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大学上了你

腾讯大家

中信出版社

开篇

我们能给孩子的最好教育

冉云飞

如果要我用个词来形容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从空间到时间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从飞机、动车到互联网，无不展示出与此前社会的巨大不同。高速度带来一系列便捷，但就像香港海洋公园的极速之旅，几秒钟从很高的地方瞬间下坠，快则快哉——这也就是蹦极等户外活动受人欢迎的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失重感给人带来的不适与畏惧。

一个高速发展及转型的社会，人们很难沉淀下来思考生活的意义，而被这种你已经上了的“贼船”——“高速度”所裹挟，身不由己。

如果说工业革命诞生了集约化、标准化，讲究大规模成批训练、教育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的学校，那么到了如今不只是大规模需要标准化人才（技术熟练的重复性工作人员）且变动不居的时代，教育的方式方法就必然应该做出相当的因应。

信息匮乏且流动速度很慢的农业时代，知识的折旧率不高，因此才有像中国“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传统蒙学教材，使用近千年而不变的“奇迹”出现。但到了工业时代，各种此前不曾有过的职业随之出现，对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需求剧增，使得教育供给必须从小规模的、少数人受到教育的私塾，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集体受训的学校，才能满足更多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业，以及社会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之所需。

但信息的洪流并没有因此止步，现代邮递制度远比烽火台、驿站制度使用年限更短但死得更快，广播、电视、报纸领风骚的年限也就一百年，逐渐为互联网所代替。互联网兴起后，它有一个特点为此前其他传播媒介所未有，即在互联网领域的自行革命，从社区到博客，从博客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当然这是和其他技术革命如智能手机联系起来的），其变化速度之快，致其在二十年内就完成了自身的嬗变与更新。

互联网嬗变与更新的一大特点，就是速度加快和海量信息奔涌。这就从另外的角度增加了人们获取有用知识的难度，即有些信息乃至知识是噪音或者短时就作废的折旧品。大数据应用、偏好性搜索的崛起，是应对信息洪流的一个有效措施。但大数据应用、偏好性搜索还是不能代替产品质量与有效的市场竞争，这便是萨尔曼·可汗看到互联网教育的潜力之所在。

最近读毕萨尔曼·可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对这个目前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在线教育可汗学院之目的与宗旨，有更多的认识。它与停留于家教特别是留学教育这样“油水”众多的实用领域的中国在线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可汗学院目前还是非营利性质的免费在线教育，由于微软和谷歌的支持，使得可汗学院声名鹊起。

萨尔曼·可汗的目的是使世界各地的民众，无论贫穷与富裕都获得较为一致的教育。虽然他这个近乎乌托邦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现实，但其用心不可谓不宏大。因为互联网这场信息革命，“世界变化之快让深度创造力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本领。过去那种只有一部分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p.8）。

萨尔曼·可汗因辅导表妹学数学，进而辅导更多亲戚朋友的孩子，而逐渐生出了搞在线教育的想法。这种渐进想法，使得他对在线教育的领会，务实而有效。他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成人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利用互联网全球联通的特性（很遗憾的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你必须会翻墙，因为他上传课程的平台是YouTube），再加上谷歌捐资助此项目翻译成世界最通用的十种语言——关键是它永不消失，可重复利用，没有人数限制，不需要固定的教室，使不同层次的人根据自己的进度加以利用与选择——正在使得可汗学院的课程，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我看了中文版的“古代信息论”，的确讲得有趣好玩，每段视频最短的三分多钟，最长的也不超过十分钟，这是萨尔曼·可汗根据注意力集中在十至十五分钟的理论，而得出视频课程时长的限制。

信息加速的时代，知识的折损率亦在加速，因此那种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变得很不经济，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为搜索引擎正在改变人们对自身记忆的依赖。况且死记硬背的东西，还依赖他人比如老师、父母制定订的外部激励机制来完成枯燥的学习，不仅痛苦，效率低下，考试结束后就忘到了九霄云外，而且不会变成自己的血肉。萨尔曼·可汗专注于唤醒人自身所拥有的内在激励机制，而不是外在奖励更不是物质刺激。他不仅允许试错，根据其做题的进度和出现错误的点，通过回馈来发现其知识点所出现的问题何在，同时也避免像课堂上老师要求即刻回答时学生怕出错的尴尬和惩罚。

一般说来，很多传统课程的设置，都是线性的，且因学科之间呈条块分割状态，很难形成知识的网状和立体感，让人找不到知识的连接点和内在逻辑。找不到内在逻辑及相应的连接点，就不容易学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使知识呈现出孤岛状态，从而让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成为不可能。在麻省理工学数学和在哈佛学金融的萨尔曼·可汗令人信服地举了个法国与美国历史相关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萨尔曼·可汗批评了美国历史课上，将拿破仑战争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分别安排在不同章节中的不妥。拿破仑急于卖路易斯安那州，是急于为他在欧洲战场上作战的军队筹集军费，如果不卖的话，随后的特拉法加海战中法国失利，亦将对此地无法控制。但美国学校的老师一般只给学生说多亏杰斐逊谈判有方，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但事实上美国在与拿破仑谈判时手握了更多砍价的筹码，这才是历史的多因相关及它的真相。但要割裂开来看，只能看到杰斐逊的神武英明，这样对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皮相。

当我们说这是个信息变化迅速超越此前人类所有时代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起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言：“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因为他出生在与你不同的时代。”

中国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代来区别上一代下一代，也许从人类生育机制与时间间隔的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从知识更替的角度来看，上一代与下一代乃至很多代所学知识与内容并无什么不同。即令上个世纪末期，一些中学语文教材里所选郭沫若《天上街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之歌》等诗文，近半个世纪都不曾改变过。目前教材的编纂尚处于垄断状态，要想随信息洪流的快速变化与知识更替而有所改观，恐怕还是痴人说梦，更不用说面对变化和发展迅速的互联网在线教育了。

可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都注意到了迅速变动时代对教育所产生的紧迫感。萨尔曼·可汗举例说，20世纪60年代，学生绝对无法预见未来10年、20年最热门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产业是计算机行业，而这个产业在斯托克音乐节流行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人预见过它的存在。

同理，20世纪80年代的人，也无法预见互联网将会成为如今全世界主要的经济发展领域，因此萨尔曼·可汗不无警示地说：“在全世界今年（2012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p.137）如此现实，让那些株守死知识且拒绝互联网教育的人，只有恐惧与不安，而没有探索和冒险的好奇。所以他说：“既然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现在的学生在10年或20年后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那么比起现在教给他们的知识内容，教会他们自学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无疑更重要。”（p.138）

萨尔曼·可汗为何推崇互联网在线教育的自主学习呢？那就是他对传统意义上的考试抱有相当程度的怀疑。他认为再全面而深刻的考试，都是片面的，因为考试从本质上讲就具有不完整性和选择性。更为关键的是，知识考察往往割裂而少有内在逻辑，对学生学习的思维过程无法知晓，便无法真正掌握让学生获取知识的长短之处何在。因此他说：“考试几乎无法告诉我们学生的思维过程，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学生为什么会答对或是答错。……一个正确的答案能反映出学生的推理能力吗？正确答案是深入理解知识点后做出的正确选择，还是依靠直觉进行的主观判断？”（p.65）这就不由让我们想起柏拉图所说：“教育的基本原理在于，使人们在孩提时代就建立起良好的思维体系。”

我说萨尔曼·可汗的教育实验是一种想让整个世界为此受益的“天可汗”行为——不是从统治力的角度来认定其为可汗，更不是类同于唐太宗这样的“天可汗”，也不是说他将就此能够统治世界的教育，而是指有他泽惠世界民众的雄心。教育这个与人的存在有切身之需的领域，其开放性、探索性、包容性，注定了没有定于一尊的东西，因为人是如此千奇百怪、多姿多彩，不可能被一种教育模式所主宰。“所以在我憧憬的学校中，我会允许学生犯错，鼓励他们发散思维，对于他们的远大目标，不管最终达成与否，我都会教会他们重视体验的过程并为之庆祝。想让孩子变得更有创造力并没有什么妙方，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为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提供照亮前路的灯塔，为他们创造力的发挥提供空间和时间。”（p.194）

就像学者肖雪慧曾经出过《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书之名称一样——她所说的乌托邦当然不是不顾人性之随意实验，而是说要有理想与原则——那么我对萨尔曼·可汗在互联网在线教育上的尝试，充满期待。希望能借此对全球特别是中国教育的沉疴痼疾，有所诊治，使教育复归到与发展人之无限丰富性相匹配的道路上。“我想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学习的快乐，并让学生在了解宇宙万物时感到兴奋。”（p.8）以我的了解来看，可汗学院的一些课程，基本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中国大学要怎么上？

上了大学后怎么办？

——如今的大学不过是三十年前的高中

薛涌

最近几年，《波士顿环球报》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力挺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我们这些在麻省的大学里教书并有了孩子的人，很容易就能体会到其用心之良苦。我们自己不足14岁的女儿，虽然也是野心勃勃，但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将来如果不够出色、进不了一流大学，宁愿去麻省Amherst分校，而不愿意花两三倍的钱读一个波士顿大学这样的时髦学校。

众所周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来，一大特点就是私立大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前百名大学中，有一半左右为美国的大学所占据，其中大部分是私立大学。中国学生留美所瞄准的“名校”，大部分也是私立大学。

但是，就读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的学生，只占美国大学生的16%，就读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常春藤的学生，仅占0.4%，也就是百里挑不出半个来。73%的大学生就读在各种形式的公立大学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州立大学。也就是说，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还是公立的高等教育。

那么，公立大学是否质量不好呢？也不是。像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几个分校、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等等，都属于世界名校。一般而言，州立大学是一州教育的门面，大家互相攀比，谁也不甘落后。为此，每个州在自己的州立体系中，重点投资建设一个“旗舰校园”，好像是个“州重点”了。这样的州立大学，很少有差的；私立大学如果不是名校，则很难与之比肩。我有位朋友，在清华读完研究生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到那里后大吃一惊：该校出战全美大学橄榄球联赛时，满城是校旗，学生们被当地居民捧为天之骄子。即使是平时，作为本州最高学府的学生，在当地也是神气活现。

美国《高等教育年鉴》的数字显示，大约有9%的大学生，就读于旗舰式州立大学或有着非常雄厚的研究实力的州立大学。可惜，除了加州和密西根等几个著名的州立大学外，美国州立大学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往往比不上同等的私立大学。大概是推销自己不那么狂热吧。要知道，这些州立大学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享受着纳税人的支持，并且以福利性的低学费、针对本地学生的奖学金，吸引着本州的精英，使学生群体的素质相当高。即使是外州学生要缴纳一倍以上的学费，也往往比同等的私立大学便宜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州立大学一般比较注重基础学科建设，有着大型的科研基地。在理工方面见长的学生，到这里往往有几个大实验室可以选择，甚至直接加入科研团队。如果去了一些顶尖的文理学院，由于规模过于袖珍，教授有限，往往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也缺乏研究型大学那种大型实验室，仿佛是进了更高一级的高中。

不过，这些州立大学，包括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世界名校，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规模太大，经常大班上课，学生和教授近距离接触比较难。学生躲在黑压压的大课中混日子，或者逃课，也都容易得多。这就使十几个学生小班上课的私立学校有了巨大的吸引力。我就有位朋友，带18岁的孩子到伯克利校园访问，见了那些大班后，生怕孩子被放羊了，赶紧加许多钱上了一所私立学校。但是，对于那些有志向、目标明确、能自觉努力的孩子，这些州立学校则是个天高任鸟飞的大世界。几乎在任何一个校园，都能挖掘出一堆世界级的学者来。去这种大学读书，需要的是有比较好的前期准备，乃至能在人数众多的大班中鹤立鸡群，赢得教授的青睐，毕业后跳到一流的研究院中。这才是事业起步的良好起点。

可惜，如今大学升学战的压力早就跨越国界。不仅仅是中国学生，就是美国的高中生，心思全在上哪个大学上，申请时的预期稍微没有满足，就觉得一生都完了，陷入极度压抑。其实，如今的大学不过是三十年前的高中，毕业后不过是个普通劳动者。上个好大学固然好，但在大学中表现平平，毕业时则可能连找个写推荐信的教授都找不到。许多常春藤毕业的大学生，也就是这样还没起步就失足，日后意气消沉、事业顿挫。相反，上个次优的大学，但一直勤奋努力，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几个教授如同死党般地写推荐信力挺，最终反而能进入一流研究院。

