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

著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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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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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

一、引言

二、32年来获奖的主要研究领域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四、诺奖是否反映了经济分析方面的新趋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纪回眸[1]

阿萨尔·林德贝克

[1] 本文选自《The Nobel Prize: The First 100 Years》一书中的一章, Agneta Wallin Levinovitz and Nils Ringertz, editor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1。作者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译者注

一、引言

1968年，在纪念瑞典银行（Sveriges Riksbank）成立三百周年的纪念会上，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实现诺贝尔先生在经济方面的永久承诺和支持，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者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授奖的原则将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时的初衷完全一样，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那些在经济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选择获奖者时的程序也将与原先完全相同。每年皇家科学院将大约接受250个左右的提名，大约100多个被提名人（未受邀请而主动提出申请的个人将不予考虑）。瑞典科学院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一般由5-8人组成）将任命在经济方面卓有成效的专家担任评选组成员，有时这些成员来自瑞典，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评选委员会的成员由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组成，他们一般在国际上颇富声誉。评选委员会首先向社会科学委员会以报告形式提出其授奖提议，以及对他们认为是合适人选的广泛的调查材料，此外，提交的材料还包括所有提请审批的专家的有关调查材料。最后，整个科学院要在10月召开全体大会来讨论最终的授奖决议。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依据哪些标准进行评选？还有，评奖委员会评选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显然，为了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对所有已获得经济学奖项进行种类上粗略的划分将是有益的。然而，在做这样的划分时必须谨记，由于科学贡献大多具有多维性，因而，试图对这些奖项进行毫无重叠的、完全清晰的划分是困难的，有时也是颇有争议的事。

二、32年来获奖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一般均衡理论

在诺奖中，给一般均衡领域的奖项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有：1970年获奖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他获奖的领域是“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1972年获奖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和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他们获奖的领域是“一般均衡经济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1983年获奖的热若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他获奖的领域是“他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化方面的突出贡献”；1988年获奖的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市场理论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杰出贡献”。

经济学家们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贡献大大地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经济模型的结构，使得这些模型之间有了比较正式的区分，也使得决定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效率、均衡以及协调性的不同条件方面有了区别。通常，这些贡献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比较静态的实验，比如，均衡位置如何对外生因素（参数）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经济学家们的杰出工作也使得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性方法，比如，希克斯将市场的多重稳定性的条件模型化，将静态分析的方法扩展到多个时期。还有，他也开创了资本积累动态分析的先河。因为该方法奠定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行为等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希克斯所发展的模型提供了研究参数变化影响经济绩效的好办法，该办法大大优于以前的一般的经济均衡模型。最后，希克斯还提出了著名的四市场，即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是所谓的IS-LM模型。

从分析方法来看，萨缪尔森不仅是继承了希克斯的工作，同时也是对希克斯研究工作的终结，比如，萨缪尔森在分析一般均衡系统的复杂性方面就是对希克斯工作的一个突破。这一点在诺贝尔委员会给萨缪尔森的获奖致辞中有所反映，“萨缪尔森的工作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分析水平”。如果说萨缪尔森一个人的工作就改写了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微观经济理论、静态和动态理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这简直有点夸张。但是，通过分析简单的数学模型，通过有效地利用最大化程序的次要条件，说萨缪尔森得出结论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理论却一点也不过分。

阿罗和德布鲁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们运用更有效的数学方法，比如凸性理论使一般均衡理论的适用性更加广泛。一般均衡理论的广泛性使得他们大大扩展了对商品内涵的认识，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不仅可以应用于静态均衡理论的分析方面，而且也可以用于分析生产和消费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暂时的分析和决策。阿罗也认识到了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难度和不可能性，实际上这就是阿罗所谓的“不可能性定理”。

莫里斯·阿莱斯的贡献主要是在1940年代做出的，阿莱斯的贡献与萨缪尔森同期的工作，以及后来阿罗和德布鲁的贡献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阿莱斯工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经济趋向于均衡的路径描述为厂商之间竞争超额利润的过程。阿莱斯的分析涵盖了生产的规模经济性所导致的自然垄断的可能性。因此，阿莱斯的贡献为战后法国经济学派分析公共领域大型垄断企业（比如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铁路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阿莱斯也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宏观经济学

从1969年至今32届诺奖中，有很多是授予宏观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就是首先将国民的经济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用专门的术语来分析和考察总量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政府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开支等。另一些在宏观领域的贡献主要涉及国民经济的若干分支。

在宏观领域所授的奖项中，有一个奖项既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又涉及到国民经济某一领域，它就是1976年授予给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诺奖。当时的授奖致辞称弗里德曼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消费的分析、货币历史及其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获诺奖。米尔顿·弗里德曼1957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因为该书集正统理论研究与某一领域的应用和经验研究于一身。他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对美国货币历史的广泛的经验研究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经验研究的典范，尽管该研究是建立在一个纯理论的框架之上，尽管它强调了从货币因素的角度对宏经济观波动进行解释。

弗朗哥·莫迪格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85年诺奖得主，他发展了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模型，即私人消费模型和金融模型。在他的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中，他研究了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对家庭储蓄的影响。他与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公司金融理论。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MM theorem）表明：公司在股市上的价值受公司的红利政策影响（或不受其影响）的条件，以及公司通过股权资本或者借贷方式为其投资活动进行融资的条件。

1981年诺奖授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这是诺奖授予国民经济某一领域的另一个例子，诺奖致辞这样称赞他“对金融市场及其与消费决策、就业、生产和价格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托宾将金融市场与真实经济活动的关系模型化，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很快成为分析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托宾Q值成为衡量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致成本之间关系的好方法。托宾的资产组合模型在添加了土地、建筑、存货和对原材料的索取权等真实资产以后，成为分析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产品价格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1980年诺奖得主，他也对宏观经济研究做出了贡献。诺奖致辞中强调说：克莱因“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并将它应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克莱因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通过统计模型模拟的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另外，他也在经济预测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的分析方法源自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但是，他的模型并不限于此，随着时间的延续，他还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后来，这些模型越来越详尽，最终克莱因的模型成为囊括了一百多个方程式的大系统。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诺奖得主，他采用一种更为基本的方法，构建和发展了宏观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了预期的作用，同时他因在经济代理人之间定义了理性预期的概念而著称于世。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可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而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同时，卢卡斯还分析了宏观经济的变化对经济政策体制的影响作用，比如，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政策如何对经济变化作出反映。特别的是，他证明了传统的统计学理论是怎样对宏观经济行为函数作出反映，因为在政策体制发生变化后私人领域的变量常常变得并不可靠，这就是卢卡斯对传统宏观经济预测所谓的“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与此同时，他还建议避免使用产生这种问题的经济分析方法。

1977年，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分享了这一年度的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在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这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再次涉及国民经济某一领域的另一个例子。对俄林来说，诺奖授予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发展了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理论，该理论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贸易产生的后果，即所谓的赫克希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俄林的研究表明：某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取决于它在生产要素（资本或劳动）中所占的份额，国际贸易的结果将导致了生产要素收益在国际间的平均化。詹姆斯·米德还分析了全球贸易政策与不同市场之间关系的扭曲，从而他提出了他所谓的资源分配“次优”理论，同时米德还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理论的倡导者。最为重要的是，米德分析了内部与外部平衡的关系，以及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

然而，真正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基础的经济学家却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是1999年度的诺奖得主，他以他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而著称于世。特别是他发展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实行稳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蒙代尔将外贸、资本流动引进了希克斯的IS-LM模型中，他的研究表明：政府稳定性政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这无疑是强调了汇率制度的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有力，然而，在固定汇率体制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力。同时，蒙代尔也是分析最优货币区域的先驱，该理论指出一国放弃货币主权，追求共同货币的优点和缺点所在。

以上所讨论的获奖的宏观经济问题，基本上是讨论短期的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而1987年获奖的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则是考察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他所关注的是长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索洛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建立了简单的但却与众不同的数学模型用以分析资本积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即每个工人所占用的资本量是由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决定的。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该模型中的经济从长期看将趋向于这一点：生产率的增长将唯一取决于技术进步。另外，索洛还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其中，新技术潜藏于新生的资本货物中，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的“最优模型”。在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索洛还进行了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之经验研究方面的先驱性工作，即所谓的“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

1979年的诺奖由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分享，他们关注的仍然是经济增长，尽管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抽象性低于索洛，但是，诺奖委员会的授奖致辞中这样称赞：他们在“经济发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的特别关注”。该奖授予刘易斯的原因在于：他发展了欠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刘易斯强调劳动供给的弹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以及影响那些出口亚热带产品的国家的贸易条件的因素。而舒尔茨之所以获奖的原因则在于他对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农业领域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的阐述。尽管刘易斯和舒尔茨都只运用了对经济史的传统文字论述的研究方法，而没有运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检验技术，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将理论渊源与经验数据相结合。舒尔茨强调指出：在考虑这些国家面临的资源约束以及知识的可获得性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领域存在明显的效率。刘易斯着力研究了两个处于不同情况的经济领域之间的矛盾：一个是规模巨大但起发展却处于静止状态的农业领域，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低；另一个动态的有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领域，其主要是由于在一国范围内可能存在经济飞地（economic enclave）的原因。

（三）微观经济学

在诺奖中，为数不少的是授予给微观经济领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个人家庭、厂商的决策行为，以及资源在不同用途和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比如1982年的诺奖授予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他的贡献在于“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同时他还分析了经济管制的途径。事实上，这种管制是由政治家们和公共领域的管理者所进行的。比如施蒂格勒的研究发现，管制者常常要受到被管制者行为的影响，即所谓的“管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和弗里德曼一样，施蒂格勒也是一个有名的实证哲学思想家，他强调在分析方面的简洁性，以及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施蒂格勒也是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在他的分析中明确提出了信息成本的概念。诺奖中，也有其他的奖项是授予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比如，1996年的诺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他们就在个人信息可获得性方面作出了先驱性的工作。他们还在经济代理人之间引进了“信息不对称”的概念，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不对称信息的解决措施。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些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功能的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比如保险和信贷就是这样。米尔利斯在政府和私人代理人之间有关税收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后果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研究。维克里澄清了不同种类拍卖财产之间的区别，他的创见在于有效地推广了拍卖权、机场许可证，以及广播电视传播权和政府资产的销售（“私有化”）。

尽管金融经济学要依靠类似于传统微观经济学那样的分析性技巧，但是在长期来看，金融经济学已经发展并拥有了它自己的分析性技巧。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分析方法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展。上面提到的托宾和莫迪格里亚尼就是在构建宏观经济理论的素材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现代金融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哈里·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和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以及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他们共享了1990年诺奖）而奠定基础的。马克维茨的贡献在于他为个人财富持有者的资产组合提供了微观基础，莫顿和夏普的贡献在于发展了金融市场的均衡分析。特别的是，夏普提出了金融资产定价的一般理论，米勒重要贡献是在公司金融方面（该工作是由米勒和弗朗哥·莫迪格里亚尼共同完成的），米勒还特别指出了影响股票价格和公司资本成本的决定性因素。

其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1997年诺奖得主），他们的贡献在于分析了所谓的衍生工具——期权的价格形成，期权代表了对包括股票、外汇等金融工具的索取权（后来，费希尔·布莱克也为此作出了贡献）。这些贡献对后来大市场（huge markets）条件下不同种类的衍生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市场促进了单个代理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偏好选择合适的风险水平的可能性，而不管他们的风险程度是低还是高。

（四）交叉学科研究

在诺奖中，有不少是授予给那些将经济分析拓展到新的领域的经济学家，1980年的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讲，他的贡献在于“他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提供了契约和制度基础”，他的贡献使得他成为公共选择领域学派的奠基者，公共选择学派分析了政治决策背后的经济驱动力，企图在国民经济模型中将政治行为内生化。公共选择学派并不是将政治家看作是只为了大众利益的个人，而是假定将政治家看作“经济人”，他们不仅考虑个人的得益，而且也有把握权利的欲望，他们和其他代理人有着相似的行为。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贡献在于经济和社会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对家庭的经济研究，他不仅分析了家庭的经济行为——劳动供给、消费、家庭生产、家庭储畜等，而且他还分析了其他经济学家所从未分析过的领域——教育、婚姻、养儿育女、离婚等行为。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经济上的考虑如何影响这些行为，他的分析还表明市场体系之外个人之间的“相互性的社会影响”。正如诺奖授奖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分析拓展到了人类行为以及人们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非市场行为的领域”。今天，贝克尔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经济学的领域，特别是他在社会学领域已形成了所谓的“理性选择”学派。

1991年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贡献在于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交叉领域，特别是他的研究表明厂商边界的决定性因素，他的研究还表明单个代理人之间的自愿性契约是如何解决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污染。他的这些贡献在他的获奖致辞中有所体现。科斯“因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决定制度结构和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而获诺奖”。科斯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如今成为合同理论和整个法律和经济学的广阔基础。

1978年诺奖得主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贡献也是在交叉学科领域。他得奖时的致辞中将他的研究归结为“经济组织内决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西蒙对一些基础的微观经济理论，如最大化原理、完全理性（不受约束的）假设形成挑战。在经验研究和心理学原理的基础之上，西蒙认为决策并不象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趋于最优，而恰恰是达到一个满意的结局，比如大家者寻求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使得赫尔伯特·西蒙成为行政（管理）科学的主要奠基者。

1971年诺奖得主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的贡献在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在诺奖致辞中这样提到：他“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基础的解释”。该奖是归纳分析而不是推导分析的例子，库茨涅茨的想法是在诠释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将经验研究一般化，而少用一些正式的模型，他并没有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库茨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它表明GDP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U型关系，正如他发现的长期的平均收入消费倾向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是不变的，而该收入消费倾向在交叉领域的数据中却是下降的一样。或者更一般的说，库茨涅茨利用长期内的数据来抽象出一般规律，从而描绘了经济增长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收入分配。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贡献也在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提到，他们“通过将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解释了经济和制度变迁”。福格尔的主要贡献是他澄清了美国历史上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奴隶制度的经济作用。通过比较经济发展的事实与伪事实的基准，福格尔得出结论：在以前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大大高估了铁路的作用，他还得出结论，奴隶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并不是由于奴隶制度带来的益处不断下降，而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废除它。道格拉斯为工业革命以前（包括海运的作用以及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贸易方式的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还是分析制度作用的先驱，比如，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这些领域他发展和应用了罗纳德·科斯所提出的观点。

1998年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贡献是在经济学和哲学交叉领域，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评价到：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获诺奖。森详查了集体决策和福利评价的哲学基础，包括收入和财富的评价与分配，他还构建了衡量收入分配与贫穷状况的影响指数。森还分析了许多欠发达国家饥饿状况的影响因素及其造成的后果。他的这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经验研究表明：食物总供给的减少并不总是导致大灾荒的最重要的因素，有时大灾荒恰恰是收入再分配带给穷人的恶果。

1974年诺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冯· 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也对交叉学科领域感兴趣。在1930年代，他们主要关注商业周期和货币现象，包括抽象经济理论的结构（尽管是非数学性的），但是从194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就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相互影响。哈耶克之所以有名，也许就是因为他强调了价格体系中信息与激励性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也给予制度框架下单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以特别的关注，包括用来界定合同和产权的法律规则以及政治宪法对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哈耶克的工作与布坎南和科斯的工作可谓并驾齐驱。哈耶克还强调了自发性的社会秩序比计划体制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冈纳·缪尔达尔将经济分析与广义的社会学分析相结合，他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和政治三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其结果是经济呈现出恶性的或良性的经济周期。事实上，缪尔达尔描述的“互为因果”的分析方法就是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理论中的所谓“累积过程” （cumulative process）。缪尔达尔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著作《一个美国人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 1944）中所述的美国“黑人现象”。他的工作不仅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而且还在讨论种族隔离以及不同国家种族集团的合并方面的形成影响，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宣布种族隔离是不合法时曾提到缪尔达尔的这本书。缪尔达尔也将类似的方法运用于他日后对南亚的贫穷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五）经济分析的新方法

尽管以上讨论的奖项有不少可以被看作是因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而获奖，但是，仍然有很多轮廓清晰的例子。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1969年拉格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和扬· 廷贝亨（Jan Tinbergen,旧译简·丁伯根或詹恩· 丁伯根）所获的奖项。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构建了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即他们将经济理论和统计技术相结合。诺奖评奖委员会的授奖致辞中这样写到：他们“发展和运用了动态经济模型，将之用于分析经济过程”。弗里施发展了动态和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方法，而廷贝亨则将这些主要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经验分析。廷贝亨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众多的商业周期理论的现实性进行了有力的统计检验。弗里施和廷贝亨同时又在经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二者关系方面构建了正式的理论，他们两人的贡献与米德的分析相似。他们给了这些经济理论以适合于经验研究和统计检验的形式。弗里施部分地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对挪威国民帐户的体系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的“欧可斯科体系”（oekosirk system）（收入和支出流），而丁伯根则将他的经验性政策研究模型化为计量经济学的宏观模型，并用于分析荷兰的情况。

1989年，诺奖授予给弗里施的同乡特里格维·哈威尔莫（Trygve Haavelmo），以奖励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哈威尔莫的工作深化了弗里施的工作。更准确地讲，哈威尔莫之所以获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澄清了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基础，分析了经济结构的趋同现象”。哈威尔莫的研究表明：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如何通过数学化的统计学方法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来得出研究结论。这些方法可被用于评估经济理论所衍生出的经济关系以及检验这些理论。他的研究还表明：如果在经济研究的同时能正确地对这些经济关系进行评价，那么，就可以避免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而导致的对经济关系的误导。

另外一个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重要突破是由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丹尼尔·迈克法登（Daniel McFadden）所取得的，他们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用于分析个人的行为，即微观计量经济学。他们是2000年的诺奖得主，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大大提高了大集团中单个代理人、厂商、家庭数据的分析能力。赫克曼发展了一种分析方法，当分析的数据样本是非随机统计样本时，这种分析方法可以避免统计估计的偏差，即有名的赫克曼校正法（赫克特方法The Heckit method)。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只有少数代理人情形中，对研究者来说，这些代理人的行为特征常常难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而这种行为并不在样本中出现。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对工资构成的研究以及教育回报的研究。由于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并未被包括在样本中。

迈克法登发展了一种分析单个代理人在有限的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分离选择（discrete choice）。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职业、择业、居住权、交通方式的选择。迈克法登的突出性贡献在于他的逻辑分析法，该方法不仅运用了一些与代理人行为相关的可观察的事实，而且也运用了与个人选择的相关信息。单个人之间和多种选择之间的不可观察的差异也常常被考虑到了，这些差异以随机错误的形式出现。

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发展是1973年授予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奖项，诺奖致辞中称他“发展了投入和产出分析法”。该分析方法将经济中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数量化，这种方法也适合于分析国民经济中一个领域的短期冲击对另一个领域所造成的影响。里昂惕夫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将这种分析方法用于经验研究。利昂惕夫的对产业内的分析与丁伯根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经验研究方面的贡献可以相提并论。

1984年诺奖得主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的贡献在于他“为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方法论方面所获的主要奖项之一。今天，如果没有复杂的国民帐户体系，很难想象宏观经济领域要如何才能进行经验研究。由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形成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我们了解成百上千个不同市场之间上亿次经济交易关系。今天，如果没有现代的国民帐户体系，我们决不会从总量上获得这些交易活动的的任何经验式的记录。国民帐户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然而，对国民帐户的理论和经验性研究却在20世纪30年代复兴，正如拉格纳·弗里施、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西蒙·库茨涅茨的著作表明的那样。然而，理查德·斯通却是现代国民帐户体系最主要的创建者，该国民帐户体系将宏观经济学的记帐原理与宏观经济总量模型相结合。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同时也成为衡量国民帐户体系的一个有用的方法。

这些在方法论方面所获得的奖项，要归因于人们在实证研究方面的进步。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方法论贡献也被授予了诺奖，1975年诺奖得主列昂尼德·康托洛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和恰林·科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就是一个例子。康托洛维奇早在1939年就定义了单个企业资源有效利用的概念，后来他将这一概念推广至整个国民经济，同时他还指出了资源分配与价格体系之间暂时性的和长期的理论联系。科普曼斯所谓的活动分析法（activity analysis）也作了同样的工作，这种分析法澄清了生产效率与“核算价格”（ accounting prices）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了计划经济体系下分散决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与有效率的价格体系存在与否相关的，有效率的价格体系包括资本的统一核算价格，它是投资决策的基础。这种分析法实际上与早期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密切的联系。尽管两位诺奖得主都在线性规划这种数学分析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并不是他们获奖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之所以获诺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运用新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丰富了人们对规范的分配理论中一些基础的经济问题的认识。

在最近十年里，经济学领域理论方法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在于博弈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就在博弈论方面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后来在这种分析方法上的突破是由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以及雷纳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所作出的，他们是1994年的诺奖得主，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非合作性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方面的先驱性工作”。

约翰·纳什在合作性博弈方面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在合作性博弈中，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博弈双方之间有可能达成的。然而，在非合作性博弈中，有约束力的协议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同时，纳什还发展了预测非合作博弈结局的均衡性概念，该概念就是后来的“纳什均衡”。雷纳德·泽尔腾是第一个对纳什均衡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的人，他将该概念运用于分析不同代理人之间的动态战略性相互作用，并将这种定义运用于只少数卖者之间的竞争分析。这种重新定义使得排除那些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却并不稳定，或者不相关的均衡结果成为可能。约翰·海萨尼的研究表明：博弈论在分析不完全信息方面是多么的有力。采用这种方法，他为预测代理人之间在不完全了解其他代理人的目标条件下的战略性相互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施蒂格勒、维克里和米尔利斯的先驱性工作之后，海萨尼在推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诺贝尔经济学奖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在评选诺奖得主时，通常会面临一些什么样问题和困难呢？我想讨论一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将有助于回答该问题。第一，从授奖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这个词该作如何解释？第二，在评价一个候选人是否被授奖时，该运用什么样的标准？第三，应该采取什么的程序来选择候选人？第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于什么理由诺奖可以同时授予几个人？

（一）经济学的范围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决定给“经济学”这个词以宽泛的解释，因此诺奖将被授予那些在相邻学科之间以及相关的经济问题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或者换句话说，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正像上面表明的那样，诺奖多次授予那些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交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那些经过传统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如今已越来越多的进入了相近学科之间的研究，他们将经济理论方法的计量经济学应用于分析以前经济学家很少分析过的问题。这种向其他学科延伸的趋势促使了乔治·施蒂格勒（1982年）和其他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称为“帝国主义的科学”（ The Imperial Science）。当然，事实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近来也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尽管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评奖委员会遵循着与其他自然科学基本相同的评奖原则，即，都将奖项授予在某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但是，评奖有时也采取相当“特殊”的原则，比如，授予给瓦西里·里昂惕夫、拉格纳·弗里施、扬·廷贝亨、特里格维·哈威尔莫、詹姆斯·赫克曼、丹尼尔·迈克法登、詹姆斯·米尔利斯以及威廉·维克里，还有授予博弈论和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奖项，就是根据特殊原则评出来的。而授予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冈纳·缪尔达尔、阿玛蒂亚·森的奖项，就是根据一般的原则评出来的。在萨缪尔森被授予诺贝尔奖时，评奖委员会称他“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在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奖时，评奖委员会致辞中称他“对消费的分析、对货币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以及他提出了稳定性政策的复杂性”。关于稳定性政策的复杂性，弗里德曼强调了时间滞后、目标之间的冲突、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人的内生预期极大地增加了稳定性政策的复杂性。在缪尔达尔以及哈耶克获奖时，皇家科学院提到了他们“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分析”和“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制度现象相互作用方面的杰出分析”而获奖。在阿玛蒂亚·森获奖时，他的大部分的贡献被归因于他澄清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以及他对欠发达国家的饥饿现象的研究融合了政治的、社会学的因素。西蒙·库茨涅茨之所以获奖，被称为他的毕生对经济发展的经验性分析。这样，从授奖的范围来看，皇家科学院不仅对那些在一个较窄的经济学范围内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域授予奖项，而且，也对那些作出突出贡献的群体授奖，如果这些对经济学的主要的贡献能得到广泛的认同的，也包括那些终生都为之奋斗的成就。

（二）授奖的标准

当考虑什么应该是一个“值得”获奖的领域的时候，委员会特别看重的是该贡献的原创性（originality），以及在科学以及实用方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其他学者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其他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研究的更深更远，也是授奖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评奖委员会考虑的是该贡献对社会的影响，包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有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判断学者们所作出的贡献是货真价实的呢？还是属于较低质量的一类？或者换句话说，诺奖授予委员会是否应该推断出该研究就是低质量的？很显然，目前诺奖委员会还没有作过这种形式的推理。还有，诺奖委员怎样对待那些不仅在学术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参与了与政策建议有关的政治辩论的经济学家？这些辩论常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缪尔达尔、廷贝亨、托宾、莫迪格利亚尼、索洛等就是明显的例子。考虑到授予诺奖的最基本的想法是对科学有所贡献，对于经济学家的这些活动，诺奖委员会不予考虑。

在决定谁将是最值得获奖的人选时候，时间上的考验将大大有助于评奖委员会的决策。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9年年末才设立的，时间上的考验将会选择出最值得获奖的人选，这样，因为一个人的早期的名声而获奖的可能性将降到最低。在诺奖开始颁发的第一个十年里，诺奖评奖委员会主要是在很多比较有名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事实上，很多突出的贡献是在评奖很多年以前就已经作出的。时间最远的有30年之久，如，弗里施、廷贝亨、希克斯、俄林以及康托洛维奇就是这样的例子。

还有，在经济学领域或者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的贡献，一般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一项它是货真价实的，还是一时的流行使然。换句话说，一项贡献要被反复验证和经受批评，它的可靠性和中肯程度才能得到证明，而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原因有二 ：一是，一般而言，经济行为就像人类的行为一样，本身是比较复杂的；二是人们的经济行为本身将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演变而演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往往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东西，而这种经验将使得人们根据经验进行预测的行为方式发生一定的变化，结果，新的结果将仅仅与暂时发生的某些事情相关，而较少与人们起初认定的那些内容相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关的经验检验需要时间，同时还有一部分的检验也许并不依赖于经验数据。

在评选最值得获奖的贡献方面，评奖委员会并不太多地依赖于一些数量性的指标，如提名数量的多少，或者被引用的次数和频率，尽管如此，诺奖得主的这两项指标往往都很高[1]（参见Quandt 1976, Grubel 1979）。事实上，诺奖得主中，有不少的例外情况，他们的提名数很少，文献引用次数也并不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康托洛维奇、斯通、哈威尔莫、阿莱斯、米德、俄林（尽管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文献中常常被提及）。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的文献被引用的次数一直很高，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获得奖。

（三）授奖程序

在选择获奖人选的排名的时候，最主要的标准是什么？当然，这避免不了主观性和某种武断。但是，两个最主要的标准也许是：第一，奖项将被授予那些具有最突出贡献的领域；第二，要坚持经济研究时的多元论观点，在过去的岁月里，获奖的人选在不同领域将出现轮回反复；坚持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问题；从多角度反映世界的不同观点。第三，将根据一项发现被发现时的时间顺序来授奖。

（四）奖项的分享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奖项可以在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进行分享？以及怎样进行分享？根据诺贝尔奖规定的评奖规则，诺奖将最多由三个人分享。分享的奖项将被当作一个单独的奖项，但是，每个候选人也许都值得单独授奖。

对那些分享的奖项来说，有不少奖项是授予“共同分享者”的。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与他人分享奖项一般出于这样两种情况：一是获奖的贡献事实上是由几个人合作完成的结果；二是获奖的贡献与某些人的工作密切相关，通过将奖项分享给这些人，可以展示出该项贡献的前因后果，这样，对作出贡献的人来说也比较公平。至今，在30届经济学奖中，有11个奖项是由几个人分享的，这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分享要少的多。

对于分享奖项的情况，诺奖评奖委员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授予给拉格纳·弗里施和扬·廷贝亨的奖项就与该贡献对知识和智力领域的影响关系密切，而且，授奖的先后顺序是从老到年轻，按年龄排序的。而授予给约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罗的奖项则反映了两代人在同一领域，即他们在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在诺奖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奖委员会这样说：希克斯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阿罗则对一般均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授给博弈论方面的奖项同样也是授予给前后两代经济学家，纳什在先，他在博弈论的研究方面开了先河，而海萨尼和泽尔滕在后，他们将纳什的非合作博弈的概念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加实用。

恰林·科普曼斯和列昂尼德·康托洛维奇所获的奖项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别独立地进行了实证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他们两都对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了实证研究。在信息经济学领域，授予维克里和米尔利斯的奖项的情况与此类似。

授予哈耶克和缪尔达尔的奖项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30年代，他们两者都是宏观和货币分析领域的先驱者，一个属于奥地利学派，一个属于斯德哥尔摩学派，他们都运用了总储蓄和投资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后来，他们两人都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他们都通过强调经济的制度、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与社会过程。事实上，在政治上，他们两人常常被当作正反两个极端，但是，这并没有让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头痛，毕竟诺奖代表的是纯科学性的东西，与意识形态无甚瓜葛。

另一些诺奖是授予给那些作出互补性贡献的学者。授予给伯蒂尔·俄林、詹姆斯·米德的奖项是因为他们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方面的互补性工作。授予阿瑟·刘易斯和西奥多·舒尔茨的奖项也是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是互补充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对欠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个例子是福格尔和诺斯所获的奖项，他们两人都在“新”经济史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他们的工作都将现代经济工具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来分析经济史。

授予给马克维茨、米勒和夏普三位的奖项也是因为他们作出互补性的贡献，马克维茨在金融经济学方面作出突出性贡献，后两者则继承了马克维奇的工作。授予默顿和斯科尔斯的奖项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因为他们（后来Fisher Black也加了进来）发展了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形成理论，也就是“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权和期货。该奖项颁给他们的合作性研究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面授予给赫克曼和迈克法登的奖项又是这样的一例。

[1] 比如，理查德·匡特（1976），通过统计了1960年八个主要的经济学期刊引文的数据，在此基础上，他发现：在21个引文数量最多的经济学家中，有13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截止目前，排名前6位的经济学家都是诺奖得主）。而按照1970年的统计数据，26位排名最前的经济学家中，有11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引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如今已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诺奖是否反映了经济分析方面的新趋势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所授予的诺贝尔奖都明显地反映了经济分析方面的某种特点和趋势。第一，所授予的诺奖明显地反映了美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在43位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30位是美国人。尽管这43位经济学家几乎都在美国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下4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科普曼斯、德布鲁和海萨尼却在美国之外出生并受教育。另外几个获奖最多的国家（按居民身份）分别是英国（6位）、瑞典和挪威（各2位）、法国、加拿大、印度、荷兰、前苏联（各1名）。获奖多于1枚的大学分别是芝加哥大学（9枚）、哈佛大学（4枚）、剑桥大学（4枚）、麻省理工学院（3枚）、伯克利（3枚）、奥斯陆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各2枚）[1]。

第二，从获奖的主要贡献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来看，演绎法比归纳法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垂青。数学公式在获奖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大，授给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科普曼斯、康托洛维奇、德布鲁、阿莱斯的奖项以及在博弈论和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奖项都是例子。

第三，在20世纪后半叶，经济学中另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就是数量方法的使用，包括自成体系的统计检验或估算方法，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授予弗里施、廷贝亨、里昂惕夫、克莱因、斯通、哈威尔莫、赫克曼、迈克法登的奖项就是明证。事实上，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规模宏大的数量性研究常常要求大量的数据支撑，如果没有诸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编程、大能量计算机的发展，很难想象，经济学将怎样进行这样的数量研究。

第四，诺奖还表明：战后宏观经济学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特别是弗里德曼、克莱因、托宾、莫迪格利亚尼、索洛、卢卡斯、蒙代尔）。从新的角度重新观察经济学的体系的新方法已经得到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承认，正如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明的那样，信息经济学、人力资本、博弈论以及制度经济学正是这些新趋势的代表。

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诺奖将会影响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吗？不，评奖委员会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的应该是广泛的和多元性的，因此从多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将受到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重视。然而，令人感到似是而非的是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将通过影响经济研究的领域和研究方法而影响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这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许暂时看来并非人们关注的焦点。

可以这样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奖活动已经表明：提高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可以通过文字语言或数学技术进行严格的理论演绎；可以创建和应用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可以对已有的假设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也可以用实证材料对不同的假设进行不那么正式的检验；还可以进行简单然而深刻的观察，以及对经济问题进行非正式然而富有创新意义的思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赵红军 译）

参考资料：

[1]Stigler, George. “Economics -- The Imperial Science?” Mimeo. April 1984.

[2]Quandt, Richard. “Some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Journ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 1976, 84(4, Part 1), pp. 741-55.

[3]Grubel, Herbert G. “Citation Counts for Leading Economists,” Economic Notes by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1979, 2, pp. 134-45.

[4]St?hle, Nils, K. Alfred Nobel and the Nobel Prizes, Stockholm: The Nobel Foundation and The Swedish Institute, 1978.

[1] 当然，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了某个组织之前，他们也许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们获诺奖的时候，他的地位也许并不显赫。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 ：《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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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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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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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

——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

不对称信息

非自愿失业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菲利普斯曲线和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储蓄不足

资产市场

贫困和身份

结论

行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行为[1]

乔治·阿克洛夫[2]

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斯卡雷（Richard Scarry）曾经写过一本深受美国儿童父母喜爱的畅销书《汽车家族》。[3]他在书中以生动有趣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美国的各种交通工具。然而，在该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新车品种和车型层出不穷。起初，只有T型福特车，而现在反铲装卸车的车型多得连最精通汽车的4岁儿童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如果这些新车品种和车型都能一一在书中得到反映，那么想象一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又会是一本怎样的《汽车家族》呢？

不过，这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20世纪6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的工作发生了一个变化。此前，微观经济理论主要分析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现在的宏观经济学，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将一个固定的货币工资加入一般均衡模型。“粘性货币工资”解释了对充分就业的偏离和商业周期的波动。自那时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发展出了一系列旨在将经济理论与各种现实行为相结合的模型，犹如斯卡雷的汽车家族。例如，“柠檬市场”探究市场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运作。买者和卖者通常拥有有差别的，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的论文研究了在这些更为现实的条件下有可能产生的种种异常现象。

对我来说，研究信息不对称仅仅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这个梦想就是根据梅纳德·凯恩斯《通论》（1936）的精神发展出一门行为宏观经济学。到那时，宏观经济学将不再是新古典综合的应景之作，后者忽视了《通论》强调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如认知偏差、互惠互利、公正、从众心理（herding）以及社会地位，等等。我的梦想是通过把假设建立在这些行为观察的基础上，为宏观经济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基础。已经有一组人为这个梦想的实现作出了贡献。Kurt Vonnegut将这组人称为kerass，即为了某个共同目标无意中走到一起的一组人，而这个共同目标是由一个更大的宇宙影响（cosmic influence）促成的。[4]在这次演讲中，我将描述由这个kerass提出的某些行为模型，用以合理地解释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核心内容的宏观经济现象。

为了了解背景，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顾一段宏观经济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种种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他们痛恨宏观经济学缺乏严密性。他们抨击宏观经济学，然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一文，点燃了一场将宏观经济学付之一炬的熊熊大火。[5]由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标准。与新古典综合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热情地坚持所有的决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厂商的产出、雇佣、和定价决策，以及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谈判——都符合最大化行为。[6]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放弃了粘性货币工资的假设。起初，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后来他们又用技术冲击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

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6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唯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使跨时效用函数最大化。其结果是，个人的储蓄决策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5．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本面的过度波动：新古典模型认为，股票价格反映了基本面，即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

6．固疾难消的贫困和自我毁灭的底层社会：我开列的有待解释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贫困的原因，因为我把收入分配看作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题。新古典理论认为，贫困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匮乏的反映。这一理论不能解释长期存在的赤贫现象，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吸毒和酗酒的高发率、婚外生育、单亲家庭、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依赖和犯罪。[7]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描述行为宏观经济学家如何使现实的假设建立在心理观察和社会观察的基础上，从而创建了能够容易地解释上述宏观经济现象的模型。根据凯恩斯《通论》的精神，行为宏观经济学家正在重建被新古典经济学颠覆了的微观基础。我将从描述我在这一领域的早期尝试开始我的评论，因为我的早期尝试使我发现了不对称信息在市场中的作用。

[1] 本文根据George A. Akerlof在2001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修改而成。

[2] 作者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系。作者感谢Janet Yellen非常有益的讨论和编辑方面的帮助。作者还感谢Henry Aaron、William Dickens、Erbst Fehr、William Gale和Robert Shiller的非常有价值的评论，以及加拿大高级研究所的慷慨资助。

[3] 参见Scarry（1974）。

[4] 参见http：//www.gibbsonline.com/gibbsbooks.html。

[5] 参见Robert E. Lucas Jr.和Thomas Sargent（1979）。

[6] 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在当时并不突出；他们只存在于文献中，而且没有积极地对它们展开讨论。也许，20世纪60年代后期宏观经济学方面最积极的研究项目是发展了许多计量经济学模型。Edmund S. Phelps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建了研究失业的模型，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失业的含义是什么？他们采用了一个研究失业的框架，而这个框架中的失业本质上是一种自愿失业。

[7] 我省略了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微观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就已得到发展。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信贷是配给的？Donald R. Hodgman（1960年，第258页）指出，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理论发现信贷配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分析型经济学家不愿接受信贷配给，因为他们难以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符合理性经济行为信条的现象。为什么出借人应该以非价格手段分配资金，从而使自己丧失获得更高利息收入的机会？”Hodgman在其国会证词中认为这些观点是萨缪尔森在提出的。信息不对称为信贷配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参见Dwight Jaffee和Thomas Russell[1976]，以及Joseph E. Stiglitz和Andrew Weiss[1981]）。与微观基础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宏观经济变量，例如耐用品消费、货币需求和价格，超前与滞后的原因。与作出变动的一次性成本有关的S-s模型可以解释这些超前与滞后（除非被讨论的变量要么总是在下降要么总是在上升）。有关S-s定价效应的开创性工作已经由Robert J. Barro（1972）和Katsuhito Iwai（1981）完成。Richard Caballero（1993）对这些模型中的超前与滞后和没有调整成本下的超前与滞后进行了比较。Andrew F. Caplin和Donald F. Spulber（1987）、Caplin和John Leahy（1991）也曾研究了S-s策略对想象中的价格变化和实际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Akerlof（1973，1979）分析了目标阈（target-threshold）监控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短期收入的影响。

不对称信息

我最先遇到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问题是在我的一项早期研究中，这项研究试图寻找产出和就业波动——新汽车销售量大幅变化——的主要原因。[1]我认为，由于二手车的卖方比二手车的买方知道得更多，由此导致的缺乏流动性可以解释汽车购买量的高度不稳定性。在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模型的过程中，我转向了另一条思路。我发现，所有的市场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二手车市场中的信息问题。在某些市场上，不对称信息问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重复交易和声誉机制得到解决。在另一些市场上，例如保险市场、信贷市场和劳动市场中，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太容易解决，并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例如，老年人很难得到健康保险；小企业可能成为信贷配给的对象；少数民族可能在劳动市场中受到歧视，因为人们被划分成具有可观察到的相同特点的群体。信贷市场的失灵是一些国家发展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声誉和重复交易这样的机制以克服不对称信息问题，这些制度成了市场结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为了理解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起源，回顾一下当时发生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智识革命是有益的。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前，经济学家很少为理解特定制度或特定的市场特征构建专门的模型。尽管在当时的研究生课程和一些本科课程中也开设了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son）的垄断竞争模型，[2]但是，这些“专门的”模型是一种罕见的例外，它们不是主课，而是那些有冒险精神和有多余时间的人在主课以外的兴趣课。[3]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在标准价格理论的规则之外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开始创建有专门化技术特点的模型，例如陶土（putty-clay）模型、龄级资本（vintage capital）模型和边干边学模型，“专门”模型开始大量涌现。将这些专门化的技术纳入模型并不违背传统价格理论的常规，但是它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196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说“模型”一词除了用作名词外，还可以用作动词。[4]并非巧合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我的“柠檬市场”一文被同意发表。[5]“模型化”市场中的不对称信息对于价格理论的含义，就如“模型化”陶土、龄级资本和边干边学对于增长理论的含义。[6]这是一个新理论导向的首次应用，在该理论导向下，经济学家谨慎仔细地建构模型以说明现实的微观经济细节问题。这一发展使经济理论大大趋近于经济现实的本质。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有关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是这一新的建模导向的第一个成果，而且也是最自然的成果。在本文的其余内容中，我将讨论这一新导向对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1] 参见Akerlof（1970）。

[2] 参见Robinson（1942）和Chamberlin（1962）。

[3] 例如，我可以想象一个研究生并不知道Harold Hotelling的空间竞争模型（spatial competition model）。我记得在研究生课程中没有这一模型，相反我只记得它被处理成张伯伦的《垄断竞争》一书中的附录。

[4] 我和Michael Rothschild于1969年夏天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谈话。我记得“模型”一词的这种用法就像许多人今天可能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听人说“增长经济”。

[5] 我不记得同意发表该文的确切时间，但是我记得在同意发表和正式发表之间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

[6] 参见Robert M. Solow（1959，1962）和Kenneth J. Arrow（1962）。

非自愿失业

我有一个经济学家朋友曾说，他无法卖掉他的房子，我还同情地把他的这一抱怨转述给他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的反应是，唯一的问题在于房子的定价不合理。如果降低房子的售价，也许房子马上就可以卖掉。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非自愿失业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像我的朋友不能卖掉他的房子一样。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降低其保留工资，他能否找到工作呢？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失业工人就是那些正在找工作（因此是失业而不是非劳动力）但因工资低于预期而拒绝接受工作的工人。失业工人可能对不能以理想中的工资或薪水出售其劳动力而感到不快，不过除了那些受最低工资或工会谈判影响的工人外，他们都是自愿失业，而不是非自愿失业。每个人都能够以市场出清工资得到一份工作。在新古典理论中，就业下降的时期——周期性的经济下滑——可能是由总需求的意外下降造成的，这使工人错误地坚持要求其工资超过新的市场出清工资。[1]此外，就业下降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利的供给冲击，这使工人离开劳动力队伍，拒绝接受可以得到的工作。如果对商业周期的说明以就业中的自愿变化为基础，这种说明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实证困难——即，解释为什么在周期性的经济下滑阶段离职会减少。如果较高的失业率源自工人拒绝为低工资工作，离职应当和失业一起上升。但是当失业上升的时候，离职减少而不是增加。自愿离职的走向与经济周期相一致是毋庸置疑的。[2]

行为宏观经济学不否认确实存在非自愿失业，而且为此提供了前后一致的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首次出现的效率工资理论使非自愿失业的概念有了意义。[3]这些模型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例如道德规范、公正、内部人的权力或者不对称信息，雇主有很强的动机向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这一工资高于吸引工人所需的最低工资。[4]这样的效率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因此工作是被配给的，有些工人得不到工作，而这些工人就是非自愿失业的。在下一部分中，我将展开这一推理以解释为什么非自愿失业会周期性地变化。

有关工资在看似相同的工人之间有很大差别的经验研究结果强有力地表明，效率工资几乎无所不在。早在宏观经济学家意识到效率工资之前，劳动经济学家就已经证明表面上相同的工作和相同特征的工人有很大的工资差别。[5]对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分析表明，能力相同的工人有不同的工资，这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地点。数据还进一步表明，转换行业的工人其工资变化与行业间的工资差别相关。[6]较高工资的行业（取决于行业特征）也有着较低的离职率，这表明工资差别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工作条件的不同或福利的不同。[7]因此，看起来工作有“好”“坏”之分。

“好”工作和“坏”工作的存在使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变得有意义：失业工人愿意接受那些与其有相同能力的工人拥有的工作，但他却得不到这份工作。不过，非自愿失业工人可能会拒绝接受那些可以得到但工资和技能较低的工作。效率工资中隐含的非自愿失业的定义与事实相一致，而且也符合常识。一个有意义的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向着重建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石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为什么厂商支付的工资会高于最低工资呢？在我看来，效率工资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说服力。[8]三个重要的因素是：互惠（人类学中的礼物交换理论）、公正（心理学中的平等理论）和坚持群体规范（社会学中的参考群体理论和心理学中的群体形成理论）。在以礼物交换为基础的效率工资的早期社会学模型中，厂商向工人支付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而工人回报以他们对企业的忠诚。[9]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也许还受到公正因素的推动，这与心理学中的公平理论是一致的，如果工资低于工人们认为公正的工资水平，工人们的努力程度就会下降。[10]群体规范通常决定了工人们形成如何互相赠予以及什么是公正工资的观念。Ernst Fehr和他的合作者用实验证明了互惠互利行为和社会规范对工人在实验环境中的努力程度来说是重要的。[11]我最欣赏的效率工资模型是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在该模型中，作为内部人的工人阻止厂商以低于其现有工资水平的市场出清工资雇用外部工人。[12]这一理论隐含的假定是，内部人有能力阻止新工人进入一个企业。Donald Roy详细地研究了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机器商店，该研究表明，上述情况有可能发生：在Roy研究的商店中，内部人建立了与工作努力有关的群体规范，并联合起来阻止商店雇用高产的外部工人。其产量超过“公平”产量的工人将受到其他工人的排挤。[13]内部人联合起来反对外部人是许多厂商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工资的一个主要原因。

效率工资理论的另一个模型建立在不对称信息的基础上，它把厂商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看作是一种约束机制。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Shapiro-Stiglitz）中，厂商支付“高”工资以减少工人怠工的激励。当所有厂商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时，平均工资水平就会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失业。失业是一种约束机制，因为被发现有怠工行为并因此被解雇的工人只有在失业一段时间后才能被重新雇用。[14]

与符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相比，工人约束模型（worker-discipline model）更容易符合经济学的标准逻辑。但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模型，包括内部人—外部人模型使用标准经济学以外的要素，它们也许能够在总体上更好地说明非自愿失业。这些行为模型抓住了凯恩斯在《通论》的前几章中强调的平等和相对工资差别。

[1] 这一理论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论困难。由于可观察到的总失业有一个短暂的滞后，工人应当使其对通行工资分配的预期取决于总失业率。这样做可以消除失业中的序列相关性（serial correlation）。

[2] 这一问题由James Tobin （1972）提出。有关反周期的离职行为的数据参见Akerlof等人（1988）。Kenneth J. McLaughlin（1991）试图调和顺周期的离职行为和新古典经济学。他将离职（quit）定义为由员工提出的解职，而裁员（layoff）是由企业提出的解职。在McLaughlin的模型中，生产率冲击导致更多的工人要求涨工资。由于某些工人的要求被拒绝，因此当失业下降时，自愿离职上升。但是，为什么企业的工资报价会滞后于工人在面对有利的生产率冲击时提出的工资要求呢？

[3] Janet L. Yellen（1984）简明扼要地对这一理论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4] 这里的效率工资论是将内部人—外部人模型也包括在内的广义效率工资论。

[5] 参见John T. Dunlop（1957）。

[6] 参见William T. Dickens和Lawrence F. Katz（1987），Alan B. Kruger和Lawrence H. Summers（1988）。注意这些研究是在美国工会运动比较弱的时期作出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上述工资差别的主要原因。相反，Dunlop的工资差别则有可能主要是工会势力有差别的结果。

[7] 参见Kruger和Summers（1988）。

[8] 参见Katz（1986）以及Alan S. Blinder和Don H. Choi（1990）。Blinder和Choi为支付高工资的道德因素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他们还效率工资是约束工人的工具找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Truman Bewley（1999）得出的结论是，道德规范是削减工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Carl M. Campell Ⅲ和Kunal S. Kamlani（1997）提出，道德规范是厂商不削减货币工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最好的工人离职时要考虑的因素。

[9] 参见Akerlof（1982）和Mathew Rabin（1993）。

[10] 参见Akerlof和Yellen（1990）以及David I. Levine（1991）。

[11] 例如，参见Fehr等人（1993），Fehr等人（1996）以及Fehr和Armin Falk（1999）。

[12] 参见Assar Lindbeck和Dennis J. Snower（1988）。

[13] 参见Roy（1952）。

[14] 参见Steven Stoft（1982），James E. Foster和Henry Y. Wan, Jr. （1984），Carl Shapiro和Stiglitz（1984）以及Samuel Bowles（1985）。工人约束模型抓住了一些现实，但是作为对非自愿失业的全面解释，它遇到了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困难。就理论而言，在监督不完善且工人可以自行决定努力程度的工作中，有良好声誉的厂商可以要求工人交纳保证金。一旦发现工人怠工，这些保证金将被没收。只要他们继续被厂商雇用，工人们得到的工资将可按保证金的利息大小增加；保证金的本金将在工人退休时返还。这种工资方案解决了厂商面临的激励问题，而且对厂商来说，它比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更低廉。Garry S. Becker和George J. Stigler （1974）提出了这一准确的建议。在另一种方案中，当工人有很好的理由离开其工作岗位时，他就可以拿回这笔保证金。（Lorne Carmichael[1985]和Kevin M. Murphy与Robert J. Topel[1990]曾经给出了根据同样的原则将工资降低到市场出清水平的其他方法）。就经验而言，约束机制理论没能解释为什么工种之间的行业工资差别高度相关，以至于某些行业可以向所有工种的工人，包括那些很少有怠工机会的工种，提供好“工作”（参见Dickens和Katz，1987）。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旦货币政策被充分认识到，它对产出和就业就没有任何影响。完全可预测到的货币供给变化使价格制定者以相同的比例提高或降低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从而使产出和就业保持不变。[1]然而，这一新古典假设与货币政策影响力的经验证据和中央银行能够影响经济表现的普遍信念相冲突。

行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证明在切合实际的行为假设下，货币政策确实影响实际结果，就像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断言的那样。认知心理学把决策者看作是“有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他们归纳信息并使其抉择建立在简化的意识框架（mental frames）上。[2]对经验规则（rules of thumb）的依赖反映了这种认知抽象（cognitive parsimony）的影响，因为这些规则省略了对利润或效用影响不大的因素。在工资—价格模型中，简单的规则导致总工资（和价格）对冲击的惯性反应——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曾经轻蔑地弃之不顾的、真正的“粘性工资/价格”行为。在新古典批判中，“新古典综合”假设的惯性工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对企业和工人来说都是不合算的，因此是不合乎情理的。行为经济学家则认为，与“货币幻觉”有关的经验规则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也是合乎现实的——也就是说经验规则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不合情理的，因此依赖这些规则导致的损失非常小。

在与Janet Yellen的合作中，我首次在一个包含效率工资和垄断竞争的模型中证明了这一结论。我们假定某些价格制定者遵循价格不因（货币供给变化导致的）需求冲击而变化的经验规则。我们证明，遵循经验规则的企业不能根据货币供给变化调整价格而导致的损失是二阶的（或者是轻微的），[3]而经济中的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相对于冲击的大小而言是一阶的（或者是显著的）。[4]我们把厂商使用的经验规则型策略看作是近乎理性（near-rational）的惯性定价，因为厂商因偏离完全最优化而遭受的损失是二阶的（或者是轻微的）。

这一关键结论的逻辑——近乎理性的价格粘性足以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是简单的。在垄断竞争的情况下，每一个厂商的利润函数对该厂商制定的价格是二阶可微的，因此，在最优价格的邻域内，利润函数没有变化。其结果是，对利润最大化价格的任何偏离导致少量的利润损失——相对于偏离的大小而言是二阶的。但是，如果一大批厂商对最优价格的偏离是一样的——例如，如果所有这些厂商都在货币供给发生变化后缓慢地调整其价格——那么，实际余额（用价格水平缩减的货币供给）的变化相对于有最大化定价行为的状态来说是一阶的。实际余额的这种一阶变化反过来导致总需求、总产出和就业的一阶变化。例如，假定货币供给增加的比例为ε，一部分厂商将它们的价格保持不变。相对于完全最优化的行为，每个厂商的损失大约与ε2成比例。如果ε=0.05，ε2=0.0025，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因此价格粘性导致的损失往往是小的。但是，假定货币需求与收入成正比，实际产出的变化是一阶的——也即与ε成比例。（如果所有的厂商都采取完全最优化行为，货币供给的变化将使产出保持不变。）因此对完全理性行为的小小偏离——实际上是对完全理性行为细微而合理的偏离——推翻了如下结论，即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对实际收入和实际产出没有影响。[5]

经验规则型的定价行为有许多形式。例如，厂商在一段时期内不变动名义价格（工资）的滞后价格（工资）模型（staggered price（wage）model）非常接近于价格（或工资）制定过程。[6]在泰勒（Taylor）的滞后合同模型（staggered contact model）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半的厂商制定一个名义价格，而这个价格在随后的两个时期中保持不变。[7]相反，由卡沃（Guillermo A. Calvo）提出的另一种滞后合同模型则假定，在随机变化的时间段内，厂商重新制定一个固定的名义价格。[8]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两种形式的滞后合同模型，其理由是这样的定价行为不是最大化的。[9]当然，他们是对的：与某在一时间段内固定名义价格相比，如果泰勒和卡沃模型中的厂商根据其预期的货币供给（总需求）确定价格，而且该价格在某一时间段内是变动的，那么它们就会做得更好。这种利润最大化行为又一次使货币供给变化是中性的。但是，泰勒/卡沃式的定价（确定工资）策略是近乎理性的：构成了这两个模型之特征的小的名义粘性足以使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不过，相对于在定价的时间段内调整价格的策略而言，名义粘性导致的损失是二阶的。[10]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近乎理性的经验规则行为，这些行为使货币政策有效。[11]

近乎理性的经验规则模型解决了由卢卡斯提出的大难题，即理性预期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12]新古典经济学发现，解释货币和产出之间稍纵即逝的关系是困难的。基于各种合乎情理的近乎理性行为的新行为经济学则在货币供给变化和产出变化之间建立起一种强相关性。

[1] Donald Patinkin（1956）清楚地表达了这一逻辑。

[2] 参见Richard Nisbett和Lee Ross（1980）。

[3] 在这里，二阶是轻微这一概念的数学表达式。相应地，一阶是显著这一概念数学表达式。

[4] 参见Akerlof和Yellen（1985a，b），N. Gregory Mankiw（1985），Michael Parkin（1986）以及Oliver Blanchard和Nobihiro Kiyotaki（1987）。

[5] 同样的结论在其他一些分析框架中也是成立的。例如，如果厂商制定了利润最大化的效率工资，名义工资粘性是一种有相同结果的经验规则行为，也即厂商不改变工资导致的损失是二阶的，但是，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将使实际变量发生一阶量的变化。在Mankiw的公式中，小的菜单成本，也即调整价格所需的固定成本，阻碍了价格调整，并对均衡产出产生大于菜单成本的影响。

[6] 特别地参见Carlton（1986）。

[7] 参见Akerlof（1969）、Stanley Fischer（1997）和John Taylor（）1979。

[8] 参见Calvo（1983）。

[9] 参见Barro（1977）对滞后合同模型的不满。

[10] 参见Akerlof和Yellen（1991）。从技术上看，用（对数）收入之标准差衡量的商业周期的波动幅度将扩大，而且这一扩大是由泰勒的滞后合同造成的，波动幅度的扩大值等于厂商定价误差的标准差，这里的厂商是泰勒模型中的厂商。货币政策可以抵消价格粘性，并减轻商业周期的不稳定性。但是，厂商使用泰勒式滞后合同导致的损失是二阶的，而且与货币政策对经济冲击的方差成比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滞后定价对商业周期的长短和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特征都有一阶影响。但是，使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作用的非最大化行为导致的损失是二阶的。

[11] 例如，Mankiw和Ricado Reis（2001）最近表明，近乎理性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收入对货币冲击的反应，因为在这样的模型中，价格（工资）对新信息的反应要慢于泰勒/卡沃式的近乎理性（near-rational）的滞后价格模型。对信息的反映慢可能是因为价格制定过程中收集、处理和共享信息需要较大的管理成本（参见Zbarachi等，2000，转引自Mankiw和Reis）。Mankiw-Reis模型解决了理性预期的滞后价格模型中存在的三个悖论。粘性信息导致了经验上可观察到的收入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长期滞后（Milton Friedman，1968；Christina D. Romer和David H. Romer，1989）；这与估计菲利普斯曲线时发现的通货膨胀对冲击的缓慢反应是一致的（Robert J. Gorden）；而且理论上它并不会破坏导致产出增加而非下降的紧缩政策的理性预滞后合同模型（Lawrence Ball，1994）。

经验证据表明，达到新均衡涉及的协调问题对厂商来说既可能是内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Fehr和Jean Robert Tyran（2001）做了一些实验，其中价格制定者被给予一定的报酬，而这些报酬来自有垄断竞争的近乎理性模型。他们发现，当报酬以名义数量计量时，货币供给的负面变化将导致产出较大的下降。像其他价格制定者那样行动的人将产生货币幻觉，这反过来使他们不愿意降低价格（Peter Howitt和Robert Clower2000年的论文中提供了研究货币政策和协调失败之间相关性的一种新方法）。这篇论文表明，价格对货币供给变化的反应与预期的形成相关，而预期的形成则与其他价格制定者对同一冲击的反应相关。Fehr和Tyran（2001）的实验还指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近乎理性行为：价格制定者可能会采取完全最大化的行为，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其他厂商采取经验规则型的粘性定价行为。这又一次表明，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是有效的。

[12] 参见Lucas（1972）。

菲利普斯曲线和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关系也许就是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价格-价格”菲利普斯曲线将通货膨胀和失业水平、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影响总供给的变量联系起来，例如石油和粮食价格。这一关系中隐含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得失互换（trade-off）界定了货币政策的“可行集”，因而在货币政策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菲利普斯曲线的估算最先是针对英国的，[1]然后才应用到美国[2]和许多其他国家。[3]

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是供给和需求。菲利普斯假定，当需求高而失业低的时候，工人预期的名义工资增长高于需求低而失业高时的名义工资增长。厂商的定价策略将（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上升转变成价格上涨。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得失互换关系。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弗里德曼（Friedman，1968）和菲尔普斯（Phelps，1968）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他们认为，工人关心和期望的是实际工资收入而非名义工资收入：工人通常希望得到对预期通货膨胀的补偿，然后他们以此进行讨价还价，在更低的失业率下要求更高的预期实际工资。定价策略再次将工资上升转化成价格上扬。假设条件的这种微小变化——工人希望增加实际工资——导致了很不一样的结果：与持久的失业—通货膨胀相互替换关系相反，现在有一个唯一的自然失业率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相对应。在“实际工资谈判”的情况下，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失业/通货膨胀的组合与实际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相一致——是垂直的，因为有且只有一个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此时，实际通货膨胀和预期通货膨胀相等。

为了说明为什么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必定是垂直的，想象一下中央银行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在劳动市场异常紧俏的情况下，工人要求名义工资的增加超过预期的通货膨胀（加上正常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增加值）。反过来，厂商将由此引起的成本上升转嫁到价格上，因此通货膨胀将超过工人在工资谈判时预期的通货膨胀，从事后来看，工人受骗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预期，进而通货膨胀将加速。让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结果是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同样的，弗里德曼—菲尔普斯模型预言，试图使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的中央银行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加速的通货紧缩。只有在自然失业率下，通货膨胀才是稳定的。

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第一次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后不久，经济学家就接受了这一假说。有三个事件共同推动了自然失业率假说的流行。第一，它看起来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60和70年代经历的通货膨胀和失业。60年代后期的低失业率使通货膨胀上升，这显著地推动了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从而使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外移。因此，70年代初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替换关系比60年代时更不受人欢迎（分析家们忽视了一个同样合理的解释，即当通货膨胀像60年代那样上升时，工资谈判和价格确定开始考虑通过膨胀预期，而以前却无视了这一点）。[4]第二，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估计产生了一系列与历史通货膨胀有关的系数，这些系数之和与1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别。由此推出的结论是，这些估计中的滞后通货膨胀项（lagged inflation terms）和预期通货膨胀一致，而预期通货膨胀是对历史通货膨胀的自回归加权平均；而且决定现期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系数等于1。[5]最后，经济学家倾向于理性地接受原假说（based null hypothesis），但是他们有时也会运用一些说服力很差的检验来让自己接受这些假说。[6]

经济学家不应该如此轻易地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因为这一假说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经验方面都有相当大的疑点。从理论上看，自然失业率假说使我想起了普通食谱中的经验规则。根据这种经验规则，我们在食物中摄取的热量每增加3 200卡路里，体重就会增加一磅。每减少3 200卡路里，体重就会下降一磅。这总让我想起孪生兄弟。其中一个吃的食物刚好足以使其体重保持平衡。而另一个则每天多吃100卡路里的甜饼。如果食谱中的经验规则是正确的，那么一年后，那个吃甜饼的人将比他的兄弟重11磅。10年后，他就会比他的兄弟重110磅。50年后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会比他的兄弟重550磅。正如我们所预料到的那样，当经验规则被外推到长期时，它就不再成立了。体重和热量之间更准确的关系表明维持更高的体重需要摄取更多的热量。令人欣慰的是，这对孪生兄弟的体重并不会永远偏离下去。同样的，我的推测是至少对某些失业率来说，通货膨胀可能会趋近于一个固定的值，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加速或减速。上述先验推理（priori reasoning）可能是错误的，但是食谱型经验规则超范围应用的错误提醒我们，自然失业率假说是相当异常的。在失业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预测的加速通货膨胀看起来可能是相当合理而且具有经验上的相关性。[7]但是我怀疑这一理论在高失业时的适用性。

我对自然失业率假说的怀疑得到了一个经验事实的支持，这一事实表明，自然失业率的假说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20世纪的整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无可置疑地高于（确切地说是大大高于）任何一个合理的自然失业率。根据自然失业率假说，在整个30年代，价格都应该加速紧缩。然而，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价格一度出现了下降，但是1932年以后价格紧缩就停止了；在随后的10年中，尽管失业率很高，但是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价格紧缩。这一事实表明，至少在某些时候，高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存，自然失业率假说并不成立。这样的失败对一个源自经验观察的理论来说并不是非常严重，但是对于一种源自先验原则（先验原则是指被认为总是正确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被接受的规则）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20世纪30年代的事实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经济展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福廷（Pierre Fortin）估计，从1992年到2000年，加拿大的失业率大约为12%，大大超过了对NAIRU的保守估计8%[8]。在同一时期，通货膨胀平均每年为1.5%，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根据自然失业率理论，核心通货膨胀应当下降大约6个百分点，因为对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典型估计值是1/2。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只下降了0.1%。

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证据进一步表明，自然失业率理论缺乏坚实的基础。对自然失业率的不同时期的估计表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是即使考虑这样的变化，自然失业率的估计值也有很高的标准差。施泰格（Douglas Staiger，1997）等人为美国的自然失业率算出了一个有95%的置信区间，该区间的误差超过了5%；这比美国过去50年的月度失业率的标准差大3倍。

迪肯斯（William Dickens）、佩里（George Perry）和我在最近的论文中研究了两个行为假设，与自然失业率模型相反，这两个行为假设为足够高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下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替换关系。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完全的凯恩斯”行为：工人反对名义工资的下降，厂商几乎不强行降低名义工资。第二个假设关系到工作谈判在通货膨胀预期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在通货膨胀非常低的时候，大量工人并不会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以至于他们需要将之纳入决策中。但是，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忽视通货膨胀导致的损失也将增加，因此越来越多的厂商和工人会在谈判中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凯恩斯假设工人反对降低名义工资，这符合他对心理学的直觉。这一假设也与心理学理论和证据相一致。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假定个人根据他必须付出的、相对于某些参照点的得失来评估其环境变化。事实表明，个人更看重的是避免损失而不是产生收益。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1979）已经证明，许多经验结果可以用期望理论推导出来。许多实验结果不符合预期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但是可以用期望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现行的货币工资被工人看作是衡量得失的参考点，下降趋向的工资粘性（downward wage rigidity）就是期望理论隐含的自然结论。与这一观点相一致，沙菲尔（Eldar Shafir，1997）等人在一个问卷调查中发现：个人的理念框架不仅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条件来说明，而且还展现了某些货币幻觉。

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货币工资实际上具有下降趋向的粘性。卡德和希斯洛普（David Card和Dean Hyslop，1997）以及卡恩（Shulamit Kahn，1997）利用调查数据发现，名义工资变化的分布不对称地集中在零附近。福廷在加拿大的数据中发现了有许多的工资变化是零。从1992年到1994年，当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为1.2%，失业率平均达到11.0%时，只有5.7%的非COLA工会合同有一年的工资削减，而47%的非COLA工会合同有工资冻结条款。[9]在康涅狄格州展开的深入访谈中，比利（Bewley）发现，经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愿意削减工资。[10]为了调查厂商是否在削减福利时砍掉全部补助金以代替工资削减，勒博（David E. Lebow）等人考察了就业成本指数涵盖的各个行业。他们发现，福利削减只相当于很小的名义工资削减。[11]费尔和戈特（Fehr和Lorenz Gotte）利用瑞典的数据发现，即使一个7年期的低通货膨胀和低生产率增长也不会提高名义工资削减的频率。[12]

在低通货膨胀时期，如果不愿意削减名义工资，那么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替换关系。与弗里德曼—菲尔普斯模型不同，在该模型中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替换关系是暂时的，通货膨胀的长期上升（如果它趋近于零）导致就业的大幅下降和产出的增加。[13]其逻辑如下：无论是在好时期还是坏时期，都有一些厂商和行业做得比其他厂商和行业好。工资需要调整以消除经济财富方面的差异。在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时期，相对工资可以很容易地调整。不幸的厂商可以提高工资，不过其提高的幅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而幸运的厂商可以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增幅。但是，如果生产率增长是低的（就像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那样）而且没有通货膨胀，那么需要降低其实际工资的厂商只能通过降低其员工的名义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在有关需求冲击在企业间的差异和序列相关性的现实假设下，削减名义工资的频繁程度会随通货膨胀的下降而迅速增加。厂商不愿意强行削减名义工资导致永久失业率上升。因为当通货膨胀率低时，让工人提供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低就业水平时的实际工资，与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失业率随着通货膨胀下降到低水平而上升。溢出效应产生了一个总的就业影响，这一影响超过了厂商的就业变化，而这些厂商受到了其削减工资能力的约束。因此，有一点点通货膨胀的一个好处是它使劳动市场能够顺利地运行。

一个有着跨部门冲击和厂商不愿意削减名义工资的模拟模型表明，如果参数是被合乎现实地选择出来的，那么当生产率增长低的时候，任何低通货膨胀率下都存在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替换关系。例如，通货膨胀从每年的2%持续下降到零将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约2%。[14]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当被估计的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模拟20世纪3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历时，模拟结果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实际情况惊人得接近。[15]相反，对标准的自然失业率模型的类似模拟表明，整个30年代都经历了加速的通货紧缩，而这与事实相悖。

另一种行为理论也得出了低通货膨胀时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长期替换关系。这一理论是基于如想想法，也就是说，由于通货膨胀低时，它并不突出，因此谈判中可以忽视预期价格水平的未来变化。[16]在垄断竞争和效率工资的情况下，当通胀不高的时候将其忽略不计是近乎理性的。[17]关注显著性的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都表明，人们倾向于忽视对其决策不重要的变量。[18]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计量经济学估计考虑到了历史通货膨胀在高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时期对即期通货膨胀有不同影响的可能性，这种估计与如下假设是一致的，即在高通货膨胀下，历史通货膨胀的系数趋近于1。[19]在低通货膨胀时期，历史通货膨胀的系数和近似于零。同样的，将预期通货膨胀的调查值（survey measures）作为独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高通货膨胀时的预期通货膨胀系数要大于低通货膨胀时的系数。[20]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如果将高通货膨胀时期和低通货膨胀时期结合起来估计一个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有关的非线性模型，我们就会发现，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取决于最近的通货膨胀历史。

行为宏观经济学给出的说明，即低通货膨胀以持续的高失业和低产出为代价，对货币政策有重要的意义。大多数人认为中央银行的官员是谨慎、保守而又稳健的。但是，我认为许多中央银行的官员就像是危险的驾驶员：为了避免即将出现的通货膨胀，他们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过低和失业过高。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的通货膨胀非常低，失业率史无前例地比美国高大约4%。[21]欧洲也经历了高失业和非常低的通货膨胀。日本走得更远，它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深渊。接受教科书上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中央银行官员应当遵循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给苏格兰教会最高宗教裁决会议的建议：“我恳求你们这些受主怜悯的人认识到你们有可能是错的。”并非偶然的是，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引用这一建议说明一个普遍的认知错误：过分自信。[22]

[1] 参见A. W. Phillips（1958）和Richard G. Lipsey（1960）。

[2] 参见Robert J. Gordon（1970）和George L. Perry（1970）初步估算了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3]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Robert J. Flanagan等人（1983）估算了许多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

[4] 这一解释是由Otto Eckstein和Roger Brimmer（1972）给出的，但它没有成为主流思想。

[5]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Thomas J. Sargent的批评，也即如果产生通货膨胀的过程是稳定的，而且没有单位根（unit root），那么在一个加速模型中滞后通货膨胀的系数将不等于1。

[6] 当我们在回顾Summers对经济学家接受随机行走假说的批评时，就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是在运用说服力很差的检验并不能驳倒备择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的情况下接受随机行走假说的。

[7] 长期的低失业率和超级通货膨胀并存是弗里德曼—菲尔普斯理论的一个预测。超级通货膨胀的经常发生似乎支持了这一理论。但是，这些超级通货膨胀发生在政府失去财政信誉（而且只能用铸币税支付财政赤字）的时候。导致超级通货膨胀的也许是财政信誉的丧失而不是持续的低失业率。

[8] 这一观察由Fortin在Fortin等人的论文（2001）中提出。

[9] 参见Fortin（1995，1996）。

[10] 参见Bewley（1999）。

[11] 参见Lebow等人（1999）。

[12] 参见Fehr和Gotte（2000）。

[13] 参见Tobin（1972）。

[14] 参见Akerlof等人（1996）。

[15] 通过按时间顺序将模拟的上一期通货膨胀带入模型求出下一期的通货膨胀预期就可以得到上述结论。其拟合度如此之好以至于让人以为其中必定有一些运气。

[16] 会间接考虑过去的通货膨胀，因为工资谈判要考虑竞争者支付的工资。

[17] 参见Akerlof等人（2000）。

[18] 这一论断还受到公众关于通货膨胀的理念框架的影响。Robert J. Shiller（1997 a，b）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了公众和经济学家之间的理念框架差异。

