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先生》编写组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生 /《先生》编写组编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86–3443–2

I. ①先… II. ①先…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 第167731 号

先生 

XIANSHENG

编著：《先生》编写组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字数：221千字    版次：2012年 8月第 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443–2 /K·233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 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十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虑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邓康延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于深圳

▲ 1947年 4月 27日，北平。清华大学 36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右一）合影留念。（图 /POTOE）

前言 100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由容闳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接受教育的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4年4批赴美的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 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3批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20世纪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嗣同的“粉丝”蔡元培。 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的完整教育体系：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岁~11岁进小学院，11岁~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 11年后的 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在内的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的请愿代表团起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

徐特立断指血书。毛泽东于1937年1月2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祝寿写信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图 /新周刊图片库）

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年~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共有高校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 7205人，其中教授 2801人——而在 2007年，中国已有 2371所高校、在校生 2700万人、专任教师 116.83万人。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第六任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文章《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此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有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通过教学、发表文章和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钱锺书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包括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的南开系列学校，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提倡大家都为中国的事情尽份责任，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黄炎培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90%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在全国推广。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1930年 4月，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不但没有处分学生，还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其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 ·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 ·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办学思想。在此9年，他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争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在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陪泰戈尔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在中国讲演200多场，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教书数年，这些都丰富了当时中国先生的内涵。在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即“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 ”（Science，科学）。这两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其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文 /何树青）

01 蔡元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他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等，浙江绍兴山阴县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师承：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博览群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高徒：蒋梦麟、罗家伦、杨振声等。

核心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教育实绩：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富有开创性的贡献；革新北大，使之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

时事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1919年 7月 23日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

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而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 200元作为稿费。

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一份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

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在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实际上这时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蔡元培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对于是否接受北大校长的任命，蔡元培内心曾有过犹豫。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时，吴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他在给汪精卫的一封信里讲到，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在国外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不如在国内切实。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他认为大学能够培养出国家的精英人才，中国如果有一批杰出的尖端、高端人才，中国就有希望，中国才能走向富强。

他虽然早有此心，但还是有朋友劝他不要回去，认为当时的北大以腐败闻名，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他自己的声名有碍，还有的认为那是在为北洋政府服务。但他本身却抱着救国的理念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愿望，下决心要走一条救国之路。

事实上，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走的正是这条教育救国的道路。而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也与他之前的经历有关。 

1898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悲愤交加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在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蔡元培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对于戊戌变法，蔡元培认为，改变中国，光靠皇帝和几个政治家是不行的，需要新的国民，而新的国民要通过办教育来培养。蔡元培后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也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 

1898年蔡元培回乡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在绍兴，这是唯一的一所新式学堂。蔡元培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就是学堂当时的小学生。据蒋梦麟回忆：“这是我了解科学的开端。”他第一次在学堂里知道了地圆说，知道了大地不是平的；他也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他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形成的。

蔡元培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是待在翰林院好了。于是辞职而去。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而辞职。

在绍兴遇阻，蔡元培到了上海，1901年秋，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位满清翰林，而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断发习兵操，亲自试制炸药，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也是同盟会上海掌门人。武装反清和发展教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当时蔡元培在绍兴老家的儿子阿根病重，同时上海学校若筹不到款就要倒闭，最终他还是走上去青岛的筹款路，亲生儿子则因病重而夭折。 

1903年蔡元培去青岛学德语，有种说法是他要去德国学军事，因为他感觉革命活动总没效果。 

1903年夏，“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又因言论激进被清政府通缉。这期间他放弃了去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直到 1907年，四十不惑的蔡元培方才 “半佣半丐”游学德国。 

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的身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办公室，蔡元培便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就在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同年 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提出辞职。

就在这么短时间，他让民国教育有了好的开端，整个规划蓝图非常前沿。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五育”中，实利主义教育很重要，目的是培养实际发挥作用的人才。军国民教育是让羸弱的国家，在武力上强大起来。而比较关键的是世界观教育。康德哲学著作《判断力批判》指出，人只有认识到看不到的本体世界，才能超越现象世界，到达美的世界。蔡元培希望通过世界观教育，让国人对生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新文库。（图 /邓康延提供）

民国时期的小学生课本。（图 /邓康延提供）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但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的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将领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这也为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在上海，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征询他的意见。孙中山非常支持他去北大任校长。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中山先生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来表明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 

1916年 12月22日，带着中山先生交与的使命，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的蔡元培迎难北上赴任。

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

居官三月掉头去，

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

不应长作老书生。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在这场蹂躏中几乎被一扫而光。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不过风光难续，从诞生之日起，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未及喘息，连年战祸纷至沓来。京师大学堂真正得到重新起步，则是新政之后的事情了。 

1901年之后，新教育的其他格局从县、府、省都确立起来，这个时候京师大学堂面临很大的压力。

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但严复的任职时间也很短，他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体制性的改造，但很快又被别人攻击，也离开了。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又开始进入到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此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京师大学堂是科举考试的替代物，进了就是进士。很多教师都是官员兼职。到了民国，北京大学还被看成京师大学堂，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一度曾被叫做“官僚养成所”。

在那时的校园里，根本没人去谈论知识，没人为真理、为知识去研究学问。学生身带仆人，完全不务正业，老师也都冬烘保守，整个面貌陈旧得一塌糊涂。当年就有这个说法：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一堂”的“两院”即指上议院、下议院，而“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它显赫的传奇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蔡元培抵达北京，《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城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他想过失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蔡元培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后来他的继任者蒋梦麟做过这样的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 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1916年 12月 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

1916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的对蔡元培的任命状。（图 /常青）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天他出入校门，校役们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还礼。就是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 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也预示着这所学校将会走上改革的新征程。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演说。针对当时学校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了三项要求：“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并阐明大学的性质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深知学生恶习。为铲除科举制留下的劣根，蔡元培清楚，首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他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蔡元培的这个演说在广大的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月18日，他到校不久即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虽一切维持现状，然改良之计划，亦拟次第着手。 ”

具有多年办学经验的蔡元培明白，要把眼前这个乌烟瘴气的北大办好，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有一批甚至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师。他认为北大的两大弊端是“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而“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初，就想要吸引一批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才，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于是，他着手先从两方面进行改革：首先，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从而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其次，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怀念，正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一个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大学精神的精髓。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正在办《新青年》。《新青年》作为一个新思想的阵地，在全国影响很大。陈独秀虽然是新思想的代表，但是他的传统学术根底深厚 16岁就考上了秀才，传统的旧学基础非常好，在文字学方面颇有造诣。北大正需要这样的新人物，蔡元培看中了陈独秀，便希望把陈独秀请到北大来。陈独秀虽然在上海办报，但经常会到北京来。于是，陈独秀再一次赴京时，蔡元培打听到了陈独秀的住处，之后几乎天天登门拜访。有时去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将他叫醒，自己便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到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陈独秀原本看不上名声糟糕的北大，不愿接受这个邀请，但架不住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的诚意，终于被打动。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履历是蔡元培代为填写的，其中多有不确实之处：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这份公函当日发出，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就签发了“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样一份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让陈独秀顺利进入北大。这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他立意从文科的整顿做起，延聘教员则从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精神。在他眼里，当时的陈独秀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事实证明，蔡元培这着棋走得很对。随后陈独秀又介绍了胡适等人，北大文科的局面马上被打开。

梁漱溟也被他聘为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起因也只是蔡元培在《东方杂志》读到过梁漱溟的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到以后很感兴趣，觉得写得很好，当即决定聘请他。梁漱溟仅为中学毕业，据说考北大也没考上，按现在的话说是北大的落榜生，他死活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到北大任教，所以刚接到邀请时左推右推不敢去。据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回忆：“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讲台。

当年蔡元培写信给在法国的朋友，请他们帮助物色文学、哲学、美学方面的教授，“拟于各门研究所，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此信公开发表在 8月15日出版的《旅欧杂志》上。

就这样，留欧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陆续进入北大。仍留着一个小辫子的辜鸿铭其实不是蔡元培聘来的，但他没有辞退辜鸿铭，仍聘他为英文教授。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说：“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学问的兴会。”这正是他整顿北大的第一步。

一时间，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溟、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辜鸿铭、熊十力、陈垣、陈大齐、周鲠生、萧友梅、沈兼士、陶孟和、王世杰、陈启修、高一涵、朱希祖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先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被蔡元培聘请为理科学长。此外，他还聘请了知名学者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秦汾、何杰、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冯祖苟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京大学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 76人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 43人，占 56.6%；50岁以上者仅 6人，占7.9%。而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当时只有21岁，刘半农、胡适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 38岁。这样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开花结果。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

那时的北大课堂，两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蔡元培也期望学生在听过这些不同观点之后，自己有一种思考、判断和选择。师生们虽然互相在政见上、学术意见上不一致，互相对立甚至互相谩骂，但是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讲学问。

知名学者黄侃，狂狷、孤傲、好读书、好骂人、不拘小节、桀骜不驯、特立独行、性情乖张，号称疯子。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黄侃说：我之所以能待在北大，是因为有蔡元培，蔡校长。虽然我也不喜欢蔡元培，但他有新思想。我也知道，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中国也没有地方能够容纳我。蒋梦麟也说：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

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和《新青年》的主编。《新青年》由此从上海搬到北京，也标志着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营垒从上海迁来北大。经过一年的发展，《新青年》的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 1.5万份以上。 

1917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对北大刮目相看。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所以林语堂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1917年12月17日，北大举行建 20周年纪念时，吴梅教授撰写了一首二十周年纪念歌：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曾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

当时一大批人持教育救国论，但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和别人不一样。他在德国莱比锡待了4年，在柏林待了1年，了解德国近代史，了解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作用。所以他的教育救国后来更具体为学术救国。和他从小一块儿玩大的挚友吴稚晖曾说，对蔡元培来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蔡元培主张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并主张学与术分校。他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大除文理两科外，只保留了法科。蔡元培还帮学生建立社团。学生社团百家争鸣，新潮社和国民社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极度活跃。毛泽东也曾在北大参加过新闻研究会。

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不仅具学识，尤当有修为。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1918年6月，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成立“进德会”，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三戒之上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更在五戒之上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师生纷纷入会。甲种会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许德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罗家伦、胡适、王宠惠、张国焘、辜鸿铭等；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丙种会员则有梁漱溟、李石曾、张崧年、傅汝霖等。 

1917年7月1日，早起的市民突然发现北京的大街小巷飘起大清国的龙旗。北大门口也围满了辫子兵，他们呵斥校役，要求在校园中挂上龙旗。

张勋率领六千辫子军开进北京城，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名义，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张勋勒令黎元洪三天内解散国会。

面对急剧恶化的政局，原本正在潜心研究成立北大评议会的蔡元培，在第二天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离开了北大。

蔡元培说：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以极点。

张勋复辟闹剧12天之后即以失败而告终。出走天津的蔡元培也回到了北大。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七次请辞，这是第一次。

国际时局此时也传来好消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极有可能收回被德国抢占的胶东领土。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前搭台欢庆。在天安门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激情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 

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和会的旅程。 

1919年3月18日，正当蔡元培开始密切关注巴黎和会的动态时，桐城派古文学家林琴南突然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公开指责他“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还发表讽刺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锋芒直指以北大为阵地热烈开展的白话文运动。

当天，蔡元培写下《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杂志及《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他首次概括了自己办北大的理想：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林琴南曾经在京师大学堂担任经文教员，他对蔡元培上台以后做的种种改革举动颇有意见，他觉得蔡元培所做的工作是在颠覆传统的孔教伦理，而新文化运动推行的白话文简直就不是文字。对此，蔡元培却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学术探讨的对象，哪怕它只是民间的歌谣，民间的传说。蔡元培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

他也不反对孔孟，当然一些激进的青年反对。作为大学校长，他认为既可以用尊孔者辜鸿铭，也可以用反孔者陈独秀。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这么大的国家，学问必须是多元的，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这个改革永远完成不了。蔡元培在这点上为了贯彻自己办学的方针，为了给北大创造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知识的环境，他是不惜一切的。

于是北大才会拥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一支名师团。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

数学系学生毛子水说：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误解为“勉强混合”；实在，蔡先生是有是非择别的。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绝不会允许他在讲堂上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在校中提倡“复辟”。

蔡元培本人说得很清楚，大学就是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19年7月23日，五四震荡未息，受蔡元培之托，初到北大的蒋梦麟对留校学生演说，将蔡先生的精神概括为：

（一）温良恭俭让，具中国最好的精神。

（二）重美感，具希腊最好的精神。

（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具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蔡先生恐怕不肯承认我的话，因为蔡先生自己不知不觉的……蔡先生这精神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

几天后，蔡元培在杭州收到蒋梦麟自北大寄来的快信，他将这番话抄录在1919年7月27日当天的日记里。

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眼里，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是一位潜修静养、有求必应的阿弥陀佛。钱玄同曾当面问他：“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他却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但他这样的心平气和、包容大度，并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经过长期的岁月历练出来的。罗家伦听说蔡先生早年也曾自负才华，目空一切。戊戌变法之后回到绍兴办学，常常大碗喝酒，醉了以后，大骂时事，骂过以后，把大碗往窗外一扔。这样的书生意气，才可以理解他一面从事教育时，一面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以翰林而造炸弹，并世无第二人。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在任10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5次、内阁总理换了30次。时局动荡下，他也一再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 

1919年的4月30日，巴黎和会突然传来令人震惊的密电，和会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因无力对抗，即将在和约签字。情急之下，时任外委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坐马车赴东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电的内情告诉了蔡元培。

蔡元培当即召集北大学生，主要是新潮社、国民社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行动起来，以一己之力阻止巴黎和会的代表签字。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大学生在红楼后集合，准备上街游行。虽然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在北大门口试图阻拦学生队伍，但队伍很快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蔡元培后来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 “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

北大红楼。（图 /常青）

随后势态急转直下，一场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五四游行示威活动演变成一场运动。当天群情激愤的北大学生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殴了章宗祥。32名学生在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中被捕。被逮捕的学生中，北大学生居多数。当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蔡元培立即投入了营救工作。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发言时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他漏夜前去请政坛元老孙宝琦出面，在孙家客厅从 9点坐到 12点，直到孙答应为止。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这显然超出了蔡元培的意料。当天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被捕学生。

5月7日，迫于全国舆论压力，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蔡元培亲自率领全体师生到红楼前的广场迎接。

北洋政府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解散北大，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到众人指责。最耸人听闻的传闻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要刺杀蔡元培；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将炮口对准北大。

“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不可以不速去。 ”

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在学生欢庆胜利的热闹中，蔡元培再次开始撰写他入主北大后的第三份辞呈。 

5月9日晨，正是五四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蔡元培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

第二天，蔡元培的辞职启事见诸京城各大报端。

“杀君马者道旁儿”是一个典故，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说，路旁的人给一匹跑得很快的马不停鼓掌欢呼，这匹马就会不停地加速，最终马会被累死。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鼓掌会鼓死人的，是谓“捧杀”。在蔡先生看来，目前的北大也有这种味道。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狂奔突进，大家都跟着它欢呼，它也越跑越快。而且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也取得了胜利，学生们影响社会的能力体现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个预感，以后的北大“不好管”了。

蔡元培自执掌北大以来，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是他的名言。1919年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奋起救国。第二天，他知道了政府已同意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当刻召来并告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蔡元培在明确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当时确有“将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的想法。因此他对学生游行是支持的。

但五四运动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暴力行动，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教育原则。5月4日晚，他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但也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希望他们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学生们并没有听他的，第二天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

事态已然如此，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他已生去意。

他的立场与学生不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校长会情愿自己的学生罢课。蔡元培讲“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个“文化救国论”者，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

就这样，蔡元培离京南下。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位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是摆在蔡元培一个人的面前。

北大学生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立即召集代表会议，议决致函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

北大教职员亦召开全体会议，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并推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先生。在声势浩大、长达数月的北大师生的挽留中，蔡元培又回了北大。但改革之初的甜蜜和宁静仿佛不复再有，改革巅峰的繁华和美景也仿佛不复再有。

许多年之后，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年在 20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认为，学生在大学里，研究学问始终是第一位的，始终不愿学生涉足政治。正如前文所提，早在 1917年 1月 9日，他在北大发表首次演说就提到：“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 ”

他本人在北大也不想涉足政治。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不久，在写给汪精卫的信里说：“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的决心。”1918年1月14日，他写信给吴稚晖：“弟虽在京师，然誓不与闻政治，至今已成习惯，惟校务太忙，无暇读书，亦终日为人役耳。”1925年5月13日，他给胡适回信：“承示北大当确定方针，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弟极端赞同。”他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直想做的，却因时局的动荡，始终没有做到。 

1924年12月4日，他给北大毕业的傅斯年、罗家伦写信，口口声声自称“弟”，而不是以师长自居，说到北大，他说：“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 ”

他说自己研究学术的兴趣随年而增加，所以也鼓励学生研究学术。但他从不主张学生死读书，而是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认为通过学生自治，“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傅斯年、罗家伦以后分别做过北大、清华的校长，当年都是学生社团的积极分子，也是五四游行的发起者。

提倡学生参与社团，蔡元培还有一个用意，就是针对腐败的旧习惯。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自述：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明国元年吴稚晖、李、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成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据当年的学生顾颉刚后来回忆：“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召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领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 ” 

1918年初，画家陈衡恪到北大作讲座，之后成立了“画法研究会”。2月4日，蔡元培写给陈衡恪的信中说：“日前承临校讲演，同人甚为感动。现在报名于画法研究会者，已有七十余人。拟刻期开办，惟会章须请先生审定，然后宣布。 ”

同年10月20日，北大学生邓中夏、许德珩、段锡朋、周炳琳等发起“国民社”，蔡元培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为《国民》创刊号写序。12月3日，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顾颉刚、朱自清、冯友兰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经他和陈独秀同意，由学校垫付印刷费，提供北大红楼一层二十二号作为社址，发行也由学校出版部兼办。

据罗家伦回忆，蔡先生这个人虽然懦懦弱弱、有求必应，但是在大节上面确实很强硬。有人拿了《新潮》杂志给总统徐世昌，徐发现里面有一篇《女子贞操问题》，大怒，说：“现在青年思想到这个地步，还得了！”立刻把傅增湘找来，说要查办北大。傅增湘授意蔡先生，要他辞退复古派眼里的“北大四凶”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他始终不肯，并以去就力争。

其实，北大既有主张白话文、新思潮的《新潮》，也有主张文言文、昌明中国固有学术的《国故》，由刘师培、黄侃等老师支持部分学生创办，同样得到校方支持。1919年4月2日，蔡元培在回复傅增湘的信中说：“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大学兼容并包之宗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

“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辞职南下后，在致北大同学的信中说：“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 ” 

蔡元培担负北大校长名义10年，实际在校时间合计不过5年半。他离校期间，北大按他确定的办学方针运转正常，固然靠蒋梦麟、胡适这些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奠定的教授治校制度。

曾为北大教授的顾孟余回忆：“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

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颁行的《大学令》，即规定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并对其权限作了相应规定。1917年，他主持创立北大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胡适、沈尹默、陶孟和等14人成为第——届评议会中的教授代表。李书华教授回忆：“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

按蔡元培的设想，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三方面需分别设立委员会，由相关教授为委员。他说：“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 

1919年12月，北大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规定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同时建立以下几个机构：（一）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成员以教授为限。（二）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先后担任过教务长。（三）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

在北大，最高的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最高决策机构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在评议会上决定。这就给教授们管理学校创造了条件。北大那么有活力，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教授参与了决策。 

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又一次辞职离开时，写信给北大学生：“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 ”

蔡元培拟用马寅初为教务长的呈稿。（图 /常青）

同一天，他给北大教职员的信里说：“五月以来，北大校务，赖评议会维持办理……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组主任会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权。照此进行，似无窒碍。合诸先生学理、经验之所具，而益以和衷共济之精神，以运用于北京大学积年改进之组织，区区校务，游刃有余。培一人之去就，又何关轻重耶？” 

7月5日，北大评议会写信给他，校长还是要他完全负责，他未回校前，或由个人，或委请机关负责，由他决定。12日，他回复北大评议会，前信主张以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征集各方意见，均不赞成，他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还是请蒋梦麟代理。 

1926年4月25日，北大教授、绍兴老乡周作人给他写信说：“‘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还是希望他能回到北大，“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5月15日，蔡元培回信表示，自己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惭愧万分。但是，他再也不想回北大了。

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192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为实行全国范围的教育救国，他在中国推行大学区。1928年他将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是成功的，那时期的北大，很多学子都成为国之栋梁。许智宏说：“蔡先生倡导一所大学应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又诚如金耀基所说 :“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 ”

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麇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但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闻名于世。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取得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在北大时，蔡元培就将艺术与美育纳入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学。诚如他言：“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 ” 

蔡元培更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蔡元培的提携。蔡元培在法国就慧眼识中林风眠，资助其生活。1928年更是不拘一格任命28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民国著名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于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办下去的。 ”

蔡元培先生“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1928年蔡元培就将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80元。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召唤使刘开渠 1933年归国，后来成为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

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 

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

当时北大的学费很低，每人每学期仅为10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学生还有补贴，办学经费靠中央财政拨款。可政府经常会拖欠办学经费，到1922年9月，学校经费已被拖欠5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屡次向政府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要来了两个半月的经费。

为节约经费，校评议会成员联合提议：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1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可以用来补充图书。

蔡元培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考试时“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他当即决定：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讲义要收钱”的消息一经传出，即在学生中激起强烈反响。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大肆谩骂恫吓职员；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收取讲义费的决定。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越谈越僵，校长室外的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一片混乱。

蔡元培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怕了，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当天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 “……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讲义风潮让他有一种挫败感，10月25日，经胡适调停，他返校复职，在师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我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面试验起来……我希望有知识的大学生，狠要细心检点。 ”

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的第五次辞职。 

1923年1月17日，因曾任北大教授的财政总长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为抗议行政干预司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并在《申报》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他开篇引用《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是君子，他知“退”，以此表示他的“不合作”。他说，在黑暗的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退”有时比“进”更重要。

对于蔡元培的频繁辞职，学界也有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蔡元培以这种以退为进的形式维护人格自尊，用其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人格魅力抗议和示范，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

蔡元培似乎有种“洁癖”，动不动就说：我不干了，我要辞职。这其实就是一位政治家的洁癖。当时的北大教授、诗人徐志摩赞美他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推许他“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永远的校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毛泽东发来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至今这 8个大字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仍挂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大厅里，供后人瞻仰。

他浩瀚一生，涉足过的城市几乎都陆续开放了蔡元培纪念馆。一样的繁华，但也一样的寂寞。

位于北大未名湖边树林里的蔡元培雕像，雕像的背后常年有鲜花倚靠。（图 /常青）

许多年间，未名湖畔人来人往，唯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往事反复而坚定地以佳话、谜团、情节等种种形式被传颂。而今天的北大人依旧尊称蔡元培为“永远的校长”。一位后来的北大学子写过这样一段美丽的怀念文章：

