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孩耶鲁梦

[美]郭珍芳 著

刘爽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孩耶鲁梦/（美）郭珍芳著；刘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Girl in Translation

ISBN 978–7–5086–4240–6

I. 中… II. ① 郭… ② 刘… III. 郭珍芳－自传 IV. K83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128 号

Girl in Translation by Jean Kwok

Copyright © 2010 by Jean Kwo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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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孩耶鲁梦

著 者：[ 美] 郭珍芳

译 者：刘 爽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 号富盛大厦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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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生来就拥有一种天赋，不是在舞蹈、喜剧这些令人愉快的事上，而是我对付学校里的功课总是有诀窍。那里教的所有东西，我都能又快又不费力地学会，就好像学校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而我是完全契合这个机器的小齿轮。这并不是说学习对我来说永远是件轻松的事。我和妈妈刚到美国时，我只会说几句英文，为此我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有个说法：命运如风，从各个方向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催促着我们沿时间的路径前行。意志坚强的人或许能与狂风抗争，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意志薄弱的人只能被风吹着走。对我而言，与其说我是被命运推着走，不如说拉着我前进的是我的决心。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获得那些我原本无法拥有的东西。等一切好像触手可及时，我却做了一个从此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决定。

现在我站在婚庆用品店的橱窗外，看到那个小女孩静静地坐在模特脚边，闭着眼，被层层叠叠的厚重布料包围。我想：这绝不是我想让我的孩子过的生活。

我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她会把全部课余时间都花在这家商店里，帮着处理杂事，比如整理珠子。接下来她会学习手缝、机缝，最后负责一些刺绣和修整工作，而到了那时，她每天放学后、每个周末都会俯身在没有尽头的布料前。对她来说，没有在朋友家里的戏耍，没有游泳课，没有海滩消夏，除了缝纫机针无情的节奏，几乎什么都没有。

随后，她的父亲走了进来，她和我都抬起了头。这么多年过去，我仍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心仍会在胸腔里猛烈地颤动。

我曾像她这么漂亮吗？我的童年几乎没留下任何照片。我们买不起相机。我在美国照的第一张照片，是刚进学校时学校给拍的，那时我11岁。后来的某一天，我决心放下过去，让生活继续，便撕碎了它。不过我并没有扔掉那些碎片，而是把它们藏在一个信封里。

最近，我又翻出了这个信封。我掸掉上面的浮尘，拆开封口，抚摩着里面的碎片：一点儿耳朵尖，一部分下巴。那时，我的头发被妈妈剪得参差不齐，而且极短，向右偏分得过多的头发帘扫过前额，我看上去就像个男孩。“样片”一词遮住了我的大半张脸和蓝色涤纶衬衫的一部分。当时我们没钱买真正的照片，所以保留着这张他们寄到家里来的样片。

我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照片中的我直直地注视着镜头，任何留心的人都会注意到目光中流露出的热切希望和远大抱负。要是我早点儿知道就好了。

01

妈妈弯下腰，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几乎挤不出笑容，可眼神却无比热切：“会没事的。你和我，妈妈和宝贝。”我们两个，我们一家。

混凝土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正在融化的冰。我凑近我的橡胶长靴，观察鞋尖如何在冰上打滑，鞋跟又如何把冰踩碎。以前我只见过红豆冰饮里的碎冰，而这是大自然中的冰，是向街道和建筑发起挑战的冰。

“赶上N先生的楼里还能空出一个地方，咱们真的很幸运。”在我们驱车前往新住处的路上，保拉姨妈说，“当然，你们得修整一下，但纽约的房子都很贵，这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我在车里几乎坐不住，一直扭着头寻找摩天大楼，可什么也没找到。我渴望见到那个我在学校里就听说过的纽约“敏哈顿”、璀璨夺目的购物中心以及最最重要的——骄傲地矗立于纽约港的自由女神。车继续向前行驶，高速公路变成宽阔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街，一直伸向远方。两旁的大楼越来越脏，窗户破裂，墙上布满英文涂鸦。我们又转了几个弯，看见一群人正排着队。时间还早，可队伍已经很长了。鲍勃姨父把车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一楼的店铺用木板封着。我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可随后大家都下了车，踩上了结冰的路面。

排队的人正等着走进我们右侧的大门，上面标着“社会服务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几乎全是黑人。我以前从没见过黑人。我看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靠前的妇女，她有着煤炭一样的肤色，金色的珠子在她的云发中闪闪发光。尽管她身上的外套磨损得厉害，但她美极了。有些人穿戴整齐，有些人却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疲惫不堪。

“别盯着看，”保拉姨妈小声训斥道，“他们会注意到你的。”

我转过头，大人们已经把我们那几件家当搬下了车，堆在贴了封条的店铺前。我们有三个粗呢行李箱、妈妈的小提琴盒、几个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大包，还有一把扫帚。地上有一大片潮湿的痕迹。

“妈，那是什么？”妈妈弯下腰，凑上前仔细看。

“别碰，”鲍勃姨父在我们身后说，“那是尿。”

我和妈妈都飞快地向后跳了一步。

保拉姨妈把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们肩膀上。“别担心。”她说。可我并不觉得她的表情让人心安，她看起来不太自在，有点儿难堪。“之前的住户刚刚搬走，我还没来得及看；但记着，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会一起解决，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妈妈叹了口气，把手放在了保拉姨妈的手上：“好。”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份惊喜，看。”保拉姨妈走到车前，拿出一个大硬纸盒，里面装着一个数字收音机闹钟、几张床单，还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机。

“谢谢。”妈妈说。

“糟糕，”保拉姨妈说，“我们得走了，去工厂已经迟了。”

我听到他们的车开走的声音。妈妈站在门前使劲转动钥匙，好不容易打开了锁，却发现门重得几乎推不动。当妈妈费力地把门推开一条缝时，我们看见一个光秃秃的灯泡，就像黑洞洞的嘴里长出一颗牙似的。里面空气潮湿，尘土飞扬。

“妈，”我小声说，“这里安全吗？”

“保拉姨妈不会把我们带到任何危险的地方的。”妈妈说，但她低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怀疑。妈妈的广东话通常非常标准，但她紧张时，家乡口音就会变得越发明显。“把扫帚给我。”

我把东西搬进狭窄的通道里，妈妈走上楼梯，挥舞扫把开始打扫。

“待在这儿，把大门开着。”她说。我知道，这样是方便我跑出去求助。

看着她爬楼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些台阶久经使用，每一级都弯曲变形了。我担心台阶坍塌，担心妈妈会摔下来。她走过楼梯转角后，我看不见她了，只能听见台阶一级接一级地发出嘎吱声。我扫视我们的行李，想找出什么当武器。要是出什么状况，我会大声呼救，然后跑上楼帮妈妈。我的脑海中闪过几个孩子的形象：姓王的胖小子和姓林的高个儿，他们都是我在香港就读的那所学校中的小霸王。为什么我不像他们那样大块头呢？楼上传来脚步声，门咔嗒一声打开了，地板发出了几声呻吟。是妈妈还是别人？我竖起耳朵，想听听会不会有喘气声或重击声。可只有一片寂静。

“上来吧，”妈妈叫道，“你现在可以关门了。”

我觉得自己手脚无力，像泄了气一般。我跑上楼去看我们的新家。

“什么也别碰。”妈妈说。

我站在厨房里，风经我的右侧，呼啸而过。我正奇怪妈妈为何要开窗，突然发现窗户其实是关着的，只不过窗上的玻璃不是没有就是破损，污黑的玻璃残片从木窗框中伸了出来。厨房的小桌和宽水槽里积着厚厚一层灰，而水槽本是白色带纹孔的。我设法绕开遍地已经变脆的蟑螂尸体。它们个头巨大，骇人的身影下，粗壮的腿格外醒目。

卫生间在厨房内侧，门正对着炉灶。每个孩子都知道，这样的格局风水极差。水槽和冰箱下面的暗黄色漆布有一部分被撕掉了，露出底下丑陋的地板。四周的墙壁裂开，鼓起的地方就好像它们吞了什么下去。有些地方的墙皮整块掉了下来，灰泥裸露，就像皮肤下面翻出的肉。

厨房跟另一个房间相连，中间却没有门。当我们走进去时，我瞥到棕色的东西慢慢退回墙缝里——是活的蟑螂。墙里可能还藏着大大小小的老鼠。我拿过妈妈手里的扫帚，倒过来，用扫帚柄重重地敲打地板。

“阿金，”妈妈说，“你会吵到邻居的。”

我停下来，什么也没说，尽管我怀疑我们是这栋楼里唯一的住户。

这个房间的窗户朝街，玻璃是完好的。我意识到，那些别人能看到的问题，保拉姨妈的确会解决。房间里没什么东西，却有一股臭汗味。在房间一角，双人床垫放在地板上，上面有蓝色和绿色的条纹，污迹斑斑。还有一张矮咖啡桌，其中一条桌腿并不配套——后来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做作业。另有一个梳妆台，它那种石灰般的颜色让人想起头皮屑。除了这些，再无他物。

我心想，保拉姨妈在说谎，这个公寓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我意识到了真相：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让我们在工作日而不是周末搬进来，在最后一刻给我们礼物。她想把我们扔在这儿，然后用工厂做借口迅速离开，在我们仍对她的好意表示感激时就离开。保拉姨妈不会帮我们的，我们孤立无援。

我双臂环抱着，说：“妈妈，我想回家。”

妈妈弯下腰，用她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几乎挤不出笑容，可眼神却无比热切：“会没事的。你和我，妈妈和宝贝。”我们两个，我们一家。

妈妈心里的真实想法我无法得知。妈妈这个人，无论我们去外面哪家餐厅吃饭，都会用餐巾纸擦拭所有杯子和筷子，因为她不确定它们是否干净。当她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也对自己跟保拉姨妈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那是藏在礼貌的谈话背后的赤裸裸的、令人隐隐作痛的事实。

在美国的第一周，我和妈妈住在保拉姨妈位于斯塔滕岛的四方形低矮别墅里。我们离开香港抵达美国的那晚，外面很冷，而室内燥热的空气让我觉得喉咙发干。妈妈已经整整13年没有见过她的大姐保拉姨妈了。自从保拉姨妈离开香港，远嫁自幼移居美国的鲍勃姨父，她们就再没见过面。我以前就知道鲍勃姨父开了家大工厂，总是奇怪这样一个有钱人为什么需要回香港讨老婆。如今我看到他走到哪儿都拄着拐杖的样子，明白了他的腿有些毛病。

“妈妈，我们现在可以吃饭了吗？”我表哥纳尔逊的中文很糟糕，语调不太对劲。他肯定是因为我们在场才被要求讲中文。

“很快。先亲一下你表妹，欢迎她来美国。”保拉姨妈说。她牵着三岁的戈弗雷，把纳尔逊推到我面前。纳尔逊跟我一样，也是11岁。据说他会成为我在美国的最好的朋友。我仔细打量着他：他是个四肢纤细的胖小子。

纳尔逊翻了翻白眼。“欢迎来美国！”他大声说，好让大人们听见。他俯身假装亲我脸颊时小声说道：“你就是个土包子。”这一次，他的发音再标准不过了。

我瞥了妈妈一眼，她没听见。一时间，纳尔逊的无礼让我目瞪口呆，怒气让我涨红了脖子，我笑了笑，假装也亲了他。“至少我不是长着火柴腿的大土豆。”我悄声说。

大人们脸上堆满笑容。

我和妈妈被领着参观了一番。妈妈曾告诉我，我们到美国后会和保拉姨妈住在一起，帮忙照顾纳尔逊和戈弗雷。他们的房子对我来说堪称奢侈：地上全铺着橙色的地毯，而不是露出我看惯了的水泥地面。我跟在大人后面，发现保拉姨妈身材壮硕，几乎和她丈夫一样高。相比之下，最近刚刚病愈、因此更加消瘦的妈妈显得那么弱小，但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我以前从未获准光着脚到处走，地毯针刺般的感觉让我惊奇不已。

保拉姨妈向我们展示了她所有的家具和一整柜的亚麻布衣服。可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水龙头里流出的热水，我从没见过。在香港，水是限量供应的，而且总是凉的，要烧开之后才能喝。

接着，保拉姨妈打开了她的橱柜，向我们展示里面闪闪发亮的瓶瓶罐罐。“我们有些上好的白茶，”她骄傲地说，“叶子展开以后能有你们的手指那么长，有一种特别柔和的香气。你们可以随意品尝。还有这些平底锅，是用质量最好的钢做的，最适合炸和蒸。”

我和妈妈在沙发上睡了一夜。我们醒来时，保拉姨妈和鲍勃姨父已经出门，先送孩子上学，然后去制衣厂。他们留了一张字条，上面说保拉姨妈中午会回来安排我们的事。

“咱们要尝尝特制白茶吗？”

我问妈妈。妈妈指了指餐台，上面只有一个旧陶瓷茶壶和一罐廉价的绿茶。“我的小宝贝，你觉得那些东西是碰巧摆在上面的吗？”

我盯着地板，为我的愚蠢感到羞愧。

妈妈接着说：“明白中国人的心思很难，有些事别人是不会直说的，但我们不应该介意这些细枝末节，每个人都有缺点。”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当我抬起头看她时，她显得很平和——她真的是这么想的。“别忘了，我们欠保拉姨妈和鲍勃姨父一个大人情，因为他们把我们弄出香港，带到美国这座金山上。”

我点了点头。当我香港的同学得知我们要搬到美国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嫉妒。以前，除非你是一个女人，足够漂亮，富有魅力，能嫁给某个回香港讨老婆的美国华裔，否则几乎没有办法离开。保拉姨妈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而现在，她是如此慷慨，允许我们分享她的好运气。

那天上午，保拉姨妈回到家，邀请妈妈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前。

“金伯利，”保拉姨妈的手指轻轻点着塑料桌布，她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嘴唇上方长了一颗痣，“我听说你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妈妈微笑着点点头。在香港，我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在这儿你能给你妈妈帮上大忙，”保拉姨妈继续说道，“而且纳尔逊肯定也能从你身上学到很多。”

“纳尔逊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妈妈说。“当然，当然，他在学校里表现得也很不错，他的老师跟我说，他将来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因为他很擅长辩论。不过现在他真的要好好努力了，对吧？这样才能向他聪明绝顶的表妹看齐。”

“大姐，你这是给她戴高帽子啊！阿金在这儿不会太轻松的，她几乎不会讲英文。”

“这确实是个问题，纳尔逊的中文也需要辅导。这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啊！ 小妹，你现在应该叫她的英文名‘金伯利’了。名字越美国化越好，这点很重要。否则他们会觉得你们是‘刚下船的人’[1]！”保拉姨妈笑了。

“你总是为我们着想，”妈妈客气地说，“我们也想尽快帮帮你。我这就开始教纳尔逊中文好吗？”

保拉姨妈犹豫道：“这就是我想谈的问题。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妈妈大吃一惊：“你不是想让纳尔逊好好学中文吗？不是还要我照顾小戈弗雷，接纳尔逊放学吗？你不是说他们的保姆费用太贵，而且保姆太不上心吗？难道你要留在家里亲自照顾他们？”妈妈疑惑地问个不停，我真希望她能让保拉姨妈说几句。

“不是，不是。”保拉姨妈抓了抓脖子——我以前也见她做过这个动作，“我也希望能这样，可我现在有太多的事要忙：工厂、N先生的那些房子……一大堆让我头疼的事。”保拉姨妈以前就告诉过我们，她是个大人物，管理着整个工厂，还要照看鲍勃姨父一个远亲的几幢楼房。这个远亲在台湾经商，保拉姨妈称他为“N先生”。

妈妈点点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她的话带着探寻的语气。我也好奇保拉姨妈接下来会说什么。

保拉姨妈双手摊开：“每个人都想挣更多钱，每件事都必须赢利：每一栋楼、每一批货……”她看着妈妈。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我本以为把你带到这儿来能帮帮孩子，结果你自己又出了些问题。”

大约一年前，在我们来美国所需要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妈妈被诊断患上了结核。她被迫连续数月一直服用巨大的药丸。我还记得在香港时，她躺在床上，因高烧而双颊通红，不过在抗生素的作用下，她不再咳得整条手帕血迹斑斑。我们赴美的日期推迟了两次，最后她终于获得了医生和入境事务处的许可。

“我的病都好了。”妈妈说。

“当然，我很高兴你痊愈了，小妹；但我们得确定你的病不会复发。照顾纳尔逊和戈弗雷这么活泼好动的男孩对你来说太难了，男孩跟女孩可不一样。”

“我肯定应付得来，”妈妈充满深情地看了我一眼，“阿金也调皮得跟小猴子似的。”

“当然。但我们不想让孩子们染上任何病，他们一直都很娇气。”

这时，我努力想要搞懂中国人的习俗，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在之后令人尴尬的沉默中，我明白了这其实跟妈妈的病无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保拉姨妈不愿意让妈妈照顾她的孩子。

“我们很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最后，妈妈打破尴尬说道，“但我们不能给你添麻烦，我一定要工作。”

保拉姨妈松了一口气，就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你们是我的家人啊！”她笑道，“难道我不会给你找份工作吗？”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用手搂着我的肩膀。“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给你在制衣厂找了份差事，我还开除了一个员工好给你腾出地方。明白吗？大姐会好好照顾你的。这可是‘执死鸡’[2]，你以后就知道了。”保拉姨妈的意思是她给妈妈找了份好差事，就像妈妈赚到一顿免费的鸡肉大餐。

妈妈咽了咽口水，接受了这个安排：“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大姐，但我缝针的时候针脚从来都不直。我会好好练习一下。”

保拉姨妈依然微笑着。“我记得！”她迅速扫了一眼我身上穿的妈妈手缝的上衣，衣服边修得参差不齐。“我老是嘲笑你做的那些小衣服。你就是练上一万年也做不快，所以我给你安排了一份挂衣服的工作，也就是收尾工作，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勤快点儿就足够了。”

妈妈紧绷着脸，面色苍白，但她还是说：“谢谢你，大姐。”

自那之后，妈妈似乎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她再也没有拉过小提琴，一次都没有。有几次保拉姨妈带她去看工厂和地铁，没有带上我。当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它是彩色的，这让我们很兴奋，尽管我们完全不理解电视里的人在说什么。有一次，我们在看一集叫作“我爱露西”的电视剧，从头到尾，妈妈都一直紧紧搂着我，像是要从我这里寻求安慰。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爸爸能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爸爸在我三岁时因中风去世了。现在，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香港。我对他完全没有印象，可我还是很想他。他是一所小学的校长，而妈妈是那所学校的音乐老师。尽管妈妈应该像保拉姨妈一样，嫁给一个华裔，尽管爸爸比妈妈大16岁，但他们还是相爱并结了婚。

爸爸，我努力回想，爸爸。美国有太多我渴望和畏惧的东西，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我希望爸爸的灵魂能够离开香港，离开那个他被安置的地方，漂洋过海与我们相会。

妈妈和我花了四天时间打扫布鲁克林的那个公寓。我们用垃圾袋盖住厨房的窗户，这样稍微能挡风遮雨，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厨房永远很暗。狂风呼啸时，垃圾袋被吹得鼓鼓的，仿佛要挣脱固定住它们的胶带。按照风水的说法，对着卫生间的门会给厨房带来一股不净之气。我们把炉灶挪了几英寸，让它尽可能远离卫生间通道。

大扫除进行到第二天，我们需要更多的日用品和灭蟑喷雾剂，妈妈决定去便利店采购，也算是小小地庆祝我们已经完成一部分工作。她格外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我知道她想为我买点儿什么。她宣布，我们会买些冰激凌，这真是少有的待遇。

店里又小又拥挤。我们穿过成堆的货品，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那后面有个脏兮兮的玻璃展示柜。

“上面写的什么？”妈妈朝一个纸盒点点头，问我。我认出盒子上画的是草莓，写着“富含真正的水果”几个字和一个“yo”开头的、我不认识的单词。

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用英文说：“我还得卖上一天呢，你到底买不买？”他气势汹汹，妈妈完全不用翻译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对不起，先生。”妈妈用英文回答道，“非常抱歉。”她就会这几句，所以她又看了看我。

“那个，”我指着画着草莓的盒子说道，“要两个。”

“早说不就得了。”他打出价格，是盒子上标价的三倍还要多。我看到妈妈扫了一眼价签，很快把目光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挺身而出，也不知如何用英文抱怨价格高，只好也保持沉默。妈妈付了钱，没看那个男的，也没看我，然后我们离开了。冰激凌的味道糟透了，又淡又酸，我们快吃光的时候才看到冻成了一大坨的水果。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中国人都没见到，只有黑人和几个白人。街上很热闹，有几位母亲，有上班族，而大部分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听到他们其中一个管街上一个年轻的女人叫“盒子”（box），可在我看来，那个女孩并不像个盒子。妈妈没有看他们，把我拉得更近了。到处都是垃圾：门口的碎玻璃、被风吹得在人行道上飘舞的旧报纸。已经难以辨认的英文涂鸦几乎无处不在，连停在路边的车上都有，那些字母已变成一个个宣泄愤怒和狂热的圆圈。旁边的街区矗立着高大的工业建筑。

我们公寓旁边的大楼一层商铺是家二手家具店。一个年长的黑人正坐在店门口的折叠椅上。他面朝太阳，闭着双眼，一头银发。我盯着他，心想：我在香港认识的人里可没有一个会故意把自己晒黑的，要是他们已经像这个人这么黑，就更不会再晒了。

突然，他跳到我们面前，伸着胳膊，摆出金鸡独立的武术姿势，喊道：“嚯！”

我和妈妈都尖叫起来。

他哈哈大笑，开始讲英文：“我练得不错吧？很抱歉吓到你们，我只是太爱功夫了。我是阿尔。”

妈妈一个词也没听懂，她紧紧抓着我的外套，用中文对我说：“这个人是疯子。别跟他说话，咱们快溜吧。”

“嘿！你说的是中文吧？能教我几句吗？”他问。

我不像刚开始那么害怕了，便点了点头。

“那么，如果有个大胖子进了我的店，我该怎么形容他？一条鲸鱼？”

“鲸鱼。”我用广东话说。妈妈看着我，好像觉得我发疯了。

“就玉。”他学着说，语调完全不对。

“鲸鱼。”我又说了一遍。“净玉。”他很努力地模仿，虽然还是怪怪的，但已经接近一些了。

“好多了。”我用英文说。

妈妈笑出了声。我猜她以前从没听过外国人学说中文。“祝你生意兴隆。”妈妈用中文说。

“受意行楼，”他学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英文解释道：“就是祝你的店能赚大钱。”

他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笑脸，简直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我现在很需要这个，谢谢！”

“不谢谢。”妈妈用英文说。

除了阿尔先生的商店以外，我们目之所及的店面有很多都空着。我们家对面的空地上堆满了垃圾和碎石。一栋倾斜的楼房插在这片空地的后方，好像有人忘了拆掉它。

我看见黑人小孩在碎石上踩来踩去，寻找旧玩具、小瓶子之类的东西来玩。我知道妈妈绝对不会让我加入他们的。

我们家所在的街的这一边，有几家店还开着：一家店的橱窗里展示着发饰和熏香，还有一家杂货店和一家五金店。

尽管买了灭蟑喷雾剂，蟑螂还是不可能被赶尽杀绝。我们在所有角落、所有裂缝处都喷了喷雾，在所有衣服里放了樟脑丸，还在床垫旁摆了一圈。可摆动着触角的褐色脑袋还是从每一个裂缝中钻出来。只要我们离开某个区域，或是周围太安静，它们就会出现。我们家是整栋楼里唯一的食物来源地。

我根本无法适应。当然，我在香港也见过蟑螂，但并不是在家里，我们的家小而温馨。跟那个时候大部分香港家庭一样，我们没有冰箱这样的奢侈品，但妈妈把我们的剩菜用一个钢制网罩起来，放在桌子下面，而且每顿饭都有刚从市场买回来的蔬菜和肉，非常新鲜。我怀念我们那个小小的整洁的客厅，里面有一张红沙发和一架钢琴——下班后，妈妈总是用它给其他小孩上钢琴课。这架钢琴是爸妈结婚时爸爸送给她的礼物。我们来美国之前不得不卖掉它。

现在，我干什么都弄出很大声响，希望能吓跑蟑螂。妈妈常急匆匆赶来救援，拿着一截手纸捏死我身旁的蟑螂。可当我低下头去看身上的毛衣，发现胸口处趴着一只大个头的蟑螂时，还是会大声尖叫。至于晚上我们睡着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想都不愿想。

我知道，到了晚上老鼠会出来活动。我们住在这儿的第一晚我就感觉到了，在我睡着以后，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爬过，于是我很快养成了躲在被子下面睡觉的习惯。对我来说，老鼠没有蟑螂可怕，因为老鼠至少是热血的，我觉得它们是活生生的小动物。妈妈却怕极了老鼠。在香港，她拒绝养猫，因为她怕猫会把它们的猎物带到她面前。她不管猫实际上可以减少活老鼠的数量这一点，总之，我们的房间一只猫都不能有。在这儿的第一晚过后，我跟妈妈说我应该睡在外侧，因为有时我需要起夜。我想让她尽量远离老鼠。这是我们那时宠爱对方的方式，我们也只有这些可以给予彼此。

我们放了几个捕鼠器，很快就抓到了几只。妈妈看到软绵绵的老鼠尸体时，吓得直往后退。我特别希望爸爸还活着，使妈妈免于遭受这种痛苦。我知道我应该拿走老鼠尸体，重复使用捕鼠器，可我无法忍受碰触它们不再动弹的身体。我用筷子夹捕鼠器，妈妈并没有为此责怪我，可我很快意识到这是极不卫生的做法。我丢掉了捕鼠器、老鼠和筷子，之后我们再没用过捕鼠器。两个有洁癖的佛教徒——妈妈和我，就住在这样一个人间地狱中。

我们把一本《通胜》，也就是中国的黄历放在床头。这本书中有很多“术”，也就是祖先写下的充满力量的文字，它能将白骨精镇于山下，也可以驱走荒野中的狐仙。在布鲁克林，我们希望可以用它防贼防盗。我在这里睡得很不好，汽车开过坑坑洼洼的街道发出的声音会使我从睡梦中惊醒。妈妈轻声说：“没事的。”随后她拧拧我的耳朵，把我沉睡的灵魂召回我的身体，用左手摸我的前额三次，以避凶神。

终于，摸了墙壁后我的手不再沾满尘土。当我们觉得房间的清洁程度已经是我们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时，我们在厨房放了五个祭坛，分别祭拜土地公、祖先、天公、灶王爷和观音。观音是大慈大悲、普济众生的菩萨。我们在祭坛前烧香、倒茶、倒米酒，祈求掌管这栋楼和这个房间的土地公保佑我们平安居住，祈求祖先和天公让我们远离恶人和麻烦，祈求灶王爷保佑我们免于挨饿，祈求观音帮我们达成所愿。

第二天我就要去上学，妈妈也要开始去工厂工作了。那晚，她和我一起坐在床垫上。

“阿金，我看过工厂之后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我发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了。”妈妈说。

“什么事？”

“我想让你放学以后来工厂找我，不想让你每天下午和晚上都一个人待在这个房间里等我回来。而且我担心自己一个人完不成工作。之前做我这份工的那个女人把两个儿子都叫到工厂里帮忙。我需要你放学后去工厂帮我。”

“当然了，妈，我永远都会帮你的。”我把手放在她手中，笑了笑。在香港，我经常擦盘子、叠衣服。

让我吃惊的是，妈妈的脸红了，好像快要哭出来。“我知道，”她说，“但这次不一样，我去过工厂。”她把我搂得紧紧的，让我快喘不过气来，但她松开我时已经平复了情绪。她自言自语般轻声说：“在香港，我们走的那条路是条死路。我们唯一的未来、你唯一的未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虽然现在的情况跟我们在家时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我们会熬过来的。”

“妈妈和宝贝。”

妈妈笑了。她把从香港带来的薄薄的棉毯盖在我身上，然后把我们俩的外套和她的毛衣都盖在毯子上面给我取暖。

“妈妈，我们会一直住在这里吗？”

“我明天跟保拉姨妈谈谈。”妈妈站起身，把小提琴盒拿到床垫边。她站在昏暗的客厅中央，身后是有裂缝的墙面。她把小提琴举到下巴下面，开始演奏一曲中国摇篮曲。

我叹了口气。尽管我们来美国只有一周半的时间，可我感觉已经很久没听过妈妈拉琴了。在香港，我听过她在学校教的音乐课，也听过她在家给学生上的小提琴课或钢琴课，但晚上我要上床睡觉时，她通常都太过疲劳，不会再演奏了。而现在，妈妈在我身边，音乐声只为我响起。

[1]此话带有贬义，指刚刚移民到某个国家，还没有融入当地文化、学会当地语言的人。——译者注

[2]广东话，原指一些人在批发市场等鸡贩扔掉死鸡，捡一些回家食用或转卖获利。引申为得到别人放弃的东西，有时也指“幸运地赚到”。——译者注

02

几个孩子窃笑起来。我迅速扫视了一圈，几乎都是黑人小孩，只有两三个白人。没一个中国人，没人能帮我。

那是11月的第三周，我开始上学了。妈妈和我费了好大劲找学校。它在好几个街区以外，我们之前从没到过那边。那个社区更干净，不像我家附近有那么多空地和空店面。保拉姨妈曾骄傲地解释道，我的登记住址并不是我实际住的地方，被任何人问起时，我都应该告诉他们我的登记住址。

“为什么？”我问。

“那是N先生的另一栋楼，你们住不起那地方，但那个地址可以帮你上更好的学校。你不想去吗？”

“我本来应该去的那所学校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保拉姨妈摇摇头，显然对我没感激她付出的努力很是失望，“去看看你妈妈要不要你帮忙。”

我和妈妈现在就在努力寻找着这所“更好的学校”。我们已经穿过好几条大街，经过好几座门口立着雕像的政府大楼。街上大部分仍是黑人，但我看到了更多的白人和肤色更浅的黑人，可能是西班牙裔黑人或是其他我还不知道的族裔。穿着薄外套的我瑟瑟发抖。妈妈给我买的是全香港能找到的最暖和的衣服，但它仍是腈纶的，不是毛料的。

我们又经过一幢公寓大楼和一个公园，终于找到了学校——方形的水泥大楼、宽阔的操场，还有一根旗杆，上面飘扬着美国国旗。显然，我迟到了，操场上空无一人。我们跑上一大段台阶，推开了沉重的木门。

一位穿制服的黑人妇女坐在桌子后面看书。她戴着胸牌，上面写着“保安”。我们给她看了学校的信。“穿过走廊，上两级台阶，教室是左边第一个门。”她边指边说，然后又拿起了书。

我只听明白要朝哪个方向走，于是朝着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去。我见妈妈犹豫着，不知能不能跟我一起进来。她看了一眼保安，却不会用英文问。我继续向前走，走到台阶处，回过头看到远处的妈妈——一个瘦小的、模糊的身影，仍然站在保安的桌子前。我都没来得及祝她在工厂的第一天一切顺利，甚至没来得及道别。我真想跑回去，求她带上我，可最终我还是转过头，走上台阶。

经过一番摸索，我找到了教室，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后传来低沉的声音：“你迟到了！进来。”

我推开门。老师是男的，后来我得知他是博加特先生。他非常高，额头跟黑板最上沿处齐平，酒糟鼻，有着和鸡蛋一样光滑的光头。他宽宽的脸上那双绿色的眼睛在我看来淡得不自然，衬衫裹着凸起的大肚子。

“你有什么理由？”他说。

我知道我得回答他，所以猜道：“金伯利·张。”

“我知道你叫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迟到的理由是什么？”

几个孩子窃笑起来。我迅速扫视了一圈，几乎都是黑人小孩，只有两三个白人。没一个中国人，没人能帮我。

“你不会说英文吗？”他问，“你为什么迟到？”

这句我听懂了。“对‘户’起，先生，”我说，“我们找不到学校。”

他皱了皱眉，然后说：“去那边坐下吧。”

我在他指定的空位上坐了下来，挨着一个胖胖的白人小女孩，她的一头卷发向各个方向支棱着。我的手抖得厉害，笨手笨脚地打开铅笔盒，结果里面的东西哗啦啦掉了一地。这回班上大部分人都笑了。我慌忙去捡东西，羞得涨红了脸，觉得不光脸发烫，连脖子和胸口都热乎乎的。那个白人小女孩也弯下腰，帮我捡起卷笔刀和一支笔。

博加特先生继续在黑板上写字。我坐得笔直，手背在身后，听着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内容。

他看了我一眼：“你干吗这样坐着？”

“对‘户’起，先生。”我说，但不知道这次又做错了什么。我看看周围的学生，他们大多懒散地靠在椅子上，有些人身子陷得太深，都快要躺平了，有些用手支着头，有些在嚼口香糖。在香港，学生们听老师讲课时必须把手背在后面，以示尊敬。我慢慢也放松了，把手放在桌面上。

博加特先生摇了摇头，转向黑板。

中午全班都去学校餐厅吃午餐。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子像这些美国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大吵大叫，一个个都似乎要上房揭瓦。餐厅管理员小姐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大声重复着根本没人听的要求。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把餐盘放在一张长台上推着走。不同的女士问我各种问题，如果我点点头，她们就把一个个小锡纸包扔进我的盘子。结果我分到了一小碟肉泥、已经压成糊状的土豆、一种有点儿像酱油的调味酱（比酱油颜色浅、味道淡）、一个面包卷，还有牛奶。我之前没怎么喝过牛奶，这次喝完开始胃痛。其他食物挺有趣的，可没吃米饭让我觉得好像根本没吃东西。

午餐后，博加特先生发给每人一张纸，上面印着地图。

“这是个小测验，”他说，“填上所有首都。”

有些孩子开始抱怨，有些还是写了起来。我看看自己那份卷子，又绝望地扫了一眼旁边的白人女孩的卷子，想知道我们需要干什么。突然，卷子从我手底下滑走了。博加特先生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我的卷子。

“不许作弊！”他说，他的鼻子和脸颊通红，像起了疹子一样，“你！英雄[3]！”

“对‘户’起，先生……”我说道。我知道他不是在说我是超人那样的英雄。他在说什么？虽然我在香港的学校上过英文基础课，可老师的口音跟我在布鲁克林听到的英文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不，”他的上下嘴唇碰在一起，“是‘对不起’。”

“对不起。”我说。

博加特先生在我的卷子上写了一个大大的“0”，然后还给了我。我觉得这个零发着光，那光芒全班同学都看得到。妈妈会怎么说？我以前从没得过零分，而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我在作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学后打扫教室时好好表现，给博加特先生一个好印象。如果在这儿我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学生，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我是个勤奋的人。

然而，当铃声最后一次响起时，所有的孩子都跑出了教室，没人留下来扫地、擦地、摆椅子或是擦黑板。

博加特先生见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问：“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匆匆跑出了教室。

妈妈在外面等着我。见到她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拉起她的手，热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怎么回事？”她把我的脸拨向她，“别的孩子欺负你了吗？”

“没有，”我用手背擦了擦脸，“没事。”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有人打你了？”

“没有，妈妈。”她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也不想让她担心。“这里什么都不一样，就因为这个。”

“我知道，”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担心，“你今天都干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妈妈叹了口气，放弃了问我，然后她开始教我如何独自去工厂。她给我列了一大堆注意事项：要提防陌生人、流浪汉、小偷，不要摸肮脏的扶手，站得不能离月台边缘太近等。

我们走进地铁站，迎面而来的列车的呼啸声淹没了她的话。透过脏兮兮的玻璃，我们可以看到隧道的墙壁因列车高速前行而变得一片模糊。由于声音太响，我和妈妈一路上没怎么说话。我们对面坐着两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个头较高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时，一把刀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刀装在皮套里，黑色刀把的弧度适合手大的人。我假装没看他，恨不得此刻的自己是透明的。另一个男孩打了个手势，第一个男孩捡起刀，他们一起下了车。我瞥了一眼妈妈，她闭着眼睛。我依偎在她身边，集中精力记下车站和换乘站，以防我单独去工厂时迷路。

我们走出车站以后，妈妈转过头对我说：“真希望你不用一个人坐地铁。”

那是第一次。后来，由于太习惯从学校去工厂的这条线路，当我需要去其他地方时，有时我还是会发现自己不经意间上了开往工厂的列车，仿佛工厂永远是我的目的地。

唐人街看上去跟香港很像，只不过街道没那么狭窄。鱼店里的鲈鱼和一篮篮螃蟹堆得高高的，食品杂货店的货架上放满了木瓜、荔枝和杨桃罐头。街上的小贩售卖着炸豆腐和大米粥。我们经过一家餐厅，看到窗口挂着酱油鸡，还经过一家金光闪闪的珠宝店，我在妈妈身边高兴得直想跳，因为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每个人在说什么：“不不，我要你家最好的冬瓜。”一个女人说；“实在太贵了。”一个穿着厚夹克的男人说。

妈妈带我走过一段通道，来到货梯前。我们坐货梯上楼，然后走出电梯间。妈妈推开工厂的金属大门，一股带着金属味道的热浪扑面而来，将我团团围住。上百台“胜家”牌缝纫机轰鸣着，震耳欲聋。每台机器前都有个弯着腰工作的人，没人抬头，工人们把一块又一块的布接连送到缝纫机的机针下，甚至来不及停下来剪断连着两块布的线。几乎每个缝纫女工都把头发绑得高高的，漏下的几缕头发被汗水浸透了，贴着她们的脖子和脸颊。她们戴着防尘口罩，口罩上有薄薄的暗红色布毛，那颜色就像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的肉的颜色。

这是一幢矗立在坚尼街的宏伟的大楼，工厂占据了整整一层。在巨大的厂房内，裸露的横梁和生锈的螺栓上覆盖着越来越厚的污垢。工人身旁的地板上，布料堆成了山，大型推车上也高高地摞着半成品，已经完工的衣服一件紧挨着一件，挂在长长的金属架上。十来岁的男孩子们推着推车、拉着金属架，穿梭于工作区之间。荧光灯发出的光穿过飘浮在空中的飞絮倾泻下来，照在女工们的头顶上，形成一圈圈白色的光晕。

“保拉姨妈来了，”妈妈说，“她刚才出去收房租了。”

保拉姨妈大步流星地穿过厂房，抱着一摞红布给缝纫工们分配任务。要是谁分到的布料更多，他们反而更高兴，不住地点头表示感谢。

保拉姨妈看见我们之后朝我们走来。

“你们来了，”她说，“工厂很壮观吧？”

“大姐，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看得出来，这不是她想要的回答。她绷着脸说道：“咱们去办公室谈。”

虽然没人敢明目张胆地盯着看，但当我们跟着保拉姨妈朝鲍勃姨父的办公室走去时，工人们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们。沿途我看到一些女工正用我从没见过的机器给裤子缝边、钉扣子。每个人的节奏都近乎疯狂。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们看到鲍勃姨父坐在桌子后面，他的拐杖放在一旁，斜靠着墙。我们走了进去，保拉姨妈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

“第一天来吧？”鲍勃姨父说。

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保拉姨妈就开了口。“很抱歉，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她说，“我不能让别的工人觉得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我就对你们偏心。”

“当然。我知道你们都很忙，但你们还没见过我们现在住的房间。那里不是很干净。”妈妈的意思是那里的居住条件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对阿金来说不太安全。”

“小妹，别担心，”保拉姨妈说，她的语气中充满温暖和坚定，我不由自主相信了她，“这只是暂时性的。现在没别的地方你们能住得起——以你们手头上的钱来说；N先生有很多房子，一旦有别的你们能住得起的地方空出来，我们就帮你们搬过去。”

妈妈明显松了口气，我感觉到自己也重新露出了笑脸。

“来吧，”保拉姨妈继续说道，“咱们最好都回去工作，以免别的工人觉得咱们在这儿搞家庭聚会。”

“一切顺利！”我们离开时，鲍勃姨父喊道。

保拉姨妈陪我们走回工作台，途经一张我之前没注意到的巨大桌子。年迈的老太太和年幼的小孩挤在桌边，正在剪衣服的线头。他们的工作速度也很快，但我看得出，跟其他大部分工作台相比，这里的节奏没那么疯狂。

“她们来到这张桌子前时还是小孩子，离开时已经是祖母了，”保拉姨妈眨眨眼说道，“这就是工厂里的生命周期。”

这时，我们走进一大团蒸汽之中。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意识到热浪的来源就是这里。四个巨大的熨衣台与位于正中央的锅炉相连，每隔几分钟，蒸汽就会从锅炉中冒出来，发出响亮的嘶嘶声。每个熨衣台前都站着一个男人，他们把衣服放在熨衣台上，猛地盖上盖子，刹那间雾气腾腾。每人都有一个大的木架，他们把熨好的衣服搭在架子上，准备进行“收尾工作”，这也就是妈妈需要做的工作。待收尾的衣服已经堆了很多。

我们终于走到位于工厂后半部的工作区。这里比我们家还要大，有一张长桌子和高高一摞熨好的衣服，我们需要把这些衣服挂起来，分类、排序，穿上皮带或装饰带，钉上标签，最后套上透明塑料袋。保拉姨妈走之前提醒我们，过几天就要装货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完成全部工作。

妈妈连忙开始挂裤子。她让我把一个大架子上已经挂好的裤子按大小排序，并给了我一副口罩——一小块长方形的白布，两端连着绳子，可以挂在耳后。然而，由于我们就在熨衣区旁边，热气让人窒息，没过几分钟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摘掉了口罩。妈妈也没戴了。

我在工厂的垃圾桶里看见一张皱巴巴的中文报纸，偷偷拿了出来。看到熟悉的汉字，我感到格外亲切。我把它展平，放在身旁的一张空凳子上，然后开始我的衣物分类工作。

在工厂还不到一小时，我的皮肤上就覆盖了一层布毛，整条胳膊都粘着红丝。我想用手清理干净，却搓出一团团污垢。妈妈不停地擦拭着工作台，但仅仅几分钟后，上面就会落厚厚的一层毛。如果我有时间，简直可以伸出手指在上面画画。就连地面上都铺着一层，每当我移动脚步，一团团飞絮便随着我的步伐在脚边飘舞。

一股混合着尼龙味的香气飘了过来。我回过头，一个男孩站在我旁边。他跟我差不多高，穿着一件白色的旧T恤，他的臂膀告诉我他是个斗士。他的两条浓密的眉毛呈一条直线，眼睛是令人惊奇的金棕色。他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烤包子，包子皮看起来酥脆可口，我似乎也能尝到肉包子的美味。

“你还认识汉字？”他竖着脑袋看着报纸。

我点点头，没告诉他其实我只认得汉字。

“我全都忘了。我们已经来美国五年了。”他这是在炫耀。“你肯定很聪明啊，还读报纸什么的。”这不是赞美，这是一个问题。

我决定坦白：“我以前很聪明。”

他想了想。“来一口吗？”

我犹豫了。中国人不吃别人的食物，香港的小孩从不会把他们的食物分给我吃。

男孩拿着包子在我鼻子底下晃了晃“：吃吧！”他掰下一块没碰过的，递了过来。

“谢谢。”我边说边把它放到了嘴里。吃起来跟闻着一样香。

“你可得保密。”他的嘴塞得鼓鼓的，“这是我从‘狗虱大婶’那里偷来的。”

我看着他，又迷惑又吃惊：“谁？”我分得的那份赃物已经被我吞下肚了。

“冷面长官。”意思就是残酷无情却又大权在握的人。

我还是一副疑惑不解的表情。

他叹了口气。“狗、虱、大、婶。你肯定见过她。”接着，他抓了抓自己的脖子，把保拉姨妈的习惯动作学得惟妙惟肖。

我惊讶地说：“那是我姨妈！”

“啊！”他瞪大了眼睛。

然后我和他都大笑起来。

“我一般不拿人家东西，我只是很喜欢烦她。你休息的时候来切线机那边找我吧，我叫马特。”他说。

过了一会儿，妈妈催我休息，我便慢慢蹭到切线机附近。身材瘦弱的老妇人和小孩子忙着检查手中的衣物，用特制的剪刀剪断多余的线头，这种剪刀的刀片每剪一次就自动弹回原处。有的孩子看上去只有五岁。我看到马特站在一个年纪小一些的戴着眼镜的男孩旁边，飞快地剪着。一个妇人坐在那个年幼的男孩身边，想必是他们的母亲。她戴着一副大眼镜，玫瑰色的镜片刚好盖住两个大眼袋。

这位母亲发现了我，她从厚厚的镜片上方瞄了瞄。

“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问。后来我得知她是吴太太。马特强忍着没笑出声。

我知道我看起来像个假小子：平胸，头发被妈妈剪得短短的，以对付香港的暑热。当时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

吴太太身旁的那个小男孩很瘦小，大眼镜摇摇晃晃地挂在他的招风耳上。他没抬头，继续加工着手中那条裙子。我看他的时候，他正翻来覆去地检查有没有漏掉的线头。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辆玩具摩托车，车的燃料箱上印着彩色的印第安人图像。摩托车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像被啃过一样。

“你好。”我对他说。

男孩没回答。马特侧身轻轻地在男孩面前挥了挥手。他比画了一些手势，像是在打手语。男孩抬头看了看，马上又低下了头。从他那短暂的一瞥中，我看到了镜片后面的涣散眼神。

“帕克的听力不太好。”吴太太说。

“妈，我休息一下。”马特说着跳下凳子。他转向帕克，又比画了一些手势，我猜他在问帕克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来。

帕克完全没有反应，马特转向我，说：“他很害羞。”

“别去太久，”吴太太说，“还有好多活儿要干呢。”

一些孩子看到我们自由了，也被吸引过来，我们所有人一起朝着大门口的饮料售卖机走去。那里面一瓶汽水卖20美分。我后来得知，由于价钱高，没什么人去买，但在闷热的工厂里拿着一瓶冰可乐，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神清气爽，饮料售卖机附近仍是休息的好去处。

我怀疑大多数孩子来工厂都和我有相同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被工厂正式雇佣的，但没别的地方可去，而且家长也需要帮忙。妈妈之前说过，这里是计件付薪的，这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做的工作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我上高中后，才知道计件付薪是违法的；但那些规定只适用于白人，不适用于我们。

我倚着嗡嗡作响的饮料售卖机。看得出马特是工厂里的孩子王，这些孩子从四岁到十几岁不等。为了省钱，我有很多衣服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但她的手艺并不是特别好。我穿着手缝的衬衫，而其他孩子则穿着酷酷的T恤，上面还印着“记得去投票”这样的英文字样。他们说的中国话里夹杂着英文单词，以显示他们多么美国化。而且，所有人都看出我是“刚下船的人”。当发现“狗虱大婶”是我姨妈时，一些人开始窃窃私语。尽管如此，马特似乎罩着我，因此没人敢欺负我。工厂里的工作很辛苦，但能回到中国孩子中间，我如释重负。

才过了十分钟，大家就开始慢慢朝各自的工作台走去。他们知道，如果想回家，就得回去干完活。我回到妈妈身边开始做工，觉得自己筋疲力尽。我已经在这里干了三个小时，一直在等着妈妈宣布回家。然而，她掏出一盒米饭，里面还有点儿胡萝卜和火腿，看来我们要在工作台边吃晚餐了。我不能抱怨什么，妈妈在这儿的时间比我长多了。我们尽可能快地站着吃完饭，然后开始赶工。那晚我们离开工厂的时间是九点。后来我发现，这算是很早的。

第二天早上，我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

“金，”妈妈说，“你上学要迟到啦。”

我不情愿地打开门，手里抓着我的薄毛巾：“我不舒服。”

妈妈担心地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怎么了？”

“我肚子疼，”我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在家休息。”

妈妈盯着我看了看，然后笑了。“傻孩子，你为什么说大话[4]？”她在问我为什么说谎。“你一定得去上学。”学校教育在妈妈心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我不去。”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用毛巾擦脸，试图掩饰。

“其他孩子对你不好吗？”她慈爱地问。

“不是学生，”我盯着卫生间满是裂缝的门说道，“是老师。”

她看上去将信将疑。在中国，教师是被高度尊敬的。“你说什么？”

我告诉了她整件事的经过：博加特先生昨天如何纠正我的口音，如何为我不懂的事情大发雷霆，还认为我作弊，给了我零分。我再也忍不住了，任泪水滚落，但又努力克制，没让自己泣不成声。

我讲完以后，妈妈沉默了。她几番变换口型，最后迟疑地说：“也许我可以跟他谈谈，告诉他你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学生。”

我雀跃了片刻，可随后我想到说不了几个英文单词的妈妈跟博加特先生对话的情景——这只会让他更加看不起我。“不用了，妈。我会更努力的。”

“我相信，如果你像以前那样用功，他一定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她伸出手把我揽进怀里，脸颊贴着我的头。

