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路咖啡馆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出路咖啡馆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0-8

Ⅰ. ①无… Ⅱ. ①严…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42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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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插页

字数：280千字

定价：36.00元

没有牺牲，说到的“爱”

便是天大的谎言。

Ⅰ

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碜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扇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画，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齿显得异常整齐？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在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档案夹，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这让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是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乐趣。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司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出卖了他？还是他出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很不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问，“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是“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除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男女朋友。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地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身体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噢，”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抬起，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我是说，你退伍的时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他刚才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

“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使他变得明眸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眸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蒙骗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在本子上“唰唰唰”地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我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入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猎物找死那样，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他的眼睛变窄了，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我改口讲英文，拿别人的语言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的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扫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抬眼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像是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是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白牙齿闪着一线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无可挑剔，但说法是纯粹美国式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

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

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那黄昏显得是那么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形、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裤兜。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人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代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一伙，让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还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连同阿书，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而且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还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从后视镜里瞅我一眼，说：“业余情妇，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业余爱好？”

我说：“我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我这位朋友来了五年了。”我暗中检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处小错、一处大错。这是由于紧张，可我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很可能我在打这个美国男人的主意，不然我这句答非所问、通体毛病的话算什么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给人露一手，就会变得很没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阿书突然觉得事情有了疑点。

“你把我们往哪儿开？！”她问他。

“你们饿不饿？”他说，“我特别饿。”

“过了两个加油站了！”阿书揭露性地说。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声音都是笑的：“过了四个加油站了。”

阿书用中文说：“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说我看见她把所有破烂和他的破烂一块儿锁进后备厢了。她让我把我的皮靴脱下来——那鞋跟不够尖利，不过比赤手空拳强。我说：“我可不想动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谁的？”

她说：“好，那你把靴子递给我——别从这边！从右边偷偷递给我！”

前面灯光稠密起来。阿书催促我快脱靴子。我说：“我可就这一双过冬的鞋。”

她不耐烦了，顶我一句：“不就是两块钱在旧货店买的吗？”

我说：“那么大个旧货店我在里面开矿开了一下午，开出一双凑合能穿的鞋容易吗？”

她简直像吵嘴一样说：“打又打不坏！打完他你再接着穿呗！”听我不吱声她又说：“前面好像是个大住宅区，我叫他停车，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后脑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够沉。”

我说：“不是说好你拍吗？”

她说：“我怕你舍不得你的破皮靴！”

我说：“那你凑合着用你的鞋拍吧。”

阿书说：“谁让你坐后面？我要坐后面我就拍……”

他突然说：“以后可别随便搭陌生男人的车。你们常搭陌生人的车吗？”

我正要说我们从来不搭陌生人的车，阿书却抢先开了口。她大声说：“对呀，我们最喜欢搭陌生人的车，陌生人才礼貌客气。这个鬼国家，一成了熟人，才没人来理你！”

他说：“听说过年轻女孩失踪的事吗？”

“那是年轻女孩！”阿书说，“我们又不是年轻女孩。真比画起来，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一般带大武器太累赘，随身揣把微型手枪、催泪瓦斯什么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噢！”然后他转脸问阿书，“你叫什么名字？”

阿书抬杠一样反问：“你叫什么名字？！”

车进入了人烟旺盛的地带，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还顺手向过往的汽车上扔雪团。阿书紧急向我布置：“现在车速才三十迈，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车我就喊一二三，你跟着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车！叫你停车！”

“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车平滑地飘过极光润的马路，两岸的公寓满是温暖的灯火。

“停啊！”她对他叫道，同时气急败坏地对我用中文说：“你怎么回事？！拍呀！怎么这么饭桶？！”

我说：“你不饭桶你来！”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车！”阿书要吓哭了，“停车！”她吼得肺腑震动。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马上就停。”他答应着，一点儿也没听出阿书声音里的哭腔。他的脚在油门上加了一把劲，车速平稳地上去了。

阿书说：“完了，跳车也没法跳了。”他倏地笑出声来，轻打一下方向盘，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闹市区。车子不动声色地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

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的映射中，显得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一派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然后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的体力！”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都被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指：“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的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地憋足一场大雪。天气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中最难看的一个画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便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被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中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给米莉喂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发生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就会马上摁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便迅即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这轻微的摇颤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远离现代生活，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整天都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的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拉拉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八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位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略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致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中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额度，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

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需要。

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们在一家酒吧坐下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了。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决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地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

我用下巴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潽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乌七八糟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无声无息地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的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火。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地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博世或奔驰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赴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恐怕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画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上，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待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就已经不易了。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动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运算：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两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出来的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得约两百元，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极致——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的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暖色的灯火能让我的心马上稳下来。它因为陈旧而显得温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这里；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于此刻的我来说，传统的东西显得更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两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厚着脸皮请她多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是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两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唯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饮或吃。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的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我，语气却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她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要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而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该怪我不尽职了，他该说我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感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都能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会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堂·吉诃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了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眩晕。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现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枫树密集的小路。我觉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戴维斯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问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道，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的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面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影影绰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条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声音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都像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枚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地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妆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两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伪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致他明眸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敏捷地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之内。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嚅动的形状里，我读出他说的是“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我将盘子一一卸下，然后是饮料，与此同时，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请求，我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送过来。除了两小袋辣酱，你还要别的什么？”……便衣福茨看着我的侧影，继续打问着我非凡的曾经。十八岁的军队记者，二十五岁的女少校，这绝对不平凡吧？他这样问道：“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也属于超常，对吗？”女领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见她的歉意笑容；她帮不了他的忙，因为这餐馆的工友之间从来没人谈自己的曾经。如果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还不去改变或推翻自己的曾经，这远走高飞还有什么飞头。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大喜欢自己的曾经，我们的背井离乡证明了这一点。这份“不喜欢”微妙丰富，同理查·福茨是讲不清的。女领位穿着粉红长旗袍，亮晃晃的假缎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点着菜单上的一只只招牌菜，连笑容都廉价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还在大学做本科生，还要靠亮大腿挣口粮，她怎么可能喜欢我的曾经。

我背转身，麻利地将一个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钱小费抓过来，塞入围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准着我，我肩上、背上、后脑勺都负载着一种奇特的压力。我的肩膀单薄，上面曾挎过武器。

Ⅱ

晚上下课时间是十点半。所有的同学都说要去学校隔壁的酒吧喝啤酒。我像每次一样，先是借故有事，再是托辞不舒服，但末了都一样：跟着他们走进了带男性头油气味的这家酒吧。我要是硬不来，面子上会挂不住，这等于告诉全体同学我多么穷。如此之穷，他们也帮不上忙，你要他们怎么办。穷到这地步，就不合群了，这点我相当明白。因此我还是来了，却不喝啤酒，只要了一块钱的玉米花和一杯白水。这个班曾在学期刚开始时有过一个男同学，叫汉斯，一头浅色头发近乎雪白。他羞怯文静，从来不换衬衫。一次他向一个女同学借了六块钱吃晚餐，从此再没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认为他穷得过火也自尊得过火。直到今天，一提汉斯，同学们还会哈哈地笑，为了赤贫和清高，汉斯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明白，汉斯若不放逐自己，这个集体也早将他逐了出去。那么穷谁受得了？那么穷不是对所有人都是个颇大的嘲讽吗？

因而我对我的贫穷守口如瓶。

进入地铁站已近午夜。尽管啤酒会上谈的话题都很高雅，我对自己仍十分恼恨。我难道高雅得起？是什么让我跟着他们在酒吧里高谈阔论？是虚荣。可我虚荣得起吗？

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迅速在两个旅伴中做了选择，走到那个梳马尾辫、穿一身黑的亚洲男子身边坐下来。第三个人在我上车时朝我堆出一个很大的笑容，这不是什么好事。在深夜十一点四十五分，我选择一身黑衣的亚洲男子做我的旅伴，并不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危险，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亚洲男子眼神遥远，看着漆黑的窗外。他眨眼眨得极慢，细长的手指在椅子上的敲击却颇激烈。我从书包里翻出巨大的笔记本和书，发现他敲击的手指停止了，却不是休息的停止，似乎是被我这边的忙碌打断了，那些手指不耐烦地僵滞住，等着我忙完，它们好继续刚才的敲击。

顺着那些细长的手指，我眼睛看上去，看见一层淡得难以捕捉的笑意，就在他苍白的皮肤下。当那笑意慢慢泛上他面孔的表层，向他的颧骨和眼角，甚至耳根聚集时，你仍旧不能确定那是个笑，只是个笑的许诺。这个时候他眨了一下眼，似乎想打发掉那个令他发笑的荒唐念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这罕见的宁静中存在着危险，内向的危险及他自身的危险。

我翻出书包里的字典，迅速查出在课堂上记下的两个生词。我查字典一贯有这种按捺不住的急切响动。这响动在别人听来大概十分乱心。他湖面般宁静的侧影动弹起来，向我转过脸，浓黑的眉毛微微拧起。

我惊讶地发现，他苍白的五官十分俊秀，窄长的鼻梁下，一副严酷的嘴唇，再往下，是略向前翘的下巴。我发现自己看他看得很细，连他右眼下面一颗很小的痣也看见了。看着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三更半夜对着一张陌生的男人面孔色迷迷地笑一下，算是什么意思？

他马上还我一个笑。他笑起来露出一口女孩子似的又小又齐的白牙齿。

我想，可以了。我马上合上字典，拿起笔，刚刚查过的两个生词忘得十分干净。我朝着笔记本眨巴着眼，咬着圆珠笔屁股。在课堂上我最腻味别人咬笔屁股。除了我之外，几乎全班的人都会这一招。而这时我竟也犯这毛病，似乎要给这年轻的陌生男人看看：你看看我有我的要紧事得做；我做得这么专注，根本顾不上你的存在。我感到他的视线落到了我的笔记本上。我不愿他看见纸面上的空白，便从嘴上抽下笔。现在他的目光又聚焦在我的笔尖上了。而笔尖仅点下一个黑点，随着车厢的晃动，黑点渐渐肿大。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终于承认我并不打算写什么，我这套动作是虚拟的，充满表演性的。我在表演给一个陌生的亚洲男子看，看我思考起来多么有模有样，看我有副姣好的思考姿态。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心竟这样不老实！

忽然，我听见一个声音说：“你做不出功课吗？”

我抬起头，见他正看着我。

我笑笑，赶紧在纸上“唰唰唰”写下一行字：亲爱的安德烈……我头也不抬地说：“不，我在写信。”紧急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是什么意思？安德烈和我从来是不通信的。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撂下来。五分钟后，我说：“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他说：“你的也说得很好。”

我笑起来。这笑声是我十年前的。我一面笑着，心里便想：停止，可以啦！

又是五分钟过去了，他继续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平常是不讲中文的？”

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

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在玻璃的投影里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了。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的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更果断、更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了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是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地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着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们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经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捕我，而我却一直以为是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以及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入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这简直是个未知数。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像猎物般乞怜的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得过分了。因为信任便是压力，再邪恶的动物在信任的压力之下，多半不会乘人之危。我的故作弱小、故作轻信使这个黑衣男子绝不敢占我便宜。

他笑笑：“你这么害怕？”他认真起来，打算为我独当一面了。“下车你跟着我就是了，”他说，“其实我们这样的穷光蛋，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他连续用着“我们”。穷光蛋识辨穷光蛋总有好眼力。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一上车就看上了他，迅速在他那儿找到了认同感的原因。

车这时向前踉跄了一下，又向后来个趔趄，不动了。喇叭里传出口齿不清的声音：“终点站到了……别忘了检查您的随身物品——提包、帽子。晚安，诸位。”

我忽然问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里昂。”他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必然有场悲惨的失散，至少得有个名字去开始广漠的苦寻。

然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姓名。

他看着我：“你没有英文名字吗？”

我说：“没有。”

他说：“谢天谢地。”他声音很低，面孔也转开了去。完全是他自言自语，不留神嘟囔出来的声音。

车门帷幕般地、带着一丝老奸巨猾迟缓地在我们面前打开。他先我一步迈进寒夜。我紧随他身后，竖起衣领，手缩进袖管。他对寒冷似乎很麻木，领口的纽扣都不系。他走到一排公用电话前面，其中百分之七十的电话都被拆掉了，他语气平淡地向我解释：“那些毒品贩子一般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些电话上办公，因此警察把电话拆了。”他边说边伸手去上衣口袋摸索，然后又去摸裤子口袋。我赶紧递上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托在掌心，捧给他。他却弓下腰，从旧牛仔靴的鞋帮里摸出一小卷钞票，里面裹着几枚硬币。他像是完全没看见我动作中的讨好。我要他明白我彻底落在他手里，我是自找的要同他沦落天涯，他可得好好待我。

车站被灰色的灯光照得通亮。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鸦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尚未关闭，在银灰色空间聚起一蓬蓬橙黄色的光晕。在两张长椅上，暖洋洋地躺着两个流浪者。他们的姿态和神情是夏威夷海滨浴场式的，大概是他们俩拧开了所有取暖器。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警察把他们驱入到寒冷之前豪华地暖和一回。

电话在一分钟之后才通。对方显然不高兴在这样的寒夜中被打扰。里昂连央带求地威胁，最终总算达成协议。他对电话大声说：“你要敢晚过半小时我踢你的腚！”挂上电话他转脸对我说：“好了，他们马上来接我们。”

“他们是谁？”我问。

“跟我们一样的艺术瘪三。”似乎他看出我想顶撞他，“谁是艺术瘪三？！”他说，“恐怕你只把我看成瘪三，拿掉前面的修饰词——‘艺术’。我说得对不对？”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这瘪三前面也冠有‘艺术’两个字？”

“我看见你笔记本上有一页写着：塞万提斯时代的骑侠小说的影响。”

“你怎么看见的？！”

“从玻璃窗里看见的。”他看出我做好一切准备，似要驳斥他“并非存心”的辩解。他马上来一句：“我就是故意看的，我从来不会无意间看见什么；只要我无意识，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倒蛮诚实的。”我向他慢慢点着头，笑得老谋深算。

“一流骗子必须是超级的诚实。我的朋友都这样，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你是画画的？”

“他们俩是画画的，就是要开车来接我们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另外那个是她眼下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我的至交，从画画改行，搞装置艺术。懂什么是装置艺术吗？”他见我摇头，又说：“知道马歇尔·杜尚吗？”

我觉得我可不能这么土，对什么都摇头，便含糊地“嗯”了一声。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把我的无知一眼看到底。他说：“马歇尔·杜尚是装置派大师，观念艺术的首创人之一。我的朋友就想哪天变成马歇尔·杜尚。我打击他，想变成马歇尔·杜尚就已经不可能成马歇尔·杜尚了。”

我们并肩走出站口。他见我冷得缩作一团，脖子都消失了，便将一条胳膊搂过来，让我的右肩贴着他瘦骨嶙峋的左胸。虽然这样没给我添多少热度，但却是个令人暖和的意念。抑或说，是种非物质的暖和。

我想他一定比我年轻。我偷偷看一眼他毛茸茸的鬓角。

“你不是画画的？”我问。他的气味远淡，似乎很久很久以前，他有段很短暂的抽烟或抽大麻的历史。

“你为什么认为是艺术瘪三就一定要去画画？”他说，“我是弄音乐的。”

“真的？！”

他一眼看出我的美好误会，马上说：“唉，不是写那种奶油音乐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你看上去像是听门德尔松的那种人，或者威尔第。”

我说他过高估计我的品位了。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我说眼下我最喜欢没音乐，喜欢耳朵里清静。我问他到底是搞哪一类音乐的，他指的奶油音乐范畴怎样划，他却打听起我的行当来。

没等我回答，他说：“你要真是学文学的，你可惨了，连在地铁站里拉拉琴，挣个小钱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呢？是不是在地铁里拉琴挣小钱？”

“过去干过，好多年前了，”他看出我松了口气，接着说，“贪图那点儿小钱，把琴都拉坏了，变成了油条。”

他看着灯光之外的黑暗，又说：“学文学？拿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文学，除非你嫁个阔佬儿。嫁了阔佬儿别说学文学，学哲学都行。”

我说：“你看，出路不是有了？”

“你的男朋友是阔佬吗？就是你在车上给他写信的那个？”他眼里有损我的意思。

“他不是我男朋友。”

里昂搂住我的姿势变得很僵。

我说：“他是我的未婚夫。”

“他怎么样？可以供你学哲学吗？”

“学哲学和文学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两样是不用学的。尤其用不着嫁个阔佬儿去学。”

“他不是阔佬儿。”

“跟我比人人都是阔佬。”他笑笑，既温情又自豪。那是他对音乐的温情，是由于自己能对音乐如此钟爱而产生的自豪。

我看着他精细的侧面轮廓：他欠缺营养的面色，他有上顿没下顿的细长身板，心想，他还认为我惨呢。

在站外空旷的停车场上，他要我和他来回走动，免得冻死。他告诉我千万别寄希望于他的朋友，他们至少要给他一小时的罪受，才会姗姗出现。这一小时不错，足够我们混熟。他可以告诉我有关他的家庭、他的音乐，或许还有他的女朋友。他说他父亲是天津人，童年的时候去了印度尼西亚，他的一家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迁移美国的。谈到这些，他似乎拿不出劲头，能省略的全省略。我非常想把话题转向他的女朋友。我的兴致不够单纯，不是那种纯粹的无聊。我似乎感到一丝不好受，而我吃不准我妒忌什么。

他却说：“你一会儿就见到她了。”

“你们怎么分手了呢？”我装得自然活泼，没心没肺。

他很生硬地突然陷入沉默。我只得自找台阶下台：“你不想说没关系。”

我和他闷着走了一个来回。我受不住这沉闷，同一个大致是陌生人的男性相依相偎，又谁也不理谁，气氛很古怪。

我说：“喂，要不要听听我的身世？”

他说：“要听。”他这么老实巴交，我出声地笑起来。

“你能猜到我过去干过什么吗？”

他站下来，转身正面看着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说：“不知道。”他稍微想了一下，又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想，这女人穿得这么规矩，肯定是个护士，要不就是个会计。”

我说：“你肯定会想，她这么土。”

他笑起来，他确实在心里用的是“土”这个字眼儿。

“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还好，气质还好，穿着方面，我可以劝劝她……”

我说：“噢，像你们这样，穿得脏兮兮的，就艺术了？”

“我当时还想，这女人走路背挺那么直，像大兵操演。”

“还有什么像大兵？”

“我从来没接触过大兵。”他说着，手又搭回我肩上。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他的脊梁找着风口。他和我离得近极了，相互的呼吸都受些拘束。他说：这样你还冷吗？我摇摇头，看见他的马尾辫梢给风吹得很乱。我大体上估算出了他的年龄：他与我该是同龄。

我说：“我当过大兵。”

他看我一眼，没把它当真。他刚才说我像大兵的时候其实是把那个可能性排除了。

“真的，当了四年大兵。”

“是吗？一定是奶油兵。”他还是不拿它当真。同不少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实在当不了别的才去当兵。他笑着问：“后来呢？”

“后来？后来当军官了。”

“有意思，”他说，“挺有趣。”

“你不信？”

“我信。”

“我手枪打得特准，也打过卡宾枪。上过前线，搬过尸体，喝过钢盔里煮的鸡汤。除了杀人放火，我什么都干过。”

他看看我，意思是：就你？！

“我还发现了一个快死的伤兵，下巴被打没了，爬满了红蚂蚁。怎么样，不是奶油兵吧？”我感觉他搂在我肩上的手松懈了不少，我奇怪自己竟让这个叫里昂的人了解我这么多，连安德烈都不知道我的戎马生涯中有这些血淋淋的细节。我是特别信任这个萍水相逢的男子，还是在虚张声势，好让他明白我是可以张牙舞爪的，一旦他动了什么不良脑筋，收拾我可不怎么省力。假如我对他的坦白是出于信任，我又是哪里来的这份信任呢？

只因为他和我同是黄皮肤黑头发？同样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所干的是什么艺术？同样在挣扎着付房租吃饱饭，从而可以从事一种无聊，从而把这无聊当作高贵的情操？……这个荒寂的深夜，给了我们天涯沦落的假象。这假象掩去了我们彼此陌生的事实。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说：“能看得出来。”

我问他看得出什么来。

他说：“你是个大兵。”

“你讨厌大兵？”

“我可以试试，看我会不会讨厌，”他搂住我的臂膀恢复了自然，他笑笑，“可能大兵会好些，不那么麻烦。”

我问他指的是什么麻烦。

他说：“你知道的——女人都很麻烦。”他深喘一口气，胸脯挤了我一下。“不过换一个人，肯定认为你很乖——穿这样一件雪白衣服，牛仔裤一尘不染，好像天下人只剩了你，也轮不上你去打仗。可是我看得出你很强，”他改口讲英文，“你是块啃不动的饼干。”

“你骂人吧？”我大声说。

“看你怎么理解了，也在于谁来理解。有人喜欢啃不动的饼干，有人讨厌。对于喜欢的人，就不是骂人。”

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这个夜晚把我弄得有些反常。极其反常。

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我和里昂同时听见了一台拖拉机的声响由远而近。两分钟之后，那响动震得空气都哆嗦起来。里昂说：“来了。”在停车场进口处，一辆六十年代末的巨型凯迪拉克开了过来。它是银灰色的，不像是漆，而像是原始金属就那样一丝不挂地袒露着。它气势磅礴地转了个弯，仿佛它是艘航空母舰。它的造型带有侵略性，人对宇宙和海洋的狂妄扩张，就在这形状中。车窗被摇下去，一个嗓门从里面射出来：“TMD里昂，除了你还有谁了！”

车近了，我看见驾驶这个不可多见的怪物的是个娇小的金发女郎。她旁边坐着的是个壮硕的中国男人，操着北京口音极重的英文。

里昂说：“知道你就会迟到！你有不迟到的时候吗？”他双手拉住后车门，整个身子向后倾斜。门沉重地开了，他比画着请我上车，嘴仍然没闲着：“你恐怕参加你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

“我们做爱总得结束吧？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正做到一半！”壮硕男子说。他调转过身，正面朝着我和里昂，伸出一只手过来：“海青——大海的海，青天的青。”我握了握他正方形的手掌，说了句非常高兴认识你之类的礼貌废话。

驾车的金发女郎也朝我扬扬手，然后问里昂：“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卡了吗？”

里昂说：“收到了，谢了！”

海青后背朝着前方，两个胳膊肘平趴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他笑着说：“不告诉我名字没关系的。我完全理解——里昂这小漂亮哥儿常常在街上勾搭无名少女。”

里昂笑嘻嘻地说：“你闭嘴。”

海青说：“真的真的，他勾搭成功了，就领到我那里去开房。”

我说：“那你可是间接地祸害少女。”

海青洪亮地笑起来。里昂看了我一眼，像是我很给他面子，这么开得起玩笑。海青的五官相当端正，脸形也不错。他和里昂一样，梳根马尾，只是他的马尾比小手指还细，因为他的头顶彻底秃光了。

“唉，她到底是谁？我正经问你啊！”海青对里昂说，“不是你女朋友吧？”

“女朋友怎么了？女朋友未来时。”里昂说。

海青马上转身回去，拍拍金发女郎的肩膀：“嘿，听见没有，里昂今晚是什么艳福——一个过去的女朋友，一个未来的女朋友！”

金发女郎从后视镜里看看我，温柔得很。她穿一件黑色的大毛衣，很可能是海青的，领口太大，使得她一个肩头露在了外面。她的金发不像其他美国女性那样闪着清洁的光亮，它像是有些起黏。她抿嘴朝我笑一下。里昂怎么舍得这么温柔美丽的小姑娘，让她落到侉头侉脑的海青手里去了？在她的目光离开我时，我突然捕捉到了什么——同情。仿佛她的潜语是：我受完了，现在轮上你了；又仿佛是：你要好好待他，你会好好待他吗……

里昂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飞快刷过窗口的灯火。对于我，他似乎是说得过去了，为我找到了这一夜的避难所，并且有海青七拉八扯地和每一个人说话，他也不必再尽职地和我对话。他和我之间有了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这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大度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不懂所有人在热络地交流什么，是什么使这些蠢话变得有趣，而他对一切热络的愚蠢都可以海涵。他就这样把海青、我、金发女郎之间的蠢话听进去，含着轻蔑的微笑，允许这些蠢话进行下去。

海青要照顾前后都有听众，因此音量放得很大。他说：“里昂你知道吗？王阿花找了个工作，上星期三去面试了。你知道工作是干什么的吗？就是在台灯罩上画工笔画。画一只灯罩十二块钱。不错吧？其实画一只要不了一小时。王阿花眼睛都画成斗鸡眼了，阿花，对吧？”他拍拍金发女郎的肩。

我这才明白过来，金发女郎的名字叫王阿花。

海青说：“怎么样？王阿花这名字棒吧？是里昂勾搭她前期为她起的。”他又说：“阿花，我沾你的光，今年冬天可以享受暖气了。唉，里昂，你上次出车祸的钱，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能赔给你？”

里昂一声不吭。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把钱贪污了？告诉你，你不还我，我只好一直让王阿花画灯罩画下去。她毕业作品画不出来是你的罪过。阿花，你心里有数，谁是真正的吸血鬼。”

里昂说：“你们那儿有吃的没有？”

王阿花说有，海青说没有。俩人同时开口。然后海青说：“王阿花就这点没劲，除了实话，什么话都不会说。”

王阿花是个寡言的女孩，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都是笑笑。但从她的笑中你看得出她的同意和不同意都是多么肯定，多么执拗。

进了海青和王阿花的家，我发现它是个旧仓库，非常辽阔荒凉，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窗子巨大，上面有无数块玻璃。一些玻璃碎了，被三合板取而代之，没碎的玻璃全成了铅色。

里昂的手忽然捏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耳语：“别露出你的恐惧。”

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在凯迪拉克车厢里，我和他中断了对话，而对话之下的却都在进行。了解在持续的无言下飞快成熟，此刻我们相视一笑，已熟得令人怦然心动。

海青和王阿花进门之后就飞快消失了。里昂把我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场地，一个电炉在赤裸的水泥地面上，上面坐了口不锈钢大锅。整个空间的宽阔把原本不小的物件弄得不成比例。我和里昂都显得不成比例的小。我环视周围，看见一台冰箱、一张餐桌和四把形状各异、新旧有别的椅子不着边际地搁置在空旷中。里昂招呼我坐下，交代说那把白色椅子比较牢靠，也比较舒适。他像主人一样走向冰箱，拉开门，眼睛在里面搜寻。冰箱没有启动，里昂告诉我它即便启动也不会比这房子本身的温度低多少。他在昏暗的冰箱里捣鼓了一阵，找到两捆芦笋。他走到远远的角落，消失在一块布门帘后面。我发现在这房子内，从一处到另一处必须步行颇长的距离。从冰箱到电炉至少得步行二十秒钟，而从我所坐的椅子到角落的布帘，就不能迈方步了，就得像里昂刚才那样小跑。此时从布帘后面传出哗哗的水声，声音在光秃的墙壁与地面上飞溅，回音十分喧哗。

里昂手捧着洗过的芦笋从布帘后面复出，告诉我可以进入帘内去方便。

我步行了颇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写意”的卫生间，发现只有一个水泥砌的方形水池，和国内的公用水池近似。水池上方有个粗大的水龙头。大概在三十年代这仓库刚建成时它就在这里了。我研究着水池的多用性，判断是：只有攀到它的一掌宽的池沿上，两只脚各踩住长方形的一条边，面朝池内蹲下——一个多么不雅的、杂技般的姿势。

这时里昂遥远地指教着我：“手抓住水龙头，抓稳了再蹲下。没错，姿势很难看，不过谁也看不见你！”

我按他教的进行每一个招式，完成了动作，放出碗口粗的水流，冲洗了水池，下水道发出低回深沉的声响，如同消化力极其强大的肠道。我系着裤子，一面任水龙头宣泄。我想，清洗食物和排泄之间，只隔着这股水流。正如流浪汉们和海青、王阿花之间，仅是墙外野营和墙内野营的区别。

我对着水池上方一面镜子理头发，隔着布帘大声问里昂：洗澡也是这里吗？

里昂大声回答：“对呀。所以海青和王阿花从来不感冒。”

我走出“洗手间”，说：“冬天怎么办？也洗这么冷的水？”

“很多阔人不是自找的洗冷水澡吗？在阔佬那儿，什么自作自受都是疗法。”

我徒步走到电炉旁，大锅里发出“轰轰”的响声，如同一只锅炉。里昂揭开锅盖，把芦笋一根根掰断，舍弃尾部。我照他的样子做起来。芦笋应该在两星期前被吃掉，现在只剩前面三分之一的绿色了。我学着里昂把择出的芦笋投入沸腾的大锅中。里面是半锅气味丰富的汤，一些禽或兽的白骨沉沉浮浮。里昂告诉我，这是海青和王阿花的“天长地久汤”。不断扔生肉、鲜蔬菜进去，锅内永远不枯。

我说：“这些芦笋可不能算新鲜了。”

他说：“很新鲜啊——上礼拜才买的。”

我说：“芦笋应该这礼拜买，这礼拜吃。”

他说：“你想吃这礼拜的新鲜蔬菜？”他笑眯眯地搅动稠厚的一锅汤，接着说，“那你下礼拜再来吧。”

我说：“你常来这里？”

他“嗯”了一声。稍稍沉吟，他说和王阿花分手之后的四个月，他没来，直到他和她见了面都满不在乎了，他们才又密切走动起来。

我别有用心地说：“王阿花很好啊。”

“是很好啊。”

“她很漂亮。”我又说。

“是很漂亮。”

“也很温柔。”

“非常温柔，并且刚强。”

他这样和我看法一致，我就没法打听下去了。他用这法子截断了我对那个秘密的接近，游击也好，正面进攻也好。他态度很鲜明：你想猜疑就去猜疑吧，我绝不会帮你忙去解开你那无论多么大的疑惑。他转移话题，说这个“天长地久汤”是王阿花的伟大发明，所有朋友都认为这是王阿花了不起的地方：她从来不管任何人，其实谁都在她的照顾中。她从跳蚤市场买回过期的菜、肉、蛋，塞进冰箱，谁来了爱吃什么都有，谁都可以各取所需，在同样的汤里煮出不同的菜肴来。

里昂拿出两只青花粗瓷大碗，为我舀了一碗乌七八糟的食物。它看上去大致可食，但闻起来十分鲜美。里昂说：“吃起来不像它看着那么可怕。”

我壮着胆子舀了一勺汤，里昂担忧地看着我，见我没有什么意外反应，才放心去吃他自己的。

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汤。”

他笑起来：“得了，别夸张！”

我说：“失去一个烧这么好的汤的女朋友，你亏了。”

他假装没听见。

我想，无论我如何穷追不舍，我都不可能从他那儿求到答案。他却突然开了口。

他说：“是她蹬了我。”

“为什么？！”

“因为海青比我好。”说着，他忧伤地发了一瞬间的愣，似乎那个分手的场面在他眼前刹那间重演，我还想问，对一个女人来说，爱和不爱一个男性，毫不取决于他好或不好；公认的好与不好，在这里是不能应用的。但我想，对里昂这样一个敏感人物，如此的泛泛劝导等于废话。

他抬起眼睛，看着我。他在这样看人的时候，目光变得极有力度。他说：“假如半年以后，你还跟我往来，你再问我王阿花和我的事，我保证那时候回答你。”

我似乎被他的模样吓着了，顺从地点了点头。

饭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半。里昂领着我参观海青的工作室。海青正在锉一块两英寸厚的有机玻璃，头发和眉眼上一层晶莹的粉末。他看看我和里昂，说：“里昂一定讲了我作品一大堆坏话！”里昂不理会他，把我带到一面墙前，墙上是个金属架子，上面贴着各种几何形的有机玻璃，有厚有薄，高墙的距离有远有近。一些平面被刀刻出纹路，另一些透明度柔弱，显然是经过锉或砂纸的打磨。里昂伸出脚踏一下接线板的开关，安装在地板上和天花板上的若干盏灯便朝这些几何形状射出光来。不同的透明度对光形成了不同的反应，连同它们在墙壁上的投影，构成一个多维的、冰冷的魔幻。随着观看者的位置移动，这些晶体出现了新的、更新的角度，以及变幻不定的光影，直到我感到微微的头晕眼花。

里昂看看我，意思是问我：怎么样？喜欢吗？

我笑了一下。这样一件艺术作品离我的懂得和接受非常遥远。我心里一个词也没有，尽管我知道这样一声不吭对于海青很可能是个打击。海青此刻一动不动，手里提着锉刀，冷冷地看着我和里昂。他的样子像是在捍卫他的作品，又像是在等待我或里昂发出外行的评价时，及时给我们一些基本教育。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万一我说出一两句很到点子的赞美，或许是诋毁也没关系，只要它切中要害。而我这样一字不吐，真要他的命。

我怎么也得忍住头晕眼花，再朝这些几何晶体注目一会儿，至少再注目二十秒钟。即使我狗屁不懂但我的态度是好的，我希望理解它的诚意一目了然，这座视觉迷宫对我的吸引力，也一定足够大，因此我才如此长久地注视它。我急促地想，要不要讲实话？要不要告诉海青他的装置艺术让我头晕眼花？而头晕眼花是不是他预期的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他存心设计的艺术效果之一？他偷眼看看里昂。里昂看这幅作品的专注是真的；不管他喜不喜爱，他都有这个胸怀来接受它，都对它怀有敬意。

这时我发现王阿花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身上罩一件满是油彩的解放军旧军装，一定也是从海青那儿继承来的。似乎里昂或我一旦讲出什么对作品不敬的话，她会帮着海青一块儿轰我们出去，或者，一旦我们的批判是在行的因而是致命的，海青受不住的话，她好上去救护他。

我“唔”了一声，呻吟和叹息都在其中。像是一本又长又沉闷但对人的智力产生巨大挑战的经典著作终于被我读完，我既虚弱又满足。

王阿花问：“怎么样？”

我又不置可否，淡淡“唔”了一声。似乎一件大师的作品用不着我来说什么。我说什么都无足轻重，我即便怀有满心的欣赏，大师也压根儿瞧不上。

“你喜欢？”王阿花硬不饶我。

我继续招架，发出更深更长的一个“唔”！

海青笑起来，说：“怎么听上去像吃牛排？”

里昂问我：“唉，你主修什么？会计还是法律，还是企业管理？”

“去你妈的里昂！”海青说。

王阿花笑起来。我懵懂地看看海青，又看看里昂。

里昂对我说：“不喜欢海青作品的人，海青就问他们是主修会计还是企业管理。他今天对你特别客气，有次一个人看了他的作品，表现不够好，海青问那个人：‘你是不是牙医？’海青划分三教九流，牙医是顶低档的人等。”

王阿花说：“最近改了，碰到谁乏味，乱说蠢话，他就说：‘你肯定是电脑博士。’”

海青不再搭理谁，又回到他的工作台前，接着锉那块有机玻璃，一边拿口哨吹昆西·琼斯的歌。他运锉的节奏成了这首情歌的节拍，因而它听上去一点儿也不柔肠寸断，成了列兵进行曲。

王阿花也很快回她的工作室去了。他们来地铁站接里昂和我的时候指控我们打断了他们的做爱，显然是海青胡扯。谁都看得出他俩的专注有多连贯。

我和里昂从海青的工作室退了出来。里昂告诉我，深夜两点是他们这里的最佳时刻。

他打量我一眼，问道：“你困吗？”

我已经客气不动了，但还是笑着摇摇头。我看不出哪里可以供我躺下。我问他：“你不困吗？”

里昂说：“跟我来，看你困得。”

他领着我穿过一个用巨大油画搭出的走廊。我看见上面有日期和名字：一九八二年，海青作；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走廊通向一间小屋，它的墙是绷油画框用的白帆布。沿墙靠了一些画作，里昂介绍说是王阿花艺术学院时期的作品。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蜓，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

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

它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但我什么也不愿表示。秘密的感觉该永远属于秘密：秘密地发送，秘密地传达，秘密地被接收。线路都在暗里，一经译成话语，全都走样。我一旦张嘴，是不可能老老实实的。

我只对王阿花说：“我很喜欢你的画，真的。”

里昂一听我这样讲，马上调开脸去，似乎他不要参与哄骗王阿花这桩勾当。

她从灯下抬起年轻纯洁的脸，看着我。王阿花的笑容好年轻，带着一丝羞红。她半是惊唬，半是惊喜，马上去看里昂，看我和他有没有事先串通。我心里滚过一股温热。我已明白，她从来没听到过如我刚才的真心真意的赞扬，从没得到过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的喜爱。她说：“谢谢，谢谢……”脸越发地红。她又一次转头去看里昂，如同一个孩子在接受别人给的糖果前，去征求长辈的意见，看看他是否允许她接受。里昂没注意她，他正将一只尼龙睡袋展开，铺在那张“皇后尺寸”的床垫上。她没有得到里昂的任何首肯，又转过脸来看我，慌张羞怯地一笑。

我说：“我不懂画。”

她说：“其实谁也不懂。”

“你这些画可以办个画展啊！”我又说。

“三年前有这个打算。”

“现在不打算了？”

“现在？”她指指手里的灯罩，“现在，总得吃饭吧。”她身边已有十多只画毕的灯罩，上面笔触细腻，构图巧妙，看得出她绝不纯粹在混饭钱。她又说：“这样，海青可以把他的作品完成。他要参加一个新办公楼大堂设计招标。如果他的作品被选上，我就可以搞我的创作了。”她又戴上眼镜，蘸了水彩，凑到灯下做她的画匠去了。对于她的画匠身份，她似乎心里没任何别扭，一开始就让自己想开了。

里昂这时说：“要是海青的作品不入选呢？”

王阿花扭脸看看他，她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

里昂说：“要是不入选，就让他上街画肖像，养活你搞一年创作。”

王阿花还是不吱声。

“阿花，我早就讲过，你不该浪费你的才华。”

“那我怎么办？”王阿花不紧不慢地说，“去卖一个肾？”

像冷不防挨了一个耳刮子，里昂猝然沉默了。

里昂僵了至少有十秒钟，才又恢复动作。他将另一只睡袋“唰”的一声抖开。我看见王阿花的长睫毛瑟瑟一抖。她和里昂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创伤，抑或是秘密地相互护理和共同疗养？

王阿花的舌尖微微露在嘴唇外，穿着又大又肥的衣裤，眼镜也显得沉重而老气横秋。她像个玩具成年人。我看着她每动一笔，舌头便跟着轻轻一移，她最多只有二十四岁。

里昂招呼我，指着床垫上两只睡袋，一个鲜红一个翠绿，要我选择一只。我随便指指那只红的。他立刻蹬掉靴子，钻进了绿色睡袋。

我说：“喂，等等……我睡哪里？”

里昂说：“你不是选了红的吗？”

“等等！什么意思？你睡我旁边？”我满脸的不可思议，我的表情在说：搞什么名堂？！要我和三小时前认识的人头挨头睡一张床？！难道我看上去那么放荡、颓废？！

里昂两腿已在睡袋里，他边脱外套边说：“你不是大兵吗？大兵不野营？”

我茫然地瞪着眼。我想，是我脑筋猥琐还是他存心不良？这下可是非常非常的美国。

王阿花这时说：“我们常常这样野营。等有钱了，我和海青打算去买两个蒙古包，就可以分男女宿舍了。”

里昂一下滑溜下去，只露脑门在睡袋外面。他说：“快睡吧，睡完了海青和王阿花还得睡。”

我问：“阿花，你们一夜不睡？”

她说：“我们一天睡五小时就够了。没活干的时候睡十五个小时。”她转脸看看我，下巴向里昂一指，“他常在我们这里做乞丐。”她温存地抿嘴一笑，这时又很母性了。见我开始脱皮靴，她又接着去画那只灯罩。灯罩的日本米纸在我的位置看像在融化过程中。王阿花在绘一丛杜鹃。那样的专注也把她给融化了。

我磨磨蹭蹭，一只靴子脱了有半分钟。王阿花再次回头，对我笑了一下。她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并马上开始同情我。她的眼睛向已经睡熟的里昂瞟了一下，说：“要杯咖啡吗？”

我说：“谢谢，不了。”

她说：“别客气。”

我脱下了第二只靴子。她站起身，伸个懒腰，轻声说：“我去煮点儿咖啡。你真不要？”

我说：“真不要，非常感谢。”

