是，它从此不再是一笔财富，而是奶奶的一块心病，也是我的一块心病。

不可能再说出的秘密

转过年来的夏天，一个下着小雨的早晨。我工作的城市，在浑浊的阳光中醒来，就像几百年、几千年以来一直重复着的那样。

电话铃响了。我心里一惊。自从奶奶病重，每当老家打来电话，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慌乱。

是娘打来的。电话里，她欲言又止地说：“你奶奶的病又重了，你回来看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来了。我们都明白，这些话往往是已经病危或病故的委婉说法，生怕我因为着急在路上出什么事。

我疯了似的赶往汽车站，整个人就像溺水了一样，憋得喘不过气来，周围的一切都泡在泪水里，模糊着，摇晃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涌上心头，又一一被我自己强行否定。

赶到老家时，已经是傍晚。从村口到家里的这段路，每个路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一边敷衍着，一边慌慌张张来到奶奶的屋子。

家里人都已经在那里了。连远在内蒙的大姑都已经回来坐在炕边上。奶奶正在输液，双眼紧闭，身体僵直，看来已经昏迷多时了。我忍住泪水，上前连叫几声“奶奶”，她没有反应，只有呼呼的喘气声还证明着她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留恋。

我坐在炕边，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小姑过来抓住我的手说：“林啊，你别哭了，你一哭，全家都得跟着你哭。”说着，小姑也忍不住哭起来，全家人的心理防线就像崩溃的堤坝，一下子被泪水冲垮了。

这是全家人十多年来第一次全部聚在一起。爷爷一直坐在角落里，嘴里嘟囔着“这回是真的不行了”。

晚饭草草吃了几口之后，大姑把大家叫到奶奶身边。大姑是家里的老大，这个时候，只能她站出来交代后事。

我一眼就看到了大姑手里的布包——正是奶奶红漆坐柜里的那个。

大姑哽咽着对大家说：“娘这辈子就这点儿东西一直带在身边，趁着她还有口气，我看还是把它给你们分分，省得将来出麻烦。”大家一听是说这件事，都有些抵触，但事已至此，只能面对现实。

大姑见大家默默认可了，接着说：“这是老傅家的东西，我们出嫁的姊妹都不要，只给你们哥仨。”说完，她看了看爸爸、大叔和二叔。爸爸一共兄弟三人、姊妹五人，二姑年轻时病殁，如今只有大姑、三姑、四姑、小姑、爸爸、大叔、二叔兄弟姊妹七人围绕在奶奶身边。

布包打开了，那只古老的袜子又出现在大家面前，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等一下！”我大喊一声，“你们分里面的东西，我想要这只袜子，这是我和奶奶早就约好的。”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听到我竟然要这只破袜子，都忍不住破涕为笑。在他们看来，无论怎么说，那只袜子都是无足轻重的。大姑也一笑，像奶奶那样抓住袜子的尖儿一抖，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掉了出来。

显然，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我随口说：“听奶奶说，这些都是老老爷爷传下来的。”

“唉，”大姑叹了一口气，“你老老爷爷只传下来十四块，他一辈子种地，能有多少钱？大部分都是你奶奶娘家的东西，她娘家老辈子时有钱，算得上是县里的首富，可是到了她这一代，全家因为争夺家产，都斗得厉害，到现在兄弟姐妹之间还有隔阂。这些家丑，她怎么会跟你说啊。”听完这话，大家一阵叹息。我突然感到，奶奶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可是我再也不能听到她亲自诉说了。或许，即使在她清醒的时候，那些事情也会是永远的秘密。

大姑把银元和铜钱儿均匀地分成三堆。爸爸、大叔、二叔每人默默地拿了一把银元和铜子儿。我看到泪水在他们的眼睛里打转。爸爸一转手，把袜子和铜子儿交给了我：那是一枚宋朝的“元祐通宝”，两枚蒙古的硬币，还有一枚“康熙通宝”，一枚“乾隆通宝”。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奶奶面前得意地品鉴它们！

我把铜子儿放在那只粗布袜子里面，紧紧地握住。这时候，奶奶平静了许多，自从生病以来，大家第一次听到她气息均匀了，就像从来没有生病那样静静地睡着了。

心灵的百宝箱

奶奶去世了。

在最后的一刻，已经昏迷七天的奶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体就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松松地躺在花布褥子上。两行眼泪无声地从脸颊划过。不管是眷恋，是恩怨，还是苦难，此刻都如云烟一般消散。奶奶唯一在世的兄弟——我的三舅爷在最后一刻赶到了病榻前，带着家族的那些永远不会再说的秘密，他用粗糙的大手给奶奶合上了眼睛。

丧事在族人的忙乱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其实，早在七天前，棺材和各种葬礼用品都准备好了。眼泪、哭喊、各种必不可少的仪式，都在全家人的悲痛和劳累中一点点过去。三天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所有的人都走了，爷爷被请到我家的房子。整个院子，除了没有了奶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连葬礼留下的垃圾都被收拾得一干二净。堂屋的门口两侧，奶奶最喜欢的两棵石榴树正绽放着火红的花朵，让人不忍注视。

我对着石榴树，握着布袜子和里面的铜子儿，来和奶奶做最后的告别。我相信，那火红的花蕾里，一定还留着奶奶的灵魂——她不会离开她深爱过的这一切的。

我也要回到那个阳光浑浊的城市里去了。临走前，我给布袜子和铜子儿想到了一个归宿：我童年的“百宝箱”。“百宝箱”是曾经家里唯一的家具——一个黑漆大立柜的抽屉。这是当年我的父母结婚时，曾祖母送给他们的礼物，而在更早的时候，它曾经是曾祖母的嫁妆。

这个“百宝箱”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里面没有任何一件别人可能认为是宝贝的东西。那个抽屉里，其实是父母一年一年随手放在里面的一些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小物件。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拉开抽屉，发现了这些小故事一样的物件。

一叠硬纸壳的火车票。对幼年的我来说，那是一些仍然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小精灵：那些被硬硬的剪刀刻出的检票口，那些铅笔随意画过的线痕，那些遥远如另外一个世界的名字：贵阳，石家庄，四平，牡丹江……它们记录着爸爸为了全家生计而奔波四方的艰辛。

一盒保存极其完好的卡片，上面是一个孩子永远难以看懂的服装裁剪设计。当年，爸爸在武汉买来它们，送给喜爱缝纫的娘。娘不认字，她看不懂这些精美的设计图，可是，她是多么爱它们啊！用十几个橡皮筋把卡片封存得严严实实，生怕有什么东西破坏了它们的美。

一颗塑料壳的中药丸。不知道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谁生了病买来的它，也许是主人病好了不再用它了，它被放在抽屉里一放就是十几年。打开抽屉的时候，一股郁烈的幽香就会钻进鼻孔，提醒我它奇特和神秘的功效。

一把生锈的铁锁和一串生锈的钥匙。每次打开抽屉，我都会试着用那些钥匙去开那把锁，可惜每一次都是失败的。是谁粗心地把那把锁的钥匙弄丢了？它又曾经锁住了哪一扇门呢？

一包“飞马”牌的香烟。爸爸最爱抽烟了，可是这包烟在抽屉里放了十几年还没有动它。烟味和中药味，还有桐油漆味，混杂成“百宝箱”的独特气息。我曾经问爸爸，为什么留着这包烟不抽。爸爸说：“我年轻的时候，你爷爷有一次赶集看到有人甩卖香烟，一毛钱一盒，就给我买了回来，可是，这烟实在是太难抽了，连我这老烟民都受不了，呵呵。”就这样，这包香烟幸运地成为了香烟里的“寿星”，并成为我百宝箱里的一个高级成员。

还有很多更小的物件，比如梅花形扣眼儿的纽扣，半截儿淡蓝色的粉笔，一个灯丝烧断三年多的灯泡，一些布满油污的吉林省粮票，它们一起填充着抽屉空间的小小缝隙，也填充着我童年时一个个空空荡荡的日子。

我和我的“百宝箱”久违了。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打开过它。自从我到外地上学，自从它的样式变得过于土气，它就因为新家具的到来而被打入储存粮食的侧屋。一股发霉的味道笼罩着它，尘土落在黑漆的凸起处。我用力拉开已经有些笨重的抽屉，沉积多年的药味、烟味、樟脑味冲向我的鼻孔，那些曾经的小伙伴儿还静静地躺在里面，唯一多出来的，就是一只四方的砚台，上面还隐约浮现着一个“春”的墨迹，那一定是曾祖父在某年的春节前写下的吧！

我把粗布袜子放在这些“宝贝”中间。

刹那间，我感觉到一股令我全身震颤的温暖。布袜子的丝丝缕缕间，奶奶的灵魂充盈其中，让她的灵魂游弋于儿孙的心灵百宝箱中，这难道不是比“入土为安”更好的一种安葬吗？

从奶奶故去到现在，整整八年又过去了。我变成了一个年轻时极力不想成为的中年人。很多的往事，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随着头脑和身体的衰老而被渐渐忘记。生离死别的悲痛有时只是一个恶梦，在醒来时的清晨就变得轻飘飘、可有可无。可那些记录着生命历程的小物件，它们的纹理、它们的形状、它们的气味，都还牢牢地留在内心。那只打着大大小小补丁的粗布袜子，还留在我童年那个“百宝箱”里，但它也永远储存在我内心的“百宝箱”里。它让我对世界上各种要价千百万的瓷器、宝石、字画产生了免疫能力：对我来说，那些储存着祖先生命印记的物件，远比那些光彩夺目的宝贝更有价值。袜子上那永远洗不去的陈年汗渍，远远胜过工匠们可量产出的审美。

Photo by Logan Adermatt

一席之地

Text & Photography_老陶子

早在石器时代，“席子”就已成为人们的生活用具。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坐具分为“筵”和“席”两种，“筵”以蒲草或苇子编织，面积较大；“席”的制作材料要精细些，面积较小。唐宋以前，人们谈话、写作、进食等，都是就地而坐，坐于席上，即“席地而坐”。铺在下面的席子称为“筵”，铺在上面的席子称为“席”，合称“筵席”。

端午过后，四川骄阳如火，撤了最后的薄褥子，吐着舌头把篾编凉席翻出来铺上，终于可以安睡。

到了六月，这天便是雨约着雨，没事还卷起凉风来。

去菜市场转悠，听见杂货铺的老板娘尖声尖气地跟隔壁老姐妹抱怨：硬是热不起来，凉席简直卖不动。我抬眼看去，她的摊子上青黄斑驳地堆成一片，多是我上大学那会儿睡的细青竹棍儿凉席，要不就是卷起来跟炸药包似的竹块儿麻将凉席，再就是高科技产品竹纤维凉席了。我好奇地问：“没有那种手工编织的篾编凉席卖了吗？”老板娘傲娇地顺手扯出一把塑料扇子，猛驱赶面前的几只苍蝇，轻哼一声：“没得，哪个买那个哦，不好卖，贵得很。”

篾，在四川特指劈成条的薄竹皮。蜀地温湿宜竹生长，大到书架桌椅，小到锅刷淘箩，似乎篾匠无所不能。至今，乡下人家的门前檐后都老范儿地种着一窝又一窝的慈竹，每次坐火车穿过这样的乡间，都会觉得竹子是一种让清风拂动得毛茸茸的萌物。很担心以后的孩子会觉得将竹子剖成细棍儿或切成方块儿，最多再打几个眼，绳子这么一捆一连就算一张凉席了。