我靠着妈妈，闭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

跟妈妈谈完博加特先生以后，我做出了任何明智的孩子都会做的决定：逃学。妈妈不得不让我独自去学校，但凡她还打算按时完成工作，就必须尽早赶到工厂。她无法继续送我了。

“你认识路吗？”妈妈问，“你放学后要用的地铁币带了吗？”

要撇下我一人，妈妈其实很不放心。好在我们已经去过学校，知道路线实际上很简单，距离虽然远了些，但几乎不需要拐什么弯。我们先走到了她要上车的地铁站。妈妈在入口处犹豫着，我把握十足地点点头，然后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她刚刚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我就躲到街角，绕个弯回家了。

天气很冷，我却出了一身汗。万一撞见博加特先生怎么办？万一我们班里哪个孩子认出我怎么办？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我跟所有听话的中国小女孩一样，总是遵守规则，被老师表扬以后总是很开心。现在要想做个乖孩子，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博加特先生的课堂。我开始品尝到绝望的滋味。

我拉开厚重的公寓门，走进那个黑洞，感觉浑身不自在。我缩在脏脏的客厅里，仍然穿着外套，微弱的阳光被黑黢黢的窗户阻挡在外。我以前从没真正独处过。坐在床垫中央，我觉得安全些了，至少能在蟑螂爬到我身上之前看到它们。在空荡荡的、幽暗的门廊处，什么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当厨房里糊窗户的黑塑料袋沙沙作响时，我想到小偷撕掉胶带爬进窗户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如果有人闯进来，我就从临街的那扇窗户跳出去。假如我在掉下去之前用手指扒住窗台，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我的脑海中闪过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炉子着火、卫生间有鬼、老鼠袭击我、妈妈忘了带东西回来找……跳窗而逃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房间阴冷潮湿。那是11月，那个冬天是纽约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冷、太害怕，我打开了小电视机，里面的声响把我带进了一个充满柠檬清新剂味道的世界。电视里有很多关于医院的节目：医生亲吻护士，护士亲吻病人；还有关于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电影；在一个节目里，人们都坐在灯光闪耀的广场上。而电视里的广告是最让我不解的——“抬起你的胳膊，你就能确定。”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画面中的男男女女将胳膊伸向天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跟自由女神有关吗？

“30天内，让你的词汇量翻3倍，”一个听起来颇为权威的男士这样保证道，“让你的朋友刮目相看，让你的老板看看谁是老板。”我坐直了身子，想象自己回到课堂，用着博加特先生都不会的词汇。接着一则字母汤[5]的广告吸引了我。我意识到已经是中午了，我饿了。

我鼓足勇气走进黑黢黢的厨房，偷看小小的冰箱里有什么食物。妈妈不习惯用冰箱，里面几乎是空的，我只找到几小块吃剩的鸡肉，鸡骨头从肥厚的鸡皮下面伸出来，还有一碗米饭，上面盖着几片发黄的菜叶，另外有浅浅一碟蚝油。我什么都不敢碰。我从小被教导：所有东西都要加热后才能吃。刚刚那则广告里的小孩正吃着奶酪三明治，配着苹果和牛奶，但我连面包都没有，更别说里面夹的东西了。我甚至不敢给自己接一杯水。在香港时，我曾因为喝了没煮沸的自来水而严重腹泻，差点儿因此丧命。每天我和妈妈一起回到家后，她总会给我煮热乎乎的简餐：豆豉鲭鱼、烤猪皮、冬瓜汤、葱花炒饭。

我饿得肚子咕咕作响，继续看电视：诱人的玩具厨房，大得足以让小孩子坐上去的弹力球，坐在树上的房子里吃热狗的小孩……在一则广告里，一家人围坐在摆满丰盛佳肴的长餐桌前。我渴望拥有画面中的那个房间。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什么都不敢碰。尽管我们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可所有东西还是被虫子和老鼠尸体覆盖着。我沉浸在幻想中：爸爸还活着。他如果在这儿，或许我们根本不用去工厂打工，或许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们也过上电视里的那些人拥有的生活。

尽管有电视看，但这无事可干的一天仍然显得漫长而沉闷。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妈妈独自在工厂干活的场景。我仿佛可以看到她的一双纤纤素手仔细加工着熨好的衣物，我能想象到她有多累。可我现在还不能过去帮她，必须假装还在上课。一只老鼠从地板上跑过，又消失在厨房里，我吓得跳了起来。我把扫帚放在身边，既防入侵者又防蟑螂。蟑螂一旦开始在床垫边的墙上爬来爬去，我就用扫帚敲敲打打发出声响，不让它们靠近，又要小心不把它们压扁——部分原因是受佛教中“珍爱众生”的思想影响，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墙上留下斑斑点点。

出于无聊，我开始翻看妈妈的东西。我在她的手提箱里翻到一个硬纸壳，四周用绳子仔细地缠着。看得出来，这是一张唱片，我马上意识到它对妈妈有着非凡的意义，否则妈妈不会留着它，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留声机。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以为里面会是京剧唱片，结果惊奇地发现是一张意大利歌剧唱片。封面上写着：“《托斯卡》名曲：卡瓦拉多西的咏叹调——《星光灿烂》，卡罗索演唱。”一张照片飘落到地板上，接着我陷入了回忆……

在香港的家中，我躺在沙发上，吊扇在头顶嗡嗡作响，妈妈正在为我播放一张唱片，听完我就会上床睡觉。这是我们每晚的惯例：听一曲，然后就睡觉。通常妈妈会选择中国音乐，但这个晚上，她放的是一首外语歌，由一位男士哀伤地演唱着，句句都像是悔恨的叹息。妈妈转过头去，当她重新把脸转回来时，已经平静下来，没有再流露任何感情。

那个晚上以及之后的许多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想象妈妈的人生，想象那首歌让她想起了什么样的悲伤往事。我知道她的父母曾是地主和知识分子，因这样的身份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们去世前，趁还来得及，倾尽积蓄把妈妈和保拉姨妈送出中国内地，送到了香港。随后，妈妈一生的挚爱——我的爸爸也过早地离开了她：一天晚上，刚刚40出头的爸爸忍着头痛上床睡觉，那天夜里就突发了严重的中风，再也没有醒来。

我捡起掉落的照片，这就是曾被妈妈放在相框里、摆在香港家中钢琴上的那一张。那时相机太贵了，我们跟许多香港人一样买不起，因此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张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我们都有些不自然，但三个脑袋微微靠拢，很像一家人。妈妈看上去很漂亮，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紧致。爸爸跟她是绝配，他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英俊帅气，像个电影明星。我看了看他的手，他一只手温柔地（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托着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手肘。那是一只英武有力的大手，可以扛起重担，可以把你从强盗恶魔的手中拯救出来。我坐在爸爸膝上，大约两岁，好奇地盯着镜头。我穿着一身水手服，小手举到额前，像是在行军礼——这无疑是摄影师的主意。真是个幸运的小孩。我真的这么可爱过吗？我真的这样幸福过吗？

照片的背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那是我们的名字和照相日期。我认得出这不是妈妈的笔迹，一定是他写的。我的手拂过钢笔在相纸上划出的痕迹。是爸爸，是他亲手写下了这些字。

除了回忆，我只剩这张照片。可无论我的损失有多大，妈妈的损失一定比我更大。她才真正认识爸爸、爱着爸爸，爸爸的去世让她不得不独自抚养我。我小心翼翼地把唱片和照片放回原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回到妈妈身边，尽我所能地帮她。

终于可以出发去工厂了。路上，我经过了一个挂着“热狗”牌子的街头小摊。摊主正在售卖细香肠卷，香肠上还涂着一层黄色的酱。热狗看上去和闻起来都十分美味，可我口袋里只有一个地铁币和10美分，那是紧急情况下打电话用的。地铁上，我感觉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这个小孩今天没上学。我看见其他孩子背着双肩包走进车站，希望别碰见任何认识我的人。一个警察站在售票台旁，腰带上挂着一把枪。我投币的时候，他看着我。

“嘿！”他喊道。

我吓呆了，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而实际上他看的是另一个小孩，那孩子把一个揉皱的纸袋扔在了地上。

“你给我捡起来！”他说。

我通过闸口，向站台跑去。

[3]在英文中，“英雄”（hero）与“零”（zero）发音接近。此处博加特先生想说的是“零分”，主人公误以为是“英雄”。——译者注

[4]“说大话”在书中的原文为“talking the big words”，这种写法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找到一种方法，真实地呈现出母语是中文的人如何讲话，让读者了解中国移民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因此她会先用字对字的方式将中文翻成英文，再在后面解释。下文遇到类似情况时也将标出作者使用的英文原文。——译者注

[5]字母汤（alphabet soup）是用字母形状的意大利面做出来的汤。——译者注

03

与安妮特的友谊是我来美国后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我很感激她教会了我那么多，但从那天起，我开始明白，我有一部分生活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

妈妈和我很快发现，我们的房间没有暖气。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将卧室里的暖气片仔细擦洗了一番，不光擦掉了尘土，还把大部分快要剥落的涂层也擦了下来。可无论我们怎么扭动开关，还是没有一丝热气。我们把三层的大楼看了个遍，发现其他公寓都上着锁，无人居住。到处都堆着垃圾。有一户门前堆放着一摞半空的箱子，好像有人搬家搬到一半突然失踪或去世了。楼下用木板封着的店面挂着已经褪色的招牌——“一元店”。我们还发现了后院的入口。后院的垃圾堆成了山，大约都是这栋楼和旁边公寓的住户这些年来扔掉的。地下室的门也上着锁。

当妈妈礼貌地询问保拉姨妈如何打开暖气时，保拉姨妈马上明白了她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答复她说已经在征求N先生的同意去修理。她说我们反正也不会在那个公寓住太久。

我逃学躲在家的那些日子，房间里奇冷无比。逃课大约一周时，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雪。片片雪花从天空中斜斜地飘落。一开始，水泥地面像海绵一样吸收了雪水。我用手摸了摸窗户，惊奇地发现它是冰凉的。在我看来，落下来的“大米”应该是暖的，就像洒下一碗汤。慢慢地，地面盖上了一层白毯，风将屋顶上的雪吹了下来，在空中打着转。

即使到了现在，我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记忆仍然是冷。皮肤就像被拍打了一通，格外刺痛，无法再分辨是冷还是热，只知道疼。那种冷钻进你的喉咙，包裹着你的手指和脚趾，侵袭你的心、你的肺。我们从香港带来的薄棉毯根本不够用，香港商店卖的货品没有一件抵御得了纽约的寒冬。我们把衣服盖在身上取暖。我睡醒时常发现身体的某个意想不到的部位已经冻僵，比如屁股，那是因为原本盖着屁股的毛衣从衣服堆上滑了下去。

渐渐地，窗户内侧结了冰，在玻璃表面蔓延成厚厚一层，窗外的景色也因此而失真。每当我想看看窗外，我就用自己冻得发紫的手指画着圈融化冰层，试图让下面的玻璃显露出来。

一天下午，我来到厨房窗户前，掀起黑垃圾袋的一角，想看看楼后面是什么样子。那是个晴天，我从窗户缺口处向下看，看到一大片伸出来的屋顶。那一定是原来的一元店用来堆放货品的库房。人们往屋顶扔了太多垃圾，几乎看不到屋顶本身，可我还是发现了上面有一个大洞，没人费心去修理。一张旧报纸粘在洞口处，在风中拍打着。下雨下雪的日子，库房一定会被淹。

我还能看到另一个房间的内部，它在阿尔先生所在的那栋大楼里，紧挨着我们的厨房。两栋楼之间不过几英尺的距离。那房间离我们未免也太近了，我只要拿把扫帚伸出窗外，就可以敲到它的窗户。透过玻璃，我看到一个正在熟睡的黑人妇女。看得出她的房间里有暖气，因为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居家便服。她头上夹着几个卷发夹，手臂温柔地搂着一个被毯子包裹着的东西，我意识到那是个婴儿。床垫的其他地方乱糟糟地扔着衣服。床垫上方的墙面上，有一个三角区域的墙皮已经脱落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出贫穷的他们深爱着彼此。我怀念我和妈妈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当我冻得不能继续看下去时，我把垃圾袋贴回了原处。

第二天，我刚刚走进工厂，关上大门，就看到马特吃力地拽着一辆大帆布推车朝镶边台走去。车上堆着淡紫色的裙子，堆得比他还高，他只得用纤细的胳膊拉着车倒着走。我把书包背在肩上，朝我和妈妈的工作区走去。没想到，马特用中文对我说道：“嘿！帮个忙？”

我走上前，扶住推车。即使有他在前面拉着，满是尘土和毛的地面还是太光滑，我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以防推车后轮突然滑向一边。

他探出头来，隔着衣服堆看着我说：“今天在学校过得还不错吧？

“是啊。”我说。

“你们学校可真奇怪，今天纽约其他学校都放假。”

我瞪大了眼睛。

“拜托，放松点儿。傻子都知道你在逃学。”他说。

“嘘——”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在听。

他无视我的警告，继续说道：“我从没见你做过功课。”

“你也从来不做功课。”

“我本来就不做。而你，你是会做功课的好孩子。”

我道出自己最担心的：“你觉得我妈知道吗？”

“不知道吧。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逃学。”

“真的？”我激动地问。

“不过我刚刚听见一个女工向你妈抱怨今天还要上班，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在美国这是个大节日。总之，你最好赶紧想个说辞。”

我的大脑飞快地转了起来，却徒劳无获。“什么理由？能有什么理由？”

他想了一下，说：“就说你到了学校才发现今天放假，然后你就回家做功课了，因为你下周有个重要的作业要交。”

那时我们已经走到了镶边区，离经理办公室不远。我们松开了推车，它自己又向前滑了一英尺才停下来。

“我欠你个大人情。”妈妈教过我，欠下的一定要还。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想找找有什么能给他的，可只找到几张粘在口袋里的用过的手纸。

“恶心死了，”他说，“不用了。”他转身走回缝纫区。

我瞥见经理办公室内保拉姨妈高大的身影，赶紧跑开了。我穿过长长的厂房，走到收尾工作台。

妈妈的头发用头巾包着，她的右侧太阳穴处有块淡紫色的污迹，一定是她擦汗时黏上去的。

我马上开口说道：“今天不上课。”

妈妈双手交叉抱在胸前：“那你怎么不早点儿来？”

“我下周有个重要的作业要交。”

“什么作业？”

我迅速想了想：“时事，我需要看电视里的新闻。”

妈妈点点头，但她还在思索着：“结果你来工厂的时间跟你平时放学以后过来的时间一模一样？”

我停顿了足足一秒。“我从没在其他时间坐过地铁。”

妈妈开始给她手中的裙子穿腰带，然后说：“你刚才跟那个姓吴的男孩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啊。”我结结巴巴地答道。

“你好像很吃惊的样子。”

“没有，他想让我一会儿去找他玩。”我干笑了几声，“他老是游手好闲的。”

“你可得当心点儿。”

“遵命，妈。”

妈妈把裙子放在一旁，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我说：“别跟这里的其他孩子走得太近。阿金，你记着，如果你老是跟他们一起玩，说话、学习、做事都变得跟他们一样，那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没有。不出一二十年，你就会跟现在那些大些的女孩一样，在工厂的缝纫机前重复做着相同的事，一直做到老。当你老到连那个也做不了了，就会像吴太太一样剪线头。”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说下去。“大部分人再也摆脱不了这种生活。我或许也来不及了。我做优雅的音乐老师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看到我受挫的表情，妈妈赶紧安慰我：“这没什么的。父母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而你，别忘了你是香港那所小学里最聪明的孩子。没什么能抹杀你的才智，不管你现在的老师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除了你自己以外，没人能改变你。”她把我拉到跟前，低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把你带到这儿来。”

这是妈妈唯一一次表露对来美国这个决定的后悔之意。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任务。我把脸埋在她的肩头：“我会让我们俩都离开这里的，妈妈。我保证。”

我决定下周一回去上学。爸爸已经不在了，没有其他人能把妈妈从这种生活中拯救出来。一想到妈妈年老体衰时还在工厂剪线头的画面，我便无法忍受。我回想起保拉姨妈曾顺带提到，纳尔逊的老师认为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我不知道律师具体是做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能挣很多钱。如果纳尔逊都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我肯定也能。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决定让我松了口气。我逃学在家度过的分分秒秒都充满了内疚和恐惧，还有寒冷、饥饿和孤独。在我内心深处，我早就知道我不可能永远这样逃避下去。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借着感恩节假期，我在重回学校之前又多了几天时间来编造理由，解释我为什么缺了五天的课。

那个周末我没什么胃口，一直想着要回到博加特先生的课堂这件事。甚至在工厂帮妈妈做工时，我眼前也会不断浮现出他的脸，还有那个因没头发而显得格外可怕的圆脑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有稀疏的头发的，只不过是金色的，我没有认出来。我想象自己什么都听不懂，又得了零分。我回想在香港时，自己如何被老师们的赞扬和奖励包围。我以前同情那些笨学生，他们笨拙地摆弄着手指，结结巴巴，答不对问题；而现在，我却成了背负着沉重心理负担的笨学生。

我们一个挨一个走进教室后，博加特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请假条呢？”

好在我听懂了他让我交个“条”，而且我知道需要交个东西来解释我的缺课。我递给他自己精心伪造的一张假条，内容参考的是我原来的英文教科书：

亲爱的先生：

金伯利生病了。给您添麻烦。

您忠实的

张太太

博加特先生看了一眼就把它丢在一边，什么也没说。我溜回第一天坐的那个座位。

我们又要考试了。由于我一直没上课，根本不知道要考什么。接着，一些印着数字的表格发到我们手中，每个表格上方写着一段话：“有三个篮球队，每一队都打过五场比赛……”我花了几分钟，试图理解那些文字在说什么，随后我发现这只不过是简单的求平均值、中位数和众数问题，还有几道十进制问题。这简直就像老友意外重逢。他们教的是我在香港一年多前就学过的内容。

然而，我在博加特先生的眼皮底下仍然很害怕。我理解错了一个句子，发现自己写错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答案写了上去而我又没有橡皮。如果我划掉答案，他会不会生气？可能会。而且这样一来也没有地方重写答案了。我不敢向任何人借橡皮，怕他又觉得我在作弊。

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博加特先生本人。我抬起头，发现他如我所料，正从教室前方的讲台盯着我看。我站起身走向他。至少我知道要怎么说，因为我以前在英文课上演练过一模一样的场景。

“抱歉，先生，”我努力让自己吐字清晰，“我可以借一块橡胶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教室中传来窃笑声。

一个男生喊道：“你还没有男朋友吗？”

此话一出，全班爆发出一阵笑声。博加特先生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倒像是默许了他们对我的嘲笑。我匆匆走回座位，恨自己头发不够长，遮不住自己的脸。那天，我差点儿离开学校，再不回去。

这时，那个蓬蓬头女孩探过身来。

“我们管它叫‘橡皮’。”她小声说。她把一缕柔软的头发别在耳后，然后把一块粉色的橡皮推到我的桌上。

结果，那天过得还不错。尽管我不确定我写等式的方式跟这里教的是否一样，但我知道自己所有题都做对了。后来我得知，我把十位进到百位的数字写在等式下方，而不是上方，这跟美国人的习惯不同，博加特先生因此扣了些分，没给我100分。但我已经认识到，下次我只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就够了。我完全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更重要的是，我因此结识了安妮特——那个蓬蓬头女孩。“橡胶事件”过后，她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我看看她，又看看她的笔记本，上面写着“黑鬼先生”，画着博加特先生的简笔画，一个大洞代表他总发出咆哮的嘴。我那时还不知道“黑鬼”一词指什么，但我明白她的用意，非常高兴。安妮特在课堂上很少举手，尽管她通常都知道答案。我猜这是因为她不喜欢博加特先生。每当博加特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她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出答案，然后拿给我看。我的阅读能力比口语要好很多，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理想的沟通方式。

安妮特让学校重新变成了我可以忍受的地方。

天寒地冻的12月来临。妈妈和我整日整夜地点着炉灶，开着厨房的门，好让热气跑出来些。热气围绕着炉子，形成一个小小的温暖地带，而仅仅几步之外，就难以感受到厨房和卧室在寒冷的程度上有什么差别。厨房虽然有炉子，但窗户只用垃圾袋糊着，其他房间则是什么热源都没有。

在香港，我有一套淡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校服。一放学我就穿回凉鞋，裸露着皮肤晒太阳。我习惯于看见自己的脚趾、小腿和肩膀，而现在，它们总是被盖住。我想念那时的我。我像木乃伊一样被一层一层包裹，有时要好几天才能看见自己的身体。我不得不尽量避免裸露肌肤，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一接触到凛冽的空气，我的皮肤就像被抽打过一样生疼。每天早晨换衣服实在是一种折磨——我需要脱掉我用身体焐热了的衣服，换上凉得刺皮肤的衣服。

我没有其他女孩穿的那种女式内裤，只在灯芯绒长裤里塞了两条厚睡裤；上身套着好几层内衣，外面穿着从香港带来的红色羊毛衫。这件开襟羊毛衫曾经很漂亮，两边的口袋上绣着两只熊猫。可现在，它缩了水，反复洗涤也把熊猫白色的身体染成了浅浅的红色。羊毛衫越来越难罩在层层内衣之外，但我别无选择。之后我把外衣套上。虽然裹得像粽子一样，我还是觉得寒冷浸骨。寒冷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活蟑螂和老鼠的数量减少了。

我们尽可能把所有事都挪到炉子附近来做：无论是我做功课，还是我们一起叠衣服、穿衣服、加工我们从工厂带回来的成袋的衣服。妈妈和我几乎无法完成工厂要求的工作量。很多个晚上，她让我独自回家，自己留在那里尽可能多做一些。她有时还会把衣服装在大塑料袋里带回家。不管我熬夜做作业到多晚，我几乎没见过妈妈比我先睡。她那瘦小的身影永远弓在衣服堆前，即使困得直点头，还是强打精神继续加工。临近装货的日子，我们必须一直留在工厂里，直到把任务完成，哪怕彻夜工作。

炉子散发的热量暖不了墙面、地板和家具，所有东西都将寒气反射回我们身上。在这栋死气沉沉的大楼里，除了炉子和老鼠以外，就只剩我们的身体这一个热源了。即使在炉子跟前，我的四肢还是经常冻僵，无法灵活活动。我们时常要处理衣服的细节——把腰带翻转成正确的样子、给外套钉扣子等，这成了很要命的问题。妈妈一有时间就为我演奏小提琴，哪怕她只有在周日才抽得出空来。可没过多久，连周日也演奏不了了——天气太冷。只有等春天到来，音乐才能重新响起。

尽管要面对博加特先生，我还是期待上学，一方面因为可以见到安妮特，另一方面因为有暖气。每当学校里舒适的热气将我包围，我的耳朵、手掌和脚底板就会感觉到针扎般的微微刺痛，之后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安妮特告诉我，她正在进行牙齿矫正。见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她写了下来，又像马一样张开嘴给我看。她戴着矫正器的牙齿看起来参差不齐。我从没见过戴牙套的人。在我的家乡，即使牙齿长得不好，我们也不会去管它。

安妮特有个蓝色的双肩包，拉链上挂着小熊和小松鼠。我们有课间餐时间，我却从没带过任何吃的，因为妈妈对课间餐没有概念。而安妮特总是从她的背包里掏出各种诱人的零食：涂着花生酱和果酱的饼干、小块儿的橙色车达奶酪、鸡蛋沙拉或金枪鱼沙拉配蛋黄酱、芹菜条配奶油干酪。见到我惊奇的模样以及与她分享时开心的样子，她自己也特别高兴。

我暗中还对安妮特的肤色非常感兴趣。她的皮肤与我想象中的白人的皮肤不同，不是那种跟白纸一样的不透明的白，而是透明的，能够看到红色的血管。她就像我很小的时候在香港市场里见到的那种得了白化病的青蛙一样。有一次，她掀起毛衣，给我看她圆滚滚的肚子。我惊得跳了起来。我的肚子是光滑的、黄褐色的，她的却不同，上面长着小疙瘩，还被她的腰带勒出红色的印子。透过她的皮肤，我可以看到蓝色的毛细血管。我猜她的皮肤肯定特别薄，特别容易受伤。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香港，我只见过患了白内障的盲人有这种颜色的眼睛。透过她的双眼，我仿佛可以看见她的大脑。我的双眼能见到的东西，她用这么浅的颜色的眼睛也能看到，这让我觉得很新奇。

她说我的头发虽然短，但是很好看，那乌黑的颜色有时看起来发蓝。她说我应该把头发留长一些，留成齐肩内扣的发型。有好几年，我都决心把头发留成齐肩内扣型的，其实我当时都不知道齐肩内扣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听安妮特的绝对不会错。我不是美国人这点让安妮特觉得特别酷。她想学中文，尤其是粗话。

“傻瓜。”我用中文教她。

“她是个‘但挂’。”她边说边咯咯笑着，语音语调差得太远，我简直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别的中国人也不会听明白。这倒是件好事。安妮特在说我们班上一个她不喜欢的女生，她说那个女孩是个“包打听”。她把“包打听”一词写给我看，可我却不明白，难道什么都知道不好吗？

跟我一样，安妮特也没有其他朋友，这主要是因为班里一共只有三个白人小孩，另外两个是男孩，干什么都形影不离。其他学生几乎全是黑人。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其实当时可能也有几个西班牙裔孩子，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不过是头发更直的黑人。

我发现这所学校离一个白人富人区不远。富人区的家长如果想让孩子上公立学校，只能送他们来这里。剩下的孩子来自环绕着学校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里住的是中低阶层的黑人——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些词意味着什么，但我当时就意识到，保拉姨妈是对的，我的学校所在的区域远远强过工程区——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叫工程区。

在很多方面，我都觉得自己与黑人孩子更相像：白人小孩从家带来装在棕色纸袋里的三明治。两个白人男孩单独坐一桌，跟其他人保持距离。我跟黑人小孩一样，吃的是免费的热餐，而安妮特是我们这桌唯一的白人。此外，我住的地方也是黑人区。尽管如此，黑人孩子彼此都是朋友，我却不属于他们的圈子。他们的英文说得又快又轻松，他们在院子里唱着同一首歌，玩同一种跳绳游戏。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这样唱的：“你看起来像只猴子，闻起来也像。我们讨厌你，博加特先生，恨到了心坎上。”

当然，其他孩子也觉得我是个“怪咖”：穿着手缝的、不合身的衣服，留着男孩的头发，这让我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我的头发一旦长到脖颈处，妈妈就把它剪短。她说这样更方便，因为在我们冰冷的房间里，头发洗完后能快点儿干。尽管我们班其他黑人小孩家大部分也很穷，但他们穿的衣服起码都是从商店里买的。在上学的路上，我仔细看了看学校附近那个小区，都是高高的居民楼，那里就是一些黑人小孩的家。地面上有些碎玻璃渣，几面墙上有涂鸦（我已经知道这些英文字母叫“涂鸦”），但灌木丛环绕着楼宇，大部分窗户没有被木条封起来，而且里面肯定有暖气。

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有个男孩从某天开始再也没来上过课，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还有一天中午，一个女孩被她妈妈接走了，她妈妈看上去遭到了殴打。博加特先生见到这些，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已经习惯了。放学后，打架斗殴时有发生。我亲眼见到一个男孩的眼睛上方被划了道口子，鲜血直流。大部分时间是男生之间互相打，有时也有女生跟女生打，或是男女混打。

男孩女孩们对彼此的厌恶发展出一种不良嗜好：戏弄和粗鲁地辱骂。他们忙着跟虱子较劲：抓虱子、除虱子、预防虱子。虱子的传染性给了男生很好的借口，可以用最大的力气互相拍打，还可以摸女生。我不知道虱子是何物，结果全班的虱子都爬到了我的身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我未经允许不能随便碰别人，因此我浑身的虱子无处打发。虱子倒是一种可以超越种族界限的东西。

我本不是个病怏怏的孩子，可那个冬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冒。我的鼻子经常被擦破皮，鼻孔周围是一道道小口子。我们请不起医生。我因高烧哆嗦个不停时，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妈妈把大片的姜放在米饭里蒸，然后用手绢把热腾腾的米饭包起来，让我放在头上，直到米饭变冷，说这样就能吸走细菌。她还把柠檬放进可乐里煮，让我趁热喝下。

她花了一大笔钱从唐人街的药店买回各种我必须吃的东西：鹿角、碾碎的蟋蟀、章鱼须、人参，每一样都很难吃。她把这些都放在一个陶罐里煮，一大罐煮完后浓缩成一小杯。虽然我抗议，说这些东西只会让我病得更厉害，可我还是得一滴不剩地喝完。

虽然病着，可我还是得去学校，因为房间实在太冷了，妈妈不放心留我一人在家。坐在教室里，我经常觉得天旋地转，脸颊因发烧而滚烫，鼻涕横流。

在学业上唯一让我高兴的是，博加特先生认为女生学不好自然和数学，而它们都是我的强项，我很乐于证明他是错的。每当有女生走到黑板前准备写下答案时，他总是似笑非笑，那神情仿佛已经确定她写不对。接着他会就“半边天”发表一番评论，那时我还以为他讲的是要“更诚实”[6]。只要我写的与他教的有一丁点儿不符，他就会扣我的分。尽管如此，一旦知识点被写下来，我就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就自然和数学而言，我比班里其他人都学得快。

然而，即使有安妮特帮忙，我的其他科目还是不及格，比如物理、社会科学、语言艺术。只要涉及太多文字内容的，我都不行。我能指望的只有我的阅读能力。我让妈妈用一只挖耳勺把我的耳朵掏干净，好让我听得更清楚些。妈妈还给了我2.99美元，让我买了一本平装版《韦氏词典》。这是我们加工200条裙子才能赚到的钱，因为每做一条裙子赚1.5美分。很多年里，我都通过需要加工的裙子数量来衡量一件物品有多贵。那时，往返工厂的地铁费是100条裙子，一包口香糖要7条裙子，一个热狗50条裙子，一个新玩具从300到2000条裙子不等。甚至连友谊我都用裙子来衡量。我得知，每逢圣诞节或朋友过生日，都要送朋友礼物，每件礼物至少要花掉几百条裙子。好在我只有安妮特一个朋友。

那本词典我用了很多年。封皮无数次脱落，我无数次把它粘回去，直到无法再粘。接着，前面的书页也开始卷起、掉落。直到整个发音指南和大部分“A”开头的单词都掉没了，我还在用着那本词典。

我对妈妈说，按照这里的规定，试卷和家庭作业都不能发还给我们自己保存，因此我无法给她看，但我向她保证我做得不错。我告诉她，老师认识到了我是一名多么优秀的学生。每次我编造这些谎言时，都觉得很心痛。博加特先生似乎总在千方百计地布置些我不可能完成的作业，比如：描述一下自己的卧室，并写写里面的东西对你有什么重要意义（就好像我有个自己的房间，里面摆满了我心爱的玩具似的）；做个海报介绍一本你读过的书（用什么做？）；从旧杂志上剪下图片，并用它们做一幅关于里根政府的拼贴画（妈妈偶尔才买一份报纸，还是中文的）。当然，现在我觉得他只不过是考虑不周罢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他看不出来。“没尽心尽力，”他在评语中写道，“没完成、不用心。拼贴画按照定义不应该包括汉字。”

班上并不只有我认为博加特先生布置的作业很难。他似乎无法理解他所教的这些六年级学生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当他批评其他孩子或者给他们不及格的分数时，很多人只是耸耸肩。他们已经放弃了。可我曾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在校际数学和语文比赛中都获过奖，我要尽一切可能重新成为好学生，因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其他什么办法能帮助妈妈以及我自己逃离工厂。博加特先生一定发现了我很聪明，但他似乎仍然不喜欢我。我每次都正式地称他为“先生”，每次跟他说话都起立，这也许让他觉得我很傲慢或是在取笑他，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这样做，现在已经很难改变。又或者，我廉价、不合身、不上档次的衣服可能使我显得很没教养。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都没什么办法去补救。

博加特先生对白人小孩的要求不及对其他人严格。要没有蒂龙·马歇尔这个黑人小孩，我大概会认定博加特先生是个种族主义者。蒂龙很高，说话轻声细语，非常聪明。除了数学，他每门功课都是第一，而数学考试的第一名永远是我。他从不炫耀，但每当他被叫起来回答问题，他从没答错过。他有一篇读书笔记拿了“A＋”，这份作业被贴在了墙上。其中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里面的单词我还认不全：“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他有着深棕色的皮肤，就像巧克力掺在可可粉里的颜色。他还长着浓密且特别卷曲的睫毛。博加特先生十分喜欢他，我也是。

当博加特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着蒂龙有多么优秀——言下之意是我们这些后进生有多么差劲时，蒂龙在椅子上越陷越深。

“你是在一个贫民窟里出生的，对不对，蒂龙？”博加特先生在黑板前来回踱着，问道。

蒂龙点点头。

“你父母是大学生吗？”

蒂龙摇摇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蒂龙答道：“他在蹲监狱。”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母亲呢？”

“她是个售货员。”看得出来，蒂龙的皮肤泛起暗红色。他窘迫不堪。我虽深深理解那种尴尬，却渴望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

“但是！”博加特先生向我们强调，“但是这个男孩的全国统测分数是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

蒂龙低下了头。

“蒂龙，我知道你性格谦逊，但你要树立一个榜样，”博加特先生继续他的训话，“蒂龙读的是蓝斯顿·休斯和威廉·戈尔登的书。我问你们，你们跟蒂龙·马歇尔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决心！干劲！”他就这样说个不停。

他的做法使蒂龙完全被其他孩子孤立。我本想告诉蒂龙，在香港，我就是他这样的学生，我知道同时被羡慕和嫉妒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这基本就意味着形单影只。我想告诉他，我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诸如此类的话，我虽然很想说，却从未说出口。但我做了这样的事：安妮特那时经常给我糖果，我有时会悄悄放一些在蒂龙的课桌里。我知道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每当他发现糖果，他的脸上都会慢慢展露出羞涩的笑容，然后他会偷偷环顾四周。我马上低下头，我觉得他应该没发现是我干的，但我并不确定。

黑人库马尔小姐是六年级另一个班的班主任。她的教室里挂着五颜六色的海报，还养了一只天竺鼠。当她教室的门关着时，我会在去洗手间的路上停下来听他们班的笑声。她高挑而优雅，一头长发总是整齐地盘在头顶。博加特先生的课堂无聊至极。我们没有宠物，过节时没有装饰，只贴着几张大字标语：“好公民须知”、“圣诞节的意义在于施舍”。

梅梅是我在香港时最好的朋友。她很聪明，也很漂亮，有着乌黑卷曲的秀发和红扑扑的小脸蛋。我在班上总是排名第一，她排第二。在香港，学生的座位是按名次排的，所以每年梅梅都坐在我后面。她跟我住同一栋楼，我们经常一起玩耍。我送给她贴画等小礼物，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可当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美国时，我从她的眼中看到的不是悲伤，而是嫉妒。她马上就跟别的女孩玩在了一起。我想她应该很高兴，因为她终于可以当第一了。

我跟安妮特的友情很不同：她老是把她的东西跟我分享，无论是糖果、她画的画还是信息。安妮特告诉我她弟弟是个特别烦人的家伙，我应该庆幸自己是个独生女。我听见孩子们唱着“XYZ，PQD”，便猜想接下来应该是什么字母。RST？MNO？安妮特告诉我，这几个字母的含义是“你的拉链没拉上”，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安妮特得知从没有人告诉过我“鸟和蜜蜂之事”[7]时异常惊讶。接着，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指点迷津，而是笑个不停，这让我更加好奇不已。显然，这个短语的含义并不停留在字面意思上。我试着去学校图书馆里找答案，但那里的百科全书只告诉我每种动物分别是什么，而没有说它们放在一起有什么特别含义。我去问妈妈，她也很困惑，但她告诉我如果老师在课堂上没教过，那肯定不是我必须知道的。

我告诉安妮特我用肥皂洗头，她说那样很不好，她用的是伊卡璐牌全天然小麦洗发露。她说我们在家喝烧开的水这一做法很奇怪。她问我放学以后都干什么，我告诉她我一般都在工厂里做工。她回家向她父亲询问了这件事。第二天，她说我的答案很蠢，因为在美国，小孩子是不会在工厂里工作的。与安妮特的友谊是我来美国后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我很感激她教会了我那么多，但从那天起，我开始明白，我有一部分生活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

[6]原文中博加特先生使用的是“the fairer sex”，统指女性，由于“fair”一词还有“诚实”的意思，因此主人公误以为他讲的是“更诚实”。——译者注

[7]鸟和蜜蜂之事（the birds and the bees），引申为“基本的性知识”或“传宗接代”，和小孩谈及“鸟和蜜蜂之事”，意思是告诉他有关性与生命的知识。——编者注

04

我走过去，挽着她的胳膊，心想：爸爸，你要能在这儿帮我们就好了。求你保佑我学好英文，好让我照顾好妈妈和我自己。

有一项作业要求我们两两一组做一个立体模型，来表现“解决冲突的基本技巧”。我和安妮特自然结成一组，共同完成这份作业，这意味着我需要去她家一趟。妈妈不希望我参加太多社交活动，但学校布置的作业永远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这次我获准前往。

放学后，安妮特的母亲在一辆车里等我们。她的大波浪卷发中夹杂着一些白发，看我的目光十分和蔼。她身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小男孩，顶着一头乱蓬蓬的金发，系着安全带。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漫画书。安妮特爬上车的后座，我也跟着上了车。为了使这次会面不出什么差错，我思考了很久。安妮特刚刚向前探身亲吻她的妈妈，我就伸出自己的手，准备跟她握手。

“您好，埃弗里太太。”我说道。

她转过身，有一瞬间看上去有点儿吃惊，但很快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她的手非常大，简直像男人的手，将我的手包裹在温暖之中。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几分。“你好，金伯利。很高兴认识你。”

我退回自己的座位坐好，感到心满意足：我在家学过的那些礼仪终于派上用场，帮我成功地应对了一个场合。此时安妮特正拽着男孩的外套。

“让我看看。”她说。

“看你自己的。”他答道，头也没有抬。

“妈！”她喊道，“他不给我看！”安妮特试图把漫画从她弟弟手中抢过来，但他又拽了回去，并把他瘦小的身体蜷在车窗前安妮特够不到的地方。

“别打了，让我好好开车。”埃弗里太太说。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直到车开上一条漂亮的大街，街道两旁树木林立。其实开到这儿没用多长时间，我从没想到布鲁克林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特别是在离学校这么近的地方。这里没有涂鸦，没有建造中的房屋，没有基坑。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两侧都是低矮优雅的小房子和花园。埃弗里太太把车停在一栋三层小楼前。楼房前的花园里有个石头做的东西，乍看起来像一口井，当我仔细看时，却发现是一个喷泉，水从中心向外涌出，池内游弋着许多金鱼和鲤鱼。很久以后，我梦见埃弗里太太从她的喷泉中捞出一条多余的金鱼——可能是一条刚出生的小金鱼，装在塑料袋里送给我。我把它带回了家，养在我们的饭碗里。养一条金鱼肯定花不了多少钱，反正它也吃不了太多。

安妮特和她的弟弟已经跑上了台阶，站在大门前。安妮特手里抓着漫画书。埃弗里太太和我追上他们，这时安妮特的弟弟哭喊道：“妈妈！”

埃弗里太太说：“给我一分钟，好吗，宝贝？”她终于得以把钥匙插进了门锁。大门打开了。我看到屋顶上悬挂着大吊灯，灯泡就像雨中发亮的树叶，不停闪烁着。我们走进屋，站在玄关前，这里有一张擦得铮亮的桌子，上面还放着一个装满新鲜水果的水晶碗。我不禁怀疑：他们用这种没有任何盖子的碗来装食物，怎么防蟑螂呢？柠檬清洗剂和小饼干的味道混合成一种又清新又香甜的气息，厚厚的地毯一直通向房间里面。

“我们回来啦。”埃弗里太太喊道。我朝玄关另一头望去，没看到什么人，倒是见到一只狗向我们飞奔过来。这只白色的松狮犬扑向安妮特，而一只周身黄色、只有尾巴尖是白色的猫爬下楼梯，在安妮特弟弟的腿上蹭来蹭去。

“别怕，”埃弗里太太说，“我知道如果你没养过小动物的话，会觉得不太习惯，但它们不会伤害你的。”安妮特的弟弟抱起猫，用自己的脸蹭它厚厚的毛。安妮特咯咯笑个不停，因为小狗正在舔她整张脸。我不敢相信埃弗里太太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难道动物身上不是携带着很多细菌吗？难道它们不是很爱咬人吗？

埃弗里太太弯下腰，我们的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你要做的，”她说，“就是这样伸着手，”她把手伸向了松狮犬，“它们会过来闻闻你，然后你们就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壮起胆子，想问一个问题。我看了一眼安妮特，她坐在地板上，还穿着外套和橡胶雨靴，正用她的头去顶松狮的前胸。“它们有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假装挠痒。

“哦！”埃弗里太太说，“没有，它们身上没有跳蚤。看见这个了吗？”她把一只手指伸进动物们戴的小项圈里，“这个东西能把所有的跳蚤都赶走。”

我看起来一定很困惑，因为随后她也假装挠自己的手臂，像只猴子一样。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个大人、更别说一位女士做出如此不雅的动作。

“不用抓，”她说着拿开了手，“没问题。”

小男孩已经跑进厨房看不见人了，我们也跟着走了进去。埃弗里太太向我介绍了他们的管家，她是一个瘦削的白人女士，脸皱得像一块牛肉干。

我说：“您好。”然后握了握她的手。

她把头侧向一边，说：“你很懂事。”

她给我们做了点心。她先拿出乐之饼干，这个我在香港吃过，可接着她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大块淡黄色的奶酪。她用一个金属切片器（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种东西）把奶酪切成小薄片，放在饼干上面。那种味道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忘记：奶酪陌生而奇特的酸味与饼干的香甜酥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小弟弟手里堆了几块饼干，抢过安妮特用胳膊夹着的漫画书，飞一般向玄关处的楼梯跑去。

“别把饼干渣掉在地毯上！”埃弗里太太在他身后喊道。安妮特的脸开始挤成一团：“妈！他拿走了……”

“行了，安妮特。你以后有的是时间看，现在你有客人呢，”埃弗里太太转向我，“金伯利，你等会儿就发现了，这儿老是乱成一锅粥。”

安妮特把注意力转移到小点心上，我们两人吃完后，走上台阶进了她的房间。经过客厅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黑色的钢琴，钢琴旁边有一套带金色和红色条纹的组合沙发，小狗正趴在上面伸着懒腰。虽然隔着一段距离，我还是可以看出松软的沙发垫上粘着一层小动物的毛。

安妮特的房间几乎跟我们教室一样大。有占一整面墙的壁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玩具：毛绒玩具、棋牌、积木。她有一张双层床，有个小梯子供人爬到上层，有个滑梯可以滑到下层。她说下层没人睡，但她喜欢睡在高处，所以就买了双层床。我跟着她爬到了上层。一开始，即使有木围栏围着，我若是离床垫边缘太近还是会害怕。但当我习惯了以后，想到离天花板这么近，鞋子已经脱了，有个好朋友在身边，等一下还可以坐滑梯滑到下面，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喜不自胜。安妮特的家是这么暖和，我脱掉了好几层衣服，只穿着贴身背心躺在她的床上。我幸福得有点儿飘飘然，好像又回到了香港。

“哟！女孩子们在树屋里玩呢！小心有虫子哦！”安妮特的弟弟的小脑袋像蒲公英一样从门后伸了出来。

“我要宰了你！”安妮特边喊边开始滑滑梯，可她还没滑到底，她弟弟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她跑到卧室门口探出头：“你再进来一次看看！”

她砰地关上门。“我真想把他锁在外面，可在这个家里，所有房门都不能上锁。”从她的用词我能听出来，她在引用父母的原话。我真希望妈妈也能担心一下我的行为举止，可她只顾得上保证我们俩有饭吃。

我看了一眼安妮特床边的钟，史努比的手指示着时间：离我回家的时间不远了。“要不咱们现在开始做功课吧？”

埃弗里太太已经把我们需要用的所有原材料都放在了安妮特的桌上，每件东西都崭新而干净：一个大鞋盒、几张彩色硬纸板、绿色和金色的闪光颜料、两种不同类型的记号笔和水彩笔，还有剪刀和胶水。如果我一个人在家做作业，那会很不同：从别人扔的垃圾里拣出几个盒子，从旧报纸上剪下些图案，然后用胶带贴在盒子上，最后用圆珠笔写写画画。利用这些漂亮的原材料，我和安妮特很快完成了立体模型。我们做的是几个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手拉着手，带着笑脸。我们用闪光颜料把“沟通”一词写在小人儿身后的“地面”上。这是安妮特的主意。我很高兴她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当埃弗里太太提出把送我回家时，我坚持让她把我放在学校。

“不，我送你回家，亲爱的，”她说，“告诉我你住哪儿就行了。我兼职做房地产中介，什么地方都能找到。”

“学校就行了，”我撒了谎，“妈妈在学校等我。”

“但学校已经关——”话说到一半，她突然停下来，然后她吸了一口气，“去学校？你确定？”

我点了点头。

“那咱们就去学校！走吧！”她的语调听起来十分欢快。

到学校后，所有窗户里都没亮灯，人行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很怕埃弗里太太会提出反对，因为她看起来跟妈妈是一类人，不会把小孩子一人留在空空的大楼里。

她把车开到路边，然后停了下来。“你确定没问题吗？”

“是的，”我说，“我等妈妈，她很快来。再见。”我跳下车，关上车门，又转过身面向她——这个场景我也演练过：“谢谢您的款待。”

“别客气，”她把身体向我倾过来，戴着戒指的手搭在摇下来的车窗玻璃上，“金，我们都很欢迎你来我们家吃晚餐。能来的时候就告诉安妮特，好吗？我们任何时候都没问题！”

我又一次感谢了她。然后，令我吃惊的是，她并没有提出留下来陪我等。我看着她消失在马路尽头，突然觉得很孤独。可当我长途跋涉，终于从学校走回了家，打开我们的楼门时，一辆跟她的车相似的车子从我身后开过。她会不会一路都跟着我？

我走上楼梯。

我常常会想起安妮特家那个温暖的、到处粘着小动物毛的住所。我梦见自己住在安妮特的房间，她已经有了一张多余的床，再偷偷带一些食物给我就够了。有时，当我觉得特别孤独、不堪重负时，我会想象自己去埃弗里太太那里寻求帮助。仅仅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就足以让我感到宽慰。

但当安妮特再一次邀请我去她家时，妈妈却不同意。我苦苦哀求，最后妈妈把双手放在我肩头，直视我的眼睛，说道：“阿金，如果你老是去她家，有一天我们也得请她来咱们家。然后呢？我的小宝贝，我们已经有太多还不起的债了。”

发工资的日子，很容易就能看出谁有绿卡、谁是被非法雇佣的。非法雇工在鲍勃姨父的办公室里领现金，其他人则会领到一张支票，支票上的金额由他们完成的件数决定。我们领的是支票，但还是要去办公室。每个发薪日，鲍勃姨父都会一瘸一拐地来到我们的工作台前，带我们去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他会把我们的支票兑现，然后当着我们的面分钱。

“我需要确保所有事都清清楚楚。”鲍勃姨父说道，听起来振振有词。他在一叠纸上写下不同的数额，然后把绿色的钞票分成几摞。“这是你在香港生病的时候给你治病的药费，这是机票钱，这是签证钱，这是全部费用的利息，这是房租——这个当然不要利息了，这是水、电、燃气费，这是给你们的。”他叹了口气，把最少的一摞递给我们。

第一次领工资时，我非常吃惊，没想到我们最后只分到这么少的钱。幸亏我们没安电话，不然还要付电话费。我原先并不知道我们要偿还所有花费，也不知道给妈妈治病以及我们移民到美国用掉了多少钱。原来，我们之所以住不起更好的房子，有部分原因在这上面。然而，我还是希望保拉姨妈能多给我们些时间还清欠她的钱。鲍勃姨父每周都拿走属于他们的份额，房租和其他杂费我们都分期支付。

一天，妈妈又找到鲍勃姨父讨论房子的问题。“阿金总是生病，房间里太冷了。什么时候能让我们换个地方住？”

他看了看我和我永远红红的鼻子，脸上不无怜惜。“这很难说。保拉在处理这些事情。不过，来，我给你买杯冰茶怎么样？喝过吗？”

鲍勃姨父把我们带到自动售货机前，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杯美国冰茶。几个小孩怯怯地看着我们。我嘴里充满冰凉的柠檬味道，这真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饮料。

“谢谢你，鲍勃，”妈妈说，“你能继续帮我们留意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吗？”

“嗯？哦，当然，当然。”他说。

圣诞节快到了，学校里到处悬挂着彩灯和雪花挂饰，我们都参加了合唱。我知道安妮特会送我一件礼物，因为她花了几周的时间让我猜是什么。我只想得出文具盒、书包这样的礼物，当然，我一直没答对，这让她很高兴。