她说：“不用谢。”

说着她走出去，把一块布帘轻轻放下。她的意思是替我和里昂掩上门，我明白她并没有去煮咖啡，她误会了我的不自在，把地方腾出来，让我和里昂好有些私下的活动。我顿时觉得受了重大误解。就算我和里昂今天投靠到这里不够妥当，尤其是我，相当不稳重，但我不至于那么颓废那么放荡吧？我心里一阵猛烈地反感，想立刻冲出去，同王阿花解释。走到门口，我想，解释什么呢？话如何去说？说：嗨，王阿花，我们没有私下活动，我不是里昂的未来女友，我有未婚夫，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他们到底把我当什么人？！里昂到底把我当什么人？我得让这三个胡闹惯了的男女明白，我绝不是胡闹的女人。我正在一场正式恋爱里，那样的正式恋爱是有正经后果的。我可不是随便的女人——是，或者不是，对于王阿花和海青来说一点儿区别也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桩事里有任何是非，需要我急赤白脸地拉着他们来澄清。假如我冲出去喊冤：你们瞎了眼，看错人了——我和里昂根本不想做爱！他们会眨巴着眼，莫名其妙地回我：那就不做好了，不做爱又不会在我们这里讨到表扬。

那将是很蠢很蠢的一个场面。他们只会觉得我这人很费事、很莫名其妙，甚至很虚伪。

我慢慢走回床边。动手去解外衣的纽扣，眼睛瞄一下里昂。他眉头轻微锁着，一缕长头发披挂在面颊上，他醒着时显得宁静——一种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宁静，而他熟睡时却像对什么都有轻微的不满。他嘴唇抿得很紧，嘴角用着一股力，我觉得他在紧咬牙关，在忍受一丝不碍事却也不消散的疼痛。我浑身一哆嗦，猛地抽回目光：怎么会这样有兴致地去看一个睡熟的男性？这样长时间地观察他是因为他的睡相特有魅力？

我轻手轻脚进入睡袋，还是惊动了他。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后脑勺。他的头发真好，可惜不属于一个女孩。而他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女孩的……我再次一哆嗦：怎么又琢磨起他来了？难道一个后脑勺也惹出我这般抒情、这般感叹？原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睡觉，我却凭空找出特殊意义来了。我还喊冤？！

里昂在翻身时，右边的肩头露在了外面。是个单薄却形状不错的肩膀，王阿花曾在那上面依偎过，伏在那上面流过泪，说过山盟海誓的话。然后，她把自己从这单薄的肩头撕扯开来，让它此刻孤单单地耸在这里。我及时逮住自己伸出的手，那手正伸出去要替他把被子掩严实。我向自己讨饶：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怕他着凉，我是替王阿花做这个动作。这个温情似水的动作属于王阿花纤细、洁白的手。即便我替他掩了掩被子，又有什么了不得？我年长于他，他在睡熟时显得格外年轻。

我发现自己将右手搁在面颊上，指尖蹭到了他的体温，他的体嗅，他那非物质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惊惧：我的心真的很不老实，它那么渴望去闯祸。这个男性在四小时之前还不存在，而现在我在他的呼吸里，在他的体温旁想入非非。

是因为我喜欢上了王阿花的缘故吗？是我借喜爱王阿花来喜爱他吗？还是我通过他去喜爱王阿花？他和王阿花接吻时一定是美丽的，花儿与少年般的美丽。王阿花和他做爱的时候会怎样？一定也很美，非常的鸳鸯蝴蝶。他和王阿花非常相配，不是吗？有相似的单薄和清俊。

我心里的不好受不知是羡慕还是妒忌。

他们中间谁闯了祸，中断了一场优美的爱情？

“优美”，这个词的选用很令我满意。世上的确有不多的优美事物。同这个里昂恋爱，一定是桩优美的事。

我闭上眼，睡意却已云消雾散。我感到王阿花悄没声地撩开门帘，迟疑地走进来，走到灯前，悄没声地继续画她的灯罩。我甚至感到她朝床这边转过脸，长久地凝视并排躺着的里昂和这个中国女子，她对王阿花来说，暂时还相当神秘。我感到她叹了口气，早熟的一个长叹，同时悲悯地看着这对中国男女，毕竟是一对黄孩子啊——她希望他们俩好好做伴，长远也好，短暂也好。

我感到王阿花的目光照着昏暗中躺着的中国女人。她躺在里昂身边，像沤烂得仅剩细腻的神经网络的两片白杨叶。她会好好做里昂的伴吗？这个中国女人，她的亚洲黑发千篇一律地披在背后，她细弱的亚洲脖子，基本没有弧度的亚洲胸部，都罢了，只要她能好好做里昂的伴。

我最后的感觉，是王阿花用一块深色的毛巾围住台灯，把光聚成一小团，让光之外的亚洲男女睡得更踏实些。

Ⅲ

“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他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或者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在你看来，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唯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如果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理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进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候国共合作，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情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代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他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唯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位顾客，其中三位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第八位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代：“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侍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疚：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那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是如此的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侍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侍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带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的。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又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哦，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卷曲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将为我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吗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作“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张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的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的，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说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TMD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诉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把我当作假想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一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的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门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收腰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至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娆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廉价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晚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她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妪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关注焦点。”

“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着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不可。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品位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置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来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你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且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止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和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只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的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乳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阴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还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是祸害人家的生意吗？”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被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入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和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有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足以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理由。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的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士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利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的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

Ⅳ

“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看她那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n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言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没事。大概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这般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挤对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海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比喻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路灯的灯光从百叶窗缝投射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隐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了，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扶疏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殷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不像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没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的一层泥土，使它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枚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别说她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老司机也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坍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她们连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殷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唯有一样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殷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时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殷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殷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殷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殷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殷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殷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唯一保障，是她十六年来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殷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子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他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子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支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会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漂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的十块光洋丝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的眼里知道，自己的一切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黏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然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殷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于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濡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戴着红十字袖箍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病房内外全是伤号，见了这些年轻的义务看护立刻垂下眼皮。等她们走过去，他们却扭过脸，追看她们背影。年轻的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单薄、苍白的少女，他们印象中的女性是红扑扑的，有着圆滚滚的四肢和胀鼓鼓的胸和臀。而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护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层浅蓝、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气、一个精灵。这些农夫的儿子们还说不上喜欢她们，除了新鲜感的刺激，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她们。仿佛她们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人间，尽管她们苍白细瘦的手也做出些泼辣的动作：把他们扔在床垫下血污发硬的土布军装扯出来，扔到一挂推车里，第二天，军装被送回来时，已洗净熨平，一股太阳光的暖意和一丝清淡的浆衣水香气。经过她们细瘦苍白的手，一切都整洁得令人生畏：绑腿、布袜、绷带。一切都洁净得成了她们素净苗条身影的延伸，令农夫出身的士兵们不忍也不舍去触碰。她们和他们隔着一层口罩，她们在口罩的那一面对他们施舍恬淡的笑容。她们的手指清凉如露珠，每一记触碰都在他们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种奇特的、好受的伤痛。士兵们将眼睛闭起，羞得无地自容，感受着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护细瘦、苍白的接触：她们将他们的脚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细细剪去趾甲。或者将他们靠在她们单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汤喂进他们口内。那真是让他们一秒钟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们有时也在雪白的口罩后面讲一两句话。本来就细而柔软的话音给雪白口罩的纱布筛得更加细而柔软，到达他们的知觉时，同样地触伤了他们，留下异样的、好受的疼痛。这疼痛包括她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缩减的距离，不可能建立的熟识，不可能将她们挽留住，哪怕是短暂的挽留。而只有一个小女看护是例外的。她总是来得早，走得迟，偶尔会问几句士兵们答得上来的话，比如：家乡主要种麦还是种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涝？大军南下了，可给家里老人捎过信？知道你受了伤，他们会急坏了吗……

这个跟士兵们颇谈得来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乌黑的齐耳短发被一根白色发带箍在耳后。士兵们认为她戴口罩的脸非常好看。他们认为每个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口罩衬得她眉眼、头发更黑了。她两只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时候也是笑的，没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九月这天傍晚，几位首长来看望伤兵们。那个“月白”少女正要离开，这时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扫向首长们，最后停留在最年轻的首长脸上。她听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她分析着，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首长实际上是一行首长中官衔最高的。他极少开口，偶尔有话，只是一两个字。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枪，军服是种粗毛料，但给腰间的牛皮带一扎，显得很合体。他的军装口袋里插着一本书。

年轻的李师长回过头，发现小女看护紧紧盯着他。士兵们中有个传说，说是李师长打仗勇敢，但从来没挂过花，是因为李师长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假如士兵们在这一刹那看见李师长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他们会进一步相信李师长脑后确实有眼。

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唯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支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势，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重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附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啰唆？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忸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支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九点钟，卫兵小赵会送她回家。走下楼梯，经过李师长的会客厅时，我母亲总是被李师长邀请进去坐一会儿。李师长在这样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军大衣，下摆晃荡晃荡气派很大。我母亲这天晚上坐得长了些，因为李师长提到了鲁迅。两个人没谈几句就谈不下去了，话题便很自然地转到我母亲所受的教育上。我母亲把自己的家庭讲得极像一个家学底子厚实的乡镇文豪。

李师长边听边轻轻点头，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这样两个人就聊远了。聊到十点多，楼下传来粗声粗气的对骂，李师长才猛一醒，然后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见我母亲从沙发上起身，一副告辞姿态就说：“今天晚上他们下起棋来了。这一下还不知下到几点，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亲听懂了李师长的话。他的意思是，这一幢楼里的另外两套公寓住着他的两名下属，她要下楼，必须从他们门前经过。他们已经对他和她注意起来，常常对他不怀好意地笑。他不愿他们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们俩的关系。

我母亲笑笑说：“他们下棋怎么这样吵啊？”

李师长马上领悟到我母亲十分灵巧地已将他俩领出了一个难堪的话题。他也笑了，说：“吵算什么？这俩家伙上回为下棋差点儿开枪！”他看看我母亲又说：“你是不是害怕？我们都是些粗人。”

我母亲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年那个模样：她先让眼睫毛一点点绽开，然后是眼睛整个地怒放。假如说她一生中只有那么几次让荷尔蒙或内分泌左右，那个秋意绵绵的夜晚，她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体内那阵温暖的痉挛。

她说：“首长哪里是粗人。”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人。”

“岳飞也带兵打仗。”

“还知道谁？”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长考我呀？”

李师长这时起身，走到门口，关上门，一面对我母亲和他自己说：“真他妈闹人。”

然后他转身，胳膊抱在胸前，说：“小鬼真不简单啊。”

我母亲胆大包天地看着他。荷尔蒙能让任何人胆大包天，更别说我母亲这样本来就对男性怀有雄心大志的女子。她任荷尔蒙迸出猛烈的血流，任血流温度上涨，滚滚沸沸浑身乱窜。她的两颊失去了玉石的白净，让荷尔蒙迸压的血溅得绯红。

李师长胆子倒比我母亲小。他慢慢朝我母亲迈着王者的、占领军的步伐。他在故作轻松。

“小鬼，冷了吧？”

我母亲心想，看你敢不敢走到我身边来。

李师长动作潇洒地脱下毛料军大衣。

我母亲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认，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将温顺地接受他给她的一切。她刚才的张和现在的弛，她刚才的积极、主动和现在的消极、被动，她刚才的冲锋和现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师长这样一个对摩登开放和封建古雅两种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亲任他照料她，将她裹进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来没照料过别人的人，这点更让我母亲怦然心动，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手一挥就有人去冲锋陷阵、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亲认为一旦男人有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威风，他在女人心里才是个真丈夫、真汉子。其实我母亲对此缺乏实质性的认识。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将深橄榄绿的呢大衣，从我母亲的一个肩头兜到另一个肩头，军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师长沉甸甸的间接拥抱。我母亲被粗糙的呢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迸溅。

“你父亲是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的？”

“是的。”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治理淮河。”是为了我母亲。我母亲使李师长受了处罚。他的上级对抛弃原配妻子的军官们突然觉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个收拾李师长的上级艳福太浅，假如我母亲那天在医院碰到的是他，那么抛弃妻室天良沦丧的事就轮到他头上了。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亲一旦进入了一个部落，首选必定是酋长。

“治理淮河是怎么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准这是不是个情报要点。

“治理淮河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说，一定要治好淮河。”

“毛泽东和你父亲够交情吗？”

“没交情。”父亲和毛泽东的合影一共有三张。后来它们就是我父亲政治生活的三个盾牌。我母亲把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挂在父亲的办公室、她自己的办公室、她孩子们的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她那潜藏五百两黄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几栋大瓦房片瓦未损，继续包藏殷家的黄金悬疑。

“时间已经过了。”

“不会吧？”理查说。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过只过了两分钟。”

“抱歉，我还得上班。你要付我的房钱饭钱管我的饭，我陪你审到底绝不会有意见。我已经好几次迟到了。”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弯腰去系一只鞋上松了扣的鞋带。他马上追上一句：“最后一个提问。”

“问吧。”

“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当然信。他没办法。”

“你是说……”理查还没组织好他的脑筋，“他没办法有信仰的自由选择？”

“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的。我们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吗？”

“哦，当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实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和我们谈话。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是感到我干扰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对不起，因为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谢谢。”

我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脚。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国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单上，连福克纳都在内。女作家赛珍珠在你们这儿的档案，一共有二百多页，是她言论、行动的记录。”专业名词，那叫“搜集黑材料”。

“是三百多页。”

“你们当时的头儿胡佛还是她的最热衷读者之一。”

理查瞪着眼，目光蓝蓝的。他想，她这样冒出一句鬼话是什么操蛋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操蛋意思。

“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和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位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沁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数额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给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为预防暴风雪，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薄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 Baez或Carly 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突然发现一束钟情的目光？还是躺在暖洋洋的鸭绒被里昏昏入梦，在她无边无际的辽阔忘却中，藏纳着她对于这双皮靴的彻底忘却？……每一件来自旧货店的物品都如此地暧昧与丰富。劳拉却绝不会要这一份暧昧和丰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这份暧昧、丰富。谁都宁愿要三十块钱一双的尼龙棉靴，带厚厚的防滑胶底。再要个性、再不愿牺牲风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双优美婀娜的皮靴，而选择芸芸众生的尼龙棉靴。而我却没有选择。我拿不出三十块钱，只好忍痛优美婀娜下去。

我正要进入地铁入口，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晚上好，赏一个角子吧。”

我看看这个流浪汉，毫不减速地步下地铁阶梯。空气既温暖又肮脏，拐弯抹角处的尿被蒸发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流浪汉跟着我下楼梯，坚持要我赏他一个角子。空气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贡献。我声音和他一样平板，透着同他一样的大度、超脱、顽韧，告诉他我今晚也缺一个角子。我们这样扯着皮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么给我一下。我只能让让他了，掏出个十分币，摁在他粉红色的掌心上。

他说：“嗨，你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一个角子。”

我说我没有角子。我摊开两手，让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条了。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着眼，手指合拢在十分币上。他突然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买份晚餐。”

我说：“晚餐就免了吧。”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你应该说：‘谢谢晚餐。’”

“行。谢谢晚餐。”

“你要热狗还是要汉堡？”

“都行。”

“要我是你的话，就要热狗。因为可以在波兰香肠上加腌酸菜。这样的夜晚，烤热的波兰香肠加腌酸菜没治了。”

“没错，肯定没治了。”

流浪汉最受不了的或许不是吃不饱喝不足，而是他们终日终年的沉默。人们会赏他们一两个角子，但从来不赏个面子站下脚，听他们说句话。

热狗上可以加到四种配菜：葱末、腌辣椒末、番茄酱和芥末酱，不超过四种，不必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教育。

“好的。那就来四种吧。”

“你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请你客。”

从粗大的柱子后面突然闪出两个粗壮的警察。

一个警察对流浪汉说：“哈，你可让我今天没白过。”

另一个警察指着流浪汉问我：“他怎么你了？”

我说：“没怎么我，就是打算请我吃一个热狗。”

火车带着轻微地震进了站。我正要迈步上车，听见身后“咔嗒”一声金属砸击。回过头，见警察们已将流浪汉铐起来了，手铐的另一头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着警棍随时打算抡出去。我立刻从车里回到站台上。

我说：“他没怎样我，就是要给我买个热狗！”

警察们不理会我的说情，将流浪汉半提半拖，向出口处走去。流浪汉在两个大象般的警察手里干瘪稀松，成了个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真的没怎样我……”

“我们看见了他胡闹的全过程，”警察甲迈着大象般傲慢阔大的步子，“并且，他没买地铁铜币，从门上翻过来的。”

我继续跟着他们小跑，一面打听：“你们这是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呢？”

“押到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说。

流浪汉这时转过脸，两个大眼珠子在他污秽的脸上干净得如同两汪清水。他心情半点也没被损害，咧嘴朝我一乐。他觉得这晚上值了：竟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给尿憋急没事，地铁有不少拐弯抹角的方便地方；给话憋急了却只有一日日憋下去。这么深而广的孤独，偌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里有多少游魂般的流浪者，对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质疑或抒怀、诅咒或评点，永不停息生发着内心独白。

离得很远我就把钥匙准备好，找准开大门的那一把。这样屏声敛息、蹑手蹑脚地进出这房子或在这房内活动，我已非常习惯。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动作也极轻。我总是早早竖起耳朵来听：走廊没人了，厨房空出来了，我才尽量迅速而无声地穿过走廊，闪入厨房，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麦片，或烤片面包。我还是习惯喝热水，常常接一杯自来水放到微波炉去加温。我盯准计时器上跃过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声鸣笛之前将门拉开。一切声响都被我极端严密地控制着。房子不大，这样留心便使它有了独属于我的通道和空间。我和牧师太太已有很久没碰面，连房租、电话和水电以及煤气的费用，都以留言的方式过手。

我贼一样无声敏捷地进了大门，熄灭门厅里专门为我留的灯，然后溜进厨房。冰箱上有张便条，是牧师太太留给我的。她温雅和善地写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谢！十一月的房租请不必着急，因为我了解你的困难，更了解你的人品。顺便提醒，麦片粥里放一根香蕉，营养会好一些。另外，长途电话铃响到第五遍就要挂断。因为铃声空响六遍，电话公司就要收你费用。”

在她的留言旁边，另一块磁石钉着几张账单。我一个个电话号码找下去，发现一些号码被柠檬色的荧光笔勾了下来。每个无人接听却空响了六遍铃的电话，都是按一分钟通话计价。我数了数，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电话让电话公司敲了我一笔：共四块四角六分，相当我一小时工钱。一般情况下，我不拖欠电话费，因为我占据电话的时间长过牧师夫妇。

我从书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师太太为我演算的数目写了支票，心里惦记我银行账户的形势。开出这张支票，我账户的钱大概又将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曾有两次，牧师太太在留言中告诫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额，银行就会罚你的款。不知什么让牧师太太对我的慢性经济危机洞察得如此清楚。我并不常开空头支票，大概我仅有的几回透支让她一直为我捏把汗：这样惨重的信用损伤是不堪多发生的。她和牧师都不忍心眼睁睁看银行为此敲我竹杠。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那儿的信用能尽快复好如初。年轻的牧师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导我如何去维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我能做到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些陌生人的墙给我拆成什么样我顾不上，我只管在牧师夫妇的宅子里尽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经济纪录大致规矩的房客。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被这里长久地收留。

我听牧师太太松软暖和的脚步朝厨房这边来，便加快写支票的动作。

“嗨！”牧师太太出现在厨房门口。笑容将她的面颊向两边推开，直推到她竖起的软乎乎的白绒布浴袍领子上。她是我这些天来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适的人。

我也“嗨”了一声，说：“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她走进来，从大玻璃瓶里拿出几块她自己烘烤的饼干，一面对我说：“我倒宁愿你吵一点。你静得有时让人担心。”她斜靠着灶台边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只架在另一只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脸。

“是不是我每天回来得太晚？”

“不是的。有时我听见你出门、你进门心里比较踏实些。”她暖洋洋、软乎乎地一笑，“我的母亲就有这毛病——她不阻止我们做任何事，但她必须知道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听见我们进门、出门，听见我们在电话上和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所以我晚上听不见你回来，就只能睡着一半。别误会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闹一点；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个没话说的好房客。”

“谢谢。”

“真的，你不会误认为我为你瞎操心吧？”

她的确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着银行，守着电话公司，绝不让他们设圈套给我钻。我从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对面结清电话账这桩事是对她刚才的一番关怀的绝不领情，似乎在定义我和她的原则性关系。撕扯支票的声响撕裂了小厨房里的好气氛，使我和她都打了个哆嗦。我心里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失望透了。

“你在写支票给我？”她问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时走到桌边，坐下。

“是的，电话账。”我干巴巴地说。

“你看见我用笔勾画下来的号码了吗？我对着这些号码伤了半天脑筋——你干吗一口气连打几次电话到这个号码上，每次又只讲一分钟呢？她做了个苦思的姿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脑门上轻轻敲击，突然用力一弹，表示苦苦推敲终于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让电话铃响过了六次！”她把带着重大发现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静止着，要我看见它们的强调：“你看，电话公司专门请你吃亏！”

我说：“没错，专门请我吃亏。”

我顺势将支票推到她面前。她看一眼面额数字，大声说：“不对！”

我指给她看那些被柠檬黄色涂画的数字：“我把这些补交给你了。以后我懂了，电话响到第六声，就挂断……”

“响到第五声就挂，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牧师太太说：“美国有许多服务行当给你使绊子。你这样问也不问就付账的人，最中他们的意。四块多钱，确实没什么了不得，但注意——你一个人被他们敲诈四块六角，十万个人呢？一百万个人呢？像你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人肯定不止一百万个！他们都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地忙，上工、上学，一个月有一大堆账单要付，根本顾不上一笔笔的账来仔细过目，糊里糊涂就被坑走这一笔那一笔的钱，太不公道了：银行罚你的款，电话公司也占你便宜，你怎么吃得消？！”

我点点头。我是吃不消。

牧师太太向我使了个年轻可爱的眼色，说：“你有我呢——我才不答应那些人把你当个小可怜儿来欺负。今天下午，我决定和电话公司宣战！我打了个电话到‘消费者保护热线’，他们说一定饶不了电话公司。我先告诉你结果：电话公司不仅答应退还你这月的四块六，上个月和上上个月，他们一共从你这儿坑走了十块零五分，他们都答应退还！”她脸上出现了更年轻的神色：儿童得了奖状似的神采飞扬。

“真棒！”我说。我得到了如此年轻的保护，也年轻了许多，两个拳头在空中捅几下。这似乎是个很洋气的动作，但我一做就土到了家。不过我不能不做它，牧师太太等我这两下子等了一晚上，我做得何等洋泾浜她都不在乎。

她也同我一块儿捅捅拳头。同样的动作她一做就正宗了。这确实是个很洋气的动作。

她说：“以后我更要替你提防这些不老实的家伙。”她手指点着账单。她没见过我也会以肢体比画出开心来，因而她感到神圣而满足。

她拿出自制的苹果派和我分享。我们的欢庆一直延续到一点钟。躺到床上，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熟悉的响动——床垫和床帮碰撞出的欢乐节奏：一二、一二、一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

Ⅴ

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都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作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截。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做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钢镚儿，或抽谁一个大耳刮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刮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的主人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刮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刮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

理查那杯薄荷茶被举在半途上，我们这边的精彩使得他的手也忘了方向。

耻辱温吞吞地涌到我平静的面孔上，使我的脸有股奇特的肿胀感。我听见自己声音平直地说：“我不做了，老板，结账吧。”

老板没想到。他的手大发脾气弄出的后果使他所料不及。老板认为他对人判断一向准确：谁好惹谁难惹，谁该塞些小甜头而谁可以常给些亏吃，都从来没太超出他的把握。他这时对我眨巴着眼睛，脑筋尚未追上来。

我又说：“把工钱算给我吧。”

老板想，一般来说，好惹难惹都取决于对钱的急需程度。他看着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挺绝望地急需钱吗？

我迅速拿了衣服去洗手间换，让理查好好看戏。我穿着自己的牛仔裤、白色线衣走出来，老板却正在接待六个老太太。他叫住我，说：“来来来，她们要点菜，你英文好，你来……”

他想把事情就这样抹过去。

我弯下腰，拾起我十几磅重的书包。

老板又说：“你给她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推荐菜！”

他五十多岁的瘦小身体奇特地出现一种笑意，一种热烈、巴结、绝不接受回绝的笑意。他的背、肩、两个膝盖，他的皮肤，都参加到这个笑意里。只有他的手，仍是愤怒凶狠。

我看着这个十四岁就做了饭馆Busboy的男人。他骨子眼儿里就是优秀跑堂，严酷的纪律和赤裸的求生欲望使他把一切都处理得职业化、非个人化。只要我现在留下来，他情愿请我给他一耳刮子。突然被他炒了的两个人使他本来已大为吃紧，随便怎样他得留住我。他认为我一定会同他合作，把刚才的事抹过去，因为他知道我有着比他更赤裸的生存需求。

理查，你好好看着——

我心平气和地说：“老板，你欠我十小时的工钱。”

老板没料到我也可以很冷血的。他把六个老太太草草安顿下来，耷拉着垂死的眼皮，走回收银机前。

我正不紧不慢折叠着仿绸缎的制服。他说：“你要想好哟，你前门走，我后门就有人来顶哟。”

便衣福茨两根手指敲着桌面，我们这场戏现在趋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桌面给敲成了木鱼。

我说：“我今天从三点做到现在，零头的三十分钟，你不必给我算了。”

老板还想再说什么，他的手却已放弃对我的好言相劝，先于老板跟我反目了。手在收银机里大发雷霆，把金属钱币刨得稀哗乱响。

我跟着他走过去，在离收银机三步距离的地方站住。老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这个餐馆交通方便，离我学校近，他认为他是为我好，给个台阶要我抓紧时间下台。老板这样的人是蔑视自尊的，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只要自尊受了罪其他的罪就都可以免受了，所以一旦人可以蔑视自尊，随它去受罪了，此人便战无不胜。他现在磨磨蹭蹭，就是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把人生的利害、主次摆正确。他的手比他本人更不情愿付我工钱，于是比他本人更拖拉、磨蹭。他要做到仁至义尽，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恐怖，去慌乱。大冬天的，下面的工作去哪里找？市中心的中国餐馆很少，辞了这里我很可能会有一阵相当稳定的失业，他都替我绝望。他奇怪怎么会有如此不识大体的人，诸如我，为了自尊心不受罪而其他方方面面的罪都得受。在他看，和失业相比，什么都是舒服的。他把几张钞票阴沉沉地交给我。

我略为数一下，说：“你还欠我十三块。”

他猛一推收银机的抽屉，关上了它。他认为我错误地摆置利害、主次，是活该去外面受各种罪的。他算服了我了，对我彻底放弃。

“这样吧，”他说，“你明天来拿一趟。我这里现款不多，还留着找给顾客呢。”

老板的小小报复。他知道我会为十三块钱一点不偷懒地再跑一趟腿。他面孔上有一抹朱红色番茄酱。他就要为难为难我，我至少要再装几分钟孙子把那十三块钱从他手里求出来。万一我不装孙子求他，他也以十三块钱赢了我。这种挣扎混世的生命，给予其他生命相等严酷的挣扎混世的生态环境。

我笑了笑。

理查看得挺过瘾，手指为我们继续敲着桌面。

“老板，这样吧。”我听自己油嘴滑舌的腔调出来了，“我呢，也不要你付我十三块钱了，我把这点钱全拿出来，在你这儿吃顿饭得了。”

“你不是雇员了，没有百分之二十的折扣了。”

“没关系，不要折扣也够我吃了。”

他无法禁止我这么做。他还知道我们雇员无论怎样小党大团、狼狈为奸，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马上同盟。厨子会得到口信，知道我把老板好好给得罪了一番，他们会狠狠犒劳我，菜从质到量都会改善，我很可能把十三块吃成三十块。

我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心想我得找谁帮我一块儿吃。牧师夫妇都不在家，我改拨了里昂的号码。傍晚五点多在里昂那儿是上午十点的光景：他起床不久，正是两杯咖啡后神清气爽的时候。

我说：“你好吗，里昂？”

他说：“还凑合，你呢？”

“我呀？我想请个人吃晚饭。你要不要来？”

“吃什么……”

他把四周音乐的音量压了压。

“晚饭哪。”

他愣了一会儿，问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就想请你吃晚饭。”

“我晚上要排练。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缺乏蛋白质、铁、锌、维生素ABCDEFG。所以我想请你好好吃一顿。”我嬉皮笑脸，声音也有点色迷迷的，里昂觉得非常可疑。

便衣福茨那副典型的便衣目光盯着我打情骂俏的脊梁。我一个髋抵在柜台上，一个胳膊肘撑住台面，在他看便出来个不正经的歪斜。

“吃了饭你要不要去看我们排练。”

“要。”

“我们排到明天早上六点。”

“好啊。”

我感到一个笑容在里昂白净瘦削的脸上绽放开来。

“那我现在换身衣服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吧，别换衣服了！”

便衣看着我神采飞扬的背影。

我放下电话。我虽然失业和赤贫，但我少了一份扼制。“理查，你看见了吧，我可以多么轻松地放弃合作。要挟是需要合作的。”

我走到厨房后面，匆匆和我照面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亲热的眼色。厨房后面是个储藏室，我们每个员工都有一个小储物柜在那里。我从我的柜子里取出一双高跟皮鞋、一把折叠伞、一本字典。字典里夹着一张纸，上面抄了几十个有关食品的单词。那时候我还想做个好侍应生，争取有个好的职业面貌和端正的职业品德。我还把一些单词写在手腕内侧，恶狠狠背过一阵。

我把这几件东西装入一个塑料袋，走出储藏室。老板等在门口，脸上已抹去了一切熟识。我张开塑料袋，把内容翻给他看：我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他目光直截了当随我的手插入塑料袋，细致严苛地察看连我自己都不想要的物件。他丝毫不掩饰他对人人都有贼心这一点的坚定信仰。储藏室里有一堆清洁用品和几袋大米白面木耳。他这样防犯没什么不正确，据我所知这餐馆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住处用餐馆窃回的抹布。这些抹布用脏后再被带回餐馆，让一家跟餐馆有合同的韩国洗衣店收了去漂洗。

我把被他检查过的破烂一一放回塑料袋，再将袋口一系。然后我说：“你多保重啦，老板。”

他和我自己都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句。

“你也多保重啦！”他说。

“谢谢你关照——不是你，我还不知怎么养活自己呢。”话就这样冷不防地自己冒出来，“真的，谢谢你。”

刹那间老板要融化了，但他立刻控制了自己。敌对感使他强大，使他有力量去继续剔除我们身上残存的懒惰，去压榨我们体内潜藏的勤奋，去消灭我们内心尚未死绝的自尊。他需要这股冷冷的力量，这股以一服百、蛮不讲理的力量。不然他会融化，露出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平庸原形，有普通的恻隐之心，会对这个失业的孤单女子说，哪天你实在找不着工作，还回我这里，好歹这里饿不着你。瘦小的老板苦苦挣扎几十年，总算明白那类话的虚伪，不着边际。

我回到店堂时，顾客已多了起来。理查居然还坐在那儿。他把他的风衣拿起，放在膝上，拍拍腾出的座位。我绕过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一点不觉得我在窘他，抱着风衣风度翩翩跟我挪了过来。

“我对你和老板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十分抱歉。”他用英文说。

“是吗？”你杀人都不眨眼。

“忽然想起来了，你今晚有没有空？”

“是你个人问我，还是代表FBI？”

我表情还是不错的，不是完全的尖酸刻薄，有一点打情骂俏。

“我个人。你别紧张……”

“我当然紧张。”

他站在那里，等我请他入座。他以为他有希望得到这个邀请。

“对不起，”他戏谑地哈哈腰，“但愿不是我让你失去这份工作的。”

“你认为呢？”我看着他。

他耸耸肩，无辜也好，无赖也好。我把脸转开，去看窗外。我的表情和姿态都在邀请他开路。

“我不知道我会让你这么紧张。”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他又耸耸肩。我突然很讨厌这个美国式动作。我知道我得罪不起他，得罪他的后果远远大于得罪老板。但我想偶然得罪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特别痛快。谁都痛快得起，痛快就是不去看后果。里昂、海青和王阿花吃不起、穿不起、住不起，却痛快得起。

“你今晚有空吗？”FBI的探子又问。他自己邀请自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

“谁在问？你个人，还是联邦调查局？”

“我个人。”他说，“我个人认为你的经历非常有趣。你实际的经历比你讲给我听的要有趣。”他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类似好笑的笑容。

“你在暗示什么？”

“据我了解，你的经历比你告诉我的要精彩很多。”

我仍看着窗外。大街上的路灯已亮了，撒了工业盐的路面稀烂如泥，清晨的雪彻底浸透了黑色。然而在晴好的日子你看不出芝加哥原来藏着这样丰厚的污秽，能染黑一大场雪。正是下班时分，人们一大群一大群地拥出办公室大楼，拥到马路上，像刚刚从监狱放出来，急于忘掉身后，并尽快终止任何熟识的关系。

他们个个都有得罪不起的上司、同事、妻子或丈夫。他们是一群痛快不起的人。

“作为一个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争取讲实话。因为很可能会给你来一次测谎试验。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请你向测谎仪重复的。假如你现在的回答和你对测谎仪的回答有出入，或者，你坚持一种回答但测谎仪显示出你在撒谎，都会带来不利……你在听吗？”

“嗯。”

“你怎么想？”

“嗯？”

“你有什么想法？”

“——都会带来不利。如果我不在乎那个不利呢？”

“你会在乎的。”

“噢。”我点着我诚实的头。

“如果你不能让谎言一致，就别说谎。因为一般人谁也不能使谎言一致。”

理查如同动了真性情似的，目光中有不少焦虑。原来他认为他和我已有了点私交，特地跑来为我通个风。他的嘴唇形状很棒，阿书把嘴贴上去，肯定会是个饱满的吻。

“你在思考我的话吗？”

“嗯。”

阿书的乳房不大，却很圆润，有种抽象少女才有的形态，那形态使人误认为它们仅是在过渡期，仅是含苞待放，还欠好大一截成长和成熟；它们甚至像发育期的少女一样，是可塑的，被对方爱抚，随着对方的期望值去成形去圆满。理查的手搁在桌上，它们也不大，用去捏压阿书的乳房十分理想。我想象那触觉，天造地设的凹与凸，体内的血液涌起，在心灵最黑暗的地方开放出一朵礼花，然后又一朵，再一朵，一朵比一朵更大，把我黑暗的心灵深处照亮了一刻。焰火礼花后最黑暗处向我肉体扩散，缤纷的落英落在我肌肤表层，成了一身冷痱子。我不知这感觉是否属于色情。我觉出体内蠕动不止的欲望，是被刚才的想象惹出的。而那栩栩如生的想象，是这个英俊便衣引发的。

“你肯定觉得这样对待你很不公道吧？”

“嗯？”

“你在听我说吗？”

“当然不公道。”你知道吗——阿书的超短裙下面是条专为你换的小裤衩，翩翩起舞的蛛网一般的花边。

理查面色一本正经。

“你可以拒绝的。”他说。

“拒绝什么？”

“拒绝测谎试验。”

“噢。”

我在思考理查的话。窗外是傍晚六点的城市，看上去却夜色已深。成千上万的脚踏在泥泞的黑雪上发出“咕嚓咕嚓”的咀嚼声。人们暂时结束了监禁，走向车站、地铁站，或荒凉的停车场。他们钻入冻得僵死冰冷的车子，感到得尽快逃离……逃离什么呢？为什么逃离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尽快逃离。一辆辆车易怒而脆弱，神经质的绝望，到处是低声诅咒和竖起的中指。他们接踵驶出停车场。

“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晚有空吗？”

我把脸从悲壮的街景转回。

“如果你有空，我想，能不能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圣诞节前有不少好电影正在上映……”

“谢谢你。”FBI买电影票吗？

理查·福茨正打算阐述一个电影，但被我打断了。

“不过我今晚没空。”

他愣了一会儿。我把礼物先接过来，再扔回去，这个拒绝的动作漂亮许多。我看到一个有可能变成友情的影子从他面孔上闪过。“我今晚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音乐会。”

“哦。”他现在的样子蛮诚恳。他想看出我拉的这个托词牢不牢靠。“什么音乐会？”

“一个前卫歌剧。”

“几点钟？”

“十点。”里昂付不起排练室租金，往往要等一些摇滚酒吧腾出来之后，花较少的钱去使用。

“那还来得及先看场电影！”理查说。蓝蓝的目光中含有友情潜质的影子渐渐转到光线里，成了那种不知是真是假的美国式单纯。白痴一般的单纯。这单纯使他白痴似的认为，他与我除了审讯者和被审者的明了关系之外，还能有任何不伦不类的关系。他笑了。理查好看的笑是浪费。做个便衣，这样好看的笑容不是白白好看？

“我已经约了那位作曲家朋友一块儿吃晚饭了。”

理查持续那个美国男孩式明眸皓齿的笑。他笑我一招不灵又换一招。

他说：“我可以请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儿吃晚饭，然后一块儿去看电影，再去他的音乐会。”

“那我得征求他的意见。他原来只打算跟我单独约会的。”

理查的内心跑了个调。美国男孩的笑已消失，又是FBI便衣那种又酷又得体的笑了。这就是我要的。我不想受他身心内那个健朗、好看的美国男孩的勾引。我这人很容易受勾引。受我的审讯者勾引，事情会变得不三不四。

“那只好改期了。”他说，不甘心地慢慢起身。他在想，这是个什么朋友？他们的“单独约会”是什么意思？是恋爱还是即兴艳遇？会给我的侦察带来什么？……我看他脑子里的打字键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理查穿上风衣，戴上帽子。他穿风衣非常帅，有股戎马式的高雅。

“祝你有个好周末。”他打着官腔，彻底恢复成一个干练的便衣。

我说：“也祝你。”

理查走到门口，隔着转门的玻璃看见匆匆走来的里昂。里昂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外面一件破旧的摩托夹克，马尾辫刚刚梳过，不显得太与社会作对的样子。理查一看就知道我说的音乐家便是这一位。他从旋转门的另一边折回餐馆，见里昂正和我拥抱问候。

“我的手套是不是忘在这里了？”理查看看我，又看看里昂。

我忙对里昂说：“介绍一下，这是理查·福茨先生，这是我的朋友里昂。”

里昂微微点头一笑，只是为了帮我把一项礼貌做完整。理查伸出手，伸向里昂。两人都麻木不仁地讲了句“认识你真棒”之类的话。不知理查对我的介绍怎么想的，他和里昂的身份区别在于：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则不是。

“听说你是作曲家？”

里昂缩回手，看着这个穿风衣、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男人。他想，难怪我在介绍时没提他的身份，他的确身份含混，因为满马路都是风衣、西装、领带。

理查假装有兴趣地问几句有关歌剧的话，里昂不愿无礼，有问必答。理查心想，这个自认为文化精英、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子狂什么呢？这样的艺术瘪三芝加哥的夜晚到处都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那都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罢了。理查为我担心：你可别去跟他掺和，他比乞丐只高一个台阶。他还在想，她和这个艺术瘪三到底怎么回事？得承认，他瘪三归瘪三，气质还不坏。

我把菜单递给里昂说：“你可以点这个杏仁清炒虾，因为虾是今天刚运到的，不是冰库里放了一个月的。而且因为这是个清炒菜，厨房会用新鲜的油，不然他们会用炸过乌七八糟东西的油。”

理查忽然间问里昂：“你们俩认识不久吧？”

里昂说：“给我点个辣的玩意儿，随便什么玩意儿，越辣越好。”

我说：“这儿有个香辣鸡翅。”我把脸转向理查：“要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吗？”你知道我半点邀请你的意思都没有。

“不，谢谢。很羡慕你们，能常常去音乐会。”理查说，“你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

“不是。”你知道我们没那么高雅。“我们不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你要不要看看菜单？”你明白就好：我的确在撵你走。

便衣福茨像是突然想起一桩急事，果断地站起身：“我得先走一步了。”他转向里昂：“改天来欣赏你的歌剧。”

里昂无所谓地笑一下。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对他的音乐买账，他绝对无所谓。我看着他俩握手，心想里昂要问理查和我的关系，我该说什么。但里昂什么也不问。便衣福茨走了之后，他马上坐回去，端起菜单认真读着，似乎刚才是个陌生人向他问路。