未名湖畔，

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

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

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

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

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

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

风采依旧。

七十多年来，怀念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寻找失落精神的呼声不绝，但应者寥寥。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倘若只能将足迹埋在纪念馆却不能刻入时代年轮中，那么叹息也是枉然！

（本文内容提供者：傅国涌、蔡朝阳、马莉、章润娟、陈洪捷、蔡磊、崔志海、张晓唯、马勇、张鸣、欧阳哲生）

02 胡适

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1959年，雕塑家阙明德想给晚年胡适塑个像，胡适说：『我的像很难画，因为我没有怪相。』 

生平：（1891~1962）原名嗣，学名洪，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师承：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教授。

高徒：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

核心理念：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教育实绩：胡适是“传统中国 ”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唐德刚

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 ·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熊培云 

“穈先生也掷铜钱吗？”

安徽绩溪人胡嗣生在上海。1906年左右，也是在上海，胡嗣的二哥才帮他改名为胡适，取自严复《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个十分具有时代性的名字。而他最终也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胡适三岁随母回到故乡上庄。上庄离绩溪县约40公里，是古徽州山川中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名镇。村周围重峦叠嶂，东邻天目山，西接黄山，山水相映，林木成荫。徽商、徽墨、徽戏是濡染耳目的日常景象。贾儒结合的特殊文化气候使得这一小镇经济繁荣，传统浓厚，“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千灶万丁小上海，苍山环抱大村庄”成了这一地区的生动写照。

他们到家乡不久，就传来了原本在台湾做官的父亲胡传因病在厦门逝世的消息。从此，一家开始辛苦度日。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回忆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对于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母亲冯顺弟寄予了所有希望，也坚信孤儿寡母只有依靠读书方可出头。胡适的私塾同学每年只花两元钱，胡母却从 6元起，一直加到 12元。

就这样，童年的胡适在故乡绩溪上庄完成了重要的9年基础教育。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最早读的两本书皆为父亲所编写，分别是四言韵文集《学为人诗》和《原学》。胡适还抄下《学为人诗》的最后几节以记录父亲的思想：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返躬践实，虽勉于学，守道勿失。”之后，他在私塾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奠定了他一生思想和学问的根基。

因为母亲管束严厉，胡适从小就不跟同伴一起玩闹，偶尔在家门口掷铜钱被人瞧见，人家随口说一句“穈先生也掷铜钱吗”，立即就能让他羞愧得面红耳赤。他因为老成持重，从小便被大人叫做“穈先生”。后来胡适曾这样回忆，小时候最“活泼”的事，也就是十一二岁时与伙伴演“擒史文恭”，“仰面跌在稻草垫的田里”。

胡适自小是文绉绉的形象，给后世留下的印象也一直是典型的温良谦恭让。晚年养病期间，总是有人来看他。陪侍的人想让客人尽快走，但胡适总是不断想话题去同客人交谈。他说这是多年社交生活养成的习惯，不忍让别人感受到冷落。而这就是人人可以挂在嘴上的“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晚年在病床上过生日时，对来拜访的人作揖致谢。（图 /新周刊图片库）

穈先生的内心一直住着个肆意、激越的人

青年时期，胡适就用“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于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这句话来安慰人，也用于自我安慰。关于胡适夫人江冬秀，台湾学者夏志清曾经十分不客气地说她“不立志求学上进”，只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

在胡适的婚姻之外，也有过一些美丽的小插曲。但是，所有与女朋友相关的内容在胡适本人的日记里都十分隐晦。而他的自述和晚年谈话录则压根儿不谈情感。近代史大家、胡适先生的忘年交唐德刚因此说：“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此处的“大胆作风”该是指离婚或轰动的桃色丑闻。《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分析胡适每次都从罗曼史中全身而退的原因：“就像Zing-shan ①一语道破的：‘那是因为你、你的社会地位以及你的家庭都被那些爱你的人好好地呵护着。 ’” 

1918年3月，胡适租下了钟鼓寺胡同14号，他撰写多篇有巨大影响力的文章，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等时，就居于此地。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也写成于此地。（图 /常青）

1921年8月26日的胡适日记记载，饭局上，胡适让康奈尔大学念书时的旧相识郑莱看了一次掌纹，他觉得对方说中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秘密”。比如，他也容易受到情感和想象力影响。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也能放肆自我。胡适说：“我没有嗜好而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好色，可以打赌。我对于那种比较庄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算命看相这种事都有自我代入的成分，所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从掌纹看性格，大概是说中了胡适心中另一个理想的自我，自小老成持重的“先生”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肆意、激越的人。 

1904年，胡适在上海入读澄衷学堂。为了不断“跳班”（类似于“跳级”）太过用功，睡眠不足，有一个学期，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但是他却因为管了“闲事”而负气退学。他在《四十自述》中写道：“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澄衷学堂的教务长）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 ” 

1906年，胡适又入读中国公学，参加中国公学的风潮，跟校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胡适在上海念的两个中学都没有毕业。这个“不毕业的传统”后来保留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时，学位还没拿到，就被陈独秀从美国拉到了北大，直到十年后才正式毕业。 

1910年，胡适前往美国留学。同为庚款二期的赵元任在赴美轮船上看到的胡适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的胡适还拖着一根辫子，“说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那条辫子到美国后就剪了，但没有随手丢掉，而是寄回了家。

一个“左右为难”的自由主义信徒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他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人。唐德刚对胡适也有一个经典的评价：“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正因为他既‘开来’又‘继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动学者’。而在思想过于保守的人士的眼里，胡适却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 ”

在美国留学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让胡适与陈独秀一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这对朋友在个性上完全相反，后来当了政党领袖、主张暴力革命的陈独秀，与温和改良的胡适之先生最终在思想上也分道扬镳。

胡适在美国时师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认为，人类社会进化没有客观实在为主宰，人类进化中所发生的问题都是无从预料的，应该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因此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但是，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陈独秀和他的政治理念更有市场。“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向，胡适后来不无遗憾地说：“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改良运动——但是它不幸地被政治所干扰而中断了！”

唐德刚后来解释道：“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

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述，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经历了100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 

1948年9月，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胡适的和平改良梦破碎之时，他发表了《自由主义》一文，“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后来，胡适也看大陆批判他的文章，极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批判本身，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信徒，他坚持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问。

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处境是困难的。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上层政治圈，是蒋介石的“诤友”，希望能够以一己之力影响领袖。但是，到后期，蒋介石对这个不时要宪政，动辄谈民主的“诤友”越来越不耐烦，胡适也愈加“左右为难”了。

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发行的《自由中国》，胡适是挂名发行人，也是精神领袖。具体负责人雷震在岛内屡次反对蒋介石的威权，终因筹建中国民主党而被捕。胡适向蒋介石求情未果，在日记中自责“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像他无法左右“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一样，“胡适的种种表态”，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说，“既阻止不了雷震为新的反对党催生而努力的行动，也抗拒不了以蒋介石总统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扼杀这个反对党的逆流”。

余英时对胡适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有一段相当公允的论断：“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全力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

无容忍，不自由

曾经同在《新青年》共事过的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有过极为生动的描写：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

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透露出的只是鲁迅的性格，而宽容温厚却是胡适的真性情。胡适把他的宽和溯源到母亲的影响。1933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胡适这样说：“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很多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母亲的教训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做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

胡适在新文化的种种纷争中，始终保有一份理性、温和与包容的态度。1925年，信奉儒家思想的章士钊与胡适有一组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对诗。二人曾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的背面，章士钊写道：“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 ”

胡适却用文言相和：“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 

1930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搬入米粮库胡同4号，与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为邻。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也常到这里作客小住。（图 /常青）

不管观念如何冲突，胡适都希望大家能够宽容共存，给他人以自由。   

1926年，他在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

关于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他不无疑虑：“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胡适看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曾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陈独秀回信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1958年，胡适与秘书胡颂平聊天时提到，十七八年前，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伯尔先生和他聊天，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颂平让他写下来，于是就有1959年3月12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他在文中表达了深度反思：“现在在四十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在这篇文章，胡适提出了“正义的火气”的概念：“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

两年后，胡适在致既是同乡又是良师益友的苏雪林的信中又谈到“正义的火气”：“‘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

“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唐德刚说胡适的“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两人。直言他对于各种社会科学所知极浅，因为素不喜经济，故对于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成了研究政治学的软肋。“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

但胡适本人的治学不可谓不严谨。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让他自己做学问吃尽苦头。1943年开始，“美国学会联合会”资助胡适撰述“中国思想史”，每年6000美元，胡适连续接受了两年之后，终于在年度报告中，不得不检讨“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资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者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

胡适用“勤谨和缓”四个字来讲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写佛教史的一个神会和尚耗尽了他晚年的所有心力。所以，当过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说胡适在美国活不了，他一度靠演讲为生，但是一篇讲稿要磨蹭好几个礼拜，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

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这句话用在胡适的学术研究上也合适。他提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定义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因此他用考据法研究《红楼梦》，一改“索引派”的研究套路，启发了后世红学研究的思路；他写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他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穷尽半生，亲身实践“整理国故”的理念。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 胡适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得学问兼而议政

胡适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学者，他得学问兼而议政。清末被送出去的学子，肩负着革故立新的重任，整个国家救亡图存的大问题摆在那里，容不得他们有片刻的停顿与踌躇。社会上启蒙的呼声强烈，学者要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

在政治与学问之间，胡适内心不时会有纠结。在1937年12月写给女挚友韦莲司的信中，记录了他46岁生日当天的忙碌：为国事写长信给华盛顿要人，参加哲学俱乐部的讨论活动，听杜威讨论逻辑，忙过半夜才歇下。“我现在头发已经斑白，我觉得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谈战争、谈国际政治，这是何等的浪费啊！”

但是在接下来的1938年年初，胡适旋风般地赴美加地区演讲，51天内讲了57场。同年6月，胡适接到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电报。考虑7天后，胡适答应了下来。驻美大使胡适还是发挥他在学生时代便已练就的从政本领——演讲。他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行路万里，演讲百次。胡适曾多次拜会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美国总统罗斯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美国改变绥靖主义立场，为中国抗战主持正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了。”后来有美国学者感叹道，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罗斯福受到了这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鼓动”。

但归根到底，胡适从政只能算是一个票友。关于后来那个当总统的构想，也只不过让晚年的胡适动了一下心而已，期间的犹豫踌躇，又一次让人见识了那个“左右为难”的胡适之先生。 

1948年3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第二天的日记，胡适有勇气接受这一大任了，“晚上八点一刻，雪艇②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但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4月1日，又反悔了。“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最后，也因为“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推举美意并未真的实现。李宗仁曾说胡适“爱惜羽毛”，唐德刚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而就胡适的秉性看，“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 

1948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胡适在政治上选择了与国民党政府共进退的立场，离开他深爱的北京大学，流亡美国。当胡适再赴美国时，已无驻华大使时的光环，只好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不过是个闲职，每周五上午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返家，每年有 5200美元的收入。但是两年合同期满之后，校方不想再与胡适续签聘约，转聘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因为后者更为“便宜”，每年只需 3480美元。于是，胡适以“终身荣誉馆长”之虚名让出馆长一职。

在逆境中胡适谨言慎行努力保持着尊严和人格，过起了自己洗衣烧饭、出门挤公交车的寓公生活。在美国的许多中国知识青年与他朝夕相见，唐德刚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胡适先生成为知己好友。 

1950年初开始，中国大陆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许多胡适在大陆的学生、朋友、同事等分别接受号召，对胡适口诛笔伐。在美国的胡适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清算隔岸观火，热心阅读每一篇批胡文章，而且还做下许多认真的评点和圈注。

在这场批判运动以后，中国大陆至少出了七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不是把胡适批判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就说他是卖国贼，或者是蒋帮的帮凶。根据唐德刚的回忆，那个时候，胡适经常去找唐德刚，问他最近有没有新材料。唐德刚说，全世界能够把这些书从头到尾老老实实看过的恐怕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胡适。他信心满满地认为，“胡适思想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盘旋着。

但上世纪50年代在思想学术领域进行的这场批胡运动，取得了彻底清算的深远效果。此役之后 “胡适思想的幽灵”在中国大地已无处可以盘旋。这场声势浩大的批胡浪潮，也将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卷入其中，他写了批判父亲的文章并与父亲划清界限。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终因不甘受辱在唐山铁道学院自杀身亡。得知儿子的死讯，胡适在万分悲痛中拜托媒体朋友暂时不要登出这个消息，他担心夫人江冬秀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1961年，胡适夫人江冬秀由美国返回台湾， 胡适到机场迎接妻子。（图 /新周刊图片库）

一场运动之后，胡适消失了。从此，中国大陆思想和文化的天空中，几代人只仰望着一面旗帜——鲁迅。

“这位哲人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许多长期滞留海外的科学家特意赶回台北参加这个盛会。在下午的酒会上，海内外学人齐集一堂，主持人胡适难以抑制欢乐和兴奋。在关于台湾的科学文化建设和言论自由方面，与会的院士和学者有一些意见相左的发言。因此，胡适先生忘记了夫人江冬秀在会前的提醒，多喝了一些酒，并且说了许多情绪激动的话。下午6点20分，酒会刚宣布散会，就在他还笑着和客人谈话的时候，心脏病突然复发，不禁倒地，就此与世长辞。

晚年的胡适曾跟吴颂平说过：“如果我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我在二十七年（ 1938年）接任驻美大使之后，汉口是丢了，我的心脏病发了。那时唯一的海口是广州，二十九年（1940年）广州也丢了，我的忧虑不能摆脱，心脏病又发了。我还是有忧虑的，我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忧虑的地步。 ”

“先生”晚年仍是一副温和模样。（图 /新周刊图片库）

去世前两天，胡适嘱咐秘书王志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 ③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这段话无意中点出了一个克己复礼的人在这个俗世的最后一点麻烦。

胡适猝然而逝的消息，立刻从台北传播出去，举世哀悼。蒋介石除颁赠“智德兼隆”匾额外，还亲自题写挽联，挽联上写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台湾中央研究院为胡适墓碑撰写的碑文是：“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

在公祭典礼当日，来自全台湾约30万人向胡适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这些胡适之的朋友里，有达官显贵，有文人雅士，更有许多布衣白丁，大家自发地走在一起，送别这位能使庶黎哀伤的伟人。面对如此感人的送殡和路祭场面，胡适夫人江冬秀忍不住向长子胡祖望长叹一声：“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

（为本文提供内容者：金雯、熊培云、唐德刚、余世存、许知远、陈丹青、潘光哲）

①1934年，胡适收到一封从美国耶鲁大学来的信，是一位英文名字拼为“Zing–Shan”的单恋胡适的女性写来的。信中有一句话令人感叹：“适之，你不可能会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和幸福！一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只有可能被自己摧毁。你的朋友不能坐视你去摧毁他人的幸福和生命，那是因为你、你的社会地位以及你的家庭都被那些爱你的人好好呵护着。 ”——编者注

②雪艇是王世杰的字。——编者注

③傅孟真，即傅斯年，孟真是他的字。——编者注

03 马相伯

『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日月光华，旦复旦夕

他年富力强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

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生平：（1840~1939）江苏丹阳人，11岁到上海求学，自此常居上海。原为天主教神甫，后进入仕途，曾为李鸿章幕僚。 60岁后毁家兴学，捐出全部家产办教育。

师承：毕业于徐汇公学。

高徒：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胡敦复等。

核心理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教育实绩：三所大学的创办人，其中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为一力创建，辅仁大学是倡议人。

马相伯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 30年，献给了宗教；中间 30年，致力于政治；后 40年，为教育呕心沥血。

由教会转投政治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他在家中排“建”字辈，取名为建常，字相伯，后半生以字行，所以人皆知马相伯而不知马建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家庭背景对自己的影响，一是“对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已能不为那时中国社会传统的见解和习俗所拘束”；二是由于宗教的启发，“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面前，同是平等”。“科学”、“民主”要到马相伯60岁以后才成为时兴口号，马相伯自豪地把这一世界观溯源至基督教化的家教，以证明得风气之先。马相伯一生的传奇，始于1851年。12岁的他瞒着家人，带着悄悄积攒下来的铜钱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个人走了11天，走到了大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

徐汇公学为耶稣会培养神职人员，所涉及的训练内容除了神学外，还有语言、人文和科学等7科。少年马相伯在语言、数学、天文等学科上，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精通 8国文字，尤其擅长演讲。14岁时，马相伯已经在学校担任助教职位；大概在 17岁的时候，他在徐汇公学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有一次，法租界的一个总董听说有马相伯这么一个精通法文的中国人，随即要他去法租界做事，马相伯婉言拒绝道：“我学法文是为中国用，而不是为法国人用。”这种为国家做事的热情，一直贯穿马相伯的人生。他的一生可以用“爱国”两个字来概括，但是爱中国，不等于爱清朝，他的国家观念是一种现实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观念。马相伯一生都在宣扬人生而平等，宣扬国家是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这些都是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在宗教团体内部，“人生而平等”也时常流于概念，马相伯所属的上海耶稣会这时由法籍会士主导，中国神甫有时受到不平等对待，马相伯对这样的事难以容忍。1870年，31岁的马相伯以特优的成绩通过耶稣会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司铎神甫。第二年，他担任了徐汇公学的校长，而此时他和部分教会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也更为频繁。

一次，一个外国神甫来上海造访，教会要马相伯和弟弟马建忠腾出朝南的房间。这件事成为一个导火索，导致了马氏兄弟的离开教会。1876年，马相伯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当时他已经40多岁，精通8国语言，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人能比的全才。马相伯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大清内政外交的舞台。他和弟弟马建忠都得到了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赏识，成为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年富力强的时期，全部贡献给了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他把精力都浪费在这项最终失败的事业当中。

弟弟马建忠于1877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选派到法国留学，1879年获法学博士后回国，长期充任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对外交涉的重要助手。马氏兄弟在离弃教会后，一心想在政务上实现改良救国的愿望，却又因为他们的教会背景，在清廷官场备受猜忌。1882年，李鸿章因为重用马建忠而被参奏：马建忠为天主教民、市井无赖。李鸿章只好对皇帝说谎：“该道幼习儒书，本非教民，亦非市井。”因为这个原因，马相伯在从政的10年并无朝廷的官职名分，只以李鸿章随员身份处理其所委托的政务。 

1881年，马相伯赴高丽任国王新政的顾问，他成功说服王妃派少年皇子出国留学以适应新的时代。可是不久后高丽亲日派大臣政变，亲中的王妃被处以极刑，马相伯无功而返。1885年，马相伯协同弟弟马建忠处理招商局事务，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法方封锁了所有清廷船只往来公海。马氏兄弟为保证招商局利益，采取把船只抵押给美资商行、事后再赎回的变通之举。这件事让马氏兄弟首次背上了汉奸的骂名。1886年，马相伯奉李鸿章之命赴美借款建设海军，原本计划借款 2500万，没想到美国银行趋之若鹜，竟有 6亿资金愿意借出。因为数额太大，条件太优惠，李鸿章反被朝廷怀疑，只好作罢。马相伯无计可施，只能偷偷溜走。 

1896年，马建忠参与《马关条约》的谈判，全中国的百姓都唾骂他们，认为马氏兄弟是卖国贼，甚至说他们是李鸿章的私生子，或者本来就是外国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会说多门外语。他们因此成了千古罪人。

培育人才以强国 

1886年赴美借款回国之前他去了一趟欧洲，访问了欧洲几所著名学府。此次欧美之行，“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从事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先是接受了长达19年的耶稣会的西方教育，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等多国语言，在30岁那年成为司铎神甫；之后，一方面，他和外来神甫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兄长马建勋在官场上的发达，使他对献身教会产生了动摇。 

▲马相伯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从政10年一事无成，反而背上汉奸的骂名，在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双双死于海难；两年后，他的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尚说“我的儿子是神甫，你既已不是神甫，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58岁这一年，马相伯可能真的看破了天命。1897年，他决定重返教会，将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交给教会抚育，自己则回到徐家汇隐修，并做了一生中最惊人的一件事：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也是他自认命不久矣、亟须完成办学愿望的破釜沉舟之举。他没有料到的是，以后还有40年的时间为教育奉献一切。马相伯的余生似乎就要在幽静的天主堂中，伴随神的密谕度过。此时难以预料，他对中国所负的真正使命竟是在耳顺之年才会到来。

▲ 马相伯手稿 2。（图/新周刊图片库）

既然是作为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耶稣会就没把办学当成一回事。1898年，参与新政的梁启超邀请马相伯主持建立一个译学馆，选址在上海。但是，计划还没实施，“百日维新”就夭折了。几年后，办学的契机才再次出现。1903年，马相伯已经是一位老人，隐居在耶稣会的一所孤儿院内。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一起学拉丁文，教授的科目也从拉丁文扩展到数学、哲学。当时，蔡元培感到马相伯年事已高，上下楼梯很不方便，就请人安装了一个小电梯，从一楼装到三楼，电梯门正对着马相伯的客厅。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邵力子……这个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名声远扬，各地青年纷纷前来求学；同时，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闹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这样一来，既然有需求，又有了之前捐献给教会的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办学堂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

震旦大学借地于耶稣会在徐家汇的天文台内，师资也由教会支援。 “震旦”是中国的古称，来自梵文，中文字面上又有“日出东方”的含义，借这个生机勃勃的名字，马相伯此时此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马相伯所设计的震旦不是英美式学院（College），而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研究学问的学者团体、学院（Academy），或者是更古典式的柏拉图式“学园”（Academy），提倡学生在辩论中发展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马相伯所理解的欧洲Academy与中国传统书院有某种相似性。在震旦，教，注重指导门径；学，力求启发学生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马相伯本人在震旦的角色可谓“柏拉图”，亦可谓书院的“山长”。

震旦的行政管理由学生选出代表承担，学校的所有成员享有自治、自主的权利。当时帮助马相伯办学的学生邵力子、于右任等，均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可圈可点的人物。

震旦学院宣布成立，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立即著文称善：“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院，吾喜欲狂。”马相伯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

马相伯有很多的创造，比如他主张文理并重，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主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现在中国最早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是马相伯编的。我们今天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设计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原创力。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在震旦学院，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04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后来于右任曾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学术独立，不谈教理

“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使马相伯和作为主办方的耶稣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耶稣会希望震旦是法国式的教会学校，学生要遵从教规。这和马相伯的办学初衷相违背，他为震旦制定的办学原则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法国传教士认为学生既然到了教会的学校，就应该把宗教课变成必修课，这等于强迫信仰，这是马相伯最反对的。 

1900年，上海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教堂。（图 /Getty /CFP）

1905年年初，冲突演变的结果是耶稣会出手驱逐马相伯，让他“无病而入病院”，欲夺回震旦的控制权。但神甫们忘记了，震旦的首批学生，部分来自堪称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南洋公学，岂是唯唯诺诺之辈。在校务行政上，震旦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学生遂推举沈步洲为会议主席，决议退学。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台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结果全校132名学生中有130名签名退学。退学学生推举邵力子、于右任等7名学生代表，事后找到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已经退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他冒着再次和教会决裂的风险，决定站在学生一边，另办新校。 