如果安妮特要送我礼物，那我也得送她。妈妈和我到沃尔沃斯商店里寻觅了一番。妈妈直接放弃了玩具区，因为里面的东西不是太贵就是太小。她也不知道我们应该送一个白人什么好。她没什么钱，但想买个足够大的礼物，这样起码看上去像是花了不少钱。她最终决定花1.99美元买一株巨大的塑料植物——这是做133条裙子的钱。商店为我们免费包装好，我真想马上送给安妮特。

圣诞假前一天的早上，我看见安妮特从她家的车里跳了下来。我拖着自己的包裹向她跑去。

“金伯利！”她喊道，“这是什么？”

我一把塞到她的手里：“给你的。”

“嗨，金。”埃弗里太太从车里喊道。

这时，安妮特已经撕开了包装，红绿相间的叶子露了出来。她伸长手臂端着塑料植物，困惑地说：“它会放音乐吗？”

我又感冒了，正在恢复中，一边用卫生纸擦着鼻子，一边想她是什么意思。植物为什么会放音乐？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安妮特以为这是个玩具，否则她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送她这个。

埃弗里太太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多可爱的植物啊！安妮特，我们要把它放在你房间的小熊维尼垫子上。谢谢你，金伯利。”

“对，谢谢。”安妮特咕哝着，然后又兴高采烈地从她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包裹，“这是给你的。”

我拆开礼物，是一个熊猫挂饰，跟安妮特挂在她书包上的其他毛绒玩具类似。这个熊猫有柔软的棕色眼睛，乖巧地向内折着的黑耳朵，它的爪子上甚至还有小小的指甲，可以抓住你的手指。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多么渴望有这样一个熊猫挂饰。不过，我觉得当妈妈看到我们得到的礼物这么小时，她会有些失望。

圣诞假期前一天，妈妈给了我个惊喜。她没有像往常那样一早就去工厂上班，而是跟我一起走到了学校。

“你会迟到的。”我说。

“保拉姨妈今天会去收房租，”妈妈答道，“而且离装货还有一段时间，我还来得及。”

“你怎么能确定她不在？”我见过保拉姨妈揪住其他工人的错误不放，哪怕是迟到这样的小错。有时她甚至会当场开除他们。

“我知道的。”妈妈不理会我望着她的目光，直直看向我的学校。现在学校已经出现在不远处了。

“妈！”我拽住她薄薄的外套。她正拿她的工作、拿我们的饭碗冒险。如果保拉姨妈真的生起气来，她肯定也会开除我们。清晨的空气格外凛冽，我一张嘴便呼出阵阵白气。“你在干吗？”

她没有回答，但我看见她胳膊上挎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外卖盒。这会不会跟我与博加特先生的矛盾有关？她会不会把吃的扔在他身上？我穿着橡胶靴子的脚在人行道上每向前迈一步，我的心都会随之惊恐地颤一下。

到学校后，我想在大门口跟她道别，可她直接从警卫面前走了过去，跟着我一直走进学校的地下室。我们在这里排队。博加特先生靠墙站着，正在跟六年级另一位班主任库马尔小姐讲话。妈妈径直走到他们面前，我跟在她身后，真希望我会什么魔法能让我们俩都消失。

“什么事？”博加特先生问。他嘴角拉了下来，一脸不悦。

“圣诞开（快）乐！”妈妈用英文说，声音有些颤抖。她把外卖盒塞进博加特先生手中。

他扬了一下眉毛，然后慢慢打开了盒盖，里面装的是一只大个儿的豉油鸡腿。简直比我想象的更糟。对妈妈来说，这是我们平时吃不起的美食，可她竟然把鸡腿这种寻常之物送给博加特先生……

他脸上的表情介于不屑和另一种我分辨不出的感情之间——会是惊喜甚至感激吗？我等待着他的挖苦，但不知是由于这份礼物不同寻常的性质，还是由于库马尔小姐在场，博加特先生目瞪口呆，一时语塞。

相反，库马尔小姐大方地笑了笑。“尼克，你还老说没人欣赏你，”她边说边转向了妈妈，“金伯利适应得不错，张太太。”

当然，妈妈一个字也没听懂，但她知道怎么回答：“谢你。”

博加特先生冷不丁地向妈妈点了点头，然后招呼我们班的学生集合。大部分学生见到遭人厌恶的博加特先生竟然会收到家长送的礼物，都惊得张大了嘴。

妈妈很快离开了。保拉姨妈那天早上确实没在，所以我们没被工厂开除。这件事过后，博加特先生对我的态度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差，对这个结果我感到很庆幸。我明白，妈妈是在尽她所能帮我修复我和博加特先生的关系。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在工厂，我看见马特正和他母亲一起做工。我的手揣在口袋里，手指轻轻抚摩着熊猫挂饰的头。

我走上前，说道：“圣诞快乐。”然后迅速拿出熊猫，递给马特。我已经想过了，虽然我在学校很喜欢蒂龙，可我跟他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我很感激马特，他也是唯一一个了解我真实生活的朋友，而且他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比起自己留着这个熊猫挂饰，我更想送给他，我也只有这个可以送。

马特手腕轻轻一抖，把它抛向空中又迅速接住。“这是干吗？”他问。

“你以前帮过我。”我说。我很想加上一句“而且我很喜欢你”，不过我没说出口。

他冲我笑了笑，我发现他的颧骨附近有一块淤青。“我怎么觉得这个熊猫更想跟你在一块儿啊。”他说着轻轻把熊猫放回我手中。

他的拒绝让我不知是该松一口气还是该感到失望。我盯着自己的手指，然后抬起头问道：“你怎么了？”我指了指淤青的地方。

“噢，这个啊，有几个蠢货想捉弄我弟弟。”他耸了耸肩，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看起来是那么瘦小，我都替他觉得疼。

我其实知道答案，可还是忍不住问：“你经常打架吗？”

“没。”他说，又冲我咧着嘴笑。我知道他在说谎。“你是个好心的孩子。”

“我不是孩子，我跟你一样高。”

“咱们过几年再瞧瞧。”他说着大摇大摆地走开了。

在香港我就听说过圣诞老人，不过那时我们认定他不会去温暖的国家。鉴于他在香港不常出现，也没什么人谈论到他，所以我并不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知道他其实并不存在。我觉得既然现在到了美国，他应该也会出现，就像其他所有我曾经听闻却从未亲见的怪事物一样——比如红色的头发，比如连指手套。

我们从唐人街买了一个小小的木头象给阿尔先生，祝愿他发财、长寿。妈妈对于送他什么很有把握：只要送给他自己也喜欢的东西就行了。她知道，阿尔先生对中国的一切都深深着迷。他的妻子很早以前就过世了，他说自己有一天要娶一位贤淑的中国妻子安顿下来。他老让我问妈妈有没有什么漂亮的朋友，还老缠着我问“我爱你”这样的情话用中文怎么说。

“我要把它摆在收银机旁边，给我带来好运。”阿尔先生说。他从店里找了一盏红色小台灯送给我们。我把它摆在了我做作业用的桌子上。

我们家没有圣诞树，也没有彩灯，但妈妈尽了最大的努力：她买了本二手的平装本圣诞颂歌歌谱，我们俩一起唱这些歌。其中一些我在学校听过。妈妈不认识英文单词，却认得谱子。她会哼出曲子，我则大声地、不着调地唱出英文歌词。她本想用小提琴伴奏，可房间太冷了，她戴着手套又无法演奏。

我没有长袜，在平安夜那晚，我把妈妈的袜子放在我做作业的矮桌上（因为她的袜子比我的大）。当我醒来时，袜子里有一个橙子，还有一个红包，里面装着2美元——这真是一笔巨款。我马上就看出来，没有什么圣诞老人，是妈妈放的。但这已足够了。

元旦刚过没几天，我们就收到了一件真正的礼物。我们去地铁站的路上会经过一栋大楼。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几个人在大楼前的垃圾桶附近捣鼓着什么。不久，他们离开了，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些人扔掉的东西：几卷做毛绒玩具用的长毛绒布料。这栋大楼以前一定是个玩具加工厂。

我和妈妈都猛地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这些温暖的布料。

“要是咱们动作足够快的话……”妈妈开了口。

“不行，妈妈，会迟到的，咱们不能再冒一次险了，”我说，“晚上回来再说吧。”

我们在工厂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妈妈一直问个不停：“你觉得别人会拿这种东西吗？今天会有人去收垃圾吗？”

无论她问什么，我都会回答：“不知道。”要是我们还没来得及离开工厂，东西就已经不在那儿了，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当我们终于急匆匆地冲出地铁站，跑向那栋大楼时，我们发现所有东西还摆在原位。妈妈如获至宝，开怀而笑。这是能带给我们温暖的布啊。虽然它们只是人造毛的，石灰绿色，而且看起来很扎人，但已经强过我们现有的所有能盖的东西。严寒中的大街空无一人，妈妈和我来来回回运了好几趟，尽可能从垃圾堆里多刨出几卷布拖回家。

妈妈用玩具厂的这些布料给我们俩做了长袍、毛衣、裤子和毯子，还用它们盖住了一部分地板和窗户，甚至用这些布料做桌布。我们在家穿得像两只大毛绒玩具，看上去一定很滑稽，可我们顾不上介意。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上天送给我们的这些礼物，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这个冬天。这些布料很重，质地更像毛毯，而不是布。我盖着这些新毯子入睡，半夜会因四肢被压疼而醒来，但至少它们能盖住我们整个身体，不像过去，我们只能用衣服盖住某个部位。而且这些毯子真的很保暖。

那年的除夕是在一月底。每年除夕夜，诸神都会回到天宫，随后在不同时间从不同方位降临人间。妈妈从《通胜》上查到了我们应该何时从何方接神。她拿出一根缝衣针，在一块磁铁上蹭了蹭，然后把针放在一碗水中，以确认方向。凌晨四点，妈妈和我冒险来到荒凉的大街上，我们呼出一团团白气，街灯在凛冽的空气中发出微弱的光。我们面朝东南方接神，戴着手套的手里捧着橘子和花生。

没有哪个中国人会在除夕这天上班，因此工厂放了假。妈妈甚至允许我不去上学，留在家里过节。妈妈做了传统的黄米年糕和一顿素斋饭作为午餐，晚上，她从唐人街买回来一只烤鸡。这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预示着来年一整年的运势，因此我们格外小心，确保不会打碎或是掉落什么东西。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妈妈和我为祭祖仪式做好了准备。每逢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先在家庆祝，然后再去庙宇庆祝一番。妈妈在唐人街找到了一座庙。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地将一张张方形小纸片按要求摆好：先拿一张银色的，再拿一张金色的，然后把这两张方形的纸片平铺在一起。

接着，我们在厨房的五个祭坛前分别摆放好食物和酒，点燃香烛，手中拿着一摞纸钱鞠躬拜祭。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为妈妈和我带来好运的环节：我们向诸神许诺，如果来年我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下一年我们就为他们奉上烤猪肉。厨房里烟雾缭绕，我们的衣服和头发里也都是熏香的味道。妈妈念出每位神的名字，逐个祈求他们的保佑，然后是列祖列宗，再之后是我们故去的亲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还有爸爸。当妈妈向她的父母和丈夫祈祷时，她说“再喝一杯吧，我的亲人、爱人”，然后在祖先祭坛前的地板上多洒了一杯酒。

妈妈终于祭拜完毕，我们拿着纸钱和米酒下了楼。这栋大楼的后院原本堆满了垃圾，疯长的树木和野草从两英尺高的垃圾堆中伸出头来。几天前，这些垃圾已经被妈妈和我清理干净，现在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我们将在这里烧纸钱。

妈妈点着了一把纸钱，把它们扔进她从唐人街买回来的一个小金属桶里，然后拿过酒瓶，按逆时针方向将亮晶晶的液体洒在金属桶边缘，一共洒了三圈。在酒精的作用下，火苗跳跃着。酒能防止藏在天上的小鬼们偷走祭品，确保这些祭品被送至祭拜对象手中。妈妈用一根长金属棍搅动纸钱，桶底散发的热量先融化了桶下面的冰，随后又烤干了水泥地面，干燥的面积环绕着金属桶一圈圈扩大。我想象着金银纸钱在天上变成沉甸甸的金子和银子，彩纸变成最好的丝绸。我们烧得越多，神和我们的亲人在天上能花的钱、能穿的衣服就越多。纸烧成灰烬，却在另一个世界中变成了全新的物品。

灰烟笼罩着树木，一捆捆烧了一半的纸钱在空中飞舞着，把我们的贡品带到了天上。我的脸上和头发上粘着纸灰。

妈妈独自一人站在后院中泥土和水泥地相接的地方，低着头念祷词，我听见她念道：“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的亲人们，保佑我们能碰上好人，远离坏人。”我走过去，挽着她的胳膊，心想：爸爸，你要能在这儿帮我们就好了。求你保佑我学好英文，好让我照顾好妈妈和我自己。妈妈轻轻攥着我的手，我们一起为未来祈祷。

之后的那个星期天，妈妈和我去唐人街进行一周一次的例行采购。在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阿尔先生的店铺亮着灯。他的窗户上也挂起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清仓！大甩卖！”我从门口向里望去，看见阿尔先生在里面忙着搬东西。

妈妈用一只手拿着所有购物袋，腾出另一只手掏钥匙。“咱们别去打扰他，他看起来很忙的样子。”

就在这时，阿尔先生看见了我们俩。他走过来打开了门：“进来吧。”

“不了，谢谢，”我说，“我们得把吃的都放进冰箱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今天是周日啊。”

“我有好多事要做，要分出哪些是不要的，哪些是要带走的。”

我吃了一惊：“你要去什么地方吗？”阿尔先生每次见到我们都会挥手打招呼。

他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照顾有加。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以后，我给他讲了我们在食品店买冰激凌时如何被店主诓骗，多付了钱。

阿尔先生说：“那家伙没有权利剥削你们这样的体面人！”他一定跟店主说了什么，因为等我们再去那家店时，店主送给我一串糖果项链。

“怎么回事？”妈妈问我。她完全没听懂我们在说什么。

阿尔先生满脸关切：“亲爱的，你不知道吗？大家慢慢都会搬走的。这一带都完啦。”

“什么？”我的声音充满了困惑。

“结束了。没希望了。政府要在这里建什么大型综合设施。这条街上和整个街区的所有大楼都会拆掉。”

“什么时候？”

“到底怎么回事？”妈妈又问了一遍，很是担心。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我用中文说，然后等着阿尔先生回答。

他说：“本来说是明年，结果一再推迟。好多人抱怨，也在想办法阻止。也许真的拆掉那天会是十年后，但也可能明年就拆了。没人在这里等着被扔出去。这艘船已经要沉啦。”他用他修长的棕色大手拍拍我的肩膀，“你们两位女士是好人，你们应该趁来得及，赶紧离开这儿。我们等在这里，房东是不会为我们做什么的。没人愿意再把钱花在这里了。我的后窗户已经破了好几个月了。生意不好，所有人都要走了。”

“你什么时候走？”

“租期是到三月一号。我会搬回弗吉尼亚，搬到我兄弟家附近。”

05

我担心如果你被随便分到一所学校，那里又没有足够的设施和资源培养你，很难想象你会变成什么样。我只是私底下跟你这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上一所私立学校。

在我们楼上的房间里，我向妈妈复述了一遍阿尔先生所说的话。

“那就是说，一旦有合适的公寓空出来，保拉姨妈就会让咱们搬家了，”妈妈笑嘻嘻地说，“我们不可能永远住在这儿。”

“可是或许要等上很长时间，妈妈。而且她已经知道这个地方会被拆掉，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也许她不想让我们担心。”

我仔细想了想。“实际上这意味着N先生永远也不会修暖气，或是其他任何东西。妈妈，咱们要找个新的地方住。”

她倒吸了一口气：“我们住不起。”

“工厂里的其他人也都要有地方住啊。”

“别忘了，在我们每月还保拉姨妈的钱里面，房租只占一部分。咱们欠得太多了，而且这个房子也没别的地方那么贵。”

“唐人街的房子呢？那里不会太贵的。”

“真正便宜的房子都是亲戚间互相介绍的，不会放出来招租，我已经在工厂里打听过了。”

我还在思来想去。“我觉得咱们住在这个地方可能根本不合法，这栋楼的状况太糟了。这可能才是保拉姨妈让我用假地址上学的真正原因。”我开始冲动起来，贸然说道，“妈妈，咱们逃走吧，可以在别的工厂找一份新的工作，不让保拉姨妈知道。”若是在香港，我绝不敢这样对妈妈说话，不敢就如此重大的话题与她展开争论。可是在香港，我没有现在所背负的责任，也从没有如此迫切地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

妈妈目光坚定：“那我们欠她的债呢？阿金，是她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她花钱给我治好了病，还给我们办了绿卡、买了机票。这不是我们逃不逃得掉的问题，这件事关乎我们的信誉。”

“对她还要讲信誉吗？”我拉着自己的一绺头发，对妈妈和她坚持的诚信十分失望。

“她给了我们住处，还给了我们工作。她是我姐姐，是你姨妈。不管别人有多大的缺点，我们也不能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对吗？我们是正派人，要还清我们欠下的债。”

我的气消了一些。我恨我们被保拉姨妈拴住。但看得出来，要让妈妈欠债不还，除非她变成另一个人。“保拉姨妈一直都这样吗？你们小时候她也这样吗？”

妈妈犹豫了一下。我知道她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特别是她的家人。“我们十来岁的时候，独自在香港生活，什么事都是保拉姨妈操持。她很聪明，会随机应变。她接受了加工黄金饰品的培训，这样我才得以读完高中。本来应该是我去嫁给一个美国华裔，因为我除了音乐以外什么都不会，而且有些人觉得我长得挺漂亮的。可后来我成了音乐老师，你爸爸又给了我一份学校里的工作，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保拉姨妈生气吗？”

“挺生气的，但她一直是个很现实的人。鲍勃姨父到了以后，她就嫁给他了。”

“本来应该是你嫁给鲍勃姨父？”今天的意外消息太多了，我有点儿消化不过来。

“他去香港要见好几个人。”我明白，妈妈的意思是他会从几个女孩中选一个做老婆。“我们的一个熟人给了他一张我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保拉姨妈自己也吃过不少苦。”

第二天在工厂，妈妈和我又去保拉姨妈的办公室跟她谈了一次。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们整个街区要拆了？”妈妈轻声问。

保拉姨妈扬了扬她细细的眉毛，没料到我们已经知道此事。“因为这不重要。我已经说了，你们只是暂时住在那里。现在你知道了吧，根本不用担心，就算你想长住也住不了。”

“还要等多久？”妈妈问。

“不会太久的，”保拉姨妈答道，心不在焉地抓了抓脸，“我一有消息就马上告诉你们。现在咱们都回去工作吧。”她抿了抿嘴唇，又说，“上次装货前你差点儿没完成任务。”

“我知道，”妈妈说，“我会更努力的。”

“咱们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偏心。”

听到她明显的威胁口气，我们迅速离开了。

在回我们的工作区的路上，经过剪线头的工作台时，我吃惊地看到马特一个人干着活，帕克和他母亲都不在。

“你妈妈呢？”我问。

“她身体不太舒服。”马特回答道，并没有放慢干活的速度，他要把他母亲那份工也做了。“她今天把帕克留在家里，这样我才能好好干活，”他听起来很自豪，“帕克有时候帮不上什么忙。”

“我能帮你妈妈做什么吗？”妈妈问，“如果她是肺不舒服，把大黄蜂碾碎了泡盐水特别管用。”

“是心脏，”马特回答道。他抬头看向我们时，目光很温暖，“她自己有药，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张太太。”

我们走开以后，妈妈对我笑了笑：“他比我想象的要懂事。”

我必须学好英文。我把课本里不认识的单词都记下来，逐个查字典。除此以外，我还从A打头的单词开始，逐个背下字典里的所有单词。我抄了一份单词表，把它贴在浴室门的内侧。在香港我已经学过音标，这对我判断单词的发音有一定帮助，不过我还是常常出错。我们班每周去一次公共图书馆，我每次都会借回一大摞书，但最开始只能尴尬地借阅那些特别薄的给小孩子看的书。渐渐的，我借的书越来越复杂，目标读者的年龄越来越大。我把这些书都随身带着，在去工厂的路上坐在地铁里读。我的作业几乎都是在地铁上或是在工厂里完成的。比较难的作业我会留到星期天做。

二月初，我们的成绩单发下来了。我的成绩并不出众，但大部分科目都及格了。我跟其他孩子一起参加了全国阅读统测和数学统测，但还不知道结果。在我的成绩单上，自然和数学我得了“满意”，有几个科目得了“不满意”，剩下的都是“一般”。在评语栏，博加特先生写道：“金伯利必须多加努力。开PAT会[8]时请过来见我。交牙医诊断书！”我们怎么可能请得起牙医呢？我不清楚PAT会是什么，但我不打算让妈妈看到我的成绩单和评语。我告诉她我们每年只发一次成绩单，在下学期的期末。我冒充她签了名，这倒不难，因为她的签名从最开始就是我签的。

我们房间窗户内侧的霜渐渐融化了，我又能看见外面的世界了。

二月末，班上那名恶霸盯上了我。他叫卢克，已经多次留级，所以比我们班其他孩子都高出一个头。他的鼻孔像牛一样张着。通过他那件松松垮垮、从不换洗、满是污点的灰色上衣，可以看出他有像桶一样结实的胸肌。连博加特先生都放弃他了，大部分时间都不去管他。我见过卢克推搡别的孩子，要是他们敢还手，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他最主要的武器就是腿——喜欢把别人撞倒在地，然后踢他们。有传言说，曾有一个男孩用头顶了卢克的肚子一下，卢克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划伤了他。他挂在嘴边的很多单词我都听不懂，比如“cock”和“mother finger”。

我问安妮特知不知道“cock”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啊，”她笑得很自信，“就是傻子的意思。”

安妮特最近告诉我，她明年要去一所名叫“哈里森预科学校”的私立中学读书。而我当然会去一所公立初中。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我们向阿尔先生告了别。一辆大搬运车把他的大部分家当都装走了，他把几张折叠椅和一个单人床垫留给了我们。

“谢谢你，阿尔先生。”我说。我很高兴又能有属于我自己的床了。

“母赛。”他想用广东话说“不客气”。

“你的中文非常好。”我撒了个谎。幸运的是，我很清楚自己都教了他什么，所以基本能猜出来他想说什么。“两位美丽的女士，好好照顾自己啊。”他边说边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大大的拥抱，身上满是烟草的味道。

“祝你龙马精神。”妈妈用中文轻声说。她翻了翻购物袋，从里面掏出一把木制短剑，这是她从唐人街上的武术馆买来的。她把剑送给了他。

他用手指抚摩着剑柄上的花纹，宽大的脸庞洋溢着幸福。“她说‘祝你健康’，”我不知该如何更确切地翻译，“你要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什么？浪费掉这么好的一个武器？”

“可以帮你赶走烦恼和噩梦。”

“那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他冲我们笑了笑，走向地铁站，像忍者一样挥舞着手中的剑。

我在房间里看着楼下阿尔先生以前的商店，现在空荡荡的，觉得很难过。我把糊在厨房窗户上的垃圾袋扯了下来，望向他那栋大楼。

我还想看看他商店楼上那个房间里的黑人妇女和她的婴儿。这位母亲不在家，但我看见了那个婴儿。现在，他长大了些，独自待在一个破旧的婴儿车里。他紧紧抓着一侧的围栏，咧着嘴哇哇哭着，但没有人走上前去。

我从小就喜欢玩具车，不爱洋娃娃，对婴儿也向来不感兴趣，但此刻我希望自己能抱起他、安慰他。

三月过去，四月到来。我一直都能感觉到恶霸卢克在关注着我，但我假装什么也没发现。只要博加特先生没看到，卢克就会拉着女生的头发亲吻她们。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我端着盘子穿过餐厅，经过他和另外几个男孩坐的桌子时，他伸出了脚。我抬腿迈过去继续往前走。他一推桌子，腾地站起来，橡胶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喂！中国女孩！”

我没有回头，继续走到我平时吃饭的位置，正对着安妮特。我刚把盘子放下，就感觉到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我条件反射似的低了一下肩膀，同时转过身，他的手落空了。

“哇，这就是功夫吧。”卢克的一个朋友说。

“你会空手道？”卢克颇感兴趣地问。

“不会。”我实话实说。

“她会！”他的一个骨瘦如柴的朋友说。

“我要跟你过过招。放学以后咱们打一架。”卢克的语气好像在邀请我去他家玩，随后他和朋友回到了他们自己那一桌。

安妮特坐在桌子对面盯着我，我坐下来，吓得浑身发抖。

“你疯了吗？”她问道，声音高了八度，“他会杀了你的！”

“我该怎么办？”

“跟什么人说说吧，告诉博加特先生。”

我看着她。

“好吧，当我没说，”安妮特皱着眉头思索起来，“我妈今天要上班，管家来接我。咱们可以告诉她。”

我想起那位女管家生硬严肃的面孔，觉得她不是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要是埃弗里太太来接安妮特就好了。“不要，我不想你告诉她。”

“为什么？”

“她帮不上什么忙。”这是事实。“而且我也不是个爱打小报告的人。”

安妮特压低了声音：“听着，金伯利，卢克可是带着刀子的！你应该告诉什么人！”

我摇了摇头。我虽然很怕卢克，可我更害怕大人。也许安妮特的管家会跟妈妈或博加特先生说，那我向妈妈隐瞒的一切都会暴露：造假的签字、不及格的测验、牙医诊断书、成绩单、家长会……

安妮特抓住我的手腕：“好啦，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咱们坐上车就赶快离开，我们可以把你放在你家门口。”

我很想接受这个方案，可是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住的地方呢？而且妈妈还等着我去工厂。再说，今天躲过了，还有明天、后天……卢克会一直等着。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盯上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必了，”我说，“我跟他打。”

放学后，我觉得胃酸都快涌到嘴里了。以前我从没挨过打，虽然我常看见别人在学校操场上打来斗去，但从没有人挥拳揍我、伸脚踢我或是朝我吐口水。我也没打过任何人。在香港，我会跟妈妈在公园里打打太极。鉴于其他学员差不多都有七十来岁，我们学的招式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打斗中基本派不上用场。

所有人都听说了我们俩要打架的事，我们被一圈孩子紧紧围在中央。“打！ 打！打！”的呼喊声鼓点般回荡着。在那一圈面孔中，我找不到安妮特的脸。我独自一人站在圆圈的中心，面对着卢克。他像一艘巨大的灰色战舰，等待着。他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体重是我的两倍。他最近才搬来这里，原本住在布鲁克林暴力最多的街区，那是连邮递员都不愿去送包裹的地方。我恐惧至极，我本可以不计一切代价躲过这场打斗的。

我没有逃跑，也没什么地方可以逃。虽然我的手指冰凉发麻，但还是觉得有股顽强的力量支撑着我。我被一种充满恐惧的平静包围。我身上流淌着斗士的血——我们的祖先曾是唐朝最勇武的战士，因此我才不会落荒而逃。我开始有条不紊地用中文咒骂他，虽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你他妈说什么呢？”卢克说。

我没回答，继续喃喃自语，就像在祈祷一样。我们俩面对面绕着圈，他的影子笼罩着我。

“你可真奇怪。”他说。突然，他摘掉书包甩了过来，重重砸在我身上。我被砸得转过身，背对着他，接着感觉到自己的书包砰的一响，是他踢了一脚。我也摘掉书包，缠住他的胳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书包钩住了他的外套。没想到他竟然一直没还手。接着，我用右腿缠住了他的小腿。

“可恶！”他喊道，眼中闪过一道转瞬即逝的凶光，但他还是没有还手，只用一只手抓着我的肩膀随意一推，就让我跌跌撞撞退后了好几步。最后他一甩书包，背在肩上，悠然自得地走了。

安妮特紧紧抱住我。“我都不知道你会打架！”她说，“你真的会功夫！”

我并没有告诉她实情。我知道自己不会打架，也根本没打。我茫然地走回了家。他本来可以把我打死的。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天，社会研究课上到一半时，我们的校长拉瓜迪亚太太推开了我们教室的门。她说：“博加特先生，我要找金伯利。”

几个孩子用手捂着嘴，低声喊着 :“噢……”尽管背地里经常有人拿拉瓜迪亚机场开拉瓜迪亚太太的玩笑，但大家普遍还是很敬畏她的。我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我看了一眼卢克，他没有看我。是谁告发了我们？

博加特先生点了点头：“表现好点儿，金伯利。”

拉瓜迪亚太太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我一路小跑才跟上她。走进她的办公室以后，她关上门，摘下眼镜，银色链子拴着的眼镜垂挂在胸前。我坐在椅子上，面朝她的办公桌，脚刚刚能够到地面。我知道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被开除。

“全国统测的分数刚刚出来，库马尔小姐注意到了你的成绩，让我也看看。你的数学考得非常不错，不过你的阅读分很低。”

我盯着自己的手指甲，心跳得更快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的英文分数太低，给学校抹了黑。我将要因为低分和打架而被迫休学。也可能他们已经发现我伪造了妈妈的签名。

“告诉我，你明年有什么打算？”

果然是这样，我要延迟毕业了。大家都会毕业，除了我。我怎么可能继续瞒着妈妈呢？回家以后才真是有大麻烦了。我在椅子里陷得更低了，试图想出一个让她满意的答案。

“亲爱的，看着我。”

“亲爱的”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我照做了。我曾听到埃弗里太太这样称呼安妮特。香港的校长可不会用这个词称呼学生。没戴眼镜的拉瓜迪亚太太脸上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儿什么，看着有点儿别扭。她的睫毛不长，但眼神很是和蔼。

“你不会有麻烦的。”她说。

虽然我很清楚不应该相信她，但我还是稍微坐直了身子。

“很不幸，咱们这一带没有几所特别好的公立初中可供选择，但我们所有的孩子毕业以后都够格去一流的学校读书，所以我一直很想改变这种状况。不过很遗憾，目前的情形还是没有改观。即使是最近的公立初中，离咱们这里也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且那个街区也不是特别安全。你这样的小可爱应该去那些专门招收聪明孩子的特殊公立学校，但你的英文成绩还不够。而且我知道，到目前为止你在我们这儿过得也不是特别轻松。”

这个房间的装潢太绿了，我有点儿晕，于是又开始低头看自己的座椅。

她继续说道：“事实上，金伯利，我担心如果你被随便分到一所学校，那里又没有足够的设施和资源培养你，很难想象你会变成什么样。我只是私底下跟你这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上一所私立学校。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法考取这样的学校，要么就是付不起学费，但你是有这个可能的。”

此时，出于某种原因，我担心起来。不知为什么，拉瓜迪亚太太把我当成了白人小孩那类孩子，以为我也有管家做好下午茶，等着我回家。我必须故作镇定地糊弄她一番，然后才能离开这间办公室。

“谢谢你，拉瓜迪亚太太。”我说。

“我倒是知道几所好学校，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告诉你学校的名字。”她说。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你需要我推荐学校吗？”她又重复了一遍。

“不用了，谢谢。”我回答得太快了。

她看着我。没人说过拉瓜迪亚太太听不懂别人的话。“你不想上私立学校吗，金伯利？”她开始有点儿恼了，“要不你告诉我怎么联系上你母亲？”

我摇了摇头，盯着地板。

她叹了口气。“你自己决定吧。”

我听得出来她放弃了，可我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觉得更不开心了。

“我想去，”我咕哝着，可以感觉到她隔着擦得光可鉴人的书桌向前探了探身，以便听清我在说什么，但她没有打断我，“但我们要付钱。”

“我应该说得更明白一些，”这一次她的语调轻快，“没人让你和你母亲付全部的费用。我的意思是私立学校可能会为你提供奖学金。我不能担保他们一定会，但我相信有这个可能性。”

“真的吗？”我从没想过自己有可能去读安妮特要去的那种好学校。

“但别抱太大希望，现在有点儿晚了，规定的申请时间已经过了，就算有任何学校愿意录取你，也只能在招生计划外多加个人，而且他们的奖学金名额很可能已经用完了。”

“要不试试哈里森？”我问。那是安妮特要去的学校。

拉瓜迪亚太太笑了。“你的目标很高远嘛。让我打几个电话试试，然后再找你，金伯利。你现在可以走了，但我要再强调一次，不要抱太大希望，可能性不是很大。”

卢克见我从拉瓜迪亚太太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没有被开除，便决定每天都跟我干一架。我们又往对方身上砸了几次书包后，一个女孩明白了我尚未明白的事。她已经开始发育，比我漂亮得多，有着柔软的棕色卷发和白皙细嫩的皮肤。她开始向卢克叫板，好像在护着我一样。

“你最好别惹我朋友。”她说，一边把自己的脸凑到他面前。在这之前她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但我还是很感激。

没过多久，卢克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她身上。

“你想打架吗？”他问。

他们只打了一次，然后就开始在操场上卿卿我我起来。我终于明白，卢克之前并不是真要跟我打架，而是在表露好感，可我完全没有领会他的用意，第一次踢他就踢得太重。我感到很羞愧。不管怎样，打架事件为我赢得了班上其他同学的某种尊重，我开始觉得自在些了。

那个春天还发生了几件大事：复活节——一个关于兔子和彩蛋的节日；照毕业照——妈妈和我买不起照片，只能留下他们发的样片，于是照片上我的胸前印着“样片”二字；又一次家长会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完了。

复活节后，我从拉瓜迪亚太太那里得知，哈里森预科学校愿意为我提供奖学金。我的理解是：只要我最后能考上一所好大学，他们就愿意为我付学费。对我来说，这是笔很合算的交易，不然我还有什么能给他们呢？

拉瓜迪亚太太为我和妈妈约好了时间，让我们去一次哈里森学校。这所学校虽然也在布鲁克林，可我从没去过那一带。

当我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时，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多好的机会啊！我真为你骄傲！”可一听到日期，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么快？那天晚上要装货。”

“没关系，我自己去就行了。”

“可以换个时间吗？”

“妈妈，我也很想你跟我一起去，可我不想让你在工厂里遇上什么麻烦。再说，换到哪天其实你都没法去。”

妈妈看上去很难过。“真希望你不用一个人去，但我会上一炷香求老天爷保佑你的。”

那天我被获准不用上课。我换乘了两次地铁才到哈里森，然后又照着他们给我的地图走了一大段路，终于来到一片树木繁茂的区域。这样的布鲁克林是我做梦都想象不出来的地方，跟我之前见过的所有地方都不一样，包括安妮特家附近。这里是如此的宁静和美丽，我仿佛置身于乡野之中。

我以为我走在一个公园里，后来发现已经来到哈里森预科学校的校园了。这所学校历史悠久，资产丰厚。大树和矮灌木突然变成高高的铁丝网，透过它我可以看见远处的中学生正在一大片修剪得完美无瑕的草坪上做游戏。他们穿着极宽的短裤，以至于整个人看上去都是四方形的。这些孩子和他们玩的游戏在我眼中都是完全陌生的：在我现在的学校，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非白人小孩，也不是唯一一个穷孩子。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没有谁做过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我来这里上学，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拎着杆子奔跑着去接球，再把球扔给不远处某个正在挥手的人。我也要穿上四方的短裤。我们肯定买不起这种短裤。

有那么一会儿，我停下脚步，犹豫着要不要往回走，做回我自己。如果他们知道我连内衣裤都是妈妈做的，知道我们睡觉时盖着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毯子，他们一定会把我赶走。我是一个骗子，假装自己跟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也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我那时不知道，其实根本不用担心这些谎言有一天会被揭穿，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上当。

最终，我来到一栋砖砌大楼前，它坐落在同样平整的草坪上。楼门是雕木的，嵌着彩色玻璃，重得我几乎推不动。透过玻璃颜色较浅的地方，我看见里面有个气派的大旋转楼梯，楼梯前摆放着一张桌子，一位年轻的女士就坐在桌后。她穿着干净利落的白衬衫和高跟鞋，浅棕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

在那个大厅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朝她走去。一幅画像中的留着山羊胡子、手持《圣经》的男人仿佛一直注视着我。虽然我早就背下来了，可我还是看了看手中已经揉烂的纸片。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会面，我已经想了很多。

“您认识韦斯顿博士吗？”我的声音尖细。

她略显意外，但随后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跟她有约吗？”

“是的。”我说。她明白我在说什么，这让我松了口气。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她了。

“你一定是金伯利·张吧？”

我点了点头，把我已经填好的一大摞申请表递给她。

她朝我身后望了望：“你母亲在停车吗？”

我低下头。“没有，”我说道，“她今天生病了。”

“那是别人送你过来的？”

我早该预料到这个问题并想好答案。各种谎言在我脑海中闪过：有人送我过来，但他们在车里等我；有人送我过来，但他们先走了。

她打断了我的思绪：“你自己来的？”

我的脑子突然不转了：“是的。”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对我笑了：“你一路奔波肯定累了。你先坐一下，我去通知韦斯顿博士你已经到了。”

她把我带到靠墙摆放的一排木椅前，然后抱着我那一堆材料走了。她很友好，可并没让我安下心来。她的高跟鞋发出的声响在大厅里回荡着。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身边跟着一位身材壮硕、年纪较长的女士。她身穿一套米色西装，长着一张斗牛犬脸，鼻子尖尖的，下巴垂了下来，两只明亮的眼睛靠得有些近。

这位年长的女士在我面前停下来。“你好，我是韦斯顿博士。”她说。

“您好。”我庆幸自己已经在跟埃弗里太太的会面中演练过了。我向她伸出手，她毫不犹豫地握住我的手。她的手苍白柔软，只是几枚亮闪闪的方戒指有些硌手。

我坐在韦斯顿太太的办公室。她身体后仰，靠着椅背。桌上有一本黄色便笺簿，上面放着一块银色的秒表，我的表格也摆在她桌子上。她的嘴角微微上扬，对我笑了笑。我知道她是想让我放松下来，可实际上这让我更紧张了。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书面形式，但我得知你的情况有些特殊。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好吗？你尽量回答，如果不知道答案就告诉我。”

我预想了一些问题：你母亲在哪儿？她今天为什么没有带你过来？复活节的时候人们会穿什么样的服装？你吃饭的时候应该用哪只手拿刀？我紧紧握住椅子扶手。

“请你从1数到40，但要三个三个地数，我会给你计时。就像这样：1，4，7……”

我眨了眨眼，这个我会：“10，13，16……”

“很好。现在我问你，一个男孩十六岁，他姐姐的年龄是他的两倍，那么当他二十四岁时他姐姐多大？”

她问了大约一个小时。在我跟别人的所有对话中，这次算得上是最奇怪的一次，但我很喜欢。我当然明白这是一次考试，所有这类谈话都是考试，但至少这次我能清楚地知道考试规则。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终于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当我听不懂某个单词时，她就为我解释。只有很少的几次，我答不出，她就跳过这个问题接着问我别的。终于，她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

“非常好，”她说，“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

她递给我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画一张画，你喜欢什么就画什么，房子、小女孩……什么都行。”我不想画我们的房子。画小女孩的话，我猜她想看的不是中国女孩，那我只会画一种——也是我在书中看到过的：公主。她有长长的金发，头戴皇冠，穿着泡泡袖公主裙，长着极细的腰。

当韦斯顿博士接过画纸看到我的画时，她不禁笑出了声。但她马上克制住自己，开始快速翻阅她那一摞文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但我的表情一定显得很受伤，因为我在怀疑她是不是笑我的穿着打扮和我画的美丽女孩之间有着巨大差异。

她看了我一眼。“你表现得非常好，我都忘了你年纪有多小了。听着，你先参观一下校园，然后咱们再谈谈，好吗？”

我点点头，之前那位女士走进来，带我四处参观。她先带我来到奖杯陈列橱窗前，这个橱窗就位于刚才那个大厅里。我听到她在讲学校所获的各种奖项，而我的注意力在那些获奖孩子的照片上。他们都穿着制服上衣。在我们学校，没人穿这样的衣服。我们在工厂有时也做这种衣服，但这些看上去很不一样。它们一看就不是涤纶做的，穿起来十分笔挺，肩线的位置刚刚好，不多一分，不少一寸。

这些学生微笑着，洁白整齐的牙齿与他们光滑洁白的皮肤十分相称。我会不会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华人学生？这会是他们对我感兴趣的原因吗？这些照片按年级排列着，年级最高的在最下面一排。高年级班获奖的只有男生，随着目光上移，女生的面孔开始出现。然而，无论哪个年级，非白人的面孔都屈指可数。

没想到，随后我又被带去参观了另外几栋大楼。这些大楼都十分宏伟，墙面用深色的木板包着。我原本以为参观的第一栋大楼就是整个学校了。在另外几栋楼里，我尽量让自己不去看那些裸露胸部的女性雕像。这些胸部在黑暗的地方白得发亮，甚至连乳头都有。这些雕像同样是西方人的面孔。经过教室时，我看见跟照片里一模一样的学生坐满了整个房间。

我们在校园里散了散步，我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我从没想到纽约还会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位女士为我指了指网球场和足球场，那口气好像表明在学校里能用上它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四周都是正在抽嫩芽的绿树。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树。不过，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有多么空旷。妈妈和我住的公寓附近那片空地、我们学校里用围栏围起来的柏油路，甚至安妮特家精致小巧的后院都不能与这里相提并论。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个地方不一般。

[8]“PAT”为“parents and teachers”的缩写，PAT会即家长会，主人公不清楚缩写的意思，所以没看懂是什么会。——译者注

06

我终于站了起来，掌声更响亮了。我觉得眼睛充血，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回到韦斯顿博士的办公室时，她正在打电话。她向我道歉，挂掉电话，然后伸手示意我坐下。

“你觉得学校怎么样？”她问。

我想了想。“很安静。”

“当然很安静了，”她看上去有点儿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不然我们的学生怎么能取得这么优秀的成绩？你听说我们获得的那些奖项了吗？”

我说自己听说了——虽然我不记得那位年轻的女士讲过，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哈里森是全国最好的大学预科学校之一，我们的教学设施可以跟圣保罗这样的学校媲美，而且我们这里还不需要住宿。我们实际上是一所不用寄宿的寄宿学校。”

她一口气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单词，比我们之前谈话时我听到的所有生词加起来还多。我完全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只觉得她像一名戏剧演员一样在背诵烂熟于心的台词，而我应该点头微笑表示认可。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接着，韦斯顿博士开始翻看她的便笺簿，浏览她面试我时记的笔记。房间里静了下来。她的目光在我自家缝制的裤子上停留了一会儿，这是一条红色灯芯绒裤，洗得干干净净，裤腰的松紧带周围明显起球了。

“好了，奖学金的事，我还需要与助学金委员会商议一下，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的是，没有哪个脑筋正常的学校会拒绝录取你。”

正当我思考她说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时，她转变了策略。她对我笑了笑，这一次，她的笑容特别和蔼。“我们很喜欢你，金伯利。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学校。你也有同样的愿望吗？”

此时，我终于觉得可以更顺畅地呼吸了，甚至冲她也笑了一下。“我喜欢学校。”

“但是……”她主动说出“但是”，等着我接着往下说。

我犹豫了片刻。“这里的孩子看起来跟我们学校的很不一样。”

“你指的是着装要求吗？每人都要穿一件深蓝色的制服上衣，但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料子等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服。”

我又开始点头表示同意，可后来还是觉得必须补充一句：“也许我跟别人太不一样了。”

“啊，”她的小眼睛看起来很难过，“我们很想多招一些不同背景的孩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哈里森的学费昂贵，由于资金的限制，我们无法……”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可我一听到她前面那几句关于学校的描述，就没有继续听下去了。亲眼见到校园后，我已经可以想象在这里学习要花多少钱。我本以为只会看到一栋混凝土建筑，就跟我现在上学的地方一样。我是多么天真，居然认为这样的学校可以为我免去学费。

“金伯利？”

我抬起头，看见她正挥舞着右手，试图引起我的注意。

她继续说道：“别担心，我们确实有一个资助方案，只不过你现在申请已经晚于规定的申请时间，但我敢肯定我们可以为你破例。我们最多可以减免50% 的学费。”

我吞了吞口水。“谢谢。”

我不清楚要自付的这50% 是多少钱，但我知道我们肯定付不起。当没有可能性的时候，我反而更希望自己能留下来。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帮助妈妈和我逃离工厂，逃离那个公寓。我发现我迫切地渴望得到这个机会。

“你在想什么？告诉我，金伯利，我只有知道了才能帮你。”

我感到自己脸颊发烫。“对不起。”我只说了这一句。

“我们甚至可以减免75% 的学费，但我不能保证申请得到。”

“好的，谢谢您。对不起，您忙吧。”我慌慌张张地站起身，差点儿撞翻椅子。我浪费了她的时间，还让我们两人都陷入尴尬的境地。

她伸出一只手拦住了我。“不，请等一下。我再找你母亲谈一谈，在此之前先不要做任何决定，好吗？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些……”

“我们没电话。”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耳朵尖热辣辣的。

她放下了手。“好吧，或许我们可以约见一次。”

“我妈妈在工作，而且她不会说英文。”

在一阵令我非常尴尬的沉默之后，她说：“我明白了。”

她把文件放在一旁，把我送到了门口。“谢谢你抽时间来我们学校。”

在一节实验课上，我和安妮特一起做着科学实验，我向她提到了我在哈里森的考试。她好几周前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她爸爸也已去过一趟学校。

“你答得怎么样？”她问，很替我担心，“那个考试可真难，而且他们还要考察别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好多孩子都被哈里森拒绝了。”

她提高了嗓门，站在旁边桌子前的博加特先生看了我们一眼。我耸耸肩，别过了头。

“那结果呢？”她问，“你觉得你通过了吗？”

我很想告诉她实情，那就是我虽然通过了考试，可我们付不起学费。然而，我还是羞于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强迫自己摇了摇头。

安妮特的脸沉了下来。“不行！”她，“他们必须录取你！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

“没关系的。”我说，可失望之情化成了我眼中一股温热之感，我怕它们会最终变成泪水，夺眶而出。现在已经来不及申请别的私立学校了。“我会去公立学校读书，本来也应该这样。”

“我不管你那次考试考得怎么样，你那么聪明。你再找找人，让他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我不想这样。”

她想了一会儿。“好吧，那我也去读公立学校。”

我泪光闪烁。仗义、忠诚的安妮特啊！当然，她父母是不会同意的。可如果换作我，我会这样对待她吗？我把手放在她肩头：“你真够朋友。”

这个学年已经走向尾声。

同学录开始在六年级学生中疯狂流行起来。一开始，只有个别孩子带来同学录，让他们的朋友签名留言。而短短几周以后，很多孩子都把自己的同学录带到教室让大家传写。我求妈妈也给我买一本，她答应了，以59条裙子的代价给我从“十美分商店”买了一本，封皮是红色人造革的。我通过观察别人学到，每当一个人写完一页，我就沿对角线向上或向下对折，这样我的同学录内页就变了一个个交错叠摞着的三角形。

安妮特在我的同学录里写道：“两个好朋友，永远的朋友！”其他孩子一般都会写“真希望我对你了解得更多些”，或是“很遗憾咱们不太熟”。我给每个人都写了“祝你一切顺利”，只有给安妮特和蒂龙的不同。我给安妮特写的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当蒂龙羞涩地递给我他的同学录时，我看到前一页写着：“你是聪明国国王。”我想了一下，用中文写道：“你是个很特别的人，愿上天保佑你。”然后我签了自己的英文名。

“哇，”他说，“什么意思？”

“祝你好运。”我说。

他盯着看了看。“‘祝你好运’的中文可真长。”

“在中文里表达一个意思要花很长时间。”

他给我写的是：“真希望我对你了解得更多些。”

六年级学生都要参加毕业典礼。为了排练列队走上走下讲堂的舞台，我们班已经花了好几周的时间。

得知我们付不起哈里森的学费，妈妈特别失望。一开始她说我们会想办法凑够钱，虽然她已经够忙了，可她还想额外找份工作。我给她描述了学校的样子并告诉她全额的学费是多少之后，她终于很不情愿地放弃了。她搂着我，说道：“我真为你骄傲。你来这儿还不到一年，就获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只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看到我的成绩单后会作何反应。一整年的时间里她什么都没见到过，可这次我必须要给她看了。虽然我现在每科都及格，但我知道离我在香港取得的那些优异成绩还差得很远。临近毕业典礼那几周，我睡得很差。

妈妈趁打折为我买了一条漂亮的棕色花裙子，脖颈处和袖口有蕾丝花边，裙角随着我转身而飞扬。这条裙子花了我们一大笔钱——我们加工1500条裙子的工钱，不过妈妈买大了一号，这样我可以穿得更久些。它有些宽松，不过看上去还不错，而且我还有一双崭新的棕色布鞋来搭配。

毕业典礼那天，我穿上了这条裙子。

“妈妈，”我说，“我漂亮吗？”我知道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要求别人赞美的，但我实在太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了。