我们要了两个菜，加上税和小费，共十六块九角。我拿出三块九角，在账单上写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币拿回，换成一元钞票，如果里昂问我付这点钱是什么名堂，我会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但他一个字也不问。出门后他淡淡道了声谢，告诉我他已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离他的排练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沿街某家灯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乐，是慢摇滚，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觉打击乐在人的内脏深处震荡。我们走过它的门口，正好有人刚进去，我看见里面满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够呛吧？”里昂忽然问我。

“天是够冷的。”我红着鼻子对他笑笑。

“给你。”他塞给我两只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带一丝潮意的温热所包裹。里昂单薄的体温这样直接进入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个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料胶带。胶带在寒冷中变得极硬；我无意中以它去撩头发，感到它像刀锋一样在我脸上刮过。

“这是王阿花干的。”他说。

我怔了怔：“什么？”

“用胶带补手套。”他说，“王阿花用胶带补牛仔裤，补所有的东西。”

我看一眼里昂。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要补：该补些营养，该补些暖和……

他又说：“我当时说，肯定补不牢的。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我感觉到他脸上细腻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离开他，投奔海青之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自觉付费”停车场。里昂的车停在里面。一辆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发动它铺天盖地的轰鸣如同“攻克柏林”。车里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边座位上，见面前小平台上有个小镜子。我拿起镜子，又想，我这是干什么？赶紧把它搁回去。这个动作让里昂看见了。

“你在想我这个车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镜子是王阿花的，”他说，“车上不少东西都是她的，一直想凑到一块儿给她送去，一直也没送。”

他没说什么原因“一直没送”。他非常会避开事情重要的地方。车驶出停车场，出口左侧有个竖着的木箱，高度恰抵车窗，上面有个横开的小口子，比邮箱上的投递口小几倍。按说该往里面扔两块钱。里昂根本对收款箱没有知觉。他对许多规范生活环节都没有知觉。车发出坦克的声响，在出口处凶狠地低吼，随时要冲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着劲，眉心被两条浓重的眉毛挤窄了。他不断扭头看着马路上过往的车，他脸上的表情像说这些驾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们惹他反感和蔑视：这个庞大而愚蠢的中产阶级，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等着他们，值当这样行色匆匆似的；他们无非是赶路回家，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无糖冰果冻。他的车猫在那里，终于瞅准一个空当，里昂一踏油门，就潜入了车流。

开了五分钟，里昂转过脸问道：“你想去哪里？”

我想他两年前就这样温和地迁就王阿花。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来打算今晚做什么？”他又问。

“你呢？”

“我？”他微笑起来，“我没有计划赴宴。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请我吃晚饭。”

“我的计划也打乱了，因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会请你吃晚饭。”

“没关系。”

“什么？”我的头离开了车座枕垫。

“你是不是很怕失业？”他眼睛用力盯着路口的红绿灯。他连盯红绿灯也会这样专注。里昂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专注表情或许是个相貌平平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

他把车驶过路口，这期间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注意力。

“我当然知道。”他说，“我过去常常失业。我做过起码二十家餐馆。一看就知道你给炒了鱿鱼。我是过来人，所以要你知道没什么可怕的。”

车里暖气充足，我又把脑袋靠回去。

“我来的时候路上就想，你一定给炒了鱿鱼。一听你电话上的口气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报复的？”

什么报复？我不懂他干吗用这字眼。但似乎这字眼用得颇恰当，准确地戳在某个痛处。

“别发愁，这种工作一天可以找十个。这种糟蹋生命的工作，它也叫工作？它只能算个糊口的事由。”里昂不紧不慢地说。

车渐渐加速，但能感到它上气不接下气。开了十分钟，里昂把它停在湖滨大道边上。他跳下车，绕到车后，从后排座里拎出一个塑料油桶。他掀开车前盖，车和他一块儿呼出白色雾气。我钻出车门，问他用不用我帮忙。他告诉我谁也帮不上忙，车太老了，开动一会儿，就得给它添些机油。剧烈的寒冷冻得人眼珠酸痛。我凑着凛冽的路灯光去看里昂，发现他独自在笑，仔细一看，那并不是笑容，是吃力地顶住寒冷而龇牙咧嘴。西伯利亚的坚韧生命雪狐和狼，都会生发这种类似笑容的龇牙咧嘴。大路上一群群车低啸着奔过，奔往某处去捕食。里昂的话我基本听不见。我大喊着问他：“你刚才说了什么？”

他大声地重复：“我说我一般不用车上的暖气，一用它更是毛病百出，不然这辆车一般不闹什么别扭。”

我出声地笑起来，想向他揭露一个事实——这哪里还是什么车？早就是一堆废铁了。但我又想到自己连一堆废铁也没有。

里昂回头看看我，也笑起来。他明白我笑什么。在这样的酷寒里最好保持麻木的面部表情，因为笑是疼痛的，笑把被寒冷冻固的表情硬撕扯开来。

他大声说：“你回到车里去吧。”

我说：“到车里做什么？”

他又说：“你是不是笑我开一堆废铁不容易？”

我说：“是不是不容易？”

他说：“有一次早晨起来，发现车没了。后来在废车处理场找到了它。我现在把它停在我公寓附近，每天晚上都得在后车窗上打出个招牌，上面写：这并不是废铁。”

我说：“你编笑话！”

他让我替他扶着用硬纸壳卷成的漏斗，他朝里细细地灌机油。他不解释他究竟编没编笑话，表情又变得极端专注。

他说：“不过我宁愿开废铁。”

我等了一会儿，发现他没有意愿解释他为什么有如此坚定的“宁愿”。完整的句子该是：我宁愿驾驶废铁，也不愿做理查·福茨那种中产阶级的中坚分子；或者，也不愿去干你原先那份糊口事由。他光荣受穷，穷得自豪，穷得高贵，穷出了这样雅致清秀的风度。整个物质阶级在温暖舒适而枯索无趣的TOYOTA、HONDA、BMW里面，从我们身边呼啸着错过去。我们的另一侧是密歇根湖，冰冻三尺，它银灰的冷流不断参加到由天而降的隆冬里。我想问问是否发生过冻死艺术瘪三的事件。又一想，我目前正辛辛苦苦缴着学费，挣着学分，熬着三年寒窗，争取一毕业就去做个艺术瘪三。我最好不要对艺术瘪三有不恭敬的态度。

我说：“里昂，你现在还爱王阿花吗？”

他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

我们的语词在清冽至极的冬天夜晚形成一团团白色气体，好久不散。

回到车内，我牙关咬得发疼。里昂仔细地一下一下踩油门；扳手动挡，用心听车的反应。老福特哮喘着活过来，沙哑而颤颤巍巍，又驮起了我们。里昂侧过头朝我看一眼，意思是：这老家伙帮的忙还是基本大于它惹的麻烦。或者，他的意思是：你看，我和这老东西相互虐待惯了，它最后总是弄不过我的。

老福特渐渐恢复了气力，刚加到满速，一辆警车跟上来。很快就听见警车喊话，叫我们立刻停车。

“他们叫我们停车！”我提醒里昂。

“我知道。”

“你这样跟他们赛跑，肯定跑不过他们……”

“我知道。”

“那你怎么不停啊？”

“不能停。”

“你会惹急他们的！”

“我知道。”他说着打了个左拐，离开了车的激流，拐进一条住宅区的窄街。“这不能停车。”他温吞吞地说。

“为什么？”我问。

“王阿花一般在我逃警察的时候都帮我。我绝对不能落到警察手里。”

“你反正得落到他们手里。”

他巨大的老福特在这些小街上跑得相当不错，自个认得路似的。老福特一看就是逃警察的老油条。里昂除了专注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说：“我口袋里有一点大麻，万一他们搜我身，准把我弄到拘留所去。”

“你怎么会有大麻？”

“一个朋友送我的礼物。”他秀气文弱地笑一下，“他以为王阿花还跟我在一块儿，一半是送她的。我晚上排练一般要抽几口大麻。”他口气十分家常，坚定地信赖自己的品德和操行。

“那你把大麻从窗口扔出去。”我说，“你给我，我来扔。”

“我发神经啊？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根本买不到质地这么纯的大麻了。”

“让警察逮住，你人财两空。”我说。

我拿起王阿花的小镜子，看警车上的红蓝灯闪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警察哇啦哇啦地叫喊，不用心你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在哇啦些什么。

里昂又来到个十字路口，迎面也出现了一辆如临大敌的警车。里昂一打右舵，转到一条“不准右拐弯”的路上。两边浓黑的柏树给人温柔的假象，似乎隆冬在这里暂时休止，一切冷硬的棱角和线条都虚去了。

肥笨的警车迟疑了一刹那，跟了上来。我以为在好莱坞电影里演烂了的这个警追匪的镜头对于我永远会不切题，我永远是腻烦、鄙薄、侧目而视的一个看热闹者。而我竟会成为这场热闹本身，这大大超出我的意料。因为我变成了这场热闹的一部分，我便不再腻烦、鄙薄地侧目而视，我觉得这事还是挺新鲜、挺扣人心弦的。尤其是伴随着这个不断使自己的过错升级、从过失升级为犯罪的里昂。

老福特突然停在路边，里昂对我一摆下巴：下车。他拉开车门，下了车，我在完全没有自觉意识的情形下复制了跟他不差分毫的机敏和快捷。我所有的知觉只够感觉里昂紧攥着我的手。他手心的冰冷从一层羊皮手套的那一边传到我手心上。

我不久发现和里昂已在一家咖啡馆里。昏暗的灯光使每个桌上的人都成了密谋者。我和他侧着身体穿过桌腿和人腿。朦胧中感觉所有的人都对里昂不陌生，给予他知情者的会心微笑或会意一瞥。空气中有股廉价的菜汤气味，比我们餐馆的汤更廉价。奶油蚌肉汤，或者蔬菜通心粉鸡汤，不然就是豌豆汤。廉价到这程度，气味就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刚才的疾跑。我和里昂窜得贼快，如同一对手拉手的兔子。寒冷就在那段飞跑中被我们摆脱了，连同警察们。

里昂看看我，苍白的脸上有了浅红的微笑。“嘿，行啊你。”

我笑笑。“那车怎么办？”我问。

“现在它正落在警察手里。他们正在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有四年前买的车保险。噢，还有一打罚单。起码有一打。”

“他们接着会对你怎样？”

里昂耸耸肩。他把这个美国式动作做得非常忧郁、非常低调，因而有一点优美在其中。这个动作原是可以被人做得天差地别。就像芭蕾，每人都把一套规范动作做成自己的版本。里昂就那样轻轻一耸肩，把一帮子凶猛庞大的芝加哥警察得罪了。这个耸肩的动作之所以有一点优美是因为它很配里昂。

“他们会把老福特拖走吗？”

“很可能。假如他们算算费用，认为还合算的话，就会叫辆拖车来把它拖走。我反正不会去交罚款。所有罚单加在一块儿，比车值的钱多好几倍。”

我想着熊头熊脑的警察们围着缴获来的老福特打转，看看它的深灰色身躯处处疮疤，靠近车轮的地方，铁皮锈得血肉模糊，溃烂失形。他们为它居然能挪动感到惊讶，为能驾着它在他们眼皮下飞窜的里昂感到佩服。他们最终抄走了车号和某张罚款上的地址和一切有关里昂的资料，心里完全明白里昂是最痛快得起的那类人；里昂惹得起所有人，包括有着大明星声望的芝加哥警察。

这时我发现我的手仍在里昂手里。两个手温度都很高。我觉得手和手握在一块儿可以是没什么含义的，这个国家的男人女人不加细究地接吻、拥抱，因为没有含义而毫无负担。如果我现在猛一抽手（或轻轻一抽手）含义就来了：我和他都会对手拉手这个无邪的动作追究，会觉得必须为这个动作命名，为此动作对我们自己做个交代。

里昂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幅画。我见他睫毛挺着锋芒，朝向这幅没什么道理的画。他这样看它，我便有硬要去看它的道理了。半分钟之后我突然看出，它是王阿花的作品。一些色块，一些笔触，然后一朵玲珑剔透的殷蓝的鸢尾花和一只香槟酒杯，上端碎裂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根细弱的杯颈和脆薄至极的杯座。

这样，我们手拉手这桩事便更没了道理，对于我们自己更是无从交代了。

一个侍应生过来对里昂说：“王阿花和海青昨天晚上来过。”

里昂朝这个讲标准芝加哥英语的亚洲小伙子看一眼。他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这样淡，表示：“我听见了。我知道了。”

侍应生又说：“两个人？”他看见里昂拉着我的手。

里昂的左手从右胸的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我们一会儿就走。那里面有大麻。”

侍应生把我们领到一张小桌边。这桌可以安置四个人，已有两人在下围棋，棋盘上的沙场正是难解难分。俩人正在你死我活，因此对他们不合理侵占的空间表现出绝对的无辜。

我和里昂试图在他们余下的有限空间坐下来。里昂问我会不会下中国围棋。我说我哪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里昂不去听我话里的不赞同，只告诉我他和王阿花就在下围棋的时候认识的。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但他面孔上明明没任何意思。他将我的手搁在他膝头上，他自己的手按在上面。我的手在皮手套和他手掌的覆盖下开始出汗。他的眼睛看着棋盘。侍应生端来两杯加冰块的白水和四十块钱钞票，里昂一概不理会，眼睛和全副精神都在那盘棋上。

“里昂，你和王阿花谁赢谁？”我问他。

他说：“嗯？”

他转过脸，看着我。我本想把话再重复一遍，可又一想，还是拉倒。

他看着我，等待我再问他一遍。

我笑笑。

他慢慢转回视线，又去看围棋。他当然听见了我的提问，但他认为我那样装作没事、装作不想刨根问底、装作对他和王阿花毫无女性的天然妒忌是愚蠢的。他转过脸说“嗯？”是给我机会把话问得聪明些。然后我便感觉他的手心有了些轻微的动作，似乎用着一股内向的力量，一股不想让我和他自己察觉的力量，抚摸我的手。因为他的动作是内向的，于是也就不完全具体，我和他的手之间相隔的皮手套因而便是不存在的，回答直接进入了我的询问。因此我和他之间相隔的皮肤、血液、躯体，也不再存在；我和他之间相隔的两个下棋者，以及一整个盛着上百号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之间，竟有如此的捷径去相遇和相识。他似乎感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动不动。他手心的动作更微妙，而我想要的回答全在里面了。我作为一个女性灵肉所追问的一切，他作为一具男性灵肉都一一做了解答。我不知我问的都是些什么，但他的回答无一不准确。这个过程如同两个导体的沟通，最内在最精确的沟通，不需要借助任何物质形态的线路或渠道，不必去物质世界先兜个圈子，绕趟冤枉的弯路。

原来什么都在其中了：为此动作命名，为此向自己做交代，全在其中，而“其中”，便是完整的一大片省略。或者：忽略。

我不必再去看他的脸，去寻找他眼中的回答。他的脸和眼睛都是要让我兜圈子，走入歧途的。

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渴望突然爆发，又立刻被他满足了。紧接着又是更强烈的一股渴望，他再次给予了满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不就是两只手的活动吗？他持续给我的回答和我持续生发的渴求使我感到这经验奇异得可怖。我不是个毫无男女经验的女人啊……

我开始领会“沉溺”是什么意思。王阿花感到“沉溺”的威胁，而走向海青。王阿花是晓得厉害了。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清俊的亚洲男性，他抿着嘴唇和她下了大半夜的棋。他离开时她的手便被他牵住，她把自己所有的方向都交给了他。他把她牵进他的车内，那时老福特还没有彻头彻尾地苍老。那是个夏天的夜晚，一定是夏天。二十出头的王阿花只有十六岁的小脸蛋和十五岁的不谙亲吻的嘴唇。王阿花以十四岁女孩的动作，又笨拙又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他们的一个亲吻延续了六七个月。他们不像所有美国适龄男女那样瞎挥霍。一个吻的滋味可以无尽。里昂和王阿花肯定在六七个月之后才把吻全面完成，才迈出下一步。冬天的王阿花还是每周三次和里昂下围棋。他们的肉体在你包围我、我包围你的黑白棋子中渐渐预备就绪。裹在放羊娃大皮袄里的王阿花肯定是缓缓地抬起头，看着里昂。里昂放下最后一颗棋子，喝干杯子里最后一口白开水。他牵着她的手走出去，在走往停车场时，她的每一步都是一步小小的溜冰。里昂在启动极难启动的老福特时专注至极，跟我在今晚目睹他亡命时一样专注。俩人灵和肉的相融持续进展。他们偶尔讲一句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谈话，跟正在进展的事毫无关系。比如里昂问：“冷吗？”王阿花回答：“还好。”或者里昂说：“六个月前你下棋赢我的次数比现在低百分之二十。”王阿花说：“不对，现在我至少和你输赢各半。”他们说归说，毫不影响事情的进展。王阿花头一次感觉到下腹的抽搐——又深又内在又温存地来了一次抽搐。一些她从未意识到的肌肉运动起来，也是循着同样的内在、深奥、温存的律动。她觉得原来“不可扼制”是真有其事。她也第一次感到扼制“不可扼制”是难以言喻的美味。事情露出了最初的形状：肩、胸、腹部和小腹下的朦胧。王阿花和里昂摸黑认识着对方的肉体，那场爱抚从冬天延续到春天。初夏的一个夜晚，王阿花穿着白色T恤衫和蓝色牛仔背带裤，裤腿是一圈毛边，双膝还好，还没有太千篇一律地掏两个洞，而是磨薄了百分之七十，剩了些白色的纬线，如同神经一般牵住创口。她染了头发，染成了最深的李子那种紫黑色。她的小脸蛋白得如同一片阿司匹林，一边吊一只红色的玻璃耳坠，晃来晃去成了两大颗永不凝固的血珠。里昂眼里，王阿花不再作为他的女朋友存在了；她这天晚上开始作为他的理想存在。她跟另一个棋手下棋，静得如同坐在那里死去了，只有两个大血珠耳环活蹦乱跳地晃，晃得里昂脸色惨白。他眼里的王阿花可爱得命也没了。他不动声色，看王阿花在棋盘上战斗，竟然一反常态地指出了她的一步潜在的好棋。他说：“这样走，苏珊娜。”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瞪着里昂——难道这小子突然忘了这里棋族的门规？里昂站起身便走了出去。跟一只犯了群规的雁，不等着雁伴儿们来轰它走便自己知趣消失掉。他在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王阿花才出来，白衣白脸，一牙新月似的轻轻把手伸给他去牵。他们第一次来到里昂的住处。那夜，他们的事情正式结束了长长的优美序曲。

我看着里昂的侧影，专注得睫毛如同暴风雨前的草尖。我的手在他下面稍稍一动，他便迎合上来，让我们都换了个姿势。他物质的生命专注在棋盘上，他其余的生命专注于我。似乎这专注从我见到他不久就开始了。无论多少事插进来，都没有打断这专注。

我这样设想下面的谈话——我说：“里昂，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位未婚夫，我们很相爱，他为了我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我是说，失业；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美国国务院有规定，美国外交官跟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发生正式罗曼史，就必须主动向安全部门交代……”

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干，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喋喋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强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迸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杀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他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的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至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家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词语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意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会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

Ⅵ

来到学校，系办公室的门尚未开。我坐在地毯上，背靠着墙。地毯上有许多被烟头灼出的小圆洞眼，有胶姆糖被揭去留下的污痕，还有可乐或茶或咖啡洒在上面的斑渍。大家比赛，看谁最不把成规放在眼里，看谁破坏起来最酷、最帅。他们中趣味高的将成为里昂，趣味低的将成为那位朗诵性高潮的绿衣女诗人。他们或许会出来王阿花这样的例外，情调颓废却非常优美。他们中或许也会有彻悟者，突然看透这样的愤世嫉俗实质上也形成了另一套世俗，这样他们会浪子回头，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成熟为安德烈。我却不知我将会成为谁。

我坐在地上，等待办公室开门。我一直惦记着那两封推荐信。等我发现自己变成侧卧时，已是三小时之后了。我能在嘈杂声中，在川流不息的脚步激流里踏踏实实睡三小时觉，这事实让我大受惊吓。事实是我已经进入了流氓无产者的角色。里昂的艺术瘪三生活方式已经开始感染我。是这样吗？否则我怎么如此不顾我的中国式体面，睡在文学写作系最繁华的大街上？

翰尼格见了我就打着哈哈说：“睡得很好吧？”一生一世，这大概是他空前绝后的一次机会看一个中国女人睡觉。

我面皮一老，笑眯眯说：“很好啊。”

翰尼格说：“行，进步够快的。”

我说：“什么？”

他说：“你刚到我班上上课的时候，自觉意识太高了，高得整个班都受罪。我想，这么个嗲嗲的东方小女子在我班上做什么？这么乖这么嗲，肯定跑错门了。肯定是楼下‘娱乐管理系’主修会计的！那天你穿着雪白的绒线衣、雪白的球鞋、浅蓝的牛仔裤，我想，你是我教书三十六年里碰到的最干净的一个学生！”

我看看自己：我还是白绒线衣、白球鞋。

翰尼格接着说：“那时候你很好玩，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你没注意到，每次你念作品的时候，全班人都不敢出大气，生怕把你这朵蒲公英不当心吹散了。我当时想，上课前得先喝两杯酒，不然你那生疼的自我意识弄得我也自我意识起来了。”

我问他有没有喝两杯酒再读我的“推荐信”。他说他用不着读，挥挥笔签了名就得了。他说着话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苹果，很敷衍地请我吃，我一说“不吃”他马上“咔嚓”一口咬上去。然后他把两只四季不穿袜子的脚架到办公桌上。他的脚跟他人一样五短，我想能买到这样五短的皮鞋真不易。他鞋底上两块价码签还没撕掉，上面标着“＄69.99”。非常中产阶级的价位。阿书和我的鞋没有超过五块钱的。

翰尼格教授喜欢用些怪诞的语句，说我的功课“有点盖帽”，我的某篇神秘小说习作“几乎了不起”。他把词的极端级别前面加上个折中的修饰，让你怀疑他或许不愿对他的褒奖负责任，你要是误把这些话当成真的鼓励，误上文学创作的贼船，你可得自己负责。他非常慷慨地给你赞美，但你绝对不可以忽略他赞美词前面的折中。他就是要你明白他对你的艺术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他这番乐观却一文不值。你要漏听了他诚恳的折中意思，自我膨胀到了真的干起了文学这行当，酿成的悲剧你可只能自己收场。

翰尼格教授背着光坐着，两个鞋底正面朝着我。他每咬一口苹果，逆着光线我可以看见他牙齿在果肉上溅起的细小水珠。翰尼格教授不吃荤腥，大致靠水果、生菜过活。他这样素净的饮食已吃了十来年，把身体的污染控制到最低点。但他却抽着一个大烟斗，常常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里，急急忙忙上到楼顶平台，在那里一烟锅接一烟锅，回肠荡气地抽上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次上他的课，课间大家都在餐饮室吃够喝够，混到身上仅剩几个钢镚儿才回教室也不会迟到。

我对他毫不负责的称赞满口说着“谢谢”。

我突然说：“你认为我下学期的奖学金怎么样？”

他没料到我会突如其来地务实，两个鞋底在我眼前停止了无端的抖动，使我看见＄69.99旁边的减价印痕，红色的墨写上去的。在芝加哥烂污的雪里行走，这些痕迹保持着清晰是怎么回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翰尼格教授远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他在雪地里穿的是双旧皮靴，进了办公室才换上新鞋。他给人袜子也顾不得穿的马虎随便的形象不完全真实，他其实是个充满细节的仔细男人。因而他马马虎虎地夸奖你更不能当真，那做出来的马虎比真马虎更可怕。我一句实质性的发问就使他陷入了僵局。他存心放慢咀嚼动作，想在拖长的咀嚼过程中想出招儿来对付我。

我说：“你能到系主任那里帮我说句好话吗？”

他咽下苹果，拿起餐纸，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他说：“我可以试试。”

“我觉得我这学期成绩突出，文字的发表量也该算大的。不是吗？”我说。

“当然当然。不过，在学院刊物上发表，并不是太了不得的事。”他说。

“得承认并没有太多人能在学院刊物上连续发表两篇小说。”我笑眯眯地说。声音并不强劲，有一点暧昧的弦外之音。翰尼格教授和我一同出去吃过一次午餐。那是三个月前了。午餐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参加一次文学聚会。他为自己的殷勤打着哈哈开脱，说一个我这样的遥远国度来的外宾可以使那场聚会去掉些省份气、本地气，增加些国际性。我忘了我胡诌了些什么托词，只记得从那以后翰尼格不再把我的作品当好的典范到课堂上去读了。

他马上听懂我语音中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我很可能在挑逗。那种撒娇发嗲的东方女人被动的进攻方式，他感觉新鲜极了。我看见希望如何在这个五十岁的光棍心里蹦着火星。他掩饰地将餐纸搓成个纸团，向纸篓一掷。希望使他如此无力，纸团在我和他之间便折断了抛物线，轻飘飘坠落在屋子正中央。我发现自己手指捏起那微潮的餐巾纸，直起身，走到那纸篓边上，投进去。

他咕哝一声：“谢谢。”

我回头对他笑一下。我的脸忽然变得很重，笑容推不动它似的。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殷勤动作做得很经济，用不着起身，弯腰，拾起纸团，再走到纸篓跟前。我舍近求远，就是给很少得到女性体贴的五短光棍足够时间，欣赏品味这份很东方的体贴。献媚变成体贴，令授者与受者双方都舒服。我没有时间检省自己：我难道在献媚？我难道要勾引这个五短的翰尼格？就为一份奖学金？……我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成败在此一举，九千块的奖学金将决定我的生死存亡。我是系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再拖延毕业时间，我会在这里做“学生奶奶”。我的同学把一个四十岁的旁听生叫作“学生奶奶”。一次来了个转学的新生，问起教授的名字，大家便指着“学生奶奶”的背影告诉他：她是最棒的教授，海伦·拉地教授。新生马屁哄哄地上去，大叫一声：“拉地教授！”引起一片对年老这生命现象的嫌恶大笑。另外几个由于一直未能完成论文的博士生也自己取笑自己，说他们在系里变色，先变得焦黄，再变成灰白。最终将变成海伦·拉地。

我受够了挣学费，受够了偷书，也受够了拖延房租水电费，甚至受够了安德烈每月按时寄到的五百元支票。

翰尼格教授说：“我会尽力的。”

他这句话有了责任的分量。

我说：“你上次的朗读会成功极了。”

“噢，谢谢。你去了？”

“我没地方坐，只能坐在窗台上。你没看见我？”

“奇怪，我怎么会没看见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那么醒目。”

“那是你就要完成的小说？”

“嗯。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我觉得非常棒。”我想，能做到像翰尼格那样胡乱吹捧，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听他朗读了五分钟就翻窗子溜掉了。里昂那类人不去为感觉命名，乍一看翰尼格也属于这个群类。但区别在于有还是没有那份感觉。五十岁的翰尼格不知是不是真不知道自己压根没有感觉。他平时马里马虎，即兴而潇洒，其实懂得新鞋不能去雪污里乱踏，懂得盯准一双中意的鞋，耐心等待着大减价。他有那么平实质朴的一颗心灵，却偏偏把一些非感觉的词汇拼凑硬叫作感觉。这对一个理性而正常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

“你真认为非常棒？”

“非常棒。”

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微一笑。有这么一种笑法，把面孔端成朝下的角度，让眼睛猛一聚光，再让这凝聚起的目光顶开眉毛额头低垂造成的压迫，笑容如同被释放出笼一样扑出去。

我想这可不是我在对你笑，翰尼格教授，是我母亲投入在我肉体灵魂中的那部分在笑。我的母亲潜藏在我体内，左右我在这个生存关键时刻的举止和表情。我妈把一个小包袱闯大上海的那个少女埋伏在我生命中，现在我是她操纵的一具玩偶，她借我的一张脸向翰尼格教授发出美妙青春的一笑。这个笑容发生得如此突然，我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要赤手空拳闯芝加哥，抢夺九千块奖学金的绝不是我，是我母亲。是我母亲的眼睛透过我，看着这位长着一头褐色绵羊卷绒的美国武大郎。是我母亲的审美观在这一刻突然支配了我，突然让我看清翰尼格长得并不难看：五官还是可取的，尤其那个莎什卡翘鼻子。翰尼格的鼻子非常顽皮，它让他整套五官都生动不少，成了一张很好玩的面孔。

我母亲此刻牵制着我的四肢和腰肢，使我走出一种我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步态，去翰尼格的书架上拿了两个杯子，再走到他桌边拿起他的矿泉水瓶子，倒一杯水先给他，再倒一杯水给我自己，顺手拿起一张餐纸，拭净桌上的水渍。其实并没有什么水渍。这整套动作都是我母亲附在我身上干的，因为我从来干不出既娴雅又麻利，既阴柔又果断的事。原来母亲早在我出世前，早在我还没到她腹内去投胎时已把一个贤淑、会关爱人并会表演关爱的女人的因子埋伏到了我生命中。是她，而绝对不是我在对翰尼格教授献殷勤。这个目标明确、心计多端的小女子让一套再家常不过的动作翩翩起舞，让伺候男人这桩事变成了精致的演出。

翰尼格有些吃不消了。因为这东方女人的细微体贴是美国男女之间不常见的。这个单薄的东方女人不是用肉欲的身姿，用母猫思春的眼神，雌豹一样向他一步一步逼近；她是以细细琐琐一些关怀体恤，非直接地使他感到一些性的讯息，使他也非直接地有了一种性的振奋。我母亲在此时对我暗使一个眼色：把稳了，拿捏住。女人在这个阶段可以办成许多事，千万把稳速度，拿捏住他的希望。

我母亲通过我给翰尼格打分：形象60分，智力70分，学识90分，总分还不算低吧？

我母亲在我心里对我悄语：你要给他感觉你是个好女人，得到你的全部将难如上青天。你做的这些体贴温存的小活儿，其实在识货的男人眼里更性感，是深深的内向的一种性感。在这个处处讲性感的混账地方，怎么办呢？只能以更聪明的方式去性感，去击败那些张牙舞爪、以血盆大口的吻为方式的低级性感。

我看出翰尼格褐色的眼珠里，希望的蓓蕾一点点在开放。

他和我讲起他曾经有过的一个女邻居，也有我这样的皮肤。

我想说：你TMD怎么已经想到皮肉上去了？但我母亲在我心里及时喝住我：闭嘴。

我接茬说：“是吗？她是亚洲人？”

“是美国兵和菲律宾女人生的混血儿。”

“那一定很漂亮！”我想美国兵全世界地扩充兵力，在各色女人子宫里驻扎下小美国兵。花费二十年收容韩国小美国兵的文学女泰斗赛珍珠活到今天还有事干，还忙不过来。

“她不像你这样苗条。”他说。主题越来越明显。

我心想我哪里苗条，我是瘦骨嶙峋。一个既打工又读书，既想活下去又想弄文学，既要里子又要面子，既要尊严又要奖学金的女人，就只能瘦骨嶙峋下去。

“你和她有过一段？”我拿酒吧里的腔调问他。

“没有！”他羞得脸也红了。“她是个十三点，每回出去参加晚会，就来敲我的门——她住我对过——让我给她拉裙子背上的拉链。她每条裙子的拉链都不好使，因为她买衣服总是买小了一号。她所有连衣裙上的拉链长得不近情理，她的后背全部都露在外面！”

我笑起来。

翰尼格说：“我怀疑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是不是就开着拉链去参加晚会。”

我越发笑得收拾不住。

翰尼格心想，原来她也有这种不高雅的胃口，作为这类闲扯的对象。原来她不像课堂上那么含蓄怕羞，某个同学写篇粗野的小说，从头到尾的“Fuck”，她每听一个“Fuck”就像冷不防听见一声炮仗：眼皮猛一眨，肩膀猛一抖。她原来也可以配合别人的粗俗，配合得很好嘛。

我说：“那的确是个十三点。”

他说：“所以我知道她的皮肤什么样。”

我故作欲语又止，让他明白我没有吐出口的话是什么。他用五短的食指点戳着我，也让我明白他明白了我没说的是哪句话。我们似乎一下子熟到了这个程度，连对方心里闪过的不雅念头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没说的那句话他清清楚楚听成为：你跟她至少“百日恩”过。

我妈把她自己延伸到我生命里，她延伸的那部分让我身不由己，笑着她的笑容，拿出她的姿态，让我比我自己娇憨可爱。因而我脸上再现了她对李师长的一颦一笑，我身躯复制了她十八岁时的一举手一投足。十八岁的她把阵局布得极稳，她说：“那他们俩下棋会下到几点呢？”

李师长说：“鬼知道。有时候到下半夜。”

我母亲说：“那要命了！”

李师长说：“你回家还有事情？”

“我倒没关系，不是耽误首长休息嘛。”

“我常常读书也要读到下半夜的。”

我母亲知道李师长心里有多乱。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是头一回为个女人心乱。

我母亲说：“横竖是走不了，不如师长考考我功课吧。”

李师长吃惊地问：“我考你功课？”他的意思是，我能考你功课还会请你来这里吗？要不是有这么个抄写讲稿、文件的由头，我们有什么借口常相会呢？而且相会在今晚突然发生事变，已成了幽会，因为楼下两个小子把我们围困在这里，封锁了我们的进路或退路。他们真下棋也好，假装下棋也好，现在我们陷入重围，局势很吃紧啊。

我母亲假装看不出李师长既舍不得立刻送她走，也恐怕挽留她时间越长，他越没法交代。她装得对李师长毫无想法，斜起脸看着他说：“师长考我鲁迅吧。”

李师长听着哪条巷子里有馄饨担子的梆子声，心想真的是不早了。他无心无绪地问她最喜欢鲁迅的哪篇作品。我母亲本想把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评论学舌一遍，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学识显摆得恰到好处，再冒点尖，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很可能会不喜欢。其实大部分男人都不喜欢太逞能的女人。女人最好拿书本学问来做修养，修饰一番气质，陶冶陶冶性情，但绝不拿它来做实事，更不能拿出来压男人一头。大男人是小女人树立起来的，女人只有本分地使自己“小”，男人才“大”得起来，男女间才有太平，才有秩序，才阴是阴阳是阳。李师长这样的男人，天生要做大男人的，你要“大”过他，乾坤便是颠倒了。因而我母亲说：“我读了几本，都是半懂半不懂，所以才请教师长啊。”

李师长心里说：能读下来就不简单。鲁迅再大个秀才，碰到我这个兵，什么都讲不清。他的书再深，对我等于一本识字课本，还是不称职的识字课本。李师长当然没告诉我母亲实情：他用鲁迅来默生词，练造句。因为它里面的词对于他几乎个个都生。

我母亲裹在李师长的呢子大衣里，在它沉甸甸的怀抱里显得嫩极了。李师长知道如此下去，越来越不是回事情。他越是觉得她年轻美丽，一好百好，事情便越是不妙。他心里恨恨地想：老子什么鬼门关没过过，今天老子还真过不去这美人关？

我想李师长肯定不知道这种又疼又痒又舒服又受罪的感觉叫爱情。他一个行武出身的人头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舍得碰她，又不舍得不碰她，要真去碰她，他是否碰得不得法。这样一个乖巧漂亮的小东西，他肠子都在疼她。

但我想我母亲当时知道要十分小心，讨得欢心容易，保持这份欢心却不易。她和李师长没有任何接近的理由，他明天万一给指派到哪里去打仗，什么都会断掉。要想建树起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眷恋，她的功夫还要下得大些。我现在明白，我母亲真是无师自通，做女人的才华是罕见的。这样的女性才华发挥得最佳，便成了伊娃·贝隆、嘎拉·达理、杰奎琳·肯尼迪。稍次些的，便是南希·里根、薇拉·耶勃可夫、戴安娜王妃。这都是赤手空拳，仅依靠自己做女人做出的成绩，赢得了女人所要的整片天下。如伊丽莎白·泰勒、麦当娜之类，就不算极品了。她们还得靠姿色和演技亲自南征北战。而我母亲起码有着跟伊娃·贝隆相当的认识水平，出征去征服一些伟大的野心勃勃的男性，不靠身外的一技之长，甚至连姿色都不那么要紧，她们凭的就是一点：她们是女人。她时刻不忘怀这一点，不断完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做足功夫，使这一点的每一滴资源都得到彻底的开发利用，一本万利地获取。大手笔的女人不是去学男人们的本事，同男人们抢饭碗，最后把男人们弄得半失业而只得向她们言和投诚。最棒的女人是伺候着男人们去征战，而夺下的江山归她们守。尽管我妈妈当时太年轻，这些认识尚未升华到理性，她毕竟已有了敏锐至极的本能，那种做杰奎琳的原材料，在她身心中早已是条丰富的矿脉。她明白对男人来说，女人不能俗不可耐，也不能雅不可耐，如果她真把刘先生的鲁迅评说背下来，再背给李师长听，他会对那个雅不可耐的女人不求甚解地赞美一会儿，后来发现对她的海阔天空失去了做大男人的良好感觉。那么好吧，把她留给比她更海阔天空、能在她面前找得到良好感觉的男人吧。因此我母亲在越洋电话里只问我是否有追求者，是否不止一个追求者，是否把追求者们都摆得平。她从来不问我学校里的事，首先她知道我这方面向来不用她操心，其次她认为学业事业对女人来说都是业余活动，是暂时的过渡，女人永久性的专业，是做女人。好好做女人，再点缀些学识，佩戴上学位，最终才能找到个优秀男人来帮你实现这份功业——一个专业的、纯粹的女人。全世界仰慕杰奎琳不因为她演艺卓著或才貌双全，而是因为她未被任何职业污染，未被任何才华异化，而把女人做到了最高级别，做到了最佳境界，做成了女人中的女人。

我母亲在李师长心里引起的柔肠寸断，便是她那“女人中的女人”的信念和素养。信念与素养浮到我母亲十八岁的身姿、肌肤上，渗透她周围的气氛。因而我认为最美丽的女人不是她自身，而是她营造的美丽氛围。美丽的气氛才能感染他人，纳他人于内。

李师长十二点钟送我母亲下楼时，脚步毫不放轻。他忽然变得谈笑风生。我母亲马上同他配合起来，发出明媚的笑声。她想李师长一定是做好了打算，跟她的事怎样去进展。她在钻进吉普车之前同他握手。李师长在她头顶拍了一下说：“小丫头，仗还在往前打呢。”

很会听人话中话的我母亲，这句话却没听懂。她说：“师长还要上前线？”

李师长笑笑，问：“你怕不怕打仗？”

我母亲两只清亮的眼睛看着李师长。这时已不是李师长在握她的手，而是她将自己的手留在李师长手里。她眼睛越来越清亮，李师长一看，坏了，已经让他英雄气短的少女竟眼泪汪汪起来。她声音都哑了，跟大病中似的。她说：“我怕你去打仗。”

李师长头一次听她称他“你”。他嘴唇紧了一下，然后拉开车门。我母亲见李师长犹豫一秒钟，竟跟着上了车，坐在她身边。司机听他简短地吩咐一句，便把车开动起来。

车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李师长正襟危坐，目视前方，我母亲也不去靠椅背。

车开到我母亲的那条弄堂口停下来。李师长目送我母亲下车，对她的道谢略略一笑，挥挥手。我母亲又去向司机道谢。她是个滴水不漏，方方面面都周全的女人。李师长这时突然开口了。他说：“打仗是好事哦。”

母亲知道他心里和她的对话始终没断。但他出来这么一句话，让她相当意外。我猜我母亲毕竟对农夫出身的李师长不熟悉，若换了刘先生，什么都不会超出她的预期太远。

我母亲在过后的几小时一直在想李师长的话。她在窄小的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到早班电车“咣啷咣啷”地响着，车灯从我母亲斗室的天花板上扫射过去，才把她心中一个结论照亮：李师长不会去前方打仗了，他的前途突然出现了一个转折。她已经从她为李师长抄写的文稿中，从司机和卫兵那里，得知李师长仗打得多么好，多么是块帅才，多么英雄逢时。但她没法知道什么造成了李师长的转折，而转折究竟是否对他有利。要紧的是，是否对她有利。