[19] 然而，系数和等于1并不必然由于Sargent早些时候提出的原因而使其成为难以想象的数字。

[20] 这种回归分析解决了Sargent提出的问题，即自然失业率模型应当产生与货币规则一致的预期通货膨胀系数，而且这些系数和不必等于1。如果预期可以无误差地观察到，自然失业率理论中的预期通货膨胀系数和应当等于1。预期数据中的误差会使系数偏小，但是，正如被观察到的那样，这种误差不应该导致系数的变化，除非高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时期的观察误差发生变化。

[21] 根据总统经济报告（2000，表B-107），1990~1999年加拿大的失业率比美国高3.8%。

[22] 参见Nisbett和Ross（1980）。该书是关于行为宏观经济学的心理因素的主要入门书。奇怪的是，认知心理学家比经济学家拥有多得多的关于其理论的经验基础。

储蓄不足

人们储蓄太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退休老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另外，众多的雇主要求其员工缴纳一部分养老金并给他们提供补贴。许多形式的储蓄都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即使有这些扶持措施，大多数家庭的金融资产仍然不足以维持退休后的消费。[1]

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储蓄太少或储蓄太多就像非自愿失业一样是不可能的，它与模型的假设直接相矛盾。既然储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那么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它必定是恰好的。相反，行为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论工具和经验对策，用以改进对类似的时间不一致行为的理解。

一项使我们可以对时间不一致行为进行系统分析的关键理论创新认识到，个人可以使与“真实福利”不一致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一旦这一特点被接受，储蓄太少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这一思想可以用古代的旅鼠之谜来说明，据说旅鼠每隔几年就会聚集在一起，进行以投海自尽作为结束的死亡之旅。[2]旅鼠的这种行为揭示了在心理学家中普遍存在但在经济学家中却相当少见的一个观点。除非旅鼠在投海自尽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顿悟，否则他们的效用或福利由一个函数给出，但他们最大化的是另一个效用或福利函数。

考虑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人们储蓄不足这一流行的储蓄观。决定人们储蓄太多还是太少与如下问题有关，即人们是否会像旅鼠那样有一个描述其福利的（跨时）效用函数，但最大化另一个效用函数。[3]有证据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可能有重大的区别。高的负时间贴现率对解释实际的财富收益比是必需的。[4]对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权衡消费和储蓄的问卷调查表明，跨时贴现率一般来说是正的。[5]

双曲贴现函数一直被用于研究跨时储蓄决策，它还可以用来说明两种效用函数之间的区别，其中一种效用函数描述实际储蓄行为，另一种效用函数衡量储蓄行为的福利结果。双曲贴现函数描绘了人们自制的困难。与新古典理论中标准的固定贴现率不同，双曲贴现函数假定，用来评估相邻时期之替换关系的贴现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在评估为获得未来回报要付出即时牺牲的选择时，人们用高贴现率；而在评估同样的牺牲被延迟至未来的选择时，则用较低的贴现率。因此，当牺牲被推迟到未来的时候，人们愿意作出延迟享受的选择[6]，但是他们不愿意在短期内延迟享受。因为即时消费重于未来消费，所以人们延迟储蓄。双曲贴现函数与实验结果相当一致：人类和动物都不愿意立即延迟享受，而更愿意将这种延迟享受推到未来。

从双曲贴现中可以得出两中形式的延迟。当一个人错误地认为其未来的效用函数不同于现在的效用函数时，“幼稚延迟”就会产生。他错误地推断，今天是重要的，明天却不重要。他没有看到，明天的自我将和今天的自我不同，随着明天的日益临近，明天将和今天一样重要。尽管幼稚延迟者今天没有储蓄，但是他错误地以为他明天将会储蓄（节食、运动、戒烟，等等），最后吃惊地发现今天延迟作出的牺牲明天还是被延迟下去。比较精明的延迟则采取先时而动的形式，这是由奥多诺修和拉宾（Ted O’Donoghue和Rabin，1999）提出的术语。这种延迟者对自己的未来有完全理性的预期。他对自己说，如果明天可能会变得特别重要，那么今天就没有理由储蓄。如果明天是特别重要的，那时我会花掉我今天积蓄下来的所有储蓄，更何况今天也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今天不应该作出牺牲。

莱布森（Laibson）曾经把双曲贴现作为研究储蓄行为和策略的基础。莱布森与他的合作者雷佩托和托巴克曼（Andrea Repetto和Jeremy Tobacman，1998）建立了一个模拟模型，以研究在一个消费者采取先时而动的世界中，不同的税收激励计划有什么影响。他们估计，减少先时而动的储蓄激励发生微小变化会导致大的正福利效应。由于这一研究工作，美国调整了与享受税收优惠的401（K）储蓄计划有关的法规。如果企业替员工缴纳一部分养老金，工人就会被自动地记上一笔应缴储蓄。采取这样的计划大幅度地提高了计划的参与率，许多工人将他们的储蓄维持在应该缴纳的水平上。[7]

社会保障和“强迫”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其他计划都颇为流行，除此之外，储蓄不足的最好证据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临近退休，人们的消费一般会大幅度下降。[8]实际上，退休后的消费下降是不连续的。[9]那些有较多财富和更高替代收入的人减少的消费很小。这一结论难以用标准的生命周期和指数贴现模型来解释。[10]塞勒和贝纳兹（Thaler和Sholom Benartzi，2000）曾经设计了一种储蓄计划以克服工人延迟储蓄的倾向。他们还在一个中型企业中以实验的方式检验其储蓄计划：员工被邀请加入一个储蓄计划，这个储蓄计划允许员工事先拿出一部分增加的工资或薪水以用于积累储蓄。工人们选择从现在的收入中拿出相当小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但是承诺在未来的工资或薪水增加中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这符合双曲贴现，但不符合标准的指数贴现模型。在短期中，平均储蓄率增长了一倍。[11]

[1] Eric M. Engen等人（1999，第97页）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比较了实际财富和经过调整的最优化模型中推导出来的财富。他们的调整有一个3%的时间偏好率。利用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urvey）的数据，该调查设定了一个包括所有房屋净值（home equity，抵押贷款的借款人直接拥有的房产价值，它等于房子的公平市场价值减去抵押贷款后的余额。——译者注）的广义财富定义，在经过调整的模型中，有60.5%的家庭其财富拥有量高于平均最优财富。但是，我将关注从这一模拟模型中得出的另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将家庭对可支配金融资本中的房屋排净值投资排除在外，并假定跨时的时间贴现率为零，只有29.9%的家庭在60或61岁的退休年龄前，其财富拥有量超过最优平均财富（第99页，表5）。像其他参与这一谈论的人一样，出于经验和先验原因，我认为零贴现率更加正确。这符合人们在零利率下显示出来的不降低消费的偏好（参看下文），而且它还在一对一的基础上比较了不同年龄段的效用。我选择将房屋净值资本排除在外，这一选择假定退休的人年龄越来越大时，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或者将房子用于逆向抵押（reverse mortgage）。

[2] 我有一套1946年版的《大英百课全书》，书中描绘了旅鼠的死亡之旅，旅鼠一直前行直至海边，然后投投身大海，淹死自己。

[3] David I. Laibson（1999）清晰地对此作了区分。

[4] 参见Engen等人（1999，第157~158页）。

[5] 参见Robert S. Barsky等人（1995，第34页）。

[6] 参见Robert H Stortz（1956），Phelps和Robert A. Pollak（1968），George Ainslie（1992），George Loewentstein和Drazen Perlec（1992），Laibson等人（1998），以及Laibson（1999）。遗憾的是，在我本人的论文中（1991）我并没有意识到有关跨时不一致性的早期研究。在经济学领域，这些研究包括Strotz（1956），Phelps和Robert A. Pollak（1968），Richard H. Thaler（1981），以及Loewentstein（1987）。Loewentstein和Thaler（1989）很好地回顾了有关动态不一致性的历史文献，其中还包括心理学实验和理论。还可参见Ainslie（1992）。

[7] 参见Brigitte C. Madrain和Dennis F. Shea（2001）。

[8] 参见James Banks等人（1998）和B. Douglas Bernheim等人（2001）。

[9] 如果退休伴随着负面的收入冲击，那么这样的下降就有可能发生。Bernheim等人（2001）指出，这种调整相对来说不大。

[10] 当然退休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因而他们也许希望在闲暇替代收入的时候减少消费。另外，解释为什么这种替代会随财富水平和收入替代率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是困难的，但是并非不可能。如果，那些对退休后的闲暇有特殊偏好的人恰好有高收入替代率并积累很多储蓄，那么上述替代就会发生。

[11] 从4.4%到8.7%。这种行为也可以用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来解释。根据期望理论，决策的结构是重要的，而且人们拒绝承担损失。就此而言，员工并不想承担其消费损失。

资产市场

凯恩斯的《通论》是研究资产市场的现代行为金融学的鼻祖。凯恩斯曾作过这样的比喻：“职业投资就像选美比赛，在这种比赛中，参赛者要从报纸上发表的一百张照片中选出最美的6个人，谁的选择结果最接近于所有参赛者的平均偏好，谁就获奖。”[1]因此，股票市场太不稳定而且对消息反应过度。有关股票市场的这种观点不同于有效市场理论，在后者中，股票价格反映了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未来回报的现值。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对凯恩斯的过度波动假设进行了直接检验。他的分析如下：如果股票价格确实是未来预期回报的预测值，那么它们应当比贴现回报本身更少变化。希勒的深刻见解是一个简单统计原理的直接应用：一个好的预测应当比被预测的变量本身更少变化。如果天气预报比实际天气的变化更大，天气预报员就应该被解雇。[2]利用美国100年的股票价格和股息，希勒（1981）比较了剔除趋势波动（detrended）的股票价格的标准差和剔除趋势波动的股息现值的标准差。[3]他发现，正如凯恩斯设想的一样：（剔除趋势波动的）股票价格的标准差比（剔除趋势波动的）股息现值的标准差大5倍。这些结果在更复杂的检验中得到了验证，这些复杂的检验适当地考虑了股票价格和股息现值的非平稳数据。[4]

尽管未能通过边界检验，但是，有效市场的信念仍然得到了某些经验结果的支持，例如在月度数据中可以发现回报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5]否认回报是序列相关的假设意味着股票市场遵循某种类似随机行走的规则。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回应，萨默斯（Summers）用“跟风”模型（fad model）证明序列相关检验的说服力不足，因为这种检验需要用5 000年的数据才能有50%的概率区别随机行走和赶潮流，后者有35%的概率使股票价格偏离基本面30%。[6]

除了证明过度波动的存在以外，希勒还考察了过度波动的可能原因。他在《非理性繁荣》（2000）中回顾了与20世纪90年代股票泡沫有关的新闻报道，并说明了“新时代”思想是如何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得到大肆宣扬的。当股价上升时，“新经济”咒语被广泛传播；个人投资者根据媒体的观点行事，而媒体则夸大了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例如互联网对生产率的影响。这种股市泡沫并不少见，许多国家和历史上都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泡沫。实际上，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对狂热、恐慌的描述，以及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的历史著作《1929年大崩溃》都是《非理性繁荣》的历史版，而且非常有名。

质疑股票市场理性的第二个主要经验结果是股票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在过去的200年中，股票的回报远远高于债券的回报。例如，从1802~1998年，以股票内在价值为全中的市场股票指数的年实际回报为7.0%，而相对无风险证券的年实际回报只有2.9%。[7]从1926~2000年的75年中，股票的实际回报率为8.7%，而债券的实际回报率只有0.7%，两者相差8%。这样的差距是非常大的：Jeremy J. Siegel和Thaler（1997）的计算表明，75年前的1 000美元债券投资的收益为12 400美元，而1000美元股票投资的收益是88 400美元。这一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理性假设：在跨时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今天放弃一单位消费带来的未来预期效用的增加。在一个常相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中，上述条件意味着预期的股票溢价应该等于风险规避系数乘以消费增加和股价回报之间的协方差。但是，对某些合理的风险厌恶系数值来说，这一乘积比股票溢价小得多。因此不符合理性消费。这种“不符合”就是所谓的“股票溢价之谜”。[8]

我们可以从跨部门数据中进一步得到股价非理性的证据。与希勒论述过度波动的时间数列结果和股价向着股价/股息比率的平均值回归一样，Werner F. M. De Bondt和Thaler（1985）在一个跨部门研究中发现，股票价格向着股票回报的平均值回归：由5年前的50只股价涨幅最大的股票组成的组合，其表现大大低于市场的平均表现；而由5年前的50只股价跌幅最大的股票组成的组合，其表现却大大高于市场的平均表现。股票市场的其他异常现象，例如1987年10月，股票价格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的情况下在一个交易日内下跌了20%，这也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质疑。[9]

资产市场之所以重要性不仅因为这些市场本身，还因为它们至少从三个途径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第一，资产价值影响财富，进而影响消费。第二，与新资本价格相关的现有资产的价格——托宾的q值——影响投资，因为投资可以被视为在新的资本存量和对现有资产索取权之间进行套利。[10]最后，资产价值会影响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濒临破产的企业发现借款即使是有可能的也会非常困难，因此它们经常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11]

[1] 参见Keynes（1936，第156页）。

[2] 例如，从一个正态分布中进行推算，使实际结果和预测值之间平方差最小的预测是该正态分布的均值，而后者是一个根本没有变化的常数。

[3] 他详细地论述了在其观察期以后的未来股息。同样的检验还可以参见Steven F. LeRoy和Richard Porter（1981）。

[4] 参见John Y. Compbell和Shiller（1987）。尽管Shiller的精妙分析初看起来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有两个技术性问题对此提出了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剔除趋势波动有可能使Shiller的推理过程产生严重的偏差：股票价格序列和股息序列多是非平稳的，而一个非平稳的序列（nonstationary series）没有方差。第二个问题与Shiller的样本不足和他对现期之外的未来股息的说明有关。Allan W. Kleidon（1986）用模拟数据说明：当回报遵循随机行走的规则时，Shiller的剔除趋势波动的股价的方差和股息数列的方差之间的差别没有大到足以推翻有效市场原假说。Campbell-Shiller检验允许这两组数据是非平稳的。即使在企业熨平股息支付时，这一检验仍然是有效的。

股价的高度波动也可以用股票的预期回报率有一个频繁的变化周期来解释。但是这样的周期不符合大多数标准的古典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实际回报是由技术条件和资本劳动比决定的。在标准的古典模型中，技术和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很慢。

[5] 在那些统计上不显著的地方，这样的相关性从数量上看似乎也不显著。

[6] Kenneth D. West（1998）用Shiller的剔除趋势波动的数据同样证明了Kleidon的有效市场检验缺乏说服力。

[7] 参见Rajnis Mehra（2001，第1页）。

[8] 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这种弱检验也可推翻市场理性，因为大多数消费理论，无论是最大化理论还是非最大化理论，都暗含着股票回报率和消费增长率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例如，如果消费者有一个简单地由其财富决定的费函数，换而言之，如果导致股票市场高回报的最优行为同时也导致了无节制的消费，那么上述相关性就会发生。Jonathan A. Parker（2001）给出了一个揭开“股票溢价之谜”的可能方法。

[9] 参见Romer（1993，第1112页）。

[10] 参见有关q理论的文献，尤其是Tobin（1969）、Summers（1981）、Andrew B. Abel（1982）以及Fumio Hayashi（1982）。

[11] 参见Stewart C. Myers（1974）、Michael C. Jensen和William H. Meckling（1976）、Owen Lamont（1995）说明了双重均衡有可能因这种相关性而产生。

贫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就像许多人曾经承认的那样，那么，行为经济学也应当深入考察美国面临的最持久的宏观经济问题：收入差距以及作为主流人群的白人和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之间的社会状况。贫困是奴隶制和随后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后遗症，它对美国黑人有特别重大的影响。2000年黑人的贫困率为23.6%，白人的贫困率为7.7%，前者是后者的3倍。[1]尽管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8左右，但是他们几乎占美国所有贫困人口的1/4。[2]现实与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最穷的黑人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贫困。他们有奇高的犯罪率、吸毒和酗酒、非婚生育、女性单亲家庭以及靠救济为生。有关入狱的统计数据表明，即使这些问题中最不重要的问题也会影响一大批黑人。例如，有4.5%的黑人男性要么被监狱收容，要么在狱中服刑。[3]黑人男性的入狱率大约比白人男性高1/8。[4]黑人男青年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超过了1/4。[5]

在我们看来，由于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能解释上述自暴自弃的行为，Rechel E. Kranton和我（2000）在心理观察和社会观察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模型以说明美国黑人长期以来的恶劣处境。我们的理论强调身份的作用和个人自我定位的作用。在我们关于少数族裔贫困的理论中，失去希望的种族和阶级面临霍布斯式的选择（Hobbesian choice）。一种可能是选择一种适合其主流文化的身份。但是，这种身份是和如下知识一起被接受的，即主流文化的成员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身份。上述选择也可能心理成本非常高，因为它要求选择者成为另一个人；同样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亲友们可能会看不惯作出上述选择的异己分子。因此，个人有可能觉得他们永远不会完全“过关”。第二个选择是使用过去形成的另一种身份，对许多少数族裔来说，这是一种反文化。每一种身份都与理想的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在反文化的身份中，其行为规范通常用主流文化所没有的行为规范来定义。主流文化的行为规范赞同“自我实现”，而反主流文化的行为规范就是自暴自弃。反文化的身份可能很容易满足人的自尊心，但它也可能带来经济和物质方面的匮乏。

这种基于身份的贫困理论与许多证据相一致。例如，它符合一系列学者（Franklin Frazier，1957；Kenneth Clark，1965；Lee Rainwater，1970；William J. Wilson，1987，1996；Elijah Anderson，1990）等人的主要研究结果。阅读任何美国黑人的自传都可以发现：接纳和拒绝之间的距离是令人不愉快的，这种距离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

有关少数族裔贫困的身份理论具有社会政策意义，它们不同于源自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政策意义。例如，有关犯罪和惩罚的标准经济理论含而不露地支持以阻吓的方式来与犯罪作斗争：加大刑罚的力度，使之足够大，如加利福尼亚采用的“三振出局”法，潜在的罪犯就会三思而后行。监狱已人满为患，而犯罪行为并没有停止。与之相反，一个基于身份的理论表明，监禁的负外部效应将抵消以更严酷的监禁政策阻吓犯罪行为带来的收益。[6]监狱本身是一所选择反文化身份的学校，因此也是未来犯罪的温床。另外，身份形成的外部性为在犯罪放生前阻止犯罪的计划提供了理由。这些计划包括，例如有效而又容易被接受的药物治疗和恢复健康计划，针对城市青年的公共工作。身份理论表明，提高贫困率很高的美国黑人社区的教育支出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人们发现，美国黑人儿童对教师质量和课堂大小的不同特别敏感。[7]除了开设标准课程外，还需要优秀的教师和敏锐的个人关注以区分与身份有关的学生事务。[8]最后，身份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还为反种族歧视条律提供了理由，因为这种行动象征着欢迎黑人融入长期以来排斥黑人的白人社会。[9]

[1] 西班牙裔美国人也有类似的种族歧视史，但是不那么极端。

[2] 参见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2000/cb00-158.html。

[3] 1996年，蹲大狱的黑人男性有530 140人，有213 100西班牙裔黑人和8 900名西班牙裔（包括男性和女性）被监狱收容。有462 500名男性和55 800名女性是监狱的居民。在这些收容者中西班牙裔黑人为0.3%，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比率等于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比率，由此可以推算出在1996年有211814名黑人男性是监狱的被收容者。黑人男性的人口大约是1/2（30+0.6×4.7）×100万=32.282/2×100万=16.141千万。净结果是大约有45%的美国黑人男性蹲大狱或被监狱收容。监禁数据的来源：美国司法部《1996年美国的改造人口》，第82页，表5.7。资料来源：http：//www.census.gov/statab/www/part1a.html。

[4] 参见www.hrw.org/reports/2000/usa/Table3.pdf。

[5] 这是根据1993年的监禁率得出的估计值。

[6] 参见Steven D. Levitt（1996）。

[7] 参见Ronald F. Ferguson（1998）对教师质量的讨论，以及Kruger和Diane M. Whitemore（1999）对课堂大小的讨论。

[8] 参见Lisa Delpit（1995）。

[9] Glenn C. Loury（1995）曾经指出，赞助性行动也可能有负面影响：它可能会恶化黑人的被排斥感，而且即使在他们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也会因此而感到不被看作是成功的人。

结论

自发端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革命发生并横扫微观经济学以来，迄今已有30年。新微观经济学是所有研究生项目的标准课程，占所有课程的一半。接受新宏观经济学的步伐则比较缓慢，但是这个领域的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有任何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那就是宏观经济学。我在这一演讲曾经提到，互惠互利、公正、货币幻觉、规避风险、从众心理以及延迟有助于解释实际经济对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的偏离。对我来说，其意义在于，宏观经济学必须以这样的行为因素为基础。

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凯恩斯的《通论》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几乎在《通论》的所有章节中，凯恩斯用心理倾向（例如消费）和非理性（例如股票市场投机）批评市场失灵。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经济学界就驯服了凯恩斯经济学。当他们将凯恩斯经济学翻译成“和谐的”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时，他们也就驯服了它。但是，经济，就像狮子，是狂野而又危险的。现代行为经济学已经再次发现了宏观经济行为野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变成训兽师。这一任务艰巨而充满激情。

（吴素萍 译）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I 《经济学中的信息与范式革命》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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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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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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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I

——经济学中的信息与范式革命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

一、历史背景

二、一些启发式的观点

三、从竞争性范式到信息范式

四、市场均衡的效率和政府的作用

五、新范式的进一步应用

六、一些政策争论

七、超越信息经济

八、信息的政治经济学

九、结束语

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与我所从事的研究正为世人所瞩目，它是一个大型研究课题的组成部分，该课题吸引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大批研究人员。在本文中，我想要探讨由这个更为宽泛的议程提出的特殊问题，以及从经济学思想史这一更广的视角提出的研究议程。我希望能够说明，信息经济学反映了流行的经济学范式中出现的一个根本变化。

信息经济学早已对我们如何思考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甚至还可能会在将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过去20年间，许多主要的政策争论一直集中在与市场经济效率相关的问题和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上。亚当·斯密（1776）认为是自由市场导致了有效率的结果，“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种观点在那些争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它认为，总的说来，我们可以依赖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或者最多只受到政府的有限干预）。我将要在此陈述的一系列思想挑战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有关政府作用的看法。这些思想认为，那只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瘫痪的。

41年前，当我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我所学到的模型与我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使我感到惊讶。加里市因1906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建立并因其董事会主席而得名，该市早已风光不再。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该市也存在贫困、高失业率以及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但是，我们所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很少关注贫困，它们认为所有市场都能出清——包括劳动力市场，因此失业只不过是一种幻景，并且坚信利润动机确保不会出现经济歧视（Gary Becker，1971）。当时，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决定试着去建立一些模型，其假设和结论更加接近我所看到的充斥着不完美现象的真实世界。

我第一次访问发展中国家是在1967年，1969年我在肯尼亚驻留的时间更长，这些访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完备市场的模型似乎根本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其无效程度就像在欧洲或美国所展现的一样。竞争性均衡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似乎不能很好地适用于这些经济，信息的不完备、市场的缺失以及机能不良的制度的普遍性和持续性，诸如分成租佃制（sharecropping），尤其令我感到震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见识过周期性的失业——有时规模相当大——和它所带来的艰难困苦，但我从未见到过在非洲城市中出现的规模如此之大的失业，根本无法用工会或最低工资法（即使法律存在，也经常被搁置一旁）来解释。在我们所学的模型和我所看到的情况之间再一次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相比之下，我将要在这里讨论的观点和模型已经被证明是有用的，不仅在解决宽泛的哲学问题方面，如政府的适当作用，在分析具体的政策问题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我相信，如果对新信息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如金融结构、银行破产和公司治理结构——有更好的理解的话，过去10年在制定政策时出现的巨大失误，如在解决东亚金融危机时或者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本可避免。而且，过去25年间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华盛顿共识”[2]（Washington consensus）政策一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为基础，这些政策忽视了信息理论所关注的问题；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它们全盘失败的原因。在任何环境下，不仅在企业和家庭内部，信息影响着决策。更近些时候，正如我下面所讨论的，我已将我的注意力转向可以被称之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方面：信息在政治进程和集体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治理和被治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且正因为市场的参与者想要克服信息不对称，所以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些方法，使政治进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得到限制，以及减轻其不良后果。

[1] 本文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12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奖时提交论文的修订版。作者现为位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

[2] 　 说明参见John Williamson（1990），评论文章参见Stiglitz（1999c）。

一、历史背景

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论述用以研究信息作用的模型；近些年来，在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综述性文章和解释性论文，还有几本书。[3]我真正想做的是要强调信息经济学已经产生的引人瞩目的影响，范围包括经济学如何贴近今天，如何解释过去没能解释的现象，如何引导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中政府的恰当作用。在说明这些思想的时候，我想要追溯一下它们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思想源自人们试图回答特定的政策问题或者去解释标准理论无法正确解释的特定现象。但是，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一种流行的范式，有假设和惯例。大多数研究的动机都是试图探索那种范式的极限——看看标准模型如何能够解决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标准模型随之被发现并不很好）。

百多年来，经济学中的正规建模一直将重点放在假定信息是完备的模型上。当然，所有人都意识到信息实际上是不完备的，但在马歇尔的名言“自然界绝无飞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出现后，经济学家的希望就是让信息不太完备的经济学看起来很像信息完备的经济学。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要说明这并不真实；即使是程度很轻的信息不完备也会对均衡本质产生深刻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模型是20世纪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范式，其创始人们忽视了19世纪乃至更早时期大师们提出的警告，即对信息的关注如何会改变他们的分析，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利用那些看似精密的模型，或许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不太符合市场效率的结论。例如，亚当·斯密在参加后来有关逆向选择的讨论中写到，当企业提高利率的时候，最好的借款人就会退出市场。[4]如果贷款人非常了解每个借款人带来的风险，就不会产生多大影响；每个借款人就会支付相应的风险溢价。正是因为贷款人无法完全了解借款人的违约可能性，所以逆向选择的过程就得出了这样重要的结论。

当我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代表了流行范式的竞争性均衡模型中的有些地方是错的——实际上是严重的错误。该范式似乎要说明，失业并不存在，而且效率和公平问题可以被巧妙地分开，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在设计更加有效率的经济体系时把不公平和贫困放到一边。但是在这些有疑问的结论之外还有一系列实证问题，即一些难以与标准理论相一致的事实，制度安排依然未能得到解释。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着公共财政问题，例如企业为什么表现出不愿采取行动来最小化它们的应纳税额；证券市场悖论[5]，例如资产价格为什么如此容易变动（Robert J. Shiller，2000），以及股权为什么在新投资的融资过程中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Colin Mayer，1990）；还有其他重要的行为问题，例如企业对风险作出反应的方式为什么远远不同于该理论预期的那样。在宏观经济学中，许多关键的总变量（aggregate variables）的周期性运动被证明很难与标准理论协调一致。例如，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非常缺乏弹性，就像大多数证据表明的那样（尤其在初级工人问题上），那么在周期性经济衰退过程中出现的就业下降就应该伴随着真实消费工资的大幅下滑。这种情况根本没有发生过。而且如果完备市场的假设大致得到了满足，那么由经济中的周期性运动导致的贫困就应该比实际情况少得多。[6]

诚然，确实有些为旧模型辩护和进行详细阐释的托勒密式的尝试。一些经济学家，如198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61），在承认了信息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一旦信息的真实成本被计算在内，经济学的标准结论依然成立。信息只是一种交易成本。在许多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方法中，信息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其他任何分支一样；他们简单地分析了决定信息需求与供给的特殊因素，就像他们分析影响小麦市场的因素一样。对于更偏好数学的人来说，把用I表示的投入品“信息”插入生产函数，信息就可以与生产函数融为一体，这里的I本身可以由投入而产生，如劳动力。我们的分析认为，这种方法是错的，由它得出的结论也是错的。

有实际经验的经济学家不会忽视反复出现的失业现象，失业从一开始就折磨着资本主义，他们谈到了“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如果凯恩斯主义干预被用来确保经济保持充分就业，按此逻辑，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命题就会再一次成立。但就在新古典主义综合（Paul A. Samuelson 1947，197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产生了巨大智识影响的时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它还是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它的微观基础。为什么理性行为人按照凯恩斯（1936）所说的方法行事依然无法获得均衡——失业依然长期存在？这种形式的争论有力地否定了凯恩斯试图解释的现象的存在。更糟糕的是，有些人从这个角度把确实存在的失业看成是干预市场自由运作的一种反映（例如由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或者由工会使用其垄断力量来制定过高的工资）。其含意就是，如果市场变得更灵活，如果消除了工会和政府的干涉，失业就会消失。这样看来，即使在大萧条中工资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一，它们还应该降得更低。

然而，另一方的挑战（详情参见Bruce C. Greenwald和Stiglitz，1987a，1988b）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相信大规模失业只是更为普遍的市场效率的冰山一角，这里的市场效率更难察觉。如果人们有时能够明显看到市场运作得十分糟糕，那么多数时候，市场运作不佳就一定会以人们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着。信息经济学支持了这种观点。事实上，以债务合同为例，大萧条中价格的下跌导致了银行破产和经济崩溃，实际上使得经济的低迷更加恶化。如果工资和价格更为灵活，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在稍后的部分中，我将解释，标准的竞争性模型和它受到质疑的预言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模型也缺乏严密性——即使在完备信息的基本假设方面出现的微小偏差也会产生极大的后果。但在转向那些问题之前，有必要谈谈一些特殊问题，它们为我开始从事该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3] 　 评论文章包括Stiglizs（1975b，1985d，1987a，1988b，1992a，2000d）和John G. Riley（2001）。参考书目包括Drew Fudenberg和Jean Tirole（1991），Jack Hirshleifer和Riley（1992），以及Oliver D. Hart（1995）。

[4] 　 “如果法定利息率……被固定得很高……将要借出的大部分货币会落入浪费者和投机商手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愿意支付这种较高的利息。那些想要为使用货币而借债并非用钱来生钱的冷静人群就不会冒险参与竞争”（斯密，1776）。也见Stiglitz（1987a）所引用的Jean-Charles-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1815），John S. Mill（1848）和Alfred Marshall（1890）。

[5] 　 这些悖论非常多，《经济学展望》设置了固定专栏，其中的文章重点强调了这些悖论。若要了解有关其他悖论的讨论，参见Stiglizs（1973b，1982d，1989g）。

[6] 　 199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Jr. Robert E. Lucas（1987）利用一个典型代理人（representative agent）的完备市场模型试图说明这些周期性波动实际上只需要相当少的福利成本。

二、一些启发式的观点

1. 作为筛选工具的教育

我对这些问题开始思考的重要时期在1969-1971年间，当时我在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所工作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刚刚独立的肯尼亚政府不断提出一些前任殖民政府不曾提出的问题，因为它想制定能够推动其增长和发展的政策。例如，政府应该对教育投资多少？非常明显，更好的教育可以使人们选择更好的工作——证书可以使人排在应聘队伍前头。在发展研究所工作的一名年轻学者，[7]这一分析对肯尼亚关于向高等教育投资多少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Fields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是该模型没有提供一个完全的均衡分析：工资是固定的，而并非以竞争的方式决定。

这一疏忽让我想到，如果在信息可以获得的条件下（Stiglitz，1975c）工资等于平均边际产品，那么市场均衡会变得怎样。而且这又让我反过来提出如下问题：雇主和雇员获得或传递信息的激励和机制又是什么呢？在一群类似的求职者中（他们因此面对相同的工资），如果雇主可以独自保留有关求职者能力的信息，他就有激励去鉴别谁最能干，去发现某种分类或筛选的方式。但通常来说他都无法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其他人发现了一名雇员的真正能力，工资就会被抬高，并且雇主将无法独自占有该信息产生的回报。在这一研究项目的最开始，我们便已经发现了信息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独自占有创造信息的回报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如果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在雇员和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不同的激励。知道自己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有激励使雇主相信这一点，但低于平均能力的雇员也有同样强烈的动机来保守这个信息。这样就出现了在之后几年被探讨的第二个原理：个人有激励在必要的时候为保守秘密而隐藏信息，或者换句现代的话说就是信息缺少透明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保守秘密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力量如何得到平衡？随之产生的均衡是什么？我会在下一节讨论这种均衡，在此暂不多说。

2. 效率工资理论

在肯尼亚的那个夏天，我开始了与信息不完备相关的其他三个研究计划。当时，我在肯尼亚工作，那里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失业现象。我在发展研究所的同事，Michael Todaro和John Harris已经针对失业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模型。[8]城市的高工资吸引了那些愿意为较高的工资机会而甘冒失业风险的劳动力。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失业模型，但它再次漏掉了一件事：没有解释城市的高工资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看起来似乎并不像是政府或者工会迫使雇主支付这样的高工资。人们需要一个工资决策的均衡理论。我回忆起在剑桥大学与Harvey Leibenstein曾经进行过的一次讨论，他假定在赤贫国家，出于营养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导致了较高的生产率（Leibenstein，1957）。关键的问题就是，信息与合同的不完备也会使工资决定生产率合理化。[9]在上述例子中，企业会发现支付高于最低标准的工资雇佣劳动力有利可图；我称这样的工资为效率工资。在效率工资的情况下，均衡中有可能存在失业。我探索出四个关于生产力可能取决于工资的解释（除了营养原因之外）。最简单的是较低的工资导致较高的人事变动率，而较高的人事变动率为企业带来了成本。[10]后来没过多少年，我们就能够更充分地说明——在信息有限的基础上——为什么是企业不得不承受这些人事变动成本（Richard J. Arnott和Stiglitz，1985；Arnott等，1988）。

对效率工资的另外一个解释与我开始从事不对称信息的研究工作有关。任何一个经理都会告诉你，支付较高的工资会吸引较好的员工，这只是逆向选择这一一般概念的一个应用，它在早期的保险文献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Kenneth J. Arrow，1965）。市场中的企业不必被动地接受“市场工资”。即使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企业原意，它们可以提供比其他企业高的工资；实际上，企业会提供较高的工资来吸引更有能力的员工。效率工资理论再一次解释了在均衡中失业的存在。这样就能够明显地看到，如果信息是不完备的，那么大多数传统的竞争性均衡分析的基本概念——市场必然出清——都是错的。

在过去的几年，效率工资理论的公式化表述已经获得了最高的重视，但它只专注有关激励问题。许多公司宣称，支付高工资会使员工更努力。Carl Shapiro和我（1984）面对的问题就是要使这种说法有意义。假定所有员工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支付高工资使一家企业获利，则所有企业都会获利。但是如果一个员工因偷懒而被解雇，且当时是充分就业的，那么他就会立刻找到同样工资的工作。高工资因此就不会提供激励。只有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员工才会为偷懒付出代价。我们认为，在均衡中必须存在失业：失业是迫使员工努力工作的约束工具[另一个对一般均衡的公式化表述，参见Rey和Stiglitz（1996）]。该模型拥有很强的政策含意，我将在后边讨论其中的某些含义。我们的研究表明，运用高度简化模型有助于澄清思路，帮助我们思考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员工们不是一样的，所以逆向选择问题就和激励问题纠缠在一起。例如，被解雇通常都传达了信息——被解雇者有不良记录。

有关效率工资的第四种解释就是，生产率与士气作用有关，即员工如何理解公平待遇。我在较早的文章中就已经讨论了这一点（尤其参见Stiglitz，1974d），直到将近20年后，该理论才在Akerlof和Yellen（1990）的重要研究中得以充分发展。

3. 佃农制和一般激励理论

这个关于劳动力市场中激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与我在肯尼亚进行的第三个研究计划有关。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提到激励时都是些夸夸其谈，对激励问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在完备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为提供一种特殊的服务而获得报酬。如果他们提供了服务，他们就获得了合同中规定的报酬；如果他们没有提供服务，他们就得不到报酬。在不完备信息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进行激励和监督，奖励表现出色的员工并惩罚表现不好的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始于思考佃农问题，它是发展中国家土地租赁的一种普遍形式。在佃农制下，农民因为使用了地主的土地而上缴一半（有时是三分之二）的生产所得。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非常无效率的安排，等于是向农民征收了50%的税。但还能做出什么选择呢？农民可以租赁土地。这样农民就有了充分的激励，但随后他会不得不承担减产的风险；此外，他还常常在播种前没有必须的资本来支付租金而且信贷能力也十分有限（我将在后边解释原因）。他可以变成雇佣工人，但地主就必须监督他，以便确保他努力工作。佃农制反映了在权衡风险分担和激励之间的一种折衷。其背后的信息问题就是，无法看到农民的投入却只能看到他的产出，而产出与投入并不完全相匹配。佃农合同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租赁合同外加一个保险合同，在这个合同中，如果收成不好，地主就将地租“打折扣”。这里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它就会等同于一个工资合同），因为那样的保险会削弱所有的激励。给偶然性进行保险对激励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就叫做道德风险。[11]

我在一篇论文中分析了均衡佃农合同（1974b），我所研究的激励问题与现代公司面临的激励问题有相似之处，这些问题包括为公司经理们提供激励——该问题后来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Stephen A. Ross，1973）。在劳动力、资本和保险市场领域，随后出现了大量以最优和均衡激励为主题的文献。[12]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合同必须要以可观察到的因素为基础，无论这些因素是投入、生产过程还是产出结果。在逆向选择的早期研究中得到的一些结论与在“逆向激励”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有相似之处。例如，Arnott和我（1988a，1990）分析了众多的均衡，它们使部分保险成为减轻逆向激励效应的一种方法（就像部分保险使均衡带有逆向选择特征一样）。

4. 均衡工资与价格分配

我的第四条研究脉络从一个不同角度着眼于工资差异问题。我的早期研究已经表明，面对较高人事变动的企业会为减轻这个问题而支付较高的工资。但是人们辞职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得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所以人事变动率反过来就取决于工资分配。我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建立一个包含了所有这些观察的均衡模型，那就是说激发信息搜寻的工资分配本身被解释成为均衡的一部分。

更为一般地讲，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支付较高而不是必须的工资来募得员工；但是效率工资的水平会因公司不同而形成差异。例如，具有较高人事变动成本的企业，或者因员工低效而导致资本损失的企业，或者进行监督更加困难的企业，可能会发现有必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其含意就是，相似的劳动力可能会在不同的工作中获得相当不同的工资。在通常意义上，工资的分配不能用能力差异来单独解释。

我在随后的30年间对这四个主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

[7] 　 参见197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Theodore W. Schultz（1960）和Jacob Mincer（1974）。当时，还有其他研究批评了人力资本的构想，它们重点研究教育在社会化和提供证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例如，参见Samuel Bowles和Herbert Gintis（1976）。

[8] 　 参见Michael P. Todaro（1969）和John R. Harris与Todaro（1970）。我在Stiglitz（1969b）中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

[9] 　 其他人也独立地产生了同样的意识，尤其是Edmund S. Phelps（1968）。Phelps和Sidney G. Winter（1970）在他们的消费者市场理论中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产品市场。

[10] 　 1969年，我在内罗毕就效率工资问题撰写了一篇很长而又全面的分析文章，题目叫“欠发达国家中工资决策和失业的其他理论”。鉴于我习惯撰写比较短小的文章，我一段时间只着重于一个问题，没有将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公开发表，而是将它分割成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有关劳动力人事变动的文章作为Stiglitz（1974a）而发表；逆向选择模型作为Stiglitz[1982a，1992d，（1976年未发表文章的修改版）]。我在Stiglitz（1976）中详细阐述了营养的效率工资理论。这些观点的不同版本已经因此在大量文章中得以详细阐述，这些文章包括Andrew W. Weiss（1980），Stiglitz（1982f，1986b，1987a，1987g），Akerlof和Yellen（1986），Andrés Rodríguez和Stiglitz（1991a，b），Raaj K. Sah和Stiglitz（1992），Barry J. Nalebuff等（1993），以及Patrick Rey和Stiglitz（1996）。

[11] 　 与逆向选择一样，这个词来源于有关保险的文献中。保险公司意识到，保险范围覆盖面越大，投保人谨慎行事的激励就越小；如果一个财产的保额超过了其价值的10%，甚至会有引发意外（火灾）的动机。没有进行适当的防范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道德风险因此而得名。Arrow有关道德风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因为这项研究属于逆向选择的经济学。

[12] 　 若要得到一个标准的参考书目，参见Hart和Bengt Holmström（1987）。此外，参见Stiglitz（1975a，1982c），Kevin J. Murphy（1985），Michael C. Jensen和Murphy（1990），Joseph G. Haubrich（1994），以及Brian J. Hall和Jeffrey B. Liebman（1998）。

三、从竞争性范式到信息范式

在以上章节中，我描述了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和我所看到的世界，尤其在肯尼亚，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如何激发我对不同范式进行研究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它更多地受到竞争性模型本身内部的逻辑和结构的驱使。竞争性模型事实上使得经济学成为了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并非要中伤那个崇高的专业），而经济中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工程师。每个模型都是在充分信息下求解一个最大化问题：家庭按照预算约束而使效用最大化，企业使利润（市场价值）最大化，以及两者在竞争性的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竞争性模型的特殊含意之一就是，对于企业应该做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争议。不同的管理团队大概都会对最大化问题得出同样的结论。另一个特殊含意就是有关风险的内涵：当一个企业说一个项目有风险的时候，那（应该）意味着它与商业周期密切相关，而不意味着它失败的概率很高（Stiglitz，1980g）。我已经描述了竞争性模型的其他特殊含意：没有失业或信贷配给，它只着重于社会面对的信息问题的一个有限子集，它似乎没有解决诸如激励和动机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专业中的大多数研究都没有指向这些重要的缺失（gaps），而是指向了似乎更为技术的问题——数学结构。其背后的数学需要凸性和连续性假设，而且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假设证明均衡和其（帕累托）效率的存在（参见Gerard Debreu，1959；Arrow，1964）。福利经济学这些基本定理的标准证明甚至没有列出与信息相关的假设：完备信息假设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它根本不需要明确提出。证明效率需要的经济学假设关心的是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缺失。与公共部门经济学相关的市场失灵理论（Francis M. Bator，1958）讨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不同方法，但这些市场失灵受到了假设的高度限制。

另外，在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市场的语言和他们建立的模型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脱节现象。他们谈论着市场经济的信息效率，尽管他们只着重于单个信息问题，即信息不足问题。但是，还有其他大量消费者和企业每天都要面对的信息问题，例如市场上销售的许多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问题，企业雇员的工作质量和努力程度，或者投资项目的潜在回报问题。在标准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Kenneth J. Arrow和Gerard Debreu分别因此而获得1972年和1983年诺贝尔奖）范式中，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从一开始，完全均衡就得到了解决，从那时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像是在每次偶然中计划好了的。在现实世界，重要的问题是：市场如何处理基本的信息问题而且处理得怎样？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使得标准范式难以获得接受。标准范式认为制度并不重要——市场可以使之得以维持，且均衡可以简单地由供给需求法则决定。它认为，财富的分配不重要，因为有界定得很好的产权[Ronald H. Coase（1960），他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它还认为，历史（基本上）不重要——知道了偏好、技术和初始禀赋，人们就可以描绘出经济的时间路径。

有关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质疑这些根本的前提假设。起初，考虑的是凸性假设，它对应着长期存在的收益递减原则。在信息不完备（以及获得信息需要成本）的情况下，这些假设不再看似合理。获得信息的成本不再可以被看成是固定的成本。[13]我和Roy Radner（Radner和Stiglitz，1984）的研究表明，在信息的价值中存在一种基本的非凹性，即在相当一般的情况下，只购买一点点信息是不值得的。Arnott和Stiglitz（1988a）说明，即使在最简单的道德风险问题中（人们可以选择不同行为，例如承受风险的程度）这样的问题也非常普遍。就在我们还没有放弃收益递减法则的时候，已经表明其适用范围比我们过去认识到的要更加有限。

Michael Rothschild和我（1976）表明，在用公式表述的一个具备不完备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下，均衡常常不存在[14]，甚至当信息不完备达到了无穷小的时候也是如此。[15]即使后来的研究已经寻找了均衡的其他定义（例如Riley，1979），我们依然觉得不能令人信服；大多数这样的可选定义都违反了“竞争”的本质含意，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是如此的微小以至于他相信他不会对别人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Rothschild和Stiglitz，1997）。

新的信息范式进一步挑战了竞争均衡分析的基础，经济学的基本“法则”。例如，我们已经展示了当价格影响“质量”时——要么因为激励要么因为选择效应（select effects）——均衡如何能够以需求不等于供给为特征；即使当企业依然可以留住其员工，它们也不会支付给员工比原来低的工资，因为这样做会提高它们的劳动力成本。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相反，我们已经说明，市场会以工资和价格的分配为特征，即使在经济中没有外生的“噪音”来源，即使当所有企业和员工都（以不同的方式）一样的时候。与标准的竞争结果相比，我们已经表明，在均衡中，企业可能会索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或者付给员工超过其保留工资的工资，这样就保留了维持声誉的激励（也见Benjamin Kein和Keith B. Leffler，1981；Shapiro，1983）。有效市场假设（Eugene F. Fama，1970）认为股票价格传递了所有的相关信息，包括披露的信息和未披露的信息，与该假设相反，Sanford J. Grossman和我（1976，1980a）认为，当搜集信息需要成本的时候，股票价格并不必然包含完备的信息（要促使人们搜集信息，就必须有一定“均衡数量的不均衡”）。这些竞争性范式基础中的每一个都会被驳倒，或者被证明只有在严格得多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

信息不完备市场与信息完备市场有所区别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市场的行为或选择传达了信息。市场的参与者知道这一点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例如，企业提供担保不是因为它们更能吸收产品失败的风险，而是因为要传递它们对其产品的信心。一个人接受了免赔额（deductible）很大的保险单，是要告诉保险公司他相信自己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低。信息也可以被隐瞒：一个企业不会指派一名雇员去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知道这样的工作分配将会表明这名员工很出色，这样就更容易使其竞争对手试图挖走这个人。

早期的洞见之一（Akerlof，1970）是，在不完备信息条件下，市场可能是不活跃的或者是缺失的。特殊市场的缺失，例如风险市场，对于其他市场如何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员工和企业不能针对他们面对的风险而购买保险影响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例如，它导致在劳务合同中雇主提供了某种保险。但是，这些更为复杂却依然不完善和不完备的合同设计影响了经济的效率和整体绩效。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在标准范式中，除非发生了市场失灵，否则市场就是帕累托有效的。在不完备信息范式中，市场几乎从来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

当信息经济学因此而挑战了经济学这些根深蒂固的原理的时候，也为那些长期无法解释的现象提供了解释。在将话题转向这些应用之前，我想更系统地说明信息经济学原理。

1. 在构建另一种范式时出现的问题

信息是不完备的事实当然已经得到了所有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带有不完备信息的模型之所以没能更早地发展出来是因为怎样去建立它并不明显：信息完备只有一种表现方式，而信息是不完备却有无数种表现方式。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就是建立简单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一组相关信息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而且信息不完备的准确的表现方式也能得到充分的说明。然而，这种方法论尽管是有用的，但也存在一种危险：在这些非常简单的模型中，对信息的所有相关因素进行充分说明是有可能的。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永远都不可能发生，那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一些研究（例如Grossman和Stiglitz，1976，1980a）中，我们研究了伴随无数情况发生的模型。与之相类似，在简单的模型中可能会存在完全解决了激励问题的方法，但是，当模型被设计得更接近现实情况的时候它们就不成立了，例如在将选择和激励问题结合到一起的时候（Stiglitz和Weiss，1986）。

或许在建立新范式的时候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建立均衡模型。同时考虑市场的两个方面十分重要——雇主和雇员、保险公司和投保者、贷款者和借款者。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被设计成“理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据此可以得到基于可见信息和行为之上的推论。我想为竞争性行为建模，在该模型中，经济中的每个行为人都很小且每个行为人都认为他很小，并且他的行为因此不能或者不会影响均衡（尽管别人对自己的推论可能会受到影响）。最后，他必须要仔细地思考一系列可行的行为：市场中的每一方可能会如何提炼信息或向他人传递信息。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得到的不同结果（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一些困惑）部分来源于假设不清楚。例如，在标准的逆向选择模型中，市场上的商品（比方说二手车或投保人的风险）质量取决于价格。汽车购买者（保险的销售者）知道价格和质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并且知道这对其需求的影响。市场均衡就是需求等于供给的价格。但是，当且仅当一辆好车的卖方不能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买方——这样他就能获得一个质量溢价——而且买方不能区分坏车和好车的时候，均衡才能实现。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正是揭示这种信息的企图对市场如何运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要想发展一种新范式，我们必须打破根深蒂固的前提假设，想想什么可以作为假设，从分析中可以得到什么。市场出清不能被看成是假设；一个企业以特定的价格向所有顾客销售同一件商品也不能被看成是假设。当假设在竞争性均衡中会出现零利润的时候，人们就无法开始进行研究。在标准的理论中，如果存在正的利润，一个企业可能会进入市场，拉拢已有的顾客。在新的理论中，通过少许降价而拉拢新顾客的企图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为或者客户类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新进入者的利润实际上就变成了负的。人们必须重新考虑由第一个假设得出的所有结论。

我们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采用了针对特定市场的非常简单的模型，它允许我们仔细思考每个假设和结论。通过对特定市场的研究（无论是保险市场、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土地租赁/佃农市场），我们试图得出一般性原理，并探索这些原理在其他市场中是如何运作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独特的特征和信息假设，它们似乎在某个市场中更为相关。尽管这些市场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本质与保险市场或资本市场中的竞争本质有所不同。将市场看成是相似或者有所区别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被证明是一种成果显著的研究战略。[16]

2. 信息不对称的根源

信息不完备在经济中十分普遍：事实上，很难设想一个信息完备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在这里谈到的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到了信息不对称上，即不同的人了解的事情不同。员工们比企业更了解自己的能力；买保险的人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例如他是否过度吸烟和饮酒。同样地，汽车的主人比潜在的购买者更了解他的汽车；一个企业的所有者比潜在的投资者更了解这个企业；借款人比贷款人更了解其计划的风险；等等。

分散化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同的人了解的事情不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但是早期的文献既没有考虑过这些信息不对称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有考虑到它们的后果会是怎样。由于信息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那么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及后果就取决于市场是如何构建的，而且对将要出现信息不对称的认识影响着市场行为。例如，即使一个人对其能力的了解并不比潜在的雇主多，当他为一个特定雇主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信息不对称——雇主现在或许比别人更了解这个人的能力。一种结果就是，“二手劳动力”市场不会运转良好。当其他雇主知道只有出价很高才能成功地从现任雇主手中挖走一名员工的时候，他们就会准备出价买断这名员工的服务。为劳动力流动设置这种障碍使第一个雇主获得了市场势力（market power），他会试图运用它。但到了那个时候，由于一名员工知道他可能会被禁锢在一项工作之中，他就会在接受一个聘用提议时更具备规避风险特征。初始合同的条款因此就必须被设计得能够反映降低员工在接受一项工作时的讨价还价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在开采石油的过程中，一家公司可能获得了在邻近地区有石油的相关信息——一种信息的外部性（参见Stiglitz，1975d；Jeffrey J. Leitzinger和Stiglitz，1984），这很自然。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影响了在邻近地区投标石油开采权的本来面目。当有人知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投标就会与信息对称时的情况大相径庭（Robert B. Wilson，1977）。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会以为只要出价很高就会中标——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中标者遭殃”（“winner’s curse”）的问题（Wilson，1969；Edward Capen等，1971）。政府（或者其他大面积待开发地区的所有者）应该在租借战略中考虑到这种情况。而且最初租借中的竞标者也会考虑到这种情况：在最初拍卖中中标的部分价值就是信息租金，它会在后来的竞标中自然增加。

信息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处理的是市场如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后来的研究才转向市场中的行为者如何制造信息问题，例如在运用市场势力的企图中。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企业经理人为了保护自己并且减少经理人市场中的竞争而采取提高信息不对称的办法（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1989；Aaron S. Edlin和Stiglitz，1995）。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问题的一个例证，我将在后边回到这个问题上。同样，信息不完备的存在在产品市场中增加了市场势力。企业可以通过“销售”和其他不同的方式在拥有不同搜寻成本的人群中发现这种市场势力（Salop，1977；Salop和Stiglitz，1977，1982；Stiglitz，1979a）。市场创造了市场中的价格分散——它们不仅仅是市场在充分套取差价时表现出的失灵，这种差价是由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不同市场的冲击所致。

3. 克服信息不对称

现在，我想要简要讨论一下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怎样可以（部分地）克服信息不对称。

（1）搜集和披露信息的动机。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获得信息的动机是什么，以及获取信息的机制是什么。我在对作为筛选办法的教育进行分析时作过的简要讨论，说明了基本的动机：如果更有能力的人（更低风险的个人，产品更好的企业）可以证明他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低的风险，更高的质量），他们就会获得更高的工资（就会支付更低的溢价，就会为其产品获得更高的价格）。

我们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些人有动机披露信息，一些人有动机隐瞒信息。在市场均衡中，只有一部分信息得以披露，这种情况可能吗？早期的一个重要结论之一是：如果更有能力的人可以无成本地证明他们确实是能力更高的人，那么，即使低于平均能力水平的人更愿意不披露任何信息，市场也将使信息得以充分披露。在最简单的模型中，我描述了一种分类过程：如果最有能力的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就会这样去做；但随后，除了最有能力的人之外其他人就会形成一个群体，获得该群体的平均边际产品；而那个群体中最有能力的人就会有动机证明他的能力。这种情况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信息都得到披露。我将这种情况戏称为“分类的瓦尔拉斯法则”——如果除了一个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都将自己同别的群体区分出来，那么最后的那个群体也会被区分出来。

如果那些更有能力的人无法可信地使潜在的雇主相信他们的能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市场的另一方也有搜集信息的动机。如果一个雇主可以找到别人没有认识到的更好的员工，他就找到了一个便宜的劳动力，因为这名员工的工资将会取决于别人对他的认识。正像我们注意到的那样，问题就是，如果别人也知道了这个雇主知道的事情，那么这名员工的工资就会被抬高，而且这个雇主就无法独自占有他为获取信息而进行投资的回报。

竞争使得筛选者很难独自占有进行筛选的回报，这个事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出于某种原因，在更有能力的人无法完全传递其能力信息的市场中，对筛选进行投资需要筛选过程中的不完备竞争。实际上，经济必须在两种不完备中做出选择：信息不完备或者竞争不完备。当然，这两种不完备最后都会出现，而且不存在能使这些不完备得到“最优”平衡的特殊原因（Stiglitz，1975b；Dwight Jaffee和Stiglitz，1990）。在市场不完备相互作用的许多事例中有这样一个例证。例如，我们在较早的时候讨论了与佃农相关的激励问题，当农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耕种土地时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如果人们可以借钱来购买土地，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资本市场的不完备——对借款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本身来源于信息不完备——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解决办法”不灵验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市场在信息方面是完全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如果信息即时并且完备地在经济中得到传播——只要搜集信息需要成本，就没有人有动机去搜集信息。因此，市场无法在信息方面做到完全有效率（Grossman和Stiglitz，1976，1980a）。

（2）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机制

在简单模型中，（例如）人们知道自己的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似乎有一种容易的办法：让每个人说出他的真实特点。不幸的是，人们不一定有动机去说出事实，因为“说”这种信息披露方式没有什么成本。因此必须用别的方法来可靠地传递信息。

可以实现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考试。带有考试的竞争均衡模型（Arrow，1973；Stiglitz，1974a）指出了两个一般性观点。首先，在均衡中，更有能力的人获得的好处很大程度上是以能力较低的人为代价的。证明一个人具有较高能力使得这个人得到了较高的工资，但同时也证明了其他人能力较低。因此，教育筛选支出的私人回报高于社会回报。很明显，存在着与信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外部性，后来的研究又回到了这个主题。第二，一个更惊人的结论是，可能会存在着双重均衡——在一个均衡中，信息是完全披露的（市场区分出能力高和能力低的人），在另一个均衡中，情况截然相反[被称为混合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混合均衡帕累托占优于（Pareto-dominated）完全信息披露的均衡。这项研究在30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它得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结论，这些结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完全被引入政策讨论之内。其一，市场没有为信息披露提供合适的激励。这在原则上讲是政府的作用。其二，对信息的支出可能过于巨大了（也见Hirshleifer，1971）。

（3）通过行为传递信息

但是，企业针对其雇员收集的多数信息，银行针对其借款人收集的多数信息，或者保险公司针对其投保人收集的多数信息，不是来源于考试，而是来源于基于他们的行为做出的推断。这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但在我们的经济学模型中却不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对保险市场中逆向选择的早期讨论认识到，由于一家保险公司提高了它的保险费，那些最不可能遇到意外的人可能会决定不买保险；愿意在某一特殊价位上购买保险的人向保险公司传递了信息。阿克洛夫意识到，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例如，汽车所有者想要出售一辆二手车的愿望传递了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

Bruce C. Greenwald（1979，1986）将这些观点向深层次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指出了逆向选择是如何应用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的（也见Greenwald等，1984；Stewart C. Myers和Nicholas S. Majluf，1984）。例如，企业内部人在一个特殊价位上想要出售股票的愿望传递了他们认为该股票真正价值多少的信息。阿克洛夫对于这些信息不对称结果的洞见——市场不活跃或缺失，帮助解释了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为什么常常失灵。信息不对称也部分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通过股票只筹集到很少的资金（Mayer，1990）。施蒂格勒错了：不完备信息不仅仅是一种交易成本。

一系列丰富得多的信息传递行为已经超出了传统的逆向选择模型所关注的范围。一家保险公司想要吸引健康的投保人。它可能会意识到，如果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只有步行楼梯建筑的第五层，那么只有那些心跳强健的人才会投保。徒步走上五楼的愿望或者能力传递了信息。更为巧妙的是，它可能会意识到，如果它只想吸引那些健康的投保人，把办公室设在多高的楼层上还取决于其策略的其他因素，诸如收取多少保险费。或者，这家保险公司可以决定投资一个健康俱乐部，但这却要收取较高的保险费。那些重视健康俱乐部的人——因为他们会使用它——愿意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这些人可能会更健康。

还有其他一系列传递信息的行为。一个企业提供的质量担保能够传递有关产品质量的信息；只有那些相信其产品质量有保证的企业才会愿意提供一种良好的担保。担保是人们渴望的，不仅仅是因为它降低了风险，而且还因为它传递了信息。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可以传递有关其能力的信息。更有能力的人可能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与受教育时间的增加有关，这可能不是人力资本得到提升的结果，而是存在挑选的结果。一个人在保单中选择的免赔额多少可以传递他对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或者遭受意外程度的看法——平均说来，那些不太可能遇到意外的人可能更愿意接受较高的免赔额。一个企业家愿意持有其在企业的大量财富（或者持有该企业的大量股票）传递了他对该企业未来绩效的信心。如果一个企业提升一个人去做一份特殊的工作，它可能传递了该企业对这个人能力的评估。

行为可以传递信息的这些事实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中，这样的行为会被设计得令人迷惑，以限制信息披露。企业知道，那些关注它提升了什么人的其他企业会更积极地挖走那些员工，这可能会影响企业提升某些人或者指派他们到特殊岗位工作的意愿（Michael Waldman，1984）。在另一些情况中，为了改变信念，行为会被设计得以一种可信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当企业提供了较好的担保时，顾客就会认为它的产品更好——并因此而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这个事实可以影响到企业愿意提供的担保。当知道卖掉自己持有的企业股票会传递一种有关企业未来的负面信号时，一个企业家可能会持有该企业更多的股票；他就不会按常理去多样化投资（而且，他因此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冒险的逆向选择态度行事）。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一些人希望传递信息；一些人不希望信息被传递（这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他人对他们产生不太好的想法，或者因为传递信息可能会妨碍他们独自占有租金）。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行为传递信息的事实导致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并且改变了市场的运作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不完备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

一旦人们认识到行为传递了信息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首先，在决定要做何事的时候，人们不会只想到他们喜欢做的事（就像在传统经济学中描述的那样），而会想到所做之事将会如何影响他人对他们的看法。如果我选择去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这可能是要让人相信我更有能力。我可能会因此决定在学校停留更长的时间，不是因为我重视在学校受到的教育，而是因为我重视这将如何改变别人对我的能力的看法。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彻底重新思考企业和家庭的决策。

第二，我们在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人们有动机去“撒谎”——不太有能力的人说自己有较高能力。同样，如果意识到那些走上五楼申请保险的人才更健康，我可能就会愿意这样做，即使我并没有那么健康，只是要欺骗保险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人们就需要寻找信息在均衡状态下进行传递的方式。在我和Michael Rothschild（1976）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如何实现这些方式的重要看法。如果与能力较弱、风险较大或者不太值得信任的人相比，那些能力较强、风险较低或者更值得信任的人以某种能够观察出来的方式（有不同的参照系）行事，那么，或许就有可能设计出一系列抉择（choice），这些抉择将导致不同特征的人通过他们的自我选择使自己有别于他人。我们在保险模型中发现的特殊机制阐释了自我选择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那些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发生意外的人会更愿意接受免赔额较高的保单，那么，一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两种保单，一种保险费高却没有免赔额，另一种保险费低却有较高的免赔额，这样它就能够区分出谁的风险高而谁的风险低。作出可以将人们划分到不同群体中的抉择是件很轻松的事。

很明显，信息因为行为有成本而且某些人的行为成本比另一些人成本更高而得以传递。传递信息的意图会扭曲行为。我们的分析也表明，不仅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备更为普遍，它们是相关的。即使是那些购买了保险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或者比保险公司更清楚地知道这种可能性），只要那些有较高概率出现意外的人总体上能够在其偏好和行为上反映出某种不同，自我选择机制就能够并且将会用于分类。

但是，从行为可能不会无成本地被观察出来这样一个事实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系列问题。雇主想知道他的员工工作的努力程度；贷款人想知道借款人会采取何种行为。这些与行为有关的信息不对称与早先讨论过的不对称同等重要。正如在逆向选择模型中，保险销售方会试图通过测试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在道德风险或者逆向激励模型中也是如此，它可以试图监督投保人的行为。但是测试和监督是有成本的，而且当它们产生出某些信息的时候，明显会留有较高程度的剩余信息不对称。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就是要通过制定合同条款去尽力引发想要看到的行为的出现。例如，借款人的冒险行为会受到贷款人收取利息的影响（Stigitz和Weiss，1981）。

（4）市场均衡的结果

供给与需求法则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法则要求保险公司以公开的保险费向所有申请人销售保险，或者要求贷款人按照公开的利率向所有申请人贷款，或者要求雇主按照公开的工资雇用所有求职者。通过完备信息和完备竞争，任何定价比别人高的企业都会失掉所有顾客；而且随着价格的变动，企业看到的是完全弹性的顾客供给。在逆向选择和激励模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顾客、雇员或借款人的供给，而且还有他们的“质量”——投保人或者借款人的风险、投资回报、员工的生产能力。

由于“质量”会与价格同步提高，（例如）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可能会更有利可图，无论对质量的依靠是来源于逆向选择还是来源于逆向激励效应（抑或，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士气或营养效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结果就是市场均衡会呈现为需求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供给。在信用市场均衡中，贷款的供应可能是配给的（William R. Keeton，1979；Jonathan Eaton和Mark Gersovitz，1981；Stiglitz和Weiss，1981）。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水平可能会高于劳动力供给等于需求时的工资水平（一种效率工资），这导致了失业。[17]

但是，分析在完全均衡中出现的抉择，既要充分考虑企业关于其顾客的认识，还要充分考虑顾客关于企业将如何通过他们的行为进行推断的认识，并且考虑如下事实，即一家企业可能做出的推断不仅取决于企业的行为还取决于其他企业的行为，以上这些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容易分析的情况就是一个垄断者的情况（Stiglitz，1977）。垄断者会做出一系列选择，这些选择会因不同类型的人而有所差异，而且垄断者还会分析如果他完全这样做或者（部分地）“混合”——即提供一系列某几类人可能会选择的同一个合同，其利润是否会最大化。这样的研究为一般价格歧视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具备完备信息的标准垄断理论下，企业有动机实施价格歧视（从每个消费者身上充分榨取消费者剩余）。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么垄断实际上就会变得不再扭曲。但是大多数模型都假设不存在价格歧视（即垄断者向所有顾客索要同样的价格），而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新的研究表明企业如何能够在信息有限的假定前提下实施价格歧视，不过它们只能不太完备地做到这一点。一些学者（如William J. Adams和Yellen，1976；Salop，1977）后来的研究探索了垄断者可以发现其顾客相关特征的方法。信息经济学因此提供了第一个连贯的垄断理论。

容易分析垄断的原因就在于，垄断者可以为顾客提供所有的选择。困难的问题就是描述完全的竞争性均衡，例如，没人能提供一系列不同的有利可图的保险合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控制它提供的选择，但却没法控制别人提供的选择；而且顾客做出的决策取决于能够看到的所有选择。在我们1976年的文章中，Rothschild和我成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三个惊人的结论。我已经提到了第一个结论：在合理的情况下，给定均衡的本质定义，均衡可能不存在。有两种可能的均衡模式：混合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市场无法区分类型；分离均衡，在这种均衡中市场能够做到这点。不同的群体能够根据其采取的不同行动而“分离出来”。我们在文章后面指出，根本不可能有混合均衡——如果存在每个人都买的单一合同，那么另外一家企业就会提供另外一个合同来“打破”这种混合均衡。另外，如果分离的成本过高，分离均衡可能也不存在。任何假定的分离均衡都会因为一个有利可图的混合合同而被打破，低风险和高风险两类人将同时购买这种合同。[18]

第二，即使是程度很轻的信息不完备也能改变与均衡的存在和特征相关的标准结论。例如，当两种类型彼此非常接近的时候，均衡永远都不存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竞争性均衡模型明显不严密。

第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行为传递信息的事实是如何影响均衡的。在完备信息模型中，人们可以彻底将自己与其面对的风险相剥离，并且因此可以以一种风险中性的态度行事。我们解释了保险市场为什么不能很好运作的原因——为什么大多数规避风险的人只购买部分的保险。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对保险市场内部运作的认识，部分还因为在许多交易和市场中还有重要的保险的因素。地主和其佃户之间的关系或者雇主和其雇员之间的关系都包含着保险的成分。

简而言之，行为传递了信息的一般性原理适用于很多情况。进一步讲，对剥离风险能力的限制在解释一系列合同关系方面非常重要。

（5）分类、筛选和信号显示

在均衡中，买方和卖方、雇主和雇员、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借款人和贷款人都知道其行为的信息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例如保险公司或雇主有动机去区分申请者，自我选择是除考试以外的另一种分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者雇员有动机去证明自己是更有吸引力的合同伙伴，因此说他正在显示信号就不见怪了（Spence，1973）。但是在均衡中，合同双方当然都知道不同行为的结果，信号显示和自我选择的筛选模型之间存在的差异源于博弈理论的技术性，尤其源于知情者和不知情者谁先行动。[19]

而且，由于无法成功地限定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在信号显示和筛选模型之间就会出现一些表面上的差异。我们早些时候就注意到，可能会有许多分离的合同（seperating contracts），但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离均衡。我们认为，如果人们考虑了任何其他一系列分离的合同，那么（例如在保险市场中）一家企业就会进入并且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合同以获取利润。此时，初始的分离合同就不可能是一种均衡。例如在教育信号显示模型中，情况就是如此。有许多分离的教育体系——即越有能力的人选择在学校停留的时间越长，而且针对每种教育水平的工资对应着那些有相应学习时间的人的生产能力。但是除了一种情况，其他所有情况都不是完全均衡。例如，假设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能力低而另一种人能力高。如果能力低的人接受了12年的教育，那么，能力高的人受教育时间足够长的（例如超过14年）任何一种教育体系都有可能是把能力低和能力高的人分离出来。但是，能力低的人会意识到如果在学校只停留了11年，他们依然会被看成是能力低的人。对于能力低的人来说，教育的惟一均衡水平就是使其净收入的水平最大化（考虑到生产率增长和教育的成本）。对于能力高的人来说，教育的惟一均衡水平就是这样一种最低教育水平，在该教育水平下，能力低的人没有动机去模仿能力高的人所获得的教育。

当然，对研究市场均衡来说，教育体系并不是非常合适。教育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选择，而不是市场过程。不同的国家选择了明显不同的教育体系。最低水平的教育明显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由政府制定出来的。在教育体系内，考试像自我选择或信号显示一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已经事先给出了一个特定的测试标准，在决定留在学校还是努力通过考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自我选择的过程。出于同样的原因，保险市场中出现的这些存在问题与教育市场中的存在问题没有什么干系——市场的“竞争性”供给一方明显缺失了。但是，当信号显示概念被应用到一种健全的竞争性市场的范围时，均衡存在问题就不能被轻易忽视掉。尤其当出现类型的闭联集的时候，正如在Spence（1973）模型中出现的情况，永远都不存在一种筛选均衡。

（6）均衡合同

与Rothschild合作的研究和我就激励问题（如对佃农进行的研究）完成的早期研究有关，两个研究的主线都沿袭着一个“合同中的均衡”问题。刻画了标准竞争模型中的经济关系的合同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你这样做和那样做了，我会付你一定的报酬。如果你没有按照承诺去做，就不会有报酬。但是，由于完备信息，人们完全不用去签订根本不想执行的合同。同样，保险合同也是简单的：当且仅当有特别说明的事件发生，才需要进行赔偿。

对佃农和竞争性保险市场均衡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备信息情况下会出现数量极为庞大的合同，并因此导致了大量有关合同理论的文献。在Stiglitz（1974b）的简单佃农合同中，合同包含了分成、固定报酬和土地规模（plots size）。更为一般地讲，最优报酬结构将报酬与可以观察到的因素，如投入、生产过程和产出，联系到了一起。[20]进一步讲，由于一个市场中出现的情况影响了经济的其他部分，所以信贷、劳动力和土地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人们不能按照标准的完备信息模型假设的方法，使一个市场分散化（Avishay Braverman和Stiglitz，1982，1986a，b，1989）。

这些基本原理随后被应用到了其他不同市场的情况中。最易观察到的就是劳务合同的设计（Stiglitz，1975a）。员工的报酬可以不仅取决于产出，还取决于相对绩效，它可能会比绝对绩效传递更多的信息。例如，当其他所有公司的股票价格都上涨的时候，一家特定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上涨了，这几乎不能说明这家公司经理人的工作绩效。Nalebuff和Stiglitz（1983a，b）分析了这些以相对绩效为基础的新酬方案（竞争）的设计问题。

信贷市场也充斥着复杂的均衡合同。贷款人不仅可以限定利率，还可以附加其他条件（担保要求、股权要求），这些条件会同时有激励和选择效应。[21]实际上，选择和激励影响的同时存在在信贷市场上是十分重要的。当前者缺席的时候，就有可能提高担保需求并且提高利率，从而依然确保借款人从事安全的项目。

