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与人生

刘东 刘和平 卓敏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与人生 / 刘东，刘和平，卓敏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86–3955–0

I.留… II.①刘… ②刘… ③卓… III.留学教育－经验IV. ①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0044号

留学与人生

著者：刘 东 刘和平 卓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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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同济大学最近做了一个探讨留学价值的课题，又将探讨的内容集成了一本关于留学和人生的书。我觉得这很有意义，并向作者对这份艰辛工作的执着表示由衷的敬意。

留学有没有价值？价值是什么？其实中国百余年的留学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开始，詹天佑等第一代留学生最早把一些先进的工程技术引进国内；之后就是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这一代，带回来革命的思想，在这一代留学生中，更有胡适、蔡元培、陶行知等国学大师和教育家，李国豪、严东生、谢希德等科学家，也包括以钱学森为首的“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去苏联、东欧的那一代留学生，在中国航天航空事业和能源机电领域中起到巨大作用；再后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批留学生，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推动作用。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留学人员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促进改革开放，扩大中国同其他国家在科技、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发展民间外交，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所起的作用应该是留学最大的价值。

现在，留学人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中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过程中，留学也成为一种很重要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渠道。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也面临着跨国竞争及资源的跨国配置，教育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因此，留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人才循环和增值的方式。人力资源发展是留学价值在人才个体发展上的体现。

教育不仅是知识和能力的传授，也是文化的承继和人格的锻造。留学是教育的重要一环，人们从留学生涯中获得的跨国体验和经历都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小到个人的人生规划，大到国家的战略方针，留学的重要价值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正因如此，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并且一直都在大力扶持留学事业。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就是一个重要平台，鼓励更多的学生走出国门，也鼓励和重视中国的学校与世界各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合作交流，并致力于推动各种国际教育合作平台的建设。因为我们清楚，当今国际化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们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变化，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培养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留学事业的开展，包括高校国际教育合作平台的搭建，都是为了最终将人才推向世界。我认为，这也是留学事业对中国未来发展极其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价值。当然，今天的留学已从“单向”变为“双向”，即大批外国学生已经把中国作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国。

对留学的价值进行理性探讨，对留学的人文作用和文化启示进行梳理，这在当前中国不断涌现留学大潮，但留学观念和形态却有些混沌纷杂的时候，应该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和思考人生的新起点。2013年是欧美同学会创建100周年，作为纪念，是为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前任副部长

前言
有梦者才有路

近几年，不断会有学生问到“要不要出国留学”、“出国留学有没有价值”、“应该去什么国家”、“应该学习什么专业”等问题，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对留学的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探讨，写一本有关留学与人生的书。

其实，留学不是现代才有的。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中讲述的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就是他们师徒的一段“留学”历程。汉唐时期，也常有高僧前往西域、天竺（印度）研习佛学经典，后至17世纪中期的清朝初年，又有僧人去到现在的意大利、法国等“西洋”地区学习基督教。这些前辈开了中国留学的先河。

留学是一种异国教育，即某国的学生留在别国进行学习。不同时期的留学教育受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因此，以时间为坐标回顾不同时期的留学教育特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留学的意义是很必要的。

中国的留学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把留学作为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逐步形成，至晚清时期形成了第一次留学浪潮。那时的特点是强调留学救国，中国在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屡次惨败，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国难当头，人们将留学和救亡结合起来，了解和探求世界的热情高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以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实施的中国幼童留美为标志，国家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青年留学日本，或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学习制造、冶矿等科学技术。留学生在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功不可没，他们中大部分在民国初年回国，并以其精博的知识、出色的才干，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

民国时期形成了第二次留学浪潮，特点是寻求真理、献身革命、科学救国。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有责任的学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认为出国留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科学和民主的愿望，给传统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成为当时留学生的主要追求。无论是学习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学科，留学生在国外大都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不仅学到了当时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培养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由此成为推动国家社会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中流砥柱。无论在抗日救国运动还是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都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中，有留学经历的人也占绝大多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第三次留学浪潮，特点是践行强国之路与实现自身价值相结合。当时，留学教育被看作培养知识精英的重要途径，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大都成为共和国60年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后，10年“文化大革命”使留学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留学热情才被重新点燃。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使中国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国家积极和宽松的留学政策，国家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家长对孩子教育寄予的厚望，催生了中国新一轮且一浪高过一浪的留学热潮。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留学生群体是我国近现代历史舞台的主角。他们中不但有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物理、化学、数学、工程、医学、建筑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也有如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领域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有过留学的经历。

再横向比较，我们的近邻日本一直都重视向外部世界学习，历史上就存在遣唐使的记录，伊藤博文等人留学欧洲，给日本带来了明治维新，加快了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恢复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外界先进知识、文化的吸收和学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他们能够大量外派学生留学，由此形成了雄厚的人才后盾，国家经济因而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

留学造就人才，人才强盛国家，这已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教育国策。与此同时，通过留学实现个人的事业梦想，也已成为目前中国千万个家庭改变人生格局的重要选择。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33.97万，是2000年的8倍，而2012年，这一人数超过了40万，再次创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历史新高。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近几年，随着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和回国人员的增多，“海归”变“海待”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由此，许多想要出国学习的学生及其家长心生疑惑：出国留学真的有价值吗？

留学或不留学，已成为若干大学生甚至不少高中生的两难选择，留学价值也无可避免地被推上市场，接受社会的多角度评判。

什么是价值？比较学术的释义是：价值是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以这一释义评估，价值之于留学，最关键之处应是对于留学者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

就此，从2012年初始，我们设立了“留学与人生”的研究专题，力图通过真实的访谈获取真知，希冀为探索留学价值提供一条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解读的路。

我们的访谈人员对象从40后（1940~1949年生人）到80后（1980~1989年生人），专业覆盖了建筑工程、生命科学、医学、历史、法律、经济、管理等，其中有科学家、外交官、企业家、政府部门管理人员等，他们的留学方式、留学国家、留学时间长短和对留学的见解都各有不同，可谓中国近30年留学发展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对于留学价值，他们的见解和体验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却高度趋向一致：一是都无一例外地表示，留学扩大了视野，重新认识了世界和人生；二是出国初衷几乎都源于当年的一个梦想和一份激情。

访谈中我们看到：一位在中国没有学过英语、没念过正规大学的女士，在美国陪同丈夫留学期间，凭着坚强的毅力和智慧，进入了全美专业排名第二的普度大学金融系，获得农经博士学位，最终成为香港一所大学的教授。她的丈夫在评价妻子的这段经历时说，美国给所有人机遇，所以做父母的也好，小孩也好，都拼命想出去，但能不能把握住机遇，主要靠你自己。

另一个年近40才赴德国留学，并在当时德国还没有承认中国的本科、硕士学位的情况下，以扎实的功底和不挠的精神，克服了博士入学及学习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并用两年的时间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后，建立了中国的工程监理制度，为中国的工程管理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说，我觉得父母能给子女什么呢？不是给钱，而是给他们一个教育机会。我去德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的教育，我觉得这是社会文化的差别，而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差别。

还有一名学暖通的工科学生，主动放弃了在国内即将完成的硕士学位，选择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并跨专业进入美国纳米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成为所在大学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教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他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从国内重点大学优秀学生到美国一流大学优秀学生，从工程领域到科学领域，从工程应用到基础研究，从留学生到教授的转变。他说，我觉得出国的机会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增加他们的阅历，提高他们对国际化研究趋势的认识，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体验，还能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一位当年的普通学生，为自己的专业梦想选择放弃国内的博士学位而去美国学习，如今已成长为IBM集成供应链服务战略寻源全球总监，成为了世界顶级企业所倚重的高级人才。他说，我所经历的事情，是我在国内的同学没有经历过的，可能他们这辈子都不会经历，所以我觉得说起留学，更多的是一笔人生的财富。

更有一位年仅24岁的年轻留学生，已有两年多欧洲求学生涯和三年多美国求学生活的经历，目前还继续在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由于每个关键节点他都把握得很好，因此对自己的未来显得特别轻松和自信。他说，像我这种在学习上有一点儿死板的中国学生，结合国外非常丰富的资源，综合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接受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中比较精华的部分，就非常好。

能否说，今天他们的感悟，亦是对留学价值中最核心价值的诠释？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100多年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漂洋过海去求学、去奋斗，将祖国的强盛梦想与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时至今日，当留学已经成为个人梦想和家庭梦想的另一条实现道路时，留学承载的梦想分量更显厚重。

梦想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有时梦想会不切实际，但毫无疑问，梦想是人类最真诚的愿望，也是人类最能获取力量的来源。

2013年高考，有两个相关的数字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100万学生弃考，再次刷新了近年弃考学生的人数；另一个是有资料显示，中国的人才外流数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一。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两位专门教授英文口语的外教，在面对今年某地的英文高考试卷时竟然无法下笔，大呼“confusing”（困惑）。他们说，不，我们不是这样说话的，中国学生为什么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些题上？

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尖锐的诘问被称为“钱学森之问”，曾在中国教育界、科技界引起震动。但遗憾的是，这个提问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著名教育家竺可桢曾说：“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洲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器，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就像沙漠里虽然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

然而，昨天和今天，当一代又一代的“海归”都成为中国创新和发展的引擎时，当一批又一批的“海鸥”在海外取得非凡的成就时，对于“钱学森之问”和种种有关中国式教育的是非疑惑，我们解答的思路是不是就会清晰一些呢？

作为研究者，当我们记录下被访者如今令人羡慕的种种成就时，也更希望大家去聆听他们为了梦想，去海外辛苦求索、艰难追寻的历程和故事。也许，他们曾经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酸甜苦辣，感悟到的方方面面，正是我们寻找的留学价值的答案。

“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纵观社会历史的发展，无论是国家、公司、学校，人才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今天的年轻人真的应该庆幸自己生长在现在的时代，因为祖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盛、更开放，社会为走出国门创造的条件一年比一年完善，世界发展对人才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渴望。这样的时代，对于有梦想者，本身便是一个应该去全力追逐的大机遇。

梦想总是人生的引导，有梦想才有路，才有击不垮的奋斗力量。留学如此，不留学亦如此。但是，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多经历必然就多见识，多见识必然就多成长。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生也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所以，如果留学已经成为你的一个梦想，我们谨愿这本书能助你一臂之力。

第一章
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

留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碰到很好的机遇，而主要是看自己能否把握住机遇，要看每个人的性格、积累和努力。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把握不住的时候，往往人生中的机遇来了，也不见得能抓住，即使抓住了，也不见得能做好。

总得出去转两圈

江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出国只为镀金？

访谈者：您是中国暖通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前辈，很早就去英国学习过，您觉得当时的留学和现在有什么差异？

江亿：新中国成立后，出国留学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开始前那批出国或者学成回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体系的建立就是靠这批人，他们起了巨大的作用。早一批的学部委员，80%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有各学校最早的学术骨干也大都有留学背景，新中国的建立，这批人功不可没。第二阶段是“文革”后，大概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是公派留学，国家一个月补贴三四百美元，在国外生活这些钱还是很少的，但是他们半工半读，后来有一部分人就留在国外了，但还是有挺大一部分人回国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成了各行业的骨干力量。第三阶段，政策慢慢变宽松了，就有大量的人出去，有自费也有公费。不过那个时候的自费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可能当时兜里揣个100美元就走了，他们也是边打工边刻苦学习，非常艰苦。这一批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后来都留在美国或欧洲，这批人中大概有10%~20%是出类拔萃的，最近美国好几个科学院院士都是这批人里的，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去的。

过去出国的时候，拎个大箱子，箱子里头全是袜子、背心、牙膏、牙刷，再带一堆方便面。到了21世纪，自费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中好些人出去之后头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衣服，接着学两个星期的车，拿了驾驶执照之后，再去念书，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经济状况的变化使得人们出国后的心里感觉大不一样。1986年，我第一次去日本，看到地铁车厢里到处都是广告、杂志，比如某公司提供出国机会、条件如何等，而当时的中国，肯定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日本在80年代中期经济就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但大部分还是靠制造业，所以他们迫切希望培养人才。那时候人们也不太愿意出去，我当时挺纳闷，现在想起来，目前中国跟那个时候的日本也差不多。可能是因为有代沟，现在小孩的做事方法和想法跟老一辈还真不一样。所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状况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以前很少看到出国是为了玩，但现在抱着玩遍全球想法出去的也挺多。

访谈者：您那时候是公派出国的，会自己到处去转吗？

江亿：我不会，但我们系有个叫王瑞珠的院士，现在六七十岁了，他是80年代初国家公派去法国学建筑的，到那儿大概学了三个月，发现没多大意思，就背着相机穷游欧洲，连着三年把欧洲好好转了一遍，拍了数不清的照片，回国之后就潜心整理这堆东西，系里领导挺照顾他的，就让他整理，给他发工资，也不用他上班。最后他写出厚厚一摞欧洲建筑史。后来，他申请院士的时候，就拿出了这么一摞书，他也没做过任何工程，他老婆就给他当秘书，但大伙儿一看那书，就说，你就是院士了。呵呵，这就是出国转回来的，当然这期间他得读多少有关建筑史、建筑体系之类的书啊，他得彻底研究明白。

我是1988年9月公派去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是英国的一个政府机构给的钱，但也没给多少。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多人民币，相当于十几英镑，那时英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月收入是1 000英镑，经济水平差距实在太大，这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肯定有心态上的影响，所以处事方法也不一样。我在那儿认识很多中国人，除了我之外，那些人全去打工了，而我当时在那儿很大的一个收益是参加了IEA（国际能源组织）的项目，一年之内跑了很多国家。但是因为我是访问学者，所以他们不承担差旅费，一切都得自己掏钱，可是我当时一个月收入才300英镑，所以只能找那种特便宜的青年旅社，一晚大概5英镑。后来，英国政府就想个法子，叫我做顾问、做咨询，给他们做项目、写报告，那收入就高了。写报告一个小时20英镑，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几个月就把钱全挣回来了，但他们说这也是例外。通过这个机会，我有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当时在中国，我们很少有机会出国。当时中国还是很封闭的，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很少，但是在国外的生存能力和办事方法这些都特别重要。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

访谈者：所以出去和不出去完全不一样？

江亿：我原来英文特别差，在英国待了一年，开始还上了两个月的英文补习学校，即使这样，我回国的时候英文还是挺差。但在英国的时候建立了挺广泛的国际交流，回国之后就没跟英国断过联系，大概每年都有一些跟英国的合作项目。我1989年回国，一直到1998年左右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合作。他们和清华合作项目，我每年出去一次，后来我走不动了，就送我学生出去，我都送出去多少学生了，派这个出去三个月，派那个出去半年或一年等等。而这种合作，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当年一直待在英国还能提高交往能力和了解各方面的能力，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更好。所以说，我的学生虽然都没正式出国学习过，但他们现在跟出国学生差不多，一个个到美国下了飞机就租辆车满城转，具备沟通能力。所以说，时代变了，这个本事和能力即使在国内也能培养、锻炼，不一定非得送到国外去。2000年开始，我出国的费用可以包含在科研经费里了，但是从1989~2000年，我多次出国，也派了很多学生出国，都得从国外弄钱或者自费，那时候是很困难的，与国外的联系不是很好，经济上也无力支持。现在国际交流太密切了，以后中国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拓展全球化进程，咱们的学校也会有更多外国人。还有，比如我今天坐飞机去趟杭州，明天坐飞机去趟伦敦，这都没什么区别，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到那时候出国就没什么必要了。

在暖通领域，我们就是世界第一

访谈者：现在我们在暖通领域的发展怎么样？

江亿：如果是暖通空调这个领域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世界第一，这么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访谈者：“世界第一”是指我们的技术还是指什么？

江亿：是指学问和水平。

访谈者：水平？我们成世界第一了吗？

江亿：对啊，本来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有咱们棒吗？没有！你说哪个学校能给哈佛大学的学生上课？咱们就能。

访谈者：不是说日本这方面很强吗？

江亿：我们跟日本最好的东京大学每年都有交流，他们跟我们比还是有差距。再说产业，我们这行业产业规模最大的就是格力，格力销售额和规模两个单项蝉联世界第一。就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松下、日立、大金四五十年前在干什么？松下是做插座的，大金是研制碳氟化合物气体的，现在都成了大公司。日本经济也因此腾飞。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二，而且过不了多少年可能就是世界第一，随着经济发展，一定会有世界第一的产业。技术上来讲，现在中国很多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造大桥、造大坝的技术都是世界第一。为什么是世界第一？因为现在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只有实际工程才能推动研究，任何东西都离不开工程！你要是没有实际工程，再大的学问都没有用。所以，好的研究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从经济发展的状态来说，经济增速到顶之后，就该走下坡路了，这是自然规律。

访谈者：您是研究人工环境科学的，超出这一领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呢？

江亿：范围一大就很复杂，说不清楚，讲到建筑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些内容，炒作因素就太多了。

中国的机会有多少？

访谈者：暖通这一行以前没这么热门，这几年好像很火，为什么呢？

江亿：现在全人类都在关注世界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气候变化的四大主题，暖通就占了三个，除了水资源保护，另外三个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以，不知不觉地人家就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了，就把这行给推火了，即使这个行业还没发展到能应付这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硬把你逼到这儿来了。

访谈者：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现在够用吗？

江亿：“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有8所大学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一年共有16个班，现在有190多所大学，一年大概有1 000个班，从16到1 000，这就说明问题了，现在稍微好点儿的学校，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都特别好找工作。

而现在国外，比如说美国，没有清晰的跟这个行业对应的专业，欧洲有，但是欧洲的需求没这么多，所以要是出国读这个专业的本科，该选择哪个国家真还不太清楚。但要是做研究，欧美一些国家都还可以选择，但是跟中国比还是稍显不足。

访谈者：也就是说，目前对这行业的人才来说，中国是更好的选择？

江亿：当然，中国有多少机会啊！多少外国人都跑到咱们这儿，盼着中国给他们机会呢！

真正的差别不在这儿

访谈者：现在这个行业的人才在中国就业或者发展更好，那么您觉得学生还应该出国留学吗？

江亿：如果有这个渠道，出去读个两三年，也没什么不好。

访谈者：如果就在国内读硕士、博士呢？

江亿：我觉得都拿到博士学位了，连个国都没出过，这也有点儿问题。

访谈者：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有机会、有条件，还是应该出去？

江亿：总得出去转两圈吧。

访谈者：您觉得出去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江亿：最重要的就是没有神秘感了，知道国外与国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交往能力就进入到一个大的平台，视野宽了，眼界开了。

访谈者：清华的学生出国的可能很多吧？

江亿：2006年，我们就在美国，一帮人在老师带领下就扎在那儿，我过个半年或一年的去看看他们，看他们是否还都在那儿待着，待了好几年，他们干脆就在国外做项目。

访谈者：您的学生是这样的吗？

江亿：我们本科生都出去啊。

访谈者：本科生就派到那边去完成项目了？那其实也是一种留学了。

江亿：他们只是跟中国人学，有时候还教外国人。我们队伍里有几个美国人，就是当地的学生，跟着我们干。我们老师也有在那儿开课的，后来实在不想待下去了，就回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视频，每个星期定期给那边的学生教课。

访谈者：他们是到那边完成项目？那些项目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江亿：美国的。

访谈者：那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在那里待个好几年，不也能开阔眼界吗？

江亿：对，所以说出国学习有好些途径，很难说应不应该去留学，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机会出去，而且自己本来在国内也没什么事业，那出去发展挺好；反过来说，国内有挺好的老师、挺好的课题，干得也挺好的，结果说非得出国，到哪儿去也不知道，那出国干吗？那就糟蹋了在国内的机会。90年代，“海归”到哪儿都是香饽饽，吃香极了。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学成回来，一看你会的我都会，你怎么才会这点儿，还没我会的多呢，那就对不起了，你另找门路去吧，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找着工作呢。

另外，“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上学好找工作”这种问题不好回答，这得看你学什么、干得怎么样和干什么。干得好，你一回来马上被抢走，在国内干得好的也一样被抢走，也就是说，在就业这块不能分为“国内”和“国外”，就好像说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好找工作，真正的差别不在这儿。

接触到更大的国际环境

林宗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访谈者：您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而且一过去对方直接就把您定位成访问教授，这算不算留学？

林宗虎：你这么一讲，我也糊涂了。我出去时是80年代初，差不多是“文革”后第一批由国家组织考试的，我们由单位选派，要通过国家的英语考试。本来我年纪也大了一点儿，选派的不是我，我们单位培养了两个年轻的，准备叫他们出国，但培养了两年他们也没考及格，单位觉得放弃名额很可惜，就让我去试试。那时大概离考试就十来天，我把文法大致翻了翻，就去考试了，结果考下来，我的口语是陕西省第一名，文法是第二名，这样就去了。

访谈者：您英语为什么当时就这么好呢？

林宗虎：英语好是得益于我的中学教育，我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

访谈者：是外教教英语吗？

林宗虎：对，是在圣方济各学院。当时我家就住在学院隔壁，所以就到那里上学了。但我们是考进去的，那时也是要考试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外国神父，他们都是本校的毕业生。我们当时上的中文课，一门是国文，一门是公民教育。

访谈者：当时学这些？

林宗虎：只有这两门是中文的，历史、地理、数学等其他科目全是英文的。因为老师上课全部讲英文，我也就有了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后来就算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又学习了很多年俄文，还是没忘掉，就像家乡话一样。

所以，我到美国后，人家都问我在哪里学的英语，是不是出国后学的，我说我就是在国内学的。

好多人出去读书，第一年导师都说：“你讲的英语我不懂，我讲的英语你不懂，咱们怎么工作下去？”这很可惜，浪费了很多时间。

访谈者：您那批去了多少人呢？

林宗虎：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去的，人数不是很多。在国外，我觉得他们有两点比我们有优势：第一点，他们很识人，知道你几斤几两。如果英语不行，毫不客气，回去练英语，你行，他就叫你去。他们的用人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精打细算，比如说缺个教授，他们就到外面去请，而不是长期聘用。他觉得你业务不错，英文也不错，他们的院长就和你谈话，谈话相当于考核。他认为你够格了，就给你个头衔，你就上课去。

访谈者：您一过去就要讲课吗？

林宗虎：不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叫作访问学者，我这个“访问教授”是迈阿密大学给我定下来的。

访谈者：跟您同一批出去的人也讲课吗？

林宗虎：他们不讲课，而是去搞科研，学几门课。我到那边，他们认为我水平够，他们又缺老师，才叫我来讲课，待遇和老师一样。80年代，他们老师讲一节课大概50美元，我讲一节课也是50美元。

访谈者：那个时候这是很大一笔钱？

林宗虎：对，所以我认为他们蛮识人的，掂一掂你的分量，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他们那边的学生都比较自由，都是付了钱来上课的，如果老师不合格，可以到法院告你，系主任要担这个风险，所以他得把好这个关。

访谈者：留学留学，就是留下来学习，所以，您也算留学的。

林宗虎：人的一生都是学习的过程，我这一段无非是在国外。当然，也不单是工作，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国际环境，知道国际上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可以增进了解。

开拓国际视野

访谈者：两年的出国经历，对您之后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帮助？

林宗虎：肯定有帮助。因为我在美国一边搞科研，一边讲课。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大概发表了8篇文章。到那边的一个好处就是视野比较宽广，知道国际上当前发生的事情，人家的水平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已经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所以能够判断他们和我之间的水平有多少差别。

当时，迈阿密大学有个清洁能源研究所，研究两相流体的脉动。

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师从一个苏联教授，那时候是跟苏联专家做研究，做了两年多，研究的题目就是直流锅炉，毕业之后我带了一批学生去上海锅炉厂，跟他们联合设计了我们国家第一台直流锅炉。直流锅炉设计里面要考虑避免流体的脉动，所以我去国外之前，对脉动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了。

访谈者：您在出去之前已经做过好多项目了，所以看国外的情况就更清楚？

林宗虎：我看得出他们真正的水平，我一看他们搞的东西我都懂，所以以后搞科研的时候，我就自己选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认为是国际上还没有解决的，就是发生脉动的时候怎么传热，这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解决，因为做起来很麻烦。

访谈者：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林宗虎：不是说没有解决，而是没有认识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看他们做研究的时候，没有计算公式，所以我就从跟他们一起做的实验数据里面总结出自己的一条路，就是在脉动的时候，传热系统应该怎么计算。这个文章后来在国际传热大会上发表，国际上每4年要开一次传热大会，各个国家都有规定的文章名额，都要通过本国的传热学会的评审，我们这篇在美国通过了，代表美国传热学会发表。

访谈者：您解决了一个他们也没有搞懂的难题？

林宗虎：所以，当时他们学院的领导评价说为传热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前传热研究一般都是在稳定的情况下，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研究传热，他们没做过。

访谈者：这两年对你个人后来的发展很重要？

林宗虎：在国外我感觉视野开阔了。另外，我原来在国内研究的孔板计算式，在国外得到更多机会发表，在那边我又补充做了实验，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

访谈者：那个时候他们的条件比我们的好？

林宗虎：条件倒不见得比我们好，他们的试验台都比较小，我们的试验台比他们大得多，但是测量设备很精致。因为那时候很少有大陆的学者来那边，研究所所长就介绍我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介绍我们中国以及苏联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些研究成果。

因为那时候大陆是封闭的，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所以很希望听听我们的研究进展。他们原本以为中国大陆很落后，后来看了研究成果，觉得也挺不错的。

访谈者：也不落后？

林宗虎：是的。所以一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另外在国际上提高了我们国家的知名度，提高了我本人的知名度。对于中国的研究水平，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有机会就要抓住

访谈者：这两年您利用得非常充分。

林宗虎：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把时间排得很紧，总想将来有所作为，为国家做些事情。传热学和流体力学是两门很重要的课，但上面所有的计算式全是外国人得出的。所以我想，在这方面要有所创新，就要有我们自己制定的公式。有机会就要去创造。这个孔板公式发表以后，反响蛮大的。你别看只是一个孔板，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测量手段，在航天、航空、核工程、电站的锅炉汽轮机方面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在国内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到国外后，发表到杂志上，他们的专家认为是不是还可以换一些工质来验证一下，刚巧迈阿密大学用的工质是氟利昂，我们国内大部分是用水和水蒸气，有机会更好地验证公式。然后他们几个专家推荐了我的公式，认为这个公式是当前最好的。

访谈者：是那个“林氏公式”吗？

林宗虎：是的。国内外好多领域，包括石油领域，都在用这个公式。

访谈者：我们以前老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国外研究好了，我们再拿来用，但您的“林氏公式”是我们第一个研究出来的。从统计数字看，七八十年代陆陆续续出去的很多专家，好多都没有回来，但您学完就回来了，为什么不留在那儿？

林宗虎：留在那儿是没问题的，我在那边工作时已经是教授，跟他们也都很熟悉。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没有多久，国内经济很困难，当时中国驻美大使的零用钱也就是80美元，而发给我们的钱是一个月400多美元，这在当时已经很宽裕了。所以国家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让我们出国，学成了能不回国吗？

访谈者：这是一种境界，或者是一种思想，但是好多人出去都没有回来。

林宗虎：是，当然原因很多。我们想到的就是“三钱”，钱学森、钱三强，还有钱伟长。他们有那么好的条件都选择回国工作，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境界，首先要知道感恩，要知道是谁培养了你，你是什么人，你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对祖国都漠视的话，那我是很瞧不起的，连最基本的都不知道，如果我是老板，绝对不用这种人。

访谈者：您这个观点一直没改变。

林宗虎：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现在也很爱国。所以到了国外，我们不是说去了花花世界就尽情地玩，而是尽量多学一点儿，多看一点儿，想着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

人类离不开能源

访谈者：您作为一个能源专家，怎么看待能源发展？

林宗虎：我给能源下个简单的定义，比如在人类生产或生活里，总是需要有个东西做功，你不做功，他动不了，能量也是一种功，功要有能量才能做功，这个能量的源泉就是能源。所以没有能源，就什么都没有，计算机、信息公路、导弹都没有，就回到原始社会了。能源是永恒的，只要人类生存发展，要提高生活水平，就一定要有能源，否则就无法发展。

访谈者：中国现在的能源是什么状况？

林宗虎：以前我们老说自己地大物博，能源非常丰富，实际上不是这么一种状况。我们的人均能源占有量处于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特别是因为我们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浪费了很多能源，能源的利用率也很低。我们本来石油储量就少，我们以煤为主，煤的储量是非常多，但烧到现在也不多了。根据现在探明的储量，算下来大概不到100年煤就都烧完了。

访谈者：那怎么办？

林宗虎：我们能源是很紧张的，国家领导人不断出访，主要还是去谈能源问题，虽然我们有一些油田，但是现在都已经开采得差不多了，50%~60%的耗油都是靠进口，现在也在大量进口煤，否则就填补不了这个窟窿。所以，能源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发展经济技术的瓶颈。

访谈者：现在讲发展新能源，就是发展核能或风能吗？

林宗虎：拿发电的能源来说，主要还是煤，因为它是主要能源。我们用什么来发电呢？就是烧煤，75%的发电靠烧煤。水力发电有三峡，但占不到那么大的比例，核能发电原来也比较少，只占1%，所以算下来，其他能源发电大概只占到百分之二十几。新能源现在发展很迅速。什么叫新能源？就是那些用不完的能源，像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这种能源当前还未得到广泛利用，而且比较贵，所以当前我们国家唯一的补充办法就是发展核电。核电的制造价格比水电便宜，也比煤电便宜，当前是最价廉物美的。所以，在日本福岛事件以后，我们国家还是要发展核电，一连串地要造二三十个核电站，当前我们只有靠核电来补充能源，其他都不是主要的。

访谈者：核电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全球的一个发展方向吗？

林宗虎：是的。

访谈者：核电安全吗？

林宗虎：老百姓谈到核电就怕，但实际上，它的危害并不大。日本福岛核泄漏和比它更严重的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其伤亡人数和矿难伤亡人数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就从可靠性上来讲，核电比煤电更安全，而且更清洁，没有什么脏东西排出来，当然也有核废料，但是量比较小，可以用水泥掩埋起来。

核电领域非常宽广

访谈者：能源发展最终会涉及人才，在中国的研究领域里，是外国人多还是我们中国人多？

林宗虎：高端人才、领军人物可能是引进来的，毕竟是动员全世界的力量。现在中央在实施“千人计划”（全称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推进计划”），也可以引进外国人才。我们西安交大就引进了两个外国人，“千人计划”待遇很好，他们也愿意过来。外国人有个好处，就是他不在乎工作地点，而国内的人要挑北京、上海之类的一线城市，外国人觉得都一样，西安古都也挺好的。这种高端人才的引进对我们来说还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人才成长同样非常快，只要看看我们的航天事业，担重任的人才都是40来岁，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这种人才在国外培养不出来，因为涉及机密。这就好像当时蒋介石派钱学森、朱光亚出去学原子弹，这个怎么会让你学呢？你学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国内培养的人才，水平不一定比国外的差。

访谈者：您看在企业中，我们自己培养的承担一些重要工作的人才多吗？

林宗虎：以前企业对“海归”有点儿迷信，现在“海归”回来并不占优势，企业重视的不是你是不是“海归”，而且“海归”对它有什么用？要能使企业获益，这个是企业重视的。所以，现在“海归”并不吃香，有好多都找不到工作，企业要进行考核，看你有多少能力。

访谈者：您的项目团队里留过学的人多不多？

林宗虎：不是太多。

访谈者：主要还是自己培养？

林宗虎：我自己培养的，都是我信得过的，硕士、博士都在我这里念，并且很多是从农村来的孩子。农村孩子吃苦耐劳，是从千百万青年里打拼出来的，会有一定的作为，所以我看中的就是这些学生。本来要给我团队里边派海外回来的，但我没要，我认为他们融不进我们这个团队，或者融进来要花很大的力气。

访谈者：女孩子在这个领域里多不多？

林宗虎：比较少。

访谈者：中国的能源领域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就业机会，或者是专业人士发展的空间？

林宗虎：那空间太大了。

访谈者：这个领域需要的人多吗？

林宗虎：太多了。简单地说，咱们不去谈这些新能源企业，就讲现在的国策节能减排，这是胡锦涛主席2009年承诺的，与2005年的二氧化碳排量相比，要把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量减少40%~50%，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咱们工业在发展，能源用得越来越多，二氧化碳排量反而要减下来，所以节能减排现在是各个企业排在第一位的事情。去年我们没完成，但到后面要完成，所以光这一点就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努力的事情。什么叫节能？就是少用能源，提高效率，所有的设备都要节能减排，这都是我们动力工程师的任务，这个领域非常宽广。现在在能源与动力工程领域，找课题最容易了。

访谈者：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人去解决？

林宗虎：对，很多空白。

要做最好的自己

访谈者：您怎么看待成功？

林宗虎：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要有一定的理想，人都要有所作为。从大的来讲，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中国人要振兴中华，我们这一代人受过列强的很多欺侮，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受欺侮的历史，所以这个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从小的来讲，也要为家庭争光，自己也得有所作为，至少要有个理想，对吧？这是一个推动力。第二，就是要勤奋，业精于勤，你勤奋，做得精、做得多，你也会去想，能不能再做出点儿新东西来啊？这个就叫业精于勤吧。行行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比如说掏粪工时传祥，掏粪也掏出个劳动模范来。

访谈者：以前还有个纺织女工郝建秀。

林宗虎：对，纺织女工郝建秀后来还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勤奋，充分利用你的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创意，你一定要想想，能不能做得更好，是不是这样最好？你要有怎样超出人家已有成果的思想。比如说老和尚敲木鱼，他也很勤劳，但他敲不出东西，你不能像老和尚敲木鱼那样，总得想点儿新办法出来，不用木头，用个电动的东西敲？但这个好像又不诚心了，不过，你一定要有创意，要有创造新东西的欲望。第四，你要有比较好的身体，要健康。我好多同学五六十岁左右就去世了，现在人家说健康是1，财富、地位什么的都是0，1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根据我的体会，这四点是成功的要素。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机遇，但是人要做最好的自己，不是说你一定能超过哪个人，但是你要对得起自己：我已经努力了！

留学不是必需的

访谈者：现在很多人把留学当成一个机遇，如果学生有这个条件，您赞成他去留学吗？

林宗虎：如果有条件，我觉得留学还是对人有帮助的，只要你有条件，并且你出去还是按照这四个要素来做，那当然你成功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访谈者：您最看重人才的哪种品质或者才干？

林宗虎：首先要知道感恩，要能孝敬父母，热爱国家。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他也不会爱公司、爱企业，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是选人才的第一条标准，要看他的思想品质。第二个才是他的才能，他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有创意地工作。不过，我不大喜欢经常跳槽的人，一年里跳三次槽的人，我不要，因为他很容易从你这里跳出去，这样的人能力再大我也不要。

访谈者：这是您选人的一个标准？您认为一个人只有沉下心来才能做点儿事？

林宗虎：是的。

访谈者：在专业学习方面，有没有学习的诀窍？

林宗虎：学习方面我看可能很少有诀窍，就是得勤奋认真，不能投机取巧，然后很多问题，比如这个人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你得弄懂。

什么叫好与坏？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你看咱们的农民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大字不识几个，但他们把企业搞得多好、多大！你说他需要留学吗？不需要。留学不是必需的。

访谈者：留学不是成才的唯一条件，但有这个条件出去，可能对你的人生发展更有帮助，是这样吗？

林宗虎：对，但主要还是自己的一种精神，做人的一种思想，一种奋斗创新的意识，要努力去实现。

从各个角度看世界、看人生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微生物学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这个做法我觉得特别好

访谈者：1983年，您通过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的考试，去了美国普度大学留学，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很难得的机会，去的时候选拔很严吗？

赵国屏：CUSBEA的产生背景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是想向国外派研究生吗？中国的不少学生也想出国学习。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很难评价中国学生的水准，而中国学生要成功地申请出国学习，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那时候，一个中国学生仅仅承担申请费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像现在，一个学生往往可能申请上百所学校。

李政道大概是最早行动的。他把美国很多很好的学校组织起来，和中国教育部联合，设立了物理专业的CUSPEA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整个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在中国选一批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譬如像北大、清华、中科院、南大、武大、中科大等。然后，在当年考上这些学校的研究生里面，由各学院推荐，挑出一部分作为候选人，当年8月，由美国一流大学出题，考英语基础知识笔试。接下来，吴瑞先生就组织了CUSBEA，操作方式与CUSPEA类似。

像CUSBEA，我记得是考两天，一天考生化，一天考分子生物学。据说一份考卷是哈佛大学出的，一份是康奈尔大学出的。物理大概考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理论力学和统计力学这四大力学。当然，所有考试都是全英文的，考完以后先筛选出一批候选人，接下来派两三个教授过来，对候选人一一面试。面试有两轮，一轮是教授面试，谈专业，另一轮是教授夫人面试，谈生活。总体就是看你的英语在生活、专业上能不能过关。能通过面试的，就由这几位教授给录取的学生推荐大约5所学校去申请，CUSBEA会向这些学校推荐。所以，在理论上说，申请这5所学校的时候，考生就不用缴纳申请费了。当时给我的申请学校中有哈佛大学、普度大学和其他3所学校。但后来，只有普度录取我。

这个做法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学生不用拼命去读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反而在学专业的时候，注重掌握这个专业的英语。我因为在大学里一直自学专业英语，所以还是很有优势的。反之，我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准备过托福。我考上之后，在广州接受英语培训的时候，参加过几次托福模考，大概只能考个500多分，我大概永远都考不好的。

CUSBEA是到1990年结束的，总共派出去了大约450个人。

出去需要适应

访谈者：您去美国看到和感受到了些什么？

赵国屏：差别很大。我们作为CUSBEA的学生，还不是一般的公派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基础比较好，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学生对外边的情况很不了解，生活的环境、方式也很不一样，适应上就会有些问题。譬如，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难体会到明显的贫富差距的。到了美国，在我们念书的小城市，差别也不明显，大学城所在的地区比较好，但是对面是比较穷的人住的地方，不太安全。有一次，我晚上在芝加哥出了车祸，为了等第二天修车，回不去了，又没钱住旅馆，我就在芝加哥大街上走，看到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那时突然感到这个世界有钱和没钱的差别这么明显。还有一次，我去纽约，晚上和同学坐在曼哈顿海港边，旁边一条豪华游艇上坐着一个阔太太，但我们身后的路边椅子上，却睡着无家可归的人。所以，我们在纽约的同学都需要学会适应被抢或被偷，不适应就会有问题。

其实留学生里面还有一部分人去了以后很痛苦，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留学时有个女孩子，开始书读得还不错，分数排在很前面，资格考试好像还考了第一，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出了问题，没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我们虽然帮了她忙，但第二次还是没有通过，两次没通过，以后就不可能在原来的项目里读博士了。后来她就转到另外一个项目，想继续读下去，但是没有补助了。再后来，我听说她和一个教授结了婚，但出去买菜，还要各自掏钱。后来，她的父母（都是国内某所学校的教授）也来了，那个所谓的女婿也不愿去见她父母，她父母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实际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状态压根儿就不是她当初出国的初衷，其实中国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小孩遇到了哪些问题。

读书不是块敲门砖

访谈者：当时您是国家选拔出来培养的人才，经费应该有保障吧？

赵国屏：其实也没太多经费，就是对方学校答应给助教、助研生活补贴。出国的机票是国家给的，还给了置装费和一次回国探亲的经费，但说好我们以后是要回国的，如果不回国，要归还这些经费。

访谈者：有规定必须要回来吗？

赵国屏：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们拿的都是公派出国的签证，因此，按照规定，毕业之后，可以在美国做一两年博士后的工作，之后必须回国。

访谈者：那时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要求吗？

赵国屏：是美国要求的，拿这个签证时，还真不知道美国的这套规矩。如果拿的是F1签证，就是完全自费，毕业之后可以留在美国，但是不可以在社会上打工，在学校里面打工是可以的。我们属于公派，毕业以后必须回国，不回国就必须拿到一个特殊的原单位的证件。80年代末，美国允许所有在此以前到美国的拿H1签证，有了H1签证，就可以申请长期居留，也可以变成美国公民。我那时候已经在公司里面工作了，公司特别想让我拿美国绿卡，但我坚决不愿意在那个当口拿绿卡。我想到了毕业歌里唱的“我们要做主人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青云直上”。所以此后，我来往美国，用的都是B1签证。

访谈者：您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赵国屏：也不长，大概就两年多。我读书就用了7年，感觉做学生和做事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不仅是一块敲门砖的事情。

访谈者：为什么？

赵国屏：我在普度大学念的书在国内还真的念不到。普度大学有一个理念，就是“即便不能招到一流的大学生，也要培养出一流的研究生”。因此，它对研究生的教学抓得很紧，也特别认真。像我们学生物化学的，在进入研究生计划的时候，就要考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这4门课，叫基础测试，如果考试不及格，就要去重修大学高年级相关课程，而且不计入学分。我问了下，还没有哪个大学这么折腾人的。我有不少同学得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后就先出去玩一玩，看一看，但我一开始就得整天在家准备考试，因为这些课都是上大学初期和中期学的基础课，而且都是用英文考的。生化英语教科书我还读过几本，可是其他化学分支的英语教科书就看过一点点，特别是分析化学，我从来没看过这方面的英语教科书。

实际上，我在大学里基本功还是打得不错的。我记得大二开始时看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是莱纳斯·鲍林的化学入门，很厚。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先锻炼，然后就读这本书，再去吃饭上课。晚上8点多，再听美国之音慢速英语。之后我就有勇气，每读一门专业课，就看英文版的教科书。当然，我还有学生会等方面的社会工作，还做一些科研，所以晚上也是很晚才睡。

我很感慨现在学生基础科目知识不扎实。为此，我曾和学生在一起计算过：从大学到研究生，就生物化学这门课考了多少次？我是学微生物的，微生物的考试内容和生化相通，所以就把微生物生理、微生物遗传等方面的考试都加在一起，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考美国的研究生，与生化有关的考试我一共考过24次。其中，普度大学生化系研究生第一年的核心课程就有8门，每门都是一学分。也就是说，每星期上一小时课，一学期16周，就一个学分。但实际上，一门课是在8周内上完的，也就是说每星期上两小时课，但同时要上两门课，所以我们在周日几乎每天早上都是8点钟上课，由于听力不行，晚上做完实验回家还要对着参考文献听录音，一般都要到深夜才能睡觉。

在第一年里，除了这8门必修课，一般还要修一门专门为生化学生开设的物理化学课，有4个学分。这两位开课的教授都是这方面绝对的专家，虽然内容比较难，但是对于我们此后真正理解生物化学的“机理”，这些基本训练是很值得的。当然，这些内容都是要考试的，不仅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总结性的资格考。所有参加普度大学生化计划（PUB Program）的老师，人人都可以出题来考试。当然，教8门核心课程和物理化学课的教授出的题目是必考的。此外，系里还会从我们每周讨论会的报告里面挑内容出考题，要考整整两天。

在普度真是这样念书的，中国有这样的大学吗？后来，与我同去普度的好友（他现在也是美国很有名的教授）总结说：拉斐特这个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普度这个学校也不是人念的，赵国屏导师的那个实验室不是人干的。

当时，我工作的实验室的老师一开始十分耐心地教我如何去检测一个酶活（我后来知道，这个方法十分古老，实验室其他人也没有用过，所以只能由他亲自来教），接着，他就让我用这个方法测定这个酶活中和抗体的滴度。那个时候我起早贪黑做了一个星期，测了无数次，误差就是非常大（大约在30%~50%左右）。我想，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但是到了星期五，我把结果交给这位老师时，他却说：“可以了，就这样吧。”我说：“这不行，这么大误差，我周末再做做。”结果又做了星期六一整天，一直做到星期天下午六七点钟，误差还是这么大。那时我真是快崩溃了，心想，这下我真的该回国了。最后，我死马当活马医，跑到图书馆去，想看看我导师的导师的实验室当年是否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还真是让我找到了同类的实验结果，一看这个结果的图，我立刻弄懂了问题的来源，其实就是线性范围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就回到实验室把滴定抗体的浓度继续下调，一旦进入了线性范围，数据就正确了。第二天，我画了一张类似的滴定曲线图交给老师，他真是高兴，把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叫过来说，以后的实验就要做到这样才算对。后来，又经过几次类似的“考验”，他终于和我说了心里话：“国屏，我不是故意要为难你，如果我开始就告诉你怎么做，你很快就会忘了。只有自己做出来的，才会永远记得。”所以，其实我导师是很好的，他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夯实我做研究的基础。

访谈者：您认为“读书不是事业的敲门砖”，但很多人会这样看。

赵国屏：生化和遗传学是我们今天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普度也就是要求学生能够踏踏实实掌握好生化和遗传学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现在做实验也是一样的，学生得到一个结果以后，首先要去想，这个结果是不是假阳性？有没有定量？检测是否在线性范围内？是不是稳定？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本功，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们有许多学生还没把这些基础搞清楚，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都不是光靠读书就能掌握的。譬如做pH计的矫正，我到普度的实验室工作后才知道，至少要用三种不同pH的标准溶液来矫正，才是线性的。所以，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只有在动手的同时也动脑，才能在做实验的时候慢慢学会各种相关知识。另外，最惨的就是老师往往在好多基础知识上都有缺陷。有些老师上课时把那些高深的东西讲得头头是道，复杂的公式抄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最基本的核心问题硬是没有弄清楚。其实，前面所提到的抗体中和滴定的实验，在大学里，无论我们做免疫实验还是生化实验，都会碰到这类问题，但是，没有一个老师认真给我们画过一条曲线，告诉我们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即本质上测定的是线性范围内的斜率。我也是在做了很多实验之后才真正体会，其实这世界上这么多规律性的东西都是要把其中的线性关系搞清楚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家所谓的“落后”其实是几十年来不重视基础的结果。我有一种直觉，就是到现在为止，能把这些最基本的方面搞清楚的人还是不多，有些人甚至搞了几十年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是懵懵懂懂，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普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化学专业非常强。生物化学有两大发展趋势，一个是研究生命过程的化学性质，重点研究生命分子的性质；还有一个是用化学，也就是分子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生命系统，特别是分子细胞生物学。普度就比较强调在生命系统里研究化学的规律，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再做比较复杂的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就会容易很多。讲到底，就是基础一定要扎实，不是空讲概念。现在有些所谓的通识教育就是满足于说些粗浅的概念，不深究知识的基础。空谈误国，这种“科学空谈”也是要害了后人的。

我运气比较好，不仅是因为普度很重视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我的老师也特别关心我今后的成长。一般老师给研究生推荐课程的时候，要么推荐和学生研究直接相关的课程，要么就是那些很简单的课程，让学生混个学分就算了。但是，我的老师就给我推荐了好几门和我当时的研究没有太大关系的课，而且很难，很花时间，考试也不容易得高分。他说：“国屏，你去修这些课，以后会对你有好处的。”我真的很感激他。

我们搞生命研究的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重复性”，可以被一代代研究工作者反复证明。我一个搞地质的朋友来我们实验室看过后说：“你们做生命研究的真好，什么都是可以证明的。不像我们做地质的，很多理论都是去解释过去的，很难用实验证明。”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没法造假，因为多数情况下，别人会在你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往下做。往下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哪里出问题了，当然，现在所谓的搞清楚也只是搞清楚一部分，不可能全部搞清楚。

中国的教育要重视基础

访谈者：现在很多人出去留学，首先是为了拿到一张好文凭。

赵国屏：现在学生都认为读书就是拿一个文凭。其实，拿到这个文凭又怎么样？从本质上来看，教育实际上是把一个自然人，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即现代社会的人。这是需要教育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如果在动物环境里长大（如狼孩），他就不具有人类的社会特性，长大了，即便回到人类社会，也不能生存。人进入社会必须要接受教育，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教育不是一块敲门砖，而是把一代代人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好让千百年的文明生生不息。

应该说，小学和中学教育对人的成长都很重要。小学是一个人人格本质的形成时期，中学决定一生理想的形成。我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素养，以及最基本的知识都是在中学阶段学会的。中学阶段的青少年受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少，受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却越来越多。进入大学后，打基础的成分依然很重要。当然，要看是什么样的大学，如果大学培养的是一些比较高级的人才，那么你要在大学里面把基础打好，如果培养的是一些实用性的人才，那么你可以在大学里多学一些技能性较强的实用知识和技能。

我太太是在大学里教经济的。有人对她说，他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不如立信会计学院的。但她认为，他们学校出去做会计的人，开始几年有可能做不过一个大专甚至中专毕业生，因为这些学生的实用技能比较强，但是三四年以后，如果这个人好好做，那么他会比一个大专或者中专毕业生做得好很多，因为他有一套基础在支撑着他。我们不是培养会计，而是他必须要懂会计的基础，但如果这个基础你在大学没学好，以后就没有机会学或者学不好了。

我有一次招研究生，问他们为什么有些考题不会做。有个考生说：“老师，这种答案不都是背的吗？我为什么要背啊，我会就行了。”我说：“你要知道，这些内容都是到了我这里后天天都要交流的内容，你不能每天拿着一本书，每件事都从头学吧？”所以，这其实不是知识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就像学外语一样，开始学的时候像是知识，其实最终才明白，外语是一个能力，如果你学了很长时间的外语，考托福考得很好，但张嘴不能说，又听不懂，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们大学重视基础，让学生有这种基本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将来走到哪里都行。现在有些学校搞通识教育，希望学生有宽广的知识面，我不敢说这个不好，但其中确实有问题。你把每一门课都当成看故事，除非有非常厉害的老师，能够通过故事把这些知识教好，并且还要有非常厉害的学生，他一方面听故事，一方面能学到其中的内涵和本质，不然的话学生会吃亏的。他知道了很多故事，也可能有一点儿创新的火花，这些都不错，但是还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如果是没有基础的创新思维，有时就会成为一种没有逻辑基础的联想。创新的辩证思维也是要建筑在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没有逻辑思维基础的辩证思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我的一些科学家朋友在考虑，都要这么讲故事，以后就没人会搞科研了。其实做科研也有很多联想，有时这些联想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思想火花，但是，这样的联想，还是要有逻辑基础的。

美国的机制是给所有人机会

访谈者：留学对毕业后的选择有帮助吗？

赵国屏：毕业以后读不读研究生？读什么样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大学生以拿一个硕士或者博士的文凭，将来找好工作为出发点去读研究生，结果往往和他们预想的差很多。我在美国听过一个讲座，那位教授是研究光合作用蛋白晶体结构的（有人说后来他拿了诺贝尔奖），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是为了挣钱，我宁愿去卖汽车也不去做科研！”其实，这个世界上路宽得很，不一定要去做科研，但如果你决心去读研究生，那么基本目标就是要做科研，你就要想好为了做科研我要付出多少？又能得到多少？我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如果你很喜欢做科研，不管怎么苦你都会心甘情愿；如果你不喜欢，那又何必吃这个苦？又不是没路走了！这个世界上路多得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太认同现在的硕博连读，或者直博。以前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呢？因为学生念了一两年研究生，甚至刚入学，就要出国，我们活就干不下去了。但现在考研究生的太多了，大部分也是愿意读完的，而另一方面，质量也参差不齐。此外，现在很多学生受父母和社会的影响很大，缺乏自我思考，没有自己的理想，往往到大学毕业之后还在问父母，自己要做什么。因此，让学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总结一下以前的学习，在硕士期间体验一下做科研是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回过头来再决定自己是不是想读博士、做科研，那就比较顺其自然。美国的制度这点比较好，总给你一个活路、一个选择，不会把学生逼死，也不会把导师逼死。

访谈者：其实留学就是给人一种机遇，看你怎么把握。

赵国屏：对，美国梦就是给所有人机会。所以，国内不少人只要觉得眼前的机会不好，就拼命想出去。但出去是不是就意味着会碰到机遇？还有怎么去把握机遇？这些主要还是看自己，要看每个人的性格、积累和努力。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把握不住的时候，往往人生中的机遇来了，也不见得能抓住，抓住了也不见得能去做好。

获得学历只是你学习生涯中的一个步骤

访谈者：您作为生命科学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觉得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赵国屏：前些天，一家外资诊断中心的一把手，也是中国人，是我的学生，他就在说，他这边很缺人，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所以，我还是讲两条：第一就是大学打基础非常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两句的前半句都是讲基础的重要，后半句，就是讲大学毕业后要有人生的想法，就是人生之梦，还要知道实现人生之梦是艰难的。简单地说，大学毕业了，不是光出来挣钱，而是出来做事情。做事情的话，你刚大学毕业，就不能说我是这个学位就要有多少钱，而是我这个学位能做哪些事情才能挣到这些钱。实际上，可能你开始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连一个技工或农民工都抵不上，你要承认这一点。但是，一直要相信，你只要好好做，边做边学，积累经验，几年以后，你不仅会做得好，而且还可以做更加“高级”的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就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可能赚的钱还不如一个中专生多？其实真要他到那个岗位时可能还真干不过中专生，但我相信他只要好好干，两年以后就一定比那个中专生强。可是，没有几个大学生愿意走这条路。