应试教育的危害是全球性的。美国的孩子不仅要靠SAT，要想竞争力强还要考一大堆AP（相当于大学入门课程的高级考试）。那些瞄准常春藤的，经常考七八门AP。这样的孩子，总有家长老师围着团团转，急于完成大人交代给自己的事情，学习其实就是个赶日程、完成作业的过程，相当被动。一进大学，没有人再围着他们转，一切都要自己安排和设计，包括寻找方向、主动和教授建立牢固的师生关系。如果自己不主动，就会被淹没在黑压压的学生堆里没人过问。这还怎么在这样的大世界找到自己的目标和道路？中美的高中，在这种能动性上都缺乏足够的训练。所以，无论是对中国的孩子，还是美国的孩子，我往往这样建议：与其盯着几所常春藤，像赌博一样地往里挤，被压力弄得身心交瘁，还不如眼光长远点：能否进常春藤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但进次优的州立大学，对于一个功课好的孩子则是相当有把握的。不妨摆脱非名校不去的心结，意识到一个次优的大学也能为自己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这样从白热化的升学竞争中解脱，就不必拼命为大家都考的考试而反复做题，而能够想想长远的计划、能为人类解决什么问题，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中国有精英教育吗？

宋石男

当代中国没有精英教育。

什么是精英？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说法，“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刘劭《人物志》）。精英不但拥有智慧，还得富含勇气。而按照17世纪法国人的说法，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优秀人物”。精英是稀少的，而且是被精选出来的。

无论依照古代中国人还是17世纪法国人对精英的定义，当代中国或许有精英，但没有精英教育。

看上去，高等教育有精英教育的意味。但中国大多数高校已经是大众教育，201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足以佐证。

少数录取率低的名校，如北大、清华，仍然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针对应试精英的大众教育。

北大、清华一类名校，主要只能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高考显然不是挑选精英的机制，而只是让应试精英脱颖而出的机制。应试精英中或许也有日后的精英，但它并不等同于精英本身。应试精英只能证明自己演算的能力、记忆的能力和按照章程完成任务的能力，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当然更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出类拔萃的的道德勇气、坚如磐石的责任心和正道直行的价值观。

应试精英无法证明他们拥有这些珍贵的特质，多年的应试教育已经很大程度上摧残了培养这些特质的可能性。在应试方面越是得心应手，在其他方面就越可能相形见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摧残性的体系，它不致力于培养整全的人，相反，它恰恰要趁你还没有成长为整全的人之前，利用你的不成熟和机械性来控制你。

升入高校之后，这种局面仍然不会得到扭转。应试精英进到名校，接受的只是大众教育与政治教育。大众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职业技能，通过对应的知识传授与实践训练，但他们无法获得通识与判断力。政治教育意味着他们会在惩罚与规训中习得服从的品性，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但无法培育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求，从而无法形塑精英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勇气。

即使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人们也只是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学习一大堆除了没用外没有任何缺点的东西，然后兴高采烈地进入社会，作为一个精巧的自利者而奋斗终身。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人格层面，他们都未能通过高等教育而变成整全的人。

然而，精英必须是整全的人。

在知识层面，精英需要具备通识。他不能仅仅学会从淘宝上购买钻戒就认为自己懂得了爱情的真谛。正如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所言，具备通识的人，致力于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而在当下的大学，我们看不到什么通识教育的迹象。

在人格方面，精英需要培育自己的责任感与道德勇气。在这个层面，精英教育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在当下的大学，我们同样看不到有什么苗头，来帮助一个人成为未来中国的脊梁与良心。

成为精英是一条孤独而艰难的道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集体主义被强调，世俗功利被置于首位，从而背叛了孤独与艰难。

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一个人要成为精英，就得学会与孤独和睦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如果在某种教育之下，一个人学会的只是如何在集体中与他人虚与委蛇并且抱团取暖，步调一致然后党同伐异，那么他是不可能成为孤独者从而成为精英的。

艰难意味着通过真正的思考和有价值的生活来发现自我，寻找时代的真相。艰难意味着康德发出的那条古老指令：“敢于去认识”。然而，在中国的大学里，多少人被迫卸掉了艰难地思考自由、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重负，最终变成一块被使用多年的肥皂，磨掉棱角以便在社会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正因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有精英，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培养的，而是他躲过了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可能使其萎缩、畏缩、猥琐的劫难，凭借自我教育这种最高等的教育，终于使自己成长为精英。再说一遍，我所说的精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是一个整全的人，无论他是否拥有名位、金钱或权力，只要他具备通识与判断力，富含道德良心与公共责任，并将之付诸实践，那么他就是/才是精英。

杰弗逊对自然贵族（真贵族）与人为贵族（假贵族）的区分，或能增进我们对精英问题的理解。1813年，他给友人写信说：“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假贵族是良政的祸害，应该有制度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自然贵族与人为贵族，或者说精英与伪精英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价值而活，后者则为了价格而活。这里讲一个故事，未必是真，但饶富意味。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之人有何不同？”亚翁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同样，精英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伪精英活着只是为了吃大餐。

中国没有精英教育，五花八门的伪精英教育于是招摇过市。近乎于相亲的商学院，近乎于行骗的国学班，以及近乎于精神病院的灵修培训，价格高昂，招牌闪亮，但无论它们如何标榜自己的高大上，仍然只是培养老鼠和弱智的学堂。

最近的例子是今夏一个“北大清华文化深度之旅”，其声称“全方位体验北大清华的优质课程，帮助精英家庭的孩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10天收费29800元”。夏令营聘请北大清华名师授课，高考状元全程陪同，开设马术、高尔夫等实践课程，“以培养孩子的贵族气质和领导精神”。

要傻到什么地步，才能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

中国大学的三十年变迁

阳歌

随着今年高考正式结束，中国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又将回归正途，在成千上万所大学里继续他们的学业。而正是这些大学，孕育着中国明天的学者、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今天的这些高校，与我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已大相径庭，那时，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教书。

在我开始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5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之前，我想先简单说说高考怎么变成了今日这种疯狂的媒体盛宴。今天的媒体比25年前更加商业化，炒作正成为中国媒体的主要产品，这反映出类似的商业化已扎根于中国的大学系统。

即使像我一样的媒体迷也很快厌倦了这几天电视、网络和报纸对高考洪水般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已成为考生和家长焦虑的主要来源。

在考试前，我读到了许多关于防止考试作弊的新措施，以及家长如何确保孩子准时到达考点的报道。考试的那几天，又涌现出更多关于警察防止考场周围交通堵塞的报道。甚至有一则古怪的报道说，上海的一个女孩戴着四块手表参加考试。也有悲剧，安徽省的一个考生在考场外遭遇交通事故身亡。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的媒体聚焦现在已成为过去，不过我确信明年会来得更强烈，到时，处在激烈竞争与商业化之中的媒体会寻求任何可能的角度进行报道。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这种媒体狂欢是不存在的，当时我作为1987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地质学院教书。事实上，我教书的学校那时甚至没有本科生，只是一个1000多名未来的地质学家的乏味训练场。

我用“乏味”这个词，因为它适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那时这个学校是由一系列破旧的平房构成，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地质学被认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专业，因为大部分工作在偏远地区，大多数学生公开承认他们在那里学习只是因为被那些更让人神往的专业拒绝了。

我不了解实际的统计数据，但据说那时中国只有不到1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上大学。这与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大多数大学扩展为庞大的机构，能够容纳大部分想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

我曾经教书的学校已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目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各种专业一共有几千名学生。当然现在的大学与我1987年工作所在的学校相比已面目全非，许多老建筑现在已被拆除，为更加现代化的教室、宿舍、办公室和其他设施腾出空间。

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将只描述其中一些来例证更广泛的转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大学的教学人员。20世纪80年代，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被视为“知识分子”，有资格在大学教书。这种情况是由于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大学关闭导致的。这导致大学终于重新开放时，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非常稀缺。

我记得1987年我作为一名23岁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北京地质学院，当发现这个学校的许多教授和我年龄相仿，而且没有高于大学文凭的人时，我有点惊讶。这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绝大多数大学教书工作都需要硕士和博士学位。我记得每次有人称我为“外国专家”或叫我“教授”时，我都尴尬脸红。

今天的情形截然不同，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同事几乎都有博士学位。我们教的课程也非常多样，越来越强调主题要切实可行并且吸引学生。政府导向的政治课依然与这些更受欢迎的课程并存，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元素混合并存于今天的大学里面。

过去和现在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学费。20世纪80年代一切都是免费的，学生甚至获得政府补贴来支付生活费。我清楚记得这些补贴，因为学生常常抱怨这些补贴很少，但我常常告诉他们美国没有这些补贴。

免费的时代基本已成为过去，复旦大学等高校的热门专业现在收取的学费高达数万元。当然学生的不满还在继续，抱怨高学费代替了过去抱怨低补贴。

总之，高等教育的变化是经济快速转型的结果，这迫使中国改良其教年轻人思考的方式。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十年变得太商业化，大学需要更加强调创新和批判性思考，少用“一时被青睐”的专业去吸引大多数学生。

转型的持续将至关重要，决定中国是否能通过生产新一代专业人士来维持当前的快速增长率，这些专业人士应拥有经济保持向前发展的技能。它也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摆脱当前只是模仿的境地，以及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领导者和创新者。

换一种上大学的方式

——网络公开课的困境与出路

李华芳

一、困境之由

当斯坦福大学的Sebastian Thrun（注1）提供的人工智能的免费网络课程吸引了全世界超过16万名学生之后，Thrun教授认为可以把这个做成一项事业，所以他创立了Udacity公司，专门来推广网络公开课。Thrun教授希望看到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一场革命，为更多有志向学的学生提供优质免费的大学课程。尤其是给贫困生以希望，给那些原本没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课程。这一想法也吸引了大量的风险投资进入。大型网络公开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确形成了浪潮，不过Thrun教授或许没有预计到浪潮会有低谷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网络公开课的前景不尽如人意。这项调查针对100万网络公开课的用户，这些人中仅有约一半人听过一堂课，而只有4%的用户完成了其注册的全部课程。而宾大的另一项调查则发现，上宾大自己的网络公开课的人中，80%的人都已经有了一个学位。这样来看，网络公开课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原因何在？

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考核。

所有的网络公开课强烈依赖参与者的自制力，而这在学习过程中通常只有少数学生才能达到，4%的课程完成率也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常常有一个误区，认为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但实际上除了极个别的人，普通人通常是被强制的。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学习过程一般并不是快乐的。大多数人会在学习取得成果时感到快乐，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也一样感到快乐。因为缺少强制力，大部分学生往往仅仅开个头，试着参与一次网络公开课，但无法坚持完成全部课程。

这就好比辍学现象。引发辍学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家庭收入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意味着这些孩子需要将其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家庭的事务，而不是学习。同样的道理，网络公开课的参与者也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这些困境或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这些困境会迫使他们无法继续专心学习，进而离开网络课堂。

尽管网络公开课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学习的费用，但贫困者面临的真正困境是：无法有效分配自己的时间。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类似传统课堂的有效交流，这直接导致了网络公开课的吸引力下降。

如同之前的一个戏言所称，学生到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谈恋爱，当然在空闲的时候也学习一下。这当然夸张了一点，但毫无疑问，课堂的交流以及同学之间通过交流构建起来的关系，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由于目前尚没有对“到底是什么激励网络公开课参与者”这一课题进行的研究，所以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不过，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晓泉与合作者曾做过一个研究，主题是一个团队的成员数量及其内部交流对成员贡献率的影响。他们以中文维基百科社区几次被网络管制打断作为自然的冲击来考察其影响。这项名为《团体规模和贡献动机：一项基于中文维基百科的自然实验》（Group Size and Incentives to Contribute: A Natural Experiment at Chinese Wikipedia）研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年第4期。通过这项研究，人们发现，一旦大陆用户被隔断后，海外的中文维基用户的贡献率（以词条编辑数量为衡量标准）就大幅度下降了。这项研究证明了团体规模与内部交流对持续贡献的重要性。单单是一个大的群体还不够，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这样追求群体内声望或者其他有助于贡献的动机会被激发出来。同样，那些完成了课程的网络公开课参与者，通常也是活跃的在线课堂讨论者，甚至是虚拟的网络助教。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搞对激励机制。