1905年9月，经过马相伯、严复和退学学生领袖叶仲裕、于右任等人数月的奔波筹划，复旦公学在吴淞成立。“复旦”一词，取自《尚书大传》中虞舜传位给夏禹时所唱的青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可以释义为“明天太阳照常 升起”，既寓意新学校像朝阳一样，也有光复震旦的意思。

马相伯为复旦公学校长，留美的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成为复旦人基因的一部分。此时的马相伯已经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办复旦的资金需要他和学生们到处筹集，66岁的马相伯终于不再被国人怀疑他的爱国之情。

在接下来的33年里，他参与了另一所著名学府——辅仁大学的筹建。应蔡元培之请，他临时担任过北大校长，还通过一系列的公众演讲和文章担当起了中国社会的良心。

和复旦相比，震旦其实更像马相伯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即Academy。后来，马相伯离开了复旦，仅仅享有创办人的荣誉，但他从未放弃在中国建立一所理想大学的心愿。 

1912年对马相伯来说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他出任临时首都南京的第一任市长，他本人记忆最深的是“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因为那时的革命军将领的军帽上都插着一根白色翎毛，故马相伯对他们有此戏称。他们互相争功，马相伯只好在其中斡旋。二是他北上北京，联合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倡议建立效仿法兰西科学院的“函夏考文苑”。“函夏”指全中国，“考文苑”即马相伯对Academy一词的翻译，指最高层次的学术组织，他认为考文苑有责任促进整个国家的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振兴和改造，正是他“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以栽成有用之人才”的教育思想的体现。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时代，这个理念太超前，“函夏考文苑”计划还未真正推行就胎死腹中。

1913年，马相伯与英敛之（英华、英若诚之父）在北京成立辅仁社。之前他们曾联名向教皇上书倡议在北京建一所天主教大学。1925年辅仁大学成立。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英敛之请马相伯北上出任辅仁校长一职，被他婉拒。与震旦和复旦不同，辅仁并不是他一手创建的教育事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他的教育家生涯在辅仁之前就结束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跃的救国领袖、一个爱国老人。

爱国老人

民国初年，在共和运动之中，被耶稣会士培养出的希腊西塞罗演讲术让马相伯赢得“中国第一演说家”的盛誉。他来源于教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也为大批精英分子所推崇。 

1918年，马相伯发表了一篇名为《民国民照心镜》的文章，提出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专制的，那个时候的爱国就等于忠君。他说，现在我们共和了，每个国民都是自己的主人，作为一个民国之民，每个人都应该有民国人民的觉悟，要把自己当主人翁。马相伯的这番论点在 20世纪初也并非主流，彼时十月革命成功，世界格局大风大浪，中国即将迎来五四运动，各种激进思潮荡涤着青年人的思想。这让“反躬自省，每个人都为自己负上责任的观点”过于实在和平淡。

在当时宁愿相信领袖号召，大众呼声忽略自由意志的中国，马相伯是不合时宜的。难怪他晚年常说一句话：“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他的很多观念，在当时看起来相当的激进，甚至当今有些人还不能接受的所谓“全盘西化”的观念，在他看起来都是普世价值。

1931年，马相伯已是92岁，天父赐给他超凡的寿命，似乎就是要他遍尝人世离乱。他在从政期间曾多次出使日本，也非常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此时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抵抗日本。从 1932年 11月起，他连续发表国难广播演说，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协会领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出版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 

1935年冬天，天津的《益世报》逐日连载96岁老人马相伯的《一日一谈》。已是人中之瑞的马相伯，在这67篇短评中针砭时事、妙语如箴。他评论国民党的立宪：“宪法本来就不是人民的意思写成，法律也是少数人的任意规定。所以，宪法上所写的‘给人民的若干自由’，都可以由少数人定的几条法律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 

1937年底上海弃守后，他随家人撤退到桂林。1938年底，桂林也成前线，在继续后撤的过程中，不得不借道越南。到达谅山时，老人的身体已经虚弱不堪，只能在当地暂住休养。因为他表示坚决不撤离中国，家人只能骗他。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李宗仁、白崇禧、朱德、张发奎等军政要员的影像都上过《良友》，但在抗战进入艰难期的当时，让马相伯出现在《良友》上，不仅是向这位“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贺电中称）致敬，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不仅仅是《良友》，当时马相伯的照片，一脸的“福相”，被挂在几乎全国每个照相馆里。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在陪都重庆，政府也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生日宴会，参加的人有各界名流、各党政要，寿宴的主角马相伯此时身在越南的谅山。按照中国的历法他整整100岁，这样难得的长寿，何况他又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老人，国民政府郑重其事的给他褒奖令，称赞他为“爱国老人”，举国上下用一个长寿老人来激励救国的热情。马相伯把学生亲友们所送的寿金，全数捐给抗战的伤兵和难民，这是他一生中的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其所有的奉献。

▲ 马相伯摄于1937年。

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是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 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等人筹措了1万元，以此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创办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

1939年11月4日，在听到一次打击日军的捷报后，马相伯激动不已，在兴奋中离世，至死不知身是客。

（本文内容提供者：钱喻、傅国涌、蔡朝阳、谭山山、李天纲、朱维铮、陆永玲、黄书光、马玉章）

04 张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拥护自由

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杆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再没有抽过烟。 

生平：（1876~1951）原名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师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高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等。

核心理念：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实绩：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并称“南开系列学校”，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谢世。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 

——张伯苓

南开的校史上会永远铭刻着一个名字——张伯苓。从1907年南开中学创立之时起，张伯苓的人生便与“南开”紧紧牵系。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开始招生；1928年创办南开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张伯苓曾担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40余年，培养出数代英才。后世看来，他一手开创的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含初、中、高等教育以及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机构的现代教育体系，堪称全面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大师级人物。

教育救国志 

19岁那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战败，无船可开，张伯苓满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在家闲居了一年。

当他终于有机会上船练习枪炮鱼雷射击和驾驶技术时，一个“国帜三易”的国耻现场，使他的报国志向从军事转向教育。

在那场降旗、升旗的过程中，张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济”轮甲板上，先去接收日本曾经盘踞的威海卫，再转移给英国。在同一个现场，日本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隔一日，中国国旗降下，改悬英国国旗。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旗升降，痛切感受国家屈辱，内心受到极大刺激，遂立为国雪耻、育才强国之志。他说：“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

胡适把张伯苓的这个转变写进了《教育家张伯苓》。他说：“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即被日军占领，旋由三国干涉交还中国，转租于英。‘通济’号系奉命开往威海卫自日军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 

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初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 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但其所呈上的主张废除科举制的奏折，实是根据其近侧的严修、卢靖（木斋）等人所持“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的观点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严修（严范孙）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严”。严修最早上奏折建议科举考试里面增加经济特科；1904年，严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年仅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两人在教育方面长达近 30年的联手耕耘从此发端。胡适曾评价道，张伯苓和严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圆满的一件事。但在当时，严范孙已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张伯苓只是个 20岁出头的小伙子，默默无闻。

但严修认为他是块璞玉。他敏锐地捕捉到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和决心。张伯苓对自己也如此评价：“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什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言辞虽朴实，分量却极重。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都严守对他的承诺，苦心经营南开系列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感觉像自己在落泪。

办新学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学生在私塾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张伯苓在严氏家塾讲授的却是数学、理化和英语。数学课上讲授的内容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英语教材是《科学读者》（Scientific 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也同样无法让老先生们接受。因张伯苓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师生同台成何体统。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曾在书中写道，这些人“散布流言飞语，咒骂张伯苓‘数典忘祖’，蔑弃圣道，不得好死”。

而张伯苓顶住舆论压力，坚持实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当时的张伯苓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还教学生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下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一个学生撑膝弓背，其他学生轮流从其背上跨过去，让有些人觉得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塾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

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张伯苓能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与他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他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伯苓出生于19世纪末，那是一个中国志士仁人为求强国之道而兴办新学、革新教育的年代。张伯苓出生当年，即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创设福州电报学堂，天津机器局开办电器和水雷学堂。他5岁始受庭训、从父读书那年，伦敦传教会马根济在天津创设医学馆，此为北洋医学堂的前身。 

1880年，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开学。次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创办令德堂。 

14岁时，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那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据张锡祚所著《张伯苓先生传略》记载，“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 

1901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羡慕严馆有张伯苓这样的教师，也礼聘他教授自家学塾。此后，半天严馆，半天王馆，张伯苓在继续塾馆教学的同时，开始计划建立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和严修一同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还请了日本教师。在回国途中，两人商定，先办中学，再图扩充。回到天津，立即开办新学。校舍用严宅偏院，学堂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由王家捐助，筹办费用两家分摊。出榜招生后，首批录取了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等73名学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附设师范班。校名初为“天津私立中学堂”，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他把乡贤郑菊如捐助的15亩坟地置换为天津城西南一块地广人稀、适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为“南开洼”，校名遂改为

“南开中学堂”，再改为“南开学校”。“南开”之名由此确立。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以德育为万事之本

在南开中学，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

创办南开时的张伯苓。（图 /新周刊图片库）

张伯苓对学生的性教育的重视也胜过今天很多中学。他在修身班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馆多的街道派人巡查。规定学生无故夜宿校外，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于是很多人放心把子弟送到南开中学——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连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1905年2月10日的《大公报》在报道天津学校教育时，称道南开“有综合齐全的课程表，其中包括国文、儒家经典、道德修养、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西学课程有西洋历史、西洋地理、算学、自然科学、物理、体育和英语”。

张伯苓对诸课程中体育一项的瞩望和远见也非同一般。1907年，在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张伯苓发表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讲。他介绍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过程，并表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我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张伯苓呼吁说：“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

为了学校有个好的根基，张伯苓既从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又向世界潮流借鉴现代文化。他聘请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罗伯逊（C. H. Robertson）、沃克（Walker）等美国人担任科学与英文教员。南开中学之出名，除了西式教育之新颖，还因学校管理之严格。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在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当即把烟杆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即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张伯苓从此再没有抽过烟。 

1908年，在张伯苓教育生涯中写下重要一页。这一年，南开第一届学生毕业，梅贻琦等33人获得毕业证书。严修在《毕业训词》中说：“诸生毕业后，或进专门，或学实业，或改营生计，人各有志，奚能相强。虽然此特立志之一端，至其本源，则在归本于道德……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 ”苦口婆心中，也有张伯苓的殷切期待。为使南开学生遵行应有的做人之道，他始终“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他曾邀请好朋友陶行知到校演讲，并就其演讲中的“知行合一”主张发挥自己的思想说：“仅仅得了许多的知识就能满足了吗？……当然不对……什么是‘行’，怎么‘行’呢？教学生实地练习一下就是‘行’吗？这个，并不是我所谓的‘行’，也不是古人所谓的‘行’。我所谓的‘行’是行为道德。 ”“现在社会的变迁很大，而多流于偏废，只重物质，不重道德。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这种错误，我们既然已经觉察出来，就应极力矫正……‘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 ”

张伯苓在 190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正式成为基督教徒，并于 1909年9月15日在天津西沽基督教公理会教堂举办的“献堂礼拜”上正式受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档案《每年的报告书（1907~1908）》中记录下张伯苓当年参加入会仪式的细节——“他们跪成祈祷的姿势，围成一圈祷告，张也参加了。随着最后一句祷词，盖利宣布祷告结束。但当他们要站起来时，张突然说，‘我想再次祷告。’然后他非常简单地说：‘主，我在心智上明白了，但请让我在精神上也明白它吧。’就在这时，似有一道闪电照亮了他。 ” 

从此，支撑张伯苓在艰难困苦中献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除了爱国精神和强国志向之外，多出了一份纯粹的宗教热忱。他在《我的信道之由》中说：“自揣名利不足以缚我身心，名利之外，所愿成就之事，每至有初鲜终，缺少坚忍之力，他人亦然。盖欲修善德。其境极苦，独力不支，必至中止……乘暇翻阅《圣经》，潜心默会，冀得了悟……一祷之后，颇有感动，心中愉快异常……归途兴会淋漓，思若泉涌……诚能以信仰之心祈祷，则必屏除私智，广收佳果。 ”

张伯苓期待的，是以澄明信仰之心志，收中国教育创造新人之佳果。

南开大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自1911年春天开始，张伯苓忙碌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两城之间。因为其创办的南开中学声名日隆，清华学校代理总办颜惠庆聘请张伯苓兼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这一年，天津城又传来好消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下令将天津两所业绩不善的中学堂并入南开，同时每年拨入学堂经费白银3600两。教育经费陡增，张伯苓终于卸下募集资金的庞大缁负，又亲历清华学堂的美式教育，于是开始谋划南开中学堂更大的发展。 

1919年春节刚过，张伯苓就开始了创办大学的筹划工作。2月14日，他在南开中学开学时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国中国立的、教会的大学虽是不少，然而真正民立的大学却不多见。”南开大学要做民立教育的表率。

为了办南开大学，张伯苓曾于1917年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到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杜威等名师，潜心于近代教育史、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课外的时间，他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积累心得，做足了准备。归国时途经日本，南开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张伯苓骄傲地对他最疼爱的学生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创办的大学。 ”

回到天津，张伯苓雷厉风行开办了大学。1919年5月，南开大学主建筑动工，3个月即建成。当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不仅显示出张伯苓的魄力和能力，也表明了他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奋斗精神。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有 96人，周恩来也在其中。经张伯苓特许，周恩来免试进入文科班深造，学号第 62号。

南开大学的创建，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新的一页。面对质疑和压力，张伯苓不仅办起了私立大学，而且办出了名堂。后来，周恩来与国际友人谈到南开时，由衷称道“南开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首届学生还没毕业，南开大学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 

1922年，黄炎培在和胡适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弟子送进去。”胡适则说：“老实说，我自己的弟子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 ”

“化缘和尚”与“挑粪工”

张伯苓虽然背靠严修殷厚的人脉，以繁景开端，但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他也将由此踏上苦旅。

有一首“天津小调”这样奚落老夫子们：“最可悲是教书匠……不够吃饭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这样的话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大概不会同意，但当时看来的确如此。

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 

1912年3月2日，张伯苓年谱记载：“晚，天津发生兵变，南开虽偏居一隅，幸免于难，但已无学生来校，只得缓至四月开学。同时原本应该从政府领取的学堂经费也因故暂缓。这就是灭顶之灾啊！”最致命的是常州盐务风潮，因为严修本人就是盐商，王家的生意这个时候也亏赔了120多万。在这种无米之炊的状态下，只有教会愿意给南开提供资金，把南开办成教会学校。张伯苓一再婉言

谢绝，说南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也不会接受这种改变。虽然南开是私立学校，张伯苓却坚持招生的独立性。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如果张伯苓以卖文凭来赚钱，那几年后的西南联大可能只有两家学校，而天津也只会多了一所野鸡大学。1934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5分钟之内告之。虽然融资不易，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把他的南开系列学校扩展到大学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胡适和鲁迅同心协力打倒孔家店。张伯苓其实不太希望学生上街参与学生运动，他认为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能够独立思考。1922年，在南开大学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学以抑愚，学以救国；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 ”

而他和严修在1920年代共同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则可以被看做他们共同秉承的教育理想。张伯苓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

张伯苓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南开大学创立初期，张伯苓坚持全西式的办学方针。南开聘请的教师都是在美国留过学的青年学者，“课程、教科书、实验、实验仪器，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但西化教育并没有让南开大学立刻得到社会的认可。后来被南开大学开除学籍的周恩来就曾向张伯苓提出过意见：只有国文一个先生讲的是中国话。 

1924年秋天，南开学校成立20周年的庆典上，贺声未落，张伯苓就陷入了建校以来最猛烈的一场批评之中。商科学生宁恩承在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文提出“轮回教育”，称南开的教育就是两个回路：学生从南开中学考到南开大学，大学毕业了回去教中学，或者到美国混几年回国教大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梁吉生后来说：“有人冷眼相观：张伯苓办中学还可以，办大学行吗？”

文章一出，学生们都很赞成，留美教师自然不高兴，指责学生污辱师长。教员们召开临时会议，以辞职威胁。“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于各种罢课中，此类罢课办法，尚属创闻。”双方矛盾激化，调解无果，校长张伯苓只好离校出走，避到北京去。事后他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一显南开大学在他心目中是如何亲近。

这件事让张伯苓重新思考中国教育之方法，并发展出南开大学赖以成名的实业兴学路线。有人诟病南开的教育过于重视社会服务，培养学生太强调实用；其实这是由它的私立性质决定的。

与国立大学不一样，私立大学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点，才能招来学生。1928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力图使大学生从象牙塔走出来。当时南开大学开设了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与当时的实业结合紧密。梁吉生说：“化工是当时天津重要的工业支柱，（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这些厂家。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张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人。 ”

但是，一些乍看上去与服务社会无关的学科，却选择离开了南开大学。有一次，人类学家李济想在全国做头部测量，张伯苓问：“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

李济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李济便离开了南开。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梁吉生说：“抗战前，南开以管理严格和有出路著称，旧中国大学毕业就是失业，虽然那时大学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 ”

实业兴学给工商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也许是一所私立大学能走的最实际的路线。但这也让张伯苓受到非议，有人说他“唯利是图”。何廉在回忆录中的总结可谓中肯：“他不欣赏自由教育，事实上在南开大学的课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来，他的定向是鼓励职业的、实际的和技术性的学习。 ”

“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从 1930年开始，张伯苓专门为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关于东北的必修课程，教材选用一本 20万字、全面展示东北地区风貌的《东三省地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私立学校掌门人，张伯苓对风波的暗流极度敏感。东北形势风声鹤唳，1927年 8月，张伯苓便亲赴东北考察日本扩张的意图。3个星期的暗访，使张伯苓深感危机重重。暑假回来后当场组织，派六大教授组织东北调查团，到东北考察、著书立说、办展览，以警醒国人。

日本军队进入华北以后，张伯苓感到南开学校在天津将面临极大威胁。经过反复的推敲以后，他选择在重庆建立一所新的南开分校，但面临严峻的经费问题。于是他写信给蒋介石，说需要在重庆建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但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支持。蒋介石当即写信给教育部，联系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让他先垫5万块钱给张伯苓。于是，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后来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把中国置于危亡关头。9月22日，张伯苓被公推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感召了天津的千万师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久，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全国国难救国会，黄炎培致电张伯苓请他加入，他立即表示同意。

其后，张伯苓以南开师生为依托，组织学界成立慰问团体，支援抗日前线将士。他的义举赢得全国人民的称道与支持，但也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据历史记录，从骚扰、挑衅、威胁、置放炸弹，到1937年7月飞机大炮的轰炸，之后，南开大学校园又被日军占领长达近 9年。 

1937年7月5日张伯苓离开天津，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第一期国是谈话会。对于正在悄然逼近的灭顶之灾，他毫无防备。 

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南开的轰炸开始。爱泼斯坦记下了这一罪证——“夜里两点钟，天津市内战争开始……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建筑毁于一旦。 ”

爱泼斯坦还曾记录过一次日本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对话：

一个日军中尉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外国记者问：“有什么理由轰炸一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

日军中尉说：“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

在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

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这儿，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 

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三天沦为废墟，但这不是张伯苓接到的唯一噩耗。战场又发来电报，电文是蒋介石亲拟的：“四子锡祜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

面对强敌辣手，张伯苓本人作狮子吼。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约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陶希圣餐叙，宋美龄、陈布雷作陪。蒋介石在席间宣布决定对日作战。张伯苓第一个说话：“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蒋介石当时也慷慨激昂地作出许诺，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伯苓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南开师生都感念领袖对南开的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言下之意就是，办学又缺钱了。

张伯苓愈挫愈勇的性格在此表露无遗。他曾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 ” 

1937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私立南开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联合南迁，后来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未雨绸缪建立的重庆南开分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竟绽放出旺盛的生命力。重庆南开校园曾经3次遭到日军刻意轰炸，但它依然奋发图强，成为这座山城中一所卓越的中学。据传，参观南开中学是抗战期间来到重庆的外国人士的既定线路，而拜访校长张伯苓更成为他们来渝后的一大期待。

张伯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南开的坚守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是张伯苓的70寿诞，祖国大江南北的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最初预计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但当整个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600万元。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授予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据说当年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超过了 3000人。

“友好同学，务共努力” 

1947~1951年，张伯苓的这段生命轨迹通常被学者独立成章。他们认为在这短短 5年中，张伯苓的悲剧色彩堪比其呕心沥血 40余年创办南开的传奇。 

1948年春天，国共双方和谈无望，剑拔弩张，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就在这一年，72岁的张伯苓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惊诧的选择，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因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张伯苓不得不帮忙。到了南京之后大概只有一个星期，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但实际上，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 

1949年秋，刘邓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张夫人敢言：“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此前，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 

1950年1月，张伯苓在津南村家中第一次患中风。康复后右腿肌肉很不灵活，没有助手搀扶，很难站立起来。 

1950年4月，张伯苓想返回天津，但首先被周恩来安排住进了傅作义公馆。儿子张锡羊对他说：“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表态的东西吧。张伯苓则诚恳地表示：“一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需要多看一看；二是共产党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可我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 ”

在那个时代里，这种情绪虽属常情，却很容易被认为是灰色的、落伍的。

张伯苓直到 1950年 9月才回天津，第二天就去了南开中学。

这一次张伯苓没有受到像原来那样的欢迎。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就来一个人员说要开会，把他轰了出去。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教授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情绪激动：“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 

1950年10月17日，又是南开校庆日。张伯苓想去南开中学参加校庆，中学方面来人表示不欢迎。当时他已经穿上雨衣准备出门，听到儿子的劝告，痛苦地脱下雨衣，不去了。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再度中风，不能说话了，但神志清醒，听力也还好。家人将其遗嘱草稿写出后，一段段念给他听，他一段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后，他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儿媳妇大声问：“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再次竖起了大拇指。

张伯苓在遗嘱中说：“1897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五十年来，矢志不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诸实施……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友好同学，务共努力。 ”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大理道 87号寓所病故，享年 75岁。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 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生前弟子三千、两园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 3个儿子撰写的一则 79字的哀启。

如今，南开大学校内有一片静静的园地，安放着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的骨灰。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追思着南开的老校长。

张伯苓生前曾留下遗愿，要把他安葬在南开的校园内。之后 38年，先生骨灰历次变迁，但始终未能如愿，甚至一度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消失在南开校园。 1989年，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

（本文内容提供者：邝新华、张冠生、马莉、李东君、胡光明、陈远、黄宗江、江沛、张鸣、申泮文、刘永康、张元敬、张媛和）

05 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生前选定把墓穴修在『十八尖山』，这样，在过世之后仍然能日夜守望北京的清华园。他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保护住这所大学。愿今日的它，没有让他失望。 

生平：（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归国后，即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

师承：张伯苓。

高徒：沈从文、黄昆、杨振宁、汪曾祺、邓稼先等。

教育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教育实绩：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代表作是《大学一解》。