学历只是你学习生涯中的一个步骤。大学学历，虽然与中学普通教育学历相比，已经有了一个专业的质的提高，但是你到了社会上还是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我常常给学生讲，当你去了一个公司工作，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公司，要走，这很正常，但是，我劝你越是不喜欢，越不要走，就越应该把眼前这份工作做好。因为如果你以后来我这里工作时，我一定会看你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情况，如果你之前一份工作就做得一塌糊涂，我怎么会要你呢？肯定不要！这太简单了，就是做人的信誉，英文叫“credit”，这点非常重要。曾经有个亿万富豪竞选美国总统，人家问他当了总统以后会找什么人建立自己的内阁？他说一定要找曾经做成过事的人。所以说，毛主席讲的，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这是真理。

我们在插队时学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二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一定要咬住牙过这道坎儿。在最艰难的时候停下来，就前功尽弃了，你做的所有事情，将来也没有人会认可你。

现在中国和国际接轨了

访谈者：生命科学研究目前在中国是什么状况？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今后会有哪些机会，发展前景如何？

赵国屏：中国在大部分的研究领域里都不能说是国际第一，当然考古可能是个例外，其他某些领域也可能是国际领先的，但是也仅仅领先那么几年。为什么？因为要在一个领域里领先，必须要有一个或数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团队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坚持做系统的创新工作，这样才有可能长期领先。中国现在这样的例子还很少。譬如微生物学，它是一个古老的学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发展很有意思。微生物学在发展前期是非常辉煌的，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利用微生物材料的模式优势，对人类关于生命的普遍认识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巴斯德那个推翻了生物体“自然发生说”的实验，他设计了一个鹅颈瓶，现称巴斯德烧瓶，瓶上有一个弯曲的细长管，与外界空气直接相通，瓶内的营养液（如肉汤）溶液加热到沸点，冷却后，空气可以重新进入。由于有弯曲的长管，空气中的微生物受阻沉积于弯管底部，不能进入瓶中，结果瓶中没有微生物。此时如将曲颈管打断，使外界空气不经“沉淀处理”而直接进入营养液，不久营养液中就出现微生物了。可见微生物不是从营养液中自然发生的，而是来自空气中的微生物。当然，类似这样的实验很多，但巴斯德的实验最经典，这就是对生命科学最基本的贡献。后来科赫的贡献就在于认识到一些感染性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比如说肺结核就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他也证明过，这就是微生物学在那个时代的第一次辉煌。接下去就有了疫苗抗生素，延长了人类的生命。到后来，就产生了分子生物学。但是，以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为基础的分子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上很多规律的证明也要靠微生物学。再到后面，用分子生物学做基因克隆、基因表达、生物工程等，都是靠微生物学，所以微生物学在那个时候太辉煌了。

但是，到20世纪末，微生物学的发展就不这么惊人了，原因就是微生物学所碰到的基础问题，能解决的都已经解决了，没解决的太难解决了，我们再要做下去要花非常大的力气。人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就会选择比较容易做出来，而且比较重要的有实用价值的一些研究，譬如肿瘤，所以精力越来越多地就放到那一块了。像细菌性传染病这方面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像艾滋病、禽流感这些病毒性传染病还没有解决，也不容易解决，这是个长期的事情。这时，肿瘤问题就显得特别紧迫，所以大家都把精力放到那一块去了，这就产生了人类基因组，起因就是为了解决肿瘤问题，人们发现只有认识人类基因组才能解决肿瘤问题。

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的时候，中国是很落后的，根本没参加这个计划，中国的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90年代初，中国在研究水稻基因组，还在解决吃饭问题。到90年代中期，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人类基因组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要解决这么多人的疾病以及相关的生物医药问题，还是得靠我们自己，要靠我们自己的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以研究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我参与的时候正好50岁，就如孔夫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其实要我做人类基因组研究，不太合适。我学过农学，学过微生物，研究过酶学，但是既没有医学方面的研究基础，也没有与哺乳动物相关的工作经验。所以，那个时候行跨得很大。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去的，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而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的基础又太差。不做，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现在回头看，中国参与研究人类基因组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因为我们参与了，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参与的，中国后来在整个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这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也和近年来的国力发展有关系。现在中国的优势就是钱多、样本多，同时也培养了一个队伍，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在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上升的水平，而且基本上已经是国际上基因组数据的产生大国了。当然，中国怎么利用这些基因组的数据，把大规模的基因组数据变成海量信息，然后转化成高水平的知识，再实际应用知识，解决肿瘤等与人类健康相关的问题，这一连串任务的完成，完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人才积累依然十分缺乏，肿瘤的问题还不是明天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现在肿瘤早诊断早发现，个体化治疗、药物基因组等方面都还是做得不错的。我们要理解，上述系统性的工作，从基因组数据到最后药物的成功，没有十几年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从1999年开始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至今也还不到15年。20世纪主要在做基础数据，肿瘤研究是20世纪才开始的，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自主发现的靶点，等到有认识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现靶点，从那个时候算往后还有10年，才有可能出现。所以现在中国和国际接轨了，像国际上有些新药物来中国做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需要检测一些基因组，这些我们中国的科学家都能做，也有技术平台。当然，这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需要很大的协同，需要理解。你看航天事业，花费了多少年的努力，多少人的心血，才发射了“神舟五号”。你看到的是神舟五号，是杨利伟，实际上幕后很多人在做贡献，不管哪个层面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

从各个角度看世界、看人生

访谈者：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做什么事情都带有功利性，首先就讲我要怎么成功，但是有些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可能一个人在队伍里就做那一件事，然后才有整个队伍的成功。

赵国屏：这两者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个人一点儿追求都没有，那他也不会追求整体发展。但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追求的内容也不同，因此发挥作用的平台也可能不一样。就像艺术家，有的适合独唱、独奏，也有的适合合唱、合奏。但是不论如何，只要把自己追求的事情做好，做出亮点，那就很成功了。

其实，“成功人士”这个词很烂，你说什么是成功？有钱是成功？有地位是成功？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到了他责任内的事，做好了，就算成功。我太太当年在美国给一家人带小孩，小孩的妈妈其实是一个在学校里做学生考分登记的工作人员，他爸爸是做数据支撑工作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员。第一个小孩生出来以后，我太太就去做保姆，和他们家关系特别好。他们家一共有三个儿子，性格非常不一样。我对小孩的妈妈说，你的大儿子适合读书，二儿子适合搞艺术，因为他本身长得很像女孩子，而且在家有时候直接拿块布就舞起来，拿个棍子就开始唱歌，完全就是个艺术家，第三个虎头虎脑，而且还爱欺负人，以后就是个运动健将。可是小孩的妈妈说，他们长大了做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要教育他们，第一要独立思考，第二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就是要对自己、家庭以及社会都有责任感。这就是美国很普通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啊！

我很喜欢农村，为什么？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有一个超出个人的理想，那就是建设农村！说实话，让我一辈子以拾粪为生，我不会愿意，但是当年我在农村，不仅拾粪，还亲自用粪做颗粒肥料，再臭心里也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和建设农村的伟大目标是连在一起的，是有意义的。我很喜欢《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即使别人说有很多剧情很假，但是那里面有几个道理我很喜欢，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对战友不抛弃，对事业不放弃，再就是人活着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国外看看，当然，要把握从什么角度看世界、看人生。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在做博士后的时候突然觉得再研究生物没什么意思了。于是，他就改做丝绸生意了。当时，他太太是有些背景的。他们做到现在很成功，很有钱，在香港住着很豪华的房子，孩子也送到普度念书。他曾经跟我说，你怎么不学学某某（也是一个同学），你看他多厉害，有产业（金融产业）！等我当了院士，他又和我说，赵国屏，你还是很不错的，做了你这辈子很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做好了。

我几十年来都是天天工作。有一次一个记者晚上10点钟来采访，他来我们实验室的时候大家都在工作。他很惊讶地说，你们这个地方效益一定很好！我笑说，有什么效益哦！那时候的研究生真没多少钱的。但那个记者坚持说，这么晚还有这么多人干活，肯定效益很好。他很难理解，人不完全是为了效益工作的。所以，我招研究生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做研究吗？”如果你只是要过好日子，我劝你还是不要读研。研究虽然很单调，但是一旦你把一项研究做完，你会非常享受。

我用人还是有一定流动性的，我劝过好多人，真的不行就劝他们不要做了，有些人是开始可以，但慢慢就受不了了。我有一个学生来自湖南农村，我去过他家一次。我和他妈妈说，在这10年里面你别指望你儿子能挣大钱，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全世界都会认识他，做砸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我们当时在自然遗传学核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乳光牙疾病的相关基因。后来我去泰国开会，在一个电梯里有个青年人一看我的胸卡就说：“你是赵教授吗？”我说：“是啊。”他马上说：“你很出名。”我真是很惊讶，原来他是位牙科医生，看过我们那篇关于乳光牙疾病的文章。所以说，做科学的，只要做好了，全世界的同行都会认可你的！

其实钱这个东西，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访谈者：您这个行业，真想挣钱容易吗？

赵国屏：这要看你做什么，如果是做产业转化，譬如现在有做干细胞的，做合成生物学产品的，将来应该很赚钱。可是这个将来就不知道是哪一天！企业把钱给你，结果100年以后才做出产品，那你是在替谁做事呢？现在存银行都要算利息！但像我们研究微生物的，有时候是可以比较快地做出一些有经济效益的产品，但是我们更追求世界领先的创新和有重大经济效益的产品。

我太太是做金融的，他们就很有钱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太太在香港工作，她的工资是我的20多倍，金融界就算遭遇金融危机，还是挣钱多。我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当过所领导，有次我们所开领导会议，一些教授就说，你看那些电力公司，效益多好。我就告诉他们，那里看门的工人都比我们这里教授的工资要高。它是垄断行业嘛！所以，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学生物的人才断层都很厉害，西方好多优秀的人才也都去学金融了。像我为什么这么累？就是因为当初“文化大革命”导致人才断层，缺乏这类人才，所以不得不什么都做。现在这行真缺年轻人，专业比例也不正常。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大学里分子生物学专业十分热门，但是，到制药公司去问，他们说最不需要的就是分子生物学专业的毕业生，最需要的就是学药学和药理学的，中国也是这样。但人是跟风的，说这个将来好那个将来好，年轻人就都涌向那里去了。所以，我们要鼓励独立思考。

访谈者：美国这个专业的学生收入会不会好很多？

赵国屏：还是要看是在学术界还是产业界，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这差别很大，也不见得都特别好。我导师的关门弟子做得挺好的，他在研究生的时候就发过好几篇好文章，毕业的时候，哈佛等名牌大学都聘请他去做博士后，可是他就是要去公司，因为他要挣钱，他第一年挣的钱就比我老师多了。我老师有个儿子，最后做了医生，他挣的钱也比他的父亲多多了。所以，美国的教授生活很体面，但是收入绝对不高，要想很有钱就得自己出去办公司才行。

其实钱这个东西，多了也没什么意思，再多的房也就是住一间，睡个觉就一平方米，我现在回家就是吃个饭睡个觉，一年365天，天天都在工作。就像《格林童话》里的一篇故事：上帝给每个生命30年寿命。给驴子的时候，驴子答道：“那够长了。想想我活得多苦呀！每天从早到晚背着沉重的负担，把一袋谷子驮进作坊，而其他人可以吃面包，他们只知用打我、踢我的方式来鼓舞我、振作我，请把我从这漫长的痛苦岁月中解放出来吧。”于是上帝给了它18年的寿命。给狗的时候，狗说：“这是你的意志吗？想想我将怎样狂奔，我的脚绝不可能坚持那么久，我一旦不能叫了，除了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还能干什么呢？”于是上帝也给了它12年的寿命。给猴子的时候，上帝说：“你应该很幸福吧？”猴子说：“过去也许是这样，但现在已大不同了。如果天降小米粥，我可没有勺儿。我总是干些发笑的勾当，比如做鬼脸逗人发笑。如果他们给我一个苹果，我就大咬一口，不过它是酸的。悲哀常常藏在欢笑之后！30年我可耐不住。”于是它也只要了20年。到了人的时候，人说：“30年太少了，我才刚开始人生呢！”于是上帝说：“好吧。”就把前面减去的时间都给了人。也就是说，人能活70岁。开始30年是他的本分，但瞬息即逝，这阶段他健康、快乐、高兴地工作，生活也充满了欢乐。接下来是驴子的18年，这时生活的负担压在肩上，他得辛勤劳作养活家人，这种忠实的服务换来的却是拳打脚踢。然后是狗的12年，那时他失去了利齿，咬不动东西，只能躺在墙脚愤愤不平地低吼。这痛苦日子过后，猴子般的生活结束了他最后的一生。这时，他傻头傻脑，糊里糊涂，成了孩子们捉弄、嘲笑的对象。

我小时候看《格林童话》，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篇，前几年看到了，觉得真是鞭辟入里！哈哈！

感受最大的是社会文化的差别

丁士昭

同济大学工程管理研究所创始人、名誉所长

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的教育

访谈者：您被称为“对中国建筑管理有很大贡献的人”，这与您当年的出国留学有关系吗？

丁士昭：我先讲几件自己经历过的事。1980年10月3日，我成为第一批公派生去德国，出国前，我连护照都没见过，不知道什么叫护照。教育部的人把我们送上大巴车，在车上才开始发护照，怕我们逃掉，一个个问到了没有，然后给你一本护照，另外给你３美元。虽然只是３美元，但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元，就３张纸币。当时教育部的人还说，如果这些钱在路上没有用掉，到德国之后就寄回大使馆。

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摸钱，看它还在不在。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后，我跟着中国贸促会的人一起，贸促会一共有9个人，我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拿的是德国黑森州政府的奖学金，需要到法德边境去进行1个月的德语培训，我的机票是到法兰克福的，一直要到傍晚五六点钟才转机。那是我第一次出门，手上拿了40公斤的手提行李，里边有字典和书，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准备了很多英汉字典、德汉字典。结果，一下飞机没人接我，我就去问机场工作人员，说我要到萨尔布吕肯，那是德国和法国的一个边界。工作人员说，你要买机票，你这张票是到法兰克福的。我就问，在哪里买机票？我身上只带了3块钱，也没有信用卡，家里也没有外汇。一问，大概要几百马克，我说没有钱，他说没有钱就请靠边站了。我很尴尬，拿着个大箱子，带着40公斤的手提行李，怎么去呢？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人来接我，我就站着，后来站不动了我就坐在地上，看看机场里有没有中国人。等了一个多小时，看到有一些中国人在接机，我马上去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同济大学的，是来进修的。我说完，他们不告诉我他们是哪里的，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是去接访问团的。再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位女士，跟她说我是教育部公派的，拿的是德国的奖学金，机票是到法兰克福的，但从法兰克福到萨尔布吕肯坐飞机还要一个多小时，你们是大使馆的，能不能向你们借些钱，可以把我的护照号码记下来，但她听见借钱就非常冷淡。之后，我又找了另外一位，但他也说，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在机场没有碰到过人借钱。

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啊！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个德国老头儿，年纪比我大很多，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行李这么多，好像乞丐，却穿西装打着领带，是等人吗？我说，我在等钱，我没有钱。我讲清情况以后，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说今天他也没带钱，但让我不要走，他马上回家拿钱。他从法兰克福机场到市内坐车要一个多小时，过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回来了，说陪我买票去！这个老头穿衣服很朴素，看上去不是很有钱的人，但他给我买了票。我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到了培训学校以后，拿了奖学金就马上把钱汇给你。票买好后，我突然想，不对，我到了萨尔布吕肯以后，从飞机场到培训中心，没有钱坐出租车。我就问他，能不能再多借些钱给我？他却说，出租车到了校门口之后，你就让学校门卫借钱给你，这个钱我不借给你了，因为你自己就能解决了。

以后过了一年多，中国要造新的驻德大使馆，在留学生中找懂建筑管理的，就找到我了，请我过去工作三个月。我去使馆工作时，碰到了在机场见过的那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上海某高校的女老师。我在使馆工作时身份就不一样了，我去找她，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在机场找你，你不肯借钱给我这事吗？她说，你还记得这事，我哪记得住？机场要碰到多少人啊！她说，你们是拿国外奖学金的，送你到萨尔布吕肯应该是外国基金会的事，不是我们大使馆的事。我说，我是中国公民啊！她说，你不要啰唆了。很不客气。这时，我看到她桌上放了几份《人民日报》，就说，老师，你不看的报纸我能不能带一些回去看看？我出来将近一年了，好久都没看到报纸了，很想看看。但她说，你们钱多，自己去订吧。那时人就这种心态，这太让人难受，不过，我在使馆工作了几个月后，时间长了，她还是向我道歉了。

第二件事是我在德国患了胆结石，有几个德国同事就跟我说，看你痛得很厉害，就在德国开刀，德国开胆结石有内窥镜，就打几个洞，都不需要开刀。我在德国没有买医疗保险，但是我的子女都在德国读书，我就问他们有多少钱可以借给我开刀。后来，我的德国朋友帮我联系了医院，说先住下再说，我说你还是帮我问问，胆结石开刀需要多少钱？他问后告诉我，要2 000马克。我打电话给我女儿，问她有没有2 000马克？她说2 000马克有，再多就没有了。当时2 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8 000块钱，很多啊。我进医院后是一个护士长陪我到的病房，到病房就请我换好衣服，换了之后护士长说，现在马上去做开刀前的体检。我一看体检单吓一大跳，因为有一个全身CT（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我问护士长做这个全身CT大概多少钱？她说可能是1万~2万马克。我想，开刀2 000马克，做全身CT要这么多，还要做其他各种化验，这要多少钱？我就对护士长说，我回家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医保，是来做胆结石手术的，不是来做其他检查的。另外病房也是500马克一天，因为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他们看到我填的表格，就把我安排在了好的病房里。我想我的钱肯定不够，就说，护士长我不做了，没有这么多钱，我没有医保。她让我等等，我说不等了，穿了衣服就准备走，但她还让我等一等！5分钟之后，她给了我一张申请书，让我签字。在国外待过的人都知道，在国外签字是要很注意的。我就逐字逐句地看，一看不对，上面写着聘请我当医学教授。我说我是土木学教授，不是医学教授。她说聘请我当医学教授是为了合作科研。我说这不好合作。她让我再看下去。结果我再看下去，就看到我在医院的所有检查费用、开刀费用，包括病房费用都作为科研费来支付，不需要我个人承担，我是零费用住院。但是，我告诉她，我不是医学教授。她却说，你德语讲得非常好，治好病，回国后就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所以签字后费用就全部免了。我说这是你对我的照顾。她却说不是照顾我，是她们要帮助我，用科研费帮助我开刀。这样，我就在医院里待了大概五六天，吃、喝、住样样免费。后来开好刀了，我到护士台对护士长说，我要出院了，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她说，你去干什么？我说，出去买束鲜花给你，表示感谢。但她说，这就不用了，你记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圣经》上的话，这就足够了，你不需要感谢我们。

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感受最大的一个社会文化上的差别。所以我当时回国后就把我19岁的女儿送到国外去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的地方，后来我又把儿子也送出去了，现在他们都在德国，我的孙子、外孙女、外孙也全在德国。我自己很有感触，觉得父母能给子女什么呢？不是给钱，我们当老师的也没有多少钱，而是给他们一个教育的机会，我去德国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不仅仅是技术水平上的差别。

这种差别还有很多。有一次，我陪建设部部长去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校门口有一个博物馆，到里面一看就傻眼了，因为牛津大学已有800年的历史。后来过了几年我又去牛津参加国际会议，住在他们的学生宿舍里，体会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些文化。牛津大学是没有课的，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没有课，一进大学就给你几十本书，像工科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那几十本书，都自己看，没人讲，连高等数学也没人讲，全是自学。你要看几十本书，但每一课都有老师值班，有些东西看不懂的和老师约好时间，老师就面对面给你解答，整个大学一共三年，学生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还有我们和牛津大学的学生一块儿吃晚饭，看见有三种不同颜色的袍子，一种深色的是博士生穿的，还有另外两种颜色，我不记得了，他们都是背着双肩包，吃饭时马上把衣服塞在双肩包里，穿好袍子才进饭堂，大饭堂上面有个台子，有个老师主持吃晚饭，榔头一敲就开始吃饭，他们用的都是几百年前的餐具，点着很小的蜡烛，很注意文化培养的方式。

我在德国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有时候开车看到教堂，他们会突然停下来。我说干什么？他说去教堂，好长时间没去了。我说，去干什么？他说去忏悔。我开玩笑说，是不是做了坏事啊？他说他不是相信上帝在天上，而是一种信仰。我看见他在教堂里面用1个马克换了一根蜡烛，点上后祷告了一下，祈祷完就走了，他感觉轻松许多。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区别。

我是和后来当同济大学校长的高廷耀一块去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我们是第一批到那儿的。去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校长李国豪说，丁士昭你年纪最轻，基础不错，要读个博士回来。当时派了很多人出去，但我们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该做些什么事。我就跟高廷耀讲，要想办法做些公关，但也不知道怎么做，就请他们学校的领导来家里做客吧。高廷耀说，你请他们？没人会睬你！我说，我敢请，他们不来就不来！后来，我写好邀请信就到校长办公室去，每人一个请帖，请领导们带上他们的夫人到我家里来。校长秘书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我们是学校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不太会讲德语，还要请学校领导吃饭，但他非常客气，说没问题，就带我去找校长。当时校长正在跟别人谈话，之后就请我们进去。校长说，你请我吃饭？我说，是啊，您喜欢吃中国菜吗？他说，我没吃过啊。我就告诉他我家住在哪里，请他们什么时间去。那天，他们真的都来了，校长、副校长和他们的夫人都来了，我们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他们问了中国的情况，我们谈了来这里想做些什么，这次谈话很好。但这样的事如果在中国就会不一样了，你丁士昭是什么级别？我是校长，你是来留学的，请我到家里吃饭？不可能嘛！而且，就算去也不可能带夫人。

还有，我那时住在一个德国老太太家里，老太太的儿子是我们的德语老师，她丈夫在“二战”时失踪了。她性格很孤僻，但她家里从来不关门，房间里也没有哪一个抽屉上锁。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办公室也是全部都没锁，我跟学生宣布，我的任何信件学生都可以拆，讲稿的资料也全部都放在架子上，全部公开。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德国听课，听了一两个月，恍然大悟，这才叫上大学啊！国内是拿一本教材，老师今天讲第一章第一节，明天讲第一章第二节，老师讲什么学生背什么，就是一本书。但他们怎么上课呢？他们没有教材，但有很多教学参考资料，老师可能觉得第一章或第三章有些难度，就专门讲，讲完以后叫你看10篇论文，下次讲完又叫你看20篇论文，你看的东西很多，这就不是一本书，可能是几十本书，完全不一样。所以，学生会去找文献，找发表的论文，写文章、写论文，真的很不一样。

你自己要敢于挑战，人家才给你机会

访谈者：您怎么看人的成功？

丁士昭：我还是觉得知识太重要，知识就是力量。现在中国人对金钱、名利追求太多，对知识的追求真是不够。现在我们关于SCI（科学引文索引）这些东西搞了很多名堂，但德国不注重这个，德国注重的是，学工科的就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知识的可用性。如果博士论文没有应用的价值，就如刀不好削东西，就不是刀了。

我们这代人留学就是废寝忘食，德国周边就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但我读书期间从来没去过意大利，也没去过西班牙，就去过法国。有一段时间，我大概一连20几天没怎么睡过觉，就在办公室里坚持连着干。后来楼里的门卫说，那个中国人像发疯一样地读书。后来有位记者采访我，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一个不睡觉的中国人”。

我拿到博士学位后马上就回来了，当时我老师就问，你回去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说了一些我的想法，包括去推广什么的。他说这个慢慢做，回去先把几个工程搞起来，有了新的管理理论，搞出来的工程才可信，否则讲得再好，也只能讲美国或德国的理论。所以，我回来就争取了很多机会，搞有影响的大工程。当时我参与上海地铁建设，是没有人请我的，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地铁的一个总工程师问我：“丁老师，您搞过地铁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您在德国学过地铁吗？”我说：“没有。”“那您为什么想搞地铁？”“地铁牵涉的投资量很大，工程影响也很大，里面有很多工程管理的问题，所以有挑战性。”我去了不到两个月，就跟地铁公司的一把手说，跟你谈一件事。他很不耐烦，说很忙，问我要谈啥？我说我想要给你们上课。那时要过年了，是小年夜前。他说上课就上吧，反正都知道你是德国博士，欢迎你上课，但怎么上呢？我说我就上5天，但不在地铁指挥部里上课，上课时也不准打电话，要很安静的环境。他说5天太长。我说如果我讲了1小时，大家觉得不好，那我就不讲了。结果，听完课以后，大家说，丁老师，你要继续讲。后来我讲了整整5天，他们非常欢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整个地铁指挥部数百人都听了。所以，很多事你自己要敢于挑战，人家才给你机会。

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我入学的第二个星期就问我：“组织论你学过吧？”我说：“组织论我不是学过，是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说：“这样你就不要跟我谈话，组织论是我们工程管理的母学科，你连妈妈都不认识你跟我谈啥？”他讲得我脸通红通红的，我说：“老师，那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你三个月不要来找我，我给你书你自己看，看完之后再来找我。”我因此受益很大，我在上海地铁讲课时就讲了组织论，跟广州机场谈的也是组织论，先讲组织构架，再讲工作流程，再讲组织分工。

只在中国就太封闭、太闭塞了

访谈者：您出去的时候已经40岁左右了，其实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您为什么说是到国外之后才了解工程管理的呢？

丁士昭：这要从斯大林讲起了，我整个大学阶段受到的都是苏联教育，当时斯大林有个基本的观点：固定资产是属于全民的，不是商品，房子是固定资产，所以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承包商是吃投资的单位，把投资都吃进去了，国家的很多投资哪儿去了？都被承包商吃掉了。所以，承包商是不允许有利润的，承包商是根据你的工资总额实报实销。一个公司有2 000人，平均工资多少，人员结构是什么，每年就有多少基本工资发给你，国家不承认你是企业，你就是一个给国家干活的，你用的木材、钢筋、水泥都实报实销，买多少报销多少。

访谈者：中国80年代以前都是这样的状况吗？

丁士昭：我大学刚毕业就到了四川参加工程实践，先是到重庆，后来到成都、德阳，大概有一年，只跟四川工人打交道。当时是1964年，国家正重点批判甲乙方的承包关系，就是甲方发包，乙方承包，双方签合同，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谈不上管理，也不需要创造利润，就拿国家的钱去发工资，材料实报实销就行。

工程管理中最核心的是我刚到德国时听到的投资控制，当时我想投资怎么可以控制？国家给多少钱，用光了再要嘛。我上大学的时候是60年代，经历过同济大学礼堂的建造，造那个大礼堂向国家要了20万，20万怎么够，造了几根基柱，钱就用光了。后来，又看到几根柱子立起来了，过了几年又把网架和天花板吊起来了，大礼堂就建好了。但大礼堂开始启用的时候没有舞台也没有凳子，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坐在地上，带了书就坐在地上看。建造这个礼堂是不讲投资的，向教育部申请多少就用多少，中央好像妈妈，小孩没有吃的就再给他一些。后来我记得好不容易有个大幕了，开会时把这个幕拉起来大家都鼓掌，因为从来没看过舞台有幕布，再后来就前面有幕、后面有天幕，可以换布景了。工程管理最核心的有三个控制：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制度控制，但斯大林体系是不需要控制的，这是当时中国整个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原因。

访谈者：您回来后推行工程管理很艰难吗？

丁士昭：我那时在全国跑，出差没人报销，我太太就说，你做这事我绝对不会拦你，但你要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你出两次差一个月工资就全没了。

访谈者：您觉得在工程管理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别在哪里？

丁士昭：工程管理当时在国内连基本理论都没有，到现在也还是十分落后。

访谈者：在哪些方面落后？

丁士昭：根本上没改变，现在最关键的是体制上怎么改。当然我们有一些进步，但体制不动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40岁出国，现在70多岁，也做了些事，最感谢的就是当时学校把我送了出去，要不然我就不知道外边的情况。我一直主张送人出去，我也送了很多人出去，我觉得只在中国就太封闭、太闭塞了。

访谈者：在海外培养的工程管理人才的质量就会更好些？

丁士昭：国内外工程管理教育质量的差别太大了，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访谈者：那学这个专业就一定要留学？

丁士昭：我是1982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我的团队基本上都会送成员出国，但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回来。我每年也差不多有1/3的时间在国外，一直在做些调查，知道中国的情况还是相当落后，但可惜的是好的人才都出去了，包括我自己的子女，他们都不回来了。

出国学习先进知识

访谈者：这个专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好吗？机会在哪里？

丁士昭：现在我们专业的学生非常受欢迎，我们专业从创办以来，每年的毕业生都很抢手，就业率是100%。

访谈者：这个专业去哪里学习更好？

丁士昭：我建议学生还是要找好的师傅，但更重要的还是找好的环境，所以我还是很建议他们出去。出去学工程管理不要去日本，日本有一个基本观点，觉得技术为先，它没有工程管理专业，中国台湾完全是日本的翻版，所以也不要去台湾，我到台湾讲学很多次，他们觉得很新的东西，其实都是老东西了。

欧洲的工程管理都比较强，特别是英国和德国。英国在100多年前就很重视工程管理，英国是祖师爷。美国很难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管理专业一个教授也没有，只有副教授，也没有博士，只有硕士，硕士学8个月就可以毕业。

访谈者：只学课程就可以了？

丁士昭：对，不写论文。国际上有一个国际项目管理协会，我是这个协会的副主席，我参加过很多次会。人家说学绘画、学音乐应该到欧洲去，管理跟文化也很有关系，美国可能在空间宇宙飞行、电脑等领域会强一些。

三点才能成为一个平面

李振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外事办公室主任[1]

访谈者：您是90年代出去的？是公派留学生？

李振宇：我是1999年去的柏林工业大学，拿的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合作的资助项目。我出去那年是35岁，运气很好，因为这个项目超过35岁就很难出去了。我读的是联合培养博士，在柏林工大读了两年博士，回来又读了一段时间，拿的是同济大学的博士学位。

我读的是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Sandwich Model），这两年之后我的转变非常大，而且非但我自己受益，后来的一些年轻同学也跟着受益了，因为在这两年时间里我把机会用足了。相比其他留学生，那时我有三个优势：第一，年龄比较大，去之前在国内已经是副教授，有10年的教学经历，做过很多科研和设计项目，积累了许多经验；第二，和教授的交流机会更多，德国的教授比较矜持，但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阅历丰富，因此得到了比一般年轻人更难得到的和教授交流的机会；第三，我出去时就抱定了回国的想法，所以想学什么自己非常清楚，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回来能派上用场的地方，没有花多余的时间找工作、找后路。

柏林工大建筑系是当时全德国最大的，有25个教授，一般学校的建筑系就只有四五个教授。那时，我和一半的教授都吃过饭，有的教授还请我去他们家里唱歌、喝啤酒，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看了800个建筑项目，拍了2万张幻灯片，走了60个德国城市和60个其他国家的城市，走访了40多个专业人士，带了两个学期的设计课，开了3场讲座，听了几十场学术报告，还听了30多场音乐会。两年时间里我学习的密度很大，几乎开发了所有的可能性。我的老师彼得·赫勒教授非常好，研究主题也好，研究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建筑，他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建筑的发展”。他的团队学生来自各个大洲，有南美洲、非洲、欧洲，亚洲国家里有缅甸、越南、韩国等，我是中国去的，在里面应该算是最活跃的。他对我很关爱，很宽容，我到了一周之后，他找我面谈，我们谈得很愉快，谈完他就给我办公桌、电脑，以及阅览他教席所有图书资料的特权。

两年时间里，在赫勒教授的帮助下，我通过各种项目，把自己学院的25个学生和老师邀请到柏林工大，资金主要是德方支持。所以在回国之前，我自己已经在做民间交流了，我们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也很忙，他们可选择去别的国家，但是因为有我在，所以他们也去了德国。另外，我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关系也很好，他们的新馆选址、建筑文件翻译、装修改造，我都参与了，一点儿都没闲着。我是2001年4月27日回到上海的，五一长假后的第一天就被提名做负责国际合作的副院长。之后，在从2001年开始直到2009年离开副院长位置的8年期间，经我手送到欧洲的学生和老师超过了1 000名，而这仅仅是在一个学院中。

所以，我觉得出国的经历非常重要，特别是建筑专业。柏林是现代建筑之都，20世纪最有名的100个建筑师至少有80个在柏林留下了作品，这样的城市适合我的专业和性格，我的老师也很专业，几个点碰到一起给我带来的影响非常大。2002年时，我和几位老师共建了一个中德城市设计双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的项目，项目终于在2006年启动，受教育部和德国DAAD共同资助。项目的第一届我们就收了27个学生，其中7个是德国学生，这就真正成为联合培养的双学位项目。我们持续做下去，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7届，现在也已经开始选拔第8届的学生，效果很不错。

一个人应该至少到过三个国家

访谈者：您怎么看自费留学的价值？

李振宇：我的留学经历可能和一般人不一样，有点儿特殊，那么，我再讲一个关于留学对人生影响的普遍性问题。中国当代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都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或者是100年前引进的，若离开了国际合作，离开了对外合作和开放，就不能把握新的机遇。所以作为一个学者或学子，都要去争取机会，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半年、一年、三年都行，主要应该是要有一段机会）到西方发达国家或日本学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的专业都是全球化的，要是离开了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都来自全球。比如我们使用的录音笔可能是日本制造、美国制造或者中国制造，产业也是一样，现代社会离开了全球化，视野就会很狭窄。第三点，与10年前、20年前或30年前的中国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一个大国高素质的国民就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三点才能成为一个平面。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至少去过三个国家，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像在中国，吃饭一定要拿筷子，饭分主食和副食，但欧洲不用筷子，不分主食副食，菜也没有生熟之分，墨西哥的牛排还可能带血。所以，作为一个有责任大国当代高水平、高素质的国民，应该有一个对全球文化的认识，要近距离地观察。

所以，我认为留学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三点：一是从专业学习的角度来讲，比如你是学建筑的，但如果没见过包豪斯，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主义，那就不行；如果你是学物理的，不去看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或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对于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来说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东西？如果你是学文学的，那更是如此。二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你制造的东西所服务的对象有可能就是外国人，如果你对外国文化不了解，对你的消费者不了解，那怎么办？三是从一个人本身的文化需求来讲，留学也很重要。

留学是一种很好的经历

访谈者：现在中国的留学热被称为“大潮”，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李振宇：我现在是同济大学外事办主任，我看中国大学生的留学大潮，觉得这很正常。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邻国韩国和日本，他们在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以后，留学就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在柏林的亚洲同学中，来自韩国的学生最多，他们在回答“我为什么要到柏林留学”时说，柏林便宜啊。第一，柏林不要学费；第二，柏林的住宿和饮食，加起来比首尔还便宜，首尔很贵的。学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世界的认识，需要留学来拓充。

访谈者：德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要学费吧？

李振宇：是的，现在也还有很多大学不要学费。所以，留学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现在穿衣服，有的人穿国产牌子，有的人穿进口牌子，这是一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很正常。但如果说现在超过一半的学生都去国外读书了，那我们就要审视了。当然，现在在国内读书还是主体，而去国外读书的热潮也很正常，这是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国民收入在过去10年、20年间增长太快了，所以有条件来考虑这个问题。留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母语是汉语，而英语是全球化语言，语言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代在全球化背景下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很多人出国留学是冲着语言去的，虽然在国内也能学好英语，但仍然不是英语语境。钱钟书的《围城》里有一句俏皮话，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有抵抗力来自卫。这虽然是句笑话，但是年轻学生中也真有这种情况。比如，你留过学，我没有留过，不知道留学生是什么状况，等到我留过后，就不害怕了，能够坦然面对。所以，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这是好事，不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堵是堵不住的，应该把它看作竞争的机遇。你看，国内也有很多外国建筑师，光禁止外国建筑师来中国，这有什么用，要欢迎他们来，来了以后，同台竞技，我们也就会越来越有自信。不是说外国建筑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也不是说他们设计的东西都好，我们现在自己设计的产品也可以卖到南非，卖到美国，卖到欧洲，那为什么外国的设备不能卖到我们这儿来呢？应该有包容的心态。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好处、权利，那我们也应尽些义务，分享全球化的成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对于留学热潮持乐观态度。留学是一种很好的经历。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该做什么呢？我认为在留学过程中，该做两件事情：第一，通过国际交流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第二，提高我们自己留学生的培养质量。走出去还要引进来，DAAD进行的学术交流、外国学生的培养和资助，最后它也是获益的，毕竟德语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语言，假如没有DAAD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没有这么多人学德语，那么德国的技术转移、产品转移、能力转移就无法很好地实现。所以留学可能是民间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特别赞成。我们国家将来要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提高培养水平，这就是我们对应的措施。

邓小平在1979年就说了，每年我们要派1万名留学生，要回来一半，自己办好了，不怕不回来，现在不就兑现了吗？当然这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实现的。现在，公派出国是很多学生的目标，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很快。我们赞成公派，并在努力实施，比如我们在积极地申请中加的公派学生短期交流，再比如，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博士生的培养，我们同济大学年年都是超额完成，一半是联合培养，一半是公派，我们没有那种好学生就自己留着的想法。去年我的4个学生，分别在柏林、帕维亚、慕尼黑和维也纳，两个联培，两个交流，全在外面。我自己现在有个越南留学生，表现非常好，这不是好事吗，何乐而不为呢？

更赞成双学位的模式

访谈者：您具体怎么帮助学生留学呢？

李振宇：前边说的都是广义的留学，如果是狭义的，我个人更赞成双学位的模式。我认为双学位的公派留学更好，最近我们在和欧洲的12所大学以及中国的18所高校合作，共同组建了中欧工程教育平台，主推联合博士生院，由中方主导设立奖学金。

为什么要联合培养呢？相对于单方面的公派，我认为有三个好处：第一，我们可以和国外高水平大学共建一个体系，在共建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把我们好的东西介绍给别人，把别人好的东西吸收进来，真正做到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比如在工程领域，中国老师接触的工程多，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强，老师跟产业界联系密切，而外国的老师在某一个科研领域钻得更深，在实验室里对某一个东西的分析做得更好，用英语讲课也比我们好，这样大家一结合，不是对双方都好吗？什么叫研究型大学？不就是要让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培养学习能力吗？我们在共建体系时就会共同讨论，比如设置课程，你说该设，我说不该设，就会讨论，这样共建的体系就会有相通点。第二，联合培养是吸引外国，特别是欧美国家高水平大学留学生的最简捷途径。目前，中国的体系和西方的体系相比还是区别很大，很难让一个学生放弃欧美大学的学位来拿同济的学位。但若是双学位，这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既有外国的学位又有中国的学位，双学位就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第三，我们的学生若接受联合培养，会享受一年的资助，他们目标很明确，又能学到两方面的优点，这样回来对我们的建设可能更有用。我们有学生在国外拿了一个建筑设计专业的学位，回来考博士，结果专业课只考30分。他真的那么差吗？其实不是，关键是有体系的差别，特别是在工程领域。在工程领域，可能在国外知名大学拿了一个很好的学位和学分，回来后一下子对接不过来，做教授还可以，但到工程单位，学位太高，年龄也大了，很难适应。还有在国外是纯总体设计再分解，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所以我认为，现在双学位是促进中西方交流、互通有无、互相学习的最佳途径。

访谈者：双学位是两边都要去学？那需要多长时间呢？

李振宇：一般来说，关于这一点有不同的认识，还未定论，我们认为在对方学校要不少于一年。

现在，同济是全国双学位项目最多的大学，有84个双学位项目，每年受益的同学有600多个，可能在全球排第二，排名第一的可能是米兰理工大学，第三的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每年约有250个。

访谈者：学费有一些资助吗？

李振宇：学费资助有好几种方式，最好的情况是双方政府支持，既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费，第二种是互免学费，生活费自理，第三种是部分减免学费，第四种是学费自付。每一个项目的供需关系、背景、资助方式都不同。我们不想增加学生负担，第二种方式最普通。

访谈者：您在不断地开拓这种项目，建立这样的体系帮助很多学生出去？

李振宇：同济现在是这方面做得最多、最广的，其他学校有的认为没必要，有的认为可以试点，还有的认为很好。对于双学位，我个人认为有5个理想要素：英语、共建、双向、硕士和一次答辩。第一，最好是英语教学，而不是法语、德语等；第二，共建，而不仅仅是互认；第三，双向，互相派出留学生，最好同堂学习；第四，最好是在硕士阶段出国，比本科阶段出国更有优势；第五，一次答辩，拿到两个学位。

清华、北大也不能保证100%的就业率

访谈者：现在很多“海归”回来就成“海待”，这是什么原因？

李振宇：关于近两年很多海归成为海待的问题，我觉得这很正常。留学生质量参差不齐，名牌学校有差学生，差学校也有好学生。从统计学来讲，名牌学校的好学生要多一些，但不能说留学生就比我们“985工程”大学的学生要好，这是没有相关性的。

一个在500强外企做人力资源部主管的朋友对我说，公司最喜欢的就是要本科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然后再出去留学的。我自己也是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本科是名牌大学毕业，我首先就很相信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般质量不会差，又有海外经历，这是最理想的。若本科就是在国外读的，学校又一般，有人还怀疑是不是考不上国内的好大学呢。自费留学生成为“海待”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你参与不了激烈的竞争。成为“海待”也有自身的问题，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自我定位，比如本来就不是上等之才，出去留学了，回来期待太高，那就不行；第二，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不能邯郸学步，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或是不屑了解，那就会有问题；第三，也有可能是人家有眼无珠，你确实有能力，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中国有很多跨国企业，有很多500强的企业，总有合适的地方。

成为“海待”，也有客观原因：定位、对现实情况的把握以及需要一定的机会。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零失业率，就算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某一天也有可能会失业，这很正常。不过，是金子早晚会发光，有的大器晚成，有的确实需要重新定位。竞争才能出人才，如果“海归”中一个“海待”都没有那倒不正常。我们国内的清华、北大也不能保证100%的就业率，北大毕业生有卖猪肉的，清华毕业生做宅男的也有的是。

人生很多事情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访谈者：现在有人说“留学进入了大众化时代”，所以留学要趁早，您怎么看？

李振宇：我不认为越早出去越好，这要看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果你要把一个人培养成“banana”（即“香蕉人”，泛指海外华人移民的子女），干脆就是为了预备做美国人的，那无所谓，对此我不加评论。

如果你今后在海外发展，那就另外讨论。如果今后在中国发展，我不认为越早出去越好，还应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而定。

我认为如果父母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成长，孩子会形成更完整的心智。我们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总的来说比较娇嫩，但也有不同观点，我跟我的好朋友蔡永洁教授，就经常意见不同。蔡教授认为正因为孩子太娇，所以需要摔打，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了，独立生活能力还很差，所以有机会要摔打，要自己想问题。我认为既然已经很娇了，那就该带一带，抱一抱，该扶就扶一扶，不能拔苗助长，这是现实问题。

访谈者：这是中国家长的一种观点。

李振宇：不光是家长，老师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学生读大学像读高中，读研究生像读大学，那怎么办呢？这是现实问题啊！如果我给你出个题目让你自己去想，想好了再来问我，你就是想不出来怎么办呢？那还得再引导引导，加加料。所以我个人否认“越早出去越好”这种观点。如果有选择，孩子也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希望他先在国内读个名牌大学，然后出去读硕士或者博士，最好是如果硕士在海外读，博士就在国内读，硕士在国内读，博士就在海外读，能够有个交替。

访谈者：那么比较合适的留学时机应该在哪个阶段？

李振宇：这点因人而异，但是我特别欣赏能把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的人。比如本来我出去晚是个劣势，但是我把这个劣势化为优势了。所以留学在什么阶段比较合适，是因人而异的。另外，人生很多事情是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说你想要就能要，还是要随缘。

访谈者：如果请您对彷徨于留学与不留学的学生说点儿什么，您想说什么呢？

李振宇：一个是引用我的老师陈从周教授讲的一句话，“造园有法而无式”，就是造中国园林，它有一个规则在里边，但是没有固定的式样。对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有法而无式”。目前来说，留学生本身有三个优势：具有海外经历、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留学肯定是好事，要通过留学来培养这三个能力。但是留学的方式方法、时间应该因地制宜，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愿望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几个长处，大家都说欧洲、美国的教育好，其实它们也有局限性，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德国，德国的教育本身是好的，对于那些素质特别高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对于素质特别差的人是不利的，因为德国的教育好混，为什么呢？随时可以转专业，人可以一直在里边晃，因为德国的社会需求不是等着大学生全部毕业，100个人里有30个人毕业就好了。还有德国的教授比较难约时间，可能我们的教授跟你说话耐性差一点儿，匆匆忙忙只跟你说三分钟的话，但是这三分钟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但德国的教授你约约看？起码两星期才能约到，约到后谈15分钟，态度是蛮好的，但也可能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德国人不轻易批评学生，比如你设计得挺好，他会说很棒；做得一般，他会说不错；做得比较差，他会说挺有意思。他从来不说“差”这个字，但我们的老师都很凶，说你这个设计真是太差了，恨不得手把手教你做。这各有各的好处，他们的体系适合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教育体系适合培养准优秀的人才。

再举个美国的例子，美国教育也有其局限性。美国好多大学在很偏僻的地方，脱离了这个社会。由于城市的疏离，美国的大学就是一个小天地，远离城市，远离社会，美国的大学有句话叫“Do you paper today？”（你今天写文章了吗？）现在应该这么来讲，就是你找不到一种培养方式可以包打天下，“my way is the best way”（我的培养方式就是最好的）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同的体制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欧洲有欧洲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如果美国的培养模式都是好的，那怎么会出现金融危机呢？在道德、技能以及人才链方面，一定有问题。如果美国的方式都是好的，人才决定一切，美国的政治家、金融家、工程技术人员都好的话，怎么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问题呢？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我觉得欧洲工科大学的长处，是让尖子生有自由处理的权利和思考的余地，它给你提供很多机会，并不强迫你，而是让你自由选择。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真正优秀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但坏处就是不那么优秀的学生就苦了，他们得整天疲于奔命！中等学生本身有一个特点，有人领着走，效率就高一点儿，没人领着走，学习效果就不好。然后，对于差生又过于宽容，他们学这个不行，学那个不行，直到换到一个好混的专业，最后终于毕业了。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到了今天，应该是发力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点，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就是三把尚方宝剑。第一，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中国的科举制度让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有成龙成凤的梦想，当然梦想不一定就能变成现实，但是都有梦想。在印度和欧美就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功利心，是一种追求功名的心态造成的。第二，中国的代际互助，即两代人之间的互助。虽然我们代际间有矛盾，但是父母很心疼你，你读大学，他们是把几代人积累的财富都用在你一个人身上，外国怎么可能这样！现在舆论中有一点不好，好像都是以骂为荣，我觉得这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你要看我们的长处啊！我们出去的孩子跟美国学生、欧洲学生站在一起的那种自信从哪里来？20年前我们有吗？没有！现在有了，还在骂，这是错的，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愿意把自己毕生的积蓄都用在你的身上，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后劲儿足啊！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手机，不都比德国人好嘛。

访谈者：这个应该让小孩子听一下，他们真的不一定能认识到。

李振宇：第三，中国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中国的《礼记》、《春秋》，讲的都是关系，不是物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近代工业化的时候，人与物的关系上升到主要位置，可是到了现在后工业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又上升到主要位置。我为什么喜欢国际合作？我是亲身体会到它的好处的。我在1999年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感受到德国人对我们的态度比今天要好得多，为什么？以前是他同情你，一个穷国家来的挺聪明的穷学生，多帮帮他吧。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他老要跟你吵架，跟你较劲，因为现在你强大了。10年前，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吃饭都是我的德国老师请客，5年前在中国我请他，在德国他请我，现在不管在哪儿，都是我请他，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优势，中国的确越来越强。

还有一点，我倒是不太建议年轻人都到国外工作。有句话说得好：美国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好脏好乱好快活。中国多有意思啊，人很挤是吧？人挤才有意思！欧洲很漂亮，很干净，很有人文感，像瑞士、意大利、法国都太好了，可是真在那里工作，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就是整个社会的动力不足，过了那个雄心勃勃的大发展时期，兴奋点就比较少。如果你是一个细腻的、享受生活中平静乐趣的人，也许欧洲城市挺适合你，但总的来说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血脉里雄心勃勃，能熬得住吗？反正我是熬不住。所以我觉得，为国效力很好，回国效力更好，我觉得上海、北京容得下更多人，而且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氛围内更加自如，骂人都更痛快，总有一天你会怀念的。“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然”，总有一天你会怀念跟人家有矛盾的日子。在一个系、一个班级里面有矛盾，跟一个同学不讲话、有意见，等到有一天，没有任何人有意见的时候，你就会怀念，那时候还有人跟我吵呢，那时候还有个隔壁邻居跟我有矛盾呢。现在矛盾都没了。所以，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这一点我们尊重。但是让我来选择，我觉得回到祖国生活，很开心，很有意思。

再站起来可能跑得更快

访谈者：建筑住宅领域的人才情况怎么样？需求量怎么样？现在我们建筑专业的学生短不短缺？

李振宇：现在我们的大学管理人员很短缺，我正在招人，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的要求比较高，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薪资比较低。大学的薪金总的来说比较低，企业要好得多，不管是国企还是外企。

访谈者：那在建筑领域呢？

李振宇：非常缺人，只要你有能力，三天就上岗，就怕没能力的人。我举个例子，我们第一届中德联培班总共7个人，5个留在上海，一个去了斯图加特，一个留在柏林工大做项目的监管了。上海是建筑师的宝地，中国其他大城市都是。

访谈者：您见过的比较成功的人士，是海外留过学的更多，还是没出去的多？

李振宇：这个没有相关性，关键还是能力。对于那些本身有能力的人，留学后能力肯定更强。但情况往往是，留学回来后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一个低落期，因为作为建筑师，出去看了很多好东西，回来雄心勃勃的，一碰到现实问题被泼一盆冷水，就低落了，但是过了这段低落期再站起来，可能就跑得更快。对我来说，留学的经历带给我一个飞跃，因为经过系统的学习，我的留学在我的教学、科研、设计方面派了10年用场，从第11年起，差不多就消耗光了，又要重新学习，需要再充电。当然不光是留学，读博士也是管10年，基本上你的专业领域给你用10年，用完了又要去充电，又要去学习新的东西。

[1]　2014年初，李振宇出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出去，去长阅历

单晓光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

全世界都认为交流很重要

访谈者：您认为留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

单晓光：我要说的是，同济知识产权学院所有的老师都出国留学过，而且都去过德国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

访谈者：您出去，和现在大部分的学生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自费，不是公派，也不是去做访问学者，他们要花自己的钱。一般学生出国留学，他的困惑、他的家庭所承受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会多些吧？

单晓光：其实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我们中国人叫留学，实际上就是交流。首先从横向角度来讲，全世界各地都在鼓励交流，交流肯定对一个人有好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国与国、校与校、专业与专业之间的交流，我们叫留学，别人叫作国际交流，这肯定非常有好处。但中国的国情有点儿特别，你知道，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幼童留美计划，那是很震撼人心的。

访谈者：我看过这段历史。

单晓光：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当年这些幼童后来的命运也很说明一个问题。

访谈者：大部分最后都回来了。

单晓光：是的，但是按现在的观点看，这批人的政治素质绝对一流，政治素质就是爱国。我们现在难以想象那时中国和西方的差别，但是他们在西方适应生活的能力非常非常强，那就是素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年往东欧国家派出了一大批留学生，那确实是选出来的，真是很优秀，无可非议。他们学到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巨大的成功，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很困难。大家知道，当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很多东西就中断了，是这批留学回国的专家顶住了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几批留学生，也是非常优秀的，现在也都证明了这点。到我们这几批实际上已经是改革开放常态化的时代了。我们当时在德国的时候，那边很多学者都觉得中国人很优秀，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很懂道理，文质彬彬，进步也很快。后来我们告诉他，那都是选出来的人，一个学校也就两三个。

全世界都认为交流很重要。在大规模的正式交流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无论从意识、学术、思想还是技术层面上来讲，差距确实在缩短。就拿米兰理工大学来说，我去年到那里，他们副校长在宣传同济的时候，我也是很激动啊。他是怎么宣传的呢？他在号召米兰理工的同学到中国留学时问了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选择去中国留学？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把上海的很多照片都放给学生看，还谈到中国的GDP全球第二等等。意大利尽管跟中国有所交流，但是很多人对中国的误解其实蛮深的，他们会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文化。我派学生到中国去能不能活下来？我们就去跟校长解释，当时恰逢上海世博会，那些学生一看，中国原来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上海？校长就拿上海和其他地方对比，上海是最现代的。最后一个问题有点儿功利了，就是为什么选择同济？

你看，这三个层面都不是我们去宣传的，都是他们帮我们宣传的，而当初我们出国的时候要拼命和别人解释，中国是什么情况，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去米兰理工时，我们几个教授就坐在下面，学生有问题，我们就出来回答，回答问题时，全部都是用英文跟他们交流，这在很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从国外回来他就不会去搞盗版