与交流过程中享受尊重的激励不同，这个搞对激励机制的意思是说，要将网络公开课参与者所求的东西和课程开发者所求的东西，放在一个激励兼容的框架里。那么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课程开发者的目的是什么，而参与者有为什么要上这个网络公开课。两者都要通过这个有一定的回报，这样一来，没有钱就一定搞不下去。钱来的方式要么是用者自付，就是由参与者承担。或者是政府补贴，变成政府购买教育的部分，但这至少在美国的公立大学里还不是太现实，因为联邦政府正在削减公立大学的经费，不太可能另外拨出经费来支持公开课；要么是来自非营利组织，例如各类支持科技和教育的基金会等。但出钱的若无法协调课程开发者和参与者的激励，总是会出问题。

二、搞对激励

Thrun教授最近接受了一次采访，避开了之前为贫困学生或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课程的目的，而是提及将会与大学合作提供收费类学位课程的内容，或者与公司合作提供培训类课程。事实上，持续供给免费网络公开课程的方式，正如前面所言，大概就是政府财政支持、社会非营利组织支持以及私有化变成公司。因为光凭理想和热情，很难持续动员大学教授参与这类耗时费力的网络课程。

那么参与者为什么要上这个网络公开课呢？求取新知显然是一个目的。以我自己为例，2013年，我完成了一门由麻省理工学院通过edX平台提供的网络公开课《全球贫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Global Poverty），并获得了该课程的一个证书。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学分或者学位，尽管有一张证书看起来也不错，是个额外的奖励。当然很难将求取新知的目的和获取学分学位的目的分开来。但不得不承认，如果网络公开课的课程学分能被学校承认，将会很大程度激励学生参与并完成网络课程。

更进一步，如果网络公开课最终能够被用来提供学位，或许也能激励部分没有学位的参与者。“人民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eople）就从2009年开始了这一冒险历程。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全面评价这个“人民大学”的学位到底价值几何，因为这所大学的近1500名来自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只有736名还在册，另一半已经“辍学”了。而几十位毕业生要到明年才能进入市场。根据《纽约时报》之前的一个报道，“人民大学”有1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14位受薪员工和300位志愿者。其运营资金主要源自基金会捐款——其中包括惠普（Hewlett）和盖茨（Gates）基金会、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外加学生缴纳的申请费（在10到50美元之间）和考试费（每人100美元），不过他们可以申请豁免这些费用。而钟情教育的以色列商人雷谢夫已经为这所大学贡献了350万美元自有资金。而“人民大学”的课程安排则是由一些无偿担任各学院院长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设计的，并有意采用基于开放源代码，对技术条件要求不高，学生可不同步获取和反馈的文本材料。

但学生到底能不能被激励起来？“人民大学”50%以上的辍学率恐怕无法让人乐观。当然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各种专业的教育委员会或者各州教育部门现在还不承认“人民大学”的学历，这样市场对该大学学历的认可程度就很低。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恐怕说它是家野鸡大学也不为过。

是以针对利用网络公开课提供学位这件事，现在有两派观点，一派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另一派则继续乐观。Thrun教授领导的Udacity和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合作提供带学分的网络公开课，由于学生表现不佳，已经暂停。目前而言，也还没有排名靠前的学校承认其他学校的网络公开课。宾大也仅认可自己的网络公开课可以作为课程学分，各个大学似乎都打算采用类似的策略。例如2013年，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就推出了全部采用网络课程的MPA学位，但这和宾大的实践一样，都还有一定的人数限制。最新的消息是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计划在2014年1月通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提供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学费远远低于在校学生的费用。可以预计，2014年还有很多精英院校会投身到通过网络公开课来授予学位的浪潮中。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搞对激励的做法。理由是学校要赚钱，网络公开课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不限于20～30人的课堂教学；与此同时，精英院校的网络公开课程如果提供学历教育，那么其相对较低的学费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学生或可以更低的价格享受“略有不同”的教育。

搞对激励会使合作的几方都能从中获益。例如《纽约时报》对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报道中就提到，佐治亚理工学院为其计算机科学硕士项目提供课程内容和授课教授，获得60%的收入，Udacity公司提供电脑平台和授课助理，获得其他40%的收入。项目预算为310万美元——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捐赠的200万美元，该公司将利用这项计划培训员工和招聘潜在雇员——利润为24万美元。对于那些不攻读学位的学生，这些课程将在线免费提供；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将接受监考考试，可以获得辅导、在线办公时间和其他支持服务。如果学生无法达到课程严格的录取标准，可以获得临时录取资格，如果前两门课程的成绩优异，他们可以转为正式入学。仅完成几门课程的学生也会获得证书。

网络公开课美国发芽，或在欧洲开花。欧洲学分转换与积累体系（ECTS）能让网络公开课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旦欧洲大学迈出了承认通过网络公开课获得的学分或学历，这将彻底改变网络公开课的命运。因为在ECTS体系中，学生可在已批准《里斯本认可公约》（Lisbon Recognition Convention）的53国中的任何一国，将已修学分转换成该国相应的同等学力。

与美国的体制不同，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学分转换体系，因此学生必须向各个大学证明自己的学分符合要求。而ECTS采取了一个统一的转换，这样一旦你的学分不被某个大学承认，大学就有责任证明何以你的学分是不符合转换要求的。从美国到欧洲，举证的责任从学生转到了大学。这会改变大学的行为，出于成本的考虑，更有可能接受网络公开课的学分或学历。

尽管网络教育要全面替代课堂教学也许很难，但的确能扰动目前的高等教育市场。尤其是学分和学位的供给，会冲击原有的教育产业。例如Coursera作为网络公开课的三巨头之一，已经开始尝试在线监考。目前如果你注册了5门Coursera课程的学生，需参加带实况监督的在线考试。美国教育委员会（ACE）已批准对这批课程授予学分推荐。从这个角度看，经由网络公开课提供学分和学历在美国也会越来越普遍。

只要搞对激励，网络公开课前景光明。当然这或许是我作为一个乐观主义的一孔之见，仅供有识之士参考。

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

宋石男

关于通识教育，定义颇多，我独爱1946年华盛顿大学诺斯兰教授的定义：“通识教育，主旨在个人的整体健全发展，包含提升生活的目的、提炼对情绪的反应，以及运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充分了解各种事物的本质。”

就在诺斯兰写出这段话的头一年，1945年，哈佛大学推出《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成为至今最全面也最深刻论述通识教育的经典。红皮书开篇引用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话。前者说：“我们不需要荷马的称赞，我们已经开发了广阔的土地和海洋。”这象征着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自豪感。后者说：“我们能草率地允许青少年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至于让他们接受那些成年后不应拥有的思想吗？”这象征着教育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分歧。通识教育正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它既要帮助年轻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特思想和个性化生活，又要使他们能适应公共生活，成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

如果不把通识教育视为浪费时间的事业，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通识教育不是用各种事实塞满人的头脑的过程。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如何提高人的心智。按照哈佛红皮书的说法，则是“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恰当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

有效的思考，从逻辑思考开始，但包括更广泛的智力技能。当逻辑不够用时，有效的思考还包括对复杂的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理解，以及建立在理解之上的想象力。想象力不只属于艺术家，也属于每一个发明者和革新者。我们需要想象力，它能细致地体察人性之幽微，从恶到善，从恐惧到希望，在积极意义上唤起最健全的人格，进而改变或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交流能力是表达自己并被他人理解的能力。它不只是讲述，而且包含倾听。在这个人人急于表达的社会，也许学会倾听更加重要。交流是社会实体中不受限制的思想与情感交换，由此形成更繁荣与多元的智识生态。在自由民主社会，交流显得格外珍贵。极权国家可以通过暴力获得认可，但民主国家必须依靠说服，而说服必须通过交流。公民之间的交流失败，或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失败，都意味着民主大厦部分乃至悉数坍塌。

判断力是将全部思想运用于经验领域的能力。判断不仅限于理解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更是如何将这些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去。判断力源于直接经验又超越直接经验，它建立在铁一样的事实以及明亮的思辨能力之上。柏拉图的“洞穴人”寓言和李普曼的“虚假环境”理论，揭示出人类判断力困境，也使摆脱困境成为可能。

辨别价值的能力，不但指对不同种类的价值有清楚认识，而且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理解。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是容易困扰年轻人的两类价值。要辨别道德价值，需要将伦理理想内化于行为、感情和思想；要辨别审美价值，需要长期的审美教育、自我浸淫以及创造美的实践。

正是通过培养上述四种能力，通识教育努力将年轻人培养成好人、好公民、有用的人。好人意味着他具备完满的人生哲学；好公民意味着他既有独立观念，考虑自身利益，同时又重视共同利益与公共责任；有用的人则意味着他能将自己习得的知识、技能与观念，积极运用于个人职业与公共事务之中。

目前，中国大学尝试通识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使用1999年教育部在32所大学中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俗称“全校通选课”），开设相关课程，试图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但多数通选课过于注重传统典籍，其质量参差不齐，学生热情也不高；二是2005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验的一种方式，本科生第一年不分专业院系，直接进入“复旦学院”，类似哈佛、耶鲁的文理学院，从整体上改变本科的教学管理模式。出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高考和就业的因素，目前国内高校少有效仿。复旦模式未能成为主流。

个人意见，出于现实的考量，两种方式可以折中调和，也即不专门划出一年来学习通识，但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放大、做精，分为“人文学科通识课程、社会科学通识课程、自然科学通识课程”三大类，贯穿四年大学本科。

传统上，学问分成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部分。人文学科促使人们理解人类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即理解人类的特质、创造力与理想；社会科学旨在理解社会环境和人类制度，与之保持适当关系；自然科学则帮助理解自然环境，发现自然规律，同样与之保持适当关系。

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是帮助学生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文化和建立全球视角。这就需要精心选择中西经典进行讲授，同时对全球化时代的环境问题、文化冲突、艺术交流等有充分关注。社会科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则是一种邀请式教学，通过前沿理论的介绍与现实案例的剖析，使学生站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学科的大门口，进而使后者能在兴趣的指引下，于其间一个或数个领域登堂入室。自然学科的通识教育课程，比较棘手，因为文科学生的知识储备可能不足，而理工科学生在某些领域的知识储备可能又远超常识的范围。因此，可以考虑分开授课。文科学生主要获得最低限度的科学常识，同时熟悉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而理工科学生则可以尝试建立起立体的当代科学图景，从而避免专业细分带来的画地为牢的处境。

通识教育的教学，主要通过阅读、讨论和写作三种方式完成。在教育领域，阅读是第一生产力。通识课程的教师，应特别注重书目与网络资源的推荐，给学生望远镜和地图，让他们挂帆出洋，而不是伙同他们在泳池拍水就敷衍了事。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讨论是最重要的认知增长手段之一。这就需要更精巧的课堂分组，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和习惯，一旦学生将讨论视作呼吸一样自然，其生长必然郁郁葱葱。写作是广义上的写作，主要指研究问题、实验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是一篇课程论文，也可以是一次社会实践，还可以是一项科学实验。唯有如此，才能将习得的知识、观念与技能结晶、沉淀，成为身体中的一部分。

应当承认，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面临着纷如乱丝的难题。高速变迁的现代社会日趋多元，各种传统权威都面临“偶像的黄昏”。权威的分化、观点的分歧，加上专业细分带来的经验差异，使得人们现实及潜在的共识越来越罕有，通识教育也因此带上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雪上加霜的是，网络时代信息泛滥，人们注意力急剧分散。视线所及越来越广，宽达1000万平方公里，思考深度却越来越浅，浅到只有1厘米。交往的方式越多，孤独感就越强烈；接受的信息越多，洞察力就越低下。在大众传媒与自媒体的众声喧哗中，我们失去获取直接经验的能力；在娱乐至死的危机中，我们的生命力萎缩；在转型社会的漩涡中，我们被原子化。