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是为后生学子楷模。 

——蒋梦麟 

1915年冬某一天，梁启超在清华园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君子》。在演讲中，梁先生借《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26岁的新进物理教师梅贻琦，此时应该也在台下聆听的师生中。他是1909年清华选送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这年春天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秋季开学即被清华招纳旗下。

梁先生演讲之后，清华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而梅贻琦这个清华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不仅与其共担了命运中的风雨，也用自己的人生演绎注解了传承百年的校训。

寡言而真诚 

1909年 10月，第一批庚款留美生47人，在上海乘搭中国号邮轮赴美。天津少年梅贻琦在 64位报考者中考了第6名。后来的相知徐君陶先生回忆说：“我在看榜时，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察觉不出他是否考取了。后来在船上看见，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 ”

梅贻琦在美国攻读电机系，当时的大学室友杨锡仁对他的印象是：成绩优良，性极温和。从无怨怒，永远轻声细语。笃信基督教。

梅贻琦的二弟回忆他留洋几年，时常把节省下来的5块、10块钱寄回家，还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了寄回家。他寄回来的美国风景明信片，使弟弟们都心向往之。

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梅贻琦寡言的性格，在许多历史记录和回忆中被强调。大学者陈寅恪曾经说：“假如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而这跟梅贻琦自己的见解竟不谋而合，他谈到自己当校长的心得时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

另一位学者叶公超在怀念梅贻琦的文章中写道：“最令人怀念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

寡言而真诚，梅贻琦天然的个性也许可以解释他在1931年清华的校长风波中为何能获得各方认可。

“永远的校长” 

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国民党政府颁布法令，硬性规定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还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在《诰诫全国学生书》里，蒋介石要求对“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

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老师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在罗家伦被驱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 3.人格高尚； 4.确实能发展清华； 5.声望素著。 

1931年，经过再三物色，终于找到了当时在美国任联清华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

梅贻琦回国任职，就职演说非常朴素务实，无激昂号召，也不显山露水，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也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平时寡言的梅贻琦也展露了他在大学教育上的见识，他将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表述稍加改造，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成为后世流传甚广的教育箴言。

在这篇就职演说词中，梅贻琦还谈及自己对于学生救国的看法： “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们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的救国办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材，为国家服务。 ”

清华大礼堂对面的日晷，上面铭刻的“行胜于言”是清华的校风，也是对梅贻琦行事风格最准确的概括。（图 /常青）

梅贻琦在任时，再三强调勤俭，一则希望学生保持俭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为了节约学校经费。其实庚子赔款相当丰厚，可梅贻琦分文不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西南联大时期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 ”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后来评价梅贻琦出任校长：“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

在梅贻琦大师论的指导下，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六年。这一时期在清华执教的有诸多先生，吴晗、刘文典、潘光旦、钱锺书、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他们既是思想的引领者，也是学术的引领者。清华因为这些大师而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清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梅贻琦精心维系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空间。 

1955年，梅贻琦在台湾再建清华大学，以同样的心力将它营建为世界一流大学。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中，是当之无愧的“永远的校长”。

“吾从众”

梅贻琦治校有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条法宝体现在制度上，就是负责决策学校要务的教授评议会。作为校长，梅贻琦并不独揽大权，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有理有据，对学术、学校有益，梅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吾从众。 ”

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当人们夸他治校有方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

清华文学院教授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清华的民主作风》：“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 ”

他还这样评价梅贻琦治校：“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

所谓健全的民主组织，大概不过是协调各方，使得人人满意。政府暴虐，教授个性，学生乖张，尤其是在“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的特殊时刻，人或惶惑不安，或摩拳擦掌，哪里有心思安心在学校。此时的清华维持已经不易，梅贻琦竟让这样一所学校良性循环地壮大起来，所花费的工夫可想而知。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梅贻琦曾经就“缓考”一事和学生发生过冲突。 

1933年1月6日，学生自治会向学校要求缓考，理由并不是抗日救亡，竟是懦弱的“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矣。 ” 

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决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的、忠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该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陈恳的态度进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

这也许是宽厚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拒绝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言论自由，学术独立

有人说，中国政界有多少个党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但在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没有一位教授因为持不同政见，或发表反政府反领袖的言论而被解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不因党见和政见歧异而相害。这一氛围的形成，全赖梅贻琦日复一日的营造和维持。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家外忧内患，更趋动荡，学校也经常被卷入政治的风浪。梅贻琦明确表明反对党化教育、提倡学术自由的态度，而此时，则不得不在执政党和进步学生双方的夹攻中，寻求治校治学的方法。

梅贻琦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自有其成熟的看法。在1932年的致新生欢迎词《大学的意义》一文中，他为学生救国指出一条正途：“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吾们以前吃亏的地方，多半是由于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的主义去做试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痛。古人有一句话说：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这个意思，吾们可以引用。就是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探讨。 ”

清华曾经的校长专用住宅“甲所 ”，1931年梅贻琦就任校长后迁入这里，开始了长达 17年的校长生涯。（图 /宋朝钦）

梅贻琦屡屡表露对口号式的政治运动的质疑。他在1934年开学典礼上，针对社会上对华北一带于国难未有深切表示的批评，提出自己的见解：“所谓表示，自不在大声疾呼去做宣传一类的工作……我们所注意的是持久的、树立根基的工作。做这种工作，自然不要求速效，不要慕虚名，所以吾常劝大家在现在情势之下，要咬着牙，屏着息去工作。因为张口空话乱嚷，于实事无一些益处。 ”

因此，梅校长从来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不鼓励学生选择左中右作为自己在求学阶段的政治的信仰。他觉得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要教会学生辨别自己的人生道路。至于他们今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和政治价值取向，那是他走上社会以后的事情。

虽然梅贻琦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他仍然给予师生发表言论的权利，而且全力保护参与学潮的学生。 

1936年2月，“一二·九”运动余波未了，军警把军车开进清华抓人。那一夜，全校熄灯，宪警摸黑走遍各个宿舍，却发现几乎人去楼空，只好在天亮前胡乱抓了 20多位学生。

第二天，梅贻琦发表演说，说：“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和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

何兆武先生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来没有干涉过。 ” 

比起另一位校长，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蒋南翔，梅贻琦的政治姿态是暧昧不明的，他的原则不是忠贞于某国某党，而是学术独立。他始终是一个权衡者，而不是一个领袖。

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可事后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他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存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后一线生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梅贻琦奉命担任筹备处主任。当年底，新校刚刚开学一个月，南京沦陷。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师生们又再四散奔上逃亡路。1938年5月4日，由各方向辗转跋涉至昆明的993名学生再次开课，于是有了中国教育史上如幻境般的短暂奇迹——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但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实际领导工作几乎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曾幽默地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 ”

许渊冲曾这样比较三位先生：“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房子，当时条件差，房子很不好。蒋梦麟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说，如果条件允许，就住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那就不妨住差点。这样看来，蒋梦麟比较右，张伯苓比较左——他同时也是周恩来的老师，梅贻琦比较折中。 ”

▲ 西南联合大学。（图 /新周刊图片库）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体联大师生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但却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时期的西北联大，学生们总是打得头破血流。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傅任敢曾精辟地总结说，梅贻琦之所以能成功联合三所大学，“关键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台湾国立清华校长陈力俊回忆说：“西南联大有很多脾气很古怪的教授，甚至有很多异士，有很多其实也是自视很高的人，可是大家从来没有质疑梅校长的权威。而且后来的闹学潮时，学生也都很拥护梅校长，他们游行的时候喊的口号第一句是‘拥护梅校长’，第二句才是‘打倒某某某’。”

这一时期的梅贻琦，一改过去行事谨慎、不轻率表态的风格，遇事十分果断。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后世读来，其背后体现的坚毅果敢，让人震撼。

而他的从容也并没有失去。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记得，有一年半的时间日本飞机天天来炸，师生天天跑警报。昆明不比重庆，没有山洞，他们就跑到野地里头去躲起来。跑警报的时候，梅先生拿着张伯伦式的雨伞作为拐杖，安步当车地走，非常安详，还嘱咐学生不要拥挤。这令学生们非常佩服。

抗战8年，物质极度贫乏，每日承受生死考验。西南联大却在烽火中创造了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据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父亲当时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 ”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和阴雨天气，在旅途中耽搁了近 3个月才回到昆明。

对于梅贻琦来说，西南联大是其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集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学一解》。在这篇论文里，他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思想：“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

他还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向学生传授专门的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应该给学生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着力培养学生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

在写于1943年《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梅贻琦对“学以致用”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用语的深入解剖，更体现出他在工科方面教育思路的清晰。他说：“学以致用，不错；不过同样一个用字，可以有好几种看法；而这几个看法应该并存，更应当均衡地顾到。任何学问有三种用途，一是理论之用，二是技术之用，三是组织之用。没有理论，则技术之为用不深；没有组织，则技术之为用不广。 ”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还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师生“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

梅贻琦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另外，梅贻琦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 ①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

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被认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1934年，南京政府发布《大学组织法》，宣布取消教授治校的制度，但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坚持让教授治校。而梅贻琦关于教育的种种论述，至今完全没有过时，仍不失为教育从业人员重要的理论资源。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校长，直到 1948年 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从 1931年他接受任命开始，他在清华这艘船上当了17年船长。在这17年间，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完善的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 5个学院 26个系，在校师生 2400多人；这一时期，也被大家公认为“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所以只能离开” 

1948年，国共矛盾激化。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谙抢夺知识分子的重要性。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策划，制订了“强求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计划，成立了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组成的三人小组具体执行。而共产党方面，则是用学生、积极分子和名师的得意门生去做老师的工作。

一面是维持尚可生存的现状，一面是不知明暗的“新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心中如何决断，心思肯定各不相同。胡适是第一批被国民党“抢救”的学者，钱穆也走了。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留在了北平。沈从文也没有走，他并不是对新时代抱有幻想，而是认定旧时代是一艘沉船，迟早要淹没在时代大潮里，陪沉船殉葬是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付出的代价。

梅先生也走了。 1948年底，梅贻琦携带庚款的账目乘专机离开北京。 

1980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谈到这个敏感话题时，张其钧教授回忆道： 

“12月 14日，有飞机来接胡适之，有人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在围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离开，预料梅先生问询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动，哪知道梅先生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并不预备去。虽然被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机，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了。 ”

他为什么要离开倾其一生的清华？《梅贻琦传稿》中记录梅贻琦曾经对友人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所以只能离开。 ”

梅先生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由于什么利益权位的利诱承诺，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保护清华的基金。当时的清华庚赔全部在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如果梅贻琦不走，这笔赔款将会命运多舛。离开之后，梅贻琦再没有回过大陆，即使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到了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一位兼职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学子一样。台湾当局过意不去，让他把薪水改为1500元，他不同意，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早期财政情况很窘困，所以经常有人打这笔钱的主意，甚至当局内部有些人觉得他保护清华基金太过了，叫他守财奴。

梅贻琦病逝时，在他的病床下留下一个紧锁的皮箱，丧事后打开，里面是一笔清清爽爽的清华庚款账目。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1915年，梅贻琦从美国学成归来，到母校任教；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当选清华第一任教务长。1931年，梅贻琦在学生风潮中被推举为清华校长，在长达17年的忧患岁月里，竭尽全力维系清华。

清华的前身是接受庚子赔款的返还款而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而梅贻琦是游美学务处1909年8月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梅贻琦与清华的缘分始结于此，他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能够一生服务清华，从根本上讲，是放不下这份眷恋。

1955年，梅贻琦由美赴台，复立“国立”清华大学。台湾高层希望他一下子办三个系，迅速把学校办大办强。他坚持按部就班，先设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打好基础。规模求小，院系求精，做事求实。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

“他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留在清华园’。”梅贻琦确立了原子研究的核能民用方向。几十年来，学校所办的核反应装置安全、开放，积极对外交流，针对人类难以治愈的疾病，已有开创性的实用疗效。

“国立”清华大学至今仍延续着梅贻琦的专家教授主导、遵从规律治校的办学思想，不扩招，不合并，不跨越。这所中等规模的一流大学，面积只有台湾大学的三分之一，师资人数只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五分之一。

梅贻琦带着不急不缓、平和淡定的君子之风，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住进了清华为老校长建的梅园。1962年，他最后从这个院子离开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病中所欠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均由清华校友师生捐款偿还。

蒋梦麟先生为他撰写的碑文中称他“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实是中肯之论。

梅贻琦生前选定把墓穴修在了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这样在过世之后仍然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园。他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保护住这所大学。

（为本文提供内容者有：蒋方舟、孙玉宁、何兆武、黄延复、钟秀斌、陈力俊）

①即蔡元培。孑民是蔡元培的字。——编者注

06 竺可桢

不问异同，唯求其是

世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竺可桢的日记从 1913年夏进哈佛大学一直记到 1974年 2月 6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天。当天的日记完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职责：『雨起，阴转多云。东风 1~2级，最高 –1℃，最低 –7℃。』 

生平：（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该镇划属上虞县），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师承：哈佛大学地学系教授华尔德、麦克阿迪。

高徒：赵九章、叶笃正、胡焕庸等。

核心理念：大学即“求是 ”之地，所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做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

教育实绩：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的校长整整13年，让它从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 7个学院 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

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养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

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可是他的公众形象流于刻板，他一生所追求的“求是”精神，也因为大量重复的机械式词语的使用，显得更像是一句口号。我们很想知道，在浙江大学校长、中科院院长这些角色背后的竺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哈佛气象学博士

绍兴人竺嘉祥在上虞关东镇开了一家米行，大概因为对幼子兆熊寄予了很大希望，他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闻名乡里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授课。后来这个叫竺兆熊的小孩改名为“竺可桢”，考取了庚款留美官费生，成了气象学家，当了浙江大学校长整整13年；抗战烽火中，他让一所辗转流落到贵州湄潭的地方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

竺可桢个头不高，浙大的老校友记得他公开演讲时习惯踮着脚尖。在上海澄衷中学念书的少年竺可桢更显得瘦小孱弱，同学胡洪（即后来的胡适）打赌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知道后心头一惊，开始默默锻炼身体，练体操、学游泳、练网球。他在少年时便显露了日后的个性：表面温和、静默，内在刚毅、执著。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竺可桢考了第28名，而他在澄衷学堂的同学胡适考了第 55名。在赴美的轮船上，两人相遇，又打了一个赌，胡适说他活不过60岁，如果活过60岁，他就在竺可桢的寿宴上磕3个头；如果竺可桢活得比他长，就在他尸体的屁股上踢一脚。1974年，竺可桢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的同学胡适 12年前就在台北去世，享年 71岁。两岸阻隔，双方都无法兑现当年的承诺。

竺可桢到美国后，进入伊利诺伊大学读了农学，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中，与他一起选了农学专业的，还有胡适、王预（王增久），只是这3人最后都没有从事农学——胡适转学哲学，王预后来学了机械，竺可桢在伊利诺伊读完农学之后，在哈佛大学拿了气象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学。

近代留学生出国前大都抱定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之心，但是，很多人后来都改了专业，不少人都从了文。比如，留日的鲁迅、郭沫若一开始学医，后来都转行从了文。这可能与当时的风气有关，那一代人认为，救国图存，启发民智，在思想上救国可以更快一些。

留日学生对清末的中国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人数也比较多，但是他们接受的毕竟是转口的西方文化。而日本也迎合了中国的需要，办了许多速成班、速成学校。很多人在日本速成学了几年法政，但其学术根底并不扎实。因此，这些学生回国后当中小学教师的比较多，主要活跃在基础教育领域。

留学欧洲的比较多样，留德的蔡元培是学古典哲学的、朱家骅是学地质学的，也有学医学的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汤尔和。留法的学生因为“留法鼻祖”李石曾的倡导，多数以学农为主，少数学艺术。留英的李四光、王世杰等人，与留美的比较接近，所以后来就有了欧美同学会。留英、美的比较成规模，大学教授也主要是从欧美国家归来的留学生。民国时期有一幅漫画，留日的学生带着小学生过马路，一辆汽车奔驰而过，驾驶汽车的是留英、美的学生。从这些情况能区分出留日、留英美学生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和状况。

载誉归国，临危受命 

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国，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浓重的绍兴口音一度十分困扰竺可桢和他的学生。不久，他被转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也就是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的前身，不同于现在的东南大学）的前身。同年，竺可桢参与发起了中国科学社。1927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竺可桢1928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下属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主持的气象研究所于1930年元旦正式绘制出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竺可桢在南京珞珈路22号盖了一座小楼，打算定居南京。但是，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而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

1936年，抗战爆发的前一年，竺可桢受蒋介石“钦点”，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对此钦点，竺可桢并没有觉得受宠若惊，1936年2月2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晨七点半起。九点半，乘车到中山门外，遗族学校对面孔祥熙家里见蒋先生。等了约一小时蒋才来，说是在军校训话。再等约五分钟，和陈布雷一起见蒋，他的意思是让我答应就职，我回话说要考虑考虑。谈了约七八分钟。 ”

其实，对于浙大校长一职，老实的“读书人”竺可桢一开始是抗拒的。他的人生志向是做一个科学家。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况且他又“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他曾就此事求教于自己的上司蔡元培，蔡先生建议他不要直接拒绝，以免伤了人情。

竺可桢手稿。 (图新周刊图片库 ) 

历史学者散木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遴选，一般是以有清望，又有相应的背景（学者、留学、人脉）为标准，而竺可桢全数合格。蒋介石因为听取了陈布雷、翁文灏、张默君等以及杭州各界的意见，而且他重视教育，尤其重视浙江（其家乡）的教育，又听谏如流，因此选竺可桢担任这一要职。 ”

一方面，竺可桢认为自己“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另一方面，他对当时的政治现状也持保留意见。竺可桢曾在 1936年 2月 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的看法：

“今天看到大公报报道：财政部长孔祥熙告诫财部人员，不得操纵公债，任意买卖。下午和侠魂一起见吴保之，才知道这全是鬼话。财部人员全能操纵公债，因为操纵公债的价格并非仅购千元万元所能上下，一定要数千百万。除了财政当局谁又有这个能力？保之还说，财政部副部长徐堪本原是北京时代的一个财部科长，国民政府成立后，找关系到了银行界，为宋霭龄、孔祥熙做公债投机生意。因为消息灵通，所赢巨款，为孔宋所信用，所以当了副部长并中央委员。最近，他的一个女儿到美国留学，他给了一张六十万元的支票。中国政治的黑暗到了这个地步，安得不亡国？”

在 1936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石瑛说政府已下决心抵抗。现在政府已经在往成都运现银。六点回家。八点咏霓来谈一小时，说陈布雷等准备提出让我做浙江大学校长。我说，在这样的时局，难保在三四月内不发生战争，和现在的工作很难兼顾。所以我不愿做。 ”

不久，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要亲自约见他，竺可桢立即赴上海与蔡元培商议对策。两人是同乡（浙江绍兴），又是友人，且皆服务于国内教育界、科学界，蔡元培较竺可桢有更多的经验和眼光，所以竺找蔡商议。蔡元培给他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去浙大，但蒋不可以不见，可见面予以婉拒。

至于蔡元培何以给出如此建议，史学家散木认为这是蔡元培的现身说法。蔡元培在当北大校长期间，多次提出“让贤”，即困于治校和学潮之间，典型如五四，最后他只身离校南下。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说：“民国七年（1918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又留下耐人寻味的“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今所谓“捧杀”）等句。此外，校长的行政角色也十分显要，其滋味让蔡元培不堪回首。竺可桢在浙大后期的困局基本都如蔡元培当初所料。

竺可桢夫人张侠魂的姐姐张默君，是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的太太。对于出任浙大校长之事，身处权力中心的邵元冲也给予了指点：原先控制浙大的政治势力国民党CC系（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的陈立夫、陈果夫当时并不得志，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张晓唯说，这就给竺可桢交了一个底。

散木认为，从竺可桢当时的日记来看，他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主要是出于公心。“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

他在1936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说：“我这几天各方探访，得知浙大自程天放掌校以后，党的人即挤入浙大。现任校长郭的失败，其实是党部的失败。所以，此时我要是不为浙大考虑，只顾自己、明哲保身，那浙大一定再次陷入党部之手，而党的被人操纵已无疑义。 ” 

1936年是民国黄金10年的末期，战争乌云迫近。竺可桢46岁，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平静时光，婚姻幸福，育有三子二女。在大危险降临前的这一年，时局里人们讨论着是战还是降，仿佛都还是人家的事情。他在此时无法觉察命运放置于前方的陷阱和大考验，日记中，时有他和妻子侠魂带着孩子们出门踏青游览的快乐记录。 

1936年5月，竺可桢于杭州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还在南京兼任过去的工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5月18日，浙大举行竺可桢就职宣誓典礼，所宣誓言为：“我敬宣誓，我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我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之处罚。此誓。 ”

不问异同，唯求其是

由于外敌当前，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推行党化管理，各个大学都有党部进驻。自民国以来崇尚学术自由的大学，纷纷开展反党化教育的学生运动。所以有清华的“三赶校长”。此时，浙大也处于同样的境遇。前任校长郭任远以军事化方式管理学校，被学生和教授所不容。竺可桢在一则日记中说：“办大学不能没有哲学中心思想，例如以和平为号召。郭的做法就违反了大学的精神，我以为大学军队化的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的确合乎潮流。但它的负面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只以实用为依归，不但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与英美各国大学中个人自由的精神也完全不同。目前办学之难即在此。 ”

竺可桢上任时提出3点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国民政府不仅同意了财政上支援，在“不受政党干涉”这一点上也尽量作了妥协。竺可桢决定在浙大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可以看做是对“教育独立”理念的实践。对此，在陈布雷居间的调停下，蒋介石勉为其难地作出了承诺，显示了相当的诚意，因此竺可桢的主张得以实行。这是“教育独立”之于浙江大学的个案。至于半年为限的校长任期后来则不了了之，随着抗战的爆发，浙大西迁，竺可桢校长的职责已不容推却。 

1938年11月，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竺可桢在日记中表示：“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求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唯求其是而已。’”“求是”的英文是 faith of truth，与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 veritas）异曲同工。 

1939年2月，竺可桢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再次阐释何谓“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

散木认为，哈佛大学对竺可桢最大的影响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以及通才教育的理念。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竺可桢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概括了两点哈佛的主要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 ”

竺可桢上任后，“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曾在东南大学担任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将一批“东南旧人”招到麾下。当时的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是一南一北最好的两个大学。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在他治下的东南大学学科设置齐全，又因为他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因此麾下网罗了一批留学精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但后来东南大学内讧，校长郭秉文被逼走，大学的势头就下去了，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大学。在罗家伦与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吸收了大量原东南大学的教授；另一批原东南大学的教授就去了浙大，也就是竺可桢在担任浙大校长前期主要依靠的“东南旧人”。其中就包括了“学衡派”的胡刚复；与胡适因白话文运动而论战的“学衡派”首领梅光迪，而他是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得意门生。

战火中的“东方剑桥”