访谈者：责任感在他们身上特别明显。

单晓光：这个出去就能感受到，出去了你就代表中国，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别人用的一个词就是“Chinese”（中国人）。

访谈者：80后的这批海归现在表现不如老一辈？

单晓光：这个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历来都是说今不如昔，但历史永远是往前走的。从历史上看，哪一代不比上一代强啊？倒退过没有啊？没有。所以讲80后没有责任感我历来是不认同的。

访谈者：留学对您的影响大吗？

单晓光：我其实都已经说了。第一个就是扩展了跨文化的交流，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特别理解为什么要交流，也理解为什么要包容。我讲个关于美国人和欧洲人区别的故事。美国人为什么比较霸道呢？因为美国人是不学外语的，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应当说英文，所以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做。但欧洲人不一样，意大利人都知道，翻过阿尔卑斯山，语言就不一样了，大家都要学语言，学语言的同时就在学文化，学文化的同时就加强了沟通，加强了理解。为什么会有误解？就是因为不交流，不沟通。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个人而言，那就更重要。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那时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从专业、理念的角度，都存在差别。但毕竟那时改革开放也有很多年了，我们适应得也很快，但是留学对我们的影响，体现在社会责任感也好，专业性也好，还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去的是德国，德国人严谨的学风对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德国的文化是强调过程

访谈者：有人说，德国的大学是进去容易出来难，是这样吗？

单晓光：这个可能西方国家都差不多吧，德国可能更明显一点儿，德国人在欧洲人里更严谨一点儿，德国的文化强调过程。

访谈者：您那个时候学习辛苦吗？

单晓光：辛苦很正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背负的压力很大。

访谈者：您是学了5年？

单晓光：是的，我们是公派，公派的压力就是觉得学不好回去很丢脸，那时确实有这种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拿的奖学金，就希望按期完成学业。我们的想法很具体。我学的专业与我原来的专业又有距离，我原来是学工科的，我后来知道中国要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很重要，所以去学了这个新的专业。更主要的是原来我们都是英语背景，不是德语背景，我是32岁才开始学的德语，辛苦就很正常了。

访谈者：那难度真的是很大。

单晓光：不光是我，大家都一样，我们那一批人都是在拼命读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通的

访谈者：您是学工科的人，其实现在的专业已经偏文了？

单晓光：是文理结合吧。

访谈者：也就是说，如果以前是学工科的，其实也可以向其他方面转变？

单晓光：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放在国际平台上来讲。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是鼓励跨专业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专业，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是人类停留在认识的一个层面上，认为它是某一个领域，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相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相通的，如果你从更高的层面看，这种交流就更多了。我们中国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专业分得很细、很窄，如果和欧洲学生交流你肯定有体会，你谈哲学，他头头是道，他也会跟你谈国家的能源政策，谈更宏观的东西。

很窄的东西在学习的某一个阶段是需要的，你学得越深入，就会发现这些都是相通的。

访谈者：但中国好多小孩进入大学之后，学了一个专业，他的感觉就是我这辈子可能就要干这个事了。

单晓光：这分两个方面来讲，中国的学生和外国的学生还是不一样。我们很多学生，读书选专业时主动性很差，他的父母主要考虑的是就业，要有份工作，至于这个专业符不符合孩子的个性，父母是不考虑的，但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

访谈者：因为父母也不太懂。

单晓光：但西方就不是这样，更多的是实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所以孩子选专业时很主动，为什么主动？因为就业环境也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在某些方面中国和西方是不能够拿来做对比的。

访谈者：留学能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呢？比如就像您一样？

单晓光：这个又要讲到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是你要有目的，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访谈者：但是这在中国是不是难度就大很多？是否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走出去？

单晓光：这个我们碰到过很多，如果你意志坚定，你的目的总归能实现，但是人很容易碰到困难就退缩。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访谈者：如果本来我不是干这个的，刚好有个机会叫我去干了，那会怎么样？

单晓光：这个在哲学上讲就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很多很多，你要准备得好，这个机遇就给你了，你要准备不好，这个机遇就不存在了。

访谈者：我们的学生这方面的问题好像很多？

单晓光：现在竞争激烈，他们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强多了，但是机会少一些。

访谈者：国外的学校转专业比我们要容易些吗？

单晓光：相对中国，这个渠道要灵活一点儿。意大利可能比较死板，德国也是，欧洲都相对比较死板，但是美国比较灵活。在美国这不叫转专业，你只要符合另一个专业的条件就行。

访谈者：这个很重要，其实如果有个人的一种意向或者兴趣在里面，他才会去努力。

单晓光：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和西方都特别强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比知识更重要，知识不会可以学，拿本书翻翻就会了，但这个人没有素质就没用了。在西方，特别强调“interview”（面试），我们的面试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面试在西方大学入学的成分中占的比重很大，而其他方面占得相对较低。

访谈者：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单晓光：那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了，总而言之，出国留学是非常有意义的。

访谈者：您的结论就是有条件也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好，都应该出去交流？

单晓光：对，没错！交流，学别人的长处。

访谈者：不管学到什么东西，至少要出去看看？

单晓光：老祖宗告诉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美国有大量的学生出国？肯定是能学到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我们古人也是这样，行万里路，阅万卷书，道理都一样。所以讲某人的阅历，我们讲写一份简历，那个简历英文叫“resume”，但西方人叫“build your resume”，就是建立一份简历。所以一份简历非常重要，但一定要真实，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访谈者：我们的学生思维比较固定？

单晓光：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发现我们的学生特别注意这个，所以我讲滚滚潮流是向前走的，不要悲观，已经比我们以前强多了。

访谈者：当然，现在的时代也和我们那时不一样了。

单晓光：所以鼓励大家出去。美国法学有个LLM（法学进阶课程）的项目，为期10个月，我原来在欧洲时间多，没去过美国，觉得这个项目不好，时间太短。后来到了美国，我彻底改变了这个看法，觉得挺好的。这些学生去交流10个月，很快就学到东西了。出国没有人帮你，而且在美国留学是需要掏钱的，哪怕是家里的钱，花出去总是会心疼的，心疼他就会认真学习，对吧？纨绔子弟是少数，主流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要彻底改变，鼓励我们学生都出去，只要家里有条件，就要出去，那个钱不要留下来买房子，要去长阅历，长了阅历就可以挣钱买房子。

人才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访谈者：您好像曾经对大学本科设置专业有不同的看法？

单晓光：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把这个题目稍微放大一点点。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学苏联的，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但是我们当年划分的目的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为了便于管理，实际上这不太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我们现在招生也是按专业划分，但是社会发展是不断往前走的，社会需求的人才也是多样化的，原来我们知识产权专业的人才都放在法学院来培养。但我们这个专业现在和技术密切相关，需要补技术，需要懂法律，外语也要好，现在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一门外语也不够，还需要其他的。

人才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没变，这就出问题了。

访谈者：这个领域，学生只要有本科的底子，不管是哪一个专业，到你们这边之后再相应地往这个方向培养他，是这样吗？

单晓光：对，是这样。我们法学有很多专业，比如国际法，我们肯定是希望学生的外语特别好，有一点儿国际政治知识的背景；我们也有环境法，那我们就希望他对环境科学很熟悉；我们还有建筑法，那当然也应该熟悉很多建筑的东西。

知识产权实际上叫智慧财产权

访谈者：这个领域的人才需求状况怎么样？

单晓光：我们这个领域有三点要求。第一，外语要特别好，我们这行特别强调外语，大家都知道，加入WTO后都跟国际接轨，尤其是知识产权跟技术领域，现在无论我们制造大飞机或是修建磁悬浮列车，技术交流首先就是语言，没有语言水平不行的。第二，我们希望法学功底也很扎实，法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不亚于一般理工科的工作量或者难度。尤其现在加入WTO，我们的法律也在与国际接轨，大家都在同一个语境里讨论问题了，所以法学知识要非常丰富。第三，还要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背景，比如是暖通领域知识产权的行家等等，如果你再有些工商管理方面的知识，那就更好了。

访谈者：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人主要是做律师？

单晓光：我们的职位方向有好几种，更多的是企业需求，就是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务部门。一般大企业里有三种管理人员，第一种是真正的老板、董事长；第二种是财务总监；第三种就是知识产权部总监。

访谈者：知识产权总监，现在这个职位需要的人多吗？

单晓光：对中国来讲，现在刚起步，大企业已经开始了，叫总监也好，知识产权专员也好，名称不一样，但都需要。

访谈者：中国知识产权纠纷似乎也特别多。

单晓光：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能去抱怨，但这个过程会过去的。就像有些同学，抄作业是第一步，但如果你永远停留在抄作业，那你永远不行，但你在抄的当中学会了，第二次不抄了，创造出来和别人一样好，那你就进步了。

访谈者：这个领域今后的就业前景好吗？

单晓光：这个领域非常缺人。

访谈者：资料统计，前两年就已经有400多所大学开设这个专业？

单晓光：那应该是法学专业吧，开设知识产权专业的学校还不算多。

访谈者：国外有哪些大学这个专业比较好？

单晓光：慕尼黑的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它是一个国际化的研究所，全世界学知识产权的人基本上都要去那里学习交流。

然后就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他们也和我们合作，做得还不错。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靠近硅谷，所以它跟科技关联较大。

访谈者：从世界上来看，现在德国和美国的一些大学做得不错？

单晓光：现在多了，关注这个领域的也多了，很多地方都有了。

留学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丁沪生

IBM集成供应链服务战略寻源全球总监[2]

从能源专业跨界到世界500强的IT企业高管

访谈者：您是学能源的，现在却做了IT领域的高管，这是怎样的一个转变历程？

丁沪生：我是在浙大能源工程系读的热能专业本科，之后又保研在浙大读了工程热物理学硕士，也是在能源系，当时做数值计算的研究。我发现自己骨子里并不喜欢研究技术，所以读研时就决定要转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又保送到浙大的管理学院读管理学博士。因个人原因，博士没有读完我就去美国读了MBA，毕业后就进了IBM从事管理工作。其实每一个真正成功的人都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访谈者：浙大热能这块应该是全国做得最好的。

丁沪生：对，有两个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在西安交大，一个就在浙大。我读书那时候，我导师的经费就蛮多的，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其实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烟气脱硫。后来我出国以后，国内脱硫行业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我不少同学都自己开公司，学校也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将很多研究成果成功地产业化。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脱硫的。

访谈者：您走到现在，作为IBM的高管，怎么看留学和人生的关系？

丁沪生：先讲讲我自己吧。我是88级本科，读的是工科。我读完本科的时候，就有点儿想转行了，但当时我的女朋友在杭州，所以我就决定留在浙大读研究生。读研有保送名额，但是保送只能读自己本专业，不能换专业，所以我还是在能源系继续读硕士。在读硕士期间，我已经对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硕士毕业以后，我免试进了浙大管理学院读博士。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知识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你对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解和悟性。多年后我导师跟我讲我被免试特招进管理学院的原因，是我的面试特别出色。面试时他们问了一些问题，比如“汇率变化对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当时我都没有学过，但是面试的时候，我就按照自己的逻辑分析解释。不管任何问题，我都尝试用自己的思路去解析。做管理考的是一个软性的能力，而不是硬性的知识。缺少知识可以补，缺乏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就难了。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免试进了管理学院。

进了管理学院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我没有读完博士。到今天我都非常感激我导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全奖，可以去那边读与浙大联合培养的管理学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导师跟我讲，你还是直接去美国与家人团聚吧，没有必要再去香港。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导师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他没有从自身角度出发去阻拦我，而是非常主动地选择支持我。这很不容易。

如果能重新选择学校

访谈者：有一个好的导师真的非常幸运，非常重要。

丁沪生：是的。后来90年代末我去了美国读MBA。回过头来看当初选择学校的过程，我会给现在面临选择的学子们提些建议。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出去的时候家里并不富裕。我想读MBA，但这个专业，尤其是常青藤学校一般没有全奖。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申请到奖学金，第一我不想贷款，第二不想用父母的一分钱。

申请学校的时候，我申请了美国前十几名的一些学校。下一个层次排名从二十到三四十名，基本上在同一个层次，差别不大。这个层次我也申请了。申请下来的结果就是，前十名的这些学校，比如哈佛、麻省理工、宾大这些学校，当时要想拿到全奖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费也很高。如果你进了哈佛、宾大、斯坦福这样的学校，可以说你就有了一个全球品牌，在全美甚至全球找工作的地域限制较小。但是，排名在十几到三四十名的学校，就会有一定地域限制，某种意义上对学生本人的能力要求更高。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而言，它的本科生在500强企业里面，做首席执行官的人数最多。到了MBA这个层次，它的培养方向和定位稍微有点儿不一样，它不会也没有实力跟宾大这样的学校去拼所谓综合管理等方向，它所设立的方向专业性很强，一个专业可能只招十来个人。

我当时去读供应链管理，现在供应链在全球都很热了，但前几年，在企业做供应链能做到最高层的还比较少。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我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要能自食其力，不要给家里增加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有两所学校给了我全奖，其中一所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当时是由思科（Cisco）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捐助的。我选择这所学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太太要去美国读药学院，美国只有50多个药学院，平均每个州一到两所，选择面很窄，但我们又想去同一所学校，所以面临的选择就更少。麦迪逊分校有非常好的药学院，MBA专业排名也不错，又同时给了我们两人全奖，自然成了首选。

我为什么说选学校的时候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毕竟国内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个人手上也没有多少积蓄，再加上传统的华人思维，就是不希望借钱，所以麦迪逊分校是个完美的选择，事实也证明选对了。今天如果让我给未来的MBA申请人提建议，我会说应该将读MBA作为对自身的投资。读MBA跟读工科不太一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校友网络的资源。像哈佛、纽约大学这些学校，可能每届招收的MBA学生非常多，有四五百甚至上千人。你到这些学校去，学的东西不见得和麦迪逊分校有什么实质差别，甚至可能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更多。但是反过来讲，从事管理工作，你的校友网络或者说你的出身，往往影响你能走多远。在哈佛、麻省理工、宾大的商学院读书的学生，很多有非常强的家庭背景，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这个网络或许会对你将来所从事的工作起到很大帮助。

决定选择IBM

访谈者：怎么去的IBM？

丁沪生：读书期间，我曾经在思科的加州全球总部实习过，后来毕业去了IBM，有多种原因。因为我MBA是读供应链的，其实欧美很多公司那时候已经把供应链外包了，而当时IBM的供应链却是端到端，非常完整。公司在最基础的物理、化学、数学研究到当时最前沿的云计算（当时内部叫效用计算），每年的科研投入是非常惊人的。传统的供应链从基本的原材料到最后的整机生产，非常完整。我们既做硬件，又做软件，同时还做服务、咨询，业务面很广。很多人可能对IBM不了解，认为IBM就是做电脑的，其实电脑硬件业务在很久以前所占比重就很小了。IBM在90年代初转型的时候，重点就已经转向了做服务。

当时我很早就拿到了六七个工作机会，都是顶尖的企业，选择IBM的主要原因是因为IBM有个为期两年的领袖培训计划，能给我提供一个端到端的完整的供应链经历与领导力的培养。这样正规的接班人培养计划很多公司都没有。

参加者每6个月会换一个部门或国家，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我去过美国很多州，住过6个月或更长的就有6个，东海岸、西海岸、中西部我都住过，涵盖了代表美国不同文化的主要区域。

我加入IBM以后，从事过不同工作，包括采购、生产管理、战略外包投标、业务转型外包解决方案等，现在我负责IBM全球的服务寻源。我们之所以叫寻源或者战略寻源，是指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是专注于每一张订单，而是更多地关注跟供应商长远的战略合作关系。我有时介绍自己时会说是服务采购总监，因为你说寻源国内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它跟一般采购意义上有所不同。所有的谈判、合同与供应商管理都是我的团队负责，但是每一天具体买什么服务，由具体做这个订单的人负责，我们主要管理战略层面上的事。

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负责过美洲的IT外包和商务流程外包投标及解决方案工作，2010年我被派到公司的新兴市场总部上海来工作，当时是负责亚太区的技术服务战略寻源。简单讲，IBM现在主要的业务是服务和软件这两块。我们很多内部业务会外包出去，一部分给客户做的项目也会分包出去做，因为现在是大家协作的时代，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公司自己做。这也是我们IBM最大的一块业务领域。2011年6月，我接手了全球的服务战略寻源，目前领导着全球近400人的团队，分布在世界各地，每年我们管理着IBM价值100亿美元左右的全球服务合同与供应商。

访谈者：“寻源”是一个岗位？

丁沪生：源就是源头，就是供应。我们讲的寻源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买卖关系，无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服务或者一个硬件产品，我们跟供应商的关系应该是鱼和水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生态的关系。我回到国内强烈地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我在公司内部做培训去讲商务谈判方面的课，做案例时发现大家将谈判变成了在小商品市场砍价，你死我活、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IBM的供应链管理，尤其是战略寻源这块，在业界做得非常超前。这点是业界的共识，但不幸也是猎头们的共识。

留学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访谈者：走到今天，留学对您有什么影响？

丁沪生：MBA毕业后，我一直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工作。如果没有当初国外留学、工作的经历，我可能不会坐在今天这个位子上，之前没有中国人坐到过这个位子。我负责的工作对IBM，无论是在营收还是利润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个中国人管理IBM全球1/3左右的采购量，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做到这点有多重原因：一方面随着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跨国公司里面的人事布局也有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你得具备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的能力，你对东西方的管理理念都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不是在美国留学几年就可以学到的。你还得适应国内的环境，它跟国外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你必须得去适应，但如果你一直在国内学习工作，对西方的文化与理念很难了解透彻，对于管理一个分布在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团队是会有难度的。

过去中国十几年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这一代出国留学的人错过了，而当时留在国内的同学现在大多学业、事业有成。从这点来说，留在国内也没错。对我而言，比我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我觉得留学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留学回来的人有一定的优势

访谈者：您用人看重留学背景吗？

丁沪生：从用人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年都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我跟我的团队也讨论过，海归与国内培养出来的学生比，究竟有哪些不同？我认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差别，但是有些差异。十多年前，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比较容易到外企工作。

十几年前，留学出去的人比较少，去美国留学的人绝大部分还是靠自己的能力或奖学金。全部靠家庭能力自费留学的还是比较少，而且那时候留学生回国的也比较少。但这两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留学回来的越来越多，国内的就业环境、大学生的供应也慢慢处于饱和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招了不少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包括英国剑桥的。我们最大的体会是，出国留学的这批学生有两类，一类是靠自己的能力出去的，另一类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靠家里的经济资助出国留学的。这两类人有一定区别，但总体来说：第一，他们的交流沟通能力，尤其是英文沟通能力，相对国内学生较强；第二，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强，即使家庭条件比较好，毕竟远离父母在海外生活了几年，逼着他不得不在独立生活、处事能力方面得到提高。不足之处就是，他们一般期望值会比较高。我们是根据工作来定待遇的，而不是完全根据你的个人能力或者背景，这样的话，他们期望值比较高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总体来说，留学回来的人在外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第一，他们有语言方面的优势，尤其是在500强企业里面，需要有比较流利的英语交流能力，从这点来说，我们国内高校毕业生也有少部分在这方面很不错，但毕竟没有这样一个语言环境。第二，他们接收了一些西方的理念，适应能力会比较强；第三，他们中的不少人确实做事能力比较强，具有长远的发展潜力。但是，一个人的发展或者能走多远并不仅仅取决于教育和能力，还取决于你是不是有一个做事情的正确态度，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和留学与否无关。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根据职位来选人，如果这个职位不需要国内顶尖学校或欧美名校的顶尖人才，那就没有必要招这样的人。因为你招一个员工进来，需要对他负责，给他提供职业发展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根据职位来选择合适的人。我们的体会是，国内的二类高校同样也有优秀的学生，而且这样的学生会非常珍惜来IBM工作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勤奋。国内一流学校的毕业生或者从海外回来的同学，期望值会比较高，容易造成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脚踏实地地做事情，反而会制约他长远的发展，这一点跟他接受的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如果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竞争力其实应该比二类学校的毕业生更强。

访谈者：您公司每一个员工的薪金是根据岗位来定的吗？这个岗位招了你，你就拿这个薪金，不会因为你是海归就多一点儿吧？

丁沪生：具体的我不便讲，只能说要根据岗位本身的要求和个人能力。很显然，如果这个岗位用本科生就够了，那我不可能招一个剑桥大学的博士。

访谈者：但中国有一个时期，只要是海归，薪金就要高一点儿。

丁沪生：现在海归在外企工作，已经从云端走到了地面。你说的那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薪资不是高一点儿，而是高很多。当时在外企工作是在云端，如果你在IBM、宝洁这样的公司做一个部门经理，年收入很轻松就能买一套甚至多套像样的房子。但是十几年以后你再看，外企的员工整个收入应该没有大幅度的提升。当年，外企比本土企业收入高一大截，现在这个差距已经很小，甚至国内有些民营企业和国企的薪金超过了外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结合东西方工作思维方式

访谈者：您觉得中国和美国工作团队有什么差别？

丁沪生：我觉得这要从两方面去理解。可能很多人会理解成因为你在美国留过学，又进了美国企业，可能对一个西方企业来说，更想招一个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如果大家只看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我手下管了这么多国家的团队，也经常在对比每个国家团队的不同点。我自己是工科出身，当年我们浙大内部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清华、北大出来的是做领导的，或者说是拿鞭子的那个人，浙大出来的是拉车的牛马。当然这个是玩笑话，但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到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国的团队执行力特别强，按既定的流程和要求，会不折不扣地完成，而且绝对会认真负责地把事情做好。但是中国团队相对缺乏与公司高层沟通的能力，在战略思维和领导力方面也有欠缺。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访谈者：有人说过，清华、北大是头脑，我们是脊柱。

丁沪生：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经济的发展，都为我们创造了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机会。放在IBM这样一个500强企业里来说，就是我希望能涌现出一些更具领导力、创造力、创新力的员工。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吧，很多员工会踏踏实实地做事情，但表达能力、交流能力却不够强，在一些国际性的会议上也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西方企业里面的一个文化就是，七分靠做，三分靠说，你有真才实学，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让别人来接受你的影响，实施你的想法，那就是空有满腹才华。你充其量只能做好本职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才华充分展示出来并进而影响别人。我经常跟团队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多培养自己交流沟通的能力，这是领导力的一个体现。

留学对我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反过来讲，如果中国区的员工在这方面的能力也非常强，在企业里一样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现在，我们从中国区一路走上来的高管也不少了，这就是鲜明的例证。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只有留学才能做到。但是因为海外的教育体系跟大陆的很不一样，它会更多地把你在国内被压抑的一种创造力或者天性给释放出来。在国内，你可能发言都要举手，在国外发言就会很自由，如果你老不发言，老师可能会突然把你叫起来发言，这就会逼着你去加强自己沟通交流的能力。你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会慢慢地把东方人的含蓄或者和谐这种特质，跟西方人相对比较激进、开放、自由、敢讲敢说的特质结合起来，在企业里面你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如果说我个人有那么一点点成功，那更多地要归结于怎样去适应不同的文化，如何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书本上的知识固然重要，你做实际工作时，更重要的是处理事情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常识。我经常跟中国区的员工讲，看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做每一个决策对整个公司供应链的链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决策可能对你的上下级都有影响，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任何情况下机会总是有的

访谈者：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您原来有工科的基础，而且热能工程其实更注重的是系统，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学习经验，再把它用到商业管理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更占优势？

丁沪生：这个有一定道理。美国的商学院非常欢迎工科学生来读商科，我想根本原因就是工科教育会教你怎么去发现一个问题的症结，然后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背景会有比较强的分析能力，再跟商业知识结合，企业比较欢迎这一类的人才。

访谈者：您有没有比较过美国、亚洲、欧洲不同的大学体系培养出来的不同团队？IBM在不同国家的团队有区别吗？

丁沪生：有区别，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旦讲过了，容易给人造成评价文化好坏的印象，但我还是讲讲吧。是有些区别，比如说美国人做事情往往会先做了再去想会遇到哪些问题，可能欧洲会先开若干的会议讨论，而日本的文化等级观念非常重。我讲的这个情况并不是IBM特有的，其实我们已不再自称是全球企业，而是全球整合企业（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就是无论我们在哪个国家，公司的流程都是一致的，所以在IBM内部，这种差别会更小一些。但是美国毕竟是个移民国家，很多人也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这个国家历史也比较短，它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殖民者手上把自己解放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是东西方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它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面，我觉得无论是在美国企业工作，或者是在美国接受教育，可能在创新和决策方面来说能力都会更强一些。

访谈者：您是学热能的，现在从事管理了，现在也有很多学生碰到这个问题，他们也希望留学能给他们带来转行的机会，这方面留学会不会比较方便一点儿？还有，转专业对于人生发展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丁沪生：关于转专业难度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点，最主要的不在于跨界有多难，而在于你本人有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兴趣。我举个例子，在国内研究国学的，其中有一个是我本科的同学杨立华，现在在北大。他原来是学热能的，你说转专业跨度大，再大也大不过从工科转读哲学，而且还能小有名气。他当时读本科的时候就跟我一样，觉得自己的兴趣不在热能，特别想去学哲学，本科毕业就考了北大的哲学研究生。当时不少同学想我们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专业不做，去研究哲学，但是他成功了。所以，不要首先想这个专业将来有多好找工作，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去选。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你去问西方国家的家长，希望小孩将来能做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回答，我希望我的小孩将来能开心。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而咱们中国人想的就是，这个专业学了以后将来能不能有一份好的工作？有时候在这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变化的，10年、20年前谁都不会想到现在国学有这么热。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当时对外经贸大学有个教授调到了浙大经济学院，我听过他的课，听完之后就非常想到对外经贸大学读硕士，当时我也在读硕士，但国家没有双学位政策，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机会。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变化了？如果当时我一心想去，那我就不读浙大硕士了，重新考也是有机会的。所以，任何情况下，机会总是有的，就看你自己付出多大的努力去争取。

与其谈论难度有多大，我更想强调的一点是：你的热情究竟在哪里？有人学工科学得很痛苦，我当时谈不上痛苦，只是更喜欢跟人打交道，觉得自己的长处可能不在工科，我就希望工科读完再去读个管理。如果你一直往那个方向努力，我相信你是能够成功的。这方面，国外的教育体系比较灵活，你可以修学分制，即使你读了工科专业，把管理系的学分修满了，可能也可以再拿一个学位。我读MBA的第一年，同时在修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硕士，要求很高，必须和本科生一起上课，把缺的专业基础课补上，当时特别累。一年下来，我觉得自己的兴趣还是不在那一块，就把这个第二学位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转行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我周围跨界后很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也许在国外的教育体制下，更容易实现。

幸福就是家庭和工作能够平衡，同时能做喜欢做的事情

访谈者：您怎么看待成功？

丁沪生：我可能因为在国外生活久了，对很多物质的东西看得很淡。我回国后的最大感受就是，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焦躁不安的状态。不管你工作好坏，收入多少，可能在别人看来你各方面都不错，但你依然有种无形的压力和不安定的感觉，内心没有这种平静。我回国后，到现在都经常挤地铁上下班。很多下属都问我，怎么不买辆车或雇个司机？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倒不是你能不能负担得起的问题。我在国外曾经4年才换一部手机，我觉得手机有我需要的功能，声音清楚，可以用蓝牙就够了，没必要常换。我第一个智能手机，是回国后买的二手的，后来因为屏幕摔坏了，我才换了个二手的iPhone 4s。在国外生活久了，很多物质上的东西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了一定的生活质量，就可以了。

对我而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当你老了，回望一生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后悔说我放弃了很多事业上的机会，但是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到时候你回头看的时候会后悔，因为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尤其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都是将家庭放在第一位的。我现在办公地点主要在国内，家人在美国，对家人是有亏欠的。

我的定义就是你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平衡，这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幸福。

当然这很难。你肯定希望给家庭、子女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有时会做一些短暂的牺牲，这往往也是必要的。

幸福就是家庭和工作能够平衡，同时能做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供应链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访谈者：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得怎么样？

丁沪生：我当初选专业的时候，包括去美国读MBA的时候，曾有很多朋友劝我太太，你先生是读工科的，那到美国去读计算机，多好找工作。但当时我的看法有两点：第一点，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出国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美国找一份工作；第二点，看问题要长远，今天计算机软件专业这么热门，也可能在你毕业的时候情况会产生变化。所以，我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第一，选择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第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做一个判断。当时我的判断就是，很多公司在财务、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等各个层面上的竞争已经很深入了，但是供应链层面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当年像我们这样的IT公司或者制造生产企业，首先面临的压力来自成本控制，如何保证供应链在你需要的时间地点以合适的价格源源不断地供应你所需要的信息和物资，这个层面上的竞争才刚刚开始。所以，我更多看到的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供应链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访谈者：那时候您是做了很多研究吗？

丁沪生：我是研究了一下，因为当时有好几个选择，可以去学金融、市场营销或者市场调查，市场调查在当时应该比我的专业还好找工作，做数据分析嘛，中国人比较擅长搞数据分析。但当时供应链在美国已经开始热了，只是没有现在这么热，我看的更多的还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将来发展前景，而不是仅仅根据眼前的情况来做决策。

访谈者：现在这个领域发展得怎么样呢？

丁沪生：从就业市场来说，参照一些人力资源猎头公司的数据，这个专业非常热，中国在这块缺口还很大。

我当时毕业后没几年，这个专业在国内就开始兴起了，国内当时叫物流，我也有MBA的同班同学回国开物流公司的。但是供应链不仅仅是停留在物流这个层面，从一个产品的开发设计到最后的售后服务，整条供应链都应该考虑进去，我们讲的是整合供应链。

我们从哪里找到这些人才？

访谈者：您主要招哪些专业的人？

丁沪生：我个人认为专业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招人的时候更多也会招管理或者供应链相关专业的，或者一些工科的毕业生，但是我认为专业不重要，我们也招法律专业的，因为做供应链也好，战略也好，要跟供应商谈判，了解法律知识肯定有帮助。我们也招文科生。

访谈者：学国学的肯定不会要吧，哈哈。

丁沪生：我的观点是不要把专业看得过重，当然我也理解，从人事部门的角度肯定看专业是不是对口，但是一个人的能力不全体现在他所学的专业，所以我们招的人各种各样的背景都有。如果学国学，同时也具备我们工作所要求的素质与技能，我们当然欢迎。

访谈者：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供应链这个领域并不非常需要专业性特别强的人？

丁沪生：其实，早些时候国内是没有供应链这个专业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常识和全局观念。如果想问题的时候是本位主义，只想到自己局部利益的话，读10年供应链也没有用。

访谈者：您这个部门招的人多不多？

丁沪生：我们这两年业务在增长，人员也会有内部调整，所以每年都招一些人，但是每年情况都不一样。

访谈者：招人主要是网招还是校园招聘，或者其他方式？

丁沪生：各种各样的渠道都有，很多人会自己投简历。我们每年都有暑期实习的机会，其实是作为我们正式员工的储备来培养的，从中会挖掘一些好苗子。另外我们跟好多高校都有合作，到了大四的时候，可能根据服务外包方面的一些需要，对一些专业方面的人才，我们会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教材，包括实习的机会。比如大机，这个只有IBM有，别的公司没有这个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只有我们自己去培养。我们跟高校的合作很多，也是第一批跟教育部签了协议的。

我们做的是服务，服务是靠人，所以我们始终在关注人才这方面。你刚才讲到人才缺不缺，我并不是单纯做供应链的，我做的是服务，而且更多的是技术服务，这就会牵涉到一些前沿领域。像大家现在炒得比较热的云计算，这个概念并不是全新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概念。那么在很多新兴的技术领域，我们能不能找到人才这就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样的人才往往比较专、比较少。其次就是大家要看到一个大的趋势，从服务的大趋势来说，我们为什么把亚太区和新兴市场总部放在上海，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将来发展的前景。从大的服务外包趋势来说，咱们政府已经把服务外包提高到一个战略层面上，而早期的服务外包更多的是停留在一些比较基本的技能方面，慢慢地，大家对中国或印度在离岸交付项目的能力已经有了信心的情况下，欧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会把中高端的一些技能向新兴市场转移。在这一块中国将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巨大的人才缺口。

可能一般人会认为中国这么多高校，这么多毕业生，人才有的是，恰恰相反，现在高校提供的人才跟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根据公司2015年以后战略发展的需要，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人员过剩，而是从哪里能找到这些人才？今年4月我们开过一个网络员工大会，当时大会的主题就是T型人才的培养。T型人才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为什么我们在公司内部重新提出来再加强，就是希望培养的人才除了有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外，还有比较宽的知识面，自身的适应力也比较强。从公司角度来讲，在我们的业务有变化的时候，需要员工能应时而变。从自身发展来看，可以增加市场认可的有价值的技能。无论你今天在IBM工作还是到其他地方工作，这些技能都会让你受益终生。

所以，我们培养人才是非常开放的，也是不遗余力的。那些离开IBM的员工，我所遇到的无一例外都非常感谢IBM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技能发展提升的机会，正因为在IBM的经历，才能使他在社会上更充分地发挥自身价值。反过来讲，离开IBM以后，对IBM的感情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其他领域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们是一直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去培养人的。

很多固定思维你都可以去打破

访谈者：您认为留学在什么年龄段最好？

丁沪生：现在的趋势是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很多可能初中甚至小学就出国了。我个人认为：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解；第二就是他们要有汉语能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大部分中文都不好，很多人都是能听懂，但不会说，更不要说写，还有就是他们不太认同他们是炎黄子孙。从这两点来考虑，我的想法是国内出生的小孩出国留学，第一个时间点是初中毕业，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语言基础已经没有问题了，不会忘掉汉语了，还有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价值观，对文化已经开始有认同感。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出去读研究生。

这两个时间段各有利弊，出去读高中的好处在哪里呢？你读完初中以后数理化基础已经很扎实了，在现阶段国内教育体制下，读高中是浪费时间。去美国读高中，只要半年的时间，我的观察是语言就没有问题了。你通过高中三年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国内对美国的高中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中学教育质量不怎么样，数理化都很差，连加减乘除都算不清楚，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但是美国好的高中非常出色，而且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小孩子整天都在聚会，他们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在培养一些实验技能和领导能力，许多能力是在中国的高中得不到的，这奠定了你去大学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我选这两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读完书以后是一定要回国发展，那我认为在国内读完大学有好处，这并不是指学到多少知识，而是因为人脉资源，因为如果你从高中就出去读书，读完大学回来，很多层面上已经西化了，在国内也没有什么朋友，而大学的资源可能是你一辈子受益的资源，这个很重要。所以，没有什么一定要去读的时间，但是我认为这两个时间点的选择很重要。

我跟美国人也探讨过，美国文化是小孩子开心就行，所以一般人讲美国是孩子的天堂。我跟美国人讲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是，如果你小的时候不勤奋，老了就得加倍勤奋；你小的时候勤奋，老了生活就会舒适，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美国不是这样的。

美国有部纪录片可以去看一下，叫《两百万分钟》，这个片子选了三所高中，其中一所高中刚好就在我家人住的那个城市，第二所是上海的一所高中，第三个是印度的一所高中，比较了三个国家高中的学生是怎么支配他们的高中三年的。这个片子的用意是为了给美国政府敲响一个警钟，指出美国教育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为什么在数理化竞赛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因为美国学生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只有中国学生的一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学生这么辛苦，花了这么多时间读书，一旦进入大学或者走入社会以后，能力并不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所以，我更多的是看到美国教育的优势，或者是他们更侧重培养人的能力。

反过来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把他送到国外去，父母又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那小孩在思想还不成熟的时候有可能会走偏。还有一点是我的个人观点，小孩出去，受益最大的不是那种最出色的小孩，因为如果这个小孩就像天才一样，非常聪慧，那这个小孩放在哪里都没有问题，在国内也可以考一流的高校，在普通高校里也会脱颖而出。受益最大的是哪种小孩呢？就是在中学里面，也不是在最顶尖的中学里面，只是中等上下的成绩，这样的小孩往往到了国外以后自信心会大幅度提升。因为在国内，他再怎么努力，还是处于中等层次，但是到国外以后，他会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能力这么强，数理化绝对没有问题。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在国内这个小孩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了，但出去之后，突然一下子变成班里的前几名，自信心很强，毕业以后就留在当地工作，整个人都变了个样。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儿偏颇，但我认为留学对这种小孩可能帮助特别大，尤其是你发现这个小孩的天性在国内很受压抑，在学习上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天半夜才睡觉，苦苦挣扎，但是排名还是在中等位置，这对小孩本身是一种摧残。这个时候你把他放到国外，往往他压抑的天性就会迸发出来，个性上一些自由的、不受常规约束的、创造性的灵感突然迸发出来，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受益非常大。

什么时候出去还是因人而异的，第一个是看你个人的心理发展成熟程度，第二个是在国内学校学习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第三个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留在西方，或成为世界公民，将来到哪里都无所谓，这样可能在高中出去意义就更大；但如果将来一定要回国工作，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强调人脉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留在国内读完本科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访谈者：您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回不回来？

丁沪生：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有明确目标的。你只要看中国留学生选择的专业就能发现，以前中国人学统计学或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比较多。很多文科生出去读软件，我不相信他是因为对软件有特殊的爱好，或突然对软件开发有激情才去学的，更多是想留在国外找工作比较容易，而且这些专业是当时国外所需要的。

我出去也是有自己的目标的，我的目标就是想回亚洲发展。我读MBA入校没多长时间，商学院的副院长就跟我讲，这句话我终身都不会忘记，他说，我们美国是不需要你这样的人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选择来读商学院，但我们美国需要的是技术方面的人才，从引进人才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缺管理方面的人才，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第一代移民，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文化层面，你都不具备优势，要跟我们美国人竞争管理方面的工作，就意味着你必须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周围的朋友同学都劝我应该去读计算机，但是我想的是我读了管理以后，可以回到亚洲来工作，当然我因为家庭原因并没有立刻回来，而且，我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推翻了那位商学院副院长的说法，我实习的时候就拿到了6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思科。在我去思科之前，思科没有到我们商学院来招过人，现在我们商学院每年都有到思科去工作的，所以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打破它。

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访谈者：有很多人去留学却并不确定选择什么专业，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丁沪生：专业还是因人而异，首先得搞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将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那是一种答案；如果是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那就业前景就是次要的，所以要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真正非常成功的人都在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所以我个人还是主张选专业时要充分考虑个人的兴趣爱好。

另外，留学地点的选择也要考虑，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同。没有什么答案是对的，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要看你自己怎么规划。如果你把长远的目标规划得过细，每一步的目标定得太具体，在过程中遇到一些方向性错误的时候，就会茫然。我觉得可以定一个大的方向，但不用定得太死。选择每一个目标，做每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帮助我离那个最终的目标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做一些选择，如果你做某种选择只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意，这种选择往往是错误的。

我跟我的员工也经常讲，如果你离开IBM去另外一家公司，我希望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因为你现在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犯错误的，也许你找的下一份工作比现在还要糟糕。反过来讲，你也不要因为一个短期利益，比如这家公司多给了我10%的工资，那么我就跳过去，那可能并不是你喜欢做的工作，同时会离你的中期或长期目标更远，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走了弯路。

因为我喜欢不停地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我在IBM可能平均不到两年会换一个岗位，每个岗位作都会有新的特点、新的挑战，这也是我讲的T型人才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你永远停留在你认为比较舒适的领域，安于现状，最终你会被时代所淘汰。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可能时时在变化，整个社会也时时在变化，如果你跟不上这个潮流，那么最终淘汰的就是你自己。

[2]　2013年底，丁沪生离开了工作多年的IBM，参与创立了一家总部在美国的高端房车公司（美国GCT房车技术集团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裁。

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发现自己

邓刚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访谈者：您是自己决定出去的？

邓刚：我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的本科，科大的出国风气很浓，可能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不像北大、清华那样诱惑会多一点儿。其实，我在大学里不是个好学生，我是1984年进的科大计算机系，那时方励之是副校长。

那时候有个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每年在中国招100多人，科大就占了其中40%左右。这是80年代初的时候李政道和杨振宁的项目，录取的学生就可拿到全奖，进美国排名前20的研究生院读物理博士。当时，整个科大出国氛围很浓，我们经常在吃饭时取信，一看那些信，外国来的比国内的都多，好多都是国外来的申请资料，厚厚的，花花绿绿的，挺显眼。

我那时候不好好读书，经常逃课，但临毕业时就遇到“毕业后干什么”的问题。那时我有个朋友，他比我高一届，叫高扬，我们经常一起逃课外出旅游。1988年寒假结束时我跑去问他，我们今年去哪儿玩呢？他说，在国内也没什么好玩的，干脆出国玩。我听了就说，好啊。上大学的头几年我没在意，也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英文比较差，各科里英文是相对较差的，而且听力最差，我也不喜欢，所以整个考试里面我唯一不及格的就是英文听力，但还好，它只占英文总分的10%。那时候，我父亲是一直希望我出国的，他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他说我书读得好，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出国去增长一下见识，回来报效祖国。但我那时根本没兴趣，觉得中学读书已经挺辛苦了，好不容易到了大学轻松一下，干吗还要出国受洋罪呢？后来，我父亲在我大二结束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对我有些触动，因为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还在提出国的事情。虽然有些触动，但是我还不是很想出国，直到1988年，我的朋友说的那句话对我触动挺大。我想，我也快毕业了，也不能老在学校里面混了，那毕业以后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干脆就出国去呗。人就怕无聊，总得找点儿事情干。

想出国了，但怎么出国？首先就是考托福。那时候考托福还挺贵的，要30美金，但那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40块钱。30美金，那时候的汇率是1:8，就是240块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是好大一笔钱。所以，我们得分次向家里要钱去凑托福的考试费。母亲听说我想出国很受震动，她知道我在大学不好好读书，这一直让她很操心，现在觉得这个儿子有点儿想改邪归正了，因为想考托福出国了。她其实认为我是考不过的，因为她知道我那时候已经两三年没碰英文了，但还是支持我去考，尽管要花一大笔钱。

我准备考托福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我去找了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师兄，他懂得出国所有的流程，算是当时的牛人。我就去问他，我想出国，应该怎么准备？我那时只知道要考托福，别的都不懂，他就一五一十地把整个流程都告诉了我。我就去上了培训班。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参加摸底考试，我英文听力考得是一塌糊涂，比随机选的还要差，这个结果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以前读书一直很顺，原来是我们省数学竞赛的第一名，高考的时候其实也是第一名，只是有道数学题我是用奥林匹克算法解答的，和别人的算法不一样，就没拿到分，成了全省第三，后来科大的招生老师还去复查了那道题。所以，这事就让我特别受打击，之后就努力去补学英文，挺苦的，当时还没有新东方。再后来又去考GRE，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拿到全奖出国了。

从硅谷回到北京创业

访谈者：出去得这么辛苦，怎么又回来了？

邓刚：我1989年去的美国，去的是亚利桑那大学，进科大时学的是计算机，后来到美国申请读了经济系。美国有些大学的综合排名不是很好，但是有些系的排名很靠前，即使排名不是很靠前的系里有些专业也很强。像我读的经济系里就有两个牛人，一个是我的导师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寻租理论的创始人，另外一个就是实验经济学的鼻祖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在2002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个人都很厉害。

读书时，也还挺顺利的，博士资格考试都过了，做论文还选了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比较贪心，结果进展就比较慢。这时我那个朋友高扬，他跟我同年出国但没拿到奖学金，但过去半年后也拿到全奖了，他成绩差一点儿，但脑子很灵活，他读的物理系，但觉得读物理没前途，于是就放弃全奖去读计算机，读了一年就跑去硅谷工作，我博士读了四五年时，他已经年薪10万美元了。他跟我说，你以前是学计算机的，现在读什么博士啊，读博士一年就拿一万美元的奖学金，也没什么前途，就当个教授也很穷，压力也大，还不如过来做计算机吧，再说硅谷也挺好玩的，朋友也多。那时候，正好我写博士论文的进展也不顺利，一个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平均要7年才能拿到，很多学生都是先去大学当助教再继续写论文，一两年后再回来答辩拿学位。我就和导师说，我想先工作，再继续写博士论文。戈登就说，以前有些学生都说出去赚了钱再回来完成学位，结果没一个回来的，因为出去以后都挺顺利的，就不肯回学校了，你会发现工作能赚那么多钱，而再回来完成学位至少得花一年时间，所以一般人就不回来了，估计都得等退休没事干了再回来完成学位。他同意我去工作，所以我就去了硅谷，又去做计算机了。

我是1995年到硅谷的，那时出了互联网浏览器，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所以有很多机会。我去工作时就发现自己在学校待得太久了，工作中成长比较快，和学校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才工作了4年，就觉得在这一领域里技术已经做到头了，那时我已经做到了日立半导体北美公司的IT技术主管。我原来觉得那份工作很不错，薪资很高，又很轻松，上午10点钟上班，晚上7点钟下班，但一天真正工作的时间就两个小时。那时日立半导体的IT没什么新的项目，我只是去维护它现有的项目，只要系统不出问题，不宕机就行。那工作钱多事少，又很有保障，所以那时我买了房，还买了辆保时捷敞篷车，很舒服，开着跑车上下班，赚的钱比直属上司还多。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我那时候开发SAP（企业管理系列软件），当时这个技术领域很缺人，所以薪资很高，但像我老板属于管理层，管理人才很多，所以薪资上不去，物以稀为贵，员工可以比老板的工资高很多，甚至可以多5%~60%。我曾经做技术培训时，看到有的老板来参加培训，很奇怪，问他来这儿干吗？他说，自己没有这种技术，但看到手下赚这么多钱，所以也想学学，特别有意思。所以，有段时间我觉得这工作真好，但是后来就不行了，觉得太无聊了，太闲，没有成长，也没有上升空间，如果对快退休的人来说这工作很好，但我那时候还太年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个四五年没有问题，但是再往前看就不一定了。那个时候，我就两个出路，要么去顶级商学院读个MBA，要么去创业。读MBA得花钱，大约得花20万美金才能拿到学位，出来后可能就进入管理层变成我老板这种人，钱赚得会更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创业，正好其他几位朋友也有这个想法，于是我们6个人一起从硅谷回到了北京，在2000年的时候，拿到400万美元开始创业。

我们的人生一直面临着很多选择

访谈者：您现在是奇瑞控股的首席信息官，怎么又从创业者变身为打工者了呢？

邓刚：其实我们的人生一直面临着很多选择。从小到大，比较大的选择，就像我们中学时的文理分科，方向就不大一样；上大学时要选择某个大学，选择某个专业；后来去工作也还是要选择创业还是打工。选择创业其实是给自己打工，但是你还是有老板，除非是完全拿自己的钱来投资，但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都有一些外部投资者。想创业也得看你有哪方面资源，也要有比较优势，做产品、做服务、做职业选择，都得看一下你和别人相比有什么优势。比如在校园里摆个摊卖报纸也是创业，但是这样的创业其实没什么特别优势，只是放下身段做事情而已。

我选择回国创业，是因为那时候看到有个比较好的机会。当时，我们是做一个电子商务软件公司，因为有一天一个朋友跑来找我，说国内有一个机会，钱也有，项目也有，就缺团队，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去做事情吧。后来，我们先回国了解了一下，觉得项目还不错，就辞职回国了。

访谈者：为什么没有选择在硅谷创业呢？

邓刚：国内有个投资商看到有这个机会，但缺团队去执行，就跑到美国硅谷去找团队。我有个朋友是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的会长，他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就拉了一些人加入。这个项目的钱来自国内，团队来自硅谷，但要回国来做。那时一共投入了400万美金，我们回来后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团队，100多人一年就得有1 000多万的成本，因为平均下来一个人的年薪就有10万人民币左右。

创业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不像去读MBA或去华尔街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有好的平台，还有保障。尽管给了你3 000多万，但是两三年就花光了。我那时还负责公司的商务拓展，跑到上海的上汽集团、上海医药集团去介绍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想卖给他们。上汽集团说，我们这边现在连ERP（企业资源计划）都还没上呢，做这个?! 但他们对我们的团队很感兴趣，说上汽集团不缺钱也不缺项目，就缺人才，也可以投资我们，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得给他们做信息化项目。当时我们不想给人家做这种项目，认为只赚点儿小钱没意思，就想做产品，像SAP这种，因为这种产品可以规模化，做到上市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就可以自己选择如何生活了。所以，我们没有接受，结果就没能合作成。后来，我们发现产品和市场不是很匹配，钱花得很快，后期的投资也找不到，原来的投资商又不愿意继续投钱，公司有产品但是没有市场，客户觉得你的产品太新，他的管理跟不上。再后来，我们这家公司就转型了，因为原来的产品线做不下去了，我们做得太超前，我们这个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是企业对企业的计算机化，而那时还是2001年，当时中国整个管理领域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但我们那时全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在做，所以就决定转型，不做电子商务，改做视频会议管理系统，这样就可以卖给应用商，像移动、联通这些公司，但这个不是我想做的，于是我们6个人中有三个离开了公司。

离开公司后，我就另外找了个合作伙伴，跟上汽集团说，我们另外成立了一个公司帮你们做内部的ERP实施，他们挺高兴，所以我创办了第二家公司。但是，这个公司是由上汽集团控股，他们说我的这家公司是国企，不是风险投资而是产业投资，没法做小股东。当时协议，如果主要业务都是由上汽集团提供，那上汽集团就是大股东，但是如果以后公司在其他企业拿到的业务量超过一半，就把创业团队的股份提到一半以上，因为这说明公司有市场竞争力，不是仅仅靠上汽。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的，没想到第二年我们从其他企业拿到的业务量就超过一半了，我们就去和上汽谈想改变股份结构，但上汽研究之后却说没法改，因为担心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没改成。这个结果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原来希望把公司做成像EDS（电子数据系统公司）那样的，EDS是家很大的公司，当初是通用汽车培养起来的一个IT公司，创始人是叫罗斯·佩罗，这个人很有钱，还独立竞选过美国总统，但没成功。EDS靠通用起家，后来成为美国三大IT公司之一，前一两年被惠普并购了。我也想学EDS，借助上汽集团，让公司慢慢长大，然后从风险投资那里融钱，有钱进来就再扩张，再招人，扩大产品线，做广告等。然而，当我去和那些风险投资商谈时，他们都说，上汽是你公司的大股东，没法融资，没办法，后来我就把我的股份卖给上汽了。

卖了第二家公司之后，我暂时也没有好的创业项目，创业不是随时等着你，像找工作似的，说换就换，所以我就去了复星集团。我去了那里做首席信息官，因为在上汽那边也是做首席信息官，复星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在复星干了一年之后就又离开了，那次是因为我母亲有高血压，还患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我得去照顾她。

后来，我又去了苏州一家公司，是做空气净化的，在苏州工业园区里。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技术，采用离子风技术把污染物全部吸附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创始人也拉我入伙，我的前提条件就是过去做首席执行官，还要有比较多的股份。然而，我过去几个月后，就发现他们那里有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所以创业真的不容易。

其实，在那之前半年，奇瑞集团就找过我，但是当时我觉得有机会创业，还是选择了创业。后来奇瑞一直找我，跟我说创业风险很大，还是到我们这边做高管好了。

访谈者：是因为您那边有朋友还是猎头找你？

邓刚：他们通过猎头找我，我也不想直接和他们沟通，这会产生问题，因为会谈到薪资，谈不好会伤感情，通过第三方来谈比较好。后来，在苏州这家公司的创业也不顺利，和我原来的一些假设偏离得比较大，所以我就决定去奇瑞做首席信息官了。我觉得人没必要一条路走到黑。我现在在奇瑞做高管，但可能过个两三年，有好的创业机会时又会出来创业，这也是有可能的。

访谈者：您现在就管理奇瑞的信息化这块？

邓刚：不是，因为我经历比较复杂，所以做的事情也比较杂，集团里的一些管控和创新方面的工作我也会管理，我对这块也懂一些。

海归还是有优势的

访谈者：您到过上汽这样的国企，现在又到了奇瑞这样的民企，这两个企业中的海归多吗？

邓刚：海归有一些，但都不是很多，他们偏技术的人才比较多，做IT的也有一些。

访谈者：您现在管的那一块里面海归多不多？

邓刚：也不多。

访谈者：高层中多吗？

邓刚：总的来说海归不是很多，但是有少数海归都是属于高层，因为高层里也有很多主管销售、制造之类的，而企业里的海归大都是偏向研发、IT这两块。

访谈者：海归回来收入怎么样？

邓刚：年薪还是比较高的。

访谈者：大概多少？

邓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别人的薪资是多少。

访谈者：在奇瑞有没有年薪上百万的？

邓刚：还是有的吧，但每个人都不一样，这要根据你的岗位需求和你的经历。

访谈者：您现在管理的这一块，会接受刚毕业的人吗？

邓刚：如果只是做技术工作是可以接受的，但要做管理肯定不行。

访谈者：如果是从美国某所大学毕业回来，但只是刚毕业的学生，您会用他吗？会用他来做什么呢？

邓刚：也会招，招过来管理设施、机房，这样的人得从底层做起，薪资不高，一个月几千块钱，上万元的没有。

访谈者：那么一些核心的岗位，需要有什么样经历的人才呢？要在海外工作过很长时间？

邓刚：不一定要有海外经历。

访谈者：就是说他在国内有相关的经历也一样，那这样海归还有没有什么优势？

邓刚：还是有优势的。

访谈者：有优势？不是国内和国外的经历都差不多吗？

邓刚：不是，像我手下的这些人就不太需要有海归背景。

访谈者：搞信息这种经历不是很重要吗？

邓刚：当然有帮助，比如在决策层面，可能对你的海外背景、经历比较看重，但是再往下能做事的就可以，海外背景就不那么重要了。

访谈者：也就是你们在招聘一般员工的时候，并不太看重有没有海归背景，但是会看重个人的一些素质？

邓刚：对，但是有海外背景肯定会加分。

访谈者：你看重他什么呢？

邓刚：有海外背景的人薪资可能会多个30%，我们会看重他们的视野比较宽阔，适应性会比较强，做事也会比较独立，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驱动力，而国内的学生在这方面有些不足。