此外，师资力量、学生的能动性以及现有学分制也都存在问题。首先，要进行通识教育，就必须有一批具备通识的教师，这在当今中国大学实在难求。其次，学生在求职、考研等现实压力下，是否会有浓厚能动性来投入通识教育也很可疑。教育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学生的自我教育，通识教育尤其如此。最后，目前中国大学的本科课程过于繁重，学生平均每学期要选10门课乃至更多，而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每学期平均选课一般只有4门。如不改革现有的学分制和课程设计，通识教育难有拓展空间。

不过我仍然相信，通识教育将在中国大学中普及并绽放光芒（作者注：当然，就当下的体制而言，我承认这种“相信”过于乐观甚至幼稚）。正如李普曼所言，你可以对从未存在的东西感到绝望，但你不能对人类已经表现出来的美德在未来的前景放弃希望。既然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我们已经看到通识教育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对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我们仍有理由抱以希望并付诸实践。

大学教会我的小事（1）

——给马上要上大学的孩子们

马一木

妹尾河童说到一种人，买来的新衬衫，得在家里穿上半个月才出门见人，因为觉得衣服太新，没有自己的气息。

我也是这种人。5月20日是南京大学111周年校庆日，同学问我，有什么要表达的。我一边啃着玉米，一边说“没有”。现在也半个月过去了，可以说说我的大学教会我什么了。

1．可以什么都没有，不能没有好奇心

高三的时候，本来想报考中山大学的英文系。目的很简单，一是同在广东，离家近；二是想着英文系女生多，作为少数的男生，能奇货自居。这个伟大的计划被一次课间操时间两位来招生的南京大学老师中断了。他们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高考志愿：“南京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每一块砖石都写满故事。”

这句话挑逗了我的好奇心，我倒是要看看那些砖石写了什么故事。那年夏天，我的行李塞满了毛衣，坐着30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南京。我站在长江边一个小小的砖石上，心想：“这个世界要向我展开了。”

2．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大学的第一节课，系主任找来作家叶兆言给我们讲课。课是松散的，大体内容我忘了，我甚至忘了当时系主任的名字，只记得他们在讲台上笑眯眯的。我琢磨着“怎么才能长出叶兆言那样的胡子”。他们中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深深击中了我：“系里的课，感兴趣的你们就听，不感兴趣，你们可以不来。只要你们确定自己是去做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去图书馆看了你热爱的书。”

这怎么可能？我想。我当时还深深怀疑这是一宗构思完整的诱敌深入战术，说不定老师们带着狗埋伏在图书馆，见一个逮一个，把我们关黑房子里。

但后来的课确实很随意，大部分老师都不点名。此后，遇到我根本听不懂的课，我就跑去图书馆看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普罗米修斯。有时还跑到复旦大学去谈一个长途恋爱，那个女孩恰好叫“三斯”。

是一个早上，刚下完雪，我打好热水，放在开水房。准备去上英语课。遇到一个同学，他很随意地问我：“去上海玩不？”作为传说中不怕冷的广东人，我还穿着一双粉色的拖鞋，同样很随意地回他：“走啊。”

当天晚上，我就出现在复旦大学国定路13号女生宿舍门口，脚冻成了紫色。女孩子们端着脸盆，刚洗完澡，身上一股肥皂味儿，带着一身水汽从我身边走过。我需要做的是，从中辨认出我那位叫“三斯”的女孩。和她去食堂吃顿饭，去“超级市场”（那时候还不叫超市）买包方便面然后住在材料系的同乡宿舍里。在这个南京上海多次往返的途中，我学会了怎么在太阳山路杀价买一辆二手自行车，在材料系知道了设计一个抽水马桶也不是简单的事，同时还学会了曲线思维：我总是买一张到丹阳的火车票，到上海后，沿着铁轨走上1公里，有一个围墙缺口能直接走进一个大院（此为非法行为，不得模仿）。

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怎么面对挫折。有一次和三斯姑娘吃完小笼包，她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这事一点征兆没有，我看了她一眼，难过是必需的。我再看了她一眼，以便记住她的样子，这个我花了一学期不下10次从南京坐清晨第一班学校大巴穿过长江换乘公车到火车站坐Y215到上海走1公里越过围墙进入南广场坐1小时公车到外滩转老55路公车到五角场暴走3公里到复旦大学谈个微型恋爱的女孩。我回答她说：“好的。”不哭不抖，结了账，回了南京。从这件事开始，我决定用这种和白开水一样淡然的态度面对任何挫折、任何离散。

我很难有标准化的数据来证明，这种从大学第一课开始所获得的自由，比循规蹈矩更有意义。也很难说服任何人，你不就是去拍拍拖嘛，怎么就比认真听课更好。

我想说的其实是想对自己说的，——我坐在回南京的Y216列车上，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你不懂的东西比你想象得多，女人，城市，士多店为什么叫超级市场，水杉为什么那么直……”

答案不独在课堂上。

大学教会我的小事（2）

——借过别人内裤穿的人能发财

马一木

有三件事情必须亲自去做：死亡、上厕所和装酷。

说说装酷。

有一度我着迷于此。

刚上大一，我正在宿舍里搓内裤，老杨可怜巴巴地向我借内裤。漂亮师姐闯进来：“新生联欢晚会我们中文系得有个节目哦。”

我和老杨说，我们唯一擅长的是登台演示我们的帅。

除了帅一无所长。

师姐说：“你们少贫，老杨不是号称浴室歌王嘛，你们搞个乐队，一定酷。”

酷！这个字让老杨突然被科特柯本附体的表情，青春痘全亮了，刚才还发愁明天没内裤穿的衰样瞬间无影无踪。

我也表示这事小case，舞台见。

师姐一走，我们觉得这事酷毙了。Band u know? Guns N’Roses u know?Hardcore Solo u know?狂飙英语后，我们激烈讨论了曲终时是否应该像科特柯本那样摔吉他。

“可是你会吉他吗？”老杨问。

“我要弹吉他？”

“难道呢？”老杨说。

我想想也对。我要是也唱歌，就变成傻逼二重唱而不是乐队了。为了酷，我答应半个月内学会吉他。老杨非借走两条内裤作为信任我的抵押物。

老杨负责写歌。这哥们除了擅长夏天不洗澡外，还真有两下子。第二天就写出一首歌。他把稿纸扔给我，有词有曲，你丫赶紧编和弦。

歌名《孤雁》，大概讲的是一只鸟天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故事。我看不懂简谱，让他唱。他说你丫24K纯傻逼啊。我说还我内裤。他无缝衔接开始唱。旋律不错，好记。

我买来一把全南京最便宜的吉他。上面竟然有六根钢弦。

有一个陕北农民，地里浇粪时捡着一把吉他。摸了半个月无师自通，轻松弹唱信天游。

我想起这个励志的故事，同时想着我那么一拨拉一甩头，台下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女生晕倒一片，瞧这场面，这琴非学会不可。

第一天，手疼。隔壁寝室控诉噪音。

第二天，手疼。隔壁楼控诉噪音。

第三天，手疼。但知道DO RE MI在哪儿了。

第四天，我给乐队起了名字，瞌睡虫乐队。

……

半个月后，我和老杨，还有小海（后来招募的和声），出现在舞台上。物理系乐队表演刚结束，演了唐朝乐队的《月梦》。那吉他手手快得像鸡啄米。老杨对我耳语：“丫是我哥们，初一就开始练吉他，莫怕莫怕。”

我吓得发抖。

“我要抚摸你我要抚摸你 ……”

物理系乐队的尾气在校园上空回响了十多秒，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鼓掌，心顿时宽了。

我对老杨耳语，丫太超前了。那些刚从高中冒出来的黄毛丫头即使喜欢这歌，哪敢鼓掌。一鼓掌就暴露自己接受被抚摸。我们的《孤雁》准行，俗得刚刚好。

我们仨上台。老杨阴险地告诉大家，这是一首原创校园民谣，“原创”两字说得特别响。

我阴险地加了一句：“唱给我们刚过去的过去和还没到的未来。”

据台下的女生事后回忆，她觉得我们几个超酷，后面唱些什么倒是忘了，好像唱一只鸟乱飞。

唱完后，台下观众疯狂鼓掌尖叫。就热烈程度而言，多年后的超女现场凑合能比上一比。

物理系不服气吉他手对我说，你丫的手指每次有且仅有一根手指按在一根弦上，“飞过一只大雁”A和弦，你丫就只弹一个“拉”，“不为任何人遥远”E和弦，你丫就只弹一个“咪”。一首歌你丫手几乎没动过，你丫不是弹吉他是练气功。票选还排我们乐队前。服了。

我告诉他这叫大简若繁。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不也只在一根弦上弹？

总之，我们是酷了一把。

装酷的小巅峰发生在几天后，校刊记者对我们乐队的采访。我们听说她要来了，赶紧斜靠床上要有多颓废有多颓废。

女记者打开砖头大的录音机进行采访录音，我们辉煌地继续斜靠在床上。

问：“你们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感想如何？”

我：“所有爱无非错爱。”（我刻意眼神空茫，懒散无物。）

又问：“为什么叫瞌睡虫乐队？”

老杨：“人的一生不是一次瞌睡吗？”（他也刻意眼神空茫，懒散无物。）

问：“为什么呢？”

我：“难道不是吗？”

女记者最后问：“你们下一张专辑准备什么时候推出？”我们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专辑”这两个字，那首单曲在漂亮女记者潜意识里已经替代为一张专辑了！很显然她被征服了。

但这还不够，装酷在继续。

我说，下张专辑，或者明天。老杨接着说，或许永远也没有。

女记者陷入深深的思索。不久后在校刊发表了题为《人生无非一次瞌睡——专访瞌睡虫乐队》的报道。我们很快成为这个校区的明星乐队。

之后的故事有些悲伤，我因为不思进取，琴艺一年后仍无进展，被老杨踢出乐队。

而老杨大学期间，一直穿着从我这儿借去的内裤，每天在哪个山洞里偷偷练习打鼓周末去酒吧卖唱；还偷偷地写科幻小说，说毕业后想去开发游戏。

多年后，他真开了游戏公司，开发了几款有名的游戏，资产近亿。有一款游戏的配乐还是他自己写的。

于是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默默嫉妒他，嘟囔了一句：“中文系的搞游戏，搞什么搞。”

这个开局轻快结尾忧伤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装酷的唯一要诀在于，为你吹下的牛逼奋斗终生，而不要只奋斗几小时。

二、真正学点手艺，让装酷变真酷。否则是装逼。

三、借过别人内裤穿的人能发财。

大学教会我的小事（3）

——遭遇葛朗台的祖宗过大侠

马一木

有三样事情难以改变：抠门、方言、偏见。

上篇出场人物是老杨，据说发财后他把那条内裤裱起来供在办公室。旁边立一牌匾，上书四个字：“宏图大展。”

今天出场的是我另一个同学——过大侠。

大一时，我刚把行李放在大学的寝室。

老杨逮住我聊天，他的普通话一股北京胡同味儿，我的广东普通话一口海鲜味儿。

我们都在使用普通话，但说真的，互相听不懂。

这是我对大学的第一印象：一堆完全不一样的人为了合法地消耗青春待在了一起。

在这之前，由于在高中电台做主持人带来的错觉，我一度以为自己的普通话已经毫无进步空间了。

一个家伙抱着一箱方便面走进宿舍。

身上肉很晃，像秋千。

脸上的肉也如此，像一团放了太多发酵粉的面团。

两撇小胡子。

他找到储物柜，踮着脚把一箱方便面塞进去。

从行李箱掏出一把西瓜大的锁，锁好储物柜。

把储物柜原配的小锁放进行李箱，弄乱行李箱密码锁的密码。

老杨轻声对我说：“一看就是个抠屁眼货。”

这句普通话我听懂了。此后一段时间，老杨和我的普通话都慢慢变成标准普通话，但过大侠的抠门一直没变。

我们始终没能偷到他任何一袋方便面。

管理好各种锁，过大侠走过来，自我介绍。

“我姓过，过家家的过，苏州人。明末围棋国手过百龄是我祖宗。苏州有句古话，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我叫过观夫。”

后来我们一致认为葛朗台才是他的祖宗。

过大侠有一对神奇的筷子，一次性的。每次吃完饭他会拿出小刀，把吃脏的部分削掉，把筷子放进书包。

到学期末，他这双筷子就会和铁丝一样细。

我们从他的筷子粗细就能看出这学期是否快结束了。

有一次放假前，他在食堂掏出铁丝筷子。好多同学看到了，停止进食，急匆匆出去买回家的火车票。

过大侠的早餐是半袋调味料，冲成汤，加上一个馒头；午餐是另半袋调味料泡方便面；晚餐是打上3两白饭，并指着大排：“师傅，能不能给我打上些肉汁？”