竺可桢掌校后一年零三个月的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开始西迁。自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又从赣中吉安到桂北宜山，最后从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4次迁徙。路程超过7000里，最后一批人到达遵义时已经是1939年年底了。在这段漫长的迁徙中，竺可桢经历了致命打击，妻子张侠魂、儿子竺衡在江西泰和因病去世，竺可桢几乎家破人亡。他在日记中表达了丧子丧妻之痛：“七点一刻到吉安。八点二十到上田村。下车即遇宁、彬诸儿，梅儿说妈妈病好点了。我问衡怎样，说衡没了。我闻信之下，几乎不能辨别是真是梦。”1938年8月4日，“侠于今日下午三点一刻入殓，殓就入棺，三个孩子都哭。绕棺一周后盖棺，而从此侠与世隔绝了，呜呼痛哉！”

仅仅一年之隔，已是物是人非。国土近半沦丧，家中两人离世。此时的浙大，在战火的步步紧逼中数度搬迁，暂时落脚在广西的宜山。这里是蛮烟瘴雨之乡，师生们栖身于城外的旧标营，不仅生活艰苦，还几次遭受敌机轰炸。竺可桢此时常读王阳明的书。作为江浙文人的楷模，这位明代大儒也是终身坎坷。 

1940年，浙大在四迁之后，终于结束了历时两年多的文军长征，安定于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浙大到遵义后在县城安顿下来，竺可桢又选定了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学校本部。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在此安家。浙大的新学科恰恰就在此时建立起来。东南旧人已凋谢了，新的留学生从欧洲回来，他们建立新学科，很快就出了成果。在贵州偏僻的山乡，竺可桢奇迹般地将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科最完备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抗战后，浙大的生源也开始增加。抗战时期，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中子的放射性》等六篇论文被李约瑟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1944年，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带着夫人来到湄潭进行学术交流。到达以后，他感到非常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边远山区里，竟有这样一所治学严谨的高校。他被浙大师生在简陋条件下仍然保持着的浓厚学术风气以及诸多的活动所深深吸引。李约瑟原定留在湄潭3天，但一个星期之后还舍不得离开。李约瑟回国之后，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可以找到这家大学，它是中国最好的 4所大学之一。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李约瑟称当时的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他也写道了当时浙大的艰难处境：“浙大有 3辆卡车和 1辆小汽车，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与湄潭之间，须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竟需历两天之久。 ”

浙大的许多教授后来都认为，自己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段是在贵州湄潭。虽然当时物质条件极差，可是学术民主气氛极其浓厚，教授、学生们常常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辩论得面红耳赤。浙大的这种气氛和竺可桢信奉并遵行的“大学”精神一脉相承，他是以一个科学家的心态对人对事。据说，物理天才束星北多次当面顶撞他，他还是一如既往爱惜这个人才。在束星北因为坏脾气几次动手打人时，竺可桢还是极力保存他的教授职位。竺先生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他的脾气。”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一个大学校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养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西迁时期的浙大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 50多人。

竺可桢一家在遵义中正桥边留影。（图 /新周刊图片库）

后来的中科院副院长叶笃那时正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念研究生时，他弃西南联大转投浙大。他觉得西南联大有些浮夸，还是浙江大学学风比较踏实。

竺可桢与同事们一起做实验。

不问政治，科学救国

竺可桢不问政治，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却总是被政治牵绊。抗战中的大学处于战时体制，政府要求各大学的校长、院长都加入国民党，为此，梅贻琦、冯友兰都加入了国民党。然而竺可桢对此是排斥的，“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厌恶憎恨而已……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在1940年前后，竺可桢是少数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大学校长。除了竺可桢个人的坚持之外，国民党上层的网开一面也是重要原因，因为他不是唯一的特例，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的院长陈序经就坚决不入国民党，还是照样担任院长职务。

竺可桢也作出了相应妥协，因为考虑到战时需要忍耐一下。但是，抗战结束之后，办学环境反而更糟了。他认为“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浓时，他感到十分失望。不仅是竺可桢，那一代校长中，包括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内，都对学生的政治狂热感到失望。

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1946年年底，竺可桢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随后，他在欧美诸国做学术考察，招揽教学人才，以为可以回归科学救国的理想。不料，次年6月归国后，内战全面爆发。学校在政治势力的左冲右突中，不再有战时努力求学、以求救国的单纯热情。这一年，学校和前线一样，国人为了意见不同自相残杀。崇尚自由主义的竺可桢，被夹于极右的政府和极左的学生之间，左右为难。

据竺可桢 1946年10月26日日记记述：“今晨两点，农院学生于子三、郦伯瑾及农经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等4人为警察所捕。我打电话给毅成，成说此事可以询问警察沈溥。不久他打回电话，说因为是思想问题，可到省党部询问林树艺书记长。我们于是到圣塘路友常别墅问林树艺，这时他还在睡觉，据说他不知情。于是又到竺鸣涛司令家，他亦推不知。我请他电话沈局长，才明确确实被捕，共产党嫌疑。 ”

竺可桢代表校方，希望于子三等4人可以被引渡至法院，用司法程序来处理，但警方用各种借口推脱。10月29日，竺可桢通过连日与各方的交涉，终于等来翌日即可送法院的承诺。结果，当天传来于子三自尽的消息。

关于此事，竺可桢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问于子三何时自戕，据说在下午六点二十。五点半俞嘉庸还在问话，问完交给他白纸三张，让他写浙大自治会与学联的关系。不料，（于子三）回房后即以五寸尖玻璃破喉管自尽。我问玻璃从哪来的，则没人能回答。于子三并无遗嘱。我等遂至自戕处，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平房，警察颇森严，须经木门数道，至一小房间，内置两木板床。于子三睡在右床上两眼张开，左边席上有甚多血迹，喉上正中一孔，有1厘米大。又回到司令办公室，俞嘉庸首席检察官让我签字证明于子三以玻璃自杀，我不同意。 ” 

11月5日《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记者都来采访竺可桢。当申报记者问竺可桢于子三是否自杀时，竺可桢说，他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

散木认为，在竺可桢的世界观中，“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系托于“爱”能否战胜“恨”，可惜“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也正是因为这种爱，令他在浙大后期十分痛苦，对于校长之职也厌恶至极。周旋于军政当局与学生之间的竺可桢疲惫不堪，他不希望学生罢课，但是对于罢课又无能为力；有时阻止学生游行，有时候还得带着学生上街，一方面是对峙军警，另一方面是约束学生。 

1948年10月19日，胡适去浙大看了竺可桢夫妇，竺可桢的续弦夫人陈汲是陈西滢的胞妹，胡、陈二人曾同窗，胡适很早就认识陈汲。在浙大，胡适做了《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演讲，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请适之在校演讲。适之‘自由主义’讲演中引用王安石《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四云：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可算是两个人对于时局与自身处境的一种共鸣。

作为一个旁观者，胡适也看出了竺可桢当时在浙大的处境，胡适晚年曾回忆道：“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在浙大学生谢瑞淡的《竺可桢校长离别浙大前后》一文中写道，“当时竺可桢的寓所在学校东大门旁边，是一幢两层的楼房，竺校长一家住在楼上”，与胡适的回忆相合。“此后听说竺校长要离开浙大，学生们就齐聚楼下，前去挽留，竺校长则走下楼，‘表示充分理解我们的用心，但不赞许我们的行动’。”可见胡适的回忆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党对竺可桢都有过争取，不堪烦扰的竺可桢于 1949年4月底离开浙大，避走上海，暂住岳阳路320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院内。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时期，每天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之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我这样的书傻子可胜任，所以准备早避贤路。”他还在另一则日记中提到，自己已下决心，不离开中国。至四月底，局势更乱。竺可桢离开杭州隐居上海，自此离开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在左胸……” 

5月 26日，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解放。 

5月27日，共产党方面来人约谈竺可桢，询问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竺可桢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亦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所以有今天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 ”

除了政治上对国民政府失望之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留在大陆也有专业方面的考量。作为气象学家，他工作的环境不应该是在实验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对于大陆，台湾的研究范围实在有限。

随着竺可桢的离开，竺可桢时代的浙大落幕了。

临时避走的竺可桢再也没有回到浙大。1949年5月，浙大的墙报上出现了对竺可桢的恶意攻击：“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

9月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发表马寅初浙大校长，江华杭州市长。”此时竺可桢已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建议，被指定为新创立的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之一。

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可桢也记下了他的浙大的落幕，“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储润科、朱正元、胡刚复等均在其内，职员如赵凤涛亦在其列，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竺可桢当年聘下的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因不愿改教公共政治课而离开浙大，他所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令人遗憾： “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浙江大学被拆分，损失惨重，元气大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学部委员。1958年，曾参加远征军抗日的长子竺津被定为右派，1961年病死于劳改农场。次年，竺可桢以 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 ”时，竺可桢是少数可以不参加“党的活动”的科学家，自动减低了三分之一的薪金，赋闲在家。但是，来自浙江、南京的外调人员经常上门寻找某些人的“罪证”，竺可桢在“文革”第一年就接待外调人员183次。这时候日记便起作用了，问到某个人在某年干了什么，竺可桢就开始查日记，以科学家的严谨保护了很多人。与1949年之前相比，他的思想在日记中得流露少了，更多的是事务性的记录。

老年竺可桢。

竺可桢每天坚持记日记，从1913年夏进哈佛大学一直记到 1974年2月6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天。当天的日记完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职责，只记录了天气：“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 –7℃。”保存至今的日记时间跨度有38年。这些日记在他生前从不示人，几年前由家属捐献，全文出版。 

1972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竺可桢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如此开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在自然的气候和政治的气候里，竺可桢走完了他的风云一生。

（本文内容提供者：傅国涌、蔡朝阳、钱喻、金雯、朱维铮、散木、张晓唯）

07 晏阳初

办平民学校，以造就『新民』

人皆可以为尧舜

『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生平：（1890~1990）别名晏遇春，是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 “南陶北晏”。

师承： 1903年在四川阆中市天道学堂就读西学，校长姚明哲（英国传教士）。

核心理念：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教育实绩：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23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

曾经有作家感叹我们中国人少有世界意义，今天焦虑的民族主义者则直言要求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其实，考察历史，放眼华人世界，我们可以骄傲，较之其他民族，中国人在现代、当代史上的文明贡献几乎不遑多让。晏阳初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人物。 

——余世存

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产儿 

90岁的晏阳初在纽约写下《九十自述》回溯一生，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以及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前两个“ C”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

晏阳初说过：“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

年轻的晏阳初受过极为全面的教育。在开明、慈严的父母那里获得了中国经典和做人礼仪。父亲教授他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九十自述》中，晏阳初谈及幼年启蒙：“我读的古书，虽然有限，但它们都悄悄在我幼小心田中，埋下微妙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

晏阳初后来请人谱写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中就有他儿时的记忆：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越努力，越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晏阳初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的成长教育跟牧师、传教士相关。 

1903年秋，晏阳初的父母接受了福音堂外国传教士的建议，把晏阳初送到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在西学堂，他认识了对其一生有很大影响一个人——姚明哲牧师（William H. Aldis），在这位牧师身上，晏阳初感受到了基督之爱与善。他在《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英国人姚牧师是西学堂的校长，兼主要教师。他一人教数门课程：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是测量员，因见当时有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采居高临下之态，引起反感，他深以为憾，于是放弃了本业，从事神职，不惜万里跋涉，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中国少年晏阳初，自青春期便耳濡目染基督宗教的洗礼和姚牧师的为人师表。日后，在他发起的一系列平民教育运动中，都能找到这时埋下的“微妙火种”。

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反复啰唆讲说《圣经》，只以‘身教’：用慈爱和蔼的态度和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在这里学习的一年里，晏阳初如沐春风，深受姚牧师伟大精神的感召，由此决定受洗，信仰虔诚，至老弥笃。

晏阳初后来数次到英国跟恩师相见，为了表示对姚牧师的感激之情，还在其长子出生时，特以姚牧师的第一英文名字 William命名，以示不忘恩师之情。 

1911年，在姚牧师的引介下，晏阳初结识了第二位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教士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晏阳初一度担任斯图尔特的翻译和助手。

斯图尔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所需而把晏阳初留在身边，而是推荐晏阳初到香港深造，并不顾路途之艰辛从成都转重庆行上海再到香港，一路陪同晏阳初抵达香港。在晏阳初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着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90岁的晏阳初曾回顾当年知遇之恩：“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 “你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70多年过去了，这仍是我对他的在天之灵常说的话。”对斯图尔特的感念之深甚至使晏阳初感应到了他的离世，悲痛之余，晏阳初以斯图尔特的英文名字“ James”做自己的英文名字，并坚定了自己服务社会的愿心。 

1916年，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晏阳初又意外地遇到了一位传教士莱夫，此人被当时“中国雅礼会”（Yalein China）的执行委员会选派到湘雅医院服务，与晏阳初相遇时正回美国度假。莱夫向晏阳初推荐了耶鲁大学。

进入耶鲁大学后，晏阳初曾受教于塔夫脱和威尔逊两位美国前总统。他们对晏阳初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耶大政治系台柱的前美国总统威廉 ·霍华德 ·塔夫脱虽然曾叱咤风云，但他仍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有一次上课，塔夫脱迟到了十多分钟，一进教室就气喘吁吁地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去华盛顿开会，回来时火车误点了。 ”

这件小事让晏阳初感触很深。当然，塔夫脱的儿子查理和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威廉都是晏阳初的同学，他们待人热忱，丝毫没有富二代的骄矜恶习，这些际遇都给了晏阳初正向的收获。

在学校里，晏阳初亲身感受到了基督教的平等与博爱精神，他回忆道：“基督教的气氛笼罩着耶大，校中有教堂，教堂当然有唱诗班……我入学后，经常参加礼拜。 ”

晏阳初是幸运的，他在基督教的氛围里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基督教也是晏阳初婚姻的重要媒介。他的妻子许雅丽出生于纽约市华裔牧师家庭，其父许芹（Huie Kin）是纽约市华埠首座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的创建人。许芹对中国革命运动很热心，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好。许雅丽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始终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毫无保留地支持晏阳初的平教事业和乡村改造运动，而且还帮助他解除工作外的诸多后顾之忧。

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 

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毕业的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20多万被称做“苦力”的挖战壕、救伤员的华工，晏阳初便当起了“苦力的翻译”。他为华工及时解决了写家信的问题。虽然他乐意为华工代写家信，但一人之力毕竟有限，工作的繁忙让他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中国古话，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

在办班初得成功之后，为了给更多的华工开智启蒙，他发明了“导生制”，即由开始识字的学员教尚未识字的同学，先学先知带动后学后知，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最大化。华工们4个月内就学会繁难汉字的成绩、导生制的效果、华工和管理者的反应等，都使他感到仿佛发现了一座丰富的矿藏。

晏阳初用白话文编写的《华工周报》发行数月后，他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大意如下：“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华工们辛勤劳动，只有微薄的收入，但竟肯用三年的积蓄支持这张小小的报纸！晏阳初深受感动。正是这一事件启发了他，也教育了他，他说：“我在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 ”

数千年来，这种人被认为是没脑筋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也没人教他们。基督救世，依于怜悯，止于宣教信仰，晏阳初却起而行动。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但孔子虽然有教无类，却“有闻来学，不闻往教”，晏阳初却“往”了，他到了民间，回到大众之中。自此而后，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要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他发出一感人肺腑之言：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使命，也可以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就是抛弃荣华富贵。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那个时候，我就想做平民教育工作。“平”字是一个很好的字，有两个大意义：一方面，是平等的意思。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人格都是平等的。有了人格的平等，进一步求教育的机会平等，平社会之不平。平民教育就是全民教育。另一方面，平是天下太平。如果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天下不会太平。

晏阳初所说的发现了比金矿、银矿不知宝贵多少的“脑矿”，就是中国苦力身上、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的力量。他汲取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却也扬弃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傲慢与偏见；他汲取了西方文化中和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民主精神，却也扬弃了基督教因信因名称义的空洞虚幻；他直面民间“苦力”之苦，也以真诚的平等意识致力于开发“苦力”之潜力。

他坚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人，世界上最宝贵的矿藏就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当时的中国：4亿人民中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文盲超过3亿。英国每百人中文盲只有3人，法国只有 4人，日本也只有 4人，而中国却有 80多人。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是开“脑矿”最简单、最适用的工具。

在美国纽约，晏阳初曾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访谈，面对乡村建设的疑问，他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即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 

1945年，晏阳初曾对蒋介石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大众干一些事的时候了。蒋介石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并说，等他消灭了共产党之后，要聘晏阳初为全中国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晏阳初当即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除文盲，作新民 

1920年，在晏阳初即将回国之际，北美基督教育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薄克曼先生对这个有前程远大的年轻人说：“你具有书香世家的门第和慈父的教育以及教授中国经典的基础，加上海外教育，回国以后，当可以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士服务。”晏阳初回答说：“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

晏阳初是一个务实的人，从法国战场回到中国开展平民教育，面对的是比华工更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但这种环境的改变反而激发了晏阳初更大的原创力。

面对当时国内的混乱状况，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进一步熏陶的晏阳初，想起一句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开始了系统的平民教育社会调查，在游历了19个省后，决定一切须从“除文盲，作新民”开始。他还意识到，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与民族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有着紧密联系。彼时，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这种尴尬让晏阳初既忧心又兴奋，这85%的文盲正是一个巨大的“脑矿”。他决心大幅度开发矿藏，长沙、烟台、嘉兴……以识字运动打响的平教计划愈演愈烈。在长沙，运动声势浩大，当时的100多位义务教员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毛泽东。有研究者认为，就是在做扫盲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受到了晏阳初的影响，开始觉悟到革命要从下而上，而且方法要简单、经济、实际。 

1923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简称“平教会” )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陆续加入。晏阳初为平教总会拟定的工作方针，用英语表述为“Relief is not the answer，but release”。直译全句为“答案不是救济，而是释放（其能量） ”，也有人译为“不要救济，让他发扬”。这种超越悲悯的扶助，对下层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使他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既超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止于政治策略层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以怜悯为基础的“救世主”情感，而升华到依靠人民达成民主目标的现代性境界。

在教育过程中，晏阳初发现办平民教育要克服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因为他们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无钱接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上学；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太难学习。要克服它们，就得使平民教育成为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苦力教育，才能易于执行。而文字教育是开发民众知识的基础，为此他动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些结论至今仍是中国和世界扶贫济困所要面对的难题。

平教会的成立，加之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引至投身平民教育。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的好友。彼时晏阳初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之后，在此般有过之无不及的理想煽动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都陆续加入平教会，各司其职。胡适不仅自己参加，还把儿子胡祖望也捎上，一起做起教员。

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晏阳初发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要想普及平民教育，就应当到农村去。后来，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便从城市逐渐转入农村。 

1929年，晏阳初携带家眷来到河北定县创办“人类社会实验室”。这个地方后来成了遍及全世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

这个当年39岁的耶鲁博士，还团结了一批留洋归来的其他博士，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和城市生活，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充满着“贫、病、私、盲”的农业文明最后一块阵地——农村。与他当时一起踏进农村的“战友”，有个粗略的名单：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

这份名单，放在今日，也实属壮观、鲜见。“博士下乡”在后来成为人们熟知的口号，确是晏阳初等一众知识分子80年前亲身上演的。

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

晏阳初的生活习惯是洋派的，他习惯打网球、打板球、打猎、唱圣诗。他的儿子晏振东曾回忆，他们家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即使到了河北定县，管理一家生活的母亲仍保证了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保持了这种西洋的生活习惯，抗战时期，“咖啡没有了，他们就拿棒子面炒糊了，烧汤喝，代替咖啡。我父母彼此都讲英文，我母亲平常跟我们说英文我们都懂……”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抗战时期曾跟晏阳初一家做邻居，在侯先生眼里：“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

如此洋派的精英却拒绝了升官发财，甚至拒绝了城市，他不仅举家迁到乡村，而且在他的努力下，几百名知识分子，从话剧家、医生到农学家，也都到定县去参与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自己的牺牲尤其大，他的妻子跟他到定县近 10年，语言不通、生活条件简陋，为了照顾家庭，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据说，直到抗战到了重庆，他的妻子才慢慢学会用中文和乡建学院的学生说话。

但是在从事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晏阳初慢慢地被“乡村化”了。据晏振东回忆，父亲那时看上去跟乡里人差不太多，整日身穿土褂头扣毡帽，骑着毛驴，走街串巷。田间地头，不抽烟的他，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赞“味道不错”。母亲是中荷混血，在美国长大，父母交流惯用英语，可父亲仍能分得清定县东溜和西溜方言的差别，拽着乡音教乡亲们识字、聊天。家里往来的都是些大教育家，包括张伯苓在内，那时看上去都有了乡里人的“潜在力”。那么多留洋博士，都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与高官厚禄，深入各种穷乡僻壤，义无反顾地大搞平民教育。这种运动，是空前的，也是革命的。师生们对晏阳初的印象是，“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做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或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做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 ”

1931年，河北定县，在庭院的露天教室上课的师生。（图 /POTOE）

晏阳初对自己入俗的土化是充满感情也极为自觉的，他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还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 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 ”“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 

1930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晏阳初写道：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200人的平民教育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后来的数据统计，最多时定县知识分子聚集的人数超过 500。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充满了“愚”、“穷”、“弱”、“私”的毛病。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这四大顽疾。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包含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晏阳初和同事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共60万字左右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走访定县，耳闻所及之后，他在记录中写道：“我在定县，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

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做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农业技术改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80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在当时拍摄下来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乡村竟真的搭建有露天舞台，而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也前所未有地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起为定县量身定制的科学短剧。据说，那时定县的村民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称“有教育的人”、“读书识字的人”。

同时，晏阳初还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同时他也会慢慢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自己慢慢地知道知识非常重要。所以他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

在定县，晏阳初还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在乡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城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一角大洋。这一系统也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

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乡村教育部出版的乡村初级平民学校识字读本。（图 /新周刊图片库）

这个以“定县模式”著称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成果极为可观。

当时，对晏阳初发起的“博士下乡”、“博士骑驴搞平教”运动，有专家称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彼时，在定县以外的很多地方，也兴起了形式多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在江苏南京开展教育实验，卢作孚在重庆亦开展平教活动……

晏阳初还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尝试。1937年，蒋介石希望晏阳初帮助动员3000万民众抗日。应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之邀，晏阳初被任命为这一项任务的首席执行官。他裁撤了三分之二的县级官员，代之以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为国内非政府组织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

在晏阳初开始他的定县实验70多年后，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定县翟城村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等人，成为新乡村建设学院的发起者。

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的思想有着人类的情怀，尽管他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感，但他扬弃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他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1934年，曾有一本英文版的《定县实验》在海外广为流传，晏阳初的思想和实验在那时便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世界。 