接下去的几天，吉普车又来过，却只是送来一些请她抄写的文件。又过几天，文件也没了。我母亲便坐了电车，又坐人力车，花了三四个钟头，才把方向摸索正确。因为每次车接车送，总是从楼下到楼下，她甚至连那座三层洋房在哪条马路哪条弄堂都没弄清楚。等她终于找到李师长住处时，天都暗了，并下起雨来。

我能想象我母亲当时的狼狈模样。她完全不像去寻刘先生那回，精心装扮，稳扎稳打，美丽青春加魅力，从从容容端在心里，只等刘先生毫无防备地一露头，她那大把美丽大把魅力冷不防朝他发射。刘先生当然立刻给打蒙。而这时她却小脸发青，淋湿的头发从太阳穴往下滴水。身上的旗袍和袜子都不够干净挺括，挨雨一淋便有几分穷气了。我感觉中那是件黑色带小红花朵的旗袍，该是年轻娘姨到小菜场去穿的。

警卫站在岗哨上，说：“这里是军队驻地，不准任何市民进去。”我母亲口气还是蛮大的，她说她是李师长的客人进这里都是车接车送。警卫那张青年庄稼汉的黑脸木呆呆的，眼睛看着我母亲身后一根电线杆说：“那你就让车接你进去吧。”我母亲气得要哭出来，说：“你去告诉你们李师长，叫他派车开三步远来接我！”警卫说：“你不要跟我胡搅蛮缠，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李师长。”

我母亲这才明白，李师长的出现和不出现都是她无法控制，也是她无从追究的。她和他接近，是他允许的；他不允许，所有的接近都会立刻中断。曾经那些接近积累的熟识，那各自心里有数的缱绻之情，都会随这个中断而不作数。她一个小包袱闯进大上海，路从来都是通的，她却闯不进这个荒芜的院墙。孤单单闯荡了几年的我年轻的母亲，第一次感到自己原来是多么孤单。

她湿淋淋的像只小野猫，调转头慢慢离开那座洋房。它是黄褐色的，原色该是乳黄的，墙根生着碧绿的青苔，墙上贴了一张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标语的红纸被太阳和雨水漂白了。它在我母亲眼里是一座城堡，可能比那还宏伟坚固，是座宫殿。女性都是向往胜利者的，我母亲在这方面尤其典型。或许从修养到性格再到人品，李师长都不及刘先生，而刘先生不是从几个大战场驰骋过来的胜利者。我不知刘先生在失去我母亲时是否意识到这残酷的天条：女人眼中的胜利者总是英武骁勇的，总是最雄性、最可依附的。

我母亲回过头向三楼望一眼，真的像在膜拜了。她原本只是无意地一回头，一抬眼，却一站站了很久。等她感觉到雨水已打到骨缝里，她才收回目光和颈子，打算离去。这时却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叫她的正是曾经在医院见过的那个小卫兵。他青光头皮，两个赤脚一路溅起水花从楼里跑出来，边跑边喊她，一手拎一只黑布鞋。

我母亲跟着两手拎鞋的小和尚头卫兵进了楼门。小和尚头告诉她上三楼去，师长正在等她去帮着起草一份报告。她上着潮湿气味浓郁的楼梯，心脏在里面撞着一层薄薄的胸腔，非要撞出来似的。

李师长见了她就说：“热水洗把脸吧。”

他叫卫兵打来热水，拿了一条崭新的毛巾，又叫他去拿一套干净衣服来。我母亲在浴室里洗完脸，又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她发现李师长给她换的是一套家织白布的衬衫和军裤。衬衫是细针细线缝的，是个从来没见过西式衬衫的人想当然地在一件农夫小褂上安装了袖子、翻领、胸袋。胸袋上还用红线绣了李师长的名字和一颗五角星。我母亲用很宽的牛皮带凑合束紧裤子，衬衫大得如一顶小帐篷。

她走出浴室时，李师长说：“你这样穿也怪好看。”

我母亲说：“要不是太大，恐怕蛮好看的。”

李师长说：“像我们队伍上的女小鬼。”

“那我能不能到你们队伍上来呢？”

“你想来？”

“嗯。”

李师长不吱声了，起身脸对窗子点了一支烟。他刚才就从窗子看见她怎样被挡驾，怎样灰溜溜调头离去，又怎样回头眼巴巴看着这扇窗。他和她脸对脸相峙了好几分钟，只不过她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对着窗外说：“你怎么站在雨地里傻挨淋呢？”

我母亲一声不吭。她看李师长端起茶杯，凑到嘴边，发现杯里是空的。她提起茶壶，走过去。茶杯和茶壶都是粗大的物什，我母亲却把茶倒得细声细气。她把茶端起，递给李师长。那种默契，像俩人前生百般恩爱过。

我一直怀疑李师长这时还是否坚持不碰我母亲。她纤巧地捏着杯把，李师长是连同她那双手一块儿接过去的。那时李师长那么绝望，活到这时才明白女人真正能给的甜头该是什么滋味，却刚一品尝，就要他戒掉它。我有道理推测这个场面：他顺势把她的手握住，茶杯不知怎样就被搁下了。他把她顺势拖进他怀里，感到她娇滴滴的曲线即将化在他手掌里。

我母亲吃惊地看见李师长鬓角有三四根白发。她绝对没记错：他不曾有一根白发。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同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当今的男女牺牲了太多极棒的感觉。

李师长声音苍老地说：“坐吧，我有话和你谈。”

我母亲看着握着生杀大权的男人仍是面朝窗外站着。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张气味老旧的沙发上。她总是坐在这个位置，今天头一次发现它的弹簧顶出坐垫儿，如同竹园里梗出地面的竹鞭。她一点催促他的意思也没有。

他说：“我看你是个不错的小鬼，我有个下级人很好，就是你在医院见过的马团长。他是胶东人，个头大大的那个，记得吧？”

李师长此刻已转过脸来，但我母亲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窗外雨停了，晚照黄黄的，因此李师长的表情完全在黑暗的影子里。

我母亲平静地看着她两脚前面的地板。地板上深红的漆已斑驳。她摇了摇头，表示她不记得这么个马团长。

李师长说：“马团长很快要提拔，恐怕我这一师人，就是他来带了。”

我母亲问：“那你呢？”

“我要走了。”

“南下打仗去？”

“军队的事情，多半是秘密。”

“还是去剿匪？”

李师长打断她的思路：“这些事你不要问。”

我母亲像那种顶懂事的孩子：受了委屈，却一点都不想让大人们察觉她在全力忍受。而大人看见的，就是她克制力之下的冲天委屈。

“马团长是个好人，家里也没人了，都让鬼子杀光了。原先有老婆儿子，现在他就单身一人。”

我母亲点点头。她已经明白她穿在身上的这件衬衫出自谁的手。李师长夫人的手艺。

李师长闷声的长叹给我母亲注意到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马团长打个电话，明天是星期天，你跟他来我这里见见面，坐一会儿。”

我母亲一声不吱，一动不动。

“你要愿意，可以参加队伍，做个文书，说不定会派你做个宣传干事。”

“我参加了解放军，是不是还能见到师长呢？”

“见不到了。”

我母亲猛地向他转过脸。她这时的脸全在光亮里，白得半透明。湿漉漉的头发环绕这个小脸蛋，让李师长五脏都疼她。她的模样这时要搁在我身上，摆在翰尼格教授眼前，一定把奖学金弄到手了。

“这没办法呀，小丫头。”

我母亲就让李师长看，他怎么把她伤成这样，让她心碎成一串接一串的泪珠子，噼啪噼啪往地板上砸。一会儿，地板上就聚了一小池泪。

李师长哪里吃得消这个？他快步走进浴室，拿了那条新毛巾。他把毛巾递到我母亲手里，一面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母亲的泪越擦越多。她有个奇特的本事，哭的时候鼻头不会红，因而掉泪绝不影响她的美观。

李师长走过去插上门闩。又走过去，反剪双手，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地叉得很开。

“小丫头，你知道，大军一进上海，就开始整肃军纪。我不能只整肃下面，自己作风上不清不楚。我有老婆孩子，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我是老共产党员了。你说我能咋办？”

我母亲点点头，完全是个打掉牙往肚里咽的乖孩子。

李师长又说：“名义上是调任，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就是处罚我。有那么几个人就是眼红，我一颗枪子儿没挨过，打一仗升一级。还有上海小姐送上门……”

我母亲觉得这话实在粗得可以，相当王八腔的。但她这个当口儿上也顾不上挑粗拣细了。

她说：“你为我受处罚了？”

李师长冷笑一声：“表面上还升迁了呢。派我去淮北，领导治淮，副省长级别。”

我母亲一听“副省长”，心里一亮。

她说：“那我跟你去。”

轮到李师长不吱声了。他想，未尝不可——我没犯王法呢就按犯王法论处了，不如就犯犯这王法。反正老子已经折了兵，夫人赔不赔进去，全在我。

李师长顶恨戏文里的陈世美，他这时候突然觉得陈世美有陈世美的三分道理。

他很快把我母亲送回家了，他需要一个人头脑清醒地好好想一想，做陈世美值不值，要做的话，如何去做。他对他媳妇没有任何记忆，但她最后跟在他马后面追赶他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上一下一下地剜着。当然剜得深剜得狠的，还是我母亲静悄悄流泪的小样儿。

我感觉泪水迟迟疑疑地淌在我的面颊上。肯定不是我的泪水，肯定是我母亲在我体内的延续使眼泪勉强凑够了分量，在我说到“离乡背井”时流下来。我一直在对翰尼格教授讲我如何揭不开锅，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打工资格，只能在中国餐馆受剥削遭压迫。我甚至眼下连受剥削都受不成了，那份菲薄的薪水和一餐免费晚餐都已被剥夺。下面就只有饥寒交迫，喝芝加哥最充足的西北风。

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着这样一份赤贫。他这才明白，美国最穷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学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点最低纪律，蛮可以混成一条不错的寄生虫；他们不那么酷爱流浪和自由，在哪里有个稍稳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领一笔稳定的救济金。就是说，那个非要请我吃晚餐的流浪汉不是拿我开心，他真请得起我吃顿汉堡或热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笔救济金，乞讨来的钱是第三产业。翰尼格告诉我，知道我这样的生活状况他又悲又愤，因为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个有关美国社会福利的报道，有一家五代的单身母亲，全是在十五岁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国家提供他们三层楼的宅子，共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全部救济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着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税不要买任何保险，比我这样一个教了几十年书的教授工资高一倍——我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纳税！我们纳的税有一部分就给了这样的“贫困阶级”了！

他端起我为他倒的矿泉水，牛饮一阵，这才想起他怎么跑了题。他该对我流泪这个局面做点什么才对。

他拿了张不太干净的餐巾纸，走到我面前，递给我。跟李师长递毛巾给我母亲的动作基本相仿。

我接过餐巾纸，心想它不够干净可别把我眼睛擦发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转到我侧面，屈下身，搂了搂我的肩膀。

这个动作是不必和他计较的，美国男人看见女人流泪，一般都是先递面巾纸，然后上来搂抱一番，同时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我等着他结束这套成规的安慰动作。

他却埋下脸，嘴唇在我头发上触碰一下。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一点反应也没有。碰碰头发，我如果能得到奖学金，也问题不大。他却把手移到我脸颊上来了。我想，看来九千块钱奖学金不会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双想往我脖子去的手。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却以为我这双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从沙发上拎起来，然后揣进他的五短胸怀。这油可揩得大了点。

我不伤和气地挣了挣。翰尼格还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实，便放开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岁的脸羞臊得通红。我的估计没错，他身上还是有美国中西部农民的质朴。

我母亲这时在我心里嘀咕一句：别把事弄得太僵。她通过我对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还嫌我不够惨？

翰尼格教授良心还是无可指摘的。他越发羞愧，低声说：“我只是想安慰你……对不起，我忘了你是个东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个晚辈，想给你些安慰和鼓励。千万别误会我。”

他果真不那么难看。

我说：“我不是责怪您的意思……我该向您道歉，今天有点失控。真的，请您原谅。”

他抬起又长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满真诚的感激，或许是感恩。每个教授都签署过一纸文件：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对学生有性骚扰嫌疑的动作，不讲有同样嫌疑的话。他在我这儿揩的这点油要真落在一个厉害角色手里，说不定会让他失去教书资格，至少也会让他给她一学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讹诈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远比“A”实质。我得要那九千块。

他说：“系主任那里，你放心。”

有他这句话，我放心了。他会把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夸大地向系主任汇报，反正系主任不会瞎耽误工夫去找那两篇玩意儿来读的。系主任别人不信,翰尼格的话还有点作用。系主任那张严峻凛然的面孔会出现一种厌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审学生奖学金资格时，都会有这样的笑容出现。他是系里出版书籍最多的人，认为这个系里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几块料也没有作家必备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着把一部作品严谨、精致地从头写到尾。他却对我吃不准。有次系主任来我们班上听课，正碰上一个同学在读我的书信体小说。他一举手，翰尼格叫那同学停下来。系主任问那同学：“这是你写的？”回答说不是，是他代我读，因为我一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即席写作，英文发音就变得很差劲。系主任请那同学继续读。读完后他问全体学生：“有没有让你们谁打瞌睡？”同学们说：“没有。”系主任说：“为什么没有呢？”没人答得上来。系主任说：“因为她不写陈词滥调。她不写陈词滥调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同学说：“因为她还没学会陈词滥调——她不是美国人。”系主任说：“有一点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写作很当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当真。这所艺术学院给不了你们任何人天赋，但拿教授当真的人，至少能从教授那里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桩事讲完而不会把别人屎都烦出来。”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请信和我的成绩单摆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亲自起草、精心修改的两页纸的推荐信展开，搁在那张黑色的大办公桌上。系主任读着，一面听翰尼格讲述我即将喝西北风的经济绝境，那个厌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来，满头残存的银发间隙中，露出赤裸的头颅，表层有点湿意。震惊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终是美国的公众良知的象征，对贫苦阶级和第三世界有着丰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审讯，书稿被查抄。因而当他听说就在他的系里，竟存在着一个我这样的赤贫阶级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转椅转向窗外。他受到震惊往往就这样，“噌”地一拧身子，让皮转椅载他去看芝加哥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众生。在系主任七十岁的视野中，在他愤世嫉俗的心情里（就像他刚听到一个有关我的贫穷生活感到的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变得满目疮痍；尤其正对着他窗口的一座世纪初的建筑，它背面荒凉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后——那是永远不打算示人的一个剖层。系主任在这时会蹙起浓眉，他的长眉须微妙地抽搐，他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转椅再转回来，一般他转回来时心情会好一些，他毕竟还有一点权力对窗外千疮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类做点什么，他至少可以消减他系里这份赤贫。然后他抽出老式派克笔，在我的奖学金申请表上签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怀至少可以在我这里具体化。这时他见翰尼格脸上出现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个写侦探小说写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临终前将一笔不大的遗产捐到这个系来，他在遗嘱里阐明他的钱只由这个系自己支配，接济天分不坏的贫穷学生。系主任庆幸系里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顽韧，怎样也没让钱落到学校的魔爪里。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权威来救助我这样的人。

我在听见翰尼格说“你放心”时，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画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办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亲走出李师长的居处，心里有种惨烈的美感。

我母亲名字叫恬菁。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亲几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国着陆时，来洛杉矶机场接我的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几岁，长着女性的细皮嫩肉，眼镜是三十年代的式样，金丝框架。头发黑黑的背向脑后，也是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发式。我当然知道他头发的颜色是假的，他长相年轻有一部分也归结到他的眼镜上，那种极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围的皱纹。

这是个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亲的人。他是和我父亲暗中较量过好一阵的刘先生。刘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唯一叫我母亲菁妹的人。我设想母亲的细皮嫩肉再加上刘先生的细皮嫩肉，出来的我不知会什么样。说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么半实半虚的一具人体，很可能就不会有我了。没有我可能会让今天许多人失望，会让牧师夫妇有一份施舍心而无处去施舍，会让FBI缺乏一点事干，会让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点儿空虚。

刘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里，花园修得整齐，游泳池里一片枯树叶也没有。刘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间腾得更大更空。倒时差的当夜我在凌晨醒来，以我母亲的目光打量这原本该盛着她的豪宅。我完全没有了白天和刘先生在一块儿的局促，放手放脚地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喝。冰箱是不锈钢面的，有种富人低调的朴素。它大得足够刘先生去开一个肉铺子。我从里面找到一盒未启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来挖下一大块，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几条。然后我端着盘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电视打开。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发里。我得为母亲享受享受，为我母亲把这么好的冰淇淋吃够本。

然后我发现地上摆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搁着一个鸡尾酒浅漏斗形的杯子，里面只剩了个酒底。这些相片簿的深处，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我年轻的母亲。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刘先生反剪双手在我母亲住的那条弄堂里踱步。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弄堂。弄堂两边每个窗子都开了条缝，看那辆解放军的车里钻出始终讨他们欢喜的少女。少女虽然讲话带江北口音，但气韵却是寄宿女校好学生的。她似乎张张口便会出来一句英文或法文。他们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他们从她房东的老妈子那里听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们弄不清是哪个“恬”哪个“菁”，但几次有人见她从自己亭子间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总是一件白布围单，腰间打褶子，肩上背两根带荷叶边背带那种洋娃娃穿的围单。她的胸前绣了个红十字和蓝色的姓名“殷恬菁”。蓝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阳光里，楼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围单晾在一根竹竿上的有一个口罩、一顶白色小帽、一双白帆布鞋、一双白细纱长筒袜。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这个蓝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卫生。解放军吉普车如同解放这条小弄堂一样，轰轰烈烈从一户户小门前开过。

在窗子里的人们就说：“解放军车子停了！解放军车子停了！”过两秒钟，便又说：“殷恬菁下车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们在窗子后面应该能清清楚楚看见背着手站在路灯下的刘先生。他给吉普车让路，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眯起，躲避着刺眼的灯光。但弄堂两侧的窗内，没一个人看见刘先生的。一旦人们认为谁不重要，可以从注意力中模糊掉，那个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刘先生那样被模糊掉了。刘先生蛮大一个人竟被融解在人们广漠辽阔的无知觉里。

他在人们把侦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时，从西服裤袋里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佝下身来擦拭吉普车轮溅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从稍低的位置抬脸来看少女在司机替她拉开车门后轻盈地下车，动作流畅地顺手一揣旗袍的前摆，顺着这动势直起身向司机道了谢，再顺着同一股惯性向已转身向车的另一侧绕去的司机扬了扬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颊上的短发。刘先生手捏着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里：她这一连串动作是流淌的波纹，中间没有一丝断裂，一个好动而动作雅致的青春躯体，她这时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让刘先生险些发出呻吟。

他看见她身上裹了件军用雨衣，尺码过分大，看起来她像是穿了一顶军用帐篷。假如刘先生知道邻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会认为这略带恶意的称呼很形象。她的确有了种曾经没有的气势，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级许多的气势。刘先生找不出适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英气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里当然产生不出我这样的诠释：一个女仗男势的女子的气韵。我在脑子里给母亲下结论时，从来不给她留情面。

她开始在她那个勾针织出的镂花小包里摸索钥匙。小包里的东西太杂太碎：一个小粉盒，一管口红，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织了一小截的银灰毛线衣，一个记英文单词的小本，用四个钢子弹壳做成的小笙（是李师长送她玩儿的），还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这还多，但我不能一一数出来。她的手在里面翻来抄去，把七零八碎兜底抄起好几次，却找不着那把铜钥匙。

刘先生其实已经全都明白了，已经不必再去向她面对面讨实情，她才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谎、在误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较真儿：你为什么不干脆告诉我，你不想见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权的掌权人物？你为什么推三推四，害得我什么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无法决定？但她会清亮地看着你，眨动着无辜的睫毛，最多说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来想等她一进去就默默走开，从此走开。我一见刘先生就发现他是那种碰到争夺，或给谁伤了心就会默默走开的那种男人。是爱情悲剧中一个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开、走开。那背影上写着他一生一世的窝囊情债而他自我感觉相当凄美。他就是《白夜》里把心捧给娜斯金卡去碎的窝囊废。不过直到21世纪初，我们文学的多产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做这种窝囊废在舞文弄墨的男人们中挺时尚。一般是他们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现实中去弄碎别人的心，去搅和别人的恋爱，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无缝的婚姻。我无法知道刘先生是否搅过别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绝不会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闹得不知多少夫妻间鸡飞狗跳。

刘先生叫了声“菁妹”。

殷恬菁回过头。刘先生原来也融解在她广漠的无知觉中。他走到她面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铜钥匙。她曾为他配了这把钥匙，怕他在外面等她受冷或受热。他们疏远后他便再也没有用过这把钥匙，即便来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样按门铃。他刚才见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里找钥匙，心想，不如借这机会把钥匙还她吧。趁这样的机会俩人都会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惊喜地说：“哎呀，你几时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她毫不露痕迹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钥匙，一点感伤的时间都不给他。她说：“我刚才还想，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没淋到雨吧？”

“喏，我有伞。”

“要不要上来吃杯茶？”

“不要了。我还要回去理东西。”

她没有问“理什么东西”之类的废话。刘先生心里又是一阵温热的遗憾：要是娶了这个姑娘，一生中要少说多少废话。她知道理东西便意味着他决意要走了，要凄美悲怆地做个忧郁骑士远走天涯了。

她说：“真不要上来吗？”

他说：“不了。”

他笑一下，心里又高贵又窝囊。他特别当心，不让一句话脱口而出。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爱你。像他这种才华平平的男人，真心话跟台词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说：“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点的大马路，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她跟他轧着最后一段马路，他满心秋雨地想。

她问：“船票订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还有段时间。”

他想，有段时间还够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还是够你再伤我几天心？……

他说：“我的电唱机留给你了。回头我叫司机开车给你送来。”

她没有接话。

他又说：“还有不少书，不晓得你需不需要。”

她说：“别说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见了似的。”

他心里说：“可不是不见了嘛。”

他口上说：“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么多书的话，先放在魏小姐那里。”

她点点头。原来他不带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说：“其他东西，不知你还需要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她的军用雨衣“哗啦哗啦”，走一步响一步。

“我只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后可能用得着的，都留下来。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浪漫，最后几句话就讲这些俗事俗物。

她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缺。”

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物质恐慌了那么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是疯了一样抢购东西。一个人要是想买双过冬的靴子，他必须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记，冬天来了货如果他不及时去商店，那双靴子就是别人的了。粮食更是缺得厉害。我是怕你吃苦头。”

她一阵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稳，在大上海没慌过没感到心里无底过，说到底，是因为大上海存在这个刘先生。

她说：“你出国样样要从头来，要比我难，东西能变卖的，就卖掉，多折些钱，胆子不是壮些？”

他也一阵想哭。她这样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达理，他此生不会再碰到了。

“菁妹，你还是同我一起去美国吧。”

他完全不懂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老实话来。他老实是他毫不遮掩，他深深的恳求。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待在这里呢……你的英文程度已经相当好了，去了美国可以……”他停下来，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这样绝望很没面子，大概给她看成死皮赖脸了。

其实刘先生读错了殷恬菁的表情。我母亲告诉我，她一听说刘先生是去美国，对他几乎旧情复发。她和他一同看过那么多好莱坞电影，她心里一直向往那个充满俊男靓女和财富的国度。她所在的英文夜校，每一个女孩都为美国梦想而忍受枯燥的学舌，不然她们不去搓麻将逛马路而在教室里一熬三小时图的是什么？

我母亲对我说：“想想看，我图的是什么……就是那天夜晚刘先生告诉我他要去美国，而不是去香港，我才一下明白，我图的是什么。”

殷恬菁说：“噢，你下礼拜五走。”

她这句话的逻辑不怎么样。她其实是把脑子闪过的一道演算读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到下礼拜五还有六天。六天够把一笔三角情债结清了——够吗？她还可以造访一次李师长，如果他还是没有同他乡下媳妇了断的意思，还是为他的马团长驴团长乱拉皮条，她就在星期四的晚上给刘先生打个电话——我决定和你去美国。

美国在我无知的母亲心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宪法中两度遭遇的“排华法案”，没有芝加哥满街影影绰绰的流浪者，没有给我找麻烦的FBI。她脑子里的美国是好莱坞华丽的布景，画在天幕上的明媚天空，将有色人种拦在外面的拍摄地海滩。在她无知的向往中，美国是华尔兹和香槟酒。云淡风轻的翩翩男女，舞来歌去不食人间烟火。她宽阔深邃的无知里，美国不存在那种火车、轮船、飞机、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上面一律有这样的标识：有色人种——这边；白人——那边。她更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白人士兵，他们宁死也不愿输入有色人种的血液。我十九岁的年轻的母亲首先要同美国恋爱，其次才是去爱刘先生。

“菁妹，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去找魏小姐。她人很好，况且……她是自己人。”

殷恬菁听出那言下之意：对那个解放军高级军官，你知道多少？他能让我放心吗？

“你刚才要我跟你一同走？”菁妹问。

刘先生哑在那里，希望使他浑身发颤。刘先生不属于文人无形那种文人，像这样目光瘫痪、嘴角瘫痪以至整个面容都出来一种不雅的呆相——这类时候极少，只发生在他看自己编写的剧目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时候。

“跟我一同走吧。”他说。说完，自我意识才麻酥酥地回到脸上、身上。

菁妹别开眼睛，睫毛低垂，盖住飞快转动的念头。

几秒钟后，她才不太情愿地点点头。她心里想，是好事就先答应下来再说。

刘先生一下子抡起菁妹，抡得她双脚悬空，黑色高帮学生皮鞋丁零当啷像两只布娃娃的脚。刘先生激情发作也是气力很大的，菁妹想，提前就做起浪漫的美国人来了。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

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我想那是我母亲得到的第一个跟性有关的吻。

刘先生在机场见我时，也在我面额上吻了一下。那只是“说来话长”的一个回避，抑或封闭。他在我去睡觉后，拿出所有相册，给自己调了杯鸡尾酒，坐在这里淡远地翻看。他眼里的我大致就是他心目中的菁妹。其实我相貌上更多地取了父亲的，但刘先生认为我的懂道理、识大体是我母亲的翻版。我坚持自己提行李，麻利劲儿也是我母亲的。他还认为我有一点我母亲的世故，恰到好处，不招他讨厌。完全不世故的女人拿不上台面，在上海生活了不少年的刘先生对此早有结论。比如魏小姐，一把岁数还是天真烂漫，活泼讨厌，做她的男人时常吃不消，处处难为情。

那些相册有不少刘先生和我母亲的合影。有四张正式的订婚照，现在看看是又傻又土。要我被迫去摆那些佳人才子的造型，我非笑得昏死过去。那时我妈可真是佳人。面粉做的一样，两条柳叶眉一张樱桃嘴，全是照相馆的化妆师把她好好的脸糟蹋成了这样。她穿一件浅色洋装，不是粉红就是天蓝，朝阳格子，腰里系根裙带。裙带下面，她的小身段尚欠最后成型，但体内却一应俱全，那些带出娘胎的卵中，有一枚在多年后孵化成了我。那些卵就在朝阳格子纺的连衫裙下面，正一只接一只地成熟。这真是件很奇异、很怪诞的事，我看着相片十八岁半的小小母亲，心里胡思乱想。她命中注定了数目的这些卵在朝阳格子纺下面，在那时，有可能给孵化成别的人——不是我大哥、二哥、我，而是一些陌生人。

刘先生很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人的生命起源插足。他险些进入那些卵，从而启开一些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每次在和刘先生通电话的时候，总会有些不恭敬的闪念出来。这些闪念使他对于我变成了一个身份、辈分都暧昧的人。我从一开始就老三老四地称他的英文名字。我一接到他的电话就像招呼里昂之类的艺术瘪三朋友，或者预科艺术瘪三的同学们。我说：“嗨，托尼！你怎么样？”

刘先生每星期都会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他每个星期也会和他的女儿通电话。他的女儿长着黄面孔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美国人。

“你还好吧？”刘先生用纯正的国语说，“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对，房东太太告诉我了。我还好，你呢？”

“很好。谢谢！芝加哥冷得要死，我看了天气预报。你下礼拜会收到一个包裹，我寄了一些衣服给你……你先别谢我，都是我女儿穿过的衣服。原先她尺码跟你一样，生孩子后胖了。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喜欢的你随便怎么处理好了。”

“我会喜欢的！”

“那些衣服是她出去滑雪的时候穿的。不过她一共滑过三次雪，每次都买全套新的！”

“太好了！”

“她这个孩子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刘先生用抱怨来表现溺爱。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或许是占了我的，至少有我一半。我在穷困得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去忍受翰尼格教授五短的抚摸和拥抱，而我妈的旧日相好却跟我讲他女儿一掷千金。“不懂省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要太累自己。你母亲那时候真吃得起苦，每天可以工作十来个小时！你可不要像她那样。她没得肺痨是万幸。”

“好的，我一定不像她那样。”我心里却想：我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肺痨弄不好已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你失眠好些没有？”

“好些了。”

“我女儿也失眠，从大学就开始失眠，大概是遗传了我的毛病。你父母有失眠问题吗？”

“没有。”

“那真有趣。你跟我的女儿这么像。你不要乱吃安眠药。”

我嘴上回答着刘先生有关安眠药的严肃询问，心里却很不严肃地想，他有没有跟我母亲春风一夜过？我母亲的初夜是不是丢失在他那里？假如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和殷恬菁做了一场大爱，刘先生失眠的基因进入了我的母亲，潜伏了十来年后，突然参与了我父母对我的制造。这的确比较有趣。我一面独自有趣着，一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总是低级趣味，有着过于发达的粗鄙想象力。一个好好的刘先生，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痛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㗑查理信”容易。

Ⅶ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慌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我说很好。这时我发现牧师已迈着长腿撵上了他妻子，此刻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俩人就这样一前一后一高一矮站着看我解下围脖，摘掉帽子，脱掉靴子。我和他们仍在进行礼貌废话。比如说：天气真可怕，交通堵得要命。

然后我穿着又冷又湿的棉袜，跟他们夫妻俩面面相对站在门厅里。双方都客套得累坏了。我想说：“这个月的房租我下礼拜保证交。”想想算了。我信用卡上的赤字比什么保证都说明问题。我还想说：“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会想这人看上去挺谦谦君子，其实是个泼皮无赖——白住房白用水电，在房东和房客之间还能出比这更坏的事？

牧师太太又急速看牧师一眼，那意思是：“你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牧师终于开了口：“你最近在跟FBI接触？”

“怎么了，他们找你们麻烦了？”

“不是。是这样，今天下午一点钟，我妻子在留言机上听到一段很可疑的声音。你来听听就知道了。”

我被他们领到起居室。牧师伸出修长多毛的手指，摁在留言机的倒带键上。俩人以一模一样的表情听着机器沙沙沙响起来，不久出来一个喉音极重的男低音，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然后是个年轻些的男声说：“有了有了，恨不得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找到。你听我怎么样？”男低音说：“还行。你听我呢？”年轻男声说：“不怎么样……”机器“咔哒”一声停住。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眼睛瞪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牧师太太说：“大概在它发生二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他是FBI的，叫理查·福茨。他问我你的作息时间，夜里一般是不是都住在这里。”

牧师说：“他还问你有没有把朋友和熟人带到这所房子里来过……”

我告诉他我们的房客跟我们一向有契约的，都不会违背契约带人回来。牧师太太显然对这场莫名其妙的事有些不高兴。很可能她在我进门前正发我的牢骚，连同我的拖欠房租，支票跳票，有一次开了炉子没关，把炉子上面橡木吊柜的底子都烤得发了黄。小半辈子没讲过人坏话的年轻牧师太太把所有的恶声恶气攒足，全用在我这儿。

我说：“那这留言机上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呢？”

夫妇俩一模一样地耸耸肩。

牧师说：“从上下文看，很可能是他们正在调试窃听器。就是说，他们已经听了我们家的许多私人对话。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公民的权益。”

牧师脾气很温和，愤怒都是和风细雨的。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牧师太太手指指留言机，如同指一摊秽物。

“我听起来，像是两个拿报话器的人在通话。像两个警察。”我说。心里咬牙切齿：便衣福茨实在万恶，他折腾到最后可能是将我撵到冰天雪地的大马路上去。

“也有可能。”牧师微皱着眉，基本是白色的睫毛缓缓地一扇一扇。他每天忙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人们脑子里和行为中，他的灌输失败，才会轮到FBI们去忙。他现在轻微感觉到失败。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因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

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这让我看见了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利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支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

“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唯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唯一把冰冷当作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份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待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了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手机，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

我当掉了安德烈给我的钻戒，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半克拉装饰戒指，上面的假钻石比真钻石还璀璨。我先去了犹太区的珠宝行，请一个老首饰匠估价。他把一个寸把长的筒形放大镜塞在深陷的眼窝里。那眼窝如同一个瓶口，放大镜成了瓶塞，塞得滴水不漏。

他说这颗钻石是最白的一种，价值应在两千五到三千。不过如果我卖给他，他只能付我七百。我问他为什么只能付七百。他说不为什么，我要肯卖他就只能出到七百。他长长的鼻子使他整个脸显得庄重阴沉，十分负责。

我又到了另一个首饰铺。奇怪极了，伊朗首饰匠也说他最多出到七百。一直到晚上，我面孔也冻硬了，所有的首饰匠愿意出的价没有超过七百的，他们种族不同，年龄各异，却串通得那么好，同心同德挤兑我。他们认为一个人落魄到了当首饰的地步，是没什么退路的，因而他们不好好敲我一笔，是他们的不尽职不敬业。

我在六点差两分时下决心当掉了订婚戒指，然后我赶在百货商场开门前，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了一枚伪钻戒，去冒名顶替。我口袋揣着六百七十五块现钞往地铁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守财奴的行走姿态了——把书包的带子收得很短，将书包挂在腹前，双手拢在袖筒里，压住书包和肚子。我警惕地躲开任何靠近我的人。

我回到牧师夫妇家时，他们俩正在吃饭。我悄悄脱衣摘帽除靴。我听见他们也变得悄悄的。

进了我自己的卧室，我把大大小小的钞票摊开，按照账单分拣出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然后我开始给牧师夫妇写信。我在信中沉痛道歉，说自己做了个很不像样的房客。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已买了手机，号码是×××××××。他们若有话不便当面跟我说，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乐意在同一幢房子里与他们使用这种摩登联络方式。我还告诉他们从此后他们太平幸福的日子会全面恢复，因为FBI不必通过他们跟我打交道了，他们从此会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的行动电话上。然后我请求他们不要撵我走，我实在太喜欢这所房子和它的主人们了。漂泊的我在这所房子里得到的慰藉他们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我说我宁愿担负起打扫卫生、熨衣裳等所有杂活。写完后，我又补了个“P．S”，说我希望知道上次被我烤黄的吊柜价值是多少，我愿赔偿损失。

我把仅剩的十块五角钱放进钱包，把欠的债务一笔一笔用纸包好，上面注明它是付的哪笔账。我把钞票和信塞进一个信封，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走到起居室，将信封压在蜡烛台下面。

夜里听见牧师夫妇恢复了进行曲速度的做爱，我心里踏实极了。

睡前我跟安德烈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从此不必穿过冰天雪地去给他打投币电话了。

安德烈说：“你不像看上去那么傻。”

我说：“对呀，这是好事情。”

我们哈哈地乐起来。

安德烈说：“我明天也去买个行动电话。我也受够了冰天雪地找投币电话的滋味。”

我说：“真后悔我们愚蠢了那么久才聪明起来。”

他跟我道了晚安后又想到什么，说：“圣诞节我会送你一件意外的大礼物。是劳拉为我出的点子。”

我突然冒出一句：“劳拉很喜欢你，是吧？”

他一愣，然后说：“劳拉更喜欢你一些。”

“安德烈，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我当然知道。”

我听出他声音笑嘻嘻的。

“劳拉有什么不好？不是挺好的？”

“我知道，是挺好的。”他等着我停止声东击西。他说：“我和劳拉每星期总会见一两次面，吃吃午饭。”他在帮我把话绕回正题。

我不知心里的一股不适是不是醋意，但我干吗吃劳拉的醋？因为她和安德烈门当户对，还是因为她与他自由、平等的往来？劳拉为安德烈选了窗帘的颜色和布料，为他设计家具的摆置，为他找到名设计家的沙发，又没让设计家敲他一大笔。她还替他跑遍乔治城的小艺术馆和收藏品商店，甚至是寄卖行，为他一件一件选来台灯、立灯、沙发靠垫，安德烈的客厅放着三个毕加索的陶器复制品，但是品质极高的复制品，全世界只有六七百个。她领安德烈去参加艺术拍卖会，竞拍下了四幅德加的铅笔草稿。而当时安德烈钱吃紧，她便借钱给他。连安德烈的西装、毛衣、领带，都透出劳拉高雅昂贵的审美情趣。安德烈一组织晚会，劳拉便是最拿得出手的司仪。安德烈把他自己的外形，整个地交给劳拉去处理。有一次我说我不习惯看安德烈穿浅豆绿色的西装，他漫不经心地说：“劳拉帮我选的。”他的口气似乎是这意思，金子堆大的劳拉是可以让他彻底放心的，她绝不会让他出破绽，露怯。劳拉这方面的学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任何人一时半会儿补补课就能及得上的。

我嘴上很贫，心里却是真的不好过。

劳拉一定要我告诉你：“她非常喜欢你。”

似乎对于我，波拉克公主也是鉴赏的权威，她的话可以使安德烈对我完全满意。她不是在表达她对我的喜欢，她是把好的喜欢加封给了我。

我想，凭什么劳拉不是安德烈的未婚妻呢？

我们说着甜蜜热烈的恋人语言，告别告了足有十分钟。我走神走得一塌糊涂，一部分脑筋在想劳拉，其余的注意力集中在四角六分钱一分钟的行动电话费上。我说“我也想念你，安德烈”，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张又肥又大的电话账单，每一行价码都又肥又大。

十二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我听见牧师太太水淋淋的脚步声从浴室出来，冲进起居室，又水淋淋地来到我门口。她轻声敲敲门。

我只得去开门。

牧师太太脸蛋又红又亮，雪白多肉的身体上缠了块大白浴巾，整个人仙子似的腾起白雾。

我说：“真对不起……”

“没关系的。”

我从她手里接过湿了的电话。她的腿刚剃过毛，细腻如脂。

我说：“谢谢你。”

她说：“给你留了巧克力糕饼，别忘了吃。”

这个宅子永远是烤巧克力糕饼的热烘烘甜香。年轻的牧师太太已转身回浴室去了。他们夫妇偶尔会到浴室做爱。

电话里传来米莉的假嗓子：“我想我大概活着的时候不会再接到你的电话了……”

我说：“你好吗，米莉？”

“不好。你把我的小梳子放到哪里去了？”

我忽然想起来，上回去华盛顿，去看了米莉一次。每次我去看她，她总是要我替她梳头。她喜欢一种老掉牙的发式：在额头两边隆起两个鼓包。米莉十六岁时就爱那两个鼓包，所以我下了番功夫，终于让米莉所剩无几的头发成功地再现了她十六岁的发式。梳这样的头发需要两把小梳子，反着插进头发，再翻成正的，将别住的头发一推，鼓包便出来了。米莉有一盒这样的小梳子，金属架子，上面镶有彩色的亚宝石。米莉最爱的是一对银梳子，镶澳洲宝石。

我说：“米莉，你让我把它们藏起来的呀！你说你怕阿书或者萨丽偷走它们……”

米莉在电话中“嘘”了一声，对我耳语：“萨丽就在隔壁。”萨丽是她的护士兼女佣，我曾经和她共兼这份职。我走了之后，阿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去米莉那儿挣点零花钱。萨丽是个终日闷声不响的人，因此米莉必须另花一份钱雇个人听她说话。她特别喜欢我和阿书这样的人，讲蹩脚的英文，足够的错误供她纠正，足够的空间供她去提拔。

“你把它们藏在哪里了？”米莉用压低的假声问我。

我说藏在她的几百双皮鞋里，用一只三八年出产的香奈尔皮鞋盒子装了她最爱的那对梳子。

米莉又“嘘”了一声。

我问她这么深更半夜找梳子干什么。

她说傍晚萨丽推她出去遛弯，一只黑猫从她前面横穿而过。她想到她的邻居三年前跟她玩牌的时候，告诉她一只黑猫穿过他散步的小路。邻居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米莉认为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她必须带走她最喜爱的小梳子。

我说：“别逗了米莉。”