妈妈把头歪向一边。我认为，妈妈在香港时是个公认的美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她从不评论我的外表。她总是教导我，其他的品质更重要。“你看起来挺好的。”

“那我好看吗？”

妈妈抱住了我：“你是我最棒最漂亮的小姑娘。”

所有孩子穿上正式服装以后都变了样。女生都穿上连衣裙，有些男生还打了领带。就连卢克都穿了件崭新的白衬衫，不过下身还是同一条灰裤子。去过哈里森，见识到那里巨大的差异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这里有多么自在，因为这里除我以外还有许多穷困的学生。走进礼堂后，我四处找寻妈妈的脸，最后发现她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保拉姨妈破例批准妈妈请一上午假，不过她申明这是“非常特殊、下不为例”的情况，而且我们今晚必须补上落下的活儿。我突然强烈地希望我能像过去那样，让妈妈以我为荣。在香港，我经常上台领奖，每年都会获得“优秀学生”的称号。那些颁奖典礼总是让妈妈特别开心。

当六年级学生在台上合唱时，我寻找着妈妈，并且唱得特别大声。合唱和演讲终于都结束了，颁奖开始了。我的名字一次也没被提到，就连自然和数学这两科的奖项也没有我的。蒂龙上台好几次，安妮特也获了几个奖。我羞愧难当，觉得还不如保拉姨妈不让妈妈过来。我不知道妈妈会怎么想。难以相信，就在短短的一年前，我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拉瓜迪亚太太正讲着打基础、好公民、光明的前途之类的话。她好像快要说完了。“我们第四十四公立小学有一些学生，克服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要特别向蒂龙·马歇尔表示祝贺，他被亨特学院附属中学录取，这是一所高材生云集的公立学校。”

掌声雷动。蒂龙站起了身，又很快坐下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观众席上有一位黑人妇女无比热烈地欢呼着，以至于她那顶插着羽毛的帽子都被她的手撞歪了。

“另外，金伯利·张获得了哈里森预科学校全额奖学金，这是我校学生获得的史无前例的荣耀。”

大家又开始鼓掌，可我想我肯定听错了，于是没有动。

拉瓜迪亚太太望着我，继续说道：“金伯利刚到我们学校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文。我们为她在这里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小声说道：“起立！你得起立！”我终于站了起来，掌声更响亮了。我觉得眼睛充血，什么也看不见。坐下以后，我的头脑清醒了，开始四下寻找安妮特。她也正伸着脖子找我。我们目光对视的那一刻，她激动地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越过她的肩膀，我看见博加特先生嘴巴大张着，快速眨着眼睛。我也想看看妈妈的表情，但她坐得太靠后，离我太远了，中间隔着许多个脑袋。我希望她刚才看见了我，这样就会知道掌声是为我响起的。我等不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典礼结束后，我找到妈妈，她正满脸笑容地站在一群学生和家长中间。

“刚才的掌声是关于什么的？”她问。

“妈，校长说那所私立学校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妈妈的双眼迸发出兴奋的光芒：“多好的机会啊！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阿金，这全是你努力挣来的。”

我抬起头看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拉瓜迪亚太太。她说：“您一定是张太太。很荣幸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妈妈握住她伸过来的手。“你好，”她用英文说，“你，很好的老师。”

我用中文快速地说：“妈，她不是老师，是校长！”然后用英文说：“校——长。”妈妈的脸红了，用英文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校——长——太——太。”

拉瓜迪亚太太笑了：“没关系。您有一个很特别的女儿，她在这里真的尽了最大努力。”

我知道妈妈一个词也没听懂，但她意识到校长在表扬我，于是紧张地说：“谢谢你，你很好。你，很好的老师。”

真不敢相信妈妈又叫她老师，不过拉瓜迪亚太太好像不在意。她对我说：“很抱歉我要在所有人面前宣布奖学金的事，看得出来你很吃惊。我昨天才知道消息，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你没收到他们寄的信吗？”

她这样一说，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学校一定给我寄了一封信，通知奖学金的事，但肯定寄到了我们常用的那个假地址，也就是我在学校留档的那个地址。这意味着保拉姨妈可能已经收到信，稍后会带到工厂转交给我们。“我想我会收到信的。谢谢您，拉瓜迪亚太太。您帮了我很多。”

她弯下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香水的气息萦绕在我周围。“别客气。”

我看见蒂龙与那位戴着羽毛帽子的女士手挽着手离开了。那一定是他母亲。他边走边向我挥了挥手。

安妮特从背后抱住了我。“真没想到你也要去哈里森了！咱俩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我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她歪着头问道：“你之前为什么跟我说你没通过考试？”

“我不太确定。”我说。安妮特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她转向了站在我们身后的她的父母。

“你好，金伯利，”埃弗里太太说，“恭喜你啊！”她向妈妈伸出了手，“终于见到您了，张太太。”

“你好。”妈妈边说边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又握了握埃弗里先生的手——他比埃弗里太太矮一大截，好像要使劲伸长脖子才能从他整洁的西装中探出头来。

“我们一家要去好好吃顿午餐庆祝一下，”埃弗里先生说，“不知能否邀请您二位也一起来？”

妈妈困惑地看着我，我用中文翻译了一遍，渴望她能同意，哪怕只有这一次。

“不，谢你，”妈妈说，“我们去……”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她想不出如何礼貌地用英文编造一个借口。

“回家，”我说，“我们有点儿事必须要做。”

“哦，”埃弗里先生说，“太可惜了。那下次吧。”

“谢你，”妈妈说，“你很好。”

埃弗里一家去吃午餐后，妈妈和我也离开了学校里欢庆的人群，走进地铁，直奔工厂。我还沉浸在典礼带给我的喜悦之中，妈妈也因为哈里森预科学校的事高兴极了，在地铁上她几乎没怎么看我的成绩单。

我们一到工厂就开始拼命赶工，这时我看见保拉姨妈站在我们面前。除了装货前检查清点，她一般不会到我们这里来。

“毕业典礼怎么样？”她问。

“非常好，”妈妈说，“谢谢你批了我今天上午的假。”

“你们两个能跟我来吗？”她的语气很客气，可妈妈和我还是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神。不知妈妈上午没在工厂时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跟在保拉姨妈身后，路上碰见刚从洗手间出来的马特。他挥手招呼我，示意我看着他，然后他在保拉姨妈背后模仿她的动作，假装给自己抓痒。我强忍着没笑出声。

走进办公室以后，保拉姨妈让我们坐下。鲍勃姨父一定出去了。

“我收到一封寄给金伯利的信。”她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上面印着哈里森预科学校的标志。

我接过信封。虽然保拉姨妈看上去轻松随意，可我还是很紧张。她为什么不直接在我们的工作台把信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这里说明她想找我们谈谈，或是有事要问。

“你申请了那所学校吗？”她问。

我点点头。妈妈吸了一口气，大概是准备告诉保拉姨妈申请的结果，可保拉姨妈却抢先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

妈妈一定是改变了主意，没说出她之前想说的话：“我们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那是当然。只不过这是一所竞争非常激烈的学校，我本来可以帮你们选一所更适合金伯利的学校。”

“您听说过哈里森预科学校？”我问。

“当然了。为了给纳尔逊选学校，我做了好多调查。哈里森预科学校是一所有名的美丽的学校，但也非常难进，而且学费非常昂贵。”

“是的。”妈妈说道。跟我一样，她也没多说什么。我想我们都在等着看保拉姨妈的真面目。我们想知道在得知事情真相之前，她会说些什么，会帮助我们还是阻挠我们。

保拉姨妈笑了。“小妹，我真没想到你会让金伯利对这样的学校抱有希望，你也要先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学费有多高啊！赶紧把申请表扔掉吧，就连纳尔逊都没被录取，再说现在申请也太晚了。”

我终于开了口：“这不是申请表。这是一份录取通知书，而且他们还给了我全额奖学金。今天我们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们的。”

保拉姨妈愣住了。她的脖子慢慢涨红，嘴唇上的黑痣颤抖起来。“你要去哈里森了？你们竟敢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她的声音充满愤怒。

妈妈倒吸了一口气，而我把信封紧紧抱在胸前。我们俩都被保拉姨妈突然爆发的怒火吓了一跳。

“大姐，”妈妈轻声说道，“你在讲什么怪话？”

保拉姨妈把手指插进头发中，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可她的手指还是因激动而颤抖着。“我只是很吃惊，这么重要的事发生之前没人征求我的意见。”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而且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成功，”妈妈试图安慰她，“我们很感激你，感谢你做的每一件事。”

保拉姨妈恢复了平静。“当然了，金伯利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我替她高兴。而且想想看，我本来还担心你们两个在这里会成为我的负担。”

“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我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保拉姨妈仔细打量着我，就像以前从没好好看过我一样。“我看出来了。”

之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妈妈和我并没有讨论刚才发生的事。我知道妈妈不愿意向我承认保拉姨妈的缺点，但我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在那一瞬间，保拉姨妈礼貌的面孔消失不见，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我们可以好好工作，不给她添任何麻烦，但她不想我们比她更成功，也不想我比纳尔逊更优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辈子都待在工厂，都住在那间公寓里，她是不会介意的。

那个夏天，安妮特给我寄了很多明信片。她总是写着“金伯利·张小姐收”，落款签着“安妮特·埃弗里小姐”。我给了她我真正的地址，因为我不想再让这些信落到保拉姨妈手里，而且我想，就算安妮特在地图上查到这个地方，天真的她也想象不出我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正在参加夏令营的她写道：

我要无聊死了！一个有趣的人都没有，所有的活动都无聊得要命。我唯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泳。天气很热的时候，湖水还是冰凉的。他们让我们唱很蠢的歌，做很蠢的游戏。我真希望现在我正在纽约，跟你在一起！

我从没见过湖，也从没游过泳。与那时候很多香港人一样，妈妈和我没钱做这些事。我做工的时候常想象自己和安妮特一起泡在那个冰凉的湖里。工厂里的夏天就是无尽的热浪加上电扇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因此这个夏天对我们来说成了一段无言的日子。窗户被糊得密不透风，或许是为了防止检察人员向里窥探。巨大的工厂风扇是我们唯一的慰藉。

每一台风扇都高高的，黑黢黢的，活像一口包裹在灰尘里的大石棺。风扇的铁丝网罩上到处垂挂着大条的污垢，它们在风中摇晃着，直到被吹落到我脸上，更糟的情况是：飞到我正在加工的衣服上。电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只不过是把熨衣台那里的热量和机器滚烫的发动机所散发的热量转移到我们汗湿的身体上，然后再把我们身上的热量转移回去。但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休息的时候，孩子们都因为太热不愿意玩耍，马特和我就张开双臂站在风扇前，任由头发被风吹乱，假装自己会飞。

由于我们浑身大汗，工厂里的布毛成了更严重的问题，那些布料纤维会粘得满身都是。我想用手抹掉自己裸露的肩膀和脖子上的布毛，手指擦过的地方留下一道道痕迹。

尽管又要花钱，但妈妈还是为我买了几张邮票，让我给安妮特回信，因为她觉得用英文写信对我有帮助。我写道：

我很抱歉那边这么无聊！纽约的生活很放松。能休息一下读读书让我很享受。唱歌和做游戏确实都很蠢。我希望你能快点儿回来。妈妈和我最近可能要旅行。

安妮特从佛罗里达寄给我的信上写道：

你真幸运，能在纽约好好放松一下！我祖母家很不错。昨天我们在家烧烤，我还在水池里吃了热狗！你们要去哪儿？希望你玩得开心！出去玩的时候别忘了你最好的朋友！

她还给我寄了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座城堡和“魔幻王国”几个字。

我回复她：

有一次我吃了一个热狗，我非常喜欢它，只是我不喜欢黄色的酱。妈妈和我可能不去旅行了，因为纽约城太美了。我以后去旅行会给你带礼物。你喜欢什么？谢谢你寄来漂亮的明信片。我非常喜欢它。你的祖母是你爸爸的妈妈还是妈妈的妈妈？我希望她健康。

每天晚上从工厂回到家，我都会重读一遍安妮特的信。我也希望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讲，比如去新泽西或是亚特兰大旅行，有几位缝纫女工就去过那些地方。等我有钱了，我会从美国各个地方给安妮特和妈妈带很多礼物。

在我们的房间里，蟑螂和老鼠强势回归，任何东西都必须盖好或封好，不能露在外面一分钟，哪怕是牙膏。否则，我们一转过身就会发现一只蟑螂正伸着长长的触角舔它。我们摘掉了糊在厨房窗户上的所有垃圾袋，阳光第一次从后面照进来。我试图寻找隔壁公寓里的那位妇女和婴儿，可他们的房间空空如也，连床都不见了。天气刚刚回暖，妈妈就拿出她的小提琴，几乎每个周日的晚上都为我演奏。她拉琴时，我会把晚餐的餐具收拾干净。有时她只能拉几分钟，因为我们从工厂带回来的任务实在太多了。

有一次我对她说：“妈，你不用每周都为我拉琴，你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我也是为自己拉的，”她答道，“没有小提琴，我都忘了自己是谁了。”

天气终于变得酷热难耐。妈妈买回一个小风扇，我们把它放在床垫前。下班后，我们俩会坐在地板上的床垫上，背靠着墙，吹着风扇喘口气。渐渐地，两个黄色的人形出现在布满裂缝的墙面上，小的是我，大一点儿的是妈妈。现在那两个人形或许还在那间公寓里。我梦到过它们，我们的皮肤、油脂和汗水渗透进多孔的墙体，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这样留在那里，永远也不会离开。

夏末一个周日的午后，安妮特出现在我家门前。当时妈妈和我从工厂带回家一些外套，正给它们钉扣子。我突然听到很大的响声，跳了起来。这个声音如此陌生，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门铃的声音。

“会是谁呢？”妈妈说。

我朝前面的窗户跑去，这时妈妈在我身后喊道：“金伯利！快停下！他们会看见你的！”

可我已经在偷偷往下看了，我看到安妮特蓬蓬的头发下圆圆的脸。她抬起头向我们这里望过来。我膝盖一弯，匆忙俯身藏在窗户后面，希望她没看见我。我还瞥见停在路边的车，里面坐着一个矮个子男士，大概是埃弗里先生。

门铃响了一次又一次。妈妈和我对视着，不敢出声，仿佛工厂检察员就站在门外。门铃声终于停了，我听见汽车开走的声音。

“我觉得他们走了。”我说。

“先别往外看。”妈妈说。

又等了十分钟，我才敢察看安妮特和她父亲是否已经离开。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安妮特寄来的一封信：

你肯定特别失望！我去了你家，就想跟你打个招呼，可你没在家！ 我本以为窗口那里有个人，但实际上没那么幸运。对了，你家电话是多少？我居然一直没有你的电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啦……在咱们的新学校！

妈妈给我买了几件新衣服，为我去哈里森做准备。为了满足着装要求，我必须买一件深蓝色的制服，可是很难找到我们买得起的。最后，在一家打折商店里，我们花了4.99美元买了一件海蓝色制服。它是尼龙做的，穿起来扎人，袖子长得盖住了我的手，还有高耸的垫肩，但至少在我看来，它与其他孩子穿的制服基本相像。我们还从沃尔沃斯商店买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

我穿上整套行头，望着镜子。我看见一个瘦小的短发中国女孩，身体和四肢罩在一件箱子般的四四方方的制服里，廉价的衬衫从制服底下伸出边来，下面是一条僵硬地支起来的裙子，再下面是细细的小腿。我们没找到任何简单朴素的裙子，只好买了这条腰带处镶着几颗巨大假钻石的裙子。我穿着棕色的布鞋，它们是我唯一一双可以配裙子的鞋。这一整套装束让我非常不自在，我觉得完全认不出镜中人是谁。

为哈里森预科学校，我已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作为哈里森的学生，我可以搭乘校车上学。校车会停在我原来的小学附近。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站在车站，校车停在面前时，我完全没认出来。车身光洁，灰色，前车窗挂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数字“8”。车内的座椅沿车厢四周排成一圈，而不是成行排列的。车内的座位有一半空着，剩下的一半大约坐了七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全是白人，都穿着制服。我默默地在最靠近车门的位置坐了下来，挨着一个年纪略大的男孩，他个头特别高，腿已经伸到了车厢中间。

在一个与安妮特住的小区很像的地方，车又停了，有三个白人小孩上了车。车开走时，他们的父母向他们挥手告别。安妮特今天由母亲送，不过以后她就会跟我一起坐校车上学。虽然我来美国已经快一年，可我从没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白人。我本不想盯着别人看，但他们的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实在很有趣。我旁边的男孩长着淡淡的橙黄色的头发，那颜色就像煮熟的章鱼，他的皮肤跟安妮特一样白，只是有些红色的小斑点。从安妮特家那站上车的一个女孩坐在我斜对面。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棕色的，很像中国人，只不过颜色要浅一些。她的头发在脸颊两侧翘着。其他一些孩子正与暑假归来的朋友们热烈交谈着，谈论他们的新课程。

我们的车驶进了一个大停车场，里面已经停了许多类似的车，每辆的前车窗都标着不同的数字。我数了数，至少有九辆，还有车不断开进来。大多数车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少数几辆刚打开车门，孩子们纷纷跳下来。

我跟着其他孩子往外走，经过停着普通小轿车的停车场时，我既没看见安妮特，也没看见她母亲。一位父亲匆忙地从我身旁经过，问他的孩子：“你确定你知道教室在什么地方吗？”我还走过一群高年级学生身边，他们站在主楼外齐声大笑着。目之所及，全是白人。我仔细研究了哈里森的地图，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藤蔓缠绕的米尔顿大楼。我们班的主教室就在这栋楼里，大部分课程都在这里上。我紧张地走上楼梯，呼吸急促。两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我之前进了大楼。

几个男孩女孩站在教室入口处，似乎在审视每个进去的人。后来我得知，他们原本就是同学，读的都是哈里森小学。其中几个女孩戴着亮闪闪的手镯，另外几个已经开始涂眼影和唇彩。

我经过他们身边时，一个头发跟糖姜一样红的男生吹了声口哨，一字一顿地说：“裙子真漂亮。”这群人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假装没听见，急忙找到一个靠墙的座位坐了下来，可我恨不得穿过墙继续走，走得远远的。我一边看着其他孩子陆续走进教室，一边用指甲抠着裙子上的假钻石，决定当晚就拆掉它们。

粗看之下，所有制服都差不多，可现在我能看出它们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一些女生的制服比男生的更短、更合身。很多人的制服跟我的一样也有垫肩，这让我很高兴，不过我的制服比他们的要长得多也宽得多。我在家收到过一份着装要求的书面说明（必须穿制服，不得穿牛仔衣裤、短裙、运动衫），现在发现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衣服可以穿。

在刚才笑我的那群孩子里，有个女孩穿着条略短的半身裙，腿上穿的好像两条羊毛裤管，又像松松垮垮、没有脚掌部分的袜子，脚上蹬着一双短靴。一个高个子男孩长着跟雄狮的鬃毛一个颜色的黄头发，正在跟“糖姜头男孩”掰手腕。黄头发男孩的制服撑开时，我看见他里面的T恤染上了一些颜料。

我认出跟我乘同一辆校车、坐在车后部的棕色长发女孩。她跟其他很多女孩一样，也戴着一条发带，以便固定住蓬松的头发。就在这时，我们的班主任走了进来，她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她一头金发，身材消瘦，行动如鸟一般矫捷。她点了名，给我们发了新学期作息时间表，然后讲了许多实用的东西，比如我们的柜子在哪里。得知能有一个干净的地方放自己的东西，我兴奋极了。

我已经知道安妮特跟我不在同一个班，可还是特别想她。我跟其他孩子一起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尽量跟那个小帮派保持距离，特别是“糖姜头男孩”。社会研究课的老师是斯科金斯先生，他身材魁伟，西装革履。他用低沉的嗓音宣布，在他的课上我们需要及时了解新闻，我们还要模拟从股市中购买股票，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追踪行情，看自己是赚是赔。我咬着嘴唇，思考从哪里可以找到报纸查询股票信息。

在课堂上，我仍不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但现在我已经基本可以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只是聚精会神地听英文让我特别累。午餐时我在餐厅碰见了安妮特，那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

安妮特拥抱了我，她的金属牙套闪闪发光。“见到你真开心！”她说，“这儿的人都好奇怪。”

经过一个暑假，她的皮肤并没被晒成金棕色，倒是雀斑变多了，如果离得远些，眯起眼睛看，这些雀斑显得她的肤色确实深了些。她长高了，也瘦了一点儿，但鼓鼓的肚子还是把裙子撑得紧绷绷的。她的头发也长长了，原来是在脑袋周围蓬成球状，现在像个金字塔一样从她脖子后面伸了出来。让我没想到的是，她拿了个盘子站到我的队伍中，也等着领热餐。

“你也有免费的午餐吗？”我问。

她笑了：“傻瓜，大家都在这个餐厅吃饭，餐费含在学费里啦。”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沙拉吧，里面有各种我从没吃过的东西，比如橄榄，比如瑞士干酪。我吃惊地发现，那天的主菜竟然是叉烧肉配米饭，当然口味跟别的菜一样不地道：米饭硬而无味，猪肉只是从外面涂了红色的酱汁，而不是真的蘸叉烧酱后烤制的。不过又能坐在安妮特旁边让我很高兴。

午餐后，我们上了节生物课，老师讲了科学计数法、细胞结构这些我在香港没学过的内容，我听得饶有兴致。下课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

大肠杆菌基因组有480万个碱基对，人类的基因组有60亿个碱基对[9]，那么人类基因组碱基对的数量是大肠杆菌基因组的多少倍？

“回家以后想想怎么解这道题，”老师说，“有人现在就知道答案吗？”

没有人动。

慢慢地，我举起了手，老师向我点点头后我说道：“是1.25×103，先生。”为了再次说出“先生”一词，我差点儿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没看名单就微笑着说：“啊，你一定是金伯利·张。”

回想我一整天见到的所有面孔，我并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非白人，但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我们班上其他人都是白人，不过我在走廊里见到了一个印第安女孩和一个高年级的黑人男孩。

那天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我很庆幸自己记得从家带来运动鞋。上小学时，体育课就是孩子们的玩耍时间，一有球飞过来，我们就躲在别人身后。而在哈里森预科学校，上体育课是件严肃的事。我们被告知每周要上好几节，而且我发现体育课对我来说会是个问题。妈妈教过我，不能做任何不像淑女的动作，不能做危险的事，这也是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对她的要求。“不淑女”的例子包括两个膝盖分开的动作以及任何会让裙子飘起来的动作——有没有穿着裙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观念。“危险”则涵盖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动作。我穿着裙子时总是很不在意，又喜欢快速地跑来跑去，为此妈妈没少管教我。站在体育场，我还没开始运动，就已经觉得对不起妈妈了。

然而，直到我们排着队领取我们的运动服（绿色的T恤和我之前看到过的宽短裤）并蜂拥着进入更衣室时，我才知道我真的遇上麻烦了。

[9]实际上，人类基因组大约有30亿个碱基对。——译者注

07

我挨着妈妈站着，没有回答，只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我多么希望再做回她身边那个小女孩。

其他女孩纷纷开始脱衣服。上小学时，我们从不会为了上体育课特意换衣服，只需换上运动鞋——如果我们当时穿的不是运动鞋的话。我攥着自己的新裙子，发现其他所有人都穿着从商店里买来的内裤，还有人已经穿上了棉布文胸或是无袖胸衣。他们的内衣裤看起来五颜六色，价格不菲。

有些女孩完全平胸，这让我特别羡慕。那个夏天，我的胸部已经开始发育，我千方百计地掩饰着。一定得找出个好办法，而找到这个办法的人只能是我自己。我藏在外衣底下的内衣裤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包括一条厚棉布短裤，裤边歪歪扭扭地缝着一圈红线以给我带来好运；还有一件染了色的起球的长袖汗衫。每个人都在用眼角余光互相打量着。这时我发现墙角有一排卫生间小隔间。我在心中默默感谢上天，然后冲进去换衣服。

第一节体育课的内容是个人体能测试，测试的项目有跑步、跳远、俯卧撑，体育老师还给了我们一个网球拍，朝我们扔球，然后数我们打中多少次。工厂里的劳动使我变得强壮，虽然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也不至于太差。我终于不再为“不淑女”的举止感到愧疚，这让我松了口气。

我开始认识到美国人对运动能力的重视，这在我看来十分新奇。在香港，只要学习成绩好，就是一名好学生，但对美国孩子来说，好分数远远不够。他们还要擅长体育运动、会演奏某种乐器，甚至牙齿要整齐。我同样也需要变得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一天下来，我已经记下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刻薄鬼”叫格雷格，“狮子头”叫库尔特，穿着护腿（另一个女孩称赞它们时我得知那叫作“护腿”）的女孩是谢里尔，跟我同车的棕发女孩叫塔米。

下了体育课，其他孩子可以放学了，而我每周有三天要去图书馆勤工俭学，还有一天要上英文辅导课。我还没想好如何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去工厂帮妈妈。领取奖学金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去图书馆工作。

我已经得知，我将要去工作的那个图书馆不是供人进行学术研究的主图书馆，而是位于米尔顿大楼里的一个主要用于自习的小图书馆。我本以为它会像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一样，是个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场馆，可打开图书馆大门的那一刻，我大吃一惊。这里小而温馨，阳光穿透高高的彩色玻璃窗倾洒进来，几个学生蜷坐在长长的皮沙发上看书。

一位男士穿着栗色条纹真丝长褂，正在为一张桌子上的栀子花浇水。这一整天我见到的所有男士当中，除了体育老师就只有他没穿西装、打领带了。他抬起头，看见我，然后走了过来。他的长褂是立领的，领子上绣着花纹，下身穿着白色的棉布裤子。

他的头发原本应该跟我的一样黑，只是现在掺杂了许多银发。“你是新的奖学金获得者吗？我是贾马里先生。”他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轻快的节奏。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没忍住，问道：“您是哪里人？”

“巴基斯坦。”他回答。他发现我正盯着他褂子上错综复杂的刺绣出神。

“啊，你发现了。校长已经努力了好多年，想让我也穿上西服，不过我没答应。我还身兼剧场主管，所以还算说得过去。你说对不对？”

贾马里先生为我讲解了我的工作内容，实际上非常简单。他说这个图书馆的藏书有限，所以大多数学生只是来这里看书或自习。我明白，这意味着我在这里工作时会有些空闲时间，甚至足够我完成自己的功课。我还获准使用后勤办公室里的打字机，我高兴得直想拍手。

“贾马里先生，我能调一下工作时间吗？我想早点儿过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妈妈在工作，我放学后必须去帮她。”

“我明白了，”他用他那双聪明的眼睛看了看我，“这样的话，让我想想办法。”

在工厂，马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的新衣服。“哟，这不是老板娘的千金嘛！”他说。

我一定显出了很受伤的样子，因为他马上补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很漂亮。”

我知道他只是客气一下，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刻，马特称赞我漂亮的这一刻。

不过这也让我意识到，把在学校穿的衣服穿来工厂可能会带来麻烦，这麻烦不仅来自工厂里的其他孩子，还可能来自保拉姨妈，她绝不需要时时被提醒我已是哈里森的学生。我决定从此以后一到工厂就换上工作服，并绝口不提学校里的事。

“今天过得怎么样？”妈妈问。见到那双温暖熟悉的棕色眼睛，我几个小时里第一次放松下来。我这才发现一整天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哈里森对我来说又是个多么陌生的世界。

我挨着妈妈站着，没有回答，只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我多么希望再做回她身边那个小女孩。妈妈的尼龙衬衫已被汗水浸透。

“你这个疯丫头。”她动情地说，抚弄着我的头发。

我抬起头：“妈，我得买几件内衣了。”

“为什么？你现在穿的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上体育课前要一起换衣服，其他女生会看见的，她们该笑话我了。”

“正经女孩不会看别人的内衣的。她们今天笑话你了？”在妈妈生活的世界里，内衣是绝对私密的东西。我们的钱很有限，她觉得应该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比如我的制服。

“没有。可是……”

她的语气颇有“姑息养奸”的意味：“阿金，不要太敏感。好女孩肯定会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换衣服的。不要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注视你。”她快速抱了我一下，然后又开始劳作。

我望着妈妈瘦削的后背，透过她薄薄的衬衫可以清楚地看出她脊椎的形状。我的胸中突然腾起一腔怒火，真想把妈妈推倒在她面前的工作台上堆放的那一大摞衣服中。可当我深吸一口工厂里的空气——从熨衣台飘过来的、永远潮湿而带着金属味的空气，我的愤怒开始一点点被歉疚取代。我们到美国这么久，妈妈还从没给自己买过东西，包括她现在急需的大衣。

休息时间一到，我就尝试把裙子上的假钻石拆下来，却发现行不通：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塑料块粘在腰带上，如果把它们拆下来，裙子上将留下非常难看的痕迹。我在一推车的残次品和废布料中一通乱翻，最后找到一块黑色的布，对折以后可以用作腰带，虽然看起来不甚雅致，但至少可以盖住假钻石。我还发现了几条没通过保拉姨妈验收的裙子，只怪自己不够高，穿不了成人的尺码。

与往常一样，妈妈和我的晚餐是她从家里带过来的米饭。对中国人来说，米饭才是真正的粮食，肉类、蔬菜等只是陪衬。可那段日子我们过得非常拮据，米饭几乎不再有肉配了。

那晚我们回到家已是九点半，这一天终于要落下帷幕，而我这才有机会回顾一下从早到晚所发生的一切。在学校的这一整天，我一直都是白人堆里唯一的中国人。糖姜头男孩格雷格令我又好奇又畏惧。不光因为他取笑了我，还因为他看起来与我如此不同：不可思议的头发、淡绿色的眼睛、皮肤下蓝色的血管。还有我们班的那些女生，都有深陷的眼窝，涂着蓝色的眼影，还长着浓密上翘的睫毛。我望着浴室里那面布满油漆斑点的镜子，盯着镜中自己的脸，觉得自己长得跟那些女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她们的样子才算得上“漂亮”，那我呢？

第二天，我在一间空教室与我的英文辅导员克丽见了面。我一走进房间，她便站起身与我握手。她身材娇小，笑起来两颗门牙间有一道明显的缝隙。她告诉我她是毕业班的学生。

我坐下来，等着她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以为她会掏出一本语法书。结果她也等待着。

随后她说道：“金伯利，咱们做什么呢？”

我看着她。她才是辅导员呀，在香港，我还从没听说哪个老师或辅导员会让学生决定教学内容。

她往后一靠：“学什么对你帮助最大？”

我各方面都需要帮助。我想了一会儿：“口语。”

“很好，那咱们就聊天，然后我来纠正你所有的错误，如何？”

“好的，谢谢你！”终于有人帮我提高英文水平了。我高兴得直想拥抱她。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发现她跟我一样，也是奖学金获得者。

见我吃惊的样子，她说：“并不是少数族裔学生才会申请奖学金。你知道，这个地方真的很贵。”

“你觉得哈里森什么样？”

“是‘你觉得哈里森怎么样’。”她纠正道，“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不过如果你能多参加些活动，会很有帮助，比如网球、曲棍球，或是加入校报小组。”

“是的，那好主意。”我说，但我知道自己放学后什么也参加不了。没有我的帮忙，妈妈根本无法在装货前完成任务。

大家都怕格雷格和他的朋友们。他目标明确，奚落起人来言辞恶毒、有针对性：伊丽莎白是个皮肤白皙却长满雀斑的女孩，她特别腼腆，很少说话（“水痘小姐”）；金尼长着依稀可见的胡子（“今天忘带剃须刀了吧？”）；邓肯总喜欢用鼻子深吸气（邓肯·韦德[10]）。格雷格闻出了我衣服上的樟脑丸味道（妈妈和我用它们防止蟑螂咬坏衣物），每当我走过，他就捏起鼻子，然后他的朋友们就会爆发出一阵笑声，直到我走远了，那笑声仍在走廊里回荡。

课上教的内容比小学难多了。这里没有博加特先生让我少了一重忧虑，然而对我来说，跟上学习进度并不容易。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社会研究课的“每日时事”测验。我每次都不及格。斯科金斯先生无法理解的是：每天晚上六点看看新闻，或者翻看一下父母订的《纽约时报》，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做不到？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就问你们的父母，”他说，“讨论新闻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我想象着妈妈和我坐在餐桌前长谈，那桌子就跟安妮特家的一样，擦得光可鉴人。妈妈在为我解释水门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次，为了上课，我读到一篇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文章，我确实试图与妈妈展开讨论。

“怎么会有人想救老虎这样的动物呢？”她困惑地问，神情悲伤，“还在内地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婴儿就被老虎叼走了。”

有时我见她翻看我的书，东认个词，西找个字，她一直坚持从右向左看。她从唐人街买回来一本学英文用的薄薄的小书，周日的时候我也会教她一些，但她本来就不擅长学语言，加上中英文的差别实在太大，学好英文对她来说简直就像改变瞳孔颜色一样难。

在工厂做工时，我一直开着收音机，力图捕捉到一些重要新闻，但锅炉就在我们工作台旁边不断发出嘶嘶的响声，盖过了许多单词。我的词汇量有限，就算能听懂整句话，一般也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帮助我理解这些新闻。

生物和数学我还可以应付，这些科目我本来也比较擅长，可学习其他科目时，我读那些英文教科书所花的时间比读中文教科书多上三倍。我完全做不到速读，只要稍一走神，书中的语句就变得无法理解，我不得不重读一遍。每看几个单词就要查一下字典。我经常连问题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去寻找答案了。

暴力这一主题是如何从故事的开端到它不可避免的高潮一以贯之地出现的？暴力是如何在每个主要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

我抬起头，发现妈妈已经准备睡了。她瘦弱的身体盖着一层层铺盖，它们用一件长毛绒背心捆在一起，而背心正是用我们找到的毛绒玩具布料做成的。她戴上了手套，可还在搓着双手取暖。夏天的时候，我曾在一本儿童读物上读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父亲与他的女儿坐在一起，教她如何开支票。我常常想象那个场景。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妈妈问。

“没有，妈。”

她叹了口气。“你总是这么用功。别熬太晚了，小家伙。”

我也想睡觉。我感到自己的后脖颈越来越沉，压得我抬不起脑袋，也抬不起眼皮。房间昏暗而空旷。几只老鼠在厨房里蹿来蹿去。我揉了揉太阳穴，重读了一遍问题。

几周后的一天，我刚躲在小隔间换完衣服，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阵响声。屋顶上有个大天窗，我看见那里有影子晃动。

一个女孩尖叫道：“是男生！”

头顶上传来笑声和脚步声，之后影子不见了。

很多女孩并没有因这个事件显得不安，似乎反而颇为兴奋，悄声讨论个不停。第二天，我从格雷格身边经过时，他在楼道里大喊：“你那四角裤穿着舒服吗？”

他身边的男孩女孩们狂笑不止。我双颊滚烫，继续往前走。必须得采取点儿行动了。

“其他孩子开始嘲笑我的内裤了。”在工厂我对妈妈说。

她惊得退后了一步。我很高兴，我是对的，妈妈因此受到了惩罚。这都是她的错。

“他们怎么看见的？”妈妈不敢直视我的眼睛，问道。

被嘲笑的痛苦突然像爆米花一样炸开：“我都跟你说了，大家都在一起换衣服，都盯着别人看！这里不是中国，妈！”

她沉默了一阵，然后说：“周日咱们就去商场。”去商场之前，我还要熬几天。有体育课的日子，谢里尔开始往隔间里瞥，偷看我换衣服。我听见她和其他女孩在外面咯咯笑着，她们笑得越来越无情，好像我一直没换内裤就表示我默许了她们的嘲笑一般。

那个星期五，我绝望地在外衣里面穿上了泳衣，而没再穿妈妈做的内裤。香港的一位邻居把泳衣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我，现在它已经太小，肩带紧紧勒着我的肩膀。透过白衬衫，我的亮黄色的泳衣若隐若现，但那种紧绷绷的感觉让我安心。至少这是新的、从商店买来的，而且像其他人的内裤一样，它也紧而贴身。

体育课上，格雷格特意向所有人说道：“咱们今天要上游泳课吗？”

我发现我只让事情变得更糟了。

我们到沃尔沃斯商店买了一包内裤，但这里卖的胸衣没有小号的，我们只好去马路对面的梅西百货。保拉姨妈说过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买不起里面的东西，可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在耀眼的灯光下，导购小姐向来来往往的顾客身上喷洒香水，却直接忽视了妈妈和我。我们穿得太寒酸，面孔一看就是华人。柜台里摆放着各种我们看都不敢看的货品：皮包、人造钻石、口红。女孩子们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身穿白大褂的女士给她们化妆。整个商店充满浓烈而新奇的香味。

在内衣区，不同颜色的睡衣、紧身胸衣、衬裙和文胸像糖果一样被展示着。妈妈拿起一个价签看了看，然后摇摇头。

显然，我穿不下货架上挂着的那些巨大的文胸，那是给胸部丰满的女性穿的，不适合我刚刚开始发育的小小的胸部。

“找人问问。”妈妈说。

我特别希望能由她来帮我问，希望她能负起安妮特的母亲一定会负的责任。我看了看货架上的一个文胸，尽管没穿在人身上，但它仍显得格外性感。我摘下文胸，走向导购小姐。妈妈站在我身后。

我还没开口，就觉得浑身上下都羞红了。“你有这个吗？给我穿的。”

那位黑人女士突然大笑起来，让我恐慌至极。当她看到我的表情时，她忍住笑：“对不起，宝贝儿，我只是觉得你这么小一个人，却拿了个这么大的。”她的声音响亮。

“来，”她说，“你要穿的是少女文胸。你穿多大码？”

“我也不知道。70？”我根据妈妈的文胸尺码胡乱猜测，她的文胸是在香港买的，用的是欧码尺寸。

这位女士又笑起来：“你太可爱了。我保证，有一天你会长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不过不要太心急了，宝贝儿。来，我给你量一下。”

她拿出一个卷尺。我拉起毛衣，为穿着自家缝制的衬衫感到难堪，但至少这件衣服上没有破洞。不知这位女士有没有注意到，但她什么都没说。她用卷尺在我胸部绕了一周，我低头盯着地板。

“33A。”她宣布。整个商场都听得到她的声音。她从展示柜里拿出一个纸盒，递给我，“你要试试吗？”

“不用了，谢谢。”

我接过盒子，妈妈和我迅速付了钱，匆匆离开了。

回到家后，我刚拿起它时觉得它只不过是块扁平的棉布，但我穿上以后，它看起来跟其他女孩穿的很相似。

但新内衣来得太迟了。同学对我的取笑已经开始，就像一列加速的列车，兀自推进，越传越远，持续不断。

这些孩子的复杂程度远超过我，我想过告诉安妮特。每天在校车上、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凑到一起聊天，但一般都是她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她上的课和她班上的同学。她老是说她的同班同学中没有哪个像我这么好、这么聪明。我经常需要向她保证，某个男孩子并不讨厌她。她没注意到我很少讲自己的事，但我不怪她。实际上，不用谈论自己的事让我很高兴。听她描述她的世界，并通过闭口不谈自己而假装自己也生活在那个世界中，对我来说是一种慰藉。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过得有多不好。

在英文辅导课上，我向克丽提及了此事，她很是关心。

“这样可不行，”她说，“你应该告诉老师。”

我担心一旦我向老师抱怨，学校会认为我是个麻烦，后悔录取了我。而且，至少在香港，老师会让双方家长见面谈话。妈妈怎么可能招架得住格雷格的父母？

在工厂，我终于决定问问马特。

“我需要你帮忙。”我说。

“你知道的，在这儿我说了算。”马特说。

“学校里有人欺负我，”我红着脸，为承认这个事实感到耻辱，“我想阻止他们。”

他金棕色的眼睛里满是善意。“这可不行，有一些蠢货曾经也想欺负我和帕克来着。”说到这里，他的笑容消失了。

“你是怎么做的？”

“我跟带头的打了一架。不过对女生来说这不是个好方法。”

“我也打过架，跟我们班最壮的男生。”

“你？细胳膊小姐？”

“好吧，其实也算不上打架。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喜欢我。”

“可能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

“不是，绝对不一样。”然后我笑了。我确定格雷格没有喜欢上我，但马特的话让我有了个主意。

在下一次体育课前，我一直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不确定我够不够勇敢，能不能执行我的方案。我的心跳得厉害，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在宽敞的大厅的入口处停下脚步，然后朝他走去。他正站在一群朋友中间。

“格雷格。”

这些孩子几乎从没听过我开口说话，更别说直接冲着他们说。大家都安静下来。

格雷格看着我。

尽管我双腿直打战，但还是给了他最和善的笑容：“我很抱歉。”

他一脸困惑，而且还有一丝愧疚，大概他也知道应该由他来道歉才对：“为什么？”

“你一直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可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然后我踮起脚，努力做出屈尊俯就的样子，想亲吻一下他的面颊。然而，我因太过紧张没有对准，亲到了他的嘴角，这倒使我的表演在“观众”眼中更真实了。格雷格再爱虚张声势，也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也被我的吻吓到了，气急败坏地“呸呸”吐起口水来。他就像被一窝蜜蜂蛰了，脸上除了长雀斑的地方以外，全都变成了深红色。

我还不太适应白人的皮肤可以变换成各种颜色，他把我吓得后退了一大步，不过此时笑声已经响彻整个大厅。

“格雷格喜欢金伯利！格雷格喜欢金伯利！”男孩们反复喊着。

“行了行了。”他终于挤出人群，用手指摸着自己的下嘴唇——我猜是由于太吃惊，结果大家对他的嘲笑更厉害了。

“还在回味那个吻啊？”库尔特坏笑着说。

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真的相信了我，有多少孩子只是借机报复格雷格，毕竟他或多或少伤害过所有人；我知道这个事件扭转了局面，他开始躲着我走，而且大家对我的取笑也很快结束了。

虽然我一直努力避免与保拉姨妈碰面，但有一天我走进工厂后，还是与她撞了个正着。当时我正穿着哈里森的校服，她若有所思地把我打量了一番。我跟她打过招呼，便匆忙跑进洗手间换衣服。

之后，她走到我们的工作台前。

“大姐，”妈妈担心地叫道——现在还不到常规质量检查的时间，“出什么问题了吗？”

“当然没有，”保拉姨妈说，“我只是在想，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来我家‘吃饭’（eat rice）了。”她指的是晚餐。“我让鲍勃周日去接你们怎么样？”

妈妈努力掩饰着她对这份好意的惊讶之情。自从我们一年多前搬到现在这个住处，保拉姨妈只提过一次让我们去她家做客。“你真是太给我们面子了。”

“哪里，哪里。让金伯利穿得好点儿吧，比如穿她的校服。”

这下我也大吃一惊。保拉姨妈离开后，我对妈妈说：“我觉得我上了哈里森肯定让她特别气愤。”

妈妈想了想，说道：“保拉姨妈不会与她无法改变的事抗争，她是个很现实的人。”

“那就是说她不再生气了？”

“我也没这么说。你在他们家一定要特别小心[11]。”妈妈的意思是要我小心谨慎。“要表现得谦卑一些。”

“如果保拉姨妈还是这么的度己[12]，她为什么要请我们呢？”

“度己”就是嫉妒的意思。

妈妈叹了口气：“阿金，你不该问这么直白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举止得体的中国女孩子应该问的。”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样才能知道在她家要怎么表现。”

妈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回答我：“如果保拉姨妈无法改变一件事，她会想办法让她和她的家人尽可能地从中获益。”

我终于得到了答案：“是纳尔逊，她想让我给他树立一个好榜样。”

妈妈点点头：“对他客气点儿。”

保拉姨妈家既温暖又舒适。我在客厅的暖气片前徘徊。

纳尔逊看到我，也慢慢踱了过来。他同样穿着他的校服——深绿色的制服上衣和棕色的裤子。这下我明白了：保拉姨妈之所以让我们俩都穿着校服，是想炫耀纳尔逊也上了私立学校。她让我穿上校服，这样纳尔逊也可以穿上他的。

纳尔逊用大人听不到的音量低声说：“你看见我们家特别眼红吧？”

要比谁更会羞辱对方，纳尔逊永远比不过我，更别说用中文了。我拍了拍他的胳膊：“真可惜，你的脑袋就像牛皮灯笼一样，不管怎么点，就是不亮。”[13]

保拉姨妈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打断了我们：“吃饭啦！”

我们全都围坐在桌前——鲍勃姨父、戈弗雷、纳尔逊、保拉姨妈、妈妈还有我。桌上摆满了各种佳肴，比如荔枝炒虾仁、青椒塞肉，还有一整条配着葱姜的清蒸鲈鱼。

“你给我们上了盘‘金龙’啊。”妈妈说。我的姨妈可真是煞费苦心。

她以前从没在我们身上花过那么多心思。看得出来，我们的地位在她心目中有所提升。但这不仅是因为她对我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我现在已经足够了解她，知道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或许她意识到我现在对她来说是一个威胁，她应该对妈妈和我更好些，以防万一。

吃晚餐时，保拉姨妈想知道我每一门功课标准化测验的分数以及我究竟如何考上了哈里森。我给她讲了大致经过，但大部分细节都没有说。

“那你上了这所贵族学校以后，成绩怎么样？”她问。

我盯着自己的饭碗。“课程有一定难度。”

“真的吗？连这么聪明的女孩都这么觉得吗？”

“我上次英文考试得了100分，”纳尔逊插嘴道，“你得多少？”

我刚刚夹起一颗荔枝放进嘴里，重重咬了一下筷子。我能感觉出牙齿在木筷上刻下的印痕。“纳尔逊，咱俩上的根本不是同一所学校。”

“我知道。那你得了多少分？”他问。

我很惭愧，却不能不坦言道：“67。”

纳尔逊笑逐颜开。鲍勃姨父正在给戈弗雷喂饭的手停在半空。

“啊。”保拉姨妈长舒一口气，显得释怀和满足。显然，她想用我来激励纳尔逊的愿望远没有希望我失败的愿望强烈。

妈妈皱起了眉头。她以前从没听过我得这么低的分数。“你怎么没告诉我，阿金。”

“没事的，妈，”我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你要当心你的奖学金，金伯利。”保拉姨妈说——我知道如果我丢掉奖学金，她一定很高兴。“可不要被取消资格。”

“我知道。”我说。其实我暗中有些担忧，我从没跟妈妈提过这事，而纳尔逊和保拉姨妈暴露了我。我盯着保拉姨妈的眼睛：“我每天都要在工厂工作到很晚，没什么时间学习。”

妈妈打断了我们：“你放心[14]吧，大姐。阿金不管做什么都尽心尽力。再来一个青椒吧。”她用自己的筷子夹起一个青椒放在保拉姨妈碗里，同时瞪着我让我闭嘴。

我服从了。妈妈换了话题。

安妮特在哈里森的适应过程也不太顺利，不过跟我属于不同的情况。她与其他大多数孩子一样，也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她的长相有些滑稽，又太心直口快，所以与别人相处起来不那么容易。每天早晨在校车上，我都会给她占一个我旁边的座位。她一上车，我们就开始谈论我们的课程，谈论安妮特觉得可爱的男生，一直说到下车。我没有什么中意的男生，我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好跟上课程进度，而且我们班的男生似乎只对胡闹和捉弄女生感兴趣。

棕发女孩塔米有时在车上会望向我们这边，在课堂上她也偶尔会挨着我坐。

一次，在数学课上，她小声对我说：“我昨天本想给你打电话问问作业，但我在学校通讯录上找不到你家电话。”

“我们家换号了。”我答道。每当安妮特问起，我也用同样的谎言搪塞，直到她不再问我。

“那新号是多少？我记下来。”

“现在线路有些问题，他们正在外面的马路上修呢。”

“哦。”塔米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从那以后，她更多地与谢里尔、格雷格以及他们那群朋友坐在一起。

凡是我的英文辅导员克丽教的，我都很用心地学习。她说她从没见过谁进步得这么快。然而，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全部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英文。

到了七年级第二学期，我的同学们变得比老师更难让我理解：他们说话时会使用大量俚语，而我又不了解相关的文化语境，因此他们的对话常让我困惑不已。一天，我听到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库尔特正在谈论“来世”，本以为自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些宗教知识。

我起初并没有仔细听，因为安妮特一直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还是有只言片语飘进我的耳朵：“……天堂之门……修女遇见圣彼得……他说……修女，你过的生活……回到人间。”

我开始留意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仰很感兴趣。没想到库尔特还是颇有思想的。

库尔特继续说道：“‘下辈子我要做萨拉·派普兰。’修女拿出一篇报道，递给圣彼得。他读了一遍，然后说：‘哦不，亲爱的，上面说萨拉·派普兰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跟1400个男人上了床。’”

其他男孩子都开始放声大笑，以显示他们听懂了。我这才明白，我认为的宗教讨论实际上是个黄色笑话。我不知道萨拉·派普兰跟修女到底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输油管[15] 怎么会跟黄色笑话沾上边。安妮特从始至终都在说话，我不能问她，否则她就会知道我没有认真听她说。