访谈者：想听听您对这两种人的看法？

邓刚：国内的学生已经习惯在家长设置的环境里面成长，你去读书、考试，路都帮你设定好了，家长、老师会问你作业做了没，考试考得怎么样等等，融入性比较差，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也比较差。而去海外读书，主要得靠自己，国外教育也不大一样，他们经常会问你喜欢什么？喜欢理科还是文科？一个项目交给你，要怎么做都得自己去找朋友、找书、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技能对企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访谈者：您感觉普遍来说，海外回来的人的独立性、认知能力和其他能力要比国内的学生稍微强一些？

邓刚：对，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出去读读书，挺有帮助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访谈者：在海外这么多年，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邓刚：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发现了自己，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访谈者：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

邓刚：国外是以人为本，自己为自己负责，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有多大的成就，都得看自己的兴趣和努力。然后，社会上会提供各种条件来帮助你成功，帮助你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这个很重要。我们活了一辈子，有时候反过来想想，就是想要追求一种自我实现，追求一种幸福的生活。我看过很多成功的人，他们工作也并不是为了赚很多钱。如果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那不仅是无聊，也是很糟糕的人生。人最怕无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能够让自己有满足感、成就感，然后又会对社会有所贡献，那就很好了。

访谈者：在美国，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还是学校的教育让你感到有这种推动？

邓刚：都有，学校有这种教育，我是大学毕业后去读研究生的，对这种教育的感受比较小。我的儿子今年10岁，在美国生活，两三周前我去参加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国际文化遗产日的活动。美国是个殖民国家，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像我们都是移民。我儿子读五年级，同年级的大概有四五百个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这个活动，就是要你了解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要你穿上你的民族服装做一些表演，戴上你的民族饰品讲出你的故事，跟大家分享。那天表演的同学来自五大洲66个国家，小孩表演时不一定要参加本民族的队伍，像我儿子就是参加爱尔兰的，表演的踢踏舞，出场的时候就像奥运会似的，举个牌子说来自哪个国家，然后穿着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衣服表演。

访谈者：您儿子上的是贵族学校还是普通学校？

邓刚：是美国一所挺好的公立学校，靠近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普林斯顿在美国排名前三，所以那所公立学校在美国排名也比较靠前。学校的生源比较好，家长很多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整个学区在美国都属于比较好的，美国的公立学校只有本学区的小孩才能读。

访谈者：这点和中国差不多。

邓刚：有点儿像。这只是教育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让孩子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的历史和祖先在哪里？比如我儿子就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移民到美国的，每年移民多少人等等。这些知识他们都会去了解，也知道自己国家有什么特点，这样，他们也很为自己的国家骄傲。我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就非常好，虽然各自特点不一样，但现在都在美国受教育，都为了共同的美好家园和理想在努力。

访谈者：就是说美国教育很早会从各个方面来帮助孩子的成长？

邓刚：对。

访谈者：您认为我们国家在汽车领域，还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吗？

邓刚：还是缺的，企业一直都在找人才，很多高端人才去上海或北京是愿意的，但是愿意到奇瑞的芜湖总部的人还是比较少。我自己都是犹豫了半年才过去，感觉就像上山下乡，所以周末我经常开车三个半小时回上海。

访谈者：奇瑞一般会从哪里招人呢？

邓刚：高端人才主要还是通过猎头，因为像我们这种人要自己去投简历是不可能的。

访谈者：那一般人才是去大学里招聘吗？

邓刚：对，去大学，还有网上招聘，或者朋友介绍，我还去找过以前的下属。

访谈者：高端人才只能通过猎头？

邓刚：也不见得，高端的可能通过猎头，也可以通过高管互相介绍。

创业后再做高管眼光会不一样

访谈者：您现在做企业高管，以前也创过业，高管和创业带给您的兴奋点在哪里？

邓刚：创业的兴奋点就是你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大的潜力，有可能做几年就能够把一个企业做得很大，比如Facebook（脸谱网）、谷歌或百度，会影响整个社会或者生态，这样你会很有成就感。我感觉钱是次要的，一个事情你做成功，钱肯定会跟着来。除了成就感，另一方面你会急速成长，创业就是逼着你成长。就像以前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年轻，二十几岁就当师长、团长了，带了几万人，他们也是创业。如果按部就班，像现在和平年代，他们什么时候能混到师长呀，估计至少也得三四十岁。但是，他们那时候要打仗得快速成长，不成长就牺牲。创业不是打仗，死不了，最多失败了再去找份工作，但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挑战，很吸引人。一方面挺刺激，一方面也挺累的，创业的时候没有下班的概念，下班还得想着这公司是你自己的，脑子还是摆脱不了：钱是不是不够发工资？客户什么时候签约？压力挺大的。但是做高管就不一样，高管有一个平台，就管很窄的一块，不管是管技术还是财务，把自己工作做好就行了，压力小很多。创业是高风险高回报，做高管风险低但回报也相对较低，还得慢慢往上爬。创业后再去做高管，你看整个公司的运作时，眼光会不一样，会理解老板为什么做这种选择，如果没创过业你的眼光会很窄，就只看到自己那一亩三分田，不知道别的部门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创业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访谈者：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邓刚：还是一种自我实现，还是想对社会有些影响吧。你可以通过创业，给社会带来好的效益，也可以通过比如奇瑞这个大平台，在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像我现在做首席信息官，可能过两年我变成首席运营官，变成总裁，都是有可能的。你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机会，会有很多新的想法，所以很难说我会在一个地方一辈子做什么事。自我实现可以通过创立新的公司，也可以继续在奇瑞把它从现在400亿的规模做成4 000亿的规模，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像杨元庆，柳传志雇他来做高管，他做得也很成功，也很有成就，所以这得看情况。

电子商务和汽车行业还是一个朝阳行业

访谈者：现在中国电子商务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邓刚：这个行业还是很好的，电子商务只是IT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IT的面其实很广，像iPhone也是IT的一个应用，乔布斯也是做IT的，他成功是因为他能够把IT技术和艺术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人类的发展从最初开始狩猎，到后面学会耕种，有一个很大的飞跃，稳定了食物来源。从农业化时代到工业化时代，效率提高了很多，现在到了信息化时代，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能够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所以，我认为不管是电子商务还是汽车行业，总的来说都还是朝阳行业，以后还有很大的发展。

访谈者：中国的市场成熟吗？

邓刚：我以前做的领域市场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偏企业的信息化，其实我那时候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信息化总的方向没错，但是我应该选择针对个人的信息化。比如张朝阳，他做搜狐网，就是面对个人，让大家更容易看到相关的资讯、新闻、游戏，就很成功。或者像百度，做个人搜索，这样创业更容易成功。我那时候的信息化是针对企业，企业应用很复杂，就比较难成功。但是，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企业都和信息化相关，百度、阿里巴巴、盛大、搜狐，都是利用了信息化的趋势。

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去改变这个社会

访谈者：您经历过中美两国教育，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教育？

邓刚：一个民族走向哪里，国家会怎么样，主要还是看国民的素质，国民素质主要还是看教育。我觉得中国教育本身有很大的问题，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对小学、中学、大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中国的基础教育采用的都是那种培养技术工人的方式，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人格养成，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学习很好，但是我自己对这种教育方式是很反对的，因为觉得错过了很多时光，本来应该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时间都浪费在题海战术上了。有很多人其实很优秀，只是考试成绩不好，就比较受打击，这样的教育会使整个国民的素质受影响。所以，我觉得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去改变这个社会，是更加可行的一个方式。

那绝对是非常丰厚的一段人生

陈君红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入选中国“千人计划”

其实当时也很糊涂

访谈者：您本来在国内读研，结果读到研三的时候就不读了，然后出国，为什么？

陈君红：我当时在同济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读完本科以后就直接保研了，有幸成为暖通界非常有名的陈沛霖老师的学生。读了一年以后，刚刚开始提前攻博，不用再考试了。

我大概是1997年开始提前攻博，1998年下半年就去了美国，我记得是8月10号走的。这中间怎么就决定去留学？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其实自己也很糊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我觉得，主要还是受我当时女朋友的影响，她比我小三届，是1994级的，跟我同一个专业，武汉人，中学毕业于华中师大一附中，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她有很多同学在全国名校，所以她也可能受到这些同学的影响，就有出国的想法，然后就影响到了我。

我是从江苏农村考进大学的，视野其实很狭窄，就想考个大学读个研究生，然后出来找个好工作。但是，有一点我很明确，就是我从读大学开始就喜欢当老师，我就想成为一名老师。这也是有原因的，我在大学成绩还不错，总有很多同学向我请教，我也很乐于给人家解释，后来慢慢地我发觉这是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有特长。不过，那时没想过到国外当老师，但是想过留在同济。我读本科时就有这个想法，读研究生时这个想法就更强烈了，至少这个理想不那么遥远，因为前面师兄师姐都有先例。所以，这个对留学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影响到了留学以后我会干什么事情。

访谈者：按规定您应该在同济读5年的吧？

陈君红：差不多，我们当时已经在准备考GRE、托福了。那时我女朋友还没有很明确要出国，因为那时我们关系还在发展阶段。但我这个人做事情是比较执着的，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

当时，我就一个学士学位，所以现在想，当时肯定是没想清楚，但是内心很希望把这件事情做成，就感觉美国是个很发达的国家，自己也很好奇，想去看一下，哪怕有个了解也是很不错的。还有一点，当时我感觉在同济还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那时项目比较少，比较空闲，研究的课题很多也是虚拟的，所以当时有那么一点儿意识，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促成了我往留学那个方向努力，让我有时间去考托福和GRE，要是项目忙的话我也没时间考了。

访谈者：看来您是主观因素比较多，当时想出国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正好美国有个项目或亲戚，被动的因素比较多，而您完全没有。

陈君红：出国完全是我自身的想法，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90年代初出国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海外关系，但是1995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通过考试自费留学。我没有通过任何的中介，完全是靠自己。

我准备出国的时候，就参加了许道正开的英语培训班，他是上海本地的老师，讲课很有渲染力，说美国多好多好，让人很想出去。他讲英语的时候也非常生动，还讲一些美国文化和先进的东西，能够激发学生的斗志，这个只是外因，但我看到了很好的机会，不过当时我真的没有花时间比较国内国外哪个比较好，当时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内心很向往美国。

我记得当时好像从1997年3月开始攻博，11月考GRE，1998年1月考托福，3月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6月办退学，8月去美国，一切都很顺利。我当时申请的学校也很少，10~15所，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也不可能申请那么多，再加上有的学校也过了截止日期。那时网络还不发达，计算机也没有，我当时是用学校一位老师的邮箱申请的，申请学校老师和我联系时都是发邮件到这位老师那里，再由她转告我。所以，当时完全是自己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想来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刚去美国，只想着怎么说英文

访谈者：那您当时去了美国又是什么感觉？

陈君红：当时去了美国后，脑子都没法转了。第一次坐飞机，坐我身边的是我的一个老乡，很巧，我就觉得我人生很多时候有贵人相助。当时航班是先飞到东京，再到西雅图，然后转美国国内航班到孟菲斯，再到密西西比，我的导师是美籍印度人，他到机场接我问我，Are you John？（你是约翰吗？）估计是“jun”这个音不会发，我就糊涂地说，No，I am not。（不，我不是。）他没见过我，不过我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觉得很像，问过后就确定他是我的导师了。然后在车上我和他交谈，这可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用英语交谈。一连十几个小时，一直也没休息，脑子完全想不了事情，因为当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就只会想怎么用英语说话，其他都想不了了。

我的导师非常不错，带我到麦当劳吃了晚饭，然后把我接到他们家，晚上住在他们家。我稀里糊涂地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是他叫我起来吃早饭。当时，我就感觉那个过程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真发达，水龙头一开冷热水都有，这个第一印象特别深，还有厕所里面都有卫生纸，现在想起来都很正常。刚去美国时很不适应，一个是没地方吃饭，学校有餐厅，但我不熟悉那边的环境，只能在招待所里面让中国同学帮我买些可乐和方便面吃，吃了几天后都想吐了，觉得没有中餐吃真难受。于是就非常想家，刚来自己也没多少事情干，又融不进去，那时恨不得立马回家。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学校里面也有中国人，我和他们交了朋友，又开始上课了，慢慢就好了。那时候打电话比现在贵多了，一分钟是1美元左右，我家的电话是在我去了美国以后特地装的，所以就只能写信寄回国，再隔段时间打电话给家里和我女朋友，她是那年年底去的美国。

我觉得留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虽然我在国内语法学得很好，但是口语不行，这就导致很不自信。上课的时候很多单词不认识，当时GRE的词汇有20%能用上就很不错了。不过，我当时的目标还是没改变，在美国当老师，要毕业于好学校，一般三流的学校毕业生是很难做成老师的。美国对教授的要求是要有博士学位，非常优秀，几百个人才挑一个，我当时也还没那么深刻的认识，但至少知道要去一所好学校。

我先去的密西西比大学，那所学校不是非常好。后来也巧，我有一个同济的师姐，去了明尼苏达大学，她当时的导师课题组里正好有个美国学生退学，据说是觉得课题太难，我师姐就和我联系，问我想不想来？她和她导师说了，可以推荐我，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后来就和这个导师联系，她很快就录取我了。

在美国转学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关键在于导师，导师想要这个学生的话，转学很容易。导师主要是为项目考虑，有决定权，所以我遇到贵人，也就转到那所学校了。那所学校机械系全美现在大概排在第十一、十二名，我进到这么好的一所学校，离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但是，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我在明尼苏达做的课题是等离子体静电除尘，和我原来专业完全不相关，这就是转专业了。学校我很满意，但是这个项目不尽如人意，不过后来我咬咬牙也挺过去了，结果还不错。后来想，换个方向也好，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哈哈。

不轻易放弃，奇迹就会发生

访谈者：后来您怎么又去做了纳米研究？

陈君红：如果说前面去美国是有计划的，那后面就绝对是偶然了，完全不可预测。明尼苏达大学在北部，那年下了多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很冷，我就穿了一件大衣，从实验室到家腿都冻得通红。开始当然有很多困难，项目要从头开始做，还有我的导师简·戴维森，她一开始就对我很严格，后来看我做的研究就非常喜欢我了。我后来发现，在美国比较成功的女教授（当然这没有任何性别歧视）都是很强势的。那时她对我说话就是把眼睛一闭，然后说，我出钱，你得把这个项目做出来，懂不懂？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这样说对我打击很大，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不过我们做的是数值模拟，这个东西要么是1，要么是0，没有中间过程，只有全部做通才能出结果，所以开始没结果出来的确很难受。不过我师兄师姐对我都很照顾，这点比刚到美国的时候好多了，没那么孤独。我博士读了3年半，但是真正出结果是到2001年初，前面两年基本没出任何结果，我当时就想，是打退堂鼓还是继续做呢？很矛盾，但后来还是咬咬牙坚持了，终于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结果出来了以后我拿给导师看，这下她比我还激动，因为她以前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出成果的，她曾经还对我说，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do that。（你不会做出成果的。）从那以后，她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是她课题组里面博士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论文引用在这个领域里也是排前几位的，实用价值很高，所以她非常高兴，态度改变也很大，到快毕业的时候更喜欢我了，对我像家人一样，叫我去她家吃饭。

所以我也给学生一点建议，就是有时要从导师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拿到项目，如果做不出结果，其实有很大压力。这种情况在美国科学研究领域很普遍，因为一般一开始就知道结果的东西，反而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就是因为不知道结果，过程变数很大，才需要研究。我当时不是想打退堂鼓吗，我想大不了就毕不了业嘛，天又不会塌下来！其实做科学研究，结果不一定总是你想要的，但是只要过程中对它的认识有一个深度也是可以毕业的，不是说做不出好的结果就毕不了业，但当时我就想结果做不出来，导师就会不高兴，就不会让我毕业。我是比较自私的，觉得做不出来就拿不到博士证书，天又不会塌下来。但是现在我做了导师，就发现导师压力很大啊！做不出结果就没法交上去，就拿不到经费，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其实导师的压力更大。所以，不要轻易放弃，有时候就会发生奇迹，但不能光等着。

访谈者：这样您和您导师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陈君红：对，我们关系就融洽了许多，2001年她来中国，也来了同济，我就安排了国内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接待她，她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君红，我不知道你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地位？但是我感觉在中国自己就像皇帝一样，大家都接待得好周到。这样，她就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了我在做人方面很不错，后来对我更加欣赏，每次接我电话就有种从椅子上跳起来的感觉，和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我毕业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在系里小有名气了。我们实验室有报告就要我去讲，下面有好多老师和学生来听，当时就感觉能做老师了。所以，我觉得换的这个领域也很好，为我博士后阶段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但这不是设计好的，我这个人不会把很远的目标定死，但是肯定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因为做好以后才会有更加开阔的机会，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

我博士毕业后就开始找工作。在美国，外国人要当老师是很难的，因为语言方面有缺陷。我就关注各大高校招教授的信息，就看这些职位都有哪些方向，然后我发现研究等离子体方向的教授很少，因为本来高校里面研究这一领域的人就很少。我读博士的时候也在关注哪些行业最新、最有前景，看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微电子机械系统，当时很热门，但是到2003年、2004年热度就衰退了；还有一个就是纳米技术。克林顿上台以后就开始实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但真正开始是在2000年左右，全世界开始投入研究这个领域，美国是第一个实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的。我是2002年毕业的，那时克林顿就说纳米计划要有多少投入，在多少年内要实现多大增幅，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

我那时就想当老师。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查德·弗雷根，在纳米颗粒研究领域很有名，他现在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他跟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教授（是香港人）关系比较好，他去我们那里做报告，我就想，要是读他的博士后不是一条捷径吗？报告做完以后，在吃点心聊天的时候，我就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谁，导师是谁，正在准备读博士后，然后说我正在做的研究对纳米技术有哪些应用，就很简单地说了一下。人家教授也不认识我，也不一定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但当时他说了一句，把你的简历发给我。这也许只是一句客套话，因为好多人都想和他套近乎，包括好多老师和教授。我回来以后就把我的简历发给了他，但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结果，因为我的研究做得不错，在系里也小有名气，而这个来自香港的教授也很有名，他是研究气溶胶的，听过我的报告，觉得非常好，他有个同事是德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就推荐我，那位德国教授就说，要不你申请洪堡奖学金过来读博士后？这样我就又多了一条路。这时候，我导师就说，没事，你就在这里读我的博士后，直到你找到工作。当时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支持！后来我把材料发给那位德国教授，他看了很高兴，开始主动联系我，但我还是觉得美国更好，所以我又继续联系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位教授。

等了好久，大概有一两个月，有一天他终于给我发了封邮件，说最近有一个工业项目，你感不感兴趣？那时他也没说会录取我，我一看这肯定是暗示，要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人一大把，他有绝对的选择权要谁来读博士后，他给我这个消息，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我赶紧和他说当然愿意，只能得罪那位德国教授了。可是，之后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联系我，我想完了，因为当时他也没给我承诺。我心里没底，就壮着胆儿又给他发了封邮件，很客气地问他有什么进展之类的，他后来和我说，他出差去了，然后就说，没问题，我会录取你，之后他的秘书把材料寄给了我。我当时开心极了，就这样从博士转到博士后，而且是跟这么牛的教授，感觉前景一片光明，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纳米技术，之前都没接触过，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做有关纳米的研究。

访谈者：那您之前的研究和纳米有关联吗？

陈君红：有的，我想这个也是弗雷根教授录取我的原因之一，我要是什么都不懂他也不会找我了，其实教授也会看，他选择的人一定要能为这个项目服务，他也希望很快就有项目做出来。后来，我从他的角度分析，他是很想找一个拥有这个项目所缺少的一个技能的人，这个技能就是等离子体研究，他是纳米颗粒专家，不需要再找纳米技术的专业人才，而是需要一个等离子体专业人才，共同把这个项目做出来。研究等离子体的人本来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个领域他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小。当然，他选人一个是看和这个项目吻合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做项目的能力，这个很重要，你没有背景，但是研究能力很强，他也会要，所以最好是两种能力都有。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访谈者：那之后您就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

陈君红：没有，我就做了一年，但是那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么有名的大教授手下做研究，接触到的人、曾经共事的人，后来都到美国各大高校做教授去了。他们还曾经说过一个笑话，说你在加州理工，有一点是全世界都比不了的，那就是在这里的餐厅碰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概率最大。加州理工的校园就是一个四方形，很小，但诺贝尔奖得主有二三十个，所以这话很形象。

那一年，我主要做的是等离子体合成纳米颗粒研究，那个组里面资源很丰富，什么专业领域的人都有，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在这个组里面就可以找到答案。当时我的教授和化工系的另外一位教授，那位比他还要大牌，经常在一起合作，已经有几十年了，就相当于是两个导师一起合作的大组，所以说什么专业背景的都有。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很小，合作很多，讲座也非常多，每天都从全世界邀请有名的教授来做讲座，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给你提供了一个最优秀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你只要有时间、有兴趣，就可以听到全世界最优秀的教授的讲座，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真正看到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是怎么在做研究。但毕竟人无完人，我的教授可能有一点点种族歧视，或者说更看重美国人，这也是我没有继续下去的原因。

然后，我就申请当大学教授，也很顺利，一方面和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的论文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我在加州理工这么好的学校以及跟这么好的教授也有关系。当时有三所学校要我去面试，我面试了其中两所，因为有了意向就没去面试第三个。后来考虑到待遇，还有和我女朋友离得比较近，我就选择了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然后，我就问我导师，我要去做教授，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说，这个学校也不是很好，你去做了教授以后也有可能转到好一点儿的学校，但比较难，如果你在加州理工继续做一段时间，再申请好的学校，会相对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当时我没想太多。那时，如果我继续待在加州理工，也许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目前我的发展还是相当好的，一步一步走得还是很顺利。

访谈者：您是因为努力，并不是说只是幸运而已。

陈君红：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在明尼苏达大学没有做好研究，那么香港的那位教授也不会推荐我，加州理工的教授也不会看上我，所以首先要自己努力，机会也很重要，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后来做教授很顺利，但转了一个专业，所以基础就薄弱一点儿，在这一领域认识的人也比较少，导师也不能直接帮上忙，这些都会有影响。不过我很幸运，因为纳米专业正好是美国大力投资的一个方向。机会又来了，我招到了第一个好学生。这个学生是同济热能的尖子生，非常不错，虽然他的专业背景是热能不是纳米，但我愿意培养他，现在他刚到美国阿拉斯加大学任助理教授，他在我们这个不出名的大学里读的博士，能找到助理教授的职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博士。

我们当时有好多机会，他经过培训以后，2005年左右我们就出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成果了，第一篇有关纳米的文章送到《自然》杂志了，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杂志，90%的文章都会先被拒掉，不能送审，而我们通过了第一关，之后有三四个评审意见，不幸被拒没发出去。但是，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对我们的工作而言是巨大的认可，你想，我们第一篇有关纳米的文章就送到《自然》杂志去审了，这说明我们的方法是对的，结果也很新颖，虽然被录用非常困难，到目前我们都没实现，但这是个很好的肯定。

有了这个好的开始，后面申请经费之类的都很顺利，后来的学生也就以他为榜样，组里气氛很好，很多人也愿意来我这个组读书，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组里能够出成果，有前途，所以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本科不会把你变成专家

访谈者：您以前学的是暖通，后来又做等离子体研究，现在又研究纳米了，这个纳米和等离子体有关系吗？等离子体和暖通有关系吗？

陈君红：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暖通研究的就是传热，暖通的三门基础核心课是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和流体力学，所以它们是有关联的。我们不是说学英语的去搞工程机械，学文学去搞医学这样的跨度，而是说一些基础的东西，不管在哪个领域都会有一定的作用。像我那个学生也是学暖通的，现在也成了研究纳米的专家了。

本科的专业其实不重要，就是打基础，掌握学习的方法，本科不会把你变成哪个方面的专家。而研究生，一方面能把你变成某个方面的专家，另一方面是让你学会学习研究的一种方法，你只有把这个方法学会，以后碰到问题才会找办法解决。像我们现在学的东西，若干年以后就会更新换代，必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要有学习新东西的能力，然后才能继续你的研究。

访谈者：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您现在招的学生也是学暖通的，和纳米没太大关系，但您仍然会要他。

陈君红：对，因为我看中的是他的研究能力，通过培训，我会先让他做一些简单的实验，考核他的实验技能，这个实验技能是和他原来的专业比较接近的。我记得第一个实验是让他自己设计一个层流的流量计，把这个数据测量出来，这个实验学暖通的都会做。把这个实验搞懂了，之后类似的测粒子浓度、温度、压力的实验就都懂了。开始他可能不一定很了解纳米颗粒，但是做多了以后，他自然就熟悉了，可以自己独立合成纳米颗粒了。

访谈者：您主要看中的还是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那如果是学数学专业的，但他也有这个研究能力，您是否也会要？

陈君红：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做这个项目，多少要有点儿工程领域的实验技能。

访谈者：也就是说，多少要有一点儿专业相关性，哪怕只是和某一个方向相关？

陈君红：当然，如果和我专业对口，研究能力又很强，那我当然更喜欢这个学生，不过，我们团队刚刚开始，不太可能招到这些学生，因为很优秀的学生会选择更好的学校。

找工作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访谈者：再了解一下，如果我本科学的专业不怎么热门，现在准备留学，可以直接选择有前景的专业吗？

陈君红：应该说还是可以的。退一步来讲，先想一想，我们当初读大学选专业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听说某个专业不错，就要孩子读这个专业，随意性很大，并没有真正给过孩子指导。其实，受过教育的家长应该要从孩子本身适合什么专业来选，比如文采很好，又很外向，那么读文科就比较适合；如果孩子比较内向，又对工科感兴趣，就可以读工科。还有一点，就是孩子的兴趣，我现在给我的学生讲，你们找工作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因为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只有喜欢你才会做好，才会坚持下去。

所以说，本科选的专业很多不靠谱，学生如果在本科期间有新的兴趣，其实不用受本科的限制，完全可以自己发展。什么样的学生我最喜欢？就是有研究经历的，有研究结果的，比如发表论文，成绩不错，又有动机，表达能力也不错，很多教授都很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那就退而求其次，看他个人的研究能力，这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方式。我会先看他的学习成绩，如果成绩很差，我可能不太想要，但我也不一定要求第一名，中上等就行；其次就是研究经历，这一点很重要，我比较喜欢硕士毕业后去美国读博士的，但也不是说就不要本科生，对于本科生就更看重能力这一块，他们可能创新能力更好，有新的想法，研究生就比较沉稳。我招学生开始会打电话和他们聊一聊，也不是考他们，就是从一个侧面看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访谈者：所以，如果一个学生发现自己不喜欢现在的这个专业，他就应该马上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寻找机会往那边发展，为自己去创造机会？

陈君红：没错，每一个转折点都是一次选择的机会，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都是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也忌讳有的学生刚进来两天，就说不喜欢这个专业，想换一个，这个是不牢靠的，你不能总是换，这样你永远也找不到你喜欢的。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碰到挫折就想逃避，但逃避就会永远做不好。其实真正努力了，发现自己的确不喜欢，可以选择换专业，但不要太频繁。比如从本科到硕士，从热能转到材料，发现更喜欢材料，这个可以，像我组里面就有很多学材料的，这样有个好处，现在研究更要求多学科的融合，一些难题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这种多学科的融合也会出现更多创新的机会。

访谈者：其实，成功就是把自己的路看清楚一点儿，然后就是坚持。

陈君红：对，一定要坚持，放弃的话什么都做不了。还有就是每个阶段都要打好基础，像硕士就要打好研究能力这个基础，我举个例子，加州理工有位教授，原来是研究化工的，但是他现在还是医学方面的专家，这就是说他有了研究基础后，其他方面也可以学得很好。

访谈者：您的观点就是最好出国读硕士或者博士，除了这种常见的形式，美国还有没有其他留学的机会？比如做项目或去美国工作？

陈君红：有，也可以通过进修这种方式，就是去参与美国实验室的一些项目，了解一下美国的研究前沿、方法，这也很多。不一定读个学位，他有可能已经是工科的博士了，不能拿两个同一个学科的博士，但不同学科的可以，你原本读工科，可以再读个医学的，如果是一样的学科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另外还有一种，本科4年中有一年要送到国外的大学去，互相认可学分或者研究经历，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到国外学习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历，能够增加他们的阅历，提高他们对国际化研究趋势的认识，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还能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个非常有意义。有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讲整个世界趋于一体化，都往一个方向发展，大家互通信息，像是变成了一家人，再也不是彼此隔绝，相互不交流。现在全球正走向全球化，不管是研究、科学发展、经济发展，还是政治领域，全球化的趋势就要求我们作为社会人，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历，这样你才能高瞻远瞩，做出比较明智的决策。

所以，不光是我们国家需要把学生送到国外培养，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也是一样，想把他们的学生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来做交流。美国政府也在积极地进行引导，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就有这样的经费，专门支持美国人到亚洲待一个暑假，参与别的国家的项目，这也是他们重点扶持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国家策略正往这个方向推动。

访谈者：如果您没有去留学，您认为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吗？

陈君红：是，留学绝对是非常丰厚的一段人生经历，你看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和理念。美国虽然历史没有我们国家那么悠久，但是它发展的时间比我们早，在200多年发展的大好时机中，确实积累了很多方面的经验，而我们真正的发展才几十年，确实不一样。有很多先进的东西，你见得多了，会增强自己的自信。

访谈者：也许有人出国发展不会像您这样好，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陈君红：首先留学是见世面，我觉得这也要看学科的，有的学科我们国家特别强，有的美国特别强，只不过美国综合实力比较强，我们更多的是去了解这个国家，学习精华。

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向

访谈者：您现在站在纳米技术研究的前沿，现在纳米研究是在哪个层面上？美国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差别？

陈君红：应该说，现在纳米研究还在发展初期。

访谈者：这个领域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陈君红：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很多问题都能解决，那很可能就是借助纳米技术。因为现在大家能想到的，比如癌症的诊断，最先进的方法恐怕就是借助纳米技术，当然也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技术，但是纳米技术是最有前景的。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大力投资发展纳米技术的研究，包括中国。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世界上还是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经济发展很好，有能力来投资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们跟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人又多，所以纳米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们国家发展相对比较快，仪器也比较领先。

现在全世界都在抢人才，从学生到科学家，全部都在抢，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美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是因为“二战”时期，欧洲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到那里避难，美国把他们都收留下来，这些人给美国创造了很多财富，包括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经济发达了以后，又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国家90年代以后了国留学的那些人都是申请奖学金去的，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平白无故会给你吗？就是为了把你培养出来，将来为他们国家服务。不过，从个人角度来说，这对个人事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正好把我们个人发展的前途和国家发展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这些有奖学金的人去办签证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奖学金去办签证的话，90年代的时候都不给你办的。

访谈者：您的意思是即便是在美国，顶尖的人才也还是缺少的？

陈君红：绝对缺。比如我在美国做得比较好，那我们校长就要笼络我，不想让我走，要是我哪天不高兴走掉了，他不希望这样。就是说，小到一所学校，大到一个国家都在争取人才。

美国把每年博士毕业生人数按照国家、年份做成统计图表。现在中国人和印度人在美国的博士毕业人数中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人，所以美国人也很担心，万一有一天中国人、印度人全都回自己国家发展了，那他们就没有自己核心的科研力量了。所以，他们现在设计了好多政策，都是为了吸引人才。因为他们真的意识到，如果这个趋势再持续若干年，中国人可能都会回中国，印度人可能都会回印度。现在很多日本人、韩国人拿了学位以后都回去了，因为他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阶段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中国也有这个趋势了，所以美国人一直在想怎样让更多的本土美国人读博士。

访谈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去，您认为是好事吗？

陈君红：是好事，就看国家能不能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学生比较聪明，比较有研究能力，把他放在中国，我们不能给他创造这个条件，可能他发展的高度很有限，但他到美国，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你说，哪一种情形对我们中国会有真正更大的贡献？他虽然在美国，但可能会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他的学术影响和声誉会使我们国家的地位得到提高。

访谈者：那中国能不能培养出顶尖的纳米技术人才？

陈君红：客观地讲，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相反，在美国可能性就非常大。就像清华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比同济的好，清华的差生也没有同济的好学生好，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比我们的高。所以，同样的概念，为什么我们国家在纳米技术领域培养的人才水平会慢慢提高呢？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变好了，国家很重视，现在正好处在国家发展形势大好的阶段，正好开始兴起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说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另外，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优秀人才，比如聘请哈佛大学的教授任教清华，他用的还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也是国际上最知名的科学家来培养学生，如果你又是清华、北大的高材生，那能培养不好吗？

另外，要非常注重国际交流，参加国际会议，看别人都在做什么，去做更多全面的了解，这样的学生见多识广，即使没有到国外留学，实际上还是出去了，如果说一点儿都不看别人在怎么做、做什么，那肯定不行。但是，这种情况的学生占的比例很小。在美国，即使在不是很好的学校，也有不少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培养人才的方式也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国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访谈者：纳米技术有这么好的发展前景，如果想去美国，哪些大学比较好？

陈君红：现在开设纳米研究专业的学校非常多，几乎每个学校都设有纳米专业，只要是研究型的大学，一定有纳米研究，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肯定都有。美国的大学分为几种，研究型的大学和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也有类似大专的这种，有两年制、四年制的，但只要是研究型的大学，必然就有纳米技术的研究。可能麻省理工有2 000个人在做纳米研究，小一点儿的研究型大学可能有500个人在做，规模不一样，但肯定都有，这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都可能有纳米研究，特别是在欧洲，像英国、法国、德国这种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中国现在对这块也都非常重视，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很大。这个专业涵盖范围很广，它几乎涉及每一个应用领域，包括我们现在能想到的专业，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电气、机械、材料、建筑等。

另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影响。任何一个新兴技术的发展，都要考虑到它的两面性，一个是正面影响，另一个是负面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这么小的东西吸到肚子里去怎么办？对我们的健康、环境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在研究。打个比方，核技术有它的两面性，用好了就能靠核能发电，用得不好就变成核武器。所以一个技术一定要考虑到它的两面性，这个也有很多人在研究，就是它负面的影响以及这个技术作为一场革命对我们的社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人们对这个技术的认识能力、接受能力怎么样？这个就是社会学的问题了。

访谈者：学这个专业，就业应该不成问题吧？

陈君红：那是。目前它还是处于比较初期的发展阶段，工业界还没有到达大规模招人的那个阶段，但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这个市场肯定会发展很快，如果我们要学理工科，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向。

访谈者：现在您的团队是中国人多还是外国人多？

陈君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只有一个韩国人，还有几个美国本科生，在我的实验室里没有真正的美国本土研究生。这么说吧，世界知名教授的实验团队里，很难找到一个团队里面没有中国人的。哈佛有一位研究纳米的很有名的教授叫查尔斯·利伯，他的团队里面有很多中国人，他有两个女儿还在学中文。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想让女儿学中文？他就说，中国代表未来，当然要学了。当然美国人说中国人厉害，我们也得稍微琢磨一下，一方面是希望夸大我们，让我们飘飘然，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我们是在变强大，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跟美国一样，只是让他们明显看到了这种威胁。就像你和另一个人竞争，他慢慢逼近你了，你就觉得某一天他会超过你，虽然他其实落后你很多。

“海鸥”有自己的优势

访谈者：现在把经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人才叫“海鸥”，您就是“海鸥”，怎么看待这个状态？

陈君红：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能把个人发展的方向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最理想的，就是你在个人事业发展前进的过程中也在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如果你为国家牺牲了个人的发展，这是大公无私，但结果未必最好；如果完全是为了个人发展，跟国家的发展方向完全背离，那也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作为中国人肯定希望两者兼顾，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前提。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哪一块土壤适合我们发展？这是讨论的焦点。一般人认为你回到自己国家就是对国家比较大的贡献了，比不回国要好，但是实际上对此我持不同的观点。这要看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国家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回来。

我跟我太太也经常讨论，我们当初出国的时候，不是去逃难，也不是说在中国待不下去，必须要到美国，而是自发的，想去世界一流的国家看看，培养自己。读完书以后，究竟在哪片土壤上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美国读完书，自然而然地看着美国挺好，就找工作，一旦找到工作，有了家庭，生了孩子，就有了惰性，不会想再挪地方，因为太舒适了。但是，如果你想一想这个问题会很纠结，为什么纠结？因为我们国家跟美国的差距在缩短，双边关系在变化，回国发展可能会比在美国发展得更好。也许很多年之前，这种可能性很小，以至于大家看不到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不会纠结，但现在开始纠结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在美国的发展是有一个极限的，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可能就很难再往上走了，因为我们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虽然骆家辉、赵晓兰这些人能做到美国政府高层，但他们毕竟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从小接受美国文化，再说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在美国发展有局限性，中国形势又一片大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有更多的机会，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考虑了，究竟哪个方向会更好？

访谈者：我想像您这样的人，国家不一定希望您现在回来，如果能在美国更上一层，对我们国家更重要。

陈君红：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国家引进青年人才的“千人计划”很好，这些人已经有了一段国外求学生活的经历，这个时候能量特别充足，引进他们，适当培养，再有合适的土壤，就可能成为国家将来的中流砥柱。而像我们这类人，可能更多的是利用我们的视野和在国外培养学生的一些经验，来帮助国家培养更好的人才，这样效果比较好。所以，像现在回来的人中，海外顶尖大学的教授回来的非常少。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国外著名教授回到国内，他的土壤变了，他在国外的时候，设施、学生都是全世界一流的，但回到国内，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就他们个人发展而言，留在美国显然更有优势。

但是，“海鸥”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始终保持着与国际的交流，这点对国内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现在我们处于人才引进的过渡阶段，等将来国家进一步发展，跟美国一样强大了，那就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大家都会回来，这毫无疑问。

访谈者：在美国，像您这样的职位，要想帮中国做事也有很多机会，而且您已经在做了。

陈君红：对，我们培养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培养中国学生，将来肯定跟中国有联系。我所了解的在美国的中国教授，他们跟中国一直都有联系。我们也不要说大话，说一定要报效祖国什么的，但实际上，跟中国的缘是永远都割不掉的，你就是中国人，这也是美国人担心的地方。

美国人教材编得太好了

访谈者：您觉得中国和美国或者欧洲教育的差别在哪里？或者西方教育的优势在哪儿？

陈君红：我感触很深的：第一，美国人的教材编得太好，老师讲课讲得太好。他们编的书，你们有机会应该去看一看。英文版的，比如说传热学，有好多例子，给你解释为什么，而我们的书比较抽象。我们的书编得太抽象，中间细节的剖析不是很到位，虽然我们也非常讲究理论和推导公式，但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推导，怎样形成这样一个公式，这一块我觉得不如美国人。它的书确实是好，一步步给你举例子，这样你就能掌握得比较牢固，知道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第二，美国老师讲课很认真，说得不好听一点儿，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一门心思把书教好，所以他会把大量精力花在教学和科研上，教学、科研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的，教学相长，教研相长。我不是说国内的老师不好，我们老师是有自己的客观情况。美国是怎么做的呢？你到大学里当教师，门槛很高，我给你这个待遇，能让你实现中等以上的生活，衣食无忧，你就不需要想别的。还有，他们的系统设计让你没有办法钻空子，这样你就能专心于教学和研究。而且，我们自己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也会有意培养你严谨的态度，这样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另外，国内大学很注重考试，但国外大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要做项目，做报告，培养表达能力。本科生都应该具备的实验技能，我们到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真正培养，还不是每个研究生都能接触到试验室。所以，教材好，教师能够很专心地讲课，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好。

访谈者：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先发展自己，之后贡献国家，这也会改变中国的。

陈君红：是这样的。

打开更多扇窗看世界

苏建文

咨询顾问、职业发展教练

访谈者：您是哪一年出去的？为什么决定出去呢？

苏建文：我是1965年出生，1982年上的大学，在北大西语系学习德国语言文学专业，1987年毕业。

我们当时出国的背景跟现在小孩出国的背景有很大差别，当时很多人都是公派的，毫无疑问都是最优秀的人才。虽然那时我们专业没有公派的机会，但我们还是非常想去国外看看，增长见识，所以我们是最早一批考虑出国留学的。

80年代中期，出国还不普遍，但因为我们是学外语的，更想去国外看看，我的同学是学理工科的，也希望能出国，因为觉得国外的学习教育发展机会实在是比国内好太多了。

我个人就是希望去国外开拓一下眼界，很单纯的一个念头。当时我上大三，已经有同学在考托福了，那时已经有托福培训班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出去时，就有了一个“六年政策”，这就卡掉了很多人。

访谈者：“六年政策”是什么？

苏建文：就是大学毕业生要为企业、为国家服务6年。所以，我的同学里面因私出国留学的一般都是在1990年、1991年，但那时我还没有出去，我比别人都晚，因为我想移民。后来，我在德国工作过一段时间，觉得德国很好，但德国不接受移民，有朋友说加拿大接受移民，所以我们就办了加拿大移民。

访谈者：您是哪一年移民的？

苏建文：1999年。

访谈者：之前还工作了很长时间？

苏建文：我一直在外企工作，刚开始是学校分配，做德语翻译，之后就是自己跳槽，先是在德国外企做人力资源和文员，后来又到美国公司做过咨询。

访谈者：您毕业之后虽然一直在工作，但出国这个念头一直存在？

苏建文：因为正好有这个条件，移民能让我们在国外读书、生活。

访谈者：您两人是同时出去的吗？

苏建文：对，我们是同时去的，我曾在德国工作了几个月，很喜欢国外生活，所以就坚定地要在海外长期住下去，就选择了移民。

访谈者：当时在德国哪个城市？

苏建文：汉堡。

访谈者：汉堡类似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

苏建文：对，汉堡与上海还是姊妹城市。我从德国回来后就移民加拿大了，我先生读了MBA，我读了信息管理，我们移民跟留学两个过程是同时完成的。

访谈者：您读的是加拿大哪所大学？

苏建文：我读的是美国德锐大学在加拿大的分校，信息管理专业是这所学校的热门专业之一，我先生在另一所大学读MBA。

访谈者：那您现在是加拿大籍？

苏建文：是，但我们都回国工作很长时间了。

其实在国内、国外都有机会成功

访谈者：您的留学和一般学生的留学不太一样，您在加拿大都做过什么工作？

苏建文：经常有一些家长和学生问我这个问题，就是留学学成后，希望留在那儿工作，甚至移民，您看合适吗？因为我在国外生活了7年，自己也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常碰到很多年轻人在选择职业、做人生规划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是去国外发展，还是留在国内发展呢？这个现象很普遍。

我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后，就在加拿大第三大银行里做信息系统管理工作，7年之后，也就是2006年我回国了。

访谈者：为什么回国？

苏建文：回国做咨询。从去年开始，我成为了独立的咨询顾问，之前我在一家外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工作，现在相当于自己创业。

访谈者：在加拿大的经历带给您什么感受？

苏建文：作为中国第一届“三考生”，就是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我们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开始走向正规。现在，我们高中毕业已经三十年，每个人的发展路径也已明朗。我的同学里，有的在国内做得非常成功，在仕途上走得非常顺利，做到局级、副部级的都有；在国外的好几个同学也非常成功，有人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还有做生意很成功的，像新东方的俞敏洪，他比我还高一届，也是校友。所以说走哪条路都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要说哪条路适合你？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价值观和个人素质。比如那个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当初要在国内走仕途就未必能成功，反过来其他人也是。所以，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发展？得看你更喜欢哪种氛围，其实在国内、国外都有成功的。

访谈者：在海外的这段经历对您有没有影响或帮助？

苏建文：我觉得很有价值，这段海外的留学经历，为我打开更多扇窗户来看世界。很多从电视上看到或从别人嘴里听到的，和自己亲身经历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人非得经历苦难，但有时候你经历过一些苦难就会不一样。

我当时刚移民加拿大就去上学了，学的信息管理。为什么学信息管理呢？因为当时这个专业很热门，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在学，我很看好这个专业。那时电子商务开始兴起，大家就觉得IT人才会受到更多重视，所以都去学，原本学历史、文学、新闻的，都改行了。我学外语的，当然也能改，但是学完以后，毕业的时候就受到很多的压力，去应聘时，很多问题都来了。首先作为新移民，在加拿大这个国家求职，差不多第一个问你的问题者都是，你想申请这个工作，有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没有，那就不能要你。可是，你总得要有第一份经验吧？但那时所有人都不会给你第一份经验，所以这个压力就非常大。

访谈者：您夫妻两人都在上学，生活的来源是什么？

苏建文：靠以前的积蓄，所以我们那时压力非常大，积蓄并不是那么多，总要用完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加拿大对于工作经验的要求，一方面是竞争激烈，很多人都去学信息管理，而且有些人以前就是学计算机或电子工程的，他们的经验就非常丰富。我当时的就业压力非常大，看上去实力最弱，老师、同学都很同情我。但是，很戏剧性的是，我后来就职的这家银行，在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里挑了十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作为候选人，结果在一片强手中挑中了我。

后来，很多人都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我现在想想，首先是天道酬勤，自己的勤奋感动了老天，然后就是自己的准备。一个人在海外非常孤独，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就一定要非常自信和坚强，不要轻易被打倒。我怎么去说服面试官呢？就是以前人力资源的从业经验帮助了我，我曾经招过很多人，对于职位要求的了解及如何与面试官沟通等方面有极大的优势。

访谈者：您出国前干了很久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苏建文：我已经做到人力资源经理了，所以我放弃了很多。当时，我是这样说服面试官的。我说，您今天要面试这么多人，也很辛苦，虽然其他人都比我优秀，技术上都比我出色，很多人都是一直学计算机的，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微软工作，但我不是。我为什么今天来应聘这个职位，是因为我了解您的业务需求，知道您想做业务，也知道怎么把业务需求转化为计算机语言。我可能不是编程编得最好的，但是我一定是把您的需求理解得最好的人，而且我会让技术人员去实现，您一定缺这样的人，我是最合适的。然后，我就应聘成功了。

访谈者：您打动了他们？

苏建文：对，因为我看了他们对招聘人员的要求，核心就在这方面，我抓住了，但是很多比我技术上要优秀很多的人不一定能看到，很多时候他会说自己技术有多棒，但是在工作中要考虑的东西很多，除了技术要好，还要考虑跟客户的沟通以及理解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被某些条件所限制，自己要先静下心来，打开自己的心去想一想，能做好什么事情，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不要随便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认输。

访谈者：您回来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吗？

苏建文：我母亲病危，我必须回来照顾她，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当时知道她其实生命只剩下几个月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回来陪她走完这段路。

访谈者：还有另外的原因吗？比如可能您对中国更熟悉，更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苏建文：是的，那几年回来的人也很多。很多家长也问我，小孩要出国留学，可是出去以后回来还有用吗？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留学的教育背景有多大帮助？我的回答很直接，真的要看小孩，如果小孩非常优秀，我觉得出去是很好的，因为有名校的教育背景，回来也好，在国外也好，都会发展得很好；但如果他本来就不爱学习，那不是说去了国外就会镀上这层金，所以还在于小孩本身。

访谈者：有观点认为，最好的学生不一定要出去，因为是块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最差的学生也不要出去，出去管不住自己，还会惹麻烦，而中等的孩子因为在国内努力了但老是不能进步，可能一出去，国外的教育方式激发了他，就会进步得很快，马上就会不一样。您怎么看？

苏建文：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得取决于小孩本身。他自己觉得出国能学到什么？愿不愿意学？我举个例子：我一个朋友的小孩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他想支教一年，找到人生的价值，但他母亲坚决不同意，非要他去英国留学，现在两人还在争执，我也在跟踪这件事。我跟我的朋友讲，为何不让孩子去支教一年？他说，去英国读书才能飞黄腾达。我说，飞黄腾达不在于这一年，他想去支教，说明小孩很有想法，在找自己的人生价值。

访谈者：这样的小孩很有主见。

苏建文：很有主见，但他妈妈逼着他去留学。

海外生活带给我益处

访谈者：您认为留学为您打开了很多扇窗，这些“窗”除了您刚才讲的，还有什么？

苏建文：第一个就是文化，文化必须亲身体验，否则就只能是书本上的。比如，我在国外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open minded”（开放的思维）。我是60后（1960~1969年生人），从小学教育开始，就受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些很多主观判断的影响，比如看到一个人抽烟喝酒就觉得他不是好人，那时候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很少有自己的主见。但是在国外生活，心灵会完全打开。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多伦多市中心工作，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那一区有很多街头艺术家，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戴着耳环、鼻环，很另类。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会嘀咕，这些人会不会是坏人？后来当地的白人同事带我出去喝酒，我觉得他们跟人相处是非常平等的。有一次，遇到一个乞丐，国外乞丐跟我们国内的还不太一样，可能自由惯了，也不强迫你，就过来跟你商量，可以给我一些钱吗？多少都行。当时我特别害怕，就躲到同事背后，我同事是一个白人女孩儿，她说，这样吧，我请你抽一支烟。然后，她递给他一支烟，用打火机给他点上，然后又说，我再给你点一杯饮料行吗？你就坐在我们旁边，跟我们聊聊你的生活经历吧。当时我就觉得心灵打开了，原来人和人可以这样相处。之前，要是我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走开，让他离我远点儿，不管因为害怕还是鄙视。但是在国外，他们平等相处，包括我的很多同事，他们有同学聚会，也会带我去玩，他们同学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建筑工人，但都可以很平等地相处。当然，国内现在可能也开放了很多，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上名校的可能就会看不起没有上大学的，这种想法从我回国以后就没有了，我更愿意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周围的人，我觉得这是海外经历对我很重要的影响。

还有就是海外的生活经历也造就了我的今天。我今天还是咨询顾问，但做的事情和以前在公司工作时做的有点儿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目前做的工作更加聚焦在个人发展方面。国内近年来越来越关注自我成长，也渐渐引进了一些提高自我意识的书籍，可与西方相比还是有差距。我当时在国外生活时，在书店、图书馆看过很多有关自我发展的书，当时就很希望能把这些书介绍到中国来。比如乐嘉现在讲的色彩心理学，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看过了，但不是乐嘉的，国外有这套书，我非常佩服乐嘉把这套方法介绍到中国，在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希望尽一己之力，做一些提高自我、发展自我的工作。

国外公司给员工的个人发展提供极佳的实践支持，我个人就受益匪浅：刚开始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是做数据分析，之后一到两年内就给我升职了，开始找我接小项目，然后做到项目经理，银行给了我很多机会，但这不是我最感激的，我最感激、最感动的是他们对每个员工的态度。那时，网上都有自我测评的工具，比如做几百道题目去测评一下，它会给你一个报告，按照你的人格特质和兴趣爱好，告诉你可能适合哪些工作。报告显示我适合做教案设计，我就很开心地打电话给我们单位的人力资源部，说测评结果显示我适合编写培训资料。人力资源部的人就问，你希望我们怎么帮你？我说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内容和编写培训资料相差很大。他又问，你愿不愿意了解这方面的工作？我说，当然愿意了。然后，他就帮我安排了时间，让我到培训部了解情况，学习怎么写材料，明确我的特长在哪里，等等。然后，他们很认真地问我，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工作感兴趣，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通过了解，我发现如果做培训，最大的障碍在于我的英语水平，转岗当然就无从谈起了。但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不会觉得一个普通员工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合理，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助你发展，国外用这种方式处理事情和管理员工的情况非常多。

所以，我打开了视角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看到的更多是海外以人为本的精神，这拓宽了我的视野，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影响。现在，我给MBA学生做职业发展指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给MBA做职业导师，这是我从工作到现在内心最想做的，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我可以发自内心地来做一些事情，满足自己的内心也能帮助别人，这就是海外生活给我带来的益外，如果没有当初海外生活的经历，我可能感触没这么深。