她说：“明天早上你给我打个电话，看看我还有气没有。”

我说：“行。”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有一个世纪了吧？每次电话铃响，我以为有人给我来电话了，结果全是找阿书的。只有一两次，阿书把电话递到我手上，说：‘这回是找你的了。’你猜是谁？是电话公司的推销员。告诉我如果我用他们公司的电话，每花一块钱电话费可以赚五英里的飞行旅程。我逗他，我说：‘您知道我今年多大？’他说他不敢猜。我说：‘我呀，才十六岁，做不了我父母的主瞎换电话公司。’”

“米莉，我忙得要死……”

“忙着赴约会吧？”

九十四岁的米莉发出婴孩般的笑声。米莉仍保持着八十年前上流社会闺秀的良好教养，真正的闺秀不该主动给任何人打电话，而是等电话或人来找你。无论等得怎样不耐烦，都要端庄娴雅地等，等所有人送鲜花和卡片，送精装巧克力，送问候和恭维。所以她这么晚放弃这上流教养，主动给我打电话，可见她把黑猫的噩兆当真了。我不露痕迹地夸奖她的硬朗。她不断对我的用词和发音做出纠正。她仍信奉八九十年前的语言风范，繁文缛节的，玲珑剔透的。她最听不得我说“这家伙、那家伙”，她会尖声尖气打断我：“发发慈悲，这是管道工的语言！”

“可是米莉，我的教授也用这语言！”

“我同情你，你有这样的管道工教授。”

“可是你读过当代小说吗？比如诺曼·梅勒？”

“我管不着诺曼·梅勒，我不会同他搭一句腔的。可是我的耳朵向你打开，你觉得你往里面灌污秽东西合适吗？你该说：‘这位绅士、那位绅士。’你看起来比阿书文雅些，但一张嘴就跟她一样粗鲁。”

然后她就把谈话主题转到阿书身上。阿书让米莉多次腹泻。因为她总是别出心裁地给米莉九十年不变的三餐翻花样。她训练米莉吃螃蟹、鲤鱼、猪腰花，使米莉在九十四岁这年开始了食物探险。但米莉承认阿书那些乌七八糟的食物非常鲜美。有一次米莉吃了螃蟹肉炒饭之后立刻上吐下泻，急救车在晚上九点把她搬运到医院。她忘了这件事她已经跟我讲过三次了。一模一样的快乐而愤怒的措词。我知道她接下去会数落阿书其他的恶劣之处。果然米莉问我：“你知道阿书的业余消遣是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得伺候着米莉闲扯：“是什么？”

“是打电话！”

米莉说阿书一打起电话来连炉子上开水壶吹哨她都不管。阿书还不按米莉十六岁时的发式给她梳头，而是把她三百多根头发梳成模特发型，抹刺鼻的发胶。米莉说她最受不了阿书的，就是她一口一个“这小子、那小子”，她约会的男朋友中有照X光的，有买卖房地产的，有律师——阿书叫他们“X光小子”、“房地产小子”、“律师小子”。米莉忘了她这些话也跟我讲过三次了。

米莉问我：“你什么时候还来华盛顿？”

我说大概寒假期间。

她说：“如果你不来看我，我不会责怪你的。”

“米莉，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会责怪你。因为我明白你在华盛顿时间特别宝贵，你得把每分钟都花在同一件事上。”

“花在什么事上，米莉？”

“就是那件事——把鸡蛋全往一个篮子里放。”

她的意思是，在恋爱上不能死心眼，要货比三家。豪门闺秀米莉从十六岁开始接受红玫瑰和求爱信，她认为高级的女人就是在情场上同时能走好几盘棋。死心塌地只交一个男朋友的局面，米莉管它叫“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一翻全砸了。米莉总是细水长流地数落我不够高傲，不够上流，好像偌大个世界横跨太平洋的我就只找得到一个篮子。

我说米莉我忙得常常在进门时撞上自己正出门，能有一个篮子就不赖。

米莉突然说：“哎呀！”

我知道此刻她肯定把三根雪白枯骨一般的手指敲在右边太阳穴上。我等她下文。

看我——我得承认记忆力不是十六岁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第二个篮子出现了。她小小卖了个关子，又说：“有个年轻先生给我打电话，打听你！”

我想这人很可能是便衣福茨。

米莉说：“你记住，一定要给男人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赢取你的信任。你对这个安德烈，不行——你完全没有给他足够时间，让他赢得你的好感，然后是信赖，然后才是你的终生许诺，懂吗？”

“懂了，米莉。”

“所以，我认为另一个年轻先生及时插进来，是桩好事。这次你可要给他时间，让他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赢得你。怎么样，他长得很俊？他的声音很英俊。我特别有本事从声音上看人的相貌。他很英俊，对吧？”

“很英俊。”

“他个子中等？”

“中等。”

“你看，我能听出来，他不属于那种傻大个儿。他的老派社交口吻跟我十一岁差点爱上的一个小伙子一模一样！可惜他是个亚洲人。”

“哦！真要命。”我随口敷衍着，眼睛仍然盯着电脑上的期终作业：毛姆的南洋伊甸园。我心里想，可惜我也是个亚洲人，米莉。

米莉说：“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亚洲男孩？”

我说：“大概你没讲过。”

“看来你还没有赢得我百分之百的信赖，让我们言归正传吧。这位中等个头的年轻绅士叫什么？”

“哪位年轻绅士？”

“就是跟我在电话上打听你的。”

“他可不是年轻绅士，米莉。”

“你不懂年轻绅士什么样。所以我告诉你，他这样的就叫年轻绅士。”

“米莉你搞错了。”我说着在电脑上删了一行字。翰尼格和其他几个中年教授受海明威影响，不喜欢复句太多的句子。他们看到一句话一个句号就浑身舒服。

“我没有弄错。我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你是不是说那个理查·福茨？”

“对对对。你看我没弄错！”理查·福茨给我的印象基本完美。“他一定留着马赛尔发式。他是留马赛尔发式吗？别告诉我我没猜对。理查问我，你有没有带一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我说：‘有好几个卷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来过……’”

“哦，米莉！”

“听我说，让他们去为你竞赛！记住，一定要给小伙子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比着亮出自己的优势。最后你得到的，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让他们自己去淘汰自己。你消消停停坐在一边，打磨指甲，要不就绣绣十字。理查到花店给你叫过花吗？我是说让花店定时给你送花。比如说你星期日早上一醒，已经有一束花等在门口。我知道安德烈只送巧克力。难道他打算在婚礼上看到一个胖墩墩的新娘……”

“我爱吃巧克力，米莉。花又不能吃。”我在想毛姆终生未婚，人们判定他是同性恋。说不定米莉也是同性恋，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说不定我也是同性恋，但要等到女人来勾引我的时候我才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潜伏着异端和非常的细菌，但诱发这些细菌成长为一种实质的诱因不出现，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或者自己真正是谁。

米莉仍在讲花的象征什么的。她说从电话中她听出理查懂得什么日子送什么花，什么花送什么人。

我实在受不了了，大声打断她：“米莉，行了！那家伙是FBI的便衣！”

“FBI？”米莉一愣，“什么FBI？”

我把FBI的全称告诉了痛恨警匪片的米莉。她静下来。我能想象米莉晴朗的碧蓝眼珠怎样缓慢眨动。那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人间的洋娃娃的眼睛。

过了好一阵子，米莉明白过来了，说：“FBI最终把奥克鹏、迪林哲干掉了。他们是些勇敢的小伙子。我看不出你反感他的理由。”

“我没有反感他。米莉。”

“你听上去不太对劲——一个英勇的FBI小伙子对你感兴趣，你干吗觉得没面子？”

“米莉，在理查眼里，我就是奥克鹏，或者迪林哲。”

“不会的。”

“他到处侦察我。”

“他把你看成恶棍迪林哲？”米莉觉得这可好玩死了：“你是杀人不眨眼的迪林哲？……”她咯咯地乐起来，很闺秀地用绣花手绢去掩嘴，老年性颤抖使她的手在嘴上打出“哇哇哇”的声音。

挂下电话后，我就立在起居室的黑暗中。地下室的洗衣机在运转，里面的衣服没有摆置匀称，机器运动得高一脚低一脚。牧师夫妇挑最便宜的东西买。我连最便宜的东西都买不起，还有什么资格嫌弃噪音？理查·福茨，你连九十四岁的米莉都不放过。

里昂一听我想搬家就说：“那地方不是你待的。”我说别人能待我就能待。他说：“可你不是别人。”我说我只比别人更穷。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里没有暖气，所有的人在屋里穿羽绒服。”我说我可以去跳蚤市场买件最厚的羽绒服，六十元一个月，这房租哪找去？

里昂沉默了。

我把洗好的杯子一只只扣在一块白毛巾上。他请我和王阿花、海青来吃晚饭，所有的杯子盘子却堆在池子里。里昂住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在匪盗横行的“罗杰斯公园”地区。卧室实际上是里昂的音乐室，里面除了一套昂贵的音响组合之外，还有一架立式钢琴和电子琴。我注意到这儿的窗帘很别致，亚麻布底子带黑色的中国狂草，再加上红色的印章。当然都是王阿花的作品。她的左手专门用来写中国书法。

里昂在客厅里放了一个榻榻米，他一开始就告诉我那是捡来的。这公寓里大部分家具和用品都是到北边的富人区捡的。椅子虽然样式不同，但全被漆成苹果绿色，上面是手绘的花卉。这样的桌椅、橱柜使你感到你活在卡通片里。不必问，当然是王阿花的设计。王阿花有时会把漆得花花绿绿的旧椅子拿到艺术市场上去卖，碰到好运气她一把椅子可以卖两百块。

我问晚餐吃什么。里昂说他不知道，一切由王阿花安排。我说这怎么能算你里昂请客呢？里昂告诉我他们一直习惯把一切交给王阿花去安排。

海青和王阿花迟了一小时才到。一进门海青就大声说王阿花怀孕了。

里昂微笑着去看王阿花。王阿花微笑着点点头。俩人便微笑着拥抱了一下。里昂轻声说：“恭喜。”王阿花抬起眼看着他，又微微一笑。里昂伸手抚摸一把她的头发，她再次微微一笑。

我看出他们俩之间有着很深的、别人参加不进去的情谊。

海青也参加不进去，不过他毫不介意，大声说：“在韩国药房买的避孕药肯定是假的，难怪他们不向你要医生处方。我操，韩国人什么都是假的，假路易·威登，假芬迪，假香奈尔香水。除了烤肉是真的，我操，他们什么都敢给你造假的！”

听不出海青是欢天喜地地嚷嚷，还是避孕失败懊恼地嚷嚷。

王阿花文静地补一句：“其实我也用了避孕套。”

海青正拉开冰箱，往里面搁置一打半啤酒。听王阿花补的这句话，又说：“也是韩国人那儿来的！我怀疑他们连避孕套都可以伪仿，恐怕橡胶都是他们自己熬的！”

里昂看一眼王阿花。她今天比往常更淡一些似的。但她安安静静地有着主见。她对里昂这一眼中的担忧回答道：“医生说都挺正常的。”

我把她带来的购物袋接过来，里面有几盒用来做烤肉的牛排骨、一袋赤贝、两块豆腐，另一个购物袋里装着四棵生菜。

海青说：“县医院的护士跟中国差不多，特凶恶！医生都特年轻，肯定是见习生，拿我们这些不花钱看病的人开练。”他这时把脸转向我，说：“跟上里昂这种穷瘪三，坚决不能病，一病你就得到那个王八蛋医院去。”

我想，他和王阿花，抑或还包括里昂自己，都把我看成“跟上里昂”了？

海青给自己倒了杯啤酒，说：“你知道那小白脸怎么招呼王阿花的吗？就跟他看不出她是个人，就是条母狗似的，一句话都不跟她讲，笑都不跟她笑一个，上来就撩她身上那件纸袍子，手指头就那么往里一插。他那手指头都告诉你他不怎么乐意碰你！手指尖都嫌你恶心，你都不配它们去碰似的！”

王阿花笑笑说：“他怎么一句话没说？他不是问你酗不酗酒，还问我抽不抽大麻。”

里昂这时问一句：“你没抽大麻吧？”

王阿花说：“我记不清了。大概抽过两三次。有一次接来的活儿我特别不爱干，非得抽大麻。”

“什么活儿？”里昂问。

“记不得了。”王阿花回答。

“海青，是什么活儿？”

“她没告诉我。王阿花怀孕都快四个月了，居然什么都不告诉我。”海青说着把王阿花拉到自己身边，往膝盖上一搁。她便坐在他膝盖上一包一包拆那些牛排骨，再把一瓶预先配制好的卤水倒在排骨上。海青将剩的半瓶啤酒倒入杯子，泡沫浮上来，溢到桌面上。他替王阿花把披散到脸上的浅色长发撩到耳后，说：“从医院出来，我们俩商量，还不如顺便结婚呢。打了个电话去市政府预约，那边说：‘你们这会儿就来，有两个家伙取消了。’我们就赶到了市政府。办事那小子说：‘啊？连个戒指都没有？’我说：‘没有，怎么着？’后来我们到跳蚤市场去买肉，顺便买了一个戒指。两块钱——海青这时拉起王阿花的手，把她无名指上套的白色金属环亮给我和里昂看。那小子开价要十块，我给砍成两块了。”

里昂拿着王阿花的手，眼睛却去找她的眼睛。

我看出里昂心里有点绝望。我从里昂手里接过王阿花的手。很高贵的一双手，所有线条都不受任何阻碍，流水一样。里昂第一次握这双手的时候，心里想，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看来是可能的。里昂若不刮胡子将是个美髯公，他喜欢王阿花的这只溪流般的手在夜里抚摸他那刚刚破土的胡楂子。他还喜欢那波纹般的手指抚摸他赤裸的肩膀。她常常把手留在他身上，沉入酣睡。

我说：“祝贺你们。”

我把杯子里的自来水在海青的啤酒杯上碰了一下。里昂直接拿啤酒瓶去碰杯。海青自己喝了一大口，把杯子凑到王阿花嘴唇上。王阿花笑嘻嘻地去喝，然后沾着一嘴啤酒沫对我说：“谢谢。”

海青说：“从此，我们就要开始猪狗不如的幸福生活了。”

里昂笑笑，喝了一大口酒。他抬起眼睛看了海青一眼，又低下头瞪着啤酒，自顾自又笑一下。

海青说：“你什么意思，里昂？那也要比你跟她的猪狗不如的日子好得多。”

里昂不理他，还是自顾自地微笑，眼皮仍垂得很低，似乎在看啤酒的泡沫怎样上升，又怎样溶化。他似乎在听无数细小泡沫一个接一个发出细微至极的破裂声。

海青伸过手到餐桌对过，把里昂的啤酒瓶夺过来，重重往自己面前一杵，“你说，是不是比你给她的猪狗生活要好些？”

里昂说：“我没给过她任何生活。”

王阿花不动声色地抓起那半瓶啤酒，又搁回里昂面前的桌上。海青发生了什么鲁莽粗重的动作，她便这样涂抹掉它们。

海青向王阿花：“王阿花，他这话什么意思？”

王阿花把嘴唇凑到海青面颊上，颇响地亲了一下，海青马上回了个凶猛的长吻。

里昂等他们动作结束，说：“我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来得及给她任何生活，猪狗的也罢，人的也罢。”他说完便起身，到灶台下的柜子里去翻找，不久把一个电烤盘翻出来，搁在餐桌当中。

王阿花和我开始用筷子往烤盘上铺薄薄的牛排骨。空间很大的老式厨房里放着一个木墩，上面架着一块玻璃板，成了相当摩登的餐桌。烤盘上的肉食咝咝作响，肉食在上面升起青烟和香气。我们四个原始人眼睛发直地瞪着渐渐扭曲、变色的牛肉。王阿花将烤好的第一块排骨夹到我盘子里。我说“谢谢”时，她抿嘴一笑，和我的目光稍一交锋，马上错开。一瞬间的会意，我却不知道自己领会了她的什么心里话。她似乎更明白里昂和我将向哪里去。她目光中的警告，抑或托付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里昂在跟海青谈着他的歌剧。从王阿花眉梢眼角的细小动作我感到她没有漏听任何一个字。她在离开里昂之后远远地给他关注和关怀。两年前她独自从医院回来，里昂正在音乐室试奏他的新乐句。还是太急于表白，太富有叙事感，这是最让里昂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地方。写出的东西，反复试奏几遍，他总是发现自己脱不开自己，脱不开那一点俗媚，这真让里昂发狂。王阿花坐在客厅里听里昂挣扎着为自己脱胎换骨。她想，一个人在艺术上多么撒不了谎，他怎样挣扎也是不可能脱胎换骨的。她等待他把原本还算优美的乐句撕扯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她觉得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在这天傍晚告诉里昂，很不是时候。

里昂的左臂撑在玻璃桌面上，手捂住啤酒瓶。他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块烤排骨，齿尖沿着它的边缘蚕食。他听海青讲他去旧金山渔人码头画肖像的打算。那是很大的一个堕落，每天以这堕落从游客那儿至少赚一百六十几元。里昂扔下啃得精光的白骨，用力在餐纸上揩着手指。他和我们其余的三个人或许在想同一件事。两年前他掐死了那个原以为是全新的乐段，掩埋了它之后，走出他作曲工作室的门。天是初秋，黑暗和光明正在协调。半明半暗里他见六扇玻璃窗形成的半圆里，坐着王阿花。她说：“我怀孕了，里昂。”他挨了这一冷枪，整个躯体抽搐一下，站定了。王阿花微笑地走来：“我想等好消息确定后，再告诉你。”她走到里昂面前，垂下纤长却细弱的睫毛，等着里昂来拥抱他孩子的母亲。等了几十秒钟，她发现自己面前空了。

我看看王阿花细长苍白的脖子，美国女孩中像她这样情调优美的不多。她嚼着牛筋，顽强地嚼着，一根霹雳形状的天蓝血管在她太阳穴上闪动。两年多以前，她转脸去看里昂，说：“你不高兴吗？我们要有孩子了。”里昂说：“我怎么不高兴了？”她说：“你这样子叫高兴？那你要我怎样才算高兴？里昂，不是我故意怀孕的，你这样子好像我有心怀上孩子似的！”“我说你故意了吗？女人还没真做母亲就变得这么防范……”

“我怎么防范了，里昂？！”

“你自己看看——你还不防范？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这种被动式侵略！”

“你说什么……”

里昂定定地看着她嘴唇的最后一点血色也流失了。他觉得第一次有这种彻底讲实话的激情。他说：“你收起那一套吧——你那种谦让式的得寸进尺！你自己看看我现在的环境，哪里还有我什么事？早就给你侵略、占领了！这些……”他指着窗帘和桌椅，所有王阿花的心血，所有她的惨淡经营。他脸上出现一个狞笑，“你还征服得不够？把这儿弄成了廉价迪斯尼了，难怪我没法写出对劲的东西！”

王阿花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这王八蛋。”她说。

“你才知道我是王八蛋？”

王阿花不再理他。她进了厨房。过了几分钟，一阵“咕咝咕咝”拉锯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里昂踢开门，见一把色彩明丽的椅子已被她截了肢。他上去拉她，拉得太猛，锯子在她腿上锯出一条口子。她索性将锯子舞动起来，挪动着血流如注的右腿。

里昂：“你要干什么……”

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你比我爸爸还王八蛋。”

里昂在寒光闪闪的锯齿下灵活地躲闪，一次次躲过被锯得皮开肉绽的危险。王阿花的半截牛仔裤血红血红。里昂不知她究竟要做什么，也不知自己这样勇猛是要救他俩中的谁。

王阿花冲出里昂的阻截，往客厅里去。路上摘下一幅油画，是她自己的油画。她把这画搁在沙发上，血淋淋的腿压在上面，便开始锯它。

里昂上来拖她时，画已被划成几瓣，到处都是王阿花的血。

两人便又扭作一团。里昂拉住锯把，要把它拽出王阿花的控制。

王阿花说：“你这王八蛋，我爸爸怎么王八蛋也及不上你。他拿猎枪瞄准我，子弹打在我周围的树上，他至少在最王八蛋的时候还想着带我一道走——不能在他走以后把我孤单单留给这世界。你王八蛋一到翻脸就想把我独个扔开！王八蛋。”

里昂这时夺下锯子，他说：“好，好，你看着我怎么撇下你。”

他用锯子在自己腕子上猛一拉。

王阿花眼前一片绝望到顶点的黑暗。

五分钟后来了“911”的救护人员。我猜想是王阿花报的警。因为从俩人的性格上看，里昂在这时候的死亡激情会更大些。他不像女人，仅拿这类事来宣泄自己，他在此情境中精神专注到了极点。所以我断定，在王阿花看见一股血从里昂的腕子喷涌而出时，她野马一般的激情冷却下来。她抓起电话，拨了“911”。

半夜她开车将里昂从急救室带回家。俩人偶尔对视一眼，同时握一下手，交换一个衰弱的微笑。他们感到俩人间此刻的美好感觉，比他俩一同生活两年来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美丽得多。他们都冥冥中感到，它美好得不近情理了，只能属于走在末路上的情侣。但他们谁也不道破这点。

两年后的里昂问王阿花：“你呢，是跟海青一块儿去旧金山，还是留在这里？”王阿花说她没法和海青同去，因为旧金山的朋友只收容得了一个人。海青说如果真像听说的那样好挣钱，他就猛挣一笔钱回来。他说有三四万块钱就够王阿花把孩子好好生下来，好好养到一岁半。

里昂看了我一眼，似乎想确定海青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又似乎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那是海青自认无能的男人情怀，不害臊地当众展开。里昂问他难道就这么放弃办个人作品展览的计划？海青说：“去TMD展览。”

但我想我们三个人都听懂的是：“去你妈的里昂。”

一抹轻鄙从里昂眼里掠过。他早就知道不是人人都像他一样可以顽抗到底。他体谅海青的还俗，但他知道海青这样做不仅仅是为王阿花和未来的孩子。他看透海青早在等待这样一个借口，把自己也不知所云的创作摆脱掉。海青的叛变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他最亲近的伴侣像他自己一样，把苦吃到头。他只能瞧不起海青的变节。他想到了两年前的惊险。他自己也几乎变节。我见王阿花用餐刀灵巧地切下骨头周围的肉。里昂的傲慢，以及他脸上一掠而过的鄙薄，被她尽收眼底。

我能想象她和里昂从急救室回家的晚上。她守着他，或许，他守着她。他们把电视机打开，让通俗的日子从它开始。王阿花和里昂相互守着，眼睛无力地看着电视中老好莱坞千篇一律的爱情片。现实中的金童玉女不明白银幕上的金童玉女怎么会那么好福气：天天有锦衣玉食的痛苦。

王阿花说：“好无聊。”

里昂高傲地笑笑。

和着电视，俩人讲起以后的规划。里昂说：“你放心。”

王阿花说：“嗯？”

里昂说他肯定会让她踏踏实实孕育孩子，然后，生孩子，养孩子。他说他肯定会尽责任。

王阿花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就是让你别担心。别人能养孩子，我们一样能养。我们可以有钱。”

“你是说你要去找份工作？”

“嗯。”

“里昂，如果条件不成熟，你的心理准备也不够，我们不必现在有孩子。”

“你看你还是担心。”

“不是……我不希望你放弃音乐创作。”

“谁说我要放弃？”

“那你怎么工作？上次你朋友要你去他的录音棚工作。那样的机会不多，让你自己选择工作时间。”

“他不是我朋友。”

他将她的手搁在自己面颊上。他特别喜欢她的抚摸。那是很柔嫩的抚摸，给他感觉他远远成熟过她，强大于她。里昂其实明白，没有多少人比王阿花成熟、强大。我知道男人往往爱能给他们错觉的女人，那种她们弱小的错觉。那种女人永远不揭穿一个真相，爱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强大。王阿花小心呵护着里昂的错觉。不知是什么使王阿花这样灵性，这样不同于一般美国女人。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她，或许以这种方式使父亲产生了顶天立地的错觉，那错觉使她得到几倍于普通孩子的父爱。那错觉使她父亲在决定处决自己之前先处决他的女儿。

我感觉里昂的手扣在我的手上。我们俩的手都在透明的玻璃桌面下，所以海青和王阿花把里昂和我每一个纠缠不清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突然发现我们全陷在沉默里。我们四张面孔是同等的空白，都不太适应透明桌面下一雌一雄两只手无名目的纠葛。海青突然拾起丢在半途上的话，讲起他的画室该租出去，他问里昂要不要租。他说假如里昂租他可以便宜一半。里昂说他没法用那房子弄音乐，除了水泥就是钢筋，什么声音出来都是走样的。海青建议他去跳蚤市场买些便宜地毯铺一铺。里昂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海青掏出烟，递一支给里昂，俩人同时想到怀孕的王阿花，一块儿扔下烟卷。里昂用力握一下我的手说：“你租吧。”他转向海青：“一百块一个月。不租就拉倒。”

海青说：“我×里昂。一百块给你白住得了，省得我还落个恶霸地主名声。”

我说：“里昂说话不代表我噢。我租的话，最少付你一百五。”

里昂看着海青，说：“好不好意思收她一百五？敢收她一百五我不认识你。”

海青笑起来说：“王阿花一点儿没看错，你是一个地道王八蛋。”

里昂说：“你先王八蛋的——暖气不足，没浴室，你想讹一百五的房租？”

海青说：“我说一百五了吗？”他把脸转向我，手指点着自己鼻尖：“是我说的一百五吗？”

王阿花看看我，说：“你别紧张，他们俩是两头狼，总是要这样咬的。你来住好了。那种地方租给人住，大概都不合法。美国的房子不达到一定的标准，是不能出租的，没暖气和洗澡设备，属于不够出租条件。”

我看得出她有些分心——里昂把我的手干脆拿到一层玻璃之上。他修长的五根手指从我的指缝穿过，就那样交握在她眼前。

两年前也是在这间厨房里，王阿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热情洋溢的男人。听上去他是一面在说话，一面在鞠躬。他说他只是打电话来感谢里昂，请她把他的谢意转达给里昂。

“对不住，您要我替您感激他什么？”王阿花问。她当时就坐在我现在这把靠墙的椅子上，心里觉得蹊跷。她腹内的胎儿已经开始游蛙泳，游的动作尚欠规范，尚欠准确，每一划每一蹬都软绵绵的，但她常在半夜感到他已在她体内昏暗温热的那泓水里，游动起来。他每一次屈伸都在那泓水里划出波纹，波纹一圈圈向外扩去，直扩到她的皮肤、指尖。

那个男人在电话里对王阿花说：“你有个了不起的丈夫。”

王阿花心里的蹊跷变成了狐疑。她说：“谢谢您的夸奖，不过他确实很了不起。”

男人说：“他非常爱你。他说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是吗？”

“他就这么说的。里昂还说，我这人不相信慈悲精神，只相信爱，我爱我的妻子，其次我爱我将来的孩子。他非常坦诚。所以我儿子说他很酷。”

“是的，他是很酷。”

男人发出太监般的笑声，说：“我第一次碰到你和里昂这样能相互欣赏的一对儿！”

“谢谢。”

“别客气。如果不是里昂，我的儿子要等到五年或七年或十年以后才能做手术……”

王阿花想：好了，疑团马上要瓦解了。她说：“是的，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为您儿子感到庆幸。”

“你猜我儿子怎么说？对了，他才五岁。他三岁的时候医生发现他肾功能很糟。四岁时医生跟我宣布，我儿子死定了，除非能在两年之内做肾移植手术。里昂大概跟你说了：我不会再有第二个孩子，因为我和我的伴儿当时是找了个女人来生孩子。这孩子跟他母亲毫无关系，他只属于我们俩……里昂属于那种对同性恋同情的思想开明者。”

“是的，里昂是那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王阿花随口答着，心里却想，其实里昂谁也不同情，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谁爱是什么是什么。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包括他自己。否则他怎么这样无所谓就出卖了自己一个肾脏？

王阿花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挂上了电话，只记得那边的太监笑声持续了太长时间，她来不及等他笑完就挂断了他。她朦胧记着里昂那个肾价值五万块，移植手术将在两个星期后进行。

她当晚来到海青的住处。那时海青还住在一座被火焚烧成废墟的房子里。海青把废墟改建得大致可以住人。她告诉海青里昂如何撒弥天大谎，说他把那份录音室的助手职位重新拿到了，从此他会本本分分上班、下班，用一份稳定收入使她无忧无虑地度过孕育期和哺乳期。他甚至向她保证在这段期间他不会在音乐里放纵自己，因为若想保持一份固定收入，必须像所有中产阶级那样，使生活规律起来，醉生梦死地听音乐和写音乐，都将破坏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节奏。

王阿花说：“海青，这太恐怖了，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肾也不牺牲他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他荒诞得到了凶残的地步，还是凶残得到了荒诞的地步，我弄不清楚。但我绝不愿意参与他对自己的摧残，我绝不要做他对自己摧残的理由。”

王阿花号啕大哭起来，海青上去搂住她。她从那以后便留在了海青怀抱里。海青当晚给里昂打了电话，说里昂你这王八蛋，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连自己身上的肉都吃得下。好好留着你那腰子吧，王阿花没有你也照样生孩子。

王阿花却一声不响地独自去了医院，做了引产手术，她感到五个月的胎儿停止了游动，被那昏暗温暖的一泓水淹没，冲刷到冷冰冰的彼岸去了。她颀长的睫毛飞张着，朝向白色的天花板。她没有继续去想那个胎儿，她在一片白色的天花板上看见了十岁的自己。十岁的她在一声枪响后雀跃起来：“爸爸！狐狸中弹了……”她正要跳出灌木丛，向金红色猎物跑去，父亲一把抱住她。父亲高大的躯体在她面前矮下来，她觉得父亲双膝跪下了。父亲两只大手捧住她冰冷的小脸蛋，说：“苏珊娜，你得永远记住，爸爸非常爱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人可爱，爸爸永远都想守在你身边——好了，去捡那只狐狸吧。捡回来给你做一个漂亮的大衣领子！”父亲的手轻柔地一送，她便被撒向雪原。雪原的那一边是树林，在白雪和蓝天之间如同碳素铅笔的潦草涂抹。十岁的女孩正弯腰去欣赏火一样的狐狸，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与她的脸颊间，只是个极窄的错过。她向父亲喊起来：“爸爸，别开枪啦，狐狸已经死啦……”然而第二枪、第三枪接着响起，子弹从她的发梢、她的肩膀擦过。她本能地趴在雪地上。同时喊道：“爸爸，别打了，再打就打着我了……”父亲却持续扣动扳机。她顺着后坡滚下去，滚成一个大雪球。她边滚边哭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了？！爸爸，别向我开枪啊……”子弹却越发密集，在她前后左右溅起雪尘。她幼狐一般窜入树林，被子弹震落的雪，大片大片砸在她头上。她不再出声，判断这是个噩梦还是真实。等到一切都归于寂静，太阳移到天空中央时，她听见沉闷的一声枪响。

十四年后，她微笑地否定着里昂为她和海青的孩子取的一系列名字。她温存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里昂你可真不如看上去那么聪明。”

我说：“就叫海蓝吧。是男是女都可以叫海蓝。”

王阿花说：“已经知道是女孩了。”

我想，上回那个胎儿呢，是男还是女？我看王阿花食指摁住餐刀，把肉和骨头分离。她有很好的家教，餐桌上的姿态高雅，跟米莉差不多。她把多廉价的东西都吃得秀气、从容、豪华，如同穿袒胸露背的盛装，有黑领结绅士陪同一样，但她从来也不对我们风卷残云的吃相提意见。里昂是变色龙，在高雅的环境和人群里，他便是头头是道的多礼，跟我和海青这样来自中国内地的人混，他比我们更无产阶级，所有的社交教条都丢光。

海青说：“叫海花。我已经决定，你们都少废话。”

里昂说：“你少废话，‘花’是我的版权。”

海青说：“谁也没说不是你的版权。”他脸转向我：“这小子就是自私歹毒，别的毛病一律没有。你得承认，王阿花这名字还是不错的。”

王阿花隐隐作痛了一下，跟里昂对视一眼。她躺在医院想自己的童年，对抱着一大束鲜花进来的护士说：请他滚，拿着他的花一道滚。然后她继续去望天花板上的那片雪原。十岁的她走到原野那一边，看见父亲没了，取代他的是一具没了头脸的尸体。她躺在产床上追悔：对父亲的爱和恨，结局是找来个跟父亲相仿的里昂——相仿的纯洁，相仿的绝对。她对着雪原一样的天花板鄙夷地笑笑：父亲和里昂都以为他们的人生宣言十分首创，其实他们不过在效仿。有一大串人可以供他们去效仿，这一大串人都摆出同一个烈士姿态，读着同一句潜台词，这句潜台词源于帕切克·亨利的著名句子：“给我自由，要不就给我灭亡。”这些自我法西斯自以为高贵于人类其他成员，他们其实不过是一帮自我中心、自我膨胀到极点的自恋分子。他们的存在对他们自身和其他人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选择的自由中是不包括你的，而他们选择的毁灭必将包括你。他们认为他们那高于一切的理想连他们自己都能眼也不眨地为之献身，何况你——你这盲目的、缺乏理想因而低贱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危险还在于他们富有激情，拥有才华，因而极富魅力。他们是对抽象的人类有意义，而对具体的个人是祸害的一群人。

我从王阿花手里接过啤酒。我说：“谢谢。”她说：“别客气。”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真正的对答不在这玻璃餐桌上。她其实在对我说：我什么底都向你交代了，以后看你的了。

我侧过脸去看里昂。他正听海青说话。他在听这种随随便便的话时也会精神专注到这种程度，像是在对付一阵莫名的剧痛。

海青说他可以把他现在偶尔做的那份工让给里昂。

里昂说：“你管它叫工作？”他说完便笑起来。

我问海青是不是做画框，海青的木匠活不错，给一些画廊做过画框。

王阿花向我解释了那份工作：某个医科大学和医药公司需要人去做试验。有时他们配制出一种安眠药，或者抗过敏药，他们就花颇高的价钱雇人去用那些药，提供足够的临床实验结果。在被实验期间，实验者和实验对象必须紧密相处，一旦有不测出现实验者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类似的实验还有酒精、大麻、烟草等等。海青有一次去实验烟草对人食欲的影响，另一次，是大麻对人性欲的影响。王阿花说：“千奇百怪的实验多了，你想都想不到。”

海青接过话说：“钱付得特好！整天什么也不用干，我干一回就能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里昂对我说：“你别信他。把人变成实验白老鼠，你想付什么价你才够本？付什么价也不够本。”

我问海青：“那他们让不让你出门？”

里昂说：“你想省得租房子是不是？”

海青说：“你别问他们，自个儿溜出去，谁知道？”

我说：“我每礼拜有三天得去学校……”

里昂打断我：“你想想，他们往你身体上用这药用那药，就是允许你去上课，你上得了吗？就是上得了，你敢去吗？万一药物反应不对劲，就是性命一条。”

海青说：“别理他。我常常溜出来。有回特逗，他们给我们用一种喷在鼻腔里治头痛的药。里面有毒品，不是大麻就是可卡因什么的。我用完觉得特来劲，连流浪汉看着都特英俊！连那些医学实习生看着都不那么烦人了——平常你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没劲！我就想，这种状态可太稀罕了，太利于搞创作了。我就溜了。结果刚一坐到地铁座位上，就过去了。”

里昂看着我：“美国你别想挣好挣的钱。”

我还不死心，问：“一次实验多长时间？”

“十天吧。最多十天。”

我想十天帮不了我什么大忙。不过或许挣的钱就够我租房了呢。

王阿花告诉我，上次海青是做麻醉药实验，到现在舌头尖还残存着麻木。因为那种麻醉药是专为牙科洗牙、补牙、镀牙表层珐琅用的，必须麻醉得非常彻底，而麻醉范围又得缩到最小。

她说到这里叫海青张嘴、吐舌：海青的舌头上有块黑紫的淤血。那就是因为他舌头给麻醉到现在还没醒的恶果：“他吃东西一急就咬上去。”

里昂说：“这你说不定能告他们。”

“什么说不定？我告他们告定了。就是手里没钱，请不了好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律师。”

“就是上回你假造车祸请的那位？那个不行。”

“怎么不行？他不赢官司不收钱。”

“那家伙不行。先跟你合伙坑保险公司，再回来坑你。那种人属于干点小缺德小丧良的事还行，让他拿下大案子，不灵。我这案子，我找过律师咨询，弄好了就成百万富翁！你想想，等于弄死了我半条舌头！”

“半条舌头你想敲一百万出来？懂不懂美国法律？你这行当又不靠舌头挣钱。你要是个厨子，或者饮食评论家，要不就是评估酒的专家，他们害得你丢了半条舌头，你的专业水平就要受影响，说不定饭碗都砸了，那他们才管赔你。他们赔的是你后半生有可能挣到的工资、奖金，你有可能用工资、奖金余下的钱买的股票。我上回一个肾才值五万块，你一条舌头就想成百万富翁？”

“那是啊——一个人只有一条舌头，但肾倒有两个。阿花，你看我还没成百万富翁，里昂就妒忌得脸绿了。”

王阿花不理睬他，对我微笑一下，说：“都喝多了。”

我说：“没错。”

里昂突然回头看我一眼。他希望我不是真心这样认为：“他是酒胆撑着而把我的手搁在桌面上爱抚。”

我也看他一眼。他的脸因为微醉而潮红，目光也因为醉意而更加锋利。不醉的里昂对自己锋利的眼光有所顾忌，总是让浓黑的睫毛半垂，压去一些光芒。他现在不再为别人着想了，随目光刺来刺去，冷光凛凛。不知为什么，我刹那间想到了安德烈。他那暖洋洋的和蔼双眼，那种暖洋洋的深褐色。我在这一瞬感到强烈的想念。随着想念而来的，是对握在里昂手心里的手感到困惑。我想，这是我的手吗？……不，不对，我在想，这样一雌一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是什么名堂呢？……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的。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个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地、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晚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份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

这声音有一种威慑。我去看海青的脸。他的脸比他的话要百倍地推心置腹。

里昂没有说话。他在认真地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在认真体味这话的严肃。

王阿花脸上出现一点儿不安。她的膝盖轻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无察觉，更加中肯沉痛：“记住你怎么失去了阿花。”

“闭嘴，海青。”王阿花悄声说。

海青大概在来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说：“除非你不打算去爱一个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盖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

Ⅷ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先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 Digest”，“People 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 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 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他清了清喉咙，同时把领带松了松。松开的领口露出他粗壮的脖子，一早用刮脸刀刮过的脖颈上一片密集的鸡皮疙瘩。它们颗粒饱满，每一颗都大得惊人。这是火鸡的脖子。

“那么，你当时被指派为战场特别记者时，心情是……”

“是特邀记者。”

“对不起。”

“没关系。”

他婴孩般纯真的眼睛飞快眨动几下。他心想，这女人真能瞎插嘴，这下好，我忘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你刚才问我，在当战场特邀记者时的心情。”

“对对对。”

“我心情很激动。”就跟当年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向他的祖国人民说“别问你的祖国给了你什么，问一问你给了你的祖国什么吧”，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窜着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学。那种生物化学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温度，迅速达到沸点。这种“咕嘟嘟”沸腾的血液使人放弃个人准则的道义和是非，背负起他人的道义和是非。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还要去裁决全人类的是非，干涉全人类的道义取向，在他进行这种他自认为崇高的裁决和干涉时，“我们可以背负起任何负担，跨越无论多遥远的距离”，他在这时赢得的拥戴是你们给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种坚信自己民族正义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们一样，听任浑身血液“咕嘟嘟”地开锅。坚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军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于正义和非正义，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让你们别跟自己的政府过不去，别去理论自己社会的是非，先把你们运过太平洋，去跟一帮黄皮肤、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绝去万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时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现了非常质朴的是非观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对手；我凭什么去揍那些我压根儿不认得的人？我不能因为白宫和五角大楼那些陌生人想揍他们我就得揍他们；他们在热带雨林里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上跟他们玩命吗？白宫和五角大楼那种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着为他们去玩命吗？再说了，去揍一帮没名没姓、热带雨林里的陌生人，又有什么揍头？！拳王的基本原则“To be or not to be”非常单纯明了——揍，还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则为他做出最终决定：不揍。

“……多么有趣——越南人先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尽管我们两国是敌对立场。”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转水转，玩命的最终是白玩命，到头来发现揍错了人算谁的？他觉得你们这主义那主义有我什么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实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对手。糊里糊涂去揍糊里糊涂的陌生人，对拳王来说，不大地道。

“当时你对中越边境冲突怎么看？”

“当时我就是想当英雄。”

“你不管正义是否在自己一边？”

“你呢？有没有怀疑过正义在握？”

“当时我不怀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们就去找刘先生的别扭。把一个充满小布尔乔亚情怀的刘先生监控起来，让他在你们的望远镜焦距中行走和活动，在你们的窃听器磁带上谈公事和谈文学诗歌戏剧以及谈恋爱，在你们的档案柜里荣幸地跟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做邻居，在你们的拘留室里头一次体验男性对男性的性袭击。“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现在……”他的大脸蛋一僵，心想：怎么就轮到你来盘问我了呢？“你当时上战场有没有畏惧感觉？”

“有啊。”我挎着“五四式”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

“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马里兰州和密歇根州有什么不同。”

“但我敢打赌你能分清马里兰州和北京。”

“没错。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跟戴维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说你和戴维斯是在马里兰州一条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现在，美国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样。”

“印第安纳和弗吉尼亚的公路，也一模一样？”

“啊。”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和戴维斯是在北京认识的。”

“不会吧。”

“你意思是我们不会了解这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北京认识戴维斯。”

“也许你不认为那叫‘认识’。‘认识’得要点时间。是不是？”

“在中文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属于直觉。”

我开始在他脑子里搅糨糊。

我见他嘴巴一动，恐怕他又想在我们俩之间做思路向导。我忙大声说：“你懂‘悟’这个跟禅有关的字吗？”他嘴又一动，我忙着再次截断他：“等你懂了‘禅’中的‘悟’，就对我刚才讲的‘认识’没太大问题了。时间到了，我得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约了六点见面，他得给我的期终作业提修改方案。再见。如果我们在圣诞前不再见面，那么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圣诞快乐。圣诞到新年期间，我要离开芝加哥，所以也在这里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请留步。”

我走了很远还在想我那二十响连发的道别和道贺。大块头便衣瞪着眼看我动作和嘴皮子一样麻利：穿衣，戴围脖，背上几十磅重的书包，脊梁领路飞快地退出那间审讯室，退出了长形的办公室。

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的，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我从被我烤得焦黄的吊柜里取出一包方便面，又去开冰箱取鸡蛋。我已经很久没买蔬菜了，见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绿的菠菜叶，不由得食欲中烧。我基本上已被房东撵出门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沾最后一点光——我从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叶。十分钟后，我的锅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来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谢谢。”我当然不会学习老八路留几毛钱。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风还是值得借鉴。

我把面条端到桌上去，又为自己铺好餐纸。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只小锅搁在桌上，下巴几乎架在桌沿上，两脚在桌对过的椅子上歇着，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唱，嘴里“呼啦呼啦”、热气腾腾、连汤带水吃着方便面。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我感觉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礼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实在别人的国家夹着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坏了，此刻我从仪态上到操行上，都给自己来了一次休假。

牧师太太从厨房门口走过。她大概以为牧师回来了，把音乐开得这么响。但她一见占领了厨房的是我，眼睛出现一个大问号。我对她一扬手，说：“Hi!”