1928年6月20日，35岁的晏阳初到美国耶鲁大学领受荣誉学位。赞扬词是这样写的：晏君自1918年在耶鲁膺学士学位，今已届 10周年，极少的毕业生在十年间的成就，可与这位具进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并论；他是中国平民教育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东方的贡献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人都伟大；当他在法国以青年会干事身份与中国劳工相处时，设想出对中国文盲的教育观念；他在中国雅礼会所在的长沙，开始作平民教育大运动，迅速扩张成为全国性事业；他自繁多的中国文字中简要选取1000字；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200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写本国文字；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 400周年纪念日，晏阳初在这一天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评为“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表扬状上写道：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又是他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晏阳初在乡村建设学院留影。

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此次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订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阳初及其同仁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 

1949年晏阳初在台湾虽然“只待了短短一个礼拜”，但他当年在定县和四川的乡村建设经验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日后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从台湾到纽约后，他巧妙地把中国乡村改造计划直接递交至杜鲁门办公室。意外得到难以置信的答复：“这是一项悬在国会的议案，叫做‘1948年援助中国经济’，其总额为2.75亿美元。我准备建议将所有这些钱都用于你的这个计划。”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晏阳初条款”的议案，条款规定：4.2亿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5%、不多于10%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籍人士促使国会通过的拨款条款。 

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评选晏阳初博士为当代世界100位最主要人物之一，尊称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

面对乡村，埋头用尽70年

从 1918年在一战法国战区为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扫盲教育起，到 1990年 1月在美国逝世，70多年来，晏阳初几乎仅做了一件事：为中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服务，发展平民教育。

当年，他和平教会同仁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就是10年；随即又前往湖南、四川农村，又是十几年；此后抵达台湾，再到国外，从美国走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从未停止推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念。他没有派别、没有主义、没有枪炮、没有阶级，只有他的《平民千字课》和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第五大自由）的呼吁，他始终站在平民教育运动第一线。

晚年的晏阳初在纽约女儿家中

从 20世纪 50年代初到 80年代末，晏阳初开始把实验视线投向更多需要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定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他，以菲律宾为基地，为亚洲的泰国、日本、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等国的晚年的晏阳初在纽约女儿家中。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67年他在菲律宾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里成为全世界乡村工作干部的培训中心，至今仍在运行。

写下《九十自述》时，他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重返定县的情形：那里已更名定州，乡建繁盛。面对大多陌生的村民，他用高音喇叭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8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 ·布什致电晏阳初，祝贺他99岁寿辰，贺词中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 

1990年，晏阳初先生以百岁高龄在美国仙逝。而他关于“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的发问，人们至今还在追寻答案。这是一个大陆社会至今陌生的伟人，是我们自家的圣贤。这是一个说不尽的巨人。

（本文内容提供者：余世存、钱喻、刘硕勤、张丁歌、欧宁、梁鸿、邱建生、韩砚科、钟永丰、吴相湘、晏振东）

08 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 

23岁的陶行知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黄炎培在台下观礼。32年之后陶行知去世，黄炎培题写挽诗，依旧说的是当年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生平：（1891~1946）本名陶文，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 “知行 ”。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行知为徽州歙县人，幼时进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师承传教士唐进贤。后经唐介绍，入读金陵大学。1917年，陶行知留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1927~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践行这一理论，取得极大成功。

师承：唐进贤（崇一学堂）、包文（金陵大学）、杜威和孟禄（哥伦比亚大学）。

高徒：胡慕罗等。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实绩：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实验学校，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郭沫若

一个世纪以前，民国青年陶文所在的中国，共和立宪刚刚替代千年的王权，似乎为古老的帝国带来了一派欣然的新气象，却又在根深蒂固处透着别扭和隔阂。中国真的天生不能是民主国家吗？这个问题在100年前也已有无数人追问。22岁的陶文以为，健康和稳定的共和国必须具备两大要素：真领袖和能识别真领袖的国民。他甚至认为，第二个要素远比第一个要素重要，得到具有识别能力的国民，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

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正于台下观礼，对陶行知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致于32年后陶行知去世，他题写挽诗时，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入读金陵大学，是陶行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是徽州歙县的一个穷小子，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在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初等教育，人生轨迹近乎寻常。直到1909年进入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后才得以改变——在金陵大学的5年，陶行知“如鱼得水，甚为欢洽”，崭露头角。金大也让他身上的基督教气息渐浓——金大为教会高校，陶行知浸染其中，逐渐被基督教精神影响。日后，司徒雷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位昔日高足的基督教精神印象深刻： 

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的陶行知。

“（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蒋梦麟则称他在推广平民教育时“很有传教的精神”。可以说，如果没有在金大就学的机会，陶行知对“知行合一”的思考不可能如此深入，对民主共和也难以有如此认识——陶行知日后思考教育与国民改造的关系，思想根源皆起于此。

在赴美留学之前，对陶行知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王阳明。当时思想学术界极为推崇“王学”，希望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改造中国人，原名陶文的陶行知亦被这一浪潮影响，1911年改名为“知行”，寄托自己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想法。

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没有真正的共和制 

1914年9月，陶行知和汪纯宜结婚不久，即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他一方面定向研习市政学，一方面也修习教育课程，包括“教育行政学”、“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以及“中学课程”等。 

1916年初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收到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来信。这个叫陶文的学生感谢捐助人为他提供奖学金，使他能够从伊利诺伊大学的市政系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就读。他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希望转读教育的原因：“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

这年暑假结束后，陶行知如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住进该校巴德拉图书馆旁的哈特利会馆10层10号宿舍，成为杜威教授的学生。

虽然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习只是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跳板，但这段经历给他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杜威学派人物罗托斯 ·迪尔塔 ·考夫曼教授，获取了“教育哲学方面最基础的知识”。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陶行知师从孟禄、杜威等知名教授，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从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到进步社会的教育，陶行知一一研习，形成了他所谓的“以教育行政”为终身职业的基础。

这些观念对陶行知影响极大，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余子侠教授说：“所谓‘知行合一’的‘行’，并不涉及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仅仅是内心修养功夫的一种行为意念或意志方向，丝毫无意助益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客观世界的变更。”而西方教育理论则表现为“一种外向扩展进取的意志的培养和锻炼”，“有了这种理论武装，陶行知早年积蓄的‘内圣’功夫，开始转化成真正实现‘外王’之道的内在动力。这种‘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于成为改进社会、改造环境的真正主宰。 ”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陶行知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一项关于“中国近代教育领导者留学时代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证明，陶行知留学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杜威教授的讲义和教程”。他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在美3年，陶行知对“知行合一”、“实验主义”乃至自由主义都有了新的理解。在日后的实践中，这些观念被陶行知以本土化的方式一一展现出来。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1917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正开展得轰轰烈烈，“新教育”也被提上日程。

这一年，陶行知应郭秉文的邀请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他在美国习得的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一开始，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实行的教育改革是技术层面上的。比如，把“教授制”改成“教学制”，因为他认为“人师之责，不在教学生，而在教学生学”；他又将原来的固定科目改为“选科制”，因为他觉得学生“不可偏于一面”。成为教务主任后，陶行知的改革动作更大了，他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策略——陶行知觉得这是实现“教育民主”的重要一步。陶行知的种种举措，使得南京高师一时间成为国内教育改革典范，和北京大学的改革遥相呼应。

校园之外，陶行知把精力投在“办理教育之人”的培训事业中。在他看来，中国实在缺乏教育方面的人才，“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1920年暑假，他在南京高师首创暑假学校，录用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数期之后，学员数量已达800多，遍及18个省。在后人看来，陶行知所开创的“暑期培训”从形式上看已有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色彩。

其时，五四运动席卷中国，陶行知的行动和思想为其赢得了不小的声名。1921年，蒋梦麟等人倡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聘为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教育改革团体，黄炎培、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均和该团体有紧密联系。陶行知到任后，大力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助力学制改革——这些他过去无法以个人之力完成的事情，在改进社的帮助下都能从容践行。

正是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陶行知才介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去。1922年，陶行知在上海见到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因后者立志“普及教育”，陶行知便将晏阳初在长沙实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成果一一告知，朱其慧极感兴趣。1923年春末，晏阳初在嘉兴进行实验，陶行知、朱其慧一行人便赶往参观，当晚大风雨，不料晏阳初的子弟，包括“木匠、商店徒弟”一一前来，使他深受感动。他当即邀请晏阳初一同前往上海与胡适等人讨论，成立全国性平民教育总机关。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陶行知开始大力推广——从他写给妹妹的信就可见一斑，“最近一星期来，我脚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店里，家里，旅馆里，饭馆里，学堂、私塾里，甚至于和尚庙里，我都去劝过平民教育，并且很有效验，很有乐趣。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我也很希望你约集同志在北京这样去干……”

由于陶行知等人的工作，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日后，陶行知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

陶行知说：“我做了些小小的试验，我在江裕轮船上找了一个四川茶房戴永，教三个别的茶房；在菱湖公园找了三个识字的人教六个别的不识字的人；在教育厅里找了六个识字的夫役教十二个别的不识字的夫役，并叫了一个夫役去教我的临时车夫。这事证明：（1）随时随地随人可以办平民教育；（2）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就有一分效果；（3）社会对于平民教育，只要我们使它谅解，是没有不万众一心去提倡的；（4）门不敲不开，最后胜利都由奋斗得来。”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做起，陶行知编的《平民千字课》发行量超过了 300万册。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方式是自由的、随时随地的。据说他有次到蒋梦麟家里吃饭，就提议要在这位时任北大代理校长家里扫盲。他见蒋校长对此事面露难色，就问：“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下不识字的人吗？”蒋校长回答：“错是不错。”陶行知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从今天起，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蒋校长找来了他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高兴得很，立刻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见到这情景，蒋校长摸着胡子对陶行知说：“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

此时的陶行知，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似乎已经看到当初“以教育促共和”的理想正慢慢实现。他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这几年的事业，如开办暑期学校，提倡教职员学生之互动、提倡男女同学、服务中华教育改进社，都是实行这个目的。但是大规模的实行无过于平民教育。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就要来临了。 ”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黍麦稷菽下工夫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决心从城市走向农村。费正清日后评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 

1926年，陶行知用平民都听得懂的语言对中国教育弊端作了尖锐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叫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陶行知为贫弱中国找出路，找到了教育。现在，他要为弊端丛生的中国教育找出路。

陶行知看到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陶行知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1927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这年1月20日，陶行知在他母亲生日写家信宣告：“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它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 

3月15日，陶行知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委托，和赵叔愚一起在南京北郊的小庄创办晓庄学校（原名“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他把小庄改名“晓庄”，把附近的老山改名为“劳山”，表达日出而作的意思，并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口号，要为中国现代教育开出一片崭新天地。

这片天地，是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在荒山野岭中开出来的。他带领着学生，自己造校舍、修厕所、盖礼堂、建图书馆、开荒种地、浇水施肥，全凭双手和锄头。一开始，晓庄师范就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章开沅教授总结晓庄有4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

陶行知初到晓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年晓庄学校的小学生陈云生说：“他来到晓庄没地方住，每天就住在牛棚里面，和老牛生活在一块儿。所以老牛和陶先生的关系很好。 ”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黍麦稷菽下工夫”——这是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当年写给自己的一副楹联，表露出他对农事、对乡村、对农民的深情。

那一年的新年里，陶行知写下了这段文字：“我们充饥的油盐菜米面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下乡送礼、下乡报恩吗？”

学生成为农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体，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就在周围开办了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改造社会”的口号，此时已经完全落实到行动中来。 

1928年8月，晓庄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此时的它已有 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2所民间医院、1所木匠店等。随着晓庄气象日新，周边的乡村都以它为榜样，不断有其他村子里的人过来学习。1930年，江苏省民政厅还将江宁县北固乡“完全划作实验区，归该校指导进行”，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陶行知此时已经认定教育改造是乡村改造的重要手段，他说：“我们要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我们要与农人、小朋友做同志，要这样才可以发生很大很大的力量。 ”

不过，这个被陶行知寄予极高希望的实验，不到 3年就被当时的政府查封，宣告终结。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勿论权力，这使得他的教育实验屡屡遭遇挫折。

费正清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教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

晓庄学校被查封之后，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一年后才得以回国，隐匿在史量才的《申报》度日。1932年，随着时局的变化，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被取消，他才敢露面。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

在教学理念上，晓庄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形成“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体系。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陶行知主张“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从生活和教育的关系上来讲，生活决定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 

陶行知主张生活教育的目标有5个：“一是康健的体魄；二是农人的身手；三是科学的头脑；四是艺术的兴趣；五是改造社会的精神。我主张以国术（即武术）培养康健的体魄，以园艺来培养农人的身手，以生物学来培养科学的头脑，以戏剧来培养艺术的兴趣，以团体自治来培养改造社会的精神。 ”

陶行知要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在《创造宣言》里，陶行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

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教师也可以更多起来。“社会即学校”反对脱离社会，脱离大众，主张运用社会的力量创办学校，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动员社会上现有可能的力量、学校和其他机构和人员，为伟大的人民教育事业服务。庙宇、茶馆、监狱、兵营、商店、工厂、伤兵医院和普通学校的空闲时间和教室都要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学习场所或训练中心。八千万受过一段再教育的识字成年人可作为教师，帮助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邻居使他们进步。 ”

教学做合一有两个含义：一是方法；二是生活的说明。教学做是一种方法，他主张“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然，便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了。”另一方面，它是生活的说明，“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从实质上说，教学做是生活的3个方面，“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教学做中，他特别强调要在“做”中学习知识、增长见识，“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这些被人熟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践行最多。关于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流传着一个“四颗糖”的故事。

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陶行知制止。他嘱咐这个学生放学后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已到。陶行知笑着掏出一颗糖果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意外地接过了糖果。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也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应该奖励。”男生更觉意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男生感动至极，流着眼泪说：“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掏出第四颗糖果递给这个学生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

“大众教育” 

1932年，日本已经入侵中国，教育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改造”，还包括“救亡”。

这时期，陶行知舍弃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 ” 

1932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设立“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是“因山海关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示不忘国耻”；“团”，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之一盘散沙的大病”。工学团是一个极为朴素的组织，“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强调“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相长”。陶行知说：“四万万人若都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产生惊人的力量了。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 ”

为了应付工学团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陶行知又推出了“小先生制”——让十多岁的小孩，担当起先生的责任，从而“小孩教小孩”。“小先生制”首批培养出来的200多名小孩，都能 “教哥哥姐姐、教放牛娃、教砍柴伢，为普及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陶行知在宣言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这场民族总动员中，陶行知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推为社长，他领导该社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提倡国难教育、战时教育，使平民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年，他受全国救国联合会派遣，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他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在途中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便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史料上记下了当时沈钧儒说的一句话：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陶行知访墨西哥。

文化为公，天下为公 

1938年，陶行知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为培养特才儿童的学校。陶行知在校内开始做培养“人才幼苗”和分组学习的教学实验，把学生分为音乐组、戏剧组、舞蹈组、文学组、绘画组、社会组、自然组、工程组、农艺组和普通组。同时，他督促晓庄研究所开始对教育本质、生活教育系统等题目开展研究工作。

陶行知为育才学校写了校歌。歌中唱道：“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们要学习，学习，学习，达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 ”

在陶行知的励精图治之下，当年重庆育才学校师生心中曾有过怎样温暖的光明？从那时留下的一些照片上无一不舒心、无一不动人的笑容看，我们不难领略陶行知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里为国家立下的文化之功。

陶行知一位后来在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职的外国朋友，曾实地参观过当年的重庆育才学校。他这样评价陶行知和育才学校：

“他很可能在政府里成为一个显宦，在社会上成为一名要角的。但他宁可做一个陶先生——这已经很够了……那些孩子就是陶先生的小孩子。他们自由，活泼可爱，正和陶先生一样。在他们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后面，都有一团火燃烧着……陶先生要把所有的那些小莎士比亚、小伦勃朗和小爱因斯坦保存下来……陶先生在他学校里实现了他为全中国所争取的民主，因为他是‘民主同盟’的领袖之一。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前，作为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陶行知曾和沈钧儒等人一起积极参与发起成立的动议。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时，作为斗争策略，救国会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但是，无论在民主斗争中，还是教育事业上，他们都志同道合。

在学校经费最困难的时候，陶行知在写给妻子吴树琴的信中说：“昨天公朴先生来信，为我们筹了五千元，可见千里之外，尚有人记着我们的。 ”

被李公朴惦记着的陶行知，惦记着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惦记着他们的衣食所需，惦记着他们的精神成长。尽管经费困难，他仍希望“每人应有一套出客之衣”。而在育才驻渝见习团借了保育会的衣服该归还的时候，陶行知对这些衣服逐一作了检查。他发现，“只有燕昭华所穿的可以还去。她这种美德是多么值得大家学习啊！”对其余的衣服，陶行知要求“即夜重新整理，再送我处检查”。

他甚至一一嘱咐重新整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补衣所用之线色须与原线一致；

（二）补充之纽扣大小颜色须与原扣一致；

（三）破处及裂缝须完全补好；

（四）脏处再细心洗净；

（五）针线须用心依规矩缝；

（六）虱子须自行检查，如果染着了，须肃清，以免流传。

这就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大教育家、中国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在一个战乱年代的寻常日子里，就一件寻常事情所做的寻常嘱咐，话里也是寻常道理。无非是将心比心，无非是推己及人，无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越加艰难的时局，使得陶行知不可能再有条件创办晓庄师范那样的基地，他唯有通过这些朴素而实用的制度，才能维系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他依旧没有忘记“教育救国”——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即是明证。和抗战最艰难时期提倡“救亡教育”相似，抗日即将胜利之时，陶行知开始提倡“民主教育”。

民主之魂 

1944年6月，民主运动开展之际，陶行知向育才师生和育才之友宣告：“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抗战一结束，陶行知更是欢呼不已，他高喊“大家都来上民主第一课”。

陶行知是以身作则的。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

在这之后，“民主”就变成了一种实践。他加入民盟、参加“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都是为了表达“我们不要假装的民主”。直至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曾经预料李闻惨案之后的“第三颗子弹”会打在自己身上，不料，却因突发脑溢血而离世。

可能陶行知自己都没想到，终身立志教育的他，在人生最后100天会如此深度地介入政治，给后世留下“民主之魂”的称号。 

1946年 6月 23日，上海北站，10万民众正在欢送他们的代表去北京请愿。

要让一向温文尔雅的陶行知这样放声高喊，内心得蕴藏着多少愤怒与渴望！

从他张大的嘴中，我们今天仿佛还能听到那天他吼出的正义之声：“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1946年7月，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空前黑暗的一个月 。7月11日，社会大学副校长、民族革命大学副校长李公朴因反抗独裁被暗杀。

听到那声枪响的闻一多说：我前脚出门，后脚就不准备回来！ 

7月 15日，西南联大教授、《民主周刊》社长闻一多被暗杀。

听到前两声枪响的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过深，一生献身于人民教育的陶行知突发脑溢血，逝世于上海，享年 55岁。

在陶行知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封信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是他在等着第三枪的时候，向千万同志发出的号召：

“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个人。 ”

陶行知一去，可谓一人千古，千古一人。郭沫若的挽联说：“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宋庆龄在“行知先生千古”的小字旁书写 4个大字——“万世师表”。毛泽东写下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去世次日的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去悼念的民众。

一个人去了，一万个人来了；百万个人来了，千万个人来了……在陶行知身后，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像一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随着地火的蔓延，播撒向四野八荒。

（本文内容提供者：张冠生、钱喻、张坚、屠棠、陆建非、徐志辉、赵义熙、杜鸣心、费正清）

09 梁漱溟

匹夫不可夺志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

梁培宽说，父亲不喜欢别人称他作国学大师、哲学家或者教育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就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来评价我父亲的一生是合适的。』 

生平：（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师承： 19岁中学毕业后，因家境穷困未能进入大学深造，学术成就皆是自学而得。

高徒：冯友兰等。

核心理念：通过乡村建设工作，重新建立中国新秩序。

教育实绩：梁漱溟在中国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邹平乡村研究所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实验。

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读书与做人》、《中华文化的命运》等。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冯友兰

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步于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决意过农村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为我们留下很多掷地有声又发人深省的话：“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 

为往圣继绝学 

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该文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五、六、七三期连载，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勾画了梁漱溟此后的人生轮廓，即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虽偏颇，却有独到见解，遂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

在北大期间，他先是开设了印度哲学课程，借此弘扬佛法。

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并不觉苦，脸上常有笑容。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渐渐通晓佛理。

他的发现佛教和当年的悉达多太子如出一辙。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人艰难前行。坐车的催他快跑，老人一急，跌倒在地上，下巴渗出的血染红了胡子。梁漱溟后来写道：“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据说从此后他一生不坐人力车。佛法似乎解决了一个少年对生命意义的第一次质问，也为他指出了一条不同凡俗的人生道路。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明认自己的轮回观：“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他信佛，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工夫。

在北大教了一年印度哲学后，梁漱溟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选择了孔子，一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已经过气的先贤。后来，梁漱溟就不讲印度哲学了，开始讲孔子。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梁漱溟对儒家的看法。

梁漱溟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梁漱溟在北大讲授的“孔家思想史”颇受学生欢迎，据说“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人左右”。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流行“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实证原则代替一切信仰，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梁漱溟批判“唯科学主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梁漱溟发表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过分西化倾向。他认为，照搬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基石。

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各有所长。他反对“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就是说，他没有盲目排斥人类文化的经典，而是把它们都作为自己思考的基础。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都是纠结的；在梁漱溟那里，它们却是统一的。

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划入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

独特的“怪人”

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他坚持自己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梁漱溟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动也是大事。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

梁漱溟迂阔、率直、狂妄，不通世故，被一般人视为“怪人”，但他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胸怀极为宽阔的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在北平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支付听课费。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补贴金”。

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人的钱不用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曾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的借钱者还借款，目的是能够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与萨空了合作办报，给萨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为萨有家室之累，而他自己的薪水虽低，却仍从中拿一部分资助萨空了。 

1942年初，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非常的言论背后，自有梁漱溟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继续聊天。

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去北大教书的那一年，梁漱溟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60岁生日前夕投湖自尽，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书》。遗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

梁漱溟一家祖籍广西桂林，到祖父梁承光一代，被调到山西做官，因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去世后没有给妻儿留下家产，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8岁时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广西生活。广西的日子也难以为继，不久，梁济又跟随母亲去了北京。他天性聪慧，27岁考中举人，但因为洁身自好，不趋炎附势，到40岁才做官。梁济为人谦虚开通，对孩子的态度极为平等。他是因为眼见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却又无力改变，绝望之下，投湖自尽。父亲的死对梁漱溟打击极大。梁漱溟从父亲梁济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梁济那种“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让他十分推崇。

父亲梁济生前虽在清朝做官，但却支持维新运动和民主政治，这些政治理念都传承给了梁漱溟。根据其留下的文稿，梁漱溟对当时的议会政治模式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中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体，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梁漱溟思考了很久，最后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体，是因为长期参与民主斗争的人民是实施此种政体的基础，而中国的群众缺乏参与民主政治的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就是广开民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所以梁漱溟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这就是