上述基本原理的另外一个应用，“签订合同”——包括有利于传递信息和分担风险的条款——已经被证明在解释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参见Coastas Azariadis和Stiglitz（1983），在1983年《经济学季刊》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还有Sherwin Rosen（1985），Arnott等（1988），以及Lars Werin和Hans Wijkander（1992）的综述性文章。另外，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总是存在表面上无效的合同。（Stiglitz，1992b）

（7）均衡工资与价格的分配

在完备信息模型的预言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之一就是同样的商品在任何地方都以相同的价格出售这一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我们都在购物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价格上的差异多于质量或服务上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真实的价格差异。从Stigler的经典文章开始（1961），已经有大量文章探讨了最优的搜寻行为。但是，Stigler和大多数有关搜寻的文献都将价格或工资分配看成是给定的条件。他们没有提出以下问题，价格和工资分配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给定搜寻成本，它是否能够得以维持。

在开始分析这些模型的时候，我发现，即使所有代理人都是一样的，例如都面对着相同的搜寻成本，依然会存在一种非退化（nondegenerate）的均衡工资或价格分配。即使是较少的搜寻成本也会使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出现很大差异，这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十分清楚。Peter A. Diamond（1971）在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就已经独立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的文章有力地阐述了竞争均衡理论缺乏严密性。例如，就像标准理论那样，假设所有企业都按照竞争性价格收费，但去另一家商店还是需要一定的搜寻成本。那么，任何收取一半多一点搜寻费用的企业就不会丢失顾客，并因此将选择提高它的价格。同样，它也会使其他所有企业也提高价格。但是，在较高的价位上，即使搜寻成本很小，企业再次提价仍然是有利的，直到每家企业制定的价格成为垄断价格。这强有力地表明，竞争性价格不是均衡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垄断价格也不是均衡的。Salop和Stiglitz（1977，1982，1987）以及Stiglitz（1979a，1985c，1987b，1989c）在一般意义上证明，即使在搜寻成本很小的情况下，市场依然可能会以一种价格分配为特征。标准的理论认为，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是知情者以确保市场以充分竞争的方式运作，这在一般意义上讲明显是不真实的（参见Stiglitz的综述，1989c）。

[13] 　 在自然“空间”内，无差异曲线和等利润线性状不好。必然出现的非凸性反过来意味着均衡会呈现随机化特征（Stiglitz，1975b），或者帕累托有效税收和最优税收政策可能会呈随机化特征[参见Stiglitz（1982g），Arnott和Stiglitz（1988a）以及Dagobert L. Brito等（1995）]。即使是很小的固定成本（搜寻的成本，找出不同投资特点的成本，获取相关技术信息的成本）意味着市场将不会是充分竞争的；它们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会被描述得更好[参见Avinash K. Dixit和Stiglitz（1977），Steven Salop（1977）以及Stiglitz（1979a，b，1989f）]，尽管不完善竞争的基础明显不同于Edward H. Chamberlin（1933）最初设想的那样。

[14] 　 非凸性自然导致了不连续性，而不连续性产生出均衡存在问题，但是Rothschild和我所揭示的均衡不存在问题却具有不同而且更加根本的特征。问题部分在于，个人的单个行为——一份保单替换另一份保单的选择——断断续续地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例如他的类型；而行为发生的微小变化，就说一家保险公司——制定一份新的保单，会导致行为中出现断断续续的变化，并因此而改变原来的信仰。Partha Dasgupta和Eric Maskin（1986）已经利用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均衡，但这些似乎没有下面描述的不完备竞争解决方案令人信服。在与Richard Arnott共同进行的研究中（1987，1991b），我研究了道德风险问题中的其他均衡不存在问题。

[15] 　 这有一个非常别扭的含意：当出现一个类型的闭联集（continuum of types）的时候，例如在A. Michael Spence（1973，1974）的模型中，一个完全均衡永远不存在。

[16] 　 由Leonid Hurwicz（1960，1972）、Jacob Marschak和Radner（1972）、Rander（1972）以及其他人进行的一些早期研究，尤其是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已经意识到了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并且甚至已经确定了一些限制信息的方式影响了市场均衡的本质（例如，人们只有达成与自然状态相关的合同，而自然状态对合同双方来说都是可观察到的）。但是，修改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以便结合信息不完备问题的尝试到最后没有像从非常简单具体的模型开始着手进行研究那样成果显著。但在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中的关键人物Arrow（1963，1965，1973，1974，1978）却是确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重要性的首批人物之一。

[17] 　 起初，建立带有这些效应的均衡模型难于在现实中看到，因为每个代理人的行为取决于其他的机会，如别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企业以一种特定工资吸引的员工决定了其他企业提出的工资水平。Shapiro和Stiglitz（1984），Rodriguez和Stiglitz（1991a，b）以及Rey和Stiglitz（1996）描绘了向这些一般均衡问题让步的倾向。

[18] 　 当然，真实世界中的确存在保险市场。我怀疑限制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适用性的主要因素是完全竞争的假设。诸如搜寻成本和如何容易地让一家公司支付索赔要求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因素使得完全竞争假设不太合理。自我选择依然是重要的，但垄断竞争的某种形式可能比完全竞争模型更加重要。

[19] 　 尤其参见Stiglitz和Weiss（1983a，1994）以及Shiro Yabushita（1983）。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先采取行动者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内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筛选均衡显得比信号显示均衡更能站得住脚。例如，假设存在与筛选均衡有差异的某种信号显示均衡，即存在一种混合均衡，其背后支撑的原因就是企业打破均衡的信念。那么这样一种均衡就会被第一个或者后来企业的行动所打破。

[20] 　 在Stiglitz（1974b）中，合同是高度线性的。原则上说，将报酬结构归纳为非线性函数比较简单。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微妙之处，例如，在季节到来之前人们是否能够竭尽全力，还有在产出不好的时候是否有处罚的上限[James A. Mirrlees（1975b）；Stiglitz（1975a）；Mirrlees（1976）]。该文献没有彻底解释合同为什么常常比理论预见得更简单（例如报酬是产出的线性函数），而且也没有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作出调整（参见如Franklin Allen，1985；Douglas Gale，1991）。

[21] 　 例如，参见Stiglitz和Weiss（1983b，1986，1987）。即使带有这些附加条款，依然可以有非市场出清的均衡。

四、市场均衡的效率和政府的作用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认为，竞争性经济将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有效分配，就像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而且倘若只采取适当的一次性总量（lump-sum）再分配，每种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都可通过一种竞争机制而实现。这些原理为依赖自由市场和相信配置问题可以与效率问题相分离提供了依据，并允许经济学家自由地推进提高效率的改革，而不管它们对分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社会不喜欢一种政策的分配结果，那么就应该简单地重新分配收入）。

信息经济学指出，这些定理与真实的经济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当然，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学家已经确认重要的市场失灵现象——如与污染相关的外部性——它们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市场失灵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也是有限的。

即使考虑到了获得信息的成本，信息不完备的经济也不会成为帕累托有效的，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早期研究已经为这种观点打下了基础。市场中有一些干预可以使所有人在经济上受益。例如，我们已经指出，披露和获得信息的激励远未完备。一方面，不完备的独自占有能力意味着人们可能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搜集信息；但在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收益都是“租金”，即以别人的损失为代价换来的收益，这一事实表明，获得信息可能需要额外的费用。一个赞成放任自由的资本市场的传统看法就是，那里有强烈的动机去搜集信息；发现某种股票比其他人想像的更有价值会得到资本的回报。资本市场的这种价格发现功能常常被宣传成资本市场的一个优势。但是，当这个人在别人可能获得经济利益之前的极短时间内发现了这条信息，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会获得经济利益吗？如果在稍早的极短时间内拥有了这条信息没有导致真实决策方的变化（例如关于投资），那么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重新分配，那些获得了信息的人在别人付出代价的基础上得到了收益（Stiglitz，1989c）。

还有其他一些与信息获得相关的潜在无效率。信息可以对价格波动产生负面影响（Stiglitz，1989i）。而且通过对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信息能够导致市场毁灭。例如，人们有时会有动机在保险市场中创造信息不对称，这导致了那些市场的毁灭以及整体福利的降低。如果这种信息的获得能够遭到禁止，福利可能会得到提高。近来，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与基因测试有关的现实政策的来源。即使是可以获得的信息也存在着信息使用的问题，因为在直接歧视本身受到禁止的情况中，利用某些信息可以达到歧视的目的或效果。[22]

由于市场可能不会为信息的获得和传播提供合适的激励，尽管人们对此不会感到惊讶，但是不完备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可能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在道德风险的模型中可以极为容易地观察到这种直觉。在那里，收取的保险费与平均风险相关，因此也与表面上相似的人采取的谨慎行动有关。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无法观察到谨慎的程度。每个人都忽略了其行为对保险费的影响；但是，当他们都不太谨慎的时候，保险费就会上升。一个人的粗心大意会对其他人施加一种负面的外部性的影响。Greenwald和Stiglitz（1986）[23]的基本观察就是认识到这种类似外部性的影响非常普遍，无论信息是不完备的还是市场是不完备的——总是那样——因此，市场本质上永远都不是有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的。简而言之，市场失灵现象是普遍的。Arnott等（1994）利用标准的自我选择和激励相兼容约束为这一点提供了一个简单说明。

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有效的分配通常不能经由竞争性的市场而得以分散。人们可以分散决策来获得（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Greenwald和Stiglitz（1986）指出，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简单例子阐明了问题所在。一家保险公司无法监督过量吸烟，这对健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政府无法比保险公司更能监督吸烟，但它可以收税，不只是对香烟收税，还对其他与吸烟相互补充的产品收税（并且对负面影响较小的替代品进行补贴）。参见Arnott和Stiglitz（1991a）以及Stiglitz（1989a，1998b）。

从新信息经济学得出的一个相关结论就是，效率和公平问题不能简单割裂开来。例如，在不完备市场情况下，市场失灵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代理人问题，诸如当土地所有人不是土地耕种者时出现的那些问题。代理人问题的程度取决于财富的分配，正如我们在讨论佃农问题时提到的那样。另外，可以将公平和效率问题分开的主张也建立在一次性总量再分配的能力之上。但正如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不完备信息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进行再分配的税收必然是扭曲的。但这个事实意味着，改变税前收入分配的市场干预可能值得去做，因为它们减少了再分配性税收的负担（Stiglitz，1998a）。我们的结论仍然是：第二福利定理，即大力主张分配和效率问题的分离，是错的。

实际上，阿罗—德布鲁模型已经为市场是有效的观点确定了惟一一组假设。必须要有完备的信息；更准确地说，信息不能是内生的，它不会发生改变，要么是因为任何个人或企业的行为，要么是通过对信息投资。但在现实世界中，假设信息是固定的模型似乎是不相关的。

信息不完备的市场是无效的，由于这种理论上的情形变得愈加清晰，所以一些新的争论就将矛头直指政府干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种看法就是：政府也面临着信息不完备的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政府面对的激励和约束与私人部门面对的激励和约束有所不同，以至于即使当政府面对着绝对相同的信息约束时，福利也可以得到改善（Stiglitz，1989a）。

另外一个看法最终也不能成立。那就是，市场失灵——缺失或不完备市场——导致了非市场制度的崛起。例如，死亡保险的缺失导致了殡仪社的崛起。家庭针对一系列风险为其成员提供保险，他们要么就是无法购买针对这些风险的保险，要么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保险费过高。但在我称之为功能主义的谬误中，从某一制度的产生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这一现象中得出在均衡中它们能提供什么功能太过轻率。那些屈从于这种谬误的人似乎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因为这些非市场制度可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像任何一个政府那样做得很好。Richard Arnott和我（1991a）指出，与此相反，非市场制度实际上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例如，家庭提供的保险会挤垮市场保险。保险公司将意识到投保人会承担较少的风险，因为他们已经从其他地方获得了保险，并因此会削减其提供的保险额。但是，由于非市场（家庭）保险在剥离风险中的作用较差，所以福利会被降低。

Arnott—Stiglitz的分析再次强调了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的结尾处得到的基本观点：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市场才会显得有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期望一个包括非市场制度和市场的均衡呢？为什么希望市场是有效的呢？

[22] 　 参见如Rothschild和Stiglitz（1982，1997）。若要了解统计学上的歧视模型以及它们的一些应用，参见Arrow（1972），Phelps（1972）以及Stiglitz（1973a，1974d）。也见Stiglitz（1984a）。

[23] 　 Greenwald和Stiglitz（1986）重点强调了带有逆向选择和激励问题的模型。Greenwald和Stiglitz（1988a）指出，在不完全信息的研究和其他模型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之前与Shapiro（1983）一道进行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一个特定的模型中，在一个具有代理人或委托代理问题的经济中，均衡不是（有约束的）帕累托有效的。后来与Arnott（1990）一道进行的研究更具体地探讨了道德风险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较早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具有不完备风险的市场中，其本身可以通过不完备信息理论得以解释，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无效的。参见M. G. Newbery和Stiglitz（1982，1984）以及Stiglitz（1972a，1981，1982b）。

五、新范式的进一步应用

在所有的市场失灵中，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长期未充分利用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失业的后果因资本市场的不完备而恶化，这意味着即使一名失业者的未来很有前景，他也无法借到足够的钱来维持其生活标准。

我们早先提到了对传统凯恩斯主义解释的不满，尤其是它缺少微观基础。这种不满引发了两个思想流派的崛起。一个试图利用传统的完备市场范式，该范式极大地依赖于典型代理人（representative agent）模型。尽管信息是不完备的，但预期却是理性的。但是代表性代理人模型，通过其结构，排除了信息不对称，而它是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核心。如果人们以假设市场出清的模型为起点，那么就很难说明人们如何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失业现象（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

在过去的15年间，创建一个包含劳动力、产品和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后果的宏观经济模型已经成为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已知这些交易中每个市场的复杂性，创建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简单得足以传授给研究生或者被政策制定者采纳——已经证明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在这个模型的核心之处有一个新的厂商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为它提供了基础。现代厂商理论反过来建立在三大理论支柱之上，即公司金融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和组织设计理论。

1. 厂商理论

在传统的完备信息理论中（Franco Modigliani和Merton H. Miller，1958，1961；也见Stiglitz，1969a，1974c，1988d），在不存在税收扭曲的情况下，企业通过举债还是股权来融资没有什么差别。但信息是融资的关键。执行股权合同所需的信息比债务合同要多得多（Robert J. Townsend，1979；Greenwald和Stiglitz，1992）。更重要的是，持（或抛）股的愿望传递着信息（Hayne E. Leland和David H. Pyle，1977；Ross，1977；Stiglitz，1982c；Greenwald等，1984；Myers和Majluf，1984；Thomas F. Hellman和Stiglitz，2000；实证研究请参见如Paul Asquith和David W. Mullins，Jr.，1986），以至于企业如何筹集资本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实践中，企业非常需要债务融资（Mayer，1990），而且因无法履行债务责任而导致的破产事关重大。由于破产的成本和设计管理激励方案时受到的限制，企业会以风险规避的态度行事——在风险大于只与商业周期相关的风险时（Greenwald和Stiglitz，1990a；Stiglitz，1989g）。另外，由于信贷配给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的净值和其资产结构，包括其资产流动性，都十分重要。[24]

尽管企业在面对信贷配给时的风险规避理论有许多含义，本文的下一部分将对其中的一些做出详细说明，但是有一个例子应该足以突出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中，投资取决于实际利率和企业对预期回报的判断。企业的现金流或它的净值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最早由Edwin Kuh和John R. Meyer对投资进行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在Robert E. Hall和Dale W. Jorgenson（1967）进行的研究之后的20年来，这些变量一直被排斥在投资的经济学分析之外。直到开始对不对称信息进行研究时，才恢复了其在理论上的地位，将融资变量引入投资的回归分析才得到人们的接受。当融资变量被引入到投资的回归分析时，这些变量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若要了解大量实证文献，参见R. Glenn Hubbard，1998）。

在传统理论中，企业简单地使利润的预期现值最大化（它等于市场价值）；在完备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有关企业应该做什么的不同观点微不足道。在这种环境下，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如何决策——也不重要。但又一次，在现实中，公司治理结构非常重要。对企业应该做什么出现了分歧——部分是因为判断的差异，部分是因为目标的差异（Stiglitz，1972b；Grossman和Stiglitz，1977，1980b）。经理人可以采取以股东利益为代价增加自身利益的行为，而且大股东可以采取以小股东为代价增加自身利益的行为。企业所有者不仅无法监督其员工和经理人，因为信息不对称，甚至常常无法知道这些本应代表自身利益行事的人会做什么。Adolph A. Berle和Gardiner C. Means（1932）早些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厂商理论有着重要的结论，但直到信息经济学的出现，我们才有一套系统的方法来思考该理论的应用（Jensen和William H. Meckling，1976；Stiglitz，1985a）。

那些依然认为企业会最大化其市场价值的人认为，接管（的威胁）会确保经理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并因此促进了股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最大化其市场价值，就给某些人收购该企业提供了机会，这会改变企业的行为，以使它的价值能够得到提高。在这场辩论的早些时候，我对接管机制的理论背景提出了质疑（Stglitz，1972b）。最有力的一系列论点随后得到了Grossman和Hart（1980）的进一步支持，他们观察到，任何相信接管会提高市场价值的小股东都不愿抛售股票。Shleifer和Vishny（1989）以及Edlin和Stglitz（1995）随后进行的研究，这里指较早的研究，表明在任的经理人如何能够采取行动通过提高信息的不对称来减少管理竞争的有效性，例如接管的威胁。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现代企业理论三个支柱中的两个：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结构。第三个就是组织设计。在一个完备信息的世界中，组织设计也无足轻重。在实践中，它却是企业的核心问题。例如，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让不同单位执行可比较的任务，这样的组织设计能使一个企业收集到有关信息，并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建立更好的激励制度。（Nalebuff和Stglitz，1983a，b）。但组织设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意图很好，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犯错误。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Raaj K.Sah和我在一系列文章中（1985，1986，1988a，b，1991）探讨了不同组织设计的结果以及造成组织错误的决策结构：例如，好的计划是否会被驳回，或者坏的计划是否会被接受。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分散化的多头组织结构有着明显的优势（也见Sah，1991；Stglitz，1989d）。这些文章只是进行一系列研究的一个开始；例如参见Bauke Visser（1998），Amar Bhidé（2001）以及Michael Christensen和Thorbjorn Knudsen（2002）。

2. 宏观经济学

在得出了上述观点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宏观经济学这一重要领域。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失业问题。我在早些时候描述过的模型解释了失业为什么可以存在于均衡当中。但多数宏观经济学都关心动态问题，解释经济为什么有时似乎是在扩大而不是在吸收冲击，而且冲击的影响为什么会持续很长时间。在与Bruce Greenwald和Andy Weiss共同进行的研究中，我已经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理论如何可以帮助解释这些现象。[若要了解较早的综述，参见Greenwald和Stiglitz（1987a，1988b，1993b）以及Stiglitz（1988b，1992a）。]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贷和股权配给（equity rationing）现象，资本市场的不完备十分重要。它们导致了企业的规避风险行为并使家庭和企业受到了现金流约束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标准解释强调了工资和价格粘性，但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粘性是如何产生的（Akerlof和Yellen，1985；N. Gregory Mankiw，1985）。争论的问题依然是企业为什么想要调整产量而不是调整价格，即使调整产量的成本似乎高于调整价格的成本。Greenwald—Stiglitz的调整理论（1989）提供了一种解释，它建立在由信息不完备导致的资本市场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简而言之，它认为，由信息不完备产生的风险对于价格和工资调整来说通常要比对产量调整大一些。规避风险的企业会对导致调整结果更为不确定的变量做出幅度较小的调整。

但即使工资和价格不是完全灵活的，它们也不是完全粘性的，而且实际上在大萧条中跌幅巨大。在较早的时期价格也曾出现过巨大波动，而且在其他国家中，也曾出现过一种程度很高的工资和价格的灵活性。Greenwald和我（1987a，b，1988b，c，d，1989，1990b，1993a，b，1995）认为，需要用其他的市场失灵，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备和合同中的不完备，去解释观察到的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在债务合同中，它明显没有提到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无论何时，当价格低于预期水平时（或者在不同利率的合同中，无论何时，当实际利率超出了预期的水平时），其影响就从债务人转移至债权人。在这些情况中，过多的价格下降灵活性（不只是价格的刚性）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Irving Fisher（1933）和Stiglitz（1999d）强调了一系列在不同价格调整速度中的差异。这些（和其他）再分配变化有着巨大的实际影响，并且因为资本市场中的不完备而无法进行保险。巨大的冲击会导致破产，而且伴随着破产的出现（尤其当它引发企业清算的时候），就会出现组织和信息资本的损失。[25]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之前，即使这样的巨大变化能够得到事先预防，企业获得信贷的能力也会被削弱。另外，如果没有“明晰的所有者”，那些控制人通常也没有动机去最大化企业的价值。

即使在冲击不足以导致破产的时候，它们也对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影响。由于所有生产都是有风险的，冲击影响了投资的总供给，也影响了投资的需求。由于企业净值只有在事后才能恢复，所以一次冲击的影响会持续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与政策相关的滞后效应：利率的提高耗尽了企业的净值，甚至在利率降低后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利率高而破产的企业就是这样。如果企业是被信贷配给的，那么流动性下降就会有特别显著的影响（Stiglitz和Weiss，1992）。宏观经济行为的每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例如，该理论帮助解释了看似反周期的存货行为（与生产平滑化理论相反，现金约束以及由现金约束导致经济衰退时很高的货币影子价格会引起顺周期的存货变动）；或者帮助解释了定价行为（在经济衰退时，当资本的“影子价格”较高的时候，企业发现通过削减价格来获得新顾客是有利可图的）。简而言之，我们的分析强调了冲击的供给方影响，供给和需求方影响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融资在传递波动过程中的重要性。

早些时候，我描述了信息范式如何解释了信贷配给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条重要主线，探讨了在信贷配给和宏观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的联系（Greenwald和Stiglitz，1983）；解释了银行作为风险规避的企业、作为信息制度在筛选和监督，在决定信贷供给方面所起的作用（Greenwald和Stiglitz，1990b，1991，2002；Stglitz和Weiss，1990）；描述了金融监管变化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并且分析了在不同制度下，包括美元化在内，货币政策的应用（Stglitz，2001d）。它们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理论，例如，那些基于货币交易需求的理论，由于货币逐渐变得以利息为取向（利率不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信用而非货币逐渐成为交易的对象，其微观基础愈加遭到怀疑。我们也解释了信用联动（credit linkage）（例如，不仅在银行和企业之间，还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把冲击传递给整个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个大型实证研究后来已经证实了信用约束对宏观经济活动尤其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参见Kuh和Meyer（1957），Charles W. Calomiris和Hubbard（1990）以及Hubbard（1990）]。

3. 增长与发展[26]

尽管大多数宏观经济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不完备信贷市场对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上，但我们研究计划的另一条主线却将重点放到了增长之上。资本市场在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都获得了认可；如果没有资本市场，企业就不得不依赖于其留存收入。但是，企业如何筹资对于其增长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股权配给” （equity rationing）——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那里的信息问题更为严重——阻碍了企业投资并承担风险的意愿，并因此减缓了增长。如果经济政策变化使企业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如通过减少宏观经济波动的规模来增强企业的股权基础，或者通过抑制利率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它们就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过来，那些诸如与IMF相关的干预政策打消了利用举债融资的积极性，在那些政策中利率被抬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迫使企业更加严重地依赖于留存收入。

对于增长来说，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现在经济发展之中。典型地讲，市场失灵在欠发达国家中更为普遍，而这些市场失灵常常与信息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催生出本文中提到的许多研究（参见Stiglitz，1985b，1986a，1988a，1989e，h，1991a，1997a；Braverman等，1993）。在这些观点帮助解释了以完备或者运行良好的市场假设为基础的政策失灵问题的同时，也引导了人们关注旨在补救或减轻信息不完备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政策（世界银行，1999）。

决定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知识的获得。对发达国家来说，这需要对研究([27]虽然不可能简要概括我们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研究和创新在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竞争均衡模型没有对此作出很好的论述，并且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均衡通常是无效的。

4. 税收理论[28]

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重新分配收入。即使政府没有主动希望去进行重新分配，它还是必须筹集税收来资助公共产品的生产，而且还要考虑到应该以一种公平的态度来收税，例如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应该交更多的税。但政府在鉴别这些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像（例如）一个垄断者可能会发现很难鉴别出谁愿意为其产品支付更多的钱。更为重要的是，用于信息披露的自我选择机制可以在这里得到应用，Rothschild和我在我们的竞争性保险模型或者在我关于区别垄断的文章中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政府在信息约束条件下使社会“利润”，即福利，最大化所遇到的问题非常类似于垄断者在信息约束下最大化私人利润时遇到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Mirrlees关于最优税收的文章（1971）尽管没有用信息理论语言表达出来，却是该项研究的先驱。]

设计一种税收体系的重要问题因此就成为什么是可以观察到的。在较早的理论中，信息是完备的，总量税收和再分配是有意义的。如果能力无法直接观察到，那么政府就不得不依赖于其他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如收入——来进行推断；但是，正如在所有这样的模型中显示的那样，当市场的参与者意识到政府正在进行推断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其行为。Mirrlees（1971）指出，只有收入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信息。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工作时间，这样就能观察到实际的工资。可以观察任何特定人交易的商品质量，或者可以只观察产品的总数量。

对于每个信息结构来说，都有一个帕累托有效的税收结构，即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在不使其他群体的境况恶化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得到改善。税收结构的选择取决于社会福利函数，包括对不平等的态度。[29]尽管为这个结果提供一种完全的描述并非偶然，但依然有两点值得注意：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如没有所得税，被认为是最佳的商品税收结构（Frank P. Ramsey，1927）被证明是一种帕累托有效税收系统的一部分（参见Atkinson和Stiglitz，1976；Sah和Stiglitz，1992；Stiglitz，1998a）。另外一点就是，在核心基准下，向利息收入征税不是最优的。

5. 监管和私有化理论

政府在监管和征税过程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在过去的25年间，有大量的文献阐述了如何利用自我选择机制[例如，参见David E. M.Sappington和Stiglitz（1987a）；Jean-Jacques Laffont和Tirole(1993)]，如何使监管体系比过去更加完备和有效。政府监管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银行业；我们早些时候就注意到，信息问题是信贷市场的核心问题，因此不会对市场失灵的更加普遍而感到吃惊，而且政府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Stiglitz，1994d）。监管设计需要明确考虑到信息的局限性（参见例如Hellman等，2000；Patrick Honahan和Stiglitz，2001；Stiglitz，2001c；Greenwald和Stiglitz，2002）。

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巨大浪潮，即使在存在自然垄断的领域也卷入了私有化的浪潮，政府监管替代政府所有。尽管政府所有权明显经常出现问题，但不完备信息理论也清楚地指出，即使设计得最好的监管体系也不会完备地运作。这自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才能肯定私有化会改善社会福利。正如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Herbert A. Simon（1991）强调的那样，公共和私有部门都面对着信息和激励问题；还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理论能够论证为什么大型私有机构可以比公共机构更好地解决这些激励问题。在与Sappington（1987b）共同进行的研究中，我指出，私有化将必然能够提高福利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类似于那些竞争性市场可以产生帕累托有效结果的条件[若要了解详细阐述和应用，参见Stiglitz（1991b，1994c）]。

[24] 　 流动性的真正概念——以及缺乏流动性和破产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信息不对称。如果存在着完备的信息，那么任何资产流动的企业都能得到融资，并因此不用面对流动性问题。

[25]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破产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部分是因为控制权（谁作决策）并不重要，而且破产导致的控制权变化也无关紧要，部分是因为在完备信息的条件下，对于贷款人来说没有什么理由去借给某人钱而不是通过股权扩大投资（尤其如果当没有什么明显破产可能性和成本的时候）。若要了解有关控制权的深入讨论，参见Hart（1995）。

[26] 　 若要了解有关增长的讨论，参见Greenwald等（1990）和Stiglitz（1990，1992c，1994a，b）。Stiglitz（1985b，1986a，1988a，1989b，e，h，1991a，1993，1995，1996，1997a，b，1998b，1999b，c，2000c，2001a，b），Sah和Stglitz（1989a，b），Karla Hoff和Stiglitz（1990，1998，2001）Nicholas Stern和Stiglitz（1997）以及Stiglitz和Shahid Yusuf（2000）。

[27] 　 当然，有几位先驱已经着手研究了所谓内生增长理论。特别参见Karl Shell（1967）的论文集以及Anthony B. Atkinson和Stiglitz（1969）。若要了解后来的研究，尤其参见Dasgupta和Stiglitz（1980a，b，1981，1988），Dasgupta等（1982）以及Stglitz（1987c，d，1990）。

[28] 　 这部分讨论利用了Mirrlees（1971，1975a），Atkinson和Stiglitz（1976），Stiglitz（1982e，1987f），Arnott和Stglitz（1986），以及Brito等（1990，1991，1995）。

[29] 　 从那种意义上讲，Mirrlees的研究驳斥了这种分析的两个阶段。他沿着帕累托边界描绘了一点，政府可运用一个功用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来选择这一点。但是，一些重要的特征，如在边界顶端的零边际税收率，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的特征，尽管这一特殊特征不是那么站地住脚——也就是说，它严格地取决于Mirrlees的假设，即不同能力的人之间的相对工资是固定的（参见Stiglitz，2002a）。

六、一些政策争论

新信息范式提供的观点不仅为制定政策形成了理论方法，而且还在无数具体问题中形成了明显不同于那些旧范式的政策立场。

或许最著名的就是与发展战略相关的争论，其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针对具备完备信息的竞争性市场过分简单的看法，甚至不适合发达国家，尤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在国际经济机构范围内广为流传。另外，我已经证明，这些政策在发展过程中（Stiglitz，1999c），在管理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例如参见Athar Hussein等，2000；Stigiltz（2000a，2001e）]以及在控制和预防危机的过程中都是失败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就不难看到基于像华盛顿共识一样远离现实的模型之上的政策通常都会导致失败。

或许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的事实就是对东亚经济危机的控制，这次危机始于泰国，时间为1997年7月2日。尽管我已经广泛地对失败原因的许多方面进行了书面阐述（Jason Furman和Stiglitz，1998；Stglitz，1999e），但是，我仍然想在这里指出这些失败和在此提出的理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研究已经强调了保持信贷供给的重要性和导致（管理尤为糟糕的）破产的风险。设计得糟糕的政策会导致可得信贷出现没有必要的大规模缩减，以及导致破产没有必要地大规模攀升，这些都对总供给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使经济低迷时期更加恶化。但这恰恰正是IMF的所作所为：通过将利率提高到极高的水平，而那些国家的企业已经处于利率非常高的境地了，它导致了大规模破产，经济也因此而陷入衰退的深渊。资本不仅没能被吸引到这些国家，反而向外流失。因此，这些政策甚至没能达到其主张的目的，那就是稳定汇率。存在着与这些政策相关的很强的滞后作用：当利率随后降低的时候，被逼入破产边缘的企业没有变成“非破产”（unbankrupt），而且那些眼看着净值耗尽的企业没有出现及时恢复的状态。还有其他一些政策，例如在停止举债后重建公司金融；虽然，这些政策也许无法阻止经济衰退，但是，它们本应该缩短、减轻经济低迷的程度。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更加接近我们的理论曾经提出的政策建议，所以它不仅恢复得比更加全面地接受了IMF建议的泰国更快，而且留下的会削弱其未来增长的债务也较少（若要了解由这些经历引发的有关破产改革的讨论，参见Marcus Miller和Stiglitz，1999；Stiglitz，2000e）。

在另一方面，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济试验之一，而且俄罗斯的失败（到目前为止）以及中国的成功清楚地显示出我已经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俄罗斯的全面失败是难以理解的。共产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所需的信息搜集、处理和传播能力超出了任何技术能够应付的范围）因缺少激励和体制中的普遍扭曲而被看成是非常无效率的。本以为向市场转轨就会在收入方面带来巨大的增长。相反，收入直线下降，不仅GDP数据和家庭调查证明了下滑的存在，而且连社会指标也是如此。按照所采用的方法测算，贫困的比例从2%激增到40%。这些失败有许多方面，突出的一个就是：私有化战略，它几乎没有注意到我们在早些时候强调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实证研究（Stiglitz，2001e）证明，快速进行私有化但缺少“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国家没有增长得更快。私有化没有为创造财富提供一个基础，却导致资产剥夺和财富毁灭（Hussein等，2000；Stiglitz，2000a）。

七、超越信息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主导经济学思维长达两个世纪的竞争性范式是不严密的，它没能解释关键的经济现象，并且还导致了错误的政策处方。我刚刚描述的过去30年间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只着重于我对竞争范式不满意的一个方面。要改变人的世界观并不容易，而且对我来说挑战该范式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尽可能不超出标准的框架。我只改变了一个假设——关于完备信息的假设——而且以我认为很合理的方式来改变这一假设。在该理论中还有其他一些不足，它们中的一些紧密相连。标准的理论假设技术和偏好是固定的。但技术中的变化，研究和开发，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新信息经济学——外加知识中出现的变革——最终开始系统地阐释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些基础。

在我思考发展问题的时候，我同样愈加相信固定偏好的假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愈加相信将经济学分析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内的重要性。我已经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战略，部分理由在于它们认为发展只不过是提高资本的股价和减少经济扭曲。但发展代表了社会的一种更为基本的改革，包括“偏好”和态度的变化、接受变革以及抛弃许多传统的思维方式（Stiglitz，1995，1999c）。这种观点有着很强的政策含义。例如，一些政策更容易影响一种发展变化。IMF的许多政策——包括有条件的贷款与多国政府互动的方式——是反生产的。在发展战略方面，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那里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变革，它信奉这种更为全面的用于发展的方法。相比之下，忽视了社会后果的政策经常是灾难性的。IMF在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包括在该国陷入经济萧条的时候取消对非常贫困的人提供食物和汽油补贴，必然会导致骚乱。这样的经济后果现在依然能感受得到。

在某些方面，当我发展这些观点的时候，我正在转向30年前我在肯尼亚研究效率工资理论期间就已经提出的一个主题。在那项研究中，我已经指出，心理因素——士气，反映了人们正在获得公平工资的感觉——能够影响努力程度，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效率工资理论更加令人信服的原因。令人奇怪的是，经济学家竟然几乎有意忽略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是现实生活而且甚至还是商学院教育的核心。当然，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这样的注意力就不会指向此种事情，就不会指向公司文化和固有报酬的问题，除非它们具有相当瞩目的重要性。而且如果这样的问题在一家企业内部很重要，那么它们在社会中也同样重要。

最后，我已确信，长期以来一直位于经济学分析中心的均衡模型可能无法很好地描绘变革的动态性。信息经济学已经使我们注意到历史是重要的；存在着重要的滞后效应。随机事件——黑死病，就是一个极端例子——会产生不可泯灭的后果。演化的过程和模型可能会比均衡过程更好地描述动态性。而且尽管充分描述这些演化过程是困难的，但有一点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演化过程在任何一般意义上都是“最优的”。[我在Stiglitz（1975b，1992e，1994c）以及Sah和Stiglitz（1991）中简要地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与资本市场不完备有关。]

我们在信息经济学方面进行的较为简单的研究引出许多同样的主题，它们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例如，在前文讨论过的信息理论模型中，我们证明多重均衡其中的一些帕累托支配着其他均衡）很容易产生。在这里也是如此（Stiglitz，1995）。除了历史是重要的观点外，这反过来又有一些重要结果。首先，它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了解偏好、技术和初始禀赋就简单地预测出经济将处于哪一点上。经济位于哪一点会有一种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如参见Stiglitz，1973c）。第二，正如达尔文社会生态学模型展示的那样，一个人的环境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其他人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会反过来取决于他们对别人行为的看法（Hoff和Stiglitz，2001）。第三，政府干预有时能够将经济从一种均衡移到另外一种均衡；而且如果政府已经这样做了，后续的干预可能就不需要了。

八、信息的政治经济学

信息影响着政治进程，就像影响了经济进程一样。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信息披露的分配结果。那么，在经济和政治进程中，“游戏的信息规则”可以成为激烈政治辩论的一个主题就不足为奇了。美国和IMF强烈地认为，缺乏透明度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亚洲国家必须变得更加透明。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资本流动和贷款数据的关注可以被看成是承认了竞争性范式是不合适的（在该范式中，价格传递了所有相关信息）；但看待这种辩论的更加适宜的方式却与政治有关，当人们注意到信息部分披露价值有限的时候，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它们可能是反生产的，因为资本可以被诱使通过不太公开而且也缺乏监管的途径流动，像离岸银行业中心这样的途径。当对透明度的要求超出了东亚而进入西方的对冲基金和离岸银行业中心的时候，提高透明度的鼓吹者们突然变得不太痴迷了，并且开始夸赞部分保密在提高搜集信息的激励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美国和其财政部旋即反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要求离岸银行业中心——这些机构代表了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增加透明度而开始与洗钱行为作斗争，直到人们开始意识到恐怖分子可能正在利用这些机构资助他们的行动时，这种反对才不再继续。就这点而言，美国利益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而且财政部改变了它的立场。

政治进程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信息不对称（若要了解更广泛的讨论，参见Patrick D. Moynihan，1998；Stiglitz，2002b）：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本应比普通市民们更了解对国防的威胁，更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等等。已经有一个对日常决策负责的代表团，就像在一家企业中一样。问题就是要为那些得到授权的代表团提供激励，来代表它们本应代表的人们行事——标准的委托代理问题。民主——政治进程的可争论性——为代表团的权力滥用行为提供了一种制约，就像在经济进程中表现的一样；但正如我们意识到的那样，接管机制是一种不完备的制约管理层的机制，所以我们也应意识到，选举过程是一种不完备的制约政客的机制。正如在厂商理论中陈述的那样，为了增强市场势力，当前的管理者有激励去制造信息不对称，在公共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且，由于披露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可以影响接管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整体质量的有效性，所以这些因素也可以影响政治的可争论性和公共治理的质量。

在政治进程的范围内，这里的“退出”选择是有限的，人们需要特别关注滥用行为。如果一家企业管理有误——如果经理人试图以股东和顾客为代价中饱私囊并且反对竞争，危害是有限的——顾客至少可以改变选择。但在政治进程中，改变选择没有这样容易。如果人们都像经济学家在传统模型中表述的那样自私，情况实际上就会变得很惨，因为——正如我已经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那样——确保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经济学家针对个人建立的传统模型太狭隘了，而且实际上的内在奖励，如公共服务的内在奖励，甚至会比外在奖励，如货币补偿（这并不意味着补偿毫无重要可言），更有影响力。在一些公民社会组织中表现出了这种公共活力（即使混合了一点个人兴趣），通过它，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来改善他们所理解的集体利益。

政府官员有较强减少透明度的动机。更高的透明度缩小了他们行动的范围——更高的透明度暴露出渎职和腐败（正如俗语所讲，“阳光是最有效的防腐剂”）。政府官员们可能会通过为秘密披上华丽的外衣来强化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就是说要证明哪些隐秘或者自私的行为是正确的，“相信我……如果你只了解我所知道的事情。”

从政客的角度来看，秘密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依据：秘密是一种人为造成的信息稀缺，而且就像大多数人为造成的稀缺一样，它产生了租金，在一些国家中，租金可以通过彻底的腐败（出售信息）而独自占有。在其他情况下，这些租金变成了“礼物交换”的一部分，就像记者为了独享信息而用吹捧性的文章作交易（puff pieces）从而歪曲报道。我不幸看到这种过程的运作，而且运作得相当有效。如果没有不客观的信息，可以由全体公民提供的制约的有效性就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良好的信息，民主就有可能崩溃。

信息经济学的教训之一就是，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但法律和制度可以决定性地改善这些问题。例如，200年来，要求更多透明度的知情权法规在瑞典已经成为治理的一个部分；泰国走的更远，它已将这样的法规写进了新宪法。遗憾的是，透明度的这些原则还需要得到国际经济机构的批准。

九、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追溯了一种范式替代另一种范式的轨迹。新古典主义范式的不足——错误的预言和有待解释的现象——使它必然会受到挑战。尽管有人会问，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这种范式已经存在了如此之长的时间呢？尽管它有不足之处，但竞争性范式确实提供了对许多经济现象的认识。在有些市场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例如小麦或谷物市场——即使在那样的市场中，普遍的政府干预使得占统治地位的竞争性范式也只是有限地适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基本力量依然重要，但是在新的范式中，它们只是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分析的全部。但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范式之所以能够存续，部分是因为对那种范式的信仰和由它得到的政策处方代表了一定的利益。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一直试图继续这项研究，无论它会导向何处。我的同事们和我都知道，我们的观点会被采用或滥用——或者被忽视。理解那些塑造了我们经济的复杂力量就是其本身价值所在；人们对经济体系是怎样运作的有一种天生的好奇感。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们只不过是演员。”如果只作为一个选举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盛大的戏剧中都是一个有着自己方式的演员。而且我们对这个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理解影响了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走进经济学，带着它或许能使我为失业、贫困和歧视做些什么的希望。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我已经幸运地偶然发现了一些思想，我认为它们提高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有机会减少一些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特别是关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新信息范式和其他发展都对这些现象说了些什么，而且我还有机会遇到一些一流的学生，他们本身已经向前推动了这项研究议程。

作为个人，我却因为没有使别人将这些观点付诸于实践而感到遗憾。作为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一名公务员，我有幸能够亲自从事这些研究。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这里，人们可以为他们对更美好世界的认识而争论。作为学者，我们有幸进一步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自由产生了责任：这种责任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自由去做许多事，它们确保未来的世界将不仅拥有更加繁荣的经济，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公正。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从略，若有需要者，请向《比较》编辑室索取）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II 《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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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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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II

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

第一部分 认知的结构：两个系统

第二部分 可认知性的诸纬度

第三部分 变化还是状态：前景理论

第四部分 框架效应

第五部分 性质替代：判断启发法的模型

第六部分 原型启发法

第七部分 直觉思维的边界

第八部分 总结性评论

有限理性的图谱：迈向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学[1]

丹尼尔·卡尼曼[2]

诺贝尔委员会所引用的著作是我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在长期和非同寻常的亲密合作中共同完成的。我们一道探索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选择理论，同时考查了其中的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55, 1979）在较早前提出，决策者应该被视为是有限理性的，同时西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在该模型中他用满意取代效用最大化。我们的研究尝试探讨那些系统性的偏差来获得有限理性的图谱，而这些系统性的偏差使人们所持有的信念、人们所作的选择独立于理性人模型所假设的最优信念和最优选择。理性人模型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的原假说（null hypothesis）的主要来源，但是特韦尔斯基和我都把我们的研究看做是对心理学的一个贡献，其次才是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与那些希望心理学能够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有用的假设来源，同时也为经济研究间接地提供假设来源的经济学家（Thaler，1980，1991，1992）进行了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希望已经成为现实，从而引发了行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心理学研究的热情（Thaler，2000; Camerer等，即将发表，其他例子请参见Kahneman和Tversky，2000）。

我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工作包括三个独立的研究计划，这些研究计划的某些领域是和其他合作者通力合作进行的。我们的第一个研究计划是探索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所使用的启示法和人们进行各种判断所倾向采纳的偏差，包括预测和对证据的评价（Kahneman和Tversky，1973；Tversky and Kahneman，1974；Kahneman等，1982）。第二个研究计划是关注前景理论[3]（prospect theory），这是一个解释在风险之下进行选择（Kahneman and Tversky,1979; Tversky and Kahneman, 1992; ）以及在无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的理论模型（Kahneman等，1990，1991，1973；Tversky和Kahneman，1992）。第三个研究领域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及其在理性人模型中的应用（Tversky和Kahneman，1981，1986）。本文根据直觉判断心理学和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重温了这三个研究领域。我在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很多想法已经在数十年前非正式地提出，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尝试把这些想法整合到有关判断和选择理论的一个内在统一的方法之中。

经济学家经常批评心理学研究，这不仅因为心理学研究倾向于产生一系列错误和偏差，而且还因为心理学研究未能为理性人模型提供另外一个内在统一的方法。经济学家的这些抱怨有部分的合理性：有关直觉思维的心理学理论无法与规范的信念和选择模型的雅致和精确性相匹配，但是这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理性人模型在心理学意义上是不现实的。而且，对于简单和准确的模型来说，混沌理论并不是可行的出路。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整合性概念和中等程度的普遍化，在不同领域中这些概念和普遍化可以解释表面上不同的现象从而获得可信性。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本文提供一个有关直觉判断和选择的统一处理方法，该处理方法建立在先前对偏好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基础之上（Kahneman等，1999），同时拓展了最近由卡尼曼和夏恩·弗雷德里克（Kahneman和Shane Frederick，2002）提出的判断启发法模式。这一处理方法的指导思想是：（1）多数判断和多数选择都是通过直觉获得的；（2）支配直觉的法则和支配知觉的法则在一般意义上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对直觉判断和选择法则的讨论将会大量诉诸于视觉类比。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会介绍认知功能中两个类属模式之间的差异，这两个类属模式大体上对应于直觉和推理。在第二部分中，我将描述不同判断和反应之间的相对可认知性（relative accessibility）的决定因素。第三部分把前景理论和如下一般命题联系起来，即改变和差异要比绝对价值更容易认知。第四部分根据差异显著性（differential salience）和可认知性来解释框架效应。第五部分评价启发式判断（heuristic judgment）的性质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模型。第六部分描述一类特定的启发法，即所谓的原型启发法（prototype heuristics）。第七部分讨论直觉思维和深思熟虑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八部分是结论。

[1] 本文根据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nneman）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大会上的研究修改而成。丹尼尔·卡尼曼1934年生于以色列，具有以色列与美国双重国籍，1961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之后相继担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自1993年起，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众事务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尼曼在不断修正“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卡尼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首先，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其次，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前景理论”。与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论”相比，描述式的“前景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并且用基于参考水平的两步决策假说解释了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解决了过去“期望效用理论”不能解释人们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完善了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人类决策行为理论。卡尼曼的研究激发起新一代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研究，掀起了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热潮。——编者注。

[2] 本文重新审视了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我多年以前研究的诸多问题，同时继续在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中讨论这些问题。本文建立在对于判断启示法（judgment heuristics）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是我和夏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一起合作研究开发出来的（Kahneman and Frederick 2002）。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在2003年9月刊登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为了详细讨论这个版本，我要感谢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戴维·雷伯森（David Laibson）、迈克尔·罗思柴德（Michael Rothschild）和理查德·赛勒（Richard Thaler）。在此发表这个防止误解的声明。杰弗里·古德温（Geoffrey Goodwin）、艾米尔·戈伦（Amir Goren）和科特·斯科普（Kurt Schoppe）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协助。——作者注

[3] 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第一部分　认知的结构：两个系统

本文区分了思维和决策，这两者大体上对应于日常所说的推理和直觉这两个概念。当我们计算258和17的乘积、当我们填写所得税的表格，或者当我们查看一幅地图时，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推理。当我们读到“比尔·克林顿是一个害羞的男人”这个句子并认为有点意思时，或者当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吃一块被做成了蟑螂形状的巧克力时（Paul Rozin and Carol Nemeroff, 2002），直觉在其中发挥作用。推理是深思熟虑进行的，而且颇费力气；而直觉思维则似乎自发地进入我们的脑海，不需要有意识的搜寻和计算，因此也就不需要花费我们的精力。日常观察和系统研究表明，大多数思维和行动通常都是直觉性的（Daniel T. Gilbert，1989，2002；Timothy D. Wilson, 2002；Seymour Epstein，2003）。

尽管不费吹灰之力的思维是常态，但是我们的心智仍然会对精神活动的质量和和公开行为进行一些监控。我们并不会表达每一个一闪而过的思想或者把每一个冲动付诸行动。但是这种监控通常是松懈的，它允许很多直觉判断被表达出来，包括一些错误的直觉判断（Kahneman和Frederick，2002）。艾伦·朗格（等人（Ellen J. Langer等，1978）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我们称之为“没头没脑的行为”（mindless behavior）。在艾伦的实验中，一个受试者试图在在复印的队伍中加塞，并使用事先安排好的各种“借口”。实验结果表明，那些不加限定（unqualified）的请求都被拒绝了（例如，“对不起，我可以用一下这台施乐复印机吗？”），但是几乎所有解释性的请求都被接受了，包括“对不起，我可以用一下这台施乐复印机吗，因为我想复印一些东西”。信息处理的这种浅薄性是令人震惊的。

弗雷德里克（2003, 个人交流）利用一些简单的问题来研究认知的自我监控。例如，一个球拍和一个球总共花了1.10美元，球拍比球多花了1美元，请问买球花了多少钱？几乎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回答“买球花了10美分”，因为总价是1.10美元，因此很自然就分成了1美元和10美分，而10美分就是准确的买球费用。弗雷德里克发现很多聪明人受制于种即时的冲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受试学生组中，50%的人（47/93）得出了错误的答案；在密歇根大学的受试学生组中，56%的人（164/293）得出了错误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回答者没有先去检查一下答案就提供了他们的回答。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中，错误率高得惊人，这个例子说明不费力气的联想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的结果并没有受到严密的监控：人们不习惯于进行费力的思考，而且通常满足于相信一个可以很快进入其脑海的似是而非的判断。引人注目的是，弗雷德里克发现在这一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和在其他同类问题中出现的错误是高贴现率（discount rates）的重要预测器。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直觉是和低水平的表现（poor performance）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直觉思维可以是强有力和准确的。熟能生巧，知名的大师级国际象棋手，能走快棋和展示出毫不迟疑的（white mates in three）品质，他们是在直觉意义上下棋的（Simon和William G. Chase，1973），正如经验丰富的护士可以察觉到病人即将心力衰竭的细微信号（Gary Klein，1998，Atul Gawande，2002）。

图1 三个认知系统

直觉和推理之间的差异最近已经成为心理学家们颇感兴趣的话题（例如，Shelly Chaiken和Yaacov Trop，1999；Gilbert，2002；Steven A. Sloman，2002；Keith E. Stanovich和Richard F. West，2002）。关于区分这两种认知过程的特征，心理学家们已经有一些共识，斯腾努维奇和维斯特（Stanovich和West，2000）提出系统1和系统2的中性特征（neutral labels）。图1总结了这些特征。系统1的运作是快速的、自动的、不费力气的、联想的，并且经常受情感的制约。此外，系统1的运作也为习惯所统治，因此很难控制和修改。系统2的运作是缓慢的、连续的、颇费力气的，并受制于深思熟虑的思维。此外，系统2的运作是相对有弹性的，而且潜在地受到规则的支配。

直觉和推理的费力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最有用的指标来判断一个指定的心理过程是应该被分配到系统1还是系统2，因为心理努力是有极限的，颇费力气的过程倾向于互相干扰，然而，当和其他任务整合在一起时，不费力气的过程既不会引起也不会受制于这些冲突。例如一个司机边开车边谈话的能力是是计算驾驶任务需要多大注意力的一个敏感指标。成百上千个心理学实验利用双重任务来测量不同心理活动所需要的注意力（有关的评论，请参看Harold E. Pashler，1998）。这些心理学研究利用双重任务的方法来说明自我监控功能属于颇费力气的系统2。那些被颇费力气的心理活动所占据的人（例如，尝试记住几个数字）更有可能对另外一个任务做出不假思索的反应（Gilbert, 1989）。在这里，我们用“系统2监控着系统1的活动”这一短语来简单地说明如果打断系统2的运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例如，如果让回答者在记住一堆单词的同时来回答上述球和球拍的问题，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该问题的答案的错误率会上升。

用本文的话来说，知觉系统和系统1的直觉活动产生了印象，这些印象与直觉和思维对象的特点有关。这些印象不是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也不需要在言辞上明确清楚地表达出来。相反，判断总是明确清楚和有意图的，不管这些判断是否被公开地表达出来。因此，系统2参加了所有的判断，不管这些判断是源自印象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推理。“直觉的”这个词应用于这些直接反映印象的判断。

图1说明了引导特韦尔斯基和我进行研究的一个思想：直觉判断在知觉的自发活动和深思熟虑的推理活动中占据了一个位置——也许与进化史相对应。研究直觉的人认为，系统1的特征同样也是知觉活动的特征。然而，和知觉不同的是，系统1的活动并不受制于对当前刺激的处理。和系统2有所相似的是，系统1的活动处理存储的概念和知觉对象，而且可以被语言所唤醒。这种直觉观表明，关于诸多知觉现象的大量可获得的科学知识可以成为有关直觉活动的有用假设的来源。接下来的部分将应用知觉中的类比推理法。

第二部分　可认知性的诸纬度

直觉思维的定义特性是，这些直觉思维自发地进入人们的脑海，就像知觉对象一样。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一个技术术语——可认知性（accessibility）来表示进入脑海的心理内容。为了理解直觉，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有些思维是可认知的，而有些却是不可认知。本部分的其余内容将通过视觉感知方面的一些例子来介绍可认知性这个概念。

图2 有差异的可认知性的例子

请思考图2a和2b。当我们看到图2a的物体时，我们所得到的即时印象是图中柱状物的高度、柱状物最上面一层的面积，同时还可能是柱状物的体积。把这些印象转化成高度单位或者体积单位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活动，但是这些印象本身是高度可认知的，也即它们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对于其他的特性，没有任何知觉印象存在。例如，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深思熟虑的程序估算出构成柱状物的木块平铺的面积，例如通过把这些木块的数量和单个木块的面积相乘起来得到，但是这一面积在知觉上是不可认知的。当然，在图2b的情形下，情况正好相反。现在这些木块平铺在一起，我们立刻可以得到木块的总面积这个印象，但是用这些木块建成图2a中的柱状物的高度则不然。

一些关联的特性是可认知的。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咋一看图2a和2c是不同的，但是如果各自与图2b相比，图2a和2c相互之间更相似。同时，这些总体的一些统计性特征也是可认知的，而其他的则不然。例如，思考以下问题，“图3中这些线段的平均长度是多少？”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当一系列同类物体呈现给观察者——不管是同时呈现还是接二连三地呈现，这类物体的表象会被自动地计算出来，其中包括非常精确的关于平均长度的信息（Dan Ariely，2001；Sang-Chul Chong和Anne Treiman，2003）。原型的表象不仅是高度可认知的，而且有着知觉对象的特征：我们不用借助于深思熟虑的程序就形成了这组典型线段的印象。在这个任务中，系统2的唯一作用就是把典型长度的印象描绘到适当的范围。相反，对于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展示出来的这些线段的总长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是不会出现在脑海中的。

正如线段的平均长度和总长度的例子所表明的，一些特性在知觉和判断上要比其他特性更容易被被认知到。知觉系统或者系统1无需有意识的活动或者不费力气就可例行公事地、自动地产生出来的特性，我们称之为自然评价（natural assessments）（Tversky和Kahneman，1983）。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归总了这些自然评价中的一部分，除了如尺寸、距离和响亮程度这些物理特性以外，还包括一些更抽象的特性，如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和情绪等。

图3 统计特点不同的可认知性

把刺激评价为好或者坏都是特别重要的自然评价。行为学（John A. Bargh，1997；Robert B. Zajonc，1998）和神经生理学的（例如，Joseph E. LeDoux, 2000）证据都证明了如下思想：即对物体是好（趋之若鹜）还是坏（避而远之）的评价通过专门的神经回路快速而有效地运作。巴夫（Bagh，1997）所做的一个著名实验说明了评价过程的速度，以及这个过程直接和“趋之若鹜和避而远之”之间的直接联系。一系列刺激通过屏幕展示给实验的参加者，与此同时，实验参加者按照实验说明，通过移动可以使屏幕空白的控制杆对在每一个出现的刺激迅速做出反应。这些刺激是表达情感的单词，一些是积极的（如“爱”），一些是令人厌恶的（如呕吐），但是这一特征和实验参加者的任务无关。半数的实验参加者以将拉进控制杆作为反应，另外半数的实验参加者则推开控制杆作为反映。尽管反应最初是在一秒钟的判断内就做出的，比作为刺激物的单词的意义有意识地进入大脑要早得多，但是单词的情感色彩的强弱还是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实验参加者对于积极的单词（趋之若鹜），也就是把杠杆拉向自己的相对要速度快些，同时对于消极的单词（避而远之），也就是把杠杆推开的速度也要相对快些。趋之若鹜或者是避而远之这些倾向是被一个自动过程所唤醒的，这并不在意识的主动控制之下。一些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个原始的评价系统（这里包括系统1）对人们有意识以及经过深思熟虑所采纳的态度和偏好所带来的影响（Zajonc，1998；Kahneman等，1999；Paul Slovic等，2002，Epstein，2003）。

上述讨论确立了可认知性的纬度。在这个纬度的末端我们发现了既有知觉特征又有直觉特征的认知活动：它们是快速的、自动的和不费力气的。在这个纬度的另外一端则是缓慢的、连续的和颇费力气的认知活动，人们需要运用特殊的推理来执行这些认知活动。可认知性是一个连续统而不是一个两分法，同时一些颇费力气的认知活动要比其他认知活动更费力气。可认知性的一些决定性因素大概是遗传的；其他的决定性因素是通过经验发展而来的。技能的获得逐步增加了有用反应的可认知性和组织信息的生产性途经的可认知性，直到熟练表现差不多变成了不费力气的技能为止。一个大师级的国际象棋手并不会和新手一样来理解同一盘棋，经过持久的练习，通过视觉在一堆木块中识别出由木块组成的柱状物也不是难事。

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可认知到的印象，主要是由判断对象的真实特性所决定的：在图2a中要比在图2b中更容易看到一个柱状物，因为图2b中的柱状物仅仅是虚拟的。物理的显著性也决定了可认知性：如果把一个大的绿色字母和一个小的蓝色字母摆在一起同时呈现，那么绿色的字母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脑海。然而，物理的显著性可以被有意识的注意力所消除：一份寻找小物体的说明书会提高该物体所有特征的可认知性。

刺激越抽象，显著性和自发产生的类比效应以及主动注意就越容易发生。例如，陈述句“A队打败了B队”和“B队输给了A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但是因为这两个句子关注不同的文法对象，因此制造了不同的可认知性思维。可认知性同样了反映了短暂的联想激活（associative activation）状态。例如，提起一个熟悉的社会类别会暂时提高和该类别典型形象的特性有关有关的的可认知性。

正如户外广告牌的设计者所深知的那样，和动机相关的刺激以及能唤醒情感的的刺激同时吸引了注意力。对于广告商来说户外广告牌大有作为，因为注意一个物体可以令到这个物体的所有特性都进入脑海，包括与户外广告牌原本要表达的动机或者情感意义没有关联的那些特性。高度的情感唤醒和动机唤醒的“热”状态大大提高了与即时情感和当前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进入脑海，同时减少了其他思维进入脑海的可能性（George Loewenstein，1996，2000；Jon Elster，1998）。Yuval Rottenstreich和奚恺元教授[4]（Christopher K. Hsee）在一个重要研究中证明了可认知性情感意义对可认知性的效应，该研究表明，当人们在评价接受有情感意义的结果（借吻和触电）和金钱结果的各种机会时，他们对前者的机会变化不太敏感。

图4 情景对可认知性的影响

图4（改编自Jerome S. Bruner和A. Leigh Minturn，1955）是有关情景对可认知性的影响的一个标准说明可认知性。在一个以字母为内容的情景，字母被看做是含糊的刺激；而在一个以数字为内容的情景中，数字被看做是含糊不清的刺激。更一般地，可认知性（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期望是可认知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图4说明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有意识的知觉中，含糊不清被受到彻底的压制对于那些看到挨得很近的字母和数字的读者来说，。图4中的含糊不清不复。但是当字母和数字被分开展示时，观察者就不会自动地意识到另外一个解释。他们“看到”的解释就是，在某种情景下，认知对象最有可能呈现的表象。但是，如果没有主观的暗示，那么观察者对认知对象的解释就就会有所不同。含糊不清和不确定性不仅在知觉而且在直觉判断中也受到压制。怀疑是系统2的现象，是意识到某人有能力对同一个事物进行矛盾的思考。正如克莱恩（Klein，1998）所描述的那样，有关直觉决策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有经验的决策者在压力之下（例如，与公司领导争吵）工作，他们很少需要在多个选择中做出决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选择进入了他们的脑海。

在这里所勾画的复杂的认知系统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计算装置。它被精心调节来适应环境，同时这个认知系统有两种调整方式来适应变化：灵活和颇费力气的短期过程，以及技能获得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产生出高度有效且低成本的反应机制。认知系统倾向于看到它所期待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贝叶斯调节（Bayesian adaptation），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够有效地对意外做出反应。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认知系统和另外一个模型，也即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模型，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本文随后的几部分内容将探讨其中的一些区别，并讨论作为可认知性效应的一些常见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究这些区别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有哪些可能的影响。

[4] 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上海人，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行为科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奚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行为决策理论，行为经济和行为营销。他的工作曾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在获奖演说中提及。奚教授曾是学术杂志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和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的编辑部成员。他曾获得客户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的最具竞争力论文奖。奚教授曾应邀在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做过演讲，如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第三部分　变化还是状态：前景理论

知觉系统的一个一般特征是，这些系统旨在提高变化和差异的可认知性。知觉是依赖于参照物的（reference-dependent）：在焦点刺激中可以感知到的特性反映了当前刺激和以前的刺激及同时发生的刺激之间的差异。本部分内容将表明对结果的直觉评价也是依赖于参照物的。

在温度领域，我们很熟悉以前的刺激所发挥的作用。在长时间地把手浸泡在较冷的水中后，我们把手浸泡在20摄氏度的水中会感到很舒适。同样，把手浸泡在比较暖和的水中后，我们把手浸泡在20摄氏度的水中会感到凉快。图5说明了视觉中的参照物依赖。图中有两个被围起来的正方形，它们的实际亮度是一样的，但它们的视觉亮度是不一样的。该实验表明，某一面积的亮度并不是光能的单变量函数，正如温度的经验并不是某人当前所体验到的温度的单变量函数。可以感知到的亮度和温度也需要一个代表参照值的变量（经常被称为适应水平），而这一变量受到以前的刺激和当前刺激的所影响。

图5 亮度知觉中的参照物依赖

从知觉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效用决策的结果被假设为完全由禀赋的最终状态决定，因此决策结果的效用是独立于参照物的（reference-independent）。在风险选择的情形下，这个假设可以追溯到第一次提出期望效用理论的杰出文章（Daniel Bernoulli, 1738）。伯努利假设财富的状态有着特定的效用，同时提出在风险之下的决策规则就是最大化财富的期望效用。伯努利的这篇文章是规范性的——它谈到了什么是可以感知的或者是有理由去做的——但是期望效用理论也是意图描述理性人的选择（Gerd Gigerenzer等，1989）。正如大多数决策理论一样，伯努利的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出规范分析和描述性分析之间的矛盾。认为决策者通过最终资产的效用来评价结果的观点在经济学分析中流传了近300年。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思想很是错误的，我称之为“伯努利错误”。

当特韦尔斯基和我开始研究导致形成前景理论的风险选择时（Kahneman和Tversky，1979），我们进行了无数的思维实验。例如，下面的问题1和问题2让我们确信，财富的效用函数不足以解释人们的行为选择。

问题1

你会参与以下赌博吗？

50%的机会赢150美元

50%的机会输掉100美元

如果你的全部财富低于100美元，你的选择会改变吗？

在问题1中，很少有人参与这样的赌博。实验证据表明，大多数人们会拒绝一个各有一半机会赢和输的赌注，除非赢的金额至少两倍于输的金额（例如Tversky和Kahneman，1992）。当然，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问题2。

问题2

你会选择如下赌博中的哪一个？

肯定会输掉100美元。

还是

50%的机会赢50美元

50%的机会输掉美元200

如果你的全部财富高于100美元，你的选择会改变吗？

在问题2中，输赢各有50%可能性的赌注似乎比肯定要输的赌注更加吸引人。实验结果显示，这类问题中的回答者往往是风险偏好的（Kahneman和Tversky, 1979）。在这里，总财富100美元的变化会影响偏好这一思想并没有受到认真的考虑。

在我们早期的探索中，我们考查了很多这种类型的配对选择，并得出了如下结论：财富的效用函数并不能合理地解释风险厌恶到风险偏好的突然转变。偏好似乎由人们对收益与损失的态度所决定，并由一个参照点所定义。但是，伯努利的理论和该理论的后继者并没有纳入参考点。因此，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风险理论，在该理论中，效用的载体是收益和损失，即财富的变化而不是财富的状态。前景理论的一个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有关人们真实地进行选择的正规的描述性理论，而不是一个规范模型。该理论偏离选择模型的悠久历史，这些选择模型肩负着规范模型和理想化的描述性模型的双重使命。

图6 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图

图6给出了财富变化的价值函数[5]（value function），从该价值函数的形状中可以推导出前景理论的预测，它们完全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测。根据收益与损失所定义的价值函数有三大特点：（1）在收益区间内，价值函数是凹的，这意味着风险厌恶；（2）在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的，这意味着风险偏好；（3）最重要的是，价值函数在参考点处非常弯曲，这意味着规避损失——价值函数在损失区间的斜率是其在收益区间的斜率的2～2.5倍（Kahneman等，1991；Tversky和Kahneman，1992）。

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如果作为一个风险选择的描述性模型，伯努利的理论显然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模型能够流传那么长的时间呢？答案似乎是，赋予财富以效用是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和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一般理性假设相一致（Kahneman，2003a）。接下来，让我们考虑问题3：

问题3

两个人从他们的经纪人那里得到他们的每月财务报表：

A被告知她的财富从400万美元缩水到300万美元

B被告知她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涨到110万美元

这两人谁对目前的金融状况更满意一些？

在今天，他们两人谁更快乐？

问题3突出了理论对效用的不同解释，理论既可以将结果定义为状态也可以将它们定义为变化。在伯努利的分析中，问题3的两个小问题中只有第一个问题才是重要的，只有长期的结果才有意义。相反，前景理论关注短期结果，同时价值函数的假设反映了对一种状态转化到另外一种状态中体验到的情感强弱和诱发力的预期（Kahneman，2000a，b；Barbara Mellers，2000）。效用的这些定义中哪一个更有用呢？理性决策的文化规范只赞成对短暂情感的关注持一种长期的观点。实际上，采纳宽泛和长期的观点是我们日常语言中理性意义的一个方面。因此，对结果的效用进行终极状态的解释就非常适合理性人模型。

上述思考支持了伯努利对结果的的规范定义和描述性定义。但是，只关注长期也可能在规范性方面是贫瘠无力的，因为人并不是生活在长期之中。效用不能脱离情感，而情感受制于变化。如果决策理论完全忽视损失带来的痛苦和对错误的悔恨这类情感，它不仅仅在描述上不合实际，而且无法说明被真切体验到的决策结果的效用最大化，这里的效用也就是边沁所说的效用（Kahneman，1994，200a，Kahneman等，1997）。

“伯努利错误”——即效用的载体是最终的状态——并不受制于风险（之下的）决策。实际上，初始禀赋并不重要这个错误假设是科斯定理的基础，同时也是科斯定理多元应用的基础（Kahneman等，1990）。独立于参照物的错误观点是建立在无差异曲线的标准化表述之上的。使心理学家迷惑不解的是，这些曲线并没有反映决策者当前持有的各种物品——对应于前景理论中的参考点。当然，这样的变量并没有被包括在消费者理论中，因为该理论假设这样的变量是无关紧要的。

当Thaler（1980）利用前景理论的核心思想——价值函数在参考点处有一个拐点和对损失的规避——来解释无风险选择时，该理论才开始在经济学中发挥有用的作用。规避损失解释了消费者理论的不合理之处，Thaler发现了这一不合理之处，并把它称为“禀赋效应”[6]：消费品的卖出价要大大高于买入价，经常是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在人们的眼中，那些有可能失去或者被放弃的物品的价值要高于那些有可能带来收益的物品的价值（Kahneman等，1990，1991；Tversky和Kahneman，1991）。

在一个实验性市场中，有一半的实验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一件物品（一个杯子），并可以进行交易，交易量大约是物品价值独立于初始禀赋这一假设所预测的交易量的一半（Kahneman等，1990）。交易成本并不能解释科斯定理的反例，因为当交易对象是货币的替代物（money tokens）时，同样的制度并不能说明人们不愿意交易的心理。这些结果表明，这些实验参加者并没有把杯子的价值看作是他们可以拥有和消费的物品，而是把杯子的价值看作是某些他们可以得到或者放弃的物品。有趣的是，利斯特（John A. Lis，2003a，b）发现，对于有丰富的运动卡片交易经验的实验参加者来说，禀赋效应的大小大大被减小了。有经验的交易者（也是消费者）显示，他们不太愿意以物易物——好象他们已经把选择建立在长期价值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得到或者失去某件物品所带来的即时情感的基础之上。

依赖参照物和规避损失有助于解释行为选择中的一些现象。我们常见的现象是，相比与机会成本，人们更看重现金损失，如果我们根据价值函数的不同区间来评估行为结果的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种现象。在法律中，有很多的途经可以辨别出“真实”损失和机会损失之间的区别（David Cohen和Jack L. Knetsch，1992），市场中关于公平规则的外行直觉（lay intuitions）也可以辨别出“真实”损失和机会损失之间的区别（Kahneman等，1986）。损失规避也有助于解释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的现状偏差（status-quo bias）（William Samue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1988）。因为参考点通常是现状，其他替代选择的特点被被看做是相对于现状的优势或者劣势，替代选择的劣势显得比优势更加突出。在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2000）合著的书中，有一些章节说明了损失规避这个概念的其他应用。

[5] 与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代替传统的效用函数。与效用函数相比，价值函数具有以下特征:1）投资者价值函数的自变量是投资者的损益，而不是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因此投资者不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作投资决定，而是按组合中各资产的损益水平将其分别对待。投资者判断损益的标准来自于其投资参考点，参考点取决于投资者的主观感觉（心理价位），并且因人而异。2）价值函数的形式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在收益区间是凹函数，在亏损部分是凸函数。这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致的，存在处置效应。即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回避者，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当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愿意继续持有股票。3）价值函数呈不对称性，投资者由于亏损导致的感觉上的不快乐程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程度，投资者对损失更敏感。实证分析表明，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

[6] 系指人类强烈期望守住已拥有的东西。这种已拥有特定物事的事实，使得该事物对拥有者更有价值。赛勒曾以禀赋效应进行实验，研究人员以刻有康乃尔大学校徽的马克杯送给一组学生。平均来说，这些学生不愿意以低于5.2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种马克杯。但未得到马克杯的学生，却不愿意以高于2.75美元的价格购买这种马克杯。这两个价格的差距即表示，拥有马克杯的事实对拥有者有递增的价值。