她似乎这才确定她看见的确实不是别人，是我。她想，这个貌似胆怯、多礼的东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讪地问了问气候，身体已在撤离。我看见诧异在她眼里飞快发酵。她一再地想：假如这东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话，这三个月的装蒜可够她受的。

这时我的手机在书包里响起来，我跟牧师太太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去书包里翻找电话。为了图价钱便宜，这个手机的分量等于一只小哑铃，体积也相当可观，所以它总是沉在书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书本，摸到它，对方已改了主意把电话挂了。但我假装电话接通，这样牧师太太可以把我一个人剩在厨房继续舒服。

牧师太太却走进来，为自己做了一杯热巧克力，在我对面坐下来，同时把两只脚架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听我对着手机讲中文——反正她听不懂，听听也无妨。她把我刚才正做的填字游戏拖到她面前，顺着我做的做下去。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是供时间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时间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给了我一个惊讶的眼色。我对着毫无反应的手机不知在胡扯什么，心里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该走；若走该如何走；走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我提防她；若她认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余，她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她对我巨大的失望和识破之上，是否又会增添一层失望和识破……

我正跟自己聊得热闹，突然听见“嘀零零”一声。我见牧师太太蓦然抬起脸，瞪着我手里的手机。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嘀零零”来自哪里，又是一声“嘀零零”。响动就发自我的手机。

我跟房东太太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间绝大部分花招，更别说我这儿的东方花招。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个在花招上贫乏的男人，因此她什么都去猜就是不去想这是我耍的花招。

她说：“这种新科技就这么讨厌，永远也别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我说：“可不。”

我赶紧摁下回答键，对话筒说：“哈罗？”

电话里是个英语纯正的女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爸爸昨天夜里中风了。”女人说。

我说：“哈罗？！什么？！？！”

牧师太太看着我，我也以同样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她。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电话上的女人说：“我父亲昨天夜里中风了，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我说：“哈罗？什么？！”

我又耸肩又把两个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牧师太太也是又耸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

电话里的女人说：“对不起，你听不清吗？是这样，昨天夜里我父亲中了风，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说：“哈罗？！？！？！……”

牧师太太说：“她说她父亲中风了，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看看她年轻光润的脸：这下惨了，她居然听得见——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刚才玩的花招了。她却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变成我的助听器。

电话里的女人这时哭了起来。她说：“父亲买了机票，准备去芝加哥看你……”

我这才悟过来，电话里的女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刘先生的女儿。

我说：“上帝，我们前天通电话他还好好的！现在他怎么样？！”

刘先生的女儿说：“不知道。他还没醒过来……呜呜呜，我今早乘飞机，刚刚到……”

“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

“没有……呜呜呜。”

“那是谁把他送进急救室的？！”

牧师太太意识到我在讲英文，便赶紧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热巧克力。她认为既然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她就不该听了。她脚步飞快地离开了厨房。

“警察。呜呜呜……”

“警察？！”

“我爸爸还算走运，他昨晚出去看戏，回家十一点多了。进了家门他没来得及拨密码解除防盗报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钟警车就来了。呜呜呜……”

“你别哭。说不定刘先生会很快恢复。”

“你能来一趟吗？”

“……我的期终作业还没完成。”

“等你完成了，来也没用了。我爸很欣赏你，说你比我懂事体贴，又勤奋又用功。你为什么不能把期终作业拿到这里来写呢？”

我心想，我最大的苦衷还不是期终作业，而是旅费。我上哪儿去筹这笔机票钱呢？我对刘先生的女儿说：“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吗？”

“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戏，我知道那不是实话，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觉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国，暂时得有个爸爸……呜呜呜……”

“哦，看上帝份上，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

“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得中风的老人打交道，我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跟中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挂了电话，我心事重重走进卧室，见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师太太的手迹。我拾起信封，打开它，里面却是一封给“亲爱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发现一张小纸签，房东太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等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我赶忙把那封两页纸的信读完。大体上它把我是怎样一个穷光蛋介绍了一番，然后号召全体教友为我捐款。牧师太太告诉教友们，我每天如何勤奋地读书、写作，如何是个对美国文学艺术将会有贡献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这才知道牧师太太对FBI的印象不佳，她对她的教友们说：让我们以诚挚友情把这个不幸的中国孩子带出FBI的阴影，领到我主的关爱中吧！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直纳闷，牧师太太怎么没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电费。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却发现巨大的蜡台下仍压着那一笔笔钱。牧师夫妇竟没发现我争取做良好房客的实际行动。但我立刻感到侥幸，我去看刘先生的机票有着落了。我把钞票从蜡台下抽出，赶紧回到卧室去给里昂打电话。他对买各种廉价机票、音乐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电话打到“无出路咖啡馆”，他果然在那里。“无出路咖啡馆”里有块黑板，各种投机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贴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钟就为我找到了一个机票贩子，一张去洛杉矶的“红眼睛”机票只需两百零八元。

一小时后，我和机票贩子在牧师家附近的“7-11”杂货店接头。机票贩子说他只收现款或大麻。我递给他一摞二十元的钞票，他认真点着钞票，我认真检查机票上的所有细则是真是伪。

他说如果机票出差错我可以扣下里昂当人质。我笑着回答，如果他发现伪钞，也尽管拿里昂做人质。他跟我一块儿走出店门后，我发现他手里出现了一块火腿三明治。我问他除了机票他还卖什么。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骂骂咧咧地说这种杂货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进街边垃圾桶，同时反问我：“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什么你都能买到？”他说差不多。上次有人通过他买到一颗女人的卵子。我装着没事，心想没准就是这小子差点做了里昂肾脏的掮客。我向他打听一个卵子标价是多少。他说没有统一标价，价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岁数，什么人种，学历、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价位。他说：“打个比方，你的卵子应该价钱不错，因为你看上去像个博士生。”我说：“硕士生。”他说：“博士和硕士差价仅是一两百元。”他又说：“黑头发比红头发价钱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般红头发女人性情不好。”我问他黑头发的价码是否低于金头发。他说：“这就得看谁买了。有人认为金发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愿意他们的女儿有一头金发。”我说原来此中学问颇大。他说当然，有关遗传工程的书籍他都写了好几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钱出版。

我留了他的呼机号码，假装走进一幢四单元的公寓楼。直到他瘦高而弯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弯处，我才穿过马路回牧师的家。我不愿暴露我的真实住址给一个人类器官掮客。

刘先生温文尔雅地在氧气管、输液管、排尿管的网络里持续昏迷。我看到床头床尾都是鲜花，心想这位女儿就用鲜花来伺候她父亲。她把我从机场接到医院后，马上到走廊上打投币电话去了。她说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两个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为男朋友订的生日蛋糕上的贺词改写，还要打电话给兽医，推迟她那匹马的体检。除去这些，她每小时给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电话，看看保姆是否让孩子按时进餐、马桶训练、看图识字、出门散步。或者检查保姆是否在电话上跟朋友或姘头瞎聊天。这个离了婚的年轻母亲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坐了一夜飞机，站在刘先生旁边不断打着短促的盹儿。刘先生倒没有明显病容，只是没有那股洁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显得过分松弛，过分软和，使他乍一看像个老奶奶。

我母亲穿着白色细绒衣、背带工装裤的照片一直夹在刘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这身打扮站在门口，望着突然造访的李师长，呆了。她说：“请进吧。不过地方好小，首长不要笑话。”她还有三个小时就要随刘先生去美国了，房间里不值钱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给了房东，比如被褥、窗帘、帐子、凉席，一些家乡特产的蚊烟，一套不粗不细的瓷器，两个铁锅一个沙锅。稍值一点钱的那架老式无线电和一些书，一套大小俄国木娃娃（刘先生赠她的礼物）就暂时存放在房东太太那里，等着魏小姐来取。

李师长说：“我刚刚开完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李师长一看见两只帆布箱搁在亭子间门口，便说道：“要出门啊？”

“不是。想换一处房，这里太小。”

“什么时候搬家，我叫司机开车过来，再派两个战士给你，归你指挥。”

我母亲心里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刘先生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这条弄堂可停不下两部汽车。她请李师长坐。李师长说开会坐累了，站着伸伸筋骨。她说她马上去房东那里讨杯开水，给他泡茶。

李师长却拉住她，把她径直拉进自己怀里。

他说：“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块儿搬吧。”

她看着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们说的威风凛凛可就是指这张面孔？她伸出手指，摸着他线条极硬的下巴。她看见自己的手指那么胆怯又那么好奇，是个孩子的手，一个招惹暂时温和的大兽的孩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跟他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使她肉体深处再次发生那种奇特的抽搐。

她说：“我去给你弄茶。”

他说：“别去了，我不渴。”

她说：“哪能茶都不给你喝？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我真不渴。”他的心给她抚摸得作痒。

她说：“你可真是当兵的啊，上海有谁喝茶是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师长肯定被我美丽年少的母亲那一娇一嗔弄得全身无力。他觉得老人说“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这话有问题，应该是“少女的脸”。这脸才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云雾、绮霞、彩虹，时时都让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么始终就一个灰淡的气象呢？

我怀疑我母亲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过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该怎么处理。她在房东的厨房拎起竹壳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进宜兴紫砂壶。灶上在蒸银耳，我母亲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又化成稠厚的白雾，漫卷在四壁油烟的灶房间里。我佩服我十九岁的母亲，在那样的关头还没慌得把开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听任自己的念头不紧不慢地咕嘟着：他俩你更爱谁？突然她又一想，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去想“爱”这种无用的字眼？她判断李师长今天一定不是顺路，而是专程来的。那就是说，他心里已打定了某种主意。他刚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了。

她这样就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清楚。她跑到三楼，向房东太太借用了电话。她给魏小姐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刘先生不必来接她了，她在外面还有几桩小事要办，办完事她自己直接去机场。魏小姐觉得奇怪，问：“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吗？”我母亲说：“他的电话线忙啊，我打不进去！我又马上急着要出门。”

此刻不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她便继续对李师长偏心。她总是对李师长偏心，对此她是没办法的。

她把茶端给李师长的时候，抿嘴一笑。

李师长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来搂她。我母亲觉得这个军人搂得她非常舒服，远比刘先生搂得对劲。她说，等一下，差一点儿忘了。她拿出一叠白手帕，一共七块，每块角落上都绣了个“L”，五个“L”是黑色的，另外两块一绿一红。我母亲身上还保存了一些乡下女孩的示爱方式，比如绣个帕子、袜垫什么的。她偶然路过一家正在倒闭的铺子，看见这些便宜得等于白捡的细纱手帕，便买回来绣上了刘先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

李师长说：“这是什么？”

我母亲说：“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头的？”

李师长说：“要这么多，一辈子也够用了。”

我母亲说：“这五块有黑字的，是从礼拜一用到礼拜五，绿的是礼拜六，红的是礼拜日，以后你忙昏头也晓得日子。”

我母亲和我父亲讲话的调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定下来的。后来当然有些变本加厉，娇嗔少了，教训越来越多，渐渐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结结实实的训导。我父亲直到某一天，发现教训自己的不再是那个娇嗔可爱的少女，而是个两鬓斑白的黄脸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农村妻子实际上有多温柔。

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父亲的。当然他在这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是这时让我母亲怀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断定我妈这天还是不是处女。在我见到刘先生后，我分析我母亲第一次跟我父亲做爱时很可能是黄花闺女身。我父亲在我长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和母亲的关系，他痛苦地想弄懂，那个温顺的小美人儿怎么就给一个黄脸婆偷偷掉了包。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李师长抱着掉脑袋的甘愿将我母亲搁在卷掉了褥垫的床上。棕绷上铺了那件军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着眼睛，似乎都在问对方：这样做你以后会怎么看我？会小看我吗？……李师长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支漂亮的手枪搁在我母亲头旁边。那意思是，你要有半点被强迫的感觉，你就开枪。我是不够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枪被搁在离他手几寸的地方，似乎还有另一个解释：这时候闯进个人来，让他们生死攸关的好事猝然中断，他抓起枪便毙了他。我父亲差点毙掉的那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各种橡皮管子交织的网中的刘先生。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魏小姐的电话，因而他按预先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来接她。他自己的车已经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辆白色雪佛兰，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装，扎个黑领结。他把这次旅行当蜜月来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后再举行婚礼。他坐在雪佛兰宽阔舒适的后座上，手上戴着雪似的手套。他的这双手要将一位玉人搀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佛兰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窄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咙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的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横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作轻松地告诉雪佛兰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点缀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上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地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唯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唯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拔，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个人摇头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标准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地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及。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母亲和刘先生一个失之交臂，我便错过了做这个简妮弗或加西卡。

我发现她现在在跟我说话了。她谈的问题非常深奥，因为是有关美国的混账遗产法。她说她父亲没听她劝告，没如何如何，结果导致了怎样怎样的后果。我只懂得后果是她可能会少个几百万。如果我父亲不及时攻下我母亲，刘先生就会在我母亲体内造出这么个简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谈着父亲的身后财产，用一串串鸟兽语言的法律词汇。我也会像她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静超然地谈钱。这样谈，钱便不再是个好东西，而只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样的客观，可以使人在钱面前不再两面三刀：心里爱它爱得作痛，嘴里却要讲它坏话；私下里同它亲得不能再亲，人前却要忸怩，却要反感，却要说：“不就是钱吗？！”

简妮弗（加西卡）不必这样。她不必作态，佯装，她就这样坦荡、大方地谈着由父亲死亡而给她造成的一次财富增长。原来对钱做许多姿态的人，对钱厌恶、不屑的人都是没有钱的。对钱满不在乎的人，钱之于他们恰恰是性命攸关。

这个对钱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点就是我。

我对简妮弗（加西卡）说：“我可以留下来守候刘先生。”

她说：“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时十五元。”

我说：“好的。”

她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写下她的电话卡密码，交给我，让我每小时给她打个电话。她突然想起什么，目光平直地看着我。

她说：“你很需要钱，是吗？”

“是的。”

“听我爸爸说，你的男朋友是个外交官。”

“未婚夫。我们订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里纹丝不动。

“你得原谅我的直率，美国外交官工资可不怎么样。政府的公务人员都没钱；外交官比邮差、军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点。”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邮差。”我说。

“更幸运你没找个艺术瘪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说：“可不。”

她哈哈哈地乐起来。

我也跟着乐。不乐挺伤和气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办了。她说：“我先给你三天的工钱——七十二小时，我全算你工时。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你刚才听见我跟护士谈守护人的价钱了吧？”

“听见了。”

“我们谈的三十块一小时是有过训练，也有证书的。”

“噢。”

“我刚才出的价有谈判余地。你可以提出你的价钱。”

她可真坦诚，真大方，一点儿不羞涩。

我说：“那就二十五块一小时。”

“二十。怎么样？”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成交。”

她取出一个大钱夹，里面有一个支票本。她开支票的手势很漂亮，把支票从本子上扯下来的动作更漂亮。以这漂亮的动作，这帅劲，她买房子置地，买设计家的窗帘、家具，买她那匹价值五万元的马。讨价还价的乐趣不在于省下几千或几万块钱，而在于她占了上风，成了一局游戏的赢家。她的讨价还价还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举人的一种方式，或是她的调侃或调情。她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嗔怒、娇憨、发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给足她空间时间让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没伺候她把一项游戏玩尽兴。

她企图挑逗我伺候她玩游戏，我却老实巴交的怎么都行。穷到我这地步，也就没什么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谈遗产时的实事求是态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钱是个丑字眼。穷成我这样，大概也能出来一种大气，能诚实地承认穷，诚恳地表达对于钱的兴趣，就是穷者的尊严。能够正面表示对于钱的进取心，是向文明迈出的一步。我为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激简妮弗（加西卡）。

我说：“谢谢你，简妮弗。”

她说：“不用谢。不过我的名字不是简妮弗。我叫玛伦达。不过没关系，千万别跟我道歉。”她笑起来。

“对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别道歉！记住，你非常棒，用不着说‘对不起’。”

“谢谢。”

“你‘谢谢’也说得太多。”

“好的。”

玛伦达拥抱了我。我们都属于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拥抱起来显得特别紧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欢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没有突然出现，打乱了我母亲和刘先生的计划，这个撕下支票就扬长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我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样的话我没什么意见。

她转身对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里捏着她给我的支票，所以我脱口说道：“谢谢！”

“你看——又是‘谢谢’！”

我右脚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这姿势在玛伦达眼里是谦卑的，是形体的苦笑，有点像《茶馆》里王掌柜的“稍息”。

我想我这么个穷光蛋，又是在异国做穷光蛋，“谢谢”与“对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阵呢。

我揣着上千元钱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宝行赎我的钻戒。

我对老板笑了笑说：“还认识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说：“当然。”

我说：“我想赎回我的戒指。”

老板从腰里拖出一根镣铐般的粗链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钥匙。他看也不看就从那堆钥匙里拈出一把，打开一个柜台的门，取出一枚贼亮的玩意儿。它被套在一根白丝绒的模拟手指上，贵重得我都不敢认。

老板伸出两根小泥肠手指头，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码签说：“三千两百元。”

我说：“啊？！三千两百元？你只给了我七百块，就从我手上买走啦！”我瞪着这张笑眯眯的脸。它看上去并不像这样吃人不吐骨头。

“如果我当时是六百块从你手里买来，我这时候还得请你付三千三百。”

“怎么可以这样？！”我天昏地暗地看着十多天前还属于我的东西。

老板脖子一缩，两手朝两边一摊，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对上帝。

“我也得吃饭啊。”他说。

“你是得吃饭，可你也不能顿顿吃龙虾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问题。”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赚了两千五？”

“价钱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圣诞节前的折扣。这样好不好？我们来个漂亮数字，三千元整。大过节的，那点零头也算我一份圣诞小礼物。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很残忍。”

“你如果有现钞的话，我不收你税。”他的小泥肠食指在小计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数亮给我：“你看，这是税钱，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圣诞礼，这一来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门。他还在我后面叫唤：“你回来！咱们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来的话一定要弄只黑袜子套在脸上，弄支枪端在手里，吆喝着你把那五十把钥匙挨个使一遍，我得把五十个柜子全清理干净。

我只好戴着假钻石去见安德烈了。他给我的圣诞礼物竟是一大帮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继祖父，两个高中好友，三个大学友好，以及劳拉，都被他邀请到芝加哥来给我一个圣诞大团聚。

我来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联合大陆”酒店，见劳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桌上放了两杯黑马提尼。劳拉问我要不要也来一杯黑马提尼，因为这个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内游泳场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马提尼了。我说我反正一窍不通，还是来点吃的比较实惠。

劳拉马上说：“喏，你看这个怎么样？生菠菜拌松子，要不来一客‘卡威亚’？”

我说：“什么是‘卡威亚’？”

安德烈告诉我“卡威亚”是俄国鱼子。

我说：“有炸薯条吗？”

劳拉说：“你管那叫食品？”

安德烈对我说：“你别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劳拉糟蹋自己的钱不眨眼，糟蹋别人的钱更不眨眼。不过她确实是糟蹋钱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乐的学问。这个酒店的黑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尝尝我的？”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没喝懂什么，但我说：“没错，很棒。”

不一会儿，劳拉面前上了一小盘橙色透明的鱼子和切成小块的黑面包。东西摆设得极像珠宝行。

安德烈根据劳拉的推荐，要的也是这里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几片，贵重得不像泥里长出来的。安德烈给了我两片菠菜叶和五六颗松子，劳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鱼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条的盘子边上。我唯一吃得懂的还是炸薯条。他们这样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钱。

劳拉说：“知道我为什么情愿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吗？”

我说：“犹太人不过圣诞。”

安德烈说：“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闹翻了。”

劳拉说：“你怎么知道的？！”

安德烈说：“你告诉我的。”

劳拉的脸转向我：“不可能吧——我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安德烈说：“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诉我的。”他对我说：“假如劳拉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闹翻了。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她讲过任何人坏话，除了她父母。”

劳拉两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麦当劳”符号。她说：“我什么时候讲过他们坏话？我讲的全是实话。他们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说每月补贴我一千二。现在我把它租下来了，跟他们说：当时说我只出零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能这么坑人——租房契约签了，钱呢？！他们还特有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会提升，工资涨了一万多。’你看，父母应该在孩子有成就的时候给奖励才是父母啊，我晋升了，他们不加钱反而连原来答应的都不算数了。我现在给他们打电话，要是我母亲接的，我就说：‘请问大卫·艾德乐在家吗？’我母亲说：‘劳拉看上帝份上别逼疯我！’我说：‘就是你们这样的人要对犹太人许多坏名声负责。’”

劳拉往一小块黑面包上抹鱼子酱，手势优美。她抿紧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继续刚才的愤怒陈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体语言更丰富，缩肩扭头，意思是说：有这样的父母，你们也会疯。

侍应生送来账单。劳拉很快算出我们三人每人该摊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俩人的，劳拉拿出两张二十元钞票，说：“找我十六块五。”

安德烈和我都开始翻钱包，凑出十四块。

劳拉说：“还欠我两块五。”

安德烈笑嘻嘻地说：“你点的东西最贵。”

劳拉也笑嘻嘻地说：“谁让你点便宜的？”

安德烈乐出声来，说：“那我先欠着账吧。”

劳拉对我说：“你帮我作证。”

我说：“行，我作证。”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说：“你说我会跟她恋爱吗？”

劳拉说：“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犹太公主’。”

安德烈说：“我用英文也叫你‘犹太公主’。”

劳拉想说什么，却嘿嘿笑着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间，她说：“知道我刚才想说他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揭他短儿。”

“噢。”

“不问问我想揭他什么短儿？”

“好吧，你想揭他什么短儿？”我听上去是真有兴致。

“他给你买这个订婚戒指的时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议去Tiffany买，他说太贵。总算被我拉进Bloomingdale's，我要他买一克拉的，他最后还是买了这个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犹太男人订婚，至少给你一克拉！我父亲送过我母亲十克拉的钻戒，信不信由你。”

“我信。”

“我母亲戴出门的十克拉是仿制的，同一个工匠做的，仿制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要仿制吗？”

“为什么？”

“因为那么大的钻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银行保险箱里。仿制的那个也要三千多块。说了你都不信。”

“是没法信。”

“后来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还是依了我。你喜欢这种字体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书上的字了！”

“什么字体？”

“你没看见？！”

劳拉问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伪钻戒脱下来。她盯着戒指后面看了半天，然后又来看我。我心里想，全完了。

劳拉说：“这后面刻了你们两人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她觉得我非常可疑。

我说：“你真看不出来？”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话也讲不出。

我笑起来：“我以为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呢——这个是仿制品。”

我这个大疑团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她母亲的十克拉钻戒神话给了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怎么敢把真的戴出来？我也把它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劳拉说：“我说呢。第一眼我就觉得它不像。不过圣诞节你该戴真的，因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来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够隆重。”

原来局势仍不妙。我心里飞速盘算，去哪里弄到三千块，去把那个真玩意儿买回来。看护刘先生我挣的一千来块钱倒是一分没动。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两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艺术瘪三，榨干他们也别想榨出四位数借款。我突然想到那个“人类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劳拉告假，说我有个紧急电话要打，手机的电池又耗尽了，只得去找投币电话。安德烈从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一手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将硬币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远装着停车或打投币电话用的硬币、一包纸巾、一块折成四方的洁白手绢，还有一把瑞士十字军多用折叠小刀。他要万一做了罗宾逊，可以活得不错。用十字军刀上的小放大镜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锯条伐木。据劳拉说，他还在口袋里添了一样必备：抗胃酸药，因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着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他爱怜、惹他担忧的小可怜儿。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电话，拨了掮客的呼机号，又把我正使用的这台公用电话号码输进去。刚挂上电话，一位老太太过来，请我躲开，因为她要打电话。我退后几步，她看我一眼，又说：“劳驾，能请你再走远些吗？我从来不习惯我打电话的时候身边站个人。”

我傻瞪着她，然后发出一个白痴一般的烂漫笑容，再硬起舌头说：“不懂英文。”

她把字吐得仔细至极：“请、你、走、开。”

我说：“不、懂、英、文。”

她瞪着我，我是她最近几天见到的最讨厌的一个人。大过节的，她不想见到任何惹她讨厌的人。

老太太说：“那就回你的中国、日本、韩国去，反正你从哪儿来我不介意——反正哪儿来哪儿去。”

我站在原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个美国，一下子冒出这些亚洲穷光蛋是怎么一回事？

她说：“滚回你的亚洲去。”

这时一个清朗的女声从我身后传来，说：“滚回你的坟墓去。”

我一看，是劳拉。她脸上没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温婉，只是下巴翘起来，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个极酷的微笑。我从没见过比这更高雅的愤怒。

老太太像是要昏过去，白面孔成了银灰色。

劳拉把她房间的钥匙递给我，眼睛仍盯着老太太。她说：“用我房间的电话。我得在这守着，万一这位老人家给我气出好歹来。”

我到劳拉的房间，给“无出路咖啡馆”打了个电话。那边回答说，他今天还没来，不过可能马上会来。我把劳拉房间的号码告诉了他。

半小时过去，仍是没有消息。我想大过节的他买卖可能不错，找他卖卵子的女艺术瘪三可能不少。

等了近一小时，劳拉回来了，说是替我列了张购货单。我不懂她说什么。她说明天是圣诞节早晨，大家要拆礼物，我必须给安德烈一家三代准备一些礼物去拆。她还告诉我，打听谁喜欢什么是门学问，她旁敲侧击替我打听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欢什么。

她指着长长一列名称：“他的祖母比较好办，收集水晶制品。祖父比较费事，喜欢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这些封面装饰他的私人图书室。你看，安德烈的妈妈兴趣很广，可送的东西就多，David Kurk的首饰，印第安地毯，远足鞋，登山拐杖，La Ashlay的卧具和棉布乡村式连衣裙，各国邮票，各种艺术品——油画，水彩画，铜版画，木刻，抽象或者写实的雕塑。反正我全给你写下来了。最难办的是他父亲，他什么也不需要。”

她指着那张购物单，面色严肃紧张，然后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还有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

她说：“两个半小时后，全部商店都关门了。圣诞节前夜提前停止营业。所以你必须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这些购买。”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发呆。她去衣柜取大衣。

她说：“我可以陪你去买。你的预算是多少？”

我说：“啊？！”

她说：“你打算拿出多少钱来置办礼物？”

我心里想，豁出去了。我说：“一千，够吗？”

她马上没劲了——我只有一千块请她帮我花。

她说：“我得盯在这儿。在旅馆餐厅订了只烤鹅，我得确保他们在鹅肚子里塞的东西样样都对。你不盯着，鬼知道他们填些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拿着劳拉开的购物单走到大街上，先买了一只水晶天鹅，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个不小的百分比。我顺着密歇根大道往前走，感觉总是过着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红深绿为主的购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闹，人们躲在噪音里打嗝、诅咒、放屁，却什么也不被听见。今天连乞丐的大声讲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动嘴巴，都在张大嘴哈哈地乐，可你一点儿声音也听不见。声音失去了个体的存在，具体的存在。

我每花一笔钱就有一股燥热涌到脸上，在那里形成毛毛汗，霎时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顺着我的后脑勺，沿着脊椎骨钻下去。

我只完成了购物单上的四项购买，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回到酒店，劳拉披着大衣在门口站着。见到我她小跑着上来，说她刚才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

她说：“这家伙上来就问我，你想卖几颗卵子？”

我做出不懂她在讲什么的表情。我的英文反应迟钝并不完全是弊端。有时我想蒙混过关，或多赢得一点时间来想对策，别人就把我这时的装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劳拉眼里远比我本身憨厚。

她说：“后来他说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当你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别好奇，问他：‘你买女人的卵子干吗？’他说：‘我只不过是个经纪人，把卖方和买方的头牵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说：‘都谁是买方呢？’他说：‘反正不是餐馆。’我乐了，问他：‘一个卵子值多少钱？’他说：‘从六百块到几千块，得看你是谁了。’我说：‘如果我是克林顿夫人呢？’他说：‘她的蛋早下完了，没下完也都不新鲜了，孵出的孩子都是愚童症。’我差点乐死。他问我到底有没有卵子出售，我说我今年六十岁，你看我还有什么可出售的。他还当真了，说：‘眼角膜。’”

劳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也跟着笑。或者发出和笑声相仿的声音。

她说：“这家伙说笑话自己一点儿都不笑！”

我想，因为他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在说笑话。

她说：“你从哪儿认识了这么逗的一个人？”

“从‘无出路咖啡馆’。”我说。

“他也写小说？”

“写科幻小说。”我随口胡诌。

“他还干什么？”

“还……还下围棋，中国围棋。”

“那我得认识他！我朋友里从来没有这么哏儿的人！噢对了，他让我转告你，有个买主急需亚裔卵子，如果你能在圣诞节后马上跟买方接洽，他负责给你拿下最理想的价钱！”劳拉又跺着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团。

在劳拉眼里，我们这样的穷人不是别无选择的穷，我们的穷是种情调，是种生活风格。因为劳拉对于穷完全无知。她不相信穷是很具体很实在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颂扬财富的国家，穷是绝症。

她说：“你不会真去卖卵子吧？”

我说：“我会。”

我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实话吓一跳。

她瞪着我，说：“你会？！”

我说：“我想经历这个国家所有的奇异事物。”

她打量我一眼，认为我说的是真话。

“你知道怎么着？我的直觉棒透了。”她结束打量时说，“第一次见你——第一分钟，我就想，这个女人很危险。”

我问她我哪里危险。

她说：“因为你内心不像你看上去那么乖，而且你是个像猫一样好奇的人。”

我看着这个年轻我好几岁的女子，一个狞笑在我脸上开放，我说：“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我还没总结呢。不过我刚才总结的那两条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嗯？！”劳拉挑衅地一斜脸，装出眼冒凶光的样子。

“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好奇。”我说。

劳拉就这点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从不怀疑别人对她的诚恳。如我这样在心里跟她瞎逗，伺候着她顺着任何一条思路往下走，伺候着她开开心心把任何一条思路走到头——如我这样的人，她也毫不怀疑我的诚恳。她的自信让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必隐瞒弱点，她自己从来也不隐瞒她的弱点，比如她绝不让别人在钱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认为这叫“抠门儿”，是一项蛮不雅的弱点，她却从不隐瞒或为此害羞，她上来就会爽快地把这弱点亮给你。为此我喜欢劳拉。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决定从波士顿开车来芝加哥。因为那位继祖父的恐高症发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块儿放弃飞行。这样圣诞便只能向后顺延一天。

劳拉觉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气大得吓人。

我劝她想开点。我说：“我们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鹅。”

她说：“是回炉鹅！”

安德烈说：“幸亏不是回炉火鸡。回炉火鸡我一定会呕吐。”

劳拉说：“那礼物呢——不拆礼物啦？！”

我说：“晚一天拆还是礼物。”

安德烈在一边抿嘴笑。我有点吃不准他笑什么。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说：“有件礼物不能拖延，得马上拆。劳拉不准我告诉你。她说我把这个秘密礼物告诉你，她就杀了我。”

劳拉这时从浴室出来，妆化了一半。她指着安德烈，说：“你闭嘴。你要用中文叛卖我，我杀了你。我决定了：我们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礼物。”

圣诞树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里。早上八点，我们开始拆礼物。圣诞树下横搁着一个巨大的纸箱，包装是银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状的镂空。劳拉和安德烈把这庞然的礼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书送我的。安德烈和劳拉都面无表情地看我动剪子，打开银色包装。里面的巨大纸板箱并没被捆扎、封口，我正要去揭那盖子，“嗵”的一声，里面冒出一个活人。再一看，这活人我认得，是阿书。

Ⅸ

我走进系里的会客厅，一个男人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

我瞄了一眼他塞到我手里的名片。上面的职位、姓名同他这个人一样平淡，我肯定在一小时后会把他和它们全忘干净。唯一使我踏实的是他的平直刻板；他没有便衣福茨那样明眸皓齿的笑容，也没有大脸蛋的热络，因此我断定我眼前不讨人喜欢的脸，是相对真实的。他不信赖我，也不需要我信赖他，这一点让我舒服。我和他握手，完成了起码的开场白。他的手跟我的手一样不得已，一样的满是倦怠。

“请你协助我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份表格填完。”

“什么表格？”我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抽出几张纸，铺在茶几上。

“有关你基本情况的表格。”他掏出笔，又说，“我问，你答，我把你的回答填进去。这样我们有希望在一小时之内办完这桩事。”

我肯定他真正想说的是“这桩鸟事”。

“这表格跟FBI的，有什么不同吗？”

他一下抬起脸，问：“什么FBI？”

“美国不就一个FBI吗？”

“FBI怎么了？”

我看着这张缺乏特色的脸，看上去不像装蒜。我说：“你们跟FBI不是一回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们怎么可能跟FBI一回事呢？！”他用笔的屁股把眼镜往上挑挑。他的嘴唇在吐出“FBI”三个字时，微微向下撇，像是咀嚼到某种不妙的味道，倒他胃口。

“噢，我懂了。”

他再次抬头看我一眼。他对我缺乏兴趣。他说：“你懂了？那么刚才你没懂的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FBI让我填了那么多表格，我就用不着填你这份了。”

“FBI为什么让你填表格？”

“为了调查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关系啊。”这不明摆着？

他原本坐在沙发上，低头俯向茶几，打算往那表格的栏目里填内容，此刻却渐渐还原成正常坐姿。

“外交官员的安全审查，是国务院安全部的事。跟FBI有什么相干？”

他想说“狗屁相干”，但他缺乏说脏字的激情。这类在各方面都缺乏激情的人非常适合为任何官僚机构工作，“你的意思是：FBI跟你打过交道？”

“正在打交道。”

“不可能吧？”

我怎么看他的懵懂都像真实的。我笑了笑，眼看这个缺乏激情、缺乏表情的人被激怒了。

他说：“FBI没有权力插手到这件事里来！”

我告诉他我跟那两位便衣打的交道已相当长，以钟点计算的话已长达四十小时。

“我已经告诉了你：他们没有权力过问我们国务院外交官员的事！”

他的愤怒也不像做戏。我想说那两个便衣的确很讨厌，但又一想，坐在我面前的这位也是便衣。当着这位便衣的面讲其他便衣的坏话，可能对我不利。

“四十小时的讯问？！”

“加上电话上的谈话，有五十来个小时了。”我说。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我在挑唆。我面孔摆得平平的，绝不要他认为我有看热闹的意思，看他跟FBI火并的热闹。他若真跟FBI火并，大概也没多大看头。

“不像话！”他说。

我不知他指什么。我说：“嗯？”

“他们逾越了权限。”他说，“你有权利拒绝。”

“是吗？”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你呢？

“当然！”他看上去是真的向着我，“如果我知道FBI瞎掺和到我们权限范围来了，我早就对他们说：喂，等等，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挣谁的钱？难道全美国纳税人付给你们的工资你们就这么胡糟蹋？杰夫瑞·达莫尔那样的大案有的是，美国平均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把五十多个小时瞎耽误在你这样的人身上……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们？！他们就是美国政府透支的原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见你的鬼去——你们有什么权力审讯我？！”

他真的向着我似的。

“这件事如果我的上司知道，会很不高兴。因为安德烈·戴维斯是出色的外交官。他应该在外交这行里有很大作为。他应该会晋升很快。他应该有做大使的可能。”

我问他一再用“应该”这个推断式语态是什么意思，他却没回答我，铅灰地瞥了我一眼，铅灰地叹息一下。我想问是否由于我和安德烈的这场“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本该有的良好仕途，现在都靠不住了。

“听说你们过了个盛大的圣诞？”

我说的确很盛大。我想这人在例行的讯问中突然插进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怎么回事。我问他和安德烈是不是熟人。他说他们管着两千多名外交官的安全问题，怎么也都不能算陌生人。

“安德烈·戴维斯的母亲是俄裔。”

“哦。”

“你们的圣诞过得很好吧——我相信。”