我还记得祖父母住的那条街，有一户“应季”篾席匠，平时是卖锁头的。到了五六月，他家门口就堆起一大捆一大捆的青皮水竹，竹子的白芯儿是做不了凉席的，儿子娴熟地用一种特别的刨刀将竹子的青色外皮拉下来，再劈成不同宽度的篾条；老伴儿忙着把那些篾条摩挲、修理光滑，然后蒸煮；老汉儿则坐在那儿一挑一压地编织着凉席，不时抬起头来接上街坊的几句闲聊。

那个时节，正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年老的“应季”篾席匠在行云流水的编织节奏里，松弛有度地抬头搭上两句家常，多年后，我想起这个画面，那感觉竟直指了一个很“大师”的词汇——“自在”。

几年前，自京华回川，初置安身之所，爸妈热情地搬来各种被褥之外，居然还从老家扛来两卷新的篾编凉席，说是越来越不好买了。在他们眼中，竹棍儿凉席和麻将凉席怎能跟这纯手工的篾编凉席比？前两者怎么看都不像是真正投入过日子的物件。

晚上，我爸擎着块钵盂一般大的鹅卵石回来了，貌似娴熟地把新凉席铺开在地，跪在上面开始用那块鹅卵石一点一点碾磨那床新凉席，说这是最传统的方法，可以去掉新席篾片上残余的毛刺，让篾片变得更加光滑和柔韧。我好奇地参与其中，跪在席上一小处一小处地用鹅卵石碾磨这新席，姿势便是动画片里擦地板的一休，石过之处果然变得光滑起来。

老爸得意地炫耀着他这两床席买得多么好，基本上都是“十二皮一寸的篾，又匀又净，可不是二青篾，都是头青，编得又扎实，没有垮篾漏洞”……他说得兴致勃勃，我听得云里雾里。“唉，现在篾匠也懒了，本来这道磨的活路应该是他们做好的。”老爸感叹道。

终于搞清楚了，“十二皮一寸”是指每一寸的宽度有十二根篾的细篾；“二青”是竹子头层后剩下的一层，柔韧性、光洁度略次于第一层，用的时间长了慢慢变成了黑色，不耐用；“头青”自然是竹子最外面一层的竹皮，韧性是最好的；问到价格，这样的一床篾编凉席居然要价七八百之间。

我开始担心，那些儿时亲切又美好的东西正迅速地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陌生，比如这篾编凉席被省掉的最后一道工序，还有这超过麻将凉席好几倍的价格。

据说文人对篾编凉席的手作是有赞美的，曰：“薄如纸，明如玉，平如水，柔如帛。”“薄如纸，柔如帛”，这两点未免夸张了一点儿，但是篾条只要够细，厚薄够均匀，编织紧致，打磨用心，“明如玉，平如水”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主要取决于没有大师头衔的篾席匠是否有这个“意乐”。

去年，我遇到一位大爷在东门菜市场卖篾编，也有凉席，顺口搭讪了两句，得知编一席差不多两天，价格倒是很便宜，两百元左右。“干不几天这种活路了，坐久了腰杆不得行。”他说。我摸了摸他的凉席，篾片较宽，很多毛刺，锁边又很松散，就默默地走开了。我不由得暗叹，这种价格和质量真是竞争不过麻将凉席。

但今年，小区一邻居说，朋友送给他一卷一千多元的纯头青纯手工篾编凉席。“确实不一样，颜色均匀，不像那些个席子篾条又有青又有黄的。”他啧啧称赞，“人家那个篾条磨得，比我妈家睡过两三年的席子都还要光滑，我估计今年一夏天，我都能睡出包浆来。”

可见，也有以用心求生存的老手艺传人。

或许，街头粗糙的篾编凉席渐渐就此式微，而精品的纯头青手工篾编凉席却得以存世，于是，制作精品的最齐全的工序技术保存下来了，也是一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自从国人知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之后，关注传统老手艺的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与日俱增。

篾编凉席，似乎倒不用担心抢救什么的，因为它的群众基础悠久广大，原料唾手可得，工艺也没复杂到哪里去。

竹编方凳是山家常见的家具

盛放茶叶的大篓

经年使用的老簸箕

盛满鲜茶叶的背篓

传统篾匠铺中已经很少见到的篾编凉席

堆放的篾

仔细回想起来，我发现能存活的老手艺有两种特点：一是有用，二是用得起。高精尖的老工艺，比如什么掐丝嵌宝，这些自古非平民市场的暂且不提。而这老手艺凡是二缺一的，都在濒危的路上。比如现在很难见到补锑锅的匠人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锑锅太便宜了，也不流行了，大家都在用不锈钢锅。这门手艺存在的基础消失了，手艺没用了，没有被有保护意识的有识之士发现，就只能随风而去。

只是现在有时候真让人分不清，我们是在保存一种老手艺，还是在打造一种奢侈品。

若把一位篾席匠请到博物馆的展台上，射灯之下，他娴熟地下料、破篾、拉丝、蒸煮，拣选出十二皮一寸的头青细篾，挑二压二地编织着篾席，适当的氛围和引导，确能让观者体味到手作之美；同时，展台旁这位篾席匠大师完成的作品以一万的标价被人买走，挂在别墅里成为一件艺术品，这样保存一门老手艺，不知能走多远。

我们建了装空调的熊猫馆，抢救了濒危的熊猫，最终是为了把熊猫放回大自然。抢救老手艺，是不是也应该有点儿这种方向？

很难断言，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美的发现，从而导致了自己生活的无暇烦累，还是因为生活的无暇烦累，导致了我们缺乏对美的发现。

想起跟一位朋友聊天。那天不知何故，我颇有一些庙堂之忧，这位仁兄则很是乐观，表示什么随地吐痰、偷鸡摸狗、不见义勇为等社会新闻，完全无须上升到“世风日下”这种撕心裂肺的感叹，因为这些无非是社会美学的缺失。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东西，所以错失了无数可享受的生活。

他当场就举起一个例子，说他在大理接待过一位瑞典的音乐人。在他看来，老瑞隶属惊叹人种，看到洱海，哇，好美；看到农民挑担卖菜，哇，好美；看到牛在夕阳下噗噗拉屎，哇，好美……离别之日，仁兄自觉应有所表示，指着自己家画了一个圈，说，看上啥随便拿去。说完，他就有点儿后悔，老瑞的目光一一掠过他收藏的一把名家紫砂壶，三个手绘青花瓷茶杯，珍藏的黑胶唱片若干张……他心跳得怦怦响。最后，老瑞修长的手指点在了他买的一个十五元的瓦罐砂锅上。对，就是那种用平板车拉着满街随机卖，挂了一层黄不拉几釉的瓦罐砂锅。于是，赠者如释重负，受赠者欢天喜地。那天酒酣之处，仁兄问老瑞何以选了这砂锅，老瑞满含深情地抚摸着这把暗珠明投的瓦罐砂锅，说看到这种流淌的釉质，能够感受到土与火的交融，说做这砂锅的土、烧制程序、火候的掌握等，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经过了考验的历史。

“来自于乡土，应用于日常，多美好。”他自己做总结。

我则在想，若是送一席磨得精光的头青篾编凉席，不知老瑞会怎生感述。

以怀旧做话题，是永远不会冷场的。小伙伴们常聊，粽子节前后，院前街口就会出现前来修补破损旧凉席的篾席匠，现在基本绝了踪迹；以前菜市门口，总会有一两个修补锅碗瓢盆的补锅匠摊子，现在也看不到了；那会儿学校门口总有个修钢笔的大爷，可有才了，还会在钢笔上刻诗刻画；更小的时候，在外婆那大院，我还见过把破瓷碗补完整的焗碗匠……我们是追忆无忧童年，还是心疼仙逝的老手艺，还真是难以辨别。

以前，我的香港老板，有一天兴冲冲地拎了一搪瓷热水瓶到公司来。

于是，三里屯盈科中心高级写字楼的窗台上赫然屹立着一个描着八十年代红双喜的搪瓷热水瓶。他是真的打心底儿觉得这物件颇具复古美，说小时候家家都用这种内地产的搪瓷热水瓶。“红得够晒靓。”他赞美道，认为淘到了一个老手艺的古董。无数人暗笑：香港人眼中这搪瓷就算老手艺咯。

如今想来，香港老板对这搪瓷都能赏出美来，却还真是一个深具生活美学之人，比起空叹往昔，这境界确要“高那么一篾片儿”(四川方言，意为：高出一点点)。

佛门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老手艺，小童年，有些东西注定要成住坏空。

不若为日常之美，在心中留有一席之地。上至中央芭蕾舞，下至身下一凉席，眼中哪一样不是美物，则何必称人生无味。

时间的隐味

Text_苏恩禾

Photography_苏恩禾 扎西拉姆·多多

北方的春天总是来得晚而骤急，路边的柳树恍然是一夜之间染上了嫩茸茸的绿意。南方的春意却是在吃着一茬接一茬的时鲜野菜里婉婉而来。在北京偶尔也能买到荠菜，但个头大、不及老家地里野生的嫩，一边择菜一边鼻尖底下就已窜上来野气十足的气味，吃荠菜最喜欢的方法是包春卷。这几日去菜市场瞧见已有春笋、蚕豆上市，便买了些回来做油焖春笋和蚕豆蘑菇蛋汤，以解这颗念想南方的胃的馋。但心里一直还是念叨着那一碟马兰头，拌干子。一到春天，蛰伏了一整个冬季的田野，冒出很多野菜，去地里现挑马兰头只取最嫩的部分，焯水后挤干水，细细剁碎，加一点儿盐，淋几滴麻油，不论拌香干臭干茶干都各有滋味，真是把绿莹莹水灵灵的春天吃进了心里。

如今年岁渐长，才发现从前不在意不依恋的，现在会越来越在意和依恋。从南到北，多年离家、独自生活在外的日子，一些习惯渐渐被改变，但最最改不了也最牵动记忆的始终还是故乡的味道，那些伴随季节流转在心头的滋味总会时不时钻出来。

每逢过年回家待到返京时，妈妈便会在前一天就开始准备给我带回的食物，腊肉、香肠、咸鸭腿一样样切好分装在保鲜袋里，当然还有年年都必不可少的老三样：雪里蕻炒冬笋、豆腐乳和甜酒。自家小菜园里种的雪里蕻，留下最嫩的部分腌，跟冬笋一起炒好装进玻璃瓶，佐白粥做挂面浇头或是加在蛋炒饭里都十分好味，以至于回来的数周里能够继续享有在家的错觉。细想来，妈妈和外婆那一辈的人都习惯了能自己做的一定亲手在家做，也是觉得更干净放心些吧。

年前忽然收到外婆病危的消息，匆匆买票赶回家，终究还是没见上最后一面。外婆虽个子瘦小，精神头却一直很好，七十多岁时仍然能够一个人利落地做元宵酿甜酒，若不是因得了中风摔了一次，一定也还是骨头硬朗的老太太。

从前不比现在，很多吃食都是应季应节才会去做，一年吃到一次的珍惜感也格外郑重。

外婆做的豆沙元宵一度是亲戚朋友们大年初一一早必来登门拜年的想头。那会儿入了腊月，南方家家户户都开始腌咸肉咸鱼咸鸭香肠，出大太阳的日子里就一竹竿挂出来晒在院子里。等到二十七八，外婆便要开始准备做元宵的材料，拿出事先晒好的糯米粉，红豆提前一天泡上，我站在压水井边给她压水，冒着热气的井水一直冲着桶里的红豆，洗净的红豆倒进一口大锅里，搁在煤炉上慢慢熬至出细沙，用淘米篮子筛掉豆子壳，再用白纱布慢慢过滤下豆沙，而后筛子上铺一块干净的纱布，将豆沙倒下去，细细推开铺匀晾置一会儿。这时再起一口大铁锅，倒入豆沙，一边加入白砂糖和猪油，一边细细翻炒，砂糖和猪油不可以一次放足，一定要边炒边放，心急的人定是做不来。最后再将炒好的豆沙搓成一个个紧实的小圆球。馋嘴的我常常在旁边转悠几圈，趁着外婆低头搓馅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里面摸出一个迅速塞进嘴里，那甜甜沙沙的绵密滋味现在想来也依旧回味在口中。