第四部分　框架效应

在图2所展示的木块排列中，同样的特性（这些木块的总高度）在某种排列中是很容易认知到的，而在其他排列中则不然。这一现象并非不同寻常——一个刺激物的某些特性是自动被感知的，而其他特性则必须被计算出来，或者说，同样的特性在物体的某种排列中可以被感知，而在另外一种排列中却必须被计算出来，这并不令人奇怪。然而在决策中，类似的观察结果对理性人模型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在对结果的描述中，某些不重要的变化并不会影响偏好这个假设一直被称为外延性（extensionality）（Kenneth J. Arrow，1982）和恒定性（invariance）（Tversky和Kahneman，1986），同时被认为是理性的一个本质方面。在框架效应[7]中恒定性被违反了，在框架效应中，通过改变某一问题不同方面的相对显著性，外延意义上等价的描述可以导致不同的选择。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用下面的问题介绍了他们对框架效应的讨论。

亚洲疾病：

想像一下，美国现在准备应付一种不同寻常的亚洲疾病的爆发，据估计将会导致600人死亡。人们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来抗击这种疾病。假设这两个方案后果有如下确切的科学估计：

如果采纳方案A，那么可以拯救200人。

如果采纳方案B，那么有1/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被成功拯救，另外有2/3的可能性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生还。

在这种版本的问题中，大多数实验参加者实际上会选择方案A，显示出他们是风险厌恶的。随机选择的其他实验参加者，要接受同样的提问，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些选择。

如果采纳方案A，就有400人丧命。

如果采纳方案B，就有1/3的可能性没有人员伤亡，同时有2/3的可能性600人会全部丧命。

现在，大多数实验参加者会支持方案B，显示出他们是风险偏好的。尽管问题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实际上的差异，但是它们唤醒了不同的联想和评价。在确定的选择中，我们最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相比于高度可能性的结果或者中等可能性的结果，人们更看重确定的结果（Kahneman和Tversky，1979）。因此，拯救人们的这种确定性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接受人们要死亡的确定性则极其让人厌恶。这些即时的情感反应分别支持了方案A而非方案B，同时也支持了方案B而非方案A。正如在图2a和图2b中，结果的不同表象突出了状况的某些特征，同时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特征。

在一篇关于政策伦理学的论文中，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84）呈现了一个由框架效应所引起的两难问题，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案例。谢林报告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评价一个税收政策，该政策允许富人比穷人享受更多的儿童免税。毫不奇怪的是，他的学生觉得这个方案无耻至极。接着谢林指出，在传统的税收制度中，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default case）适用于没有孩子的家庭，对于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有特殊的调整。然后，谢林让他的学生同意现存的税收制度可以被修改成上述不负责任的情况，以适合那些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在这个修改后的方案中，没有孩子的家庭要支付额外费用。应该让穷人和富人支付同样多的额外费用吗？当然不是。关于如何对待穷人和富人这个问题的两个版本都触发了保护穷人的直觉偏好，但是这些偏好是不一致的。谢林的问题突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框架效应并不是实验室的噱头，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税收制度的必须按不同的框架制定出来，而每一个框架都会提高某些反应的可认知性，同时令到其他反应不太可能被认知到。

行为经济学家对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框架效应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框架效应中对A和B的选择选择是受到把A和B之一指定为默认选择的影响。在这些选择中，即使相对于那些相当重要的选择，默认选择也有更大的优势。约翰逊等人（Eric J. Johnson et al，1993）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都向驾驶员提供两类保单：起诉权不受限制的保单和起诉权受到限制但费用不太昂贵的保单，驾驶员可以在两类保单中进行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不受约束的起诉权是默认的选择，而在新泽西州则正好相反。这两个州接受全额保险的（full coverage）驾驶员分别占79%和30%。约翰逊和戈德斯坦（Johnson和Daniel G. Goldstein，2003）估计，宾夕法尼亚的驾驶员每年花在全额保险上的费用高达4.5亿美元,，如果在新泽西州的框架下，驾驶员就不会购买全额保险。

约翰逊和戈德斯坦（2003）也比较了欧洲国家参加器官捐赠方案的人口比率。在这些欧洲国家中，有7个国家把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另外4个国家则把不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在，把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的国家，器官捐赠人口的比率是97.4%，在把不参与器官捐赠方案作为默认选择的国家，器官捐赠人口的比率是18%。在这个案例中，被动接受有形成了重要的结果，正如其他近期的研究所表明的，在工人填写401（k）计划的缴费表格时默认选择占其最终选择的绝大多数（Brigitte Madrian和Dennis Shea，2001；James J. Choi等，2002）。

框架效应的基本原则是消极接受给定的方案。由于这种消极性，人们未能规范地表述有关事情状态的所有外延性等价描述。人们并没有自动地计算用木块搭建的柱状物的高度，人们也没有自动转换各种疑惑或者决策问题的表象。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经过一些深思熟虑的计算，没有人能够一看就看出“137×24”和“3,288”在数值上是一样的。一个有限的心智不可能达到恒定性。

恒定性的不可能性对理性选择模型的描述性现实主义提出了重大的质疑（Tversky和Kahneman，1986）。如果缺乏一个能够产生可靠而又适当的规范表述的认知系统，那些决定了事物状态之不同特征的可认知性的因素就会影响直觉决策。高度可认知的特征会影响决策，然而可认知性很低的特征就会被大大忽略——同时，在完全信息的状态下，可认知性和反思性判断之间并不一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理性人模型有一个特别不合实际的假设，那就是理性人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情形下进行决策，理性人不仅会综合所有当前状态的相关细节，而且还会综合所有关于未来的机遇和风险的期望。很多证据支持一个和理性人模型相反的论断，即人们对决策和决策结果的看法通常是以“狭隘的框架”（Kahneman和Daniel Lovallo, 1993）以及心理核算”[8]（Thaler, 1985, 1999）和“决策支架”（Daniel Read等，1999）的相关概念为特征的。

以下例子说明了“狭隘框架”的普遍性。决定是否接受一个赌注通常被认为是对一个单一机会的反应，而不是对某个普遍策略的运用（Gideon Keren和Willem A. Wagenaar，1987，Tversky和Donald A. Redelmeie，1992，Kanneman和Lovallo，1993；Shlomo Benartzi和Thaler，1999）。投资者选择特定的投资似乎被认为独立于其投资组合中的其他投资（Niholas Barberis等，2003）。投资者用来评价其投资方案的时间期界看上去短得极不合理，这可以帮助解释“股票溢价之谜”[9]（Benartz和Thale，1995）。最后，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结果的收益/损失框架比财富框架更普遍这一点现在可以被看做是狭隘框架的一个例证。所有这些例子的明显特征就是狭隘框架下的决策要比一个更宽泛情形的决策更不风险中性。

狭隘框架的普遍性是一种可认知性效应，在图2中提到的木块排列我们可以理解这点。在图2a中，同样的木块组合是以柱状无为框架的。同时在图2b中，同样的木块组合是以平铺为框架的。尽管我们可能在图2b中“看到”一个柱状物，但是我们更容易在图2a中“看到”一个柱状物。狭隘框架通常反映了决策的环境结构。人们所面对的选择会在某个时间出现，而消极接受的原则说明当这些选择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考虑它们。手头的问题和选择的即时后果将会比所有其他考虑更容易认知，其结果就是适合于决策问题的框架要比理性人模型所假设的框架小得多。

[7] 所谓框架效应，是指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相似的表达，会引导投资者选择不同的选项。所谓框架，通俗地讲，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收益与损失、死亡与存活等一正一反两个角度）、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来考察某一事物。

[8] 所谓心理账户，是指每个人皆根据自身的参考点来订出一个决策方案。——译者注

[9] 多高的股票平均收益是与股票市场均衡价格一致的？为什么狂热的投资者不哄抬股票价格？以至于他们的平均收益降到更为合理的水平。在资产定价文献中，该问题被称为“股票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译者注

第五部分　性质替代：判断启发法的模型

特韦尔斯基和我一同进行的第一个研究计划是由一系列对不确定事件的各种判断的研究组成的，其中包括数字预测（numerical predictions）和对假设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我们从这个研究计划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借助于数量有限的启发原则，这些原则把评估可能性和预测数值的复杂任务简化为比较简单的判断活动。总而言之，这些启示法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有时这些启发法会导致严重和系统性的错误”（Tversky和Kahneman，1974，第1124页）。这篇文章介绍了三种启发法——可得性启发法[10]、代表性启发法[11]和锚定启发法[12]。这些启发法被用来解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判断的12种系统偏差，包括非回归性预测，忽略基准信息（base-rate information）、过分自信和高估那些容易被回忆起来的事件的发生频率。一些偏差可以用已知数量和统计事实估计中的系统性误差来定义，其他偏差可以由直觉判断的规律性和概率论原理（如贝叶斯推断和回归分析）之间的差异来定义。

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最近回顾了判断启发法的早期研究，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人们通过所谓的“性质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活动把复杂任务简化为更简单的认知活动。“当个体通过更容易进入脑海的启发性质（heuristic attribute）来评价一个判断对象特有的目标性质（target attribute）时，判断据说是以启发法为中介的（第53页）。”和早期研究工作不同的是，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所定义的启发法并不局限于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判断领域。

图7：性质替代的错觉

资料来源： Lenore Shoham于2003年拍摄的照片

一个有关性质替代的感知例子可以用如下问题来说明，考虑“图7中两匹马的大小，它们的大小是不是图中所示的大小呢？”。实际上，这两匹马的图像是一样大的。但是，图像本身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错觉。观察者意图去评价的这个目标性质是客观意义上的两维尺寸，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按照两维尺寸的印象去评估。他们的判断将一个三维尺寸的印象（启发法的特征）描绘成适合目标性质的长度单位，同时按比例测定图像的大小。这个错觉是由该图像势均力敌的表象具有不同的可认知性引起的。对经验不足的观察者来说，三维尺寸的印象是能够进入脑海的唯一的尺寸印象——画家和有经验的摄影师可以做得更好，而这一印象使观察者在感知图像的大小时产生了错觉。

史塔克等人（Fritz Strack et al，1988）的一个研究说明了不同情况下性质替代所起的作用。这个研究调查大学生对包括以下两个连续问题的反应：“总的来说，你生命中有多快乐？”“你上个月有多少次约会？”当这两个问题按照上述顺序连续提问时，两个问题的相关系数是0.12。而问同样的两个问题但是提问的顺序刚好相反时，两个问题的相关系数是0.66。对这种高度相关[13]的心理学解释是推论性的，但是简单明了。约会次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唤醒了很多实验参加者对其罗曼蒂克生活的情感评价。当接下来提出关于快乐的问题时，这个评价是高度可认知的。同时，这个评价被纳入了总快乐指数。在此，我们所提供的解释是，实验参加者通过叙述进入其脑海的内容来回答关于快乐的问题，同时他们未能注意到他们正在回答一个并没有被提问的问题——这个认知错觉（cognitive illusion）和图7的视觉错觉是类似的。

在一个有关专业类别预测的研究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为性质替代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在该研究中，有三个实验组，基准组（base-rate group）的实验参加者评价了9个专业[14]类别的研究生出现的相对频率（freqencies）。平均的估计值范围为人文学科与教育的20%到图书馆学的3%。

其他两组实验参加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大学专业类别，同时还有对一个虚构的研究生形象的描述。

汤姆（Tom W.）是一个智力超凡的学生，尽管他缺乏真正的创造力。他需要秩序感和清楚，同时需要整洁的制度，让每一个细节都发现自己合适的位置。他的写作有点单调乏味和呆板，偶尔用有点粗野的相关语和科幻小说式的灵光一闪的想象使文章显得生动。他有强烈的内驱力来胜任所有事情。他对别人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同情心，他并不喜欢和他人交流。他是自我中心的，虽然如此，他有着深刻的道德意识。

类似组（similarity group）的实验参加者根据汤姆（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像一个典型的研究生”排列出9个专业。对汤姆的描述是有意虚构的，这样可以使他更能代表一些不太热门的专业。实际上，这种处理手法是成功的：在代表性等级排行的平均数和估计的基准平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可能性组（probability group）的实验参加者根据汤姆在哪个专业学习的可能性对9个专业进行了排行。可能性组的实验参加者是重点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他们被告知，当汤姆还在高中的时候，心理学家以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个性测验为基础描绘了汤姆的个性概况。这个信息旨在让学生质疑上述描述是不是有效的信息来源。

统计结果相当清楚。基于不可靠信息的描述必定被给予很少的权重，同时在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所做的预测必须回归到基准上来。这种推理意味着可能性判断应该和汤姆问题中的相应基准高度相关。

这个任务的心理学意义也是简单明了的。汤姆和不同的研究生典型形象的类似之处是高度可认知的自然评价，然而可能性判断却很难被认知。因此，实验参加者期望把类似判断（代表性启发法）替代成必需的可能性判断。因此，判定类似之处或判定可能性的这两种指导方法都应该引出相似的判断。

图8 预测任务中性质替代的两个检验

图8a呈现的是两组平均判断的散点图。如图所示，可能性判断和类似判断之间几乎呈完全相关性（0.98），可能性判断和基准判断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3。这些结果和性质替代的假设完美一致。这些结果也证实了这个预测任务中基准忽视（base-rate neglect）[15]这种偏差的存在。这些结果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实验参加者的反应是按照等级排列而成的。两种性质的平均等级排列有很大的变化表明了实验参加者的反应是由本能活动的意识作用激发的，而且这一变化几乎与系统方差完全重叠。

图8b显示同样设计的另外一个研究的结果，在该研究中，实验参加者看到对一名叫琳达女性的描述，还有一张描述她现在的工作和活动情况的有着8种可能结果的清单。在这个清单中，关键的是第6项（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和有关联的第8项（琳达是一位银行出纳，而且在妇女运动中表现积极）。另外的6种可能结果是互不相关而且各不相同（例如，琳达是小学教师、从事精神病治疗的社会工作者）。正如在汤姆问题中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一些实验参加者根据和琳达类似的类典型形象来排列这8种结果；另外一些实验参加者则根据可能性排列同样的8种结果。

琳达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性，坦率直言，同时非常聪明。她以前的专业是哲学。在学生时代，她那时深切关注歧视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同时还参加过反核示威。

正如可能预料到的那样，在相似组中，有85%的实验参加者认为，第8项要比其他项目更可能是真的，这显示琳达像一个女银行出纳的形象而非一个典型形象中的银行出纳。对于相似判断来说，这两项的排序是非常合理的。然而，更有问题的是，在可能性组中，有89%的实验参加者认为，第6项和第8项合起来分析要比其他项目更有可能是真的。这种可能性模型破坏了单一性，我们称之为“合取谬误”[16]（conjunction fallacy）（Tversky and Kahneman, 1993）。

我们观察到系统的判断偏差很快就被认为和经济学中有关理性假设的争论相关（例如，Peter A. Diamond，197；David M. Grether，1978；Howard Kunreuther，1979；Arrow，1982）。而且，特定的判断偏差在经济现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一些讨论（例如，Werner F. M. De Bondt和Thaler，1985；Robert J. Shiller，2000；Andrei Shleifer，2000；Matthew Rabin，2002）。启发法的定义最近延伸到了情感领域，这对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启发法定义的外延产生了偏好的核心定义。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情感强弱是一个自然评价，而自然评价总是自动计算并且总是可以认知的。因此，这一基本的可评价的性质（好/坏，喜欢/不喜欢，趋之若鹜/避而远之）成为要求做出赞成或者反对反应的任何一个任务的可替代对象。斯诺维克及其同事（Slovic et al.，2002）介绍了“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这个概念。他们表示，情感（喜欢或者不喜欢）是面向大量目标性质的启发法性质，包括在不同技术中评价成本和收益，化学药品的安全浓度[17]（safe concentration），甚至是预测不同产业的经济表现。在一篇题为《风险就是情感》的文章中，罗文斯坦等人（Loewenstein et al，2001）论证了一个相关的命题，该命题认为，人们对风险的信念经常是情感的表达。

如果不同的目标性质受到同一情感反应的强烈影响，那么关于有价值对象的决策和判断的广延性可能会被不合理地降低。实际上，梅丽莎·芬纽凯恩等人（Melissa L. Finucan et al，2000）发现人们对不同技术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呈负相关，特别是在时间压力之下做出判断的时候。人们所喜欢的技术会被判断为低成本和高收益的技术。这些判断的确是有偏差的，因为在现实世界的真实选择中，成本和收益之间总的来说是呈现正相关的。同样地，卡尼曼等人（1997）提供的证据表明，对公共产品（例如付款的意愿、对于所作贡献的道德满足的比率）的不同反应导致了一系列可以互换顺序的政策问题。这里的论述再次表明，一个基本的情感反应看上去是一个共同因素。

卡尼曼等人（1997）建议，人们的决策经常表达了情感评价（态度），这和经济学偏好的逻辑不一致。为了理解这些偏好，我们可能需要理解情感心理学。同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受制于即时情感的偏好具有内在一致性，或者想当然就认为根据反思性推理的更客观判断标准，这些偏好是合理的。换句话说，系统1的偏好并不必然和系统2的偏好一致。在下一个部分中，我将会表明，一些选择对数量和成本的反应是不恰当的变化并不——而且一些决策最好被描述为对情感反应的表达而非对经济偏好的表达。

[10] 可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价其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的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更常出现假设。——译者注

[11] 在所有启发法中，代表性启发法最为常见。它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样本是否代表（或类似）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例如，要断定物体Ａ属于范畴Ｂ，或事件Ａ源于过程Ｂ，或过程Ｂ产生事件Ａ的概率，可根据Ａ的本质特征代表Ｂ或与Ｂ的相似程度来判定，且与Ａ的本质特征相对照的，不是Ｂ本身，而是Ｂ的社会定型。——译者注

[12] 锚定与调整启发法是指以最初的信息为参照来调整对事件的估计。人们在对事件进行估计时，可以先依照最初获得的信息选择一个初始值（或称锚定值），在依照新信息，对初始值进行修正。——译者注

[13] 0.66这个测量值低估了兴趣变量之间的真实相关，因为在所有变量中都存在测量误差。——作者注。

[14] 这些专业类别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人文学科和教育、法学、图书馆科学、医学、物理和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服务。——作者注。

[15] 当人们试图确定模型B产生数据集A的概率时，他们用A反映B重要特征的程度来评价该概率。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性是有益的启发，但也产生某些严重偏误。一是基准忽视（base rate neglect），过分高估B对A的代表性。

[16]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于1982年进行了一项后来广为人知的实验。实验中，没有受过概率论和统计学方面训练的实验参加者被告知，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并且非常聪明活泼。她以前的专业是哲学。在学生时代，她非常关心社会歧视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并且还参加过反核示威。实验者让被试根据下述陈述之可能性将它们进行排序，1为可能性最大，8为可能性最小。这些陈述分别是：（a）琳达是一位小学教师。（b）琳达在书店工作，并且在上瑜珈课。（c）琳达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d）琳达是一位从事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者。（e）琳达是妇女选举人联盟的成员。（f）琳达是银行出纳员。（g）琳达是保险销售员。（h）琳达是银行出纳员，并且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89%的被试断定陈述（h）比陈述（f）为真的概率更高。当让受过统计学训练的学生（斯坦福商学院决策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仍然有85%的学生做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之后，不同的研究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实验中发现同样的问题：实验参加者认为复合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复合事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生的概率更高。

[17] 药物用量(指药物浓度或剂量)是影响药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在一定范围内，同一药物的用量增加或者减少，其药效也会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剂量一效应关系(Dose－effect relationship)。当药物浓度过小，不能达到阈值时，就不会产生任何效应。能够产生效应的最小药物浓度称为最低效应浓度（Minimal effect concentration）。超过最低效应浓度并能产生明显效应，但又不引起毒副反应的药物浓度称为安全浓度（ Safe concentration）。

第六部分　原型启发法

图8总结的结果表明，对于汤姆问题和琳达问题所作的判断用相似性（代表性启发法）中更容易认知的性质取代了可能性判断必需的目标性质。本部分内容的目标是把代表性启发法归入到更宽泛分类的原型启发法，该原型启发法和代表性启发法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机制——种类的表象通过这些种类的原型表现出来，而且有着相当一致的偏差模式。

在图3所示的线段中，线段的平均（典型）长度是高度可认知的，但是这些线段的总长度则不然。经典心理实验已经证明了如下命题：无论何时我们着眼或者考虑一组充分相似因而有一个原型的事物（整体，种类）时关于原型的信息就是自动地可认知的（Michael I. Posner和Stephen W. Keele，1968；Eleanor Rosch和Carolyn B. Mervis，1975）。这系列事物的原型以其中成员的显著特性的平均价值为特色。原型信息的高度可认知性充当着一个重要的适应功能（adaptive function）。它通过把新刺激的特征比拟成类别原型[18]中的那些特征，从而允许新的刺激被有效地加以分类。例如，存储起来的一系列线段的原型允许我们对一条新的线段进行快速决策——这条线段属于这个系统吗？自动的求和计算并没有同样明显的功能。

总和的低可认知性和原型的高可认知性在那些涉及一归类判断的任务中有着的意义。例子如下：

（1）类别预测（例如，银行出纳类别把琳达包括在内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可能性）

（2）对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数量进行定价（例如，把被淹没在石油池中一定数量的候鸟拯救出来，个人需要负担的货币值）

（3）对随着时间流逝而延伸的过去经验进行全局评价（例如，对令人痛苦的医疗程序的总厌恶度）

（4）对一个观察样本为一个假设提供的支持进行评价（例如，从某个专门的缸子而不是另外一个缸子中取出一个彩球样本的可能性）

在这些任务中，判断的对象是几组事物或者是几类事物，而且目标性质有着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外延性质（extensional attributes）受制于有条件地扩展（conditional adding）的一般原则，这要求一组事物中的每个要素能够给这组事物的总值增加一定的量，而这个总值取决于已经包括在该组事物中的要素。在简单的案例中，一组事物的总值是可加的。例如，在图3中，正组线段的总长度就是单个线段长度的总和。在其他例子中，一组事物中的的每一个积极因素都会使总值增加，但是组合规则（combination rule）是不可加的（它通常是次可加的）[19]。类别原型中的这些性质并不是外延性的——它们是平均数，而外延性质类似于总量。

上述论证引出了如下假设：需要对外延变量进行评价的任务会相对较难，同时通过用原型性质替换外延性的目标性质，就可以产生直觉反应。原型启发法需要外延性的目标性质，原型性质是类别原型的其中一个特征。原型启发法和两种主要偏差联系在一起，它概括了上文所介绍的代表性启发法的偏差：

（1）单一性的反例：在一组要素中加入一个新要素可能会降低平均值，同从而导致目标变量值下降的判断，这和外延性变量的逻辑刚好是相反的。对于琳达更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银行出纳而非一般银行出纳这种普遍判断说明了这种偏差。

（2）外延忽视：其他东西保持均等，增加类别的外延会增加外延性质的价值，但是去没有改变原型性质的价值。在汤姆案例中对于专业领域的基率的表面忽视就是例子。

下面的部分将会描述在不同的情形下考查这两种偏差的研究。

对产品进行定价

一组产品的价格是一个外延性变量。如果根据该组产品的一个原型要素的吸引力进行定价，那么就可以预测会产生违反单一性的情况和外延忽视（extension neglect）。

范围忽视 在有关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完全忽视或者几乎完全忽视外延的现象，在那里，这一效应被称为“范围忽视”。最好有名的例子是威廉·德斯瓦斯吉等人（William H. Desvousge et al，1993）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实验参加者显示出他们愿意花钱来防止候鸟淹死在石油池子里。将被拯救的候鸟数量根据不同的次级样本而有所不同。为了分别拯救2 000只、20 000只或者200 000只候鸟，每个家庭大约愿意支付的货币价值为80美元、78美元和88美元不等。在这个案例中，目标性质是支付意愿，同时启示法的性质似乎和候鸟淹死在石油池子里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或者可能是和拯救候鸟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情感（Kahneman et al.，1999）。

弗雷德里克和费舍豪夫（）（Frederick和Baruch Fischhoff，1988）回顾了有关公共产品购买意愿的研究中对这种“范围忽视”无数证明。例如，卡尼曼和尼奇（Knetsch）发现，在多伦多的调查研究中，受访者愿意为安大略省一个小地区的湖泊或者该省所有的湖泊支付几乎全部的清洁费Kahneman, 1986）。在评价公共产品的经济价值中，范围忽视问题是应用支付意愿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的核心。同时，这种方法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例，Richard T. Carson, 1997）。支付意愿评估法的支持者已经做了一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即使范围效应很小，远远不足以影响定价的经济逻辑，但是范围效应确实是存在的。（Diamond，1996；Kahneman et al.，1999）。

单一性的反例 利斯特（List，2002）报告了一个实验，该实验表明，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奚恺元教授（Christopher K. Hsee，1998）在一个假设性定价任务中发现占优偏好现象存在着反例。。在利斯特的实验中，第一种情况是一套十张标有“崭新或者几乎崭新”的运动卡片，第二种情况是十张同样的运动卡片再加上三张标有“陈旧不堪””的运动卡片，，两种情况相比，运动卡片的交易者会赋予前者特别高的价值。在一系列随后的实验中，乔纳森·爱力维等人（Jonathan E. Alevy et al，2003）也证实了一个重要的价格差异（奚恺元[20]最初提出这个差异）——当人们只看见其中一个产品时（单独评价）愿意支付的价格和他们同时对两个产品定价时愿意支付的价格（联合评价）之差。这些产品和利斯特实验中所使用的产品类似。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在单独评价中被观察到，特别是对于相对没有经验的市场参与者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实验参加者愿意平均出价4.05美元来购买小套的运动卡片，而仅仅愿意出价1.82美元来购买大套的那运动卡片。在联合评价的情况下，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完全被估计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分别愿意出价2.89美元和3.32美元来购买小套和大套的运动卡片。爱力维等人（2003）认识到，系统1看起来支配了单独评价的反应，而当给予机会这样做的时候，系统2符合支配法则。在这个研究和利斯特（2002）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经验效应：很有经验的交易者的出价也表明，单独评价中存在单一性的反例，但是效应要小得多。

对外延性情节进行评价

经验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加的全局效用是一个外延性质（Kahneman，1994，2000a，b；Kahneman et al.，1997），同时经验的持性是经验外延性的一个尺度。相应的原型性质是和情节的象征性时刻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效用。正如性质替代所预测的那样，对情节进行全局评价对存在在对持续时间的忽视现象和单一性的发例现象。

对持续时间的忽视 在瑞德迈尔（Redelmeier）和卡尼曼（1996）所描述的研究中，接受结肠镜检查的病人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每隔60秒报告他们的痛苦强度（请看图9），然后提供一个对他们所遭受痛苦的全局评价。全局评价和检查过程（在这个研究中，检查过程从4分钟到66分钟不等）的持续时间的相关系数是0.03。另外一方面，全局评价和病人所报告的痛苦平均数在两个时间点：当痛苦达到峰值和检查即将结束这两个时间点上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67）。例如，在图9中，病人A检查过程中报告的评价要比病人消极。在其他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对持续时间的忽视和高峰评价（进一步的讨论，参见Barbara L. Fredrickson和Kahneman，1993；Kahneman，2000a）。这些结果和以下这个假设一致：外延性情节（可以被视为一个整齐规则的时间序列）通过一个经验的典型时刻在记忆中被表征出来。

图9 两个接受结肠镜检查病人所报告的痛苦强度

占优偏好的反例 在前面所描述的结肠镜检查之后，瑞德迈尔等人进行了一个随机的临床实验研究。当这个临床检查结束时，半数病人体内的检查器械并没有立刻拿出来。相反，医生等了大约1分钟，让这个检查器械保持静止。在这段额外的时间中，实验是让人不舒服的，但是该程序保证结肠镜检查不会以病人感到剧疼结束。在这个实验条件下，和处于控制组的病人相比，这些病人报告了更具有赞许意味的全局评价（Redelmeier et al., 2003）。

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也在这些选择中得到确认。卡尼曼等人（1993）让实验参加者接受两个冷压实验，每个人用自己的一只手进行如下两个实验：一个“短”的情节（把一只手浸泡在14摄氏度的水里60秒钟）和一个“长”的情节（除了这个短情节外，加上30秒钟把收浸泡在逐渐升温到15摄氏度的水中）。当这些实验参加者被问到他们更愿意选择重复哪一个实验时，大多数选择时间长的这个实验。前面所描述的高峰/峰谷评价预测到了这个选择模式。在可变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让人不愉快的声音实验中，研究人员也观察到类似的占优偏好违例现象（Charles A. Schreiber and Kahneman, 2000）。这些支配违例现象表面在熟悉经验中进行选择是“根据喜爱来选择”的直觉过程。一个典型的时刻可以使延伸性情节在记忆中得到表征，另外，对某一情节的偏好或者规避受制于记忆中的典型时刻的效用（Kahneman, 1994）。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选择与记忆中的更高效用联系在一起的选项。在这种选择模式下做出的选择有可能无法使人们真正体验到的效用最大化（Kaheneman等，1997）。

其他的原型启发法

我们可以在有关原型启发法不同研究中观察到某种结果模式，该模式不仅表明一个统一的解释，而且还还仅仅处理某个领域的处理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许多研究者已经为基准忽视（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1996；Jonathan JAY Koehler，1996）、无法感知支付意愿的范围（Raymond Kopp，1992）和对持续时间的忽视（Ariely和Loewenstein，2000）提供了竞争性解释。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解释是针对特定任务的，因而无法将之扩展成上文讨论过的其他任务中的外延忽视实验。相反，在此这些论述所提供的是（要想更详细地了解相关情况，请看Kahneman和Frederick,，2002）可以等价应用于多样化的任务中，这些任务要求对一个外延性目标性质进行评价。

这里所讨论的案例仅仅是一些举例说明，它们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原型启发法。例如，同样形式的非外延性思维可以解释为什么底特律每年的杀人犯数量的中位数估计值是密歇根杀人犯数量的中位数估计值的两倍（Kahneman和Frederick, 2002）。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专业的气象预报员会认为相比于美国其他地区，地震在加利福尼亚州更有可能引起一场会导致1 000多人死亡的洪涝灾害（Tversky and Kahneman, 1983）。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单一性的反例比比皆是。一气象预报员在预报一场致命的洪水的发生概率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确保不存在洪水以更大概率发生的子集？更一般地说，本部分所回顾的研究结果表明，能力、直觉判断和选择的运作法则、以及信念和偏好的规范化标准之间存在深刻的不相容性。信念和选择的逻辑需要准确评价外延性变量。相反，直觉思维是根据范例（exemplars）或原型进行运作的，这些范例或原型拥有个案纬度（dimensionality of individual instances），但有缺乏外延纬度(dimension of extension )

[18] 关于个人样本的储存信息也对这个类别化过程有所贡献。

[19] 如果这个判断是和添加范围（例如鸟的数量的根本总数）单一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测量学文献中正式结构是以“广阔结构”闻名（R. Duncan Luce et al., 1990, 第三章）。这里可能还存在一些缺乏根本的添加范围的性质，在这些案例中，文献中的这些结构是以“积极的串联结构”而闻名的（Luce et al., 1990, Ch.19, volume3, p.38）

[20] 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假定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这符合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有关有限理性的描述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译者注

第七部分　直觉思维的边界

人们所表达的判断，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和人们所犯的错误都有赖于系统2的监控和纠错功能，同样也有赖于系统1生产的印象和倾向性。本节有选择地回顾了有关系统2机能的一些发现和想法。在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2002）和卡尼曼（2003a）中对这个内容有更详细的处理。

判断和选择在通常意义上是直觉的、熟练进行的、毫无疑问和相当成功的（Klein, 1998）。框架效应的普遍存在，以及表面处理的其他指标，如球拍和球的问题，它们说明人们通常并不会想太多，同时系统2对判断的监控是非常轻微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系统2的监控会发觉一个潜在的错误，同时会努力纠正它。这个部分的问题可以用可认知性这个术语来表达：关于某人直觉判断的怀疑是什么时候进入脑海的？在心理学中，这个答案照常又是一份相关因素的名单。

研究发现，避免直觉判断错误的能力会被时间压力所削弱（Finucane等., 2000），被不同认知任务中的共时性介入所削弱（Gilbert，1989，1991，2000），被为“早上精力充沛的人们”在夜晚执行任务和为“晚上精力充沛的人们”在早上执行任务所削弱（Galen V. Bodenhausen, 1990）。而且，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能力也被好心情所削弱（Alice M. Isen等，1988; Herbert Bless等，1996）。相反地，系统2的能力是和智力呈现正相关的（Stanovich和West，2002），是和心理学家所谓“认知需要”的特质呈现正相关的（Eldar Shafir和Robyn A. Leboeuf，2002），是和统计思维的暴露呈现正相关的（Richard E. Nisbett等，1983; Franca Agnoli和David H. Krantz，1989，Agnoli，1991）。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在哪些准确的条件下直觉错误最有可能被防止？这是一个充满方法论兴趣的问题，因为当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时，在关于认知错觉的文献中的一些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参见kaheneman和Frederick，2002；Kahneman；2003b）。这些方法论问题中有一个也有着相当的实体兴趣：那就是单独评价和联合评价之间的差异（Hsee，1996）。

例如，在利斯特占优偏好的反例现象研究的单独评价条件中，不同组的交易者在给两套棒球运动卡定价；在联合评价的条件中，每一个交易者同时评价两套运动卡。单一性的反例现象在联合评价的条件下被排除，而这种单一性反例现象在不同组间比较时是非常显著的。在联络评价条件下的实验参加者显然意识到其中一套运动卡片其实包含着另外一套运动卡，因此也就是更值钱。一旦他们察觉到这种支配关系，实验参加者会要求他的报价遵循这个法则。这些决策是以系统2为中介的。因此，看起来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模式：“根据喜爱来选择”选择了最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对象，而“根据法则来选择”则和一个明确的约束相一致。

前景理论解释了选择模式之间的同样的差异（Kahneman和Tversky，1979）。“根据喜爱来选择”的一般过程对应的是：决策者对选择集合中的每一个选项进行评价，然后选择价值最高的那个选项。在前景理论中，选择的模式可以导致对支配性选项[21]的选择。然而，这个理论也介绍了“根据法则来选择”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一个选项明显地支配了另外一个选项，那么决策者不必进一步评价就会选择这个支配性选择。为了验证这个模式，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6）建构了满足以下三个判断标准的成对的选项：（1）选项A占优于选项B；（2）选项B的前景理论价值要比选项A的价值高；（3）这些选项都是复杂的，同时只有在分组结果后，这个占优关系才会变得明显。正如其他框架效应所期待的那样，在实验中大多数参加者按照最初形成的假设评价这些选项，他们未能察觉这些选项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了那些他们最喜欢的答案，同时展示出预测到的占优偏好违例现象。

先前所描述的冷压实验（Kahneman等, 1993）和特韦尔斯基及卡尼曼（1986）所报告的非显著性占优偏好研究非常类似。大多数的实验参加者在两个冷压实验中所作的直接和表面上显著的选择实际上违反了占优偏好。然而，实验后的任务报告指出，支配在实际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实验中的实验参加者真的注意到两个情节在时间持续性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长的部分包括了短的部分。因为他们未能察觉一个选项支配了另外一个选项，当他们要选择其中一个实验重复的时候，大多数实验参加者就像人们一般所做的事情那样进行选择：他们“根据喜爱进行选择”，选择那个记忆中有更高效用的选项，因此同意把自己暴露在一段不必要的痛苦之中（Kahneman，1994；Kahneman等，1997）。

在联合评价设计的这些支配性研究中，得出的复杂结果模式表明三个一般性结论：（1）确实存在由理性法则所统治的选择；但是（2）这些选择受到特定情境的限制；（3）这个法则的激活有赖于注意和可认知性因素。事实上，系统2“理解”支配法则，同时如果一个潜在的违例行为被清晰地察觉出来时，系统2只有在保证这个法则将会被遵循的情况下才会“想”去遵守这个理性法则。

系统2还有能力纠正其他错误，除了支配违例现象之外。尤其是在判断中把一个性质替代成另外一个性质时，就不可避免导致给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权重分配的错误，同时总的来说，这些错误至少可以被察觉和纠正。例如，在汤姆问题中，一个实验参加者（请看图8a）可以进行如下推理：“汤姆看起来非常像是图书馆科学的研究生，但是对于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少信息证明。因此我应该向下调整这种印象正确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水平的推理并没有超过回答汤姆问题的研究生可以达到的水平，但是图8的证据显示，很少有实验参加者想到要调整他们的预测以允许另外一个可选结果的不同基率出现。就可认知性而言，对这种结果的解释是直截了当：实验并没有对基率的相关性提供任何明确的提示。

在那些提供更强的提示的实验中，尽管相对于特定案例信息的效应，相关的变量效应始终显得太小，但是实验并没有完全忽视基准信息（Jonathan St. B.T. Evans等，2002）。大量研究中的证据支持以下结论：（1）主体能够在多大可能上察觉到信息某些方面的错误权衡，这有赖于对那些因素相关性的指示的显著性；（2）如果主体察觉到错误权衡了某些信息，就会努力去纠正它；（3）纠正可能是无效的，因此最好的判断可能仍然停留在最初的直觉印象（Gretchen B. Chapman和Johnson，2002）。

经济学家可能会惊讶于对显著性指示的强调，同时也会惊讶于金融动机被排除在影响判断和决策质量的主要因素之外。然而，高利益相关性将消除非理性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对这些实验证据进行仔细回顾的文献的支持（Camerer和Robin M. Hogarth，1999）。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和实验记录下了人们所作的一些最重要的金融决策中所犯的重大和系统性的错误，包括投资的选择（Brad M. Barber和Terrance Odean，2000，Benartzi和Thaler，2001）以及在地产市场所采取的行动（David Genesove和Christopher J. Mayer，2001）。

当前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动机效应既不是显著的也不是稳健的。高利益相关性当然会增加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所投入的注意力和努力的总量。但是这些注意力和努力本身并不产生理性或者保证得到好的决策。尤其是支持一个已经做出的决策所付出的认知努力并不会提升这个决策的智力，而且有关证据还表明，当利益相关性很高的时候，在支持这样一个决策上所分配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增加（Jennifer S. Lerner和Philip E. Tetlock，1999）。努力和注意力可能会使心智产生更全面的考虑，但是考虑过多可能会产生低级的决策，除非适当的降低对次要考虑的权重。在一些案例中——包括需要预测某人未来品味这些任务——太多的认知努力实际上降低了结果的质量（Wilson和Jonathan W. Schooler，1991）。克莱恩（Klein，2003，DI 24章）认为在有的时候，当熟练的决策者相信直觉而不是从事详细分析的时候，他们会干得更好。

[21] 累积性前景理论（Tversky和Kahneman，1992）并没有这个特质。

第八部分　总结性评论

在现在的理论话语中，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人被描述为具有一个单一的认知系统，这个认知系统有着系统2无懈可击的逻辑能力和系统1低廉的计算成本。行为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保留了理性人模型中的基本结构，同时添加了一些有关认知局限性的假设，设置这些假设是为了解释一些具体的非正常情形。例如，除了双曲线式的贴现（discounting hyperbolically），对变化着的结果进行评价，或者具有草率做出结论的倾向性之外，行为人一般是理性的。

本文所提供的行为人的模型有着不同的体系结构，这个体系结构要转换成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可能有点困难。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存在一个两系统的结构，系统1扮演主要角色，以及可认知性概念所暗示的极端背景依赖性。行为人的核心特征不是他们推理能力很差，而是他们经常依照直觉进行行动。同时，这些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是为他们能计算什么引导，而是为他们在特定的时刻碰巧理解的内容所支配。

这些命题提出了启发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引导人们试图努力进行预测或者解释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一个冲动的人会被诱惑去做什么事情呢？”“在这种情形中，什么样的一连串行动（course of action）是最自然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经常确认出那些大多数人们被吸引而做出的判断或者行动过程。例如，跟随一堆陌生人朝一个特定方向跑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将显得更为自然。然而，两系统的观点也意味着应该提出其他问题：“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的判断和行动过程是否与行为人所认可的法则存在矛盾冲突？”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眼下的情形中，当脑海中闪过的相关规则压倒了直觉时，情况将会是什么样的？”当然，这种分析模式也允许不同个体、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差异。在一个给定的情况下，自然的和直觉的内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是一样的：不同的文化经历会使人对于某种情形的涵义产生不同的直觉，而且，随着技能的获得，新行为会成为一种直觉。即便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在这里所勾勒的对行为理解和预测的方法也是简单和很容易运用的，同时很有可能产生一些总的来说看似可靠的和令人吃惊的假设。这种方法源自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力传统，这个传统强调“情境的力量”（Lee Ross和Nisbett,，1991）。

现在这个理论已经发展出几个定理：直觉和推理都是解决问题的可选途经，直觉和知觉有类似之处，人们有时是通过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来解决一个难题，信息的处理常常是肤浅的，类别常常通过原型表征出来。当特韦尔斯基和我在1969年开始合作研究时，认知系统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以某种形式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大多数这些认知的特征也存在于赫尔伯特·西蒙的脑海中。然而，与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领域开始的认知革命相比，在西蒙的研究中，在判断和决策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近期理论的发展已经归还了情感的核心角色这一地位，它已经被纳入到本文所说的直觉的观点之中。有关乐观主义在承担风险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情感效应对决策影响的权重、在伤害预测中害怕所扮演的角色、在实际预测中喜欢和厌恶所扮演的角色，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发现——都显示在传统的决策分析中，割裂信念和偏好在心理学意义上是不合实际的。

把直觉人的常识心理学（common sense psychology）纳入经济学模型会对我们提出艰难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正统的理论家而言。然而，有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在20年前把心理学研究的第一波成果整合到经济学显得特别令人畏缩不前，然而研究者迎难而上接受了这种挑战，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 李敏谊 译 吴素萍 黄少卿 校）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V 《经济学中的构建主义和生态理性》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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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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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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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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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V

经济学中的构建主义和生态理性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建构主义和经济学中的生态理性

Ⅰ. 论两种形式的理性

II. 非人格化交易：市场的扩展秩序

III、人格化的社会交换

Ⅳ、结论

建构主义和经济学中的生态理性[1]

弗农·史密斯[2]

我们离开窠臼，进入到生活的平常事之中，（推理的）结论似乎消失了，就像夜的幻影在黎明来临时那样；对我们来说，保持我们艰难获得的信念是困难的……。（休谟，1739/1985，第507页）。

为了同时生存于根据不同规则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秩序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如果我们将一小撮人或一群人或我们家庭中（以人道干预行有形之善事的）未曾更改的、不受约束的规则，应用于通过市场合作的扩展秩序，正如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渴望（sentimental yearning）所希冀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会破坏它。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将扩展秩序的（非合作）规则应用于与我们更亲近的群体，我们就会使它们支离破碎（哈耶克，1988，第18页）。

我们已经习惯于自然体系如人体或者一个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观点。为了解释调节，我们寻找反馈环（feedback loops），而不是一个中央计划和指令的实体――。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关于自我调节的直觉认识并不能扩展至人类社会的人为体系。（因此）……（我的）建筑系学生总是不相信中世纪的城市是不可思议的规划系统，该系统主要“产生于”对无数人的决定做出反应。对我的学生而言，一种规划意味着一名计划者……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城市能够像一片雪花那样“自然地”获得其规划是痴人说梦（赫伯特·西蒙，1981/1996，第33页）。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是，人们对之做出反应的价值观不局限于你所期望的、基于被狭隘定义的理性教条的那些价值观。这些教条可追溯至亚当·斯密（1759，1776）。他研究了以自然的人际交往为特征的道德认同（moral sympathies）。[3]同世俗的印象相反，在斯密看来，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界定并追求自身利益，而且个人被错误地描述成“经济人”这个比喻性的说法（参看哈耶克，1991，第120页）。这种有欠思考的学问不能认识到苏格兰哲人明确阐述过的关键命题：利他并不需要刻意地增进已观察到的他人利益。如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说：“最坏的民众也会为公共利益做些好事” (参见曼德维尔的诗，‘The G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ed Honest,’ 1705; 引自哈耶克1991，第82页)。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不仅仅是流行作家）已经推翻了曼德维尔的命题，认为，标准的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o-economic science model，SSSM)不仅有赖于自利行为，而且还证明了自利行为的正当性并提倡自利行为[4]。相反，由于强制执行权永远不会涵盖决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获得来自贸易的长期价值时，所有跨期关系型合同和交易中的机会主义都是成本而非收益。尽管犯罪可能对理性的犯法者而言往往是值得的，他总是选择占优策略，但是诚实的观念[5]意味着，人们进行“交易”博弈，而不是进行“偷窃”。在普通的市场交易中，非自利的行为也并不妨碍那些促进专业化并创造财富的交易。

促使市场不断进化的文明，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资源的专业化，并创造出相应的交换所得，而且比那些没有促使市场不断进化的文明更加富有。这段陈述并没有谈到人类自利的必要性——特定个体业已增加的财富可以用来消费、投资、纳税、捐给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学者（Macarthur Fellows）、交响乐团、史密森学（Smithsonian）或穷人[6]。市场对于美德的需要是吝啬的，但并不消灭它。

经济心理学[7]的研究显著地表明，对“公正”的考虑被认为与标准的社会经济科学模型或SSSM的理性假设相抵触。但是，实验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关于理性的含混结论：在协商一致时（例如，在流动的供给和需求市场上），人们的境况通常会更好（例如，在一个两人匿名交往中），在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获得收益时，人们的境况通常会比理性分析所预测的要糟糕（例如，在资产交易中）。这些违背和证实理性假设的模型为人们可能遵循的隐含规则或准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且能够激发新的理论假说以供在实地和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理论研究的种种结果极大地改变了流行的（而且我相信是误导性的）社会经济科学模型，并且使苏格兰哲人原汁原味的信条更富于现代化。

[1]　本文是弗农·斯密斯于2002年11月8日提交给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文的标题使作者想起Joel Norman的论文“两种虚拟体系和两种认知理论：调和建构注意和生态方法的尝试”（Two Visual Systems and Two 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Approach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02。在完成本文之后，我发现，我在下面所使用的术语已经被Gigerenzer等人(1999)应用于“快速和简单决策”（fast and frugal decision making）被个别人应用于：“从适应于环境结构的角度来看，启发式方法是生态理性的”（第13页）。在下面的引文中，哈耶克识别出这两种理性。

[2]　研究实验经济学已经改变了我思考经济学的方式。这有许多原因，但是，最为显著的一个原因是，设计和实施实验迫使你思考制度的处理规则和程序。很少有人能够像爱因斯坦那样进行细致且富有想象力的智力实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需要真实的实验来训练我们的思维。在本文中，我希望指出，我的思维在某些细节方面如何发生了改变。我感谢Sid Siegel在技术和概念上的启发；感谢John Hughes、Stan Reiter和普度大学教职员工在1955—1967年期间热情而又耐心地支持我开始第一项实验；感谢Charles Plott、Charles Holt和Martin Shubik多年以来给予我许多有关制度和实验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感谢学生，访问学者，当前的ICES小组；并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耐心，他们让我度过了我此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3]　 经济学家基本上不会对亚当·斯密的首部大作感兴趣，它比《国富论》逊色多了。因此，一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发现，从某种角度看，这两部著是基本上是不一致的”（Jacob Viner，1991，第250页）。至于另一种相反的解释，请参见Smith（1998）。在本文的参考文献中，我本人的论文以及与合作者的论文大多重印于Smith（1991，2000）。

[4]　 A推出B并不意味着相反的推理也成立。但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家也搞不清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呢？休谟的论述提供了答案。没有人能够一贯地将理性逻辑原理应用于他或她所做的所有事情；如果在每一个应用中都存在认知成本（cognitive cost），那么，努力的成本就总会超过收益（Smith和Ferenc Szidarovszky，2003）。理论家提供理论，当在此状态时，我们很少犯这样的错误。在有限理性的研究中，应当理解并略带谦卑地承认，有限理性对我们的经济理论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5]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ecil North）强调意识形态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6]　 在冬季赠礼节（Potlatch，美洲印第安人冬季的一个节日——译者），部分地由对渔场的私人产权创造出来的某些财富，被公开地毁坏。

[7]　 我使用术语“经济心理学”，概括地指将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应用于经济问题，将最近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的第三个子领域（sub-field）区分为“行为经济学”（Mullainathan和Thaler, 2001），并进一步划分为“行为博弈论”（Camerer, 2002, 即将出版）；最著名的几名奠基者包括W. Edwards、D. Kahneman、A. Rappoport、P. Slovic和A. Tversky。

Ⅰ. 论两种形式的理性

统驭本文的组织原则是，同时存在两种理性秩序。我将尽力证明两种秩序是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的显著特征；对于理解并统一来自社会经济生活和实验室的大量经历，并勾画出新的经济理论方向和实验－经验（experimental-empirical）研究的方向来说，两种秩序都至关重要。

A．建构主义理性

第一个理性秩序的概念来自于17世纪的SSSM。SSSM是哈耶克（Hayek）所谓的建构主义理性），它主要源自笛卡儿（以及弗兰西斯·培根和霍布斯）。[8]笛卡儿认为并坚信，所有有价值的社会制度都曾经是而且应该是人类有意识的演绎过程（conscious deductive processes）所创造的[9]。在经济学中，SSSM导致理性的、可预测的决策模型，这些模型激发了对假说的研究。自20世纪中期以来，经验主义者一直在实验室中检验这些假说。尽管检验结果倾向于证实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换，但是，也有一些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了“人格化的交换”——尤其是在众多的两人扩展式博弈中，其中，当进行风险合作，甚至是当匿名配对时，总体中的某一半人会进行尝试并经常成功。[10]这些结论促使建构主义者基于（除我方、偏好之外的）他方、（例如，Gary E Bolton，1991；Matthew Rabin，1993）、以及基于“学习”——一通过试错式的适应过程逐渐得到SSSM的预测（Ido Erev和Alvin E. Roth，1998；Camerer和Teck-Hua Ho，1999）——对博弈论进行建构主义的扩展。

对于某些与理论相违背之处，另一种替代的（而且或许是补充的）解释是，人们可能使用在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信任和互惠[11]规范（包括平等，意思是说，对于每一个人都获得他的劳动所得（justly earned dessert）；即，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实现优于个体理性之不完美结果的合作状态。我们将给出某些实验检验，这些检验旨在将在人际交往行为的竞争性偏好理论和互惠理论区分开来。尽管互惠在我们所概括的对比研究中是一个主导因素，但是，其强度（strength）在所有的检验中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太多关于人类行为之含义的隐密之处，以及显现出合作或非合作行为的环境[12]。从技术上讲，问题是怎样最有效率地通过扩展博弈论为当事人的“类型”建立模型，以使类型成为其可预测内容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实验结果的事后技术解释。例如，行动能够发出关于类型的信号，并影响决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博弈的形式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可获得的但是被放弃的收益（payoffs）能够影响结果。这些要素必定是理论之内部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而使结果变为以参与人（他们领悟相互之间的意图）的基本特征为条件的预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博弈论中的许多基本结论就会变为扩展理论的特殊情形。

在市场实验中，合作是通过价格的协调作用而产生的，而价格的协调作用则源自相互作用的个人选择行为，其结果与使群体福利最大化的标准竞争模型是一致的。这种专业上的胜利由于标准理论不能预测出籍以得出结论的“令人惊讶地”[13]弱的条件而丧失殆尽。[14]

因此，为了便于处理，笛卡儿理性主义做出了一个权宜之计的假设，或者“要求”当事人拥有完备的收益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要比你的头脑可能接受的东西多得多。在经济学中，人们坚信，由此导致的运算可以使经济思维敏锐，就像是“如果…，就…”的（if-then）寓言。然而，这些假设不可能近似于无知，它们要么以个人的行为为条件，要么以或者演进的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是抽象的、独立于特定参数的规范或规则，也是延续至今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15]人们总是试图忽视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很糟糕，而且也得不出我们熟悉的但却不充分的建模工具，并进而茫然地相信我们的寓言描述了我们所观察到的最本质的东西。在加深我们对笛卡儿的完全信息寓言的了解之后，我们将这些工具带入应用的世界，不夹杂任何必要的告诫、这些告诫反映了因理论家的专业认知能力有限而施带来的易处理性约束。

总之，建构主义使用推理来故意地创造行动规则，创造人类的社会经济制度，在给定的特定环境下，这些制度导致的结果被认为优于其他替代性制度导致的结果。尽管建构主义是人类智力的最高成就之一，重要的是仍然要对如下事实保持清醒的头脑：人类制度和大多数的决策制定并不是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由建构主义所指导的。自然发生的安排，即使在形式上一开始是建构主义的，也必定具有幸存者的特点，这些特点必定涉及到我们在构建模型时视而不见的机会成本和环境问题。

B．建构主义理性的局限性和困惑

由于我们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和思维过程涉及有意识地和故意地使用推理，因而有必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身，人类的行为是分散的（diffused），并且受到无意识的、自主的、神经心理系统的支配，该系统使人们能够有效地活动，而不总是请求大脑的最稀缺的资源——注意和推理电路。这是大脑如何运转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特征。否则，在对每一件琐事都详细地经受自我意识的监督和计划的负荷之下，没有人能够过好一整天。[16]还有，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更别说是用语言，来表述他或她所知道的一切，以及并不知道、但为了某种有目的的行动可能会唤起或者需要发现的一切。设想，在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者在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对数以万计的可行商品组合明确地评价其偏好，他的脑袋会是多么地疲惫不堪啊。这种脑力过程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而且，我们的大脑知道（如果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不知道），我们必须避免遭受得不偿失的机会成本[17]。任何不熟悉的行动或问题首先触发大脑的搜寻活动，然后向有意识的心智提交你所知道的、相关决策内容。决策内容触发自传式的经验记忆（autobiographic experiential memory），这解释了为什么内容受到了非同小可的重视，尤其是在一个小群体实验中。在熟悉的、驾轻就熟的任务情形中，大脑（包括整个神经生理系统）直接接受任务，就像是与国际象棋“高手”搏杀时下明棋，或者就像是演奏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或者接住一个每小时95英里的快速直球——所有这些都不需要通过心智的自我意识式的思考。

我们不可能完全拥有自然机制，这些机制使我们联想到能大脑在掉线（off-line）状态下的活动或技能。这个重要的论断致使(Gazzaniga，1998)探究为什么大脑愚弄心智，使心智自以为是受到控制的。[18]对哈耶克而言（他完全明白这一论断），什么是“致命的自负”？（致命的自负）“即获得技能的能力源于推理的思想。”建构主义者的头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使其失去了理解力，正如我们所告诫的那样，“你永远不要假设我们的推理处于较高的重要地位，以及只有推理认可的那些道德规则才是有根据的”（哈耶克，1988，第12页）。但是，人类中心说的（形态学的）心智时不时地犯这种错误。

大多数实际使用的知识[19]，我们并不记得学习。自然的语言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音乐和构成发展型社会交往（developmental socialization）的几乎一切事情也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学习语言规则和有效的社会交往时，并未得到明确的指导，只是去跟家庭和扩展的家庭社会网络进行接触（Pinker，1994；Kagan和Lamb，1987；Kagan，1994；Fiske，1991）。有关向遗忘症患者传授新任务所做的实验证明，大脑能够在掉线状态下意识地学习。他们学会了如何很好地执行，但是，以前学过的任务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复存在了(Knowlton、Mangels和Squire，1996)。

C：生态理性

这些因素导致了第二个理性秩序概念，它是一个未经刻意安排的社会生态学系统，来源于文化和生物进化[20]过程：从家庭中产生行动原则、规范、传统和“道德”[21]。生态理性使用推理——理性的重构——来研究基于经验和民间智慧的个人行为，而个人不仅“幼稚”地将建构主义者的工具应用于其决策，而且还用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出现顺序、用来发现可能的智识，这些知识体现在产生于人类交往而非人类刻意设计的规则、规范以及我们的文化制度和生物遗传中。人们依照规则行事，但却无法说清它们，但是，这些规则是可以发现的。这是苏格兰哲人的智力遗产，他们描述并解释了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前辈——18世纪的大卫·休谟关注推理的局限性、人类理解的界限，以及减少笛卡儿建构主义的夸夸其谈。对于休谟而言，理性是推理在自生自发的制度中发现的现象。因此，“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推理的结论”（休谟，1739/1985，II，第235也）。亚当·斯密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自然秩序思想。真理体现为于规则和传统智慧，而这些规则和传统是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古老历史中以无法解释的方式形成的。这是与人类中心说信念——即，如果一项观察到的社会机制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那么，在未予记载的过去，某人必定有意识地使用了推理以创造它，来实现其可感知的预定目的[22]——相对立的。

从实验经济学来看，在有关连续双向拍卖（continuous double auction，CDA）这样一些现行市场制度的无数研究中观察到的自然秩序，体现了18世纪的苏格兰传统[23]。为了阐释亚当·斯密的思想，实验引导参与者来推动并非他们本意的增进群体福利这一社会目的。这一原理得到了几百个实验的支持，这些实验的环境和制度（密封投标、公开报价以及包含连续双向拍卖的其他拍卖）有可能超越正式的博弈理论分析清楚地解释预测模型（predictive models）的能力。但是，它们并没有超越信息不完全的决策者集体的行动能力，决策者自主的智力运算法则通过制度的规则（也即社会运算法则）来协调行为，以产生高水平的被测绩效（measured performance）。

就增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而言，承认并研究观察不到的过程的作用机理是重要的，它能使我们的研究超越建构主义的人类中心说局限。

在经济学中，两类理性均影响实验的设计和对实验的解释。因此，即使人们在某一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有悖于正式的理性模型，我们也不应该得出他们是非理性的结论，有些人会问为什么，然后重新考察实验中沿用的假说和实验的所有方面（程序、收益、环境、实验说明，等等），探询什么样的新概念和实验设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行为，探询实验对象对实验试图解决的问题有什么理解？

最后，理解决策需要经济学传统边界之外的知识[24]，这是一项对休谟和斯密也并不陌生的挑战[25]。最近，有人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其他大脑意向疗法（brain imaging technologies）来研究策略性相互作用的神经关联，这些研究(Kevin McCabe将其称之为神经经济学)表明，理解决策需要经济学传统边界之外的知识。上述研究探察意图或“心灵解读”（mind reading）的神经关联、有关信息、选择的其他假设，以及在决定相互作用的行为时自己的收益和他人的收益。

本文将利用来自经济学、法学、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大量例子来描述并讨论上述主题。我首先论述市场的非人格化交换，并利用来自实验和实地观察（field observations）的知识来说明建构理性和生态理性之间的差异如何揭示了来自观察的知识。然后，我们研究人格化交换，特别是在两人扩展式博弈的情境下，探询为什么即使实验对象都是匿名匹配的（anonymously matched），建构主义模型在预测一次性博弈的行为时也不怎么成功。

[8]　 在19世纪，边沁（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主要的建构主义者。边沁（和功利主义者）寻求“……按照理性原则重新制定整个……（大不列颠的）……法律和制度）”（哈耶克，1960，p. 174）。穆勒提出了现被人们滥用了的“自然垄断”（其含义非此概念之名称）这一建构主义概念。对于穆勒而言，在同一条路线上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邮递员纯粹是浪费和重复。他是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邮政专营方面的权威。在这些国家，邮政反对创新，在某些国家，邮政在私有化运动中无法生存，在另一些国家，邮政被其他的更好的替代者的增长所淘汰。穆勒料想不到，就两个城市而言，由两条平行的铁轨相连是有效率的（Mill，1899，第一卷，第131页，第141—142页；第2卷，第463页）。穆勒逝于1873年。我猜测，在那时，或之后不久，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在修建第一条平行的铁轨中发家致富了。如下文详细论述的那样，这些与建构主义者的自然垄断相反情形是我们所谓的生态理性的例子。

[9]　 “……笛卡儿主张，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曾经是而且必须是有意识的推理（conscious reason）的刻意创造，……一种根据少数几个显而易见且不可置疑的前提通过演绎过程获得真理的智力能力”（哈耶克，1967，第85页）。

[10]　 行为经济学家利用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证明，SSSM假设似乎几乎不能应用于真正的决策。这是由于它们的研究方案一直在分布的尾部刻意地寻找“确定行为不同于标准模型的方式……”（Mallainathan和Thaler，2001，第Ⅱ卷，第1094），这种研究是只会成功的。

[11]　 由于对功利主义方法不满意，因为它的预测不能解释观察到的指令/程序的重要性，我们在Elizabeth Hoffman等人（1994）的研究中开始探讨互惠假说。在机制上，效用可以作为互惠信托的中间占位符（placeholder），但是，作为表面的指示器，对于产生旨在理解交互过程的新假说而言却表现得差强人意。好的理论必须是一架产生可检验的假说的引擎，而效用理论很快就把油耗光了。效用值被认为是提供了最终的“已知”（given）数据，而我们的理论探讨也就到此为止。

[12]　 我想起了惠普公司的部门主管参观我的实验室时的情形。我天真地认为他会对我们的某些市场实验的解释最感兴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对“信任”实验最感兴趣。为什么？他认为惠普的管理问题是通过构建信任和信赖关系，使团队在内部合作，同时在外部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信任博弈能够充当一个衡量和教学工具，从而有助于解决此问题吗？这精细地刻画出在正文中引述的哈耶克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关系。

[13]　 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B. Wilson，1992，第256页）讨论了一条效率定理，并暗示，此现象“可能是不足为奇的。”它现在可能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还有，理论一直恰好滞后于证据，并且对于在不同制度中的动态运行过程得出非充分可检验的见解。

[14]　 我想感谢与Charles Plott的通信，并增加如下解释：尽管就关于市场的经济学理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它同时也指出，该理论是不完善的。据以得出结论的意料之外的弱条件，对市场运行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对于科学界而言，就不是多么好的消息，因为它表明，我们尚不了解为什么市场是这样运行的。你不必拥有大量的当事人，每个当事人都是整体的一个不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范围广泛的经济环境中，有三四个买者以及多个卖者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必要具有完全的、完美的或者共同的信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只具有私人信息；它也不要求个人系统性地做出决策或者在经济上是老练的。

[15]　在本文中，我将始终使用“环境”来指当事人的价值观（偏好）集合，这些价值观界定了交易的收益；用“制度”指语言（消息）、消息交换的规则、以及在一个市场上的契约；用“行为”指当事人在环境和制度条件下对消息的选择（Smith，1982）。

[16]　 “如果我们停止做一切事情，对此我们不知道原因，或者对此我们不能提供一个理由，……我们可能不久就会死去”（哈耶克，1988，第68页）。

[17]　 期望效用理论是用来教学的（正如瓦西里·里昂剔夫曾经指出的那样），但也被建构主义者用来建立一致选择的模型。对于对行为做出预测或者生态学的理解而言，它似乎是不够的。Tversky和Kahneman的许多论文平实地强调它在预测方面的不足，(参见他们1986年优秀的综述性论文),Gigerenzer等 (1999)的著作指出了其中某些论文的局限性，并进行可重新解释。在参与者不是有意识地采取最大化行为的市场情形中，结论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例如参见Smith (1991，2000) 和Plott (2001). Berg、Dickhaut和McCabe (1994),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发现，风险厌恶的大小随市场制度的类型或在吸纳决策风险中使用的程序而变化。要进一步了解建构主义者对决策的功利主义态度，请参见Smith和Szidarovszky (2002)。

[18]　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某些事的时候——这是我们有意识的经验的一部分——大脑已经在运行了。对大脑来说，它不是一个新信息，但是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新信息。大脑内部固有的系统会自动地运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有意识的知性（conscious awareness）。当大脑处理的信息到达我们的意识时，大脑已经先于一秒半钟之前完成了它的工作……我们对所有这些如何运行而且如何受到影响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并不规划或说明这些行为。我们只是简单地观察结果。……大脑开始覆盖其运行过程中已“完成的事项”，覆盖的方式是让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幻觉，即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是实时发生的——而不是发生在决定做某些事的意识经验之前。

[19]　哈耶克（1967，第4页）指出，“现代英语用法通常并不允许使用动词‘能’（can，德语中的konnen）来描述所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个人只知道做一件事情的‘诀窍’……（包括）……根据那些我们能够发现但不必为了遵守它们而对之加以说明的规则而行动的能力。”

[20]　许多人都认识到演进的过程必定是共同演进的（coevolutionary），但是也有对此持相当否定的态度，而且还有偏见，所有这些都可归因于“文化”（我们对文化的了解甚至比生物学还要差），这导致了Pinker（2002）开始研究其中的原因。如果在开发大脑的想象力、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初始投入不足，遗传的抽象功能可能会陷入停歇状态，也可能退化或者机能障碍。有关双胞胎的研究证明，这些过程是共同演进的（Nancy L. Segal，1999）。建构主义者指出，这些研究展示了许多常见的数据和统计一致性问题（Arthur S. Goldberger，1979），但是需要实证修正主义分析。

[21]　“道德”是指在检验期中幸存下来的有内聚力的社会行为准则，道德的突出代表是世界主要宗教经常使用的所谓“不得”（shalt not）戒律：（1）不得偷盗，（2）不得贪求他人之财，（3）不得杀人，（4）不得通奸，或者（5）不得做伪证。前两个“不得”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劳动产品、通过劳动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源的产权，从而使得心智的扩张秩序通过市场而形成。后三个戒律保护社会交往的圣洁性——心智的外部秩序。这些有检束的禁止性限制为这些限制之内的自由流下了巨大的空间。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因果论，就像佛教徒“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式的黄金规则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22]　在文化和生物演进中，秩序源自产生变异的机制，而选择机制被应用于变异。我要感谢Todd Zywicki，他在自由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关于“哈耶克、实验和自由”的会议中，指出在提供变异方面，理性是有益的，但是对选择来说并非如此。建构主义确实是产生变异的发动机，但是由于能力太过有限，因此建构主义无法把握和应用所有的相关事实以推动选择过程，建构主义最好还是让位给生态过程。

[23]　实验主义者无意中促成的东西是一种科学控制的情况下客观地检验苏格兰人——哈耶克假说的方法论。这回答了据说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哈耶克的理论/推理：“你将如何知道”有关（我无法发现/提供参考文献）。令人惊奇的是，哈耶克说，他已经快要知道用什么样的实验来检验他的理论，但是他放弃了。因此，“我们可以用概念模型检验它（竞争一种是发现之旅），而且我们可以用人为创造的实际环境来可信地检验它，而在认为创造的实际环境中，观察者早已知道那些意欲借助竞争来发现的事实。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验并没有实际价值，因此所开展实验将会得不偿失”（哈耶克，1984年，第225页；还可参见Smith，第95—96页）。经济历史学家，例如诺思（1981）和政治经济学家，例如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1990）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体现在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的知识和效果，这些社会经济制度解决或者无法解决增长和资源管理问题。他们研究了“自然的”生态实验，通过这些实验，我们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信息。

[24]　 我要求学生们缩小经济学的阅读范围，但是要广泛阅读科学。在经济学领域，实际上只有一个模型可以经过修正应用于各种情况，这就是根据约束条件，例如资源有限、制度规则和/或他人行为，求最优解，就像在古诺——纳什均衡中一样。经济学文献并不是寻找新的超越传统建模技术方法的最好地方。

[25]　因此，对哈耶克来说，“一个仅仅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II. 非人格化交易：市场的扩展秩序

A. 两个理性秩序概念是怎样联系起来的？

建构主义将我们在世界上观察到的自生自发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结构视为是既定的，并正式地将它模型化。荷兰式拍卖或其所谓的同构等价物（isomorphic equivalent）——密封投标拍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Vickery，1961；Milgrom和Weber，1982)。建构主义模型有必要探询某一拍卖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它又是如何产生的；或者，产生它的生态学条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存在那么多不同的拍卖制度。在某些情形，情况又会相反。因此，收入等价定理（revenue equivalence theorems）表明，标准的拍卖产生相同的预期结果。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意味着在这些结果之间进行选择的模型化经济理由是不存在的。

更为一般地说，理性理论认为，一种结果代表着一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状况，此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个抽象的、相互作用的博弈树。相反，理性的生态概念探询博弈树所描述的结构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是这种我们能够从中抽象出一个特定博弈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另外一种？是否存在缺乏生存属性且被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成功地鸠占的其他社会实践和相关的博弈树？有一种认识认为，生态系统，不论是文化还是生物系统，必定是理性的，或者处于变为理性的过程之中：这些生态系统符合那些无意地通过其相互作用创造它们的人的需要。建构主义者头脑中的模型建立在关于行为、结构、价值－知识环境（value-knowledge environment）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或者是不相关的，而且，就满足模型所适用的那些人的需要而言，模型可能导致或不导致理性行动。作为理论家，我们的天职是阐明并证明定理。定理是一张从假设到可检验的或可观察的理论含义的映射图。对易用性的需求在阐明并证明定理中变得重要起来，而且，要想在结果上多获得一点东西，就有必要将假设及其理论含义视为变量。很少有博弈理论家（将理论）建立在当事人总是选择占优策略的假设之上，并认为这种假设刻画出了所有当事人在所有情形下的行为。因此，近乎普遍成立的理论是“思维能力”的一种运用。但是，诱惑在于，相信我们的“空中楼阁”（如W. Brock所说）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具有直接的意义，并且继续将这种意义加诸于它们之上——在生态学上，这样做可能不是理性的。要理解是什么——知识冰山的一角——就需要充分理解不是什么。在实验室中，我们不仅能够像在经济史中那样，理性地重构反事实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利用实验来检验和研究它们的性质。我们来看两个当代的例子。

放松航线管制 航线管制的放松引发了一场未曾预料的网络重组，被称之为网状辐射（hub-and-Spoke）系统。（例如，参见Donahue，2002）。这一种生态理性式的反应，显然，主张放松管制的建构主义观点并没有预测到这一点，人们也没有预测到这一点。我认为，1978年对航空公司经理进行的调查，或者对航空公司顾客进行的市场调查，也没有能揭示出这一点。管理者和顾客并不知道随后才显露出来的消费者的决策偏好，消费者莫名其妙地支持每日出发和到港的次数——这是一种必须通过市场实验才能发现的一种偏好。在一个放松管制的自由选择世界中，次要城市之间的直飞服务完全是不能维持的。在次要城市之间实现效率（既满足对服务频度的需求，又符合有利可图的运载量）的唯一办法是通过网络中心把航班连接起来。因此，一个理性的生态均衡优于建构主义者的重复尝试，即试图通过进入者和创业者来满足一由需求、盈利性和技术的微观结构带来的无法调和的约束集合。