有一次放假前，我向过大侠借饭卡，买了2毛钱的饭和2块钱的番茄炒蛋。寒假过后，食堂里远远看到过大侠，他瞬间移位到我跟前，以腹语对我说：“嘿，哥们，还我两块二毛钱。苏州有句古话：有借有还千百次。”

这就是过大侠，用一位南京同学的话来说：“这家伙抠得是一逼吊糟。”

我问南京同学：“你们南京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说一逼吊糟。”

他说：“这个问题难得是一逼吊糟。”

大二暑假，我和老杨应大侠之邀去苏州玩，这个旅途加深了我对大侠的了解。

过大侠搞来几张市民园林券，但需要本地人才能免费用。为此，我们突击了两句苏州话。一句练口：“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用苏州话念是：“阿紫么哇阿大西哇。”像日语。第二句是：“我是苏州人。（偶日搜贼宁）。”

老杨一边饥渴地看着路过的苏州女孩，一边表示学会了。

进入拙政园，我和过大侠很快过关了。

老杨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像苏州人。被验票大妈拦住了：“奈是梭地方各拧？（你是哪里人？）”

老杨一急，说：“阿紫么哇阿大西哇。”

大妈一脸困惑，又问：“奈是梭地方各拧？”

老杨回答：“我是酥浙宁。”一听就是哪儿都不挨哪儿的话，声音还特别响。

结果可想而知，老杨被要求买票。

过大侠突然嗖的一声消失了，又嗖的一声出现。把门票递给老杨，票价20元。

老杨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20元给大侠。大侠一抱拳，说：“免了，我请客。苏州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大侠刮目相看，这并不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抠货。

大侠家住沧浪亭边一个弄堂里，特别小，一家四口挤50平方米，还养着一个占地至少2平方米的大乌龟。

那年夏天特别热，40摄氏度上下。

正是晚餐时间。

父亲过老侠穿一件平角裤衩，抖着胸部。这让我们有些尴尬。

真正的挑战在后面。

寒暄两句后，老侠对我们说：“天气很热，你们把衣服脱了吧。”

我们顺从地脱了T恤。

他又说，外裤也脱了。

我和老杨对视一眼，心想，这这这不妥吧。嘴里说：“我们不热，没事叔叔。”

又过了一会儿，聊了些天南地北的事。过老侠给我们各夹了一块熏鱼到碗里来。说：“苏州有句古话：要热是火口子，要亲是两口子。天那么热，你们把外裤脱了吧。”

擦，他还没忘记这茬子事啊，什么习惯？我和老杨还是不从，推辞说去厨房帮帮过妈妈。

过妈妈正在盛饭，看了看我们，幽幽地说：“小马，小羊，你们把裤子脱了吧。”我们只能借口去上厕所。

过妈妈把过大侠叫进厨房。大侠到厕所对我们说：“我爸妈还是希望你们把外裤脱了，怕你们热。我不想让他不高兴。要不你们帮帮忙？”大侠满脸孝顺，我们最后实在顶不住压力，只能不拂好意，脱了外裤。

所以那天的情形是：我穿着一件紧身三角白色内裤，老杨由于品位不好穿着红色三角内裤（臀部有个破洞），在千年古城的沧浪亭畔，和一群苏州人共进晚餐。晚餐只有两道菜，菜泡饭和熏鱼。席间过老侠起码说了一百次“苏州有句古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虽然这些古话我们在苏州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听过。饭后，有一个老街坊来串门，赤裸上身，三角内裤紧紧裹着他的盛臀，手里拎着个鸟笼。

这让我们对“他人即地狱”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吃惊地看着那么多只穿内裤的男人晃荡。我想，1999年我们抗美大游行，砸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玻璃时，那些员工也是以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们。

当晚，我们挤在一张凉席，大侠突然放肆地哭。说他爸得了重病，他今天让我们脱外裤是不想让他爸不高兴。他一定要赚钱给他爸爸换个大房子，让他爸爸去他最爱的“苏联”玩一遭。我和老杨瞬间理解了他为什么那么抠，为之前对他的偏见现场忏悔，并配合得流下眼泪。

所以那天晚上，三个大学生在千年古城苏州的夜幕下，哭成一团。

过了一学期，从过大侠嘴里得知，苏州房子被强拆。老侠作为钉子户支撑了半年，断水断电，嘴里念叨：“苏州有句古话，士可欺不可辱。”

又过了五年，大侠果然兑现了承诺，给老侠买了大房子，送他去“苏联”玩。

毕业10周年聚会上，大侠喝醉了，和我同一部出租车，他先到酒店，我还得坐上一段路。他执意要付的士费，我说我还没到呢我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对师傅说：“我哥们没钱，我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车钥匙，脸上的肉晃动着且闪闪发光，说：“我刚买了辆陆虎。苏州有句古话，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我们籍籍无名地灿烂无比。”

然后，嗖的一声不见了。

出租车师傅看着他的背影，认真看了手中的钱，扭过头说：“你哥们只给了五块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对一个人抱有偏见时，给自己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二、学会一门方言能省钱。

三、抠门的人能发财。

成功的老师和没出息的学生

袁征

（一）

我跟着建华走出吊唁厅。

他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念本科的时候跟我同班。我坐他的车回去。

拉上车门，建华说：“校党委的悼词真够意思，咱们一下子都成名师之徒了。我记得何老师为人挺好，但他上课讲的东西全忘了。”

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一入学，何老师就给我们上课。他中等个头，偏胖一点，讲课的声音很大，每次都讲得满面通红。

那座楼是“大跃进”时盖的，隔音很差。有一天，隔壁教室的老师来敲门，把何老师叫去讲了几句。何老师回到讲台对我们说：“钱老师说我嗓门太大，影响他们上课，”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高考恢复了，教学正常了，我很激动。”

何老师把讲课的声音放低了点，但过不了多久又提高了，把坐在前面同学的耳朵震得嗡嗡响。

下课后，我在走廊追上他，问：“您说凡事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自然解决了。是吗？”

他说：“没错。”

“那么，如果汽车发动机坏了，轮胎也爆了，修好了发动机，车胎就自然好了？或者补了轮胎，发动机就能转了？”

何老师很和气，说我钻牛角尖。当时我年轻，不懂得给老师留面子，对他说，不管是不是钻牛角尖，只要我能找到一件相反的事情，他讲的“普遍真理”就靠不住，何况我还能找出一大堆例子。像许多老练的教师那样，何老师找些话混了过去。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太老套，后来经常逃他的课。我们班就二十来个人，当时我傻乎乎的，上课爱提问题，我不去，何老师肯定知道。

（二）

何老师是学校的优秀教师，布告栏里不时有他的大头照，广播喇叭也经常表扬他。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考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觉得进了“科学的春天”，大家应该像陈景润那样攻世界难题。听说何老师的书在省里得了一等奖，我跟两个要好的同学说：“那样的东西得奖，咱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国际水平！”

期末考试，一看卷子，我就觉得逃课逃对了。把“文革”时从“工人理论队伍”听来的那一套哗啦哗啦地写了几页纸，我混在同学里，低着头把答卷交了，快快走出教室。当时我只想拿个60分，了结掉一件事。过了几天，建华回宿舍，说我得了91分，全班第三。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何老师。

毕业后，我到北方念研究生，转了一圈，又回到广州做事。

何老师退休后还参加一些讨论会，讲讲辅导课，不断写文章写书，有一次还托人给我带了一本新出的著作。我翻了翻，对太太说：“现在全球变热，南北极冰雪融化，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老将自己和别人的旧东西抄来抄去，拼命砍树印书。”

现在何老师走了，我后悔当时口不择言，讲话太刻薄。

在车上，我不知怎么回答建华。我记得何老师讲过什么，但我知道他在课堂上和书本里说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创造。他勤勤恳恳干了几十年，一辈子没有做出一丁点新东西。当学者跟当民工不同，写不出自己的东西就等于啥都没干：别人完全可以看旧书、旧杂志。

不过有两个场合讲话不能太认真，一个是欢送会，另一个是追悼会，所以我没接建华的茬，另外说了点无关紧要的事。

（三）

下午4点，小芸来告别。

她念本科的时候喜欢我的课，听过一遍，第二年又来听。有一次他们班补课，把时间占了。她在我办公室的信箱留了一张纸条道歉。其实她只是旁听，来不来都可以。不过她道歉后写的话特别好玩：“昨天是我的生日，寝室里的同学都等到夜里12点跟我一起切蛋糕。我20岁了，如果在旧社会，或者在印度，一定已经生了好多孩子。不过我觉得自己还很小，还很想玩。”

本科毕业时，她说我的课有趣，跟我念硕士生。

有一次，研究所搞完一个项目，一位教授做了很长的总结讲话，从头到尾都是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例如：“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得到领导的肯定，是因为大家发扬了去年抗洪抢险的英勇精神！”

开完会，研究生让教师先离开。出去之后，小芸腾腾腾地追上我，笑得嘴都合不拢：“赵老师讲话太逗了！我们搞项目跟抗洪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敢笑，差点没憋死！”

小芸念完硕士，我推荐她到一个名牌大学念博士。现在博士学位也拿到了，过来跟我告别。

我不喜欢上馆子，光点菜就要十几二十分钟，需要太大的耐心。我对美食又没有半点鉴赏能力，完全是牛嚼牡丹。学生都知道我的毛病，毕业就到我家喝杯果汁，聊一会儿天。

（四）

我的博士生都认识小芸，也一起来了。

大家知道她要回西北一个小城市，到朋友的公司做事。小芸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肯定她不会是成功的商人。她家乡的生活水平跟广州也差得太远。

现在年轻博士在广州找工作的确不容易。小芸学习挺好，要是我有一官半职，或者是个什么“委员”，能够在大学申请设博士点的时候投一票，那么我的推荐会管用。可惜我除了上点课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帮不了小芸的忙，小芸也懒得跟我讲。

但她完全可以留下。据我所知，起码有一个大学让她去教必修课。但她觉得那课没意思，宁可回乡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大家都觉得可惜，但没有人愿意讲，客厅里有点强颜欢笑的味道。

有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说小芸没长大。

小芸笑起来，指着窗外说：“要是有人让我每天把花园里的草叶子数一遍，个个月定时发工资，这样活着有啥劲？有个男生说我的书白念了，但如果一辈子干没用的事，我妈就白生我了。”

我抬起头看看她。小芸是没长大，跟硬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无知。

“袁老师专招美女。”这是江彬教授造的谣。其实我既没有那样的嗜好，也没有那样的机会。

我的学生美女不多，但有些的确很可爱。

大学何以不朽

朱学东

大学何为？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基于各种立场的著述，汗牛充栋。

哲人们对于大学教育的价值，其实并无太大歧义，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开启心智，获得适应和解决问题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培养健全的人格。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千百年前的话，所以一再被人运用，是因为对人的培养的超越性，抛开各种训诂注解，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大学教育的目的。

但在现实中，受时代影响，这目的时有摇摆。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于国运衰落之时，无论是京师大学堂，还是清华学堂，其最初的目的，还是师夷长技，雪耻图强。因此，无论是救亡时代，还是建设时期，适应时代需要，培养服务国家所需的人才，以不同的方式给大学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是中国大学的一种历史责任。

然而今天，大学教育与时势的高度合拍，却忽视了教育独立性和超越性的一面，渐渐让大学失去了教育本身的目的和方向。

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即期的功利主义横扫校园，许多大学自身被诟病如同一个逐利的公司，而大学教育也有窄化为职业培训教育之势，对适应工作技能的培养压倒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健全人格的培养。

20多年前，当我在大学学习时，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水平，远比现在粗浅感性，但我却感谢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因为那时主导校园的是启蒙和理想主义，而非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什么样的大学才能超越时代而成为不朽的大学，而为一代代后来者尊崇纪念？

回归大学教育的核心，在更高层次对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学术的自由，这才是文明的基石，是学校得以在动荡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影响力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的价值所在。

1946年，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被谢菲尔德大学授予桂冠诗人证书时，以极其精彩的演说，描述了他心目中不朽的大学：