不知是不是南方的习俗，外婆包的元宵总会在顶端留一个尖尖的小尾巴。煮好以后，一碗里盛上两个就足够，从尖的那端一口咬下去，滚烫的豆沙便流了出来。跟元宵最为妥帖的搭配当然非甜酒莫属。虽然菜市场里也有人家自己做了挑来卖，但外婆大抵觉得没有自己做的放心，所以每年都会酿上两大瓦钵。糯米提前一夜用清水泡上，中间需要换一两次水，第二天淘洗沥干再上蒸笼蒸熟，蒸好的糯米真是颗颗饱满，清香扑鼻。待糯米晾到手刚好可以触摸的温度，洒适量的凉开水均匀地抓开打散，彻底凉透以后再拌入磨好的酒曲，盛放甜酒的器皿一定不能沾半点儿油半点儿水，必须干干净净才可以。糯米倒进瓦钵，轻轻均匀地压平压紧，最后在正中央用手指挖一个洞，再将剩下的一点儿酒曲放进去，盖上木盖，用小棉被紧紧裹好，放置数十天至半个月，那时揭开木盖便会闻到一股清清甜甜的酒香，酿好的甜酒，一勺子挖上来就是一块，不紧不散。甜酒直接舀来吃自是过瘾，只是后劲也大，吃多是会醉人的。所以家里的孩子们也只有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央求外婆煮一壶热热的甜酒，才可以破例喝一小口，但整个正月里都可以天天吃到甜酒元宵或者甜酒打蛋。

前年春节回去得知外婆家的房子要被拆迁了，如今的县城与城市也是一样，都在疯狂地盖房子，那些规划的新小区固然也是好的，但于我怎么都觉得缺了人气。外婆靠着河岸边的这栋房子住了五六十年，屋后就是一大块篱笆围起来的小菜园，被外婆拾掇得整整齐齐，鸡毛菜、矮脚青、大蒜、韭菜、西红柿、辣椒、茄子，平常吃的蔬菜基本都会种上一些，夏天的时候篱笆上就会攀爬出淡紫色的扁豆花。小学的暑假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在院子里写作业，写完就跟外公一起剥毛豆，那时候，日子过得总是特别慢。

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每次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外婆、妈妈、舅舅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再往后谁来做年夜饭？那些一道道花时间花精力的菜我们能做得出来吗？家里总要有一个人把这些都学下来才可以吧。上次特意找外婆记下了元宵的做法，想着一定要亲手做给外婆吃一回，结果一次都没来得及做，如今也不再有机会了。念及这些不免心里有些失落，身边关于传统的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少。

记得焦桐在《台湾味道》里写到什么是“古早味”，他说：“古早味最明显、最基本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它因为被人们喜好而风行而流传，那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我们通过饮食的审美活动，能轻易领略古早的年代，诸如古早的食物，古早的烹调方式，古早的用餐氛围，古早的饮食习惯。古早味是一种态度，它崇尚自然。”想来确实如此，小时候家里那些不管是做食物还是手工活的店哪一家不是开了四五十年之上呢？即便是外婆家街口那家做豆腐的店也有几十年之久。日复一日，虽是重复的劳作，但也不是谁家的豆腐都能做得这么好吃。

去年十月因探望好友去了瑞安，他们恰好住在老城区，这座小城的老房子、老街道像一道道掌纹刻在时间的掌心。我们每天从家走到工作室，会穿过一条又一条巷弄，这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收拾得十分干净，种满了铁树、米兰、月季、三角梅，上了年纪的奶奶坐在客厅椅子上听戏，从虚掩的门里能看到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别在耳后，走在细长的窄巷里，虽然很多房子都没有得到好的修缮，庆幸的是留存已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走到老街上，仍然有一些做手工的老铺子，木匠铺、打铁铺、编各种竹篾篮子的铺子，还有一家卖着雄黄、绿矾、木炭的杂货店，老奶奶坐在暗暗的角落里念着寿生经，问她如今是否有人来买这些，她说：“住在附近的人总还是会有需要些的，虽然也不赚什么钱，但也开了几十年了，现在就当老了打发时间了。”回去的路上经过八角饮楼，吃了一杯蛋打冰激凌，看老板娘坐在桌子边熟练地包着虾仁馄饨，这家店已经有几十年之久，坐在旁边的客人一看便知都是熟客。这种生活的尺度使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有回到儿时的亲近感，一点点吉光片羽都会把时间拽回过去。到了晚上，有打着梆子的馄饨摊在小巷里骑着自行车穿梭，听不懂叫卖方言但入耳依旧亲切。这时不免想起念书的时候，下了晚自习，回家路上每天都会经过馄饨摊子，也是挑出来的担子，竹编的担子里放着煮着开水的大铝锅，锅边已有一些包好的薄皮小馄饨，老板娴熟地往蓝边碗里放入酱油、葱花、一小勺猪油，一揭锅盖，热气腾腾，这时盛好馄饨再撒一点儿白胡椒粉上去，那真是冬夜回家前一碗温暖的记忆。好友还带着去了一家只有晚上才开的锅贴摊，夫妻两人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才出来摆摊，一直做到凌晨，只卖锅贴，卖完便收摊，几十年如一日。

在瑞安住了数十日，不管是人、街、建筑，都让人有一种穿过时间回到那个年代的不真实感，但它又是那么真切地存在着，宁静自得，安于活在过去，这座小城从骨子里就一直保有那个年代不自知的优雅。

想到这里也越加理解了好友能够从城市回到这里踏实安心生活的缘由。那是内心对于传统慢慢地理解和回归，与外界保持舒服的距离，按着自己的步调，慢慢、专心做一件事，回到从前自给自足的生活。

Photo by 扎西拉姆·多多

慢慢慢慢爱

Text_周晓华

1

看雅克·贝汉的《微观世界》。看一只蜗牛爬过雨后滴翠的青草地，留下一条明亮的蜗涎。它遇上了另一只蜗牛。它们停下来，用触角殷勤相“探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慢慢地拥抱在一起，背着各自的壳无声无息无缝无隙地抱成一个……触——目——惊——心：原来天荒地老，不过就是在电光火石的短暂生涯里，这样慢慢地交付彼此——全部的身心和全部的爱恋。

那是大学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的寒假，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出路的考试，奔波千里去了西安。

考试和住的地方都处在西安没有暖气的区域，也许是对那种悄无声息夺人体温的冷的不适应，也许是对未来的迷茫，第一次，西安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逼人抑郁的灰暗。

两天的时间，五个科目的考试。卷子上的空白多到让自己羞愧，多数时候交卷都要等考官暂离讲台的空隙，飞一样地扔下卷子跑掉。

两个考场，有西北五省区的上百名考生，不知道他们各自从哪里来，但在我眼里都是对手。那个男生，桌上贴着考号001的，开考前一直在和考官聊天，比起周围那些头发飞起、拿着厚厚参考资料喃喃自语的同考，有一种打酱油的轻松随意。

不知觉留意了他，在卷子上再也没有会的题可答、又不好意思交卷的时候，他的背影——总在奋笔疾书。

考完两科的第一个中午，考生都散了，我无处去，就在考场旁边的大会议室里待着。会议室门旁有个小火炉，火炉里的煤球大半成灰了，隐着一点儿红，我紧紧围在火炉边儿，我想那时我的样子像是要把火炉抱在怀里。

他推门进来，经过我，走到离火炉最远的对角坐下。

他拿一支烟夹在手上，又把烟盒远远地对我举下：“来一根吗？”

我使劲儿摇头，觉得只有两个人的会议室很小，容不下我的尴尬。

他开始问我问题，诸如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考得怎么样等，问得很随意，也不像是要得到回答的样子。

但我的回答一定让他很吃惊，因为我从新疆坐飞机来考试，对考试的内容、意义和目的的了解却少得可怜。

我们就那样隔着很多大桌子和空椅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讲的都是考试。很多年后想起那个地方，就剩下了炉子的那一点儿温暖与房间角落罩着他脸的烟。

下午考试，他从从容容又早早交卷了。

考完出来，却看见他在考点的大门口抽烟，见到我就笑：“明天中午，去吃羊肉泡馍吧，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

本想摇头的，因为从来就不喜欢吃羊肉泡馍，还因为他只是陌生城市里的陌生人，但不知道怎么，却点了头。

他就说：“那中午考完试，在这儿等你”。

我问：“我要去XX地，有没有公交去？我早晨打车来的。”

他给我指了路，然后继续抽烟，我就按他指的路去找公交，好像我们一直很熟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真的一起去吃羊肉泡馍，很小的门脸，挤满了人。

很大的碗，我吃得很少，他也是。

“真浪费，我们要一碗就够了。”我说，说完了觉得哪里不对，就不等他回应，说别的来打岔。

最后考的一科，是自己唯一擅长的。我努力填好每一处空白，努力描出渺茫的希望。来的时候其实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考到最后一科，看着那个早已交卷的人的空座位，却开始后悔，为什么早先不多用点儿功。

出了考场，又看见他在门口抽烟，“一起走？顺路，比你晚下两站。”

乱乱的，理不清，顺路?到站了，要走的还是自己的路。

公交车轰鸣地向前开，找到的两个空位是隔着过道的斜对角，太吵没办法说话，于是望着窗外，回避着自己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快到站了，找他，遇上他的目光，深深地看透一切，又灼热不能承受。

我起身站到车门口，很勉强地对他笑笑，什么语言都不适合道别。

下了车，看着车冒着黑烟走掉，眼睛都模糊了。

“我回家的火车票是后天早晨的，你什么时候走？”听到他在旁边说话，才知道他也跟我下了车。

“也是后天，晚上。”很惊喜，像是时间的老虎机摇出了奖。

“那明天我去找你？”

点头，这次没有犹豫。

他跳上来的下一趟公交车，在车门处对着我摇手，那种熟识的感觉就又来了。

没有未来，多出一天要怎样？心里空茫茫的。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走在各种路上，说话，多数是和自己无关的话。从早晨走到黄昏，又把整个夜走尽，走到身上没了体温，却在他眼中看见燃烧的自己。

然后，我们微笑着道别，口里说的“再见”可是不再相见？

春风跳荡着出了玉门关，心事却留在寒风涤荡的西安街头。拿出他留在我复习笔记本上的学校地址，给他写信，写天气，写今朝几朵白云生，其实心里哪里有天气的闲事呢。

也收到了他的信，信里他复印了他的录取通知书。我也收到了学校的通知，通知写欢迎明年继续报考之类的，我的成绩和分数线差了好几十分。

本来渺茫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收起他的信，我决定不再回信。没有开始，也就无所谓结束，没有期待就不会失望。

一日，同学飞奔到教室告诉我有一封我的电报，让我去收发室亲自取。电报是那个时代常听却不常见的东西，记忆中老家给父亲拍过电报，“母病危速归”五个字让全家都乱掉节奏。

血一下涌上头，“哪来的？”我大声问同学。

“不知道，就说有你的加急电报。”

我箭一样射到收发室，拿到电报手都哆嗦。

却是他，道：久无音讯，甚念，速回信云云。

同学跟过来问：“怎么样？是家里吗？没事吧？”

面对她的关切，我解释：没什么大事，只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不久，班上就传遍了：某某在外地遇上一个男生，一见钟情，居然发加急电报谈恋爱。