如果机场跑道权或“通道”（slot）是放松航线管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通道的即时现货价格（time-of-day spot pricing）反映了拥挤成本，情况是不是有可能不同呢 (Rassenti、Smith和Bulfin，1982)？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的实验中估算出这种反事实的假设对非主干航线（hub bypass）的生存能力的影响。正如所有考察假设情况的研究一样，问题在于估计那些与经济环境相一致的参数。

加州能源危机 第二个也是非常含混的例子是导致加州能源危机的环境。同美国的其他地区和全球一样，放松管制的实施是一项有计划的转型（transition），其中包含无数的政治妥协。加利福尼亚采取的形式是放松批发市场和批发价格，同时继续对零售价格实施管制，零售价格被固定在按每天和季节性的消费周期计算的每小时费率上。电网公司洽谈提高平均零售价格，以满足被搁浅（stranded）资本投资（也即认为在竞争条件下不能弥补其成本的资本投资）的收入要求。公用事业机构要求提高平均零售费率，以达到被搁浅资本投资的收入要求。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有这种关注过去和关注平均收入/成本的思想，因此，由于没有可以区分最终电力消费之优先顺序的动态机制而带来的影响让他们措手不及。

正如预期的那样，传统的边际发电成本波动马上转化成每天的批发价格波动。没有预料到的是，降雨量少、电力需求增长、不合季节的高温天气、发电厂按正常的电厂维修计划而减少发电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短期的正常高峰价格大幅提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远长于早些时候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电力危机。小概率发生的事件以预期的频率发生，而且由于有许多这样的事件，因此无法预料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建构主义者的规划无法提供零售竞争，以试验一些计划，这些计划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通过切断优先顺序比较靠后的电力使用以使消费者节省费用。可切断的电力供应直接替代了能源供给和能源储备, 而且是确保有足够的能源产量和储备以应对能源行业面临的各种供给突发事件的一种重要手段。

由于监管法规规定所有的需求都必须以固定价格得到满足，因此建构主义者的规划并没有及早引进需求敏感性零售价格和技术以降低高峰时期的电力消费。我们并没有进行机制设计，而是设计了一个固定零售价格的方案，以获得被认为应该用来弥补平均成本的平均收入，但是这个设计方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由于减少电力销售是与市场的价格功能相对立的，因此管理层和监管者自然都不曾想到减少电力销售也能带来利润。但是，如果采取减少电力销售这种做法，加利福尼亚的电力销售商本来可以避免大约15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每千瓦/小时的高峰电力不是以平均零售价格销售的话，就可以节省大约10倍的平均能源成本。停滞不变的技术、不切实际地幻想所有的电力需求总是能够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被合法地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本地电网垄断者用来阻碍创新。一个进入者为高峰消费转向非高峰消费提供优惠，以及冒着投资风险在电器上安装必需的控制措施，并不能使他赢得客户。有特许经营权的本地垄断者早就牢固地确立起其影响力，并在放松管制后时刻警惕地保护这种影响力，从而使加利福尼亚的配电商（dispatcher）只好在高峰电力短缺的关键时刻把人们困在电梯里，让高级计算机编程机构关门歇业。

所有的电力供应系统都容易受到各种不利事件的影响，这些不利事件会在需求高峰的时候导致电力短缺。建构主义本身并没有利用竞争性的试错式生态实验来试验零售供应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因此不可能设计出处理所有分散化的个人知识的机制，而这些机制对于发现一个有效率的需求和供给反应组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6]。

经济制度设计[27] 我们能够从关于需求的敏感性如何影响能源短缺（就像加州能源危机中那样）的实验中学到什么呢？（Rassenti、Smith和Wilson，2002a）衡量了这种影响的大小。他们建立了一个市场，在该市场上，适量的、可达到的16％的峰值零售需求能够自动地被批发能源供应商以折扣价格截断。在实验中，每“一天”的需求在四个水平上循环，它由批发市场上的两个相对比的实验方案（treatment）表示：（1）机器人买者，他们在现货市场上的出清价格上显露所有的需求；（2）四名有利润动机的人类买者，他们自由地在市场上策略性地出价，以得到可以得到的最低价格。在每一情形中，五名有利润动机的人类供给者对供应电力进行投标。在被动的需求方案，价格平均要远高于基准的竞争性均衡，而且价格也很不稳定。在人类买者方案中，价格接近于竞争性均衡，而且，价格的波动变得微不足道。除了卖者之外，通过让趸售的买者也能以其自身的利益策略性地出价，尽管84％的高峰需求是“必须提供的”，但是，买者能够有效地制约卖者，并使价格保持在竞争性水平上[28]。

本案例描述了实验室在经济制度设计中的应用。在这些实验中，我们能够测试备选的拍卖规则，以及输电限制对发电厂供给行为的影响（Backerman等，2001）；能够改变市场集中度，或者是非凸环境下的“电能”（Dentin等，1998）；能够比较更多或更少的策略性需求敏感性的影响（Rassenti、Smith和Wilson，2002a）；能够在一个非凸的环境中研究输电网络和多个市场的影响（Olson等，2003）；以及能够对市场进行检验，以了解（但不是最终决定）市场自由化政策（Rassenti、Smith和Wilson，2002b）。对于许多例子的综述，参见（McCabe、Rassenti和Smith，1991）。

两类理性秩序均体现在针对经济制度设计而言的实验方法论中。实验经济学的这一分支把实验室作为操作台，来考察拟议中的新制度的绩效，并根据检验结果改变其规则和实施特征。尽管诸如电力市场设计或对波段许可权拍卖这样的大多数应用对于正式的分析而言太过复杂，但是拟议中的设计在一开始时是建构主义的（Rassenti、Smith和Wilson，2002a；Banks等，2003）。

但是，当人们根据检验结果来修改一项设计，然后再对修改之处进行再检验，再修改时，在理性秩序的生态学概念上，这是在利用实验室来影响不断演进的适应过程。如果最终结果在现实中得到实施，那么它当然要根据实践以及在实验中未经检验的作用力——因为这些因素是未知的，或者超越了当前的实验技术——经历更多的演进式变化[29]。事实上，这种进化过程是重要的，如果制度，作为动态的社会工具，对变动的条件是适应性的和敏感的。这种灵活性是怎样构成制度设计的一部分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需要做出何种变动。

市场制度和绩效 非合作的或古诺－纳什竞争性均衡理论通常会提供两个关于实现一个竞争性均衡的前提条件的设定：（1）对于定义竞争性均衡的方程，当事人具有完全的或“完美的”信息；也被成为共同知识――所有人必须知道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他们具有此信息。以这种方式，所有的当事人对于竞争性均衡具有共同的期望，而且他们的行为必然使之产生；（2）在教科书中通常解释清楚的、并且看起来更加有道理的另一个传统是一个较弱的必要条件，即当事人只需要在市场上使一个价格接受者。

所谓的完全、共同或者完美信息的“必要条件”是虚无飘渺的：我不知道有什么预言性的定理表明，当当事人具有此种信息时，他们的行为会产生一个竞争性均衡，而且在不存在此信息时，他们的行为不能产生一个竞争性均衡。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定理，那么，它能够帮助我们设计实验，能够用来检验这些二分性的预测（dichotomous predictions）。我认为，当事人需要完全的信息来源于内省错误（introspective error）：作为理论家，我们需要完全信息来计算竞争性均衡。但是，这不是一套信息或信息缺失如何导致当事人的行为产生或不能产生竞争性均衡的理论。它只不过是一个动机不明的陈述，没有证据地宣称每一个当事人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就正如宣称我们是理论家一样。而且，当事人“似乎”具有完全信息的断言对于理解行为的源泉而言毫无用处。所缺乏的是对过程建立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当事人从其初始的境况以及分散的信息，利用制度的运算法则来更新其状态，并且收敛于（或不收敛于）所预测的均衡[30]。

作为一个理论，价格接受寓言也是一个非初始点（non-starter）：如果所有的当事人将价格视为既定的，那么，谁制定价格呢？如果制定价格者是瓦尔拉斯拍卖人（Walrasian auctioneer），为什么这种过程被发现是那么的无效率呢？（Bronfman等，1996）。

在过去40多年以来，几百项实验（Smith，1962，1982；Davis和Holt，1993；Kagel和Roth，1995；Plott，2001）证明，在多种不同的制度下，最明显地是在连续出价/询价双向拍卖（CDA）中，完全信息对于从在当事人行为和信息交换和订约的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自我调整（self-ordering）之中产生竞争性，并不是必要的[31]。而且，完全信息对于竞争性均衡也可能不是充分的。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在某些环境中，收敛是缓慢的或者是失败的，这种比较暗示了这一点（Smith，1976，1980）

（Gode和Sunder，以下简称GS；参见Sunder，2002，以及其中的文献）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证明在这些市场实验中所观察到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源于制度，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预设理性。效率必然是制度规则和当事人行为的联合产品。Sunder及其合作者所证实的是，在双向拍卖市场上，对于单一商品（我们还不知道它能够一般化到什么程度），即使对于智商为“零”的机械当事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完全随机地选择出价（询价），只要不给该当事人带来损失。因此，并非理性的建构主义者的利润最大化者并且不使用学习或者更新的运算法则的当事人，从利用这一制度的交易中获得大多数的可能的社会收益。这个例子是否或多或少地描述了那些“超个人（super-individual）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个人发现大量机会……（而且）……能够考虑比个人所感知到的事实环境要多的因素，结果是，……在许多方面优于人类推理，或者比人类推理‘更明智’……”？（哈耶克，1988，第77页，第75页）

我们尚不知道GS的结论是否一般化为如下一段所述的多市场设置情形。但是，（Miller，2002）证明，在一个十分基本的两市场环境中――对同一商品的跨时分割市场上（inter-temporally separated markets）——GS的结果被证明是适用的。复杂的价格动态，包括‘泡沫’，会出现，而且也存在效率损失，尽管该损失不是很大。平均而言，效率从表面上看会从大约94％下降到88％。

在多个市场中，每个人对一单位商品A的最高支付意愿取决于B的价格，反之亦然，而且，在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经济中，双向拍卖市场也收敛于竞争性均衡价格和交易量的向量。斯密斯(Smith，1986)描述了一个两商品例子，该例子基于威廉姆斯和斯密斯 (Williams和Smith，1986)构建的非线性需求（CES收益函数）和线性供给函数；也可参见威廉姆斯等人(2000)。在这些实验中，数字表基于偏好和成本的信息，它们定义了四个非线性方程（两个价格方程和两个数量方程）的一般均衡解，并在大学生实验对象之间分发。他们在一系列的交易期间购买和出售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在经历几个交易期间之后，价格和交易量收敛于由非线性方程定义的竞争性均衡。对于如何在数学上求解方程，实验对象不会给予任何提示。实验者应用建构主义者的推理工具来求解基准竞争性均衡，但是，在重复的游戏中，这个“解”从实验对象根据双向拍卖市场制度的规则进行交易所引发的自发形成的秩序中显现出来。对于许多同时相互独立的市场，大量的其他实验也显现出类似的收敛模式 (Plott，1988，2001) 。

爱荷华州电子市场 我们有什么证据表明连续的双向拍卖交易在实验室里的效率特性也适用于现场？我相信，证据的最佳来源之一是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爱荷华州的电子市场（Forsythe等，1992，1999）。这些市场被用来研究期货市场在加总分散广泛的关于政治选举之结果，或者任何良好定义的实验室之外的事件（诸如美联储的贴现率变动）的信息方面的有效性。“实验室”是互联网。“验对象”是登录并购买一个初始的对最终事件结果的要求权组合的人；他们是由一旦登录成功的人组成的，不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也不是民意测验中要进行配对的“科学”样本。制度是公开的双向拍卖。

在上爱荷华州电子市场，交易者制造了一个市场，该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代表着对选举、公民投票等普选（或赢家通吃）结果的赌金要求权（pari-mutuel claims）份额。例如，第一个爱荷华州电子市场是1988年的总统大选。每一个想对份额进行交易的人向爱荷华州电子市场存入最低35美元的资金，得到一个交易帐户，其中包含10美元，用来购买额外的份额，以及每一份2.50美元共10份基本组合，每一份包含有每一名候选人——布什、Dukakis、Jackson和“其他人”。交易在一个公开的出价－询价市场上连续地进行几个月的交易，每一个人都知道市场将在11月的选举日停止（交易暂停），此时，对每一份额支付的红利等于候选人的选票比率乘以2.50美元。因此，如果最后两个候选人以及所有其他人获得选票的比率（53.2%，45.4%，1.4%），那么，这些比率（乘以2.50美元）代表一名交易者所持有的一份份额的报酬。因此，在任何时间t，将价格正规化为$1美元，一份份额的价格（÷2.50美元）反映了该候选人的总得票率的市场期望。价格0.43美元的意思是说，市场预测候选人将获得43％的选票。其他形式的合同，包括胜者大获全胜或者议会席位数量等等，也可以在某些爱荷华州电子市场上进行交易。

爱荷华州电子市场数据集合包含49个市场、41个世界性选举和13个国家。有几个结论值得注意：与代表性的退出民意测验样本(exit poll samples) （1.9%）相比，由交易者的非代表性样本形成的收市价格表现出较低的绝对预测误差（1.5%）；在16个国民大选的子集中，市场在15次中有9次比民意测验表现得好。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前的几个月里，市场预测一致地比民意测验的变动性要小得多；一般而言，更为活跃的大市场预测要好于人气不旺的小市场；对市场交易者的调查表明，他们所持有的份额偏向于支持他们偏爱的候选人。

考虑这一最后的结论，为什么市场的表现要优于民意测验？ (Forsythe等，1992)认为，这是由于他们的边际交易者假说。他发现，那些在价格“设定“方面活跃的人，即落入极限出价或询价，同那些接受（“在市场上“买和卖）极限出价和询价的交易者相比，较少受到这种偏见的制约。民意测验记录无动机的、代表性的一般观点。市场记录有动机的边际观点，这种观点不能说是“有代表性的”。对于在出价/询价的连续双向拍卖规则下，人们的相互作用如何产生有效的预测而言，这一分析有助于提供一个好的、机械的（如果不是最终的）理解[32]。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可以有效地利用信息、人们的认知能力、当事人的数量，以及个人理性。如果交易制度赋予所有的人都有权谋求个人利益，那么，他们是否也能够有效地利用外部干预的需要来以保护特定利益？

B. 策略防范：理论和行为

偏好是私密的和不可观察的，而制度不得不依赖于当事人报告的信息，而不是他们的真实的偏好。这是从以下的事实推出来的：没有人的头脑里面装着市场上的所有人知道的所有信息。所以，在一个市场上，通过策略性地谎报偏好，一个当事人有可能影响价格和结果。这种可能性推动了寻求策略防范机制（strategy-proof mechanisms）的文献：“一种配置机制是策略防范的，如果每一个当事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显示何种偏好只取决于他的偏好，而不取决于他对其他当事人将显示的偏好的预期。” (Satterthwaite，1987，第519页)。这要求每一当事人显示其真实的偏好是一个占优战略，并得出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是说，在确定性条件下，这样的一种机制不存在。

鉴于这种否定的理论结论以及狭窄的条件——在该条件下，对解进行考察——探寻人们在实验环境中如何行事，就是重要的。在实验环境中，实验者私下里诱导个体实验对象的偏好。对于更加开放的（open-ended）系统，而不是由理论所构建的系统，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可能的？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大的策略空间中选择时，避免策略操纵的、生态理性策略有可能出现吗？在给定信息原本分散的条件下，社会使制度演变成出现何种形式的行为，该行为导致对于策略防范这一问题的实际解（如果不是一般解的话）？

双向拍卖是一个在宽泛的经济环境（包括小数环境）下得到竞争性均衡的著名例子。还有其他例子吗，如果有的话，人们所采用的、用以实现策略防范的策略性行为机制是什么？

例子之一是密封投标－竞标拍卖（sealed bid-offer auction）：在每一个签约期，提交的投标从最高到最低排序，竞标（询价）从最低到最高排序，其中的交集（交叉）决定统一的出清价格和成交的交易量。（参见Cason和Friedman、Friedman以及Wilson，载于Friedman和Rust，1991）。对于不同类型的密封投标－竞标机制和连续双向拍卖的比较研究，也可参见斯密斯、威廉姆斯、布拉顿和（Smith、Williams、Bratton和Vannoni，1982）。

在静态供给和需求实验中，一开始，买者和卖者都极大地隐匿其真实的买卖意愿，成交量很低（最优成交量的10%－15％），市场是无效率的，每一名当事人都明白，在初始的出清价格上，他们让钱闲置。在重复博弈中，他们更多地披露其买卖意愿，但是，大多数时候的交易量接近于上一期的出清价格。随着交易量的增加以及出清价格接近于竞争性均衡时的价格，已实现的逆向需求和供给变得十分平坦，接近于有许多势均力敌或接近于势均力敌的、超过了任何单个买者或卖者能力的投标和竞标时的真正出清价格。在这种稳态下，给定这种行为，如果任何人拒绝购买或出售，就意味着她并不认为其他更有竞争性的交易量可以替代她的交易量。这导致了一个“行为策略防范均衡”（behavioral strategy proof equilibrium）。这就是有动机且有私人信息的当事人在试错式重复博弈中的力量。

这些实验结论清楚地表明，策略防范均衡的理论条件——每一当事人利用占优策略来显示其愿意支付或接受全部交易量而不是边际交易量的——是极其强的。但是，有关双方隐蔽拍卖（blind two-sided auctions）的描述也表明，实现一个策略证明均衡存在社会成本：同连续双向拍卖相比，双方隐蔽拍卖向竞争性均衡的收敛要缓慢得多，而且，在收敛时，如果当事人偶然地试图操纵、受到制约、以及返回到完全的交易量，它可能也不是十分有效率的。

第二个例子是统一价格双向拍卖(uniform price double auction，UPDA)，即在每一交易期间，一种实时的连续反馈机制在单一价格上出清所有的交易。这是一种实验主义者发明的“设计者市场”，他们问道，“我们能够将双向拍卖具有的连续的信息反馈的优势，同密封竞标－投标拍卖的统一价格（在阶段之间的变动性为零）的优势结合起来吗？”如上所述，对于密封竞标，要达到最优，需要几次重复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许多交易未能达成。通过连续地反馈关于市场的暂时状态的信息，并允许投标（竞标）在每一期间进行特征，我们能够加快价格发现过程吗？

高速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这种制度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它还带来了规则上的几处喙头或变动。在所有版本中，在每一的时间，t ≤ T =市场‘停止交易’（关闭），尝试性的出清价格呈现出来，而且，每一当事人都知道她的所有投标（询价）的接受状态。这使得投标和询价进行实时的调整。对于将这些不同版本与连续双向拍卖进行比较的49个UPDA实验的报告，参见载于McCabe等人的著作(1991，第311—316页)。同前面讨论过的隐蔽的双方拍卖（blind two-sided auction）相比，UPDA甚至更加地隐匿需求和供给，但是，效率往往要高很多，尤其是在前面几个阶段，而且在一种形式中（内生封标，开标，以及有条件的时间优先的“另一方”规则），超过了连续双向拍卖的效率。

在一个随机波动的供给和需求环境中，利用UPDA的实验通常具有95%－100％的效率。有时候，只揭露出低达5%－10％的可获得的供给。表1显示了来自UPDA实验up43的汇总数据。大多数当事人输入的出价（询价）等于或接近于出清价格，因为该价格连续实时显示出来。假设，如果除了一名在边际内的买者或卖者之外，所有当事人都显示其真实的需求或供给，那么，该当事人就能够操纵价格以使之有利于自己，这当然是正确的。当每一位当事人具有操纵价格的可能性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是显示性的。在不知道或不了解整体以及没有设计或意图的情况下，参与者随意使用他们的规则来实现实验者所观察到的三个特性：（1）高效率；（2）在所有其他当事人的行为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个人利润，以及（3）免受主要当事人（protagonists）的摆布[33]。这一生态学结论描述了哈耶克的敏锐的洞察力（1988，第19—20页）。“单凭规则就能够合成一个扩展秩序……对任何人而言，在一个自然产生的秩序内，参与者并不知道或者需要知道他所追求的所有目标或者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这样的一种秩序是自我形成的……”。

C. 格雷欣法则：如果它不是古诺－纳什均衡，为什么它是一个法则？

在本节中，我已经给出了许多制度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市场的竞争性均衡理论预测其观察到的行为。我们有反例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所谓劣币驱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尽管这一“法则”有时被认为是全世界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但它不是一个古诺——纳什均衡[34]。如果货币A和B均被使用，A具有内在价值，而B是无价值的纸币，那么，理论预测A将会驱逐B。这是因为，每一当事人相信，其他当事人是理性的而且在交易中只接受A。于是，。于是，每一当事人将避免持有劣币B，而只接受A，A就变成了主导的交易流通媒介，而B则“被边缘化”了（horded）。实验已经证实，如果两类货币在一开始都是可以获得的，实验对象只使用良币（一种有息的永续债券）作为交易媒介。但是，在做实验的时候，实验对象首先有一段时间使用纸币，因为它是唯一可获得的交易媒介，然后引入永续债券，此时，实验对象继续用纸币进行交易，窖藏有息的永续债券 (Camera、Noussair和Tucker，2001)。如果每一当事人相信在交换中其他人将接受纸币，而且，这一信念被经验所支持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完全理性的。将格雷欣法则视为一个信念均衡，光是理论本身并不能够预测这样的信念均衡何时会发生(Ledyard，1986)。

作为对这些结论的补充，另一项实验研究说明了什么时候纸币是唯一的通货。即使是在该纸币在一个有限的期界内被弃置且被另一新的纸币发行所替代的情况下，它也会被使用。这一研究中发现，相对于使用“受到支持的”（商品）货币而言，实际经济会遭受某些效率损失，但是，即使在很短的实验期内，经济也不会崩溃。只有当一个“政府部门”印刷纸币来私购买人部门的实际商品时，才可以观察到实际部门的效率崩溃。而且，另外的实验检验表明，经济崩溃并不是由于印刷纸币引发的通货膨胀，而是由于某些当事人能够利用印刷的纸币挤出私人的实际购买时，干预了市场的实际价格发现[35] (Deck、McCabe和Porter，2001)。

D. 心理学和市场

心理学家和研究决策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得出了与理性理论相悖的结论(Hogarth和Reder，1987)。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36]，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对“异常现象”的关注，将新兴的发现事业（discovery enterprise）转变为对构成主流理论核心的不合理之处[37]和行为表现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研究。值得赞扬的是，心理学家一直坚持一个深入的研究计划，来考察与经典模型相矛盾之处的行为特征。例如， (Siegel，1959) 、 (Fouraker和Siegel，1963) 汇总了一致之处和相悖之处，并利用这些情况提出了一个经过改善以后的模型。类似地，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 (Kahneman和Tversky，1979)修改了标准期望效用理论的效用和概率加权函数[38]。但是，如果研究策略强调的是理论的失败，而把理论预测的成功排除在外，那么，这样的研究策略就有可能扭曲专家们的信念，更不用说普通大众的想法[39]。

E. 心理学、经济学和两类理性

奇怪的是，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作为主要当事人的形象模糊了他们在其学科根基方面的基本一致性。两者都依赖于建构主义：（1）就市场是理性的[40]或是不理性的[41]而言，这只能直接从当事人的理性或非理性得出[42]；（2）个人理性是一个自知的（self-aware）、最大化的计算过程[43]；（3）两者中绝大多数都不愿意承认，天真而不懂世故的当事人能够在没有理解整体及其个人角色的情况下，通过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对不知情的交易者来说，既不存在“魔法”，也不可能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达到社会的最优目标；（4）因此，心理学家大体上通过询问实验对象在选择问题时的反应来发现他们是如何“推理”的，以此来检验个人决策的理性。经济学家并不想挑战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他们受同一个视野的限制（当事人是如何有意识地进行思考的？），对认知心理学所使用的问答调查法提出了批评：赌注为零或者太低[44]；实验对象太不成熟，太没经验或者未受训练，以至于一个严肃的研究者不能发现“真实的当事人如何真正地思考。”许多心理学家似乎发现不理性无处不在，而许多经济学家似乎认为这些发现不管在哪儿都是不重要。对这些经济学家而言，当事人如何思考的确耗费实验经济的核心（core）；心理学家只不过‘不能’恰当地实施其对这一核心的研究[45]。

观点调查确实能够提供重要的见解。有时，实验室和现实的报酬激励型选择可以用来更严格地检验调查结果，并发现这些结果具有预测内含（predictive content）（例如，财富减少或增加之间的不对称性）。有时，人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其言谈相反，有时，通过询问，你不能发现什么东西，因为当事人自身也不知道他们将会做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例如：

对低货币赌注和高货币赌注下的风险偏好的比较表明，实际回报水平对决策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是，有些研究使用了非常高的赌注——平均累积收益是实验对象每月正常生活费用的三倍，这些研究并没有驳倒从有关行为选择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的定性结论 (Kachelmeier和Shehata，1992；也可参见Binswanger，1980的类似发现)。

考虑在教室中进行的双向拍卖的示范实验：在简要介绍情况之后，学生们否认存在任何形式的定量模型，该模型能够月测他们的市场价格和交易量，或者他们能够最大化其利润；但是，一个用信封装着预测结果的参与人提前打开信封，指出这种一致意见是错误的。分散的私人价值/成本信息都被计入了均衡价格，而且每一当事人在给定所有其他当事人的行为的情况下，最大化他或她的利润。这里，的确存在一种“魔力”，但是我认为，只有在个人选择的博弈理论水平上，在并未很好地理解或很好地建立模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魔力”[46]。作为经济理论家，我们的有限理性在经济科学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要比私下里知情的当事人在其最大化来自交换的收益的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要大得多。

在资产交易中，参与人的调查反应体现出在他们关于基础价值的信息和他们对在走向理性的预期均衡的漫长路径中所产生的价格泡沫和破灭的令人大惑不解的经验之间的脱节 (Schwartz和Ang，1989) 。

针对爱何华电子市场交易者进行的民意测验所发现的判断偏见（judgment biases）与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s）在公开的民意测验所发现的判断偏见是相同的，但是，这些偏见并不妨碍市场预测直选结果的能力 (Forsythe等，1992)。

在偏好逆转调查实验中，实验对象报告许多不一致的选择：赌博A偏好于B，但是，一名实验对象将卖出A，以得到更少的B。对实验对象的现金进行套利交易刺激的选择迅速的降低这些不一致性(Chu和Chu，1990，第906)，而且，已经证明，在某些但不是全部条件下，这种不一致性是无偏的随机误差(Cox和Grether，1996)；也可参见（Soper和Gigliotti，1993）, 他们俩直接研究了选择的非传递性，并且发现误差是随机的。

(Kahneman、Knetsch和Thaler，1986；以下简称KKT)提供了许多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要求回答者对在对在竞争性环境中的基本商业行为的公平性在一个四分位的范围内（four-point scale）进行排序。[47]在一种情形中，一家五金店在一场暴风雪之后将雪铲的价格从$15美元提高到$20美元。82％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或者是十分不公平的。 (Franciosi等，1995，第939—940页)用词语“可接受的”替换“公平”，用“不可接受的”替换“不公平”[48]，并对这个KKT例子增加了另外一句话：“商店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对其固定客户无货可供，因为另一家商店已经将价格提高到$20美元。”现在只有32％的人认为该行为是不合适的。这一操作暗示，调查结论对感情词汇和/或所感知的用非个人的市场力量表示的‘正当理由’可能是敏感的。

注意，只是在私人信息环境中，在其中，市场加总的信息远远地超越了每一个体所知道的以及所能够理解的信息，被征求的意见迄今为止是不相关的。调查的不出有用的理解，因为实验对象是不相关的。在完全信息的资产市场上，实验对象知道它的基础价值结构，通过重复的实验过程，逐渐具有共同的期望；即，初始的共同信息不足以引起共同的预期[49]。他们短视地进行操作，他们的表达出来的迷惑（“价格无缘无故地上涨”）反应出这种短视。这些评论表明，系统地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调查结论是强信息的（robustly informative）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并非如此，就可能得到深刻的洞见。

F. 公平性：一项实验市场检验

在发展一项“参照交易”（reference transaction）的描述性理论[50]时，KKT指出，被认为‘公平的’东西可能会发生变动：“在一开始看来不公平的交换条件可能在某些时候需要一个参照交易的状态。” (KKT，1991，p 203)。这为将‘公平性信念’改编为竞争性均衡的变动铺平了道路。尽管竞争性模型是具有静态预测内含的一个模型，但其预测对于对参数的变动做出反应要花多长时间是沉默的。KKT的论点不是预测性的，但是，他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为什么市场可能在对变动做出反应时行动迟缓的见解。他们的见解如何呢？Franciosi等(1995)阐述了一种最优选择的偏好模型，该模型考虑到自我消费和“公平”之间的一个功利主义的替换关系（trade-off）。例如，两种商品(x,z)的效用由u(x, z) = z + ax – (b/2) x2 -αx[(π/π₀) – 1]给出，其中，卖者的利润π，相对于一个参照利润π₀，似乎在买者的效应函数中是一种‘外部性’。在收入约束条件下，通常的最大化得到逆需求函数：p = a – bx - α[( π/ π₀) – 1]。因此，对于α > 0，加大一家企业相对于参照利润的任何环境变动都具有一个外部效应，该外部效应降低买者对x单位的逆需求。如果α = 0，那么，我们由标准的自我最大化理论。因此，Francios等(1995) 可以检验（而且从不使用单词‘公平性’）：如果作为实验对象的买者功利主义地关注利润相对于基准利润（baseline）不要增加，那么，在基准线改变之后，相对于在不存在外部效应（α = 0）时的标准预测的均衡，这种改变将改变所观察到的均衡。在一个按牌价出售的（posted offer market）市场上，给予了KKT他们最好的机会（shot）（卖者不能相互看到牌价，因此，不能心照不宣地仿效相互的价格或者贱卖）。Franciosi等(1995) 发现，当α = 0时（要么通过无披露实施，要么通过边际成本调整披露实施），市场迅速地收敛于新的竞争性均衡。当α > 0时（通过利润π和π₀实施），价格缓慢但精确地收敛于新的均衡。因此，在对“公平”效应最有利的情况下，反应的动态学改变了，但是，标准的竞争性模型所预测的均衡并未改变。除了短暂的“公平”效应之外，市场的纪律使所有其他效应消失于无形。如果卖者能够相互看到价格，那么我预测，如果“公平”效应存在的话，它也会小得多。

[26]　 Puget Sound Energy于2002年11月6日发布的新闻稿中对此做了说明。PSE建议提前结束“使用时间的试点计划”（Pilot Time-of-use Program）：PSE的使用时间计划创立于2000年能源危机期间，其目的在于激励电力消费者转向更便宜的当天非高峰时间的电力消费。由于能源市场趋于平和，因此该计划于2002年7月进行了调整。自那时开始，使用时间的试点计划导致了大多数参与者的支出稍稍高出了统一费率……Reynolds（PSE的发言人）说，“然而，如果想研究这一新的领域，你必须要认识到该计划有时并不像你希望的那样运作……你不仅要对该计划进行严格的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如何成功地调整该计划以使之适应未来的能源市场。”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机制才能最好地运作，因此你必须开发零售市场，使之也能够“自由进出”。实验研究的一个可能结果是一个合同，该合同将使电力供应商与客户共享本质上不可知且又不可预测的费率下降。当事先不能知道所有的情况时，应该使用比例规则。新西兰的可交易捕鱼配额最初是专门针对数量的，后来重新设计成针对可以获得的数量变化比例（与Maurice McTigue的交谈，2002）。实验室实验的优势在于这样的错误会暴露出来，矫正错误的可选择机制可以得到检验，而且成本很低。

[27]　我从来不曾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它不过是如下观点的再现而已，即我们可以设计出最好的社会制度，而读者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解释。参见脚注20。

[28]　在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中，公认的设计失败就是阻止输电机构签定电力供应的长期合同（Wilson，2002，第1332页）。请注意如下简单的流行解释：同样的错误不会出现两次。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想保护输电机构的垄断力量，以便把电力输送电网的租金和以固定的管制价格定量供应和销售能源相挂钩，那么保护输电机构在短期内不受电力批发价格波动影响的方法之一可能是鼓励输电机构按固定的平均输电成本签定长期合同。但是，如果供电商预期会出现短缺，那么他就想提高价格和/或签定短期合同——你不可能从石头中榨出血来（get blood out of turnip）；长期合同只能将成本降低到令供电商对高的现货价格感到吃惊的程度，但是在合同到期后的再谈判中，供电商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供电商们开始阻挠长期合同的签定时，加利福尼亚就发现了这一点，并遭遇了高价格。上述整个论证表明，制度设计缺陷应该对加利福尼亚的电力危机负责。因此，你必须（1）消除当地电网垄断的合法势力，使竞争性能源供应商可以与能源消费者签定在非高峰时期降价的合同，并设置支持性的控制措施；（2）让这种竞争决定动态的价格结构，以及执行这种价格结构所需要的投资；（3）同时，让金融工具不断演进，以对冲价格更少波动时带来的各种风险。金融工具可以对冲价格波动，但不能对冲电量（load）的波动。只有需求敏感型的可中断电量（interruptible loads）才能缓解供给紧张，并提供需求方储备以减少电量流失的风险。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可以预测并规划必须的技术组合以使市场能够管理需求。因此，撤除所有的进入壁垒，允许公司通过竞争来发现组织零售系统的有效方式并对这些方式进行改进，是非常重要的。认为短期零售需求是“极度”缺乏弹性的观点忽视了这样一点：你是如何知道切断电量的技术是没有灵活性的？竞争和创新激励从来都不是加利福尼亚制度设计中的组成部分。

[29]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验研究的局限性是什么？我认为，任何试图找到这类局限性的尝试很可能都与某些实验主义者持续不断的独创性和创造力（在任何时候这两者都是主要的障碍）密不可分。25年前，我不能想像，我们可以做现在实验室里很常见的各种实验。实验主义者也包括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他们认为在实验室和现实之间并没明确的界限。

[30]　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尝试建立连续双向拍卖均衡模型，这一事实表明了建立这类模型固有的困难。Wilson（1987）曾经勇敢地做过尝试，并取得了进展。Daniel Friedman（1984）利用非常规的无堵塞（no-congestion）假说来证实纳什——古诺分析，并得出了效率和一个竞争性出清价格的结果。Wilson（1987）利用有关共同知识的标准假设，即假设买者（卖者）数量、每个人都有一单位的无弹性需求（供给）、收益的线形偏好、无风险厌恶或财富效应，共同受到干扰的价格，以及“参与者有能力计算均衡策略并选择一个均衡，而选择均衡的方式就是共同知识”（第411页）。这是一个抽象的好像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博弈论专家的建构主义模型，该模型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思想过程，而参与连续双向拍卖的所有博弈论专家都不会运用这一思想过程。这一模型本身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在能够合理地进行交易的买者和卖者都只有一个的终局博弈中，会出现退化，这是一个对参与者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认为信息不完全的买者和卖者仍会试图进行交易并因此控制价格。额外的边际交易者可以给终局对价格的限制带来机会成本。为了使机会成本影响参与者的行为，就不能让参与者知道有机会成本。Wilson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然而，最关键的缺陷是这种博弈论模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Wilson，1987，第411页）。我们确实面对着笛卡尔建构主义的这些局限——也许是没有希望（dead-end）的最终结果。除了实验中所谓的“幼稚的”参与者外，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大内是如何通过连续双向拍卖和其他制度毫不费力地解决了我们与他人交往中的平衡问题。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并不能使我们理解上述重要的实验结果。

[31]　如要了解有关连续双向拍卖和零售电力公开报价式（posted offer）定价机制之间的差异，请参见Ketchman等人（1984）。与公开报价式定价机制相比，连续双向拍卖更有效率，而且价格的趋同更快。那么，为什么连续双向拍卖没有侵占并替代公开报价式定价机制呢？答案在于，把每一个零售客户培养成一个与公司进行有效率谈判的谈判者需要很高的成本。制度反映了机会成本的精妙结构，公开报价式定价中的交换效率损失超过了导致价格政策集中化的大规模零售（mass retailing）创新带来的分配性生产效率。正如我所写的，这些政策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修正，因为在互联网上价格可以被调整到反映买者的机会成本特点，例如他们访问了多少其他的互联网网址（Cary Deck和Bart Wilson，2002）。创新引致的制度变化，例大规模零售是形成生态理性均衡的组成部分。

[32]　 除了爱何华电子市场以外的其他市场也有有效率信息聚合特点。赌马市场就是一个例子，有趣的是，该市场的环境与爱何华电子市场非常相似：以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的明确定的赛马结果进行结账，相反在股票市场交易中，预期不断地波动，没有确定的最终值。“赌马市场令人吃惊地有效率。市场概率极好地反映了赌赢的概率。这意味着赌马者有相当多的专长，而且市场得到了认真的对待”（Thaler和William T. Ziemba，1998，第169页）。行为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吃惊，因为他们的方法论被局限在寻找与标准理论相偏离之处。不寻常的是，行为经济学家在赌马中发现了值得说明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有效率的结果。对于那些信奉实验经济学、爱何华电子市场和类似的市场研究的人来说，效率不仅是常见的（如果不是无所不在），而且它不能归因于有“相当多专长的”当事人。尽管当事人可以获得重复的交往经验，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经验给他们带来足够的经验，但他们通常是幼稚的。然而，正如在爱何华电子市场和实验市场中一样，赌马市场是不完全的：在选择前两名和第三名中存在着无效率，而且还存在着特别喜欢冷门的偏误，其中后者在当天的最后两轮比赛中更容易出现。有很多假说被用来解释这些无效率，但是有意义的是，用于在前两名、第三名和冷门无效率之间进行套利的计算机程序已经被编制出来（套利带来的收益大约为每注11%）。（在我看来，这些套利程序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还不会使套利机会消失——可以一直套利下去！。）

[33]　 限于篇幅，我不能完整地论及当当事人的某一个子集在产品质量或价值特征方面具有非对称的信息优势时所引发的许多重要的问题。分析表明，这样的条件导致市场失败或无效率。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些是由于对市场双方以及价格的信息内容的影响未进行充分的研究导致的。实验已证明，建构主义者的无效率通常会因几种生态上的理性反应机制之一 ——卖者之间对声誉的竞争、质量（品牌）信号、产品担保、以及自我修正所宣称之问题的私人的非对称信息加总于公开价格的方式——而得到缓解。参见，例如Miller和Plott (1985)；Plott和Wilde (1982)；Plott和Sunder (1982, 1988)，Camerer和Weigelt (1988)。

[34]　 哈耶克注意到，格雷欣法则既不是源于格雷欣，在理论意义上也不是一个“法则”，而且“……作为一个纯粹的经验法则，它在实践中是毫无价值的。”在20世纪20年代，当人们开始使用美元和其他硬通货以替代贬值的马克时，有人声称格雷欣法则错了，情形恰恰与格雷欣法则相反。

[35]　比较实验描述了这一点，在该实验中，不存在政府当事人，但是，纸币在每一期间以在那些有政府当事人存在的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平均速率通胀。

[36]　 “大约在1970年之前，从事判断和决策研究的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人类是相当好的决策制定者……但是此后，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这种下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实验结论所强求的。实验对象并不是突然地变得对实验任务欠老练，或者经验主义者也没有开始永一个更严格的标准对其表现评分。相反，研究者开始有选择地强调某些结论，忽略其他结论。”“在人们认为该观点正确的意义上，人们是非理性的观点是真实的。但是，现实通常是矫饰的”（Lopes，1991，第66页，第80页）。

[37]　 我用“caricatures”一词，是因为经济学长期针对以自利的市场竞争为核心的新古典模型提供了大量的特例：选择的外部性，公共产品效应，以及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选择的“异常”寻求解释。（Markowitz，1952；Friedman和Savage，1948）。但是，自利当事人的新古典假设在理论结论上最多产，因此，它也是批评家的明显而容易发现的目标。

[38]　 在前景理论上，他们的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利用经验检验，证明了在最先由Markowitz（1952）暗示的两个思想――即，适用于相对于个人当前资产状况的财富（收入）变动理论之思想，以及人们对损失是风险偏好的，对收益是风险厌恶的思想――之间的相关性。这同标准的期望效用理论是极其一致的，后者只要求选择的奖赏能够排序，所以，适用于财富或收入。对我而言，理论最适用于那种奖赏似乎是一个内在地由经验决定的东西。

[39]　我认为，实验市场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实验经济学家在给定个人价值观的情况下研究市场运行（理性）。而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个人的价值观（理性）。如果进行交易的物品是前景，那么合适的估价就是其现金价值，无论是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还是某些其他的理论。因此，Plott和Uhl（1981）研究实验市场，在该市场中，交易的标的是赌博，并且得到对竞争性均衡的收敛，其中竞争性均衡的定义是基于赌博的期望价值的需求和攻击。但是，对于在个人层面上的理性和在市场层面上的理性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制度如何调整这些共同之处，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市场自行其事，而不管个人所提供的价值是什么——理性的、不理性的（irrational）还是缺乏理性的（nonrational）。

[40]　 例如前面讨论过的双向拍卖市场。

[41]　 在走向均衡的长期路径中，实验的资本市场出现泡沫并破灭 (Smith等，1988；Porter和Smith，1994)。关于对实验对象的经历和资产泡沫的一项新的研究，参见Dufwenberg等 (2002)。

[42]　 因此，即使是一个“……垄断者……也不得不拥有一个完整的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阿罗，1987，第207页)。也可参见前面的注释30对于赛马市场的效率以及打赌者因此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技巧的描述。因此，市场理性被自动地假设为是完全由个人理性推出的。

[43]　 对于决策是一个理性的建构主义者的行为，这里有一个特别清晰的陈述：“动机并不是由魔法引起的：它们由集中注意力和深思熟虑产生。”(Tversky和Kahneman，1987，第90页)。

[44]　在决策行为实验中，使用现金或其他奖励手法是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之间的关键区别之一，Hertwig and Ortmann (2001)提供了一个列表。但是，随着认知心理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包括那些对动物行为模型见多视广的人）的结盟，关于对实验对象付费的争论迅速地被瓦解了，实验对象获得了明确的报酬。(Breiter等2001；McCabe等，2001；Thut等，1997)。

[45]　 卡尼曼（Kahneman）显然并不把人们视为无理性的，除非是在基于占优选择的经济建模中使用的狭义意义上。事实上，他认为，他的与SSSM相悖的经验发现是容易的，因为任何心理学者都不会相信SSSM。参见诺贝尔基金会对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网址为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2002/kahneman-interview.html。

[46]　 在宏观市场层面上（macro-market level）, 经典的瓦尔拉斯调整模型很好地预测出收敛性，以及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均衡的情形，但是，模型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所采取的路径，包括在可替代的不稳定的均衡之间的跳跃。参见Plott (2001)所做的出色的总结。与选择行为的脱节如下所示是明显的：瓦尔拉斯的动态学做出了关于价格调整的特别假设，以对超额需求做出反应，但却根本没有谈到驱使价格变动的当事人的相应报酬。瓦尔拉斯的动态学是一个关于逼近机制的寓言，在其中，不存在不均衡的交易，而Plott (2001)的结论是带有大量不均衡交易的、连续的双向拍卖交易。

[47]　 术语“公平”（fairness）在不同的场合下有许多含义，我相信，在实验科学中，除了它被明确地模型化，或者被检验的模型处于实验对象在对模型定义的参数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情形下而外，最好完全避免使用该术语；那么，术语“公平的”（fair）以及它的含糊性就能够一同避免。它在Franciosi等 (1994)所定义的功利主义定义，以及Fehr和Schmidt (1999),以及Bolton和Ockenfels (2000)中，就是这么用的。当然，如果目的是看它的指导性的（instructional）使用如何可能会对行为产生一种感情上的影响，那么，使用该术语就是合适的。在Zajac (1995)的重要著作中，“公平”的感情内含是清晰的，他还对在佛罗里达2000年度的竞选辩论中，将公平性的争论说成是自利的花言巧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Zajac，2002)。

[48]　 KKT指出，“……语句“它是公平的”只不过是绝大多数被研究者认为它是公平的一个缩略语”(KKT, 1986, p 201)。但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企业行为是否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在决定企业的行为时，一种行为是不是“可接受的”似乎同它是不是“公平的”同样重要。如果对两个术语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说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面，就存在不可避免的含糊之处。

[49]　 这种解释与利用大学生、小生意者、公司管理者以及店头（over-the-counter）交易者进行的资产交易实验是一致的。(Suchanek等, 1988, Porter和Smith……)。据我所知，利用无经验的实验对象的例外情形只是在针对高年级研究生才观察得到。(McCabe和Smith, 2000—PNAS)。

[50]　 这一方法论是由站不住脚的信念——即，一般的理论能够直接从观察得出，只要你有足够的数据――驱使的。(参见Smith，2002，以及那里的参考文献)。“或许，从这些研究种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公平性规则不能供从常规的经济原理，或者制度和内省中推出来。用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The Adventure of the Copper Beaches’的话来说：‘数据！数据！数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KKT (1986, p115-116)。“公平性”的预测理论也不能从任何数量的KKT数据中推出来。如果在调查问卷中通过试错法修正，发现了N个“公平”规则，那么，就存在一个可以被确定为一个新的规则的第N＋1个变种。更多的数据会没有帮助的，因为，作为一个单词，在这里所使用的公平概念并没有提供修改标准的理论以校正其预测缺陷的有效手段。

III、人格化的社会交换

实验经济学最为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就是：（1）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小团体和大团体“非人格化”市场交易机制中，人们总是表现出不合作的倾向；（2）在“人格化”的交易（二人展开式博弈）中，许多人（在一次实验中的比例达到50%以上，而在二次实验中则超过90%）采取合作的态度；（3）而在这两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匿名的实验参与者之间进行的。在这一部分，我将试图总结人格化交换方面——包括实际生活中的人格化交换和实验室中的人格化交换——关于合作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并且评述一些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旨在区分用来构建合作行为模型的预测性假说。在不受市场动机影响的前提下，我的有待论证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也许是和解释合作行为的最有用的方法。这一假说认为，合作是文化和生态演进的某个未知组合的结果，其中生态提供了限定合作潜力的抽象函数，而文化则构成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具体形式。为了表达我思考的全过程，我将首先从商业、法律、人类学和美国经济史的角度，讨论一些亘古不变的跨文化社会准则。

一项社会准则（惯例、规范）究竟是如何出现、成为固有的文化形态、乃至被社会成员广为遵守？我将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解释“诚信交易”的准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买者和卖者之间就交易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假设卖者一开始先报出一个销售价格，买者随即答复一个低一些的购买价格，之后卖者降低了他的销售报价，如此这般地进行下去。在这个互相让步的过程中，如果买者（或者卖者）已经做过让步，后来又报出一个更低（或者更高）的价格，这就会被看作是一种讨人嫌的行为（bad form）。这种行为就违反了“诚信交易”的原则（参见Siegel和Fouraker，1960，第20页）。为何得出这种结论？人们可以这样认为，那些不守诚信交易原则的人，别人就不太愿意再找他们做买卖。所以，这种行为就增加了完成一次交易的时间，从而也就增加了交易成本。交易的双方会自行选择交易对象，他们会倾向于不理睬那些耗时过长的讨价还价者，而他们要辨别出那些愿意长时间讨价还价的人，也要花掉更长的时间。这样的规范——在这个例子中体现的是时间的节约——就会成为文化准则的一部分。这一规范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它最终会被纳入合同法和证券交易规则的条文中。命题：在这一过程中，这样的规则长期存在以至于成为根深蒂固的惯例，而法律就在这种集体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出来。在这个例子中，这种自发形成的规则减少了交易成本，而在双边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平衡如何实现的经典问题则继续悬而未决。

A：没有法律的自生自发秩序[51]

早期的“法律给予者” （law-givers）制定的并不是他们“给予”的法律；他们研究社会传统和非正式的规则，将它们表达出来，称之为上帝的法律，或者自然的法律[52]。著名的律师爱德华·科克爵士 （Sir Edward Coke）认为，17世纪的社会规则要比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威。而尤其突出的是，这些规则的流行，为在英国实现法制铺平了道路。同样地，美国西部的牛仔联盟（the cattlemen’s associations）、土地俱乐部（land clubs）和矿区也都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规则，从而为确立和实施产权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牛屁股上打上的印记，是牛仔永远的所有权标志，他的财产是受他所在的养牛俱乐部（cattle club）雇用的枪手所保护的；而抢先占有无主土地的人，其权利是受土地俱乐部强有力的保护，（Possession is nine points of the law？）这种俱乐部由那些最早在荒地上定居的勇敢者组成，他们要比那些一味宣称自己掌握土地所有权的老手和根据《宅地法》才开始定居的人来得更早。而采矿权则是由采矿俱乐部成员负责划定、确立和维护，后来这些规矩也都成为公共采矿法的一部分（Anderson和Hill，1975；Umbeck，1977）。一个多世纪以来，缅因州捕龙虾的渔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权利，他们运用威胁乃至暴力来保障在附近海域中他们的专有的个人龙虾捕捞区域（Acheson，1975）。爱基斯摩人的北极熊捕猎队会把一头熊的上半身的熊皮（其长长的鬃毛用来装在妇女的靴子中保暖）奖励给那个用他的长矛最先刺中熊的人（Freuchen，1961）。现存的原始狩猎部落逐步养成了分享共同的狩猎和采集成果的习俗。比如说，东巴拉圭的Ache人会在整个部落内部分配易变质的狩猎产品，而不易变质的采集产品则仅仅在核心家庭内部分享（Hawkes，1990s；Kaplan和Hill，1985）。

B．埃里克森与科斯定理

运用牧场主/农民的例子，科斯（1960）证明，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就理论上而言，效率并不依赖于谁应该对游荡的牲畜对谷物所造成的损害负责。法律责任给了牧场主一个激励，使她愿意采取不让牛四处游荡的措施。就成本效益而言，这对她来说是划算的。但是，假如她不需要负责任，而且是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上，那么受害者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会商量出一个向牧场主付费的解决方案，也能取得与依靠法律责任同样有效率的控制措施。在这样做的情况下，假定受害者所能节约的谷物损失费用，要比不让牛到处游荡的成本大，否则，不让牛到处游荡的措施就是无效率的了。运用市场谈判的激励，外部性就可以内部化。说来也怪，科斯定理——即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效率与责任归属无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大堆过于简单化的理论特别忽略了交易成本，显然这是有意而为的。科斯提出，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交易成本至关重要的世界上，如何处理有效率的责任规则。他还用交易成本的框架，讨论了在许多法律判例和案件中的社会成本问题。

最初，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实行的是“开放牧场”（open range）的法律。这就意味着原则上，牧场主不必对他们的牛偶然闯入不设篱笆的土地所造成的损害负法律责任。随后，在1945年，加利福尼亚的一部法律授权沙斯塔议会在该县的某些区域实施“封闭牧场”（“closed range”）的法规。这一法规的实施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根据封闭牧场法，牧场主对于他所养的牲畜造成的损失，负有严格的法律责任。罗伯特·艾里克森（Robert C. Ellickson，1991）这样问道，“在这个县采取了按科斯的解释来说是截然相反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居住在沙斯塔县的居民们该如何来处理游荡牛群的问题？”答案是：“事实上，居民们强烈倾向于合作，但他们合作成果的取得，不是像科斯的例子所设想的那样，是通过就法律上明确的权利讨价还价，而是形成和实施了适应性的‘与邻为善’的规则，这一规则要比正式的法律安排更有效。尽管他们选择的路径与科斯的例子所设想的不同，但其结果却与科斯所设想的完全一致：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通过相互协调实现了共赢。”（Ellikson，1991，第4页）。因此，沙斯塔县的居民们，包括法官、律师和保险精算师，并不具备正式的当地侵权法的实际知识。居民们通知牲畜的所有者，并且帮助他们一道捉拿游荡的牲畜；他们用心算（互惠）的方式来确定损失。比方说，一个牧场主，如果他的牛闯进了别人的牧场里，他会叫受害者过来，带些干草回去；或者，如果你的羊吃了我的西红柿苗，你答应会帮我重新补种上；他们也会私底下嚼舌头，向官员抱怨，而且提出非正式的索赔要求（但不是通过律师）以惩罚他们的不守规则的邻居；他们极少请律师来寻求经济补偿；他们一起来建篱笆，绝大多数时候按照比例来分担——如果你的牲畜比你的邻居多，那你就多付些费用；在他们眼里，有关设置篱笆（封闭放牧）的法律可有可无；如果要种农作物，他们也不会改变有关设置篱笆的义务。最后一点要指导的是，与科斯的例子恰好相反，牲畜游荡的主要成本，不是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而是公路上的车祸造成的牲畜死亡和财产损失。

C. 匿名配对的扩展式互动

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中，合作也可以出现在匿名配对的扩展式博弈当中。尽管这样的行为与理性假设相对立，但是它与在没有外部强制性法律情况下的自发秩序并非不一致。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在实验室里匿名状态下的相互关系？非重复博弈理论的模型是有关不涉及历史或者未来的陌生人的（Rosenthal，1982），但长期以来，匿名配对已经在小团体实验中得到应用，用来控制自然社会交互作用的未知的复杂性（Siegel和Fouraker，1960）。面对面的互动会抵消产生合作结果方面的程序效应（Hoffman和Spitzer,1985; Roth,in Kagel和Roth,1995）。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正是这个条件提供了探索有关社会交易的人类本能的最广阔的角度，而且，人类本能如何受背景、报酬和程序条件的影响这一点，也使得社会距离的元素多样化。另外，研究什么东西不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什么东西是。

D．感知和心智的内在秩序：为什么背景会起作用

两项决策任务，由同一个抽象的博弈树代表，因为它们所处的背景不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在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找到。哈耶克（1952）是发展感知理论的先驱，这一理论对有关感知的神经系统科学有所贡献。我们的心智很自然地就会假设，经验是接受到感官刺激而形成的，而感官刺激反应了环境中的外部事物的不变的性质。相反，哈耶克认为我们当前的感知来自于外部刺激和我们过去在相类似条件下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心智中形成的不同类型则基于现在与过去的感知相重合的相关频度。人的记忆当中包括了由处理系统（processing systems）所修正的外部刺激，而这种处理系统是由过去的经验所限定的。（Hayek，1952，第64页，第165页）。这是一个“感知与记忆的持续不断的动态的交互作用，这解释了……现代证据所表明的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与表象网络的同一性。”“尽管缺乏数学推导，哈耶克的模型还是很清晰地包含了后来那些联想记忆网络模型的绝大多数元素…”（Fuster，1999，第88—89页）。

哈耶克的模型抓住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人的心智的内在秩序中，感知有其自然的机理：抽象的功能与经验结合在一起，决定了网络的连接与扩张。无论是功能的缺乏还是发展性的经验的不足，都会造成缺失；阻塞或者扭曲感官输入信号，功能就会受损；而因脑部损伤或者遗传缺陷导致功能受损，发展也就会受影响。

这一模型与下面的假说是一致的，即人的心智是由各种专门针对视觉、语言学习、社会交往和其他一系列功能的交互式的模块（环路）所组成的。（参见Cosmides和Tooby，1992；Pinker，1995）。在这个意义上，心智是我们的大脑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和在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的协同进化的无意识的产物，而正是我们的大脑将我们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使得推理成为可能。我们关于人的心智有“空白纪录”（Pinker，2002）的传统认识，使得如下论断变得很清晰，即心智的阐释与我们的直接经验是刚好一致的，正如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或者巫婆必须被除掉。在超越这种传统认识的每一个案例中，根据推理得出的间接的证据，需要成为我们的“体验”经验的一部分。这样构成主义者的理性就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理性。

E．实验程序

我接下来要报告的这些实验将显示，对于我们观察到的交互式决策行为而言，社会背景能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这种可能性是根据记忆的自传式的特点以及在形成记忆的过程中过去保存的经验与现在的感官输入信号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而得出的。我将报告在单次、双人、连续行动博弈树中做出决策的后果。在给实验对象看的指导书上不使用技术性的和具有角色暗示的词语，诸如“博弈”、“比赛”、“比赛者”、“敌人”和“同伙”等等 （除非指导书上的变化是作为系统性的安排以确定其影响）；而是用了“决策树”、“决策者1”或决策者2、和“你的对方”等词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基准的背景，避免一些情绪化的词语会引发实验者的无意识的联想。我不是说这种基准是“中性”的，这是一个没有被清晰限定的概念，因为背景究竟能起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实验者自身的经验。指导书遣词造句的变化对于决策的影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指导书的任何具体的形式都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处理方式，除非观察数据对指导书上的变化有十分明显的反应。所有的观察数据都应该被看作是实验程序和理论假设的共同结果，而这种假设是由我们想要检测的参数所构成的。这一点不光是就实验数据而言的，对于实地观察的数据，乃至对于整个科学而言，这一点都成立。（参见Smith，2002）因此，理解程序如何进行以及影响行为的不同参数（博弈，收益（payoffs））是很重要的。

对一次经济学实验而言，实验参与者应该提前招聘到位。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之后，他们要首先签到，领取参与实验的费用，然后被分配到有40个座位的大屋子的各个电脑终端面前。在以下提及的实验中，通常还有其他11个人分布在屋子的各处。在每个实验参与者都坐到座位上之后，他们在实验指导书的指导下，开始进入实验系统，回答提示性的问题，知道他或她是与在这个屋子里的另外一个人匿名搭档，他或她不知道那个搭档是谁，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对方也不知道他或她是谁。这并不是说一个实验参与者对其搭档的情况一无所知。比如说，看起来他或她是另外一个“情况类似”的人，比如说是个大学生，或者是某个行业的一名经理，从他那里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能觉察出某个团体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显而易见，一个人在实验过程中会投入许多过去不同的经验和观念，而这些与目前的实验是紧密关联的。

F．决策背景：最后通牒式博弈的例子

最后通牒式博弈是一种具有如下抽象形式的两阶段双人博弈：对每一对而言，实验参与者都确定一个固定数额的钱m，（比如说，m等于1美元现钞的十倍，或者等于10美元钞票的十倍）；实验参与者1将0≤x≤m个单位的钱给实验参与者2，实验参与者1手上还有m-x个单位的钱；然后实验参与者2可以选择要么接受这个出价，要么反对这个出价。如果接受的话，实验参与者1得到m-x，而实验参与者2得到x。而在不接受这个出价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一无所获。

接下来我要报告在四种不同的指导性/程序性安排之下最后通牒的结果，这几种安排都有着同样的基础性抽象博弈结构。在每种情况下，假设你本人都是实验参与者1。从霍夫曼等人的著述中（Hoffman等,1994；下文中简称HMSS），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通牒式博弈的具体指导、参考文献和这种博弈形式的起源。

“分配10美元。”你和你的对方已经“临时攒了10美元”，并且被随机指定了工作。你作为博弈参与者1的任务是填写一个表格来“分配”这10美元，然后由你的对方来决定接受或是拒绝这份表格。

“权利竞赛。”上文提及的在房间里12个人，每个人根据普通知识小测验回答相同的10个问题。你的得分是回答正确的问题数目的总和；如果有人首先完成了小测验，便有了胜负之分。得分从1分（最高分？）直到12分（最低分？）。那些得分从1-6的人被告知他们获得了担任博弈参与者1的权利，其余六人将担任博弈参与者2。

“交易。”博弈参与者1为卖方，而博弈参与者2为买方。有这样一份表格，上面分别列有价值为0,1,2,…，10的买卖双方的利润，由卖方来要价，买方选择买还是不买。卖方的利润即为被选定的价格；买方的利润则为（10-此价格）。如果买方拒绝购买，则双方均得不到任何利润。

“竞赛/交易。”这种处理方式包含着竞赛和交易两方面；即交易中的买卖双方被竞赛过程选择。在一种形式下，总额为10张一美元的钞票，而在第二中形式下，总额为10张十美元的钞票。

不论背景如何，这有博弈平衡理论概念（子博弈完美论），它在所有四种处理方式上产生了同样的预测（Selten，1975）：博弈参与者1报价为最少单位的账款，1（10）if m = 10（100），博弈参与者2接受这项报价。这是假设每个博弈参与者感兴趣的是，在狭义上她总是为自己选择两种随之而来的报酬中最多的那份；这种情况是博弈参与双方都了解的常识；博弈参与者1对于博弈参与者2面临的抉择问题采取后退归纳法，这以博弈参与者1的报价为条件。于是博弈参与者1推断任何正报酬对博弈参与者2来说都比零报酬好，因此，博弈参与者1只需报价x=1（10）。

这种分析有一处难题，那就是根据背景，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被解释为匿名博弈对手的社交交易，而这些对手从日常的经验来了解其他人行动的意图。（Baron-Cohen，1995）。假设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下面一种社交契约：如果博弈参与者2有权拥有多于最少单位的账款，那么少于认识到权利的报价（譬如，仅为1美元，或甚至为2-3美元）可能会被一些博弈参与者2回绝。内省的博弈参与者1预计到博弈参与者2可能的心理状态，也许会报价4或5美元以确保他的提议被接受。另外一个选择是，博弈参与者1也许会很高兴把钱给他的对方（从中获取效用）。理由很简单，次博弈完美论有两种选择模式，它预测了最后通牒式博弈的选择，这两种选择模式对影响博弈参与双方的行为方式的背景的可能性留有很大空间。抽象的博弈理论通过“类型”技巧——效用或信仰状态如信任、信赖、报答等等来包含这些选择模式。最后，上述模式的预期成功依赖于相关的任务描述，此描述把背景定义为以依次决定行为类别所识别的个体自传特征。需强调的是，从“类型”（传统说来是效用或信仰状态）到博弈理论选择是很容易的；而把“类型”与个体的记忆知觉系统联系起来是很难的。考虑到神经科学的指导和脑部成像的学习，我不认为这是个可能的次序。

观察一下，在“分配10美元”中，最初的10美元不精确地分给了博弈参与者双方。另外，“分配”（divide）这个词的一般定义（Webster）包括一些可分的量分割为同等的部分。最后，随意的策略被当作成为“平等”处理方式的标准机制。结果，指导可能被解释为，实验者参加了对实验对象的“平等”处理方式，暗示了他们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作为另外的选择，竞赛有意引入需要博弈参与者1“赢得”成为最先行动者权利的前博弈过程。这也许暗示了根据前博弈测验的一些刚放弃的初始规则。

在交易中，最终的博弈包含在买卖双方交易的所得当中。在一个交易中，卖卖双方都想把交易做得更好，我们文化中的买方会接受买方拥有先出价的权利。

竞赛/交易把卖方固有的所有权规则和赢得所有权的机制结合在一起。

表2概述了两个不同最后通牒式博弈交易的研究结果，N对博弈参与者拥有资金为10张1美元的钞票或是10张十美元的钞票，N为23到33的实验对象组。

1．在随机权利下比较分配10美元和分配100美元，我们观察到在报出的数目里从低资金（43.7%）

和10倍增长后的资金(44.4%)中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同时，在回绝报价分别为8.3%和3.7%的百分率中没有显著的差别。

2．当交易和赢得的权利结合起来后，资金的增长从报价资金10美元的30.8%降低到100美元资金的27.8%，然而这个差别在用不同的实验对象的错误抽样的正常范围之内，且并不显著。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平均报价中这个微弱的下降导致回绝率从12.5%上升到21.7%。四个博弈参与者1中的三个人报价10美元遭到了回绝，另一个30美元的报价在与100美元资金的博弈中也遭到了回绝。正如信任/惩罚博弈所示，这种行为和人类强烈的偏好相联系，就是用个人成本来惩罚那些被认为是骗子的人，即使是在严密的匿名情形下。

3．我们注意到把分配10美元/随意授权的情形和交易授权相比较，报价百分率从43.7%降至37.1%，在把前者和赢得权利者相比较，报价百分率则从43.7%降至36.2%，两个降低值从统计上来说都是显著的。当赢得权利者和交易授权结合在一起时，降低值则更为显著，从43.7%降到30.8%。另外，在所有的四项比较中，回绝率为0或适中（0至12.5%）。

4．除了当赢得权利/交易背景中资金为100美元和平均报价降低到27.8%的情况下，被回绝掉的报价的小部分表明博弈参与者1很了解他们的对方，当背景改变时，他们通常报出足够多的数目以免遭到回绝。这个唯一的例外清楚地显示，逼迫到边缘时可能导致回绝率的增加，即使它看似有更多资金作为保证。

这些数据表明在最后通牒式博弈中背景的重要性：当我们把测量结果从最高（44%）移至最低（28%），报价百分率改变多至1/3。正如在跨文化的实验中报道的改变值那样：两名猎人组和五个现代文化的比较揭示了从高为48%（洛杉矶的研究对象）到低为26%（来自秘鲁的Machiguenga的研究对象）的变化。（Heinrich，2000）。These comparisons used care in attempted to control for instructional differences across different languages，但是鉴于感知的本质，这样做实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不能确认指导书、翻译、报酬和处理研究对象的程序等control adequately for context across cultures。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需要区分指导/程序，并且观察结果的样本分布，然后作跨文化的样本比较。

这些指导性的处理结果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没有偏见的”指导来限定其含义。如果结果与指导性的变化紧密相关，那么这一点仅仅在经验上成立。没有这样的研究，有关指导的相关“中立性”的论断就无法得出。主要的教训是，由于感知和记忆的性质，背景就会起作用，而在最后通牒式博弈中，所观察到的结果的变化和被设计用来改变背景明确地表明，背景能够也确实起了作用。服从于同样的感知/记忆变化的实验者们很可能不赞同关于“中立”的含义。

G．从交易中得到或得不到益处的独裁者博弈

最后通牒式博弈通过解除第二个行动者的权利来否决最先行动者的报价以转变为独裁者博弈。Forsythe等人（1994；以下简称FHSS）注意到如果对价格平等分割的观察到的趋向主要归于“平等”——平等分配的社交规则——如果此权利被剥夺，那么它应当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正是回绝的可能性——虽然是非理性的——调节由博弈参与者1报出的数目，那么结果就应该通过解除回绝的权利而受到实质性的影响，而一旦解除了回绝的权利，最后通牒式博弈就转变为独裁者博弈。因此，在独裁者博弈中所报出的平均百分率的显著减少，就会与第二个假设相一致，而没有显著的减少，则与第一个假设相一致。将表格3的第一栏的结果与表2中的“分配10美元”和“随机授权”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独裁者报价仅为23.3%,而最后通牒式报价为43.7%。FHSS的结论指出，仅仅用公平是不能解释在最后通牒式博弈中的行为方式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既然利益是相同的，为什么独裁者们让出了将近1/4的资金？HMSS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推测认为，这种慷慨，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不完全匿名的结果。在HMSS研究之前的所有博弈中，每个博弈参与组合的成员都是对于对方而言都是匿名的，但对于实验组织者而言都不是，实验组织者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决定。因此，他们引入了一种“双盲”处理方式（两种版本）。在这种处理方式中，协议明确了这一点，即包括实验组织者在内，任何人都无法指导任何博弈参与者的决定。从第二个版本，即双盲2中得出的数据，在表格3中表示出来。在这个处理方式中，平均的独裁者报价下降到仅为10.5%。相应地，背景——在这个例子中是指社会联系或距离——对独裁者的转变有重要的影响。这些问题在Hoffman，McCabe和Smith（1996b）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探讨。这篇文章通过改变限定不同版本的单盲和双盲的独裁者博弈的指导性的和协议参数，改变了社交距离。同时，表格3还反映了最慷慨的独裁者中的前50%给出的百分比：单盲38.3%，双盲21%。

Berg、Dickhaut和McCabe （1995，以下简称BDM）修正了独裁者博弈，引入了交易中所得的利益。他们的投资信托两阶段独裁者博弈也运用了双盲2协议：A房间的独裁者给B房间的随机的对方以他们的10美元中的任何一部分（从0美元到10美元）。两个房间的人都知道，如果给任何人X美元，美元的数量会翻到3倍，这样对方就能得到3X美元。因此，最慷慨的独裁者会拿出10美元，这样对方就有30美元的收益。然后，对方又将收到的钱的任何一部分（从0美元到3X美元）返还给原先给他或她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双方都得益的交易是可能的，BDM的问题是，这种背景是否是一种重要的处理方式。注意，这个博弈的分析与单阶段独裁者博弈没有什么区别：运用后退归纳原理，博弈参与者1能明白，博弈参与者2的利益所在是保留所有得到的钱，这样的话他就一点钱都不会给对方。他所送出的钱将会翻至3倍这一事实是不相关的。但是，如果博弈双方能够看到基于博弈参与者1的信任和博弈参与者2的可信赖的这场交易的相互作用，这个事实就不再是不相关的了。

在图表3中，当送出的钱翻至三倍时,送钱的一方即博弈参与者1给出了51.6%，而当送出的钱不翻倍时，他们则只给出23.3%。此外，送钱者的前50%给出的钱从38.3% 增加到74.4%。这表明送出的钱翻三倍这一点使博弈参与者1给出的更多份额。但是，平均而言，送钱者的得失并不完全相一致：博弈参与者2所收到的总数当中，返还给博弈参与者1的钱平均为27.2% （而既然X已经翻到3倍，如果得失平衡的话，返还率应该是33.3%。）In the social history treatment the instructions and protocol are the same as described above except that the second treatment group is shown the distribution of amounts transferred and returned for the first group。Comparing the social history with the baseline mean percent given and returned reveals the effect of being exposed to the decision data of the first group。社会历史不会带来支付的削减，它实际上从51.6% 增长到了53.6% 。而平均返还的百分比从27.2%增长到了35.5%，刚好超过了盈亏平衡的水平。

在传统的博弈理论中，所假设的是自利型模式（就是说总是选择更大的回报），上述这些结果就难以解释。By introducing gains from the investment by Player 1，who can only benefit if Player 2 perceives the process as an exchange calling for payment for services rendered，dictator giving more than doubles。社交历史的作用没有促成投资的减少或是博弈参与者2的回报的减少——实际上这两者都略有增加。同样的行为在黑猩猩和卷尾猴身上也被观察到了。（deWaal，1989 and 1997）。这种信任和可信赖的行为以格言“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吗”为特征在人类中得到了削弱吗？

H. 信任博弈

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已被广泛地进行研究，但是，它们太简单了，不能够对它们所表明的某些基础性的（underlying）行为提供足够的理解。将它们用自我的和他人的报酬混合起来的效用予以过度解释（overinterpret）是有诱惑力的。在表3中列出了极大地扩展潜在的分析所能知晓的东西，在表中，BDM将独裁者博弈扩展至一个两阶段博弈，其中，收益来自于自愿的交易。所以，我们转向一个稍微更丰富的一组两人扩展式信任博弈，在这些博弈中，均衡游戏（equilibrium play）、合作以及对背叛的预期都能够在一个比最后通牒博弈更丰富的参数空间中进行研究。[53]