纵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每天能去哈里森上学还是一件令我非常激动的事。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布鲁克林那个到处都是涂鸦的区域，来到芳草如茵、鸟语花香的校园，我感觉自己好像到了天堂。

我们终于不用再做立体模型、海报等“趣味作业”，这也让我如释重负。我的作业都是试题和论文，这些更容易做，因为不需要再准备其他材料。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一些话我还是会听不懂，但这已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内容我在家阅读材料的时候已经读到过，因此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对于我在作业中出现的错误，老师们也都很宽容。

老师们为我的英文水平打分时，依据的是我有多大进步，而不是与其他同学比，因为其他人的母语都是英文。有些老师还会帮我把作业中的错误改正过来，这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贾马里先生一般都不在，不过我知道如果有需要，在楼上他的办公室或是剧场里一定能找到他。

有时，他会突然从我背后冒出来。他发现我在读《90天提高词汇量》这样的书以后，开始把图书馆不要的旧书、旧杂志送给我。这些书报杂志五花八门：《哲学史》《摩尔·弗兰德斯》《让你的窗台变花园》……我来者不拒，悉数阅读，并把它们摞好，摆在我家从不发热的暖气片旁。

到了那一年的年末，我大部分科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只有社会研究课除外。我的新闻时事考试没通过，但斯科金斯先生同意我额外写一篇论文来补救。我并没有丢掉奖学金，而且在学业上的天赋开始重新展露出来。不过我和妈妈十分注意，没有告诉保拉姨妈。

八年级开始后，学校告知我不需要再上英文辅导课了。我会怀念有克丽这样的人给我提建议的日子，但同时也认为这是对我的肯定，说明我的英文进步了。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仍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班里大部分同学还是去年那些，可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放学后，他们会参加各种新奇的课外活动，丰富社交生活，而我只有旁观的份儿。他们参加演出，打曲棍球、篮球、网球。学校里有足球比赛，还有一群专门负责呐喊助威的人。我因经常听他们谈论而得知，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在晚上外出。但最让我吃惊的或许是那些孩子在一起时有多么放松和快乐。我常看到塔米和她的朋友一起开怀大笑，而她对我也一直很友好。库尔特和谢里尔——全年级最酷的两个孩子，每天疯狂地调情给其他人看。

别的女孩对谢里尔又羡慕又嫉妒，只有安妮特除外，她觉得谢里尔很浅薄。在谢里尔挑战着装要求，穿着露出半截大腿的短裙来上学后，很多女生在一周的时间内纷纷效仿，也都露出自己雪白的大腿。至于库尔特，他好像胸有成竹，知道自己日后一定前途无量。这并不是从他英俊的外表上表现出来的，而是他有一种确知自己不是凡俗之辈的自信。

我甚至都不愿尝试接近其他人，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是我知道自己无法分享他们的生活。我还肩负着工厂里的责任，就算没有这个担子，妈妈也不会让我出去。在她看来，好女孩不该这样做。

一天午餐前，在走廊里，格雷格和他的一群朋友走在我前面不远处，其中包括塔米。

“今天晚上你去看《洛基恐怖秀》吗？”格雷格问塔米。

“当然去啦，”她说，“如果你们愿意，咱们可以在我家碰面。”出乎我意料的是，她转过头，笑着对我说：“你来吗，金伯利？”

“啊，我也不知道。”我在拖延时间。我知道自己不能去，只想假装有这个可能性，“你们几点碰面？”

她看了一眼格雷格。我感觉格雷格完全没想到塔米会叫上我。“大概11点吧？”

我眨了眨眼。上午11点不是要上课吗？幸运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没来得及暴露我的无知，塔米便继续说道：“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下西城了，所以咱们有充裕的时间，肯定能在午夜前赶到格林尼治村。”

“咱们还是早点儿见吧，我可以买些熊。”格雷格说。

他们讨论当晚的安排时，我的脑袋快速转着。半夜才开始的什么“秀”，还有熊？我这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一种酒精饮品——啤酒[16]。

我重新抬起头时，塔米正对我说着什么。“那你能来吗？”

“你父母不管吗？”我脱口道出心中的疑问，“啤酒？”

她耸耸肩，表情略显尴尬：“我爸妈离婚了，我跟着我爸爸。他经常不在家，基本什么都不管我。”

“哦，”我犹豫着，“我很忙，要不下次吧，好吗？”

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那下次吧。”

我知道不会有下次了，但她能邀请我，我还是很高兴。她的邀约使我不禁想象自己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哪怕这种幻想只是昙花一现。

两周后有一场物理考试，题目将涵盖质量、力、加速度等内容，大家对这次考试都很紧张。这门课涉及许多数学知识，我其实很高兴。有一天放学后，我看到其他孩子围在柜子旁，边做作业边抱怨他们什么都不会。

“我上次考试就不及格，”我听见谢里尔对她的朋友说，“如果这次再不过，我就要被禁足了。”

“这次考试更难，”库尔特说，“要是大家全都考不过，他们就没法算这次的成绩了。”

就在这时，谢里尔看见了我，她冷冷地说：“不会都考不过的。”

我低下头继续往前走，但能感觉到大家都注视着我。

考试那天，我们的课桌被摆成一列一列的。这次，我坐在塔米后面，而库尔特坐在旁边那列跟我并排的位置。助理教师特纳太太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分发试卷。

塔米转过身对我说：“你还有多余的铅笔吗？我的笔尖断了。”

我点点头，指了指放在我桌上的那一支。

她伸手去拿的时候，一张折起来的黄色小纸片从她袖子里掉了出来，飘落到地上。我下意识地弯腰去捡，可我坐直身体以后，塔米已经转了回去。这会是写给我的吗？我从没在课堂上传过纸条，但我见过别人与他们的朋友互传纸条，并因强忍笑意而抖个不停。我受宠若惊，又好奇不已，正要打开，雷诺兹太太就从我背后走过来，拿走了我手上的纸条。

我惊恐万分地看着她继续展开纸条。里面写的一定是很私密的内容。雷诺兹太太透过她棕色的圆眼镜仔细研究了一番。“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金伯利。”

塔米没有回头，好像这一切都与她无关。雷诺兹太太紧紧抿着嘴唇，一脸不悦，举着纸条让我看。潦草的字迹涂满整张纸，我勉强认出上面写的好像是牛顿定律的定义以及速度、速率等公式。

我全明白了。我的脸颊发烫：就算考的是那些我学不会的科目，我也绝不会作弊。妈妈对我的教育不允许我这样做。大家真是太不了解我了，居然会认为我做得出这样的事。这个时候，塔米在雷诺兹太太背后回过头，用楚楚可怜的眼神求我不要告发她。

“这不是我的。”我说。

“跟我来。”雷诺兹太太示意助理老师继续监考，而她走出了教室。我跟在她身后，觉得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我们穿过走廊，走向自然与数学部主管科普兰博士的办公室。我感到一阵恶心。

办公室的门开着，但雷诺兹太太还是敲了敲。科普兰博士抬起头，她极其瘦削，以至于整个人显得很憔悴。她脸颊两侧刻着深深的皱纹，就像什么事故留下的疤痕一样。雷诺兹太太关上门，解释了刚才的事，然后把罪证递给科普兰博士。我双手握在一起，不住地颤抖。

“作弊在我们这里是很严重的问题，”科普兰博士的声音很温和，眼睛却直直看着我，“曾有学生因此而被开除。”

“我没作弊。”恐惧让我的声音颤抖。

“雷诺兹太太看见你手里拿着这张纸条。”

“我只是把它捡起来。”

她煞白的脸绷得紧紧的。“我也很想相信你，金伯利，你是一个这么优秀的学生。可是如果这张纸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要捡起它？不管怎么说，确实有一张跟考试内容有关的作弊纸条在你手里。”

我想到了塔米眼中的绝望，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的脸和脖子因羞辱与愤怒涨得通红。很大程度上，我是在生自己的气。真不敢相信我给自己找了这么大一个麻烦。他们会怎么处置我呢？

见我不出声，科普兰博士继续说道：“这张字条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给你写的并不是问题所在。”

此时，我恐惧至极，呼吸急促。我知道虽然我是无辜的，但还是有被开除的可能。我为什么就不能开口告诉他们真相呢？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还处在被指作弊的震惊之中，也实在不敢相信塔米竟会作弊，因此无法让自己去揭发她。我怎么能把那张纸当成写给我的小条呢？我羞愧难当。我是如此渴望被人喜欢，如此渴望拥有自己的朋友圈，正是因为这种渴望我才会在考试过程中捡起纸条。如果妈妈知道我被开除，还是因为作弊被开除，她会怎么想！

两位女士都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突然，敲门声响起。雷诺兹太太把门开了一条缝：“谁？”

没想到，我听到了库尔特的声音。“助理教师同意我过来的。我有话要说。”

库尔特走进办公室后，清清楚楚地说道：“我看见了金伯利捡起那张纸。”

科普兰博士用一根手指轻轻敲着自己的脸：“纸本来就在地上的吗？”

库尔特吞了吞口水。他不知道我都说了什么。“我没看见别的，只看见她捡起来。”

“金伯利，要么就是你太傻了，要么就是你在捡你自己掉的东西。还有可能是你的朋友在帮你掩饰。”

我瞥了一眼库尔特。“他不是我朋友。”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

库尔特苦笑着说：“没错，我们基本没说过话。”

科普兰博士看了一眼雷诺兹太太，后者微微点了点头：雷诺兹太太也同意库尔特和我算不上什么朋友。“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捡起来的是别人掉的东西还是你自己掉的？”科普兰博士问道。

“上面的笔迹不是我的。”我说。

“字太小了，很难辨认。”

坦诚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很聪明，用不着作弊。”我因自己的自大而脸颊发烫。在中国，一个好女孩绝不会这样形容自己。“我不喜这样做。”

科普兰太太一侧嘴角向后拉了拉，似笑非笑地说：“你是想说你不屑于这样做吧。好吧，现在你们两个都回去继续考试。雷诺兹太太和我再讨论一下。”

[10]达斯·韦德（Darth Vader）是电影《星际大战》里的人物，在美国俚语里指呼吸声音大的人，这也是格雷格等人给邓肯起这样的绰号的由来。——编者注

[11]“小心”在书中的原文为“small-hearted”。——译者注

[12]在广东话中，“妒忌”一词按发音可以写作“度己”，此处的英文原文便是从“度己”翻译过来的“Calculating-self”。——译者注

[13]这句话来自广东话中的歇后语：牛皮灯笼——点极唔明。意思就是厚牛皮做的灯笼不太透光，不像油灯的灯芯一样，一拨就亮。也就是说，不是那块料，怎么说都不明白。——译者注

[14]“放心”在书中的原文为“release your heart”。——译者注

[15]“Pipeline”有输油管的意思，但在故事中其实是用作人的姓氏“派普兰”。——译者注

[16]英文中“熊”（bear）与“啤酒”（beer）的发音相近。——译者注

08

其实我是竹节，我出生于香港，却在年纪尚小时就被带到了这里。竹节隔断了竹竿内空心的部分，却给了竹子支撑的力量。

库尔特和我刚走到她们听不见的地方，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他耸了耸肩：“因为我确实看见了啊，而且我听见谢里尔给塔米出这个主意来着。”

“你是指让她把小抄藏在袖子里？”

“嗯。”

我望着他，望了很长时间。“谢谢你。”

他笑了：“我可不想让你被开除，考试的时候我经常抄你的呢。”

我猛地停下来：“什么？”

他笑着打了我一下：“开玩笑的。”

我们走进教室后，所有学生都暂停答卷，抬头看着我们，脸上写满好奇。塔米的眼里噙着泪水。我气愤地想，不知她的眼泪是出于愧疚，还是为没有了小抄而悲伤。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在作弊，因而特别感激库尔特能出来，并跟我一起回到教室，这间接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比平时更加仔细地答卷，我明白，学校对这个事件的最终裁定结果部分取决于我在没有任何小抄的情况下答得如何。助理教师严密地监视着我。不久，雷诺兹太太也回来了，继续坐在教室前方的座位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铃声响起，大家都起身交卷。雷诺兹太太说：“金伯利、库尔特，你们两人开始得晚了，所以还可以多写十分钟，但不能再多了。”我很难从她的语调中听出她的态度，但我真的很担心就此失去一位老师对我的尊重，而且还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

时间一到，她收了我们的考卷。此时下一节课已经开始上课，她递给我们两张用来解释迟到原因的假条，但什么话也没说。直到午餐时间，塔米才找到机会跟我说话。

我正排队等着领午餐时，她悄悄站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我看着她那只抓着我制服的手，不知自己是愤怒，是困惑，还是更希望忘掉整个事件。她没有说话，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我在我的柜子里发现了塔米塞进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真的很抱歉！谢谢！”不知她现在会不会觉得与我更亲近了。我曾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慢慢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真的会成为好朋友吗？然而，自那以后，她开始躲着我。

在第二天的物理课之前，我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好觉。我不敢告诉妈妈，也不敢告诉安妮特。这件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也不确定我的处理方式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我居然以为塔米会传纸条给我，为此我窘迫不已，对自己深感厌恶。我会再次被叫进办公室吗？还是会直接在家收到一封开除信呢？

终于要上物理课了。雷诺兹太太神情严肃地把卷子发还给每个人。她判得比平时要快。我看见雷诺兹太太把塔米的卷子发给她时，表情特别严肃。她跟我一样清楚那天坐在我前面的人是谁。我伸长脖子看了看，塔米没及格。我很同情她，但同时觉得自己的清白可以被证明了。

雷诺兹太太把我的卷子放在了我的课桌上：96分。她弯下腰轻声说：“我们不该怀疑你，我们要补偿你。”

她微笑着把手搭在我肩头。我可以看出，至少她已经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偷偷扫视了一下其他同学，大多数人都看着我们。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现在我只希望科普兰博士也同样打消了对我的怀疑。

八年级时，我们家终于安上了电话。我知道妈妈不愿每月多付这笔钱，但我觉得作为人手一本的学校通讯簿上唯一一个空缺实在太丢人了，好像在昭告天下我们有多么贫穷，我们真实的生活也因此昭然若揭。我最终以需要用电话讨论功课为由说服了妈妈。

但很多事都没有变，而且成了惯例。未能融入美国文化的妈妈不能胜任的领域便成了我的用武之地。她的英文再没有任何进步，因此，所有需要与唐人街以外的世界打交道的事都由我来负责。每年我都要参考工厂提供给我们的文件，研究我们的收入所得税表格。我一遍遍读着那些难懂的条文，祈祷我没有填错。如果妈妈需要去商店买什么东西，或是想投诉、退货，都要由我代劳。最糟糕的是，当妈妈想把她在香港讲价的本事用到这里时，我需要为她翻译。

“你跟他说，我们就付2美元。”在我家附近美国人开的鱼市上，妈妈对我说。

“妈，这儿不讲价的！”

“你说嘛！”

我冲着鱼贩抱歉地一笑。13岁的我说道：“2美元吧？”

他不为所动：“2.5美元。”

后来，妈妈怪我态度不对。她觉得要是我更坚决，我们就一定能拿到更便宜的价格。

在学校，我大部分时间仍是孤身一人。隆冬时节，我发现有些孩子的脸晒得黑黑的，只有眼睛周围一圈白，那是因为他们戴着滑雪镜去滑雪了。他们兴奋不已地讨论着犹他州的雪鸟滑雪场和法国的瓦拉瑞滑雪场等地方。某个牌子的滑雪服突然流行起来。它又紧又短，高高的领子可以护住脖子。没过多久，我们班大部分孩子都穿上了这样一件衣服。我听说一件滑雪服至少要花掉两万条裙子。

同时，班上的大部分女孩开始化好妆来上学，或是在洗手间、在她们的柜子旁化妆。这对我比滑雪服更有吸引力。化妆品有种神奇的魔力，会把你变成跟大家一样的普通人。有一次在卫生间，安妮特拿出一个她称为“遮瑕棒”的东西，然后在她脸上的一颗青春痘上抹了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痘痘变得几乎完全看不出来了。我马上想到用它来涂抹我时常因感冒而破皮的鼻子。

“给你吧，”安妮特说，“这个颜色对我来说太深了。”

这样的时刻让我明白，尽管我一直努力掩饰，但安妮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我的处境，而这是学校里其他人都无从知晓的。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无法开口告诉她我真实的生活，善良的她也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到底贫穷到了什么程度。

我长大了一些，不再永远病怏怏的，只是经常流鼻涕。而现在更让我担心的是妈妈有时会病倒。她一咳嗽，我就怕她的结核病复发。幸运的是，最终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的居住条件没有改善，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不再让自己总是纠结于个人的不幸。

在家时，妈妈和我一直希望看到落锤破碎机出现在我们的公寓大楼外，好迫使保拉姨妈把我们换到别的地方。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妈妈最后问了一次保拉姨妈什么时候可以搬家，保拉姨妈马上黑着脸说：“如果你们在那里住得这么不开心的话，没人拦着你们选别的地方。”

自那以后，妈妈再也不敢问她了。我们还在按月还债。显然，保拉姨妈根本没把给我们找房子的事放在心上。对她来说，最省事、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待在原处，而为工作和学业忙得团团转的我们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介意这一切：蟑螂、老鼠、冻僵的四肢、毛绒布料铺盖、开放式炉灶前的生活。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周日是每周唯一一天假期，却被排得满满的：我们要采购一整周需要用的东西，同时还要赶工厂里落下的进度、赶学校里的功课、为各种中国节日做准备。能去唐人街上的少林寺，这倒是一件让我们高兴的事。少林寺在下东区一栋大楼的二层，那里是我的避难所。

少林寺的日常事物由真正的中国尼姑操持，她们剃着光头，穿着黑袍。她们经常提供免费而可口的斋饭：豆腐素炒面、米饭，还有一种薄薄的、边缘皱皱的黑色菌类食物，叫作黑木耳。每当尼姑们递给我食物，我都能感觉到她们善意的手势中流露出的淡然。在寺庙大殿里，妈妈和我会在三尊巨大的佛像前点上香，鞠躬拜祭一番，然后我们会悼念逝去的亲人，特别是爸爸。我在庙里总觉得心境平和，好像我们从没离开香港，好像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在天上关照着妈妈和我。

我很少能从工厂的工作中抽身出来，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当距离下一次装货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能稍微喘息一下时，我会跟妈妈撒个谎，利用下午跟安妮特一起出去晃荡几个小时。

有一天下午，安妮特试图说服我跟她去看电影。我到美国以后还从没看过电影。我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安妮特误会了我的犹豫，又补充了一个诱惑条件：“我会带上化妆品，咱们可以在看电影前化妆！别担心，看完以后咱们就洗掉。”

我向妈妈撒了个谎，然后安妮特和我跑去她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夺宝奇兵》。我原本担心票价太贵，怕自己钱不够，但我们走到售票窗口前时，安妮特抢着替我付钱。我提出抗议，暗中却松了口气。我自己没有任何零花钱，我口袋里装的是从杂货预算里预支的零钱，需要通过加工裙子还上。

我们到早了，电影还没开始。电影院像一个空旷的巨型洞穴，地板里嵌着灯泡，和飞机上的一样。我闻到黄油爆米花的香味，深吸了一口气。这时安妮特把我拉进卫生间，笑嘻嘻地掏出一个粉色的塑料化妆盒。它看上去是全新的。她一边挑选着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粉末的小袋子，一边解释说这一套都是她表亲送她的礼物。

“你的颧骨特别漂亮。”安妮特说着为我涂上更多的腮红，然后咯咯笑了起来。

“你也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颧骨更“漂亮”，不过那似乎无关紧要。

化完妆，我朝镜子里望了一眼，镜中那个完全不像我的人把我吓了一跳：重重的眼影，厚厚的腮红和口红，几乎没有一寸皮肤还是原来的颜色。如果我化成这样，应该很“美国”吧。我用手指摸了摸自己漂亮的颧骨。

一位女士在走出卫生间之前对我们笑了笑：“你们真可爱，姑娘们。”

我们也都觉得自己美丽动人。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坐了几个小时看电影。我完全没看懂，一直在用手抚摩着天鹅绒布面的座椅，想象着自己光彩照人的样子。印第安纳·琼斯确实很有英雄气概。这部电影跟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的武打片很像，只是更难理解一些，有太多的坏人、部落民，还有等着被拯救的儿童。不过片子还是很激动人心的。电影结束后，安妮特和我跑回卫生间，使劲擦洗自己的脸——她的家长也不让她化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一个令人开心的秘密。

放暑假了，安妮特去北部一所大学参加夏令营，而我又成了工厂里的全职工人。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减轻妈妈的负担，我每多做一点儿，就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收入。那个夏天，我对于自己的文胸如何一步步被汗水浸透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最初是胸部下方那一圈开始变湿，然后被汗水打湿的地方慢慢向上扩展，腋下的部位和背中央会湿得更快，接着两个乳房之间的汗水会把文胸的罩杯打湿，最后是肩带。不出一个半小时，整个文胸就湿透了。

在各项收尾工作中，我最擅长的是套袋。这其实是最需要体力的工作，但我学会了快速完成它。工厂里有一个高大的黑色金属架，顶部有一大卷罩衣服用的塑料袋。我需要做的是从右侧拿过来一件衣服，挂在金属架的钩子上，然后捻开塑料袋的封口，罩住衣服，接着把这个塑料袋从刚才那一大卷当中扯下来，最后把衣服高高举起，从挂钩上摘下来，挂到左侧的架子上。最重要的是不能撕破袋子，否则就要从头再做一遍。

收尾工作始于我们拿到衣服，而一旦它们被套袋，就意味着收尾工作完成了。整个流程包括挂衣、分类、穿腰带、钉扣子、钉标签和套袋。我们完成所有工作得到的工钱是：一条裙子1.5美分，一条有腰带的裤子2美分，一件上衣1美分。我个子还不够高，需要站在一把椅子上才能够到架子。我用对面墙上挂着的那个大时钟给自己计时。妈妈给一件衣服套袋要用30秒，那么一小时便能套120件，不难算出，妈妈每小时挣不到2美元。

这样很难养活我们自己。一开始，我用比较慢的方法，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分袋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套在衣服外面，这样套一件衣服要花20秒。后来，我尝试了不同的方法进行改进。

我发现最快的方法是：用我汗湿的手抓住一卷袋子中要被用到的那个，轻轻一捻，底部就张开了一个口，然后我一只手向下拉袋子，把它罩在衣服上，另一只手敲打分隔线，这样袋子在下拉的同时就会与其他袋子分开。在塑料袋完全把衣服罩起来之前，我已经用另一只手抓住衣架举起衣服，把它从挂钩上取下来，并挂到左边的架子上去了。然后我用右手再拿起下一件衣服。

套裤子花的时间更长些，因为大多数裤子都有腰带，这使它们挂在衣架上时会左右晃动。如果举起衣架时不用两只手抓着，裤子很容易滑落。举衣服让我的胳膊练出了结实的肌肉。

那个夏天快结束时，如果做得顺手，我一小时可以给大约500条裙子套袋，也就是每7秒钟就能套一条裙子。后来，我长大了一些、更强壮一些以后，最快可以不到5秒钟就套一条裙子，也就是一小时套700多条。

虽然我不喜欢保拉姨妈，但每当她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都会更努力、更迅速地工作，好让她看到我们是勤奋的人，是有价值的工人，对工厂的事尽心尽力。我仍希望我们良好的表现能有所回报。

有一次，马特利用他的空闲时间，在收尾工作台帮我们给裙子钉标签。装货的日子，不同工作台完工的时间与衣服加工的流程相吻合。马特的工作是帮他母亲剪线头，而这是比较早的一个环节，因此装货那天，他为同一批货做的那部分加工工作比较早就可以完成。妈妈和我总是最后完工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收尾工作。马特本可以回去了，但他有时会留下来在我附近闲晃。

妈妈冲他微微一笑。她必须大声喊话才能盖过锅炉发出的噪音：“你长大了，马特。我原来没发现你有这么好的胚子[17]。”她的意思是马特长得很帅。

马特笑了，秀了秀他的肌肉：“都是剪线头让我变壮了，张太太。”

我在几英尺外像往常一样给衣服套袋，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马特。他仍然很瘦，但他身上那件白汗衫已经遮盖不住一个年轻男子宽大的骨架。马特看了我一眼，好像在确认我有没有听到妈妈的赞美，结果发现我正看着他。

他摆了个造型，抬起一只手，另一只放在屁股上，说：“我看起来怎么样？”

我笑了：“跟自由女神一样！”

他假装被冒犯：“你怎么知道！你可能根本不记得自由女神长什么样啦！”

我突然严肃起来，想起了我曾经对纽约抱有的梦想。我本以为我们会住在时代广场，也就是广东话里的“泰晤士广场”，结果却住进了布鲁克林的贫民窟。

“没有，其实我从没见过自由女神。”

“你在说大话吧。”

“我是认真的。”

“你是说你从没去过‘敏哈顿’？”他用广东口音说着“曼哈顿”。

“只去过唐人街。”

“嘿，周日我带你去。住在纽约怎么能没见过真正的自由女神呢！”

我能感觉到自己满心喜悦、嘴唇微张，已经摆出“好”的口形，可不知道妈妈会怎么说。她背对着我们，假装没听。

“张太太？”马特说，“我周日做你们的导游怎么样？”虽然我意识到马特的聪明之处，可还是有点失望：如果妈妈也被邀请，她很可能会同意。

妈妈转过身，脸上带着坏笑：“我可不想当电灯泡。”

“妈！”我庆幸自己的脸已经因工厂里的热气而通红，否则他们一定会看到它变红的过程。妈妈开了个玩笑，意思是她会像个监督者一样站在一旁防止情侣接吻，就像黑黢黢的房间里的明亮的电灯泡。她的玩笑说破了我心中的渴望：马特实际上提出的是个约会邀请。

马特像小狗一样使劲摇头，掩饰他的尴尬，但同时还能用调侃的口气说： “不，不，您看上去这么年轻，别人肯定都觉得您是来剥花生的。”

“剥花生”指的是，有时情侣的弟弟妹妹会被派去跟随他们看电影，一边剥花生一边防止他们做出什么亲昵举动。

妈妈大笑起来：“你的口才可真不赖啊。好吧，我愿意——”

就在这时，熨衣台那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惨叫声——是派克先生。除了他的名字以外，我对他所知甚少。我想他应该没有其他家人同在这个工厂里工作。他被重重蒸汽包围，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但同样在熨衣台工作的另外三个男人都冲到他的身边。当马特、妈妈和我赶到时，他们正努力抬起熨斗的盖子。他们终于成功了，派克先生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仍在号叫着。我不敢直视他那只手。

我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在时间压力下，熨衣工必须加快速度，因此他们会重重向下甩熨斗的盖子，让它自己盖上，然后再抬起盖子，飞速地换一件衣服熨。马特曾告诉我，如果他们的速度不够快，在盖盖子的时候很可能会夹到自己的手。

保拉姨妈和鲍勃姨父都赶到了。此时，事故现场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

“你怎么这么笨呢？”保拉姨妈吼道。她一把抓住派克先生，拖着他朝大门走去。鲍勃姨父一瘸一拐地匆匆跟在后面。派克先生呜咽着，弓着身体，举着他的手。保拉姨妈扭过头喊道：“谁都不许叫救护车！我们带他去看工厂里的医生！大家都回去工作，今晚要装货！”

人群散了以后，我对马特说：“我还从没听说过工厂里有医生。”

他的声音低沉、微微发抖，显然他也被刚才的场景吓到了：“他是狗虱大婶的一个朋友，他不会把事故报上去。”

我也在发抖：“马特，你回家吧，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家反正也没人，我妈去扎针灸了，为了止疼。”

我继续以最快的速度为裙子套袋，因为我们还是要赶在装货前完成全部任务。就在我全力工作时，保拉姨妈回到了我们的工作区。她的步子很快，我想她一定也为刚才发生的事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我原本正要跟你们俩谈谈，结果就出了事。工厂的政策有所变化，”她甚至都懒得假笑，“现在经济不景气，这次装货以后，加工每条裙子的工资降到1美分。”

“什么？”妈妈说。

“为什么？”我问。但随后我就明白了：保拉姨妈看见了我的速度有多快——实际上是太快了。我们挣得越来越多，她算过以后，知道我们拿更少的钱也能维持生计。我还以为我会给她留下好印象。

“很抱歉，但已经定了，这是工厂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做收尾工作的人。”

整个工厂只有我们俩负责收尾工作。

“这不公平。”我脱口而出。站在我身后的妈妈捅了捅我的肩胛骨。

保拉姨妈把目光转向了我。她一侧嘴角的口红涂歪了。“我也不希望你们不开心。如果你们觉得不舒服，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奴隶制了，对吗？”说完她便走开了。

妈妈这个从不轻易碰触别人的人，这时却一把推开我，追上保拉姨妈，抓着她的胳膊说：“大姐，真对不起，这孩子老是口无遮拦。”

“没事，没事，”保拉姨妈说着叹了口气，“这些竹笋就是这样，别担心。”

“竹笋”形容的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意思是他们太过西化。我想说，其实我是竹节，我出生于香港，却在年纪尚小时就被带到了这里。竹节隔断了竹竿内空心的部分，却给了竹子支撑的力量。

“谢谢，”妈妈连声说，“谢谢。”

突然，马特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都忘了他还在这儿。

“你很喜欢拿竹笋当夜宵吧，岳太太？”

我屏住呼吸，心跳仿佛也停止了。他在干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挑起这场斗争？

保拉姨妈大笑起来，她的笑声让我不寒而栗。“吴家的老大长成男子汉了啊？那好，既然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从明天起你来顶替那个熨衣工。”

“不！”我意识到我们的做法正中保拉姨妈下怀。“你了解马特的，他就爱开玩笑。”

马特打断了我。“可以，没问题，岳太太。我正想好好练练肌肉呢。”他耸了耸肩，朝大门口慢慢走去，“拜拜，张太太、金伯利。”

保拉姨妈看了看他的背影，然后朝着她办公室的方向扬长而去。

她一走远，妈妈就转向我：“大人说话不许插嘴！要是咱们工作丢了，拿什么填饱肚子？”

“这里确实是个自由的国家，妈。咱们为什么非得给她干？”

“自由的国家！你觉得别的制衣厂的老板都是什么人？整个制衣业的人都互相认识。现在马特怎么办？”

我低下了头。妈妈声音中的恼怒已被泄气和绝望取代。马特跟我一样，也只有14岁。那个巨大的熨衣台只有成年男人才操作得了。让马特去那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妈妈的语气缓和下来：“阿金，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你老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她指的是我太过直率。这一次，我也同意。

第二天，我在熨衣台附近徘徊。四个熨衣工在蒸汽热浪中若隐若现。他们以军队中的精准度把一件又一件衣服铺在熨衣台上，当巨大的盖子被合上时，一大团灼热的雾气随之腾起。盖子重新被拉起后，残余的蒸汽尾随着盖子划过，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中垂挂的唾液。即便只是不小心碰到熨衣台的表面，也会迅速被烫出一个水泡。

在身强力壮的男人中间，马特显得十分瘦小。我发现他的动作没有别的工人快，但他左脚踩着抽气机，右脚踩着蒸汽踏板，特别卖力。他拿起一条裙子放在熨台上，当一团水蒸气向他扑去时，他便扭过头。他消失在雾气中。等我再看见他时，他紧握着拳头，正向我走来。

我退后了一步，看到他只穿了一件汗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汗水和水蒸气汇合在一起，沿着他的脖子流向胸口。

“我想我是个大嘴巴。”他说。

“我也是。”

“总得有人揾食[18]，是吧？”他指的是挣钱。

我愧疚极了，说不出话。他对我这么好，我更难过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等你再长大点儿吧。这份工作报酬好，还能让你练就一副好身材。你要在这儿干，有一天也会长成跟我一样的壮汉的。”

通常情况下我肯定会哈哈大笑，我也很努力地想笑出来，可我身体里有什么阻止着我，最终我只发出咳嗽般的声音。

见到我的样子，马特严肃地说：“我本来也需要这份工作。我妈妈现在几乎不能赚钱了，她老是心脏疼，肺也疼，帕克又根本不能工作。我会没事的。”他没等我回答就换了话题，“对啦，你能帮我把这个带给我妈妈吗？”

我伸出手，他松开自己紧握的拳头，一个金属小东西掉进我手里：是一条金项链，上面挂着一个玉观音。这个观音有很多只手，每一只都拿着不同的工具，我们管她叫千手观音，她可以为所有危难之中的人提供帮助。

我以前见过马特戴这条项链，觉得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很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在衣服里面佩戴金项链或玉坠，它们能起到护身的作用，而这些小孩从不把它们摘下来。一些收入仅够糊口的家庭会存很久的钱，直到能给自己的孩子买这样一个护身符。马特竟把他的护身符递给我，这使我很困惑。他一定看出了我的不解，于是拉了一下自己的衣领：“看。”我看见项链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红印。

“你离熨衣台这么近，没法戴任何金属的东西，太热了。”我咕哝道，愧疚之情又将我淹没。

“对。咱们周日还是要一起出去玩的吧？”

我无法控制自己，嘴角咧到了耳根：“真的？你还想去？”

“当然啦。我得回去工作啦，不能落下太多。”他回到了熨衣台前。

玉观音透着春日里的嫩芽才有的那种绿色，看得出来这条项链一定很贵重。我马上拿着它去找吴太太。她正背对着我训斥帕克。帕克侧对着他妈妈，不可能看见她的嘴形。但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有反应——他转过身来笨拙地拍打他妈妈的胳膊。

我仔细看了看吴太太的脸，发现马特说的没错，她气色很不好。除了平常就有的两个大眼袋以外，她的皮肤和嘴唇都呈蜡黄色，眼白部分也发黄。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我。

“你！”她说。

我吓了一跳，忙把马特的项链递给她，可她不屑地看了一眼，继续说道：“你会好好对我儿子吗？”

我不敢说话。她显然已经知道马特是因为我才被调到熨衣台那边的。

“我曾经还把你当成男孩呢。”她的语气里满是不悦，这使她的台山话口音更明显了。“他心地很善良的，”她从我手上拿走项链，“不然他不会把这个交给你。”她喃喃自语道。

突然，妈妈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她一定是看见我们说话后特意跑过来的。“吴太太，我简直无法面对你，都是我们的错。”

吴太太望着妈妈，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了。“咱们都没得选择。他是个好孩子，他不会有事的。”

“金伯利也不是坏女孩，”妈妈看向我的目光很温暖，“他们还都太年轻、太冲动，咱们要给他们一点儿时间。”

两位母亲对视了一下。

“还是孩子啊。”吴太太说。

我跑回了我们的工作区，但她们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吴太太是在暗示马特喜欢我吗？或许只有一点点喜欢？这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但同时却又有一种奇怪的痛感，就像肺在疼。

马特带妈妈和我看的不仅仅是自由女神像。他和我们约好在上城的时代广场，也就是“泰晤士广场”碰面。我们走出宽敞的地铁站，被人潮推着往前走。看到马特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站在街角的“汉堡王”旁边，那是我们约定的见面地点。我和妈妈站在他身旁四处环顾。我们终于来到梦想中的纽约了。一辆白色加长豪华轿车驶过，周围还有数十辆黄色的出租车。我们漫步于影院和餐厅之间，经过了写着“女孩！女孩！女孩！”的标语牌，还看到宣传百老汇演出的巨幅海报。很奇怪，我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拥挤的街道和喧嚣的城市让我想起香港那些繁华地带，只不过时代广场更大，也更富丽堂皇。行人的装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些女士穿着高跟鞋和带垫肩的西装，打扮得特别优雅。街上有很多白人，但我也看到了一个戴着穆斯林头巾的印度人，一些穿着传统非洲服装的黑人和一群身披深红色僧袍、正在诵经的僧人。妈妈双手合十，向他们鞠躬，其中一位僧人暂停诵经，向妈妈鞠躬还礼。

“快看那边！”马特指着一家大型乐器行。我把手放到额前，挡住强烈的阳光，透过乐器行的窗户向里看，宽敞的店内摆放着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商店后部好像放着许多装满乐谱的箱子。

“咱们进去看看。”马特说。

“不行，我们什么都买不起。”妈妈说。

“看看也无妨啊。”我知道妈妈有多想走进去，因此这样说道。马特和我拉着她走进了那扇双开门。

冷气扑面而来，我们仿佛置身天堂。店里已经有很多客人在四处逛着，检查乐器、翻看乐谱。妈妈开始放松下来。有人正坐在钢琴前试音。我渴望自己生活的世界也能这么洁净，也能铺着地毯。妈妈像个小女孩一样瞪大了眼睛。她开始翻阅一叠莫扎特的乐谱，完全沉浸于其中。

马特和我四处走动。“我都不知道你妈这么喜欢音乐。”马特说。

“她以前是音乐老师，”我停顿了一下，“在香港的时候。你父母呢？他们喜欢什么？”

“光是照顾帕克就够我妈忙的了。我爸不在了，所以我要负责照顾大家。”

我笑了。马特总是这么认真地对待他肩上的责任，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他父亲的事。

“你的意思是他过世了？”

马特点点头，没有看我的眼睛，接着说道：“你妈呢？”

我四下寻找她的身影，发现她正在一架大钢琴前流连。我朝妈妈的方向歪了歪脑袋，和马特走上前去。

“多漂亮的乐器啊，是不是？”妈妈边说边翻看有人放在谱架上的乐谱，“它的音质肯定特别棒。”

“弹一个试试，”马特说，“您可以弹几个键的。”

“啊，不用了。”妈妈说。

“求你了。”我看着她的眼睛，特别希望她能为马特弹奏一曲，让他看看工厂之外的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慢慢坐了下来。“你爸曾经很喜欢这首曲子。”她的手指逐个拂过黑白琴键，然后开始弹奏肖邦的《降A大调夜曲》。

马特惊得微张着嘴。

我闭着眼，边听边陷入回忆：我们曾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妈妈纤细的手指曾优雅地在那些琴键上移动。她只弹了个开头便停了下来。尽管我们衣着朴素，但一位销售人员已经注意到了我们。

“这位女士弹得太动听了，”他说，“这琴的音色很棒吧？”

我正想着如何礼貌地把他支走，马特抢先开了口。

“是的，”马特用英文说，“谢谢，不过我们只是看看。”

这一次，终于能有人接过我肩上的担子了。

我们在时代广场上漫步，望着那些摩天大楼。

“天哪，我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抬头才能看到最高处。”妈妈笑着说。她正在看一栋特别高的大楼。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两指之间。”马特退后几步，假装用手丈量着。

这突然让我想起一个我不愿提及又很想知道的问题。

“派克先生以后怎么办？”我之所以问马特，是因为他住在唐人街，认识工厂里的很多人，消息灵通。

“他不会再来工厂上班了。他的皮肤严重烧伤，他太太觉得这份工作太危险了。”

“那他以后怎么办？”

“他太太在唐人街上的一家珠宝厂打工，我猜他好了以后会跟他太太一起去那边做。”

“做什么？”

“把珠子串成手链，还做其他首饰。你可以把所有工作带回家做，但工资比咱们工厂的还要低。你的手必须很快。”

我看看妈妈。这会不会是我们离开制衣厂的一条出路？

她摇摇头：“你忘了家里有多冷了吗，阿金？”

我点点头。在我们那个没有暖气的家中，我们不可能用针线穿珠子。

最后，我们终于要去看自由女神了。妈妈本想替马特买地铁票，但马特的动作远快过她。

“咱们不在自由女神像那站下车，”马特说，“那个船太贵了。咱们去坐史坦顿岛渡轮，只要25美分，而且看到的风景更好。”

“好极了。”妈妈说。

我们登上一艘巨大的黄色渡轮，它让我想起九龙的那些渡轮。马特把我们带到最上层的甲板上，但妈妈说那里风太大，她又回到楼下坐了下来。

我靠着栏杆，马特站在我身边，清凉的风吹散了所有暑热——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了。辽阔的海面铺展在我们面前。

“咱们很快就能看见一流的风景了。”马特说完就走下楼梯去接妈妈。他的粗中有细让我很是惊讶。

自由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不禁屏住呼吸。她离我们这样近，是这样的宏伟。妈妈和马特都站在我身边。妈妈紧紧攥着我的手。

“这一刻我们盼了太久。”她说。

“我们来了，”我说，“我们真的在美国。”

马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们觉不觉得她很像观音？”

我们点点头。

当妈妈和我终于回到我们的住处后，她对我说：“我先前看错小吴了。他不光长得帅，还特别有心。”她的意思是他有同情心、有内涵。

我没有回答，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想着马特。

九年级标志着高中的开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七年级或八年级起就在这所学校读书，但也有些同学是九年级新加入进来的。新学年伊始，我们要进行数学和自然科学这两科的分级考试，以决定我们进入哪个级别的班级。一些同学（特别是那些成绩较好、更有竞争力的同学）对考试十分紧张，因为自然和数学提高班的名额有限，却又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虽然这次考试只是对我们能力的简单评估，但很多孩子都请了家教，帮助他们额外学习一些内容。有传言说一些大学只接收提高班的学生。

在尘土飞扬的工厂做完一系列体力劳动后，科学的世界为我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逻辑性的乐园，在那里我更有安全感。纯粹出于兴趣，我开始在图书馆里找书看，内容涉及我们课上教过的话题：氨基酸、有丝分裂、原核生物、DNA鉴定、染色体核型、单基因杂种杂交、吸热反应。而数学是我唯一真正理解的语言，它是纯粹的、有条理的、可预测的。每当我埋首于数学题目中，暂时忘记我在那个公寓和工厂里的真实生活，我都觉得特别满足。因此，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期待分级考试、乐于参加考试的学生。

我拿到分数时，发现它们高得惊人，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我欣喜万分。然而，在自然和数学提高班上了几周课以后，科普兰博士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儿，对那个地方我没什么好的回忆。

“金伯利，我很关心你在班上的表现。”她说。

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这次我又做错了什么？到目前为止我每一次考试的分数都近乎完美。我在一次生物课附加作业中设计的实验还得到了老师热烈的称赞，实验的内容是用无水果汁来分辨溶质、溶剂、溶液和浓度，并模拟酶活性。“是我的成绩出了什么问题吗？”

“说实话，是你的成绩有点儿过于好了。”科普兰博士用她那双小眼睛看着我，观察我的反应。

这下我明白了。她还没有忘记去年的“塔米事件”。恐惧让我的喉咙发紧，我简直说不出话来。“我没作弊。”

“我也希望你没有。你的老师们都觉得你特别聪明，我也很想相信他们。不过，还从没有哪个像你一般大的学生在分级考试中获得你那样高的分数。而且，你现在的成绩特别突出，可你初中时的成绩就没那么稳定。你可能不知道，试卷被人偷走过。”她脸上写满怀疑，身体向我这边倾了倾。当她重新开口时，她的声音特别低，我几乎很难听见，“我曾经也是个好学生，非常聪明，可我都无法做到你现在这样，学得这么快、这么好——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的话。要是你能证明我错怪你了，我当然很高兴，为我们在自然学科有这么出色的学生而高兴。不过呢……我想你也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证实这一点。你还需要再参加另外一个综合分级考试，这次是口试，考官是自然与数学部全体老师，每位老师都会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

我没有回答。我太害怕会失去妈妈和我努力争取到的一切。如果在口试过程中我没有正确理解他们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我碰巧出了几个错，或是表现得没有之前的考试好怎么办？他们会错误地认定我过去有作弊行为，然后把我开除。我盯着她的脸，但她的脸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变得一片模糊。

“我并不是想找你的碴儿，金伯利。如果你过去一直都规规矩矩的，那你没什么可担心的。”说完，她的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桌上的材料上。

我缓缓走出她的办公室。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和别人一样呢？“你还好吧？”库尔特正好经过，他跟谢里尔手挽着手。谢里尔回过头，皱了一下眉。或许她跟我一样吃惊，没想到库尔特会跟我说话。或许库尔特也想起了上一次我在那间办公室里的情形。

“没事，”我眨了好几次眼睛，“谢谢。”

“回头见。”他边说边走开了。

[17]书中的原文为“I never realized what fine human material you were made of”。——译者注。

[18]“揾食”是广东话，“揾”即找的意思，本义是找吃的，引申为工作。书中的原文为“find the rice”。——译者注

09

沉默对我有时是绝佳的保护。当我无处可逃时，我也不会哭喊。谈论我的问题只会把我的不幸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给她看的同时也给我自己看。

我也交到了几个朋友，但都是泛泛之交，当我们的友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碰到一种无形的障碍。为人有些势利的萨曼莎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在学校食堂，我小心翼翼地用英文向柜台后面的小姐要一个奶酪羊角面包，萨曼莎用夸张的法语口音纠正我：“Crois San。把‘t’念出声是很没文化的表现。”

而塔米大部分时间都当我是透明人。

还有像疯小子一样的埃米。她会说这样的话：“嘿，我知道了，咱们穿上最短的迷你裙，一起去城里买东西吧！我上星期五刚去过，那些男孩口水流了一地！”

只有安妮特是我真正的朋友。九年级时，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她戴上徽章，说服别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对政治的热忱也让她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她创办了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时事通讯小册子，她大多数新朋友都参与了这个小册子的制作，这些人包括：几个高年级的奖学金获得者，一个瑞典交换生，还有几个留着朋克头的孩子。她让我在反南非种族隔离请愿书上签字，我签了，她又让我跟她一起去参加女权主义游行，但我无法同去。她变得更极端，在她的小册子上批评哈里森的有色人种学生太少。她开始自称“共产主义者”。我一直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我太了解抛头露面有着怎样的危险。

我曾经认识的那个安妮特现在很容易分心，有着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爱好，常常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那个简单的安妮特更容易打发，她真正关心的只有她自己和她舒适的世界。现在，一个更严肃认真的安妮特开始问一些我难以回答的问题。

“咱们关系这么好，”有一次她说，“我怎么会从没去过你家呢？”

“我们家太小了，你去了会很不舒服。”我说。

“可我不在乎。”

“我妈妈在乎。再等等，我问问她你能不能来，好吗？”我想用这样的缓兵之计打发她，直到她忘了这回事。可是，很多年以后，安妮特让我知道我错了：她一直都没有忘记。

安妮特无法理解的是，沉默对我有时是绝佳的保护。当我无处可逃时，我也不会哭喊。谈论我的问题只会把我的不幸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给她看的同时也给我自己看。而正是因为我过去的半遮半掩，我才能够忍受这些苦楚。我无法那样暴露自己，即便是在她面前。

从某种角度来说，安了电话只让事情变得更糟。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打工时，安妮特跑过来找我。她谈起社会研究课的一项作业，我们都修了这门课。她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道德的本质”。我还没时间写我自己的，甚至连题目都没想好。

“我昨天下午给你打电话来着，”她把一缕头发别在耳后，“你放学以后为什么从来都不在家？”

我思索答案的同时尽量让自己保持一副无辜的表情：“什么意思？”

“你总是很晚才接电话，你都去什么地方？”

“没什么地方，有时候我回家要花很长时间。”

安妮特绷紧了她厚厚的嘴唇。“金伯利，咱俩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朋友？”

惨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当然是。”

她的眼中闪烁着严厉。“我不傻。”

“我知道，”我犹豫道，“其实，我是去我妈工作的地方帮她。”

“在唐人街？那里的商店那么晚才关门吗？”我曾告诉过安妮特我妈妈在唐人街上班，并且让她以为妈妈在一家商店工作。

我决定告诉她一部分实情。“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跟你说我们在一家工厂里工作？”

“也许吧，有点儿印象，”安妮特的嗓音高了八度，“真的吗？你难道不会太小吗？这样合法吗？”

“安妮特，别喊了，”我环顾了一下图书馆，只有一个学生坐在房间的另一角，“这不是你头脑中的什么抽象概念，这是我的生活。如果你去抗议，我们可能会丢了工作。”我停顿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长满茧子的手，然后重新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们需要这份工作。”

“我绝不会做任何你不想让我做的事。但是，你真的还好吗？”

“没事，真的。那里也没那么糟，”我撒了谎，“里面还有饮料售卖机呢。”

“噢，真棒，”她的语气带着讽刺，“连饮料售卖机都有，简直就是天堂。”

我笑了起来：“还能买到冰茶呢！”

她也咯咯笑了：“现在我真的相信了。”她突然又严肃地说：“谢谢你告诉我。你可以信任我。”

我没说话，望着她。安妮特长高了，脸上的雀斑也已经消失，但她仍是那个自博加特先生时代起便跟我最要好的小姑娘。“还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她学校怀疑我作弊的事情，这主要是由于我觉得整件事太可怕，无法开口谈论它。而此时，我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安妮特，从去年的“塔米事件”讲起，一直讲到我即将面临的口试。

“金伯利，你居然什么都没告诉过我！你为什么不跟她们直说是塔米在作弊呢？”

“我其实没那么聪明。”

“不是的，你只是不爱打小报告而已。记得吗？你老是这么说。”