大四开始的恋爱，同学们唤作“夕阳红”——只因为校园的爱恋，常常遇到毕业就不了了之，修成正果的不多，这个时候的爱情大约如夕阳灿烂，只是也近尾声。

我本彷徨的心因为这样的电报坚定起来，与他不问未来、不能见面地看起了夕阳。

2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那是东汉的爱情，迢迢双鲤，一纸书信。

常能穿过千年看见那个女子：春分，看陌上少年饮马赏花，她翻出春衫又叠起；夏夜，听邻家夫妻帘儿底下笑语，她东头插针西边寻；秋来，听阶前雨点滴到天明，她念他是否添了衣裳；冬深，看细雪铺白了天与地，她想红泥小火炉，醉依君怀。

客从远方来，带来他的消息。她哄睡孩子，细拆信封，长跪读。无非加餐饭，无非长相忆，读千百遍也不厌，是春风夏花秋月冬雪，是四季，是一年又一年。

我看见她，我看见我自己。

“千山万水，信件是个维系。”有一次，他给我的信里这么写。十多年过去，碰着什么，这话还会清晰地跳出来。

一别经年，上千个日子，或疏或密的书信维系着我们的关系。漫长的分离，连他的长相都模糊了，爱情有时候变得像是一个人的事，可是独自跳舞时，双臂环着的依然是那个名字的温暖，所有读过的古诗词都慢慢地变成自己的心事，所谓似水年华，只是不能饮、不可饮却为他拼却的一醉。

很长时间里，日常的生活、冷暖的心情都变成了文字，长长短短、琐琐碎碎地排放在那个名字下面，细细地把信纸折成一颗心，写了地址密密封口送到信筒，又在信箱里寻找写着我的名字的他的生活、他的心情，那个人是在书信里慢慢丰厚起来的。

想听到彼此的声音不是件容易的事，长途话费很贵不说，可以省，问题在于那时能够用的只有公用电话。

只在彼此学校的宿舍楼的传达室里有联系电话。要找到对方，要先打通了学校的电话再转到分机上，告诉传达室的宿舍管理员，对方的宿舍号、人名，再由这个人去宿舍里叫。最顺利的情况是你拨通了电话，而对方恰好在宿舍，就可以在管理员大妈奇怪目光的注视下，哼哼唧唧说些你好我好的废话。

但常常是拨通了总机分机却占线，还常掉线；或者是打通了电话，对方楼层高，宿管大妈懒得动，又恰好没有同学从传达室经过代劳，她会让你等一阵儿，然后拿起电话说，不在！（我亲眼看见她这么做过。）所以我们知道通过节食省下来的电话费有可能会浪费在各种无谓的环节上。

打电话要去离学校很远的大邮局排队、填单子。一次接通了还好，若是没有找到人，要再排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电报先约好周末的时间，然后一方打电话，一方在传达室等，能通上话的概率因此大大提高。

有一次，约定了时间，电话那端的分机却一直占线，放了电话，再排队，再打，大妈却告诉我宿舍没有人。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每一种都让人心慌无助。那一天回到宿舍无法入睡，写了几页的信，全是杞人忧天的焦虑。

在后来的通信中才知道，为了避开宿管员的目光，他给我的是校学生会的电话。而我只习惯地看了电报上的时间，却没有注意到分机尾号的变化。结果两个人都空等了一天。那天他写给我的信里也是一纸的问号：你病了吗？家里有什么事吗？你厌倦了这样的马拉松吗……信纸的好些地方被过于用劲儿的书写划破，烟味经过了几千里的邮递还在纸页上……

“多好的一纸文字/捏在手里/全捏成了泪水”，多年后，看见一首诗，还想起那天读信的感受。

毕业前，我一直在一家音乐电台做兼职主持。那时台里的节目大多是直播，录制节目的机房常有空闲，就想录一期节目给他。每周上班的时间，看机房空了就去录一点儿，很多次的剪剪补补，终于录了六十分钟节目，给他一个人，给他听我喜欢的歌，给他念我喜欢的文章，告诉他我的心情。我说，悄悄在收音机里关注了你的天气，这样在你不在身边时，可以和你共享阴晴冷暖；我说，我喜欢用整个晚自习写一封信给你，然后穿过校园，逆着回宿舍的人流找到邮筒，把信放进去，那感觉像放飞了氢气球，孤单又快乐，自由又惆怅……

后来，大约他总是在熄灯后戴上耳机听那盘盒带，引人好奇，在舍友的起哄下，录音“被迫”公放，他说那个晚上，几个粗汉子都变得柔软。

3

小时候，看过一个童话。童话里有只小黑熊，看见美味的葡萄，不吃，却把它们在手掌中挤碎。小松鼠不明白它为什么这样做，小黑熊告诉它：“到了冬天，山上积满白皑皑的雪，山里的熊和别的动物就不出来了。它们整个冬天蹲在洞里，一天到晚呼呼地睡觉。它们睡着睡着，春天就悄悄地来临了。春天一到，熊睁开了眼睛，它们肚子空瘪瘪的，想吃东西。可是严冬刚过，雪正在融化，山里怎么能找到食物呢？我爸爸告诉我说：‘那时大家就开始舔手掌，舔着舔着，就不觉得饿了。因此，必须从秋天开始，用双手挤碎食物，把汁液涂在手掌上，准备着在春天刚刚到来时舔食。什么树的果子呀，草籽呀，甚至蚂蚁、蜘蛛也可以。’我们挤碎这些东西，让它们的汁液像油一样涂到手掌上，将来一舔，就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味道。”

在我人生漫长的冬季来临时，我想起小时候反复读过的这个童话。我觉得我就是那只黑熊。和他相聚的极其短暂的日子，他写来的每一封信，打过的每一通电话，所有关于他的细小记忆都舍不得吞咽，要揉碎了细细涂在掌中，好在那些融雪的寒冷和饥饿中拿出来舔。

毕业了，更艰难的时刻沉默着来临。高昂的学费让他本就清贫的家负债累累，生活的窘迫和学业的压力让他在京城的日子过得有些困顿，他的来信隔得越来越长。有时他会寄来一些复习资料，希望我通过体制下的考试，用相对顺利的方式走到一起。他也会在课余时间使劲儿写稿，给我寄来微薄的稿费。

而我出了校门就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绝对卧床”的医嘱把我变成了囚犯，我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甚至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可以接受信件的地址。

我糟糕的身体使得思考和书写都变得吃力。而躺在床上对着包括天花板在内的四面墙和离地面十一层之高的一个窗、数点滴度日的生活，我有时真的不知道能写什么给他。窗外的风景会变，那是一棵大树的顶梢，我看见繁盛浓密的树叶一片片掉落，又被雪重新挂上银装。

压在枕头底下的是他的来信，看过太多遍，好多字句都背下来了。我一直躺着，可是我不能像熊那样长时间地休眠。我常常看着窗外，反复排练我们的相聚：他曾写在信上的相聚，我曾写在信上的相聚。一棵树的背景中，季节的变化中，梦想中的戏剧，永远不变的主角，这是单调、苦痛生活的色彩，虽然，我并不真的确定，有一天是否有机会上演这样的戏剧。

现实是，寒假太短，暑假他要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然后，他要实习，面临新的毕业，要找工作……而我的身体根本就没有长途旅行的可能。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我们开始好几个月的失联，阻隔音讯的不单单是时空。

马路上的邂逅，几年不见面的爱恋；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我除了疾病，两手空空，而他也许正迈向康庄大道……谁在相信这样的爱情？又是谁在相信这样的爱情会有结果？

医院会嫌弃我这样的病人长期压床，一般三个月就会让病人离院观察。

我于是在几家医院出出进进，过着一种我称之为“匆匆不语、胶着”的生活，现实和梦幻在疾病中纠结在一起，匆忙粘稠，沉默又迷茫。

我看着身边的病友在亲友的号啕中离去，看着所谓情感在重疾的考量下显形。爱与死是生命永恒的主题，两者在我面前不断纠缠着上演，交着不同的答卷。爱会战胜死亡？或者生的渴求让人背弃爱？我不知道。

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寻呼机，取名为Bell Boy。1983年，上海开通国内第一家寻呼台，BP机进入中国。

2000年，移动电话的普及让寻呼机淡出历史舞台。2007年初，连地处中国西北内陆的甘肃省也彻底告别了"寻呼时代"。

离院观察期间我住在姐姐家里。有的时候会慢慢踱步出来，拒绝家人的陪同，去巷口的小商店给他打电话，他那时攒钱买了一个数字的传呼机，除了他学校的地址，那几乎是我拥有的唯一个可以与他发生联系的数字组合。

那个早就在心里默打了无数遍的号码，当你拨打，会听见传呼小姐全国一致的嗲声：您好！

“请呼XXX号，我姓X，我的电话是……”

有的时候，我会听见滴滴滴的声音，沿着空中看不见的网络一直传到北京，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响起……

我不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电话，但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我没有工作，没有健康，但我有时间，病态的时间。

商店里常有很多买东西的人，我很怕他们中也有来打电话的，因为如果那样，他回电话来就会占线。

电话久久不响，有时响起，却不是打给我的。我就再呼一遍，然后再等。后来我知道数字传呼也是可以留言的，我就留言给那个传呼小姐，说我很想念他，希望他能回我电话。但我很少留言，因为对着一个陌生的人表达一种刻骨的情感太尴尬，我也不知道她再转述的时候会不会用她机械的声音把我的留言变得古怪而可笑。

有一回正值冬天，天气很阴。我出去打电话，等待的过程中，天空飘起了雪。大雪几乎在瞬间就染白了城市。我想起了一首元曲：“不是无才思/不是相思/绕清江找不到天样纸”。主人公借口自己是因为找不到像天那么大的纸来写情感，所以就不写了。

我走出商店，让自己站在雪里。我想，雪把城市变成了天一样的白纸，可我能写什么在上面，又希望给他看见什么呢？写下加餐饭？写下长相忆？或者只是写下“相信”二字。

相信雪化了，太阳出来，莺飞草长，一年总有春天。

我轻轻地舔我的手掌，手掌上是相聚的滋味，是爱恋的滋味，是思念熬成蜜糖的滋味……我慢慢地在雪地里踩出一颗心……电话铃响起来，他说你好，我说，下雪了！

Photo by 扎西拉姆·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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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春天，我仪式性地去邮局寄一封平信。邮局的小伙儿很热情地受理了这九毛钱（邮票八毛、信封一毛）的业务，耐心地等我抄地址，又细心地帮我贴好邮票：“没有浆糊台，也没浆糊了。给您这个胶水封信口吧，留神用，太稀了，弄多了流。这年头，没人寄这个了，我看，我们这个业务都可以申遗了。”

我走了二十分钟找到这家小邮局，写信到寄信的过程持续着一种散淡的愉悦，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忙前忙后，我自作多情地以为，他感受到了我寄信的愉悦，因而也有一点儿开心。

我这封寄给朋友的信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并且，下午我还约了她喝茶，而我的信，要四到五天才会到她手里。有了手机，有了网络，有了各种即时通讯工具，一切天涯都是咫尺。我写了封信寄给她，却没有为自己找到写信的理由。

地铁上，一对穿情侣装的男女相对立着。女生用手机在看韩剧，许是被什么打动，她红了眼圈，浮上薄泪；男生在用手机玩简单的游戏，他很投入，连嘴都跟着左左右右地使劲儿，并没有注意到眼前的人有了什么变化。

咫，古时长度单位，相当于八寸，真的很近，近到呼吸可感，可是，手机有了智能，咫变成了天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浪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味道。也许这样的距离会产生别样的美？我想我们的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些东西像时间流过我们遮挽的手，再也不回头。