留在国内还是选择出国？

访谈者：如果两个学生，一个毕业后就工作，几年后成了公司高管，还有一个出国读完硕士、博士，视野开阔了，但是需要重新开始找工作，重新打拼，您怎么看待这两种情况？

苏建文：其实，这个价值判断真的很难。我同学中就有毕业30多年了还在一直读书的，他在国外，只会读书，除了读书没有做过别的事，很显然他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很多的人生体验，只是把自己圈在一个圈子里面，所以不能简单说出国读书就一定会好，像我这个同学认为读书本身就很快乐，那么维持现状会比较好。所以，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国著名的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评从6个方面，即常规型、调研型、实际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了解人们的职业兴趣，最好你的职业和兴趣是在一个类别，这样你更容易从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就。在国内和在国外，哪个容易成功？这个都说不准。

我觉得出国对科技精英很有帮助，无疑海外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会给他们很大帮助，出国也能拓宽人脉，我有的朋友在国外交际能力很强，认识一些州长、市长，可以把一些项目带到中国来，我认为这是值得和年轻人、和家长分享的，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特别核心的竞争力。科技精英可能只是少数智商特别高的人，对于一般人来讲，去海外拓展视野有可能积累人脉，机会就会变多，毕竟只在国内会有些局限。

访谈者：您做人力资源工作，和企业打交道也很多，有没有感觉他们会更喜欢有海外经历的人？

苏建文：以前有，现在没有。现在公司招聘，留学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果这个年轻人和周围的人关系都很好，这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前一阵子有个话题，说央视有个实习生，别人让他去打饭，他说我是来做实习编辑的，不是来做打饭的。我觉得，这得分两面来看，别人是来实习的，你整天让他打饭，这样工作就没安排到位；但反过来说，作为小孩，你去实习，让你打饭也没什么不可以，即使你觉得打饭不合理，事后再和他们沟通会好很多。如果去了国外，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会好些。

访谈者：您觉得留学对自己而言，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苏建文：我的排序：第一，收获了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了解；第二，收获了更为生动、更为开放的认知方法和学习方法；第三，是学习及掌握的知识。

访谈者：您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苏建文：我对成功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一生。比如，我刚和我中学的同桌见过面，她大学毕业后就了20多年的全职太太，但是她在和我交谈的时候讲起家里的油盐酱醋，讲起怎么教育小孩，让我非常惊讶。她说她儿子如果很努力的话，可以让他考医学院，她也很希望他读医，但是他的成绩正好适合会计之类的专业，她儿子的特质比较适合做些细心的工作。我就说，会计很好，可以先做小会计，然后做财务总监。她说，这不是我最关心的，我考虑的第一点是我儿子的特质适合做什么。我很感动，她很棒，她对成功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过得开心。

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的知识

梁靖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传达设计教师、“免费午餐”品牌负责人

一个人背着包就去了

访谈者：当年你为什么要出去？

梁靖：可能是因为我专业比较特殊。我本科毕业于江南大学设计专业，设计更多的是一个应用型学科，需要工作去体会，所以我从大一开始基本每个暑假都去实习，尝试了很多我们这个专业可以做的工作。

可是，我觉得光这些还不够，有一次我遇到了我当时的校长，就问，听说我们学校有个机会可以去韩国留学，而且不需要花钱，是吗？可校长说，你要去就去那种侵略过别人的国家，这些国家比较强大，要么去德国，要么去日本。

那时正好我们学校和英国有合作，一个英国的教授过来面试，我也通过了，但我觉得英国的学制太短，到国外留学不仅仅是学习书本知识，更要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而这些不是一年里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德国是个很好的选择，虽然很难。

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学习德语，当时我正上大三，结果等到大四我要出去的时候，基本都忘掉了。去德国留学比较复杂，首先要去北京接受APS（德国驻华使馆文化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审核，看你的成绩是不是真实，是否有这个能力，而且还要面试。我还记得我当时选的是德语和英语，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自己德语差不多都忘光了，只好就全部用英语来面试。本来我以为面试结果会很差，因为那时我还在忙着做毕业设计，我是毕业设计答辩完的第二天坐飞机到北京参加面试的，面试完我都快昏倒了，感觉体力透支。设计方面我也没有怎么准备，当时要我做了几个实体，自己觉得成绩应该一般，可是后来得到消息说成绩还很好，我很高兴。

但是，作为设计专业的学生不能直接申请德国学校，而是要先报个语言班，因为我在中国没考过德语等级考试，所以就得去德国学习语言。那时我在德国没有任何亲戚和朋友，一个人背着包就去了，感觉当时还是很勇敢的。

选择学校的时候也考虑到费用问题

访谈者：您父母是做什么的？

梁靖：我妈妈是护士，爸爸是画家。

访谈者：您学习艺术受您爸爸的影响？

梁靖：是，我爸爸从小就把我和艺术连在一起，包括我的名字。靖是一个立一个青，就是要立志丹青，要学画画，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学美术，后来考到我们那边最好的美术高中，一直都在学美术，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还可以一直走下去。

访谈者：您父母支持您出国吗？

梁靖：我爸爸是中立态度，妈妈是一直支持，因为，我妈妈有一个出国梦，在她那个年代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她就让子女去继承这个梦。

访谈者：您学校去留学的人多不多？

梁靖：挺多的，但是男生出去的少，女生多。

访谈者：您出国有没有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比如学校、家庭？

梁靖：我想我主要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当然我自己也很想出去看看。我当时选择学校也考虑到了费用问题，因为如果家里无法支持的话，我肯定就没有勇气出国。当时那位教授比较看重我，给我奖学金，但还是得花十几万，而德国一学期学费差不多要一万元人民币，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没有压力。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江南大学当时开创了中国设计的一个先锋，而那些大部分是从德国传过来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德国。

我开始也走了一些弯路。当时到了德国，接我的人迟到了一个小时，我就在机场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来接我的是个学生，他带我坐火车过去后我才发现，我学习的地方离住的地方很远，就像上海和苏州的距离，这样每个月的车费都要100多欧元，而且还是和一个男生合住，吃饭的地方在一间中餐厅的二楼，条件也很差。我上的那所语言学校是私立的，学习环境不错，但它不可以考试，所以我就想换个环境。但是，那边的人很强硬，说换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就去联系，第二个月我就搬家了，环境就好了很多。又过了两个月，我发觉第二所学校也不是我想要的。

这时，德国大学的冬季招生开始了，一年就一次机会，不能错过，我就准备了作品集准备申请。这时我发现德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作品集很不一样，他们都很大，都是原创的，而我们的就是一张张A4打印纸。所以，我就重新画，这时我第二次搬家了，搬到一个德国人家里。我准备好了作品集后，就开始申请学校，一边还学习语言。我一共申请了4所学校，然后一直等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去了其中一所，是多特蒙德大学，我发现它有个专业很新，叫空间场景设计，这个名称是我翻译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专业。

当时我还是穷学生，不可能住在学校，就想早上一大早过去，晚上再回来。见教授那天我坐的是早上6点的火车，10点多赶到。那个教授看着很像高尔基，他说，你要学这个专业吗？我说，对啊。然后我就想，怎样和他拉近距离呢？抗战的时候不是有个叫拉贝的德国人帮助过中国人吗？我试着把这段历史和专业结合起来讲给他听，但他却不知道，后来他去查了一下，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可是当时我完全不了解这个新专业，教授就要我去图书馆看书了解一下，我就从下午1点看到将近4点，实在扛不住了，就跟教授说，我大致知道了。他说，你要交个方案给我们初审。回去的路上还下起了雨，到火车站时我差点儿摔了一跤，心里气死了。那时我刚过去，人生地不熟，孤单无助，虽然是父母给钱，但是觉得自己这么大了，也不好多花钱，看到麦当劳就想进去买个汉堡吃吃算了。

回去后，我就开始设计自己的作品集，寄过去后，除了一所学校说要考试，其他的都说没问题，只要语言成绩过了就可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在德国好多学艺术的人都申请不到学校。这时多特蒙德大学发来消息，说初审过了，不用考试，只要语言考过就可以了。这样，我就搬到了多特蒙德，又从一个环境换到了另一个环境。不过，在法兰克福时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因为我一直在打工，这也是为了体验生活。

在德国留学，一定要去工作

访谈者：德国允许学生打工吗？打工的工资怎么样？

梁靖：允许，工资还蛮高的，但好不好找工作这个不好说，我主要是为了体验生活，所以我都没做长，德国有两个网站上有很多临时工的信息。在德国的花费一年一般在七八万元人民币左右，不过不同的城市费用也不一样，像慕尼黑、柏林就很贵，去普通二线城市就会便宜点儿。不过，打工有时候会比较委屈，但是人在外边总会比在家里要勇敢些，打工可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而且打工也分阶段，开始做些体力活，接下来就可以做设计，再后来就可以做谈判代表了。但是打工不是留学的重点，只是为了体验生活，如果只是为了去打工那就很没必要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拿来读书，缩短学制，这就是省钱。

我在毕业之前给一个日本人做了一个设计，当时也不懂法律，不会签合同。后来我走了之后，我朋友就问我，你给他设计的东西都印出来用了，给你钱了吗？我说，没有啊！然后我就很生气地给那个日本人打电话，但是他不理我，我觉得这人太坏了。正好，我另外一个朋友的丈夫是律师，他就帮我。当时那个日本人已经不接我电话了，这个律师就给他打电话，第一次打，他没接，第二次律师函就到他家了，等到第三次他态度就非常好了。他说，梁先生，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之后，律师费用也是他出的，钱也追回来了。虽然钱不多，但是不能欺负我们，是吧？这件事也告诉我，在国外哭闹是没用的，做什么事都得通过法律途径。

后来，我又上了大学的语言班，这才发觉我之前的选择都错了，早就该来语言班学习。6个月后，我就通过了考试。考过后，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离开宿舍，因为回到家电脑一开就不想学习了。我当时就下决心，做到了每天去图书馆看书，但就这样，发成绩时我都不敢看，叫朋友帮我看，我当时在街上，结果朋友打电话跟我说，你过了！在德国，必须是语言通过后才能注册入学，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专业只有11个人，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德国的学校没有给外国人多少指标的做法，他们都是统一招生，所以很不容易。

我做毕业设计时也是机缘巧合，有家中国工厂要做改造，正好很符合我的课题，所以和他们聊得很好，结果很成功地完成了，并且为学校赚了40万，当时我回国的机票都是那公司买的。毕业之后，我就在德国一个平面设计工作室里工作，因为我学的是空间设计，后来我就转到空间工作室去了。当年4月，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为中国农村孩子征集“免费午餐”的公益项目，就是希望每个人出一块钱给农村孩子一份免费午餐，我就去做了这个项目的品牌策划，当时我在德国，做得相当成功。后来我回国转了一圈，发现像同济、复旦、南大等学校，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帮助到一部分人，于是我就回来了。

我觉得在德国留学，一定要去工作，因为学习和工作是不一样的。德国设计行业以时间计费，我们有时间可以做得很好，还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德国人看上去冷冰冰的，但一旦你和他做了朋友，你们就会是特别好的朋友。

你有东西拿出来，别人就会认可你

访谈者：在德国找工作也像中国一样四处投简历吗？

梁靖：不是，中国有的要去找关系，德国也有。我当时很聪明，去问了我的导师，看他有没有什么公司能给我推荐一下？他说，有家公司设计最好，你可以去试一下，但他没说一定能进去。我就去试了一下，发觉这家公司很不错，我给他们看我的作品集，他们觉得可以试用一下，于是我就有了这份工作。我第一个任务是为劲霸男装做形象设计，当时压力很大，因为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工作的，后来才知道是每个设计师出一份自己的设计方案，然后公司拿去挑选，他们一共挑选了三部作品，其中有我的一部，我当时特别开心，而且最后客户选中的也是我的那部，于是公司就敲定要我了。

访谈者：就是说，开始时可以找关系牵个线，但是真正能进去还得靠自己做出成绩？

梁靖：对，无论去哪里，你如果没有能力，那么就只能永远坐冷板凳，也只能是个学徒。但是你有作品可以拿出来，别人就会认可你。

但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学的是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可能看着很美，但是缺少一种感觉。我曾经有一个空间设计作品，很多人都去里面拍照，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这才是我长久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就去了空间设计公司。

那时，江南大学、东南大学也曾邀请我去做讲座，我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几所学校做了讲座，这样我就从原来只是一个公司的设计师，成为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人了。

无论到哪个国家，都不能忘了你是中国人

访谈者：您从江南大学毕业后也没有中断联系？

梁靖：是的，与国内搭建平台非常重要，无论到哪个国家，都不能忘了你是中国人。你想，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你的优势在哪里？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不能少了这块市场。在国外，如果你只拼专业是很难的，因为文化差异很大，要就业，我们是中国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那些留在外国工作的中国人，很难做到很高的位置，至少在艺术领域是非常难的，除非你的作品非常出位，但那特别冒险。

还有一个是究竟回不回国，我觉得这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想要安逸的生活，那在德国会很好，那里环境好，东西便宜，人人都特别有礼貌。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还这么年轻，这种生活没什么意思。那时我还在做“免费午餐”项目，已经帮助到贵州的一所学校，这些事情只有在中国好做，也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现在我已经回来6个多月了，感觉好忙，除了上课，我还是院长助理，要参加很多会议，有很多行政工作，还有自己要做的一些有趣的项目，事情很多很丰富，感觉很充实。

设计是一个潮流性的领域

访谈者：您认为申请去欧洲的大学读书，最好的一条路是什么？

梁靖：最好的路是你要和教授联系。我那时不懂，去了一所学校就以为成功了，现在觉得交流不交流完全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重交流，可以和学长学姐联系，要处理好和教授的关系。

访谈者：现在国内外在设计专业的水平差别大不大？

梁靖：很大，我们国家现在可能还处在刚刚将设计专业从外国引进来的阶段。设计是一个潮流性的领域，但我们现在很多还在用30年前的东西，而欧洲在这一领域是比较强的。我觉得只要有机会，中国学设计的学生都可以出去看一下。中国设计人才现在缺口很大，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很缺失。其实，设计也不像外界说的需要很好的天赋，设计在德国是有迹可循的，只是你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它可能不像工科研究只需要一门专业知识，设计要学习的面很广，并不是简单画个商标之类的，它更多的是需要体现企业文化，所以你要学的很多，管理、经济等都得学，只要你努力，掌握了这些，就可以达到很高的设计水平。

访谈者：设计师的收入在国外和国内差别大吗？

梁靖：德国一个普通的设计师月薪差不多在2 000~3 000欧元，在国内，我朋友的收入应该比国外要高。很重要的是要看设计师是对内还是对外，出图的设计师属于对内，大概就5 000多块，对外就是可以谈判的人才，工资会翻倍。我说的这种对外设计师对企业来说很重要，像做品牌管理，需要收集资料，不断地思考。

访谈者：这个行业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梁靖：女生多，在国外也是女生多一些，但做得最好的设计师还是男生。我的学生中有很多想出国，但是我建议女同学不要出去很长时间，你可以出去看看，交流一年，因为出去久了，学历又那么高，可能会对择偶有一点儿影响，呵呵。

访谈者：这个专业的未来前景如何？

梁靖：这个专业的前景只可能会更好，中国现在的设计师都比较套路化，而我们是针对不同的企业和不同情况来设计，这样给人感觉很不一样。

访谈者：学这个专业是不是一定要有艺术方面的基础？

梁靖：要的，需要培养对色彩等方面一定程度的素养，但这个其实在后天都可以培养，特别是在国外，更是这样。

访谈者：留学去学设计，您建议去哪所学校？

梁靖：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选国家，我之所以去德国，是觉得去了德国就相当去了整个欧洲，因为他们是欧盟国家，这样我就可以去很多其他欧盟国家。其次就是选城市，因为欧洲的大学不像美国学校有排名，他们的学校都差不多，那么城市就很重要，在不同的城市你见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比如有些城市有很多展览。我建议还是选择大城市，或者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这一点很重要。要出国，我建议最好去欧洲或者美国，不建议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最认可德国的学历，那里学费也很便宜，当然不同的地方政策也不一样，有的要学费有的不要，就算要，一学期也才一万元人民币，所以很好，不过德国学校是宽进严出，学习也会很难。

另外，我也给出国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一点建议，就是你的孩子要不要出国和自主性、自律能力有很大关系，出国就完全没人管了，又拿着这么多钱，没有自主性和自律能力的话想舒服地玩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出去之前你的目标要很明确，长远的目标可能不会很清晰，但至少留学完了以后会什么，你得有个大致的想法，短期目标一定要有。比如我这3个月要把语言考过，或者期末考试要考到满分，或者要能够毕业，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计划，这些做好就没有问题了。

访谈者：您觉得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梁靖：我觉得国内教育是把学生变成工具，而国外是促进每个学生更好发展，出发点就很不一样。

访谈者：去国外学习是不是会得到这种促进和改变呢？

梁靖：有这种感觉，自己会有很大的改变。

访谈者：听说德国的导师很难见到，一般要预约好久才能见个面，见面后对于你做的事情也只是给出一些简单的看法？

梁靖：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大学教育就是这样，不能再像高中老师手把手教了。不过，见导师不会很难，但需要提前一两个星期预约。教授不太给你建议，这要看你是不是能聊得比较深入，如果他说挺好的，那你就问，那您觉得还有哪里不好？他一定会跟你说。德国人不排外，他们上课从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讲得一样快，我建议去一个国家就要学会它的语言，不然怎么了解它的文化？学语言开始可能会比较吃力，不过学会了还是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语言和文化是相通的。

去美国，感觉明白了很多

张杰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青年研究组长

大家基本上就走这一条路

访谈者：您当时是怎么出去的？

张杰：2007年的时候，很多人出去，我是1981年出生的，那时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都很迷茫。

访谈者：您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是自己报考的吗？

张杰：其实高考的时候也比较迷茫，我是从农村出来的，考大学的时候报的是武汉大学，当时随便报了几个专业，都是跟财经有关的，那时是家里说什么好就什么好。

访谈者：您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张杰：我母亲在单位里做门卫，我父亲给人做散工，装修房子，做水电工什么的，他们都没读过什么书。

访谈者：他们不太了解报考这事儿，但您好像还不如他们？

张杰：对。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有这个问题，至少我自己和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这样，大家从小都没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可能明白一些，有自己的想法了。

考上武汉大学以后，我们家亲戚就去咨询什么专业比较好，得到的答案是武汉大学的生物专业是最好的，就这样，我就读了生物。准备读研究生的时候，本来家里也没钱，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但是看人家都读，自己也想试一下。那时去中科院读研究生是有工资的，一个月1 000多块钱，但还是要交学费，所以我决定，中科院那边要是不要学费，我就去上。我后来拿到了保送名额，不用笔试，面试过了之后，就去上了。那个时候一个月1 000多块钱，我觉得读研究生还是挺划算的，但后来碰到研四、研五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就建议不要读了，直接考托福、GRE出国。当时，我虽然也有那个想法，但又想考托福、GRE，再申请一所学校要几十美金，申请十几所学校再加上考试，整个要花几万块钱，所以就想，如果有不花钱的学校就去。

毕业之后，我看到国内好一点的大学，包括中科院生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至少有90%都直接出国了，而且出去相对容易，那个时候你都不需要拿到学位，只要有博士学历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基本上就走这一条路。那时没有别的想法，出国目的也不太明确，唯一想到的就是出国之后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当时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就觉得留学可能对找工作有帮助，就是这样。

当时出去时有一点儿仓促

访谈者：您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硕博连读读完才走的？

张杰：对，我是2002年去读，2007年毕业的，读了5年。

访谈者：出去时是考上了美国的某个项目吗？

张杰：没有，博士出去不需要，因为是要出去做博士后。做博士后不需要任何考试，你首先要直接和对方的实验室联系，这样对方的研究组长就可以直接招你。

访谈者：那应该是有补贴的吧？

张杰：对，是对方资助的。

访谈者：钱多吗？

张杰：一般是3.5万~4万美元一年，在美国，基本的生活保障是足够的。当时美国的要求是，如果你的生活标准低于1.4万美元一年，签证是拿不到的，因为你过去之后不能保障基本生活。我当时是两个人一块出去的，有三万多美元，生活是足够了，但是也剩不了多少钱。

访谈者：您只去了一年？

张杰：对，我回国有几个原因，当时出去时在实验室的选择上有一点儿仓促。当时选实验室的时候，因为年轻，就选了自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由于和博士的专业不一样，中间联系的过程就比较曲折，别人总是不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复，总是要等，这样一直拖了七八个月。美国人工费用很贵，所以要精挑细选，一些特别好的实验室有很多人在申请，竞争非常激烈。

我当时第一轮申请下来，过程非常漫长，就因为我博士读的是生物，而博士后联系的是医学方向的实验室，跨度比较大。所以后来我就调整了一下，联系了一个水平稍微差一点儿的实验室，领头人是中国人，在美国刚刚成立。那个中国人年纪也不大，他压力非常大，我自己压力也非常大，所以相处就不是特别好。后来，我又换到一个外国人领头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相对比较成熟，规模也比较大，有14个博士，但是在休斯敦。纽约就像北京，压力非常大，休斯敦在中部，压力不太大，比较休闲。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如果在这个实验室工作还可以，如果是为了以后找工作就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产出，时间长了会给以后的就业带来问题，所以我就又想换地方，但刚出去也没有多少工作可以换，在美国，学植物专业是不太好找工作的。另外，我夫人学的是工科专业，更不好找工作。

访谈者：是因为没有国外的学位？

张杰：我夫人当时申请了一些美国的学校，拿到了纽约城市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所学校在美国属于特别差的，去读的话，也会涉及后面找工作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太太就回国了，我也很快就回来了。回来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国内也有非常优秀的研究所，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现在的所长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生命科学领域顶尖的几位华人科学家之一，四十几岁就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然后全职回到中国。研究所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领头人。

访谈者：研究所属于美国还是中国？

张杰：属于中国，是中国多个部委和北京市合办的研究所，是个试点单位，一直到现在还是试点，成果非常突出，从2004年到现在，短短几年，论文和成果在国内都处于顶尖水平。

访谈者：您回来和它有关系？

张杰：对，国内其实也有非常不错的科研机构，我本来博士就毕业于中科院上海植生所，出来工作是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从美国回来后又接着去了这边工作。因为我已经发过两篇高质量的论文，而那个研究所的学术声誉在国内已经非常高，对我找工作很有好处。所以找工作还是要看个人成果，其实美国多数实验室，从成果产出的角度来讲，还不如国内一些顶级的研究所，当时就觉得回国在这个研究所做也可以。

留学经历是必要的

访谈者：您从美国回来，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怎么又到了中科院呢？

张杰：因为那边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研究组，研究生命科学比较理想的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研究组，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但是我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时，是在别人的研究组里面，研究组长决定研究方向和课题。

访谈者：您当时过来时，与中科院已经讲好科研方向了吗？

张杰：对，找工作的时候就讲好了，这跟各个研究所的学科布局有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机会挺难得，现在国内这样的机会不多。中科院招聘研究组长，一般就是通过“百人计划”、“千人计划”，最低门槛也是有4年以上的留学经历。所以，学生命科学的以后想要做科研、做研究组长的话，留学经历就是必需的，而且有年限的要求。

访谈者：“万人计划”是针对国内人才的培养计划吧？

张杰：对，国家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重视对国内顶尖人才的资助，将在国内遴选一批各个领域的领军人才。另外，国家现在对青年人才也越来越重视。

访谈者：国内90%以上生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去国外了，这是约定俗成的吗？

张杰：从专业要求来看，如果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团队、研究组，就必须要经过几年的博士、博士后的训练。一般来说，读博士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做课题，博士毕业之后去国外做博士后，一开始基本上老师都会有一个大的研究方向，然后你自己要去找一些具体的研究课题，博士后几年下来，就培养了一个独立完成课题的能力。所以，你要当研究组长，就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但中国目前博士后的训练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出国深造。

访谈者：生命科学研究这一领域，国家有必须要出去学习的硬性要求吗？

张杰：有，现在一些普通的大学招聘生命科学专业的讲师，几乎都要求有一到两年的留学经历。

接触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访谈者：您在美国待了一年，看到些什么？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和美国差距很大吗？

张杰：我觉得从科研的角度来看，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和博士不太一样，当时最简单的想法是什么热门就研究什么。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植物，中国是农业大国，吃饭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研究植物的前景还可以。相对来说，美国、欧洲研究农业和植物的大学非常少，很多大学就没有植物学或者跟农业相关的专业。

我当时出去也是想找一些与生物医学领域、与疾病相关的专业，后来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完全没有研究植物的专业。但当时，如果换到别的领域的实验室，转换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思维方法、思路，就会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段时间后我就转到了贝勒医学院，以小白鼠为模式动物研究呼吸道疾病。那位老师是个医学博士，他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更看重实际效果，看这个研究对疾病有没有效果，不像我们有些项目是先把生命过程了解清楚，然后再对过程进行改变。

接触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我觉得自己在研究思路上的收获还是挺多的。另外，对那边实验室的软硬件环境、运转方式、行政管理，都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在国外学习，了解这些对今后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访谈者：要是没有这一年的经历，您觉得现状会有所不同吗？

张杰：对个人而言，可能科研的技术方法上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去美国生活一年，就感觉明白了很多，他们的生活方式、目标和从小受到的教育都和国内的不一样。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美国人非常自主，包括很小的孩子，自主观念都非常强，他们过得很轻松，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

访谈者：从现实看，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经历，您就去不了中科院？

张杰：对，我周围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国内新建的研究所里的同事也有一些没有出过国的，待在国内，也发表了很好的文章，有很好的成果，但想去中科院，到一类研究所或比较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没可能。他们有的去了普通大学和研究所，但是想去顶尖的科研机构还是非常困难，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

访谈者：为什么？

张杰：因为顶尖的机构基本上都要求你接受过国外的博士后训练，出国的人太多了，每年90%的人都出国了，好多回来后在国内做研究组长的，都是在国外就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他们是在有了很好的成果后才回来的。

优秀人才流失海外

访谈者：有人说，你们这个专业真正优秀的人才都不在国内，是吗？

张杰：其实，现在“千人计划”是招了一部分顶尖人才回来，但在生命科学领域，很多国际领先的人物还是外国人多，华人里相当一部分的领军人物也是在国外或者国内外两边挂着，真正全职回来的特别少。现在北京生命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科院院长都是全职回来的，他们都属于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做得最顶尖的那一部分华人人才。

访谈者：您现在还有机会经常出去吗？

张杰：主要是平时的国际会议、学术交流，邀请别人过来做交流报告，或别人邀请你去做报告。

访谈者：您在国外的同学或同事，是回来的多还是留在那边的多？

张杰：从人数上来讲，肯定是留在国外的多，因为国内研究组长的位置就这么多，但每年都出去那么多学生。其实在国外的同学中，相当大一批人一直在做博士后，做博士后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份工作了，从这个实验室换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要做到层次高一点儿的话，就要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美国也有，但是数量绝对没有中国的多，因为中国人在美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要求非常高，所以从研究组长的数量来看，国内的远多于国外的中国人。同样的职位在国内和国外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但是从从业人员角度来讲，现在在国外的人还是挺多的，大批的博士后现在还都在国外，研究生也有很多。

现在形势在变，国内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访谈者：您现在团队中都有哪些人？

张杰：我现在团队规模还很小，有自己招聘的工作人员，还有学生。

访谈者：现在也有海归到研究组做组员的吗？

张杰：有，并不是一回来就能做研究组长的，以前在国外博士后回来，可以直接做正教授，但是现在形势在变，清华和北大都实行了国外的标准，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得从助理教授做起，实际上助理教授的待遇并不比一般正教授差，但是压力比较大，因为不是终身制，像美国那样，过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终身制的考核，考核过了才是终身制。清华北大已经在这样做了，现在的趋势是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后越来越多，很多国内研究组的组员也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我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访谈者：您认为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哪里？

张杰：目前，我自己研究方向的现状是这样，每一个研究组的研究成果到最后都体现在科研论文上，现在一些顶级的杂志都是美国或者欧洲的，主编也是外国人，投过去的文稿首先是主编判断这个东西重不重要，有没有足够的重要性和创新性，美国人觉得重要、有创新性的东西才可以发表到顶级杂志上，这是从成果的角度来讲。另外，就是从经费的角度，现在各个领域的顶级科学家还是在美国，他们觉得这个方向重要，可能美国对这个方向的支持力度就比较大，然后就吸引你往这个方向去，所以现在基本上在我们这个专业，还是由极少数顶级的外国科学家在引领方向，他们说什么重要，就研究什么。

访谈者：他们在定世界发展和研究的基调？

张杰：国内的评价机制，基本原则还是按照发表的论文，美国人如果觉得你研究的内容不重要或者创新性不够，就不可能给你在杂志上发表，所以说，我们还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但现在评价机制就是这样。

访谈者：您曾经为科研从美国买回了很好的设备，结果拿回来不会用，有这事儿吗？

张杰：也不是完全不会用，但是从整体熟练操作这个角度，可能美国那边90%的人都会熟练操作，但我们不是。而且好多仪器由于它本身的功能设计，如果操作足够熟练，还可以应用新的功能，但像现在好多新型的仪器设备，我们主要是冲着它的主要功能去买的，买回来之后也只会用它的主要功能，对别的功能研究还不够。关键就是因为，这些先进的设备从研发到生产都在国外，人家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个东西，而我们接触的比较少。现在，国家投入的钱足够多，买了很多仪器设备，买回来之后还可能要专人负责。所以，我认为这点还是有些差距的。

那种能超越自己老师的学生不太多

访谈者：中国缺乏这个领域很尖端的人才吗？

张杰：我们的平均水平肯定比美国差，像我们这个领域里比较顶尖的前20到30位科学家，全球来看，中国也就占了一两个，美国还是最多。当然美国也有一部分华人，但在这个领域华人可能也只占到四五个，去年已经有一个华人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化学、物理以及其他学科的基础研究，中国应该都达到最高水平。

访谈者：所以，即使去国外培养，要达到那样的水平，其实也非常难。

张杰：实际上生命科学领域中能超越自己老师的人不太多。

访谈者：美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吗？其他国家的怎么样？

张杰：在欧洲，比如英国和德国也都有顶尖的植物生物学研究所。英国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团队，但规模相对较小，德国有一个相对较大的研究机构，叫马普学会，里面有一个团队是研究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植物研究都做得比较好，也有极个别的学校，比如加州理工，植物研究做得相对较少，但拥有植物研究领域顶尖的科学家。

能直接在美国念博士更好

访谈者：如果想出去学这个专业，您建议什么时候出去？

张杰：大学毕业后，如果能够直接在美国念博士更好。

访谈者：为什么呢？

张杰：如果你在国外念博士，接受训练的时间可能比国内的更长，像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总共招聘了20~30名实验室人员，这一批人的水平总体来说在国内应该是非常高的，那里面有一半是在国外念的博士，另一半是在国内的中科院、清华、北大或其他学校拿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出去做博士后。从他们招聘的人员来看，也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在国外读博士就一定比在国内读好，但是可能在国外念博士之后找工作的机会要大一些。

访谈者：这个专业本科毕业出去拿到奖学金的可能性大不大？

张杰：现在拿奖学金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但不一定是全奖。现在不像我们那时候，我200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拿奖学金的比例还比较少，像武大一年能拿全奖的至多也就一个，拿半奖的可能就几个人。现在给奖学金的比例在增长，特别是半奖的名额，挺多的。

访谈者：感觉这个专业好像奖学金比其他专业要多，为什么？

张杰：说白了，美国人不愿意做，因为科研本来就特别辛苦，特别熬人。美国白人念生物的非常少，他们念法律，念商科，所以美国相当一部分博士后是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是最多的。

访谈者：美国人学这个专业的人不多，但专业精英都在美国，是因为教育方式？

张杰：美国人做研究组长，实验室里招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博士后和学生。我觉得这跟整个国家的教学体制是有关系的，像生物这个学科有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创新，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发表成果也一定要有新意，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稍微比别人晚一点儿就没有机会了。但创新这一方面，中国人整体来讲比外国人要差，多数中国人的优势是动手能力，在实验技能方面，中国人掌握得非常好，比外国人强，这个很普遍；二是有了成果之后要跟人家演示，在表达创新性或成果这方面，可能也不如外国人。

访谈者：讲也没有人家讲得好吗？

张杰：没有。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同学的孩子在美国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幼儿园时每个孩子都会上去演讲，回家也没太多的书写作业，他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训练，比中国人要自然、成熟很多。

做科研肯定不挣钱

访谈者：您同学留学之后，都是继续搞科研吗？

张杰：搞科研跟到企业去的，大概一半一半。

访谈者：这个专业毕业后，就业没问题吧？

张杰：应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转行了，到企业去之后就转行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待遇还是非常低的。

访谈者：现在很多领域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不缺人，但是很缺优秀的人才。

张杰：不管什么行业，做科研肯定是不挣钱的。像国外一开始做科研的人都来自有钱人家，是贵族，他们确实完全是凭兴趣。

国家现在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但还有比“千人计划”层次更高的，像“顶级千人计划”，还是引进了一批人，我觉得现在一些顶尖的华人已经开始回国了，相信会有更多高层次人才回来报效祖国，但是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华人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访谈者：您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什么路呢？

张杰：一是对科研本身的贡献，增加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另外就是在学术领域，不断提高学术声望，就是个人的目标和追求。

访谈者：所以，学生真的要自己想清楚、看清楚。

张杰：对，他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觉得选择科研是有好处的，但如果真的对科研没有兴趣，那还是很痛苦的。现在特别多的学生都有这个问题，他原来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后来研究生一读，五六年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就这样消沉下去了，混到毕业，就是为了拿个文凭，中间去考公务员、考会计师，做别的事情了。

在移动中获得价值

沈奇岚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事业部主编、国际合作部总监

我学会了独立

访谈者：您回国多久了？

沈奇岚：我1998~2004年在复旦哲学系读到硕士，2005~2010年在德国明斯特大学攻读博士，2010年9月回到国内，2011年12月又受邀作为文化使者去了德国一个月。

访谈者：5年时间的特殊经历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留学德国的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沈奇岚：它让我学会了独立，学会了烧菜，可以真正理解父母。以前觉得父母只是功能上的一种存在，到了国外才觉得自己在情感上无比依赖他们，之前不会从其他角度看待父母和其他人，但一个人身处另外一个环境中，就会更加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处境。

另外，德国人比较严谨，而我思维比较发散，所以我觉得它给了我很深刻的训练，尤其是学术上的，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求学、求真理、求知识。在德国，你可以看到几个很严肃的学者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争论两个小时，一开始我会觉得何必呢，但现在觉得，这样才能真正影响人类的知识，不能差不多就过去了。这点是中国人很缺乏的，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现在做事也很顶真，这和在德国的留学经历是有关系的。

现在，我对于友情的看法也有改变，我觉得在德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单纯，你的头衔是什么不重要，你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和不和你做朋友，不会因为你是谁，你做了些什么，或者你顶着什么头衔，这点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回到国内，大家都比较浮躁，觉得名片上的头衔很重要，但其实真正的朋友还是要心灵的交往。

很怀念在德国的安静，因为和自己真正相处的时光是很珍贵的，孤独是很珍贵的，虽然孤独很折磨人。我在上海很怀念孤独，因为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没有办法和自己相处，永远在去某地或做某事的路上，永远在消费，没有精神生活，我觉得这是留学生活比较重要的一点。

不想过养老的生活

访谈者：在德国读的什么专业？

沈奇岚：主修宗教社会学，辅修哲学，最后拿的哲学博士学位。

访谈者：您主修宗教社会学，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一般人要深刻，那边的博物馆都去了吧？

沈奇岚：差不多，会去看很多教堂、博物馆、美术馆，也会和很多人交流，真正理解了西方文化，你会发现不存在一个西方文化。

访谈者：您觉得哪个博物馆好？

沈奇岚：博物馆各有各的好处，看你喜欢哪一种。比如，大家觉得巴黎的卢浮宫好，但我更喜欢奥赛博物馆，觉得奥赛很舒服，里面的东西是我喜欢的年代的。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有家K21standhaus博物馆，展示的是21世纪的艺术，K20kunst-sammlung Am Grabbeplatz博物馆展示的是20世纪的艺术，前者要比后者赞多了，因为这个博物馆本身的建筑好看，是一个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但也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访谈者：感觉出国特别有收获？

沈奇岚：其实出国前，我曾经和王小慧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国内发展也挺好的，要不要出去？她说，出去，一定要出去。因为她也是留学德国的，知道留学对人的改变。

访谈者：为什么回来呢？

沈奇岚：想做事情就回来啊，而且父母都在国内。

访谈者：父母在国内是一个理由，但想做事情就回来，这怎么解释呢？

沈奇岚：因为机会还是在国内。

访谈者：您感觉国内有什么机会呢？在德国，跟着导师，定居下来，做一些研究也不错啊。

沈奇岚：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访谈者：您是不是感觉想要去做什么而在那边没有机会？

沈奇岚：在德国太无聊了，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在那边待下去。

访谈者：就是应了很多人说的“好山好水好寂寞”？

沈奇岚：在那里人生没有欲望，就是养老。

访谈者：是因为那边福利太好了？

沈奇岚：外国人也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福利，还有就是做不了很大的事情，因为能够带动的资源不多，一个学生能在社会上积累什么资源？

访谈者：所以，您回来还是想自己做，有自己的想法？

沈奇岚：或者说，对于一个留学生而言，他的价值在于移动，不是回到哪里，而是把你原来的地方跟现在的位置联系起来，不是停在某个地方，应该在移动中获得价值、创造价值。

访谈者：去了再回来才能创造价值？留在那里也不是很有价值？

沈奇岚：对啊，在国外跟那边的毕业生一样，没有什么优势，回来之后，和国内毕业生相比也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了，所以必须来回跑动，这就是留学生的命运。

访谈者：留学就是觉得有机会？

沈奇岚：不是为了回来，而是把价值带到该去的地方，或者在原来没有价值的地方创造新的价值。

访谈者：很多人没有回来，但是他们也创造了价值。

沈奇岚：我觉得以回来和不回来这个标准来衡量留学已经太过时了，能判断在什么地方创造价值，这就是留学的意义。非得回来和非留下来，都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访谈者：每个人的情况和想法也不一样吧？

沈奇岚：对，有些人是公派出去，他非得回来，但是有个人选择的时候，就要找到自己合适的，因为留过学，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待过，就更加容易判断。

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多一点儿

访谈者：出去之前有没有工作经历？

沈奇岚：有，工作十几年了，我一直为报纸、杂志写东西。

访谈者：那不算真正的工作，您当时是个孩子，只是写了点儿东西，还没有进入奋斗期。

沈奇岚：但我写了很久，我现在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大学时兼职认识的。

访谈者：十几岁的时候主要写些什么？

沈奇岚：给学校报纸写学校里发生了些什么事之类的。

访谈者：大学里主要写些什么？

沈奇岚：给杂志写，策划一些专题，比如奖学金怎么用、志愿者怎么做，根据自己的生活不断地调整话题，后来给时装杂志写人物专访，会去采访明星。

访谈者：您现在的公司里有多少是留过学的？

沈奇岚：很多，留学美国、法国的都很多。

访谈者：您在公司里会不会和出去过的人更聊得来？工作中，在选题和栏目的设置，或者主题的选择方面，留学生和非留学人员会不会有一定的差异？

沈奇岚：不会，必须向每个人虚心学习，比如，我们公司有些没有出过国的人的市场感知非常好，眼界非常开阔，有时候在国外待太久了，不知道国内真正流行什么。

访谈者：刚回来的时候会这样？

沈奇岚：现在也是，因为那5年的文化空白是必然的，我和国内的大众文化是脱节的，所以反而是我需要学习，不是因为我出了国眼界更高，而是眼界会变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要弥补这一点。

访谈者：那您觉得您出国之后优势在哪里？

沈奇岚：可能我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多一点儿。

访谈者：语言呢？

沈奇岚：可能我会说德语，但在德国那边都可以用英语交流。

一定要放下出过国的架子

访谈者：您觉得出国对个人发展也并不是特别重要？

沈奇岚：这个结论太草率，因为我现在说的只是一些平时的细节，对个人职场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一些大公司里面，有没有读MBA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访谈者：现在留学变得很大众化，在这种背景下，就很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沈奇岚：对，留学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但对职场来说就要看机遇了。

访谈者：您认为对职场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帮助？

沈奇岚：要看机遇吧，如果他刚好掌握了一门技术，对工科生而言，那就不一样了。

访谈者：对于文科生，就只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沈奇岚：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千万不要小看没有出过国的人，一定要放下出过国的架子，不然一定会妨碍自己，我觉得海归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以为出国很了不起。

访谈者：您是通过应聘去现在的公司的吗？

沈奇岚：我认识老板，老板让我来我就来了。

访谈者：不是自己应聘的？

沈奇岚：我本来就认识老板，他让我过来我就过来了，跟学历没关系。

访谈者：他为什么要找您呢？

沈奇岚：我觉得他更看重的是我的媒体经验和协调能力，跟博士学位没关系。

咱们也能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吴川

日本大学研究生院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日本汉语教师协会会长

访谈者：您是哪一年出去的？

吴川：我198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教日语，教了三年书后，在1985年10月14号，我开始了留学生活，到现在已经27年了。

我开始去的是东京大学的研究生院，在那儿学日本古典文学，因为我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日本的<徒然草>——中世纪的一个古典文学》，比较《徒然草》和老庄思想。

访谈者：属于比较文学？

吴川：对，但也不光是文学，也有一些思想上的影响，就是从《徒然草》看老庄思想的影响。我对日本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到东京大学研究日本中世纪的古典文学，在那儿学了大概一年半后，又转到早稻田大学学现代日语的文法论。我当初出去的目的只是想进修一下，回来还是要教书的，因为当时是以教师进修的名义派出去的，学校本身没有钱，拿的是世界银行用来资助大学培养教师的贷款。

在东京大学一年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我就申请自费延长，这样我又到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现代日语的文法论。已经到了日本，我就想全面了解一下，不光是文学、语言学，而是方方面面。后来，我又转到明治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学研究科，研究日本的国语学识，就是日本语的历史，相当于咱们的白话文运动，从文言文向现代汉语的转变。

我的硕士和博士课程都是在明治大学上的，一共5年，这样我留学一共8年，但前三年是没有学位的。我开始是自费公派，但这自费不是我个人出钱，而是世界银行贷款给我们。我以前的单位叫我留职停薪，我就在日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一晃就是8年。

我到日本三个月后就去工作了，在当地一所叫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中文学校教中文，那儿有中文的本科生，但不设学历、学位，只是语言培训。我当时和一个日本老师配合，一直在这个学校任教，也在其他的语言学校教过。

我在日本就像是字典

访谈者：您一直是边读书边工作？

吴川：是的，而且我干得也很杂，除了教中文，我还参与字典编辑。日本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出版社叫小学馆，这里的“小学”是指古汉语中的“小学”，意即文字编纂，它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出了一本比较权威的日中词典，后来又出了一本中日词典。我从日中词典第一版开始就参与编辑，因为1983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日语自学的专著，讲日语文言文的基础知识，现在商务印书馆又跟小学馆合作，编辑日中词典的日本版，他们很需要语言方面的人才，通过朋友介绍我就去了，这一干就是20多年。这些年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现代日汉词典，之后又出版了现代汉日词典，在国内学日语的和在日本学中文的人都知道这两本是最权威的，后来出的一大批词典，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这两本。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在日本就和字典一样，也慢慢学习和成长起来，到了中日词典出版第二版的时候，我就成为该词典的编委了。后来，我也参与了日中词典第二版的编辑，以后又出了一本中日词典新语，收了两万多词条，是2008年5月出版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主编之一了，中国人在日本字典编纂里边做主编，我还是第一个。

另外，我还从日源词到中国以后变成流行语，又发生异变，怎么变，有哪些变化等角度写了许多论文，这是我的另一大副业，也是我为中日交流做的贡献，我从中起了桥梁作用。

博士课程结束以后，我除了在文化学院教书，也在大学兼职教书。我去这所大学兼三节课，又去别的大学兼三节课，最多的时候我从周一到周日都排满了，这样干了很长时间，一直干到1997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正式聘用我，从那时开始，我就从准讲师升到正式讲师了。这样，我就在国际关系学院待了18年，后来又在日本大学总部的研究生院做了专职教授，相当于咱们这边的博导，其实我是副指导，和另外一个日本老师一起指导，一般一个博士生有2~3个导师，一个主指导，两个副指导，我自己还带硕士生，以带硕士生为主。

不回来未必是坏事

访谈者：您没选择回国，为什么？

吴川：种种原因吧。我爱人后来也到日本留学了，当时本来就想让她去一个月，去看看，那个时候买东西是有指标的，我们想买了电视机就回去，但因为她办出国护照需要单位证明，而单位就死活不给开这证明，我一看这么别扭，就干脆不回去了。我在日本，她就能办自费留学过来，很简单，我就在这边把学校找好，交好学费，给她做担保人，她就过来了。人过来了我就想她也应该要拿个学位，只是小孩还得留在中国，那时候是不让都走的，要留个人在国内。那时候，我们想学完就回去，但后来，我要拿学位，她也要读书，一晃就是很多年，很快就到了1989年，我们小孩5岁了，要考虑上学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上？我当时在这边的学业还没完成，如果小孩在中国上学我们就照顾不到，而奶奶的年纪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小孩接过来了，让他在日本上学。后来我有了专职工作，这样我可以边工作边读书，还能照顾家里，我们就留下来了。

现在来看，其实留下来也挺好的，咱们也能起到一个中日交流的桥梁作用。比如编字典、教中文，带学生来国内交流，这也促进了日本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教员之间的交流。我后来还做过很多工作，比如促进日本大学跟山东大学成为姊妹学校，后来又跟同济大学变成了姊妹学校，我也经常去北师大做讲座。我觉得这样反而更方便，人在哪儿不要紧，只要能发挥作用，为祖国做点儿事情就行。现在，我也还经常回来讲课，因为我在国内是搞日语教学的，在日本那边也是教中国语言文化，教日本人汉语，也做过日本的电台和电视广播讲座节目，现在还在研究对照语言学，就是比较文学，国内的一些日语教学年会和研讨会，我也都会参和，我还研究了一些课题，包括和歌的汉译等。所以，我人虽然在日本工作，反而可以利用机会促进两国的交流，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虽然没有回来，但未必是坏事。

高质量的汉语教师很缺乏

访谈者：现在日本对汉语教师的需求怎么样？

吴川：中国人去了不少，但是高质量的汉语教师还是很缺，有的人有一定的学历，但不一定有经验，要用日语来讲中国的文化和语法，确实挺难的，现在很缺这个专业的人才。

访谈者：日本有没有培养汉语人才的机制和机构？

吴川：目前好像没有成体系的，2009年我们一些教中文的老师，包括日本专业人士和中国专业人士，一起成立了东日本汉语教师协会，我是首届会长。我们也搞教师培训，也搞研讨会和讲座，一方面是给教师提供研究和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给日本学生或社会人士提供一个说汉语的平台，比如搞一个大奖赛，提供一些奖品，通过这些活动来促进他们学汉语的热情。每年孔子学院一般至少要进行一次教师培训，我们都是积极协办者，不同的孔子学院往往定的时期不同，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是研究型的孔子学院，主要是讲座和培训，是比较短期的，就三五天，从中国请专家过去，而我们协办，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到三次。长期的就是系统地培养教师，这个好像国内有，但日本还比较少，一般都是硕士、博士毕业以后参与教学，一点点去积累经验。

所以，这方面人才还是稀缺的，但这几年好像慢慢多了起来，因为日本各个大学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专门研究汉语或者日汉对比研究，其中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也有日本本土的学生。日本这方面的力量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雄厚，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规划，也没有什么系统的教材，都是各自为政，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计划，因此跟国内的日语教育比起来还是远远不够，虽然它历史很长，研究也到了一定深度，但整体上比较松散，缺乏统一的教材和大纲，所以日本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汉语教学机构和系统规划。但是，从师资规模来说，现在还可以满足日本人学习汉语的需要，关键是怎么提高师资水平，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目的就是把这些老师都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大家合作，集思广益才能做得更好。

访谈者：有可能编写统一的教材吗？

吴川：日本有它的国情，一般都是私立大学，每个大学教材不统一，这不能强制，每个大学都是自己设定课程计划，自己设计教案，各自为政。日本的大学不像我们有教育部的指导纲领，他们没有强制性的东西，但对初中和高中，他们有一套指导性的东西。日本大学相对来讲比较自由，但是它的力量比较分散，好几个大学把它的中国老师和日本老师组织起来，编一套自己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很快就过时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变化太快，费了好大劲儿好不容易编的一套系列教材出版了，结果没过几年就跟不上形势了，重新编的话很麻烦，又费精力，成本又很高，所以很多都不弄了，就直接从市场上看哪一本书内容还不错，临时拿来用，所以系统性不强。

需要高层次的人才

访谈者：日本的汉语教师主要都由什么人担任？

吴川：主要都是些志愿者，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师都是志愿者，是国内派来的。

访谈者：有在日本的留学生吗？

吴川：有，就是咱们中国籍的老师在日本拿了学位以后，留在日本工作的，这些人现在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用日语来讲解汉语，而国内派到孔子学院的那些人，只能用中文讲，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家听不懂汉语，国内那套教学法未必对日本人有效，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

访谈者：您刚刚说到日本汉语教学的整个体系其实还不是很完善，可以理解为日本现在还需要很多这方面的人才吗？

吴川：人才恐怕还是要，但是需要既懂日语又懂汉语教学的双语人才。

访谈者：如果本科是日语专业或对外汉语专业的中国学生，毕业之后去日本留学，是不是会很受欢迎？

吴川：对，非常有市场。但是本科毕业之后不能在日本当老师，兼职老师现在都要求有博士学历，至少是硕士以上学历，而专任讲师的要求就更高了，从助教开始就必须是博士学位，不过中国的博士学位他们也是认可的，现在这样的人才也慢慢多起来了。

访谈者：日本的高中和初中有汉语教学吗？

吴川：高中也开，但必须是要有高中教员资格的老师，一般都是日本老师，中国老师需要参加日本的国家考试，拿到资格证书之后也可以教课。汉语学习在高中开得比较少，一般是从高二开始，高二、高三两年每周就一次中文课，顶多两次，个别的国际高中从高一开始就可以同时上英文和中文课，这种学校出来的学生一般都非常厉害，他们到大学一般都选择中文专业。

访谈者：相当于培养预科生？

吴川：对。但是培养人才是长期的工作，我在日本20多年了，最近觉得情况有些变化，就是整个学历在提高，学汉语的人数在增加。

访谈者：是因为现在世界上出现的汉语热？

吴川：对，跟这有关系。

访谈者：现在汉语教学人才的门槛也越来越高？

吴川：对，门槛越来越高。现在一方面是缺少人才，另一方面门槛又很高，需要高层次的人才，一般人才已经很多了，比如一般的绘画教师、社会上一些培训学校的教师，那就不需要什么高学历了。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文化

访谈者：现在日本的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吴川：现在日本已经有十四、十五所孔子学院了，但是我感觉它还没有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汉语教学历史挺长，每个大学都有中文教员，孔子学院只是一个非学历教育机构，很多都是面向一些社会人士，实际效果不是太好，很多人对孔子学院也不太了解，有些可能还有些成见。

现在我经常协助孔子学院做一些汉语的推广工作，他们有一本叫《孔子学院》的杂志，在全世界所有的孔子学院都是免费发行的，现在已经到第10期了，都是双语版，欧美国家都是中英对照、中法对照或中德对照等，各种版本都有。在日本他们要出中日对照版，就找到我给他们做兼修，我也给他们做连载，主要是新词语方面的，现在数量还不多，我们想多做一点儿，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但是现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日本有700多所大学，而孔子学院才十几个，是附设在大学里面的，而且还不属于大学内部，因为大学内部已经有教学课程配置了，等于是在编制之外、面向社会的。最近中日关系又不太好，所以孔子学院又少了，也都受到些影响。

访谈者：孔子学院有固定的学制吗？比如说多少年？

吴川：没有，都是短期的。

访谈者：就像培训班？

吴川：对。

访谈者：只教汉语吗？

吴川：还教文化。孔子学院从国内派老师，不光是派汉语老师，还有教文化的老师，比如舞蹈老师，教中国的民族舞蹈，还有教书法的，老师里面还有京剧演员，他们就在大学里面开京剧课。在日本，还是要发挥各种教育机构的作用，孔子学院应该和他们相融合，虽然现在也有种种问题，但是我相信大的趋势还是好的，总的来讲还是会不断发展。

日本跟欧美国家或者非洲国家不一样，它接触中国文化已有1 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朝的时候就派人到大唐学习，引进了中国的很多文化，包括佛教。到了近代，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日本就派了很多实践团到欧美去，开始引进西方的技术，也翻译了很多专著。日本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获奖感言中就说过，日本的近代化就是一个侵略扩张的过程，要富国强兵但没有资源，英、法、西等帝国主义国家都向外扩张，日本学它们，在亚洲扩张，整个近代化走的就是这条路。“二战”中，日本是战败国，投降后被美军占领，从那以后又开始变样，引进民主制度，也就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期它就不学中国文化了，而在这之前都是拿中国当老师的。但实际上，民间的交流一直都有，包括抗战时期，日本也需要用中文宣传它的一些东西，但那时基本上都不是跟中国学习，只是用中文来推销。战后这样的学习又恢复了，一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掀起了一段新的高潮，中间起起伏伏40年，目前总的趋势是交流越来越频繁。