“世间的事物很少能有像大学那般的辉煌。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世间的很少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在这里，憎恨无知的人奋力求知，谙悉真理的人传授真理。联袂着的探索知识的追求者和学习者们，在这里可以用各种更好的方式去崇敬思想，可以迎接身处不幸和背井离乡的思想家，可以永远保持住思想和学问的尊严，也可以确立各种事物的准则。在青年们长知识的年华里，大学给予他们远大目标和共同生活的规范，其中的连续性至死不衰。他们给予年青人渴望得到的亲密的友情，他们让年青人永无止境地对永恒的主题各抒己见，没有这些，青春便只是耗费的时光。

“世间很少有事物比大学更不朽。宗教会分裂成各个教派或异教，朝代会灭亡或被人篡位；但大学将会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延续下去，人类生命的洪流将在它的中间穿流，思想家和探索者将会在把思想带给世界的不朽事业中齐心协力。”

想想，我们的大学，相距这样的目标，到底有多远？

为什么优等生大都不成功？

陈雪频

有一个在著名外企工作的朋友打电话向我吐槽：公司目光短浅，上司朝令夕改，做得很不开心，想要换份工作，希望我帮她留意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说到她的上司的一些奇闻轶事时，我隐约感觉到了一种气息——“我的上司是极品”。

她的上司是不是真的极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张。

我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智商很高，从小到大都是学校的优等生，毕业于名校，在名企工作，但跳槽频繁。他们似乎总有一个很极品的上司，而自己有一些怀才不遇，和周围的人关系相处也不怎么样。一旦他们觉得不开心了，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跳槽，而且跳来跳去都是知名企业。

既然人家当我是“职场导师”，我就得拿出点“导师”的样子来，给她做做教练，问她几个常见的问题：1.你想要什么工作呢？2.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最愉快呢？3.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长呢？这三个问题不是我的独创，是我向“哈佛幸福课”的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学来的。问题的原理是积极心理学中的MPS模型（M=Misssion使命，P=Pleasure兴趣，S=Strength特长），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找到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作，他不仅会工作愉快，而且还能有所成就。

按理说，这是三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但我得到的答案大多数时候并不能令我满意。这些学校里的优等生一直在赢得比赛，但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这三个问题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学校里的优等生智商超群，却在职场上迷失了方向呢？

你要是问他们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时，他们通常的回答是一份“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呢？他们眼中的好工作往往是这样的：薪水更高，企业更知名，前景更好，老板更优秀，还能兼顾工作和生活平衡……每次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你也在社会上工作几年了，你找到过这样的工作吗？回答自然是没有的，这种“好工作”就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完全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其实，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把所谓的“好工作”都理解为一些外在标准，而不是是否真正符合自己目标的工作。他们甚至没有清晰的目标，只有一些别人眼中的成功标准，就像很多剩女对未来老公的期望一样：有车有房无房贷，但并不真正关心和那个人是否有真感情。另一个问题在于，他们也像那些剩女一样，总觉得一份“好工作”就像“白马王子”在拐角处等他们。

如果说没有清晰的职业目标，那总应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吧。遗憾的是，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似乎更在乎别人的赞许，并以为那些别人赞许的东西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喜欢那些东西并不清楚。

这可能也是拜他们从小的教育所赐。他们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更符合别人的期望，而忽略了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东西。很多学校里的优等生在赢得比赛时，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了。因为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也就不会又对事业的忠诚，以及创新精神，他们在职场上往往并非那么如鱼得水。

最悲哀的是，这些优等生缺乏那些必备的职场技能。他们很擅长考试，但这些技能在工作中用到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很多大学都在宣称自己要成为研究型大学，但他们更像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但在这个学校里面培训最多还是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不是一些实用的职业技能，以及如何与人打交道的学问。在拿了那么多A+的成绩之后，这些优等生悲哀地发现，职场奉行的规则和学校完全不同。

有一个统计表明，大多数职场成功者都是那些在学校里成绩中上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成绩中上，说明在智商上并不差，但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优等生，就在于他们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业上。他们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实践上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让他们更早地锻炼了自己的职业技能。

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在智商上并不差；第二，他们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实践上去了。不要小看那些社会实践，因为它让一个人更早地了解这个真实的社会，从而有针对性地训练自己了。这本是一个常识:一个人如果有清晰目标，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自身能力符合目标，他在职业上更容易活动成功。

社会和学校评价的标准是不同的：学校评价的更多是他的智商，而社会评价的更多的是他的情商。优等生由于智商太高，反而限制了其情商的培养，导致他们更容易成为专业人士，而非领导者。这也是管理上的一个经典悖论：一个人在某方面的能力（capability）太强，就会变成他在另一方面的障碍（disability）。

大学在西方

“我没有上名校”

薛涌

暑期是美国大学生们算账的季节。首先是那些参加毕业典礼的：学校照例要请总统、前总统、影帝、主播、CEO以及各种顶峰级的名流，对穿袍戴帽的毕业生们大大鼓励一番。似乎所有人都要起飞进入天堂了。但是，大家扔完帽子、唱完歌，狂欢之后即从“美国梦”中回到了现实：工作有了没有？学贷怎么还？

报纸上传来一些好消息：美国经济的恢复虽然不给力，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经跌到了3.9%。只是可惜，毕业生们薪水依然微薄，相当一部分人只能从事些低技能、根本不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刚刚付完房租水电，马上就得支付学贷了。不少毕业生突然彻悟到，对日后生活的好坏、事业的成败来说，学贷额的轻重，似乎比手里拿的是哪家的文凭、毕业后有多少起薪更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如何选择学校的原因。要知道，这不仅是毕业的季节，也是许多高中毕业生决定到哪个大学读书的季节。这些孩子，在三四月份大致接到了录取通知，如今差不多是在几个接受自己的大学之间进行选择的最后期限。有时，这样的选择非常痛苦，甚至可能决定一生的命运。

5月10日，《波士顿环球报》上就刊登了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一位学生的文章，讲的无非是她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城里的某校”，而跑到Amherst这么一所平平的州立学校来，事实证明自己当初不情愿的选择是多么正确等等。我读完文章，第一个反应是报纸为何拿出评论版的三分之一多来刊登一篇大学生平淡无奇的自暴。但再仔细分析，这段故事确实涉及美国大学教育中的核心问题。

这位学生几年前高中毕业，一口气申请了九所大学，有些是垫底备选的，为的是图保险，万一走投无路时有个去处；有的则是“梦之校”，即做梦都想去，就是不知道是否挤得进去。波士顿城里的某校，就是这么一所“梦之校”。

结果呢？她居然接到了这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好梦成真。这当然引来了一段狂喜和庆祝。然后，冷却下来后，马上就面临着可怕的现实：这所学校的学费和食宿加起来，接近6万美元，学校给了她区区1000美元的奖学金。这样，四年读下来，她的学贷要超过20万美元！这几乎够买栋房了。她找父母商量。大家越琢磨越觉得不靠谱，最终考虑垫底的学校，即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因为是州立大学，有纳税人的支持，本州学生享受学费优惠，整个费用算下来，不足那所“梦之校”的三分之一。这个价码太有说服力了。她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当时的一个高中生，面对这样的选择不甘心呀！她说，自己把寄给麻省大学的学费押金投到信筒里时，忍不住哭了起来——自己的分数明明比那所“梦之校”的许多学生要高呀！就是因为没钱而梦断吗？她真是不想去麻省大学，从来没有准备喜欢上那所大学。然而，真去了以后，情况很快改变——这所本不准备喜欢的学校很让她开心，校园生活丰富，教授们特别关心学生，指导她选了自己热爱的专业，终于有了梦想般的大学经验。最重要的是，自己不再被学贷的梦魇压得抬不起头来，对未来充满信心。

文中一直没有点“城里某大学”的名字，大概是不想得罪人吧。但是，我们这些在波士顿教书的人，一看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波士顿大学。看看今年波士顿大学的价码：学费快4.4万美元，加上食宿等等，最后标价5.853万美元，再外加2946美元的书本、交通等个人费用，一年6万多美元。注意，刨去寒暑假，这是不足9个月的教育成本。相比之下，哈佛的学费是3.75万美元出头，食宿医保加起来，标价5.45万美元不到。当然还要加上各种个人费用。但至少在学费上，比波士顿大学还便宜几千美元。问题是，哈佛的录取率为6.3%，波士顿大学的录取率为49.4%。

波士顿大学，是近年来崛起的名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型大学排名中为51名，已经逼近了排名32的纽约大学。纽约大学和波士顿大学，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火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用市中心的文化地理优势，开辟了都市大学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早期美国的大学，多在都市周边僻静之处建立，使象牙塔和世俗社会有些距离，年轻人可以专心向学。这和中国传统中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一个思路。要知道，西方大学起源于中世纪。当时的大学生属于能超越世俗诱惑的神职人员。只是后来都市扩张，一些边缘的大学校园才被包容到市区。

纽约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等，则把市中心的多元文化环境、娱乐设施、商业机会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使之成为青春文化的时尚中心。再加上大胆投资，聘请名教授，建设一流设施，迅速提高了学校的档次。如今一流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惨烈。许多功课成绩不错的学生，到高中时早已断念。进不了一流大学的孩子想读名校，纽约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往往就成了首选之列。

由于这类二流的好学生比那些所谓“常春藤的材料”数量大得多，纽约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就炙手可热。两校都是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学生都在两万人上下，一反私立大学的袖珍模式，学费也都比常春藤稍高。其知名度亦辐射到国外，特别是在中国学生中越来越有人气。这次波士顿马拉松恐怖事件，三位死亡者中有一位就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书的中国女生。这并非纯粹偶然的事件。因为那里的中国学生确实非常多。

这些超贵的都市大学，把教育时尚化，成为美国大学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此次经济危机后，人们对这种华丽的教育品牌越来越有疑问：好牌子当然光鲜，但代价是什么？从投入产出的简单商业规则上看值不值？除此之外，一些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进一步追问：这样在教育上狂追名牌，给孩子一生所带来的伦理代价是什么？这种代价，是否比金钱上的代价更高？

美国孩子的酷校情结

薛涌

《波士顿环球报》用一篇学生的文章，陈述了上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比上“波士顿城里某大学”的好处。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许多人对波士顿大学等都市大学所代表的教育时尚化倾向的批判。

这种教育时尚化，在波士顿富裕的郊区感受特别明显。我家住的地方，正好是波士顿西郊一大片富裕镇之一。这里环境优美，有着若干高科技公司，房价高企，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一流的学区。最顶尖的孩子，当然是去常春藤等一流大学。不过这样的尖子生每个镇每年屈指可数。接下来一批学习不错但很难挤进一流大学的孩子，面临的选择就特别多。这些孩子最保险的也是垫底的选择，就是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比较时尚的，则是波士顿大学。

这两所大学，代表着两种文化。如前所述，波士顿大学的一大特点是在美国最酷的都市之一，比常春藤还贵。这昂贵的学费，当然也不是白花的。该校设施之豪华是有名的。其中有个学生宿舍，高层俯瞰查尔斯河，号称是“百万富翁的景观”，乃至学生经常在走廊里面对窗外景色发呆而错过了电梯。其硕大的健身中心，正好坐落在波士顿一条主干道旁边，从通勤列车上，就能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到里面生龙活虎的场面。这是所谓帅哥美女们的会聚地。不来这里，仿佛是错过了青春。

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校地处麻省内陆，四周属于穷乡僻壤，从波士顿开车西行至少三个小时才能到。在美国，州立大学一般都是一个由许多分校组成的系列，其“旗舰校园”（即最好的一个分校），代表着州立大学的水平，一般质量都相当靠得住。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正是这样的“旗舰校园”。

可惜的是，麻省的名校太多。哈佛、MIT、塔夫茨、布兰代斯、波士顿学院这些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先不说，还有威廉斯、Wellesley、Amherst、史密斯等等一系列最为精英的文理学院。人们提起麻省，就会想到这些学校。谁还记得去麻省大学？

麻省政府，一直对州立大学支持不力，使得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比起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的一系列分校、弗吉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大学等等来都相形见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全美研究型大学排名中仅列第97。不过，这样的排名，并不比波士顿大学差多远。在教育质量上两校并无本质差别。况且，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的教授中甚至还有诺奖得主。想安安心心地读书，这里还是个好地方。