只有回忆还留着那些味道，越久越清晰，那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滋味，冷暖相依。

后来有一天，我来到了北京，行李里装着他写给我的全部信件；后来有一天，我找到他，看见了他的简易衣橱里，整整齐齐码放着我写给他的信件；后来，他的信和我的信又放在了一起，把我们不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放在了一起。而今，又是多年过去，纸页开始发黄变脆，那上面写的话，我们再也没说过。

传家

Text & Photography_ 南朗

南朗家

我是南朗。

生于八十年代。

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小村庄隶属于一座小县城，小县城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双城。

我的爸爸是木匠，妈妈做裁缝，大伯是当地很有名望的皮影艺人。童年的我是被“散养”的，没有约束，自由快乐，像个“野孩子”。但也被家族的“艺术气息”熏染着，学会了发现和感受美，懂得用心动手去创作。

我做平面设计，开了一家售卖中国设计师品牌服装的店，名叫“栋梁”。之前在北京工作，现在又到了上海。出于喜爱，近年我也开始做一些空间和家具的设计。

我爱我所做的工作，也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崇尚自由，信仰佛法。

我知道自己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古代人”，住着我的祖辈、父辈和永远的家乡。

这些年，独自离家，越走越远，但我知道，我在走一条我的亲人们一直在走的路。在路上，我们从未分离。

南朗的厨房

176gzw奶奶说：我们有一树的杏子可以吃

和奶奶一样，我是佛教徒。2007年皈依时，一位记者朋友跟我一起去了北京的法源寺，他准备采访我。皈依法事完成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他问我：“我知道你信仰佛教跟你的奶奶信佛有关，如果她知道你皈依了，她会怎么想？你又想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沉默了几秒钟，眼泪忽地流下来。我想对奶奶说：“我在走一条您没有走完的路，或许您已经走完了，但我会努力走得更好、更远。”那一年，奶奶去世已近十年。

1998年冬天，奶奶突然离世，这给我的父辈们留下太多遗憾，他们总觉得没有趁奶奶活着的时候好好尽孝道。但我知道奶奶的儿女们对她都很好，也知道奶奶离开时心里没有半点儿遗憾，不然她不会那么轻松地坐着，甚至还在大声笑着时安然离开。

奶奶一生的经历无比坎坷，当然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她出生在民国，经历过“伪满”统治，土匪抄家；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她幼年丧父，带着她的妈妈和三个侄子嫁给了大她八岁的爷爷。她生了九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五个。那个年代，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传记，奶奶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大抵也是相对幸运的一个，因为她的儿女对她孝顺有加。

奶奶一生乐观，对人极为友善，由于她是满族“大门户”出身，所以有一套很规矩的待客之道。不管来家里的客人是谁，关系远近，是穷是富，是脏是净，是善是恶，她都会把这位客人领到她认为是重要的位置坐下，然后端茶倒水。若在冬天，她一定会问：“冷不冷啊？冷的话就坐到炕头上来！”奶奶是真的以菩萨心肠，善待每个人。

善待每个人——这是奶奶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奶奶一生没有什么爱好，晚年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电视。坐在电视机前，手插在口袋里，这是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记得小时候放学回来，如果她没在电视机前，就一定在她“经营”的菜园子里，她干活时，嘴里总是会哼一些没有歌词没有节奏的小调，小时候我每天就是在奶奶这样的“歌”声里入睡的，每每听到她哼唱起来，总会觉得世界变得特别安静。

奶奶的菜园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园子里有一棵长得歪七扭八的杏树，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我都会爬到树上摘杏儿，奶奶站在树下，手里捧个篮子，我摘下果子丢到篮子里。小时候我非常淘气，总是会失误或故意地把杏子丢到奶奶头上，这时奶奶便抬起头说：“坏小子，你要是打到奶奶的眼睛，奶奶瞎了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想了想，再也不敢丢她了。

每年我和奶奶配合收获的第一篮杏子，奶奶总是会先分给亲戚和邻居们。我问奶奶：“第一批杏子干啥不自己吃？”她说：“不急，我们有一树的杏子可以吃。”

“不急，我们有一树的杏子可以吃”，奶奶教我学会与人分享。

奶奶走后第二年，那棵杏树老到不再结果，爸爸说要砍掉它，我一再坚持不要砍。

又过了几年，那棵老树还是枯萎死去了，我折下一枝树枝插在奶奶的坟头，心里默念：“不急，我们有一树的杏子可以吃。”

176gzw伯父，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

回想一下，我的“艺术启蒙”不是蜡笔画，不是小人书，不是衣橱镜子上的牡丹花……而是皮影。因为我的伯父是一位皮影艺人，老家人称他为“影匠”。伯父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影匠，跟皮影相关的一切他都通晓，梳皮——画稿——雕刻——上色——组装——操影，乐器制作，乐器演奏，他演唱“丑角”行当，“文革”后期也曾经编写过一些皮影“现代戏”。

伯父继承的是我们南家的皮影传承——南家班。继承过程有点儿复杂，他并不是“南家班”的直接传人，而是从他的舅舅那儿学习的皮影艺术，他的舅舅曾是“南家班”的一员。或许是宿命的安排，他成了“南家班”的断代传人。在我看来，伯父的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皮影。当年他因为皮影而放弃了在乡里任职的机会，把青春甚至一生的时间都给了这门艺术。

记得小时候，每年夏天，伯父都会组织一帮影匠在村子里演出，我们叫“唱影”。一块白布四角拉平，安装在一辆拖拉机上，影匠们上到拖拉机的车厢里，藏在白色的幕布后面，演绎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东北的皮影有着独特的唱腔，叫“影调”。每次演出，我都会在前面看上半场，下半场就跑到“后台”（拖拉机上）看不一样的演出。两个皮影人物站成对面，有大段的唱段、两个人物没有太大的动作时，伯父也会让我拉一拉皮影的撑竿（固定在皮影的喉咙位置），站在幕前面的人就会看到皮影人物像是在动口讲话。能够简单地“操影”，让我无比兴奋。我在“后台”看着伯父的一举一动，他时而操起“大弦”（胡琴的一种），时而“打板”（打击乐器），时而“配角”（找出要上场的角色候场），时而唱念……忙得不亦乐乎。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一出传统的皮影戏叫“双失婚”。在后台我用无比崇拜的目光看着他，当时的我多想成为他，成为一名影匠，成为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

除了参与后台的“演出”，我更愿意看伯父“刻影”（制作皮影），刻影的所有工具都是他自己亲手做成的，他说自己做的工具用起来顺手些。一块透明的皮子上，勾勒出影人的轮廓，然后下刀雕刻，刀法分为“压”和“铡”。记得小时候，我找来纸板，用铅笔刀刻成小影人，再用水彩笔涂上颜色，做成后偷偷放到伯父的工具盒里，他打开工具盒发现了我的“作品”，拿起来看看，说：“这个鼻子太大了，眼睛是歪的。”

伯父是个非常严肃的人，记忆中他并没有跟我讲过很多话，我甚至有些怕他。他爱喝酒，酒后脾气很大，偶尔还会哭，抱怨自己没有儿子（伯父有五个女儿）。他的一生非常传奇，结过两次婚，第一个老婆是媒妁之亲，他不喜欢，跟家人斗争了很久，后来离婚娶了村里的一位美女。“文革”时期他除了“唱影”之外，还在村里面表演“样板戏”，当年在村子里，他一定是有众多“追随者”的“偶像派”，或许后来的美女伯母就是他的“粉丝”吧。

伯父不到六十岁便去世了，他一生没有收过徒弟，如果当年我不出来念书的话，或许会成为他的徒弟，成为“南家班”的继承者吧。但一切都太晚了，伯父把他的一生所学全都带走了，只留下一大箱不再会动的影人。

每次经过旅游景区，看到售卖皮影的店，我都会进去看看，都会想起我的伯父，想起他一生所做的这一件事，想起他在白色幕布后面操纵的皮影世界。

皮影戏最早诞生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又称羊皮戏，俗称人头戏、影子戏、驴皮影。皮影戏发源于中国陕西，极盛于清代的河北。

东北皮影戏又被称作“此地影”“照条儿”，它还包括内蒙古东部的“边外影”和“双城影”等，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表演形式上，东北皮影戏和河北省的“乐亭影”大致相同，但在唱腔上却带有独特的东北地方音乐的特点。

176gzw我的心里住着一位“古代人”

去年年底，跟几位朋友一起去五台山，在寺庙里一起跨年。驱车返回的路上，一路欢笑，天南海北聊了很多，聊生活谈家庭侃事业讲段子，后来不知怎地聊到了《红楼梦》，我说：“我最喜欢《红楼梦》里袭人这个角色。”几个朋友听后开心大笑，觉得特别惊讶，连连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她呢？”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开玩笑说：“她最漂亮。”后来，我真的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喜欢袭人？袭人虽有“污点”，爱打小报告，但这个角色大抵还是正面的，她对人和气，处事稳重，心地纯良，恪尽职守。这样的角色或许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人的真实代表，起码在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有这样的想法，或许也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位女性——奶奶和妈妈，或多或少都有着这种传统女人的务实品格，我受她们的影响很大，所以喜欢袭人，其实不难理解。

尽管我所做的工作跟所谓的时尚有关，但我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位“古代人”。这个人很传统，甚至有些顽固，总是坚守他的原则不可动摇。去年春节，一位多年好友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质朴、平易；硬骨头、软心肠；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朋友说这句话描述的人很像我，我知道这是季羡林先生的交友原则，深知自己十分不足一，但这样的人也一定是我喜欢的人，更是我做人的方向。我回复这位好友说：“我多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选朋友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孝”，百善孝为先，一个不懂得孝的人，我无法容忍，绝对不会成为我的朋友。“孝”要及时。

年初从五台山回京的路上，朋友们还聊到被电影感动的经历。我讲了一次在电影院里大哭的经历，其实并不是被电影感动，而是因为电影播放前的一则广告，那是我唯一一次被广告感动到哭。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些莫名，一则再普通不过的银行广告，内容是一个男生和奶奶的故事，广告语第一句一播出，我就被深深触动：“无论我在哪里，奶奶都会牵挂”，“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发现奶奶喜欢海”，“带奶奶去看海，快乐其实很简单”……广告看完，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控制地狂流下来，电影都没看便提前离场了。对奶奶有无尽的愧疚，总觉得没有趁她老人家健在及时行孝。

前段日子听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再次被感动。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听《时间都去哪儿了》突然特别想奶奶，真心地劝那些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人，多一点儿时间陪陪他们，看看他们的眼睛和皱纹，摸摸他们的头发和手，因为他们有一天真的会走。别像我一样留下一辈子的愧疚和遗憾，这生与死的思念是世间最无力的。”

我这个人优点寥寥，但唯“孝”敢当，这个优点来自妈妈的影响，妈妈对奶奶的孝顺和敬重无可挑剔，记忆中妈妈并没有给我讲过“行孝顺从，敬重长辈”之类的话，但她“以身示孝”的教育方法最为有效。

我的家庭教给我做人的原则，也教给我生活的艺术。我现在如此热爱艺术，热爱我的工作，都和从小受到家人的影响分不开。比如，我做家具设计，我的“缪斯”就是我的爸爸，他是木匠，小时候爸爸特别希望我跟他学习木匠活儿，传承他的手艺，我当时极其反对，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我还是做了跟家具有关的事情。我的家具作品中有一款长凳，我把它取名叫作“文国长凳”——“文国”是爸爸的名字。后来我把这件作品的照片给爸爸看，告诉他我用了他的名字来命名我的作品，爸爸掩饰不住自己的笑容说：“你要把爸爸卖啦？”我调侃他：“您有点儿欲拒还迎哦。”

南朗家

栋梁北京店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小时候家里也曾有过很穷困的时候，也曾跟父母一起下地辛苦劳作,也曾在失去亲人的痛苦里挣扎……现在看来，这些都成了我人生的经历，成了故事，美好的故事，因为有爱，所以美好。

前几天，接爸爸妈妈来上海小住，饭后茶歇，爸爸跟我讲完家族历史，最后说：“以后要把这些讲给你的后代听。”

我点点头，开始思考：我的家人没有给我提供丰厚的物质财富，但他们为我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是如此难得，有些“财富”甚至无法言传，有些“财富”或许只是他们本能地呈现，他们纯朴仁厚、勤俭持家，他们热爱生活、传承技艺，他们遵从古法、日出作日落息，他们尊重自然、敬天畏地，他们以身为教、赠予后代……他们是我的家人。

而我正走在他们一直在走的路上，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栋梁”上海店

樱桃的滋味

Text_朱卫东

一粒樱桃的诗意时光

因为性格偏理性的缘故，诗歌一直离我很远。但我也念诗，作为电台播音员，朗诵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偶尔聚会时，酒酣耳热借诗助兴或以诗壮胆也有的，但我知道我终究不是酷爱诗歌，或仅仅只能算作诗歌被动爱好者。更坦白一点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读诗讲求真性情，而眼下被人们称作作秀的时代，农民秀得好可以不种田，职员秀得好不必朝九晚五，就连相亲秀得好也能身价百倍，大家都急三火四地忙忙叨叨，该挣钱挣钱能当官当官，哪还有心思沉下来读诗?