我们都大笑起来，随后我突然想起我们正在图书馆里，赶紧让她也安静下来。

“你没问题的，”安妮特说，“不管他们问你什么，你肯定都能对答如流。”

“希望如此吧，”我没那么有信心，“他们可能会出很难的题。”

每天从工厂回到家后，妈妈都会做好第二天的晚餐，以便我们带去工厂吃。如果天气不是太冷，随后她会拉一小会儿小提琴。这是我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再之后，如果她不用继续做从工厂带回的工作，便会强忍疲惫尽量多学一会儿英文，因为她要为入籍考试做准备。我做作业时总在身边放一卷纸巾，现在她也照做，以便在蟑螂从她书页上爬过时碾死它们。她学英文时，我就做作业，之后还会看看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准备我的口试。

十四岁的我还不能参加入籍考试，但如果妈妈通过了，我就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对我申请大学助学金是十分必要的。妈妈买了一个便宜的单放机和一本带磁带的参考书。她一遍遍地听那些问题，仅凭发音记住她应该回答的内容。我瞥了一眼她的笔记，发现上面写满拼音，就像一本乐谱。我敢肯定她完全不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当我试图向她解释它们的语法和含义时，她礼貌地听着，但我从没在她眼中看到过理解的神情。

“你是共产党员吗？”妈妈用英文问她自己。

书上写得很清楚，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是！”

我不管安妮特怎么称呼她自己，但我知道一旦回答“是”，那么我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就可能出问题。我们不像她，生来就是美国人。他们随时可以把我们驱逐出境。

那天跟安妮特讲过我在学校遇上的麻烦后，我意识到还需要跟妈妈聊一聊。上床前，我告诉了她整件事的原委。

她高昂着头，脖子显得更加修长，眼睛闪闪发亮。“我女儿肯定不会作弊。”

“她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她们怀疑上次可能就是我在作弊。”

“忠忠直直，终须乞食。”妈妈叹了口气，说道。她讲的是广东话里的一句谚语，意思是太过坦诚可能会带来危险。“你想让我跟那位老师谈谈吗？”

“不用了，妈，”我没有提及语言障碍，“除了我自己，没人能让她相信我的清白。我必须通过考试。”

口试前一周，安妮特认为我需要好好放松一下。虽然我觉得自己应该把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她却执意带我去一趟梅西百货公司。“买文胸历险记”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在那之后，妈妈和我又去过几次，给我买新内裤，但在里面我们总觉得浑身不自在，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便慌忙逃出来。我很难想象去那里会是一种放松。不过，和往常一样，我选择相信安妮特。

为了跟安妮特一起出去玩，我每次都要向妈妈撒谎，因为她觉得跟学业无关的事都不重要，而且她怕我外出时会遇上什么危险。此外，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实情，她一定觉得有必要找机会还人情。

这一次，我跟在安妮特身后。她走到每一位卖香水的导购小姐跟前，自信地伸出自己圆乎乎的手腕。我也照做。香水喷在皮肤上凉凉的。随后我们把鼻子凑到自己和对方的手腕处使劲闻着，其实那时候就算我们隔着一个房间，也能闻见对方身上的香味。

我们试遍了每位导购小姐手中的香水后，又围在光洁的白色柜台前，拿起试用装，朝身体上的不同部位喷洒。很快我们浑身上下便找不到一处裸露在外又没被香水喷到的地方了：从手腕开始，然后上移到胳膊，再之后是脖子、锁骨和胸口。安妮特和我像两个小疯子似的笑个不停。我们离开商场时，我觉得自己跟海报里的美女一样魅力四射。

几小时后，我出现在工厂时，马特从熨衣台那边抬起头看了看，然后开始笑得浑身抖动，边笑边用手在鼻子前使劲扇。

我大吃一惊。工厂里蒸汽腾腾，他居然还能闻见我身上的香味。

我转身跑进洗手间，拼命地擦洗，但还是无法完全去掉香味。当我走向我们的工作台，走近妈妈时，她说：“啊呀，阿金！你干什么去啦？”

“安妮特带来一瓶新的香水，她给我喷了一点儿。”

“一点儿？你在里面泡了个澡吧！”幸运的是，妈妈没有再追究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俯身读书时，依然能闻见环绕在我衣服和手腕周围的香水味道。我觉得自己被安妮特暖融融的友谊包围着，被她对我的信心包围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早就计划好的。

我拿到雇佣证明后，贾马里先生让我在图书馆多做几个小时。由于这已经超出奖学金所要求的时长，因此我可以领到薪水。我只利用白天零散的空余时间来做这些事，以确保放学后还可以尽早去工厂里帮妈妈。我用妈妈的名义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我们把所有余钱都存在里面，为我上大学做准备。

我对化妆基本失去了兴趣。这并不是说我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其实我很在意，只不过是我根本无法体会变得受欢迎、变得更漂亮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成为那样的人。不管安妮特把我的脸涂成什么颜色，我觉得被化妆品遮盖着的还是原来那个我。而且我实在太忙了，要同时做图书馆和工厂里的两份工，要努力赶上课程进度，还要写论文、做作业、准备考试。即使不考虑即将到来的这个口试，我仍担心自己会遇上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每当我不理解某项作业或是课堂上的某个话题时，妈妈也帮不上什么忙。她上学时除了音乐以外，其他科目都不太好，再加上现在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语言带给她的困惑，她不可能再帮我什么了。妈妈曾告诉我，爸爸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在语言和自然科学上都很有天赋，我一定是遗传了他的基因。这曾经给了我慰藉，可现在我只希望爸爸能在这里帮帮我。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暂时摆脱这种令我筋疲力尽的生活，远离那些不断困扰我的焦虑：对老师的惧怕、对每一次作业的惧怕、对保拉姨妈的惧怕以及对我们永远无法改变现状这种可能性的惧怕。一天，在图书馆，我没有学习，而是拿起了一本《汽车与司机》。浏览着那些光彩夺目的敞篷车的照片，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另一个世界。汽车和摩托车杂志成了我逃避的工具。我多想开上一辆敞篷车在黑夜中飞驰，不用为妈妈填写收入所得税表格，不用为所有跟英文沾边的事情负责。我老是担心我做错了什么，担心一位检察员会出现在我家门口，提出我根本听不懂的问题，然后等待我们回答。

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翻看贾马里先生给我的一本名叫《摩托车》的旧杂志，突然，一篇关于某款摩托车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开始没想明白这个模型看上去为什么那么眼熟，随后我认出了燃料箱上那个印第安人的头像。这幅照片跟帕克常带在身边的那个玩具一模一样。

那天下午我到了工厂后，四处寻找帕克。他又没在他母亲身边，不知晃到哪里去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只要他不给其他人惹麻烦，大家也就忽视他的存在。此时他正站在一位缝纫女工身旁，盯着缝纫机底部旋转的轮子出神。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好像让他着迷。跟往常一样，他抱着他的印第安摩托车。

“吓死我了。”这位缝纫工跟她旁边的工人说道，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一块块布从她的机器下飞过，快得让人看不清楚。“真希望他找别人盯着看去。”

“只要不是我就行。”旁边那位女工笑道。

“幸亏我没这么个儿子。他是个白痴[19]。”她的话让我很不高兴，但也开始怀疑帕克的问题是否不只耳聋那么简单。

我喊道：“帕克，我这里有篇关于你手上的摩托车的文章哦。”结果我的话倒把两位女工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帕克转过身，脸上带着一种热切的神色。两位缝纫女工都呆住了。

“在这儿。”我说。

他抓过杂志，举在离自己的脸几英寸远的地方，上上下下翻转着，一直盯着上面摩托车的照片看。

我轻轻掰开他紧攥着杂志的手，拿过杂志给他读了开头：

“1943印第安酋长是真正的经典款，它的燃料箱上有著名的印第安人头饰标志。这家公司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巨大工厂，被称为‘棚屋’……”

我读完文章时发现帕克和两位女工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随后这两位女工交头接耳了一番，便继续埋头工作。我把杂志还给了帕克。

“马特等一会儿会给你读剩下的内容。”我等着看他是否有所反应。

他的嘴角缓缓移动，花了好长时间才挤出一个笑容，仿佛他不太习惯微笑。看得出来，他长得很俊俏，跟马特很像。

我回到自己的工作中。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常常留意马特在什么地方。这一次，我看见他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被帕克拦住，帕克给他看了杂志，他们一起快速浏览了几页。

大约一小时后，大汗淋漓的马特向我走来。“谢谢。你从哪儿买的？我可以付你钱吗？”

“从学校。别担心，是他们免费送给我的。”

“哇。他们肯定特别喜欢你。”

“嗯……”我看着地板，然后又抬起头来看着他，“我觉得不一定。”

“哦？”

“他们觉得我‘出猫’[20]。”

他扬起浓密的眉毛：“你？他们有问题吧？”

他如此信任我，让我不禁莞尔一笑：“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如果你是个坏心肠的人，就不会对帕克这么好。”他长长的睫毛扑闪着，望着我。

我脸红了，为了转换话题，我问了他那个我想了一整天的问题：“你为什么假装他是聋子？”

他咳了一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金伯利。”

我追问道：“你在掩饰吗？”

“掩饰什么？”

“他不说话。或者说他不会说话。”

一阵短暂的沉默。“从没听过他说话，他从小就不说，只会发出声音。”他金棕色的眼睛里满是悲伤，“是我的错。我本来可以处理得更好。”

“他生下来就这样吗？”

他点点头。我们谈的不仅仅是聋哑的问题，帕克的毛病显然更严重。马特愿意让我知道这些，这让我很感动，而且我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努力隐瞒帕克的缺陷。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要一家人当中有一个残障人，全家都会蒙羞，好像残障会传染一般。

“你能处理得更好？在我眼里你可没那么强壮。”我在逗他开心，我知道这样的话会让马特忘却悲伤，振作起来。

他笑了。“那你呢？”

自那以后，当着别人的面，马特仍会跟帕克打手语，但在我面前不会了。我渐渐学会了一些手势的含义，因此帕克想对我说的我大多都能明白。帕克身上有一种令人平静的力量。我跟他有过接触后，他不再像忽视别人那样忽视我。事实上，我很高兴能有个人跟我有共同的爱好。我有时会对着他叽叽喳喳地讲发动机的尺寸、讲汽缸，他总是点点头，好像我的话让他很高兴，不过他从来不看我的眼睛。后来，我常把汽车和摩托车杂志带到工厂，给帕克指出里面我最想要的那些款式。

口试前一天是工厂装货的日子，那晚我们凌晨两点多才到家。后半夜我一直在复习，最终彻夜未眠。我身上裹了好几层，穿着用毛绒布料做的长袍——随着我的成长，这件长袍被妈妈反复修改。此刻，只有熟睡的妈妈能给我带来些许安慰。长夜漫漫，空气潮湿，到处都是恐惧的味道。我的台灯发出一圈微弱的光晕，除此以外，一片漆黑。那一晚我近乎绝望，不能入眠。

“你不该来工厂的。”妈妈带着睡意的声音从床垫那边传来。停顿了一会儿，她又说道：“我不该让你来。你明天的考试这么重要。”

“我要是不去你就做不完啦。”

“我给你沏一壶茶吧。”

“妈，我真的要学习了。快睡吧。”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黑板前的讲台上时，整个身体都在发抖。科普兰博士以及自然与数学部的其他老师坐在教室的前两排，后面的座位全都空着。那些空座椅的圆形椅背仿佛组成了一道质疑之墙矗立在我面前。我觉得自己就是狂风中的稻草人，每一秒都可能被吹得失去平衡，我身体的各个零件也会散落在风中，所剩无物。那个时候我将猛然发现，再也找不到我自己、找不到我想成为的那个人。我知道睡眠不足会影响我的注意力。万一我糊里糊涂、错误百出，让他们认定我一直都在作弊，那该怎么办？

一位穿着蓝色衬衫的男士站起身来。他不教我，但我认出他是高年级的化学老师。他朝我走来，递给我一张元素周期表，但没有说话，只透过他的眼镜盯着我看。

终于，他开口了：“早上好，金伯利。请你为我们写出以下元素的离子方程式： 镍和硫，锂和氧，铋和氟。”

我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我读到过怎么写离子方程式，可我还从没真的写过。“能给我几张纸吗？”

“写在黑板上就可以了。”他指了指粉笔。

我用自己颤抖的手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漫长的考试结束后，老师们先是沉默不语，然后慢慢地鼓起掌来。我大吃一惊，愣在黑板前。我的制服正面沾满了粉笔灰。考试组主席站起身，大步向我走来。她激动得红光满面。

“我以前错怪你了，金伯利。”她说着伸出自己的手。我们握过手以后，她开心地笑着，说道：“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我很高兴我们学校能有一位这么聪明的学生。”

他们的决定不是让我从自然和数学提高班向上跳一级，而是连跳两级。

“我今天要给我爸送点儿东西。你想看看他上班的地方吗？”马特问。在工厂里，马特的脸突然从一堆乱糟糟的米色衬衫上方冒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

“当然想。”我答道，心里却暗自吃惊。马特不是说他父亲去世了吗？

我对妈妈说自己有作业要做，提前离开了工厂。我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与马特独处几小时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那你怎么办？”我问马特。

早走对马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成了熨衣工以后，就被当成大人对待了。只要他能完成每天的定额，便可以来去自由。然而，由于任务繁重，他常常需要工作到很晚，跟妈妈和我一样。

“别担心，我能瞒过去的。”他说。

我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他还要回来工作到很晚，不过我只耸耸肩。每次来工厂之后，我把自己的外套和书包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工作台上，现在上面已经落满布毛。每天下班时，我都要从塑料袋上抖落一大堆脏东西，然后才能把里面的物品掏出来。

马特在楼下等着我。他穿着一件薄夹克，推着一辆送外卖的自行车。自行车后部装着一个绿色的大木箱，上面画着一个笑容可掬的意大利男人，他那带有光泽的小胡子处写着一串花体字——“安东尼奥比萨”。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

“这是我的另一份工作。你想不到我这么多才多艺吧。”

“你怎么会有时间送外卖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是还要应付学业什么的吗？”

“啊，上学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他盯着车把说道。我意识到他在为多打一份工而旷课。我确定他妈妈不知道此事。

他腿一抬，跨上自行车，等着我。“上车吧。”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上车，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爬到他身后的箱子上。于是我这样做了。接着我动来动去调整姿势，让自己的双腿垂在他身体两侧，在这过程中差点儿踢到他。最后我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勾住车座的底部。他开始蹬车，我们左摇右晃地出发了。

刚起步的时候，自行车不停晃动，然后他开始加速。

“你确定不扶着我吗？”他说，“那样更安全些。”

“现在这样挺好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当然想用胳膊搂着他，可此刻他的身体离我这样近，光是想象一下搂着他的动作就已经让我羞涩难当了。

街上的人群自动为我们清出一条路，因为他们一看到我们飞驰而来，就吓得往后退。

“你这个飞车小混混！”一个女人喊道。她指的是那种每天在街上游荡的孩子，这绝对不是什么褒义词。

“你这个猪鼻子眯缝眼！”马特扭过头喊道。

我正满怀歉意地回头看那个女人时，马特突然急转弯，以避开一辆运货卡车。我们飞速冲向路边，行人纷纷跳起来躲闪，然后我们又回到街上。经过中美银行时，马特似乎减了速，我不禁怀疑他爸爸是不是在这里工作。结果我发现他不过是在打量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的漂亮女孩。在那一刻，我恨她，也恨马特。之后，我们骑出了唐人街，路上的车辆少了很多。

我们飞速地骑到包厘街以后，我把头发向后一甩，开始放松下来。我曾幻想过那么多次在路上飞驰的场景，这是离梦想最近的一回。路边的一切都被我们甩在身后，衣服被风吹得飘扬起来，贴近马特的兴奋让我丝毫不觉得冷。我抬起头，任午后的阳光洒在自己脸上。在我们前方，一只鸽子正从楼宇之间盘旋向上，伸展翅膀飞向天空。

马特转过头，看着我。“你怕吗？”

“你一直在努力吓唬我吗？”我觉得自己脸上幸福的光芒全世界都看得到。

他笑了，转回了头。“没有，反正你也不打算抓着我。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经过一条小巷时，他放慢了速度。我知道我们仍在曼哈顿，因为我们没有过桥，但具体是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我们在一栋废弃的建筑前停下车，马特扶着车让我下来。不远处的一个门廊前，有个流浪汉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旁边还有一辆购物手推车。所有门窗都用木板封着，但可以听见楼上传来婴儿的哭声。挂在防火梯上的衣服随风舞动，叽叽喳喳的西班牙语谈话声飘进我的耳朵里。我的呼吸短促，不想吸入尿的骚臭味和汽车尾气味，结果还是觉得嘴巴里充满这些味道。这里看起来跟我住的地方很像。

他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一个废弃店铺的门口。那个地方有些下陷，成了垃圾聚集地。他踢走一个空罐子，又踢开一堆卫生纸，这才走到门前。发黄的报纸把玻璃窗糊得严严实实的。我跟着他走下台阶，站在他身边。我更仔细地看那上面的文字时，发现都是中文。

他有节奏地叩着门，显然这是什么暗号。整个楼房是那么破败不堪，当一小角报纸被掀起来，黑暗中出现一双眼睛时，我吓了一跳。

“老吴，是你儿子。”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门栓打开，我们走了进去。我只觉得好奇，还有一点儿期待，却全然没有害怕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跟马特在一起。一个男人的背影消失在黑黢黢的过道尽头。过道本来就很狭窄，两侧和角落还高高地堆满了箱子，显得更加逼仄。黑暗中可以看见一段楼梯，却不知它通向什么地方。一个弯曲变形的自行车轮胎斜放在一摞杂志上面。

“这是从你的上一辆自行车上卸下来的吗？”我低声对马特说。

他扑哧一笑。我们跟着那个男人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看上去这里曾是个酒吧，屋里空气污浊，烟雾缭绕。一群中国男人围坐在一张牌桌前，桌上堆着几摞钞票。钞票很破旧，却一叠一叠整齐地码在一起，只有桌子中央一大把散乱的钞票除外。为了确保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到房间里面，这些人用木板把每扇窗都封了起来。一缕一缕的阳光从木板缝隙中挤进来，照着高脚凳上的铜锈。

头顶上几个灯泡摇摇晃晃，透过昏黄的光线，马特望着我，好像在询问他该不该把我带到这里来。能让我知道他父亲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生活，说明马特放下了面子，也说明他把我视为极其亲近的人。我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他心满意足地转过身。

这时那些男人们看见了我。“这可不是个景点。”一个人说道。

“她是我带来的。”马特在桌子后面一个角落打开了一把折叠椅。他让我坐下，而他自己站在我身边，像是保护着我免受房间中其他人的欺负。

我面前的桌子上堆的钞票实在太多了，我觉得透过层层蓝色的烟雾，还是能闻见钞票酸酸的味道。“来，孩子们，喝点儿东西吧。”吧台后面的男人边说边把两瓶开了瓶的啤酒推向我们。

马特接住啤酒，给了我一瓶。我以前从没喝过酒，这次喝了一大口。啤酒很苦，还呛得我眼眶湿润，不过我没表现出反感。第一口下去以后，我开始小口抿着喝，而马特喝酒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经常喝。

这些男人重新开始打牌。他们手中拿着酒杯，把更多的牌甩到桌上。马特走到坐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男人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一定就是马特的爸爸了。他爸爸回过头，因为玩到一半被打断而显得不太高兴。马特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薄信封递给他。没想到，他爸爸打开信封，满意地点点头，马上把里面的东西塞进了桌上那一叠钱里——信封里面装的是钞票。然后他用手背把马特推开了，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声“谢谢”。

马特回到我身边时驼着背，耸着肩，没看我的眼睛。我站起来，握住他的胳膊，然后为了掩饰这一冲动的举动，我拉着他在一张刚刚腾空的椅子上坐下。

我说：“你坐着，我想好好看看。”

我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桌上的牌。在啤酒和烟雾的作用下，我觉得头昏脑涨，又对他们玩的中国游戏很感兴趣。这跟我在美国见到的其他玩法都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似乎猜出了游戏规则，当然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过了一段时间，电话响了，酒吧招待员说：“阿吴，找你的。”

马特的父亲站起身，吧台招待员把电话听筒扔给他。他打电话时来回走动着，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他的脸。显然马特遗传了他的长相。他很英俊，幸亏一对浓眉为他增添了一种略带凶意的魅力，否则他的五官对一个男性来说太过精致了。他身上带着一种鲁莽的气质，漫不经心地甩着胳膊，好像就算打碎房间里所有东西也全不在意。我能看出来，他身上穿的西装很昂贵，而且他还不计麻烦擦亮了皮鞋。我很好奇马特从这样的男人身上学到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学不到什么好的。

“路易莎，”他说，“我有点儿晚了，不过别担心，亲爱的，我很快就到啦。不不，别担心，我没赌博。”他说着朝他的朋友们使了个眼色。

我疑惑地看着马特，他有些轻蔑地说：“他女朋友。他们俩住在一起。”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马特给他爸爸的钱不是从他妈妈那里拿的，而是马特自己挣的，说不定就是送外卖挣的钱，这也就是他为之放弃学业的那份工作。我能理解他的做法。换作是我的妈妈，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她，也会原谅她所有的过错。或许我的眼神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马特迅速看向别处，仿佛无法忍受我的同情。

马特的父亲走回自己的座位，其他人都在那里等着他。他好像刚刚看见我，转过身在我面前挥舞着扑克。“你不来玩玩吗，小姑娘？女士常有好运气。”

牌桌上吵吵嚷嚷的聊天声渐渐停止了。“女士常有好运气。”

“爸，别把她拉进来。”马特站起身，说道。

“没关系。”我对他说。我知道这不是运气的事。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宁愿相信统计概率，而不是运气。我毫不犹豫地指了指黑桃Q和方块7。

“真的吗？”马特的父亲思索着，“奇怪啊，奇怪。不过或许……如果……”

他慢慢从手中抽出这两张牌，扔在桌子上。其他人突然喊起来，还有几个盯着我看。这场骚乱平息后，马特的父亲把桌上的钱都敛入囊中。

他笑得嘴巴咧到了耳根，露出一颗金牙。他呷了一口酒，再次走到我们面前，伸出手笨拙地拍了拍我的头，好像我是一条小狗。

“她，”他说，“她是个好姑娘，配得上老吴的儿子。”

虽然这话出自一个喝醉了的赌徒口中，可我还是把它当成一种祝福。马特好像很自豪，但他同时也不停地把重心从一条腿移到另一条腿上，仿佛不知道我们该不该在其他男人开始起哄之前溜之大吉。

果然，起哄声马上在耳边响起。“过来跟我们坐，”他们说，“我们也想赢点儿钱。”

“不行，她要跟我待在一起。”马特那时虽然只有15岁，但他挡在我身前，面对着这群赌徒。我离他很近，可以感觉到他在微微颤抖。我这才开始觉得害怕。此时有人大笑起来。

“好吧，不过要再带她过来啊。好运气我们永远用得上。”

马特再没带我去过那里，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见到了他想让我看的东西。他把这个令他耻辱的秘密透露给我，而我也接受了它。这件事似乎成为我们关系的转折点，是一种信任和坦诚，甚至是爱情的承诺。

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女孩出现以前。

[19]书中的原文为“white disease”。——译者注

[20]“出猫”是广东话中“作弊”的意思，书中的原文为“sending out the cat”。——译者注

10

我一直小心地保持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他是禁果，我必须敬而远之。

到了十年级，尽管英文仍是我的劣势科目，但我已经跻身尖子生行列。

跟其他学生不同，我一拿到测验分数就马上藏起来，并且从不谈论它们。

安妮特是我各种消息的来源。一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肯定不会相信他们是怎么说你的。我听见朱莉娅·威廉斯跟另一个女孩说你从来不睡觉，也从来不学习。”

我确实睡眠不足，可我想象不出朱莉娅·威廉斯这个有一头金色小卷发的女孩会真的知道实情。我只有在工厂的短暂休息时间里以及在地铁上可以做功课，而我们到家一般都在晚上9点以后。每天做完作业，我都已经精疲力竭，一头倒在床垫上沉沉睡去。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我能听见电流的沙沙声。“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做到什么？”

“你在班上的表现。比如上次历史考试，我知道你都没怎么学——我的意思是，考试前一天你连那些章节都没读过呢。”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我生下来就比别人多个脑袋似的。”

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鉴于我现在的英文已经相当流利，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成绩特别出众。我只是尽最大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并在考试中依样复述出我学到的内容。有时我不得不在最后关头临时抱佛脚，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我总是做最充分的准备。学习是我唯一的出路；考上一所好中学远远不够，我还必须考上一所好大学、争取到全额奖学金，并且还要在大学里表现得足够优秀，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

十年级时，我选修了通常只有十一和十二年级学生才会选的大学预修课程[21]。到了年底，我每门考试都拿到最高分5分。面对这样的事，哈里森的其他学生对我有着复杂的态度，其中既有尊重又有嫉妒，却没有我最渴望的：友情。尽管有安妮特，但我还是觉得孤独。我也很想融入同学中，却不知该如何做到。

现在，我的皮肤变得光洁，妈妈也终于同意我把头发留长。六码的衣服我穿起来刚刚好，因此可以从工厂拿一些样衣穿，这使我的装扮不再那么格格不入。然而，对妈妈和工厂负有的责任让我无暇社交。就算我有这个时间，大家也都觉得我太过严肃——或许我确实如此。我从没参加过任何派对或舞会。

极少数情况下，我会接到一些邀请，可我甚至不会尝试征求妈妈的意见便找借口拒绝。我刻意与其他女生保持距离，否则早晚会被邀请到她们家中做客，而我是去不成的。我现在已经时不时从工厂偷偷溜出去找安妮特，不能再多一个这样的人了。

至少我还有安妮特。对于我做不到的事，她都理解并且接受，虽然她并不了解我真实生活的全部细节。我在图书馆工作时，她经常来找我。她一度无比崇拜贾马里先生，私底下会跟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有多么聪明、多么英俊。每当安妮特喜欢上谁，她的感情总是很强烈，可这些迷恋又很短暂，不会在她心里真的留下什么痕迹。她甚至对库尔特产生过好感。库尔特夏天的时候与谢里尔分手了。在两周的时间里，安妮特热烈地称赞他多么有艺术气质、多么有创造力、多么自由不羁。去年的某一天起，库尔特抛弃了他那些高档整洁的名牌服装，走到哪儿都穿着破旧的棉裤子，在蓝制服里穿一件旧T恤衫。安妮特对他的迷恋持续了几个月以后，便觉得他很无聊，因为实在有太多女生喜欢他了。当然，这些情感的起起落落并不涉及与库尔特本人的接触。对安妮特来说，迷恋更多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感觉。要是我假装自己也同样喜欢她所喜欢的人，然后与她一起谈论这个人，她就再高兴不过了，就跟其他孩子谈论他们的共同爱好（比如棒球）一样。

我不在意。我很享受在与安妮特聊天时假装自己过着更正常的生活，幻想自己比现在更富裕、过得更好。而且当改变现状的希望渺茫时，我实在很难与别人分享我们的生活。很早以前我们就放弃了保拉姨妈会帮我们改善生活的念头。我们还欠她的债，因此剩不下什么钱，钱将将够我买一些必需品，比如在我原来的鞋再也穿不下以后买一双新鞋。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住的这栋楼被拆掉，那时她便不得不让我们搬家。

在我生活的另一个世界里，无论马特出现在熨衣台还是停下来休息，他的在场总给我一种飘飘然的幸福感。他走到哪儿都好像带着一圈光环。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衣服……他所有折磨人的小细节都深深印刻在我心上。

有一次我犯了个错误。我对他说：“你的裤子看起来跟平时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他问。

“我也不知道，好像不太合身吧。”我支支吾吾，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他表情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其实，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没穿内裤。”

我把它当成笑话，尴尬地笑了起来，而且我这种人对这类笑话本来也会随便一笑。可事实上我暗中对马特的屁股观察已久，因此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一直没敢问他那天为什么不穿内裤，我猜大概是没有干净的了。

当帕克、马特和我难得有空时，我们会一起去外面度过宝贵的时光。一天，我走下楼时，看见帕克正在修整马特送货用的自行车的链条。马特在一旁看着。

马特耸了耸肩：“我能说什么呢，我的手太滑了。”一双笨拙的手。他赶紧补充道：“但我的身体可以掌握各种灵活的技巧。”

马特说的这些带有调情意味的话让我激动，同时也让我在他身边时比以前更不自在。我假装没听见他对自己身体的评价，站在帕克身旁，弯下腰看着轮子。帕克的动手能力很强，双手灵活，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链条安回原处，并且拉紧。

“你能找时间教教我怎么做这个吗？”我问帕克。

和往常一样，帕克没有看我，但他点点头。我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

“等你们两位机械师完事了，”马特说，“我能在比萨店歇业之前要回我的车吗？一群意大利人在唐人街开店已经够艰难的了。”

在很多方面，我与帕克相处起来都比与马特更容易。表面上马特和我是朋友，我们能一起谈笑的时间是我最享受的时刻，无论这样的时刻有多么短暂。可我内心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每靠近他我都觉得自己呼吸急促。我一直小心地保持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他是禁果，我必须敬而远之。每当他轻轻碰我，我就像被蜜蜂蜇了一般，移开我的整个身体。更糟的是，马特好像很喜欢碰我，他常把一只手搭在我背上，或者拉着我的胳膊。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怕一旦我们之间的距离被拉近，那么我努力想获得的一切、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我真傻。我该在自己能够完全拥有他时紧紧抓住他，像对待市场上熟透的芒果那样握紧他。可我怎么会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爱呢？

有一天，她出现在那里，在工厂外等着马特。她具备我没有的一切：卖俏的裙子、漂亮的指甲，还有融化人心的眼神，仿佛在说：“救救我。”她的一头乌黑有光泽的秀发轻轻飘动，散发着一股野花的清香。噢，她也留着短发，这让她优雅的脖子显得更加修长，头发向前垂散下来时，刚好指向她完美的嘴唇。直到今天，我仍愿把她想成一个娇柔的洋娃娃，用自己的弱点操控马特。实际上，维维安每次看见我，都会露出特别真诚的笑容，而别的女孩只会对我廉价的衣着嗤之以鼻。让我更坦诚一些吧：我所谓的“她具备我没有的一切”，其实是指凡是我具备的优点，她都同样具备，而且她还有我没有的长处。

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调查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从工厂里的闲言碎语中我得知，她父亲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裁缝，手艺最好的裁缝之一。他开了一家小店，专营高档定制服装。这家店就开在马特家那条街上，维维安也在店里帮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经常站在店外，多次看见马特经过，就这样，他们熟识了。当然，我怀疑她故意把自己杵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但谁能怪她呢？

一开始，她比马特高一两英寸，但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来越高大，而她显得日益娇小，直到有一天，他站在她身边，肩宽体阔，双手也变得宽大有力，手臂揽着她柔弱的肩，保护着她。马特对我像以前一样友好，但多了一份心神不定，好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总是跟她在一起。我看着他们一起走开，离我远去，我因悔恨而心痛。

十年级那一年的一月——那时我刚满16岁，库尔特因滑雪摔断了左腿，他被困在奥地利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做完手术再飞回来。他在塔米事件中替我向科普兰博士辩护的事发生在八年级，自那以后，虽然我们选了不少相同的课，但几乎没怎么说过话。自从库尔特决定“成为特别的人”，他就一直忙着做“酷哥”。他作画、打磨木雕，他的作品备受学校艺术部关注。他还出现在去年的视觉艺术节上。连我都不得不承认，他很有魅力，举手投足间有种灼人的气质。我曾看见我们的拉丁语老师跟他说话时都脸红。

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家里的电话响了。那时已经将近9点半，我本以为是安妮特，可接起电话后却发现是库尔特。他的声音低沉。我完全没想到他会给我打电话，以至于忘了问他腿怎么样了。

“听着，金伯利，我回美国了，但一个月以内都不能下床。不瞒你说，我已经濒临退学，结果现在还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能去上学，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彻底完了。”

“我觉得你的成绩不至于那么糟吧。”

“我的成绩将将及格，但后来又出了点儿别的事。你还记得圣诞假前有人拉响火灾警报吗？”

“是你干的？”那次的动静很大，整栋楼的人都被疏散到外面，消防车和警车也都开到了学校，课程全部取消，学生和老师站在外面数个小时，瑟瑟发抖。

“是的。他们本来已经准备开除我了，但我父母尽了最大努力。我写了封道歉信，还保证平均成绩能拿到B-，从此做个乖学生。我一直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但现在真的很悬了。”

自从我接起这个电话，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时我终于问出了口：“为什么要找我？任何人都会乐意帮你的。”

“哎呀，金伯利，没人比你更聪明了。我是真的需要帮助。我爸妈已经在威胁要把我送去寄宿学校了。”

我同意把我们共同选修的那些课程的笔记借给他，每天由他弟弟过来取。他把笔记复印完，第二天再还给我。我还看见其他孩子也交给他弟弟各种笔记，可能是数学课和自然课的笔记。每隔一段时间，库尔特就会给我打电话，询问某一科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试过早些打电话，我每次接到电话的时间都很晚，感觉好像他一直在等我回家。他从没问过我之前去哪里了，这点我很感激。尽管我上的自然和数学课比他的深了好几个年级，但我还记得他学的那些内容，可以给他解释他正在做的题目。

他本可以不声张我帮他的事，但他没有这么做。当他终于拄着拐杖回到学校时，好多人连忙凑到他跟前，可他却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我。只要有可能，他无论到哪里都公开坐在我旁边。在某种程度上，我被带进了他神圣的小圈子当中。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出于礼貌还是真心的谢意。最终的结果是最受欢迎的小集体接纳了我，虽然那些人仍不喜欢我。那些女孩都愿意别人看到她们跟我在一起，然而，她们在我身边又总是小心翼翼，试探而又疏离。安妮特对我地位的突然提升感到好笑，她仍然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

我成了“伪名人”以后，学校里的男生们似乎重新注意到我。当然并不是所有男生，仍有相当多的人对我不屑一顾，但总有一些男生好像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奇怪的是，跟他们在一块儿时我觉得很放松。如今马特已不再是我生活中浪漫的点缀，我全部的羞涩仿佛都是为他准备的，跟别的男孩在一起时，我觉得无拘无束。

学校里最受欢迎的那些女孩一眼就认出我身上穿的廉价的工厂样衣，她们对我表现出的热情毫无真诚可言。然而，每个周末我和妈妈从工厂回到家后，电话都会响起，而且一定是某个男孩打来的。我倚着发黄的墙壁，边聊边用手指转动打结的电话线——绕上，松开，再绕上。当我终于放开电话线，挂断电话，电话又会再次响起，是另一个男孩。这让妈妈十分抓狂，特别是如果他们很晚打来的话。跟男孩讲电话已经够糟的，在黑暗中打电话真的越了界。

妈妈接电话的标准做法变成了先说一句“金伯利不在家”，然后挂断电话。她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用英文大声喊着：“吃晚餐啦！吃晚餐啦！”她到目前为止会说的英文基本就这么两句。由于听不懂我和这些男生在说什么，妈妈特别焦急，其实她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比如作业、摩托车、刻薄的老师。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是个漂亮的女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长得四肢过于修长，过于瘦削，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无论安妮特怎么努力，我还是无法领会化妆和穿着打扮方面的复杂技巧。我既不漂亮，又不风趣，不是个好伙伴，也不是特别好的聆听者。女孩们为了赢得男孩的欢心给自己贴的那些标签，我一样也没有。我打电话时常常闭着眼睛，听的不是人说的话，而是电话线路的声音。我知道这些男孩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自由。他们想摆脱他们的家长，摆脱毫无新意的自己，摆脱他们身上背负的沉重的期望。我之所以了解，是因为我有着相同的愿望。男孩们不是我的敌人，他们是我的同谋，我们需要共同完成逃脱的任务。我的秘诀就是接受。

在学校，每当有空，我会花很多时间与男孩们手牵着手散步。我们边走边亲热。妈妈严令禁止我做这些事，因此我觉得做起来更有乐趣。在其他很多方面我都必须负起责任，我很高兴至少能够自由掌控自己的身体。我能做的只有这些，因为在学校的50分钟里能做的事实在很有限，但男孩们似乎并不介意。

“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么超然，”安妮特说，“你从来不会坠入爱河吗？”

事实上，我不像其他女孩那样为这些男生担忧。那些细枝末节的事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比如某个男孩有没有打电话，比如某封邀请我参加舞会、参加派对或看电影的信具体是怎么写的。虽然我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我并不介意某个男生是不是受欢迎，是不是擅长运动。当然，我对聪明的男孩稍有偏爱，有时也对帅气的男孩更感兴趣，但我也会被一个羞涩的微笑甚至仅仅是手的形状打动。哈里森预科学校里的男生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一个愉快、甜蜜又短暂易逝的梦。残酷的现实是工厂里的缝纫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鸣，是没有暖气的房间中冰冷刺骨的空气，是马特。虽然有维维安在，可马特仍然是真实的。

库尔特回到学校以后，我们仍然每周碰一次面，由我来辅导他任何需要帮助的科目。我辅导的课程通常是数学，这一科他学得极其糟糕。学校的奖学金小组把这个也算作我的工作时间，所以一开始我乐此不疲。然而，随着库尔特退学的危险渐渐解除，他又回到了老样子。有时，他来补习时手里拿着大麻。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吸得神志不清，他从不放过任何跟我调情的机会。我并没当真，因为我见过他在别的女孩面前使用同样的伎俩。我知道他只是在练手。

他的眼睛其实很迷人，是那种令人难忘的深蓝色，而眼眸深处又有一抹白色。然而我觉得那双眼睛透着空洞，无法打动我。他对数学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其他大多数科目也是一样。我们见面之前，他几乎从不做准备，这让我很气恼。有几次他迟到了，还有几次他根本没出现。我后来才知道他一旦做起雕塑来就会忘记时间。在一个用作商店的巨大房间里，库尔特占据了一个角落。他在那里摆了一堆木块，永远在木头堆前忙碌着。

终于，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来呢，库尔特？”

他轻佻地抬了抬眉毛：“你不知道吗？”

“也许别的辅导员更适合你。一个更严厉的人。”我很讨厌浪费时间的感觉。

这下他有点儿慌了。“不，我喜欢你。有时候我甚至能听明白你讲的内容。”

“不应该是‘有时候’，应该每次都这样才对。你听得不是很认真。”

“我有认真听啊。而且对我来说，‘有时候’已经很好了。”

“你只会跟我打情骂俏。如果你能好好做作业，我会更高兴的。”

“抱歉，我习惯了。而且你的腿确实很漂亮嘛。”

我瞪了他一眼，他马上补充道：“哎呀，老毛病又犯了。我会努力的，行吗？”

我们谈过之后，库尔特确实有改进。他不再抽得晕乎乎的来上课，而且基本能准时到。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没做功课，但至少他真的在努力用心听。我发现他很聪明，只是他并不在意成绩。他跟我截然相反。

他在工作室的时间越来越长，并且开始更多地建议我们在那里碰面。他把不同的木块粘在一起，然后打磨光滑，做成各种抽象的雕塑。一次，我绕着一件作品来回走动。它看起来很像汉字“水”，中间是垂直的一竖，两边长着一对翅膀。

“这个很漂亮。可你为什么从不做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呢？”我问他。

他向我挑了挑眉毛：“你要是给我当模特，或许我可以做一个。”

见到我气愤的表情，他叹了口气道：“信不信由你，有些女生很喜欢我这么说话。”接着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当一个东西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成为了你想象力的载体。它可以是一个字，一个符号，或是一个花瓶。你想让它成为什么，它就是什么。”

我讨厌有如此多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它本身什么也不是。”

“这正是它的动人之处呀，不一定要有什么具体含义。”

“我无法过没有目标的生活。”

他看着我。“你并不在意那些表面的东西，对吗？”

“比如？”

“钱，衣服。”

我不禁笑了：“我在意，我必须在意。”

“不，你不在意，至少不是真的在意。我一直在观察你，你甚至根本不关注其他女孩在做什么。”

“你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我穿得跟她们不一样。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不理解她们在做的事情。”能向别人承认这点，我感觉不错。“我也希望自己看起来能跟她们一样！”维维安那可爱的身影从我脑海中闪过。“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因为你并不是真的在意。告诉我，就算你可以，你会花时间站在镜子前让你的眼睫毛看起来更长吗？”

我不说话了。

他继续说道：“你太忙了，忙着创造出什么东西来拯救这个世界。”

“我的数学比你好不代表我就是个道德模范。”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个词？我的意思是，你是听家人说过‘道德模范’这个词还是在哪里听到的？”

我停顿了一下。“我从一本书上记下来的。”

“看见了吧？”

“你们家人不这么说话吗？”

“事实上，他们的确这么说话。我是两个编辑的儿子，我爸妈每天都这么说话。上帝啊，帮帮我。”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的家人不这么说话？”

“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我把头转向一侧。“不是。”为了改变话题，我又谈论起他的雕塑。“我真的很好奇你能不能做出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个很难。”

库尔特没有回答，可到了下一周，他雕了一个小燕子。我一眼就看见它被摆在他平常的那些雕塑旁边。

“太棒了。”我说。

“喜欢吗？”他的蓝色大眼睛闪烁着明亮而温暖的光芒，“要是喜欢就送给你。”

“啊，不行。”我迅速答道。妈妈教育过我，不能欠任何人的人情。“有一天这个会值大钱的，我不能要。”

他眼中的光芒熄灭了，不过那时我们本来也该开始上辅导课了。

十一年级时，安妮特爱上了剧场。这一切始于有一次她来图书馆找我。当时她正谈论西蒙娜·德·波伏娃。

“她写了女人如何被当成神秘的另类，然后被排除在外，这又如何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也可以被这样分类，而分类的人永远都是掌握权力的群体。”安妮特手舞足蹈地比画着，她每每对一件事充满热情时就会这样。

贾马里先生从我身后走了过来。“瞧瞧她，看她的手势，永远那么夸张，那么有戏剧性。你应该到舞台上去表演。”

“真的？”安妮特两手撑在胯部，思索着，“我从没这么想过。”

“两周以后有个试演。你到时候可以好好体会一下你与他者的关系，因为你将既是你自己，又通过扮演某个角色成为他人。”

这足以激起安妮特的兴趣。虽然她一开始扮演的都是些小角色，但我发现贾马里先生是对的，她在舞台上确实表现出某种独特的天赋。她火红色的头发与她热情洋溢、充满疑问的特质相得益彰，这使她在聚光灯下显得特别有感染力。贾马里先生说她很有潜力，但还需要引导和雕琢。

贾马里先生总是穿着漂亮的刺绣长褂，说 :“很好，近乎完美。现在，咱们能不能再来一次？稍微多一点点克制，但强度还是要保持不变。”

我坐在漆黑的剧场里看安妮特排练时，心中充满骄傲之情。由于正式演出通常都在下午或晚上，我一次也没看过。

纳尔逊加入了他们学校的辩论队。由于他确信自己在比赛中一定会表现出色，因此我们也接到邀请前去欣赏。我们全都挤进了他家的厢式旅行车里。妈妈和我坐在最后面那排座椅上，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听到前排的人说的每一句话。

“这是我最好的衬衫。”鲍勃姨父说。他为了这个场合特意穿上一件真丝衬衫，“我从中国带回来的。我正打算……”

“你会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脸的。”纳尔逊说。

“就是，”现在已经13岁的戈弗雷尖声说道，“这衣服真难看。”

“你看起来跟同性恋似的，”纳尔逊说，“像拉皮条的。”

最终我们不得不调转方向，驱车回家让鲍勃姨父换衣服。纳尔逊还强迫保拉姨妈摘下了她的金首饰，因为他说金子太俗气，特别是中国的24K金。

“哎，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品位了，”保拉姨妈说，“你呢，金伯利？你肯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吧。”

“我没时间。”我说。

“真可惜，这些活动对申请大学很重要。”

保拉姨妈一直以为我的成绩还跟我刚到哈里森时一样差。妈妈和我从没纠正过她这个错误印象，因为这样似乎可以减轻保拉姨妈的愤怒和嫉妒。

“你的标准化测验考得怎么样？”

“还可以。”其实我考得很好。妈妈却没有通过入籍考试，不过我们都已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再次离开他们家之前，纳尔逊上上下下打量着妈妈身上简朴的衣服。他张开嘴想要品头论足。

我站在她前面，用英文说：“你想都别想，纳尔逊。”

“什么呀？”他说。

“反正你不要说。”他确实没说出口。

我发现他那所位于史坦顿岛的私立学校比哈里森小很多。舞台上的纳尔逊好像缩小了一号，变成了一个面颊通红的羞涩男孩。他们那一队输掉了比赛。

不用想也知道，我们的炉子不可能承受我们对它的过度使用——日日夜夜，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然而，当它真的坏掉时，我们还是颇感意外。寒气沿着地板一点点向外扩散，冻住了马桶里的水，加厚了窗户内侧已经结起的冰层。为了取暖，妈妈和我整夜在床垫上互相依偎，把所有能盖的都堆在身上。

一位钉扣子的女工向妈妈推荐了一个修理工，妈妈给他打了电话。他要价很低，但只能偷偷工作。他说他在中国有从事这行的某种资格证书，这就意味着他在美国没有。

这个人穿着肮脏的衬衫和过于肥大的外套，好像偷来的一样。他拖着工具箱走进房间，箱子在乙烯基地板上划出一道痕迹。当我看见他用锤子使劲敲打控制阀时，吓得直往后退。连我都知道那是个特别娇贵的零件。他发出一阵乒乒乓乓的声响，我相信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好让我们以为他很卖力。之后，他从炉子后面探出头来，告诉我们修不好了，而且他来这一趟要我们付100美元。

“我这里没那么多钱。”妈妈用手托着腮。

看到这个情形，我大声说道：“你把它弄得更糟了！你这是打脚骨[22]！”意思是他想占我们的便宜。确实，炉子的零件被拆得七零八落，有些还被扔进了厨房的水池里。

他立在我面前，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听口音他来自中国北方。“我花了时间，就得要钱。”

妈妈试图把我推到一边：“让我来处理，金伯利。”

“一边儿去，小屁孩儿。”他说。

我怕妈妈最终会屈服，然后同意付钱给他。我已经16岁了，我很有信心，虽然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像个大人。我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我也一直在帮忙赚钱养家，绝不能这么轻易放弃。100美元是1万条裙子，是一大笔钱。

“你想要钱的话，就先给我看看你的证件。”我说。

“为什么？”

“给我你的护照。”见我暗中威胁他，他怒气冲天：“你想要我的证件 ?!”