“很好。”阿书过得比我更好。每个人过得都比我好。我如履薄冰。劳拉每回提到安德烈如何劳她的驾、求她陪伴去买订婚钻戒这桩事，我就及时爆发一阵大笑，或大声胡诌一句对某人某物的恭维，或瞎编一段我父母的问候，总之立刻掐断劳拉的思路。安德烈的祖母和母亲都有那种烈性大笑，一触即发，任何一个人的笑都会触发她们的。老祖母一条手臂搭在我肩上，口口声声叫我“甜品”。她指着从礼品盒里取出的一只小陶罐对我说它多么珍贵，里面的蜂蜜是一群隐士酿的；因为隐士们心灵洁净，又隐居在深山老林，他们酿的蜂蜜滋味异常地好。她要我嗅一嗅，我便像狗那样打着响鼻地嗅了两下。劳拉正巧又把话题扯到了钻戒上，阿书偏偏要人来疯，跳着脚非要“瞻仰”一番。我急中生智地将那罐隐士蜂蜜一把搂进怀里，再学着美国女人接受礼物时的眉飞色舞、长吁短叹、受宠若惊：“哦，太棒了！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蜂蜜！”老祖母急着抢白我：“这个盛蜜的陶罐也是隐士们自己烧制的！每个罐子都不重样，每件都是艺术品！”我说：“真的？！”老祖母说：“我搜集了不少这样的陶罐，从来没见过重复的！”我的表情大概接近电影中的女演员——每当她们见到崇拜的偶像时的样子。我瞄一眼蜂蜜罐上的小卡片：是安德烈的母亲赠的。我立刻起身给了母亲一个重大拥抱，说：“谢谢……这么甜蜜的礼物！”阿书这时卖弄了一句“莎士比亚”：“把甜蜜的给甜美的。”我突然发现安德烈的母亲和父亲交换了一个古怪的眼神，同时所有人都不安地沉默了。我这才看见已到我身边的老头——安德烈的继祖父。老头儿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从我手里夺过那罐蜂蜜。他有一双浑浊的童稚眼睛，还有两岁左右的孩子对所有权的认真神态。他说：“这是送给我的。”我刚刚完成感谢的拥抱，姿势尚未收拢。他又说：“你没看卡片上受礼者的名字吗？”他微微一笑，完全是个懂道理的孩子在吃了亏或受冷落时的克己微笑。他说：“这是我的名字啊。”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也知道在此刻脸红是很糟的。可我拿自己越来越红的脸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打圆场，我的窘迫似乎很有感染力，它把每个人都困顿在一个僵局里，坐立不是，哭笑不得，呆看着继祖父两手捧着那罐蜂蜜，踽踽走回座位。他一共只得到两件礼物，另一件是个计步器，给得过偏瘫的老人练习走路用的。我刚才险些让他可怜的礼物又损失一半。

“过节是很累人的事。”安全部来的人说。他已将表格填得差不多了。

“的确累人。”

“你指填表格还是过节？”

我笑笑说：“都累。活着就累。”

“没错。”他笑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好好地笑，“这话不该你说。该我这个岁数、这个职业的人说。你正在做我们美国外交官的未婚妻，你说累，不大合适。你看，你们定在六个月之后举行婚礼。婚礼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体味什么叫‘累’。”

我想他倒真不如看上去那么乏味。我发现自己又朝那张名片上看一眼。这回看得不那么马虎了，看见了他的名字。他叫约翰。芸芸众生，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男人名叫约翰。

“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不喜欢喝。不过也不反感。”

“你只需要说‘是’或‘否’。”

“这些也要填到表格里？”

“这些是必要提问。如果你吸大麻，国务院可要操心了。”

“大麻？”

“你用过吗？‘是’还是‘否’？”

“否。”

“有没有欠账——欠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的账？”

“也算正式提问？”

“是的。”

“如果我欠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做出纯粹与我无关的好奇模样。

约翰停下了填写。“你欠谁的账？”不等我及时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调查过一个案子：一个外交官的妻子瞒着丈夫到处借钱，买首饰，买衣服。什么都买。这非常危险。”

“哦。”

“想不想知道它为什么危险？”

“想知道。”

“如果一个人经济上陷入危机，他很可能会在道德上出界。比如——只是比如：一个敌国情报机构了解了你的经济危机，又抓住了你道德上的弱点，就会用钱来诱你出卖你自己国家的情报。”他停顿一下，等待这个阴险的逻辑在我的身心弥漫，“你是否欠账？”

“啊？！”

“你是否欠任何信用卡公司的钱——额数很大的钱？我们希望我们的外交官员都有清白的信用记录，也希望他们的配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信用上的问题。信用对美国国家的官员极其重要。你无法想象有多重要。没有信用记录，你这个人等于不存在。”

“我就没有信用记录。”跟我这么个不存在的人，你费什么事。

“你没有信用记录？”我打赌，他肯定暗抽一口冷气，“可是，为什么呢？”

“你看，好几家信用卡公司动员我申请他们的信用卡。可我一申请他们都回答我：非常遗憾，我们无法查到您的信用记录。”

“当然！换了我，我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但并不是我主动想要他们的信用卡，是他们找上门来，甜言蜜语硬拉我进他们的信用公司。”

“拉一个客户，他们得一笔佣金……”

“可我费半天劲，填完表格，他们马上说：对你这样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所以你必须建立信用记录。”

“没错——这得先贷款，然后按期偿还。”

“对，你得很守信用地按期还款。这样信用记录就建立起来了嘛！”

“为了证实你的良好信用，你得先借钱；可你跟任何人借钱，他都得先看看，你是否有良好信用。你看，没有信用记录你不能贷款，可不贷款你又没法建立信用记录。典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你读过《第二十二条军规》？”

“啊。”

“你对这本书什么看法？”他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精神。

“读了十好几年了。当时只记得读不太懂。”

“你不懂的是什么？”

“除了懂的那一点，剩下的都不懂。”

他瞪了我一会儿，心想：究竟是她的英文不地道，还是她对我的态度不地道？他很快认定，我两方面都不够地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欠信用卡公司的账？”他提起笔打算去填表格下端的一项栏目。

“我压根没信用卡。”

“就是说，你不打算借钱？”

“没人肯借钱给我。”我看护刘先生挣的千把块钱，在劳拉的积极帮助下，买了一件TSE的开司米羊绒衫、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琉璃糖罐、一副“GUCCI”太阳镜，分别送给安德烈的三位长辈。一千块到此时还剩一百来块，劳拉很头痛地思考了一阵——这么小的数目在她看来是太难花了，实在花不出手，而安德烈的礼物还没着落。她突然眼睛一亮，说她想到了绝对妙的礼物：华盛顿“菲力甫画廊”的会员证。这样高品格的礼物加一瓶“Hennessey”，最后这一百块被她花得丰富多彩，雅俗兼顾，成功地使我再次一贫如洗。

“你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吗？”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说。

“不知道。”

“很简单，先得到小信用卡公司的信用卡。”

“噢。”

“没有小信用卡公司的信任，你永远不会得到大信用卡公司的信任。”

“噢。”

“连汽车加油站这样小的信用卡都得不到，你永远甭想在美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那可不。”

“没有信用档案可查，在美国就等于没你这个人。”

“没错。”

“想想看，那不就等于我无从下手吗？”

“嗯？”你要下什么手？！

“你想想我们怎么下手弄到你的信用资料呢？它压根就没存在过。你没有借过钱，请问谁来证明你会准时还钱？不能弄清你是否会负责任地还清债务，将来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妻子我们怎么能保证你会有个清白的个人信用记录？而没有清白的信用记录，谁又能担保你在经济一旦陷入困境时能够回绝一切叵测的经济援助——我这里讲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一切敌视美国的国家对你进行的收买。”

“您是说：像我这样的穷留学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信用是没门儿的？”

“谁说没门儿？你应该花些力气在信用卡公司建立一定的信用。”

“怎么建立？”

“跟他们借钱。”

“不借钱就不清白？”

“不借钱怎么能证实你借了钱会负责任、守规矩地还钱呢？”

我绝望地慢慢笑起来。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让人绝望。这绝望更深奥，更广袤。

“你说我们怎么证实你的信用良好？无法证实。”他说。

“可不。”我说。

“不过我相信我帮得上你的忙。”

我看看他的面孔，跟一小时前一样不关痛痒的面孔。原来他可以把善意藏得如此严密。

他说：“我可以向你的房东打听，你是否拖欠过房租。相信他们会给我一个美满的回答。这样，你不就有了初步的信用审核了吗？”

我的心成了一个空谷，“完蛋了完蛋了”的回声从谷底一圈圈升上来。

“我的房东是一对牧师夫妇。”我心想，我这时来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维斯告诉我的。”

“哦。”

“你还想告诉我什么？”

“没什么。”

“你想告诉我，FBI跟他们打了交道，令他们非常反感？”

我看着他。原来你全是装的——你假装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这件事。但我可以推断，FBI一旦插手，该不该搅和的，他们都搅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断定你的房东烦死了他们。”

“没错。FBI把我房东的尿都快烦出来了。”

他的脸头一次出现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读为惊愕——为我这样素素净净、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惊得舌头堵在了两排被矫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齿之间。假如他的牙齿不那么整齐洁白，他的面孔可能会多一点表情，多一点活力。

“你会什么时候给我的房东打电话呢？”

他看着我，自认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长的样子。“没准我不打电话。换了我，FBI也会把我的尿给烦出来。”他慢条斯理，像是要跟我赛一赛，看谁把粗话讲得更雅，谁能在讲这类时尚脏话时更时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误认为我跟一般美国人一样，到了交换脏话的地步，就等于知心了。他以一种哥们儿的口气说：“放心，你和戴维斯一点问题也没有；FBI瞎掺和，我的上司会给他们颜色看的。”

我眼里肯定浮现出狗一般的信赖目光。我拼命把这副目光留住，看着他不紧不慢将摊散的纸张归拢，在茶几上垛垛齐，塞进皮包。他要我看他多么烦这份差使，屎都快给烦出来了。他这样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烦，纯粹为了糊口。他还让我看出，他多么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烦够。他动作的松垮和疲乏还让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烦，好好的非闹出这么一场恋爱，害得多少人陪着烦。

我拿出手机，想跟牧师太太打个招呼：国务院安全部万一去她那儿打听我是否拖欠房租，请她撒个善良美好的谎。我拨到最后一个号码又忘了我刚刚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断电话，重新组织句子。可电话拨通我又觉得不妥，年轻的牧师太太祖祖辈辈纯真到今天，我怎么可以教唆这样的女人撒谎？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或让别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而我不能拖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让她为我的谎言做伴。我不能对她这样灌输：没有一份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我是唯一知道我的母亲和军代表之间那桩丑恶交易的人，也是唯一懂得母亲爱父亲爱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时我六岁，从此我心里有了一个有关母亲深恋父亲的黑暗、温暖的秘密。六岁的我发誓说尽天下谎言，来杀死一个最凶残的真实。我想我比母亲自己更了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对父亲的咬牙切齿、恨声恨气全是谎。她对刘先生的绵绵怀恋也全是谎。凶残的真实，就是她无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殊死爱情，它就发生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位李师长跟那个美丽的小看护目光头一回接上火的刹那。

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发起怒来十分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涸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联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去”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唇语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猝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掮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

我想弄清什么“是的”。

“她跟我们相处得不错。作为房东和房客，我想我们这是相当不错的关系了。”

我一只脚在半高跟的靴子里，另一只脚在潮湿冰冷的袜子里，就那么一脚高一脚低，稳稳地跛立在那里，我的右手撑住墙，近一百磅的体重其实全在五个指尖上。如果把我眼下这副身姿原版搬到字典上，就是对“听壁脚”这个词最准确的诠释。

“没错……”

我想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的提问一定是：她拖欠了房租？然后他立刻得到了证实——“没错”。

“她的确不太富有……”

我还差一大截才能争取做到“不太富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诚实程度，就请您中断对我的讯问。”

听上去牧师太太眨眼间老成了二十岁。

“您究竟想打听我的房客什么？！……那么好，我告诉你，她按时出门上学，按时回家，睡觉前总要检查一下房内房外的灯熄掉没有。即便她偶尔吃我冰箱里一点菠菜，她也会在黑板上给我留言，通知我一声她吃了菠菜……你不明白我在谈什么？哈，您听见这些细节时，脑子里是不是有了一个安分守己、诚恳负责的人格概念呢？……没有，她从来没拖欠过房租。”

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牧师太太毫不含混的谎言。

“……她总是按我们契约上规定的日子交纳房租、水、电、煤气费用。”

我发现支撑自己分量的五根手指已经软下去了。现在是我半个脸颊紧靠在墙上，墙是热的，我却是冷的。接着，我听壁脚的姿势不再标准；我脊梁弓起，夹紧两个肩头，大致是挨了揍或正在躲揍的姿势。诽谤可以揍你，不属实的夸赞一样可以揍你。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这样护我的短，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竟给她二十四年的诚实来了点谎言的污痕。怎么能祸害得连这样一份真善美都保全不了了呢？是我，还是FBI，或是这位调查员该对此负责……我若是争气一些，没穷得如此彻底，也不至于把好端端一个牧师太太逼得满嘴谎言。即便是善良美好的初衷，谎言毕竟是谎言。对于是与非的黑白间从没有灰色过渡的牧师太太，她为我的不争气所付的代价可谓惨重。这样想着，我顺着墙滑落到地板上。我对自己失望过度。

“顺便告诉您一声——既然您对我的房客这么有兴趣，”牧师太太说到此处，孩子气又从声音里浮上来，“我们所有教友今天晚上在我先生任职的教堂里聚会。请您注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教友聚会，因为它的主旨是为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中国作家募捐。没错，就是她。……您如果也有钱要捐助她，欢迎您。您不觉得吗——我们所做的，正是弥补您这类人对她造成的损伤。……您不觉得这是损伤，那是您的事。……我怎么看？在我看，她是一个被放在箩筐里的孩子，大水把她冲到我们的岸。我想让她知道，我们这个岸上的人不都像您这样，狼犬似的对她吸鼻子。……您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对您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丝毫不打算认识您。……对极啦——我们纯朴善良的美国大众对您这号人充满误解，可误解使您的形象好些；在误解里，您这号人至少可以像外星人一样，对我们有种神秘感。……您和FBI不一样？可能吧。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在门外汉眼里，FBI、CIA，还有您，区别不大。……那您可错了，我最喜欢动作片。”

我得承认牧师太太口才非常棒。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连插嘴、冷笑、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只好说，祝你们今晚好运。他指教友们为我而发起的捐款。

牧师太太说：“谢谢。也祝您的调查好运。”

正在我陈述期终作业时，手机在我书包里响起来。我的英语马上变得十分口吃。铃响了七八遍，安静了，而我的口齿刚恢复流利，它又响了起来，这次它不屈不挠，跟我抬杠一样持续鸣叫。我只得停下，把它关闭。瞟一眼东倒西歪坐着的十七位同学，被电话铃分了神，越发东倒西歪。翰尼格教授本打算等我结巴着陈述完，他好出去抽烟，却只能狠狠憋着烟瘾，泪汪汪地坐在那儿颠膝盖。他想，你好好的非跑来学文学创作干吗？创作这口饭本来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青年都不够吃，就你这一口结巴英文也要来抢？……我对他歉意地赔了个笑脸，他用手里的烟斗在空中挥了两下，脸还是和气的，烟斗却极不耐烦。他的意思是：就别客气啦，已经是落花流水就凑合结束它吧。

我不知道他会减我多少分，满心杂念全是关于奖学金，嘴还在硬撑着往下陈述。我突然感到绝望：我每讲一句话得花多少气力啊——发音、吐字、表述的逻辑，那些由十来个字母组成的大词是否能背诵齐全……我干吗要去用那些吓人的大词？这些被美国人叫做“十圆大词”、“百圆大词”的词，被我吃力地咬着、嚼着，被我精疲力竭地吞着、吐着……在我准备口头陈述的日子里，我上百遍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背诵着这些词，对着镜子，纠正自己唇舌齿的动作，希望它们被我千呼万唤之后，会在此刻同我亲熟，亲熟得成为我声带、唇齿、嗓音的一部分。这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些百脚虫一样长的词汇，在我口中将永远是些异物。我在翰尼格一个人的鼓掌声中结束了陈述。其他的手此刻也醒来，跟着拍起巴掌，一听就懂：谢天谢地，你可完了。

我急速查看手机的记录，是“器官掮客”打来的。他说为我找到了一个出价最高的买主。我说我的经济恐慌暂时得到缓解：教会一群好心人为我捐了八百六十元钱。掮客很不开心，说他为我费了那么多口舌，全部工作时间加起来少说也有四十个钟点；就算他一个钟点挣十块钱，我也该赔偿他四百块。我说我刚得到的八百六十元捐助已变成了房租、水电和煤气费用，我现在又是不名一文。他说美国废除奴隶制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你难道要我为你工作的四十个钟点算奴隶工作时？我说：“错了，美国废除奴隶制至今是一百三十八年。”他说：“好吧，算它一百三十八年。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付我这四百块钱？”我说我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静默一阵，说：“那行，就来个‘命一条’吧。”

我把这话告诉里昂，里昂说：“你完了，这位掮客最大优点是说话算数。倘若他真的来跟你要‘命一条’，你怎么办？”

我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命一条”？

里昂把浓黑的目光定在我脸上。半晌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大麻？”

我说：“我什么时候用了大麻？”

“算了。那小子卖给你什么价？”

我不吱声了。

他走过去关掉音响组合，又走回来，同我面对面坐着。“他卖给你什么价？”

“他请客，我抽了几次。”

“哦，味道好的话你再去找他买。他什么时候请你客的？”

“早了。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当时我在跟他谈交易。”我看着里昂在茶几上飞快动弹的右手，在弹奏他脑子里一个乐句。静默而疯狂的弹奏突然停止，他抓起电话。电话刚拨通，他又改了主意。他说：“走，去一趟‘无出路咖啡馆’。”

我问：“干吗去？”

“那里人多，他不敢要你的‘命一条’。”

他说着抓起我的大衣，替我穿上。我的头发掖在了大衣下面，他的手指冷飕飕地划过我后脖颈，将我的头发轻轻撩出来。里昂的爱抚爱怜一向这样漫不经意，这样随便和细腻。他这动作在王阿花那里做过多少遍呢？那清凉细风一般的触碰。有时我觉得那些触碰不是来自一具肉体，而是来自那肉体的知觉。而接受那些触碰的，也不再是实存的我，也是无形的那部分我，是水银一般不可捉摸的我的感知。他的手牵住我的手走进“无出路咖啡馆”，我突然很想明白我们的肌肤和知觉接触的意义。

他看见了角落里坐着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器官掮客”。

里昂大而化之地跟四个人打招呼：“Hi!”

三个人都回了礼：“Hi!”

只有掮客却闷下头，呷了一口玛格丽特。他脸埋下去时眼并不闲着，盯着里昂和我握着的手。等他咽下那细长的一口玛格丽特，他脸上有了讥笑的阴影：他明白了我特别想明白的——我和里昂两只手相握的意义。

“MD里昂，要么四百块，要么命一条。想好了来告诉我。”掮客说。

“你好好看看，”里昂说，“这女人的命不是她自个儿的。懂没懂？”

“你是说，她是你的？”

“没错，是我的。”

“在你拿出四百块钱之前，她是我的。”掮客看看我，他的不怀好意一点儿也不想瞒谁。

“你要把她怎样？”

“别付那四百块，你很快就知道我要把她怎样。”

里昂又站在那里盯了他几秒钟，拉着我便走。我完全不知道该对里昂的所说所为怎样反应。

我们刚走出咖啡馆，掮客追上来。

里昂说：“不是没商量吗？”

“是没商量。除非你出四百块，或者两千毫升的血。”

里昂想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要血？”

“下礼拜一，我一个客户要做手术，需要准备两千毫升的血。她信不过医院血库的血。换了我，我也信不过，这年头。”

“她什么血型。”

“O型。妈的，要是其他血型我用得着你吗？这老巫婆六十九岁，得了乳腺癌，已经晚期了，所以下周一必须手术。一下子我哪儿去给她找活血库？还要三十岁以下的活血库。我凑到现在才七百毫升。”

里昂说：“老巫婆嫌三十岁以上的血有胆固醇？”

掮客说：“你出个一千毫升应该没问题。”

我马上拉紧里昂说：“我可以想办法凑四百块给他！”

掮客不理我，直瞪着里昂。

我又说：“不就四百吗？！”

掮客对着我把一个惨白的巴掌摊开：“那就拿来——今晚就要。我拿了钱马上去订另外一个小子的血。”

“明天一早给你，行不行？”我问掮客，眼里轻度地有了媚态。

“明天是礼拜六，我不上班。”掮客说，“我礼拜天要上教堂。”他不吃我这不实惠的媚态。

里昂这时掏出烟盒，自己点了一根。掮客向一边躲了躲，他什么劣迹都有，除了抽烟。

里昂说：“一千毫升也不止四百啊。”

掮客说：“我可以找你钱。”

“里昂你别发疯——一千毫升的血出去，你不瘪了？！”我说。我转脸对掮客，一个兵痞笑容在我脸上泛起。这个笑我很少用。翰尼格教授吃我豆腐时，我用了一回，效果相当不错。我说：“你装什么蒜哪——你上教堂？就算你上教堂也不需要花一整天吧？礼拜天，我肯定凑齐四百块。”

他振振有词：“礼拜天是我的神圣日，我绝对不干这类勾当。要付四百块你现在就付。”

里昂说：“这样吧，我出五百毫升的血，你也不必找钱给我。”

“那我还得再去找个五百毫升。你知道的，人越多，血越杂，保险系数就越低。所以老巫婆才要我找熟人啊！不知底细的人的血，老巫婆宁可不要。”

“我负责去找一个熟人。”

“你那群熟人除了你没一个干净的，不是疱疹就是淋病。”

“你TMD反正要给他验血，淋病疱疹又不是查不出来。你不要就拉倒！”

“有些病在潜伏期验不出来！”

里昂的手把我一扯，说：“实话告诉你，是病我都得过。”他对我说：“我们走，让他好好想去。”

我们走了十多步，掮客才悟过来似的，喊道：“唉，还没谈完呢，你们上哪儿去……”

里昂回转身，说：“回去取枪去——万一咱们谈崩了双方都得有准备。”

他脊梁领路，倒退着迈步，一条胳膊不很认真地挡着我，似乎掮客真拿我当靶子似的。他这天没梳马尾辫，浓密的长发给风吹成一面黑旗。

我说：“里昂，你跟他说的那句话是认真的吗？”

“哪句话？”他问。

我想他明白我指的是哪句话。他眉毛轻微扭曲，他在不情愿进入某种处境时，眉毛就会出来这个形状。他不愿我把他推入一个处境，在其中他必须去对自己一些话负责，去为那些话点题。

“哪句话？”他追问。

这回是我在回避。我放弃地微微一笑，像他的音乐那样抽象地一笑。

“是我对他说的‘她的那条命是我的’——你是指这句话。”

我害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和里昂之间，拉手不意味着别的，拉手就是拉手。他搂在我肩头的臂膀就是臂膀，一条细而长得不完全到火候的男人臂膀。不追究意味，知觉就没有归宿，无法类属。

他和我现在站在荒凉的地铁站。远近都是流浪者留下的尿的气味。这不悦人的气味似乎是唯一的证明：这是个属于活人的地方。

他把自己的破旧皮夹克打开，将我裹在两扇衣襟里。这个动作他做得极好，裹王阿花裹惯了。一个芝加哥的情人特定的动作。多风的、寒冷的、叵测的芝加哥。

他的脸和我的脸稍稍错着位。不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皮夹克里面只穿了件棉布衬衫，这个没什么体温的人竟很耐寒。

“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反正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我们之间的那点错位正在消失。我的样子是不懂他在说什么。然而我不像我看上去那么天真，我当然懂他刚才的话。

“不对吗？”他又说。

这个晚上他很挑衅，我这样想。

我不能开口。对，或不对，于我们眼下的姿势、距离都是极大讽刺。

他说：“这样你不冷了吧？”

芝加哥的情人可以在抗寒的幌子下进行多少真实节目。包括背叛。我想我是不是在走向背叛，对安德烈的背叛。我回答里昂：“是的，好多了，不那么冷了。”我的语言尽量随便、实事求是。我绝不能看透“御寒”这个幌子。

他说：“今年冬天特别冷。芝加哥一般不这样冷。”

我说：“是吧？”

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合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科隆。科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科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困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困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师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意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洋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我是不担心。”

“哦？！”

“因为我不打算对不起他。”

“那你和里昂……”

“你别为我和里昂担心。”

“不，我是说……”他又是一个二流子的笑，但他停住不说了，生怕我吃不消。

“你是说，我这儿跟安德烈·戴维斯正搞着‘正式罗曼史’，私下里又去跟个有前科的里昂勾搭。所以我请你放心。”

“你是‘临时艳遇’？”

“现在还不是艳遇。如果成了艳遇你更该放心了。”我看着他吃力地在理解我，漂亮而浅薄的眼睛很慢很重地眨一下。“你看，假如我跟里昂成了艳遇，也就省了你啦。”你还不懂？“我要是取消了和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婚约，不就没你什么事了吗？你们对我的审问，还有什么审头？”你一小时少说挣五十元吧？美国人民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实实纳税，就让你糟蹋在我这个“案子”上。

“这不是审问。你不该把它看成审问。”

“行，不是审问。”那是你不误正业喽？“国务院安全部的调查员也一再跟我说：‘这不是审问。’”

“他们也开始介入了？”

“我以为你们知道。”你少跟我玩“中统”、“军统”。

“他们都提了些什么问题？”

“例行问题。”

他失神了一会儿，眼睛的蓝色也褪去一些。我跟里昂若真搞起任何类型的“罗曼史”，就得让便衣们（无论哪个部门的便衣们）彻底前功尽弃。这样一想，我大致不困了。

“你上礼拜二晚上遭了抢劫？”

“没错。”我的五十九块现钞、一个假钻戒，都在十秒钟之内落到了盗匪手里。那盗匪十七岁，或更年轻些。我一点儿事都没让他费，把假首饰真钞票全给了他。他手里的刀大概不是假的，但他持刀的姿势不太像真的。我好说好商量地请他把我的身份证、学生证扔下再跑。他扔下了我的学生证。这也不坏了，学生证能使我买机票的时候得到大折扣。

“当然，你也有过错——你不应该在半夜十一点步行。芝加哥南部，白天你都不该独自步行。这是你的不是。”

“是的。”你呢？我给人抢劫，你不去追杀那个劫匪，反来审我，找我的不是。

“以后你绝对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我十点钟下课。乘不起出租车，你说我不步行怎么办？”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夜里步行，那个轻量级抢劫恐怕是所能发生的坏事中最美好的一桩了！你就不应该从牧师家搬出来！”

“嗯，可能那是个失策。”牧师太太又在筹备更大的一次捐助晚会，要我准备至少十个像“芒果树”那样的故事。她这次的雄心大志是争取筹到我下学期的学费。因为我的奖学金落了空，我的学位可能会流产。牧师太太说她一定把四五百个人集合到更大的教堂，去听我的滥情故事。我比较讨厌卖“情感狗皮膏”的人，尤其对自己卖狗皮膏药的形象感到恶心，所以我千恩万谢了美好无谎的牧师夫妇，紧急搬离了他们甜蜜温暖的宅子。当然，我紧急搬家的理由也是紧急中胡乱撒的谎。我告诉他们我的好友王阿花身怀重孕，行动不便，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不能把她孤零零一人撂在巨大贫民窟里，见死不救……我的谎言抑或半实话打动了好心的牧师夫妇。他们遗憾地看着我背着四个行囊走入了芝加哥的春雪。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奸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奸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毛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激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激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压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唯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毛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揉揉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撇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脸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逼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性。他将一支笔的尾部在嘴唇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唇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唇，胡楂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色，使那些嘴唇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性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的。”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乱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交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耻，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奸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毛。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枪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诱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色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熟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

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乱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脸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抽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潮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乱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乱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毛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精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精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台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肉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禁坠入爱河、欲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依赖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电话了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Ⅹ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的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股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司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疾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

我们走进餐馆时，店堂里还冷清。门厅里居然插着几枝中国梅花，那暗红色显得十分珍奇。店堂并不大，几乎像一个大宅子的宴会厅，中间摆一个玻璃长几，上面陈列着六十来种食物精品，从陆地到海洋，一切允许出现在午前餐桌上的东西，一应俱有。一共有三对银发夫妇在用餐，他们一声不吭，侍应生却读得懂他们的每道指令，一声不响地去替他们取来冰块，或满上果汁，或更换盘子。整个餐馆里穿梭过往着静默的殷勤。那种不苟言笑的高雅让我气也喘不上来。

我们三个人只有安德烈的着装勉强跟这里的氛围搭得上调。这里的确没有“雅皮”气，却像皇族来的地方。

侍位员将我们安置下来后，一个侍应生推一辆玻璃小车跟随着我们。我回头朝他看一眼，想问问他这样鞍前马后算是干什么的。里昂却正好把选好的一盘水果搁在车上，我便止住了已到舌尖的发问。原来里昂可以活得如此豪华。他已漫不经心地开始进餐，而安德烈和我还没完全看清桌上珠光宝气、玲珑剔透的食物都是些什么。

我听安德烈向我推荐墨西哥的一种仙人掌类水果。他说他还是十五岁那年吃过它，却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再次见到这种稀有热带果实。他对我耳语：里昂是极端分子——要么极端贫穷，要么极端贵族。

“你呢？”我抬起眼睛，盯着安德烈的脸。他至少有两个早晨没好好刮胡子。

“我怎么？”他笑眯眯地反问。

“你突然来这里，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笑眯眯的，“就是想看到你。”他又转了话题去介绍一种起司。安德烈在介绍任何艺术品、诗歌、建筑、酒类、食物都用相等优美的语气，都是毫无偏见毫无歧视地把它的一切优点、缺点娓娓道给你，选择完全是你自己的。

“到底是为什么，安德烈？！”

“到底是为了我爱你。”他把这话讲得非常家常，像已经这样讲了五六十年，如同那三对银发老夫老妻。

他的声音很轻，手上的银叉敲在水晶盘子上，发出晶莹的声响。而里昂却听见了。他的两个胳膊肘正典雅地悬在空中，切开一片透明的熏三文鱼。我看见他的动作就那样悬着。

安德烈为我铲起一片冰清玉洁的鲍鱼。我说：“谢谢。”

他说：“别谢我，爱我。”

我说：“好的。”

他说：“什么‘好的’？”

我说：“我爱你。”

我这句话让里昂复活了一般狼吞虎咽起来。我和安德烈落座之后，里昂说：“谢谢老天爷。”

我和安德烈一齐看着他。他抿着嘴唇，优雅地嚼着，然后从容地吞咽。他用餐巾抹了抹嘴唇，才说：“他们很开恩，今天没放音乐。好音乐是不应该就着饭吃的，坏音乐又太败胃口。所以这家餐馆长进不小，终于懂得：不该拿音乐糟蹋食品，也不应该拿食品糟蹋音乐。”

安德烈哈哈笑起来，是那种该发生在Denny's或Sizzler的笑声，是卡车司机歇脚的车马大店里生发的笑声。它和银器、水晶相击而出的秀丽声响很不相宜，因而引得所有银发恋人们回过头来。他们表情清淡的脸定了格，朝向我们三个人，意思是：幸亏我们不必与你们共享一个人间太久了。

当安德烈第二次起身去取食物时，里昂抬起眼睛看着我。他眼睛从来没这样黑过，我觉出一点儿不妙。

“你说了谎。”里昂说。

“什么？！”

他的眼睛紧咬住我的注意力。当里昂这样咬住谁，谁都别想逃。我怕安德烈这一刻会朝我们看过来。任何人此刻看见里昂的目光都会明白他对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硬是挣扎着摆脱了里昂的眼睛。

里昂哼哼地笑了一下。惨淡、轻蔑、狰狞，都在这笑里。他说：“你不要装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谎？！”

“你说你爱他。”

“我是爱他。”

“撒谎。”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里昂不作声了。我瞥了一眼安德烈。他正背对着我们，在等待厨子现场给他煎蛋。我怀疑他是觉察到里昂与我的争执，存心多给我们一些时间争出分晓来。

里昂说：“你会爱这样一个人？！”他声音压得只剩了一股股急促而猛烈的气息。因此不用去看他的脸，我也知道他怎样在咬牙切齿。王阿花对这副咬牙切齿的尊容，是熟得不能再熟。

“请问，‘这样一个人’你是指什么？”

“你知道我指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忽然感到王阿花的肉体和精神进入了我，她刮他大耳光的激情在我手心上导火索似的“咝咝”冒火花。我一时间想到王阿花对他的所有判决：自恋，狂妄，以自我为准绳，裁决一切是非。

里昂这时说：“女人真可怕。天下的女人全一个样，为了一点儿实惠，可以哄骗自己，哄骗其他人。”

“我怎么哄骗了？”

“你说你爱他。”

“我说的是实话！”

“噢，拉倒吧……我可以马上告诉他，你是个说谎精！”

“里昂，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我也没想到你这样卑鄙，并且这样庸俗。你知道吗？你俗不可耐，别以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也一样是想找一份平庸的温暖，找个男人，只要他能让你混饱肚子。你们女人全一个德行，没有灵魂，所以你们不介意谁来占有你们的肉体！”

“你可算说对了——我们女人全一个德行……在出卖自己肉体的同时，让自己找到平衡，就闭着眼说：我爱你……我们爱能够为我们牺牲的人。”

我和里昂的争执已开始重叠。“咝啦啦”的煎蛋声也与我们的话语重叠起来。

里昂的下巴指一下安德烈的脊梁，说：“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如果他为你牺牲，你早就可以请FBI去见鬼了。正因为他不想牺牲他的所谓前途，你才必须忍受FBI的骚扰。请问他到底为你牺牲了什么……”

“即便这样，我也不需要谁为我牺牲一个肾。”我说。我明白我恶毒起来风度也不错，不亚于里昂。我柔声细语地揭了他的底。他的不堪入目不堪回首的痛处。我的恶毒含蓄小巧，如同闺秀气十足的漂亮匕首。

他果真被我一刀刺中，眼睛的黑色褪败了，他的视野一片惨白。他想：这是个多歹毒的女人，我如果手里有枪，立刻把这张白净的面孔打个稀烂。她哪里配男性们的吻？她歹意十足的微笑只配男人们的唾弃。

我看见里昂在内心对我的唾弃，对一切女人的唾弃。

“你们在谈什么？”安德烈捧着两只完美的煎蛋回来。七成熟的半透明蛋白罩住两枚一触即碎的嫩蛋黄：“看起来你们谈得很投入。”

我想，索性鱼死网破吧。安德烈可以立刻止住国务院安全部以及FBI对他的要挟。老少便衣们也可以不必在疲乏不堪中拿我这么个庸碌之辈当大人物——安德烈和我的关系一终止，他们便可以歇口气，去哪儿度个假，爱老婆疼孩子。我呢，也可以好好做我的穷留学生，清清静静拿到我的学位，然后我要么去做与里昂相同的艺术瘪三，要么去做和他不同的艺术瘪三。无论我做什么，总落得一份清静，谁来烦我，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这样想着，我便觉得神清气爽。

里昂起身去取食物，我跟在他后面。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威胁我。你也威胁不着我。”

他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敢确定？”

“完全确定。”我说，“懂中国一句俗话吗，里昂？叫做‘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中国人里昂说他不懂这句中国话。

我说：“那你一会儿慢慢去懂吧。”

“你要干什么？！”里昂警觉地看我一眼。

“我不干什么，就回答安德烈的提问。他刚才问我和你在谈什么。”

“我没有告你黑状的意思。我也不想破坏你们的关系。”里昂说。他那个害怕负责的天性冒上来了。

“你没什么黑状可告。”我说。我得好好利用他对责任的恐惧。正因为他这份恐惧，他始终回避对我和他之间的感受命名。我与他所有的拥抱、亲吻、触碰都是无名分的，都不被他以任何名义去认领。反之，他可以对这些感受——无论生理的还是心灵的——一赖了之。这是我在借酒壮形时都没有忽略的。一星期前，我靠在那很不牢靠的木楼梯扶手上，听他说：“那好吧，你跟我来吧。”我跟着他向他公寓走去时，渐渐听明白了他的话。他实际上说的是：那好吧，你可是自找的。我突然在他公寓门口驻足，酒全醒了。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门口等他去穿外套。我看见他刹那间的自惭和追悔，但他很快如释重负。他明白他和我都不属于那类人——享受一场纯粹的、无杂念的肉体欢乐后，不追究它的情感属性；在一场质变的肉体接触之后，他和我不可能在无命名的感情下继续蒙混。

里昂这时说：“我知道。那天你喝醉了，突然不进我的屋，我就知道你留了一手。”

他冷笑着。

我钳起一片粉红的火腿，说：“你尽可以篡改事实嘛，没关系。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你拿定了什么主意？”

“和安德烈分手。所以你尽管去告我的状。杀一个人杀一次和杀十次是一个效果。”

我转身就走。里昂叫道：“唉……”

整个餐馆都回应他，一齐停了动作，看他要说什么。我才发现每张座位都静悄悄填满了一位食客。

里昂等人们又恢复了动作才说：“我并不要你杀他一次或十次。”

他的真实意思是：杀一次也好，杀十次也好，都是你的事，跟我可没有关系。他走过去，抹净了表情，落座。

我也在安德烈旁边坐下。他笑嘻嘻说：“你俩吵完了？”

我不言语。

里昂说：“没吵完也得先停下来，这样的美味要一心一意地品赏，吵架什么时候都能吵。”

安德烈使劲看了我一眼，很快又恢复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最后决定杀谁？”他笑眯眯的，温和闲宜都像是真的。

我说：“安德烈，这两天我一直想告诉你……”

我顿住了，因为我的手被里昂死死攥住。雪白的细麻纱桌布掩盖了那只手的绝望神情。我吃不准他的绝望从何而来。他或许是怕真相大白后，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了，如同交给他一个终生不可开脱的责任。亦或许，他想把刚才我们俩险些断掉的情谊再续接起来，保持它的朦胧暧昧，保持它的无类别无名目无属性，就像他即兴在钢琴上作的一段乐曲，让知觉永远不成长为自觉，永远躺在生物性和灵性之间。知觉不负责裁决是非，知觉也不负担柴米油盐、房租水电，知觉是最自由的，如同芝加哥的流浪汉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里昂说：“我们刚才争论的核心，是牺牲。”

“哇，这么重大的主题。中午十二点之前喝酒不够道德，我看十二点之前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够人道。”安德烈说着，把一块雪梨排送进嘴里，“还有二十分才到十二点。”安德烈把表向里昂亮了亮。

里昂说：“我们刚才不是讨论哲学意义或者宗教意义的牺牲。那的确太重大。我们刚才讲到男人和女人为情感是否该牺牲，什么算做牺牲……”

“什么算做牺牲？”安德烈问里昂。

我说：“比如一个男人在他爱的女人怀了孕的时候，毅然放弃了他喜爱的职业，投入到他憎恶的行当里，因为这行当可以提供他爱的女人所必需的物质需求。再比如这男人不愿放弃他喜爱的工作，而去出卖鲜血，甚至一个肾脏。我想男人和女人在牺牲这个概念上，分歧就很大了。”

“你是说，出卖肾脏不是牺牲？”里昂说。他的手将我的手捏得太紧，切断了血液循环。我的手变得冰冷冰冷。他看着安德烈：“你说呢？”

“我？我想这也是伟大的牺牲。不过有点原始。为爱情献出一个肾脏？一个人只有两个肾，那这牺牲太有限。”

“换了你，你会为你爱的女人牺牲什么？”

安德烈想了一会儿，说：“反正我不会选择那种野蛮方式的牺牲。”

里昂松开了我的手，脸上漫过一个不为人察觉的高傲笑容。革命烈士面对所有贪恋生命吝惜肉体的人，便是这个傲慢劲头。他轻蔑地松开我的手，意思是：好吧，跟他去吧，看他会为你牺牲什么。别说他只有两个肾，他就是有十个肾也不会为你摘取一个。没有牺牲，说到的“爱”便是天大的谎言。

那么，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会怎么做？如果你把那样的牺牲叫做野蛮。

不会走投无路的。在这个国家，这条路堵了，你总能发现另一条路畅通。安德烈说，他见我切下一片生鲍鱼叉向嘴里，忙止住我，将一个调有绿芥末的佐料碟推到我面前。

里昂说：“最上乘的鲍鱼并不需要任何佐料。”

安德烈指指我说：“她一般不吃生海鲜，没有佐料她更吃不惯。”

“你还吃不惯什么？”里昂把那副怀有淡淡恶意的笑容朝向我，“我怎么从来没见你吃不惯什么！”

他的挑衅和挑拨寒光毕露。

我说：“安德烈记得住我所有不喜欢吃的东西。”

里昂冷笑着说：“我可从来不知道你那么挑剔。”

我也冷冷一笑：“我在挑剔得起的时候，就挑剔。”

安德烈有些嫌烦了，用过大的力气去嚼一块仅有麻将牌那样大的咖啡蛋糕。有四十八小时老的胡楂子在他痉挛的腮上举出锋芒。

“你好像真有那么娇贵似的。”里昂说，似乎对我突然摆出“预科外交官夫人”的谱感到恶心。

没错，在娇惯我的人那里，我就这么娇贵。我是变色龙。有人体贴，我就特领情地让他体贴。我忽然心里一热，安德烈是唯一在意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的人。圣诞节期间，安德烈的母亲好言好语劝我尝一点儿蓝起司，安德烈立刻护短地说：“她不喜欢蓝起司。”他母亲仍不饶我，说：“这是我开了一小时车去专门买的！”他说：“不能因为你开一小时车她就该来一场过敏吧？”我拼命睁大眼睛，使眼泪蒸发掉。我意识到这世上不再会有比安德烈更在意我的男人。我从来没有认真体味过他的体贴有多细腻，而一旦体味到，却要永别他。我心底的最黑暗处，有一份秘密的供认：我背叛了安德烈，背叛他的是非自觉的我，是我野惯了的知觉。