去年五月的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潘杰客，邀我去办公室小坐，向我说起他即将推出一个名叫“为你读诗”的公益诗歌活动。谁料，三言两语，竟然让我这个自认为离诗歌很远的理性主义者毫无抵抗力地卷入进去。

过去，诗歌活动通常由电视台、机关或文学单位组织。那时，提起诗歌，首先想到的就是“朗诵”；而一提起“朗诵”，就必然离不开“舞台”，更少不了被动的“欣赏”。那时，朗诵者常常只是少数专业朗诵艺术家、主持人或者诗人；朗诵作品的选择范围似乎也不多，通常是古典作品多现代作品少，名人作品多普通人的作品少。

但潘杰客说，他计划推出的这个“为你读诗”，不是一个专业朗诵者、主持人、作家、诗人的专有平台，而是呼吁各行各业人士都参与进来，不问社会地位、职业领域、个人财富；它也不是一个展现朗诵表演的平台，而是主张以真情读诗，如亲人、爱人、友人之间的喃喃细语；它更不是一个“请您欣赏”的平台，而是把“读诗”付诸对象，鼓励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以更浪漫的、精神层面的方式彼此交流。

和潘杰客在一起的还有一个80后的女孩儿——张炫。她是“为你读诗”的总策划人。她向我介绍了一个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尴尬现象，令我记忆犹新。她说，身边的年轻人现如今若要组织娱乐活动，内容一般是流行歌曲、舞蹈或古典器乐，几乎不会考虑诗歌朗诵。若是有人看诗、写诗、读诗，常常会被人以为是情感或事业受挫，往往被人笑话。因此，她特别强调“为你读诗”绝不是一个暮气沉沉、自娱自乐的平台，而是要通过新媒体比如公众微信，以及各行各业嘉宾的参与，让更多年轻人甚至孩子，有机会去接触诗歌，了解诗歌之美。

这些话句句戳中了我这个被动诗歌爱好者。后来，当加入“为你读诗”的嘉宾与关注“为你读诗”的听众以几何倍数的方式增长时，更加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共鸣：诗歌不一定人人都懂，但诗意却是每个人心中所求。

“以读诗的方式，为现代社会中奔忙的人们，探寻一片可以让灵魂栖息的诗意”，这是“为你读诗”的主旨。前不久，我们和几位艺术家从长白山采风回来，就赶去为歌唱家尤泓斐录制诗歌。虽然很是疲倦，但当尤老师在洁净的餐桌上，摆上特地准备的樱桃，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录时，张炫忽然对我开玩笑说，这是一粒樱桃的诗意时光。

“一粒樱桃的诗意时光”，不正是如此吗？生活中的奔忙，在那一刻里，忽然静下来，忽然你就可以抬头看见窗外浮动的树影，也能以一种特别的沉着听着楼上居民有节奏地装修敲打。

那一刻终于可以体会到，为何听众特别享受在夜间加班、清晨醒来或午后烦闷时收听“为你读诗”了。那种诗意，是一种让灵魂安静下来的从容与休憩。那种诗意，人人可有。

作为“为你读诗”团队的一员，我负责读诗录音、提高读音正确率、后期剪辑与音乐合成。这不仅让我多年来所积累的播音专业经验得到了发挥，更让我在录制过程中，感受到了“诗意”的力量，还有“天真”的魅力。

“为你读诗”的嘉宾基本上都是各行业的翘楚，自然不乏日常工作极其繁忙之人。读诗既没有经济效益，又不会产生巨大宣传效果，而且还有可能被人笑话附庸风雅，他们会愿意读吗？

这个一开始的疑问，很快随着多位读诗嘉宾的录制而打消。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是我第一个参与录制的读诗嘉宾，他同时也是“为你读诗”的联合发起人。早前并不太了解他，百度之后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计算机方面世界级的科学家。张亚勤的录音，安排在微软公司的一个会议室里。诗人叶芝的名作《当你老了》，正是他要送给太太的结婚二十周年礼物。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录制诗歌，略带口音的张亚勤多少显得有些紧张。尽管如此，他还是调皮又腼腆地面对话筒说道：这首诗歌我想特别送给陪伴我走过二十年岁月还能忍受我的妻子。

那一瞬间，忽然就觉得，任何朗诵技巧都比不上这一句话轻轻淡淡的倾吐。而他的那点小紧张、小口音，都成为了异常可贵的东西。

李彦宏也是最早参与读诗的嘉宾之一。同样作为“为你读诗”联合发起人的他，据说只是接到一封邀请邮件就毫不犹豫地担任起了录制首期节目的重任。那时，“为你读诗”并不被任何人知晓，第一期的听众也就仅有近千名。后来，“为你读诗”创始人潘杰客在一周年内部聚会时，曾无限感慨地感谢李彦宏、张亚勤等联合发起人的“天真”，感谢他们不关心“为你读诗”的播出平台，不计较收听人数，而仅凭借一份天真的信赖和热情，就参与了诗歌的录音。

首期读诗作品是中国女作家张梅的作品《给我未来的孩子》。李彦宏的秘书介绍说，他尤其喜欢这篇散文的最后几句：“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按照当时的日程安排，李彦宏是没有时间来进行录音的，但为了首期节目的如期播出，最终在两个会议之间，挤出了十五分钟。

一开始，我还很担心，想着只要能顺利录完便可。但没想到，从李彦宏进入会议室，寒暄，落座，试音，录音，结束，离开，最后果真是在十五分钟内完成。而且录音几乎是一遍通过。后来我才得知，李彦宏做事，一向非常认真，准备工作从不马虎。这篇作品估计也是他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熟悉过多遍的。

“为你读诗”联合发起人李彦宏与吕思清，在2013北京秋季诗会中即兴演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这些美好不会消逝》。

“为你读诗”读诗嘉宾夏雨即兴诵读诗歌。

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与Be My Guest创始人潘杰客相声解说“为你读诗”。

古代诗人常以诗会友，结社组会，一起吟咏唱和。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诗会，最有名的要数唐代白居易发起的“七老会”，宋代文彦博发起的“耆英会”。两会都在洛阳。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诗歌的录音也许并不完美，他们情感的酝酿也许不是最佳状态，但那种奔忙中因为诗歌而短暂停歇的真实，却让许多仓促之中的遗憾，成为了两个最可爱的词：天真、诗意。

张国立选择的作品是《生如夏花》，因为不忍让我们夜间前去录音，自己用手机捣鼓，反复录制了七八遍，最后才将音频传回给我们；杨澜，开录之前，明显感觉她已经说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话，声音已然沙哑、无力，但这首她最爱的作品《致橡树》，仍旧让她愿意花精力反复去修正；主持人刘芳菲的录音现场是在一场小号音乐会的喧闹后台，刚刚从外地出差赶回的她，面色稍稍有点儿苍白，但当拿出一个手写有诗歌的小本时，她的神情像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化妆室外的吵闹，丝毫没有影响她读自己的原创作品《如果我爱你》；张兰要读的诗歌是送给儿子汪小菲的，为此，她特别挑选了纪伯伦的作品《关于孩子》，这首诗歌，她录制了近十遍，即使在我说OK了的情况下，她仍然希望情绪可以调整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录完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其实她马上还要飞往另外一个城市；诗人翟永明的录音是在一个盛夏的午后、有西晒的屋子里完成的，那时天热得不行，但又没敢开空调，怕空调运转的声音影响了录音，彼时，翟永明拿着小扇子，一面轻轻地扇风，一面以一种从容如水的语调读着诗歌《在古代》的样子，至今让我难忘。还有我的老师方明，春节期间，虽然重感冒，但竟然可以为了一首诗，听从我的建议，就近在我的车上进行录音。读诗，真的不是一件他们必须去做的事，但在读的过程中，却成为了一件属于他们个人的事，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难忘的事。

王刚在完成录音后，就如此感慨：“将有多少人听我读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今天读了几首好诗。好的诗歌就像给灵魂洗澡一样。”

丹麦女王的读诗录音，是一次悄无声息的高效安排。从我第一次从总策划人张炫那里得知这种可能到录音完毕，不超过二十天的时间。有次，我问张炫这个事情是怎么安排的。只听她轻描淡写：和其他嘉宾一样，邮件邀请，获得同意，安排时间。因为女王访华的每一分钟都做了十分严谨的安排，所以“为你读诗”第一次在一个国事访问的现场，为国家元首进行了录音。

就这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居然很快就过去了。我也跟随着“为你读诗”跑遍了北京城，有时是在他们的办公室，有时是在家里，有时是在演出的后台，但无论是在哪里，无论前一秒是在何种嘈杂的情境中，一旦嘉宾开口读诗，现场立即就安静了。

“为你读诗”的读诗嘉宾覆盖之广，是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其中既有国家元首、外国驻华大使、企业家、科学家、律师、舞蹈家、演奏家、诗人、作家、演员、播音员、警官、运动员，还有无数的普通人。读诗人中年龄最大的八十六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只有七岁。

但即便是获得这么多嘉宾和听众真实的喜爱，仍常常听到潘杰客和张炫在念叨：诗歌在生长，更须从容生长。

这种冷静和自省，常常让我回想起第一次与潘杰客和张炫见面的时刻，回味起那时的初心以及某个午后一粒樱桃的诗意时光。

时间都去哪儿了

——书写的记忆与情怀

photography_赵磊（笔记静物）

一条微信，可以轻松转发；一封邮件，可以一键删除；今天的我们，用手机刷屏、用电脑敲字，执笔手书的机会和情怀，变得奢侈。

一封家书、一本日记、一页短笺、一部手稿……以手执笔，写下的一笔一画都是无法复制的唯一。纸页泛黄，字迹模糊，但往事从未褪色，它们只是沉睡着，在记忆深处上锁的箱子里，被郑重封存。

六十多年前私塾学堂里练习大楷的少年，八十年代大学阅览室灯下抄写歌词的女生，属于他们的故事，和那些不知道去哪儿了的时间，不会轻松一点就被一键删除。那些用手写下的字，以笔记录的有温度的历史，那些凝固的时间和凝结的情感，它们一直在那里，为某一时刻的分享和联结静候已久。