表3――独裁者给出：存在和不存在来自交换和社会历史的收益

实验

标准的独裁者

博弈给出

双向隐蔽2

独裁者给出来自交换的收益3

参与人角色
单向隐蔽FHSS1
双向隐蔽2 HMSS2
基线
社会历史

发送 (参与人1)
返回(参与人2)
发送 (参与人1)
返回(参与人2)

在总数给定下的均值百分比
23.3
10.5
51.6
27.2
53.6
35.54

由最高的50％的给予者给出的均值百分比
38.3
21.0
74.4
49.4
82.7
55.8

1.数据来自等 (1994)，由Hoffman、McCabe和 (1996b)复制。

2.数据来自Hoffman等(1994)，双向隐蔽2。

3.数据来自Berg、Dickhaut和McCabe (1995)。他们的程序是不同的，但是最接近于那些HMSS中的双向隐蔽2。

4.由于发送者的总量增至3倍，如果接受者平均返回33.3％，那么，返回的平均总量将等于（偿还）发送量。

图1是一个典型的‘信任’博弈树。[54]博弈开始于树的顶端，结点X₁。对于参与人1而言，他可以向右运动，这样，博弈就停止，参与人1得到靠上的报酬$10，参与人2得到靠下的报酬$10；他也可以向下运动，在此情形下，参与人2在结点X₂处选择选择一个运动。如果参与人2向右运动，参与人1获得$15，参与人2获得$25。这是一个合作（C）的结果。但是，如果参与人2向下运动，参与人1和2的报酬分别为$0和$40。这是一个背叛（D）的结果，在该结果上，参与人2背叛参与人1的合作要求。子博弈完美均衡（SPE）为每一参与人获得$10。它是这样得出来的，在结点1，参与人1应用逆向递归法（backward induction），参与1观察到，若博弈抵达结点2时，参与人2的优超选择是背叛。鉴于这种情形，参与人1的优超选择是在树的顶端向右运动，得到SPE结果。

N：实验对象在结点处的对数

F：实验对象对向右或向下运动的频率；

SP：子博弈完美

C：合作

D：背叛

这些博弈的理论假设是十分强的。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允许对行为做出“毫不含糊的”预测，这个优点是可疑的。[55]我们特别想注意到，如果每一位参与人同其他每一个参与人完全一样，而且是严格自利的，那就没有“心灵感应（mind reading）”或者从行动中推断意图的余地，在自利过程中也没有更老练和更狡猾的行动。

为了对此进行说明，假设你已经通过了博弈论的标准经济学课程，你处于图1中参与人2的位置。因此，你预期参与人1在树的顶端向右移动。他没有这样做，他向下运动，轮到你做选择了。他肯定不会向下运动，因为他偏好$10而不是$0，或者他预期你会背叛。他必定认为你认为他想让你选择C。在他心里还会想些别的什么呢？他可能不会使用逆向递归法，或者他认为你不是自利的。那么，你将如何做出反应呢？同SPE结果相比，他在使你有可能增加你的报酬150％，他的报酬50％。他并不要求他的行动所产生的蛋糕的较大份额。根据互惠理论，如果你选择C，你将报答他的引申的意图（inferred intentions），并完成交易——完全像你在生活中在不同的时间与亲密的朋友和亲戚交换好处、服务和商品那样（除了那些厌世的病态人格的受害者，或反社交者（sociopaths），以及那些不能够在互惠的基础上维持社会关系的人）[56]；也同你甚至在一个外国城市的餐馆里为了得到好的服务（“以确保快捷？“）毫不犹豫地付小费一样。对于熟人的帮助，不经有意识的考虑，你通常会说，“我欠你一次人情。”因此，你几乎想都不想，你就可能选择C，或者由于他将永远不知道你的身份，短暂地考虑一下，你可能会认为，不拿到$40美元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你并不是一个临床的反社交者，但这是一个挖墙脚的机会，而且没有人会知道。如图1中的参与人1，你能确信你想玩SPE吗？[57]

关于对博弈的这种互惠分析，我们应该注意到，图1中的博弈是BDM博弈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版本：将参与人1视为送出$10美元，这就变为$30美元；参与人2能够要么与参与人平分这$30美元，将之归因于C，要么参与人2得到全部的金额，实现结果D。但是，仍存在另一个区别，是内容上的。在实验中，利用图1，实验对象在进行一个抽象的博弈，一个并未内含于BDM型的情节之中，送出$10美元，它变为$30美元，接受认能够或者得到全部的金额，或者分掉发送人使之成为可能的收益。但是，给定上述报告的BDM结果，对于某些实验对象对可能结束于C，我们不应该感到太吃惊。图1显示了对于24名大学生实验对象的结果：50％向下运动，其中有75％的实验对象对是“互惠”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合作？

我和我的合作者已经解释了由于互惠产生的结果C。但是，还存在其他解释；例如，实验对象是在博弈理论上不老练的，或者具有非自利的偏好。实验对象对结果的影响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里不能做深入阐述。对于程序而言，将博弈论扩展至‘参与人类型’有关是重要的。试验对象的背景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引致的选择行为能有助于获悉‘类型’的标识和分类，而不论是报答者、老练之人还是功利主义者。(参见McCabe和Smith，2001；McCabe等2001)。

是因为实验对象吗？大学生对研究生

在上述信任博弈中，近乎一半的参与人1首先获得确实可得的东西(SP)，四分之三的反应是合作。我们经常听到要摒弃这样的结果，因为它使用天真的实验对象。（这种摒弃的逻辑含义是，原来的理论假设要么不是虚假的，要么不包含预测性内容。参见脚注68）。McCabe和Smith (2000)利用总体中的高年级的研究生考察了这种解释，总体中的一个样本参加了$100美元交换/权利（Exchange/Entitlement）版本的最后通牒博弈，结果报告于表2之中，它表明，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结果几乎相同。他们使用图1中的信任博弈。为了进行比较，McCabe和Smith (2000)使用了本科生数据，如表1所示。在两组当中，50％的参与人1要求合作，而75％的本科生和64％的研究生参与人2选择回报。不论大学生是怎样地天真，这些检验暗示，在这一扩展形式的博弈中，以及在报告于表2的最后通牒博弈中，受到经济理论训练的研究生有能力证明非常类似的行为。

表2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由实验程序提供的均值百分比

项目
指标
$10赌注

$100赌注

分割
交换

交换，

策略性提示

分割
交换
交换

$10

$100

（研究生）3

随机

entitlement

均值（百分比）
43.7％
37.1％
41.7％
44.1％
NA
NA

N
24
24
24
27
NA
NA

(被拒绝的%) 2
(8.3％)
(8.3％)
(12.5％)
(3.7％)
NA
NA

获得的

Entitlement

均值（百分比）
36.2％
30.8％
39.6％
NA
27.8％
28.8％

N
24
24
24
NA
23
33

(被拒绝的%)2
(0)
(12.5％)
(2.9％)
NA
(21.7％)
(21.2％)

1．资料来源：数据来自Hoffman，et al (1994)和Hoffman，McCabe和Smith (1996a)。同正文中讨论的那样，参见参考文献中对pair wise的统计显著程度的比较。

2．指N对中的百分比，在该对中，第二个参与人拒绝第一个参与人的提议。

3．在一次有关试验经济学的介绍性研讨会上，研究生在观察参与人。这些是新的、以前未报告的数据。

图2 投资$10美元于信任博弈

大学生（U）和研究生（G）之间的比较

对他人而言是效用吗？

Bolton (1991)，Rabin (1993)，Fehr和Schmidt (1999)，Bolton和Ockenfels (2000)已经提出有用的决策偏好模型，旨在对多种实验（特别是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中的行为提供解释。这些模型背后的思想是，我们可以说人们对利他主义或‘公平的’结果具有偏好（或者嫌恶‘不公平的’结果），从而能够在讨价还价博弈中解释合作行为。如在Franciosi，et al (1995)中那样，在这里，公平应理解为报酬平等。假设为，实验对象寻求最大化这些经调整的效用。假定行为只受结果的固有特性的驱使；在前一决策结点处参与人所面对的何种替代选择是无关的。这意味着，在各方的相互作用中，体现于运动选择中的意图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前一方法识别效用类型。后一方法识别发出意图信号的人的类型，在读取运动信号的人的类型，以及错误地识别互惠对背叛的风险的类型（risk misidentifying reciprocity vs defection types）。重要的、可检验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实验说明程序、对路径依赖――被放弃的选择的机会成本――是无动于衷的；这构成了我和我的合作者的研究计划的核心。这一计划自然导致对其自身局限性以及利他主义计划的局限性（即，可能需要两种类型）的理解。

其他相关的偏好模型不能够解释前面的数据，该数据表明，程序和内容变量是重要的。在最后通牒模型中，上述报告的数据从“分$10美元”变动为“Context/Exchange”，表面看来，在每一最后通牒条件下，参与人的效用是相同的。但是，行为却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模型也不能解释前面报告的、在独裁者博弈中的单隐蔽对双隐蔽方案的结果，以及独裁者行为在BDM投资信任模型中的急剧变化。显然，同从基于结果的效用模型所预计的行为相比，行为的变动性要大得多。

像图1那样的信任模型能够激发对合作的利他主义效用的解释：参与人2可能向下运动，因为她对报酬的效用对她自己和其他人的报酬是递增的。图3是一个信任博弈，该博弈能够让我们对实验对象做出区分，谁合作是源于利他主义动机，谁合作是源于交易中的互惠。博弈开始于顶端的结点X₁，参与人1可以向右运动，使博弈停止，参与人1得到靠上的$7美元，参与人2得到靠下的$14美元，或者他可以向下运动，在此情形下，参与人2在结点X₂处选择运动。如果参与人2向右运动，每一参与人得到$8美元；如果向下运动，参与人1能够在结点X3向右运动，每人得到$10美元，或者向下运动，参与人1得到$12美元，参与人2得到$6美元。子博弈完美均衡（SPE）是每一参与人得到$8美元。它是这样得出来的：在结点X₁，参与人1能够使用逆向递归法，观察博弈如果抵达结点X₃，参与人1将想向下运动。但是，也使用逆向递归法的参与人2将看到，在结点X₂，他将选择向右运动。由于在结点X₂向右，参与人1得到较高的报酬，在结点X₁，参与人1将得出他应该向下运动的结论。因此，根据自利的参与人总是选择占优战略和使用逆向递归法的原理的逻辑，SPE结果就会出现。

图3 带有利他主义的信任博弈：博弈的频数

如果参与人1具有其他的相关偏好（利他主义），而且愿意承受某些成本来极大地增加参与人2的报酬，那么，参与人可能在结点X₁处向右运动。他的报酬为$7美元，只比他在SPE时的报酬小八分之一，参与人2得到$14美元。因此，以他自己损失$1美元为代价，参与人1能够提高他的搭档参与人2的报酬$6美元。对于参与人2的福利之增长，参与人1只需要一个适度的偏好就足以促使他向右移动，因为对于另一参与人的6比1的收益超过了对参与人1的成本。

在结点X₂，参与人2可能向下运动，向参与人1发出这样的一种运动能够让两方从中获益（收益来自于交换）的信号，只要在结点X₃，参与人1选择合作，回报参与人的恩惠（favor）。替代地，在结点X₃，参与人1能够背叛（D）合作要求，选择他的优超策略，向下运动。信任博弈的结果频数（N=26对）直接标示于图3中的博弈树上。第一个结果——决定性地压倒其他结果——是，没有参与人1选择A（利他主义）结果；所有人都选择让参与人2寻求对他们而言较高的报酬，并乐意让参与人2得到一个比在A处获得的报酬要小的报酬，该报酬取决于运动顺序的最终结果。其次，46％的人要求合作（向下运动），有50％的人回报这种合作要求。

效用对交换：机会成本重要吗？

如果觉察到互惠是一种交换，在该交换中，每一个参与人相对于默认结果（SPE）而言获益，那么，合作结果必然得到在两个参与人之间分配奖金的大小是增加的。(参见McCabe，Rigdon和Smith，2002)。还有，参与人2必须相信（i）参与人故意地选择这种结果，以及（ii）在这样做时，他承受一项机会成本，即放弃一个较小的确定的报酬，承担一个如果C不能达成的话仍然更小的报酬。于是，对参与人而言，参与人1给予参与人2一项恩惠是可信的，因而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发生互惠行为。注意，我们的论证采取建构主义者的理论的形式，它不必描述实验对象的推理，即便它具有预测上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建构主义理性可能预测自然发生的、在生态上理性的结果，正如CE理论预测市场结果并不是当事人的有意识的意图的一部分一样。但是，McCabe，et al (2001)指出，功能磁共振成像脑电图数据（brain imaging data）支持选择合作的实验对象在他们的大脑中使用‘心灵感应’电路模块（参见Baron-Cohen，1995）。这种电路在那些选择不合作（SPE）的实验对象中是不启动的。作为对邮寄实验中问题的反应，要求他们写下他们对其决策的感受，实验对象经常报告说实验是关于你是否能够信任你的搭档。他们并不提到对报答恩惠、互惠、一项交换、公平等等。这暗示着，如果他们的行动是由互惠动机驱使的，那么，这并不是一个自知的（self-aware）的推理过程的一部分。

互惠推理激发了另一个博弈树，如图4所示，该博弈树旨在检验是选择的互惠解释，还是选择的效用解释。在图4（a）中，如果参与人1在顶端向下运动，潜在的奖金从$40美元增加到$50美元。参与人2能够以某一成本背叛参与人1，并能够清楚地推断参与人1故意地使结果从($20，$20)增加到($25，$25)。但是，在图4（b）中，参与人2能够看到参与人1没有自愿的选择，只能向下运动。因此，参与人1要使参与人2实现C是不承受机会成本的。参与人1并没有有意识地对参与人2做什么，根据互惠推理，参与人2也不承担任何隐含的、需要偿还的债务。因此，参与人2能够不受惩罚地向下运动。结果是，互惠理论预测，在图4（a）中，参与人2向右运动的频率比在图4（b）中要高。由于只有结果是重要的，我们的效用理论和其他相关的效用理论均预测，参与人2在图4（a）和（b）的选择之间是无差异的。事实上，如博弈树中的频数数据所示，在右图，1/3的参与人2选择C，而在左图，几乎多达两倍的人选择C。

图4a 自愿的信任博弈

图4b 自愿的信任博弈

在一项最后通牒讨价还价的研究中，已发现意图也是重要的：“……我们证明，在一个最后通牒博弈中，相同的出价引发极其不同的拒绝率，拒绝率取决于提议人可获得的其他出价。” (Falk、Fehr和Fischbacher，1999，第2页)。

扩展式博弈对通常式博弈

博弈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理性行为对博弈的形式——扩展式或通常形式——是不变的。Schotter、Wiegelt和Wilson (1994)，Rapoport (1997)，以及McCabe、Smith和LePore (1998)比较了在扩展式和普通形式中的行为。所有的三项比较都拒绝了不变性原理，但是，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提出用来解释不变性的理性原则要么不能预测差异，“要么它们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Schotter、Wiegelt和Wilson，1994，第446—447页)。Rapoport提供了“性别战”的两个版本，来说明在扩展式博弈中，博弈次序的信息如何允许参与人更好地协调其行动。McCabe、Smith和LePore (1998)认为，允许更好地进行协调的重要原理“源自于人解读他人的思想或意图的能力（通过设身处地和设身处他人之信息状态）。”（第404页）。这种“心灵感应”用来探测互惠的意图。针对他们所研究的经修正的博弈，该博弈已描述于图3之中，我们在此将McCabe、Smith和LePore (1998)的发现总结如下。

在图3中的扩展式博弈中，在参与人2选择运动之前，参与人观察到参与人的运动。在这种形式的博弈中，沿着上面描述的思路，意图能够清晰地进行沟通。在通常（战略）形式的同一博弈中，每一参与人在终结结点选择一次运动，而不知道在运动序列中，该结点是否真正能够达到。因此，决策是视达到的结点而定的，而且，在决定报酬时，决策可能是无关的。所以，在通常形式中，我们能够将博弈写为一个n×m矩阵，其中，参与人的策略数为n＝3：在结点X₁向右，在结点X₃向右或向下；参与人2的策略数为m＝2：在结点X₂向右或向下。在不知道其他人的选择的情况下，每一参与人1和2都同时在其备选策略中进行选择。

McCabe、Smith和LePore (1998)预测，在扩展式中，参与人2在结点X₂处向下运动的频率要高于在通常形式中。他们还预测，在扩展式中，参与人1比在通常形式中具有较高的合作率（以及较低的背叛率）。我们的效用理论和其他相关的效用理论都不支持这些预测。数据显示于表4：在扩展式中，46％的参与人1要求合作，在通常形式中，只有29％。类似地，他们观察到，在扩展式中，参与人的合作率为50％，而在通常形式中只有14％。

这些结论以及在前面引述的其他结论意味着，扩展式和通常形式的博弈博弈起来好像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博弈。参与人的运动发出意图的信号，在扩展式博弈中实际经历的意图与当在一个对应于通常形式的智力实验中所想像的意图是不相同的。我认为，人生经历及记忆是一个扩展过程，该过程转译内容和结果。大脑并不是天然地适合于求解所有的序贯运动问题，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博弈中，将它们简化为一个单一战略向量的博弈。显然，我们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去等待、观察，而后再决定――这是一个过程，在生活中不那么结构化的博弈中，在给定不可避免的意外的情况下，此过程保留认知手段，只有当出现意外情形时才会使用它，并避免对其进行修改。[58]建构主义者的建模掩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支配选择的生态学的区别。经验设计只是以建构主义者的思考为条件，不恰当地让我们收集能够知悉在我们的思考中进行所需的修正的数据。在实验中，从每一个实验对象那里在所有的可能性下收集运动的数据，既在成本上是有效率的，同时也忠实于博弈的理论假设，但是，如果博弈的形式不等价的话，它会扭曲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博弈论的假设，诸如那些导致逻辑上等价的两种博弈形式，不应该对实验设计施加影响并由此限制我们对超越这些假设的行为的理解。

表4 一次性博弈的条件分支结果：扩展式对通常式

结果 | 扩展式的频率 | 通常形式的频率
($7, $14) | 0/ 26 = 0.0 | 0 /24 = 0.0
| 12 /26 = 0.46 | 7 /24 = 0.29
($8, $8) | 6 /12 = 0.50 | 1 /7 = 0.14
($12, $6) | 6 /12 = 0.50 | 6 /7 = 0.86

神经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专注于研究在心灵/大脑工作――心灵的内在秩序――和在（1）个人决策制定，（2）社会交往以及（3）制度（例如市场）之间的联系。起作用的假说是，对于包含实验、记忆和感知的这些任务，大脑已经进化为不同但独立的适应机制。研究工具包括脑电图技术，以及存在有局部脑损伤导致特定智力功能丧失的患者。

决策制定吸引了研究特定脑损伤（例如，脑前突）的神经病患者的神经学家的注意。此类患者长期以来被涉及随着时间的过去进行计划和协调的任务的困扰，尽管他们在神经电检测中的得分是正常的。(Damasio，1994)。在个人决策制定方面（与对个人决策的制定进行控制相比），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此类病人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实验研究是由Bechara等(1997)做出的。从（虚构的）$2000美元捐款开始，每一实验对象在每一次从四张任选的纸牌（A，B，C，D）中抽取一张。在牌(A，B)中，每一张牌的报酬价值为$50美元，而在牌(C，D)中，每一张值$100美元。而且，$100美元的牌包含有偶然的大的负报酬牌张，而$50美元的牌中有很小的负报酬牌张。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在一些列尝试中从单张牌的抽取中得知，而且连续记录累计的报酬值。通过学会避免$100的牌，偏爱$50美元的牌，实际对象的表现要好得多。到60次的时候，正常控制的实验对象已经学会了只从$50美元的(C，D)牌张中抽取，而大脑受损的实验对象继续从样本不利的$100美元的 (A，B) 牌张中抽取。而且，在周期性的询问中，受控的实验对象在他们能够清楚地明白原因之前，就转向(C，D)牌张。而且，他们预先记录下来对(A，B)牌张的情感反应，它可以通过实时皮肤传感测试（SCT）的读数进行测量。但是，脑损伤患者倾向于用语言来使继续从（A，B）牌张中抽取合理化，而且，某些类型（扁桃体受到损害）没有SCT反应的记录。Goel等 (1997)报告了与Bechara等 (1997) 的结论相一致的结论，Goel研究患者在一个复杂的金融计划任务中的表现。

在50多年以前，对于动物行为的实验证明，动机是基于相对的或放弃的奖赏――机会成本――而不是基于由大脑产生的价值的绝对值。因此，Zeaman (1949)报告了老鼠被训练跑向高额奖励刺激的目标的实验。当转向小额奖励时，老鼠的奔跑速度比若是只跑向小额奖励时的速度更慢。一个受控的实验组开始用一个小额奖励，然后转向高额奖励，这些老鼠立即比只提供高额奖励时奔跑得要快得多。猴子，类似地，也对不同奖励的比较做出反应。现在已经证明，猴子的orbitofrontal cortex（在眼睛的正上方）神经元活动使它们区别对待奖励，这些奖励直接与动物对奖励例如谷物、苹果和葡萄干（以对猴子而言偏好递增的方式排序）间的相对（以区别于绝对）偏好相关 (Tremblay和Schultz，1999)。

因此，假设，基于对选择的反应，A偏好于B，B偏好于C。那么，当实验对象观察到A和B时，神经元的活动对A比对B要强烈，类似地，当在B和C之间进行比较时，对B比对C强烈。但是，当与C相比时，与B相关的活动要比与A相比时强烈得多。如果A，B和C按照固定的属性规模而不是按照相对的规模编码的话，这同你所期望观察到的结果是相矛盾的(Tremblay和Schultz，1999，第706页)。

这些研究对人类而言具有类似的重要性。前景理论指出，对一个赌博的评价不取决于宗的资产头寸，而是短视地集中于相对于某人之当前资产头寸的机会成本，收益或损失。（在损失和收益之间）还存在不对称性——一项损失的影响大于相同大小的收益的影响。(Kahneman和Tversky，1979)。Mellers等(1997)已证明，对赌博结果的感情反应取决于关于结果的感觉到的价值和可能性，以及过去的结果。在一项赌博中，当你放弃+$10美元比当你放弃+$90美元而得到$0美元时，你的感觉要好得多（不那么坏）。（他们使用术语“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而不是“机会成本”用来指可能已经出现的替代选择）。因此，从我们的情感电路中，我们进行机会成本比较的能力获得了重要的神经生理学的（neurophysiological）支持。

在设计一个功能性的磁造影（fMRI）对人类对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对货币收益和损失的期望和经验做出的血液动力学（hemodynamic）反应进行研究时，Breiter等 (2001) 使用这些相同的原则。他们观察到在扁桃体和窝形脑回出现重大的激活反应，两者的激活程度随着赌博的期望值而递增。也有某些证据表明，右半球对收益、而左半球对损失的活跃程度是支配性的——一种特别有趣的、亟待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或许通过在同一任务中对大脑分裂的（split-brain）实验对象造影。

Thut等 (1997)对支付实验对象的效应是精通的。他在一个二分的（dichotomous）选择任务中，对货币奖励和对‘OK’强化激励的反馈进行了大脑活性的比较。在orbitofrontal cortex和相关的大脑区域，货币奖励得到的活性显著较高。（又见Schultz，2000，2002）。

个人决策制定的神经关联被McCabe等 (2001)扩展至如图1到4的扩展式信任博弈中两个人的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行为进行fMRI研究。先验的假设（得自互惠理论、心灵理论（theory-of-mind）文献，并得到对提示的思想过程（cued thought processes）的个体研究的造影结论的支持）是，同不合作者相比，合作者的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和支持性回路上（特别是BA-8）将表现出较高的活性。为了对当一名实验对象扮演一个人时所使用的智力过程进行比较，对实验对象操作计算机（知道程序化的响应概率，因此，没有必要将运动解释为意图）进行控制。相对于控制而言，预测的活性对合作者比对不合作者明显要高得多，而且与上述讨论的行为的互惠解释相一致。

[51]　实验研究探询了自然产生的合作规范和建构主义者的激励计划是不是相互替代的问题，也即后者是否会挤出前者。若要了解认为这两种制度是否相互替代（正式的规则破坏非正式的合作规则）的研究参见Iris Bohnet等（2001）、Fehr和Simon Gachter（2002），如要了解认为这两种制度是相互补充的结论，也即合同推动了合同无法约定的关系性因素的自我实施，请参见Sergio G. Lazzarini等（2002）。我将假设这两种情况都上正确的：建构主义者的规则最终必定会通过生态理性的一致性检验（fitness test）。与非正式规则不相容的正式规则将被修改或者被取消，而那些与非正式规则相容的正式规则则会继续存在。因此，在任何历史片段上，这两种情况都必定会在所有社会经济实验中被观察到。

[52]　 “……所有早期的（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正如Sumar在开头写道的那样）“法律给予”（law-giving）都都致力于记载并了解那种被认为是不可更改地给定的法律。一个立法者可能致力于清除被认为是恶的法律，或者致力于恢复它的神圣性，但是一个“立法者”可能会努力祛除他认为法律中所存在的讹误, 也可能会努力使法律恢复其原始的纯正, 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制定新的法律。……

[53]　 参数空间也并不允许研究能够对背叛进行惩罚的效应。关于在存在和不存在背叛惩罚，以及对于多种匹配协议条件下，一个更完整的信任博弈的报告，参见See McCabe、Rassenti和Smith (1996)。

[54]　 如上所述，在实验说明中，从来不出现“信任”一词。但是，有趣的是，当你询问自由回答式问题，问他们怎样分析和理解博弈时，实验对象使用了这个词。“它是一个你是否能够相信你的搭档（partner）的问题。”我们也并没有使用“搭档”一次。

[55]　 参见Smith，2002，该文表明，如果除了源自博弈理论的研究假设之外（例如，古诺－纳什或SPE），在添加一个辅助假设（例如，报酬是足够的，类型是被精确定义的，或者实验对象是老练的），那么，要么理论假设是不能篡改的，要么它没有预测性内含。但是，仍然坚信的信念是，博弈论的预测是敏锐的和毫不含糊的。（参见例如Camerer，et al，2001）。

[56]　 “反社交者，他们只占男性人口的3－4％，女性人口的不足1％，被认为占到美国监狱人口的20％和惯犯人口的33％到80％之间。而且，尽管‘典型的’美国夜贼在被逮捕之前估计平均每年会犯5宗案，但是，惯犯――那些最可能为反社交者――供认每年犯案达50次以上，有时多达200到300起。总体来讲，认为这些个体占到美国所有犯罪的50％。” (对于鉴定和中止诉讼申请，参见Mealy, 1995, p523和pp 587- 599；也可参见Lyyken，1995)。

[57]　 这种思考过程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由Corelli，McCabe和Smith (2000)报告的数据中，在对教师和大学生实验对象进行比较时，教师在决定是要求合作还是背叛时，要比大学生要花更长的时间（并获得更少的钱）。

[58]　 在自然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任何这种自然的过程都必须被故意地、积极地克服掉。

Ⅳ、结论

笛卡儿建构主义将推理用于设计个人行为规则，用于设计在全社会产生最佳结果并制定标准社会经济科学模型的制度。但是我们多数业务知识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思考的资源不足，我们的大脑只储藏一些平常关注的、概念上的和符号性的信息，并将多数决策交给无意识的自发性程序（包括情绪）。即使是最初的建构主义者也会认为，突然出现的事情必定有其幸存的特性，具体表现为建构主义模型体现不出来的机会成本和环境挑战。这导致一个可选择的、生态学的维理性概念：基于试错法文化和生物进化进程的紧急秩序（emergent order）。它产生来缘于家庭和社会成长环境的行为、传统和道德规则，而这些行为、传统和道德规则是法人交易中财产权和个人交易中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为了研究生态学的合理性，我们用合理的重构如互惠或其他相关的偏好，来检验个人行为、人类文明和制度的紧急秩序，以及它们的持续性、差异性和整个存在时期的发展情况。实验使我们能够检验理性重构的命题。

在实验经济学家的工作中，各种理性研究已经很突出。对源于经济和博弈论的、引人注目的暗含命题进行的许多直接检验使这些理论变得很明白。在大量的多样性实验中这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实验已经远远超过求证为什么测试成功、失败或者比预期做得更好（在更弱的条件下）的理论。不作为最终的真理，而是仅作为继续检验的强制性工作假定，我们学到了些什么？

1．市场通过支持资源交易专门化并创造不同的商品和服务财富，形成生产力的发动机。

2．市场是规则支配的制度，设定选择、加工当事人（agents）初步信息的运算法则，这些行为人比他们周围的其他人获得更多的信息。由于行为人预先查明信息必须先签定合同，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为了获得合同必须提供什么东西。大脑通过规则仲裁的相互作用，集合分散的不对称信息，快速地聚合或多或少的信息以达到竞争均势。每个实验市场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含有不同动态路径的标志。

3．在静态或动态供求环境中获得的所有这些信息，并把它们聚集起来产生有效率的出清价格。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个程序是怎样工作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没有被有效地利用起来。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苏格兰哲学家与哈耶克之间的争论是模糊不清的、神秘的。但是我们可以设计实验，在实验中，不给任何参与者提供信息，然后比较市场结果和有效竞争结果，并评估一个市场制度的性能。

4．与参与者在市场上获得的可见收益不同，这样产生的秩序（resulting order）是他们看不到的。当事人发现，为了获得结果，他们必须要知道什么。

5．他们发现，规则作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不是由某个精明的大脑精心设计的。最初的建构主义制度经受了演化，不能仅仅适应其产生的环境。出现什么是”社会思想”（social mind）的表现形式,它不经意间解决了复杂的组织问题。这种“社会思想”产生于所有个体在建立制度的规则中的相互作用，（如果想了解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就不得不注明幸存文化选择程序的日期。

6．这些程序调节交易、管理、监督成本与分配效率之间的平衡，以便这个制度自己产生一种能够解决其设计的问题的市场秩序。因此，在基于制度良好结构的几百种变化中，每一种变化都没有经过某个设计者设计以适应完全不同的条件，但是它们对分散的行为人信息的真实性都有用。

7．社会相互作用和市场的规则系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实验室完全可能对规则进行变更，研究哪些规则是不必要的。

8．市场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交易规则。包括正确的占有、经过同意的占有权转移和承诺的执行（Hume）。自觉执行出现在下面这种情形：当市场上的人提供好的服务时能够得到赏钱或“小费”——这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文化标准（an emergent cultural norm）的例子——人们将小费看作非正式交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自身或团体的强制条件，结果就会是无意识的坏结果，因为市场会妥协或者可能失效。“交易”游戏肯定不能让步与“盗窃”游戏。

9．在私下交易中，互惠、诚信和可信赖很重要。在这里，正式的市场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从交易中仍能获得利益。在合同交易中，这些因素也很重要，因为不是每笔花费获得的边际收益都能预计到，并正式写在书面合同中。

10．不要求人们必须自私，这与苏格兰哲学家们的观点不同，它们认为人们不一定乐于生产好的产品。市场有效地利用信息、谅解、理性、行为人的数量和道德。

11．市场无论如何不必摧毁其产生的基础——家庭、朋友和同事之间的社会交易。这为Heinrich提交的研究报告所支持（2000）。因此，参加这种交易的个体可能是习惯性的社会交易者和精力旺盛的商人，但是正像哈耶克在《两个世界》（two worlds）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私人和非私人交易中都存在经济上的理性，不是一个自我意识的笛卡儿结构。因此，存在曾经出现的危险，这就是“私人交易”规则将会不适当地用于支配或修正市场延伸的秩序。同样危险的是，非私人交易市场交易规则可能会不适当地适用于我们粘在一起的社会网络。

12．新的大脑成像技术已经激活了神经经济学研究（neuroeconomic studies），它主要研究人脑内部秩序及其与人类决策范围的联系——人类决策包括从在准备好的赌博中选择，到由市场和其他制度性规则调停的选择。我们仅仅处于这个事业的开始，但是从所有上下文看，它的前景暗示了将对我们如何思考、观察和模仿决策带来根本性变革。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 《令人惊讶的60年：广岛的遗产》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字数：1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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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

令人惊讶的60年：广岛的遗产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令人惊讶的60年：广岛的遗产

核报复的风险使得核战争的发动几乎成为不可能

从恐怖分子的立场来看，炸弹最有效的用途在于其影响力

令人惊讶的60年：广岛的遗产

托马斯·谢林[1]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事件是有件事情没有发生：60多年以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核大战。

这是件多么惊人的成就，或者说，是多么惊人的幸运。1960年，英国小说家斯诺（C. P. Snow）在《纽约时报》头版讲道，如果各个核大国不能大幅度实现核裁军，那么从“数学上”讲，60年代几乎肯定会爆发核战争。当时没有人认为斯诺在杞人忧天。

如今的人们从数学上讲有四倍于当时的可能爆发核战争，却依然保持着平静。那么我们能够再平安地度过60年吗？

对于核武器的军事威力和破坏性，从来没有人感到怀疑。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武器不能投入使用是由于某种“禁忌”。早在195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感觉到了这种禁忌的约束，他为此深感悲痛。

核武器在今天依然受到诅咒，其程度远远超过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感受。这种武器非常独特，其独特性尤其来自人们的感受。我们把其他武器大多称为“常规武器”（conventional），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常规”代表“普通的、熟悉的、传统的”，也可以用于食品、服装或住房等物品。另一层更为有趣的意思是，“常规”表示由于合同、约定或惯例而产生。而核武器所遵循的惯例与其他武器完全不同。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当然远甚于常规武器。然而自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以来，人们已经可以制造出小当量的核武器，其爆炸力并不及最大型的常规炸弹。有军事专家认为，与广岛或比基尼岛爆炸的核武器不同，小当量的核武器不应该受到禁忌的束缚。不过核武器在当时已经被列入独立的武器类别，无论其当量如何，都不能逃脱被诅咒的命运。

过去几十年以来形成和巩固的这种态度、习惯或传统，是一件值得珍惜的宝贵财产。但它并没有能继续坚持下去的保证，某些拥有或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未必接受这一惯例。如何坚持这种禁忌？哪些政策或行为可能对其造成威胁？这种禁忌在何种情况下可能被打破或解除？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强化或削弱这种禁忌？这些课题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种禁忌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还是源于幸运？它在未来数十年将保持稳定还是会变得脆弱？这些也需要人们深思。在继续执行《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坚守这个传统，并说服那些有可能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普遍接受。

对于核武器的军事威力，从来没有人感到怀疑。

二战后核武器最早投入实战的机会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当时美国和韩国军队被包围在半岛南端的釜山港附近，一度陷入难以坚持或顺利撤退的危险。于是，是否动用核武器的问题在美国公众和英国议会当中都进行了广泛讨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lee）专程飞往华盛顿，请求特鲁门总统不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这次访问及其目的都是公开的，并被广泛报道。英国的下议院认为，在开发核武器的项目中，英国也参与了合作，因此，他们有权参与美国制定的决策。

釜山的战局如果继续恶化下去，最后是否会导致美国动用核武，这个问题在仁川登陆获得成功之后被搁置了。不过，至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曾经被提出过，而讨论的结果是否定的。

核武器没有在朝鲜战争中登场，可以找到各种原因进行解释。但我发现，对于美国政府和公众来说，是否担心核武器由此会成为可以投入实战的弹药，而抛弃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并非他们当时主要考虑的议题。

在中国军队参战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再次出现，但是在板门店谈判期间的血战中，仍然没有投入。假如战争再拖延若干个月，美国是否会动用核武器？会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核炸弹真的投放到朝鲜或中国以后，历史又将如何演进，这一切当然纯属猜想。另外，核武器对于战场乃至中国内地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停战谈判的进程，我们也不得而知。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最近出版了新书《危险和生存：核武器诞生后最初50年的选择》（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其中讲述了关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与核武器的精彩故事。例如，艾克入主白宫后不久，在1953年2月11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谈到了有关禁止使用原子弹的道德问题……他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原则”（ref. 1，第241页）。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曾经分析过，当时在政府里有哪些力量倾向于放弃这种原则，哪些举动或不作为有利于维持和强化它。不过有证据表明：国务卿本人相信，而且认为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都相信，即使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是错误的，其使用却的确受到了某些限制，这些限制不受大家欢迎。

到1953年10月7日，杜勒斯再次表态，“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不能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问题”（ref. 1，第249页）。几个星期之后，总统在一份国家安全基础文件里批准了如下声明，“在敌对事件中，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一起投入使用”（ref. 1，第246页）。但这个声明的口头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一种禁忌不是靠宣布死亡就能轻易取消的，发布者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六个月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限制级会议上，美国表明的立场是：核武器“现在必须在事实上作为常规武器看待”（ref. 1，第268页）。同样，说到不等于就能做到。取消大家默守的陈规有时候比公开的惯例更困难，它们存在于顽固的头脑中，而不是写在可以撕毁的纸片上。

按照邦迪的记述，有关核武器常规化讨论的最后一次公开声明出现在金门危机期间。1955年5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回答一个提问的时候说，“如果在某次战役中，能够用核武器非常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和军事用途进行打击，那我认为没有不可以使用的理由，就像子弹或者其他武器一样”（ref. 1，第278页）。邦迪的判断是，这个说法还是属于讹诈，而非正式的政策决定。对此我有同感。

艾克真的打算用核武器来保卫金门和台湾吗？其实他用不着。如果公开把核武器运到台湾，那当然是一种威胁。可是从杜勒斯的担心来看，这种讹诈可能有危险。假如中国军队真的攻占了台湾，而核武器又没敢使用，那么关于核武器的禁忌就会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在此时，金门危机又似乎是杜勒斯打破这个禁忌的一次绝好的机会。在这里可以纯粹出于防卫的目的使用短程核武器，针对海面和海滩上的敌方进攻部队进行打击，那里没有任何平民。这样的安排艾森豪威尔有可能愿意授权，欧洲的盟友们也可以接受，于是就能证明，核武器能够像“子弹和其他武器一样”投入实战。只可惜中国人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在核武器的立场上，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与艾森豪威尔完全不同，内阁中间也出现了巨大的角色变化。二战以后出生的人中，很少有人想得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的名字，不过学习过美国历史的人大多知道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仔细看看邦迪的书的索引，我们就能感觉政府内阁的角色变化：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时期，31次提到杜勒斯，只有2次提到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而到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情况正好反过来，42次提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只有12次提到国务卿迪恩·拉斯克。

肯尼迪政府中的反核武器运动是由五角大楼领导的，1962年，麦克纳马拉开始了他和肯尼迪总统共同的事业——增强北约的昂贵的常规武器装备，减少欧洲防务对核武器的依赖。在随后的几年中，麦克纳马拉有时候表达了核武器并非完全不能投入使用的看法，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接近。毫无疑问，1962年10月的古巴危机导致肯尼迪的主要顾问及他本人对核武器的反感出现了变化。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待核武器的不同态度，在1964年9月约翰逊的声明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不要误会，不存在所谓常规核武器。在最近的充满危险的19年中，从没有哪个国家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核武器的使用在今天属于最高层级的政治决策”。

这一声明否认了核武器的军事用途的正当性，否认了杜勒斯所谓的原则出了“错误”：它是“最高等级的政治决策”，而不能“与其他武器一起投入使用”。

我对于“充满危险的19年”的印象尤其深刻。约翰逊的潜台词是，在这19年里，美国克制住了杜勒斯主张的自由使用核武器的诱惑。还有，美国以及其他核武国家在这19年中形成了一项投资，也就是不动用核武器。19年的核平静，当然是核武器的使用成为“最高层级的政治决策”的原因之一。

这里让我们停下来，再仔细想想“不存在所谓常规核武器”的含义。特别是，小型核武器的威力并不及二战时期的巨型炸弹，为什么不能被视为常规武器？还有对付潜艇的当量有限的深水核炸弹，阻止坦克推进的核地雷，制造山崩、阻塞道路的核炸弹，为什么也不行？像当年所讨论的那样，用三颗“小型”核弹来挽救陷入奠边府重围的法国军队，到底有什么可怕？用核打击来消灭中国进攻台湾海峡的舰队，究竟错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一般有两种回答，一种主要出于直觉，另一种包含某些分析，但两者都基于如下信念或者感觉——它们是超越分析范围的感性认识——即核武器是完全特殊的、不同性质的武器。直觉式的回答可能更容易描述：“如果你非要问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你理解不了答案”。就像逻辑学家们所定义的那样，核武器不能动用，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这是简单的事实，是公理，没有必要进行无聊的分析。

另外一种回答则包含各种分析，例如法理、外交理论、讨价还价理论、培养和训练理论，还有自律理论。这些观点强调亮线（bright lines）、滑坡（slippery slopes）、明确的边界（well defined boundaries），以及其他传统和习惯的作用。好比一个酒鬼在恶习复发的时候老是会说，“只喝一小口”。然而，两种思路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核武器一旦投入战争，就不能或不愿再被限制和约束。

有些人还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最先投入战争的核武器的当量有多小，其规模都将不可避免地升级，不会自然停止。有些人则认为需要约束军方，一旦他们得到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权力，就不可能停止规模升级。

中子弹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炸弹（或设想中的炸弹）当量很小，它产生的“迅中子”能在一定半径内杀伤敌人，而冲击波和核辐射的破坏却不大。就像宣传的那样，这种武器在杀人的同时却不会对建筑物造成伤害。卡特政府期间人们开始讨论生产和部署这种武器的话题，计划引发了强烈的抗议，被搁置下来。其实在那之前15年关于这种武器的设想就引起过更激烈的争论，而且正是当年的研究给70年代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而且不管其是否合理，反正还有效。人们指出，不能混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所谓的防火墙——这非常重要。同时，人们还非常担心，由于中子弹的当量小、杀伤效果比较“仁慈”，会给人动用这种特殊的核武器的强烈诱惑，随后，中子弹的使用将模糊界限、打穿防火墙，为核战争的升级铺平道路。

这类观点与反对“和平核爆炸”（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s，PNEs）的主张大体一致。反对和平核爆炸的基本理由是，这种爆炸会使世人习惯核活动，减轻人们对核爆炸的邪恶印象，削弱禁止核武器的决心。例如，有人主张用核武器在俄罗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为尼罗河修造运河，给发展中国家修建港口，都引发了核爆炸有可能被“合法化”的担忧。

这种憎恶情绪的一个表现是，美国的武器控制和能源政策专家们普遍反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清洁能源项目。那就是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弹（5万吨当量），以此产生蒸汽来发电。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建议还没有经过讨论就被一致否定了，仿佛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似的。我对此的理解是，反对的理由同样在于，为良好的目的进行的核爆炸也是邪恶的，因此不能容忍。这让我想起，要是艾森豪威尔是否会发表如下声明，“如果在遭遇能源危机的时候，能够用核武器非常严格地为民用目标和民用事业服务，那我认为没有不可以使用的理由，就像石油或者其他能源一样”。还有杜勒斯，“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不能使用清洁的热核能源的禁忌问题”。

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并不是只有核武器才具有这种完全不同的、与数量和规模无关的特性。毒气在二战中也没有投入使用。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观点其实也同样适用于毒气：“如果毒气在战斗中能够非常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和军事用途进行打击，那我认为没有不可以使用的理由，就像子弹或者其他武器一样”。然而据我们所知，作为当时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却从未提出过这类主张。假如他当时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他一定会这样说服自己，毒气不能用于实战，毒气是和子弹不同的东西，毒气的使用会带来新的战略性的问题。10年之后，当他（我猜是不情愿地）让国务卿提议动用核武器的时候，他应该会回忆起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在欧洲战场上主张使用毒气的理由。

别的事物在战争中也具有这种界限分明的特性，国籍就是一例。在大规模参战之前，中国人对朝鲜战争一直没有明目张胆地进行干预。给别国在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人则总是被警告，避免卷入任何可能被误解为战斗的活动，其说法是“杜绝任何污染”。奠边府战役时期，美国考虑过进行干预，但不是参与地面作战。而在空中，与轰炸相比，侦查活动不算太严重的干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与直接派遣作战人员相比，提供武器装备的干预力度更低。美国给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在战争时期还供应弹药，然而如果有小小一个连的美国步兵投入战斗，其震撼力也将超过50亿美元的燃料、弹药和武器部件援助。

通过以上的事例，我想说明，人类社会中存在许多靠感觉和象征来发挥作用的现象，因此核武器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特别。我还发现，这些靠感觉来维持的限制或禁忌跨越了文化的边界。在中国人卷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从来没有轰炸过中国境内的空军基地。这里的“游戏规则”是，中国人的轰炸机编队要从北朝鲜的基地起飞。为了遵守这一规则，从中国东北起飞的飞机在进入半岛后要首先接触朝鲜的跑道，然后再扑向美国人的阵地。

这令我们想起与国籍类似的国境线的作用：在朝鲜战争中，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是否跨越鸭绿江都是本质的变化。假如麦克阿瑟将军当时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他也绝对不认为推进到中国境内去“喝一小口”是可以接受的，哪怕再小的一口也不行。

不过，这种性质上的黑白分明的界限也经常容易被破坏。希望那些禁忌不再存在的杜勒斯之流不但会在关键时刻试图将其打破，而且会在不起眼的时候设法清除围绕着禁忌的障碍，以免在日后需要的时候难堪。邦迪的书中讲到，在讨论对奠边府战役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时，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拉德福德上将的头脑里考虑的不仅仅是保卫印度支那，他们还都认为，这可以“让原子弹的使用成为国际上接受的惯例”。

甚至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承认的时候，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乃至憎恶——也可以培养起来，成为军事上的信条。肯尼迪政府发动了强化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重大行动，其出发点是在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人们不应该也不愿意使用核武器。在整个60年代，虽然苏联官方不愿意回应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可他们还是花费巨资来发展欧洲的常规装备，特别是携带常规炸弹的飞机。假如核大战爆发，这些昂贵的装备将会完全失效。这反映出，苏联人也默认东西双方都有进行常规战争的能力，因此可以不动用核武器。不把核武器卷入战场对于大家都有利，为此值得投入巨资。

人们在研究军备控制的时候都是关注武器的生产和部署，而很少留意到，双方对于常规武装力量的共同投入也是一种没有公开承认、但相互制约的军备控制。它不但是对核武器使用的潜在约束，而且是对常规战争中可以实际使用的武器的真实投资。

这提醒我们，对于“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禁忌即便没有公开宣布，即便某个敌对方拒绝承认，也会发挥强大的作用。在苏联解体之前，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外，在欧洲形成的这种惯例可能是东西方最重要的对武器控制的共识。虽然是默认的，虽然被否认，但这种军备控制却发挥了实际的影响——仿佛双方签订了正式的条约，共同防止核战争爆发，而把大量的人力和金钱投入常规武器。为防止核战争而进行的巨额投资既是象征性的，也是真实的。

在阿富汗的漫长战争中，苏联人接受了使用核武器的禁忌的事实清楚地暴露了出来。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苏联人为了避免在这个落后国家遭受昂贵而耻辱的失败而公开讨论动用原子武器的问题。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常识，以至于不但对阿富汗使用核炸弹会受到普遍谴责，简直连这样的想法都不应该拥有。

部分原因还在于，约翰逊总统所说的19年的核平静到那时已经维持了四十多年，每个掌权者都非常清楚这一没有打破的传统已成为大家共同拥有的财富。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传统一旦被打破之后，还能够恢复吗？假如杜鲁门在1950年对朝鲜半岛的中国军队动用了原子弹，那么到1970年的时候，尼克松是否能像1964年的约翰逊一样，为1950年到那时的20年核平静感到欣慰？假如尼克松对越南使用了非常有限的核打击，苏联人后来对阿富汗，撒切尔夫人后来对福克兰群岛又会如何行动？假如尼克松在1969或1970年动用了核武器，那么以色列在1973年是否会克制不住对苏伊士运河北岸的埃及军队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冲动？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猜想的答案。一种可能性是，广岛和长崎引起的恐惧将会重新出现，对核武器的诅咒再次发挥作用，并更加牢固。另一种可能性是，在长时间的核平静被打破后，核武器会变成有实战意义的装备，特别是对没有报复能力的对手进行打击。就像有人认为的广岛的情况那样，动用核武器可以降低双方的人员损失。到那时主要应该考虑的则是如何在使用中严格限于军事目标或“防御性”的目的。

1991年我们再次逃脱了使用核武器的诱惑。人们知道伊拉克拥有并可能使用一种“非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假如化学武器的使用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杀伤，那么作为正常的反应，核武器的问题将被再次提起。我敢肯定，如果美国总统在当时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升级常规战争的话，战术核武器肯定会投入实战。美国的陆海空三军都装备着核武器，并有严格训练，对于核炸弹在不同天气和地形里的效力一清二楚。但美国军人传统上不重视毒气，因此他们的强烈反应可能是使用自己熟悉的非常规武器进行报复。要是那样的话，充满危险的45年的平静历史就将划上句号。我们只能希望不会有哪位总统面临这样“最高层级的政治决策”，我也不认为有哪位总统会承认自己曾经面临那样的决策时刻。

[1] 马里兰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来自作者在200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

核报复的风险使得核战争的发动几乎成为不可能

我花费了这么多的笔墨来阐述我们目前在核武器问题上所处的状态，以及如何到达这种状态的过程。我相信，这种状态的形成与核武库的壮大同样重要。防止核武器的开发、生产和部署扩散的努力，比大多数国家可能预期的结果都要好。长期形成的不动用核武器的传统的作用和价值一点没有减弱。我们需要核不扩散条约来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家生产和部署核武器，我们可能更需要坚持不使用核武器的普遍共识。保持这种禁忌，鼓励目前还不承认它的国家和文化群体接受它（如果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将是我们的核政策的中心内容。

我在这里引用著名核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M. Weinberg）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40周年时发表在《原子科学家报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的社论。温伯格说，他一直相信，对日本的核攻击减少了美国和日本双方的人员损失，然后他又解释了所谓的“广岛（而不包括长崎）的幸运”的原因：

“我们是否正看到广岛在逐渐被神圣化？也就是说，广岛的悲剧被提升到了一个神秘事件的高度，像圣经故事那样充满宗教力量？对此我无法证实，但我的确见到，广岛核爆炸40周年纪念的时刻引起了深刻的关注、重大的游行和广泛的报道，这与重要的宗教节日别无二致……广岛被推上圣坛是我们所处的核时代最幸运的事件之一。”

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温伯格如此动情地描写的这种反对核武器的情感是否仅限于“西方”文化？我认为，对于核武器的这类态度和期望在发达国家的民众和精英之中显然有着更广泛的认同，但在观察朝鲜、伊朗或其他潜在的核武国家的时候，我们却不能确认他们会坚定地秉持这一传统。当然在过去，我们同样无法确信苏联领导人会继承和培育这个传统。如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恐怕有许多人不会想到，当苏联人在阿富汗被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手中的终极武器视若无物。

我们或许应该感激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动，又是一场没有动用核武器的血腥战争。40年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苏联领导人并不在乎温伯格所描述广岛精神，他们会与杜勒斯一样不接受对核武器的普遍排斥，不珍视约翰逊总统所感慨的19年充满危险的核平静。因此今天在向那些令人恐惧的核扩散地区推广西方对核武器的严肃态度时，我们可以从过去和苏联取得的令人惊奇的合作中获得相当的信心。

一个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将会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是否会足够敬畏自己手中的核武器？有两个积极的可能。其一是他们都接受我所讨论的对核武器的禁忌。其二是他们会像当年的美国和苏联一样，认识到核报复的风险会使得核战争几乎不可能发动起来。

我上面讨论的对核武器的禁忌是指针对非核武国家动用核武器而言。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禁忌则有不同的机制：由于存在被对手报复的危险，除了最糟糕的紧急情况以外，首先发动核攻击绝非明智选择。而那种最糟糕的紧急情况并未真正出现过。美苏对抗的经历或许能启发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最大的危险在于，某一方陷入军事危机，产生有限动用核武器的冲动，这样一来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和他们从历史上都找不到答案。

最近以来的担心是，伊朗和朝鲜可能将要拥有或者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核弹头（利比亚似乎已经退出）。为了打消或削弱他们发展核武器的兴趣，需要巨大的外交努力和国际合作。但我们还需要同样巨大的、甚至更大的努力来使他们接受和强化不使用核武器的习惯和制度。

19个平静的年头如今已延长到60个，艾克试图（或假装试图）取消、而约翰逊感到敬畏的禁忌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强有力的传统。

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是伊朗、朝鲜，某些恐怖组织也可能得手。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个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传统，或者至少承认这一禁忌有着广泛的国际基础？

答案部分取决于美国是否承认这个规则，特别是，美国会把这种传统视为值得珍惜、巩固和捍卫的财富，还是会如杜勒斯先生那样，认为“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不能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问题”。

如今，人们对于“遏制”战略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已经在美国安全策略中失去了地位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没有苏联需要遏制了，令俄罗斯人感到头疼的问题是车臣而不是美国，中国人对武装解放台湾的兴趣也不如赫鲁晓夫对柏林的野心。至于恐怖分子则是无论如何也没法遏制的——我们不知道能够威胁到他们的什么价值观，他们在哪里，他们都是谁。

我想我们将遇到一种新的遏制形式。假如在各种外交努力之后，伊朗还是获得了几件核武器，那我们会再次发现自己被遏制了，而不是去遏制别人。例如，我认为北约组织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和1968年的捷克事件中就都收到了遏制，没有敢进行干预。当然，另一方面是需要伊朗学会（如果它尚未掌握的话）遏制战略的思考方式。

从恐怖分子的立场来看，炸弹最有效的用途在于其影响力

依靠有限的几枚核弹，伊朗人除了可能破坏自己的设施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保留这些武器可以阻止美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因此，把它们转让、销售出去，或者用来杀人就太不值了。在过去60多年里，核武器的有效用途都不是对战场或平民的杀戮，而是产生影响力。

那么恐怖分子呢？任何一个组织在获得足够多的裂变燃料之后，都至少需要六位高水平的科学家，若干数量的机械师和技术人员，远离自己的家庭和职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制造原子弹，以及谈论原子弹应该如何使用，由谁决定等。由于自己付出的贡献，这些人或许会认为他们对于核炸弹的使用应该有发言权。就好比在1950年的时候，作为原子弹的开发者之一，英国议会也认为本国有权利参与杜鲁门关于对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决策。

他们将发现——或者说我希望他们将发现——历时数周的争论之后，从恐怖分子的立场来看，原子弹最有效的用途还是在于其影响力。如果能证明自己拥有核武器——我相信如果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他们完全有能力在不需要引爆的情况下证明——他们就掌握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威胁要把核弹用于某个军事目的，而在威胁成功之后引而不发，要比毁灭性地投入使用更合算。即使对于恐怖分子而言，摧毁大量的生命和建筑物，也不及迫使一个大国屈膝投降来得更痛快。

美国人虽然迟缓，但终于还是明白了（在1961年），对核武器需要建立特别严格的保管制度——以防止意外、故障、失窃、破坏，以及战争狂人擅自发动的攻击。同样在国际上也有这样的荒谬悖论：我们对于那些突破了核不扩散原则的国家，是否应该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对核弹头的保管？至少，我们可以试着告诉那些核俱乐部的新成员，美国在自己成为核大国后的最初15年有很多未能及时认识到的经验教训。

美国参议院在1999年否定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支持签署这个条约的意见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它有助于巩固人们对核武器的普遍反对态度。全球已经有大约170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强化了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任何一个例外都将被世界视为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规则的叛逆。假如这个条约像我希望的那样再次提交给参议院，但愿他们不要忽视这项重要的意义。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有关核武器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核武器及其使用的禁忌对我们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假如这种禁忌符合美国的利益（我认为这显而易见），那么，人们在继续宣扬美国需要核武器，美国要做好动用核武的准备，美国需要新的核装备或核试验的时候——姑且不管是否使用的问题——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么做是否会损害过去60多年的克制所积累下来的反对核武器的普遍立场？

参考文献：

Bundy, M. (1988)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Random House, New York).

Fendall, W. (1964) N.Y. Times September 8, 1–2.

Weinberg, A. M. (1985) Bull. Atomic Sci 41, 11.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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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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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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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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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现代经济和现代经济学

模型中的预期

改变不合意预期的政策

自然失业率波动以及变化的结构主义模型

关于增长

好的经济：创新性和包容性

现代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埃德蒙·S·费尔普斯[1]

表现主义植根于改变了1860～1930年欧洲都市生活的新体验。它是对一个快节奏、不可理解的世界的飘忽、兴奋以及恐惧感的视觉表达。[2]

雅姬·武尔施拉热，“原始的感觉论者”，《金融时报》

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经济已开始在好几个国家取代传统经济；而到20世纪后半叶时，现代经济已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个体经济和自筹资金的传统体制让位于一个有着众多商业自由和授权制度的现代公司体制。这就是足以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商业评论家们大书特书的“大转型”。的确，在充分融入了现代经济的国家中，现代经济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具有革新性的[3]；但对于经济学而言，这种革新性就少了很多。

如果说我出版的论著，尤其是本文有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4]。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是什么呢？

[1] Edmund S. Phelps，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主任。本文是在作者的诺贝尔奖颁奖演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原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第97卷, 第3期, 2007年6月。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姜纬教授给我们提供的帮助。——编者注

[2] 与这篇演讲相关的讨论，部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我非常感谢Philippe Aghion、Max Amarante、Amar Bhide、Jean-Paul Fitoussi、Roman Frydman、Pentti Kouri、Richard Nelson和Richard Robb。Raicho Bojilov和Luminita Stevens给我提供了富有创意的研究帮助。

[3] 19世纪，有几个欧洲国家出现了不断高涨的反现代主义呼声，并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致使这些国家建立了由许可、咨询和审批等制度构成的20世纪“社团主义”体制，使商业沦为社会和国家政权的附庸，它们的现代经济也因此陷入瘫痪。

[4] 这种回顾主要集中于我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知识的相关研究工作，因此没有包含有关风险财富积累以及技术变化中的要素节约偏向的文章。

现代经济和现代经济学

许多社会学家最早描述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传统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的群体基础上，即腾尼斯（Tönnies，1887）所说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而现代经济则是建立在人与人互相竞争的商业基础上，也就是腾尼斯所说的社会（Gesellschaft）[5]。在传统经济中，社会等级起作用；而在现代经济中，社会等级并不重要（Weber，1921，第22页）。不管这些社会学描述是否正确，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引起标准经济学模型的根本性修正。

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的经济差别则是由经济历史学家们给出的。传统经济是程序化的经济。在这种范式下，农民定期将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城镇的集市上换取他们所需的日常用品。而诸如高温、暴雨以及其他的一些外来冲击则是他们所不愿也超出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便是内生变化的可行性：现代化带来了无数的制度安排，如扩大的产权、公司法以及金融制度等等。这就为个体从事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融资、开发以及营销相关的创新活动，亦即商业创新开辟了阳光大道。这种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如是称呼）引领了一个从1860年持续到1940年的创新时代；自此以后，一轮又一轮的创新高潮接踵而至。创新活动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形成了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变革。

一些先驱理论学家（大多数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认为，商业创新以及持续的经济变化对人们产生了系统的影响：它们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体中的体验。

● 创新带来了不确定性。首先，创新行为的未来结果是不确定的[6]：在这里，适用“无法预期的结果”原则 （Merton，1936）；正如凯恩斯（1936）所说的那样，企业家必须在他们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驱动下采取行动；而在哈耶克（1968）看来，发起创新在先，而创新点的收益和成本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其次，创新本身以及由创新带来的变化也给非创新者的未来带来了“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1921）。最后，由于创新和变化并不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间平衡进行，而且当前也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别处发生的事情，有的观察不到，有的则是不身临其境就不能观察到。因此，即便现代经济的每一位行为人对经济如何运行都有相同的理解（“模型”），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别人的想法跟自己的一样。这样一来，传统经济的另一个特点——由相同理解主导的共识——便丧失了[7]。

● 创新也使工作发生了改变。在哈耶克（1948）看来，即便是最底层的雇员都拥有难以传递给其他人的特有知识，因此人们必须在工作中进行合作。管理者和工人在各种变化的刺激下致力于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马歇尔（1892）认为，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目标和智力开发的主要来源。缪尔达尔（1932）则在其著作中写道：“大多数境况比较好的人从生产者角色而不是消费者角色中得到的满足更多”。

进入20世纪，经济学也未能转变为现代经济学。正式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它建立在李嘉图、威克斯蒂德、威克赛尔、庞巴维克以及瓦尔拉斯田园诗般的理想基础之上，一直维系到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修改、阐明以及拓宽经济理论的工程在让人们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优点[8]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局部的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信念的多样性、知识的专业化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由此，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捕捉或者说内生地解释植根于现代经济的各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比如创新、快速增长浪潮、商业活动的巨大波动、不均衡、员工的高度参与以及工人的智力发展等。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新古典学者看到了这些缺陷，但他们未能提出微观理论来解决它们。在回答货币因素或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就业这个问题时，他们还是求助于一些相当牵强的解释工具：这些工具要么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比如菲利普斯曲线以及不变价格；要么就是将模型中的所有波动看做是围绕固定中值变动的随机扰动。

经过几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之后，我开始建立能够解释现代经济现象的模型。那时（20世纪60年代），还有好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也致力于相同的工作[9]。在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通过我的老师威廉姆斯·费纳（William Fellner）和托马斯·谢林，我知晓了一些现代主义概念，比如奈特不确定性、凯恩斯概率、哈耶克的私人诀窍（private know-how）以及波拉尼的个人知识等。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种现代主义的观点，因此我能够从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10]。我能够将雇员、管理者或企业家的行为包含或反映在我的模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理想，有信念，努力地工作，解决各种不同的难题并形成对事情的预期。努力将这些人纳入经济模型成为了我的目标。

[5] Tönnies认为Gesellschaft（也就是资本主义）中的交易者都是“匿名”。这是古典完全竞争的结果。但是在我有关现代经济的著作中，厂商厂商家、金融家、管理者、雇员以及消费者并不是匿名的。厂商厂商拥有可以识别和不可替代的雇员；不仅如此，厂商厂商了解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也对他们的供应商有所了解，如此等等。

[6] Ellsberg（1961）和Fellner（1961）最先在他们的文章中运用了不明确（ambiguity）和含糊（vagueness）这两个词。

[7] 我并不是说现代经济导致了总风险（可测量的和不可测量的）的净增加。我的意思是生产率的巨大进步大多是由现代化而不是科学进步带来的，而这种进步又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得到了人身危险和道德风险更小的工作。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由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风险。现代金融体系对商业活动带来的危害并不比饥荒和瘟疫给传统经济造成的危害大。

[8] 有人也许会说，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和1947年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使经济学传统脱离了当时的激进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

[9] 20世纪60年代对该领域或邻近领域感兴趣的人包括Robert Clower、Robert Aumann、Brian Loasby、Armen Alchian、Axel Leijonhufvud、Richard Nelson、Sidney Winter、Arthur Okun和William Brainard。20世纪70和80年代，Roman Frydman、Steven Salop、Brian Arthur、Mordecai Kurz和Martin Shubik进一步壮大了这个研究队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Amar Bhidé、Alan Kirman、Thomas Sargent和Michael Woodford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

[10] 正如我并没有拿掉某些新古典的特征一样，我也没有特意将这些现代主义的概念放进这些模型中，以让模型更符合现代思维方式。

模型中的预期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代经济中的失业问题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随后我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其进行了研究。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那样，为什么“有效需求”（即购买商品的流动资金）的增加能够导致产出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仅仅是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上升呢？

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均衡条件下，非自愿失业是如何出现的？更确切地说，沿着怎样的均衡路径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我的模型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存在失业，员工离职率将会非常高，因此每一家厂商都试图支付比其他厂商更高的工资，以降低高雇员流失率带来的高培训费用。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假设，即工人能够隐藏他或她的离职倾向（相对于雇员来说，雇主可能对员工离职率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而是不可能存在非常完美的合同，可以在雇员提出的所有离职借口的情况下都能保护好雇主的利益。当然，雇主也能够对雇员施压，强迫他们离职。因此，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不成文的协议是不正式的；而明确写出的协议也不全然是一清二楚的。

我对“有效需求”与各种进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即在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化面前，现代经济中的市场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分散的”（decentralized）。经济体中每一个行为人的信念和反应都有差异，因此瓦尔拉斯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e），即市场拍卖人，在现代经济中是不适用的，在现代经济中，各种活动都要受创新的推动，而且过去的创新造就了产品的巨大差异。这就引致了以下观点：个体的预期和他们的计划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此看来，一部分人或者所有人的预期都不正确——这就是马歇尔和缪尔达尔称之为非均衡的情形[11]。由此，经济体（为简单起见，指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可能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况：每一家厂商（或占据优势地位的几家厂商）普遍预期其他厂商支付比它更低或更高的工资率。在前一种情况下，每一家厂商都深信它现有的工资率是其他厂商不能企及的。

在我的第一个模型中，假定劳动力市场是非均衡的（Phelps 1968a），某个厂商低估其他厂商的工资率所产生的效应就是，降低该厂商计算出来的需要支付的工资率，该工资率要充分考虑员工的辞职率以最小化厂商的总成本（现有产量水平下）——厂商的工资成本与雇员流失成本之和。用后来创建的模型的话来说，，厂商低估其竞争对手支付的工资使得“工资曲线”下移[12]。工资曲线的下移导致了成本曲线的下移，价格也因此下降，通过1968年模型中所示的货币传导机制，导致产量上升（一开始这是通过将雇员从培训转移到生产中实现的）；雇员预期其他厂商的工资要低于自己所在厂商的工资，这一预期使辞职率下降，由此就业逐渐增加。此后，由于成本下降和利润增加，厂商可能会增加其雇员人数（从初始的水平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模型敏锐地揭示了许多难以理解的微妙之处，这也难怪很少有学生能完全掌握它。不过，预期对工资、价格和经济活动有重要作用这一点，许多人还是能领会到。厂商低估竞争者的工资和销售价格推动了经济的扩张（Phelps和Winter，1970）；反之，厂商高估竞争对手的行为则会拖累经济。

在一个本身就有非均衡倾向，且非均衡会加剧的经济体中，总需求增加会有什么影响？[13]我曾经致力于研究私人部门的不明支出冲击，这一冲击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而且一旦中央银行未能对此做出及时反应，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都会相应上升——不管是迅速上升还是缓慢上升。在我看来，如果厂商和工人正确地预期到了货币工资和价格对需求价格上升做出的反应，那么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对产出和相对价格来说都是中性的[14]。然而，厂商和工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感知到这种中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的模型给出了如下解释[15]：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家厂商都错误地认为，它观察到的所有或者绝大部分需求增加是自己独有的，因此在决定提高多少工资的时候，它通常低估了其他厂商的工资率上升。同样地，每一家厂商在决定其销售价格的上涨幅度时也低估了其他厂商涨价的程度。这样一来，相比于厂商没有低估其他厂商的价格/工资率上涨幅度的情形，厂商实际决定的价格/工资率上调幅度要偏低。由此，我认为“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厂商做出谨慎、渐进的工资决策”（Phelps，1968a，第688页）[16]。

对产出的影响则表现在：由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所激发的消费者需求增加让厂商意识到，给定初始的价格和产出水平，现在它可以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销售更多的商品。这样一来，先前对小幅提高产出漠不关心的厂商现在看到了提高产出的丰厚收益，因此会提高其产出[17]。而产出的提高则意味着厂商所能容纳的最大雇员数的上升，也就是说，厂商的空缺职位数增加了。因此，提高相对工资的预期导致的员工离职率下降并不能减缓厂商增加雇员的步伐，这样一来，就业增加了。但是对于厂商增加雇员来说，有一个难点。一方面，厂商能够从失业大军中获取它想要的任意数量的新员工，但是，要想新员工能顺利上岗，就需要让生产岗位上的部分老雇员腾出手来给新雇员提供必需的专门岗位的培训；而另一方面，由于厂商要增加产量，因此它真正会采取的策略是将培训岗上的雇员调配到生产岗上。这样一来，只有当离职率下降使厂商可以恢复并增加其培训岗上的雇员时，它才会增加雇员[18]。

如上所述便是需求变动所产生的冲击效应（impact effects）。接下来则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在我的模型中，厂商在某一时点上发现，累计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使消费者数量减少，工资的上涨也没有导致预期的离职率下降。不仅如此，在经历了货币流动速度冲击对需求价格造成的最初影响之后，那些供给某类专门产品的厂商现在又面临着其产品需求价格的第二次上扬（在初始产量水平上），其原因在于，第一次价格上扬的幅度相同，而且厂商在盘算如何应对第一次价格上涨时所担心的替代效应也没有发生。通过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厂商会再次提高其价格和工资，使之更加接近于均衡水平。即便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仍然是零，价格和工资率也会继续上升，直至非均衡消失为止。在这里，非均衡指的是货币流通速度提高的比率与价格水平累计提高的比率之间的差距。沿着这条路径，工资低估程度的下降会扭转离职率下降推动就业扩张的过程，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最终将导致离职率的重新上升；而价格和工资低估程度的下降则会削弱厂商扩充新雇员的欲望，因此，为抵消不断增加的摩擦，厂商增加雇员的行动会停止。因此，摩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新增雇员。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以及就业都达到各自的新静点值（rest-point values）。从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累计上升与实际上上升相一致的意义上讲，这种回调就是“均衡”（但是，起点乃至静点可能并不是完全的预期均衡，因为预期的工资或价格水平在这两种状况下可能远离均衡）。

然而，我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却表明，在每一个提高了的就业水平（诸如在经济扩张时期达到的就业水平）上，都存在着一条回到初始状态的均衡路径，沿着这条路径，不仅对工资和价格的低估消失了，而且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预期上升与实际上升相一致。沿着任何这样的路径，当前的低（且仍在下降的）职位空缺水平不断抵消当前的低（且仍在下降的）失业水平，因此各家厂商的工资支付水平大致相当[19]。对此，卢卡斯（1972）随后提出的模型与我的研究有不同之处：他的模型有严格的含义，经济在卢卡斯周期（Lucas peoriod）里经历了各种冲击后，会马上跳回到均衡状态，这是卢卡斯运用“理性预期”假设的一个结果[20]。而在我看来，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走上均衡路径的钢丝绳，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么这就会导致市场参与者从当前的状态回到他们的初始状态；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假定他们能沿着这条路径找到他们回到初始状态的路径。