我所站的位置离厨房墙上的电话很近。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抓起听筒，开始播安妮特家的号码。

“你给谁打呢？”

“警察。”

他显得很平静，在思考要怎么办。我听见安妮特的弟弟接起了电话。

“你好，”我用英文说，“你能不能派个人到这个地址……”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抱起他的东西跑下了楼梯，临走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时间仿佛静止了，直到我们听见楼下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妈妈松了口气，倒在一张椅子上。

“打错了。”我迅速说道，然后挂断了电话。希望安妮特的弟弟没有听出我的声音。

“他贼头贼脑的。”妈妈虚弱地说。

“而且还狼心狗肺。”我的意思是他不值得信赖，品行不端。

我的心仍然扑通扑通地跳着，仿佛胸口有只小青蛙。至少他走了。但炉子仍是坏的，据说未来几天温度将会降到零度以下。

[21]即AP课程，全称为Advanced Placement，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组织、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美国高中生可以选修这些课程，在完成课业后参加AP考试，达到一定的成绩后可以获得大学学分。选修AP课程可以缩短大学学时、折抵大学学分，更可节省高昂的大学学费。——译者注

[22]“打脚骨”是广东话中的一个习语，与“敲竹杠”同意，即不愿花什么功夫，使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白白得到好处。书中的原文为“beat on our leg bones”。——译者注

11

也许黑暗中的几个吻算不上什么，但这已足够在我心里烧出一个大洞，留下溃疡一般的伤痕。

我给布鲁克林联合天然气公司打了电话，他们派了一位维修人员到我们家。他是个体格壮实的非裔美国人，一身蓝色的制服把他从头到脚包得很严实，腰带紧紧勒着他的肚子。他走进房门，在我们的房间里四下环顾，泰迪熊般的眼睛中流露出同情的神色。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好吗？”他说，“但我不保证能修好。上一个家伙把它彻底弄坏了。”

“拜托了，”我努力掩饰着自己声音中的惊慌，“请您一定尽力。”我边说话边呼出一团团白气。如果他修不好炉子，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熬过这个晚上。自从炉子坏掉后，我们的房间就一天比一天冷。天已经快黑了，我能听见狂风呼啸着拍打墙壁的声音。

“我知道，宝贝儿，”他说，“你和你妈妈放心吧，我会想办法修好的。”

他最后真的修好了。他用笨拙的手将所有零件都安回原处。当炉子突然蹦出蓝色的火苗，恢复了正常时，妈妈高兴得直拍手。妈妈想给他小费，虽然只有1美元，可他还是温柔地把钱塞回她手中。

“你拿着，”他低声缓缓说道，“给你自己买点儿好东西。”

我希望我爸爸也是这样一个男人。

马特彻底从高中退学了，这样就可以全职工作。由于他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干活，因此他经常能更早完工，也比我们更早离开。那个时候，我获得特批去布鲁克林理工大学学习大学一年级以及医学预科的课程。这些课程通常都是下午结束。有时下课以后回到工厂时，我刚好能看见维维安在等他。

一个春日的傍晚，我来到工厂，看见维维安和平时一样站在外面等马特下班。同样的，一群唐人街上的小青年围在她身边。我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男孩举着巨大的垂吊植物。这个满脸粉刺的男孩身体倾向维维安，我看见有纹路的叶子蹭到了她漂亮的牛仔靴上。然后她小声对他说了什么，他马上把植物举得更高，防止叶子蹭到地面。显然，植物是维维安的，而他只是帮她拿着。

这些男孩忙着在维维安面前表现自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能听见他们为了装酷都在说英文。

“你好，金伯利。”维维安喊道。

“你好。”我说。

其中几个男孩抬头朝我这边望过来，然后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重新把头转向维维安。

我听见身后的大门打开了，帕克走了出来。他像平常一样低头盯着地面，没看见我站在门口，直接从我身后撞上了我。这引得那群男孩大笑起来。我看见帕克穿着亮橙色的裤子，格子衬衫的扣子扣得全不对，脖颈处的衣领皱成一团。

“你还好吧？”维维安问帕克。

他没有回答，继续往前走，经过了那群人身边。

有个头上包着红头巾的男孩向外迈了一步，站在帕克面前。他模仿拙劣电影中街头恶霸的样子，用带有奇怪口音的英文说道：“这位小姐问你话呢。”然后他改用中文说：“你这个白痴。”

“别这么叫他。”我说。

“谁让你当他的监护人的啊？”

“红头巾”说道。

“没关系。”维维安对他说道，脸上挂着笑容，一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样子。

男孩又推了帕克一把，他一定觉得这样会给他在维维安那里加分。“说句话！”

“住手！”我说。

他不停地推搡帕克：“说话呀，这位小姐问你问题呢，快回答她呀，说呀。”他每说出一个单词，就用力推他一下。帕克四处张望着，眼神又困惑，又迷离。

维维安站在那里，已经吓傻了。

我站在“红头巾”面前：“住手！”

我伸手扯掉了他的头巾，他乱糟糟的打着结的头发散了下来。“至少他没你那么丑，你长得跟猴子一样。”

一群人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他一头乱发下的脸涨得通红。“还给我！”

我把头巾朝他脸上扔去，然后抓着帕克的胳膊 :“快跑！”

跑出几步以后我回头一看，发现“红头巾”刚要追过来，就被人抓住后脖子拽了回去。他被这么使劲一拉，猛地转过身，面对着刚刚走出来的马特。

“你这个没屁眼的，对我弟弟干什么呢？”马特紧握拳头，手臂绷得紧紧的，仿佛变成平常的两倍壮。他毫不费力地把“红头巾”甩到了地上。

“他是你弟弟？对不起，马特，我没认出来。”

马特又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你现在认出来了？你这个人渣。”

其他男孩齐声说道 :“别生气，马特，他玩的都是小孩子把戏，恶作剧而已。”

马特看起来很想狠狠揍他一顿，但他最后只是突然一松手，又把“红头巾”甩在地上。“你不值得修理。”马特的意思是不值得为他费力。

“红头巾”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群人都散了，只留维维安站在原地，满脸歉意。

此时，帕克和我已经回到了安全范围。

“你们还好吧？”马特弯下腰，捡起我的发夹——帕克和我试图逃跑时，这个发夹掉在了路边。他温柔地把发夹别在我头上，而他的手似乎多停留了几秒。他投向维维安的目光冷冰冰的，我看得出她快要哭出来了。

“维维安也想阻止他们来着。”我说。

“那是肯定的。”马特说。他仍然喘着粗气，我仿佛可以感觉到肾上腺素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看了一眼被丢在地上的植物，转向维维安说道：“你那些崇拜者没来得及还你植物就跑了。”

“马特……”她说。

“行了。”他捡起植物，一甩胳膊揽住了她。“走吧。”他对帕克说道。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了。

透过高高的窗户，我看见一场春雨正滋润着远处的树木。我仍在辅导库尔特。十一年级年末的标准化测验就快要到了，很多学生紧张不已，已经在外面上了好几个月的辅导课。库尔特的父母也要求他去上那些课，但库尔特成功地让他们同意由我来对库尔特进行额外辅导。由于我一本模拟试题册都没有，我自己要为考试做的准备也就只是填填宣传册上的那几个例题，这个小册子是跟报名表一起发下来的。

我们经常在艺术工作室碰面。他泡在工作室里的时间特别长，因此老师同意他把一些作品存放在房间后部。一次，我到早了，一边等他完工一边想着即将来临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23]。我低头看着工作室的地板，到处都是颜料斑点和木刨花。我格外小心，避免踩到电锯和砂光机。库尔特常把它们放在地上，而且还插着电。房间里弥漫着雨水、木材和墙纸胶的味道。

上课之前，库尔特正用一把涂漆刷子给几块木头上胶。他跟我说他从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双鞋，刚把它们欢天喜地地穿在脚上。

“这说明确实有飞来之财这种好东西，我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出现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木块粘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大夹钳把它们固定住。

我仔细看了看从他褪色的牛仔裤底下伸出来的那双鞋，那是一双棕色的工作靴，鞋跟已经磨损。“你穿之前刷过吗？”

“没有。”

“做个穷人没你想的那么好玩。”

“我要努力摆脱铺张浪费的生活带给我的束缚。”

“你父母给你一个安全的家算是铺张浪费吗？”

“他们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信托基金少年娶了信托基金少女。”

“我一直以为编辑都是有思想的聪明人。”

“不是。嗯，或许有一点点。你父母呢？”

“他们为爱而结婚。”

我四处走动，注意到他把外套随随便便地挂在一个画架上，一只袖子搭在了地板上。我取下他的外套，用手指感受着它精细的织工，然后又把它翻过来，轻抚着带涡纹图案的丝绸衬里。我把它重新挂好，不让它蹭到地面。

库尔特根本没有发现。他在房间角落的一个小水池那里洗手，然后在自己的衬衫上擦干。“托我聪明有思想的父母的福，我要办个派对。你能来吗？”

“估计不行。”我下意识地回答。每当我接到这类邀请，每当我亲吻过的那些男孩提出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我，我永远都是这个答案：“我很忙。”

“这个派对其实跟你有点儿关系。我目前还没有哪科挂掉，我父母特别高兴。他们想在大考来临之前用这个派对给我打强心剂。”

“我不确定喔。”

“没有你我肯定做不到的。可以说这就是为你而开的派对。你就当是一节特别长的辅导课。”

我笑了，有点儿动心。我从没去过任何派对或舞会，这给了我参加的好借口。“让我想想。”

我在剧场找到了安妮特。她除了在眼下正在排演的这部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以外，还担任该剧的舞台经理。她站在舞台上，拿着一根手杖，朝一张沙发走去。

“我要一根更长的。”她对台下的什么人喊着。她用一根亮蓝色的发带绑住了自己蓬松的头发。

“安妮特！”我站在靠近舞台边缘的地方，觉得自己在刺目的聚光灯下特别显眼。

“嘿！”她朝我走来，跪在舞台上，好跟我说话。

“库尔特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我该怎么办？”

她的眉毛仿佛挑到了发际线。“你是想去吗？为什么？你从不参加派对的！”

我开始来回扭动自己制服上的扣子。“我知道，但我也能去。不是每次都能，就这一次。”

“啊，你喜欢他！”她的声音在剧场里显得特别洪亮。

“嘘！不是！他只是个普通朋友。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了。”

“不，不，我觉得你要是能去参加个派对就太好了！你应该多出来玩玩，”说着她皱起眉头，“可你从没看过我的演出，也没参加过我的派对。”

“我知道。”我叹了口气。我明白对安妮特来说，自己有些时候不是个称职的朋友。这也是我永远拒绝的原因，因为我一旦答应过一次，便不知该如何处理以后类似的邀请。要让妈妈同意我晚上出门，一次不是什么难事，可不能太多次。我只是一时冲动，很想接受这个邀请，因为库尔特说这个派对跟我有关。

“你能也出来参加一次我的活动吗？”

“我保证。”

安妮特和我想了一个办法：妈妈绝对不会让我参加男孩子办的派对，因此我会告诉她我在安妮特家过夜，而安妮特会跟我同去。我敢肯定有安妮特在就没问题。只要能让妈妈相信我就行了。

妈妈皱着眉说：“你为什么突然要去安妮特家过夜？”

“妈，我一直都想去啊。别的孩子，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多自由。我之所以没提过，是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妈妈认真地看着我。“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

“我们都认识安妮特这么久了，你也见过她家人了。”

“的确是。”距离我的小学毕业典礼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对妈妈来说，亲眼见过他们一次是很重要的。自那以后，妈妈只听过安妮特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吧，但下不为例，不然她该想——”

“她该想来咱们家啦。”我替她说完，我的心却在雀跃。我终于能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了。

“检查员来了！检查员来了！”我从没见过保拉姨妈如此惊慌失措。

她和鲍勃姨父匆忙穿过整个厂房，仿佛飓风在他们身后追赶着一般。他们迅速收起台子上的衣物，挥舞着扫帚和除尘布，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所有孩子都赶到一起，塞进了一个个狭小而隐蔽的地方。

“所有18岁以下的都藏起来！”

保拉姨妈抓着我的后衣领，结结实实地把我扔进了一间男厕所。我刚撞上什么人的肩膀，就听见她嘭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们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以后，我发现是马特。

“嘿，”他说，“你没事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门又被打开了，另外三个孩子被塞了进来，然后门再次关上。这几个孩子比我们小得多。

其中一个小男孩的脑袋卡在我的腋下。这间男厕所很脏，只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池。我们知道必须关上灯。马特被夹在墙壁和洗手池之间，我们其他人尽最大努力避开房间正中央的马桶，那个马桶既没有座圈，也没有盖子。每当马特在我身旁，我总是敏感而痛苦，因此我让一个小女孩站在我们中间。

即使有这个小女孩在，马特还是离我太近，仿佛稍微动一下胳膊就能碰到我。其他孩子也都挤在一起，被卡在马桶旁边的小男孩动弹不得，正盯着马桶看。

“别去想它，”我听见马特轻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坚持住。”

小男孩的两条腿并在一起，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身上的衣服沾满布毛。我伸出手梳理他的头发。“没事的，”我喃喃说道，“很快就结束了。”

一个高个子女孩突然小声叫起来：“池子里有蟑螂在爬！”

马特和我都吓得后退了一大步。见他跟我一样害怕虫子，我心中暗自觉得好笑。他跳离洗手池的动作非常迅速，一眨眼的工夫就和我另一侧的小男孩互换了位置，大概是出于一种想靠门更近的本能反应。那个小男孩此时挤在另一个小女孩旁边，两人都紧靠着洗手池。小男孩鄙夷地看了我和马特一眼，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捏死了水池中的蟑螂。

我松了口气，闭上眼睛。马特身上散发着汗味和须后水的味道。他的胸膛很结实，隔着薄薄的T恤，我似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脏在突突地跳动。他们一定把他从熨衣台那里拉了过来。此时我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贴着他站着，却觉得自己渐渐放松下来。

突然，他发出一声奇怪的叫喊，我睁眼一看，在一片昏暗中，那个小男孩把粘着蟑螂的纸巾举到我们眼前摇晃着。我仿佛能看见蟑螂的触角在纸巾上挥舞，而小男孩笑得跟疯了一样。被着实吓到的我大叫起来。虽然我在家每天都能看见蟑螂，但我对它们的惧怕丝毫未减，而且可能还加深了。

敲门声马上响起，是鲍勃姨父的声音。“安静点儿！他们马上就过来了！”

听到这句话，我们都吓得不敢动。门外响起谄媚的说话声，机器的响声似乎都比平常更小。我能听出他们在说英文，却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我们大气不敢出，生怕暴露自己。大家都知道唐人街的规矩：这些检查员很可能已经被打点过，好查得松一些，但我们仍跟老板一样担心。如果工厂关了，我们还拿什么填饱肚子？

此刻，我的心跳得跟马特一样剧烈。其他孩子都不安地扭动着，可我满脑子只想着他吹到我头发上的气息是多么温暖。在我眼前，他肩膀处光滑的皮肤与他粗糙的棉衬衫形成鲜明的对比。

门外的谈话声好像持续了很久很久，最后外面终于恢复了工厂里日常的声响。门被打开了，另外三个孩子冲了出去。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恢复了平衡，移开紧靠马特的身体，然而，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

“等等。”说着，他伸出另一只手关上门，然后把我拉到他跟前，我的前额倚着他的前胸。那种熟悉的痛苦渐渐消失，被一种无可抗拒的疲惫感取代，那感觉就像是我终于长长呼出一口气，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屏息。他的指尖伸进我的头发里，我的头皮能感觉到它们的温度。接着，我抬起头望着他。一束光从门上方的窗户照进来，照在他柔软的头发上。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特别明亮。我们开始接吻，一阵炙热熔化了我们。这个葱郁的夏日午后消失不见，只剩下对马特的渴望，我对马特一人的渴望。

一个吻结束，又一个吻开始。我们就这样亲吻着彼此，直到马特停下来，用一种我以前从没听过的沙哑声音说：“他们要开始找我了。”

“我也是。”我喘息着。

然后我们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接吻。最终，我强迫自己记起他有个女朋友，而那个人不是我。我想由自己来结束这一切。我抽身说道：“好了，再见。”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双眼才重新聚焦，仿佛他也刚从一场梦中醒过来。然后他说：“再见。”他的手握着门把，犹豫起来。他没看我的眼睛，说道：“金伯利，我再怎么往上爬，也到不了你的高度。”随后他低着头离开了。

我独自站在洗手间里，手撑着水池，觉得心都碎了。我让他以为自己配不上我，而事实是我配不上他。

那天下班后，维维安站在工厂外的老地方等马特。虽然我羞于承认，但我确实跟在马特后面走下了楼梯，看着他走到她面前，吻她的嘴唇。他向我投来迅速的、歉疚的一瞥时，我才知道他觉察出我在那里。然后他们离开了。

也许黑暗中的几个吻算不上什么，但这已足够在我心里烧出一个大洞，留下溃疡一般的伤痕。

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但永远都保持着自尊。我对帕克像以前一样友善，但我故意与工厂里的其他男孩调情，特别是在马特能看见的时候。而对待马特本人，我带着一种冷冰冰的友好。我想象自己被一层厚厚的冰包裹着，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能触碰到我。或许是我的错觉，但我认为我在工厂工作时，马特的目光总是追随着我，而且我出现在他附近时，他的小动作也比平常更多，比如他会突然趴在地上做100个俯卧撑。而我只会忽视他。不管他做了什么，我的底线就是： 他选择了维维安，没有选择我。他所做的一切证明他在乎我的举动就算都加起来，在这道底线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

我知道维维安每天下班后仍等在门外。幸运的是，我们的下班时间是错开的，我不会经常看见她，但我所见的已经足够。更糟的是，我其实挺喜欢她的。她看起来又善良又体贴。她这么美好并不是她的错。多少有关他们的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马特把一包莲子蜜饯藏在背后准备拿给她；在远处他们俩互相搂着腰，一起走进中药店；还有一次，我竟然在庙里看见他们，两人一起站在一盏油灯的火苗前点香，然后并排跪下祈祷。爱情到底能用多少种方式折磨你？

我最终向安妮特——我终身的导师吐露了心声。她说：“有些关系从表面上看起来与它的实质是不一样的。你更爱的可能是你心里的那个人，而不是你天天见到的那个人。”

她是唯一一个了解我的痛苦的人，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低估了痛苦的程度。安妮特自己对爱情总是不抱希望。她劝我忘掉过去，让生活继续，而我确实需要这样的忠告。

要去库尔特家参加派对的那个晚上，我早早到了安妮特家。把妈妈一个人留在工厂让我很歉疚，但我实在太想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好好玩一次。

埃弗里太太亲了一下我的面颊：“又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微微一笑。虽然我很少看见她，但她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

安妮特有一条裙子太小了，于是借给了我。这条乳白色的裙子穿在我身上刚刚好，不过我从没穿过这么短的裙子。裙边在我裸露的膝盖上方轻轻摆动、沙沙作响时，我觉得自己十分勇敢。幸运的是，我和安妮特穿同码的鞋，她借给我一双她的低跟鞋。接着，安妮特为我化了妆。她加入剧社后手艺练得越发娴熟。她给我涂上润发霜以后，我简直认不出镜中的自己。

“你真是美极了。”她说。

我转过身，抱着她：“你是最棒的朋友。”

安妮特穿了一条彩色印花包臀裙，拿上了她妈妈的手提包。

我把她散落在前面的头发向后编成一个小辫，然后对她说：“你也很漂亮。”

埃弗里太太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库尔特家。他家在城里，车一路向东开。到了以后，一位门童走上前为我们打开车门，安妮特和我跳下车。天气很热，但一阵凉爽的轻风沿着河面吹拂过来。我们向埃弗里太太挥手道别，然后走向旋转门。门童站在外面为我们推开门，我们俩什么也不用做。走进去后，服务台后面的另一位门童告诉了我们如何找到库尔特家。

我尽量不表现得太过腼腆，而安妮特高昂着头大步走着，像个淑女一样把手提包挎在胳膊上。电梯旁摆着许多花，我伸出一只手去摸花瓣，才发现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花谢了以后要怎么办？”我问安妮特。

“当然是换新的啦。”

这一定要花不少钱。我们走到库尔特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库尔特打开门，一阵喧闹的音乐声传进了楼道里。

“嘿！你们来啦，”他的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哇！”与他平常带调戏意味的眼神不同，他使劲盯着我看，仿佛我是一件雕塑作品。

我低下头看着橙红色的地毯，感到很满足。“谢谢，都是安妮特的功劳。”

安妮特站在我身后咯咯地笑。“进来吧，把你们不想随身带的东西都扔进我父母的卧室里。”库尔特消失在过道的尽头。

原来派对是这个样子的。平常会打开的那些灯此刻全都被关上了。库尔特跑进了客厅，我朝他那边望了一眼。即使在黑暗中，我仍看得出他们家特别宽敞，因为站在门厅，我觉得窗户离我们特别远。我可以看见城区里的灯火，也能看见不远处东河沿岸的点点灯光。

很多孩子已经到了。在客厅的一角，吊在天花板上的迪斯科球缓缓旋转着，一些人在跳舞，其他地方几乎一片漆黑，只有一些小圆蜡烛被分散地摆在房间各处。我原以为他父母会讲点儿什么，可他们似乎不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别的成年人。

“那个人像是剧社的。”安妮特指着正在跳舞的一个身影说道。

“你去吧，”我对安妮特大声喊道，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音乐，“把你的包给我，我帮你放好。”

她把手提包递给我，朝她的朋友走去。我摸黑从门厅走到卧室门口，打开门，又打开了灯。桃木床上的衣服和手袋已经堆得高高的。突然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吓得差点儿喊出声来，随后认出是我们年级的一个男生正在与一个女孩在床上缠绵。他的手放在她衣服上，而她抓着他的头发。

他把自己的嘴唇从她嘴唇上移开，看着我说：“你介意回避一下吗？”

“对不起！”我迅速关上灯，把安妮特的包扔在床上，然后逃了出去。

在迪斯科房间，我看到安妮特正跟负责校报的一个男孩聊天。他们站在一个长长的台子前，那一定是个迷你吧台。安妮特从吧台里拿出些瓶瓶罐罐，为我做了一杯金汤力酒，汤力水加得有点儿多。音乐的声响跟工厂里的机器声一样大。

安妮特把我拉到舞池中央，开始跟我跳舞。我第一次在这样的音乐伴奏下跳舞，却发现自己就快找到感觉了。另外一些人也加入了我们，没过多久，安妮特就悄悄跑到别处去了。我在迪斯科球下转着圈，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美国青年。

突然，一只手搭在我肩头，是库尔特。我怀疑他已经观察了我一段时间。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了门厅。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他说。

他带我走到一个房间门口，看起来像是他自己的卧室。他一开门，一股甜甜的烟雾扑面而来。一群人坐在地板上，围成一个圈，中间放着很多蜡烛。这里安静多了。

“你们得打开窗户。”他说。

“窗户是开着的。”坐在地上的谢里尔说。我想她看见我一定非常惊讶，其他几个人也一样，但谁也没说什么。

库尔特把我带到圆圈的缺口，我们就在这里坐了下来。坐在旁边的一个男孩不久前才与我接过吻。他一看见我就面露喜色，库尔特似乎也注意到了，他故意坐在了我们俩中间。

他们在传着一个巨大的中国水烟筒。它有两英尺长，我一看就知道自己得用两只手才能环抱住烟筒。闻得出来，他们吸的不是普通香烟。

安妮特从门口探出个头：“金伯利，你在里面吗？”

“嘿！”我说。

安妮特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要进来吗？”这个晚上，我充满好奇，不计后果。其他孩子都有选择的机会，要么这次就屈服于诱惑，要么留给下一次。可对我来说，没有下一次了。如果现在不尝试，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安妮特挤了挤眼：“呃，不了，谢谢。回头见。”说着她重新关上了门。

“水烟筒中国才有。”我悄声对库尔特说。

“我知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

“从我爸的办公室偷出来的。他的一个中国作者寄过来送他作礼物。那个可怜的家伙大概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拿它干什么。我爸办公室的东西太多了，我想他不会想念这个的。”

水烟筒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用手指抚摸着上面刻的花纹。每个人都在偷瞄我，大概很想看看新人咳嗽不止、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在香港的咖啡馆里，我已见过太多的男人吸水烟。

我把嘴放进宽宽的烟筒里，紧紧卡住，像个密封塞一样，然后打着打火机，靠近连着主烟筒的金属小管，用嘴深吸一口气。随着烟从水中冒出来，涌进我的嘴里，我听得见水的咕咕声。我做好了准备迎接大烟那呛人的味道，然后把烟憋在肺里，同时把烟筒传给了库尔特。

他笑了。“你太有天分了，别再当你的智者了，做个像我一样的瘾君子吧。”

水烟筒被传了好几圈。我吞云吐雾，最后终于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把马特抛在脑后。我横躺在地板上，头晕目眩，不知道其他人去了哪里，也可能他们还在房间中。我头发下面地毯刺刺的触感让我觉得特别舒服。

“你抽蒙了以后的亲吻才算是真正的吻。”库尔特说。

“好吧。”我不停地来回转动脑袋，已经乐在其中。

我感觉到库尔特慢慢将身子靠近我，用他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头。他的头发扫过我的脸庞。他没像我想象的那样，迅速亲吻我的嘴唇，而是轻柔地从我的脖子开始亲，随后是下巴底下、耳朵后面。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嘴唇的碰触和他头发的味道。他开始轻轻吮吸我的耳垂。

“嗯，”我喃喃说道，“这还算‘亲亲’吗？”

作为回答，他开始亲吻我的整个嘴唇，动作特别从容，仿佛在享受着每一刻。他的吻十分温柔，又十分饱满，像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一样，敲打着我紧闭的心门，然后又静止不动了。

这些年来，鲍勃姨父的腿病越来越严重，我们已经很少在工厂里见到他了。保拉姨妈接过了他的大部分工作。为了维护面子，保拉姨妈跟大家说他在家办公，因为对男人来说做家里的顶梁柱是特别重要的。然而，在工厂里，他的办公室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保拉姨妈的办公室。

由于学校登记的地址仍是保拉姨妈的地址，因此我的所有信件还是会寄到她手中。当她第一次把我的成绩单带给我时，我知道她心里希望我的分数很低。

“你肯定考得不错，你是个这么聪明的小姑娘，”她虚情假意地说，“还不拆开看看？”

幸运的是，妈妈当时正好在洗手间，于是我说：“我想等等妈妈。我过一会儿再拆。”

尽管我也迫不及待地想拆开信封，可我还是转过身，低头加工几件女式衬衫。保拉姨妈不情愿地走开了。妈妈终于回来了，我撕开信封，拿出里面那张薄薄的纸。

“你得了多少分？”妈妈问。

奇怪的是，我找不到自己的成绩。我对着光举着这张方形纸片。“不知道，他们一定搞错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只写着满分是多少。”

“太荒唐了，给我看看。”保拉姨妈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她一定尾随着妈妈回到了我们的工作区。

她从我手中抢过成绩单，仔细盯着看。她的脖子慢慢涨红了。“蠢丫头，这些就是你的成绩！”

“哦。”我从她手中接过这张纸，渐渐意识到我一定是考得太好了。我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成绩，是因为我的分数跟满分一样。我仍然不解其中的原因，但我诚实地说道：“真抱歉让你眼红了，保拉姨妈。”

她和妈妈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什么？”保拉姨妈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我的外甥女考得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嫉妒？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嗯……”我犯下了如此大的错误，感觉整张脸都麻麻的。

“你这个疯丫头！我为你骄傲！”她用力搂着我的肩膀，力气大得让我感到疼痛。

“我们都为你骄傲。”妈妈说。她目光炯炯，闪烁着光芒。

[23]即SAT考试，是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需要参加的一种标准化测验，相当于美国的高考。——译者注

12

我出了一个多么愚蠢的主意，可当时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中学的最后一年开始了，库尔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了——比以前长得多。有传言说我们俩在交往。我们越是向别人澄清我们只是朋友，大家就越认定我们的关系不止于此。虽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还是很高兴别人会这样认为。

一次，我听见谢里尔在我背后低声说：“他到底看上她什么了？瞧瞧她那身衣服！”

我带着新建立起来的自信，回过头对她笑着。她猛地停下脚步，没想到说的话被我听见了。

“有智慧也是很美的。”我说。

对我来说，库尔特常常能为我打预防针，帮我抵御马特给我的情伤。库尔特正在教我领略身体上的欢愉，有了它们，我终于可以硬起心肠面对每日看见马特和维维安的痛苦。

那是一个明媚的秋日，那天的温度在那个时节算是很冷的。库尔特和我互相依偎着坐在运动场的看台底下。自上次跟他一起抽得神志不清以后，我再没这样做过，因为我不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也如此晕眩。我廉价的外套比他的外套薄得多，他把他的羊绒长大衣当成帐篷，盖着我们俩。我用手指磨蹭着他的下嘴唇。

他一下一下轻轻亲吻我的指尖，在亲吻的间隙，用他往常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你为什么没爱上我呢？”

我不想伤害他。“库尔特，这所学校里几乎每个女生都爱你。”

他握住我的手指，开始吮吸起来。在冰冷的空气中，他嘴唇温热的触感让人特别舒服。“除了你。”

“确实是。”我叹了口气，享受地闭上双眼。

“是因为以前的事吗？”

“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我跟格雷格一起欺负你，七年级的时候，你一定记得。”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 :“那会儿你是不太友好。”

“我知道，我那时候是个小坏蛋，对不起。”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人都是会变的。”

“所以你没有因为那些事记我的仇吗？”

“没有。再说出了塔米那件事的时候你还为我挺身而出呢。”

“那，到底是为什么？”

马特的脸浮现在我眼前，但我努力赶走了它。“我想我只是爱上了你的身体。”

库尔特大笑起来：“那我的身体得特别棒才行。”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

韦斯顿博士是我们学校的指导顾问兼心理咨询师，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你想去读哪所大学？”她问。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耶鲁。”安妮特和我一起讨论过大学的问题。与我不同，她订了一大摞学校名录，读过许多本厚厚的大学指南。最终，她把卫斯理大学定为她的第一志愿。我的选择过程要随意得多。我只知道耶鲁是顶尖的学校，而且在她的学校名录里，耶鲁的照片让我很喜欢。

“很好。你的申请材料寄出去之前先让我看看吧，我给你提一些建议。”

“您觉得我真的有机会被录取吗？”韦斯顿博士用她的小眼睛望着我。“金伯利·张，要是你都去不了耶鲁，还有谁能去？”

我用图书馆的打字机打出了我的申请书，韦斯顿博士几乎没怎么修改。我问她有没有可能减免申请费，她说需要看过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复印件后才能决定。拿到复印件后，她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变得毫无表情，然后她马上给了我减免资格。

我把此事告诉了妈妈，她吃了一惊：“你为什么不自己付申请费？”

“要花很多钱。”就在这个月，我们终于还清了欠保拉姨妈的债，再加上我仍在图书馆做着规定时长以外的工作，因此我们的财务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可但凡我们还想搬家，还想改善生活状况，我们就必须继续省下每一分能省的钱。我很清楚这一点。就算不需要还债，我们的收入仍然微乎其微。

“可是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考虑你的申请了。如果你不付钱，他们为什么要读你的材料？”

第二天，妈妈买回来一叠便宜的瓷盘。

“来，把它们扔到地上。”她说。

“为什么？”

“打碎瓷器能带来好运气，帮你考上大学。”

我并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但我还是把它们摔碎了。如果我想申请的学校在决定是否录取我时还需要参考我的家庭经济状况，那我根本上不了这样的学校。我们连公立大学都负担不起。

当我听说其他学生在申请材料里写了什么以后，我更担心了。朱莉娅·威廉斯的家长为她准备了一架斯坦威钢琴，放在一个隔音的房间里供她练习。朱莉娅每天练5小时，而且在她刚满16岁时就参加了国际钢琴比赛。而切尔西·布朗曾在大都会儿童歌剧院里一展歌喉。

体育生们则是一个不同的小群体。“飞毛腿斯潘塞”人如其名，他用又细又长的双腿赢得了每场比赛；哈里森曲棍球队赢得了我们这个区的冠军；艾丽西亚·柯林斯获得了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艺术体操项目的参赛资格。一次，足球队的几个男孩向她叫板，她马上趴在地上跟这些男孩比赛用一只手做俯卧撑，最后那几个男孩累得筋疲力尽，摔倒在地。这些运动员们都跟我一样认真。

大多数孩子从7岁起就开始上舞蹈课、小提琴课。如果他们想让自己的标准化测验分数再提高一些，他们会请私人教师进行辅导。他们可以在大学申请材料里写写自己在意大利摘葡萄、在荷兰骑车、在卢浮宫写生的经历，而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他们所申请的学校的校友。

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我只是一个贫困的小女孩，最主要的技能就是比别人更快地给裙子套袋。韦斯顿博士对我的信心给了我一线希望，可仍然不够。我的成绩确实不错，但其他许多孩子的成绩也很好，而且他们大多从一出生起就开始接受精心的培养，为进入合适的大学做足了准备。不管我在课堂上的表现有多好，也不管我装得多像最酷的小圈子中的一员，我知道自己跟他们不一样。我有时觉得大学会觉察出这个事实，然后把我拒之门外。

贾马里先生认为安妮特学得已经足够好了，可以担任《我们的小镇》的主角埃米莉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安妮特上蹿下跳，“首演那天你一定要来看！”

“我一定去！”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你发誓？”

“我发誓。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去看。”

可当她后来告诉我首演日期时，我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发现有个问题。

我在餐厅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安妮特，那天下午我要参加入籍考试。”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不会吧，可你都答应我了。”

“我知道，很抱歉，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大部分资助项目我都不能申请。”

“你不能改在别的日子去考试吗？”

“这次是我年满18岁以后第一次可以参加考试，之前是没有资格的。如果我错过这次，就没法在大学助学金申请表上填我是美国公民了。我一定去看你的下一场演出。”

“我知道。”安妮特的眼中仍满是沮丧。

“还有什么问题？”

她望着我：“金伯利，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不介意，可这会不会又是你的一个借口？”

这些年来，我对她撒过太多的谎，不能怪她怀疑我。“当然是真的。”

安妮特没再说什么。

保拉姨妈每次给我送完成绩单，都会在一两天以后再过来一次，抱怨我们某方面的工作。我们格外注意，不让她知道我的成绩有多好，但她一定也猜得出来。如果我们在工厂的某项工作做得不够完美，就必须重做。每次临近装货，保拉姨妈都会提前很多天就开始反复申明必须按时完成全部工作。

“如果你们发晚了，我承担不了这个后果。”有一天她说道。

“我们一直都能按时完成任务。”妈妈的语气很平静，但我从她的眼中看得出她很悲伤，因为她的姐姐竟然这样对待我们。

保拉姨妈走到熨衣台前，从马特身边挤了过去，然后离开了。

马特走到我面前，头发滴着汗，结成一绺绺的。“她有什么毛病吗？”

“嫉妒。”我说。

“为什么？”

“我想我在学校里的成绩比她儿子好。”

马特点点头，然后准备转身回去工作。

为了让他再多逗留一会儿，我问：“你妈妈和帕克呢？最近很少看见他们了。”

“妈妈这几天不太舒服，她在家的时候都会把帕克带在身边。现在我可以照顾他们了。”他显得很自豪，因为自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站在离他这么近的地方，我的心仍会撕裂般疼痛。“你做得真的不错，马特。”

他定定地看着我，最后开口道：“我想你。”

我眼眶一热，为了不让他看到我突然爆发的感情，我转过了身。“你已经有维维安了。”当我终于抬起头时，他已经不见了。

有时库尔特给我讲的故事会让我意识到我们俩有多不同。一次，他给我讲了他和几个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的事。

“我们等了很久，可那个傲慢的服务员一直没拿账单过来，于是我们就走了。走出大门以后，我回头看了看，你真该瞧瞧他那张脸！那表情就跟他要用自己的钱为我们桌埋单似的。”

“他可能确实得自己埋单。”我说。

“真的？嗯，那他活该。”库尔特的脸上略带愧色。

我没再说话，但我想起了工厂里那些孩子的父亲和兄弟，他们都在做服务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站在桌子旁”（standing by tables）。如果他们要用自己挣来的小费为如此昂贵的一餐埋单，他们该怎么办？很多人除了小费以外拿不到任何薪水。这种事情马特绝对做不出来。库尔特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但有些时候，他又出人意料的贴心。

有一次我和他坐在艺术工作室里，他突然说：“上周末我去了一趟垃圾回收站，你在那儿能找到各种不可思议的宝贝。我给你带回一样东西。”

我想了想自己住的地方：“呃，我的垃圾已经够多了。”

库尔特把手伸进一个垃圾袋，从里面掏出一把雨伞。它只剩下伞骨，但库尔特给它安了个金属支架，还把每一根金属伞骨折弯，使它看起来像一朵花。这些银色的伞骨闪闪发亮，像被打磨过。

“真漂亮。”我轻轻抚摸其中一片“花瓣”。

他扬起一条眉毛。“我敢向你保证，这个永远也卖不了大钱，你放心收下吧。”

“它现在是我最钟爱的一件垃圾。”

入籍考试是在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正在家复习，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楼下那扇沉重的大门最近都没关好，而我那天放学后匆忙跑上楼，很可能没有上锁。早些时候，妈妈的入籍考试又没通过，但我已经年满18岁，终于可以亲自参加考试。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但还是想在那天下午去入籍考试办公室之前再最后复习一下。

我打开门，发现安妮特站在门口，穿着她的短夹克和里昂比恩牌靴子。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投向满是裂缝的墙面和开放式炉灶，然后又投向了我身上穿的长毛绒背心。她张大了嘴巴，当她看到自己呼出的白气时，她哼了一声，觉得不敢相信。

她的脸上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尴尬，只有愤怒。“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她说。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这时她的脸挤作一团，好像快要哭出来了。“我知道你没什么钱，可这也太荒唐了。没有哪个美国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道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实际上，他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她脱口而出：“这里真是我到过的最蠢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猜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来你家做客，我对自己说不该做你不想让我做的事。我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理由：你把你爸爸藏在这里；你家里有什么中国人的秘密；你妈妈病得厉害，你正在照顾她。今天的演出取消了以后，我想知道你跟我讲的考试的事是不是实话，也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从来都不能拜访你家，所以我决定过来。”

我指了指桌上那本入籍考试的书。

她认出了那本书，点点头。“我真的受不了了。如果我今天没有过来，你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你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永远也不会找我帮忙。”听到这句话，我意识到她如果早点儿知道，一定会帮我。我伸出手抱着她，她没有挣脱。

我说：“没用的。等我长大些，我就能让妈妈和我逃离这个地方。”

“我不想让你在这里再多住一天。”安妮特紧紧攥了一下我的手，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她低头看了一眼餐桌，吓得直往后退。“你的酱油冻上了！还有一只蟑螂正在舔！”

她敲门的时候我正要把食物收起来。这时我跑过来，敲打桌子吓走蟑螂，然后匆忙地把碟子扔进水池中。我必须马上把它清洗干净，以免招来更多的蟑螂。安妮特继续在屋里转着。

“你的演出为什么取消？”我问。

“照明系统出了什么电路问题，昨天彩排的时候所有灯都熄了。他们现在还没修好。”

她扭过头来喊道：“好在你这么聪明。”

“我很幸运。”

她回到我身边，皱着鼻子说：“我不这样认为。你得举报你的房东，这是违法的。”

“我不能这么做，情况很复杂。”

“反正你不能再住下去了，咱们得告诉我妈妈。”

“不，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安妮特，别说。”

“金伯利，你忘了我妈妈是个房地产中介吗？她一定能帮上忙的。”

“我们没钱。”既然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我终于可以直说了。

“求你了，让我问问她，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不想让她知道。”羞耻感像浇花的软管涨到最满后喷出来的水，将我从头到脚淋了个透。

“我不告诉她，只说你们想找个特别便宜[24]的t地方。”看到我不解的表情，她补充道，“我的意思是，不太贵的地方。”

“金伯利，你就信我说的吧，郊区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辅导课上到一半，我和库尔特停下来休息。他躺在我们借的教室的地板上，伸展着双腿，用右肘撑着地。他面前的数学教科书合着，还有几本书散落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半圆。

工厂里的生活才是地狱，我心想。不过我只说道：“听起来不算太糟啊。”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从来没去过。”

“你怎么知道？”

“那你去过吗？”我被问住了：“没有，可你什么时候在那里住过？”

“其实我也没住过，不过我看了这个。”他敲了敲约翰·厄普代克写的《兔子，快跑》一书的封面。他为了上英文课正在阅读这本书。“我看过相关的电影，所以已经对那里的生活相当了解。西装革履，朝九晚五，那不叫生活。”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陷入了沉默，然后向后一倒，躺在地板上。他的一头金发铺散在深色的地毯上。“成就伟大，提升自我，还有自由。”他重新坐起来，用蓝宝石般的眼睛望着我，“住在郊区的人没法过上非凡的生活。”

“我不需要那么特别的生活。”

“可你绝不是平庸之辈，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他凑过来吻我。

我推开他，回答道：“我也希望如此，可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一个好丈夫，整洁的住处，一两个孩子。能实现这些对我来说就是非凡的生活了。”

“那我会去郊区看你的。”

一个月以后，安妮特的妈妈埃弗里太太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当厚厚的玻璃门在我身后关上时，衣着寒酸的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我看见埃弗里太太坐在桌子后面，还有一位穿着驼色西服的女士坐在她对面。埃弗里太太抬起头对我笑了笑，然后示意我在宽敞的等候区找地方坐下。

终于轮到我了。埃弗里太太走过来，像对待大人一样与我握了握手。她没问我妈妈在哪儿。

“我这里有一套房子你可能会感兴趣，在皇后区绿化很好的地段。”

我的心跳加快了。那个时候，生活在纽约的大多数中国移民都住在唐人街，少数人（比如我们）分布在布鲁克林这样的地方，而真正的成功人士会搬去皇后区，据说那里比保拉姨妈所住的史坦顿岛还要好。

埃弗里太太继续说道：“我一般拿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不过我也要实话实说，那个地方已经外租很长时间了，所以状况不是特别好。我其他的大部分客户甚至都不会去看这样的房子。”

我开始担心起来。“那里面供暖吗？”

她很惊讶。“你的意思是中央供暖吗？”

“对，暖气片是好的吗？”

“当然啦，我的意思是，不用担心，暖气特别足，”她眨了眨眼，用很快的语速继续说道，“家具家电是齐全的，常用的都有，洗衣机、烘干机、冰箱、炉灶，你能想到的都有。”

居然能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我们不用再手洗所有衣服，然后挂在外面晾干了。光是想想一个温暖的、有暖气的家就已经让我觉得到了天堂。我知道自己问的问题会暴露现在的处境，但为了避免再一次大失所望，我还是想先了解清楚。“房间里有虫子吗？”

这一次她没再表现出惊讶，而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你指的是蚂蚁和蟑螂吗？没有。”

“老鼠呢？”

“没有。”

“那您为什么还说它的状况不太好？”

“嗯，它面积不太大，有几处墙皮脱落了——不太多，你了解的，就一点儿。地毯也被磨得比较薄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吧。”

“那些都没关系。”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听起来这么好，但我还是让自己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心理准备。“房租多少钱？”

她在一张纸上为我写下了价格。出乎我意料的是，如果把我们每月付给保拉姨妈的机票费、签证费和她所加上的利息也计算在内，这个价格没比我们之前付的高多少。我很高兴几个月前我们终于付清了欠保拉姨妈的债。我的脸上一定绽放出兴奋的光芒，因为埃弗里太太举起一根手指警告我道：

“等等，金伯利，没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确定新的房客是可靠的人，所以需要定金和一些文件。咱们得开一个工资单或是雇佣证明，还要一封推荐信。”

我开始动起脑筋来。妈妈和我刚刚能存下些钱，再加上我仍在图书馆打工，如果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定金应该不成问题，可到哪里去弄推荐信呢？

埃弗里太太就像会读心术一般，说道：“或许你学校里的某位老师可以为你写一封推荐信。”

“他们从没见过我妈妈。”

“那倒是。让我想想看，肯定有办法的。”

“我们有一些积蓄，但如果能宽限几周，让我们再多攒一些钱来交定金就更好了。另外，工资单的话……上面没多少钱。”

“那倒没关系，他们只是想确定你妈妈能工作而已。你也可以附上你自己在学校打工的工资单。如果他们能从推荐信中看出你们是很可靠的人，那就足够了。”

“会不会有人抢在我们之前租下房子？”

“我会跟房东谈谈，告诉他们我这里已经有非常可靠的人选了。”

“我会尽快给您工资单和其他材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很认真的。”那天晚上我告诉了妈妈事情的经过，她喜上眉梢，兴奋不已：“阿金，咱们终于能换个地方住了！”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个公寓里太久，以至于不敢再梦想有一天会逃离这里。当然，我们最终能否成功逃离，还取决于能否为妈妈要到一封推荐信。

3月份的时候，库尔特和我已经开始在公众场合手牵着手。跟他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要求我给他任何我不愿给予的东西。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是会沿着爱情之路一步步走下去，还是至少假装正在这条路上前进。

我们那时刚刚一起从米尔顿大楼里走出来。库尔特偷拿了我一支钢笔，而我正试图从他那里抢回来。我抓着他的胳膊，开玩笑地捶打他的肩膀，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高高的身影出现在主楼前的灌木丛前面。

“马特。”我无法想象他在哈里森做什么。他穿得跟平时一样寒酸——一条肥大的工装裤加一件皱皱的薄夹克，但是经过的女孩子们都回头看他，看着他像一条小龙一样骄傲地立在那里。

马特这时已经看见了我们，他眼中的震惊迅速被痛苦和醋意取代。他甩甩头，仿佛想看得更清楚，然后他用最快的速度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他的受伤一开始让我感到懊悔，但随后却让我觉得气愤，因为我清清楚楚地了解那种痛苦，每天都在承受着那样的痛苦。

库尔特也愣住了。“现在我明白了。”

“我得走了。”我头都没回一下，便匆匆追随马特而去。

当时正下着雨，我追他的时候差点儿在光滑的人行道上摔倒。透过雨幕，我勉强能辨认出他的轮廓，那是远处一个模糊的身影。可随后他越来越近，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转过了身，正朝我走来。

接着他的双手抓住了我的两个手肘，用力地攥着。“那是你男朋友吗？”他喊道。

“那你女朋友呢？”我也冲他喊道。我的头发和脸都湿透了。

他不动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他松开了我：“我知道，对不起，我是个蠢货。”

我这才发现打湿他的脸庞的不只有雨水。他的双眼红肿充血，显然哭过。

“你和维维安分手了吗？”我的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我妈妈死了。”他边说边绝望地耸了耸肩。

我拉着他的手，把他揽进我的怀里。他低下头开始抽泣，身体剧烈地抖动着。我就那样抱着他，站在哈里森校园里的人行道上，任大雨滂沱。

之后，我扶着他进了地铁站，把他带回了家。

到家之前，我们俩几乎没说一句话。满腔的情感让我们变得无所顾忌。他的目光迅速掠过糊在窗户上的垃圾袋、厨房桌台上的蟑螂以及剥落的墙皮。要说这个房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它比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更糟了，因为又过去了7年。这里还残存着冬天里的寒意。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从卫生间拿出两条薄毛巾。

我把其中一条递给马特，他接了过去，但没有用它擦拭自己，而是开始轻轻擦拭我的脸。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他撩起我的头发，用毛巾擦干我的脖子。他拉开我外套的拉链，把它从我肩膀上褪下来。外套掉落在地板上。

我的眼睛直直望着他的嘴唇，除此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猛地挣脱开，朝厨房走去。

“最好能再找一条毛巾。”我虽然嘴上这样说，可心里知道我们再没有别的毛巾了。

他抓住我的袖子，慢慢把我拉了回去。我闭上眼睛，感觉到他的双臂环抱着我，不知不觉间，他的手已经伸到了我的衬衫底下，抚摸着，挑逗着。他开始吻我，而我仿佛停止了呼吸。他是那么的需要我，不能自已。

“别，”我轻声说，“等一下。”

他已经脱掉了我的衬衫，我们倒在堆成一堆的长毛绒毯子上。他把我按在床垫上，他身体的重量令我觉得幸福。他用他的嘴唇来回蹭我的嘴唇，硬硬的短发扎着我的太阳穴，汗毛轻轻拂过我的皮肤，那感觉又痛苦，又甜蜜。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动弹不得。我是他的，他也是我的。透过他湿透的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身体散发出的热度。他身不由己，同时被悲痛和激情控制着。

我终于强迫自己一字一句地说道：“咱们得用安全套。”

他有点儿难为情，重新恢复了自制力。他深吸了一口气，身体微微颤抖，然后说道：“我钱包里有几个。”

“咱们用两个吧，”我说，“安全起见。”

“行。”

他重新吻我，他的气息和味道将我包围，我也变得意乱神迷，迫不及待地想脱掉他的衣服。我恍惚起来，觉得自己在做梦，不断想着：“这是马特，他现在是我的了，终于是我的了。”我近距离地观察马特，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英俊：忽闪的长睫毛，白皙而瘦削的锁骨，喉咙处凹陷的小窝。虽然我已经在别的方面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但我还从没赤身裸体地与一个男人躺在一起。马特的皮肤温暖而粗糙。他不知怎么处理了一下安全套，接着突然进入了我的身体。我猛地吸了一口气，但没有想象的那样疼，随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终于高潮了，之后又开始哭泣。我温柔地搂着他。我们躺在一起，喘着粗气，随后慢慢平复下来。

“我得回去照顾帕克了，”他说，“我们的前景是一片迷雾。”

“你会没事的。”我说。我双手攥着他的手，用力一捏。“你爸爸呢？他会不会……”

“不会。”

“他在哪儿？”

“不知道，”他苦笑了一下，“我心里实在太难受了，吐了血。他消失了，就跟往常一样，带着他的新女朋友。我长这么大，他从来都不在我们身边，从没帮过我妈妈。我一直都得做家里的顶梁柱，照顾帕克，照顾妈妈。”他声音沙哑，“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会变成他那样的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在我的妻子和孩子身边。”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的另一重责任。虽然我的心刺痛得厉害，但我还是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那维维安呢？”

“我从没告诉过她我爸爸还活着。”

“不，我是说，维维安和你要怎么办？”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太阳穴 :“再没有什么维维安了。妈妈因心脏病发作倒下的那一刻，我马上意识到我想要的全部就是你，我必须要见到你，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我无法让自己的声音中全无怨恨：“可是你好像爱了维维安很长时间呢。”

他转过身，盯着满是裂缝的天花板。“有时候改变一下，不再被当成水痘患者一样对待，那感觉还是挺好的。”

我生硬地说 :“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

从他的侧脸我看出他笑了。“真的吗？有时候我也想让自己那么认为，可那次我们……嗯，你知道的，就是在洗手间发生的那件事之后，你一直忽视我的存在。”

“你那时候有女朋友，记得吗？”

“嗯，但那并不会真的减少我的迷茫。我跟你不一样，金伯利，我只是个傻小子。我无法像功夫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把你从你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你不需要拯救我们，我会拯救我们俩。”