三位作者，他们是40后、70后、90后，会和我们一起，重温书写的情怀和往事，品味手书记录的不同年代的生命“古早味”。

描红本 谈雅伦

小楷字 王多多

老立柜 范钦儒

描红本

Text_ 谈雅伦

儿时的全家福

我是一九五一年回到母亲的家乡——广东中山——上小学的。之前，曾在广西桂县、柳州上幼儿园，学的都是做人的规矩，听故事、玩游戏。一上小学，那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的读书，就得写毛笔字。

现在一提起写毛笔字，就得有“文房四宝”。

那时候家家都穷，哪有墨砚？就算有，怪沉的，年纪小不好带，都是用墨盒，一种用洋铁皮冲压成型的盒子，也有的干脆用装过雪花糕的盒子，往里垫上几层木棉絮，据说蓬松、吸水。墨，是用手指粗的墨条研磨出来的，拿一个墨碗，外表像瓷碗，内里的下半部却没有上釉，里面倒点儿水，就可以研磨了。墨汁倒进墨盒后，母亲没忘往里滴几滴烧酒，说那才有“墨香”。笔，是到街上的铺里花两百元旧币买来的（相当于现在的两分钱）。用水将粘得死硬的笔毛濡开，再捋成圆锥形就可以写字了，这叫“开笔”。写字的前序是马虎不得的，就像“开笔”吧，如果没有仔细地用水濡开、捋好，写不了几下，就会开始掉毛，出现"鼠尾"。

而这里说的“开笔”，还不同于“开笔礼”。入学前，大人带着孩子到孔庙拜孔子，或者到文昌宫拜文昌星君和魁星爷，又或者到家族祠堂祭祖，拜神、拜圣、拜祖，都可以是“开笔礼”的举办场所。“开笔礼”由一位老先生主持，先是领读四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然后由大人和孩子一起手把手，以朱笔在描红本上填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如是礼成。到我该入学的时分，已经刚刚解放，家又住在城里，凡事主张新事新办，只好在家里的祖先灵位前办了这“开笔礼”。母亲在祖先灵位前，拜一束香葱，喻“聪”，一把芹菜，喻“勤”，点上香烛，喃喃几句，再用红纸将我的笔墨、书本包好，塞进书包，递上一个煮好的红鸡蛋，就让我上学去了。

父亲的回忆录

给我们上描红课的是个中年开外的先生。他先教我们写字的姿势：头正、身直、双脚与肩同宽、右手执笔、左手按纸。那时候我们上课都是光着脚，先生更要求我们用脚趾码住地面，一副蹲马步的架势。有了姿势还不行，先生竟要求我们这些刚入学、五六岁的小豆丁们“意定神闲”、“心不旁想”，而我们根本不明白那都是什么意思，他自顾自说着，我们自顾自旁想。如是教了一周，先生才开始讲执笔的姿势：食指和拇指执笔，中指将笔杆往里扣，无名指将笔杆往外顶，小指附在旁边。掌要竖、腕要平，手指之间要密，掌心要空，所谓“密指空拳”。写小字时笔杆轻易别晃动，记得当时先生还拿出一枚铜钱，放在笔杆顶端，写字给我们看，果真没晃！

如是一套规矩，我们自然是听不懂的，但先生会一个个地、手把手矫正我们。又过了几个星期，先生自我陶醉地说：“运笔，欲右先左，欲下先上，稳健含蓄，字要有王气，不能有霸气，最忌有恶气……”我们直感到玄乎，不能解其所以，但字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反复地填写，到可以一笔一画地书写了。待我们可以一笔一画地书写，先生就坐在讲台后写他自己的字——以他教我们的姿势——只不时地从眼镜的上框扫我们一眼，又低头继续写字，一脸的高古。

可见，书写是一种态度。

到了中学，开始用钢笔，执笔姿势虽然不一样，但运笔的轻重缓急是一样的。后来我当了教师，写的字也多了，自来水笔、毛笔、粉笔，什么都要写。有时候别的老师来听我的课，课后他们都说：“你的板书很有毛笔字的范儿。”他们哪知道，我的粉笔字完全是按照“永之八法”去写的。

七十年代初，我和几位教师被邀请去参加地方文物整理。白天，到现场抄录摩崖石刻，晚上誊写并加以注释，完了之后，还要用规定的字体自己刻印——力轻了，油墨透不过蜡纸，印不出来；力透纸背更糟，印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用什么笔来书写，都跟毛笔书法的轻重提按一脉相承。

现在可轻巧了，刻印已成为过去，电脑功能强大，复制、粘贴、打印，一气呵成。我很庆幸，没有陷入老年人对现代科技的迷茫与恐惧，大约六十五岁开始学电脑，学五笔，学拼音，甚至还要学简单的英文。如今已经七十整，可算是学会了Word、PPT和上网，甚至还有了点儿网瘾——在网上与人下棋。

用电脑书写，自有其便利与快捷之处，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意境与情怀是要给便捷让路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审美要建立在丰足的基础上。只是啊，丰足除了是一种物质基础，更是一种内心感受，一种“天之厚我，夫复何求”的感恩与知足。这种对生命的欣赏与感念很难产生于虚拟世界，需要我们以手触摸、以耳聆听、以眼凝视、以鼻闻嗅、以舌品尝、以心感受，那些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日日夜夜。

所以，书写的工具只是一个注定随时代变迁的器物罢了，毋庸怀念过去的精致与规矩，亦无须感叹如今的高效与简约。关键是，在书写时所要表达的内心，是否真诚与真实，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认真与较真，就像甲子之前，给我们上描红课的那位老先生。

小楷字

Text_王多多

关于爸爸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少——“偷看”来的。

天津师大北院的教师宿舍楼叫“团结楼”，红砖四层小楼，我家有一居室，每周我都会被爸爸用自行车从姥姥家“驮”回家。阳光透过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最普通的白棉布窗帘照进一尘不染的15平方米房间，照着书桌、书柜、木床、墙上的周总理相片……空气里有一种像教室又像图书馆的味儿悄然弥漫，我就是在这样的空间和气息里读到了爸爸一直收藏着的作文和日记。

爸爸的字写得不错。毛笔的、钢笔的、手绘地图上的美术字……秀气、端正，有一点点放不开的倔强。作文是竖行书写的毛笔小楷，大学后的日记改用钢笔，字也圆润活泼了起来。

爸爸的字秉承爸爸的爷爷、也就是我太爷爷的“传承”。太爷爷是私塾先生。爷爷是中学教员。爸爸是大学老师。

“我出生在中原的一个小村。在这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村子里，识字的人很少，我们家沾点儿‘书香’ : 爷爷识字，能读能讲《论语》《孟子》这些古书，父亲和三个叔叔均有文化。我六岁半就上学了，乡村小学只讲《论语》《孟子》，连算术课都未开。爷爷是我们的先生，讲这些古书，只让我们认字背书，不释其意，但铁定的要求是, 每天都要写两篇大楷交上去。没有现成的仿纸和字帖，爷爷只好事先在棉纸上写几篇作为范例，再发给孩子们轮流拓描下来……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初一上学期，都有书法课，要交大楷和小楷作业。念过一点儿书的家长或高年级的孩子们，还经常这样鼓励我们：学生真可夸，写好‘飞，风，家’。‘家’和繁体字‘飛’和‘風’，包含好多种笔画，要写得好、结构匀称并不容易。高小五年级寒假，我借到一本字帖，每天都练大楷，白天写，晚间油灯下继续写，只上过一年小学的妈妈高兴地说：‘中，这孩子的大字有长进嘞！’”

22个文本中，年代最久远的，是爸爸从初三到高二的作文本。长而薄的本子，用线装订，老旧的纸张已经显得脆弱，向右翻开，方正瘦长的毛笔繁体小楷字，认真中透着一点点执拗，那是爸爸十五六岁时的笔迹，最早的一本是初三时的《写话》，61年前，一个乡村少年用它写下想说的话。

“家庭生活极为艰难，搭不起学校的伙（食堂），只能奔走十五里地，往返于县城中学和家乡小村之间，夏季三天一回家，冬季六天一回家—— 背馍吃。那些馍，除了麦收后半个月能吃到白面烙馍以外，其余的时光只能吃山芋面窝头，甚至是黑豆面饼子。怎么个吃法呢？在饭碗里丢几粒盐疙瘩，把馍掰碎撕碎，最后，半瓢开水往碗里一浇，泡一会儿，这就是当年我们‘背馍族’学生的一顿饭。生活上的艰难我并不特别在意，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有‘问题’，会被歧视、找碴儿，我在班上和宿舍里曾被罚站立、挨批斗，痛哭流涕时，耳旁响起的是‘不要可怜他’的叫喊……”

不过，这些话，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作文本里。作文本的第一篇是《纪念斯大林同志》。

我对斯大林的印象，除了大胡子再无其他，这样的主题作文，一个八十年代的小学生不可能感兴趣，但爸爸周记中的一些片段，一不小心被我记了30年，那些小楷，那些片段，是和爸爸有关的符号。

某天，教室里的煤油灯换成了“通电的灯柱”；某天雪夜，徒步从学校回家，误把结了冰盖着雪的湖面看成了路，不小心落入水中全身湿透，一个人穿着湿棉衣在夜里走了十几里……

“应该特别提出，在暑假的最后一夜，我做错了一件事，当我为上学借不到钱发愁时，在黑夜里沉闷过度，自己把钢笔往桌子上猛摔，生气地说：我不上学了……母亲在一旁伤心透了。”

背馍的少年，用端正倔强的小楷字，独自在教室里，一笔一画写着作文，自我批评。

爸爸的作文，常常得85分。老师用红色毛笔批注：真实，写得细微生动。

爸爸的高中毕业证书是一张黄褐色的正方形厚纸。照片上的少年带着校徽，穿着类似中山装的学生装，留着一丝不苟的短分头，清瘦年轻的样子算得上英俊，脸上的表情稚气又认真。“河南许昌第二高级中学”的红色印章依然清晰可辨，证书落款时间是：1956年7月。

爷爷给爸爸的信

高三那年，爸爸拥有了第一本私人日记。

深绿、深蓝的硬壳日记本共三本，封面上写上“人造卫星”、“和平”、“工作与学习”——爸爸从高中毕业前夕到成为大学教师、工作第一年的日记。

“到水上公园参加义务劳动，上午和同学一起抬了150筐土，下午推辘轳，回来，照照镜子，脸又有点儿红，我喜欢这颜色。”

来天津上大学的青年，显得活跃而努力，读书，写诗，骑自行车，看演出，和苏联朋友柳达通信……细小圆润的钢笔字密密麻麻，显得比毛笔字轻快了许多，写在比《新华字典》稍大一点儿的日记本上。

还有一本特别的“日记”，用当时短暂推行的一种“比简化字更简化的字”写成，单独成册，取名“南货场日记”：一群救火少年——爸爸和他的同学们，不顾生命危险到发生火灾的化工厂参与救火，许多同学在救火时中毒，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学校的特别照顾……440字的作文纸，一共写了39页。

爸爸初中时代的作文

“被特护的那些夜晚，晚饭后我稍事休息，就憋不住趴在床边的小课桌上写下我的所见所感，尽管觉得身体不适，但写完当天日记是我必做的事。‘睡吧，建新同学！’半个月里的那些夜晚，在两个同伴的鼾声中，护理我们的学友不知这样催了我多少次，‘谢谢，写完就睡。’我总这样回应。我写了大约两万字的日记，并精心装订起来。如今，时光已逝去半个多世纪，那美好的记忆仍牢驻心底，感恩之心经久不衰，那些当年在危急时刻无私奉献的学子们的身影似在眼前，我仍在仰望着他们 ……”这是爸爸今天的回忆。