与“理性预期”的关系。上述框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确定的稳定状态，而且也不打算这么做。当前的职位空缺水平有一个外生的结构性要素。该要素是管理者们认为新增一名雇员的合适价值（也就是影子价格）的函数；而且这种影子价格并不是由模型决定的变量。如果该值上升，例如部分或者所有企业家一致看好未来经济，职位空缺数会因此上升，对雇员的招聘也会增加[21]。该特点使模型不至于排除创新和随之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从而沦为一种机械的分析工具[22]。

在这个得到最优诠释的模型中，估算自身期望工资目标的厂商无法获得（更不用说真正得到）有关竞争对手近期工资率的公开信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在此条件预期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率[23]。因此，一般说来，劳动市场不是逐渐走向真正的均衡，而是走向替代均衡（surrogate equilibrium），在前一种均衡中，厂商预期到的竞争对手的工资率与他们自身的实际工资率相等；在后一种均衡中，预期工资率可能会低于实际的工资水平（Phelps，1972）。这样一来，给定相同的职位空缺率，失业静点低于和（预期）均衡相一致的稳态水平（当然，主观感觉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会变化）。

最后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在模型推导中引入理性预期或理性选择并不准确，而且根本不合适。在一个高度创新并因此而不断变化的经济中，各家厂商，甚至同一区域相同行业的各家厂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因此一家厂商没有理由像理性预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我已推算出应将我支付的工资提高x%，但是考虑到我的竞争对手会做相同的事情，那么我现在就必须更大幅度地上调工资”。通过这种归纳推理来形成正确的预期是不合适的。这也正是我的另一篇文章（Phelps，1983）所讨论的主题，这篇文章收录在我和弗莱德曼共同主编的一本书中。

更为根本的是，如果未来是由当前的新思想和企业家随后做出的各种计划促成的，而公众对此无从知晓，企业家对此也没有十分的把握，那么公众就无法对未来的概率分布形成“理性预期”（Calvo和Phelps，1977）。如果各厂商均致力于创新活动，根据过去的数据“进行回归”并不能使某个厂商合理地预期这些致力于创新活动的厂商现在打算做什么（参见Frydman和Goldberg，即将出版）。理解了不确定条件下凯恩斯—费纳概率的运用之后，一旦我们知道厂商们随时都都在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就不会那么看重过去过去经验所作的预测。

因此，如果被问及我的理论是否被卢卡斯模型替代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如果一个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它的创新活动就会不断地带来不确定性，该经济的结构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因此理性预期均衡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不仅如此，一个模型如果使用理性预期均衡概念来分析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反映该经济的波动机制。

与弗里德曼1968年模型之间的关系。有关“自然失业率”以及由各种没有正确意识到的扰动及变化导致偏离“自然失业率”的上述理论通常被认为与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年提出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相应的两个模型也被当做是针对同一现象的两个同时发现。这两个模型实际上代表了对两种不同现象的发现。弗里德曼的模型是自然劳动力参与率模型，而我的模型则是自然失业率模型。正是这一差别让两个模型产生了许多不同之处。比如，在弗里德曼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上升对竞争性均衡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偏离；而在我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上升则减少了了庞大的非自愿失业（下面我将简要地对旨在提高就业的货币政策进行评论）。

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善意地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的研究以及我在《就业及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Phelps等人，1970）中所做的相关研究工作称为是“革命性的”（Pissarides，2006；Samuelson，2006）。但我认为还需做出两点评论：第一，我所做的微观-宏观模型不同于凯恩斯的一些核心思想，即有效需求变化，甚至是“中性的”变化通常也会影响商业活动。不仅如此，在均衡市场中，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并不是完全的[24]；第二，我随后的研究将自然失业率内生化，这使我脱离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

在最优货币政策理论中的运用。在我对最优通货膨胀政策进行建模的研究中，我首次公开应用了我的预期框架（Phelps，1967）[25]。这是对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构建“最优”通胀率模型的一个回应（Okun，1965）。曾经有一段时期，在我看来我这篇1967年的文章似乎被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泰勒规则所取代（Taylor，1993，1999）。然而，我的这篇文章在通货紧缩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Sargent，1999）。诺贝尔奖委员会（2006）也认为，我从跨期角度对政策制定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此，在本文下一部分我将主要阐述我的那篇文章。

[11] 可以想见，随机力量可能会起作用但是事前的预期将依然是不正确的。在我的模型中，为了清楚起见，我通常排除这类随机力量——它们是新新古典模型的本质所在。

[12] 参见Shapiro和Stiglitz（1984）。在其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Calvo和Phelps在合约背景下得出了一条工资曲线。

[13] 我始终清楚地知道，在所有的厂商厂商都准备马上提高它们的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模型中，不存在这样做的启动成本，少数情况下的需求冲击可能在理论上对数量和相对价格没有影响。比如中央银行突然宣布马上将货币供给增加一倍。如果该冲击是非常公开的（所有人都会注意到），那么它的结果大家也都会知道，如果它对均衡价格是中性的，那么在我研究的模型中，货币工资和价格就会即刻上升一倍，而模型中的产出和就业量却不受到影响。凯恩斯（1936）也间接地指出了这类例外情况。

[14] 这意味着，不管经济的初始状态导致了什么样的均衡就业路径，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对于该均衡路径以及其他均衡路径（无论有没有达到）都是中性的。

[15] 在这里，我参看了我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和Winter（1970）合写的论文，而且我引用了以下三篇文章中的分析和评论：Phelps等人（1970）；Phelps（1972a）和Phelps（1979）。

[16] 因为工资“刚性”而得出有效需求变化存在产出效应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产出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虽然较小而且可能不持久。

[17] 如果正如我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中所论述的那样，每家厂商充分提高其价格以便出清市场上的初始产量，那么提高了的利润率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18] 当然，加班（overtime arrangements）是另一种方式，这样可以抽调甚至增加培训岗上的员工，从而达到增加雇员的目的

[19] 给定预期的价格水平，在这条路径上预期的货币工资水平对于“劳动市场均衡”来说总是非常必要；不仅如此，给定预期的工资水平，预期的价格水平总是如此以满足“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Hoon和Phelps（1992）清晰地分析了一个没有消费市场的非货币模型的均衡路径。Phelps、Hoon和Zoega（2005）以及Hoon和Phelps即将出版的著作分析了将产品市场变为消费市场时的均衡条路径。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对于劳动市场均衡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和相应的等式。厂商必须正确地给定多雇用一名雇员的影子价格，因此才能正确地计算其职位空缺数。这意味着必须对市场工资的近期走向有正确的预期，这又意味着必须对其他厂商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工资的幅度形成正确的预期，而不仅仅是对当前的工资水平有正确的预期。

[20] 这就是跳到卢卡斯模型中的某一点，这类似于跳到我的模型中的刀刃式均衡路径上。在卢卡斯的周期模型中，存在一个卢卡斯周期：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前，全国性的数据是不可得的；而在这个周期结束时，所有的全国性数据都被公布。在我的连续时间模型中，有关工资上升的数据可能是滞后的，但是有关工资水平的数据不会滞后，当然与对比厂商（comparator firms）的工资水平有关的数据也不会有滞后（事实上，厂商之间可以形成协会以分享这类数据，而且工人也可以形成工会；但是在我设想的“自由市场”中，不存在这类干预）。

[21] 凯恩斯的“通”论就“通”在它认为企业家家的目标（visions）是变幻不定的、任意的。这种任意性对于Calvo和Phelps（1977）一文中的厂商工资合同是很重要的。

[22] 模型对经济体未来路径的预测取决于职位空缺方程外生部分的持久特性，尽管实际的路径很有可能受到外生职位空缺变化的干扰。

[23] 在我文章中的某些地位，平均工资水平被当做是已知的，但只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着一个固定工资承诺的不同模型中是如此（对于该点的详细阐释详见Phelps，1968a）。否则工资是未知的，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来推测。

[24] 这篇凯恩斯死后才被学者们发现并出版的文章被凯恩斯冠命名为“不协调的经济”；最主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写到，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期望非均衡”的理论（Tobin，1975）。

[25] 这篇写于1966年上半年的文章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的，之后我写于1968和1970年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工资动态和价格动态的。

改变不合意预期的政策

我早期从跨期角度讨论政策的著作主要集中于无货币经济中的财政政策。在我1965年的那篇文章中，我的假设条件是：通常，公众期望他们“终生”税收负担的现值比可预见的要少（在这里，我用大卫·李嘉图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他所反对的理论后来“李嘉图学派”接受）。根据那篇文章的模型，其结果便是在市场经济中出现消费品的过度需求和劳动的供给不足。“财政中性”政策意味着预期终生税负的现值与政府预期的财政支出及转移支付一致。如果公众没有形成理性预期，那么相对于财政中性所需的税率，实际税率的设定要么偏高，要么偏低。于是就产生了如下的思想，即市场预期会影响供给；而且这些预期有可能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因此需要出台“最优”政策对这类预期进行矫正。

我196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关键假设便是，公众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可能会过高，因此政府只能强行把实际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预期的通胀率之下，以促使公众降低他们的预期，直到预期的通胀率下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为止。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假设是为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带来了高于自然率水平的就业，而未预期到的通缩则会带来低于自然率水平的就业，即高于自然率水平的失业。因此“通缩”会带来一个转换成本，即失业率短期内高于自然率水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设定有效需求来维持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自然失业率水平就能够得以实现。这些想法被置于一个与拉姆齐（Ramsey，1928）最优资本积累模型相似的背景中。预期的通胀率x充当状态变量，相当于拉姆齐模型中的资本存量，而实际通胀率f对x的偏离类似于消费对收入的偏离。这样一来，政策变量便是稳定投资需求以保持资本存量不变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用的是使公债保持不变、由均衡预算规模的大小所导致的需求水平）。这个在1966年完成的分析相对比较复杂，我在1969～1970完成的一本书（Phelps，1972a）中，简化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即通胀政策由货币当局实施，而财政政策对资本和公债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性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政策函数：在由微分方程dx/dt = β(f−x)表示的约束条件下，该函数使可能的贴现效用最大化，其中，β是一个正的伪常量）。

分析结果表明：如果预期的通胀率要远高于（或低于）最优政策使其下降到均衡水平，那么这中间便存在一个需要填充的缺口；最优政策总是要求将通胀率降到低于当前预期的通胀率水平之下，而不去考虑短期的收益。当然，预期通胀率高于其静点值越多，实际通胀与预期通胀之间的最优偏离也就越大，从而初始的失业上升幅度也越大。效用贴现率越小，预期通胀率的均衡目标值越低，初始通胀缺口的最优规模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较大的短期损失和较高的长期收益。就业下降的成本越高，最优初始偏离就越小，因此失业对其自然率水平的最优偏离就越小，从而通缩的速度就会减慢。

回想起来，后来所谓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能正好源于我这篇1967年的文章[26]。然而，我也认识到，在最优货币政策的这个极其简单的特性中，隐含着复杂的背景。在一篇未经删节的讨论稿的最后几页（我1966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正是从这篇文章中摘取的），我考察了一个内涵更丰富的模型。其中，失业率u的变动是缓慢的（同我1968年的文章），这样一来u就成为与预期通胀率一样的又一个状态变量。由此最优政策方程f(x, u)一般说来并不会推动预期通胀率向静点水平移动。远远高于或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初始失业率可能会使最优通胀率高于或低于预期通胀率，即便后者当前已处于其平衡点水平。但是随着而失业率也会回到其平衡点，即自然失业率水平，这种预期通胀率最终会回到其静点水平。泰勒（1993）提出的著名利率规则有着相同的特征，尽管它是从解决不同问题的最优政策中推导出来的，这个最优政策就是在理性预期下，围绕通胀和失业率均值的最优稳定政策。

也可以这样说，我1967年的那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央银行的职能就是对通胀预期进行管理，该观点认为，如果中央银行能够监控并稳定预期通胀率，实际的通胀率就不会长期失控。参变量的变化可能会使价格水平走上一条不同的路径，但是这不会永久地改变价格水平上升的趋势（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一个其前景完全无法了解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严重错估自然实际利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并没有从一个合适的点位出发。在此点位下，银行制定的实际利率应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利率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如果自然实际利率被低估而其他变量却被很好地测算出来，那么银行设定的实际利率水平会太低，因此不能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水平（Phelps，2006d）。

基于参与者的不完全信息，我想做出另一条评论。理性预期的一些倡导者抱怨说预期是适应性的，就像我1967年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Lucas，1976）。对此，我想用我1972年著作中第8章的内容来回应。那一章对“常规的稳定政策”进行讨论后认为，预期在相同的经历不断重复的情况下不会是适应性的（系数可能不是纯参数，不随通货紧缩而变化）。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理性预期假设的合理性[27]。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中，不存在类似的重复博弈（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绝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政策制定者也不会都属于某种固定的类型（即使保罗·沃尔克也必须努力树立公信力）。凯恩斯认为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紧随最新的模型，直到对立的证据不断增加并多到足以动摇这种模型时，更新的模型才会出现，而市场参与者由此又会形成同先前截然不同的预期。而适应性预期方程则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近似反映。

[26] 或许最早的利率规则出现在Dewald和Johnson（1963）的文章中，但是他们的规则并没有让诸如通胀率这类的任何变量达到一个目标水平。他们提出的货币供给规则也是如此。

[27] 我很高兴能与John Taylor和Guillermo Calvo探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新凯恩斯模型，这些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参见Phelps和Taylor，1975；Phelps，1978）。但是我不认为理性预期假设要比对适应性预期的灵活运用更令人满意。

自然失业率波动以及变化的结构主义模型

在过去几十年里，OECD各国家的失业率在没有通胀或通缩的情况下长期波动并大幅变化，并由此导致了各国失业率的巨大差异。这表明，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影响了自然失业路径本身。的确，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都试图用现实的市场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繁荣和危机。任何理论要想合理地解释失业率未能恢复到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牛市水平，就需要一个“内生化”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在雇员培训模型和消费者市场模型（我曾在20世纪60年代运用过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建自然失业率（或其路径）的非货币理论。朝着这个方向的艰难探索（Calvo和Phelps，1983）把注意力集中在时间偏好和财富上，但缺乏对失业的探讨。两国模型（Fitoussi和Phelps，1986，1988）主要关注海外利率和汇率，但忽视了自然失业率。在Hian Teck Hoon和索伊加（Gylfi Zoega）的大力帮助下，我在1988～1992年间的一系列文章和另一本专著中使用了弥补这些缺陷的封闭和开放经济模型（Phelps，1994）[28]。相对于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进行的微观-宏观研究，这些模型是对宏观经济学更加彻底的重写。这些模型所包含的理论表明：与税后工资以及生产率相关的财富如何影响离职的倾向和激励工资曲线的形状；真实利率、未来前景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如何影响厂商对其商业资产——雇员或消费者所设定的影子价格；以及这些影响如何扰乱或永久性地改变自然失业率（Phelps，1994）。我十分欣赏这个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希克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是上升的）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希克斯—卢卡斯—拉宾模型（其中劳动供给是增加的）相反，该理论认为海外利率的上升会导致经济的收缩。由海外突发事件导致的实际汇率贬值会在某些参数的范围内导致经济的收缩，但消费者的收益会逐渐减小这一收缩效应，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这个补充性的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三种结构性力量如何推动自然失业率的上升[29]：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笼罩在美国和欧洲的战争阴影削弱了包括雇用新员工在内的投资活动（Phelps，2006a）。其次，《社会保障法》降低了税后工资，因此减少了私人的财富（这是一个抵消效应）；但该法律创造了“社会财富”，这产生了净收缩效应（Hoon和Phelps，1996；Hoon，2006）。

最后，我对“结构性繁荣”进行研究的模型表明：能提高影子价格突然出现的新的创新机会，将提高影子价格，厂商预期到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因而会雇用和培训更多的雇员；而生产率的实际提高会增加投资于雇员和消费者的机会成本（Fitoussi等人，2000；Phelps和Zoega，2001）。从这个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生产率的飙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扩张性的力量，而是早期投资热潮可以预见的成果，而且这种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缩性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发现，因为在它看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良好运行的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源自商业人士的创造力和机遇，这些力量既不遵循任何固定不变的随机规则 （stationary stochastic formula，Phelps，2006d）[30]，也不遵循任何预先决定的随机规则（Frydman和Goldberg，2007）。

总而言之，这个有关经济活动的理论将上述自然失业模型和20世纪60年代模型结合在一起，该理论认为就业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或两种方式增加：提高有效需求使就业偏离其当前的均衡路径，实际货币工资也将爬升到高于其预期水平的路径上。自然就业率的上移提高了实际就业率，尽管其上涨的幅度不如自然就业率上涨和实际工资低于其预期路径的幅度大。在过去的30年中，学者的注意力从自然失业率小幅变动这一隐含假设下的有效需求变化和波动，转移到有效需求不成问题（至少在中央银行有一个好的货币政策时，有效需求是不成问题的）这一隐含假设下的自然失业率本变化和波动。如果不是得益于上述完整理论发展出的货币和结构主义因素，我们就无法对自然失业率有这么深的理解。

[28]　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以及随后的一些发展包括Hoon-Phelps（1992）、Phelps（1992）、Zoega（1993）、Hoon-Phelps（1997）、Phelps-Zoega（1997）和Phelps-Zoega（1998）。其中开创者为Phelps（1972b）和Salop（1979）。

[29]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年中所发生的巨大技术变化会使摩擦性失业增加，尽管我的模型中并不包含摩擦性失业。

[30] 当我假设经济体的结构或未来前景发生变化后，价格和数量会沿着一条可预见的完美路径变动，这实际已涉及理性预期。但是这种可预见性是以未来不会有更多变化为条件的，而模型并不保证这样的变化不会发生。经济体的参与者也许能很好地意识到未来不会有更多变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哪些参数的变化是可以预期到的，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只是大致近似地反映了对未来的无知，但如果没有这种近似也许更好。

关于增长

众所周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论的对象不是人类的努力，而是“价格和数量”。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历史和人类是脱节的。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它未考虑人的因素。该理论解释了实物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但是却将这背后的动力——知识的增加，即“技术”视为是外生的，就像来自天堂的吗哪；不仅如此，该理论假定新技术的选择可在瞬间完成，没有成本，也不会出差错。人在诸多活动，比如管理、判断、洞察、直觉以及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事实上对增长很重要，但在该理论中完全没有体现。

新古典理论的这个特点在国家储蓄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拉姆齐（1928）提出的模型便是一个最佳例子，我在1962年提出的风险财富积累的新古典模型则是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期间，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创建模型的时候考虑的是通过遗产联系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而不是无限寿命的国家这个“单个行为人”，也许能得出更有见地的结论。自此以后，我和波拉克（Pollak，1968）发表的一篇文章解决了每一代人在“博弈均衡”中会储蓄多少的难题，并确认了储蓄决策并不是只考虑技术性因素，即时间偏好和储蓄回报率。每一代人的自私程度也会影响决策（参见Phelps，1973）[31]。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探讨了技术进步需要将人员配置到研究工作上这一想法（Phelps，1966b）。我用一个技术进步方程描述了技术进步率与研究活动量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一定时期内研究投入的规模越大，技术变量上升得越快。然而，即便每单位时间的绝对收益在不断上升，技术进步率也是递减的。由此，我开始探讨研究努力随时间的增加能否延缓技术进步率下降这个问题。我发现，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技术进步方程，研究投入的指数化增长能够逐渐导致技术变量的指数化增长。这又很快揭示了两层非常有趣的含义。

一层很明显的含义便是研究投入指数化增长路径的水平越高，技术变量路径将达到的指数化增长路径水平越高。由此，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社会投入的研究努力越多越好。但是经济学家们也关注消费，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只关注消费。由此，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在其中，消费由所有不做研究工作的人运用当前的技术生产出来。我发现在达到某一点之前，研究投入与非研究投入之间的比率越高，消费路径将达到的水平越高。但是过了这一点之后，研究投入与非研究投入之间的比率进一步提高实际上会降低消费，因为技术所实现的收益将不足以补偿将劳动从生产消费品领域转投到到研究领域的成本。这便是我收集的此类规则当中的又一个黄金律（Phelps，1961，1966c）。这条黄金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让这个比率成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便是1，这意味着每一位生产者背后都有一位研究人员做支撑。

另一层含义便是人口越多，研究人员的数目也会越多，进入一条更高技术路径的概率也会越大（Phelps，1968b）。对于这一点，历史事实就摆在面前。如果不是始于18世纪的快速人口增长（直到当前才变缓），我们可能只实现了过去两百多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我们应感激人口的增长——这被称做我的莫扎特命题（Mozart Proposition）。依照这种逻辑，21世纪的经济增长将比20世纪快。

在18世纪，没有人预料到人口将激增，或者说没有人知道这样一种“体制”出现的概率有多大。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技术进步方程将继续使研究能够带来大量的技术进步。这提醒我们，奈特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数百年来预测不准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里的“研究”和“技术”的含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窄。技术包括堆积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中的原始剧本，未来电影的制作藉此而来，技术还包括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后来的作曲家都得益于他们的作品。然而，关注研究有两个局限性：第一，市场经济吸收新技术并不是毫无成本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因此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并不是迅速完成或必定会发生的。它需要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解决创新的开发和营销问题；需要纳尔逊－菲尔普斯（Nelson-Phelps）式的管理人员评估创新的潜在收益；需要阿玛·比亚德[32]式的消费者来评估这些收益，形成创新的环境；需要马尔萨克-纳尔逊（Marschak-Nelson）式的金融家慧眼识企业家，并给予他们财力支持。总之，一项创新从开发、兴起到采用的方方面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纳尔逊和我1966年的那篇文章没有用埃尔斯伯格（Ellsberg）的术语和萨维奇公理（Savage axioms）的形式来写，但它是一篇讨论不确定性的文章。葡萄园的管理者在面对一种新杀虫剂的时候，可能对使用这种新杀虫剂将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值”没有太多概念；或者说，如果管理者缺乏基本的科学人文教育，他就无法判断采用这种杀虫剂成功的概率。一点点有关工程学、化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便可以提高管理者评估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的能力，这会极大地增强管理者的自信，并促使他们对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忽视的各种创新做出评估[33]。

在2000年和2005年的两篇文章中，我认为欧洲大陆由于缺乏纳尔逊－菲尔普斯式的管理者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比亚德式的消费者，这主要归因于高等教育的不足，因而未能成诸如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各种新奇创新的策源地（那欧洲大陆又是如何在其辉煌年代抓住在美国出现的各种新奇事物的呢？那些事物已陈旧得不能被认为还是新奇的了）。类似地，我和比亚德在2005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管理者和消费者需要大量的学习，这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要不然的话，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会更强劲，经常项目盈余会更小，增长也会更快。

当然，关注研究的另一个严重局限在于，商业人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众多创新的构思者。资本主义社会是哈耶克式的国家。哈耶克认为，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内，不同人之间存在一种“知识分工”——不仅信息是分散的（有关当前价格的知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有关“如何获得和使用商品”的专有知识也是分散的[34]（Hayek，1937）。哈耶克式的企业家不断地努力将他们的知识扩张到那些知识稀缺或不存在的领域，以检验他们是否有可能开发出别人以前没想到的商业卖点。这就是创造力——获得别人没有的想法（或者在没有做必要探索的情况下，可能有的新想法）。稍后哈耶克草拟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对创新的商业价值没有真实了解的企业家不得不将创新投放到市场中去，以“发现”它可能有的价值[35]（Hayek，1968）。

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详细阐述和应用哈耶克的创新理论。我近期的一篇文章借助一种理论工具完成了对创新理论的正式说明，该理论工具就是，在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家和金融家会在一个定期“集市”上相互会面并达成合作 （Phelps，2006b）。我也有幸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重要的金融制度（如股市）存在与否，似乎对一个经济体能否抓住创新机会非常重要（Phelps和Zoega，2001）。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各种经济文化特质也会激发企业家的活力，更一般地说，给企业家提供能干的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接受创新的市场，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Phelps，2006c，参见表1，表2a和表2b）。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要说明，不管如何，在发达经济中，创新机制和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者的经验和回报。

[31]　后来Laibson（1997）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一个未来自我显著不同于当前自我的人身上。

[32] 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Amar Bhidé。

[33]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理性预期占据主导地位以后，这篇文章就遭到了忽视。但是少数致力于理解现实世界的“几个好心人”重新认识到这篇文章的价值（Barro和Sala i Martin，1997；Aghion和Howitt，1998）。Benhabib和Spiegel（1994）进行回归的结果也使得Nelson-Phelps论题重新焕发了活力。Nelson-Phelps论题的主要观点是所有的教育（甚至连初等教育）对评价和吸收创新都是有用的；该观点击败了Becker-Mincer所有的教育（甚至大学教育）作为劳动投入增加因子存在于生产方程中的观点。但是辉煌只是暂时的，因为Krueger和Lindahl（2001）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并得出Nelson-Phelps观点在战后的欧洲运行不畅的结论。对此，我的回应是当欧洲大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追赶美国的技术时，它自身并没有多少新颖性可言，因此根本就不需要Nelson-Phelps式的管理者。不仅如此，只有高等教育而不是全部的教育才对追赶起关键作用。

[34] 他还认为代际均衡可能会不必要地致使厂商形成一致的预期，同时又不能获得所有有价值的知识。

[35] 用更形象的语言来描述Amar Bhidé给出的评论，就是熊彼特式的厨师为了做出与菜单上完全相符的食谱在厨房里忙个不停；而哈耶克式的厨师对用餐者的喜好完全没有概念，因而用顾客来做实验。参见哈耶克（1961，1968）。

好的经济：创新性和包容性

我对现代经济的兴趣以及我对有关人类满足感的某些现有观点的深入了解，让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好的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指出，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出现“统计性歧视”（它剥夺了个体的机会并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激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还进一步说明，很难阻止思维定势的出现，因此理想的经济很难成为现实（Phelps，1972c）。在一些在研究市场中的道德问题时，我认为一些利他主义可以抑制各种反社会行为，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和立法是无法阻止这类反社会行为的（Phelps，1973）。罗尔斯（1971）的著作激励我向经济学家们阐释他的“经济公正”概念（Phelps，1973b；Phelps，1985），并且将这个概念应用于税收的不完全信息模型（Phelps，1973a；Ordover和Phelps，1975）。如上所述，在每一种情形中，各种想法都是围绕一种或另一种信息不完全展开的。然而，所有的这些模型以及罗尔斯的经济模型都对人类满足感的来源持一种严肃的观点，这种观点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遗风。这些以及其他的古典模型未能给我们留下任何与现代经济状况相符的有关好的经济的概念。

显然，一个人对好的经济的界定取决于他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对加尔文（1536）来说，美好生活由辛勤的工作和财富积累组成。而在哈耶克（1944）和弗里德曼（1962）看来，自由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对工作和自由的追求可能在于它们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36]。但是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

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能够提供挑战和个人发展的职业生涯是美好好生活的本质（Phelps，2007）。该观点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美国式的”观点。在准备对此做出回应时，我记起该观点来探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欧洲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宣称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希望扩大他们的视野并“发现他们的才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著名画家切里尼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创造和“成功”的喜悦。在巴洛克时期，赛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戏剧化地表现了个人的追求，这被巴赞（Barzun）和布鲁姆称之为活力主义的道德观。这种观点在杰斐逊和伏尔泰等启蒙人士身上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并且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森和亨利·柏格森的诠释[37]。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罗尔斯的“自我实现”都包含有这层意思，就像森（Sen，1995）提到的尽其“能”“做其事”那样。这种人类的自我满足概念显然与边沁的快乐或者“满足”理论不同，而且它不一定与人们表现出来的快乐相关[38]。

如果这就是美好生活的本质，那么好的经济便能促进“充满活力的”生活。好的经济所产生的激励、挑战、婚姻、权力、发现和发展都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当然，也有对公正的讨论。弱势群体有权参与经济，因此也有权参与社会。在罗尔斯（1971）看来，包容性意味着在正规经济中辛勤劳作的最弱势群体能够有自我实现的前景，换句话说，他们能获得足够好的报酬（它们失业的频率不能太高），因而能正常地履行配偶、父母、公民以及社区成员的职能。罗尔斯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的，因此它并没有给来自商业生活的自我实现留下空间。在我在讨论中认为，很多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从参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核心制度，也就是商业经济中，得到深深的满足；而且对于少数人来说，这样的就业就是社会整合的支柱（Phelps，1997）。不仅如此，在一个有着活力主义工作文化（这种文化重视智力挑战、组织责任以及个人的进取心）的社会中，即便是低端的就业也能给人带来自我满足感。因此，在一个能够提供活力主义职业生涯的经济中，高度的包容性是最有价值的（下文的内容并不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总之，一个好的经济也会促进包容性的提升。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运用与其经济相称的机制来提升其活力和包容性。尽管我们对现代经济的理论理解还处于非常初级的状态，但是大量的实证证据充分表明：充满活力的职业生涯要求经济能不断地带来变化，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这样一种经济动力机制最好有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制度和机制体系，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为了让未经协调的企业家、金融家以及消费者创造出高的商业创新成功率，根据需要进行监管或放松监管。我们对激励设计的理论说明和实证观察表明：财政激励可以有效地提高包容性。在这里，财政激励指的是一个公共的低工资就业补助以及教育补助体系，其目的是吸引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到商业部门工作，降低他们的失业率并提高其收入[39]。

活力与包容性是不相容的吗？强调一方必然会损害另一方吗？在达成行动共识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出现了两种谬误。在西方，很多人毫无根据地认为旨在提高经济包容性的财政政策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活力，并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与此相反，我认为恰当设计的就业补贴能够重振资产阶级文化，振兴自食其力的道德规范以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所有这些都会推进而不是削弱一个国家的活力，而且还会加强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

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创新经济体的活力损害了弱势工人的利益。而在我看来，经济活力有助于提升包容性。各种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间接地提高了那些已然在享受美好生活的人们的福利水平；达到某一点后，它也必然会惠及作为一个群体的弱势工人。由此而来的活力以及不断提高的商业创新成功率又在一些新的活动中创造出更多的工作职位，这会让弱势工人群体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获得更高的报酬。过去十年所的种种经历表明，在那些抵制创新的经济体中，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急剧下滑。高涨的企业家家精神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轻松、更安全的工作，从而让弱势群体受益。一个创新经济是公正的，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强势群体，也有利于弱势群体（Phelps，2007）。

当前，欧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寻找一条通向更加繁荣、让弱势群体更好地融入经济的道路。对于如何走上这条道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技术或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经济中，以提高产出和就业；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劳动法、公司法以及金融部门，将现有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以及商业活动。

我的结论是，一个有着合意道德水准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它还必须保持其公正性，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陈叶盛 译 吴素萍 校）

[36] 无论如何，这些好经济的概念没有丰富到足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加尔文主义似乎与一个财产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一致。除了弗里德曼的消极收入税以及哈耶克提出的几种例外情况以外，相对于当今资本主义中的投机性波动和重商主义，他们俩似乎都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和原子式的竞争）。

[37]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其著作中宣扬“生成”高于“存在”，自由高于必然，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声名鹊起。

[38] 我得知近期对快乐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发现：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通过积累可以赚取更多收入的更多财富并不能让国家的快乐有额外的增加（这听起来有点像资产积累的黄金律）。不管该结论能否成立，它并没有暗示存在着经典的满意饱和水平。它只是表明，过了某一点之后，更高的收入并不能增加经典的需求满意程度。

[39] 罗尔斯1971年发表的文章最大程度地对这个方向进行了论证。在这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现代经济中，罗尔斯式的公正必须既考虑企业家家类型也考虑最低工资工人的自我实现前景。限于篇幅，我将不对此进行深入说明。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I 《谁来监督监督者？》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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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字数：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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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I

谁来监督监督者？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谁来监督监督者？

谁来监督监督者？

莱昂纳德·赫维兹[1]

在提出这个著名的问题时，[2]与人们猜测的恰恰相反，尤维纳利斯并不关注国家或政治事务，而是尽量说服一个朋友婚姻是愚蠢的，女人是不可信的，即使把她们锁起来并派守卫看守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守卫也不能够被信任。

但是，500年或更早之前，柏拉图[3]确实提出了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讨论城邦护卫适当行为的标准——即在一个理想的治理结构下，应该挑选最好的护卫担当统治者。参考苏格拉底早期的论述[4]“酗酒的护卫是最不尽责的护卫”，他曾说：“他们一定要放弃酗酒。对于一名护卫来说，酗酒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此，与苏格拉底交谈的格劳森（Glaucon）这样回应：“是的，护卫者需要护卫是十分荒谬[5]的。”与尤维纳利斯的悲观主义——实际上是犬儒主义不同，柏拉图通过格劳森表达了乐观的观点，即人们应该能够相信，城邦的护卫者和统治者的行为是得当的，他们需要监管的看法是非常荒谬的。

如今，即使随便翻阅一下报纸也足以使我们相信，“护卫”——无论是领导者、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官员还是社会精英，都需要并且正在接受大量的监管，这并不是什么荒谬的现象。[6]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监管是或者能够是有效的。公众对于政府、法律执行、工会和公司领导的态度常常使人更多地回忆起尤维纳利斯，而不是柏拉图。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科学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会引起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学家的兴趣呢？如果存在合理的理由，我们应如何着手分析这个问题呢？本文正是要着力分析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加强制度[7]在影响经济现象方面不断提升的重要性，这种作用依赖于实施（尤其是法律规则及其执行的普及）作为制度机能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8]

对制度在经济上重要性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院。我认为制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一些最基本的当前政策问题都涉及制度的选择：市场对中央计划、社会保险（失业、老龄化、健康）的范围和结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产权”、世界自由贸易以及独立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都是明显的例子。关键的问题是制度的作用是否能通过适当的分析工具所俘获，而且能够被置于经济模型中，成为经济理论大厦完整的一部分。作一个恰当的比喻，即制度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变量，即使是未知变量而被引入模型，而不是作为固定的部分体现在模型中（例如，许多主流模型中的完全竞争）。只有当这类模型可以构建时，我们才能面对诸如引入实施机制及其限制和潜力等问题。

多数经济分析都建立在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这意味着，至少这个模型（或者更为精确的，它的适用性）要求强烈的假设，即有关“代理人”（个人、公司等）可获得信息的假设，这些“代理人”指存在诸如履行合同和消除合谋等实施机制的前提下，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类似的，对于征税的替代形式、补贴和社会保险所带来的影响的结论，在本质上依赖于某种实施机制，该机制能够提供关于责任和权力的信息、建立促进资本流动的机构以及进行支付或者披露相关信息。我认为，公平地说，直到最近建立经济模型（与附带意见不同）时，信息获得才比实施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当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时，会更多地关注不确定性）。然而，如果实施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高昂，即使最有吸引力的机制也将是空中楼阁。

随着信息分散化和博弈模型研究的不断进步，这些问题的探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

信息交换（非博弈理论的）过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假设[9]信息被传递给经济过程中的每个参与人，当每个经济个体（消费者、企业等）仅有各自的信息（它的偏好、技术或者资源）、而没有其他个体的信息时，这个经济过程被称作是信息分散的。因此，这个过程需要信号（称作信息）的交换以达到目标（例如整个系统的效率）。一旦信号所传递的信息被量化，[10]谈到特定环境下为达到目标所需的经济过程中的信息获得才会有意义。例如，在一个严格设定的模型中，可以证明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有限维度的信息空间不能保证任何信息分散化过程中均衡结果效率（在帕累托最优的含义上）的实现。[11]相似的结果在具有负外部性（例如污染）的经济体中也能够获得。

这些“不可能”的结果不仅适用于特定的机制或制度结构，而且适用于所有具有信息分散化特点的机制。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即使有人认为参与人可以被信任并且会遵守过程的所有规则，也没有任何规则能够保证期望目标的实现（例如，效率）。这样的结果被看作是由信息分散化而产生的对可实施性的特定限制，即使存在完美执行时也是如此。因而，规则的可执行性并不总是一个问题。

当然，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对参与人不可信的制度感兴趣。那么，能否设计一种过程使得参与人是可以信任的呢？20世纪50年代中期萨缪尔森在其有关公共物品的经典文章、尤其在所谓的林达尔解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林达尔机制要发挥作用，参与人必须能够如实反映其偏好，即使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导性。这里林达尔解并没有考虑古典自由骑士的问题。但是萨缪尔森继续强化他的观点：他进一步声明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分散化机制中也会出现。这两种观点能够被正式表述并被加以严格证明吗？

博弈理论框架。进行这种分析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框架是纳什提出的非合作理论和现在以其名字命名的均衡概念。经济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非合作博弈[12]的过程，其中每个参与人的策略是表达出各自的偏好（不一定是真实的），参与人的效用是参与人行动产生的结果（在萨缪尔森的分析中通过林达尔公式定义），也称作“支付”。这样，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论断可被表述为一个命题，即在林达尔博弈中，真实的披露偏好不是一个纳什均衡。[13]也就是说，假定每个参与人都知道各自的偏好，除了第个参与人外，其他参与人都真实地表达各自的偏好，根据林达尔公式计算的结果（公共物品的数量以及所要求的个体贡献），参与人不真实地表述其偏好是有利可图的。显然，这表明了萨缪尔森的第一个论断是正确的：真实披露不是一个纳什均衡。

萨缪尔森的第二个、更一般的（不可能性）论断较难解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要分析这个论断不得不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哪些类别的机制可以被看作是分散化机制；二是期望怎样的一种系统表现？对于后者，首要关注的就是效率（帕累托最优）；至于前者，格罗夫斯和莱迪亚德（Groves和Ledyard，1977）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观察视角，他们将（之前被用于非博弈理论模型的）信息交换过程这一要素引入纳什模型中并把任何信号（“信息”）视作策略，而不仅限于个体偏好的表述，亦即，他们超出了较早研究中典型的“披露博弈”的狭隘类别。通过这种概括的方法，他们构造了一个包含三个或更多参与人的、且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尽管不是林达尔）纳什均衡结果的（非披露）模型。后来（Hurwicz 1979a）证明了在一个适当设计的非披露模型中，林达尔结果也是纳什均衡。[14]如果我们认为，更广类别（不仅限于披露）的机制也被视为分散化的，萨缪尔森的第二个（不可能性）论断就无法被接受。至此，乐观主义战胜了悲观主义。然而，是否仍存在一个执行的问题呢？

纳什均衡能够自我实现吗？机制（例如上述格罗夫斯和莱迪亚德或者赫维兹所设计的）的可实施性如何呢？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么？事实上，人们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即根本不存在执行的问题，因为（据称）纳什均衡是可自我实现的。例如，假设是某博弈的n元纳什均衡策略组（n是参与人数目），根据定义，这表示对参与人i来说，任何单方面地从策略偏离到另一可选择策略都不能增加i的支付。因此，纳什均衡一旦被确立，个体并没有单方面偏离的动机，在非合作博弈中，串谋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不需要执行机制。

但是这种观点暗含两条假设。其一，纳什均衡策略之外的其他可供选择策略在所允许的策略空间内，由支配系统的机制所决定，我们称之为“合法的”策略，即任何可供选择策略都属于。但是，事实上，参与人i也可能选择“非法的”策略，即实践上可行、但不在容许的策略空间内的策略，在其他参与人选择合法策略的前提下，参与人i选择非法策略可能会更有利。因此，上述论点的隐含假设是不存在非法可行策略，或者至少是选择非法可行策略是无利可图的。

关于纳什均衡可自我实现的第二个假设不那么显而易见。参与人策略的选择依赖于支付函数的构成，反过来，支付函数的构成取决于既定参与人策略选择的情况下、机制产生的实际结果。这些结果可能包括物品的交付或者不同参与人的支付。相应的，一定存在某种机制（不仅包括实施机制，还包括信息加工和金融程序）确保特定的结果能够实现。上述纳什均衡可实施性论点的潜在假设就是这样一种机制存在且能够有效运作。

制定被称作博弈形式（机制）的博弈规则。现在，我们有必要明确机制的概念以及其与非合作博弈（由机制所界定的）一般形式的关系。有n个参与人的一般形式的博弈G由可行的策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所决定。（一个支付函数是一数值函数，其定义域为n元可行策略组，即联合策略空间，由个体策略空间的笛卡尔乘积所组成，即，因此，，其中代表了真实数目）我们将写成，将博弈正式地定义为，机制与博弈的策略空间相同，但其涉及一个结果函数，即，其中Z是所有可能结果组成的结果空间（经济模型中的资源分配，选举模型中的候选人名单）。进一步假设每个参与人i有一个效用函数，每个可能的结果都对应于一个真实的结果。[15]那么第i个参与人的支付函数由包含有结果函数的效用函数构成。例如，对中的任何，以及任何i，

在特定的例子中，，其中，可以表示对参与人i的货币支付，并且（1）第i个效用函数仅依赖于第i个货币支付，（2）货币支付是一个线性函数。经过标准化后，可写为，即，因此，在本例中，第i个支付函数与第i个结果函数的构成一致。但是，通常情况下（（1）和（2）不同时成立时），这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16]无论如何，从概念上区分结果函数和支付函数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通常我们把偏好（这里是效用函数）看作是既定的数据（“环境”的一部分），而结果函数以及策略空间可能取决于设计者的选择，比如制度改革。

的确，在一个旨在分析制度安排的模型中，有必要区分哪些因素属于既定的数据（“环境”），即偏好、禀赋和技术，哪些因素受制于人为操纵，在我们这个模型中，策略空间S和结果函数h即属于人为控制的因素。既然策略空间界定了所有合法行动而结果函数h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结果，我们便把作为博弈的规则。另一方面，以博弈论中的术语来说被称作博弈形式，经济学上称之为机制。机制不受偏好变化的影响，而支付函数则受制于偏好。立法或者其他的人类行为会直接地改变博弈形式，博弈形式的变化仅会间接地影响支付函数。

要明确执行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承认行为可能会违背博弈的规则。在一个特定的博弈中，所允许的策略空间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行为和思想。例如，在纸牌博弈中，某些类型的信号实际上是可能存在的，但却并不被博弈规则所容许。（例如，在桥牌游戏中，个体的策略空间不包括在牌桌下面踢你的同伙）。如上所述，需要强制执行的原因之一是在所允许范围之外的某些行为可能对某些参与人有利。终究，这就是为什么监督监督者是人们所期望的或者说是必须的。但是，前已述及，在应用中结果函数的有效性也需要执行或者其他实施机制（信息、财务等方面）。

为便于阐述，我们将博弈规则所禁止的策略引入参与人的策略选择空间，我们称这类策略是非法的，而称博弈规则所允许的策略是合法的。

要表示参与人面临的全部真实的选择，我们首先引入全部可行的行动集（真实的策略空间），表示为，相应的真实结果函数为，代表任何合法或非法策略选择组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博弈形式为且第个支付函数是时，我们说参与人所参与的博弈是“真实的博弈”。（这里s是n元策略组，其组成策略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我们把真实的博弈（其规则为）表示为，合法的博弈（受合法的策略空间和合法的结果函数支配）表示为。为简化起见，我们暂时[17]假设给定机制下所有合法策略都是可行的，即是的子集，并且假定当仅使用合法策略时，两类结果函数是完全一致的。亦可以假定为是个体可行空间的笛卡尔乘积。用表示参与人的可行策略，我们得到，任何个体可行元策略组中的策略（即中的元素，）都是可行的。此外，每个都是合法策略集和非法策略集的不相交并集。[18]

这样，我们就得到两个博弈：真实的博弈和合法的博弈。尽管我们希望参与人参与的是合法的博弈，但是，通常，他们参与的是真实的博弈。

成功的执行（enforcemeng）和实施(implement)。本部分将尽可能阐明执行和实施的概念。

成功的执行。当我们说合法的博弈规则正在被成功的执行时，意味着使用非法策略的真实博弈所产生的结果不如使用合法策略的结果那么有吸引力。成功的执行可以严格表述为对每个参与人来说，每个合法策略相对于每一个非法策略都是占优的，即，对每个来说，除了外的元策略组中的每个策略，以及参与人可选择的中的每个非法策略，在中总是存在一个更优的可选择的合法策略，使得

（“弱占优”允许用弱不等式替代某些（不是全部）严格不等式，例如，对于某些策略来说，用来替代，即，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人选择非法策略与选择合法策略的效用没有差异）

然而，有人可能还会提出疑问：如果除了一个参与人之外的所有参与人都选择非法策略，那么该参与人会发现他也无法选择合法策略。因此，采用一个给定机制下、稍弱一些的成功执行规则的概念似乎更合理，即要求（1）给定机制下（即，仅使用中的策略），真实博弈中仅有纳什均衡是合法的元策略组；（2）的纳什均衡也是特定机制下合法博弈的纳什均衡；[19]（3）真实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集非空。

实施。[20]考虑一下有效的制度（例如社会保障）所包含的内容。法律[21]所规定的期望的机制详细列明了接受支付的人员范围，比如与之前的收入或其他变量相关，也可能详细列明了资金的来源。有必要阐明一种做法，证明是否特定的申请者有资格获取支付，如果可以获取，能够获取多少，以及如何筹集所需的资金。一般来说，要成立专门机构以负责这些事情，不仅要能提供各种信息而且能够保证其实施。我把这些复杂的活动和安排看作是执行法律的努力。这些活动和安排的实施解释了真实的博弈形式，因而属于真实博弈。如果均衡结果与期望博弈的均衡结果（即法律所期望的结果）一致，那么实施就是成功的。[22]

本部分指出了纳什均衡不能自我实现的理由，即在无法执行的情况下，纳什均衡使得选择中的策略无利可图，但选择中的策略却未必如此。也就是说，一个元策略组是博弈的纳什均衡，通常，这并不意味着中的策略比每个非法策略都占优。

纳什均衡不能被认为是能够自我实施的原因是，结果函数有效性的假设忽略了对制度安排的需求，而制度安排是取得某种结果所必需的。这样，即使所有参与人都进行非法行为，的假设也要求实施行动。所以，仅假定期望的结果函数是不够充分的。

回到尤维纳利斯的例子。现在，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需要监督监督者吗？尤维纳利斯提出的这个讽刺性的问题表明，或者无法监督监督者，从而不能够娶妻结婚；或者，除了有“第一级的监督者”（监督妻子的监督者）外，必须有“第二级的监督者”。但是，如果第二级监督者也存在腐败，就有必要存在“第三级监督者”，如此循环。这就产生了监督者的无限回归，需要第级的监督者去监督第级监督者，无穷。由于无限级的监督者通常是不存在的，这也就妨碍了执行的可能性。

我们为什么关注尤维纳利斯的（或有关丈夫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一些人将之看作是一个命题的比喻，这个命题就是由于腐败监督者的无限回归，执行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偶然的经验主义”表明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证明的，我们知道许多规则确实（即使不是完美地[23]）得到了实施和/或执行的情形。但是，这些情形下存在许多决定规则的实施是否可行的因素。

首先但最不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种实施方法，仅取决于物质的或机制的因素，而实际上不需要人类的监督。例如，某些停车场会安装某种装置，能够割坏通过非允许出口或入口的汽车的轮胎；或为惩罚犯人，可以将其隔离于一个没有船只并且距岸边很远的孤岛上。

第二，在有限监督链的末端某处，可能存在某些监督者（个体的或集体的），他们赞同认定某些行为是非法行为的规则（博弈形式），例如，他们的道德标准可能完全排斥腐败行为，或者，他们有能力（通过权力、金融资产、个人的感召力或使得人们能够尊重他们的某种身份）、同时也有倾向采取行动以阻止低一层极监督者的不作为。（在我的许多论文中，我把这类的个体或群体称为“干预者”。）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规则很可能是可以被执行的。功能健全的社会能够尽量在这样的个体[24]中挑选法官和统治者。尤维纳利斯的悲观观点表明所需监督者的“无限回归”，因此，根本不存在干预者。另一方面，格劳森的意见假定柏拉图提出的监督者具有自控能力，这些监督者实际上就是干预者。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尤维纳利斯和柏拉图处于同一事物的对立面。

然而，我们不必非要依赖于干预者的存在。也有其他的结构有利于成功的执行。例如，考虑一项法律法规，该法律旨在保护市民免受某类个体行为的危害。假设负责该法律执行的人（第一层级的监督者）存在腐败或者其他方面的无效率，他们的监督者（第二层级的监督者）也是如此。如果后者是市民投票选出的政府官员，那么市民（投票者）便可被视为第三层级的监督者（同时也受第一层级监督者的监督）。他们既有动机也有权利通过罢免政府官员进行干预。这就使得官员们有动机去确保第一层级的监督者能够完全履行职责，产生的结果就是有效执行。原则上，累似的情形（问题）就是，有选举权的监督者是否处于任何有限监管链的第级（上例中，）。这类问题可以用图表示为一个封闭的圆，选民被赋予两个数值（和），因此，第级的监督者可以“监督”第级的监督者。（选民，作为第级监督者，监督最顶层的第级监督者；同时，作为市民，他们也接受第级的监督者监督。）

这样，每一个人都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选民作为最顶层监督者的“监督者”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这种类型的结构与分权的概念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不完全一致）。[25]

圆形模型也能够用于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说法中，这里，假设丈夫自身不能够监督妻子或者妻子的直接（第一级）监督者的行为。但是，原则上，能够找到第二级的监督者对第一级监督者的履职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也要深深感激这位丈夫，因为实际上是他确保了直接监督者的履职行为。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26]

另一方面，假设第二级（或更高级）的监督者不存在，那么，这位丈夫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悖论。这提示我们，实施的可能性由外部环境决定。

当实施能够发生时，我们可以根据真实博弈与期望机制（或博弈）的关系对其建模。值得注意的是，真实博弈的均衡依赖于可行的和实际的结果，也依赖于参与人的偏好（有时称之为态度或价值）。举例来说，干预者一定有排斥他（她）自己的非法行为的偏好（尤其是腐败），并且厌恶其他人的非法行为（至少是与其相关的行为）；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干预者的效用函数。另一方面，他她也一定要有权力、资产或者个人感召力影响其他人产生期望的行为；这些特点会影响干预者策略的选择以及相应的结果，因而属于博弈形式的范畴。依赖于博弈中的参与人（即社会的组成部分）及其偏好价值，一个既定的期望机制在该社会中或许可以实施，或许无法实施。

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与尤维纳利斯的看法相反，执行（或者更一般的，实施）并不总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能够构造“马斯金实施”（“M- implementing”，即马斯金的理解[27]）机制的最优标准，“真实的实施”（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仍然不可行（或者如果标准忽略了实施成本，会导致所需资源的成本过高）。[28]

此外，即使当“真实的实施”可行且成本不是很高，它也需要制度安排，而马斯金对机制产生最优标准的理解似乎并没有提到制度安排。

然而，夹杂着些许个人利益，我的观点是那些旨在探寻机制实施（马斯金的理解）产生多个最优标准的研究是重要而值得鼓励的。在这种实施变得不可能时，就为改革者提供了一个（反向的）信号，同时也表明真实的实施的问题仍没有出现。当我们确实发现了马斯金实施机制时，我们仍旧还要继续研究真实的实施（包括相关的执行）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值得（真实地）实施的。

[1] 本文作者Leonid Hurwicz因在机制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荣获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 　 “Sed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Liber secundus, Satura VI, lines 347–8, p. 325, in D. Junii Juvenalis Saturarum Libri V; mit Erklärenden Anmerkungen von Ludwig Friedlaender, Erster Band, Leipzig, Verlag von S. Hirzel, 1895。

[3] 　 Book III, XII, 403E, p. 264 (Greek) and p. 265 (English), in volume I, of Plato, The Republic (POLITEI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ul Shore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G.P. Putnam’s sons, MCMXXX.

[4] 　 Ibid., pp. 246–7, no. 398E.

[5] 　 B. Jowett在1908年的翻译中（Ocford, Clarendon Press, 3rd ed., reprinted 1928）用的是“ridiculous”而不是“absurd”，（Jowett的翻译似乎更好一些，因为Glaucon所使用的希腊词汇的语源似乎很可笑——“ridiculous”就是如此。）但是，最近A.D. Lindsay的翻译（Everyman, J.M. Dent, London; Charles E. Tuttle, Vermont, 1992, 1995）没有使用“absurd”。

[6] 　 1998年5月8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监督者或许也需要监督”，这篇文章没有明确地提到古典的先例，但谈到了法院任命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不诚实地挥霍了他们保管的资产，也谈到了法院在行驶监督职责时的困难。与之对应，监管部门和立法机关的力量也应该促使司法部门改善绩效。

[7] 　 这里的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博弈的规则”），而不是各类机构实体（“参与人”）。

[8] 　 E. Ostrom,，Walker和Gardner指出是Hobbes最早强调了执行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并不赞同Hobbes强调的需要一个外部执行权威（君主）的观点。他们强调的是群体内相互执行。Schotter （1981, 第11页）认为自我监督或者外部的监督权威都是社会制度大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通过一个超博弈模型证明了群体内执行的可能性。

[9] 　 在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Lange，Hayek，Mises）的大辩论的背景下就已经得到了共识，但是Hayek（1945）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10] 　 当信息以向量（n元组）表示时，信息的维度提供了这些数量。具体来说，经济过程中的信息获得以信息空间（例如，不同参与者产生的信息维度的总和）的维度衡量，与信息渠道容量的概念类似。参见Hurwicz （1972a），Calsamiglia （1976）。

[11] 　 按照该领域的术语来说，帕累托最优在无限维度信息空间的分散化（个体信息保留）过程中是不能被“实现”的。除了信息分散化，这些结果预示着过程规则的某种数学规律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强连续性，通常被称作“平滑”。（Lipschitz连续性就是一个例子）

[12] 　 本文中，我们仅指非合作博弈的一般形式，但在有些情况下，扩展形式可能更符合现状，尤其是当某一博弈规则规定了哪些行动要被禁止时。（虽然，禁止可能是针对策略的，反信任法的情形似乎就是如此）

[13] 　 参见Hurwicz（1972b）和Ledyard and Roberts（1974）。

[14] 　 这种机制以及Hurwicz（1979b）在1979年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机制在个体可行性方面存在缺陷，但Hurwicz（Hurwicz，1996b）在1996年的文章中对此作了修正。

[15] 　 将效用函数界定在结果空间的子集上会更接近现实，同时我们的分析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我们进行更极端的假设是为了避免符号的复杂化。

[16] 　 例如，当机制代表一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制度时，结果函数则不能被分解。但是，即使只涉及个体货币支付，尤其存在风险的情形下，非线性的效用函数也会违背一致性。

[17] 　 下文将会指出，当所有参与人使用非法策略时，制度结构是必要的，以使得。

[18] 　 某类博弈模型暗含S=S’，即所有可行策略集都被包含在S中。这样，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罪犯的两个（“合法”）选择有时被表述为“坦白”和“不坦白”。既然假定其他行为不影响结果（或者至少不相关），那么实际上合法的行为与可行的行为具有相同的空间。

[19] 　 或者，至少对于受制于某类实现企图的行为所产生的纳什均衡结果的一部分来说，这种关系也成立。

[20] 　 本文所使用的实施概念可能更接近于一般的用法，与马斯金（1977）提出并在后来文献中大量使用的实施概念不同。[马斯金的实施概念包括给定机制下纳什均衡结果和最有标准（“社会选择规则”）之间的关系；暗含的一个假定是没有参与人会使用博弈形式所不容许的策略]。本文的概念引入了设定的某些行动以使既定的博弈形式有效——尤其是要阻碍禁止策略的使用，并使假定的结果函数更接近现实。对于本文使用的实施概念来说，实施的是期望的博弈形式，当然，如果能够成功实施，这种实施有助于最优标准的实现。因此，本文使用的实施概念包括两种博弈的关系——真实的博弈和期望的博弈，而不是期望博弈和最优标准的关系。

[21] 　 为简化讨论，本文把法律规则视作一种特殊的机制。但是在实践中，法律在许多细节上是模糊的，常常是定性而不是定量的。例如，把法律规定的制度安排看作某一类的博弈形式而不是具体的博弈形式便是如此。

[22] 　 对于多数文献所考察的机制来说，上述定义需进一步被限定。原因是执行（或者任何实施）需要使用资源，如果期望的模型没有考虑这点，该模型寻求的就是相对于全部资源禀赋的效率（“全效率”），当实施所需要的资源减少时，寻求“全效率”是不可能的，人们最多只能追求出去实施本身所占用的资源后剩余资源所能产生的效率（“净效率”）。因此，即使实施是成功的，在期望的机制下，它也仅能提供净效率均衡，而不是全效率均衡。

[23] 　 一个更加现实的模型将会考虑不完美因素。当违反规则被确知或者被怀疑，并且承认仅有一小部分实现企图可能是成功的，就可以通过假定实现企图的随机选择来构造此模型。

[24] 　 若干年前，我听说过一个城市，从警察到当地的法官，腐败蔓延，最终更高一层的未受腐败侵蚀的司法部门采取卧底行动才阻止了这种现象。

[25] 　 E. Ostrom, Walker, 和Gardner (1992) 以涉及共同资源分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案例论证了群体内相互执行的可能性（与上述圆形监督链的例子相类似），而无需群体外部的当局履行执行职能。似乎很明显，这种群体内执行在某类情形（但不是全部）下很可能十分有效。

[26] 　 更一般的，这个圆可能由级监督链构成。

[27] 　 在马斯金看来，一种博弈形式为某一类环境弱提供了一个最优标准（社会选择规则），如果，、对每个可容许的环境来说，所有纳什均衡结果根据该标准都是最优的，那么就会存在某些均衡（非空的均衡集）。马斯金所说的完全可实施性要求每个最优结果都是一个均衡结果。

[28] 　 既然真实博弈的均衡取决于偏好，这就包括了政治不可能性（比如由于高成本、价值冲突或者其他因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II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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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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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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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VIII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I 结果、目标和机制

II 一个例子

III 机制设计简史

IV．社会选择规则的实现

VI 结论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1]

埃瑞克·S·马斯金[2]

机制设计理论被看作是经济理论中的“工程学”。当然，大多数理论研究集中于现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理论学家们试图解释或预测这些制度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但是在机制设计理论上，人们求证的方向却扭转过来。我们以确定期望的结果或社会目标作为研究的开始。然后提出疑问：是否能够设计出适当的制度（机制）以实现设定的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再去探求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本文中，我简要地介绍机制设计理论的部分内容——实施理论。实施理论是指在既定的社会目标下，何时能够设计出一种机制，使该机制的预期结果与我们的期望结果保持一致。我将尽量省略技术细节，并将具体解释放在脚注中。[3]

[1] 　 本文根据埃瑞克·马斯金2007年12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荣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讲修改而成。

[2] 　 在此诚挚感谢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和访问学者Albert O. Hirschman，以及国家科学基金（#SES-0318103）对本文给予的帮助。

[3] 　 有许多出色的调查和教材研究了实施理论，它们在技术上和理论上的处理都比我这篇文章更注重细节。可参见Andrew Postlewaite (1985), Theodore Groves and John Ledyard (1987), John Moore (1992), Thomas Palfrey (1992), chapter 10 of Martin Osborne and Ariel Rubinstein (1994), Beth Allen (1997), Luis Corchon (1996), Matthew Jackson (2001), Palfrey (2002), Roberto Serrano (2004), chapters 2 and 3 of David Austen-Smith and Jeffrey Banks (2005), chapter 6 of James Bergin (2005), chapters 14-16 of Allan Feldman and R. Serrano (2006), chapter 10 of Eric Rasmusen (2006), Sandeep Baliga and Tomas Sjoström(2007) and Corchon (2008). 也可参见Partha Dasgupta, Peter Hammond, and Eric Maskin (1979), Maskin and Sjöström (2002), Baliga and Maskin (2003), and my old survey Maskin (1987).

I 结果、目标和机制

提到“结果”，我们对其进行的解释通常要依据特定背景而定。因此，对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来说，结果由其提供的城际高速公路、国防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教育的数量以及相应的财政安排组成。对于一位希望选出合适人选的选民来说，其结果就只是对那个职位候选人的选择。对于一位拍卖一系列资产的拍卖人来说，其结果相当于这些资产在潜在购买者之间的分配以及这些购买者最终支付的金额。最后，对于房产的购买者和开发商来说，其结果是房屋的详细规格和开发商的报酬。

同样，我们判断“期望”或“最优”结果的标准也要依据不同的背景而定。当评价公共物品的选择时，我们通常用“社会净剩余”最大化作为其标准：公共物品决定是否使社会总收益与公共物品总成本之间的差值达到最大化？对于政治选举，一名候选者在面对面的激烈竞争（即将会产生孔多塞胜者)中打败竞争对手的做法通常被视作一种自然的渴望（见Partha Dasgupta and Eric Maskin，即将发表）。在资产拍卖中，对结果的典型判断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i）资产是否在出价最高的投标人手中（例如，分配是否有效）；（ii]）出卖人是否从资产的出卖中获取了最多的可能收入（例如，是否达到了收入最大化的目标）。最后，对于房产的购买者和开发商而言，如果各方之间的交易再无利润可得，这种结果通常被认为是最优的，例如，房产的详细规格和收入一起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且个体行为是理性的。

机制就是一种制度、程序或者决定结果的游戏规则。自然而然，谁选择机制——即谁是机制的设计者——也将依据背景的不同而定。在公共物品的例子中，我们通常认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选择了一种决定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资金配置的方法。同理，对于资产的买卖来说——拍卖就是一种典型的机制——卖家操控游戏规则，即卖家选择拍卖的方式来出卖他的资产。

与此相对照，在国家政治选举的例子中，机制就是选举程序，例如多数原则，决定性竞选，等等。而且，这个程序通常提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或者由国家宪法所设定。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也是机制的设计者。

最后，在房屋建造的例子中，机制是买卖双方签订的一项合同，合同上列明了双方的权利和责任。由于双方通常假定会参与合同谈判，他们也可以看作机制的设计者。

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框架下，如果政府最初知道选择哪种公共物品是最优的，那么，达到最优的机制就很简单：政府仅需颁布一项法律，规定达到何种结果。类似地，如果拍卖商预先知道哪些投标者出价最高，那么他就可以把这项资产直接给他们（付款或未付款）。

赋予机制设计理论意义的基本难点就是，政府或拍卖商通常并没有这种信息。毕竟，公共物品净剩余最大化的选择依赖于公众对这些物品的偏好，而且无论如何政府也未必清楚这些偏好。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指望拍卖商知道不同的潜在竞标者出价多少。

由于机制设计者们通常不能提前知道哪种结果是最优的，他们通常会通过远比颁布法令指定结果更为间接的方式来获知，而且，设定的机制在实施时必须产生所需要的信息。能够提供关键信息的个人——如公共物品案例中的公众或者资产拍卖案例中的竞标者——都有各自的目标，因此未必能以表露他们真实思想的方式行事，这就使得问题更加恶化。因此，机制必须是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的很多工作，包括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旨在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A)何时能够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以实现社会目标？

(B)这些机制可能采取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C)理论上，这些机制何时被取消？

设计这样一种机制似乎匪夷所思，但是确实是能够实现的。然而，一位机制设计者在无法确知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情况下，如何获得一个最优结果？这里，我们先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或许会有助于理解。

II 一个例子

假设社会上有两位能源消费者，爱丽丝和鲍勃。能源当局选择他们所消费的能源类型。可能选择的能源种类——能源当局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有天然气、石油、核动力和煤炭。

假设存在两种社会状态。第一种是，消费者注重当期利益，即当期折现率较高。第二种状态是，消费者注重未来利益，即折现率较低。

我们假设爱丽丝对于能源的使用更为关注方便性。在状态1中，她对能源的排序是天然气、石油、煤炭、核动力，越排在后面的能源使用起来越不便。而在状态2中，她的排序是

核动力

天燃天

煤炭

石油

因为她预期技术进步会使得天然气、煤炭和核动力使用起来更便利，在状态2中，她更看重未来的利益。

鲍勃更关注安全性。在状态1中，更看重当期利益，他对能源使用的排序是核动力、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如果状态2可以实现，即未来的利益更为重要，他的排序则是：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核动力

这反映了从长期来看，对核动力废弃物的处置不易实现，而石油和天然气的安全性却很可能得到改善。

表1总结了爱丽丝和鲍勃在两种状态下对能源使用的排序。

表1

状态1 | 状态2
爱丽丝 | 鲍勃 | 爱丽丝 | 鲍勃
天然气 | 核动力 | 核动力 | 石油
石油 | 石油 | 天然气 | 天然气
煤炭 | 煤炭 | 煤炭 | 煤炭
核动力 | 天然气 | 石油 | 核动力

假设能源当局希望选择一种能源，使得消费者都能够“适度满意”，这里的“适度满意”指能够实现两位消费者的第一或第二选择。那么，在状态1中，石油是最优选择；在状态2中，天然气是最优结果。用实施理论的术语来说，社会选择规则选择了状态1中的石油和状态2中的天然气。如果用f表示社会选择规则，那么可以表示为表2所示。[1]

表2

f (状态1) = 石油
f (状态2) = 天然气

假设，能源当局不知道两位消费者所处的状态（尽管爱丽丝和鲍勃知道），因而也无法知道社会选择规则会做出哪种选择，例如，是石油还是天然气是最优的。

对能源当局来说，或许最简单的机制就是询问每位消费者他们各自的状态，如果两位消费者都处于第一种状态，能源当局就选择石油；如果都处于第二种状态，就选择天然气。如果消费者的状态不同，可以通过掷硬币决定。但是在这种机制下，无论爱丽丝处于哪种真实的状态，也无论鲍勃如何对外界宣称，爱丽丝都有动机说她处于“状态2”中。因为两种状态下，相对于石油，爱丽丝更偏好于天然气。事实上，爱丽丝说她处于“状态2”而不是“状态1”，如果鲍勃说他处于“状态1”中，爱丽丝会将实现期望结果的可能性从0提高到0.5，如果鲍勃说他处于“状态2”，这种可能性会从0.5提高到1。因此，我们预计无论在哪种情形，爱丽丝都会选择“状态2”。同理，鲍勃总会选择“状态1”，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形下，相对于天然气来说，鲍勃都更偏好于石油。将爱丽丝和鲍勃的选择综合一起考虑，他们的行为预示着在任何一种状态中，结果都是石油和天然气之间50-50的随机选择。亦即仅有50%的可能结果是最优的，所以这种机制确实过于天真。

因此，假设当局让消费者参与到机制设计中，如表3所示：

表3

Bob
Alice |  | 左 | 右
上 | 石油 | 煤炭
下 | 核动力 | 天然气

爱丽丝选择上和下作为她的策略，鲍勃选择左和右作为他的策略，他们选择的结果即矩阵中相应的各项。[2]

我们观察到，在状态1中，无论爱丽丝选择什么，鲍勃选择左的策略都是最优的：如果爱丽丝选择上，那么选择左产生的结果是石油（正是鲍勃所偏好的），而选择右，结果是煤炭；如果爱丽丝选择下，选择左产生的相应结果是核动力（鲍勃所偏好的），而选择右，产生的结果是天然气。因此，如果鲍勃处于状态1中，左是“占优策略”。而且，给定鲍勃选择左的前提下，爱丽丝选择上效用最大，因为相对于核动力来说，她更偏好于石油。这样，在状态1中，可以清楚地预测爱丽丝选择上，鲍勃选择左，即（上，左）是唯一的纳什均衡。[3]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这种选择相应的结果——石油，在状态1中是最优的。

在状态2中，我们看到选择下是爱丽丝的占优策略。如果鲍勃选左，爱丽丝选下效用最大，因为她更偏好于核动力而不是石油。如果鲍勃选右，爱丽丝选下，相应的结果是天然气，她偏好的是选上的结果，煤炭。如果爱丽丝选下，鲍勃选右效用最大，因为对他来说，天然气要优于核动力。因此，在状态2中，（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下，右）：爱丽丝选下，鲍勃选右。而且，产生的结果——天然气，也是最理想的结果。

我们看到，无论在哪种状态下，表3的机制都会取得最优的结果，尽管(i)机制设计者（能源当局）不知道真实的状态，而且(ii)爱丽丝和鲍勃仅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而非能源当局的利益。更为巧合的是，由于表3这种机制所产生的纳什均衡的结果与每种状态的最优结果一致，我们说在纳什均衡下机制实现了当局的社会选择规则。[4][5]

[1] 　 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条件下，用Θ表示所有可能的状态，A表示所有可能的结果，社会选择规则f是一种对应关系（极值映射）f：Θ →→ A，其中，对于任何θ，f (θ)指在θ状态下的所有最优结果（在特定状态下，我们考虑可以有多个最优结果）。

[2] 　 更一般地，包含n个个体的社会机制是一个映像g：S₁ ×…×Sn →A，其中，对于所有个体i，Si表示个体i的策略空间，g（s₁，…，sn）表示当个体的策略组合为（s₁，…，sn）时，在机制作用下所达到的结果。

[3] 　 一般来说，纳什均衡是一种策略组合——对于每一个参与人来说——没有人有动机单方面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参与人i在θ状态下的结果为，即ui(a,θ) 表示参与者i的支付，则策略组合（s₁，…，sn）组成了θ状态g机制条件下的纳什均衡，对于所有的i都满足于，且

[4] 　 在一个更一般的情形下，机制在纳什均衡中实施了社会选择规则，如果 ，对于所有的

其中， 是状态下，机制所产生的纳什均衡集合。

[5] 　 纳什均衡预测了机制中的个体是如何选择自身行为的。也有其他的预测性的概念——即均衡概念——在实施文学中被考察。例如，子博弈完美均衡(Moore and Rafael Repullo 1988),非占优纳什均衡(Palfrey and Sanjay Srivastava 1991),贝叶斯均衡(Postlewaite and David Schmeidler 1986), 优势可解性 (Hervé Moulin 1979)，颤抖手完美均衡(Sjöström 1993),强均衡(Bhaskar Dutta and Arunava Sen 1991)。

III 机制设计简史

机制设计理论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Robert Owen和Charles Fourier。被刚刚兴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视为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排斥，这些思想家们认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更为人性的选择，并致力于建立实验性的团体，如New Harmony，Indiana等。

对现代实施理论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峰的计划大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Oskar Lange和Abba Lerner，他们坚称制定正确的中央计划能够复制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绩（Lange，1936和Lerner，1944）。实际上，他们建议，计划能够纠正严重的“市场失效”——特别是大萧条中显现的那些现象——因此能够潜在地超越市场。论战的另一方Friedrich von Hayek和Ludwig von Mises，坚定地否认计划经济能够和市场经济取得同样成功的可能性（von Hayek，1944和von Mises，1920)。

论战是重要而又引人入胜的，对于某些旁观者例如Leonid Hurwicz来说，也是相当令人沮丧的。因为它缺乏概念上的界定：例如像“分权化”这样的关键词都没有被界定。而且，双方所举证的论据常常是不完善的。产生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技术工具——尤其是博弈论和数学技术——来得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结论。