我们今天说的农村教育。

因此，梁漱溟 31岁时辞去北大教席，用毕生精力寻求民族自救之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遇到重重考验。1927年，梁漱溟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但这次实验没有开始就胎死腹中。由于政局变化，支持梁漱溟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有心报国的梁漱溟只能黯然离开广东。令他欣喜的是，中国还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梁漱溟离开广州后去了上海，考察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游历和考察让梁漱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国乡村的本来面目，所见所闻让他开始思考更为深远的事情。

在上海，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对黄炎培先生的实验基地有很多不满，觉得黄先生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来办学堂、办教育，而没有仔细考虑过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留下的文稿，梁漱溟当时坦率地告诉黄炎培：“你是在现状下为国家尽点心意，做应该做的事情，而我梁漱溟要在‘中国问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讨个究竟。”这个自称“愚钝不堪，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的中年人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国家了。

在先后参观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乡村教育工作后，梁漱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却无解决之法。由于时局乱，通信不畅，各地进行的乡村教育工作都面临或大或小的问题，梁漱溟将它们归纳为“只重视一地一事，而无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他原本以为，心中的难题通过考察可以得到解决，却发现问题之深，远超乎他预料。“中国人办乡村教育一直缺乏经验，我父亲认为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梁培宽说。教育家的努力可以为某一个地区带来短时间的繁荣和进步，但不足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在考察期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让梁漱溟坚定了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民族自救运动的成功。

梁漱溟的理想在1929年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在北平办报期间，他接触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等开明军阀，得到允许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培养农村人才，用局部的实验来落实自己的理念。村治学院设在今天河南辉县苏门山的百泉镇，很多教育大家曾在学院担任要职，彭禹庭任院长，梁耀祖任副院长，梁漱溟则被聘为主任教授和教务长。村治学院很快投入运作，于1929年冬天开始招生，1930年年初开学。这个来之不易的办学机会很快由于时局的混乱而陷入停顿。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河南省成为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阀的交战区，梁漱溟不得不把学院迁往北平。战事结束后，学院迁回河南，却已人事全非，学院的政治靠山韩复榘投靠蒋介石，被调往山东任政府主席，河南的新任政府主席对村治学院极度反感，在重压之下，学院停办。梁漱溟寄望用教育改变国人政治理念的实验，因为政治压力而中途夭折。

梁培宽对父亲在河南的办学经历仍然记忆犹新：“他过年也没有回家，后来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在信中，梁漱溟还描绘了军阀混战的惨象。他经常要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这份恒心没有让村治学院免于夭折，从筹办到关闭，它仅存在了一年时间。

河南村治学院的夭折让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败，却远没有破灭。1931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到山东农村继续办学，未竟的事业出现了转机。1931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为了保证公平，梁漱溟特地每个县招收10人，共270人。梁漱溟开创了下乡实习的教学方法，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撰写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梁漱溟本人负责的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大多留院和他并肩战斗。乡村建设研究院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基层地方组织。梁漱溟试图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转化为先生和学生。梁漱溟认为，教育始终是被忽视或者被政治所操纵的。但是在一个好的社会即由教育主导的社会的话，社会就可以不必有革命。在邹平，他把县政府改为学校。乡学和村学起着教育和行政双重作用，学校的教师和那些校董既是村里的领导人，又是学校的领导人。

研究所的主要职责，一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的乡村建设方案”；二是“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山东乡村建设研究所在1932年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梁漱溟兼任主任，他安排学院的先生们到各县巡回讲学，并为各县的乡村学校编写教材。《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和《中华民族的故事》等教材都被认为是近代中国首批成熟的乡村教材。 

1933年春，邹平、菏泽被划定为实验区，实验区隶属于研究所。邹平实验区主要进行了县政改革，在各村成立乡学、村学；推行乡村教育，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合作组织；进行农业改良，推广各种合作社；开展乡村自卫；开展文化卫生建设，建立研究所卫生院。邹平的乡建实验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到1934年，来邹平参观的国内外团体就有71个。1934年4月，山东乡建研究所在菏泽设立分院，用以指导乡建实验。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应该是单纯的学院：他在院内开办了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所学院虽然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但从成立到1936年关闭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它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技术、经济改进，政治方面主要是建立自治组织，文化方面主要是普及教育，实行全民教育。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实验，为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这种力行，使得梁漱溟与一般人以为不可接触的军阀来往，甚至对其有同情之论。他很早就认识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韩后来被蒋介石拉拢，担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梁漱溟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实验，韩复榘为他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了诸多方便。梁漱溟谈及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在艾恺与梁漱溟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

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在忙于乡村建设运动时，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也同样可圈可点。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

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很重视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做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做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 ”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梁漱溟谆谆告诫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这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不趋时媚时。因此，他的两个儿子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受太多的磨难。

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

不管是自觉还是无意识，乡村办学的经验为梁漱溟累积了政治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选为最高国防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进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他于1938年赴延安访问了毛泽东主席，后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创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定”，致使国家濒临全面内战，梁漱溟再度走上政治前台，参与国共和谈。第二年的双十节，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劝说他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乘夜车他从上海返回南京，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对自己在抗战和内战时的作为，如此评述：“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1946年年末，眼见内战扩大、和谈无望，他即毅然辞去民盟秘书长之职，转而从事讲学与著述。他的行迹为美国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了解后，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表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这无疑和同时代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运动背道而驰。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50年1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漱溟拒绝后，毛泽东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和毛泽东关系融洽。

事实上，梁漱溟之前就和毛泽东有不解之缘。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 8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他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欣赏：“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但是当他们谈到打败日本后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产生质的分歧。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艾恺把两人的对比描述为马克思和孔夫子。梁漱溟说：“在哪个问题上不合呢？就是对老中国如何认识上彼此不合，他就喜欢谈阶级斗争，无论在延安还是北京，他总是要谈阶级斗争，我就不同意他这一点。 ”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梁漱溟认为：“过去中国将近 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还说他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匆匆结束。毛泽东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从那一刻起，梁漱溟深居简出，他的思考方向从国家问题回归到了人生问题。梁培宽认为，父亲的政治生涯不算成功，但他也不以为意。真正让梁老受到伤害的是，“文革”期间，父亲梁济的纪念碑被红卫兵捣毁。“文革”中，梁漱溟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没有丝毫气馁，仍自尊自重。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两人逛北海公园，梁漱溟说起他即将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失去傲骨：“很多朋友都和他不再往来了，不过他仍然专心写书。但1968年的时候，连书的手稿都被抢走了。”梁漱溟事后连续上书党中央，表示“如不发还书稿，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终于成功取回被抢走的书稿。整个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梁漱溟都苦中作乐，他勤练太极，开始钻研东西方医学的不同，日子清贫却充实。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泽东的。他敢于就事直言，“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就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流行骂毛，批毛或否定毛泽东时，不少人希望听到梁漱溟的批评，90岁高龄的梁漱溟却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话让很多人失望，但失望者很少想过，这是一个世纪长者的直言。如果真正的知识来自人生社会的总结，真正的见地来自历史发展的至痛经验，而非一时的感情、好恶以及书本上的学理或名相，那么对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梁先生的态度可能仍值得我们尊重，甚至是我们思考的基础或起点。 

1973年底，国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遭到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因为对儒家思想的保护和坚守，美国人艾恺将梁漱溟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位儒家”。 

1988年 6月 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 ”

（本文内容提供者：余世存、钱喻、胡尧熙、梁培恕、梁培宽、林毓生）

10 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 ……陈寅恪上课前总是郑重地换上长衫。为人79年，为师33年，即使在战乱中流离、失明，他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垂范后世。 

生平：（1890~1969）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师承： 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等。

高徒：刘节、蒋天枢、季羡林、胡守为、刘适等。

核心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教育实绩：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历史、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发展了历史考据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名家。

陈先生的学问，近 300年来一人而已！ 

——傅斯年

学生都来了，助手黄萱摇了摇铃。

陈寅恪忙起身离开书桌，换好长衫，拄着拐杖走到西面的大阳台，摸索着坐到黑板旁的藤椅上，准备上课。 

1953年~1958年，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这是陈寅恪一生最后的课堂。 

2012年3月，他为学生上课时的形象化身一座铜像，凝固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北侧的草地上。面部表情是女儿们在 6个方案里选的，说是倔强地抿着嘴的样子最像父亲。

在陈寅恪铜像揭幕仪式上，他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表现得很“古怪”。陈美延说：“我们仅仅代表陈寅恪的后人以及亲属对大家致谢，我不敢也不能代表我的父亲和母亲向大家致谢。 ”据说江西修水县要建“五杰广场”（指陈宝箴、陈三立、陈恒恪、陈寅恪和陈封怀），她们也写信反对。受父母的养育和教育，三个女儿不重虚名浮利。

教授中的教授

就在陈寅恪9岁的这年，戊戌变法失败，做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还有父亲陈三立都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在 13岁时，陈寅恪和哥哥被送去了日本，因为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 

1909年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此后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于1914年回国。4年后，他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8种外语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他的游学精神曾让傅斯年大开眼界，因为他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却对学习丝毫不松懈。傅斯年到欧洲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后，感慨说，大部分留学生都是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若干年后，傅斯年更是高度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 300年来一人而已！”

当年，陈寅恪注册的是印度学系。关于他在德国留学的资料很少，原因主要在于一些课程他都没有要学分，只是跑去听课做笔记。所以他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曾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

按现在的话说，陈寅恪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富三代，但他却没有今天同样出身者的那些坏习气，既不喜欢奢侈享乐，也不追求香车美女。在国外留学时，他总是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很远的路，以致微跛，还曾让初次约会的唐筼心里犯嘀咕。

据《吴宓日记》记述，1919年在哈佛读书时，未婚的陈寅恪曾对吴宓和梅光迪谈起他的“爱情五等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第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陈寅恪自称所享的是第四等爱情，37岁才娶媳妇的他对吴宓说：“我辈讨老婆不如别人，没什么丢人，学问不如人，这个才丢人。”当然，这是玩笑话。陈寅恪与妻子唐筼一生感情甚笃，在他一生中所有颠沛艰难的时日里，妻子一直守护着他。 

1926年，陈寅恪，一个36岁、既没有文凭又不出名的学者被请到清华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但很快师生们惊叹于他的博学。课堂上他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课余他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们讲述得一清二楚。当时的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四大导师坐镇：第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第三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这个既无学位也无著作的陈寅恪。

清华学堂是建校初期首批建筑之一。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此设立，陈寅恪作为“四大导师”之一，曾在这里给学生们上课。（图 /常青）

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陈寅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 

44岁那年，不修边幅的他已经被清华大学的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也难怪，那时他总是这样出现在教室前的过道上：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①

调侃归调侃，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知道陈寅恪的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授课时，教授们也常来听课，教授之间有不同见解，也常常要求教于他，于是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

另一位学生蓝文征说：“陈先生讲演……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部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

每逢周末，陈寅恪一家便乘校车进城与家人团聚，星期日下午仍乘校车回清华园。

“返程的校车从东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过来，经西城站点时已是乘客满座，我们由西城上车后，总有青年学生起身让座，那时候尊敬师长蔚然成风，至今仍有印象。”多年后，女儿们在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中写道。

“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 ”

在清华园，陈寅恪每次上课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 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在课堂上信手拈来，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陈寅恪旧日清华学生梁嘉彬曾在《陈寅恪师二三事》一文中评价陈先生讲课“创见极多，全非复本”。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都是大家。 

1932年夏天，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十分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一副对子。这个对子的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

清华照澜院，陈寅恪1926年~1933年曾在此居住。他当时与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常与他们“晤谈对弈，切磋琢磨”，而他的邻居就是赵元任夫妇。（图 /常青）

他讲得很清楚，你会对对子，你就掌握了中国文字的特性。平仄相对，意思相对，这是一个很好训练中国语文的方式。而大家都认为这是封建旧学，当时就被人骂。但陈寅恪自有一番深意。

不久，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即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有很多因素，但最大的因素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危难有关。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 ·二八”事变中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5天后，陈三立去世。

在为父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独自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这时他的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最终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需要相当长时间休养，但他为了尽快离开北平，选择了不做手术。他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陈寅恪一家踏上了流亡之路。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藏书寄往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批书，便又随清华大学匆匆南迁云南。后来，当书到长沙，竟全部在战争的大火中被焚毁，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与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

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经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

据女儿回忆当时：“他写了一段，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

陈先生也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女儿还回忆说：“父亲用眼过度，视力日益减退。母亲很着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父亲增加营养。于是托人买来一只怀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后，母亲学着挤羊奶，给父亲饮用……”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但陈寅恪不为所动，而是留在国内尽一个中国学者的本分。面对这一极具荣誉感的礼聘，他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机会赴英医治，才答应就聘。不料欧洲战火突起，终未成行。

自1937年之后的9年，陈寅恪辗转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乱时期，即使无比的穷苦，他的先生风范依然使学生如坐白鹿洞中，受益良多。

在此期间，陈寅恪的穷苦不仅困扰了自己，也给亲人们带来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他平日食量极小，主食只吃一两片面包，副食只吃一两片瘦肉。生病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Ｂ来补充营养。当时打一针的费用高昂，维生素Ｂ价格更是不菲，而且不易购得。夫人唐筼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费尽心力，尽力支撑。

在香港时，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对他还算客气。后来日军军部行文香港占领军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唐筼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日军的面粉。日本人甚至用官职以及金钱利诱，然而陈寅恪虽生活艰难，但宁可以典当衣物过活也拒不接受。友人曾在日记中记载：“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

抗战期间，陈寅恪只身赴西南联大任教，将妻儿留在香港自寻生路，更为凄惨。以至于现今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著作，就用了父母“也同欢乐也同愁”作为书名。

这种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有一次邓广铭去看陈寅恪，陈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书稿，我不死。

陈的弟子蒋天枢与蓝孟博听到老师陈寅恪的消息后，约同往谒。蓝孟博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虽然稍有好转，只是能在床上倚靠着被子坐起来。陈寅恪看到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这样让人心酸的事例子太多了：为了买煤，陈寅恪不得不在胡适等人的关心下，卖了自己的藏书换钱；到了除夕，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米饭”，陈寅恪欣慰的笑颜似乎尤其悲怆…… 

1944年寒假一过，陈寅恪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授课，他身着长衫，脚登布鞋，腋下依旧夹着双层布包袱皮裹着的线装书前去教室。

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的博闻强识曾写道：“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

陈寅恪的学生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说：“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 ”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在存仁医院住院期间，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值班照顾，让陈寅恪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探望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 ”

眼睛瞎了，可以想象对他是怎样的一种毁灭！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又归于宁静。

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新林院53号。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为了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清华大学给他配了三个助手。他们都是陈寅恪当年的弟子。其中，王永兴负责跟授课有关的工作，汪篯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庆华则负责外语部分。早上王永兴先到，下课后离去；接着陈庆华来工作，为陈寅恪读些外文文章，吃过午餐后离开；下午汪篯陪他散步，同时讨论学术问题。

此外，陈寅恪还是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隔两天下午就来一趟，另外两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王忠和艾天秩也会上门求教，当时已有名气的周一良也会经常来听课，课后就为他译读日文杂志和论文。

他最喜欢汪篯，原因也很简单：汪篯的数学特别好。陈寅恪非常注重数学，他曾这样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

在游学年代，陈寅恪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使得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也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

1946年11月，陈寅恪开始授课，学校为了方便他，干脆把课堂设在他家中最西边狭长的大房间内，陈寅恪就坐在教室正面的一张椅子上讲授《元白诗笺证》，每次讲两个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这个教室只能容纳20多位学生，听课的有历史系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等。此时的陈寅恪体弱不能板书，只能由助手王永兴帮忙把引文、关键词和学生听不清的字句等写在黑板上。1948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任教，这才有了后面 20年的故事。

目光如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寅恪60岁，他双目失明已经整整5年。他的许多老朋友纷纷邀请他去台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广州。

陈寅恪手稿。（图 /新周刊图片库）

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很美，树草四季常青，虽然陈先生看不清楚。

陈寅恪故居，可能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了。草地和树木将来往行人远远隔开，要想走进来，必须经过那条狭长灰白的“陈寅恪小道”。 

1962年，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为他修这条小路的时候，陈寅恪的眼睛还能分辨晴天与阴天。

故居二楼的西面有个大阳台，便是陈寅恪当年授课的教室。学生的椅子是扶手上带小桌板的，密密排了十几把。墙上挂着小黑板，旁边放着先生的藤椅，陈寅恪上课时就和学生面对面坐着。 

1953年 ~1958年，这里是陈寅恪最后的课堂。

当时他每周上两次课，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安排在上午，因此设在西面的阳台，避荫又凉快。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摇铃，穿着长衫、戴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这些内容本是他 30年来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

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

陈寅恪是典型的说到做到的人，这让他累，也让他了不起。

跟以往在清华、北大和燕大一样，陈寅恪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

以前他上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闭目良久。但自眼睛瞎了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像原来那样讲课。从此，他总是睁大眼睛望着前方，就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他晚年的那些照片——目光如炬。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53年，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起因是他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

《再生缘》问世后被改编成戏剧《孟丽君》，从而家喻户晓。在病中，陈寅恪用口述的方式撰写了《论再生缘》。他有感而发，曾经说：《再生缘》作者陈端生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

想的束缚。他甚至还说，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正当沉浸在自己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中科院拟请自己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许多京城好友都希望他由此北上，但陈先生却拒绝了。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 1953年 11月 21日的晚上。刚开始他们谈得很好，没过多久便谈崩了。陈寅恪怒斥汪篯：“你不是我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汪篯也只能顺应。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为我们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均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此文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

他所提到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在这篇写于1929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陈先生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也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

先生认为，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误，完全可以商讨争论。但若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无法发扬真理，研究学术。

王国维墓及陈寅恪纪念文。（图 /常青）

那时，当许多知名学者表示与“旧我”决裂时，陈寅恪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最终他没有北上。而他那些“顺应时代”的昔日弟子，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里，始终没有批过自己的老师。 

1911年，陈寅恪就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文，是那时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比后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早了整整 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做永恒，如日月之光。

在陈寅恪晚年，如同他这样思想和学问都很高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自从36岁进入清华国学院，陈寅恪一生的职业是教授，他极其敬业，对人总自称“教书匠”。但这时，他成了“拔白旗”的对象，被以政治的理由“下岗”了。

陈寅恪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请辞不愿再授课，是因为1958年4月的大字报洪峰，有人将他批为假权威、朽骨和毒瘤。

陈寅恪不再授课。也曾有人劝他复课，他却这样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 ”

生命之托 

1958年，《答北大师生的公开信》发表，其中号召“史学革命”，陈寅恪成为首要的“革命对象”。

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全国高校的历史系人人揭批陈寅恪，一些激进的师生日以继夜发誓 7天超过这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写出一部中国通史。这一场巨波狂澜随后就成了政治的学术的泡沫。

陈寅恪唯有专力著述。他浸润在他构筑的融入生命的学术世界中。

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教，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 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 

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和吴宓见了最后一面。吴宓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

吴宓到来时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先生仍然端坐等待着。

对于这位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

在这次会面中，陈寅恪透露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大书，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对于陈寅恪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用85万字来写一个名妓，很多人十分不解，而陈寅恪却用大手笔写出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一个青楼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就想把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这层意思，通过这部著作写出来。 

1964年，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写作期间，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花了先生整整 10年的时间。

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浓缩了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但是，陈寅恪并没有完成他可以完成的工作，这个天才的史家最终没有拿出他一部中古史的总结，也没有完成一部陈寅恪的通史。他晚年也说，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所期待，也不是别人所期待他的。

在《柳如是别传》这部巨著完成那年，陈寅恪75岁。就在生日前夕，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通信不断，撰写《柳如是别传》所需的很多材料，都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并认真查阅后寄过来的。

蒋天枢的这次探访，对已经年迈的先生是个巨大的慰藉。陈寅恪郑重地请这位弟子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这是一个“生命之托”。 

18年后，蒋天枢完成了这部《陈寅恪文集》。这一年，蒋天枢整整80岁。这位复旦大学的名教授，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

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文集的时候，送给蒋天枢1000元人民币，大概相当于他当时三个月的工资。但蒋天枢先生把这个钱全都退回去了，他说：学生给老师整理著作是不应该拿钱的。

这时，陈寅恪先生已去世 12年。

留赠来者

由于在一次洗澡时不慎摔跤骨折，陈寅恪生命中最后的 7年，大部分时间不能站立。 

1966年“文革”爆发。先生的家被抄，助手黄萱和护士被赶走，高音喇叭每日在床头吼叫，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妻子唐筼饱受拳脚之苦，就连瘫在床上的先生本人，也差点被用箩筐抬到会场批斗。

据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本来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要真如此，肯定就活着回不来了。但是后来那些人却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刘节代先生去挨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

如此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896年春天，7岁的陈寅恪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他站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手握一枝桃花。当年照相是稀罕事，小陈寅恪怕长大后认不出哪个小孩是自己，便握住桃花作为标记。这是他生命的初刻。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在不断流泪。就这样，在嘈杂中静静地走完了他辉煌的生命历程。先生临行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吃尽苦头，既来自病痛伤残的折磨，也来自政治运动的煎熬。这些伤害了他的肉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却于灵魂无损。他总是通过在心中默诵诗词句子来抵抗疯狂和无知的打扰。书看完了，全在心里。

陈寅恪身后，所有著作依他的意愿一字不改，并保持以繁体竖排出版，“留赠来者”。

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先生当如是。

（本文内容提供者：王韧、余世存、孙琳琳、张国刚、陈美延、汪荣祖、陈飞荣、葛兆光、黄延复、范景中、章培恒）

① 1934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

后记一 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所谓先生，是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后记一『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坐在公司楼下一家小湘菜馆二楼，邓康延还没倒过时差来。前一天他刚从美国捧了个奖回到深圳：他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发现少校》在第 45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雷米”金奖。

不过，他正说得情绪激动的，不是远征军，而是民国先生。

“胡适当年也被人骂，当学生去游行、放火、跟军警对峙时，他觉得这样代价太大，他认为对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做学问，整个社会应该各司其职。胡适不是推诿责任，也并非不思变革，他只是觉得应该更理性。他告诫过学生：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邓康延任制片人的10集纪录片《先生》酝酿近10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了几十人，组成了 4个团队，采访了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现在，攥在邓康延手中的先生名单还有四五十人，他接下来准备拍第二辑，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蒋梦麟都是候选对象，另外还有一个相对应的题材“民国名媛”，这是他的一位才过世的好友姜威临终前给他留下的大纲。他说，先生，名媛，我们找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也在找我们。

“我们能对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言谈间邓康延举起酒杯来——“这一杯，敬先生们！”对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以致红了眼眶：“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

邓康延1991年第一次涉足电视时，还是西安煤科分院地质工程师。应陕西电视台王渭林导演之邀，撰稿专题片《太白音画》。两人在太白山顶六月积雪的客栈通铺上，商议了许多提起就兴奋的选题。此后他到《深圳青年》和《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在著述《老课本新阅读》，解读民国国语教科书时，当年涉及的《先生》选题又浮上心头。

“先后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的6年间，我多次去云南，有一次在腾冲的古玉市场，我想找些民国杂志，却意外搜罗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 ”