根据中国国家汉办的统计，日本学中文的人数有200万，实际上这个数字有点儿虚，不会有那么多人，但已经比别的国家多得多。我们的讲座广播卖得最好的时候有十几万册，英语是六七十万，但中文已经是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大语种，就是说有十几万人在看你的电视，听你的广播，这些还都是社会上的人，其他在校生就很难统计了。日本一共有700多所大学，每所大学都开汉语课，平均下来每所大学有二三百人学汉语，这个数量很庞大，但是也到不了200万。

访谈者：人数是一直在增加吗？

吴川：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汉语在日本都是最热的，日本对汉语的需求还是最多的。现在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暂时减少了，但是大学里开中文课程，要有学分的，中文是必修课，这个就没受什么影响。

日本又有了一个新政策

访谈者：现在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的还多吗？

吴川：现在公费留学的比较少，主要还是自费，大批人开始都是先进语言学校，学一年日语，然后再考那边的大学本科，这种人比较多；还有一种是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日本读研，这部分人是在逐渐增加，但是没有读本科的人多；还有一部分是申请到奖学金之后才过去读研的，但更多人是到了以后，一边打工，一边再申请奖学金，一边完成学业，都挺苦的。

最近两年，日本又有了一个新政策，就是对留学生的补贴和学费减免取消了，可能跟它经济不景气也有关系，取消了以后，很多留学生考虑到学费问题就不一定要去日本了。其实，日本的文化等各方面都跟中国最接近，可是学费太贵，生活费也很贵，所以有些人就去澳大利亚、英国留学了，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日本不同的政党上台以后有不同的政策，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麻烦的，缺乏战略性，日本当年曾经提出要达到30万外国留学生的构想，现在超过10万人了，但是30万是远远没有达到。但现在取消了学费补助，那就削弱了竞争力，中国留学生可能会减少，我自己感觉我们学校的留学生好像都减少了。

访谈者：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在所有的外国留学生中大概占了多少比例？

吴川：应该算最多，每个学校都最多，比如日本大学，留学生总数是1 000多，其中中国留学生可能就有600~700人。

访谈者：这些留学生毕业之后的流向呢？

吴川：有很多人留在日本工作，能留的一般都留下来了，还有极少一部分人回来了，他们是一些专业人才，国内很需要他们，进行了人才引进和交流。

访谈者：在日本积累了5年工作经验之后的人，一般是选择回来还是留在那边？

吴川：一般还是留在那儿，只要能留，还是愿意留在那儿的。

访谈者：是因为国外的环境更好吗？

吴川：方方面面的原因，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日本都比较自由。其实，我们国内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社会人文环境，日本还是比较好。比如买东西，大家都排队，从来不会推推搡搡，坐车都很规矩，你要是习惯了那种环境，回来就感觉不适应了。国内还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别比较大，教育水准、素质都还有待提高，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而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社会制度也比较成熟，大部分留学生最后选择留在日本，可能是对日本文化和人文环境比较满意、比较习惯。

最好本科毕业再出去

访谈者：日本对中国人才持什么态度？

吴川：很尊重，他们很敬重人才，尊师重教，这方面比咱们要好得多，不管你是哪国老师，他们都非常尊敬你。在中国大学做教授的外国专家人数不会太多，但是在日本，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很早以前就这样了，很多老师都是外国人，被授予终身制的教授跟日本教授享有同等待遇。

在日本工作，只要语言没有什么问题，能够交流，学历达到一定程度，符合要求，他们都一视同仁。有人说日本人有歧视什么的，在我们这里是肯定没有，有的话也可能是在饭馆里打工的这些人，你刚去的时候语言不通，干活也干不好，那可能就会经常挨骂，因为日本人干活很勤快、很麻利，要是突然来了个笨手笨脚的人，一开始肯定挨骂。

所以，我希望去日本之前，最好还是要打下一个比较好的语言基础。不要一点儿基础都没有就跑到那边，那些语言学校都是日本人用日语教日语，所以听起来也是稀里糊涂，很多人学到最后，语言还是很不扎实，特别是语法，都要用中文来讲，理解才会更深，语言基础打好后再去日本加深理解，因此我觉得最好是本科毕业之后再过去。

访谈者：您的意思是这时候出去是最好的？

吴川：对，我当年也是本科毕业后去的，后来很多在日本做教授的中国老师和专业人士基本都是这种情况。日本也做过统计，在外国教授当中，中国人是最多的，其次可能是韩国人。在美国，中国教授很多都加入美国国籍了，因为如果你不是美国国民，就很难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但在日本不一样，他不强迫你加入日本国籍，这是你自己的自由，不影响职称，这点是相当宽松的，如果你语言过关，又有自己的特色和专业，你就可以跟他们交流，他们很尊重知识和人才。为什么很多人过去就不愿意回来了？因为他待在那儿感觉很舒服。

访谈者：在学术领域，留学人员在那边也不会受到限制吗？

吴川：如果是企业就比较复杂，企业有企业的文化，有些在企业工作的中国人，很多都入了日本籍，因为毕竟企业有些文件都是机密的，如果你是外国人，他会觉得你跟他不是一条心，怕你把企业机密偷走，如果你不是日本籍，他也不会重用你，不会让你进入管理层，但是像我们这些搞文化的，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得分不同的层面。

拥抱不同文明之精华

许念邑

美国柯盖德大学在校生（毕业于上海中学和英国伦敦德威公学，曾就读于德国Walddöfer文理高级中学）

计划周详，不刻意不强求

访谈者：您是我们访谈过年龄最小的留学生，听说您的父母在您小时候就有意识地培养您今后出国交流，是这样吗？

许念邑：可以这么说，不过并没有特定计划，而是他们很注意培养内地学校普遍忽视的素质，比如口才和思辨，希望时机成熟后去留学。

访谈者：他们是在您几岁的时候开始萌生要送您出去的想法的？

许念邑：一直都有。有机会就争取，没有就不争，比较随意。没有当成唯一的选择。

访谈者：您小时候会想到以后要出去吗？

许念邑：其实真的是留学之后才庆幸留学好，之前反而没有那么强烈。

访谈者：您为此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呢？

许念邑：规划很重要。很多人缺乏的不是财富，而是信息。信息不对称助长了中介的流行。其实，最重要的在于梳理和归纳信息。比方说，要去一个地方留学，很多人找中介，但是中介能提供的无非就是学校的一些网站，告诉你怎么报名，怎么申请，但是最后申请的文书，包括和学校的交流、考试，还是要你自己去做。所以，我的观点是，最好就把准备本身当作留学，因为这是有针对性的。现在很多人一想留学就去找中介或者想求得别人的帮助，但信息不对称很多时候会适得其反，有的中介质量比较高，收费很贵，但还有很多可能给你的是错误信息，这个是我觉得在准备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访谈者：现在很多父母因为小孩学业繁忙，所以在准备过程中就替小孩打理一切，但是您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是让您自己收集材料、面试，有意识地锻炼您这方面的能力，是这样吗？

许念邑：是的。从小他们就比较注重这些能力的培养，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是各种场合的交际。其实我小时候比较怯场，现在私下也是沉默寡言。但是父母从小鼓励我学主持学表演，参加中文、英文辩论等等。这些自然而然在我申请、面试、跟学校交流时派上了用场。后来我自己也有意识强化这些能力，所以是自然的过程。

机缘巧合，赴德交流

访谈者：您在上高一的时候就去德国交流了一段时间？

许念邑：是高二上学期。

访谈者：当时是什么情况？

许念邑：几段经历都是机缘巧合。在上海中学上高一时，考试排名很靠前，我就有资格入选了德国交流项目。这是80年代初上海和汉堡市政府签的项目，上海和汉堡各有四所中学参与。

访谈者：项目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吗？

许念邑：对。学校高一就要选拔征询。先是德国学生来我们这儿读高一上半学期，等到高二上半学期，我们再去德国。因为是他们先来，所以我先接触到他们的风俗，等我去的时候，就好适应一些。

访谈者：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许念邑：比较自然，这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访谈者：是去汉堡吗？

许念邑：对。德国中等乃至高等教育大部分是政府资助，中学的情况类似中国，分普通学校和文理高级中学。文理高级中学称为Gymnasium，来自古希腊文，就是为了全面锻炼心智体魄的精英学府。我们当时是和德国四所重点学校交流，我去的那所偏理科，和上海中学学风很像。

访谈者：当时学德语了吗？

许念邑：去之前学了3周，在德国又待了3个月。所以我的德语在那段时间非常流利，但现在已经让位于其他语言了。

汉堡之旅被“严谨”触动

访谈者：那是您第一次出国吗？

许念邑：是第一次。

访谈者：什么感受最深？

许念邑：我看到德国人严谨的社会管理和为人处世，触动很大。一方面社会运行就像一台精密仪器，另一方面人也很实在。社会管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公共交通很准时。地铁、火车准点到站发动，我在德国的住所位置类似上海外环之外，公交车每20分钟一班。当时信息科技没有如今发达，电子联动系统还没有大规模推广，但都可以精确到上下误差不超过30秒。第一次出国很新鲜，我经常掐表，但没有一次晚点，这基本靠司机个人经验把握。我本来相信纯粹技术，由此发现管理也很重要，这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生活学习的风格。就为人处世而言，他们说什么时候来接你就什么时候来接你，没有似是而非，也没有模棱两可。

访谈者：您觉得国内外的高中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呢？

许念邑：其实高中教育折射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一个侧面，而不同有时要从相同谈起。虽然中英德美，乃至我游历过的北欧和瑞士的高中，都有很多不同，但都希望学生获得知识和掌握社会交际的能力。

相对而言，我觉得美英的不同在于美国教育更全面。不光文理均衡，还重视社会活动、演讲口才和体育音乐。英国高中，有公立、私立之分，公立一般称为“state school”，通过考试选拔的称为“grammar school”（文法学校），和前者最典型的不同是教授古典学，也就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以及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哲学历史、政治法律和经济风俗，直至20世纪中叶这些都是英国大学的必修课，如同中国的四书五经。私立学校统称为“private school”，私立学校中历史悠久且出类拔萃的称为“public school”（公学）。这四种学校面对的学生群体是不同的。在撒切尔执政时期，政府大幅缩减文法学院，降低了平民子弟上牛津、剑桥和其他顶尖大学的可能性，造成了社会公平的退化，甚至还停止了一些地方政府和私立公学的奖学金合作。如英国教育史上传奇般的达利奇实验（ Dulwich Experiment），也因为南华克市政府的退出而停止，直到近年才以其他方式恢复了助学金。

英国在高中时就分文理，你要根据大学要学的科目选择你高中学的内容，也就是我们中国很多富裕家庭让小孩学的A-level课程。你如果大学要学数学，那么高中就要学数学、物理，如果你准备大学学文史，高中就要学文史。而美国和德国学生在同时期仍然保持一个均衡的通识教育。

我觉得中国教育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差，要看具体的学校。同一所学校也要看具体的老师和同学。比如上海中学，明显重理轻文，文科优异的学生在校内受到的关注可能不如重视文科的其他几所同等学校。但是另一方面，它维持了一种非常严苛的治学作风。我们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大家在一起学习，这种风气是现今德国、美国和英国都没有的。究其原因，恐怕和寄宿有关，倒未必如很多人鼓吹的和重视理科有关。再做个比较，上海中学非常像“二战”之前的英国贵族公学，而公学向来是重视历史语言的，又和我们中国的古老传统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打好功底，结合国外丰富的师资和精致的硬件，审慎稳健地吸收每个国家教育的精华，这样就挺好。

英伦求学，越过中间环节

访谈者：您那时候去德威伦敦公学是怎么争取到的呢？

许念邑：偶然看到这个学校的奖学金。

访谈者：是面向上海市的学生吗？

许念邑：名义上是整个亚太地区。

访谈者：那您是怎么找到这方面的信息的？

许念邑：我主动了解，认识了学长。

访谈者：就是之前通过这个项目出去的人？

许念邑：对，然后他们鼓励我亲自询问校长，安排了考试和面试。

访谈者：是直接跟校长联系的吗？

许念邑：越过了很多中间环节。我的措辞都是准备的，这打动了他。

访谈者：您是直接给校长写信的吗？

许念邑：对。

访谈者：那一般出去的程序是怎样的？需要先申请？

许念邑：总归都要申请一下。

访谈者：您去英国留学时在读高三？

许念邑：高三结束了。

访谈者：高考完了？

许念邑：没有高考。

访谈者：您没有参加高考？

许念邑：高三上半学期时就看到这个机会，就想能去就去，结果就去了。

访谈者：读了一年吗？

许念邑：两年。食宿和往返机票都是靠奖学金。

访谈者：您当时为什么不考虑读完这边的高中以后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呢？

许念邑：这个问题有讨论的意义。第一，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本科就要出国读的愿望。第二，当时的母校上海中学极力反对高三自行申请出国。要去香港考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就要向学校请假，或者要开成绩单，学生处就知道了。一直以来规定就是这样，开了成绩单，就放弃了国内一切保送、直升、推优的机会，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改变。校长的名言是“储人才备国家之用”，这也是上海中学的百年校训。学校里很多师生都觉得一定要在中国，而且是在内地完整地接受完大学教育，才比较有忠诚感、归属感，或者能获得很多中国独特而高深的经验和人脉等等。但有一些学生是另一个极端，觉得出去越早越好。这些年两种不同的治校思路和人生选择在冲撞磨合之中，有很多的暗流涌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调和一下比较好，就是谁都不要刻意指摘谁的忠告，当然反过来更不要刻意限制谁的选择。很多学生破釜沉舟，各有各的选择和结局。

我从来不喜欢和任何事物斗争，所以没有冲动和学校势不两立，也没有做特别详尽的规划。我那时觉得语言和生活能力都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水平，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但汇丰银行奖学金可以说是缪斯的垂青，让我很好地过渡了。

访谈者：在英国可以选择文理科？

许念邑：可以选择，但如果想读英国的大学，这样的选择是有风险的。基于自己的规划，我在英国选择半文半理，这和大部分学生不一样，学了物理、数学、经济学和逻辑学，然后，我觉得伦敦德威公学是难得的几所还教授古典学的中学，就学了一点点拉丁语。英国老师倒是很像典型的中国老师，说我要么选文要么选理。反而在上海中学的时候，抛开前面所说对于升学的态度，求学的过程本身更均衡，天天做龙门题库和精编数学的习题，也能去参加上海的英文辩论，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做光催化处理污水的实验。我领会了均衡的重要，到英国，反而认识到其他国家教育的缺陷，而每个国家对自己的缺陷，往往只缘身在此山中。

搜索鉴别，理解每国短长

访谈者：英国的大学是怎样一个录取体制？

许念邑：英国有的时候其实比中国还保守，如果考虑近代历史影响，就更像苏联。中国1952年之后是学苏联模式，文理分科，拆分综合大学。英国的或许可以分为有三类，第一类是牛津、剑桥，第二类是帝国理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有华威、布里斯托等有一定国际名声的学府，第三类是很多地方的综合或专科大学。但是，名气越大的学校，学生学的东西越专业化，像帝国理工尚可以辅修一些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但是到了牛津、剑桥，三年就读一个专业。

访谈者：学得特别专业？

许念邑：特别专业。你可能学到了某一领域在特定时期世界级的技术，但是其余学科的知识、综合分析思辨、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的确是没有系统性地学习和提高，在这个时代真的显得有些落伍。我不是苛责英国整个教育体制，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体制是完整的，比如社会礼仪，从品酒到普通的为人处世、医疗急救，乃至婚姻恋爱，英国在小学和初中就涵盖了PSHE（社会、健康教育）。但是中国学生，一方面大部分从英国高中的A-Level课程读起，错过了英国的“成人礼”；另一方面，因为当下中国的教育把对应的教育放到大学阶段，那么正巧也错过了中国的“成人礼”。所以也不能说英国的体制怎么样，这还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访谈者：您说的这种信息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人要全面发展？

许念邑：是的。自己要有意识地去选择，意识到在不同国家不同教育阶段，你能学到的东西千差万别。有时你在某个国家的某一阶段，学到的东西可能和在中国学到的完全一样，有的时候自然是完全不同或者互补。其实就像一开始说的，准备阶段信息不对称，留学阶段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高，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机会，也可能就是人生。弥补这一点，搜索鉴别信息的能力很重要。

访谈者：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事物的完整的判断，然后再有对这些信息收集处理的能力，是吗？

许念邑：差不多，像我在大学选课，很多美国学生会去一个网站，叫“rate my professors”，那边有很多人的评价，就像我们的大众点评网一样，有时借鉴一些中国人的看法，面对面地去问、去谈。

访谈者：就是除了读书之外还要阅人？

许念邑：没有那么玄乎，但是或许差不多吧。

文理学院，继承希腊、罗马传统

访谈者：您在英国读了两年之后，为什么不继续读下去，而又去了美国呢？

许念邑：没有具体的原因，我当时只想去美国读大学，因为美国文理学院的教育培养比较均衡，可以学到扎实的文史知识。英国太过专业，我的性格不适于连续几年只学一个东西，然后以此为终生职业，这或许跟经历有关。所以，我就没重点申请英国的大学。我只报了剑桥三一学院的数学系，还是因为考虑了学校老师的建议，因为能够继续提供全额资助，当然竞争也很激烈，他们都是希望一直研究数学的人，我就没有那么痴迷和专业了。没有申请其他的学校，主要是因为费用挺高。去留学费用还是挺重要的，要考虑家庭的承受能力和自己的压力。去美国我有全奖，如果没有，就很难。

访谈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费用都是自己家里来负担，您无形中就会考虑父母的期待、家庭的期待，那么可能学起来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像现在这样您能完全放下来，轻松学习，两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许念邑：对。社会发展是呈螺旋式上升，要有短期技能应用和长期技能储备。个人可以学习财会、经管、中级口译、高级口译，但是长期技能，比如各种场合的演说、辩论、访谈能力，以及复杂管理、精算、一门完整的古代语言、琴棋书画、训诂功底，如果没有超越短期功利的休整，时间就会被碎片化。其实，中国古代的传统，很多都是考验长期技能，如科举；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也是考逻辑，而且是最纯粹的形式逻辑，不会考任何具体的法律条文。这些技能需要在一个相对不追求短期回报的保护氛围中学习，未必漫长，但是需要恒心。

我读的学校属于文理学院，在那里“诸子百家”都看过后再决定未来的专业，更有甚者，如圣约翰大学要求4年读完西方上下千年上百本书。再如深泉学院，除了同样严酷的学术要求外，连粮食都要自己耕种，这或许是很多当代英国、德国或中国学生和家长闻所未闻的。总之，有见地的学生求学美国一定去两种学校，顶尖的文理学院和常春藤盟校，都注重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现在中国有的将其翻译为通识教育，有的翻译为博雅教育，当代最鲜活的源头都是美国的文理学院。

访谈者：这个选择是您自己判断然后决定的？还是跟父母商量了一下，但最终还是自己拿的主意？

许念邑：我和父母一直都比较默契。

小班大学，校友自给自足

访谈者：美国提供的奖学金每年是多少？

许念邑：公立和私立学校是不一样的，每个学校也不一样。总体上，我们学校对国际学生很好，一给就是4年，美国学生反而要每年申请一次，根据你家庭收入的状况。

访谈者：文理学院是公立还是私立的？教育经费从哪里来？

许念邑：文理学院都是私立，经费第一来自学费，第二来自捐款，第三就来自学校的一些投资产业，原则上政府不拨款，一些学校甚至不允许政府拨款。

访谈者：希望保持学术各方面的独立性？

许念邑：是的，而且这个目的很明确。

访谈者：一般美国学生在那边读的话，学费多少？

许念邑：我们学校光学费是54 000美元一年，也是美国最贵的学校之一，哈佛、耶鲁也差不多，如果算上吃住费用，大概要6万一年，好的地段像纽约大学要10万美金一年。反过来说，学费不能代表教育质量。譬如同样的学费，可能只够外州学生上加州的大学，也可能只够支付普林斯顿大学的费用，越好的私立大学，越是会提供资助，学费不会成为优秀学生的负担。

访谈者：学校把您的学费免了，还有一些生活奖学金？

许念邑：对。

访谈者：也就是说你家里基本上不用花钱了？

许念邑：只给很小的一部分零用钱。

访谈者：您读的这个班里，国际学生享受这种待遇的多不多？

许念邑：挺多的，学校不是给你多少钱，是问你需要多少钱。学校如果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先录取你，你要多少资助就给你多少。我们学校一共2 800名学生，国际学生占50%，得到的资助也是过半。或许因为校友主要分布在华尔街和律师事务所，有很高的忠诚度，也乐意捐款。

访谈者：学校每年招700多人，有研究生吗？

许念邑：没有。

访谈者：只有本科生？

许念邑：只有本科生，这是文理学院最大的特色。

访谈者：差不多一共有3 000个学生是吧？老师有多少个？

许念邑：老师有二三百人。像最好的威廉姆斯学院，有的时候师生比能达到1∶5。

访谈者：都是小班教学？

许念邑：全部是小班教学。如我们大三大四的阅读课，你看着希腊文，当着老师的面讲出英文意思，有的时候师生比例是2∶1，就是两个老师教一个学生。你还可以设立自由学习课，像我的上古英语是跟一个老师一对一学习，每周2个小时，他也很乐意，不会说你给我额外加工资。

访谈者：文理学院的国际学生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许念邑：有一个历史的变迁，90年代之前是东欧，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明显增多，其次来自印度，然后就是新加坡等国家，日本学生基本没有。

各类社团标准化、系统化

访谈者：您是学法律的吗？

许念邑：不是，是古典学，其实和意大利关系最密切。要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研究上古、中古和近古世界的历史语言、政治经济、建筑医药及其他一切。古典学在美国学界地位也非常特殊。西方古典曾经是必修的，牛津直到70年代仍强制拉丁文入学考试。后来他们也闹革命，取消了硬性语言要求。很多人一度宁愿学汉语也不学拉丁语，现在又有回升，是一个螺旋上升期。

访谈者：美国大学教育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体育，整个美国社会都有这样的氛围，能聊一聊这个吗？

许念邑：我觉得它也是美国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学校也很重视体育，而且相对于其他的文理学院更重视一些，学校希望所有人都能重视体育锻炼。学校在录取标准中就有很多对运动员的照顾条件，在学校里运动员也是学校的中心，毕业时简历上写你是橄榄球队或棒球队的，对你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中国现在很多人太不重视体育锻炼了，像最近我看到长跑、中跑有猝死的，近视率也很高。美国人认为人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身体，两部分互相影响，古希腊强调第一要摆脱身体束缚，第二要磨砺精神。体育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它确实能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我在英国参加过赛艇、辩论，学校录取我的时候给我的评语是，有一种运动协作的精神，这很重要。当然中国也有“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我们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美国学校的健身房，对学生和教职工免费开放，付了学费就没有任何额外费用了。

访谈者：美国学校也非常重视社团的建设吗？

许念邑：要分两类。美国社团的典型特征是公开参与，这类组织基本上对所有人开放，以活动为主；还有一类是兄弟会，兄弟会是需要经过秘密选拔的，名义上当然是开放，但是总有自己的规则。其实无可厚非，不过终究两类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骷髅会，如果真的存在，可以说是兄弟会中的兄弟会了。

比较公开的社团活动有很多，学术社团涵盖文史哲、数理化，体育社团林林总总，有很多合唱团，还有辩论社，培养政治人才。这些社团其实跟中国的大同小异，而中国还在发展阶段。

如文科辩论，中国可以说依旧前途漫漫，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一种全国性、上下一体、各个社团联合参与，尤其是一套可重复、可操作、可交流的训练理论和思路，和世界更是没有太多交集。如WUDC（世界大学生辩论赛），复旦和北大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但是整合性不强，整个内地还不如香港。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参与活动，只要你有天分，就可以见到哈佛的精英并打败他们，所以无论是模拟联合国、英国议会制辩论，还是模拟法庭，整合性都非常强。我觉得橄榄球、板球、英式辩论等活动，在中国开始萌芽，民国时期的传统也在恢复，如苏州大学继承东吴大学的英国议会制辩论社团，但一定要进入国际体系，这样你的每一分努力才不会白费。

所以，我觉得美国社团成功的关键就是标准化，校级、市级、州级、国际级，层次非常清晰。

访谈者：华裔学生或者亚裔学生有自己的社团吗？

许念邑：每个学校都会有类似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组织，像科尔盖特这样的迷你学校，也有一个中国兴趣协会，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还是很温馨的。参与的学生有美国人、港澳台学生和内地学生，开会语言都是英文，还时常有不同的教授参与，学校不大，族群生态和综合性大学的CSSA毕竟不同。

美国人眼里的领导

访谈者：现在国内的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重点不在学多少知识，关键是拓展人脉，功利性更强一些，您对这一块持怎样的观点？

许念邑：其实我觉得人都有参与社团的需求，只是美国比较注重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所以把它制度化了，在中国大学也经常会看到学生三三两两在一起，如果有长辈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访谈者：美国的兄弟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许念邑：祖传。其实很有意思，19世纪20世纪，兄弟会的精英都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助者，乃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考古学和人类学是非常奢侈的学科，涉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还得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研究风险也不小，又几乎没有任何短期的物质回报，不倒贴就不错了。现在的兄弟会今非昔比了。

访谈者：确实是，但中国的考古是以寻求宝物为目的的，包括现在大部分的人去考古，考出来第一个评论就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大部分人还处在这个阶段。

许念邑：我觉得美国形成了一种社会整体的分工协作。整个大学是均衡教育，有不赚钱的学问，有赚钱的学问。经济、会计是前者，文史、考古是后者。因为均衡，所以能让所有人得到资源。比如一个人学了英美文学，学了古典学，不一定读博士，他可能做律师，回过头捐款给教授。又比如研究古典语言，破解意群，对于人工智能很有帮助。归根结底，有抱负的人不必固守一个岗位。

访谈者：是一个长期的回馈？

许念邑：对。大多数美国律师至少会一点儿拉丁语，文理大学基本都有拉丁语课程，你学了之后或多或少都会参与考古，而这些学科的教授和师长的人格魅力，以及求学之中的磨砺，会让一个个年轻本科生的内心永远折服，感慨这些看似无用学问的真正价值。因为考古所获得的技能对于律师来说弥足珍贵，律师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综合历史、语言和物质材料的综合推理分析决策能力。你学了考古之后去做律师，挣的钱又可以用来捐助考古专业。如此往复，本科学生的视野得以拓宽，美国古典学界也得以存活，躲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所谓大反思、六七十年代的反智运动，也包括现在信息科技的滚滚洪流。代代律师也获得了最真实历史的滋养。

访谈者：那像您的专业，就业面也比较广？

许念邑：古典学学得通透，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从律师到医生到拍卖师，机缘巧合的人甚至去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看你自己怎么理解。有的人会理解地很狭隘，陷入故纸堆，很多年后也不知道干什么。与其说是兴趣，不如说是毅力，因为古典学包罗万象，不在对于某种知识感不感兴趣，而在于有没有天分和努力，通过提高语言功底，观察和理解他人用寻常功底观察和理解的历史。

访谈者：确实感悟很重要，对社会的适应性就是一种悟，悟到了以后，就能触类旁通，很多时候对社会只有顺势而为，你只有借着这个势，就像太极推手，这个事情才可能做成功，别跟这个社会对着干，不管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你总要找到自己。

许念邑：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份最重要的研究基金，它来自学校校友，也是美国最富有的律师之一的捐款。选题没有限制，金额没有上限，只要是跟文史哲政经有关，对不同文明的理解有帮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我选择了研究民国时期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一共有5个科系的老师投票，政治系、经济系、英美文学系、哲学系等几个系的老师的课我都上过，和这个人我谈这个观点，和那个人我谈那个观点，当然也费心力写了很长很长的申请。

其实都没有刻意，关键是如果真的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前面的积淀就会自然发酵。我如果要去学一些法律的知识就需要拉丁语，古典学的功底就用上了，因为当年东吴的法学精英很多人信基督教，就需要从监理会和浸礼宗在华传教入手，基督教的历史就用上了。听起来是很漫长的积累，很多时候也是自己默默无闻地做，最后对自己的巨大促进，自己知道就好，就是这样。现在新来的中国学生，只看到结果，不关心甚至质疑这个积淀的过程，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吧。

访谈者：您这个专业，中国的留学生占多少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许念邑：数量越来越多，当然比例还很少，估计会一直很少。

访谈者：按这个趋势，在这种长期的有培养过程的学科中，近年来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

许念邑：越来越多。我觉得这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呈螺旋式上升，因为中国富裕的家庭在增多，有些家长的观念和意识也在变化。但是，虽然很多人都拿到了资助和奖学金，但可能学习这种学科的学生大多还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

访谈者：美国大学里，有没有一个叫“leadership”（领导力）的概念或学科设置？

许念邑：我觉得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反过来中国引进了这个概念，理解得很肤浅，丢失了品质的真谛。中国的青年人，尤其是很多有商业抱负的、向往欧美的人，可能将领导力理解为一种比较大气的东西，类似霸道，但是美国人理解的领导力，可能更多的是王道或是更加柔和的力量。

访谈者：外柔内刚？

许念邑：是外柔内刚的，是建立在学养和交际之上的能力而带来的领导力。对于必要的领导力的培养，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不是刻意培训就能获得，或者明确强调就能确立的，即使通过培训或强调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也终究是昙花一现。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出去把东西学回来，也把东西输出去

带着目的出去就有意义

傅德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1999年第一次去韩国，因为我当时是韩国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复旦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之后就不断派代表团及专家学者去访问韩国。

我在韩国一共待了10天。其间，参观了高丽大学图书馆，还有首尔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发现他们图书架上到处都是用汉字写的书，我就问他们要总书目，但他们没有。我们就说，你们没有，那我们来编吧。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之后我申请了一个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项目，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做完申请的“近代中韩侨民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剩下两个月我就用来做书目的搜集，共搜到五六千本，回来整理后发现不够，就自费又去了一趟韩国。这本《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正式出版，它的文献目录都是我三次赴韩国搜集的。

中国学者到国外去以后，有何受益？我认为，我们是带着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目的，去寻找我们研究的方向，寻找我们所缺藏的资料。我跟学生说，你们出去要有目的，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要把国外有的而中国缺少的资料挖掘回来。

我在韩国搜集了很多东西回来，他们的海关全部要打开看，结果一看全部都是汉字书籍，就放行了。很多汉籍是我们没有或很难找到的，比如有一套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史料丛刊》，共出了21辑，中国国家图书馆只有4辑，很不全。我到韩国都找回来了，这就填补了国内在这套图书上的空白。把国外的东西弄回来，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还能为我们的学生做研究，为我们的老师做科研，提供资料。能把外面的资料都找回来，他们就不用花钱出去了，在国内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我就是带着这个目的出去的，比较有意义。

这是一种互相的沟通交流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我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复旦历史系学习，2008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我读书阶段一直都没有长期的留学经历，只参加过一次短期交流，去了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一共两个星期。2011年9月~2012年2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韩国，这是我第一次长期出国。这次交流活动得到了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它是韩国SK集团下属的一个专门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基金会，平均每年资助约50名中国学者到韩国进行半年到一年不等的访问。

我访学所在的单位是韩国首尔大学的奎章阁图书馆，首尔大学是韩国最好的大学，而首尔大学的奎章阁，从历史上来说就是朝鲜王朝的王室图书馆，现在也仍然是保存韩国古代文献资料，特别是珍本古籍最多最全的图书收藏、管理和研究机构。

我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中韩关系史，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事实上，我博士期间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工作以后在研究方向上有一个转变，这主要和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倡导“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构想有关。我们希望利用中国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研究中国自身的历史，即从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文化。而我在工作之后就在这个大框架下选择了朝鲜半岛这一块开展研究。因此，像我这样的情况，到韩国访问交流可以说是非常对口的，目的性也非常强。

我在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要做的事情很明确，就是尽可能多地去看它馆藏的明清时代的朝鲜文献。虽然此类文献资料我们研究院原来购买过一些，但出去之后就发现，跟我们买回来的相比，韩国保存的资料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我们常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第一手史料，说白一些就是靠史料吃饭，没有史料就很难有学术发挥的空间。当我们在国内做研究感到缺乏史料的时候，走出去看看，往往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半年的韩国之行无论是在史料掌握，还是在研究视野的拓宽方面，都让我受益良多。这半年，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看文献，也写一些文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写了多少文章，而是对韩国整个史料收藏的状况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样以后碰到其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大致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相应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在国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文献资料方面，韩国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图书馆的文献收藏丰富，他们在文献数字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令我惊叹和敬佩。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在持续不断地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馆藏文献一件件地进行电子化、数据化制作，并在馆内甚至网络上共享，这样一种馆藏资源的公益性认知和图书收藏机构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的服务精神，我们国内与之相比，差距还是很大。而慢慢地我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也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利用韩国的文献数据库，我还为此专门收集整理了一个数据库列表。这些情况，在我去之前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这也成为我半年来的最大收获之一。

在韩国半年的经历，极大加深了我对韩国留存历史文献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回国以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设一门课程，专门介绍韩国的文献状况，希望把我了解到的对开展学术研究有帮助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学生，包括韩国的哪些图书馆藏有哪些文献，哪些东西对我们的研究有帮助，如何利用网络数据库、不出国门就获得这些资料等等。而开设这样一门课，在我去韩国之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

出国经历对我的语言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在工作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做韩国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是在工作以后才开始学习韩语的，出国之前在国内的语言培训班前后学了一年左右，可出去以后发现在国内学的韩语到那边几乎没什么用。好在资助我的财团免费给我们提供韩语培训，因此我在韩国期间每星期有两个半天的时间参加语言学习，而在一个相对应的语言氛围里学习，感觉韩语能力一下子就突飞猛进了，虽然只有短短6个月，可远远超过国内一年的学习效果。现在我的韩语水平基本上进行日常交流对话没有问题，，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看懂韩国学者的文章，了解韩国学者的研究动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语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

最后，还是回到学术研究的大问题上来，我觉得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加深国际交流，彼此了解各自都在关心和研究什么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讨论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目前看来，就中韩两国在历史学方面的交流状况，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说，学术交流一般有两个层面，一是去了解对方，二是让对方了解自己。就第一个层面而言，现在不少中国学者普遍的认识是，韩国人的历史研究交流能力不强，往往是自己做自己的，自说自话，而且因为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很多偏执的民族主义立场，很难与之开展心平气和的对话。这种长期固化的认知前提，实际上造成了我们对韩国历史学界的了解总体不足。就第二个层面而言，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发展，我们的学术也一直在往前走，我们应该把国内研究的新成果、新理念带到国外，让国外的学者知道我们的变化，这是研究者的责任。学术对话是一种互相的沟通交流，你不愿去了解别人，又怎么能让别人了解自己。我们出去把东西学回来，也要把东西输出去，尤其是在研究中国历史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自己和国外研究者是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在做了一段时间的中韩关系研究后，我的一个明显感觉是我们和韩国学界在交流上还特别不足，很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当然这要求我们双方都摈弃一些成见，各自保留一些异议，用开创性的姿态来实现对话和合作。现在韩国倒是已经有不少的基金会在资助中国学者去韩国开展交流，比如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等，资助的力度也都不小，我们或许可以多利用这些机会，更多地了解彼此，同时我们也更希望看到自己能再放下一些姿态，更重视中韩交流的工作。

老外和我们的角度截然不同

徐建平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讲师

我是1998年到复旦历史系读本科，2007年从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毕业后就一直留在研究所工作，国内的话，我就去过一次香港、台湾，国外的话，还去捷克开过一个会。

我去香港城市大学是参加一个青年学人计划，就是邀请国内的青年学者去城市大学，给你3个月时间在城市大学做自己的事情，最后跟他们汇报一下你的工作，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计划。他们给的待遇就相当于城市大学的博士后，计划结束之后得给他们交两篇文章，算是参与这个计划的研究成果。

从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说，去香港对我的研究其实帮助有限，因为那边没有跟我研究领域相近的学者，也没有我需要的资料，所以这三个月我纯粹是去感受一下。我刚从台湾回来，台湾跟我的研究就非常密切，他们那边资料很多，因为国民政府在败退台湾的时候把内地的很多资料都带过去了。那边不仅有我需要的资料，还有很多跟我研究领域相近的科研人员，所以台湾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就是资料，不像其他学科，历史研究就是靠历史资料，没有资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原始档案是第一手资料，当然档案也不一定全都可信，但毕竟是第一手的，如果是一些史料集，那就是经过人手重新编辑过的，就是二手资料，还有三手的，所以资料是有分类的，得鉴别。

在港台或者欧美，基本上所有馆藏的历史资料都可以让你看，他们觉得你来看就表明我这个资料有价值，资料就是让大家看的，图书馆、档案馆就是为了让人利用的。我去台湾“国史馆”，他们所有已公开的资料你都可以随便打印，原件也可以复印，只要是公开的都可以看（绝大部分历史资料都已公开，保密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他们的服务态度极好，我看了200多卷资料，你只要需要，他们就随时给你调出来。

学理工科的出去可以接触到很多前沿的东西，但是历史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非要不可，如果出了一个新理论，说不定过5年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所以历史研究靠的是一个长时段的积淀，而不是像理工科一定要掌握最前沿的最新技术、最新动态。

但是，我赞成学历史的学生有机会一定要出去，从开阔眼界上来说，你出去过就知道外面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了，总在国内，你的眼界就很局限，打不开。同样一段史料，老外和我们解读的角度和思路是不一样的。

从现在的交流方式来说，单纯要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互联网这么发达，你要看哪些学者最新的成果或者最新动态，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出去不光是了解学术动态，你要去看不同的人情风俗，要体会不同的地理环境，得看每一个地区为什么风俗不一样，为什么语言不一样，这都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所以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现在，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和图片不出门也可以看到，但是实际走到那里一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你光看书是感觉不到的。

不要局限在国内的历史研究中

温海清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我2008年复旦博士毕业，研究中国古代史，到目前为止在复旦历史系工作了4年，去年出国访问，在美国哈佛大学待了三个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交流，是复旦光华人文基金资助的，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学习。

我在美国的时间太短，而且又正逢暑假，所以也就是自己看书。哈佛的图书馆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有70多个分馆，无论是借书还是复印资料都很方便，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扫描了几十本书，所有的扫描仪都是自行操作，而且是免费的。

西方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历史，也有人研究蒙古史。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统治的地域不仅仅只是中国，今天的伊朗、俄罗斯等部分地区也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西方学者对于蒙古帝国西部的研究比较深入，这方面我们中国学者就研究得很少，所以我这次出去主要也是关注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进展。

除了读书学习，我在美国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吃饭、交际上，西方人除了周末，一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方面，而且很多西方人的午餐都很简单，不像我们中国，吃顿饭那么正式。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外国大学很重视博物馆、艺术馆的建设，哈佛就有很多，时常展览各种藏品。普林斯顿、耶鲁等美国最好的几所大学，都有类似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我们以前常以为美国人只搞一些偏重于理论或者一些宏大叙事的研究，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美国也有人做很精深的考证研究。

我还有一个感受是，阅读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这边，很少人在看书，但在美国不是，在电子书这么发达的美国，很多人坐地铁还是在看纸质书，他们的阅读是非常普遍的，阅读量非常大。

我支持学生有机会尽量出去，开开眼界，一定要开眼界，不要局限在国内的历史研究中，即使你的专业是中国史，也要出去看一看。

第二章
一直往你感兴趣的
方向去努力

我们现在讨论留学问题，不仅仅是说留学经历对人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留学后，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的问题和差异，他就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完善自己的人生。

现在搞外交绝对是很好的事

卢秋田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驻德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咨询组成员

访谈者：您做外交官已经几十年，从您的角度看，留学对人生会有帮助吗？

卢秋田：我想关于人生先说几句。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非常宝贵的，当一个人有点儿人生感悟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生会有四个遗憾：

第一，年轻的时候没经验，有经验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

第二，得到的东西不珍惜，往往失去了才知道它的价值。比如青春年华，你拥有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当青春逝去时，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三，不能吸取别人的教训，自己就要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去吸取很多别人的经验教训来丰富自己的人生，比如通过看书或者听取别人的意见来获得经验和教训，那就很好。但是，往往都做不到，一直要到自己碰壁了，才感觉有道理；

第四，人生最宝贵的是衡量生命尺度的时间，但我们却常常忽视它。找朋友聊天不是浪费时间，旅游也不是浪费时间，体育锻炼也不是浪费时间。我定位的浪费时间有两件事：一件是无效劳动，另一件是无尽烦恼，不能化解自己的一些烦恼，这两件事是最浪费生命和时间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人生，也要有理念，没有理念就等于没有灵魂。理念是要慢慢培育的，也就是说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应该要有个设计，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要把自己的人生理念和方向定下来。

定下理念，我认为要参考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情况，也就是说个人的理念必须要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要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要与“中国梦”结合起来。

第二，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自己的特长是什么？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有兴趣，或者这件事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时，他的理念就容易实现，脱离了自己的特点、优势和兴趣，光凭一个理念往往是做不到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思路要正确，如果思路错了，很多情况下就会走歪路。无论你做一件事或者做一个项目，思路都一定要正确，有一句话叫“思路决定成败”。还有，年轻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心理素质或者说情商培养好，这样，不管是对你的学习还是工作，都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往往不是水平或者能力差，而是心理素质差。

像我们搞外交的，对心理素质的要求就是：

一、承受能力，对各种环境和各种困难的承受能力；

二、适应能力，一个人要学会适应环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你改变不了环境，那就改变自己”；

三、反应能力，对新鲜事物、发明和知识，要有敏感的反应能力；

四、平衡能力，理智跟感情的平衡，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态平衡。心态平衡不仅对事业有益，对健康也很重要。我们说的心态平衡其实是有指标的，我认为指标有三条：不着急，不发怒，不发愁。

所以，年轻人如果能把我说的这些基本功都做好，那就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什么要留学？到哪里去留学？

访谈者：您支持留学吗？

卢秋田：在我看来，每个人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方向和理念，来判断到底是出国留学好还是在国内学习好，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或者都不去，它是因人而异的，千万不要盲目。

留学其实包含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留学？第二，到哪里留学？第三，去那边干什么？首先要想清楚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要分析自己到底适合去国外学习，还是在国内学习？不能笼统地概括一定是哪个地方好，这是因人而异的。

第二个问题，留学范围是很广泛的，去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还是去加拿大或别的地方，都千万不要赶时髦，也不要随大溜，应该要有主见，要跟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方向相匹配。

第三个问题，你出去是去学工、学文，还是学医？这个专业和学科的方向一定要和你的理念结合起来，不能乱学，时间是很宝贵的。

接下去就是怎么学？你要上专科学校，还是读硕士、博士？你想走学文这条路，还是搞实业？还是要回来创业？这些都决定着你学习的方向。

那么，到了国外要注意些什么？

第一，要过适应环境关；第二，要过生活关；第三，也是最难过的关，就是感情关。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你原来熟悉的朋友和环境。人是很怕孤独的，我们留学生里面有很多出问题，一种是因为学习压力过重，或者生存困难，但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寂寞和孤独。

当然，孤独和寂寞两个词在哲学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是从人的感情角度来说，寂寞就是一种孤独。孤独在哲学上的概念是：你的思想非常超前，同时找不到你的知音，这是尼采说的，孤独的境界要比寂寞高得多，好多哲学家都希望独处，因为宁静才能出智慧，浮躁是出不了智慧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更多的是寂寞，一种感情上的寂寞。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过好这几个关。

另外，还有一个语言关。学语言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对语言很敏感，学外语很轻松，有的人天天背，背得再多还是学不好。所以，要培养自己的语感，比如听听音乐等等。

学语言既要勤奋，还要重方法，另外还要敢于交流。有的人出去以后，就和中国人在一起，永远是在讲中文。你要善于跟外国人在一起交流，善于沟通，这对留学非常重要，你得慢慢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

出国学习，经常会碰到两种文化的差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外国人问你，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中餐还是西餐？我们的回答是，随便。这在他们看来就很怪。所以，留学的时候，对文化差异还是要有所了解的。

另外，我认为选好专业比选好大学更重要。我们现在看重名牌大学，但你在名牌大学学了并不合适自己的专业，那也没用。专业更重要，一个好的专业、好的学校、好的导师，再加上你的人生理念和方向，那你肯定会比较容易成功。

还是要跟大使馆保持联系

访谈者：一般留学生和外交官们的接触多不多？

卢秋田：我们大使馆里有个教育处，主要是教育处在跟留学生联系，解决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居留、签证，或者是在学校里边遇到的一些纠纷等等。留学生是我们祖国的宝贵人才，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属于大使馆领事保护范围，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帮助他们。

访谈者：作为大使，您建议留学生跟大使馆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卢秋田：我认为他们还是要跟大使馆保持联系，但这个联系并不是说每天、每月都要联系，他们可以经常和我们沟通一下自己的学习情况，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指点他们，这样比出了问题才联系我们要好一些。比如使馆有的时候组织活动，有时间也可以参加，当然在一些比较大的国家，留学生都会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是专业组织，比如学物理的在德国就有物理协会等等，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跟这些机构都保持适当的联系，不一定要很频繁，但也不要有了事情才来找我们。

访谈者：大使馆对于在国外的留学生来说，应该就像家一样？

卢秋田：对，就是这样子。

我非常支持去德国留学

访谈者：如果学生希望向外交官这个职业方向去学习和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卢秋田：这个方向非常好。首先，要看你是要去做哪方面的外交？外交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部门等，大使馆里面大概是由这几个部门组成。从外交部派出去的外交人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文化部派文化方面的，科技部派科技方面的，商务部派商务方面的等等，这些都是外交，我们叫“总体外交”。现在，全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用四个词语来概括我们的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在这么一个新的时代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大局也越来越密切，往往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政治问题经济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国与国之间交往和依存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跟世界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密切。所以，现在从事外交绝对是很好的事，即使你不学外交专业，现在各行各业也已经离不开和国外打交道了。

访谈者：外交部招聘人员一般是去哪里招呢？是去外交学院？

卢秋田：首先是公务员的考试要通过，在这个基础上，外交部再根据需要和条件选人，现在招考外交人员很热门。

访谈者：会去海外直接招这样的人才吗？

卢秋田：一般不会，基本上都在国内招。

访谈者：那就是说，出国留学对当外交官没有直接的优势？

卢秋田：他可以回来啊！

访谈者：报考外交官和留学经验也没有关系？

卢秋田：也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就是我讲的交流能力：第一，交流技术、心理素质要好，如果心理素质不好，看到100多名记者，就慌乱了，脸部肌肉就收缩了，那人家看着就很不舒服，要大大方方、从从容容的；第二，表达能力，这是一门艺术，一开始的几句话就要能把别人抓住；第三，逻辑性，讲话的生动性，更重要的还是要注意对方的心理，要分析这个人的心理，当然，一定要了解国情，了解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是最基本的。

访谈者：现在，欧洲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如果这个时候去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留学，您建议去还是不去呢？

卢秋田：去，绝对要去。

访谈者：为什么？

卢秋田：第一，我们不要把欧洲经济看得太悲观，它现在是很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欧洲并不会走向衰弱，欧洲是有活力的，现在的困难只是短期的；第二，欧洲最强大的是德国，我们中华民族要向德国学习的东西很多，除了学习它的工业技术，还有德国的民族精神，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创新，一个是严谨。如果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欧洲一些国家，那就是：英国的戏剧，法国的文学，奥地利的音乐，意大利的建筑，德国的哲学，总之，各有所长，各有特点。

访谈者：德国是一个很好的留学国家？

卢秋田：我非常支持去德国留学。

访谈者：如果学生去德国留学，您建议学什么专业？

卢秋田：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个人的理念是这样：因为德国强就强在实体经济，比如先进的工业设计、工业制造、环保技术等等，这些国内太需要了。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我希望把德国文化里面的精华学过来，希望出现几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季羡林就曾在德国学习过。德国一些大学文科很强，我希望我们能够深入学习它的思辨、哲学等等。现在是21世纪，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而且是充满各种各样矛盾的时代，一定会诞生一些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现在世界都在呼唤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这对于生命、宇宙、和对人生新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访谈者：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出去留学的大部分人都是学理工的，学文的很少，很多人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留学生多重视社会、文化方向的学科。

卢秋田：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而且都知道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比蒸汽机更重要的其实是同时期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对物权法的建设，这使所有发明的知识产权都得到了保护，然后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所以说，文科其实是很重要的，法律和文化都是很重要的。

学以致用

马特·伯尼

英国驻沪总领事馆文化教育领事

10万中国学生去了英国留学

访谈者：领事先生，英国是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加上英国政府在2012年4月开始实施一个签证新政，这样是不是会对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产生一些影响？

马特·伯尼（以下简称“马特”）：我们官方有一个统计，就是现在有10万名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其中80%是去接受高等教育，如果要确切地知道每年有多少学生去英国，可以查看英国边境管理局的统计数字，会比较明确，去年它发了55 000个中国学生去英国的签证，而且每年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像去年比前年就增长了20%。

访谈者：英国一直是中国学生的留学热门国家，您认为英国最吸引中国学生的因素是什么？

马特：每个人做选择都有自己的原因。对于他理解的英国的好处，从历史和整个学术成果来讲，英国是非常强势的。如果从选择面上来说，英国有超过83万种课程可供大家选择，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基础或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可以找到相适应的课程去学习。英国虽然历史很久远，有很深厚的底蕴，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国家，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英国有很多创新的活动。

还有，从国家大小来看，英国虽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发表的学术论文并不少，可能是处于第二位。除课程种类多之外，英国还有很多学校可供选择，有的是在城市，有的是在乡村，你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体验。从实际的经济角度来看，在英国学习也不会很贵。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攻读历史硕士学位，在英国只要一年，一年学费是12 000英镑。同样的，在澳大利亚学习的话，就要16 000英镑。

另一方面，英国课程的课时比较短，也非常紧凑。比如，硕士很多就是一年制，本科课程很多是三年制，在这种体系下，你可以更早完成学业，更早开始工作，更早去挣钱，也就是说你之前的一些花费，很快可以得到回报。

另外，很多人选择英国是认为英国的文凭，是获得比较好的工作的敲门砖。凭借英国文凭会很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在职场上有较好的竞争力，这些都是比较有利的方面。

新政的目的是保护去英国学习的学生

访谈者：英国的签证新政，会不会增加去英国留学的难度？

马特：这个新政出来给大家的印象是去英国比较难了，但这只是一个印象，因为实际也许并不像大家所感觉到的那样，新政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保护去英国学习的学生的最终利益。比如去英国读书虽然并不比其他国家贵，但和国内比，确实是比较大的一笔开销，所以对于学生家长，包括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那么，去英国学习，获得了相应的知识，也取得了相应的学历学位，就应该做和它相匹配的工作，并不是为了留在英国而留在英国，你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后取得相应的成果，这才是最终目的。很多学生留在英国之后，并没有去做和他的学历相匹配的工作，可能只是在麦当劳或者酒吧里打打零工，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花了这么多钱读书，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用处。这也是新政的实际目的。

而且，这个政策对中国学生去英国学习并没有太大影响，它关注的是要保护在英国完成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包括研究生）的学生，在他们完成学位之后，是不是能获得一个相匹配的工作。新政看上去像是收紧了，但其实对于在英国完成了本科以上学历课程的一些学生，完成课程之后是可以申请积分绩点制Tier2签证留在英国。留在英国的一个要求就是，在签证的有效期之内，在英国合法的公司里面找到一份年薪大约2万英镑的工作。当然，这个公司不能是皮包公司或空壳公司，它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公司，在英国边境管理局那边注册认证过就可以。只要是在经过认证的公司，年薪能达到2万英镑，你就可以申请Tier2签证，继续留在英国，这是没有数额上限的，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

然后，今年又新开了一个积分绩点制Tier1签证的类别，叫作毕业生创业家类别，这个是有数额限制的，一年1 000个，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毕业生在英国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想法，有自己的一份产业，就可以利用这个签证类别留在英国。最新的情况是，博士生毕业后可取得一年的继续停留资格，无论是否在毕业时已经获得了工作。

刚才也讲过，有些学生在麦当劳或者酒吧打工，打工本身没错，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毕业之后的工作就不合适了。打工作为在学业过程中对学术学业的补充、体验，是很好的，也可以帮你赚点儿钱，贴补一下生活费或学费。学生签证属于积分绩点制Tier4，允许学位课程和学位课程以上的学生打工，但打工也有一个时间标准，比如本科以上不超过学时的1/2，本科以下或者短期课程是不超过学时的1/3，有一个明确的时限，目的就是让你既获得一种体验，也不会影响学习。这个做法也是为了保护学生和家长，因为很多学生是家长花钱让他去读书的，别到时候书没好好读，最后去做一些不匹配的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把学术学业和产业相结合