此时Leo Hurwicz出现了。从这场辩论中得到灵感，他试图对重要的概念进行界定，这种努力在他的两篇伟大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Hurwicz (1960) 和Hurwicz (1972)，同时，他也介绍了激励相容的重要概念。

Hurwicz和其他人所推动的工作获得了广大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同，实际上，von Hayek和von Mises纠正了市场是“最好的”机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i)存在大量的买者和卖者，没有单个行动者有重要的市场力量，(ii)没有明显的外部性，即一个行动者的想法、生产和信息不会影响其他行动者的生产和消费。[1]然而，当违背任何一条假设时，机制改善市场通常也是可能的。[2]

Hurwicz的工作引发了大量的文献探讨，这些探讨主要以两条脉络展开。一条脉络是，围绕利用特殊、高度结构化的背景来研究特定的问题，例如如何分配公共物品，如何设计拍卖，如何组织合同。另一条脉络是，在一种概括抽象的水平下获得结果，即他们对关于偏好、技术等方面做尽可能少的假设。我自己的研究包括了这两条脉络，但是，在本文中，我要强调概括性的结果。

[1] 　 例如，Peter Hammond (1979)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大概是唯一一种能够产生激励相容的机制以促使个人理性和帕累托最优的结果。James Jordan (1982)在(i)和(ii)的假设下，认为当“激励相容”被“信息有效性”替代时，也得出了相同了结论。

[2] 　 例如，参见Theodore Groves (1973) 和Edward Clarke (1971) 关于公共物品以及Jean-Jacques Laffont (1985) 关于信息外部性的论述。

IV．社会选择规则的实现

前面我所罗列的三个主要问题(A) – (C)是与激励相容机制相关的。用实施理论的术语来说，这些问题变为：

(A’) 社会选择规则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B’) 实现机制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C’) 哪种社会选择规则不能够被实现？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最终，我发现一种被称做单调性（现在，有时也被称作Maskin单调性）的特点在纳什均衡的可实现性中起关键作用。假设，根据社会选择规则，是状态下的最优结果，即。如果从状态到状态，在某人的排序中，没有排在任何其他选择的后面，那么根据单调性，也是状态下的最优结果。如果在某人的排序中，排在某一结果b的后面，那么单调性不施加限制。[1]

要更具体地理解单调性的含义，我们继续考察前面的例子（见表1和表2）。回忆一下，在状态1中，石油是最优结果。同时注意到，从状态1到状态2，相对于煤炭和核动力来说，在爱丽丝的排序中，石油排在了后面（在状态1中，爱丽丝把石油排在煤炭和核动力的前面，但是在状态2中，则刚好相反）。这样，在状态2中，天然气而不是石油是最优的选择并不违背单调性。同样地，在鲍勃的排序中，从状态2到状态1，天然气排在煤炭和核动力的后面。因此，尽管天然气在状态2中最优、在状态1中非最优也并不与单调性相矛盾。实际上，这些证明明确了当局的社会选择满足单调性（因此，如前所述，实现社会选择的可能性并不与下面的定理1相矛盾。）

我们对上面的例子稍作修改，新的排序和最优结果如表4所示。此时，社会选择规则不再是单调的。特别地，我们观察到，无论在状态1中还是在状态2中，石油都处于爱丽丝和鲍勃排序的前列，然而，在状态1中石油是最优的，在状态2中却不是最优的（假定石油在两种状态中都处于相同的排序位置，单调性会使其在状态2中也是最优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没有机制实现了表4的社会选择规则。更一般地，我们有：

定理1（Maskin 1977）：如果一种社会规则可实现，那么它一定是单调的。

表4

状态1 | 状态2
爱丽丝 | 鲍勃 | 爱丽丝 | 鲍勃
天然气 | 核动力 | 天然气 | 核动力
石油 | 石油 | 石油 | 石油
煤炭 | 煤炭 | 核动力 | 煤炭
核动力 | 天然气 | 煤炭 | 天然气
石油最优 | 核动力最优

要理解为什么表4中社会选择规则不能实现，我们假设存在一种实现机制。特别地，这种机制一定会包含一组最优策略——对爱丽丝和鲍勃来说——相应的结果是石油并组成了状态1中的纳什均衡。

我认为也一定构成了状态2中的纳什均衡。要理解这种判断，首先注意到鲍勃在状态2中并没有动机单方面地偏离SB策略，因为(i)在状态1中，鲍勃也没有此动机（根据纳什均衡定义），(ii)在两种状态中，他对于能源选择偏好的排序是一致的。此外，爱丽丝在状态2中并没有动机单方面地偏离SA策略。因为，如果爱丽丝在状态2中能够从改变SA的策略中获得效用，那么她的选择结果一定是天然气（因为这是她在状态2中优于石油的仅有选择），但是，在状态1中，相对于石油爱丽丝也是更偏好于天然气，因此，她也会从改变原来策略中获得效用，这与假设构成了状态1中的纳什均衡相矛盾。

因此，确实是状态2中的纳什均衡，但是其产生的结果——石油——并不是状态2中最优的，证实了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实现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表1和表2提供了一个单调并可实现的社会选择的例子。可是，并不是所有单调的社会选择规则都是可实现的，可参见Maskin (1977)所提供的反例。这种反例是特别设计的，如果我们施加一个轻微的限制条件，在一个至少存在3个个体的社会中，单调性就会保证可实现性。[2]

这个限制条件就是无否决权。假设除了一个个体之外的所有个体，都认为某种特定的结果a是最优的，即他们都把a至于各自偏好排序的前列。如果社会选择规则满足无否决权，a一定就是最优的。换言之，其余的个体不能“否决”这个结果。

无否决权仅仅是一个轻微的限制条件——事实上，当结果需要在不同个体间分配经济利益时，它根本就没有施加限制。在这种条件下，每个个体都希望各自的利益更大一些。因此，任何两人都不能同意一种特定的结果a是最优的：他们不能同时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意味着，存在3个或更多个体的条件下，如果无否决权的假设条件不能够满足，那么逻辑上，它也会自动生效。

关于实现社会选择规则可能性的一种更一般的结果是：

定理2 (Maskin 1977)：假设社会上存在至少3个个体，如果社会选择规则满足单调性和无否决权，那么它就是可实现的。

定理2的证明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参见Repullo 1987年的精彩论证），但是我应该说明的是对于定理2通常是可以进行构建的，即假定社会选择规则可以实现，有证据表明可以构造一种机制来实现它。

有必要指出为什么定理2假设至少存在3个个体。在经济学上，从2个个体过渡到3个个体通常会使情况更为复杂。[3]但是，对于实施理论，3个个体却使得事情更为简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回想到机制设计的基本思想就是提供个体动机以能够确保最优结果的方式行事。如果某一个个体偏离了他之前的（均衡）策略，就需要惩罚他。但是，如果仅有两个个体，爱丽丝和鲍勃，其中一个个体偏离原来的策略，会很难判断究竟是谁偏离谁没有偏离。一旦有3个个体，对此就会很好辨认：偏离者将会更明显地偏离原来策略，而2个或更多的个体将会遵守均衡。

[1] 　 在更一般地情形下，是集值映射，单调性要求，对于所有的状态，和所有的结果,如果和 表明，对所有的i和b来说,那么。

[2] 　 并不是说两个个体就一定不能实现社会选择规则——事实上，表1和表2关于能源的例子中就仅有两个个体。但是，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存在3个或更多的个体将会更有助于社会选择规则的实现。

[3] 　 零和博弈提供了此种现象的一个经典案例。最小最大定理——极大地简化了博弈中行为的分析——运用到两个人的零和博弈，但是，通常并没有运用到3个或更多的局中人中。

VI 结论

本文仅是对实施理论（机制设计领域的一部分）的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我主要集中于30年前的研究成果，这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本文是“老古董”。事实上，此理论令人非常欣慰的一点就是，虽然自Hurwicz (1960)之后已过去近50年，这个主题在知识界依然是举足轻重的：新的实施理论的论文层出不穷。下一个50年里实施理论何去何从，我们十分感兴趣地拭目以待。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X 《经济理论的机制设计视角》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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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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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字数：1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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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IX

经济理论的机制设计视角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经济理论的机制设计视角

1.历史的视角

2. 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要素

3.有关逆向选择的一个简单的双边交易案例

4.一个在管理中存在道德危险的风险性生产项目

5.一个中央政府存在道德风险的简单经济

6.结论

经济理论的机制设计视角[1]

罗杰·迈尔森[2]

[1] 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2月在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典礼上的受奖演说。——编者注

[2] 感谢诺贝尔委员会邀请我来，同时也感谢我在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合作者和同事，也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尤其是Gina，她始终陪伴着我。——作者注

1.历史的视角

经济学始于色诺芬所著的《经济论》(公元前360年)，其中，有一段描写了苏格拉底对一位普通市民的采访。这位市民主要关心两件事情。先是到他位于乡村的农场中去监督和激励农场中的工人，然后回到城市中，通过参加不同的政治机构，来保持他拥有农场的权利。这种对于代理人动机以及政治机构的关注在当今的经济理论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也并非一直如此。

200多年以前，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性的社会科学，集中于研究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发明了国民收入账户的方法和价格理论。关于资源分配的问题似乎尤其受制于数学分析，因为商品和货币的流动是可衡量的，而且应该满足于流动量平衡等式和无套利条件。从这方面来说，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就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愿望。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是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能够取得配置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可得资源的再配置并不能提高每个人的福利。

古诺（Cournot，1838）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又从资源配置转回到动机的分析上，那时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分析理性个体的最优决策，并将其作为理解价格理论中供给和需求的工具（参见Niehans，1990）。在20世纪上半叶，几名数学家开始用公式化的模型来分析更宽泛框架下的理性竞争决策问题，为博弈论奠定了基础（Borel，1921；von Neumann，1928,；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4,；Nash，1951；也可以参见Myerson，1999)。

经济学本身对寻找突破价格理论限制的分析模型也有越来越迫切的需求。特别是，经济理论家们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辩显示了用价格理论评估诸如社会主义指令经济这种非价格制度的局限性（Barone，1935；Lange，1938；Mises，1935,；Hayek，1935）。价格理论能够证明（在某些限制条件下）自由市场能够实现配置效率，但是有关自由市场的这些研究成果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命令经济不能取得相似的合意结果。要对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比较分析，必须要采用一种新的更综合的理论框架。哈耶克 （Hayek，1945）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指出，这种新理论的关键一点是要承认无论何种类型的经济制度都要服务于一个基本功能，那就是社会中不同个体的愿望和资源等分散信息的广泛交流。也就是说，不同的经济制度应该被比作不同的信息交流机制。

哈耶克也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应该特别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忽略了市场机制下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就有关基本的社会改革需要基本的社会理论来说，在寻找新的基本理论方面，数学所具有的抽象概括性显得尤为有用。因此，哈耶克所观察到的失灵现象不应归咎于数学模型本身，而是需要本质上全新的数学模型的一种证据。在应对哈耶克所提出的挑战的数理经济学家中，莱昂纳德·赫维兹是最杰出的一位。

1972年赫维兹提出了信息交流的激励这一基本问题，并引入激励相容的一般概念，由此开启了经济理论的关键时刻。他的研究使我们对基本制度问题的分析比哈耶克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一点来看，正如马科夫斯基和奥斯特基（Makowski和Ostroy，1993）所说的，“激励问题强又力地浮出了水面，就像一对眼罩被移走了。”

自赫维兹（1972）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在这一领域继续深入探索。从海萨尼（Harsanyi，1967）的研究中，我们得出了每个人拥有不同信息的一般贝叶斯博弈模型（Bayesian model of games），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海萨尼的贝叶斯均衡这个一般概念来分析此类博弈中的理性行为。根据该框架，我们可以把赫维兹的机制理论看成是研究如何设计贝叶斯博弈的理论基础。一种协调机制是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就是社会决策是如何依赖于社会成员所披露的信息，改变一个社会的协调机制就会改变社会成员将参与的博弈。给定一个社会中人们拥有的信息、偏好以及资源，不同的社会协调机制就会产生不同的博弈，每一个博弈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均衡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吉伯德（Gibbard，1973）和奥曼（Aumann，1974）的思想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Dasgupta Hammond Maskin，1979；Harris Townsend，1981；Holmstrom，1977,；Myerson，1979,；Rosenthal，1978)各自独立地发现，通过使用显示原理（revelation principle）就能刻画所有可能博弈的所有可能均衡集的特点。显示原理能够表明这个可行集本质上与满足某种激励约束（incentive constraints）的激励相容机制（incentive-compatible mechanisms）的集合一致。激励约束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个体在没有适当激励的情况下不会分享各自的信息也不会实施隐蔽行动。

因此，机制设计理论扩展了我们对经济问题的普遍看法，包含了激励约束和资源约束。激励约束有助于解释许多我们所观察到的配置失效现象。但是，在这种新的经济分析框架下，考虑到激励约束，我们也有了新的激励效率（incentive efficiency）的概念来评价资源配置的规则（而不是特定的资源配置本身）。现在，这些概念性的工具允许我们分析有效制度的问题，这已超出了哈耶克时代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围。

2. 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要素

在社会中，人们有各自的资源和愿望，选择生产、再分配和消费资源的行为。在市场和其他社会制度下，个体的信息依赖于市场和其他社会个体所交流的信息。这是哈耶克提出的观点，我们应该把社会制度看做是人们交流信息和协调行为的机制。要确定我们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我们需要知道该社会制度是如何在交流信息和协调行为方面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目前的制度状况，那么我们或许想要进行改革，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来实施某些期望的社会计划，这里的社会计划描述了个体行为是如何依赖于个体信息的。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哪种社会协调计划在事实上是可行的？一种可行的社会协调计划能够以多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从考虑一种非常集权的制度着手可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个制度中每个个体都分别秘密地与一个值得信赖的中央调控者交流。首先假设每个个体都秘密地向中央调控者报告各自的私人信息，然后，中央调控者根据汇集的所有这些报告，对每个个体发出指令，在计划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存在个体不诚实或者不听从调控者的情形，正如赫维兹（1972）所观察到的，社会计划必须给人们提供动机分享信息并按照社会计划适当地行动。

首先，我们的社会计划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人难于观测的个人私有信息，我们需要激励人们真实地提供各自的信息。让人们真实地披露并分享彼此信息的问题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第二，我们的社会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要求人们选择其他人难于监管的隐蔽行动并努力实施，我们需要激励人们以使其按照社会计划行动。让人们根据社会计划行动的问题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如果每个人都诚实地披露信息并听从实施社会协调计划的中央调控者的安排从而达到理性的均衡，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计划是激励相容的。

有关激励相容的协调计划还要说明两点。一是，这些计划以数学形式表达是若干不等式的集合，被称作激励约束，可以直接用来分析许多有趣的例子；二是，尽管我们把激励相容定义为诚实披露信息和遵从中央调控者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些激励相容的计划涵盖了任何社会制度或机制下所有能达到理性均衡的行为。我们把对激励相容的这种概括称为显示原理。

显示原理主张任何社会制度下任何个体行为的理性均衡一定等价于激励相容的协调计划。给定个体披露的所有可能信息，等价的激励相容计划表明在初始制度或机制下假装说谎和不遵从的结果，如图1所示。不失一般性的，一位值得信赖的调控者能够制定某种计划，使得诚实和遵从是每个个体的最优策略。

（要证明显示原理，假设给定某种一般的协调机制和均衡，这种协调机制和均衡描绘了在这种机制下不诚实地披露信息及不遵从指令的理性个体策略。我们需要描述的是如何实施等价的激励相容调控计划以使诚实和遵从成为均衡策略。当调控者获得每个个体的私密信息时，等价的激励相容调控计划首先会计算初始均衡下的每个个体所发送的不诚实的信息，然后计算出给定机制下每个个体依据信息所表现出的行动，再计算出均衡条件下每个个体事实上所选择的不遵从行动，最后秘密地建议每个个体应该采取的经计算的行动。如果任何个体有某种动机表现为不诚实或不遵从这项计划的调控者的安排，那么他也有动机在给定的机制下不诚实或不遵从他自己的均衡策略。但是在理性均衡的条件下，没有人能从对自己说谎或者不遵从他自己的最优策略中获益。参见Myerson，1982。）

在下面的第3～5部分，我们考虑3个案例以阐明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力量。首先，我们考察一个简单的纯交换经济中的交易案例，这个案例涉及逆向选择问题，它也阐明了个体为获得一个更优价格的讨价还价动机是如何阻碍了配置上有效率的交易的产生。第二，我们考察一个简单的生产案例，涉及管理中的道德风险。该案例阐述了好的管理动机需要管理者一定要在所管理的企业中拥有股份。第三，我们考察一个将政治引入经济生产的案例，涉及政府部门的道德风险，这个案例表明，当资本投资者需要可信赖的政治保证以抵制政府没收他们财产的可能性时，政府对经济的无限干预是如何得无效率。后两个道德风险的案例阐明了一种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威权制度的弊端。

3.有关逆向选择的一个简单的双边交易案例

我们以一个最简单的可能经济交易作为研究机制设计理论的第一个案例。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卖者仅销售一个物品，并且仅有一个潜在的买者，买卖双方仅知道各自对这个物品的估价。在卖者看来，该物品或者值0美元或者值80美元；对买者来说，或者值100美元，或者值20美元。对每个交易者来说，我们称希望以更高价格成交的类型为“弱”型，另外一种类型是“强”型。因此当卖者对物品估价为0美元时，我们说他是弱型的，而估价为80美元时是强型的。买者估价100美元时，我们说她是弱型的，而估价20美元时我们说她是强型的。每个交易者都认为对方是弱型或强型的可能性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交易者是每种类型的独立概率为0.5。[（这个离散型的案例是迈尔森（Myerson，1991）年提出的，迈尔森和萨特思韦特（Myerson和Satterthwaite）在1983年考察的交易者为连续类型的模型时得出了更强的结果。）]

我们从调控者的角度考察这项交易，这里调控者要协助买卖双方协商这项交易。只要双方都不是强型，交易双方就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相互接受的价格却依赖于每个交易者对该物品所认定的价值，而交易者仅知道自己的估价。因此，调控者应该询问每个交易者对物品的估价并制定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关于交易条件如何取决于双方所提供的信息。根据双方提供的信息，调控者或者建议物品以某种特定价格交易，或者建议根本无法达成交易。（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无论调控者做出何种建议，买卖双方在没有减少福利的情况下，均会接受并实施调控者的建议。[1]）这样一种调控计划，用我们的理论术语表述，就是协调既定经济个体行为的一种机制。

3.1一项激励不相容的简单折中计划

表1显示的是一项自然的调控计划，只要买方对物品的估价高于卖方的估价，调控者就建议达成这次交易，所建议的价格总是双方估价之和的一半，这种机制被称为简单的折中计划。

表1 折中调控计划

| 买方的出价（美元）
| [强] | [弱]
卖方的出价（美元） | 20 | 100
[强] 80 | 0, * | 1, 90
[弱] 0 | 1, 10 | 1, 50
| P(交易), E(交易价格)

表1中的4个单元格对应于交易者4种可能类型的组合。在每个单元格中第一个数字表明相应的交易类型下买方得到该物品的条件概率，第二个数字表示相应的交易类型下，交易发生时买方支付的期望价格（在交易概率为0的单元格中，我们不必列明任何交易价格，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根本不存在交易，此处用星号表示）。

这项简单的折中调控计划似乎很自然地表明达成双方均有利可图的交易的概率是3/4。但是如果我们允许个体不真实地表述其类型，那么不幸的是，这项计划就是激励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交易双方的诚实不是这个博弈的均衡。如果诚实是纳什均衡（Nash，1951），它一定满足于如下情形，即当一个个体被预期是诚实时，另一个体会发现诚实也是他本人的最优策略。很容易看出，如果强型个体宣称他是弱型，将会永远无利可图：卖方认为该物品值80美元，如果他假装称这件物品只值0美元，那么以0美元达成交易他将蒙受损失。当卖方知道自己为弱型时，我们再从卖方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期望买方在这项计划中是诚实的，那么一个弱的卖方宣称为强型时会得到较高的期望利润。如果一个弱的卖方在这项计划中诚实地承认其为弱型，则他的期望利润是0.5X(10-0)+0.5X(50-0)= 30，因为买方为弱型和强型的概率各为0.5。但是如果弱型的卖方宣称是强型，那么他只有0.5的概率得到（90-0）美元的利润，于是他从说谎中得到期望利润为0.5X(90-0) = 45，远大于诚实时得到的30美元的利润。（自始自终，我们都假设个体是风险中性的，以期望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样，诚实不是该项调控计划下的纳什均衡，也就是说，这个简单的折中计划是激励不相容的。

3.2 对称调控计划的激励约束

现在，我们来考察其他的调控计划。为简化起见，我们考察一项同等对待卖方和买方的计划。具体来说，我们假设交易的任一方为弱型而另一方为强型时进行交易的条件概率是某一数值q（无论交易的哪一方为弱型，条件概率均为q）。同时，我们假设任一弱型的个体与任一强型的个体交易时，弱型个体的期望边际利润为某一数值y（无论交易的哪一方为弱型，期望边际利润均为y）。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两个弱型个体非常渴望达成这项交易，在价格为50美元时进行交易的概率为1，50美元是双方估价的平均值。我们能够作出假设：当双方均为强型时，贸易不会发生，因为卖方对物品的估价超过了买方的估价。这样，包含两个参数q和y的一般对称调控计划由图3所示。

表2 一般对称调控计划或机制

要使表2所示的计划是激励相容的，q和y必须满足3个不等式或约束。首先，q值必须满足概率约束（probability constraints）：0 ≤ q ≤1（在每个单元格中，交易的概率也可被解释为相应类型下买方获得物品的条件期望数量，因此q ≤1可被看作是一种资源约束（resource constraint），表明这样一种事实，即仅有一个物品可供交易。）

在表2所示的对称计划下，如果估价为20美元的强型的买方仅以价格y购买，则当y大于20时，该买方将不会接受，因此，对于一个愿意加入这项计划的强型的交易者（估价为20美元的买方或估价为80美元的卖方）来说，y必须满足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y ≤ 20

表2中，如果诚实地披露所属类型是一个纳什均衡，我们需要证明如果每个个体预计对方诚实，那么该个体也将诚实。容易看出，在这项计划下，强型的卖方或买方不会假装成弱型，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交易损失。但是一个弱型的交易者可能有企图假装成强型以获得更有利的价格。例如，考虑一个弱型的卖方。（所有的分析也适用于弱型的买方。）在该项计划下，如果对方诚实，一个弱型的卖方也诚实时得到的期望利润是0.5q(y-0)+0.5(1)(50-0)，

但如果他不诚实地宣称自己为强型时，期望利润则是0.5(0)+0.5q(100-y-0)。这样，要使诚实成为均衡，q和y必须满足信息激励约束（informational incentive constraint）：

0.5qy + 0.5(50) ≥0.5q(100-y)

这个约束在代数上等价于不等式：

q ≤25/(50-y)

3.3激励有效的交易计划

激励约束q ≤25/(50-y)和y ≤ 20同时成立预示着，当y=20且q=5/6时可以实现交易的最大可能的概率。表3显示了这个激励相容机制。此时的信息激励约束满足于一个等式，即一个弱型的交易者诚实时的期望利润是(0.5)(5/6)20+(0.5)50 = 33.33，刚好等于其不诚实[2]时的期望利润(0.5)(5/6)80。

表3 一个事前激励有效的机制

(y=20, q=5/6) |  | 买方的出价（美元）
| 卖方的出价（美元） | 20 [强] | 100 [弱]
EU(强)=0 | [强] 80 | 0, * | 5/6, 80
EU(弱)=33.33 | [弱] 0 | 5/6, 20 | 1, 50
|  | P(交易), E(交易价格)

机制设计理论对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贡献就是它扩展了我们对市场和其他经济交易制度的效率的思考方式。表3中，调控者不能促成对双方均有利的交易的概率((2/4)(1/6) = 1/12)严格为正。事后，在交易者都披露各自的类型并且其中一个是弱型时，任何无法给双方都带来收益的交易都是配置无效的，因为物品没有配置给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该物品的个体。这是在机制设计理论之前经济学家对效率的通常看法。但是现在我们理解到，当考虑参与约束和信息激励约束时，不存在励相容的调控计划，其事后分配无效的概率能够比图4中的机制更低。

在事前，也就是每个个体的类型被决定前，计算期望利润时，该机制中每个个体的期望利润是[0+0+(5/6)20+(1)50]/4 = 16.67。实际上，不存在激励相容的机制能够为每个个体都带来更高的事前期望利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参见Holmstrom和Holmstrom，1983），我们可以说这个机制是事前激励有效的（ex-ante incentive efficient）。

我们注意到，应用于决定资源如何根据个体提供的信息进行配置的机制中时，激励效率的概念不仅指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而且在寻找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机制能为个体带来更多福利时，也考虑了激励约束。在事前激励效率的状态下，每个个体的福利都是在事前即个体获知各自的类型之前被评估。

然而，如果卖方知道自己的类型是强型，表3中激励有效的机制对卖方就不那么有利了，因为这项计划不允许强型的卖方出售物品的利润超过其80美元的估价。因此，当我们关注个体知道各自类型后的福利时，正如个体在博弈中对各自的福利进行评估一样，我们需要承认存在其他激励有效的机制。

表4和表6显示了y<20时的其他对称调控计划，这些计划允许强型个体与弱型个体进行交易时能够得到正的边际利润，同时保持激励约束q = 25/(50-y)，以使交易概率q与可能的y值同样大小。这样的机制对于强型交易者来说要比表3所示的机制更好，由于不存在其他的激励相容机制能够为博弈中的各类型参与个体带来更大的福利，所以这类机制可称为是暂时激励有效的（interim incentive efficient，暂时在这里是指个体每次获知自己的类型但是不知道其他个体的类型时，我们都对每个个体的福利进行一次评估，参见Holmstrom和Myerson，1983）。正如迈尔森（1984）所定义的，表5中的机制（对于强型交易者来说是所有机制中最好的）可被认定为与一般化的纳什讨价还价解（1950）相似的一种解。

表4 暂时激励相容机制

(y=10, q=5/8) |  | 买方的出价
| 卖方的出价 | $20 [强] | $100 [弱]
EU(强)=$3.125 | [强] $80 | 0, * | 5/8, $90
EU(弱)=$28.125 | [弱] $0 | 5/8, $10 | 1, $50
|  | P(交易), E(交易价格)

表5 暂时激励相容机制(一般化的纳什讨价还价解)

(y=0, q=1/2) |  | 买方的出价
| 卖方的出价 | $20 [强] | $100 [弱]
EU(强)=$5 | [强] $80 | 0, * | 1/2, $100
EU(弱)=$25 | [弱] $0 | 1/2, $0 | 1, $50
|  | P(交易), E(交易价格)

3.4 不诚实均衡和显示原理

但是即使对非激励相容的机制来说，交易者也可以根据形成所在博弈均衡的理性策略来传递信息。例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表1中简单的折中计划。我们看到，如果预期买方诚实，则卖方总是倾向于声称自己是强型的。但是如果能够预期卖方总是宣称“强”型，那么买方将会倾向于诚实，因为对弱型的买方来说，承认自己为弱型至少能够得到100-90 = 10美元的收益。这样，这种简单的调控计划有一个均衡，即卖方总是宣称为强型而买方是诚实的。在这项调控计划的均衡条件下，调控的结果依赖于图7单元格中交易者的真实类型。

表6 激励相容机制等价于折中均衡

| 买方的出价
卖方的出价 | $20 [强] | $100 [弱]
[强] $80 | 0, * | 1, $90
[弱] $0 | 0, * | 1, $90
| P(交易), E(交易价格)

表6中的计划本身是一项激励相容的调控计划。实际上，这项计划忽视了卖方宣称的类型，只要买方宣称自己为弱型即可发生交易。仅在一个对卖方十分有利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似乎不公平，但是如果调控者根据表6所列的计划使用交易双方提供的信息，双方均诚实地参与交易就是一个均衡。

简单的折中计划也有另外两个均衡。一个均衡是，预计买方总是宣称自己为强型，而卖方的反应策略是诚实表述自己所属的类型。这个均衡的结果与表7（表6的镜像）所示的激励相容机制相一致。另一个均衡是，交易双方说谎的概率为正，每个个体是弱型但宣称为强型的概率是0.6。对每种可能的类型的组合，随机均衡下交易的条件概率以及交易的条件期望价格与图9中激励相容的计划一致。

表7 激励相容机制等价于折中均衡

| 买方的出价
卖方的出价 | $20 [强] | $100 [弱]
[强] $80 | 0, * | 0, *
[弱] $0 | 1, $10 | 1, $10
| P(交易), E(交易价格)

表8 激励相容机制等价于折中均衡

| 买方的出价
卖方的出价 | $20 [强] | $100 [弱]
[强] $80 | 0, * | 0.4, $90
[弱] $0 | 0.4, $10 | 0.64, $50
| P(交易), E(交易价格)

表6～表8中的计划似乎不是那么公平和有效，因为这三个计划中，一个对卖方有利，一个对买方有利，一个使得交易的概率较低。但是共同的一点是，对于任何调控计划下个体报告策略的均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激励相容的机制对所有类型都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显示原理。它使我们扩展了所有可能机制下所有可能均衡的激励相容机制产生的结果，它也使我们看到，对本例来说，任何调控计划（无论是否是激励相容的）下的均衡产生的事后分配无效的概率都不会低于表3中的激励相容机制。

3.5 一般的非对称机制

为简化起见，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分析只研究一种类别的调控计划，即对卖方或买方的处理方式相同。取消这种对称性，对于本例来说，一般类型的调控计划有8个变量，而不仅是2个。对于{0,80}中的每个j和{20,100}中的每个k，我们用qj,k表示卖方出价为j买方出价为k时交易的条件概率，用yj,k表示相应的交易的条件期望价格。这些变量必须满足概率约束（probability constraints）：

0 ≤ q0,20 ≤ 1, 0 ≤ q0,100 ≤ 1, 0 ≤ q80,20 ≤ 1, 0 ≤ q80,100 ≤ 1

满足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

0.5q80,20(y80,20 - 80) + 0.5q80,100(y80,100 - 80)≥0,

0.5q0,20(y0,20 - 0) + 0.5q0,100(y0,100 - 0)≥0,

0.5q80,20(20 - y80,20) + 0.5q0,20(20 - y0,20)≥0,

0.5q80,100(100 - y80,100) + 0.5q0,100(100 - y0,100)≥0

满足信息激励约束（informational incentive constraints）：

0.5q80,20(y80,20 - 80) + 0.5q80,100(y80,100 - 80)≥0.5q0,20(y0,20 - 80) + 0.5q0,100(y0,100 - 80),

0.5q0,20(y0,20 - 0) + 0.5q0,100(y0,100 - 0)≥0.5q0,20(y80,20 - 0) + 0.5q80,100(y80,100 - 0),

0.5q80,20(20 - y80,20) + 0.5q0,20(20 - y0,20)≥0.5q80,100(20 - y80,100) + 0.5q0,100(20 - y0,100),

0.5q80,100(100 - y80,100)+0.5q0,100(100 - y0,100)≥0.5q80,20(100 - y80,20) + 0.5q0,20(100 - y0,20)

这些约束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实际上并不难分析。通过一个替代xj,k = qj,k yj,k我们可以将之线性化，然后通过线性运算，可以找到最优机制。特别的，我们在表3～表5中所研究的机制在这种更一般的非对称机制中仍然是激励有效的。

3.6 激励约束作为科斯交易成本的一个来源

科斯（Coase，1960）提出，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不受约束的产权和资源的自由交易能够实现配置效率，而无论产权的初始分配怎样。因此，交易成本在理解配置无效率问题上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分析理论以判别交易成本源自哪里。在本例中，信息激励约束可被视为科斯交易成本的一种来源。参与约束代表交易前每个个体所拥有的产权的初始配置（Samuelson，1985）。我们已经证明了当初始的产权由对物品估价为0或80的个体所有时，任何激励相容机制都不能确保事后的配置效率。但是如果初始的产权被赋予估价为20或100的个体，即买方和卖方的角色对调，那么调控者便能容易地确保出价最高的个体拥有该物品。在这种情形下，能够达到事后效率的激励相容机制由表9（此时，调控者只是提议价格为50，如果双方均接受即产生交易）所示。这样，机制设计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即初始的产权分配如何影响获得配置上有效率的结果的概率。

表9 在初始产权对调的情况下，一项配置上有效率的交易计划

| 买方的出价
卖方的出价 | $20 | $100
$80 | 1, $50 | 0, *
$0 | 0, * | 0, *
| P(交易), E(交易价格)

[1] 在一个更高级的处理中，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假设是合理的，通过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果两个交易者中的任何一个在听到调控者的建议后宣布另外的出价，那么这个出价就是该交易者类型为弱型的一个信号，并且这个交易者很快会提供一个更为慷慨的出价并让渡所有交易所得。参见Myerson (1991)。

[2] 图4中激励相容的条件是两个交易者分别地与调控者沟通。通常，一个个体在获知其他个体的信息而尚未提供他自己的信息时，更有动机对调控者说谎。图4中，如果卖方在提供自己所属类型前获知买方为弱型时，那么弱型的卖方假装为强型时能获得更高的期望利润，因为(5/6)80 > 50。

4.一个在管理中存在道德危险的风险性生产项目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与生产有关。在此，我们引入道德风险的问题，因为生产中所必需的有价值的生产要素可能被生产过程中的经理滥用或转移。为简化起见，我们考察一个一次性的生产项目，要求初始的资本投入是K=100，如果项目成功，投资回报是R=240，如果项目失败，投资回报是0。项目成功的概率取决于经理的隐蔽行动。如果经理尽职地实施项目，成功的概率是pG = 1/2，反之，如果经理不尽职尽责并且滥用项目的管理权，成功的概率是pB = 1/4，但是经理滥用职权能够得到隐蔽的个人收益是B=30。[1]设定这些参数后，如果经理选择尽责，项目的期望收益要大于资本要素的成本，即pGR > K。如果经理选择不尽责，资本要素成本会大于期望收益与个人收益之和，即K > pBR + B。因此，以期望价值标准来衡量，仅当经理选择尽职尽责时项目才是值得投资的。

用A表示经理投入该项目中的全部个人资产价值，我们称之为经理的抵押品（也可能包括经理投入项目中的时间）。如果项目失败，我们的社会计划对经理的最大惩罚就是拿走他的抵押品，此时，经理的净收益是-A。假设A<K，以使经理没有足够的资本独自投资这个项目，而要由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提供该项目的资本。

我们从整个社会的视角，也就是除了经理之外提供必需的资本投入的全部个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整个社会能够从该项目的投资中获得正的预期收益吗？经理的报酬不能依赖于其隐蔽行动，因为隐蔽行动是不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而是依赖于项目成功与否。这个激励计划的基本变量是项目成功时社会提供给经理的净支付w（此处，如果净支付为0表明经理依然保有抵押品）。如果社会投资这个项目，社会计划应该能够促使经理尽责地管理项目，要能够提供这种激励，项目成功时经理的工资一定满足道德风险约束（moral-hazard constraint）：

pGw - (1-pG)A≥B + pBw - (1-pB)A

同时，如果不能够从项目中获得正的预期净收益，经理也可以拒绝参与这个项目，因此，w必须满足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pGw - (1-pG)A≥0

（能够证明，项目失败时提供给经理超过-A的支付也不能提供经理尽责的动机。）经理的有限资产表明w一定满足下面的有限责任约束（limited-liability constraint）或资源约束：

w≥-A

基于这些限制，我们来最大化整个社会的预期净利润。当经理听从社会计划的安排尽责实施项目时，预期的社会利润是

V = pG(R-w) + (1-pG)A – K

假设经理并不富有，尤其是

A < BpG/(pG-pB)

在我们这个例子中是A<60，那么，最优激励机制满足等式形式的道德风险约束，我们有

w = B/(pG-pB) - A = 120-A

因此，必须允许经理得到道德风险租金，其期望价值为

pGw-(1-pG)A = BpG/(pG-pB)-A = 60-A

因此，整个社会的期望净利润不能超过

pGR-K-(60-A) = A-40

当A<40时，这个值为负。在本例中，如果经理本人贡献的资产少于40，我们就不能得到正的社会期望利润。也就是说，要防止经理滥用职权，使整个社会不会产生期望损失，经理在该项目中一定要持有至少40%的资本要素成本这么多的股份，如果个人没有这样一笔财富作为投资的抵押品，正如在一个严格奉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中所存在的那样，整个社会就不能从这个项目中获得收益。

这样，道德风险激励约束也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即初始产权如何影响生产投资概率。实际上，这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平均主义问题的分析视角。现代工业化生产需要对大规模资产进行全面管理，进行这种控制的管理者会受到极大的道德风险诱惑，在此模型中以参数B表示。当经理人面临极大的诱惑B时，则不能满足道德风险激励限制，除非经理在成功的项目中拥有一定的股份。如果，一个完全平均主义社会的经理不拥有足够投资该项目的个人资产，那么必要的激励只能是让这些经理分享成功项目的一定收益。因此，关于道德风险的考察对完全平均主义社会有关生产利润归所有个体平均分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模型进行扩展以分析平均主义社会中的管理者。假设平均主义制度允许存在这种可能性，即项目失败时对经理人进行体罚。在这个扩展模型中，激励机制有两个变量：w，项目成功时对经理人的支付；z项目失败时对经理人体罚的成本。然而，经理人没有收益的体罚与没收经理人个人财产的惩罚是不同的，因为，体罚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并不产生收益。（当然，任何这种没有收益的惩罚都是分配无效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激励效率的社会规则下，这类惩罚有时也可能形成一种必要的威慑。）那么，整个社会最优激励问题就是选择w和z，以满足

在本例中，当A<60时，项目失败的惩罚和项目成功的支付的最优解分别是z = 60-A和w = 60，这剥夺了经理人的期望收益但却使期望的社会收益V等于0.5A-10，同时仅当A>20时，V才为正。这样，即使存在体罚的情况，当经理人没有有价值的抵押品时整个社会也不能从项目中获益。

另一方面，当排除掉参与约束时，整个社会能够从这个带有体罚的项目中获得收益。在一个纯粹的A＝0的平均主义案例中，整个社会在w=0且z ≥120时能够满足道德风险约束，并获得期望的社会收益20。但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解，因为这意味着选拔一名不情愿的经理人，并以项目失败时的身体伤害作为威胁以督促其尽职地工作。

我们对生产中这个简单的道德风险的模型分析足够表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完全平均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生产或者要创造拥有一定产权的经理人，或者要使用丧失自由的劳动力。该模型所揭示的某些含义在哈耶克的信息直觉论证中也得到了体现，当时，哈耶克只是进行了口头[2]表述，并没有进行分析论证，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模型中无法进行正规的表述。

4.1与逆向选择相似的问题

要比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我们需要考虑这两个问题的相似性，即激励约束是关于经理人的隐藏信息而不是隐蔽行动的。在这个与逆向选择相似的案例中，项目成功的概率依赖于经理人的隐藏类别，即有才能和无才能。参数 (pG, pB, R, K, A)的含义与上文相同，但是pG [或pB] 现在表示当经理人知道自己属于有才能（或相应的，无才能）的一类时成功的条件概率，现在经理人的类别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只有经理人自身知道（并不依赖于他所进行的任何选择）。假设pGR > K > pBR，以使得项目仅在经理人有才能时才会产生正的期望净利润。整个社会的外部投资者并不确定经理人的真实类别，这里用α表示经理人是有能力的经理人的概率。

在激励相容机制中，我们可以询问经理人的类别，当经理人宣称他属于有能力的经理人类型时，承担该项目的概率为qG，当经理人宣称他是无能力的经理人类型时，承担该项目的概率为qB。如果承担该项目，项目成功时经理人收到的工资也取决于他宣称的类型，如果他宣称自己是“有能力”经理人，那么他的工资是wG，反之，他的工资是wB。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项目失败，经理人将丧失他的抵押品A。在这样的投资计划下，投资者的期望利润是

V = α qG[pG(R - wG) + (1-pG)A - K] + (1-α)qB[pB(R - wB) + (1-pB)A - K].

一个激励相容的计划必须满足资源约束

wG > -A, wB > -A, 0 < qG < 1, 0 < qB < 1;

两种类型的经理人都期望承担项目的参与约束是

qG[pGwG - (1-pG)A] > 0, qB[pBwB - (1-pB)A] > 0;

两种类型的经理人都不希望通过说谎而得到更多利益的信息激励约束是

qG[pGwG - (1-pG)A] > qB[pGwB - (1-pG)A],

qB[pBwB - (1-pB)A] > qG[pBwG - (1-pB)A].

在平均主义制度下，最优的投资计划应选择(qG,qB,wG,wB)以使整个社会期望利润V最大。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即使当经理人没有抵押品即A=0时，qG=1且qB=0条件下分配有效的理想计划在wG = wB = 0时是可行的。也就是说，除了经理人正常花费的时间成本外，社会不会支付给经理人任何回报，经理人也没有动机为了得到项目而虚假地显示自己的类型，因为承担该项目不会带来任何回报。

但是在竞争的社会制度下，为有能力的企业家提供报酬的投资者之间的竞争预示着，在市场均衡下，不知道企业家类型的投资者不能从投资项目中得到正的期望利润，即方程V = 0是一个基本的产权竞争均衡。那么，A=0时，在任何满足V = 0的激励相容的均衡下，理想状态(qG = 1, qB = 0)是不能实现的。[3]因此，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平均主义的一个潜在优点就是它对资源的垄断能够促成真实信息的传递，因为如果两种类型的经理人都不能从项目管理中得到任何利润，无能力的经理人便没有必要假装成有能力的经理人（参见Dewatripont和Maskin, 1993）。

这样，在我们的道德风险案例中，问题是激发经理人的隐蔽行为，我们发现了平均主义的弊端；但是我们从逆向选择角度再次考虑这个案例时，问题是诱出真实的隐藏信息，这时我们发现了平均主义的潜在优越性。与自由市场制度相比，平均主义几乎不允许个人拥有私人产权。假定个人拥有产权，就能有助于解决使经理人实施隐蔽行动以有效管理资产的道德风险问题。但是也会给人们提供不同的利益，使人们真实地提供信息变得更为困难，这样就加重了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相反，集体主义往往能改善逆向选择问题，但会加重道德风险问题。

[1] 这是Tirole (2006)在3.2节提到的基本的道德风险的案例。

[2] 例如，参见Hayek (1935) 第237页。

[3] 这就是这个有趣的逆向选择案例在Tirole(2006)《公司治理》一书中6.2节被分析的原因，当时的假定是存在竞争性的融资。

5.一个中央政府存在道德风险的简单经济

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者们提倡市场制度，不仅仅是作为放弃平均主义的一个借口。自由市场将经济权力和权利分配给经济中的每个个体，因此，自由市场可被视为威权经济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一个威权制度导致经济无效率的模型中获得自由市场的基本原理。不受约束的威权成本可被理解为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我们的第三个案例涉及政府的道德风险，并表明一个威权政府如何倾向于为私人产权提供庇护的，即使这种自由化可能使之蒙受放权的风险。关键的一点是自由化能够促进投资，从而增加政府的税基。[1]

我们用Y(K)表示一国（单位时间）能够生产的净产出，K是投入该国的资本。要生产产出Y(K)，必须要投入和使用资本K，对资本拥有控制权的个体可以随时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资本所有者的折现率是r。要阻止资本外逃，资本所有者必须从他们所持有的资本中享有收入rK。我们可以假设Y(K)是扣除要素成本和劳动力后的净产出。因此，中央政府可以（以税收形式）拿走剩余收益，即Y(K)-rK。用r+b表示中央政府的折现率，大于资本所有者的折现率r，因为中央政府可能面临放权的风险，这里b表示单位时间的风险概率。

本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是中央政府随时可能没收资本然后在国外出售。如果资本所有者预计到他的资本会被没收就不会在这个国家投资，因此，中央政府应作出承诺保证资本不会被没收。让这种承诺可信就是这里所指的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中央政府永远不会没收资本，那么它的期望收入现值是(Y(K)-rK)/(r+b)。但是如果不存在自由化，就没有人保证中央政府能够信守承诺。如果没收了投资的资本，最坏的可能就是没有人再会在这个国家投资了，那么中央政府以后只能得到Y(0)的国民收入，但是仍旧能够从在国外出售没收的资本K中得到收益（这些资产在国外使用，假设资本所有者仍旧能够信任国外政府）。这样，能够信任中央政府不会没收投资资本K的条件是

(Y(K)-rK)/(r+b)≥K + Y(0)/(r+b)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威权政府可能考虑以某种不同的程度λ来实行自由化，更大的自由化λ意味着更为灵活的政府。具体来说，我们假设自由化程度λ意味着政府没收资本（或者减少自由化）而放权的概率为λ，作为一个概率，必须满足0 ≤ λ ≤ 1。这个自由化λ有助于满足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约束，因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没收资本而获得的期望收益变为(1-λ)[K + Y(0)/(r+b)]。

但是自由化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风险。假设也可能存在虚假丑闻，以单位时间概率a发生，人们对这类丑闻的反应正和他们对试图没收资本的真实丑闻的反应一样。因此，对于一个自由化程度为λ的中央政府而言，即使政府不会随意没收资本，丑闻仍会以单位时间a的概率随机发生，因此，丑闻引起中央政府放权的单位时间概率为aλ。因此，在自由化程度为λ的制度下，现行政府将以r+b+aλ的折现率计算未来收入的现值。这样，在投资资本为K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现值为

V(K,λ) = (Y(K)-rK)/(r+b+aλ).

自由化程度为λ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道德风险约束是

V(K,λ) ≥(1-λ)[K + Y(0)/(r+b)].

在一个最优的制度下，在满足道德风险约束以及K≥0和0 ≤λ ≤ 1的条件下，中央政府想得到投资K并且提供自由化l以使收益V(K,λ)最大化。

以我们这个例子为例，假设Y(K) = (K+n)0.5，其中，参数n表示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例如n = 12。假设资本所有者的折现率是r = 0.05，中央政府的基本风险率是b = 0.05，每单位自由化的附加政治风险率也是a= 0.05。此时，如果不存在道德风险约束，最大化净收益Y(K)-rK的理想资本存量应是K+n等于100。但是在有道德风险约束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不实行自由化，就不会有正的投资；也就是说，如果λ=0，那么n = 12时仅当K=0才是可行的。对于本例而言，最优制度是使自由化的程度为λ=0.504，这样，中央政府才能可信地得到K = 52.4的资本投资。

另一方面，假设自然资源减少到n = 0，保持其他参数不变，中央政府的最优制度是λ = 0且K = 44.4。直观上看，自然资源缺乏使政府面临着更高的丧失保护资本声誉的成本，，因此即使没有自由化，他也能够可信地鼓励大规模的投资。

如果自然资源增加到n =25，仍旧保持其他参数不变，政府的最优政治制度是λ = 0且K = 0。直观上看，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使中央政府不愿意承担自由化带来的额外风险，即使这意味着不实行自由化就没有人进行投资。这样，自然资源的增加能够降低政府实行自由化的动机，实际上，投资额的减少超过了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国家可能受累于过多的自然资源。

[1] 要详细了解时间飞一致性问题或政府保护投资者政策的政治信赖性问题，参见Tirole (2006)第16章。

6.结论

在我们对经济问题的定义中，机制设计在资源约束之上增加了激励约束，从而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激励约束为理解资源配置无效率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显示了这种无效率是如何依赖于社会初始产权的分配的。但是机制设计理论改变了基本的分析对象，从资源配置转变到社会计划或者配置机制，并具体说明了资源配置如何取决于个人信息。考虑到激励约束的激励效率概念可被用来辨别好的制度规则或机制。

集体主义或私有产权的问题取决于不同类型的激励问题，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之间的权衡。在任何制度下，道德风险的激励问题是最为基本的，因为制度规则是通过领导人或官员的行为来实施的，而要想让领导人履行他们在制度领域的职责，就必须用期望报酬或特权来激励他们的行动（参见Hurwicz，2007；Myerson，2007, 2008）。

机制设计理论和其他领域的博弈论为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作出了贡献。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曾一度被限定有形物品的配置上，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与社会制度中的激励有关的所有问题。现在，我们的理论框架已经足够分析市场和政治中的竞争性激励问题。在寻求理解国家财富如何依赖制度的过程中，经济分析已经转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这个视角无异于古希腊的社会哲学家们最早对经济学的命名。

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X 《贸易理论和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革命》

著者：《比较》

文本整理：刘翔

编辑：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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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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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字数：1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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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集X

贸易理论和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革命

《比较》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贸易理论和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革命

1．贸易难题

2．报酬递增和贸易

3．一些再反思

4．被忽视的经济地理

5．新经济地理学

6．世界是否正在变得更加经典？

贸易理论和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革命

保罗·克鲁格曼[1]

三十多年前，少数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产业组织的概念和工具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新贸易模型由此应运而生。新贸易模型从一个综合的角度解释了世界贸易曾经给人们带来的诸多困惑，它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善，而并非取而代之。不仅如此，“新贸易理论”——一个并不适宜的措辞，现在总被称为“旧的新贸易理论”——也有助于分析国家间贸易和国内生产区位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这篇论文中，我不仅要回顾理论的演进过程，或许更重要的是，追溯理论转型得以实现的思想历程。在最后，我还将讨论那些深刻见解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联的问题，这些深邃的洞见都曾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如我将说明的，与革命性的贸易理论刚诞生时的情况相比，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无疑更加符合经典模型。

[1] Paul Krugma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诺贝经济学奖得主。本文是作者在2009年12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时的演讲。本文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授权，版权归诺贝尔基金会所有(© The Nobel Foundation 2008)。——编者注

1．贸易难题

记得在我作助教的第一年，我告诉同事我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他们当时就问我到底为什么想做这项研究。一位同事曾告诉我：“贸易学科是一个如此系统完整的领域。它的理论框架已经很成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值得继续研究。”

然而即使在新模型问世之前，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满就已经在潜滋暗长。我曾经将这种不满的蔓延视为贸易研究领域的反主流文化。私下流传的作品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尤其是斯塔芬·布瑞恩斯坦姆·林德的那篇认为出口更能反映国内市场特征的文章——《关于贸易和转型的论述》（Staffan Burenstam Linder，1961）。这篇文章就像是一本地下出版物，在研究生中广为流传。还有一篇关于产业内贸易的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拉萨（Balassa，1966)以及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 and Lloyd，1975)的文章。这些都迫切需要一个理论框架。

既然传统的贸易理论看上去已经很完善了，那么这一领域的反主流文化为什么仍然繁盛呢？我称之为相似—相似（similar-similar）难题：相似的产品在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巨额的汽车产品双向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相似—相似贸易仍然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新生事物。在蒸汽机和电报引领的全球化的第一个伟大时代，国际贸易模式主要是不相似—不相似：不相似的商品在不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清晰地解释了当时发生的大部分贸易行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间开展贸易是由于彼此间存在差异。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复苏，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贸易协议签订后，令人困惑不解的贸易模式开始日益凸显，它导致了反主流的贸易理论的发展。

图1、图2、图3运用英国的贸易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图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进出口商品的产品结构。英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资本充裕但土地稀缺，因而它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完美地阐释这个贸易模式。

图1 1910年前后的英国贸易结构

资料来源：Baldwin和Martin（1999）

图2是20世纪90年代的可比数据，相比之下不难看出：英国既进口又出口主要工业制成品。人们或许曾经希望通过对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研究，能够更清晰地揭示贸易模式，但它却导致我们开始思考产业内贸易的问题：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尤其是发生在发展水平相似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很大程度上由差别很小的各类产品内部的双向贸易构成。

图2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贸易结构

资料来源：Baldwin和Martin（1999）。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调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发生在相似国家之间，比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要明显得多。图3通过比较1913年和1990年英国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大致反映出了这一点。

图3 英国的出口市场

资料来源：Baldwin和Martin（1999）。

用现代标准来看，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乎不与它的邻国交易，相反，它更注重与那些远方的国家进行贸易，这些国家能够生产英国本土无法生产的产品——便宜的小麦、肉、茶叶、黄麻等等。到了1990年的时候，这样的贸易当然并没有消失，但是，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经济体的一部分了。欧洲经济体的成员国看起来都要吸纳彼此的产品，也就是说，买入他们自己可以生产而且也的确在生产的产品，至少统计数据表明了这一点。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报酬递增和贸易

搞明白相似—相似贸易的内涵本来并不那么费劲。对于一些经济学家而言，的确如此。在巴拉萨(1966)关于欧洲的产业内贸易兴起的开创性论文中，他十分明确地陈述道：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产业中只生产潜在产品的一部分，并进口自己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因为“专注于较窄范围内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生产，有利于通过产量扩张实现规模经济”。

然而，这个对相似—相似贸易的解释虽然看起来直截了当，但它与1975年前后的国际贸易理论格格不入。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看上去难以理解才遭到排斥。那么，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答案在于，从企业层面来看，没有完全实现的规模经济必然意味着市场上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顺手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可资利用。说的更直白些，我们手头没有现成的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与任何其他的应用经济学领域相比，贸易理论或许更需要一般均衡分析。

当时的情况正如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1967)所说的：“垄断竞争理论几乎对国际贸易理论没有影响。”

此后，在兰卡斯特 (Lancaster，1979)、斯宾赛(Spence，1976)，尤其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和Stiglitz，1977)的论文中，新的垄断竞争模型出现了。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试图回答一个经典的福利问题：垄断竞争是否会导致低效率的生产规模或者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不当。当我从罗伯特·索洛教授在1976年讲授的一门短期课程中了解到这些新文献时，我和维克托·诺曼(Victor Norman，1976)、兰卡斯特(1980)以及其他独立开展研究的人一样，很快发现了新模型中提供的分析工具，即在不同情形下分析报酬递增作用的方法。垄断竞争的简单模型和产业内贸易研究这二者因而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人们发现可以用垄断竞争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而完全无须使用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理论（Norman，1976；Krugman，1979；Lancaster，1980）。在这个解释中，即使不同国家在资源和技术上完全相同，仍然可以在生产不同产品时进行分工，随着消费者追求产品的多样化，它们之间的贸易也会增多。一个自然的拓展——在很多时候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但万事却是开头难——是将比较优势又加进来。最简单的办法是可以假设一个产业内所有存在差别的产品都是以同样的要素比例生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来解释产业间分工，然后再用报酬递增来解释产业内分工。正如赫普曼(Helpman，1981)及迪克西特和诺曼(1981)所示，这个扩展反过来意味着这个新方法为相似—相似贸易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相似的国家相对于对方几乎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由规模经济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在它们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实际上需要一个“立竿见影的应用”（killer app），以此证明这个新视角对于认识重要事物能够提供完全不同的深刻洞察。我在巴拉萨(1966)的一个实证分析中找到了这个关键应用。巴拉萨指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导致原有格局的巨大变化，这是出人意料的。而此前人们担心，欧洲共同市场形成后可能会导致欧洲的产业版图发生重大调整，甚至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贸易扩张是以产业内贸易而不是产业间分工的形式出现的，巴拉萨因而评论道，“共同市场中的不同成员国此前曾经担忧，它们的某些特定产业将会走向消亡，但这种局面并未出现。这些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出现制造业衰退”。

我构建了新模型的一个特殊版本来阐释这个现象（Krugman，1981)）。在经典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模型中，贸易自由化将会使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受损。我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当且仅当比较优势很强，而且/或者规模经济很弱的情况下，上述结果才可能出现。这个模型也揭示了，在相反的情形下，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会出现增长，贸易是双赢的。

在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模型应用于贸易时，我们有另外一个重大发现：布瑞恩斯坦姆·林德是正确的！曾经有人将运输成本加入到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国家更可能成为某些产业的出口者，在这些产业中他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通常，只要有了结论，得出结论的逻辑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结论出来之前，并非如此。的确，我曾经推测当某国的某类产品拥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时，该国不会倾向于出口此类产品，我据此开始研究并写成了一篇论文（Krugman，1980），不过，我并没有追随布瑞恩斯坦姆·林德的研究思路。但是，数理推导的结果却与我最初的推测大相径庭，直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报酬递增为某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商品提供了激励。给定集中生产的激励，选择一个临近最大市场的地区生产，可以实现运输成本最小化，然后从该地区再出口到其他市场。

这个“新贸易理论”起初似乎由一系列具有不同目的并且互不相容的模型所构成。然而结果表明，它能为许多模型创造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可以利用保罗·萨缪尔森(1949)最初的研究，将这个共同基础扩展到很多传统贸易理论。在解释要素价格均等化时，我们常常认为贸易是一个集中的过程，萨缪尔森反其道行之，认为贸易是一个分离的过程。他设想了一个通天塔的情景，一位天使降临人间，打破了此前统一的经济体：生产要素突然间贴上了民族国家的标签，并且只能与其他贴有同样民族国家标签的要素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萨缪尔森指出，即使遵循天使设定的新规则，天使出现之前的统一经济体（integrated economy）的生产仍有可能重现，此时，分工和贸易被视为有助于统一经济体的重现，当且仅当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满足这种情况时，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才会出现。

埃尔赫南·赫普曼和我(1985)在分析具有比较优势和报酬递增的贸易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核心思想在于，为了重新恢复统一的经济体，必须在一国范围内按照规模经济来配置每种商品的生产。这种方法将两个因素合而为一，即基于要素比例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导致的专业化，由于这两个因素，受萨缪尔森的天使所诅咒的世界经济脱离了灭顶之灾。

这种方法也或多或少使人们更加明白，报酬递增通常强化而不是质疑贸易能带来收益的论点。当然，在统一经济体没有重现的情形下，可能存在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进行贸易比不进行贸易更糟糕；而在纯粹的比较优势模型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贸易是一个好东西，实际上，比之前预想的更好。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贸易理论”已经或多或少地将报酬递增纳入我们对国际贸易的理解之中。之前在经济学家殚精竭虑思考如何对贸易理论进行重要修正时，难以容忍的复杂性不断困扰着他们，现在这种复杂性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简单而优雅的结构。

然而，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贸易领域的反主流文化所面临的难题看似消失了呢？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核心在于部分国际经济学家态度的转变。

3．一些再反思

新贸易理论的出现首先归功于新的垄断竞争模型，但是它并没有一直局限在这些模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贸易”方法已经被应用到涉及外部经济、古诺和伯特兰寡头垄断（Bertrand oligopoly），甚至可竞争市场的贸易问题研究中。贸易理论家态度上的转变才使这一理论的运用成为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开始乐于从有启发性的特殊案例中探寻其内涵，而不是在某个宽泛的前提假设下试图证明一般性的结果；第二，他们的关注点从关于哪个国家生产某种特定商品的细节预测，转化到对贸易模式进行系统或总体描述。

关于第一点，20世纪70年代末期，许多贸易理论家自命为定理的证明者。如果给定收益不变、要素充裕等大量的初始假设，那么在关于贸易、分工和福利的问题中，有什么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呢？至少在理论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追求一般性的动机。然而这种一般性大体上又是虚假的：通常在给定的大量假设下，结论才成立，但是这些假设实际上具有高度的限制性，将大多真实世界的贸易和专业化生产中显然正确的事物排除在外。

相反，新贸易理论关注的是非常特殊、甚至看上去有些愚蠢的案例（“敢于做一个傻子”成为我研究的原则之一）。我们都知道，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假设——商品可以连续生产且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商品的成本函数相同，任意两个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都是固定并且相同的，离现实非常遥远。这些假设都是有意选择的，其目的是用来构造一个易处理的范例，这个范例包含了被原有贸易理论忽视掉的东西，即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分工的可能性。

当然，刻意作出不切实际的假设在经济学研究中相当普遍。尽管如此，根据我早期的经历，这种新风格的模型最初遭遇到相当多的敌视态度。有些讨论者认为，既然模型的结构不符合实际，整个理论研究显然也就毫无意义。有些人甚至坚持如果所有商品都能提供同样的效用，它们一定是完全替代品。人们普遍认为，新贸易理论家是在自欺欺人。

然而，即便是自欺欺人，这些新模型仍然不能解答一些问题。例如，这些模型并不能回答如下问题：在一个垄断竞争行业中，谁在生产哪种差别化产品。我们都利用一些关于随机性的概念，但是对随机机制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至关重要的是对问题的重新定义。新贸易理论家争辩说，只要诸如贸易量以及贸易的福利效应等总量可以从模型中导出，贸易的具体模式就是不重要的。换言之，人们可以放眼大局，只要掌握整体的模式就可，不要过度关注不相关的细节。

一旦研究贸易理论的新方法被接受，它也就会被应用于纯粹的比较优势模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伊顿和科特姆(Eaton和Kortum，2002)关于世界贸易模式的重要研究基于一个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该模型可以预测多边世界中的双边贸易总量，而不是关于特定商品的进口和出口，但是这个模型中用于预测的引力方程的参数设定本质上更像是“新贸易理论”。

那些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参与过经济学中其他类似范式转换的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何我们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方法上的变化会如此困难，会导致如此大的不同。但是，它们的确是这样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对他的宏观理论的诞生过程有一个著名描述——“逃脱之旅”（journey of escape）；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也是一个类似的旅程，它即使不像凯恩斯的理论那样具有里程牌式的意义，也已经在贸易领域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影响。

4．被忽视的经济地理

伯尔蒂尔·俄林1933年的经典研究开创了区域间和国家间贸易的要素供给比例理论。推动国内商品流通的动机显然与推动国家间商品流通的动机相似。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国内数据更便于进行比较分析，光是这个原因，国内的专业化就有可能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实证证据来源。因此，人们或许会认为，通过综合性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但是，1990年之前，国际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关注国内贸易或者生产的空间布局，在整个经济学界，也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地理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曾经不吝笔墨，用一章的篇幅来阐述“专业化工业在特定地域的集中”，但是标准的经济学课程几乎没有涉及这个主题。经济地理学曾经露面的地方，主要是城市经济学，不过在那里，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讨论了一下区位理论，而且这两个分支领域与更加完善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没有任何显著的联系。

为什么贸易理论家们忽视了经济地理学呢？很大原因在于地理区位的报酬递增会出现明显的集中化：没有人会认为硅谷的存在是因为它具有外生给定的生产要素或者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上帝创造的圣克拉拉谷适合生产杏子，而不是半导体。总而言之，只要贸易理论家回避报酬递增，经济地理学就不会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领域。

虽然人们对城市经济学已经有不少细致的研究，我尤其崇尚亨德森(1987)对于城市体系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相关文献对报酬递增的处理方法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讲，已有的分析技术限制了理论家们深入分析外部经济，这导致经济学家遭到奚落，说他们认为聚集经济导致了集聚。如果仅仅假设经济中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溢出效应会在多大的空间范围内存在？这真是一个无法搞清的特殊难题。如果一个厂商想从同一产业内其他生产者那里获得正的外部性，是不是应当和它们处在同一城市中呢？如果是这样，原因何在？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们认识到垄断竞争模型可以用来推导内生的外部性，进而解释城市的集中化，其中以藤田(Fujita，1988)的研究最为出色。但是这些模型假设垄断竞争的商品完全不可贸易，因而对于解决聚集经济的空间分布问题依然作用甚微。

但是对国内市场效应的分析，作为新贸易理论中已经成形的部分，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一个研究方法，使后者的研究再也无需依赖商品严格不可贸易这类假设。

5．新经济地理学

为了解释“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我发现最好用一个“欺骗”(cheat)模型，即所谓“模型的模型”（model of the model）来阐述，我最初设计它是为了论证关于国内市场效应的一些直觉。在这个模型中，我们考虑为两个市场提供服务的单个生产商的选址决策。我们假设生产商在两个市场的产品销售固定为S单位和S*单位，且S＞S*。当产品从一地运送到另一地时，该生产商必须为每单位产品支付单位的运输成本。生产商可以选择建造一个或两个工厂，通过开设第二个工厂，生产商可以消除运输成本，但必须另外支付一笔固定成本F。

显然，如果生产商只开设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将开设在一个较大的市场中，但它是否会集中生产呢？当且仅当F＞S*时才如此。

显而易见，这个简单的描述忽视了市场结构、定价、需求弹性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将这些因素加进去，而且“欺骗”模型也传达了一个基本直觉：如果与运输成本相比，规模经济（如F/S*所表示）足够大，生产将会在地理上集中，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将集中于较大的市场中。

在这个基础上，显然我们只需迈出一小步（不知为什么我用了10年才走完）就可以得到一个生产要素地理集中的模型。现在考虑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厂商面临着如我前面所述的同样选择，而且在该市场中有一些资源是可以流动的，但不是全部资源。令S为整个市场的规模，μ为利用自由流动要素生产的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假设有两个对称的地点。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可能的均衡，其中所有自由流动的要素集中于一处。在这个例子中，另一个地点——较小的那个市场——将需要S(1-μ)/2单位代表性商品。

如果F＞S(1-μ)/2，或者F/S＞(1-μ)/2，生产的集中过程将可以自我维持(self-sustaining)。这就是我们判断空间上的生产集中能否自我维持的标准。

在最初进行的对本国市场效应的推演中，上述关系并不成立，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市场结构和需求弹性。正如我在1991年的文章中 (Krugman，1991)中所示，它还忽视了集聚的第二个原因：“前向关联”，最简单的前向关联就是，居住在生产集中地附近的工人的生活成本更低。但是，上述关系中的基本洞见是正确的：

1．当规模经济(F/S)很大、运输成本很低、足够多的产品可流动时，能够自我维持的空间上的生产集中就会形成。

2．在哪一个地点会出现生产集中化具有偶然性，可以假定为取决于初始条件或者历史偶发事件。

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首先，它能够马上对经济史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提供解释。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出现了农业地带和工业地带的分化，美国的经济地理版图也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变迁。在这个阶段性变迁过程中，美国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大规模生产（规模经济）的崛起；铁路的延伸（更低的运输费用）；经济中农业份额的下降（更多的可转移生产）。一个简单的模型就能解释经济中发生的重大质变。

这个模型就是所谓的“核心——外围”模型，它本质上是一个集聚模型，因而是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显然，人们也希望通过模型来分析经济地理中的其他主要方面，尤其是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专业化以及城市系统。一些分析技巧，尤其是假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一样具有报酬递增，使我们有可能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

在新贸易理论中，关注易于处理的特殊情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1999年的文章（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中，将我们的方法描述为“迪克西特——蒂格利茨、冰山、进化以及电脑”：我们采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式的模型来处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问题，与离岸价格成比例的“冰山”运输成本，既能达到均衡的简单的自适应动态过程，又能进行处理模型时难以用纸和笔完成的数量模拟分析。

就如同新贸易理论一样，新经济地理学也创造了一种远超出初始模型特性的研究风格。新经济地理学家重新发现了马歇尔的理论，马歇尔对工业选址三类原因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知识溢出（“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劳动力市场集中以及专业化的供应商。在这三个原因中，只有最后一个可以用那些由最初的新贸易理论引致的模型来建模，但是，对选址问题的这种新的关注也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其他模型的兴趣。

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可喜的结果，那就是实证研究的激增。这部分得益于新模型的推动，但是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效应：新模型使经济学家更加敏锐地认识到，产业分工中的地区差异是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实验室，在那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探索。例如，在1990年前，很少有一流的经济学家使用跨城市比较分析来研究外部性、创新和增长这样的课题。但是自1990年以后，这样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问世，以及此后关于外部经济的文献的大量涌现，贸易和经济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革命进入成熟阶段。囿于不变受益假设的传统世界经济观被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经济观取而代之，后者不仅包含了贸易理论的伟大传统，还远远超越了它。

然而，在这个新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当传统贸易理论遭到排斥或者至少需要修补的时候，世界自身正在变得更加越来越符合经典模型，新理论所强调的报酬递增的影响则在减弱。这个现象还有待论证。

6．世界是否正在变得更加经典？

有时经济思想的进步反映了真实经济中发生的变化。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至少部分可归因于20世纪头几十年经济波动的加剧。而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0年后的贸易增长中，报酬递增所起的作用不断上升，相反，比较优势的地位却不断下降。

但是，世界没有理由必须按照与新理论的要求一致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实际上变得很难用新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强调的那些报酬递增效应来刻画。

就经济地理学而言，可能远在新理论问世之前，报酬递增的影响实际上就已经到达了高峰。我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Krugman，1991a)，就曾提到，1900年的普查统计已经包含了关于工业布局的大量专题报告，它准确地强调了累积因果关系以及后来成为新经济地理学核心的历史偶然事件的作用。在历史上，像汽车工业这样经典的布局问题，如果可以将它的集中化进程归因于报酬递增的话，那么其作用在二战前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随着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地带向南部地区的扩展，工业地带自身的边界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金(Kim，1998)的研究看起来证实了如下看法：在1930年前后，报酬递增在工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就达到了顶峰。图4展示了他运用制造业普查数据计算的反映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指数[最初由由Krugman(1991a)提出]。该指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达到顶峰，而后便开始急剧下降。

图4 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

平心而论，这个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统计噪音，因为传统的工业分类与现代的劳动分工很难相吻合。但是，这些数据符合一般的看法：很多传统的老工业基地都已衰落（想一想阿克伦的橡胶工业吧），但硅谷那样的新兴工业基地在规模上还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那么国际贸易又如何呢？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似—相似贸易（发达经济体内双向商品交换）的相对重要性日益增加。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变化：发达经济体与不够富裕的、工资更低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之间的贸易在迅猛增加。有一个简单的指标能够说明这个转变，那就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工人平均每小时报酬占美国工人报酬的百分比(Krugman，2008)。1975年，这个指标值为76，到1990年，这个指标上升到81，这表明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进行贸易。然而到了2005年，该指标下降到65，这主要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迅猛增长。2006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第一次超过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

没有人怀疑美国与墨西哥（工资只有美国水平的13%）或者中国（工资只有美国水平的4%）之间的贸易的发展，由此反映出的是比较优势而不是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在起作用。旧贸易理论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如此说来，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所描述的是那些可能正在衰减而非逐渐增强的力量。然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与现实并非毫无关联。即使它们可能失去一些解释力，仍不失为重要的见解。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全都深陷危机，而位于传统工业地带之外的外国汽车企业则没有那么饱经痛苦，二者之间的对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同一产业中其他企业比邻而居的优势正在不断下降。

无论报酬递增在贸易和经济地理中的影响是在增加还是减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运用报酬递增来思考世界经济问题的思路已经深入人心，这场思想革命让我们受益匪浅。不仅经济学家能够理解此前令人困惑的数据，我们还发现自己能够看到原先的理论盲点。很多人在这个启智之旅中贡献良多，我为自己也参与了这个旅程而深感自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静婷 孟繁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