他笑了：“我知道，而且你一定做得到。对了，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浪子[25]是谁啊？”

“浪子”指的是花花公子，是追逐波浪、尽情玩乐的人。说到这里，他张了张鼻孔：“你要是让他再碰你一次，我就把他的脑袋拧个360度大转弯。”

“咱们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吧，”我说，“从现在起，就只有我们两个。”

他离开后，我努力想把毯子上的污迹擦干净，以免妈妈回家以后会怀疑。擦到一半，我猛地停下来，双手捂住了嘴：我看到了安全套。我早该想到的。两个安全套互相摩擦，全都破了。我出了一个多么愚蠢的主意，可当时我们竟然都没发现。

[24]此处安妮特说的是俚语“dirt cheap”，指“像泥土一样廉价”，主人公没有听懂。——译者注

[25]书中的原文为“wave-player”。——译者注

13

没有谁能把你引上歧途。我深深为你自豪。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命运会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妈妈和我一直在等待大学那边的决定，因此当保拉姨妈再次把我们叫进她的办公室时，我们并不惊讶。她打着粉底、扑了粉的脸显得惨白且毫无表情。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封耶鲁大学寄来的厚厚的信。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拒信该是很薄的，而桌上的白信封里装满了文件，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黄信封，也是从耶鲁寄来的。

“这怎么可能？”保拉姨妈平静地问。

“什么？”妈妈和我同时问。

“金伯利没有告知我，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申请了耶鲁。”

“经过您的允许？”我不敢相信地重复了一遍。

“我把你们带到美国时，是签了有法律效力的担保书的，我要对你们负责。再说你们还住在我的房子里、在我的工厂工作，你们要走的每一步都应该告诉我。”

尽管我努力想保持镇静，但我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出离愤怒。“您的意思是如果您能早点儿知道，一定会帮助我？您当初也同样会努力帮我考上哈里森？”

“那当然了！我总是为你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妈妈试图让我们俩都平静下来。“大姐，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金伯利有没有被录取，咱们先别太激动了吧。”

“拆开信封。”保拉姨妈说道。

我本可以不听从她的命令，可我此刻同样迫切地想知道里面都有什么。我撕开白色的信封，里面有几张表格，还有一封说明信。我大声读出信的内容，同时为妈妈翻译成中文。我的声音微微颤抖着：“祝贺你！你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

妈妈一屁股坐在保拉姨妈对面的椅子上。

“你不能去耶鲁！我不允许！”保拉姨妈爆发了。

我没理会她，又拆开另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助学金材料。他们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我紧紧抓着两个信封，两颊就像发烧一样滚烫。“妈。”

妈妈用手捂着嘴，努力抑制着笑声，也抑制着欢乐的泪水。她站起来，抱着我。我情不自禁地上蹿下跳，激动万分。

妈妈紧紧攥着我的手。“你做到了，我一直都说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要是别人看见你们这么多愁善感，他们肯定觉得肉麻。”保拉姨妈的声音把我们带回到了现实。她指的是我们现在的举动让她很难为情。

妈妈松开了我，转过身面对着她：“阿金有权上任何她想上的学校，这是她努力争取来的。”

保拉姨妈看上去吃了一惊，然后她说：“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她觉得是我们不知道感恩。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开始抽噎起来：“为了能让咱俩来美国，我让自己过得跟被遗弃的动物一样。”

妈妈绕过桌子，走到保拉姨妈身旁，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保拉姨妈甩掉了妈妈的手。她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但面色铁青。“你老是做那些让你高兴的事。高兴！高兴能当饭吃吗？嫁给你的校长，逃避你的责任。我替你扛起了你肩上的担子！我嫁给了鲍勃！”

“我从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妈妈的声音低沉而温柔，“我以为你喜欢他。”

“我懂什么？我只是个小姑娘！”泪水再次从保拉姨妈的眼中夺眶而出，“你都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才能有今天。”

“即便如此，您也无权这样对待我们。”我静静地说。我也同情保拉姨妈，但在她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自怜的过程中，一股怒火在我心中悄然腾起。

妈妈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我已经不再受她控制。我仍沉浸在被耶鲁录取的喜悦当中。我已经找到了新房子，所有材料几乎都已准备齐全，只差给妈妈的推荐信。我知道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切断跟保拉姨妈的联系了，因此我敢于说出实话。

保拉姨妈用袖子擦了擦脸，把她的眼线抹花了。“你倒是牙尖嘴利。”

“您对我们只有假慈悲、假礼节。”

“你怎么敢这么不给我面子？”

我看着她：“在美国，给不给面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美国！要不是我把你带过来，你现在还在香港呢。我甚至给了你一个假地址，好让你上更好的学校。”

“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住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违法的。”

保拉姨妈的手紧握着下巴。她没想到我已经如此清楚事情的真相。

妈妈试图从中调解：“大姐，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或许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不再那么依靠你了。”

我只当妈妈没说话，继续说道 :“在工厂您给我们计件付薪也同样不合法。”

“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到头来你就这样跟我说话，把人心当狗肺。”可她态度中的悔意似乎比愤怒更多，这说明她害怕了。

我站直了身子。那时我还没有保拉姨妈高，但已经比妈妈高出不少。“您让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还让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应该觉得惭愧。您只会落井下石。”

妈妈本来一直低垂着眼睛，现在也抬起头，缓缓点头表示同意。“大姐，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保拉姨妈气急败坏地说：“我给了你们工作！给了你们住处！你们就是这样还人情的吗？”“人情”指的是好意的帮助。“我把你们带到了这里！这是一辈子的人情债，你们永远也还不清。”

“你该想想你自己欠下的人情债，欠老天爷的。”

保拉姨妈忍无可忍，亮出了底牌：“我也不想占你们的便宜。如果你们觉得我对你们不好，那你们可以走。离开工厂，搬出那个公寓。”她字字掷地有声，然后等着我们求她重新考虑。

妈妈的手微微颤抖，但她还是挤出一个笑容：“其实，阿金已经找到房子了，在皇后区。”

保拉姨妈惊得瞪大了眼睛。

“我们已经还清了欠你的钱。”妈妈说。听到她的这句话，我知道我们永远摆脱保拉姨妈了。我与妈妈对视了一下，她已做好离开的准备。

我对保拉姨妈说：“如果您敢做出任何阻挠我们的事，我就去举报您。”

我们走了出来，留下保拉姨妈在工厂的那间小办公室里目瞪口呆。

我依稀记得我们回到收尾工作台收拾东西，然后朝大门口走去时，其他工人都盯着我们看。我经过马特的时候，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我停下来悄声对他说： “没事的，一会儿来找我。”然后妈妈和我走出了工厂，来到街上，快步朝地铁站走去。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起了我的头发。

“你还好吗，妈？”为了迈出今天这一步，我很早以前就做好了准备，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可我不知道失去除我以外唯一的亲人对妈妈来说意味着什么。

“还好。我虽然有些担心，但也觉得更轻松了。你保拉姨妈再怎么洗，也洗不清她的罪孽。咱们该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我紧紧抓着她的胳膊：“妈妈和宝贝。”

一到家，我就给埃弗里太太打了电话，跟她说在得知耶鲁大学录取了我并给了我全额奖学金以后，我们跟我的姨妈产生了分歧，因此需要尽快搬出现在的住处。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随后埃弗里太太说：“首先，要大大地恭喜你，金伯利！我敢肯定房东不会拒绝把房子租给前途如此光明的房客。我会亲自为你们写推荐信。”

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忧便是如何能在我毕业之前挣够糊口的钱，因为我要到毕业以后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出来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找到新的赚钱的方法，我们将会丢掉房子。

那天晚些时候，门铃响了。“会是谁呢？”妈妈问。而我此时已经跑下楼梯去开门。

我和马特一起走进房间，妈妈从因吃惊而把嘴张成“O”型，慢慢变成了平静地微笑。

这一次，马特终于能好好看看我们的家了。他的脸上没有同情，只有理解。他用一只胳膊搂着我，说：“我可以帮你们给这些窗户安上新的玻璃。”

我倚着他：“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搬家了，不过我等会儿再给你讲这件事。”

他跟妈妈边喝茶边聊天。他一直在尽可能远离任何有虫子的地方，除此以外他看起来轻松自在。我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才能留马特在我家做客。他的美好使我们简陋的厨房也绽放出光彩。

跟妈妈聊了几分钟以后，他问：“我能带金伯利去唐人街吃碗馄饨吗？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刚要开口抗议说我不需要谁来照顾我，妈妈已经笑容满面。

“你们俩好好来个月光浴。”她逗我们。

“妈。”我喊了一声，不敢看马特。

“我相信你们俩不会干什么傻事的。别回来太晚。”

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跟马特约会，而且还不用向妈妈撒谎。我们刚刚走到外面，马特就开始吻我。街上有几个人在一旁起哄。

他亲完我，重新与我对视时，我发现他的眼睛很深邃：“你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得发晕。”

我叹了口气，把自己的脸埋在他肩头。

去唐人街的路上，我给他大致讲了讲我们与保拉姨妈的事以及新房子的事。我故意没告诉他我被耶鲁录取，打算等我们坐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时再告诉他。

餐厅里十分拥挤，来吃饭的全是中国人。那个时候，最美味的餐厅尚未被游客发掘出来，如果一个白人不知什么原因闯了进来，服务生就会喊“红胡子、蓝眼睛”，同时喊出他点的菜，这样厨师就会按照西方人的口味改变一下菜的做法。

等餐的人排了长长一队，我们也站在队伍中。在我们身后，一个长柜台靠墙摆放着，那里挤满了想要下单买外卖的人。柜台后几个女服务员正忙着把食物装进塑料盒中，再把塑料盒装进袋子里。

“阿马，你藏在这儿干什么呢？”说话的是一个光头的服务员，他个子很矮，只到马特的手肘处。他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说：“别排了，跟我来。”

其他顾客都愤怒地瞪着我们，可我们还是挤过人群，走到餐厅最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前。另一个服务员叫出马特的名字，跟他打招呼，然后连忙过来清理我们桌上的盘子。

马特笑着说：“谢啦，阿何，嘿，阿江，这次别再打碎盘子啦。”

我们桌的服务员看了我一眼，认出我不是维维安，不过他教养很好，什么也没说。我们那一碗馄饨特别大份，里面盛满了自制的面条和薄皮大馅的馄饨。

我用勺子撇去浮在最上面的几片葱叶，然后把馄饨倒进嘴里：“我已经太久没吃过这个了。”

“这是唐人街上最好吃的一家。”马特说。

“你常来这儿吗？”我无法让自己不去想象他和维维安每晚都一起来这里的画面。

“没有，我基本没在这里吃过。我认识这些人是因为我以前在这里洗碗，就在后面。”

“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我当时想利用不在工厂干活的时间多赚点儿钱。”

“你为什么不当服务员？”

“我看起来还是太显小，而且我后来找到了给意大利餐厅送外卖的工作。”

我瞥了一眼他身后那面遍布金色斑点的镜子，发现镜中的自己脸上正洋溢着幸福的光芒。我还是无法相信自己就坐在马特身边，听他讲着他的生活，无法相信他现在属于我。我低下头看他放在桌面上的手，那是一只方形的大手，关节处发红。那是工人的手，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手。我用两只手握紧他的一只手，并举起它，贴着我的脸颊放了一会儿。

他闭上双眼。“有时候，我跟……跟别人出去，我眼前会突然浮现出你的脸，或是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话。但我以为你对我不是那种喜欢。你离我这么远，还考上了那么棒的私立学校。我知道你有一天会飞黄腾达。你跟我不一样，不是个傻傻的工厂里的孩子。”

“是因为这个你选择了维维安而没选择我吗？”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一个选项，否则我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维维安很依赖我，而我无法想象你依赖任何人。”

我的心一紧。我强迫自己说出口：“我也需要你。”

最近遭受的痛苦给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雾，而此刻他的双眼却闪闪发亮：“真的吗？”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喝水都能饱。那你最后为什么来找我？”

“我们那次在工厂的洗手间里接吻，这给了我希望。可后来你又开始忽视我，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这只是偶然事件，你的心思在别的地方。可是当……”他顿了一下，不想说出有关他母亲去世的字眼，“我再也不管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也再不介意维维安了——虽然这让我感觉很糟。我只想见到你。”

“你说过你再怎么爬也到不了我的高度。”

他看着他那碗馄饨。“这是实话，我配不上你。”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跟我在一起，而是想和维维安在一起。”

“你以为那是个借口吗？”

“对。”

“我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想清楚。我跟你在一起时根本无法思考，特别是在亲过你以后，但我确实也对维维安感到愧疚。我不想变成我爸那样，而且对我来说你真的太优秀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刚刚被耶鲁录取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哇，真的？祝贺你！”他看起来是真心为我高兴，但同时也有些困惑。“这意味着什么？你要搬出纽约了？”

我说得太心急了：“你要是愿意，可以带上帕克跟我一起走。虽然可能需要花上一段时间，但总有一天我能让你们摆脱这一切。”

他静静地看着我：“要是我不想被拯救呢？”

我一只手支着头，望着他说：“你下半辈子都想在唐人街度过吗？”

“为什么不呢？我喜欢这里——很多好吃的、便宜的房租……”

“很多的蟑螂……”

“呃，不过，不用花钱也可以爱一个人，不需要功成名就也可以养几个孩子、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我只有18岁！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要孩子。”

“你会是个很好的妈妈的。”

“我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外科医生。”

“好吧，”他坐直身子，“同时也当个好医生，但看见了吗？我就是这个意思。比如现在我就不知道你会不会为了更宏大、更美好的事情而离开我。”

“绝对不会。”我从桌子上方倾过身子，把他拉近我，然后吻了他。

他金棕色的眼睛中又充满了温情：“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跟在你身边的，金伯利。我希望是由我来照顾你。”

接下来的几周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没过几天，埃弗里太太就为我们做了安排，让我们在下个月——也就是5月到来之前就能搬进新家。妈妈去了马特好几年前就告诉过我们的那家珠宝厂，从那里拿回来一大袋珠子、线绳和工具。干这份工作我们挣得很少，但至少在这个学年结束以前，我可以在图书馆多做些时间以补贴家用。我知道仅靠加工珠宝首饰是很难养活我们的。

“感谢老天，咱们终于要搬家了，”妈妈说，“否则冬天咱们的手太冷了，肯定做不了这种手工活儿。”

“妈，我一毕业就有时间做更多的工作养活咱们俩了。”我说。那时我的打字速度已经非常快，我觉得自己至少能找到一份办公室里的工作。

“你操心自己的学业就行了。咱们现在不用再给保拉姨妈还债，应该没问题。”

同学们一个个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在哈里森引起不小的骚动。有些孩子上了最好的学校，被大家祝福和尊敬，我就是其中之一。科普兰博士在走道里经过我身边时，向我表示了祝贺。每当我走过，附近的其他孩子都回过头看我。安妮特如愿考入了卫斯理大学，库尔特被罗德岛设计学院录取。

“我也要去康涅狄格州了！”安妮特说。她紧紧搂住我的脖子，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咱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库尔特在哈里森见过马特以后，我只得告诉他那周我不能再给他上辅导课了。

“我跟你说了，我理解。”他回避着我的注视。他衣衫凌乱，神色黯然。那之后我们再没见过。

在我的生活中，马特的身影无处不在。有的星期天他会过来帮我们做首饰。一个大男人俯身于一堆女人的珠宝前，这场景特别滑稽，更不要说他还有一双笨拙的手。但无论如何，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妈妈也很感激他能来帮忙。马特和我一得空就溜去他家，在那里我们可以多些私人空间。很难想象他、帕克和他妈妈以前在这么狭促的地方怎么住下的。这个一居室实在太小，他们不得不每天都把床垫和铺盖收进柜子里，这样才能腾出足够的空间吃饭和走动。马特和我为彼此痴狂，我们经常等不及把床垫拿出来就开始互相抚摸。

马特辞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很快就开始给一家搬家公司打工。他总是喜欢那些能把他的体格练得更健壮的工作。这份工作的薪水不错，而且他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你不必为了我离开工厂的。”我说。

“反正我早就想走了。我以前留下来只是因为有时候能帮帮妈妈，也能照看一下帕克。”

在母亲去世以后，帕克几乎完全退缩到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病更加严重，我担心我们再也无法打开他的心扉。他开始像个婴儿一样尿裤子，对什么都没有反应，无论是对他说话还是向他打手势，他都全然不理。马特给他喂饭他才吃东西，可他还是瘦得皮包骨头，令人担忧。他独自待在家中，或是跟上了年纪的邻居在一起。这位邻居以前也经常在马特和他妈妈需要去别的地方时帮着照顾帕克。有时，帕克会在马特工作的那家搬家公司的车库里闲逛。

“那里的人都挺好的，”马特说，“他们不介意帕克待在那里，他们知道他不会惹麻烦。”

我知道这表明马特在那里很受欢迎，就像他在工厂里那样。他们之所以可以容忍帕克，是因为他是马特的弟弟。

我听说马特和唐人街上的每个人都是朋友。我们去哪里都不用排队。有一次我要给妈妈买些吃的，鱼贩看见马特以后，不管那些之前就等在那里的顾客，马上问我们要买什么。

我小声对马特说：“你也在这儿刮过鱼鳞吗？”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在唐人街住了很长时间，所以谁都认识。”

妈妈后来评价说，她从没买过这么新鲜的鲈鱼，而且还有这么多条。

我们经过报摊时，马特会冲着卖报的小伙子喊：“嘿，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你要想去厕所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着摊子。”

“不用了，马特，谢谢。”

“那我给你买杯咖啡怎么样？”

马特会望着我说：“你介意吗？这个可怜的家伙困在那儿一整天了。”

我一点儿都不介意，这只让我更爱他了。

我想让安妮特也见见他。她来到唐人街跟我们一起喝了杯茶。她是整个餐厅里唯一一个白人，但她坚持要点我们能想到的最有中国特色的饮品。我们最后给她点了红豆冰，这也是我的最爱：煮熟的红豆和刨冰混在一起，还会浇上甜甜的炼乳。

“他们会按照中国人的吃法给我做吗？”她问，“服务员会告诉厨师是给白人的吗？”

自从我提到过一些中国餐厅的做法，安妮特就一直担心吃不上地道的食物。“我已经跟服务员说了，所有东西的做法都保持不变。”马特说。他讲带点儿中国口音的英文，让我觉得很别扭。一缕头发掉下来挡住了他的眼睛，他伸出手轻轻地捋了一下。

“谢谢。”然后安妮特又笑嘻嘻地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从没爱上过哈里森的那些男孩了。”

我在桌子底下踩了踩她的脚，但为时已晚。

“哪些男孩？”马特问。

“没有啦。”我说。

安妮特咯咯笑了起来：“金伯利，你要保证明年我们可以经常见面哦。”

“我可不知道我愿不愿意见这么不谨慎的人。”我朝她皱皱鼻子，表示我在开玩笑。

“我想知道那些男孩的事。”马特说。

“呀，快看，饮料上来了。”我说。

有一次，马特和我正在街上走着，经过一家花店时，我看见了维维安。忧伤使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美，整个世界仿佛都淹没于她那清澈的双眸之中。她碰巧抬起头，看到我们时，她伤心欲绝。由于太过悲伤，她已经完全顾不上生气。我想我永远也不会那样爱一个人，爱到完全没有自己，爱到当他离开我便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哪怕那个人是马特。

一天，我们正躺在马特家的床垫上，他突然对我说：“咱们就一起留在唐人街吧。”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去耶鲁了？”

“反正上学也没那么重要，现在一切都很完美，咱们这么幸福。留在我身边吧，我挣的钱足够花。咱们一步一步来，一定可以一起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毫无疑问，我希望在我的余生里，每天都能跟马特在一起。每当他不在我身边时，我都会为他而心痛。但问题没这么简单。我被耶鲁录取以后，安妮特把她那本介绍耶鲁大学的册子送给了我。我盯着实验室的照片欣赏了好久。他们甚至还有一个天文观测台，每名学生都可以使用，只需要出示学生证。那里的教授都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我去了这样一个地方以后会做些什么呢？

“马特，我不能放弃耶鲁，跟我一起走吧。咱们可以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你肯定能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的。之后，我会成为一名教授，或是一名医生，然后咱们就可以一起去做最刺激的事：旅游、探险。虽然需要等上一段时间，但最后你可能根本不需要工作了。”

他的脸沉了下来，我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他慢慢摇摇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说：“我想照顾你，金伯利，而不是反过来。那样才是对的。”

“那是在旧社会！”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轻柔些，“谁挣得多谁挣得少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你说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一起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我想我真正痛恨的是想象你坐在教室里，坐在那些浪子旁边，他们都跟上次那个浪子一样，而且他们全都会追求你。”

“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不禁大笑起来，“我们到时候都在学习，没人会注意到我的。”

“你不了解。我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相信我。”

“你听起来比我妈还差劲。就算他们真的有什么举动，我也根本不会在意，因为我已经有你了。”

他搂着我，用力地亲吻我。“不管哪个男人出于哪种原因接近你，我都没法让自己不吃醋。我以前从没这样过，我还是第一次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

那些日子，我愿意相信我们的爱是实实在在、恒久不变的，就像一个可以一直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一样。现在我知道，它更像从一炷香上袅袅腾起又逐渐消散的青烟，我能抓住的只不过是燃烧的回忆以及残留的香气。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看到破损的安全套的那一刻就知道了。奇怪的是，我第一个告知的对象竟然是库尔特。我要求再见他一面，他一定猜到是有什么事发生了。他在看台下的老地方等我，但我坐下的时候，他并没有碰我。

“你还好吗？”他问。

我们沉默着坐了一阵子，然后我开始哭泣。库尔特把胳膊搭在我背上，紧紧搂住我，让我靠在他肩头。我们这样坐了一会儿，我不住地抽噎，头顶贴着他的脸。最后我终于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是因为那个蠢货吗？”他柔声问道。

我点点头。“他不是……”

“好啦，好啦。”又一阵沉默过后，库尔特说，“三种可能：第一，他甩了你；第二，你甩了他；第三，你被搞大了肚子。”

听到这里，泪水又涌上我的眼眶。

他把脑袋向前一探，看着我的脸说：“金伯利，你开玩笑的吧。”

我把头埋在自己的手里。“我特别迷茫，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念想，全都毁了。”

短暂的停顿过后，库尔特仗义地问：“你是想让我娶你吗？”

尽管我脸上还挂着泪珠，但还是一下子笑出声来。

“不，我说真的，”他说，“我也不太介意，再说咱俩都知道咱们很合得来。”他挑逗地抬抬眉毛。

与其说库尔特愿意娶我是个意外，倒不如说无拘无束的库尔特竟然愿意结婚令我吃惊。“你？那你对郊区和稳定生活的恐惧怎么办？”

“咱们也不一定要过那样的生活啊。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自由，金伯利，”他把头转向一边，“我很想你，在你……名花有主的时候。”

我望着他低垂的睫毛，它们有着跟他的头发一样的金黄色。库尔特比他听起来还要认真。他继续说道：“咱们可以从头开始，一切都是崭新的。”

“库尔特，我爱你，”我停顿了一下，“但不是那种爱。你对我也不是那种爱。其实我们只是朋友，那种在一起鬼混的朋友。”

他闭上了眼睛，叹口气道：“是啊。你想让我给你些钱吗？”

“你是全天下最贴心的男孩。”我用手抚摸着他满是胡茬儿的脸，“不是说我不需要钱，但我不能拿你的。”

“拜托，金伯利，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先从我这里借，能还的时候再还上。养孩子可费钱了，知道吗？”

听他这么说，恐惧感涌上我心头，简直要把我淹没。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已经利用你的身体了，我拒绝再在金钱上利用你。”

他吹了声口哨：“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这么讲道德？”

我皱了皱眉：“讲道德……要是你知道我脑袋里在想什么就不会这么说了……唉，库尔特，我该怎么办？”

“你告诉那个蠢货了吗？”

“他不是……没有。”

“那你打算告诉他吗？”

“我不知道。”

我要离开之前，库尔特弯下腰打算亲吻我的嘴，我双手扶住他的脸，头一偏，让他的吻落到了我的脸颊上，而不是嘴唇上。我闭着眼睛说：“谢谢你听我说这些。”

“幸运的蠢货。”

课间的时候我在洗手间跟安妮特碰了面。由于我在库尔特那里已经哭了很久，面对安妮特时我终于能保持镇静了。

这一次，安妮特什么也没说，只是特别用力地抱着我。

然后她开口道：“我会在你身边帮你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你是怎么想的？”

“你得告诉他。”

“不行。”

“为什么？他有权知道。”

我揉了揉眼睛。“他是有权知道，可如果我告诉他，他绝不会让我……你知道的，他会想要这个孩子，然后娶我。他会希望我们在唐人街一直住下去。”

“我觉得做个特别年轻的妈妈，后半辈子都跟一个壮汉生活在一起，也不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

“我不想强迫他跟我在一起，我甚至不知道从长远来看我能不能使他幸福。对他来说我算个什么样的妻子呢？贫穷、紧张、沮丧，所有的潜能都浪费掉了。”我开始拉扯自己的头发。

“别这样，你会伤到你自己的。你知道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打掉孩子，跟他在一起，永远也不告诉他。可是你做不出来。最可能的结果或许就是和他分手。”

我一定显得很崩溃，因为她马上补充道：“对不起。如果你留下这个孩子，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会变得更艰难，艰难得多，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

“如果我运气好的话。”

“你拥有比运气更重要的财富——你的智慧。”

“我也希望我也能像你这么确定。”

我像个小孩子一样，等着妈妈扔下手上的工作，从珠宝厂回家。跟库尔特和安妮特聊过以后，情绪的堤坝已经崩塌，我被击垮了。房间的大门终于打开，我朝妈妈跑去，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妈！”

“阿金！怎么了？怎么回事，我的乖女儿？”她紧紧抱着我，虽然她的脑袋现在只到我的肩膀。她拉着我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住地干呕，像是在抽搐。我的眼中已不再有泪水。

她等着我停下来，然后说：“你肚子大了。”她知道我怀孕了。

我无言以对。

她搂着我，眼睛紧紧闭着。想必她刚才一定感到头晕目眩。最后，她用低沉的声音问：“他怎么说？”

“我不能告诉他。”

她抬起头望着我：“你不会是想打掉吧。”

我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冷漠：“我还能怎么办，我怎么可能同时照顾你、帕克、马特，再加上一个婴儿？”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头：“咱们总能应付过去的。”

我有点儿生气，拂去她的手：“就像现在这样应付吗？”我迅速环顾了一下这个脏兮兮的房间。我想起曾住在我们隔壁、住在阿尔先生那栋楼里的那对母子。“我答应过你，会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妈。对不起，我太傻了。”

妈妈哽咽了：“我的小姑娘，你已经要为所有事情操心了，我才是该抱歉的那个人。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她抱住我的头。

“妈，你有没有怀疑过嫁给爸爸这个决定？”

“当初我选择了你爸，而没选择鲍勃，我就没想过保拉姨妈还会把咱们带到美国。她离开香港时曾对我说，我会老死在香港。我曾认为我为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但假如我真的嫁给鲍勃，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对你爸爸的爱从没停止过，即使是现在，即使他已经离开我们那么多年。”

“但爸爸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决定跟你共度余生的。我梦想着能让马特跟我一步一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用一个孩子把他拴在我身边不是我想要的。”

“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下你的梦想了。我的小心肝，听着，”妈妈按着我的肩膀，“没人拦得住你和马特最终走到一起，我眼见着你们互相爱了这么多年。你小的时候我对你说不要太接近其他孩子，我是怕他把你带上一条错误的路，可我后来才明白，没有谁能把你引上歧途。我深深为你自豪。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命运会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12 年后

14

我斩断了这神圣的联结，愿你能幸福到永远，守候在你爱的人身边。

6岁的皮特藏在蓝色的矮桌底下，抱住一条桌腿，拒绝出来。

“我认为他只是有点儿高血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动手术。不能给他吃点儿药吗？”这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沮丧。他个子矮，光头，挺着圆鼓鼓的啤酒肚。

“何先生，恐怕皮特的病要更严重些，他有主动脉缩窄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我拿过摆在我桌上的那个大大的塑料心脏模型。我看见桌子底下的小男孩也在望着我们。

何先生冲我眨眨眼睛。虽然我讲的是中文，但我看得出来他一个字也没听懂。

“这是皮特一出生就带来的。看见这个了吗？”我指着主动脉，“这就是大动脉，它会把心脏里的血液输送到全身。这个部位不够宽。”我展开皮特的超声心动图，对他笑着说：“皮特，想不想看看你心脏的照片？”

他慢慢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坐在他爸爸膝上。我把超声心动图旋转了一下，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你有个很棒的心脏，只是这个部位太窄了，你整个心脏都要更卖力地工作。这是左心房，这个地方的压力尤其大。这会给你的心肌造成很大伤害，并导致其他许多问题。”

“比如什么问题？”何先生问。

我再次回答道：“高血压，还有心脏衰竭。”

他的脸沉了下来。我知道他本希望可以不用动手术。

“这是一种根治性手术，”我对他说，“意思就是他可以被彻底治愈，只要配以妥善的术后护理和心脏复建疗程。”

听到这里，他们俩都很高兴。

皮特看了我一眼，问：“爸爸，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漂亮的医生会在吗？”

他爸爸叹了口气，点点头：“她是主刀医师。”

小男孩直直地看着我，赞叹道：“真的？”

“我是你的医生，”我对他说，“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接着我开始更仔细地打量起何先生。他看起来很眼熟，好像很久以前在哪里见过。我从哪里听过他的名字呢？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忍不住问：“您不会认识马特·吴吧？”

这个男人吃惊地望着我：“阿马，当然认识。”这时他也开始细细打量我。“您是他的朋友吗？我都不知道阿马还认识您这样的大人物呢。”

“您可能不记得了，马特和我有时候会去吃馄饨。”往事浮上心头，我不禁微笑起来。他就是那位总把我们带到队伍最前面的服务员。

“对，对，”何先生说，“那时候他……”他话说了一半停了下来。我知道他想说的是“那时候他刚跟维维安分手”。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随意：“您现在还能碰见他吗？”

“当然了，马特跟我们经常有来往。”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的机会来了。我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您能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吗？”皮特接过名片，用它刮着自己的脸。

“跟他说……”

何先生等待着，期盼着。

“跟他说我向他问好。”

他从皮特手中拿过我的名片，放进钱包里。“我会的。”

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年我该无数次撞见马特：在公交车上、在银行、在纽黑文、在坎布里奇；我想象他会作为病人出现在我的医院，或是出现在我的高中、大学校园，出现在任何有我的地方。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我们最终回到纽约以后，我选择在这家靠近唐人街的医院当医生。我想象着他有一天会踏进医院的大门，当然他从没进来过，至少从没走进我这间小儿心脏外科诊室。最后我去了唐人街找他。我知道他常去的地点，也找借口让自己频繁地经过那些地方。我看见他曾经的住处挂的牌子换了，也就是说他搬家了。其实考虑到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我根本不敢直接面对他，因此我四处闲逛的同时也努力让自己不要太扎眼。

有一次我真的看见他了。那时天色已晚，隔着人群，我突然瞥见他的身影。他离我只有几英尺远，正要走进一家婚庆用品店。虽然只有短短一秒的时间，虽然我只看见一个背影，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他。我情不自禁地跟了过去。我听见一个女人迎接他的声音，然后我走上台阶，站在亮着灯的窗户前。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坐在窗户里的模特脚边，她一定是他的女儿。那时，我记起了多年前我哄骗马特时所用的理由：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拥有坐在那里的那个可爱小女孩将会拥有的未来，当然，她很可能也会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正是这个原因让维维安受益终生，让她可以每一年、每一天都和我的马特在一起。

接着，马特出现在玄关。小女孩跳起来朝他跑过去，他双手抱起她，开心地笑着。我迅速走出了他们的视线范围。我害怕在那里停留，觉得双腿无力。我把他留在了那里，不敢再回去打扰他幸福的生活。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还没换下为骑摩托车而穿的一身行头，我只是进来检查一下我的一个小病人的情况。她是个新生儿，我前一天晚上为她动了手术，现在她已经熬过了第一晚。我向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候的家长交代了几句。

即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我把手术刀握在手中，还是会觉得特别畏惧。我的病人通常年纪都很小，有些小到跟我们共同呼吸这世上的空气只有短短几天，就已经躺在了手术刀下。每每想到自己的技术将决定这些病人的生死，我就怕得要命。我试着相信命运，试着在手术失败后告诉自己有时候换作谁都回天乏术。那样的夜晚，我会独自躺在床上，回想手术的过程，思考为什么是这个小家伙离开人世，思考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由自己的失误所致。这是一份需要不断自我完善的工作，或许这正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当我忙于应付工作对我提出的苛刻要求，我便顾不上理会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声音。

“能给我一分钟时间吗，大夫？”是马特。他的声音从走廊那边传来，说的是英文。他站在那里，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他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用那双熟悉的眼睛望着我，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的一刻。我的心迅速膨胀起来，我觉得自己要因为过度兴奋而当场身亡。

他认出是我，脸上慢慢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金伯利。”

幸福的巨浪拍打着我的胸口，又涌上我的脸颊。我低下头掩饰自己突然涨红的脸。我换了一只手拿摩托车头盔，同时偷偷多看了他一眼。他真的成熟了，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少年，变成了一个成年男人。由于做了一辈子体力活儿，他肩膀和手臂上的肌肉特别结实，他目光中带有的那种力量表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这时他用中文说道：“我本来不太确定今天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你。”

“其实我今天不上班，只是碰巧过来看望一个病人。来吧，到我的办公室来。”

有马特跟我一起走在医院的走廊里，我一路都心神荡漾。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特别注意让自己不要无意中碰触到他，但我仍控制不住一直微笑着，只因为他就在这里，在我的身旁。

踏进我的办公室以后，他不慌不忙地沿着墙壁走动，看上面挂着的我的所有证书和奖励。“你走得真远啊，工厂里的小姑娘。”

我来到桌前，把摆在那上面的唯一一张照片扣在桌面上。“谢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自然。

他注意到了，朝我走来。“你用不着这样做，反正我也不想看见你的挚爱长什么样。”

我吸了一口气。“帕克怎么样？维维安呢？”

马特并没有因为我知道他和维维安和好的事而显得惊讶。他一定猜到我早就找到了答案。“都很好。我现在在UPS快递公司上班，帕克在那里帮我，在车库里做些零工。维维安在一家婚庆用品店上班。”

也就是说马特现在是个快递员。“她爸爸的店呢？”

“关了，经济不景气。她干得也不错，老板说她以后一定能当上经理。”

“太好了。”我说。我以前也听到过这种说法，我知道马特自己肯定也不相信。“我好像好几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她。”

“是啊，可能就是她。她做过一段时间模特，但后来辞职了。”

“为什么？”

“她老公太爱吃醋。”他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似乎有些难为情，“很愚蠢的家伙吧？”

我觉得深受打击。他是真的爱她。他当然爱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互相爱慕，互相照料。我跟他分手没多长时间，就发现他迅速回到了她的身边。我只是维维安和维维安之间的短暂调剂。

“那你呢，你好吗？”我终于问出了口。

他快速扫视着我宽敞的办公室，然后耸耸肩，有所戒备地说：“我过得挺宽裕的。”

“当然了。”我抬头望着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慢慢举起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多希望自己能保护他一辈子。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

“我不像我外表看上去那么傻。我也在场，记得吗，我们有孩子的时候。”

我无言以对。

他的嗓音沙哑：“你跟我分手的时候伤透了我的心。一开始我信了你的话，觉得咱们俩确实太不一样了。‘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26]，我永远也忘不了你说这话的样子。我一直都知道你比我优秀，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冷酷。后来我算了算日子，这才明白过来。”

我抱住了他，他没有反抗。他身上散发着和以前同样的味道——须后水和檀香皂的味道。我把脸埋在他肩头，轻声说：“对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没回去找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到了维维安身边。”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声音完全变了“，你跟她复合是因为你恨我？”

“我被彻底击垮了，金伯利。你从没问过我的意见，从不给我机会。我们本来可以过得很好，虽然你可能拿不到那些漂亮的证书了，但至少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有一个我们俩的孩子。”此时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说不出我有多后悔。我从来都没你优秀，现在也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太不稳定了，那感觉就像我们所有人都抱着一块浮板——你、我、帕克、妈妈，还有那个孩子，而浮板根本承受不了我们所有人的重量。”我停顿了片刻，“而且我不认为自己能使你幸福。”

“什么？”

“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幸福，但我觉得用一个孩子把你拴在我身边对你不公平。你能忍受现在这个我吗——一个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做妻子？我经常一周工作80个小时，每天夜里和周末也要随时待命。如果你能自由选择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日复一日地在一起，那另当别论，可有一个孩子以后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那你呢？你也不是非要当医生，你可以选择待在家里。你现在开心吗？我也可以照顾你的。”

我柔声回答道：“我对我妈妈和我自己负有责任。我改变不了自己。我也希望我能改变，有时候也希望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停下来，走出去几步。他看着我。“可是按照你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我是不会幸福的，我知道让你走我选择的道路你也不会幸福。”

“而我们的孩子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眼中饱含深情，“你不会知道爱一个孩子是什么感受。”

我动了动嘴唇，已经准备好改变这一切，可他却突然说：“维维安又怀孕了。”

我一直强忍的泪水此刻夺眶而出，眼前一片模糊。虽然我有那么多合乎逻辑的推断，虽然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生活在一起，但这时的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渴望在他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以后，我们的命运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扭过头，用手背擦拭眼泪。我感觉到他伸出双臂抱住了我。

他在我耳边低语：“我爱的一直都是你，金伯利，从头到尾。可是维维安需要我。”

我的声音很平静：“我知道，你的家庭需要你。马特，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

他抱着我，很久很久。然后他说：“跟你给我名片是一样的原因：道别。”

我闭上眼睛。“我送你回家。”

马特看见我的杜卡迪摩托后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它时髦、带劲，满足我对一辆摩托车的全部要求。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载马特的那一程。他双臂搂着我，皮革的味道扑鼻而来，纽约的街景变得一片模糊，被飞驰的我们抛在身后。我们仿佛坐上了时光机，又回到马特第一次骑车载我的那一天，那时他还是个比萨外送员。我真希望能穿越我们彼此错过的这些年，重新回到那一刻。他紧紧抱着我，我的头发向后飘扬，轻拂他的脖子。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一段路程永无尽头？

我停下摩托车，他慢慢地放下胳膊，好像也不愿放我离去。我把杜卡迪停在离他现在的住处不远的地方。他们住在罗斯福路旁边，高速路上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在他们家一定特别震耳，我们朝他家走去时地面也似乎在颤动。在大门拐角处，我停下脚步。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们。

我有些哽咽：“就这样吧，到啦。”

他什么也没说，直直地看着我，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悲伤。

我看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链子，于是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他衣服底下的玉坠。“我记得这个。”

我拽着他的项链，拉低他的脖子，我们开始接吻。我淹没在他柔软的双唇里，淹没在他令人迷醉的气息里。原来我活了这么多年，只为了这个吻，只为了在这个早晨站在他身边。我原本愿意放弃所有，只求能跟他一起回家，一起生活，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再无旁人。我真的做了正确的决定吗？我真的选择了他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吗？其实我没有选择，我只是遵从本心。

然后我们停了下来。

他用那双金棕色的眼睛望了我很长时间。我再次深吸一口气，他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金伯利，就这一次，别说话。”

他慢慢摘下那个带观音玉坠的项链，把它塞进我的手中，就像很久以前他在工厂的熨衣台前把它交给我一样。

“拿着，”他说，“收好，要平安。”

“你怎么跟维维安说？”

他平静地看着我：“我会撒个谎，跟她说我弄丢了。”

我知道我应该拒绝，应该还给他，可我太想要了。“我想你，马特，我会永远想你的。”

他强忍悲伤，摇了摇头，淡淡一笑。“有一点我是了解你的，金伯利·张，那就是你会一直好好的。”

“再见了，马特。”

他转过身走进公寓，没有回头看我。

我走回我的摩托车前，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我盯着他们家所在的那栋楼，因确知马特就在里面而感到心安。然后我骑上摩托车准备离开，可我满脑子都是马特，不能自已，于是我又停下来，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高层的某一扇窗突然打开了，住在里面的那个人一定也思绪万千。有人顺着防火梯爬了出来，站在平台上。我知道那是马特。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来。其实我早该看出那是马特的家。那个平台摆满各种绿植和鲜花，被植物环绕的小小防火梯真是太美了。这是对高速公路、对这个城市的一种温柔的抗议。

我现在的花园应该给维维安。它的面积大得惊人，已经完全由妈妈接管。她种了成片的南瓜和冬瓜，好像我们随时都可能挨饿似的。她还会把多余的蔬菜装在一个小篮子里，拿到一头雾水的邻居面前。她仍讲不了几句英文。

“给你的。”妈妈说。

一开始，邻居们要么拒绝收下，要么想付钱给她，最后他们终于发现她也是这条街上的住户，而且还住在一栋更高档的房子里。

“真是个怪人。”他们互相嘀咕着。

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又往前走了几步。马特站在和煦的春风中，刚刚换上一件薄T恤的他显得英姿焕发。他靠着一根栏杆，身后的高速公路上车轮辘辘，烟尘四起。我没见过有谁比他更美好。

接着，她也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现在已经很长了，被风吹得向后飘舞着。她的腹部突起，相比之下肩膀和手臂显得很瘦削。她轻拍他的肩膀，无论他刚才在想什么，那些思绪一定都消散在这清晨的空气中。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是他可爱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他把她拉到身前，环抱着她，他们就站在那儿，遥望他们的未来。

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雨，雨点敲打我的头盔，仿佛丧礼上的鼓点。我觉得痛苦得难以承受。我可以放下我跟马特的过往，但真正让我心痛的是我曾有一个梦想，我以为自己忘记了，而现在它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我想每晚都和他一起躺在我们的床上，我想和他共筑爱巢。车灯照着湿湿的柏油路面，形成一团黄色的光晕，梦想中的未来图景就在那个光晕里跳跃着，然后又像一阵烟雾一样弥散于无形之中。

我一路都紧紧攥着他的项链。今晚回家的路好像格外漫长。我的心里、脑子里都是马特，都是他的味道和他的触感。我该怎么再次把他忘掉？不过到了最后，我的心情终于慢慢平复了。当我驶近位于韦斯切斯特的住处，拐上房前长长的车道时，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可以坦然接受这一切。带着一种苦乐参半的心情，我庆幸自己成全了他和维维安的幸福。

我把杜卡迪停在车库前，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穿过草坪。快步走到大门口时，我12岁的儿子推门而出，手里拎着健身包。

“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用中文问。

“我要去练棒球，妈妈！我要迟到啦！”他的中文说得虽然没有英文好，但还是相当流利。贾森的小脸长得跟他爸爸很像，如果马特看到我办公室里的那张照片，他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他的儿子。他们有着相同的金棕色眼睛、浓密睫毛，甚至他总垂落在前额的那缕头发都跟他爸爸一样。

他已经把自行车从支架上推了下来，可我还是叫住了他：“贾森。”

“我得走了。”

“你忘了用特别方式跟妈妈道别啦。”

他顿了一下，然后朝我跑来。“我都长大啦，这个太幼稚了。”

“来嘛。”我放下了头盔和手套，把马特的项链装进外套口袋里。

然后我们都改用英文唱道：“我爱你，手拍拍。”我们高举手掌，清脆地对击。“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我很快就回来。”

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他骑上街，朝我挥挥手，喊道：“回见啦，大鳄鱼。”

在我们宽敞的客厅里，妈妈正在擦拭她的钢琴。灰尘在阳光的照耀下轻轻起舞。妈妈虽然已经50开外，但风韵犹存。我在玄关的那个现代感十足的大吊灯底下停住了脚步，那是我去米兰开会时看中的。

妈妈没有看我便开口道：“今天那个兽医又打过电话了，他肯定是担心那只猫，可那猫看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挑挑眉毛，激我告诉她更多的信息。灰色的虎斑猫安迪正是她谈论的对象，此刻它坐在妈妈身后那扇欧式拱顶窗的窗前，舔着它白色的爪子。

我决定不予回答。我们的兽医蒂姆上一次从门缝中塞进账单时，还塞进来一张邀请函，邀我同去曼哈顿参加一个艺术展的开幕式。这实属意料之外。在那之后我们一起出去了几次，我挺喜欢他的，因为他温文尔雅又有耐心。我现在已经不再给妈妈讲我的那些约会对象了，因为她老是急着让我嫁给他们。“我有点儿累了，想去躺一下。”

妈妈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她走过来问：“你没事吧？”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容。

我走上楼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然后放下百叶窗，好让房间暗一些。接着我拿出一张CD，放进音响中。我放的是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我和妈妈在大都会看过这部歌剧。我躺在床上，手里攥着马特的项链，任回忆翻滚。

我去堕胎的时候，妈妈和安妮特都陪在我身边。在我为手术做准备时，她们就坐在外面的等候室里。进行手术之前，医生需要用超声波确认妊娠期的长短。在我听来这只是个术语。超声技师在我的肚皮上涂了一层黏糊糊的东西，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自己要冻死了，因为她掀起了我的病号服，以便更好地用超声波探测棒确认胎儿的位置。

我以为会看到一团细胞黏在子宫壁上。我努力让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可一个胎儿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大吃一惊。我猛地坐直身体，害得超声技师的探测棒都掉了出来。她那恼火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但我没有理会她让我重新躺好、保持不动的要求，直直盯着监视器。

他正在做体操。他像个小蝌蚪一样，沿着厚厚的子宫壁游来游去，上下翻转，左右摇摆，满心愉悦地在那个巨大的空间里游弋着。他无所顾忌，自得其乐，我猜他一定在开怀地笑着。在那一刻，我爱上了他——他是马特的孩子，也将永远是我的孩子。

如果他的父亲是别人，我想我最终还是会打掉这个孩子。可他是马特的孩子，我看见他的那一刻便再无选择的余地，哪怕我们未来的路会特别艰难。要不是得益于我在学业上的天赋，我们只怕会陷入困境。

在我放弃打胎的念头之后，我的确想过我和马特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我甚至跑去找他，结果看到他又回到了维维安身边，这让我痛苦万分。我没想到他那时已经猜出我做了什么，或者说我打算做什么。我知道我可以再次拆散他们，但痛苦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让我意识到生下这个孩子也没有改变什么。虽然我不愿承认，但我最终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我无法让马特幸福。

妈妈和我小心地呵护贾森长大，两个女人既当爸、又当妈。虽然他的成长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他身边，但他仍然那么爱我。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每当我罕有地为自己添置新衣，他都能注意到。“漂亮妈妈。”他会说。望着他圆圆的眼睛，我也觉得自己格外美丽。每当我不得不离开，他都哭得惊天动地，即便我的妈妈——他的外婆一直都陪伴着他。每次我在夜深人静之时回到家中，都会看到他和他外婆再一次为了等我双双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睡着了，睡梦中的他紧紧抓着外婆的手。

他的第一个家就是皇后区的那个公寓，与他从没见过的、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那个房子相比，那里简直就是天堂。我还记得妈妈用手一遍遍摩挲着家具、墙壁和厨具，眼花缭乱，惊叹不已。我也惊讶地发现，墙壁和地板都干干净净、完好无损，而且当我们都坐在客厅时，这个公寓还能有其他空着的房间，没有其他人打扰，也没有虫子打扰。

我推迟了一年入学，好生下贾森。那是最艰难的时期。我和妈妈把成袋的珠宝拿回家加工，不让别人发现我的大肚子。我们俩都尽了最大努力，这才勉强交上房租、付清其他各种账单。贾森出生后不久，我又找到了一份两班倒的工作——在邮局整理信件。我上的是夜班，这样在他醒着的时候我可以尽可能多地陪在他身边。刚开学没多久，我们就搬到了纽黑文的一个小公寓里，它离我的学校很近。我一进耶鲁就觉得轻松一些了。

依靠奖学金和贷款，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当学生的时候，我同时做着4份工，但我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并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从医学院毕业前的那些负债累累的日子里，我调动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最后尽我所能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所给予马特的，是与维维安在一起的生活、一个家以及一种简单的幸福，与此同时，我剥夺的是他与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欠贾森太多太多，永远无法还清。这些年我从没让他见过他的父亲。我自己放弃了马特，并强迫贾森也放弃了他。我为了自己能有所成就，让我们的儿子付出了代价。他年纪尚小，没有过多地问起那个我不愿谈论的话题——他的父亲，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希望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到那时我要怎么回答他呢？多年前，我对自己所知甚少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闭上眼，整个房间回荡着《当我一个人在神庙时》这一唱段的歌词：

我斩断了这神圣的联结，

愿你能幸福到永远，

守候在你爱的人身边。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下床，打开了门。

[26]广东话里的一句俗语，意思是门当户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