在我们这些当家长的看来，波士顿大学和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最大的差距是学费。波士顿大学的学费和食宿加起来超过5.85万美元，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则仅为2.3万美元。即使是外州学生支付一倍以上的学费，最后的价码也不足3.7万，也比去波士顿大学一年至少省两万。

然而，对于富裕郊区的孩子们来说，这些全是父母埋单。波士顿大学太酷了，四年光鲜快乐的青春不可错过。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则太土，到那里读书则好像下乡一样。我们还要记住，现在这代孩子是社交媒体中长大的“自拍的一代”，整个生活就是个行为艺术，走到哪里都要自拍一下放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挖空心思网罗一大群粉丝捧场。到了波士顿大学，自己的生活就仿佛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到了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还有啥好演的？谁会对穷乡僻壤中一个大学的诺奖得主的实验室有兴趣？

我的一个朋友，就在我们家门口的思科工业园工作。同事中有位高管，有三位女儿。前两位都欢天喜地地去了波士顿大学。这位高管虽然不差钱，但自己当年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对这么个上大学法儿，心里不停地摇头。小女儿被他说动，有意试试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但到两个姐姐的校园里玩儿了一天，回来死活要上波士顿大学！当爹的不管心里多么反对，三个女儿总要一碗水端平呀。就这样，明知道不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当然，还有个很难解释的数据。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的男女生比例，是50%对50%，但波士顿大学乃至纽约大学，女生的比例则分别为59%和60%。难道美国的家庭也信奉“女孩儿要富养”的理论吗？

总之，波士顿大学和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对比，在教育质量上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对于本州学生而言，价码往往是两三倍之差。媒体上不停有报道说，经济危机后，美国家庭财政拮据，只好涌向州立大学，使得一些好的州立大学门槛越来越高。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的录取率仍然是65.6%，还是比波士顿大学容易进得多。看来大家都不差钱。

问题是，当一个高中生，面对波士顿大学和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对比，面对如此惊人的价位差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教育质量，居然选择了前者。能做出这样重要的人生决定的人，未来面临生活和事业中的种种考验，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吗？

花钱越多，学得越差

薛涌

2013年2月，加州大学一位社会学家Laura Hamilton发表了她所领导的研究报告，其结论是：家长为孩子上大学花的钱越多，孩子的成绩越差！

此论可谓惊世骇俗。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增长时期，以IT为核心的高科技扮演了领军角色。知识的回报越来越大，成为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致使年轻一代纷纷涌入大学。另外，教育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一系列研究揭示：中高产借助自己在经济资源上的优势，在教育上投入越来越大，使低收入阶层难以竞争。

上大学，大家更是不惜血本。尽管各精英大学慷慨解囊，以优厚的奖学金鼓励和帮助弱势阶层前来就读，但这些学校的中高产子弟的比例还是越来越高。胳膊拧不过大腿。中高产的家庭经济优势，保障了其子弟的教育优势，乃至非常系统的社会政策也难以扭转。

不过，换个角度说，所谓上大学花钱越多、孩子成绩越差的结论，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奖学金的设置结构。如今奥巴马政府要求各校把奖学金打入以学费为代表的大学“标价”，让学生和家长们比较上各大学的实际成本。

我曾把哈佛和波士顿地区若干学校的实际费用比较，发现哈佛最低；而在比较有名的大学中，层级越低的学校，费用反而越高。比如，波士顿大学的学费本来就比哈佛高。而哈佛让所有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免费就读，高于6万美元的则按收入比例贡献其教育费用。波士顿大学则远无这样优厚的奖学金，故而上波士顿大学比上哈佛要花费得多。但学习成绩，显然是哈佛的学生好。

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一些优秀的学生，被名校录取，但奖学金很少（毕竟名校中也只有几所能像哈佛那样财大气粗、自动按学生的需求给奖学金）。这时某些低一层级的学校以优厚的奖学金为诱惑拉人。这些学生算算经济账，干脆去差一点的学校。他们“屈就”以后，不仅经济压力小了，功课的压力也小。因为低一层级的学校课程的挑战性小。这样，他们省下钱的后果，自然是成绩的提高。

总之，功课越好的孩子，在申请战中越有竞争力，拿到的奖学金越多，给家长省下的钱也越多。中高产阶层比起低收入阶层的教育优势，恐怕主要体现在上大学以前，比如选择比较好的学区，上优秀的暑期夏令营，上各种补习班，请家教，等等。到了该申请大学时，中高产子弟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稍有出息的，此时不应该太让家长操心。从这个角度看，上大学花钱越多的孩子成绩越差，也是符合常识的。

不过，两位心理学家Eli Finkel和Crainne Fitzsimons在《纽约时报》撰文，对Laura Hamilton的上述研究做出了心理学上的解读：所有父母都应该帮助孩子。但是，孩子既需要帮助，也需要变得称职、胜任（competence）。培养孩子在生活和事业中称职、胜任，毕竟是父母最终的目标。所以，对孩子的这两种需要（即获得帮助和变得称职、胜任），要进行平衡。具体而言，只有在孩子真正需要时才帮助。这种帮助，只能是帮助孩子变得更加称职、胜任，或者说是对孩子自身努力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代替孩子的努力。

我们不妨回到在波士顿大学和麻省大学Amherst分校之间选择的例子上。一位18岁的孩子，认真检视了两所大学后，很容易发现：两者教育环境差不多，但前者要多花掉父母两三倍的钱，自己所图的不过就是个受教育的机会。现在这种机会已经有了，父母也愿意慷慨解囊供自己读书，何苦让父母多花那么多钱？想想乔布斯吧。当年他一旦发现自己上大学要花掉父母的所有积蓄，干脆就辍学了。这叫出息！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思路：波士顿大学多酷呀！比我差的同学都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四年青春不能在麻省大学那种土地方荒废了。要是那样，和高中同学聚会有何颜面？父母这时不花钱，还什么时候花钱？

显而易见，前面那种孩子，对他人比较有责任感，对自己也比较有信心，更容易抵御同伴的压力，不在乎标签，更懂得教育的内容，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也可能为之进行脚踏实地的努力。后面一类的孩子，则喜欢跟风，屈从同伴压力，对他人缺乏责任感，仿佛是把教育看成花钱买名牌。他上大学后，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呢？

所以，对大学的选择，不仅决定了一个学生进哪个大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他或她进了大学后会怎么表现。这后一点，才是人生起步之关键。

书中自有黄金屋

——剑桥真正的风水

陈念萱

走马观花看了剑桥大学诸多学院里几所著名学院后，忍不住轻叹：“享受知识来自绝佳的风水，在这样的环境里，知识就是神，是养分，是天堂。还能有更快乐的学习环境吗？”想起在金门参观几代出状元的王氏古厝，即便是近代子孙亦非博士即硕士。印象深刻的是王氏宗祠里，琴棋书画茶酒戏曲厅堂一应俱全。多元化的文艺生活环境，创造了代代才子佳人。

三一学院院长马丁瑞斯男爵Martin Rees介绍学院时，绝口不提校中辉煌的历史与名流，仅云淡风轻地津津乐道于学校最近上演了哪些戏剧与音乐会。知识，在此是灵动异常的交流，而非汲汲营营地迈向一纸名利的保证书。这显然又是人生的悖论，求而不可得，无为而有大为。检视过史上教职员与学生名单后，欣羡未已，何足言诠？

从伦敦希斯洛机场到剑桥大学，最好的办法是搭乘约两小时抵达的巴士。我们却选择了先去中国城用餐，再到旁边的剧场看Once的首演。一个复古式的即兴歌剧，有浓郁的乡村风与庞克对白，几乎没有舞台妆与戏服。一群自己玩得很嗨的演出者，声震如雷，观众爆满。我却不支昏睡，撑到结束。

看戏听曲，是剑桥范儿，是该先行进入状况。从剧院出来，转乘地铁与火车再坐出租车，抵达我出生那年建立的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的教授宿舍时，刚好是半夜。嗅闻到碧草如茵的校园气味，内心窃喜。翌日很早便亢奋地醒来，期待游览剑桥的一天。

为我导览的是放弃剑桥终生教授一职，而自己募款到北大创立天文研究所的林潮教授，连续参观几个学院过后，我忍不住问：“你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在剑桥就读并教学十年，从不后悔的林教授表示：“如果你认为这里让人如此眷恋，为何不让中国也拥有这样的环境，而非在异乡老死？”

参观剑桥大学最富裕的三一学院，在钟楼庭院周遭的长廊模仿牛顿测量音速。溜进Dinning Room，想象贵族学校的用餐过程，偷瞄了进行中的餐车，抗议式地大叫：“吃得很讲究啊！是谁说伦敦人不懂吃的？”学院餐厅旁即礼拜堂与图书馆，这几乎是剑桥特色，处处有信仰与知识殿堂，让人自然而然地拔高了灵魂攀越的顶峰。

始于亨利六世在1317年建立的国王学堂（King’s College），亨利七世于1324年增设麦可学院（Michaelhouse），亨利八世于1546年完成了现今三一学院的大部分建筑，在礼拜堂外墙犹可见亨利六、七、八世架构的支撑梁柱，细看才发现材质与工艺的变化，明显地呈现不同年代的生活轨迹。国王学堂的古老钟楼，至今仍是三一学院入学新生，必须在午时钟声响起与终结间（不到一分钟）跑完庭院一圈的标的。这大概是运动健将的水平，也标示着作为“贵族学校”成员必备条件之一，即维持强健的体魄。

沿着三一学院往城中心散步，途经好几座古朴的礼拜堂。绕过小而丰富的农夫市集，找到科学家们经常聚集高谈阔论，因此发现基因的The Eagle Pub。下午1点此处早已高朋满座。林教授回忆当年整条街有六家酒馆。夜里经常有学生打赌，连喝六家整排酒而不上厕所为赢家。最后一家酒馆只能在周末打赌夜关门，以免自家厕所上演灾难。臭男生爱玩的另一种游戏，是煮一锅两磅米饭，两人边吃边聊到夜半，鼓胀的肚腹崩裂衬衫扣子，比赛谁的飞得最远。我猜想当年拒收女学生的剑桥，准科学家们若非像牛顿那样在走廊测音速，便只能拼酒量与食量了。

位于Trinity Street，产生过三十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三一学院（The College of the Holy and Undivided Trinity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简称Trinity College），声名显赫的毕业生里有牛顿、拜伦、罗素与尼赫鲁、拉吉夫甘地、乔治六世和查尔斯王储等。即便是没有这份名单，只需走逛一圈校园，也不得不相信，这里随时都能冒出顶尖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而且他们的脑袋并不刁钻固执，享受生命与生活，是汲取浩瀚知识的基底养分。

在餐厨配备齐全的教授宿舍里，随时都有各方学者访客出现。准备简餐与茶水，让天马行空的一夜有足够的谈资。虽未能如青年学子般闲话到天明，几小时的内容，便已翻开层出不穷的扉页。想起二八年华时，校外别传的各种私塾，老师家的厨房几乎不能熄火。流水席般地供应穿行其间的穷学生，无论吃什么都无比香甜饱暖。知识，是最佳调味料。

林教授在北大天文研究所的办公室，房门永远敞开。即便是隔壁的清华学生，大学部或研究生，一概来者不拒。早已是博士后指导教授的林潮表示：“大学生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要，我更愿意在新生的身上花工夫，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当时未能明白日夜忙碌于各种国际天文学论坛的学者，为何要挤出宝贵的时间，来聆听指导大学生，到剑桥走逛小半圈后，终于领悟：环境造就的人文胸襟与价值观，是如此敞亮的风水。

发明且迷信风水的国人，为何把重心摆在功利十足的“阴宅”，而非及时现报的“学府”呢？

牛津的诱惑

邝重平

近日香港政坛波涛汹湧，事因行政会议成员、陷入财政困境的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张震远先生牵涉商业罪案遭警方调查。香港管治以行政主导，而行政会议就是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事件令全港市民侧目，不单因为张先生位高权重，亦由于他一直被视为特首的左右手。我很少在街上买报，但遇到《张震远黐埋金融大鳄》这抢眼头版标题，也不能忍手付上港币7元。想不到背页的国际新闻版同样夺目：“牛津疯狂派对，女生被迫露乳。”讲的是近日牛津大学Christ Church College的学生选“基督堂先生太太”时突然兴之所至，荒唐一番。