访谈者：那么要成为能与学业匹配的人才，什么样的专业、行业是英国现在所需要的？

马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学术学业和产业相结合，也就是产学研相结合。比如刚刚提到的签证政策中，有一个就叫毕业生创业家类别，现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金融、医药、绿色产业等，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人才是有很多想法的。现在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无形的想法变成有形的产业，然后为有形的企业创造效益。在这些方面，中国学生是很优秀的，如果有想法是可以利用相应的渠道进行运作的。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周期，说实话，英国现在上升的势头也不是很强，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比较下来你会发现，欧洲多数公司都会把总部设在英国，英国拥有大型公司的总部比其他国家要多很多。另外还有60%的汽车制造业总公司或者总部在英国，比如上汽集团子公司就在英国，这些领域都需要专业人才，需要他们的支持。

另外，全球前10名的大学中有4所都是来自英国，这些高校都有技术孵化园地，中国国内很多高校也都有，也叫科技园或者研究中心。这些地方都能够帮助大家将一个概念性的东西转为实际产品，国际学生可以利用Tier1签证类别获得留在英国的机会，并参与孵化园的技术转化过程，取得相应的成果。

大家也可以看到，全球最好的20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有5家在英国，他们的成果也是从大学的孵化园里或者研究中心里面产生的，学生可以利用Tier1签证类别在那边工作，在那边不仅仅是打工，而是可以作为一份工作，因为企业会到大学、研究中心购买成果，然后在企业里实际应用。

大家现在在微博上都说在英国找工作挺难的，这可能更多是一种假象，因为根据研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难，但大家经常会去做不合适的工作，这可能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偏差。

还有，大家在英国拿到学历学位后，并不代表你只能在英国工作，就被限定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学位。比如我其实是在日本拿的硕士学位，学的是日本社会与文化，但并没有在日本工作。所以，拿到的敲门砖其实并不代表只能去英国，它是全球性的。

通过更高层次的框架建立一种国际联系

访谈者：英国和中国现在有没有一些很新的教育合作方式？有没有给学生的一些更好的机会？

马特：这10年间，中国留学和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12年前我去了重庆，现在隔了这么久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10年中大众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时大家觉得教育国际化或合作办学都是为了市场效用，采用市场化的做法操作，在这种做法下面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把市场化的做法和教育的本质，也就是它在社会文化和人的道德等各方面的影响要加以平衡，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两者也在趋向平衡。

其实，可能我们在10年前理解的所谓教育国际化还比较肤浅，那时候大家关注的只是学生的流动性，也就是有多少人出国，比如去英国留学，可能觉得这就是国际化。现在，通过这10年大家不断地互相学习和交流，现在所讲到的国际化的层次更高，因为它是战略性的，会把两个国家或者两所学校的合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教育国际化不单单是看有多少学生出国，它更多表达的是两所学校或者多所学校之间的互相交流，通过这种交流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概念和想法。这个想法或者是发生在实验室里，仅仅是某一个国家产生的东西，或者是一种知识、技术的转让，通过这两种方式达到更长期的发展效果。

很多学生出去留学，觉得自己和国际化没什么关系，不能建立长久的联系，其实是可以的，如果我们现在通过更高层次的框架树立这样一种联系的话，这种关系会更稳固。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国际化教育的结果不仅仅是获得很好的工作，或者让你在职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敲门砖，它更多的应该是给你一个人生的体验。因为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你可以了解到其他国家的人的想法，同时还会反观自身，对自己原先的想法有一些反思，会改变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这种做法会使世界更美好、更安全，因为这样，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层次就会更深。

国际化留学费用没有变化

访谈者：英国今年学校的费用有变化吗？

马特：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学费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可能有关于英国学费上涨的新闻，但这些是针对英国本国的学生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学生的。因为以往他们的学费非常低，因为都是纳税人在补贴他们。现在英国可以收取最高达9 000镑的学费，但这个学费是针对本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学生的。像现在英国本土的学生读书，因为学费收得高了，他们就可能会贷款，在毕业之后，年薪在21 000镑以上，就要开始还贷，所以他们是可以凭借一些资助或依靠自身去完成学业的。但这些与国际学生，或者说与中国学生是没有关系的。

访谈者：您知道今年英国的高校有没有一些专业动向上的改变呢？

马特：专业上的变化？没有。

访谈者：还有没有一些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变化呢？比如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呢？

马特：没有，因为英国的大学是自主管理、独立运营的，他们有自己的政策，也有权力制订自己的政策，而我并不知道任何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政策的变动。

如果说制定政策可能是学校的入学标准，那也是由学校自己定，但基本上是不会变动的。英国的体制跟中国的体制不一样，在英国，发放学位、研究统筹方面都有相应的机构来做，比如是否给这个学生发放学位，是否做相应的研究，都是学校自主决定的。政府只是制定一个框架政策，在框架里面，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入学标准、某个地区的招生指标，这些都是自主运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健康。这可能跟中国不一样。

在英国，私立大学很少，比如白金汉大学，其他都是公立的。其实私立并不代表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只是政府会给公立学校一些补贴或者拨款，私立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就非常少。所谓私立学校也就是它的基金可能来自企业或者私人赞助。

访谈者：您在国外学习过，留学经历对您的人生有怎样影响？

马特：当然，影响很大。我认为我的人生变得很不同。我觉得留学会让你用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通过留学，你可以更加了解到人们是怎么生活和思考的，怎样与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取得关联，同时，它开拓了你的思路，让你成为一个更具灵活性的人，一个更有理解能力的人，而这些是我认为在当今作为全球化的公民很有用的因素。所以总体来说，这是一段很有帮助的经历，其间我也结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学习人家的那种理念

邢建军

意大利教育中心教授、中国区负责人

去意大利留学是有它的优势的

访谈者：现在中国学生去意大利留学的人多吗？

邢建军：我看了一下数据，从2008年到现在，每年都至少有30%的增幅。从共识上来说，我觉得去意大利留学是有优势的，我很赞同现在网络上流传的工薪家庭首选意大利留学的说法。为什么？因为现在驱动去意大利留学的主要因素还是它的高性价比和高教学质量，这是驱动意大利留学增长的第一原动力。第二驱动力，我觉得就是意大利创意产业的优势，还有意大利悠久的文化历史。我看了一下，有1/3的学生去意大利留学是奔着它的优势产业、优势学科去的，他们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因为所有去意大利留学的学生都要到我们这儿注册，我有时候就有意识地问他们，包括家庭背景、学习目的，发现这里面有1/3的学生是有明确目的的。在这1/3里面，一般还都是能力比较强、高考分数好的学生。

现在，咱们国家的“985”学校的学生去意大利留学的也越来越多，而原来是很少的。像今年佛罗伦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搞了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从中国招一些学生到佛罗伦萨大学读专业的银行保险与金融市场硕士，这个学科对数学和统计学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他们招的都是北大、清华或中国科大的学生，名校挺多的，当然也有一般的学校，但至少有2/3是咱们中国比较好的学校的学生，有学数学的，有学统计学的，有本身就是学经济学的，所以现在留学意大利的质量在慢慢提升。

这是目的明确的1/3，还有1/3的学生基本上是听中介机构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只是不那么突出，如果踏踏实实地学，他们在意大利完成学业是没问题的。

但是，还有1/3的学生是因为家里人攀比而被送出国的。比如一个班的孩子都出国了，如果有一两个不出国，脸面上不好看，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就出去了。但这些学生出去了没有明确的目的，学习成绩也很平平，这样的学生，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毕业。

专业开始多元化

访谈者：您认为去意大利留学的趋势还会向上吗？学生在选择学校或专业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邢建军：从人数上来讲，估计明年还会增加。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去读艺术、设计、声乐这些专业的学生，现在基本上已经略微超过去读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了。还有一个趋势是，去读硕士研究生的和读本科的人数要持平了，我保守预测至少还有20%的增长。

从专业上来讲，去年开始，慢慢地朝多元化发展，当然这个多元化的选择也取决于我们做的一些推广。我说的专业上的多元化，有一个很明显的动力，就是国家现在对人才的需求，这种格局现在也慢慢在相互匹配。现在去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古建筑修复、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还有像威尼斯大学的艺术文化经济与管理这一类专业的学生就多了。

还有，现在学农的，尤其是学葡萄酒的，学葡萄的栽培和酿酒，每年都有几十个人，原来从来没有中国人去学这种专业。其中有一个孩子，我问他，你选这个专业有什么动机？他说，我们家是威士忌在北京的总代理，现在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发生了变化，红酒开始慢慢热销，我们家今年也开始尝试做一些意大利的红酒贸易，所以家里希望我学这个。很简单，他就属于具有明确目的的1/3里的学生。

现在，意大利有相当优势的热门专业特别受追捧，建筑、设计、美术、声乐类都特别热门。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声乐，需求量很大，但是意大利那边的名额很少，学校接纳能力有限。去读音乐院校的人，98%都是去读声乐，只有1%选择一般的其他乐器，还有1%是学作曲、音乐教育之类的，所以到意大利学声乐现在看来难度很大。

从学科来讲，经济也一直是很强的专业，像博科尼大学，当然它本身要求也很高，文化创意产业这一类的学科都比较受欢迎。还有一个大项就是工程专业，工程专业现在很特殊，就集中在意大利三所纯理工大学，南边就是一所巴里理工大学，北边相对有合作关系的就是都灵理工大学和米兰理工大学。都灵理工和米兰理工这两所学校比较特殊，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随着意大利的产业进入中国以后才被烘托出来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国际化进程，与中国的合作现在已经慢慢成熟了。但还有一所学校从来没有跟外界接触过，至少跟中国没有接触过。

访谈者：哪个学校？

邢建军：巴里理工大学，在意大利南部。工程类传统的机械工程、汽车工程、建筑工程，还有一些时尚类的专业，主要是在米兰理工，它在时尚类专业方面的实力比较强，再有就是管理工程，包括物流、通信专业。

这种多元化趋势的出现，我估计，下一次的马可波罗计划可能要打破现在固有的扎堆的格局。从今年的入学考试来看，学生报考人数太多了，而名额很少，至少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不能入学，所以，慢慢的可能学校也要多元化了。

咱们中国的学生，包括一些家长，对意大利大学的体系还是不了解，意大利是没有官方的大学排名的，意大利的大学彼此之间都对排名避而不谈，比如都灵理工、米兰理工，从来就不谈各自排名，排名也只能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意大利有很多院校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我觉得中国一些家长们过于看重学校排名，再加上一些中介的误导，被弄得稀里糊涂的。对中国人来讲，所谓的名校就是学校运行很成熟的，像都灵理工、米兰理工，还有一些就是宣传得比较早的，其实有些学校没来宣传，并不意味着教学质量就差。意大利整个教学体系，一是没有产业化，二是整个的导向使得教学资源分布特别均衡。

当然，我觉得留学意大利也有一些问题。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德国也存在德语的问题，法国也有法语的问题，意大利现在也开设了一些英语授课的课程，像都灵理工、米兰理工都开设了一些，我觉得工程类、经济类的学生还可以这样学，但学建筑、创意这些专业的，还有跟意大利很有关系的文学专业，我觉得还是应该原汁原味，还是应该学意大利文的，当然意大利文学起来不容易。

中国学生要适应人家那种教学体系

访谈者：中国学生应该有这种能力，只要方法得当就行。

邢建军：方法得当，然后还要有毅力，因为学习是很枯燥的。另外，我觉得意大利上课的质量非常高，包括考试的质量，跟咱们都不太一样。上课和考试这方面跟我们有很大的区别。意大利的课程量很大，但它突出什么呢？就是自学。老师上完课以后，大篇幅的都要你去自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再一个，大部分的考试，可以说90%的专业都不一样。

这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学生要适应那种教学体系，因为意大利的教学体系不是按外国人来制定的，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惯性制定的，人家在高中学历史已经学得很深了，但历史是咱们中国学生的软肋。他们很多老师上课的模式是根据他们的惯性，理所应当地觉得你应该懂，所以你下课不去看书，上课就基本听不懂，不复习肯定是学不好的。不过，有些精髓的东西，现在中国学生也在慢慢掌握了，觉得挺好的。

现在，中国家长把学生送到意大利，是想看看他们能学到什么，看到他们这种技能的增长，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跟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联系，这很关键，因为所有的意大利文凭都要到服务中心认证。

意大利还有很多优势的学科

访谈者：像欧洲设计学院这些私立学校就没认证吧？

邢建军：欧洲设计学院是这样的，它是纳入意大利公立大学体系的私立院校，没有承认它所有的课程，比如研究生课程就没被承认，但本科课程是纳入意大利教育部体系中的。

访谈者：他对中国学生还是参照图兰朵计划的入学标准吗？

邢建军：要参照图兰朵计划的入学标准，参照艺术考试类的标准。从意大利教育部的网站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体系，意大利的教育体系管理有它自身的规制。

意大利还有很多优势的学科，像经济化农业、农业技术、食品工程，还有纺织工程，现在没有学生学这个了。其实咱们国家的纺织工程、染织技术和纺织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了，大众化的技术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包括一些机械工艺，但有些需要特别诀窍的技术，咱们现在做不了。像意大利的名牌纺织品，都是从中国拿原料回去加工，他们有加工技术，别人弄不了。像意大利科莫（Como），现在100%的生丝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但它的印染技术，咱们比不了，它有品牌效应，染织技术非常好。我上次去科莫在意大利都灵的纺织基地，那里是出毛纺的，毛纺做得非常好，有一个厂能纺咱们藏羚羊的羊绒，只有它能用这个羊绒纺出围巾，别人纺不出来。

访谈者：这是不在一个数量级啊！

邢建军：对，不在一个数量级。意大利的毛纺技术就是很有诀窍，他们在食品这方面也是做得很好的，食品安全做得很好，食品出口也是意大利少数几个维持贸易顺差的行业。

访谈者：像这些比较关键的技术或者管理方面的东西，会不会教给中国学生呢？

邢建军：我觉得中国学生去了，第一个要学习人家那种理念，他们那种模式跟咱们的模式完全不一样。我是在比萨大学学畜牧的，比萨大学的临床兽医学在欧洲是很强势的一个学科，德国人都到那儿学，国际学生特别多。

去意大利还应该考虑到两国的交往，必须把两国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在应运而生。比如小语种，意大利语以前基本上就意大利人在说，对不对？就在意大利有用武之地，它不像西班牙语，西班牙语的用武之地多了，南美国家都在用。但现在意大利和中国的交往很多，两国的贸易额据说在2015年要达到800亿美元，我们出口多，进口少。一些奢侈品，还有高科技含量的技术性的一些东西，比如机床、机器人，这是意大利的强项。原来中国进口的机床的排位，比如精密机床、机器人的排位，进口德国的最多，其次是日本，再下来才是意大利，但现在第一位是德国，第二位是意大利，意大利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中国机器人、机床的第二大出口国，咱们工业这方面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说，很多东西是由于贸易各方面的需求，带动了这方面对人才的需求，这是应该考虑的。还有国家中长期的投入，包括国家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投入，还有国家的一些学科建设都应该考虑在内，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鼓励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发展，比如文物修复，意大利在这方面非常强，我们却非常弱。

访谈者：我们国家的故宫和长城好像都是他们在帮咱们修。

邢建军：这个肯定也是人才的需求有缺口，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现在手头钱多了，文化精神方面的考虑也多了，所以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博物馆管理这些课程，都对人才有需求。还有最简单、最实惠的，就像有些孩子出去说，我学了以后就回来，去当音乐老师。这就是很简单、很朴实的一种做法。比如我拉小提琴，出去镀两年金，然后回来自己办个音乐班之类的，在北京都可以创业，慢慢地发展。

我老跟学生开玩笑，我说你们到美国去学什么管理啊，学管理是培养你们出来当白领的，你必须跟别人配合才能做，自己做不了，他们培养的是团队协作的人才，因为你受教育的格局是那样的。但意大利不一样，在意大利学管理基本上什么都要学，你基本上是个万金油，因为意大利的中、小企业雇不了那么多人，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要靠它自己培养的万金油来完成。

所以，在咱们国家，你要说你是个自由职业者，搞咨询的，基本上没人信你，觉得你就是个骗子，但意大利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商业环境也不一样，意大利这方面就是单打独斗，我一个人干就能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做顾问，我就是专业的，你的产品想进中国，那咱们谈好，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帮你一步一步进入中国市场，他就是顾问。但咱们现在还不行，还不成熟，咱们得看你是哪个单位的，是哪所大学的。

整个一条路，你不用走弯路

访谈者：意大利的大学好像是免学费，如果去留学，是不是资金方面的压力会小一点儿？

邢建军：意大利现在和德国等少数几个欧盟的国家，对外国人和本国人收费是不一样的。

访谈者：学费不一样？

邢建军：他那儿不叫学费，叫注册费，公立大学只有注册费，今年有些学校涨到3 000欧元，这也是例外，基本平均1 000多欧元，费用优势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

访谈者：签证呢，这方面有没有优势？

邢建军：签证方面也有优势，实际上马可波罗计划、图兰朵计划是签证上的一个优惠措施，整个一条路，你不用走弯路，有人在帮你弄，除非个别人被拒签，但大部分都非常容易获得签证。

访谈者：这个也有名额限制吗？

邢建军：意大利的体系是你先申请，叫预注册，预注册就是已经视为有条件接收了，然后呢，你要先去学语言，再参加入学考试，你要能够成功入学，就必须参加入学考试。

访谈者：从报名到能够入学，这个比例高不高？

邢建军：大致上比例还是很高的，通不过的毕竟是个别的。

访谈者：是宽进严出？

邢建军：现在有些学校已经不是宽进严出，而是严进严出了，像米兰理工这种大家特别向往的名校，还有佛罗伦萨美院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意大利教育资源比较多？现在意大利有流派，像佛罗伦萨美院基本上是传统流派，文艺复兴风格的，米兰美院基本上就是现代流派，它的舞台美术、舞美设计很强，南部的美院，基本上就是巴洛克风格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风格，但有些学生不太考虑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注重名气。

意大利是近几年的后起之秀

访谈者：去意大利留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现在才开始热起来的，以前都不太关注它。

邢建军：从留学来讲，意大利是近几年的后起之秀，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经济还是主要的因素。前两年我们很少有边远省份的学生来意大利，而现在边远省份，比如像云南的留学生数增长得很厉害。一方面是因为中介的宣传，另一方面，因为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公务员，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完全负担得起去意大利留学的费用。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数据库，在分析这个需求，像甘肃、宁夏的学生原来都没有，现在像青海也慢慢有了。但是增长得比较快的，是四川、重庆和云南。从数据来看，留学大省是山东、河南，基本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每年换着来，上海领区是浙江最多。

访谈者：浙江有一批人，家里很有钱，他们去意大利应该不是因为学费便宜吧？

邢建军：浙江传统上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意大利有名的红酒，在北京卖得不多，在上海也卖得不多，但在浙江都好卖，这要有文化来衬托。江苏还不一样，江苏传统上是跟意大利的产业来往最多的，所以都是有背景的。

访谈者：学生把这些学好了，他就是有的放矢，就是属于那目标明确的1/3。

邢建军：对，这样的学生就属于目标明确的1/3，但也有最夸张的，去学了6个月的语言，结果每个月都回来一趟。

访谈者：也有的学生虽然是因为马可波罗计划出去的，但一个月花掉了一万多欧元。

邢建军：所以说，我们肯定一些积极的东西，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第一就是要解决不确定性，因为出去是不确定的，除非是你已经被米兰理工或都灵理工录取了，通知书也有了，但大部分学校都是有条件地接收你，你得参加考试，考试就可能存在变数。第二，意大利有些学校接纳能力是很有限的，包括音乐、艺术这些专门院校，容量毕竟有限。

我算了一下，有20%的父母几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钱交了。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了，看见还有一个人的儿子在意大利没通过考试，该回来时也没回来，结果被滞延拘留了。他来问我时，居然都不知道他儿子在哪儿学习。这种就是很夸张的，他唯一的任务就是给钱。

现在，学生到意大利，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生活能力，现在大部分学生生活能力都很低，这个跟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有关系。

访谈者：还和中国的父母有关。

邢建军：他们是父母一手带大的，这些父母要么是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就可能什么都由母亲来管，结果他们各方面的生活能力都很低。但是，我说的这个状况不属于目标明确的1/3，那些学生即使没有很强的目的，也会有很强的生活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东西方文化就像两条平行轨道

杨修憬

中国美术学院中德学院院长

中国环境中的外国教育

访谈者：学习艺术的学生现在选择去海外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杨修憬：这是一种好现象，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留学的一种。中德美术学硕士项目就是做一种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项目到现在规模还是不大，时间倒是比较长了，从2006年开始做到现在。当时起步的时候是教育部唯一批准的美术学硕士项目，那时国内才刚开始有合作办学，我们的项目报上去的时候教育部还没有其他类似的项目。

和我们合作的柏林艺术大学在德国甚至在欧洲也算是一个名校，声誉很好，所以招生要求很严，一开始我们每年招40个学生，到现在还是每年40个学生，为保证质量一直没有拓展。学生学习时间为两年半，前3个学期在中国，第4个学期去德国，最后一个学期在国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除了第4个学期的教学由德国方面全部负担外，其他在国内学习的学期，66%的课程由德国派教授授课，余下的34%的课程由我们中国美院自己聘请中外教授上课。

由于是用德语教学，所以我们的学生考进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要求德语水平，但是毕业的时候就要求达到德福的TDN3。按照TDN3的要求，由柏林艺大认定，按照相应等级难度出考卷，然后进行考试。当然，如果你没通过柏林艺大的考试，也可以自己去参加德福考试或者是歌德学院的相应考试。只要你考出合格的成绩，把证书寄给柏林艺术大学，经其认定后，就可以拿学位证书了。

访谈者：德语是在中国美院学？

杨修憬：学生入学以后学，所以说他们学习比较紧张，我们的学生也都说比一般大学要紧张。

访谈者：你们学费高吗？

杨修憬：每年6万人民币，但6万只是学费，再加上生活费、学习材料费，一年至少8万元。

访谈者：报考的学生多吗？

杨修憬：我们生源一般，来申请的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真正学艺术或者设计的好学生，可获得国内免试推荐研究生的资格，也可以直接考取国内的研究生，而且是免费的。那些家里经济状况非常好的学生，就直接出国了。如果有学生已在我院获得推荐，他也不太可能来读这个项目，因为中国计划内研究生是免费教育，我们中国美院的研究生大都是免费的。

访谈者：学费应该还是要交的吧？

杨修憬：中国人很实际，因为外国的硕士学位也不会比中国硕士学位的工资高许多，所以如果他考上了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或者是清华美院，就不太可能来读我们的项目。一年8万的学费，家长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因此我们在生源上只能选择是所谓的二等或者三等学生。可是每一届毕业生里面总还是会有5%的出色的学生。这5%学生因为原来不适应中国的教学方法，对那一套研究生的考试方法不感兴趣，然后很聪明地就选择了我们的项目，主要是认为已经在本国的高校学了4年，再学不太有意思，不想继续在中国的高校里读书了。而家长又觉得他这样学历又欠缺了一点儿，就会愿意拿一笔钱出来让他继续深造。事实证明，这部分学生是我们中德项目最大的受益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费不算太贵，可以拿到世界名校的毕业证书；二是他也确确实实地享受到了国外教学体系的长处，知识面和结构得到更新，这个对他未来的工作是很好的。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对我们学生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它是在中国环境中的外国教育，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现实环境。因为从大环境来讲，现在中国整个市场的发展要比西方好，这是一个大的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贴近中国的现实来看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因为这是一个不断碰撞的过程。

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不是纯粹的外国教育，也不是纯粹的中国教育。如果你是一个国际学生，那么外国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很容易，中国的留学生去国外学习也很容易，入乡随俗就可以了。但现在是要在中国的大环境中营造出一个小的国际环境，这个小环境里随时有文化的冲突，这一点就需要学生调整心态。他在国内学校是这样做的，但外国老师要求的完全不一样，他就要不断地调整心态；而德方老师也需要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以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比如工业设计，这一块现在是中国政府比较支持的，国家政策也在大力扶持，德方老师在知道这些信息后，就会去调整课程内容以符合中国的需要。

另外，我们也还会碰到一些困惑，比如我们的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会按照德国的思维方式来考虑艺术问题。他去了德国以后，是处在德国文化环境中，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完全是德国的文化。这时他就会困惑：我学这个有用吗？我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画画？我们国内的市场或许根本不认这一套。

所以，德方老师上课时，也会有意识地关注中国的艺术市场，关注中国艺术教学中跟他们差异比较大的方面。他们会关注我们的学生通过本国4年艺术教育后的各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现中国学生很会画画，但是思考不够、批判不够、逻辑不够，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画。对自己未来发展没有思考，也没有考虑设计自己的艺术道路。所以，他们就会在中国的环境里用德国的方式训练学生。这种训练有时候比在德国环境里训练更艰苦，但是也会更加全面。

一个中国学生在德国环境里学习，会挣扎一段时间，但已经在德国了，只能把国内的一套抛在一边，但现在他在中国环境里，就会很挣扎。比如有的学生和画廊签了约，画廊说我只要这个风格，你换了其他风格我就不要了，这时候学生就会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碰撞。这种碰撞可能比在德国产生的碰撞更强烈。

我们有的学生是在德国高校学习后又回来读我们的项目，原因是，一方面在德国完成学业需要的时间太长，我们本科学生毕业以后，再去柏林艺术大学拿硕士文凭，至少还得学习四五年。德国大学是6年一贯制，如果你到那边插班学习，需要插到他们的三四年级，所以有很多学生去了那边后又回到我们这边来学习。

我也曾问过这些学生感觉差异在哪里？他们说，在这边学习，就会按照中国的教学时间安排课程，比如德方老师上半天课，他们就一直在教室里，学生有问题他就解答，学生没有问题就自己做。德国老师会有定期讲座和小型讨论课。在德国，学生每个星期可能只有一次单独见老师的机会，交流20分钟左右，那已经很不错了。国外的教育方式是自主学习，发邮件跟老师约时间见面，中国学生如语言不好，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问题跟老师讨论清楚，是很难的。我们项目在教学过程中会配一个助教，这个助教也跟德国老师一样，每天在教室。我们的助教都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他们也是学艺术或设计的。所以这个学习就是一个深入交流的过程，要比学生单纯去德国留学更深入。

访谈者：如果直接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留学，是免学费的吗？

杨修憬：德国大学基本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加上那边的生活费、杂费，也和我们这里学习的费用差不多，但柏林艺术大学招收的中国学生很少。

访谈者：那去德国其他的高校呢？

杨修憬：去其他的高校也不容易，艺术类的高校都比较难。因为第一，德国的教育没有发展成产业；第二，艺术类招生规定一个班就15个人左右，不像其他学科可以上大课，或者选修，艺术类学生必须有一对一的交流。

访谈者：就是说，去德国学习艺术是有门槛的，有很大的难度，而像在中国美院这样的合作项目里学习，反而有一个优势，就是在中国可以经常见到教授，直接跟他学习？

杨修憬：对。在这里，你可以很深入地了解德国老师在想什么、做什么，包括你做的每一步设计、每一个考虑过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教授深入探讨，这确实比你在语言不太好的情况下去德国留学，跟德国老师交流好得多。

95%以上的学生都有非常好的职业去向

访谈者：你们的学生毕业后都去到哪里了？

杨修憬：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毕业生里面有40%的人进入了各类高校，这是第一个去向；第二个去向就是自我创业，这方面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做艺术家，做设计师，开工作室或者公司。我们很多学生本来就是小老板。

访谈者：他们在这里学习时就已经在外面画画了？

杨修憬：其实他们之前已经在做艺术或设计了。他们很多是作为自由艺术家和设计师来学习的，有自己的工作室或公司，或者跟画廊签约来完成自己的艺术道路。所以就业状况从目前来看，95%以上的学生都有非常好的职业去向。

访谈者：这个比例是指你们项目的学生还是美院的学生？

杨修憬：就是我们中德学院美术学院硕士项目的学生。

访谈者：你们美院普通的毕业生和中德学院的毕业生相比，有没有什么差别？

杨修憬：我们项目毕业出来的学生，可以成为一个工作室、一个小组或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他可以领导一个设计工作室，进入企业也可以成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这方面的能力我们项目的学生比较强，原因是德国的教育很注重沟通与交流，无形中也训练了学生的表达和总体思考能力。这个能力是其他学生欠缺的。

访谈者：你们的学生除了学德语，对德国文化的了解应该也不错吧？

杨修憬：有的学生德语是不错的，但对德国文化的了解，从就业的优势来看还并不明显。因为浙江的德国企业不是很多，所以他们的优势更多是在眼光和领导能力上。

在这个方面，我们美院的学生还有提升空间。他们刚入学时可能是最好的一批学生，有些还很难得，但是进来以后，如何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还要悉心指导。4年后，他们考了研究生，就跟着导师做项目，所以他们往往缺少国际交流的经验，学习能力和知识面的拓展很受限制。

访谈者：你们项目的学生毕业之后，有继续去德国学习的吗？

杨修憬：目前有几个继续去德国深造的，每一届里面总有一到两个继续到德国留学的。我们的同学很愿意到德国读博士，但有一个问题，德国的美术类专业是没有博士学位设置的。

访谈者：那再去德国的学生读什么？

杨修憬：读大师班，也就一年。大师班不是一个学位，它只是一个资格。在德国，纯艺术有大师班，设计类好像没有大师班。

访谈者：你们学院已经办了6年了，你所了解的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最好的做到了什么程度？

杨修憬：最好的是他自己领导着一个大的企业，有100多名设计师。另外还有很多人做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或做自由艺术家等等。

德国人有一个质量的标准

访谈者：你们项目学习难度大吗？

杨修憬：难度有。来读这个项目，拿了学位的人都说很好。但是我们的淘汰率也比较高，40人最后能拿到学位的只有60%左右吧。

访谈者：剩下的40%为什么拿不到呢？

杨修憬：有的是毕业考试不合格，有的是语言没过关，也有的是专业课有问题要补考，也有的是对自己的学习没有信心中途退学，各种原因都有。

德国人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我们也希望能保持这个标准，这对学生的声誉和质量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学生毕业的时候，一次答辩通过率大概是60%，剩下的要延期毕业。

我们的毕业率还不是太高。我们的合作伙伴对生源还不太满意，希望能招到美院最好的学生，但这不太现实，难度就在于我们不是免费的，学生一年要交6万元的学费。

访谈者：学院可以提供一些经费方面的帮助吗？

杨修憬：我们也设一些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生。

访谈者：现在没有任何奖学金吗？

杨修憬：有。在读满了前三个学期以后，我们会根据奖学金评审条例，把每个合格学生的成绩全公布出来，通过自愿申请、民主投票，选出奖学金的获得者，最多能拿到1万多元。

访谈者：中央美院有没有开展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

杨修憬：还没有。

访谈者：其他高校呢？

杨修憬：其他高校不清楚。目前我们应该是教育部唯一的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硕士学位项目。

访谈者：本科呢？

杨修憬：从美术学院这个体系来看，现在情况不太清楚。全国现在能招艺术类学生的大学据说有1 600多所，我们没法来掌控这方面的信息。

同样一张画，所有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样

访谈者：您本人留过学吗？ /

杨修憬：我在工作之后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学习过半年，研究俄罗斯当代艺术与理论。

访谈者：您认为学艺术的出国学习有价值吗？在国内和国外学习有什么差别吗？

杨修憬：差别非常大。我是研究外国美术史的，专攻俄罗斯美术史与理论。我觉得去没去过俄罗斯，直接决定你的研究深度。如果你只看国内的书，只从国内获得信息，那可以说百分之百会有误解，无论是信息内容还是着重点都是有误的。研究外国美术，国内资料几乎都已经是四手的了。像我懂语言的还好一点儿，信息算是第一手，如果不懂俄语，研究俄罗斯美术史，就只能看中文翻译资料，中文可能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英文版是从俄语版翻译来的，文字与艺术家之间又隔了一层，所以差不多是第四手资料。就是说一个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找一个美术史家写成书或文章，然后翻译成英文，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你阅读的时候至少是第四手资料了。

访谈者：您是说在一次次翻译的时候，都走样了？

杨修憬：是，走样很多，不是一点点。如果是一个英国或者美国艺术家或许好一点儿，但是也是二手的了，如果是俄语、德语、法语，你不懂这些语言，那么肯定拿不到二手资料，到你手上就已经是第四手了。

研究俄罗斯的美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干扰太大，所以2001~2002年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发现我在读研究生期间看到的所有资料信息都是不对的，这特别让人惊讶。文科的差异就这么大，理工科可能还好一点儿，语言的转译影响也会小点儿，因为公式计算这种信息的错误量要少得多。但是文科类特别是哲学艺术类，信息的错误量就非常大，几乎可以说，你没有跟这个艺术家面对面地交流过，你读到的任何评论都是有误差的。这种误差有的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有的是在介绍这个艺术家时候的立场和角度造成的，有意或无意所造成的差异会导致对待同样的作品，看法可能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做评论或者做研究，最好直接跟艺术家交流，或者说跟他的作品直接交流，不要中间转手。出国学习，有了一个国际背景的学习经历，对艺术创作的好处很明显，这样艺术家的视野会更宽，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更具宽容性，不会排斥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和看世界的不同方式。

比如，有些中国人强调要保护传统，但是按西方人的观点，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就是它有变化、有发展。要不断进行拓展，至于拓展到什么程度，各有见解。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如果有国际教育背景，就会更宽容，也会愿意从不同的角度对事情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和认识。

还有，同样是研究中国画，如果你有国际教育背景，那么你就会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画和中国画理论研究当中的问题。你没有这个背景，只是仰视古人，那么就没有继续前进的空间，因为古人已经把所有该研究的都研究了。所以，你现在去研究中国画，需要借鉴西方思维和理论。做这种比较研究，如果对西方文化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种研究嫁接起来就会很生硬或者是错误百出。

我认为，东西方文化好比是铁路的两条平行轨道，它不能交错，也不必交错。中国人老讲融合，其实你就让文明自己往前走就是了。问题的关键是，在走的时候，要知道另外还有很多文明在走，不要认为自己的轨道就是最重要的。独轮车永远走不远。我觉得，明白这个道理，也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的优势，他们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还有纯粹研究中国画的人，有时会认为外国人不懂中国画，这是误区。但我就讲这样一个现象，你看西方有那么多收藏东方文物的博物馆，如果人家不懂，为什么要去建一个博物馆呢？所以，有没有留学经历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现在讨论留学问题，不仅仅是说留学经历对人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留学后，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的问题和差异，就知道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完善自己的人生。有时候留学生也会很纠结，不清楚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各体系的评判标准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对立的，怎么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平衡好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很关键的。有的人回国后甚至就不会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他对自己写实的那一套很自信，去国外博物馆看过之后，看到人家画得那么好，风格如此多变，觉得自己没价值。舍不得完全抛弃自己的风格，又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慢慢解决这个问题。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知道该怎么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怎么去跟画廊交流，怎么去办自己的展览，怎么培养自己具有一个职业艺术家的素质，这是我们项目最大的优势。学生知道自己该怎么走，就会比较少地纠结自己到底按照什么风格来画，就会按照他的想法去画，会听取他内心的声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划人生。

艺术家应该有自由生长的土壤

访谈者：现在社会对艺术类人才的需求量有多大？

杨修憬：中国美术学院是全球最大的艺术类学院，在校学生有1万多，附中、职高、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都有。现在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要求还是很高的，量也很大，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跟艺术有关的行业很多，文化品质提升的空间很大。在这之前，温饱问题制约了艺术，因为艺术是很烧钱的行业，没有钱就搞不了艺术。现在国家产业转型，注重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许多跟艺术联系得很紧。但我们也有弱点，比如工业设计，还是停留在小型产品如家电、家具等这样一些产品的设计上，大型的、技术含量高的就做不了，这没办法。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设计师，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这样的人肯定是很抢手的，但要培养这样的人确实不太容易。

访谈者：搞艺术的人，核心就是创造力，是吗？

杨修憬：艺术家应该有自由的生长土壤，这个土壤加上不同文明的养分让他去吸收，可能就会长得特别好。艺术家就是这样，是一个长期成长的过程。但有的家长目光短浅，只看眼前，比如有的家长不是给孩子空间让他成长为艺术家，而是希望他的画能马上卖钱。按照这个要求，那确实是画得快、市场要比较好。但如果把艺术专业搞成了快餐，甚至全民吃快餐，那创造力就免谈了。

但在西方，比如说在德国，它的艺术院校真是在培养和发掘艺术家真正的创造力。像柏林艺术大学的自由艺术系，每届招收的人不多，每个班毕业生也就4个人左右。招进来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时可以中断学习或转到另外一个专业去，所以真正留下来的学生不多，大浪淘沙留下真金。

访谈者：搞艺术是需要天赋和机遇的，还需要有包装。

杨修憬：在国外，学艺术的学生，早的十五六岁就开始学画，一直到大学毕业差不多30岁左右，有长达15年的磨炼过程，但一般要到45岁之后，才能真正看出这个人能不能在艺术界和艺术史上留下痕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本上人生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探索创造，当然还要看他有没有机遇，机遇也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些，也还不能肯定他一定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要有积累，要不断地探索创新，参加展览，不断地获得别人的关注和评论。从小的个展慢慢做起，然后形成你对艺术活动的完整评价，不可能突然就包装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师。

访谈者：虽然同样都是学生，但学习的目标可能不一样，中国的学生首先会将毕业作为目标，想的就是我要挣钱，也许还没有想要成为大艺术家。

杨修憬：这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当我们还在追求温饱时，西方人考虑的可能更多的是个人兴趣层面。

每个国家都有强项、弱项

访谈者：如果去海外学习艺术，您推荐去哪些国家？

杨修憬：学艺术？是学哪个方向的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

访谈者：比如说设计。

杨修憬：设计领域也分很多方向。如果是电子技术领域，做媒体设计、程序设计，或是跨媒体设计，美国比较好。美国硅谷或者东部一带，跟电子技术的结合很先进，我们现在通常说的交互设计，美国很强，他们有品牌，平台也更自由，更具竞争力。

如果你做家电、家具、汽车等设计，就去德国。但问题是大公司不是那么容易接纳你，一般产品核心技术都会进行知识储存，要进入到设计的核心领域是很难的。

如果你设计奢侈品，那意大利就比较好。意大利奢侈品的一大特点就是手工艺技术好，它的法拉利、玛萨拉蒂豪华车，它的服装、皮鞋、灯具、首饰等都是手工的，传统手工艺很好。

如果做创意设计和建筑环保设计，那丹麦、英国和日本比较好。这些国家历史上就是海洋国家，比较开放，在理念上更愿意去开拓全球市场，他们的设计不像德国有时候外观显得保守，他们追求符合全球各地的需求。英国、芬兰的创意产业，没有大型企业，产品也不算很大牌，但做得很好，很精致。另外像法国，就是时装设计了，它的服装和时尚设计很有影响力。

美术领域从目前来讲，英、德、美、意、西在绘画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北欧对绘画也还比较注重。但是现在有一个趋势很奇怪，这些年法国对新媒体艺术、音乐、电影等推广力度大。这个目前是全球趋势，不好说哪个国家在哪个方面特别强。

但是，如果真的要学习设计或艺术，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还是很好的，我认为欧洲还是最好的选择，美国应该是第二选择。

访谈者：你们学校现在所有的专业里面，哪一个专业的学生最抢手？

杨修憬：没有明显的差异。我们的专业方向分两大类，设计与艺术。学设计专业，就业会好些，但艺术就业更自主。所以整体来看，他们的就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访谈者：海外有没有专业方面特别强的学校？

杨修憬：其实国外的艺术大学都差不多，每个大学都有它的强项。像柏林艺术大学的音乐专业非常著名，汉堡大学在设计领域就非常强，为什么呢？因为汉堡是商业重镇，当地有上千家的广告和媒体代理，是德国的新闻中心。我们跟欧洲大陆友好院校的接触涉及不同的专业，比如跟法国巴黎美院的交流比较多。

访谈者：你们现在跟他们都有合作吗？

杨修憬：有的，合作的主要方式就是互派交流生，还有就是展览。交流生是每年定期派遣。

创新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鲍勃·怀特

英国未来建筑公司、Rise公司主席及执行总监

最重要的是一种体验、一种经历

访谈者：鲍勃，大家普遍认为留学可以开阔人的视野，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鲍勃：到另一个国家去学习工作，最重要的是一种体验、一种经历，看到不同的文化。至于教育这一块，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比如英国的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也许他们在其他国家学到的技术知识还没有在英国学到的好，但他们会开阔视野，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去其他国家开阔视野这个说法也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有些人习惯在自己国家，熟悉本国的环境，到了国外可能会特别思乡，没有依靠，这点还是因人而异的。

还有，出去之后回不回家乡也是一个问题。以前帮我工作的一个人到中东工作，去那边后因为生活比较奢侈，工作节奏非常慢，他就留在那边过起了一种相对安逸和富足的生活，结果，他的竞争力不如从前了。这其实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许多最优秀的人是先留学，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认为这样比较好。

创新就意味着改变

访谈者：您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的创立者和管理者，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您最看重员工什么样的素质？

鲍勃：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种答案。在运营的层面上，他只要能做他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忠诚度应该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尊重和正直。

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很好的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我也会给予他尊重，给予他想要的忠诚，通常当员工有了忠诚度之后，才会更好地帮你销售公司产品。一个老板不可能跟每个客户见面，其实都是员工在和客户见面，只有你让员工觉得我们公司很好，老板很好，时刻记在心里，传达给你的客户，让他们也被你的员工感染，觉得这是一家好公司、你是一位好老板才行。

访谈者：您怎么看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精神？

鲍勃：创新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创新可以做得好也可以做得不好，也可能带来失败。但创新在我们建造领域里是有很大作为的，只要你不盯着那些利益，会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创新就意味着改变，大多数人是不敢去改变的，创新只是针对一部分人，那些人具有这样的特质，才会去创新。

访谈者：鲍勃，请谈谈建造行业，这个行业有好的创新吗？

鲍勃：建造行业总体来说是一个低科技含量的行业，我们所谓的创新和改变，大部分都是沿用以前的，只有小部分在改变。很多行业是依赖创新的，但是建造行业不是这样。

像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是轻钢预制产品，钢结构并没有什么新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了创新，比如说我们把现场搬到了工厂。我以前领导的Mace公司是管理公司，创新的是工作方法，比如他们的合同，跟以往的不一样，他们改变了合同的框架，以及跟客户工作的方法，是从上到下的改变，这就是Mace公司的创新。创新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尤其像建筑这种本来科技含量并不高的行业，就不应该只注重科技上的创新，而应该强调在工作方法上的创新。

访谈者：创新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很大吗？

鲍勃：创新对一个人的人生有影响，创新的人要有创新的意识和品质。当然，如果你成功了，像乔布斯，你会变得很有钱，但是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一般会有两种人生，一种比如足球运动员、歌星，从18岁到20多岁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从身无分文到有豪车，但他们有的人精神上贫困，物质上富有，这甚至会毁坏他们的人生。但是还有一些人掌握自己的名声，生活控制得非常好，对他们来说生活没什么改变。

中国的空间和市场适合年轻人去锻炼和体验

访谈者：您对中国的建造界有什么看法？

鲍勃：这个问题很有趣。现在全世界超过50%的建造工作在中国，这同时是机遇也是威胁。如果建造界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很好，但如果他们不知道，就是非常大的浪费。很遗憾，据我了解，中国建造行业从上到下，许多人都不够成熟，不能掌控这个行业。

我注意到中国在做的一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修桥、建高铁，通常做得比较好，跟国外没什么区别，但是在做小的、精细的项目的时候，效率就比较低了。

现在有人说中国建造行业的从业人员有4 000万，其中一定有部分人是合格的。至于行业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这个不只在中国，应该全世界提升空间都很大。上海现在还是在用很传统的方法作业，但在西方国家已经在用机械化的更成熟的现代化方式了。

访谈者：中国的建造领域和英国或其他国家比较，怎么样？

鲍勃：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机遇，有很多建造项目，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很多机会的，30多岁的从业人员可能就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是在英国，项目很少，人又很多，他们锻炼的机会就很少。中国的空间和市场是适合年轻人去锻炼和体验的，但是对像我这种想带来一些改变的人来说，就比较难，因为大多数的中国客户害怕改变。

访谈者：从建造业整体来看，中国和国外差多少？

鲍勃：技术上来说，最大的差距就是在建筑的品质上。比如学生公寓的项目，建成才一两个月，墙就开始剥落了，这个我觉得不可思议，让我做就做不出来，那会完全毁了我的声誉。还有关于经济适用房，我们听到很多消息，说没过多久就拆掉了，很多人说是因为便宜，但在一个社会当中，经济适用房不应该用便宜来衡量。在英国，经济适用房就不代表便宜，这两者完全没有关系。

你要真想学到东西，就要到工作中去学

访谈者：您看到英国和中国的教育有哪些不一样？如果到英国留学能学到些什么？

鲍勃：用一个词来回答，就是过程。英国建造行业的过程和方法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销售它们的管理，尤其是在建造方面。整体的一个感觉是，全世界范围内，建筑行业的课程都不够突出，不够好，建筑学可能相对好一些。换句话说，不是你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就能成为建造方面的管理行家。

比如伦敦大学学院，我去参加他们的毕业答辩，气球摆在前面，教授希望用这些创新来教学生，但这个不是我想看到的建筑。在英国，还有一些测量师的课程，还有像中国的监理，也不够突出，不能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访谈者：那应该怎么去学，去哪儿学？

鲍勃：培养建筑师的课程都是不错的，一般学建筑的人眼界比较宽，他们主要的优势是对设计过程了解更全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建筑师后来从事了其他行业，跟自信心也有关。

所以，建筑师的课程可能比建筑管理的课程更有用。

访谈者：如果去英国学习，是以课程学习为主，还是以项目学习为主？在学习过程中，什么东西更重要？

鲍勃：英国在过程方法方面是世界上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好，不过所有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学校教的是另外的东西，老师也不一定了解过程和方法。那怎么才能学到更好的东西呢？学校只是一个起点、一扇门，你要真想学到东西，就要到工作中去，比如去一家好的公司。

我不会特别注重他是哪个国家的学生

访谈者：您现在也来到了中国，您看到的英国和中国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鲍勃：全世界的孩子都有共性，都喜欢流行音乐，喜欢iPad（苹果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都从父母那里拿钱。但是中国的学生比西方的更有竞争力，这缘于他们的刻苦学习。但是在上大学的比例上没法比，因为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现在英国有50%的人去读大学。

但像我在上学的时候，英国只有5%的人能上大学，那个时候，一旦大学毕业就是精英了，就能找到工作了。但现在人人都上大学，大家都差不多。

访谈者：您说中国的孩子更刻苦用功，那作为老板，如果雇用人，会不会多雇用一些中国的年轻人？

鲍勃：现在英国的学校有很多中国人。我去布鲁克斯大学讲建设管理，进去后一看，50%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应该不会特别注重他是哪个国家的学生，主要还是看学生自己。

说到竞争力，我已经在英国成立了新的公司，比起以往，这是从个人的培养到团队的培养。我们同时雇用四五个人，同样的培养计划，希望三五年之后，看到团队和个人的培养结果，有才干的人是愿意与人分享、与人共事的。

提到才干，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强调的才干是不一样的。你雇用一个25岁的年轻人，才干是最重要的，到了35~40岁的时候，他获得客户、项目和他的市场经验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招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的技能，也要看他多技能发展的空间。就是最初你可能要求他在某方面的技能，但不能只注重这项技能，这样他在35~40岁的时候，是不会有很好的发展的。

出去不一定就成功

访谈者：您是老板，又很成功，怎么看待成功这件事？成功和人生的设计有没有关系？

鲍勃：这可是我第一次跟别人分享我的经历。我18岁进入大学时候的计划是：20~30岁享受，交很多女朋友，喝很多酒，到处旅行；30~40岁，为人生的荣誉拼搏；40~50岁，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才；50~60岁，变得很有钱。

但是，到后面我也没有那么有钱，哈哈。

我明白你的问题，英国也有这样的家长，很早就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希望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引导他们的人生。但我和我老婆没有这样做，我们更倾向于让孩子们更自由地成长，让他们长成他们想成为的样子就行了。

到目前为止，这种培育方式成功的一点是，我们的孩子非常友善，其他人评价我们的孩子时就觉得他们特别友善。

访谈者：英国在建筑节能方面的专业怎么样？您觉得英国建筑节能专业的毕业生会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有优势吗？

鲍勃：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设计出很好的课程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关于我们绿色建筑行业，也没有那么好的课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也一样。所以，我也推荐不出一个理想的课程，但如果让我选的话，选与机械工程有关的课程，还是挺好的。

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建筑这个方面，现在算是初始阶段，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个跟我们最初在英国倡导建筑管理的过程方法是一样的。最初我们谈这个理念的时候，人们觉得不重要，但是当人们看到它带来的好处之后，才会去埋单，才会觉得它是有用的。绿色建筑也是一样，可能它的商业价值还没有被发现，但是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金融业在中国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

叶阿次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营运总监

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版图中扮演的还是一个小角色

访谈者：现在，全球很多大银行都在裁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该怎样看待金融专业的选择和学习？

叶阿次：先简单说一下金融行业和人才的概况。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的版图中，扮演的还是比较小的一个角色，整体比重还是比较低。

银监会有一个统计：所有的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加起来，大概占中国银行业市场份额的1.8%，非常非常小。不过，它虽然小，但是带来的示范效应很大，因为在市场上，可能大家觉得外资银行比较高端、管理规范。的确，因为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跟国外相比差距还是很大，中国发展金融业比较晚，而国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业方面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所以，现在世界公认的金融中心，比如伦敦、纽约，跨国银行在当地金融业中占的比重就非常大。

现在，上海也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是中国国务院提出的，希望在2020年实现。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是有很多要求的，包括在上海市场上，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里面的核心产业，它的占比情况、从业人数等等，都有一些硬性指标，而我们现在离那个指标相去甚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融业在中国的未来非常光明的原因。

而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在不断完善，所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不像国外。2008年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国外的一些创新产品实在是太过创新了，比如次级贷款，所谓的次级贷款就是把钱贷给本来没有资格贷款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偿还能力，那种贷给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人的贷款就叫次级贷款。很多人无法还贷，但银行依然觉得这是创新产品，然后把这个贷款打包卖给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或信托公司，当最终贷款人无法还款时，一连串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美国的雷曼兄弟就是因此倒闭的，因为它手上有太多次级贷款产品。

中国的银行在这方面因为没有那么多创新，反而还比较稳一点儿，在2008年没有受到根本影响。但是，中国政府也看到了金融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这是很明显的，而且国外的金融业很发达，所以我们现在在金融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国家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都投入了很多钱。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很少看到在其他行业由政府出面组织行业的一些顶级企业去学校招聘，政府一般不做这种事，可是在金融业他们做。上海浦东有个金融航运办公室，他们就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组织80家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保险公司，当然银行有中资也有外资的，然后由政府出钱，到全国八大高校招聘，企业派出代表的差旅费以及学校的场地费、广告费，全是政府掏的，你很难想象，因为政府很早就已经退出这些行为了，对不对？

访谈者：是最近的事还是每年都做？

叶阿次：就最近，去年是第一次，这就体现了他们对人才的重视，国家要大力发展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领域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一般的行业我们叫人才库，对吧？人才库的全称就是人才水库，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人才，可是在我们这里叫人才池，就是池塘，不是水库是池塘，池塘的水是很少的，没多少鱼，而水库里的鱼很多，这一点也导致在这个行业里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外界的人会觉得，不对呀，我们很多人都想去你们这个行业啊！很多人想进还进不了呢！这就是另外一种理解。在行业外的人很有兴趣去银行业，但进不去，为什么？首先中资银行是很难进去的，因为他们每年的人员流失率在3%左右，流动性很小，因为人出不来，所以别人也进不去，人出不来的原因是人家不想走。可是外资银行呢？平均水平，大概在30%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差特别大的。

金融业是很特殊的行业，金融业创造利润的方式其实是叫转移利润。对产业的本质来讲，银行业赚的钱都是从企业当中转移，它没有实际创造，不像生产型的实体经济，是创造利润、创造价值的，银行业都被称作虚拟经济，是转移利润的行业。

中国银行业2012年收入的79.6%来自利差，也就是说，它的中间业务收入只占20.4%。利差是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最低不能低于多少，存款利率最高不能高于多少，两者之间有个差值，这个差值就是银行收入的来源。所以，很多人觉得中资银行很好，进去就不想出来，尤其是一些干得不好的也不能解雇他们，因为中资银行是央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随便让人家走，这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外资银行正好相反，外资银行非常强调业绩和绩效管理，而且外资银行没有什么包袱，因为所有的外资银行从2007年开始都能够办理人民币业务，所以外资银行的人都很年轻。他们的制度都是依照国外，很成熟，管理也非常规范，比如绩效、人员晋升、人员选拔，都非常严格，而且非常成熟，但外资银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银行业市场上比重太小了。