那些想象力无法抵达的年代，爸爸的日记告诉我五十年代的青春和浪漫是什么。虽然这青春的时代背景是非常不“浪漫”乃至残酷的。　

读大学的爸爸申请入团，需要提交父亲的背景资料。爷爷“成分不好”，在“特殊历史时期”曾经入狱，出狱后被安排在采石场“新人队”工作。1957年4月30日，爷爷从河南老家写信给爸爸，竖行的古老信纸上蓝黑色的钢笔字已经有点儿模糊。这封信是爷爷的“简历”和“忏悔”：

“……感觉万分惭愧，自恨以往思想糊涂，铸成大错，不但断送个人前途，亦且殃及亲族，连累及你，我想你真不如无父痛快，我想我这页卑鄙龌龊厌人的历史，不知到何日才能洗掉呢，洗尽千江水，难除一身污……”

那是一段荒谬的历史。我只见过爷爷两次，他被“平反”后来过天津。印象中的爷爷肤色黝黑、身材瘦削，发黄的白衬衣下，肩膀和脊梁骨仿佛正在担着什么，像是用力支撑的样子，厚厚的眼镜片挡不住炯炯目光，河南话被爷爷说起来显得特别深沉……八十年代初某个夏天的黄昏，在今天已经消失不见的天津海河边的佳木斯道1号、姥姥家院子门口，爷爷给我看一个本子：那是他的学生在毕业前写给他的留言，上面还贴着一些照片，爷爷一页页翻开给我看，神情似乎是自豪的。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盛夏黄昏，雨前的天空呈现出奇异的粉红色，在爷爷已经去世近30年之后，我打开他在57年前写的信，爷爷的字很像我印象中的他，那个我头脑中唯一定格的形象：瘦削、倔强、硬骨头。

爷爷写信的1957年，在采石场工作，每天劳作之余，还要教工友们识字、读书。那一年，爸爸20岁。爸爸的入团申请没有通过，没能成为共青团员。但青春依然与希望同在。1958年7月14日，21岁的爸爸的日记只有两行：“一种骄傲的心情时常涌上我的心头，但随之而来的还有鞭策，因为自己和‘大跃进’的形式，相差太远了。”

六十年代初，爸爸成为青年教师在天津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遇到当医生的妈妈，60后的哥哥和70后的我相继出生。六十年代家庭故事的文字“史料”是妈妈调到河北省工作时写给爸爸的信，称谓和措辞充满那个年代特有的正式和客气，在那些记录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中，我“认识”了三岁的哥哥，大眼睛的漂亮小男孩儿，喜欢火车模型，从小就善良，知道给小朋友道歉，安慰小朋友不要哭，说：“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三岁看老，真的，从小到大，都是哥哥让着我。

有点儿遗憾，七十年代，关于我的出生和成长，找不到文字的“考证”。这点我很嫉妒哥哥。八十年代之后发生的故事，不再需要依赖家里的“史料”。九十年代我考上了爸爸教书那所大学的中文系，1995年哥哥留学海外，我当上了《天津中学生》杂志的编辑，一直工作到2001年开始“北漂”。

上个月，当爸爸把装满“古董”的文件袋交给我时，还认真地交了一篇新“作文”，6000字，用《天津中学生》杂志旧稿纸抄得整整齐齐，厚厚一沓，标题是加大美术字：我生命中的那些脚印。后来爸爸把文章又改了一遍，用了三天打好电子版发来，四号的大字，好多页。这篇文章中引用的爸爸的话，就是来自爸爸自己的“作品”。

爸爸写道：“来天津近60年，共‘挪窝儿’15次，每次搬家都会处理掉一些东西，但我上中学时的作文和周记，以及其他记录我生活历程的几本‘老东西’，都始终被视为宝物珍藏起来。每当翻看往昔我的那些文字时，我似乎寻觅到我生命中的脚印：在过往弯弯曲曲的路上，它由小变大，由浅到深；有序或者零乱，也不乏歪扭甚至深陷。此时，我会提醒自己，要淡化并忘却那些不愉快和痛苦的事，那都是过去完成时了，历经坎坷才能成就坚韧，获得有价值的人生感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那还是一种精神财富呢……”

很少人说我性格像爸爸。

我的占星师家属说：通过星盘看，你和爸爸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这么多年，爸爸在我的印象中的确有些“淡”，像一个背景，安静沉默地存在。我不是那种从小就把爸爸当成靠山和偶像的女儿。为了体现知识分子家庭的“民主”，我随妈妈的姓。没有写过《我的爸爸》主题作文，没给爸爸写过信或卡片，记忆中成年后敞开心扉的长谈也几乎没有，爸爸联系我，总是发个短信：“女儿，你妈妈明天生日。”或者：“明天母亲节，你回天津吗？”

这一两年，开始从自己身上发现爸爸的影子，脸型、习惯，性格里的天真和认真，随和背后的固执，面对世俗生活的笨拙……以及不管遇到什么、经历什么，最后总是去相信、去感谢。

有一天，发信息给爸爸：我希望和爸爸妈妈成为真正的朋友。

开始懂得爸爸的富有，或许，我将继承这财富。

老立柜

Text _范钦儒

我们家窗户边儿上有一个立柜，设计是那种八十年代“赶英超美”的媚俗范儿。那大概是全家最潮湿的所在，每次打开柜门都温暾地袭来一股子毛茸茸的霉味。柜子里面是些看似高龄的老书本，一水儿长着被潮气侵蚀的皱纹，翻起来都是骨质疏松一样的咔咔脆响，纸页上一圈圈的黄渍，跟我爷爷随身带着的发黄小手绢一个样。老家伙们聚在那样一个柜子里，跟楼下扎堆下棋的老头似的，应景。

在我还没有自己书柜的年纪，总给老家伙们捣乱。我妈并不拦着我，只是每次玩闹以后都特别严肃地叫我练字。她是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民教师，深夜台灯下配一瓶英雄牌红色钢笔水的角色设定，推一下眼镜，写一段评语。长这么大了，她依然嫌弃我写字丑，那些老家伙们倒是漂亮，上面都是她秀气的小楷。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翻看立柜里那些发了黄的笔记本。最厚的那一本最土气，牛皮纸搓成的细绳把好几沓不同纹路的信纸和白纸整齐订在一起，第一页上工整而郑重地写着：既稳重又活泼，既温柔又刚强。落款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寒梅。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她，酷爱文学，喜欢莫泊桑、高尔基、冰心、老舍，对文学知识如饥似渴，尤其是四大名著。那时候她喜欢奔跑向前的东西，希望、未来、向往……那一年她十八岁。

老书本里经常夹杂着些纸片，它们被压得薄薄的，折痕深刻，展开来一定是轻柔无声的姿势才行。多数是诗和曲谱。那些诗和曲关于革命，也关于爱情。偶然翻到几页工整有力的陌生字迹，竟是别人写给她的诗，写着：“你的美丽是梅的美丽/梅的芳香是你的芳香/不是不愿与春天为伍/而是春天的温情会融化你的个性。”我好像可以看到她在没人的房间里，用胶水把这几页诗作小心翼翼地贴在本子上，心跳得很快，怕人进来看见，怕看见的人七嘴八舌地问，问那是哪一个挺拔小伙儿的笔迹，又是什么时候偷偷塞给她的。我想着想着偷笑起来，然后突然发现，那并不是老爸的字迹，于是笑得更放肆。那一年我十五岁，我也开始读诗。

后来我喜欢上了画画、音乐、设计、建筑，也到了最叛逆的年纪。老立柜里有一大叠的手抄歌谱，我知道了《鹿港小镇》《被遗忘的时光》《家》《乡间小路》……五线谱都是她自己画上去的，有些还是专门的琴谱或者吉他谱。手抄歌词也有，一段、二段和高潮都分行写好。还有杂志报纸上整齐剪下来的“豆腐块”，贴在本子一侧，旁边写上“看者请注意保护”。更有意思的是那几页交际舞说明，每一种舞步都详细写着要诀、脚步顺序，还配上手画的舞步示意图。可我妈把那些老歌都藏在肚子里，从不领出来溜溜。说不定家里还有一双老舞鞋，不知道被她藏到了什么鬼地方。可这真是我妈吗？一个梳着大辫子跟人在舞池里跳交际舞的妈妈？或者抱着吉他弹着琴给人讲故事的妈妈？我总是不太相信。这些歌谱就像是一部我永远看不懂的迷幻电影剧本，女主角熟悉又陌生，有着畅快得几乎大汗淋漓的青春，场景可想象却又那样难以置信。有那么几秒钟，我是嫉妒这个姑娘的，这个意想中跟我妈“同名”的年轻姑娘。

老立柜最上面一格有一排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放在很里面的地方，我从没打开过，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那是我妈的日记。那里藏着我迷幻电影的女主角，我发现了她最大的秘密。起初不敢翻开，怕撞见什么似的，但熬不过无比亢奋的颤抖，还是吸一口气开开来。于是，她的欢喜、任性和苦痛便历历在目。她叫我不要埋怨不友善，可她也一样委屈隐忍过；她叫我坚强自立，可她也在失败和孤独时那样渴望依靠过；她从不腻歪地描述老家，可她对远方的爸妈有着无限深沉的思念；她包容弟弟妹妹的任性，可她也曾是个会撒娇的俏姑娘。我迫不及待地翻找1989年的纪录，有一天她写：“吃完饭，广新坐着跟我聊天，我感觉到肚子里的小家伙踢我，广新随即蹲下来贴着肚子听，然后跟小家伙说别把妈妈踢疼了，高兴得合不拢嘴。感谢老天，就让我这样幸福下去吧。”句号后面是我噼里啪啦掉下来的豆大泪珠。我好像猝不及防地闯进了那个几乎要从我记忆中抹去的老家房子里，在某一个秋日午后，桌上摆着简单的家常菜，一个粗辫子戴眼镜的姑娘温柔抚摸着还未出生的新生命，她深爱的人都在眼前，一个半蹲着跟另一个说着悄悄话，背景音乐就是我最初跳动的脉搏。没由来地感动，我以这样的温情姿态参与了她的记忆；又莫名地伤感，好像也是我残酷地结束了那段我无法陪伴却又无比向往的她的青春。

妈妈的日记

妈妈的抄歌本

那一晚，我认定自己跟那个二十几岁的妈妈在落日的河边坐着聊过天，还一起数了星星，交换了彼此无法启齿的心思，给了对方最信任的依赖。可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和老立柜的牵绊，它是我的时光机。

要搬新家了，老爸犹豫要不要把旧书本卖了，我极力拦着。寒梅在那些听雨看花的深夜亲笔写下的纸张，帮我慢慢描摹出了那个与我相似的年轻脸庞。她不再是排除了“青春”意象的“母亲”，不是我清晰记忆里最初的那个中年女人。老立柜帮我补齐了我没有陪伴她的所有岁月，我无比贪婪地吮吸着这一切，谁愿意错过深爱之人生命中的每一秒呢？我爱她曾落入希望的十八岁，爱她一度绝望的眼泪，爱她艰辛、有点儿小生涩的成长，就像爱初露的晨光、琐碎的生活、土豆饼的甜香。不靠堂皇的词语，不靠美德和力量，这爱最柔美脆弱却又极度坚韧刚强。

老立柜没法搬走，被留在旧家里等待新故事来临，又或者会被无情拆掉。我再回家时已见不到它，还好柜子里的老家伙们被抢救下来，会有一个新的不再潮湿的住处。那些纸张折痕里的灰尘污渍也都一并保留下来，感谢它们让在我年少无知时看到母亲正翻山越岭的好时光。

【为什么是我们】

陈坤、许巍、扎西拉姆多多讲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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