这次与民国童年的邂逅，成为出版《老课本新阅读》和拍摄《先生》的契机：“老课本质朴明亮，读着温馨，又有些忧伤。字词既熟悉又陌生，隔离60年，语境已大不同了。民国的教育是有理念有方法的，教育家说话是顶用的。战时教育平时看，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削减教育经费，还有所增加，计划到战后还要建设新中国。那些年，前方战士死拼，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用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先生’就凸显出来了。 ”

邓康延电脑里第一篇有关先生的策划方案，是2003年与老友王渭林沟通的“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大结局”，当时第一辑的人选有：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傅雷、老舍、茅盾、曹禺、陈寅恪、胡适、林语堂等。最终成片的《先生》中，只有胡适、陈寅恪被保留下来了。“确定这个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还是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这10位先生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两方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彼此间仍能以君子之风互重。在邓康延看来，先生之间的和而不同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喧闹声。 ”

未入选第一辑《先生》名单的先生中，陈丹青力荐的鲁迅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邓康延曾以一条微博解释：“两拨聚会的朋友对第一批10位先生有无鲁迅争执不下。一派称其骨头硬，文字利，大先生；另一派称他逮谁骂谁，很多错骂，不知检省，被人利用。我倒觉其不失个性，确属先生，但若入第二批十人与其弟同上或更好？”

邓康延先找来一批熟悉先生们的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开拍前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主动请缨参与，于是，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就分别托付给他们；陈寅恪一集则由纪录片大家王韧主导，另六集由前凤凰编导钱喻任总编导，带领深圳越众影视的刘硕勤等编导共同完成。风格各自不同，整体有所统筹。跟拍“安徽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验艺术家欧宁，重走晏阳初之路；安排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朗读竺可桢日记；组织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的学生探讨教育理想国；请南山育才学校的学生讨论国家国民及爱国……

“高小龙去胡适家乡绩溪上庄三次，还去了台湾，共拍出100多小时，最终剪到30分钟。我们实在舍不得，又做了100多分钟的版本，期盼能进院线。”后一个版本还出现了高小龙设计的胡适：他从北京找来一个人，化妆后走进校园，营造“胡适归来”的戏剧化一幕；而高群书力荐的导演马莉所拍的张伯苓，也是不忍割舍地又剪出个80分钟版，让毕业于南开的学子看后呜咽。

民国先生的群像究竟是怎样？邓康延这样要求海报设计师：“找一个先生的背影，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着远方。”这是为配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他还采纳了朋友张冠生的建议，用范仲淹先生的诗作为片尾注脚，并请台湾张大春先生题了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无论拍哪位先生，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走他走过的路，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等等。影像中包括老镜头、原场景、人物访谈、情景回放、动画穿插等等，多种光源聚焦于贴近群众又卓尔不群的人物。他是温和慈祥的，独撑一方天的。随着时间推移，越看出他的高大来。”邓康延说，但重走先生之路，不乏失落与伤感。

拍摄梅贻琦一集时，先北京清华再到新竹清华，正值北京清华百年校庆，人山人海，独缺老校长梅贻琦的历史席位。“我们去联系采访台湾新竹清华的陈校长，对方很快就回复了具体的采访时间；去北京清华，别说采访校长，就是进清华园拍摄，都需要层层介绍信。这就是区别或者说级别？梅贻琦先生自称是跑龙套的，他器重大师，以‘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抗衡政府的行政干涉。他赴台办大学也拒绝大干快上，先办原子科学研究所再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如今新竹清华规模远小于北京清华，而世界排名远高于后者。 ”

“胡适夫妇墓地旁立着两个儿子的墓碑，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受父连累，登报批父也未能免自杀后尸骨无存的劫运，只留空墓。胡适墓碑上题写着蒋介石的字‘智德兼隆’，胡适去世时，蒋介石赠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有明暗指责，但是又惺惺相惜。 ”

邓康延珍藏着台北胡适纪念馆潘馆长赠送的书签，印有胡适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既朴实，又浪漫——先生温润如玉。 

“2010年春节，我们深圳一帮人去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找资料。20多天里，我身上只带了一本胡适的自传。刚好在 100年前，他留学在美国，读他那时的文字和心绪，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邓康延找到一部美国人于抗战前夕拍的纪录片《现代中国》（Modern China），里面有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在国内未曝光的影像。这些珍贵镜头都被剪进纪录片里，虽只有几十秒，但先生们儒雅淡泊的神情意态，栩栩如生。

“先生们有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 ” 

(文 /丁晓洁 ) 

后记二  我看十大先生

师，要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最后，先生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向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衙，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口述 /邓康延采访 /丁晓洁）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内的插图。（图 /邓康延提供）

后记三 “大先生”固然奉献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小先生』在穷乡僻壤作启蒙，没有胡适、晏阳初、陶行知那样影响深远，但起码能改变一个或几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命运。

《新周刊》：在你看来，“先生风范”指的是什么？

邓康延：这些先生是学业的长者、做人的榜样，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人。先生不是为了表率才去做表率，而是经过晚清民初历练之后，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荟萃了东西方的知识学养和科学文明。这种气场，用中国传统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

《新周刊》：“先生”这个词背后，代表着怎样一种教育理念？

邓康延：梅贻琦先生说过，先生就是一个王帽，看着风光喧闹，主唱的还是那些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艰难仍能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生。不论是梅贻琦还是胡适、张伯苓，面对违背了教育规律的事，跟蒋介石都能争执。他们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又不为名利缰索。

我觉得那一辈人心无旁骛、天高云淡，既有中华“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又受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熏陶。他们也焦虑，但为创新途，即便被骂，也能忍辱负重。

每当暗夜读先生，总有一种崇敬悲凉感——后人可能再也达不到他们那样的境界了。在先生身上，博爱悲悯、人性理性，像镜子一样比照着世间的丑恶。万事先做人，高人万世仰。

《新周刊》：不仅在教育理念上，先生们的生活态度，也充满了趣味。

邓康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为胡适做“口述历史”时，每次请他吃饭，他都要换一家店，为保持一种尊严，不想让别人看到每次都是年轻人掏钱埋单。胡适满腹经纶，又能平和幽默地面向世俗，想想真是可爱。胡适、梅贻琦、陈寅恪、陶行知、晏阳初等，都曾经历过拮据困顿，但正像那句诗一样，“贫穷而能听到风声也是好的”。自然的风掠过皮肤，是天、地和人的相互感知。

其实当年胡适和鲁迅在大学教书的工资是很高的，让他们有足够的生活尊严和职业自豪，足以养家糊口，请人打理闲杂事宜，他们专心于学问。还有，大学为什么要做这么漂亮？我在微博里转发了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国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美丽的大学孕育可爱的文明，顺理成章。

《新周刊》：陈丹青曾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你如何看？

邓康延：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时曾说过：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就说什么时代的话。引申出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他们离我们越行越远。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复原。但我们也明白，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时代，可有人怀有理想。不仅仅是先生，普通的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

《新周刊》：在“先生们”很辉煌的时代，也有很多很出名的“学生们”，能谈谈“学生们”吗？

邓康延：好的学生当然要懂得东方文化的礼仪：温和、上进、纯净、尊师、感恩……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们是和先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自尊自强地汲取知识。

那个时期的先生和学生，经历了清朝帝制一朝毁灭。民国初生，百废待兴，生机勃发。好的先生和学生，是互相能汲取能量的，在文理上作出奉献。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又是许多学生的先生。师承有爱，自然历久弥新。 

1966年，革委会通知要抬陈寅恪去批斗，家属很怕已骨折卧床的先生抬出去就很难活着回来。后来没来人揪斗，事后知道，陈寅恪的早年清华弟子、当时中大历史系的教授刘节代先生去了。造反派殴打刘节，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

《新周刊》：昨天的“先生”，今天的“老师”，这其中的差别是什么？

邓康延：先生、老师、师傅、哥们儿、同志、小姐、小妹……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称呼变来变去，反反复复，过去陌生人都叫“师傅”，现在是见谁都称“老师”，过去把年轻的女孩子叫“小姐”，现在不敢乱叫了，称大姐或小妹，更流行叫美女、帅哥，称呼的变化意味深长了。

在中国“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里，“礼”在门口立着。你看民国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大多是先生穿着长袍站在校门口，学生敬礼鞠躬，先生还礼，这是最基本的文明。

执教的先生何止几十万，鲜有的大先生风骨卓然。我认为，“大先生”固然奉献更大，一些俯身乡村教育的“小先生”，也一样光荣伟大。他们在穷乡僻壤作启蒙，没有胡适、晏阳初、陶行知那样影响深远，但起码能改变一个或几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命运。

《新周刊》：你如何评价你们这些深受“先生”精神影响的人，包括和你一起做片子的这些人？

邓康延：高小龙拍胡适，百多小时素材实在不忍割爱，就有了120分钟的长版；马莉拍张伯苓也是拍出个 80多分钟的长版；钱喻带的团队穿行大半个中国先调研再实拍，有受访者看是一个民间小公司，不大想受访，一位老先生劝他说，他们是少有的拍摄前先调研沟通的团队。钱喻后来感慨道，原来只觉得我们的片名好，越深拍越被先生感动，好像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最后一集“陈寅恪”因故耽搁，找到王韧导演救急，他一边忙着照料病重的朱维铮先生，一边帮我们赶片。朱先生也在我们拍马相伯先生时带病接受采访，他也是替马先生讲述。此外，为了更立体地表现先生，导演找出各种新的线索，让学生讨论，跟拍追随者的活动，日记朗读，动漫穿插……我们拍先生，其实也是我们在上课。令人忧伤的是，我们能看到先生，先生看不到我们。

描写清末私塾学堂的版画。（图 /Corbis）

附录一   “先生”小事记 

1948年，丰子恺至厦门南普陀寺后山凭吊弘一法师住地，画了一幅画，上题：“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章太炎22岁时拜俞樾为师。俞樾对章太炎提倡排满、主张革命不满，在章太炎前来探望时称其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太炎反唇相讥，写《谢本师》一文，从此自立门户。

章太炎是黄侃的老师，因他们都极孤傲，被称为“一对疯子”。1907年秋，两人都在东京，章太炎听说黄侃要回国侍奉母亲，便劝他找一位好老师，并推荐了几个人选。黄侃不置可否，章太炎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立即给章太炎叩头，拜他为师。

张勋复辟，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有人担心他们的师生情谊会受到影响，梁启超回答：“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康有为大怒，骂他“梁贼启超”。 

1919年5月3日，五四运动前一天，北大“新青年”领袖罗家伦给校方写了一封信，控诉教英诗的辜鸿铭“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 ”，“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后来罗家伦8月将此信正式递交校方，辜鸿铭因此去职。 

1923年年底，鲁迅应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任教。第一次上课时，他因为形象猥琐遭到女学生的哄笑。 

1967年周作人病逝时，梁实秋撰文回忆1922年周作人应邀到清华演讲的情形：“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 ”

梁启超弟子、明清史学者谢国桢回忆1927年从梁氏问学：“桢与思达等坐而谈。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 ”

“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学生究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60分、61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40人，最后一个就得100分。40人以上呢？重新从60分开始。 ”《文汇报》原总编辑和主笔徐铸成说。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他总是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马寅初讲到激动时，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辞密集，“唾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一把雨伞。 ”

费孝通与潘光旦亦师亦友，比邻而居近20年。费孝通把学识渊博的潘光旦当做“活字典”用，有问题懒于查书，就去问潘光旦。潘光旦去世后，费孝通说：“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的寸步难行。 ”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写道：“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1929年钱锺书入读清华外文系。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 “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抗战时北大迁至衡山，西语系无书无教材，王佐良回忆说：“燕卜荪一言不发，坐在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凭记忆全文打出。他的打字机继续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赫胥黎的《论舒适》等文章供给我们。 ”“后来我每遇到困难，一想起这事，就觉得没什么可抱怨了。 ” 1948年，丰子恺至厦门南普陀寺后山凭吊弘一法师住地，画了一幅画，上题：“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特意邀请自己在私塾读书时的教师毛禹珠一起用餐，席间热情为老师敬酒。毛禹珠感慨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回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文 /谭山山、常远）

乾隆年间一幅描写孔子讲学的绘画。（图 /Getty/CFP）

附录二 “先生”考

“先生”本来是个词组，是出生在前的意思。出生在前者，自然年岁较长，经历较多，知识较广，所以“先生”就用来指年长又有知识的人了。

“先生，早！”这是民国年间学生早晨见到老师时的问安语，现在则是说，“老师，早！”

教育者称为“师”，是古今通语；称为“先生”，也出现很早。《太平御览》卷404引三国时吴国韦昭的《辩名》说：“古者称师曰先生。”《礼记》中就多次出现“先生”的字样，而且规定了学生和先生相处的礼节。

《礼记 ·曲礼上》说：“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

郑玄注：“先生，老人教学者。”这几句话是讲：学生跟从老师走，就不好横越道路去跟别人说话，表明此时唯一尊敬的是老师。在路上遇到老师，就要赶紧走上前去，恭敬地正立拱手，因为老师可能对自己有所教导或有所使唤。这时，如果老师和学生说话，学生就回答；不和学生说话，学生就赶紧退下，因为老师可能不想和学生同行。学生如果与老师同席而坐（古人席地而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同篇说：“将即席，容毋怍，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意思是学生将就坐，不要有惭愧拘谨的脸色，两手提起下裳，让裳的下摆离地一尺（那时一尺大约只有 23厘米），但衣裳不要掀动，脚步不要急促。如果老师的书简和琴瑟挡住自己的路，就跪坐下来将它们移开，不可以从上面跨过去。如果是一般的座谈，就尽量靠后些；如果是设了酒食的，就尽量靠前些，目的是遮挡一些食物的玷污。坐着要安稳，脸色要庄敬。长辈没提到的，不要牵扯。表情要端庄，听言要恭敬。发言时不要将别人的说法当做自己的说法，不要随声附和别人的说法。必须取则古代，称道先王。该篇还说：“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陪老师坐的时候，老师问事，要等老师说完毕再回答，不要打乱老师的思路。请教问题，一定要起立，提起下裳向前再请教。想请老师进一步说明，也要有同样的动作。父亲和老师召唤的时候，都不能答“诺”，只能答“唯”，同时起立。因为作为应答之词，“唯”比“诺”更为恭敬。《礼记》中还有不少学生和老师相处之礼，这里就不再详说了。 

“先生”本来是个词组，是出生在前的意思。出生最前的，就是头生。《诗·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说的是周的始祖后稷在其母姜腹中足月，头生很是顺利，就如羊羔出生那样顺利。出生在前者，自然年岁较长，经历较多，知识较广，所以“先生”就用来指年长又有知识的人了。《孟子·告子下》：“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这里的“先生”就是这个含义。赵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这时，“先生”已经成为一个词了。有知识的长辈，自然就可以成为学生的老师。

但孔子的学生却从不称他为“先生”。《论语》中“先生”仅出现两次，都不是用来称老师的。其中一次常为人引用的是《为政》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这两句，可以戏说为有事则弟子们去尽力，有酒食则给老师享用。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在讨论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叫做孝。这里弟子指的是后生，先生指的是长辈。三国时魏国何晏《集解》引马融说：“先生，谓父兄。”是对的。另一处是《宪问》的“见其（童子）先生並行也”，先生指的还是长辈。《论语》中称老师，用的是“子”字。所谓“子曰”，就是“先生说”。

宋朝魏了翁《仪礼要义》卷三《士冠礼三》“吾子，相亲之美称”条说：“云子男子之美称者，古者称师曰子。又《公羊传》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子者男子之美称也。 ”

称教书者为“老师”，在历史上出现甚晚。虽然《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有“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样的话，但这里的“老师”是年老辈尊学殖深厚足以传人的意思。“老师”和“宿儒”是同样的结构，“老”和“宿”都是修饰成分。不像今天的“老师”的“老”仅仅是个词缀而已。到了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这里的老师也仍然是指年高学深之师，不是今天的含义。明代严嵩以后，门生称座主（主考官或总裁官）为“老师”，王世贞就非常感叹世风之不古。他在所撰《觚不觚录》中说：“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门生称座主，亦不过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严嵩的号）当国，而谀者称老翁，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余自丙辰再入朝，则三品以上庶僚多称之曰老翁。又有无故而称老师者，今不可胜纪矣。”①《明文海》卷168沈懋学《复王龙溪先生》书，四次称其师（王龙溪是王阳明的弟子）为“老师”，如：“药石之言，不肖谨终身铭勒；而不肖所陈狂瞽之见，亦愿老师俯听曲从，以全善类。”是极尊其师之语。但这类用法，无疑已开学生称先生为“老师”之端。从极尊之用，逐步泛化，“老”字便慢慢成为词缀了。但是，“老师”之“老”完全成为词缀，恐怕还是晚近的事。我们看看日本语中，“老（ろぅし）”仅有二义，一是老教师，二是老和尚 ②，称老师用的是“先生（せんせぃ）”这个词，便可知此言不虚。

1941年，老私塾先生。（图 /Getty/CFP）

古人对教育的理想，是传道和授业。这里，传道是第一位的。因此，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也就是老师不仅要有高人的智慧，还必须有可以让人学习的德行。我们设想一下，一个趋炎附势的老师对学生讲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其滑稽可笑的程度，恐怕仅次于贪官而大讲廉政吧。这种教育又要求学生之所以从师，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和技术好找工作，而是为了全面提升自己。但是，为谋口腹而求学的现象早就有了，《荀子·劝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所谓“君子之学”、“为己之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学习来形成思想、养成人格，并见之行动，其行为可以成为楷模。所谓“小人之学”、“为人之学”，就是将学到的东西用来武装嘴巴和双手，用来换口饭吃。现在的学习，主要是为了获得对客观世界的了解，也就是求真，这和上面的两种情况都不同。但是，在用学识来谋生这一点上，倒是和所谓“为人之学”比较接近的。若起荀子于地下，恐怕免不了要受其挞伐。社会在变化，从荀子时代单纯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作为一个社会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不知要比荀子时代繁杂多少倍，学习上的这种改变，乃势所必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人文教育的缺乏，人格养成的忽视，实在也给受教育者带来损害。所以，提一点“为己之学”，传授一点人类发展之“道”，还是很有必要的。抗战时期，马一浮先生在四川办复性书院，就是想重新举起不为实际利益只为提升自己而学习的旗帜。他在己卯年（1939年）5月24日致熊十力信中说：“未闻先儒讲学，其弟子有比于进士出身者……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书院宗旨本为谋道，不为谋食。若必悬一出路以为之招，则其来时已志趣卑陋，所向既乖，安望其能有造诣邪？君子之道出处语默一也。弟非欲教人作枯僧高士，但欲使先立乎其大者。必须将利欲染污习气净除一番，方可还其廓然虚明之体。若入手便夹杂，非所以示教之方也。今时人痛病，只是习于陋，安于小，欲使决去凡近，所谓以此清波，濯彼秽心，知天下复有胜远，令心术正大，见处不谬，则有体不患无用，然后出而涉世，庶几有以自立，不致随波逐流，与之俱靡。只养得此一段意味，亦不孤负伊一生。不能煦煦孑孑为伊儿女作活计也。”这一段话，就是针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西洋学位制度的弊端而言，特别是后者，真有振聋发聩之用，值得深思。陈寅恪、钱锺书等先生，留学西洋，而弃学位如敝屣，良有以也。但是，湛翁悬鹄太高，在社会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要求学生谋道不谋食，实在太勉为其难，其办学之难以为继，亦所必然。，

古代学子担囊负笈、游学寻师，颇历艰辛，见了老师，自然免不了抠衣摄齐这一套礼节，希望能够登堂入室。“程门立雪”的典故，便见古人的敬师笃学。《宋史》卷428《道学传二·杨时》说：杨时（号龟山）于熙宁九年中进士后，听说程颢与弟程颐讲孔孟之学轰动河洛，便官也不做，去颍昌拜程颢为师。师徒相得甚欢，“其归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4年后，程颢卒，杨时尽丧礼后，又去洛阳拜程颐为师。这时，杨时已经40岁了。“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其时也已40岁，是进士出身的太学博士）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如此尊师，是否对老师说的都全盘照收？也不是。其时关西张载著《西铭》，二程非常佩服，而杨时疑其说近于兼爱，与其师辩论往复，一直到了解程颐总结张载的学说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后，才豁然无疑。如果说“立寒雪”显示了历史上强调师严然后道尊的一面，“坐春风”则显示了老师给学生温暖关爱的一面。《近思录》卷14说：“朱公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朱光庭字公，是二程的学生。明道先生就是程颐的哥哥程颢。南宋在建康建有明道书院，其中有春风堂，就是取名于此。看来，程颢、程颐兄弟两个教学的风格很不一样，但却同为名师。学生，是教师学术生命的延展者。所以，教师对登堂入室的弟子，总是寄托着很大的希望。程颢送杨时南归时感慨“吾道南矣”就是这种感情的流露。更早，西汉的丁宽，从田何学《易》，学成，“宽东旧，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③东汉，郑玄从马融学。其时马融有学生400余人，能登堂的50余人，郑玄在那里三年见不到老师的面。老师是让学业优秀者来转授其学的。但郑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一天，马融和一些学生在研究图纬，听说郑玄善算，这才召见他。郑玄这才有机会请教经典的疑义。问完，告辞回家。“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④明乎此，我们就明白陈寅恪为什么对那些背叛他的学说的学生那样愤怒了。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总体来说是低下的，所以并没有出现过女教师的群体。然而，也不排除极个别优秀的女性掌握很深厚的知识，足以为人师。比如，参加编纂《汉书》的班昭，就曾经教授于后宫，并传授学问给马融。《初学记》卷18引裴景仁《前秦记》还讲了一个“隔幔讲《礼》”的故事：

“苻坚幸太学，问博士经典。博士卢壶对曰：‘《周官》礼注，未有其师。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自非此母，无可授后生。’于是就宋立讲室书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焉。拜宋爵号宣文君，赐侍婢十人。”这里说的《周官》，就是《周礼》。今日它仍然是很难读的书。宋氏能讲《周礼》，而且得到苻坚的支持，竟然能教授120人，自然是面对社会了，堪称中国第一位女教师。然而她的职业没有通称，学生大概只能称她“宣文君”。古代，有学问的女性称“女史”或“女士”，前者是由职官名转为美称，后者谓女性而有男士之操行，用为敬称。民国年间，出现女教师的群体时，自然，“先生”之称就用到她们身上了。

①“觚不觚”是孔子的话，觚是一种礼器，觚都不像个觚了，是感叹风气败坏、秩序混乱。

②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用法。明朝王世贞《弇州续稿》卷188《寄敬美弟》第八书：“死生细事，不烦我瞿昙老师处分，即漆园叟便可谈笑了之。”就是这个用法。瞿昙是指释迦牟尼。

③《汉书》卷88《儒林传 ·丁宽》。

④《后汉书》卷35《郑玄传》。

1947年，青年女教师。（图 /Corbis）

（文 /王继如）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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