这时安德烈说：“别受罪了，吃不惯就别吃了。”

我发现我正用刀叉将雪白、弹性十足的鲍鱼零割碎剐。

里昂说：“奇怪，平时连一个散黄鸡蛋都舍不得丢弃的人，会这么糟蹋最昂贵的东西。”

他在暗示他对我不熟悉，暗示我的两面性、欺骗性。

安德烈再次嫌烦地闷头进食。他吃饭的秩序很严谨，冷菜、水果、主菜、甜点。有酒的时候，他哪道菜喝什么酒，也从来不破坏规矩。他总是把酒杯在手里轻轻晃动，让杯子里的液体形成一个微妙的漩涡，然后他深深嗅一下。他的品酒总是从视觉和嗅觉开始的。

我说：“没错，我这人不配好东西。给了我好东西，我就糟蹋。”

“你对自己倒看得挺透彻。”

“那可不。”

“所以为你牺牲的人，也是白牺牲。”

“如果是一个肾，那你千万留着。我代表普天下的女人谢谢你了。”

我们唇枪舌剑，语调是玩笑的。但安德烈知道我们没在开玩笑。

“你要为谁牺牲一个肾，里昂？”安德烈问，腔调是酒足饭饱，闲情逸致的。

“你觉得天下有女人值当你的牺牲吗？”里昂反问他。

“值当不值当，全看你自己怎么衡定。”安德烈看着我，口气平淡地说，“我觉得我的牺牲很值当。”

里昂的声音突然拔高：“别逗了，你是说，为她你肯牺牲？认为你的牺牲很值？！”

安德烈没有回答，两只手不紧不慢地在雪白僵硬的细麻餐巾上擦着。

里昂说：“至今为止，你牺牲了什么？要我看，是她在为你牺牲，让FBI折磨她！你见到她焦头烂额的时候了吗？你知道她因为FBI的打扰丢了餐馆的工作，失去奖学金吗？！你亲眼见到她从物质到精神崩溃的状态没有？！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牺牲？以什么方式牺牲？”

我说：“里昂你闭嘴，你根本不了解安德烈……”

“你闭嘴。”里昂的疯还没发完。幸亏马尾辫绑得结实，不然他会还原成跟王阿花厮打时的疯人形象。他说：“你们俩都闭嘴，你们这种可怜虫，也配来跟我谈牺牲？”

安德烈嘴张开，好像要哈哈大笑，却又像不忍打断他激昂的疯狂。

里昂却站起身，向门口走，似乎这室内的空间不够他疯的。

“你站住！”安德烈说。

里昂站住了，转过身。如果他手里有冲锋枪，现在就是他把我们全秃噜了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地铁上认识他，直觉到他身心内有种危险。我这直觉此刻完全被证实了。

里昂显得很挺拔，一种自我正义使他感到悲壮。因而他显得年轻极了，牛虻式的年轻。

“你想说我这个艺术瘪三除了‘命一条’，一无所有。我狂什么，对吧？而你们连‘命一条’都没有。你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都早早卖给别人了。你拿什么去为她牺牲？你的命从二十多岁到六十五岁，已经被你自己出卖出去了。你还想再辩驳什么？！”

“我一点儿也不想辩驳。”安德烈说，“我叫你站住，就是想提醒你，你还没付账。”

里昂还没反应过来，安德烈已招呼侍应生把账单送过来了。

“我原先是想款待你。不过我改变主意了。”安德烈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同时对里昂说：“小费我帮你付了。”

里昂若有瓶硝镪水，准会一抡胳膊照着安德烈的面孔泼过来。他一贯仇恨暗藏的开销，乘他不备冒出来敲他一闷棍。他在这种局面里，再哥们儿的人他都会立刻翻脸，推翻一切前情。因此安德烈此刻在他眼里，就是个突然从黑暗里跳出来暗害他的匪徒。

我想安德烈怎么会这样快找准他的要害。

里昂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这副目光让我觉得恐怖。

安德烈说：“你说我把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生命卖掉了。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出卖了自由的奴隶用他的卖身钱宴请一个自由人，这不很滑稽？也很不公道。我也许真像你讲的那样，把生命的主要段落出卖了，但我换来的是尊严，是给一个女人起码的体面生活的力量。假如我一旦失去这个尊严和力量，我根本不会去走近任何一个女人。尊严和生存能力，给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去爱女人的条件，没有这条件，你连雄性也没有。”

安德烈声音平实。他此刻的英语很怪，完全没有美国式的流畅，那连汤带水的懒散发音。他像个外族人将英文讲得很地道，却不敢在任何字眼上含混，也不敢在句子里乱加语调，个个字都吐得卖力。因而在我听来，他的诚恳似乎来自辛酸，来自一种过来人的长辈式的辛酸。

这时安德烈招了招手，叫人把他的大衣拿来，然后他穿上大衣，对我一摆下巴。我吃不准是否要跟他一块儿走，但我很快决定我不愿和里昂留下。我跟安德烈向门口走去，路过的每一桌，人们都表示出他们清淡高雅的反感。他们想，这些人一定跑错门了。

里昂却在停车场截住了我们。他像是实在找不到能杀死安德烈的武器，但浑身灌满杀戮的激情。

我一下挡住他。我说：“你想干什么？”

我的样子和我这句话一定都蠢里蠢气。我对安德烈说：“你快上车。”

里昂说：“我们去湖边。”他用大拇指戳一下脑后。

安德烈看着他。他嘴角带一点儿笑，心想这小子做恶棍的手势倒做得挺漂亮。

“干吗？”安德烈问，憋住一个乐子似的，“去湖边死一个？”

“里昂，你少发神经。”我说。

“你闭嘴。我跟他去湖边，没你什么事。”

“安德烈，别理他……”

“放心，我不想去湖边。”更不想跟他之间死一个。

他把车钥匙捅进匙孔，里昂走到车子前面。

“我不想找你玩命。”

“那玩什么？”

“我跟你好好谈谈。”

“你跟我？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共同话题。”

里昂把脸转向我，说：“我跟他只有一个共同话题，就是你。”

“好极了。”安德烈说，“不就是她和你的关系吗？我都清楚。”

我的喉咙干涩而冰冷。

里昂也没了话。

安德烈说：“她都告诉我了。”他对我说：“快进车里去，外面太冷。”

我不知怎样就已经坐进了车里，里面的寒冷被压缩了，冷得更质感。我也不知道车怎么就动起来了，里昂怎样被甩开。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感觉的恢复，是安德烈伸过手来替我系安全带。

我说：“是FBI，还是安全部的人告诉你的？”

“告诉我什么？”

“你刚才说你全知道了……”

“谁也没告诉我。”

“要不要我自己亲口告诉你？”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准备好。”

“我准备好了。”

“我没准备好。你得给我一些时间来做准备。”

我沉默下来。五分钟后，我再次开口。

“安德烈，是不是因为猜到了什么，你突然决定连夜开车来芝加哥的？你至少两天没睡觉。你睡不好觉的时候不刮脸。”

他对着路面笑笑，说：“今后看来很难骗你——你的观察力太厉害。往后的一辈子，我出了任何事都得记住刮胡子，不然就让你看出来了。”

我心想，他用“往后”、“一辈子”这样的词，是宽慰我还是宽慰他自己？

“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开了十六个小时的车……”

“十四小时。我一生中第一次吃飞车罚单。”

“就为了你的猜疑？那你停下车，好好听我说。”

“我跟你说了，我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准备好。”

我看着他的侧影，浓密的长睫毛有些无力。我不必看他的眼睛，也知道它们是呆呆的。

“只要我还打算跟你继续，我就不准备听你讲你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事。这样是为我自己好。我从来不自找伤害。”安德烈说，“我当过兵，对于一切有意无意的伤害，我都避开。”

“你认为我伤害你了吗？”

“我认为你的良知健全。”

我发现他的车在同一个路口兜圈子。

他又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在讲这段话的过程中，他吃力地在说服自己。

我从来没好好想过这些，所以我握住安德烈帮我找到的头绪，往下顺理，但我没把握安德烈替我找到的头绪果真是头绪。

安德烈感到我的沉默是不妙的，他把手伸过来，暖洋洋地盖在我的手背上。

“我祖母说，对于生活，别去分析它，去过它。”他说。

安德烈的高尚让我气也喘不过来。这高尚让我窝囊。

他转脸看看我，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

我突然明白我窝囊在哪里：一个人只小小行了回窃，得到的发落是：“无论你干了什么，你都被宽恕了。”这人必定辩解：“可我并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只是……”裁决者却说：“不必解释，我并不需要你的解释；不管你犯了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我已经决定宽恕你了。”……于是这个小小行窃的人感到这宽恕太富裕了，太过剩了，太阔大无边、无所不容，因而也就太不原则，太不分青红皂白。这个小毛贼几乎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这样的宽容简直大得包罗万象、藏污纳垢、不了了之；它的宽宏大量能容得下杀人放火的滔天罪孽，对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活活是浪费！因而在他领受这份宽恕时，他心里便嘀嘀咕咕，老大地不服气；他无以受用这份恩德，却得领情。而谁能领下这样一份博大的情分呢……

我能这样稀里糊涂领情吗？在我被宽恕、被救赎的余生中，这情分不是铺天盖地、天罗地网一样吗……在安德烈离去后的两天里，我便是这样满心窝囊，又是满心感恩。我有着一张狗似的寻寻觅觅的脸，走进“测谎实验室”。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我大致清楚我没说几句实话。理查·福茨和大脸蛋一块儿为我送行，祝贺我们之间的合作终于结束。他们没告诉我测谎的结果，我的多少谎言被识破。也许他们认为我也学过前苏联克格勃的“深呼吸反测谎技巧”。总之，他俩把我送进电梯，闹喳喳的热情包裹着我，让我半点也别想看清我的测谎成绩。大脸蛋说他买了去中国观光的团体票，要我介绍几家好吃便宜又卫生的馆子。我满口答应：“好啊好啊——我回去好好想想，再把那几家馆子的名字和地址列下来，寄给你。”

“谢谢，谢谢！”

“哪里，哪里。”

便衣福茨是两个便衣中较为沉静的，见大脸蛋跟我处得如此难舍难分，他眼里闪过蓝色的轻蔑，意思是我跟大脸蛋戏都过了。

他等我们热闹完了，很帅地走上来。他今天穿了条种玉米老农的背带裤，却显得尤其相宜。

“代我恭贺安德烈·戴维斯。”

“好的。”

“你至少该问问恭贺他什么。”

“随便恭贺什么。”我真正要恭贺的，是你们不再烦我了。把我搁进档案夹，厚厚实实的真话与谎言，紧挨着赛珍珠、福克纳、系主任和刘先生。

“他要出任副大使了。还有，你们的婚礼，我真愿意参加。”

“我也愿意邀请你。”你可别拿我的话当真。我现在已学会了美国式的热络：动作特大，有口无心。

“你真愿意邀请我，我一定来。”

“阿书会在那儿。”你和她的“性邂逅”有没有突破？显然有所突破，因为阿书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好好打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便衣年薪到底有几万。

“我相信阿书会是个漂亮的伴娘。”便衣福茨说。

我说：“阿书将会是更漂亮的新娘。”你要想真正闹清阿书是怎么回事，早着呢。你得先闹清中国，历史的现代的；你得闹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那可不是你们理解的政治卡通；你还得理解我们这一代，阿书、我、我们。我们生在理想最有生机的年代，却在理想变成一种怀旧时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奥克塔威亚·帕兹说，墨西哥民族的谎言是门艺术。在我们这一族，谎言更像是玩笑；谁开不起这个玩笑，谁就不能进入我们的游戏。能否进入阿书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能否在其中得当地娱乐，那全看你的了，便衣福茨。

两个便衣把我一直送出大门。俩人的单薄衬衣在杰克逊大街的风里直抖。杰克逊大街的风似乎总比芝加哥其他街道来得大。或许这又是我的谬误印象。

便衣福茨等待大脸蛋跟我婆婆妈妈地道完别，才走上来。风吹动他火红的头发，使他有了一股英雄气概。他一只手插在背带裤兜里，另一只手迎着我的手上来。戏没有过，这是理查的优点。

“保重。”他说。

“你也保重。”

“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最好别‘很快’。”

他明白我指什么，明眸皓齿地亮出了他的招牌笑容。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在他不大不小的手攥住我的手时，我注意力开了小差。我在想他这只手触在阿书乳房上，一定蛮不错。我也许还想到了我们的父母，阿书的、我的、我们的，把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同人们开玩笑。我在那一瞬间，似乎还想到，这个年轻漂亮的便衣，一定觉得他自己把谁给救了。救了谁呢？他的国家、人民？他的政府？或是阿书？或是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抑或是我……

我沿着杰克逊大街往前走。地铁出口冒出一股股龌龊的暖流，沐浴着我。我想便衣福茨很可能感觉他把他的人民牢牢置于他的保护之中，置于我这类人之外。他的英雄气概来自他的信仰：他再次将他的人民救了，从我这儿救了。

我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乞丐两个角子。有一回我在深夜赶路，偶然看见一个抱孩子的乞丐打开襁褓，里面是一堆垃圾和一个婴儿帽。今天我不计较他的襁褓是否有诈。原来同世界开玩笑的不只是我们。他们也不是存心要开玩笑。他们也不是存心装出等人来救赎的可怜模样。事情妙就妙在这里，谁都不是存心的。

这个站在床边倾听的三十岁女人是我。这个对我倾诉个没完没了的人是刘先生。这个时分是一九九四年七月的傍晚，刘先生脸上有种可疑的清醒。

从他中风之后，他的女儿跟我保持颇密切的联系。她说她实在受不了她父亲，因为他一句英文也不记得了。她请了一个中国保姆，保姆也抱怨她猜不透刘先生整天在讲些什么。他请保姆到弄堂口去叫一客白糖莲子粥来，因为他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吃那种粥。他要保姆把无线电好好替他穿上，因为无线电是他最感到温暖和开心的……保姆问：“温暖和开心的什么？！”他说他想不起来了。他拉拉保姆的衣服，说：“难道它不叫无线电？”

诊断是中风毁坏了刘先生一部分脑筋，让他的现实记忆全部消失了。他的记忆停留在前三十年，在中国，跟他的菁妹相恋的时候。英文属于他的现实记忆，而他曾在上海说的三两句点缀式的英文似乎跟他后来作为第二母语的英文没什么关系。经过那位保姆一个星期的观察，她认为医生的诊断还不够精确。刘先生保存住的那前三十年的记忆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他重新命名了。保姆说：胡乱命名。

奇特的是，他不是对每一样东西都胡乱命名，也不对任何一件东西坚持使用他刚刚启用的新命名。比如他昨天说：红烧窗帘好吃，明天再烧。第二天再给他端一碗红烧豆腐去，对他说：喏，窗帘烧好了，你昨天要我再烧的，我照原样烧来了。他会斯斯文文纠正你：窗帘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写字台。今天写字台烧得老了一点儿，不如昨天烧得好吃。菁妹，你很喜欢寻我开心，怎么把写字台叫成窗帘？

医生们伤了一阵脑筋，重新命名了刘先生的病：“命名性失忆加联想阻障症”。

刘先生却总是在一小部分记忆上联想通畅，命名也没有谬误。比如他说：菁妹你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魏小姐人也不错，长相也好看；你一来，她就不能看了。他还说：我写的女主角都是脑子里菁妹的样子；菁妹来演，这个戏一定好看。不过我没有那么大方啊，让菁妹做了女主角，她不就跟魏小姐一样了吗？那观众有了女主角，我就没了菁妹。

这一个来月，他和我讲的，大致是这些话。当然我既是我自己，又是菁妹，又是魏小姐，还是一个无名目无面孔的听众。如同坐在戏台下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被一道灯光的墙跟他隔开。他说他的道白，知道我肯定在那里看、听，给他打动。刘先生在这个时候，两眼的迷幻，显得只有三十岁。

玛伦达花了两千六雇了个对她父母有较好的理解力的保姆，就是我。她像看恐怖片一样瞪着大眼，看我扶她三十岁的父亲在游泳池边散步。她父亲说，去替我把黄包车捡起来，我立刻俯身捡起了熟透的柠檬。玛伦达用英文问我：他老念叨的菁妹是谁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玛伦达觉得我是有妖术的。

“医生说，随着我父亲的康复，他可以再学习正确的名称。”玛伦达想用个乐观远景诓我，也可能诓她自己。

我心想，刘先生，您以后还有苦头吃呢。您女儿将会是个很坏的学监。

玛伦达常常感叹她自己的英明。她在试了五个保姆失败之后，灵光一闪似的，突然想到了我。她说：“我这人还算有福气，总是在绝境边缘有人搭救。”

玛伦达，你的确有福气。我总是这样心服口服地说。只是纤毫之差，你就成了我，或者我就成了你。人和人的错过，能错过这样多，错出个我和玛伦达来。我很想告诉她，她在我濒临绝境时给了我转机，但我总是错过讲一句感激话的时机。这话一讲，玛伦达说不定会认真考虑拯救我，或说搭救我。换句话说，是帮助我。反正英文里面“救救我”和“帮帮我”是一个词。我不是穷得受不住，而是被人救得受不住了。我一时间觉得自己活着就为了许多人有命可救。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他们的高尚，但事情总是不知哪里打了结，有点儿误会，有点儿乖戾。

玛伦达一开始说：“如果你试工通过的话，我付你一千六一个月，食物房租汽车都免费提供。”

“可我不开汽车，所以免费提供的汽车对我不算一项福利。再说，你也少付一笔开车的保险。”

“那好，我付你一千八一个月。”

“我的伙食费，你认为是多少？”

“六百。”

“那这样吧，你把伙食费给我，我自己买吃的。我心想，在美国最不容易办到的，就是饿死。尤其在刘先生那样的豪宅，即便一文不花，也是饿不死的。刘先生吃不了两口，我只需搜罗搜罗他的残剩，也足够吃饱。更不用说他满园子的水果、枇杷、李子、橙子、苹果……”

“好的，我每月就付你两千四好了。”

“那你打算给我买医疗保险吗？”

玛伦达马上满口答应。

我说：“把买医疗保险的钱也付给我。我从来不生病，万一生病我自己花钱去看。我想，一个人得生得起病，才会生病。”

“看医生很贵的！”

“放心，我自己负责。我可以跟你签一张协议。”我想玛伦达大概不清楚美国存在着一种医院，那里你也听得到呵斥，看得见冷脸，吃得到廉价药。那里专门医治赤贫者。

在二十分钟内，我的工资从一千六涨到两千六。

我在赴任之前，去了趟华盛顿。走出飞机之后我马上想再钻回去。我专门来一趟，是想最后见一见安德烈，就消失掉。打着消失的主意，却又要好好露一面，好好挽回一下自己的印象。是荒诞还是作态，我决定不下来。或许二者兼有。

我没有预先把旅行的计划通知安德烈，因此我下了飞机没有一个拿着独枝红玫瑰的迎候者在等我。我先去电话间给阿书打电话。她照常不在。米莉照常躺在床上看电视。她说：“啊哈，是你！你又大老远跑来，往同一个竹篮里接着放鸡蛋啦？”

我说：“嗨，米莉。”

“你看上去小脸蜡黄。”

“你好吗，米莉？”

“你告诉我你听上去为什么会这么垂头丧气。快告诉我——你听上去很不妙。”

“我实际也很不妙。”我干巴巴地哈哈笑几声。

“你的竹篮子打翻了？”

“差不多。”

“再找一个新竹篮。不，找八个。告诉你，一个你这样的小可怜儿，在这个年纪，应该不难同时往八个竹篮里放鸡蛋。再过两年，你就只能保持四个竹篮了。到了四十岁，一个女人只能守住一个竹篮。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难找到好的、新的竹篮了。你还嫩着呢，别担心，用不着小脸蜡黄。”

“谢谢你。”

“不用谢。”

“米莉，有件事想求求你：我可以住在你那儿吗？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不用感激我，因为我不会让你来住的。”

“那好吧，米莉，再见。”

“答应我，别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灰心丧气。”

我答应了米莉。挂上电话，我打了安德烈办公室的电话。却没有人，留言机上是个陌生、苍老的声音。说若是找戴维斯先生，很遗憾，他已不在此办公室了，请留下姓名……

我想，安德烈正在准备赴任赞比亚，正在走向副大使单间办公室的途中。

我再次给阿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再次是米莉。我马上说：“对不起，拨错号了。”

我在机场候机厅走投无路地踱了一阵步，这才给安德烈家里打电话。电话留言机上仍是他寻开心的声音：如果你是我亲戚，请按l；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按2；如果你想推销东西，请立刻挂上电话……我留了言，请他尽快到机场来。我撒谎说我只能待几个小时，是来华盛顿办趟急事余下的一小截空闲。

晚上六点我见他迎着我走过来。他穿一条牛仔裤、一件红格子衬衫，脸有些虚肿，还是蓄着胡子。看上去他从芝加哥走了之后，就从此留起胡子来。他着装和形象的突变，让我感到他瞒了我什么。

他哈哈笑着拥抱了我，说：“你这样盯着我看，让我误认为自己挺漂亮。”

我说：“你是挺漂亮。你挺适合留胡子。”

“胡子吗，为了暖和。”

“够暖和了——已经五月底了。”我带些戳穿他的意思。

“你来办什么急事？”他问我。

“面试一份工作。”我随口胡诌。

“好极了！祝贺你！”他将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一勒。一个人在雨里待了一整天，突然走进一个带大壁炉的敞亮房间，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安德烈的内心与外形，对于我，永远是窗明几净、暖和干爽的屋子，带有一个明媚的壁炉。之前无论我多么心灰意冷，一旦进入这屋子，便浑身炸起细小活力的火星。

“那个理查·福茨，让我代他祝贺你。”我说。

“去他的祝贺。”安德烈说。突然又想到什么，他问：“这王八蛋怎么还跟你有联系？”

“上礼拜四我做完测谎试验，他送我……”

“什么？上礼拜四，你做了测谎？”

他的样子像要扇我。

我说：“啊，怎么了……”

“谁让你做的？！”

“不是说，对于你的新职位，这次测谎很重要？那个国务院安全部的家伙也说……”

“他们统统是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这些人耍起特务流氓来，你就跟他们竖竖中指，然后告诉他们：美国法律精神是——我是无辜的，直到你证实我有罪。为什么你要配合他们？！你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愚蠢……”

他丢开我，大步朝前径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让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间，从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个谜就开始存在。

我追上他，问：“到底发生什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俄罗斯脾气，站下来，嘟哝着向我道歉。他说：“他们的恶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他看一眼表说：“你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我说：“嗯。”

“改个航班。”

“不行，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种机票。”

“那就让它作废。我给你另外买张机票。”

我跟着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话都极少，我奇怪他没饮一滴酒。我却为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说：“你不要来一杯？”

他笑笑说：“我前两天忽然意识到，好酒不该给坏心情去糟蹋。”

“你现在是坏心情？”

“我说的是前两天。”他见我还想打听，就说，“等我心情彻底好转，你再跟我打听。”

我记得我昏沉沉地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惊讶他那么高大个人怎么会有那么细微的动静——他在我睡着时，轻得跟魂似的，从不惊扰我的睡眠。他在床头柜上放了半杯水和几粒维生素、一堆硬币、一把去室内游泳场的钥匙。他总是担心我出门忘带硬币，乘公共汽车或地铁或打发乞丐，都会犯难。他也总是逼迫我吃维生素，却并不用语言强迫，而是把它们搁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维生素，嗓子哽噎：此生不会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视我的男人了。之后我去淋浴，洗头发。我发现安德烈这个舒适的窝可真有腐蚀力。等我从淋浴间里出来，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贫穷生活的气力。我照常站上电子体重器，看自己这“命一条”还剩多少斤两。

当我裹着洁白松软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边喝咖啡时，我像未来的戴维斯副大使夫人那样闲闲地翻看着报纸。报纸下有一些拆开的账单和信。一封信的字迹相当眼熟，我从它的隽永、略微的神经质上判断出来，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赶紧展开它。

信不长，相当客气，大致内容是说他与我只存在浓厚的好感，而他真正爱的，是一个画画的女孩。他为自己那天的行为道了歉。

所有的温暖、闲适，一下全消失了。我觉得什么东西戏弄了我。我无法确定，被戏弄的感觉是不是被“好感”这个词刺激出来的。我饮完最后一口黑咖啡时，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觉总算给命名了。如此将就、蹩脚的命名。

我已记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儿待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不断地熨烫衣服。躲藏在熨衣服这桩事后面，我可以好好发呆。或许，可以最放肆地胡思乱想。

面对着四十多年前与我母亲不辞而别的刘先生，我尽情地跑神。这个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断肠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层层打开他情感的木乃伊，让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讲述，每讲几分钟便进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后他会说：菁妹，麻烦你给我一杯梧桐树。我便去为他端一杯矿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会超过三次误差，就猜中他真实的意图。他有时会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讲话，便拉拉我的手，说，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便回答他刚才说了什么什么。

他便知足地笑起来。我的独立思考越来越不影响我跟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或对白。这一点大概要归功于FBI。也或许归功于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口是心非让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我不诚实，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对于我口头一套、心里一套这个性格特色，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不是存心的。当刘先生讲着他三十岁的独白，他也一点儿不认为他的那一重真实和现实的这一重真实有什么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观矛盾。于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说各的。

我对华盛顿最后傍晚的记忆，始终鲜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创面。我记得劳拉典雅的香水气息，跟安德烈的科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样好。我直到现在一回想那个晚上，记忆便是嗅觉的。安德烈、我、劳拉，坐在一家吵闹至极的爵士吧里，听着六人组成的爵士乐。六个人都像里昂一样，阴沉沉地、文雅地愤怒。六个里昂各顾各地宣泄，他们的和谐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个苍白惨淡的里昂，扭曲着，微妙地痛苦着，在原地流浪。我呼吸着劳拉和安德烈，听着满空间谁和谁也不搭茬的大声交谈，从中剔出六个里昂的旋律——那中间的自由。那样一大笔自由，谁的一生能开销得了……

随着酒意的上涨，我不再听见人们自认为是对白的独白。我只能听见台上六只孤狼的凄婉歌唱。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们的伴儿。看着六只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独是不可能伪仿的。不论他们的音乐优或劣，他们的孤独是货真价实、一流的。

我发现安德烈走开了，去洗手间或电话亭。劳拉凑到我耳边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听出来，她在告诉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么地方，躲起来流泪。

我说：“流什么泪？”

劳拉说：“音乐和酒让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觉得这音乐里充满了‘失去’？”

劳拉的才华是总结许多太难总结的东西。她的总结又总是很令人开窍。

我对她的总结郑重地点点头。

劳拉又说：“……他是个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谁？”

“安德烈。”劳拉端着酒杯，里面的冰块在她轻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种颜色，“安德烈只有一两天的委顿——在那样巨大的失去后。他那么爱他的工作。尽管我嘲笑他的热爱。他向上司辞了职之后，把自己关在家一天，然后连夜开车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点儿发作。等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恢复常态，谈笑风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复了常态。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辞了职？！”

“你不知道？！”

我盯着劳拉的暗红唇膏。

“他为了不让FBI对你测谎，当即写了辞职状。他把国务院的出入证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证铰成了四瓣，和他的辞职状一块儿交给了他的上司。这件事闹得很大，国务院内部刊物全都报道了！还有两位国会议员出来，说是要为安德烈的案子给国会写信。”

我想那个谜终于揭晓了：安德烈冷静地捏动剪子，将自己的辉煌生涯铰成碎片。他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将所有文件、文具，包括他搁在写字台上的我的照片，贴在墙上的我的诗作，以及我给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节卡片，一股脑倒进一只黑色塑料垃圾袋。然后他向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说了一声：今天得早点儿走，去看牙医。借助美国大众对于看牙医的毫不质疑，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了。他将那个盛着他辞职状和碎裂的身份证的大信封交给了收发员，说：请立刻给头儿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国务院雄伟的大楼，回过头。他想，那年我二十四岁，走进这里，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国家联想到了一起。等他回过头，背向那宏大的阴影走去时，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里。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垃圾袋。华盛顿所有的流浪汉都有这样一个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点半，美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三十五岁的外交官。他走着走着，心里说：原来失业是这个滋味——没有胃口吃午饭，也没有胃口吃晚饭，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区别。

“他每天还是照常上班啊！”我瞪着劳拉说。

“他从芝加哥回来，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一页纸的翻译费才十来块钱。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时……我以为他去芝加哥，是专门告诉你他辞职的消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辩争时，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头。他想和里昂这类男人区别得更显著些。他决定把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变得更哑然、更宽大、更质感——去干一件他憎恶的营生，去为她倒好水准备好维生素。安德烈想到我没有圣诞礼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岁便草草结束的童年；我那六岁便开始把真当谎，把谎当真，抑或对真与谎态度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么。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赶到机场，把我一把抱入怀中时，感到他俯下他伟岸的身躯，捧起河流载来的孩子。他把这孩子从竹筐里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换来的营救是多么值当。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别这个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个小时的枯燥劳动，因为救这条小命是他与他自己的长久契约。安德烈从来不去毁任何契约。

劳拉说：“刚才那首曲子叫‘我的黑头发恋人’。我估计他被触动了。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不汉子的一面。”她笑了笑，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许是卑劣的。我或许对安德烈背叛得相当严重。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脸上毫无伤感的残痕。他对我有所失望，有一点儿悟到他的舍命陪君子风险很大，因为他陪的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开了，他的营救包括容忍被营救者的劣习，以至最终纠正这些劣习。

我说我也去去就来，同时马虎地指一下洗手间方向。

这时是场间休息。台上的六个乐手到台下来了，饮着什么。我在走廊上碰到六个乐手中的一个。他也是长长一根马尾辫，抽大麻或白面，脸色与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讪。他两腿是美国大兵式的稍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态不是松懈的，但他的态度使他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却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来，拧成他挺秀的脊椎。与里昂的专注相比，他是涣散的。总之，他的外表与里昂正相反，但我却感到里昂透过他淡灰的眼睛打量着我。我的一只脚提起，脚掌抵着脚，两手松松的，手心也贴着墙。我们俩像站立地躺着，如同在海滩上无任何防御地闲搭上的伴儿。他和里昂什么都不同，除了他们的实质，就是那种“梭罗式自由”，所谓的绝对的自由，他们都对自己本性中彻底的自我忠实毫不感到羞耻。我的话就是谈些对爵士一知半解的感想，卖弄的那点儿东西是里昂那儿来的。我们的姿态是很搭讪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乞丐、流浪者、街头艺人搭讪。还有轻度精神病人，我碰到他们，总忍不住和他们搭几句，逗逗他们，如同逗一个说梦话的人。他们千般百种，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中的谁都不打算救我。我居然跟这个音乐家交换了电话和地址，但我知道我很快会忘记它是谁的电话和谁的地址。

我突然问他：“你们刚才奏的那首‘黑头发恋人’是谁的作品？”他回答这是个颇俗套的作品。一般他们为取宠听众在两三个高雅的曲子后，总插一个俗的进来。但因为演奏的临场处理是即兴的，也不至于把他们烦得屎都能出来。他问我是否听过这曲子。

“我一定听过，不过我不能确定。我有个朋友也是音乐家，作曲的。”

他说：“哦，是吗？太好了！”他心想，你瞎套什么近乎。

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他不介意。他心里嘀咕：“这个东方女人不是有病就是想勾引我。”

“假如——纯粹的假定式——你爱上一个女孩，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弃爵士，另一个是出卖一个肾。你的选择是什么？”

他眼神将我的眼神牢牢锁住，说：“我选择放弃这个女孩。”

“作弊。前提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他一只手抬起，架在另一只胳膊上，托住下巴。他把自己关进内心，良久才出来，对我说：“反正我绝不放弃爵士和我的肾。”

我也垂下眼皮，好好想了一下他的这句话。

“你呢？”他反问。

“作为那个女孩子，你希望她放弃什么？”

在一个女孩身心内，实际上存在好多个女孩，一会儿她为你这个牺牲感动，一会儿她为完全不同的牺牲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每个女孩都是多重矛盾体的混合。

“那你会为爱情牺牲什么？”

“牺牲……这词不好，该重新命名。”

“你想命名‘牺牲’为什么呢？”

“一时想不好，暂时先不命名吧。”

他看着我，大致确定我是有病。他想她这病也不伤大雅。于是他凝视我的目光完全变成了里昂的，充满无命名的知觉。

我跟他别了之后，来到柜台上，要了纸和笔，留了字条给安德烈和劳拉。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我找到了挂衣架上安德烈的外套。我把它取下来，它上面有他的科隆淡香。就是一颗善良、干净的心灵所该有的气味，那种多年后将引爆一大团微痛记忆的清香。美好的东西，再新鲜都带有一点儿陈陈的感觉。这便是昂贵物什的昂贵所在。安德烈外套上的气息，该是几十年岁月才能提炼出的悠远、沉郁。我发现我的眼泪把他的外套打湿了一片。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我扶着刘先生走到花丛下，他说：“天真好啊！”

天的确真好。只是他的好天和我的相差四十多年。

我在给安德烈的字条上最后一句说道，我将把我所有的作品献给他。当然这得他允许我献，也得他稀罕我的作品。

我这样一个断肠人陪伴着另一个断肠人，不知需要多久，我们才会康复，去迎接下一次断肠。

刘先生指指长椅，说：“燕子没有了，就有点儿热了。电灯泡你要不要吃？”

我说：“你呢？我去给你拿。”

他说：“好的。顺便看看，‘美琪’演什么片子。”

我一路小跑，回到房子里，去为刘先生取冰淇淋。我心想他胡乱命名的某些话，竟有些诗意。他意思是说，“雨停了”，却说成“燕子没了”。FBI给我测谎，如果我把谎言说得像刘先生这样无邪、优美，会留下怎样的真与谎的记录呢？我的成绩是不是会更理想些……

问：你和那个叫里昂的作曲家是什么关系？

答：没什么关系。

问：你和戴维斯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中国首都，一次圣诞晚会上？

答：在美国首都。

问：你是否参与过中国军方的情报工作？

答：谁说的？

问：答是或否。

答：否。

问：安德烈·戴维斯先生是否和你谈到他在中国的工作？

答：没有。他一般不谈把我屎都能烦出来的所谓工作。

问：那他跟你谈什么？

答：恋爱。

问：你认为他是真的爱你？

答：是的。

问：你若要他提供国家的一些机密，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答：不会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机密都特乏味，更别说国家机密了。

我想着刘先生把冰淇淋叫成电灯泡，换了他到我的位置上，他说不定会把“情报”命名为“热带鱼”或者“油炸臭豆腐”，或者“勃朗宁手枪”、“雪佛兰轿车”、“大世界”。对于回归于浑沌的刘先生，是非不再有了，真与谎同样坦荡。

冰箱里的冰淇淋只剩了一层薄底。我赶紧跑进储藏室。这里有个小屋般的大冰柜，里面冰冻着一块蛋糕。它是刘先生和玛伦达的母亲婚礼上的蛋糕。那个蛋糕宝塔的底座被保存了下来，按说该在第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由夫妇和朋友们共享。是什么耽搁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共享”？是刘先生躲避了它？因为他认为这座肥厚的奶油宝塔将他镇在了里面，永世地隔开了他和他心爱的菁妹？他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菁妹若是幸福了倒也罢，偏偏又是年复一年的怨和憾，是等不及来世的相同一份无奈。

我不知在这块古董蛋糕前站了多久，直至感到浑身冷透。

我回到刘先生面前时，他已睡着了。我母亲借着我的眼睛打量着这个风烛残年的恋人，借我的手替他盖上一条毛毯，借着我的怜悯心看着他嘴唇微启，一线口水流出来，落到肩上，藕断丝连地牵住这一头和那一头。那根口水在太阳中闪出彩虹的七色。

我在离开那家爵士吧前还做了一件事：付清了劳拉、我、安德烈三人的消费。我一共给了经理两百块，随便他俩再添几巡酒，这个夜晚的开销该不会超出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付那笔账是什么意思，是被人款待、救助得太长久了，想反串一下角色？还是有恃无恐——反正一贫如洗之后可以到刘先生这里白手起家。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付那么大一笔酒、饭账。在美国，慷慨一点儿也不让我好受，而这一回，它至少没让我难受。

我到了刘先生家以后只跟王阿花保持联络。她在电话上说她腹内胎儿的新动作新表情。她还告诉我海青出了一次车祸，保险公司的一大笔赔款可以支撑他们两年，他不必去给观光客画肖像了。她帮我中转所有信件，其中多数是安德烈来的。他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告诉我他的生活，他新听来的笑话。他说我丢在他那儿的衣服，该干洗的他都替我干洗了。他还说他第一次看见我，果真是在北京的一次圣诞晚会上。他说我那天晚上看起来很美丽、楚楚动人。

王阿花也转来牧师太太的信。她总是谈她为我组织的捐助活动有了怎样的进展。王阿花从来不以任何形式向我讲到里昂。

我母亲的感觉充实着我，让我伸手驱开一只被他的涎水吸引来的小黄蜂。我替我的母亲还愿，偿了“白头偕老”的人间第一愿。还愿的意愿使我对这个老人少些嫌弃，除了毫不留情地挣他的钱之外，我对他做的该说是尽善尽美。

第二个月，医生要我开始教刘先生英文。要教他最基本的名词，这样在我暑假结束，拾起学业时，其他人才有可能接着照料他。我教他，他学得很认真。我第一天教会了他“水、面包、黄油”。第二天，我又教了他“苹果、香蕉”。我看着一天天长进起来的老人，心想，坏了，你的美妙的无命名世界正在向你关闭，你正在被我领出那里，向我们这个充满命名的正确世界走来。你将再次背负起真与谎的负担。

又一个月过去，我开始给刘先生一些小小测验。比如说，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呀？”他答：“橙子。”我们这些测验第三个人肯定觉得头晕眼花，我们是普通话、英文，以及我们自己发明的语言统统拿来用的。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水。”

我说：“错啦——是牛奶。”

他于是慢吞吞地说：“牛奶可以喝吗？”

我便自己喝一口，再递给他去喝。

他走路、行动都恢复得不错。有次我去冷冻储藏室里取东西，他竟跟着我进来了。我忙把他往外搀，怕他冻病。他却死活不肯走，眼睛盯着那个古董蛋糕。我只得把自己披的毯子搭在他身上。他问我：“那是什么？”

我见他的眼睛有了点儿觉醒，似乎他离他整个记忆的觉醒只差一步。

我说：“你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呀……好好想想。”

他想了一阵，摇摇头。

我说：“它叫蛋糕。”

他跟着我念了几遍，慢慢就沉默了。然后那一下午一晚上他都沉默着。那天夜里我照常起来查夜，发现刘先生的床空着，伸手一探，被子里还有一丝体温。我不知凭什么直接寻到了那间储藏室。他果然站在那儿，对着三十多年前的蛋糕苦思冥想。

我说：“刘先生……”

他说：“蛋糕。”

我说：“对的，发音很标准——”

“可是菁妹，你还没有同我结婚啊。”

我想，词全说对有什么用？他的总体上下文是错的。不，也许他的是对的。

他又说：“菁妹，不会是你和别人结婚的蛋糕吧……”

我想何必让他再来一次心碎？我微笑着，使劲摇摇头。不用镜子，我也知道我就是十九岁的殷恬菁。

我扶着他往外走时，发现他浑身冰凉。他回头又去看一眼古董蛋糕，然后再来看我。他的意思是：“你没有骗我吧？”

我把他扶到门外，然后去关那扇沉重的门。

他说：“那是个婚礼蛋糕吧……是不是？”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是……一条小船。”

“小船？”他看着我的眼睛像即将要闪出云层的月亮。

“小船。”我肯定地点头。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要停止教他名词。

“船？”

“船。”

一颗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一颗滴穿了四十多年岁月的泪。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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