对于曾经留学英国的现代中国人，对这篇报道应该不会大惊小怪。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英国念研究院，本地的本科学生们已经玩得疯狂。每年有这么几天，是学生的嘉年华。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回校上课，又举办各种古灵精怪的活动。所谓奇装异服不是头戴猪头帽，或者脚踏蛙人鞋这样“小儿科”，而是男生将女性内衣裤穿在正常衣服外面。有些活动中国教育界可能很难接受。例如学生会有“杀手”可供学生聘用，每次任务收费8英镑。这些蒙面杀手会在目标人物讲课中途突然冲入讲堂，将一个大蛋糕掷向他或她的面部。有些教授有自知之明，当天会穿雨衣上课，尽量降低损失。

牛津的对手剑桥也可以同样离经叛道，这次出轨的却是教授。在6月1日举行的刑事法考试中，题目要求学生分析一个虚构案例，内容涉及性虐待等情景描述，有些学生难以接受。

读到这两篇新闻报道，准备送子女到牛、剑念书的家长有何感想？我不认为他们会因此打退堂鼓。毕竟十几年的悉心栽培，为的还不是牛、剑或者哈佛毕业生这名衔？若能如愿以偿，光宗耀祖，家长也可以做同等疯狂的事，甚至更疯狂。不过，子女进了这些名校中的名校，是否就一定前途似锦，安枕无忧？如果任何人以为这是理所当然，那么请读一读哈佛商学院教授Clayton M. Christensen所写的《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Harper Business 2012）。

在这一本小书的前言中，作者描述自己作为哈佛商学院校友参加五年一次旧生聚会的体验。在第一个五年，一切尽是完美：众人身居要职，看来十分富裕，而且大部分人觅得比自己漂亮得多的伴侣。可是，在第二个五年，从未预计会发生的事情却变得越来越普遍。没错，不少旧同学已经攀上麦肯锡、高盛这类大机构执行长的地位，又或者因创业已成为巨富。可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快乐。要不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就是婚姻失败，离婚收场。作者初时以为这只是偶然的偏差。但在第二十五年及第三十年的聚会，看到的情况却越来越坏，校友Jeffrey Skilling甚至因轰动国际金融界的“安然丑闻”（Enron Scandal）锒铛入狱。为什么作者本来“良善、聪明、勤奋、爱家庭”的哈佛同窗，年薪超过1亿美元的安隆首席执行长，最后却因商业罪行被判24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

Christensen教授在牛津的校友亦没有例外，他的32位“罗德同学”当中也有同类令人失望的例子。要知道，获得“罗德学人”（Rhodes Scholars）这称号到牛津大学念书的人全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英中的精英。这个于1902年创立，堪称全球最难申请的奖学金，获奖人很多后来都成为各领域最杰出的领袖，例如总统、将军、跨国公司执行长、大学校长及奥运金牌得主等等。虽然罗德学人的遴选标准不单着重学术成绩，还包含诸如责任感、同情弱势社群、仁慈、慷慨等道德元素，但Christensen的32位“罗德同学”之中竟然有两位分别因为内幕交易和性侵犯儿童而入狱。《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为这些令人惋惜，又有违常理的现象进行分析和寻找解救之道。阅读本书以后，就明白名校毕业生这顶夺目光环可以是名利的通行证，但也可以是走向牢狱的起点。

我们也许可以由另一本重要教育文献《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Public Affairs 2007）从另一个角度寻得精英教育失败的因由。简而言之，世界顶尖学府已经不再将培养学生成为才德兼备、乐于奉献社会的人才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取而代之的是教授们为了争取卓越研究成果而牺牲学生教育。本书的作者Harry R. Lewis在1995年至2003年期间任哈佛大学本科学院院长，由他演绎“没有灵魂的卓越”很难使人觉得没有说服力。Lewis教授在本书初版后走访由香港至纽黑文（New Haven, 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大学，都发现偏重研究，忽视培养本科生人文素质的现象普遍存在。

差一点忘记，文首提及的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也是哈佛商学院校友。

困扰欧美人的学生贷款

陈思进

不久前，我收到旧同事玛丽娅的一封电邮，她兴奋地写道：“我终于还清学生贷款了！出来聊聊吧，这次喝咖啡我请客……”读到这儿我不禁会心一笑。

玛丽娅是保加利亚人，大学毕业后随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拿到金融硕士学位后，便与我成为了同事。由于我们都是从“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出来的，相似的背景，使我们对事物有很多一致的看法，渐渐地便无话不谈了。一次Coffee Break的时候闲话家常，我羡慕她跻身加拿大名校接受教育，她却佩服我读完学位居然不欠一分钱，过上了无债一身轻的生活。她懊恼“为拿学位欠下一屁股债，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能还清”。

本来嘛，一句闲话听过则过，也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后来，我和玛丽娅各属其主服务于不同的公司，平时除了电邮往来以外，时常也约在一块儿喝杯咖啡，聊聊各自的现状。在北美，除非事先说好，吃饭、喝咖啡一般都习惯各付各的账，我俩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有一回玛丽娅约我出来，向我讨教找工作的诀窍，见面寒暄坐定后，她便抱怨：“烦死了，工作没了，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听她这么说，我当仁不让地请她喝了杯拿铁咖啡，是她最喜欢的。

不久，她找到了工作约我出来，说要答谢我，请我喝卡布奇诺。看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安然若素接受了真诚的谢意。

可有意思的是三个月后，玛丽娅不满意那家新公司，又约我出来帮她修改履历，为跳槽做准备。那天她情绪低落，又开始抱怨学生贷款没有还清，理想的工作又太难找。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主要嫌薪水不够高，年薪只有7万加币。可事实上，在加拿大年薪7万再加奖金，已属高薪阶层了。我忍不住好奇之心，问她究竟欠下多少债务。她说毕业时欠了6万加元学生贷款，其实是非常优惠，在学生期间一直到毕业半年之内都是无息，但是毕业半年之后就要对没还清部分收取利息。每个月这个账单，那个账单要一一顾过来，有工作的时候还能收支相抵，但一没工作，这笔学生时代欠下的债务，本金加利息，好像永远还不清了，犹如噩梦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

玛丽娅的境遇在欧美太普通了。单在加拿大，就有近200万人背负着学生贷款。这一债务总额约为200亿加元，合计的范畴包括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贷款，每一个学生平均欠加拿大政府的钱，每天增加120万加元。与此同时，无法偿还的学生贷款总额高达1.5亿加元。而艰难的就业市场，加上连年高企的学费，迫使年轻人选择退出就业市场而留在学校。随着学费的连年上涨，学生的借贷率已经由1995年的49%上升至2005年的57%，如果不借贷，显然难以完成学业。

但是，当学生贷款零利率期限到期，开始计算利息的时候，对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噩梦的开始。

加拿大学生的平均债务在6万加元上下，在利率处于历史新低的这个时候，政府的学生贷款利率就已经是8%了，假如利率调高，支付高额贷款是不可想象的——那是债务缠身付出代价的一代人，即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储蓄和积累财富。

同样在北美就读硕士，我在美国算外国学生，所支付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二倍。玛丽娅是移民算当地人，虽然读的是名校，但学费比国际学生来得便宜，综合计算下来，我和玛丽娅的学费差不多。

为什么我能过上无债一身轻的生活，而她却挣扎在债务中苦不堪言？关键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由于欧美奉行的是华尔街鼓吹的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美国发展模式，银行放松信贷条件，最终导致市场上真正的供求关系遭到严重的扭曲。

比如原本年收入10万加元的家庭，只能供得起价值50万加元的房子，但在低利率房贷的支撑下，这样的家庭却能够支付80万，甚至100万的房款；本来要存好几年才能买得起奔驰车，但只要向银行贷款，就立刻可以将奔驰开到高速公路上，养成寅吃卯粮的消费观念。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笔皆大欢喜的买卖，银行赚利息，老百姓则可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先获得物质享受。但是，我们要谨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且是加倍偿还。银行贷款就像铁链一般，环环相扣，一旦借款人丧失还贷能力，铁链的一环便会断裂，银行的账上就会出现窟窿，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我当年因为不够资格申请学生贷款，只能在公立大学全工全读，学的也不是心仪的专业，倒养成了量入为出的好习惯，决不肯信贷消费支付一分钱利息。而玛丽娅从学生时代有资格贷款起，便尝到了信贷消费的甜头，除了背负学生贷款外，还负有信用卡债，到最后就只有拆了东墙补西墙，先还高利率的信用卡债，再还低息的学生贷款，以至于6万加元欠款拖了16年才还清，连本加息超过了10万加元。

话说这个周末，我和玛丽娅碰面了，我祝贺她终于还清学生贷款请她喝了杯拿铁咖啡，她却端着咖啡苦笑道：“我的学生贷款还清了，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最多供他两年学费，剩下的就只有靠他自己了。”

听了玛丽娅的话我不禁感叹：显然，她儿子又将步他老妈的后尘，信贷消费从学生起！

鲁莽的赌博

木然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以学术为业》文章里，给大学的教师勾勒出了亮丽的学术光环。所有搞学术的人，几乎都在这一光环的笼罩之下。

学术的追求是一种万里长征式的长途跋涉，能不能走到学术人生的尽头，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学对教师的要求远远不是给学生一杯水要求教师一杯水那么简单，更不是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三级教授、二级教授、一级教授一路苦心煎熬、一路攀爬那么困顿，更不是胡子越长学问越大，经历人生历练，苦读圣贤书和著作等身的物质成就，而更像是一场精神流放、精神苦旅。

精神苦旅也负有学术的神圣使命。

大学教师应以学术为天职。这是由教育事业的性质和学术伦理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教师应“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思考，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对教师来说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教师应该为这一天职而活着。如果一个教师“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

学术伦理就是要追求“知识上的诚实”。学术伦理要求政治走开，让学术的回归学术，让政治回归政治，不能把政治与学术混同，也不能让政治的搅拌机把学术搞得不伦不类，学术不是政治的工具，不是政治的婢女。学术仅为学术而存在。无论在教学和在课堂上，都要恪守“知识的诚实”。“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一名正直教师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课堂是学术的殿堂，不容政治的染指和玷污，“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党派政治同样不属于课堂”，如果教师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待政治，那么政治“就更不属于课堂”了。

学术伦理要求教师要具有“学术良知”。教师向学生兜售教师自己的政治见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作为一名教师，“在他表明自己的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如果教师听从学术的召唤，他就是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就是“本着良知”。如果教师避免向他的听众、向他的学生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教师的成就就越大。

学术伦理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头脑清明”。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正确思维的方法和手段，使其受到学术思维的训练。这种思维训练是与狂热与非理性相对立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否则后果“极为堪忧”，情况“更为严重”，学校将会成为培养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的场所，从而动摇学术根基，造成社会动荡。

韦伯谆谆告诫，大学教师的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待的地方”，如果一个教师觉得自己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如何他喜欢的什么地方”。大学的根基在学术，大学的发展在学术，大学的未来在学术，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教师的使命。

追求学术，做出学术贡献，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因为如此，韦伯才认为搞学术甚至就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鲁莽的赌博”取决于热情、工作、灵感和运气四个基本因素。这四个基本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教师的学术成就。“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工作与热情的结合，才会诱使想法的产生，在工作与热情结合的过程中。灵感总会是悄无声息地到来，或者是在“沙发之上点燃一支雪茄之时”，或者是“在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灵感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也不比“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等诸如此类。灵感取决于我们无法了解的“命运”，也取决于“天赋”的有无。灵感是对工作与热情的回报，是大自然的馈赠。

“鲁莽的赌博”取得的成就也是专业化成就。现代社会就是专业化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所有领域取得成就，否则就是痴人说梦。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最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他还说，专业化的成就也取决于特定而唯一的时刻，“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久远的成就”。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韦伯从来不把教师以通才视之，也不希望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实为蠢才。在他看来，所谓的通才教育，只不过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产业化的教育，实则把学生培育成服务于社会的工具，而没有把学生培育出具有学术思维、人格尊严的目的性个人。

在文章的结尾处，韦伯引用了《新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和12节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有人从西珥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

听这话的人，询问和等待了已有两千年以上，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同理，如果教师听从自己内在学术良知的召唤，搞学术就平实而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