其实，要成为金融中心有一个硬性标准，就是外资银行的比重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这就意味着国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加大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力度，让它们进来，更多地去开展业务。而现在很多外资银行也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们离2020年只有7年的时间，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对外资银行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在这第二大经济体中，外资银行仅仅只占1.86%，你想想，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按照标准模型，它们应该可以占到10%，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市场占有率。现在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有一个比例限制，不能超过20%，所以很多银行就入股19.9%，比如我们渣打入股渤海银行19.9%。

访谈者：按照规定的最高尺度去做？

叶阿次：对，都是这样。这样的话，即使是10%，从1.8%到10%，这个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在未来的七八年中有个五六倍的增长，这个对外资银行来说是非常有前景的。

中国金融业跟国外金融业在人才上有很大差距

访谈者：外资银行会需要很多人吗？

叶阿次：它们要进来，就只能从一些外资银行挖掘人才，因为有文化因素、语言因素还有制度因素，它会觉得已有的外资银行跟它比较接近。而这样一来，外资银行的人员流动率就会非常高，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总体来说，人才供给还是很缺乏的，正因如此，它们招人关注点就更加集中，压力就很大。

另外一点，我们的人才培养速度也不够，培养的数量也不够。一个人才能够在企业里发挥出很大的作用，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比如你在学校的学习，这是很基本的，并不代表你是金融专业毕业的就会做得很好，你还得在实际工作当中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经验的积累，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知识能解决你会不会干的基本问题，但到底干不干得出来，这跟你的技能有关系，而技能要在企业当中去锻炼，那就叫经验，经验是靠实践来积累的。所以，很多企业要的是有经验的人。

当然，中国现在已经在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很多学校都开设这种专业，而且这种专业很热门，可是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实际操作的经验还是比较缺乏的，这些人也并非能解决企业当务之急。

举个简单的例子，外资银行在全国可能有20~30家分行，每个分行都要有一个行长，这个行长你上哪儿去找？学校里肯定培养不了一个行长，一个人从毕业到当上行长可能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看，10年前有多少学校开设金融专业，培养金融专业的人才？又有多少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这个缺口是很大的。另外一点，就金融行业本身知识的培养而言，中国在金融行业的积累、沉淀也不是很多，银监会是2003年才成立的，成立时间也很短，所以，整个中国金融业的知识积累都不是很多。

我们以前不重视金融，觉得金融是一个剥削阶层的行业，因为它不创造利润，只是转移利润，所以我们以前不喜欢它，甚至排斥它，觉得是不劳而获，因此很久以来对金融业方面的交易、金融产品的设计、金融的杠杆效应等等，一直是不认可的，所以我们在知识的储备上也很不够。

你会发现，外资银行的很多高层都是从海外外派过来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公司本身的性质来讲，外资企业在当地要成立一个公司，找个总经理，肯定得从他本国找，不大可能从当地找。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发现，要真的在国内找金融业知识、从业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很难找到。比如说，从业30年的人，在国内就找不到，国内有30年金融业从业经验的人真是没有，因为我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发展金融业，之前的都不叫金融业，那只是一个存款业务，贷款都很少，因为那时不讲贷款，也不需要贷款。

有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跟国外的差距：中国银监会有个标准叫贷存比，就是贷款跟存款的比例，这个比例银监会有个规定，不能超过75%，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家存了100块，你最多能贷75块钱出去，因为银行的自有资产是很少的。自有资产能反映核心资本充足率，中国现在的核心资产本足率是10%，也就是说，银行资产是100亿，其实银行自己的钱只有10亿，还有90亿都是人家的钱，都是负债，这个钱是人家存的，或者是通过种种方式放到这儿的。那人家存那么多钱，能贷多少出去呢？最好是全贷出去，那样利息最多。可是银监会不能让你全贷出去，你要保证还有一部分供人家提款，所以要有贷存比，不能超过75%。可是国外没有这个指标，国外的贷存比可以达到500%，什么意思？就是我存了20块钱到银行，他可以贷100块出去。他怎么能贷100块？没关系，银行到同业拆借，到资本市场去融资，融资的成本可能是3%，但贷出去是5%，这就可以赚两个百分点，是这样子的。

所以，国外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有很多这种产品的设计。在欧洲，基本是没人存款的，国外谁去存款？有钱都用掉了！可是中国不行，中国的流动性很好，所谓流动性很好就是说银行总是有钱的，不用担心你们来提款的时候没钱，所以人家存了100块，人民银行就说你必须拿出12块放到我们人民银行来，这个是保证动不了的，是存款保证金，这个存贷比是很厉害的，如果一个国家没多少人存款的话，国外银行就不要做生意了？因为存款才一点点，根据存款做生意，那是做不了的。但是国外银行还要做很多生意，因为金融会触及很多行业的发展，比如这个企业家想去整合产业链，需要一大笔资金，银行也觉得这个事很值得做，那钱从哪儿来？银行。银行没存款，没钱给你，但银行因为信誉很好，可以去融资，可以去发行投资理财产品，现在中国不也在搞这个吗？而这些在国外是主流，这就是中国金融业跟国外金融业在人才上很大差距的所在。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拉来存款就是好员工，这属于比较低层次的竞争，在国外，金融产品不是这样的，国外是看创新，华尔街谈创新谈得比较多。

中国现在的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契机

访谈者：国外那些金融理念和金融创新是不是今后也会逐步到中国来？这样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也就会不一样了？

叶阿次：中国金融业最本质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银行业将近80%的收入，来自于利差，这是它的主营业务。而国外的中间业务收入，就是帮你做各种金融产品，代收各种产品，各种融资，还有上市做IPO（首次公开募股）等等，这些收入是它的主流，占60%以上，利息只占40%。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中国跟国外另外一个本质差距是我们的利率是国家规定的，而人家的利率是市场化的。市场化就是两家银行的存款利率是不一样的，我想多吸收存款，我就把我的利率提高，而中国是不允许的，国家规定死了，我存到哪家银行的利率都是一样的。国外是不一样的，有这种竞争，最后就趋向一致了，对不对？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

不能说银行没有垄断利润，没有超额利润，如果没有超额利润那大家都是产业银行，因为没限制嘛，而竞争一加剧，利润就下降，降至社会平均利润。而中国不是，中国是保证你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中国现在的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契机，这对人才是个挑战，因为这也是跟国际接轨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这是第二个契机，这个对人才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因为人民币一旦国际化了，要在国际经济的流动、循环里竞争，你所需要的人才一定是国际化的人才，因为他了解资本流动的趋势和方式。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2008年幸免于难，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里，比如资本不能自由兑换，外资跑进来没用，也进不来，没有人民币，炒作也炒不起来，想到股市去砸盘，没有人民币也砸不了，所以这就安全了。但哪天可以自由兑换了，如果狂抛人民币，人民币马上就贬值了，你狂贬值，那我就赶紧吸入，然后再一回拉，那我就赚很多钱，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种资本的力量是很大的，尤其像期货，像很多杠杆效应很大的金融行业更是这样。到这个时候，人民币自由国际化意味着什么？在国际上就是硬通货币，一个标志就是可以自由兑换。现在在东南亚人民币已经很硬了，可这还不是国际化，因为很多都是非官方的方式，但现在中日韩在谈自由贸易区，其实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币在这个区域里自由流动。这个不得了，因为中日韩是什么？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在一起，这些人说，我们之间做生意不用美元，那美国当然着急了，美国现在对这件事着急得不得了，但这个对中国的金融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第三个机会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尤其是中国的金融业。最近的统计表明，全球十大银行，这个是指市值方面的十大，其中有四家是中国的，前三名全是中国的。这个很难想象，压力也很大，因为全球最大的银行都在你这儿了。1991年的时候，全球十大银行日本占了四家，但到2011年，日本一家也没有了。1991年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那个时候咱们还不知道在哪里，而现在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这个时候，既然中国银行已经这么大了，自己也都开始走国际化路线，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中国的四大银行，以及整个中国的金融业都在推动人才的需求。当然，上海的两个中心的建设更是最大的驱动力，金融行业会获得政府更大力的支持和扶持。

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会拿纽约、伦敦来做样本，如果拿这个来衡量就差很远很远。比如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注册会计师人数、律师人数，这些与金融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方面，上海实在很缺乏。所以，上海在未来金融人才需求的缺口，我觉得不是到2020年就能够解决的，未来30年之内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会处于紧缺状态，很多海归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回国了。现在，我周围的同事很多都是从海外回来的，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在国外生活是很稳定，但你知道你的未来就是这样子，不会谋求升迁，也不会谋求在公司有很大的发展，可是在上海他会发现几乎完全不一样。

访谈者：您认为中国的金融业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叶阿次：是的，因为中国是新兴市场。现在中国金融业的渗透率还不够，如果你在中国谈制造业，那已经饱和了，但金融业这个占比以及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是不够的。你想，中国有多少人去炒股？他们为什么去炒股？因为要理财，他也没有相应的人帮他找合适的产品。在中国，这种需求还会增加，需求会越来越多，所以这种人才的需求也一定是很大的。因此，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学金融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比较缺乏金融专业人才。

我们对海归还是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访谈者：你们渣打银行缺人才吗？

叶阿次：我们自己从学校招聘，就一个项目，叫管理培训生。我们的管培生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国际学生，还有一种叫快速成长学生。我们是国际化的银行，就会要求你的英文超好，会测试你的三个特质：第一个是你的性格，第二个是你对数字的敏感度，第三个是你的逻辑思维。

访谈者：国际学生是指哪些人？

叶阿次：就是国际学校的毕业生。

访谈者：不是在国内培养的学生？

叶阿次：但事实上我们也收国内培养的学生，你在国内学校读书，如果你的英文也达到那个水平，我也可以收。

访谈者：但大量是从海外招过来的？

叶阿次：对，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可能多一点儿。

访谈者：看重他的专业背景吗？

叶阿次：对，要看他的专业背景，因为我们是要向国外派遣的，不是在中国工作。他的工作地点可能是迪拜、伦敦等等，所以说这个就是国际学生。我们培养这个人，两年之后，是要把他派到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要他的国际化水平很高。当然，国内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国际派遣生项目，只要英文足够好，并不是限定只有国外学生才能申请。另外，本土项目叫快速成长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做国内业务，主要是个人银行，这个对英文的要求就不那么高。现在我们国际学生项目里面有很多的留学生，中国的学生在国外读书后，回来考这个项目的人很多。

访谈者：你们是直接过去招聘，还是他自己投的简历？

叶阿次：他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官网上申请。

访谈者：人在国外没回来也可以吗？

叶阿次：可以，他在国外毕业就去官网申请，然后做三个测试，三个测试都通过了之后，我们服务中心会给他做电话面试。电话面试的人一般是印度人，面试之后再把他邀请到公司来做面对面的面试，都过了之后，我们再录取他。他进来两年之内要经过6个部门，每个部门做3个月，是去每一个部门轮岗，让他了解公司的核心业务，然后评估他每一段工作的表现，最后结合他本人的意愿安排，当然前提是6个部门他都通过了。

访谈者：就是有个考核机制？

叶阿次：是6次考核，考6次通过了，就根据公司需要和他自己的能力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我们对海归还是持比较欢迎的态度的。

他们不一定必须是学金融专业的

访谈者：看到你们网站上招聘的信息，写的是无专业要求，为什么没有专业的要求呢？

叶阿次：可能在金融行业之外的人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理解，其实很好理解。举个例子，做投行的人，除非你是做操盘手，就是做交易什么的要懂点儿金融知识，而更多的是你要对行业有足够的分析力，对行业有足够的理解力。比如我做化工的上市公司，那学化工就够了，因为我知道这家公司是不是有前途，技术好不好，东西是不是厉害，所以一个学化工的博士去做这个就挺好。

访谈者：真的可以不看是不是学金融出身的？

叶阿次：差不多，特别是做那种一线的销售工作的，他进来后我们会给他培训相关的金融知识，我们有个金融学院。

访谈者：你们实际上并不特别看重是不是学金融这一点？

叶阿次：并不太看重，比如一个好的业务销售员，最重要的素质是跟人打交道，能够理解别人，然后去打动别人，这个很重要，至于我卖什么东西，产品本身并不是太难，人家能不能相信你，这个才是重要的。

访谈者：除了这些比较低端的职位，比较专业的人才也是这样？

叶阿次：如果你是做金融产品设计的，那你当然是要学金融毕业的。

访谈者：培养的那些培训生呢？

叶阿次：他们不一定必须是学金融专业的。

访谈者：管理培训生怎样鉴别是日后可以的培养的人才？

叶阿次：我们做的那三个测试，没有一个是跟金融有关的。第二个是测试对数字的敏感度，这是一个纯数学的问题。举个例子，两个数字中间，你觉得应该放哪个数字？3和9之间放啥？放6。这个东西跟金融有什么联系吗？这完全是数学逻辑，我们差不多就做这种。比如从这几个数字中你找个规律出来，一堆数字中哪个不一样找出来，但找出来有很多种方法，我就看你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所以并不是考你怎么算，怎么算很复杂。

访谈者：那同样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北大的金融专业毕业，另一个是工科专业毕业，测试的结果这个学工科的更厉害，您会选谁呢？

叶阿次：我肯定选那个测试下来我觉得好的那个，我不会管他的背景，因为我们这个测试是有自己的原因的。你知道吗？第一个测试是你的性格优势，是你的人格方面的，或者是你的特质方面的一些测试，测试你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第二个是你对数字的敏感程度；第三个是你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我们不看缺点，只看优势，看你最强的是什么。我们看完这三个测试，就知道这个人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如果适合，高中生我也会要，就是这个样子。

访谈者：专业这些东西可以等他进来再培养，是吗？

叶阿次：我们有一整套的培训体系让他学会专业的知识，课程非常清楚。

访谈者：你们需要的人才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

叶阿次：本科和硕士多一点儿，博士很少，我们整个银行7 000人，博士才六七个吧。

访谈者：有些学生是到后边才发现金融是自己很向往的一个职业，但是他又已经学了其他的专业，他还有机会吗？

叶阿次：这其实是一个留学的误区。留学时很多人很纠结是选专业，还是选地方，或者选学校呢？我觉得，第一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除非你是学那种非常专业的东西，什么叫非常专业的？比如艺术、文学这类，那你肯定要去艺术学院，必须去那种跟这个专业很相关的地方。其他社科类的，比如说一般的管理类，要创业，那是学什么都可以，真的没任何关系。

但留学的目的是要找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一种开放包容的环境。很多人把出国当作镀金，这种想法就是，只要我在国外待了3年，回来就不一样了，这其实是错误的，我认为去留学，要知道是对自己的补充。

有的人说留学是3年好、5年好还是7年好，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的事业在国内，那留学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有的人初中毕业就出去了，还有初中没毕业就出去了，其实发现后来也不是很成功，因为他回到国内发展，结果在国内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圈子，而且他的重要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是在国外，而那段时间恰好是远离家人的，你会发现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他要回到国内的环境去开展事业，要理解这个环境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如果把西方那套拿过来，结果会变得不伦不类。

这样的人，由于他的人格是在西方形成的，所以很习惯西方的工作方法、交往方式、隐私的保护、个人的人际距离、安全距离，但到国内发现，国内不是这样的，无法适应这个文化。所以，如果他想在国内发展的话，我觉得在国外的时间不要那么长，你不需要花六七年在国外待着，有一段这个经历就好。但这个经历不是像大闸蟹到阳澄湖晃了一圈回来身价就暴涨，现在留学的人太多了。以前留学，好歹你是见过世面的，好歹你英语讲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会重用，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留学的人英语讲得好的也很多，对不对？所以，现在看的是真才实学，到底你的思维是不是真的得到拓展了？你看问题是不是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了，有更新的视角了？你是不是更善于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你既有中方的特点，与西方人交流还能游刃有余，两方面都要做得很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人家现在得看你真正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

所以，讲留学，我比较在乎留学的环境，其实不太在乎专业。很多人说，去国外一看，班上就有50%的亚洲人，自己的圈子也就固定那几个，住也住在一起，吃和行也都在一起，就跟几个中国人混，这个留学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对留学也要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经历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做的是一般性的工作，那专业就没有那么重要，相反环境更重要，在环境当中，有没有锻炼你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去影响别人的能力？协调别人的能力？理解别人的能力？这些能力，这些技能，更重要，比你拿了一个什么学位，学了多少门课，更加重要。

选对专业再学金融

访谈者：你们现在最缺的是哪些岗位的人？

叶阿次：刚刚谈的是学生的专业，但是你真正做什么工作，对学生，对有工作经验的人，我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学生，我们可能专业要求会比较低一点儿，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本来就是一个胚苗，他是可以培养的，这个时候跨度大一点儿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如果你已经在某化工行业干了5年，现在突然跳到银行去，那你做一种岗位是可以的，什么岗位？就是投资分析，去研究化工领域，你只需要提供你的研究报告，这是可以去做的。但是除了这个工作之外，比如你现在过来去卖金融产品，就显然不合适了。为什么？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东西，完全换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作领域，把你全部的专业、精力都放弃掉，这不合适。就像我做了十年、十五年的人力资源，突然跟我说你别做人力资源了，现在去做质量，去做财务，那我觉得不合适，道理是一样的。

你有工作经验，我们就希望你能够发挥你工作的经验优势，所以，通用的岗位，比方说一个做财务的人，在那边做财务到这边还做财务，这个一点儿问题没有。但是如果是做专业性的工作，我们肯定就会看你的岗位的实质。所以，从外面招人进来，也是同样的，如果是有经验的人，在银行干过，到银行去那很好，如果不是干银行的要跑到银行去，可能有点儿挑战。

访谈者：这个理论有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我定位今后想要到金融界去工作，那在求学的时候还是要想着往这些专业方面去发展，是这样吗？

叶阿次：我们管培生的项目，上渣打的官网去看招聘的条件，你会发现没有专业限制，但是我还是建议，想搞金融的同学，靠近它一点儿好一些。什么叫靠近它一点儿？就是说你不要学了历史后又想去做金融，这个就差得有点儿远。可是如果我是学数学的，想做金融，就一点儿差距都没有。如果学国际贸易的，做金融也一点儿差距也没有，学国际商务的、学管理的，都是一点儿差距也没有。就是说，这些专业都可以，我建议他去看看银监会的网站，看看银监会主席的报告，那些都很有用，看完以后，就知道银行业是怎么回事儿了。

另外，可以再去看看几个银行的网站，你想去哪个行业，就要了解那个行业。现在没有哪个学校讲课会讲到行业上的水平，讲不到那么深。学校是什么？学校是教知识的，而企业是需要你的技能，需要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现在问好多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你知道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是哪一年实现吗？他不知道。你知道中国最大的银行是哪一家吗？大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你知道中国银行业总资产是多少？我们整个银行业的扩张率是在什么水平？他也不知道。我们的存贷比，我们的成本收入比在银行业是什么水平？他也不知道。这些是纯金融业的知识吧？可是没有哪一个金融学的课程会告诉你成本收入比在银行业应该做到什么样的水平，因为这个是没有标准的，它只是告诉你成本收入比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外资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在65%，中资银行在30%，你知道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外资银行的离职率在30%，中资银行在3%，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些都是你要去分析的，因为没有哪个金融学的课程会告诉你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银行业很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你怎么才能获取呢？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想做这个行业，那你就要去了解这些，这就是你的机会。所以，海外留学并非是说我学这个专业才能有作为，而是想做这个，对这个行业要有真正的了解。而我们知道，真正的了解不是从学校里了解到的，学校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基础，学校会让你读很多东西看很多东西，但没人让你看你自己也可以看，对不对？

访谈者：能否这样理解，有工科的背景，有逻辑思维，其实对做金融业是非常有利的？

叶阿次：这个倒是很关键的一点。其实学校里最重要的是学什么？就是学思维方式，这点太重要了，你如果学会了如何学习，那真的就不怕了，只要懂得了这个学习方法，想做什么都行。比如达尔文很有名，写了《物种起源》，可是达尔文得了一种怪病，他一天只能看一个小时的书，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看多了他就受不了。可是他每天看一个小时，50年下来，他就写完了。我们是健康人，一天看10小时没问题，那是不是5年就可以写一本书出来呢？问题是，你要写一本划时代的巨作，如果说5年就可以写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愿意干这事，但为什么又没做出来呢？是因为没坚持，坚持是一个关键问题。

有留学背景的人发展的机遇还是好一点儿

访谈者：从整体来看，没有出去留学的人和已经出去留过学的人，您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叶阿次：我没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是感觉上，我们招的做IT的人，留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就一般而言，有留学背景的人的发展机遇还是好一点儿。另外，如果本来就是很顶尖的人才，那有没有留过学都会发展很快，当然如果他又留过学，就会发展得更快。

访谈者：海外的这些经历给了他某些方面的帮助？

叶阿次：对，因为外资银行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外国人，显然这种经历会有利于你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

访谈者：金融业里边也有不同的人才需求，你们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叶阿次：现在我觉得是两端：一个就是低端的，一线销售人员是很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工作压力比较大，业绩导向非常明显，干得好就马上可以提升，干不好马上就走人，所以流动性很大。还有一个就是高端的人很缺，我们出现两头很缺的状况，非常高端和非常低端的都很缺。

访谈者：IT这部分的人缺吗？

叶阿次：这部分人倒是不缺，因为IT在银行里面比重很小，人数不太多。

访谈者：支行行长比较缺？

叶阿次: 对，比较缺，银行的综合性管理人才比较欠缺。

访谈者：柜台里的人缺吗？

叶阿次: 这个不会缺的，柜员是不差人的，可是我们一线跑客户的客户经理是比较缺的。

访谈者：私人理财这部分人才可能比较缺？

叶阿次：对，这部分比较缺，这个算不了很高端的，但是流动性比较大。

访谈者：您所指的比较高端的是哪些人呢？

叶阿次：比如说做金融的，银行是分两大块，对公和对私。对公业务这方面，跟企业去谈企业产品设计、方案设计，这些人才比较缺。

访谈者：这个岗位叫什么名字呢？

叶阿次：这个也可以叫客户经理，他帮助企业去设计它的需求，满足它的需求。金融其实就是做这个撮合交易。比如说我是中间人，你要来贷款，我要了解你的资质，要做背景调查，要看你的记录，所以我也需要一点点金融的知识，然后我要把钱给你。还有，你来存款我肯定欢迎，可是存款也会考察你的各种要素，所以在对公业务这块我们比较缺人。

访谈者：你们每年都招实习生，这里面有没有给学生一些机会？

叶阿次：现在少了，现在有限制了。

访谈者：是公司的限制还是国家的限制？

叶阿次：公司的限制。

访谈者：如果我能先来当你们的实习生，是不是就会比没有在公司实习过的人获得职位的机会要大一点儿？

叶阿次：对。

访谈者：海外的学生有这个机会吗？

叶阿次：海外的学生来中国实习的不多，他们一般都在当地，不会过来。

访谈者：您认为近5年中国银行业的机会在哪几个方面？

叶阿次：这个就比较专业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利率的市场化，这两个改革会极大改变银行的业务。就是说，你的赢利方式从利差转向以业务中间收入为主，利差不再是主要收入了，当你觉得以中间收入为主的时候，就会很在乎你的服务了。这个时候，银行的重要转型就在于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服务会提到很高的水平上。

访谈者：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

叶阿次：没错。我们现在的竞争还是在这一层面的竞争，可是未来5年，这样的变化一定会出现，到了那个时候，竞争水平就上了一个台阶，就跟国外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要强调银行的信誉风险产品服务这些全方位的竞争，这个对我们银行的挑战是很大的，所以未来这方面的要求一定会大大提升。

访谈者：你们在招聘的时候会不会看重海外学生的留学国家背景？

叶阿次：有点儿影响。我们发现，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学制短，还有英联邦的国家也比较多，坦率讲，我们觉得这个质量水平可能跟美国的有点儿差距，我们觉得美国更好一点儿。因为在美国，学校可能锻炼的是你的创新能力，而环境对人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儿。英国对有些人有影响，对有些人就没什么影响，这可能跟他们的学制有关系，就是太短，然后大量去招收中国留学生，比重较高。而美国大学的标准严一点儿，学生在所属的环境里的改变会大一点儿，比较开放，文化的熏陶也会比较充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企业，其实我们企业还是比较喜欢英联邦国家的学生的，因为我们是英国的公司。

访谈者：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比如像韩国？

叶阿次：其他的我就没见过，见得比较多的就是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

访谈者：其他国家有吗？

叶阿次：新加坡的也比较多，其他地方很少，好不容易才见到一个非洲回来的。

访谈者：学这个专业，你也得要考虑好去哪里学。

叶阿次：我一般跟学生说，如果不是考虑成本因素，就去美国，美国费用高一点儿，但我觉得值。

你要选择成长型的公司

张韬

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招聘经理

访谈者：英特尔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公司，但不一定就了解它，它在中国的发展怎么样？

张韬：目前，除美国以外，中国是拥有英特尔最大资源投入、最全面机构设置、最广泛业务及项目铺展的国家。作为对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决策的积极响应，我们不仅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设立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建设了世界一流的芯片封装与测试厂，还在中国大连投资25亿美元建设了300毫米（约12英寸）芯片制造工厂。英特尔的销售和市场活动亦覆盖了中国300多个城市。

访谈者：您现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张韬：我现在负责英特尔在北京和上海研发人才的招聘，主要是为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英特尔亚太区研发中心和英特尔中国软件中心招聘研发人员，包括软件、硬件和系统级研发。

访谈者：英特尔是全球领先的公司，您怎么看这个领域的发展？

张韬：英特尔公司成立于1968年，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最重要的关键元件供应商，包括在客户端成为个人电脑、移动计算设备的杰出芯片和平台供应商；在服务器、网络通信和服务及解决方案等方面提供领先的关键元件解决方案。英特尔公司将推进技术更迅速、更智能、更经济地向前发展，同时最终用户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彩方式应用技术成果，从而令其生活变得更惬意、更多彩、更便捷。

实习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

访谈者：目前在北京和上海的研发人员中，有留学背景的人有多少？

张韬：从招聘数据来看，超过10%的研发人员具有留学背景。

访谈者：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讲，你们看重他们的留学背景吗？

张韬：在招聘部门中，我们有一个专门针对海外归国人员的项目，叫作Go Asia Program。公司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吸引更多的亚裔人才回到亚洲工作。我们在美国与50所大学有合作，经常会组织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活动，包括招聘会和技术讲座，每年都会从海外招聘人员。

访谈者：英特尔能够发展，是因为有最好的人才，人才招聘的渠道有哪些？

张韬：人才招聘的渠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针对有工作经验人员的社会招聘，另一类是校园招聘。我们有专门负责校园招聘的团队，每年有相应的针对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的各类活动，包括每年9、10月份在各大高校举行的校园宣讲会。社会招聘的渠道包括网上招聘、线下的招聘活动、内部员工推介、猎头等。

访谈者：学校招聘是一个主要的渠道吗？

张韬：对于校园招聘来说，学校招聘是比较主要的渠道，包括了对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就研发团队来看，实习生的招聘量一年会在300名左右。公司希望通过向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使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企业，接触前沿技术，为他们之后尽快融入社会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平台。

海外归来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较有优势

访谈者：英特尔在中层人员这个层面上，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占比大不大？

张韬：应该说还是有一批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员工。在英特尔这样一个环境中，虽然你的工作地点是中国，但你的团队有可能是在美国、爱尔兰、以色列、法国，其实你是在跟全球的团队合作。仅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本土的工程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海归人员在软实力上确实也有一些优势。

访谈者：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韬：这个很难一概而论，毕竟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

访谈者：有没有共性的东西？

张韬：共性来说，海外归来人员的沟通能力可能会好一些。在英特尔的企业文化中，我们推崇的是差异性。我们希望在一个团队中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见解。从海外回来的人，由于工作背景或者学习背景不一样，他加入团队后，也能带来一些不同的声音，开阔团队的思路。

访谈者：您认为他们国际性的视野会更开阔一些？

张韬：是的。其实对于在职的员工，公司同时也会为他们提供很多海外出差的机会，或者是去海外短期工作的机会，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海外经验能拓宽员工的交流网，培养国际化的视野。

访谈者：英特尔有没有一些针对学校里的学生送出去培养的资助项目？

张韬：资助学校老师的项目是有的，这个是由公司的高校教育部负责的，会有访问学者的项目。高校教育部与中国的各大高校有非常紧密和系统性的合作，包括教师的培养、联合课程的设计、客座教授项目以及各类科技大赛，比如嵌入式大赛等。

访谈者：有没有和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大学合作，通过一些项目，资助学生出去？

张韬：这是学校和学校间的合作，我们主要还是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访谈者：您在招聘的时候，最看重哪些方面？

张韬：对于有工作经验的人员，我们看重的是以前的相关工作经验，因为这个可以系统性地证明你的工作能力。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我们关注的是学生对于工作的兴趣、学习能力和潜力。

我们也感觉到，现在有些高校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本身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会有一些学生来找我们咨询，那我们的建议是：你要选择成长型的公司，选择自己有热情去学习、钻研和从事的工作。我们曾经有做软件研发的职位，当时一个经理招了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虽然专业是哲学，但是他课余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编程，现在各方面的表现也都非常优秀。

另外，现在资讯很发达，只要你感兴趣，随时都能在网上或者线下找到学习的机会。

访谈者：您怎么去判定学生是否优秀呢？会不会去网上查，看他初中、高中的表现呢？

张韬：我们比较关注近期的学历。对于一些国外的学校，也会关注一下它的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在招聘过程中，除了学校和学历之外，我们也希望学生应聘者能有一些企业的实习经验，我们看中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

访谈者：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读书，你们都希望学生有实习的经历？

张韬：无论学生的学业背景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曾经的实习经历会成为加分的部分。

英特尔非常注重新鲜血液的加入

访谈者：您每年招聘应届毕业生的量好像很大？

张韬：每年对于应届毕业生的招聘都是公司总部特批的，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英特尔非常注重新鲜血液的加入，这是公司文化的一方面。

访谈者：公司会对他们有一些培训？

张韬：对于所有的新员工，首先公司都会有为期两天的新员工入职培训以及为期6个月的工作培训计划。入职第一周，经理会给新员工指派一名工作伙伴，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上的问题，员工都可以和他的工作伙伴进行探讨。另外员工还会有一名工作导师，通常都是由公司内部非常资深的技术人员或者经理人担任。除此以外，公司有一个专门负责员工培训的部门——学习发展部，除了提供在网上的大量课程之外，该部门还会定期组织许多技术类或者非技术类的培训课程，只要员工有兴趣都可以报名参加。

访谈者：公司人员的薪水怎么样？

张韬：我们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公司的薪酬部门每年都会在行业内做很多调研，以确保我们的薪酬在社会上是有市场竞争力的。

访谈者：我们看到英特尔经常被评为“最佳雇主”和“最佳企业”，公司很看重这一点？

张韬：今年我们又被评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企业”，这些都是大家给予英特尔的肯定。

访谈者：英特尔员工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张韬：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

企业一定是想找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

访谈者：其实不管是在国内读书还是在国外读书，最终都是为了一份好的工作，有好的薪酬和一个好的发展，您是这么认为吗？

张韬：我们经常去高校，会有学生问，企业招聘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从企业来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关注的是学生对于工作的兴趣、学习能力和潜力。对于想要去国外读书的同学，我建议他们能清楚自己的留学目的，不要盲目地跟随大众。

访谈者：所以企业也比较清醒了，还是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招人，而并不是很看重你是不是海归？

张韬：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想找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经历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全部。

访谈者：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海外的经历还是有一些加分吧？

张韬：可以这么说。海外经历对于一个人的国际化视野、软实力，包括语言能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访谈者：您感觉招聘到你们想找的人容易吗？

张韬：招人永远是个大难题。

访谈者：好像经常有这么一个矛盾：这边企业一直在缺人，那边又有一大堆人找不到工作。

张韬：这个就是经典的供需问题，毕竟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在每年的毕业季，这个现象更是普遍，一方面是一些毕业生拿到了很多公司的录取意向书，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一方面是一些毕业生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访谈者：您认为学生应该着重培养自己哪一方面的才干和品质呢？

张韬：我觉得除了学好学校的课程以外，在校期间学生可以更多地去尝试一些企业内的实习机会，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愿意看到更多具有责任心、充满工作热情和成长潜力的复合型人才。

访谈者：企业对这方面也很看重？

张韬：是的。

访谈者：性格方面会考虑吗？

张韬：当然会。

访谈者：希望他会开朗一些？

张韬：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取决于工作岗位，但是在企业内部，团队合作必不可少。

访谈者：英特尔也招其他专业的人吗？比如说市场人员？

张韬：市场、销售都有，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中国是拥有英特尔最大资源投入、最全面机构设置、最广泛业务及项目铺展的国家，对于各类岗位，我们都有一定的招聘需求。

从行业里学习如何更专业

刘镔锋

菲拉格慕（上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

访谈者：作为一个世界知名品牌，菲拉格慕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的？

刘镔锋：其实若干年前，我们已经开始注重内部人才的造血机制，而不是单纯地从外部输血。换句话说，当面临组织发展和人才需求扩大的时候，我们首先愿意从内部提拔可用的人才。这是我们品牌一贯坚持的人才培养战略。我们对每个岗位都制定了详细的职位说明书，对于需求量大的岗位，我们在职位说明书的基础上建立了岗位胜任力模型，通过分析提取出相关岗位的关键能力指标。一旦公司内部出现岗位空缺，我们会结合关键能力指标对潜在内部人才进行评估，以此通过内部招聘的形式录用内部人才。

当然，内部人才的培养需要人员接续计划的支撑。当内部可用的人才得到晋升和发展后，我们势必需要考虑如何去填补基础岗位的空缺。对此，我们始终鼓励和坚持从校园招聘着手，重点关注服装设计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通过提供广泛的实习机会，吸引在校大学生在公司内不同职能的基层岗位实习，并通过提供结构化的培训机会，让学生逐步了解公司文化，了解品牌历史，了解运作流程，从一张白纸开始，勾勒出菲拉格慕独有的DNA结构。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通过实习，对公司和菲拉格慕品牌，从了解到认同，再到向往，进而在他们毕业后能主动要求继续留在公司，为菲拉格慕品牌服务。在学生的引进和招募方面，除了选择匹配或类似的专业，我们更多是通过面谈了解学生的个性和动机，从而进一步分析他们的潜力、职业取向和稳定性，保证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得到稳定的人才供给渠道。

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很愿意跟学校建立长效的合作关系，例如我们可以将公司作为学校的实习生基地，让学生定期来公司不同基层岗位进行实习，并将该定期实习纳入学生整体课程计划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走进校园，通过公司及品牌宣讲的形式，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到不单单是意大利的文化，而是菲拉格慕品牌的文化和底蕴，甚至也能够让学生了解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让学生更理性地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其实，无论是内部人才的培养还是校园招聘，我们需要的人才是能够适应这个行业，并有能力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的员工。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的生存法则，但只要和公司的企业文化以及品牌文化不发生碰撞，我们都愿意去包容和培养。

去国外会对整个品牌有更深的认识

访谈者：对中国来讲，奢侈品还是很新的一个东西，奢侈品行业也是一个很新的行业，在这样一个行业里面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不是会更需要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生？

刘镔锋：有没有必要让孩子出国念书，我觉得，关键是要看你以后希望从事的是哪个领域的工作。如果是艺术类，包括服装设计、建筑设计等，再或者是汽车工程、奢侈品管理等专业，我觉得去国外留学还是很有必要的。就奢侈品行业来说，因为绝大多数品牌的发源地和全球总部都在海外，如果不去海外，就可能很难真正地领会到那些品牌背后蕴藏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通过去海外感受这些品牌的文化和历史，再回到中国，会对整个品牌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品牌在中国着陆后的发展战略会有更新的见解。

访谈者：您在招聘的时候会不会看重留学的背景？

刘镔锋：那要看我们招什么岗位的人。如果是找视觉陈列方面的人员，我们会考虑选用有留学背景的，而且是学视觉设计或其他艺术类设计类专业的。但如果我们只是找一些店铺的销售人员，我们就不太会介意他有没有海外的留学背景，我们更多是评估候选人作为销售人员的个性、求职动机、形象、语言能力、团队精神、相关工作经验等。

店铺经理是需求重点

访谈者：你们公司每一年是不是都有人员的需求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刘镔锋：每年的人员需求计划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而定的。其实我们需求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店铺销售人员这一部分。就该职位来说，我们希望的候选人首先要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其次，要务实，脚踏实地，不能眼高手低，要有积极的学习意愿，能够通过这个行业的工作不断总结行业特点，学习这个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

访谈者：除了一线人员之外，公司还有哪些职位需求？

刘镔锋：目前来看，店铺经理是我们的需求重点，也是公司内部的关键岗位之一。一名综合能力强的店铺经理，既是品牌在当地的形象大使，也是公司管理团队在当地的延伸和管理终端。

访谈者：市场部做些什么？

刘镔锋：市场部是将品牌的全球市场战略在国内进行有效转化执行的重要部门。具体包括市场数据分析、活动推广、顾客关系管理、明星及媒体联络、公共关系、线上线下品牌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等。

访谈者：搞产品设计的人才需要吗？

刘镔锋：产品设计的人才我们暂不需要。因为很多奢侈品牌在全球都会有一个设计总监和一个设计团队，基本上都在品牌的全球总部。

不会绝对看重海外背景

访谈者：您认为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会怎么样？对人才的需求会怎么样？

刘镔锋：我个人觉得，从目前来看，整个奢侈品行业在中国，能够实现持续5年或者说更长时间的发展。奢侈品这个概念，从广义上来讲，其实还包括很多方面，像汽车也是奢侈品，游艇也是奢侈品，不同行业内都可能存在一至两个标杆品牌，其昂贵的价格、悠久的历史、稳定的质量保证造就其成为行业内的奢侈品。

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应该还是集中在高收入人群，该人群无论从年龄结构还是文化背景都存在很大差异。正是其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每年这个人群数量都在增长，促成了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近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我觉得还是会有持续向上的发展趋势。

目前，在整个中国，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行为还不够成熟，偏浮躁，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和价值观也偏浮躁。对人才，我们不会绝对看中海外背景，更主要的是对品牌的认知和忠诚度。

奢侈品行业在中国的长期发展，需要的是既有敏锐的时尚嗅觉又具务实敬业精神的专业人才。徒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浮躁的心态，只会令自己盲目地成为奢华城堡的过客，而无法成为城堡永久的臣民。

见识了很多新事物后就会慢慢地改变了

卢道尼

法国昆山依拉勃无管过滤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这份工作让我如此沉浸于其中

访谈者：您是法国人，为什么来中国创业？

卢道尼：我是1945年在法国的马布尔（Maubuge）出生的，马布尔位于法国和比利时的交界处。我一直在法国学习，学的是商科，今年67岁了。我在德国从事过保险业、房地产业的工作，也做过家居配件的工作，直到1983年10月，我加入了法国依拉勃公司，当时它还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依拉勃公司位于法国巴黎西面的诺曼底，它虽然很小，但是我很感兴趣，因为它当时已经在生产无管过滤的通风柜了，出口率达70%，已经出口到了德国、瑞典、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

那时，我们的法国董事长把家搬到美国，正在美国筹建公司，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发展得不错，产品在当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节能环保，有很多先进理念。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考虑要保障使用者的安全问题，因此，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发展前景，而且他们的业务也是面向全球的，这样的公司我感觉是很有追求的，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怎么把产品推广到全球，因为我是学商科的。

加入公司之后，我就要去很多地方出差，1985年的时候也开始扩展到亚洲地区了，当时的一些客户都是在日本、新加坡，另外还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那时还没有来到中国。当时，公司的年产量是400台左右，三四年后增长到3 000台，增长速度相当快，特别是在日本市场，我们的产品品牌在同类产品中是比较知名的。

我在依拉勃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份工作为什么让我如此沉浸于其中？因为在我的工作中，我不仅仅是在销售我所卖的产品，同时也肩负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因为这个产品是在保证实验室人员的安全。在推销的过程中，我把这方面的知识告诉他们，普及他们的职业防范意识，让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化学实验室对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的危害是很大的，我们是做安全设备的厂家，觉得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做一个好的产品标准。如果没有好的产品标准来规范，生产的这些产品即使放在化学实验室里用了，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法国的无管通风柜的行业标准，之后就跟欧盟的行业标准协会商议，想筹划欧盟有关这个行业的标准，但是目前欧盟说要等带管路的排风柜的标准制定完成以后，才能着手制定无管通风柜的标准，所以目前这块还没有完成。

2004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办这个行业的美国标准，差不多在2010年的时候完成，是跟美国科学设备与家具协会一起完成的。我们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这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它是至关重要的。当标准制定出来之后，如果没有人去宣传和应用这个标准，那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还要去推广这个标准，让用户知道有一个标准在这里，才能保障他买的产品是安全稳定的。另外，还需要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产品是否达标，这也是很重要的。

1995年，我参加了德国的一家会展公司举办的化学设备类的展会，第一次来到了北京。我自己租了一个展位，自己安装，然后展出产品。在这个展会上，很多参观者对我的产品都很感兴趣，我所见到的一些情况也完全超乎了以前对中国的想象，因为我没有想到中国的高速公路都很现代化。之后，我就跟我们当时的董事长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应该到中国多看一下。当时因为在欧洲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法国的老板希望把欧洲的事情处理完毕，上轨道以后再到中国来。这样大概经历了9年时间，200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董事长就决定派我到中国进行业务的开展。

希望员工对企业有一个长期的事业心

访谈者：这个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大吗？它发展的机会有多少？

卢道尼：我们产品有带管路的通风柜和不带管路的通风柜。通风柜目前在全球估计共有400万台，美国大概有100万台，中国应该是高于美国的。

访谈者：中国市场发展得好吗？

卢道尼：中国市场是很有潜力的，中国人很注重自身健康、自我保障。

访谈者：发展就需要人，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化工的？学商科的？

卢道尼：首先我觉得诚信很重要，因为我们所销售的产品需要对顾客有诚信。我们向顾客推荐产品的时候，不能说销售达到目的就完成了，实际上是要销售有效的产品给有需求的客户，这才是最关键的。

第二就是希望员工对企业有一个长期的事业心，而不是总是跳槽。只有你自己有一个长久合作的意向，才能在工作中学习得更长久，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做一行爱一行。不管在哪个岗位，你的工作永远有很多东西要你去学习，每天都会碰到很多新的事物，需要你找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但是我每天都会碰到新的问题，要我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办法，这是比较重要的。

说到专业问题，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法国有化学试验室，有专门的化学人员，如果员工了解化学、懂化学那当然是最好，但最基本的还是个人品质。

中国员工应该多表达自己的意向

访谈者：你们海外的公司有没有中国留学生？

卢道尼：以前有，但现在没有，留学生有来短期实习的，长期的没有。以前，法国公司也为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但是目前暂时没有了。另外，我们这边有中国学生去法国留学，在毕业的时候来我们公司实习，但是他们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半时间在法国一半时间在中国，目前我们公司还没有办法提供这种工作。

我们的想法是在集团内部让一些有工作能力和经验的人在内部获得提升。而学生是非常年轻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还在选择之中。我们公司对于每一个员工都会好好培养，都会有很好的培训。问题是你对他进行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培训后，他自己的职业计划却变了，这样对于公司是个很大的损失。公司是依靠一个稳定的团队来持续发展的，如果人员一直变动，对于公司而言是不利的，只有人员稳定，新的知识才能不断补充进来，产品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访谈者：您有比较过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的差别吗？

卢道尼：我觉得与中国员工工作很愉快，因为相比美国，如果有什么问题都是采取冲突的方式，中国就不会，可能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人更愿意寻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不过，中国人对于薪资待遇会更看重，但法国人会更看重假期有多少天。但是中国人员对待工作很认真，不像法国人比如今天不舒服了就不来上班了，中国人不会这样，他们会努力工作，但是也希望有相应的回报，这也是很公平的。我挺喜欢在中国工作的。

访谈者：你们对于刚入职的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培训？

卢道尼：我们对于新员工都会有一整套的培训，包括从产品到个人的动手，但是中国员工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这可能是中国员工的特质吧？但你不表达我们就不知道你的知识掌握情况和感受，我就没办法帮助你提高，所以中国员工应该多表达自己的意向。然后，在工作上，中国员工更喜欢老板给自己布置什么工作，而不是主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事情，所以每件事情都得让我来认可，但是其实有些问题是很小的。

经历会对一个人的未来有帮助

访谈者：如果学生在美国或者法国学习，是否有机会进入你们海外的公司？

卢道尼：可以的，我们没有说只招哪国人，而是会考虑是否要很多人。但是，这和社会也很有关系。比如说在法国雇佣成本就会很大，因为在那里一旦录用你就是终生的，不能随便解雇也不能随便招人，这和中国是一样的，就是第三期合同必须是终生的。所以很多公司对是否会雇用更多员工就会很慎重，但在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访谈者：您认为经验和事业发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卢道尼：你接触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思维就会打开，就会更加开阔。我们这边有一个销售经理，也是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来我们这边工作，当时就是从销售员做起，也不会用很多工具，包括办展览，吃泰国菜也不习惯。但是现在他就完全不一样了，见识了很多新事物后就慢慢地改变了。所以，我认为经历肯定会对一个人的未来有帮助。

脚踏实地、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

唐志娟

三一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研发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访谈者：三一科技属于传统制造业领域，但现在已经做到领域中的世界第六、中国第一，它最新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三一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唐志娟：用我们董事长梁稳根先生的话来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希望能做到世界第二，能看到世界第一！就是说他能亲自带领团队把三一做到世界第二，能看到后来的接班人将三一继续做大做强，做到第一。

熟悉三一的人都知道，三一有个立命之本，我们又叫作三项核心竞争力，一个是研发，一个是服务，近两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制造，即产品的精细化。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的立命之本，尤其是在研发方面，我们可谓是不计成本。

三一为什么会不惜任何代价重金打造研发呢？因为我们非常清醒地知道，三一是个全民营的企业，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如泵、阀、马达等核心部件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就必须永远依靠国外供应，产品没有差异化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同质产品只能走低价竞争之路。但是三一知道，我们绝不能走低价竞争之路，要改变中国制造在世界的低劣形象，要真正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实现“品质改变世界”的梦想，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顶尖的研发团队，否则即便我们靠模仿、靠低价偶然做大了，当市场发展逐渐平稳或者异常严峻时，公司是没有抗风险能力的，要做到国际化那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三一即便是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今天也面临很多困惑，在我们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三一的商标都产生了不少纠纷，大家看三一的商标是不是比较像奔驰？奔驰就跟我们打过官司；还有三一的英译SANY，是不是跟日本的SONY（索尼公司）也很相似？SONY也找过我们麻烦，虽然我们最终都赢得了官司，但我们明白企业小的时候没有人关注你，但大了之后各种麻烦就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关于研发人员招聘与培训，我们也是不计代价的。在我们公司，关于人员配置，各个部门是有编制的，各项人工费用也都是有严格预算的，但研发是没有编制限制，研发的培训费用也是基本没有费用控制的，相反，培训费用若没有按照预算执行，节余的费用反而是要倒扣各事业部考核利润的。我们公司大概2 000人，但我的研发人员就有300多人，我们是做“履带起重机”的，但全球做履带起重机的所有的研发人员加起来，可能还没有我们上海这个履带起重机的研发团队人数多。

访谈者：履带起重机这个产品还要不断地研发？

唐志娟：那当然啦！履带起重机这个产品领域较窄，市场不像挖掘机、汽车起重机等工程机械产品那么大，而且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产品系列已比较成熟，我们已成为国内第一，拥有全球单台起吊能力最大的3 600吨履带起重机，支援智利矿难的就是我们的明星产品——“神州第一吊”400吨履带式起重机，打破了中国核电市场领域被国外长期垄断的现象。正因为这些成绩，促使我们要更加努力，更需要动脑筋开发，要把现有的产品做得更精细，同时还要开发相关性产品，比如说现在我们准备要进入的强夯机市场，现在市面上没有一款很好的设备去打夯，所用的产品很贵，而且效率又很低，但市场空间很大，若我们能开发出一款效率高、质量又好、成本又低的强夯机，想想我们整个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50%，还有多少路要修？有多少机场要建？这些地基均用强夯机来夯实，那这个市场前景你可以想象！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大力投资开发这个产品。三一的产品研发战略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所有投入开发的产品，三到五年之后，就必须要在国内或者在国际上数一数二，否则这个产品可能就下线了。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所以各类优秀的研发人才我们都非常欢迎。

太需要国际化的人才了

访谈者：这些产品的研发，会更需要留学生吗？

唐志娟：当然需要，我们现在正在构建全球研发中心，对于拥有国际背景、懂语言、技术好的归国留学生，我们非常欢迎。

访谈者：现在三一不光在国内，在国外也设置了不少海外子公司，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摊子，人才一般从哪些渠道来呢？

唐志娟：我们这些国内优秀人才以及海外成熟人才来源通常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借助三一的海外平台引进。我们在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巴西都建有工厂或分公司，它不单单只承担当地国家所需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作为一个人才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网罗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通过这种平台我们要网罗的第一种人就是全球顶尖的外籍专家。现在中国人都非常努力，但是美国人尤其是欧洲人生活很滋润，不愿意离开本土，不愿意出来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把厂建到他们的家门口，这样就会吸引当地怀揣远大抱负又具有一身好本领的人才来共谋事业，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而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其实每个做研发的人才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设计开发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通过一些重大技术突破能够开创性地解决客户很多问题！我们的需求是完全互补的。原来马尼托瓦克的总工程师兰宁先生就是这样被我们吸引过来的，他当然是履带式起重机全球领域具有顶尖技术水平的专家。当他到了三一美国之后，看见国内有丰富的履带起重机资源：庞大的研发团队、一流的试验平台、自动化的生产车间……要快速有所建树，无疑到国内应用现有的成熟资源，会事半功倍！就因为强大的梦想牵引，他自愿申请到国内来了。他现在是我们GPD项目的带头人，目前专门开发适合美国市场的产品。我们常常笑称这是“以美治美”战略，用最了解美国市场的美国人，开发最适合美国市场的产品进驻美国市场，效益非常好。

我们要网罗的第二种人就是具有资深外企背景的华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海归。他们在国外可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既了解中国的国情，又具备很好的国际化视野。这些年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很快，中国的工程机械也在蓬勃发展，所以他们回到国内来，就有非常好的优势。首先他们具有很好的外语优势，在国外做了这么多年，也有非常好的技术，那么到国内来刚好就有用武之地。在国外，公司经营与产品开发都比较成熟，人工成本很昂贵，开发一个产品通常都要两三年甚至更久，但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勤奋以及中国的高速发展，可能一年就要开发几个产品，这样他们就会更有成就感，到国内来他们的舞台就会更大，当然也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第二，与国内知名大学的机械学院、国际学院或留学生交流中心合作，批量引进后备力量。有些人在国外有过一定的留学经历以及工作经验，可能技术与经验都还不够丰富，但他们综合素质好，有热情，有梦想，具有很好的培养潜质，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后备力量。这些人就是我们常讲的小海归吧？当然现在企业对于小海归的认识也越来越清醒了，原来国内很多企业包括三一都很盲目，只要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我们都觉得是个宝啊！现在，企业也越来越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海归还是本地学生，脚踏实地、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通过“人才工厂”、“三一工学院”的培养模式，自给自足。我们自己开发了一套国内最先进也最适合中国高速发展的“人才工厂”培养模式，标准化、节拍化、流程化、批量化，快速、大量输出营销、服务、研发、技工等初级水平人才，及时满足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另外我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技工学校“三一工学院”，订单式培养集团各公司所需要的人，每年可输出1 000多名优秀的技术工人。

第四，构建“管理”、“技术”职业发展双通道，通过轮岗、AB角、挂职历练、项目锻炼等方式打造多能人才，培养自家经理人。三一不拘一格的用人与提拔人才方式是出了名的，我本身也是这种灵活的用人机制下的受益人，呵呵。在三一，80后的总监级干部已比比皆是了，这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实属不易。

访谈者：那如果是同等个人素质条件的一批人，有海归，也有不是海归的，你们更倾向选择哪一类？

唐志娟：同等条件下，我们当然会优先选择海归，因为他们在国际化理念、国际化视野与语言方面都是有优势的。当然他们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入职后对企业文化的融入、团队融入可能更困难，毕竟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还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还存在很多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多理念还不够先进，用大量的海归无疑对企业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让这些海归充分发挥，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需要更大的胸怀、更开放的文化、更优化的流程、更鼓励创新的平台。

访谈者：你们每一年需要的数量大不大？

唐志娟：大，非常大。三一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都伴随着一个人才极其紧缺的状况，尤其是研发人才。人才引进与培养很难跟上公司的快速发展：2004年的时候公司总资产才30多亿，到2008年就是200多亿，到2009年就是300多亿，2010年500多亿，2011年已经是800多亿，今年要做到1 000亿，这种高速扩张的规模得要多少人啊？！像我们研发人员的需求每年几乎是翻番的，仅仅每年的研发类硕士生就要招聘6 000人左右，关于高级人才的引进是从来没有上限的。当然这是为了快速抓住机会、抢占市场，中国目前还处于高速发展期，三一也只是搭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动车”，当然现在经济发展逐渐回稳，人员需求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如何充分用好、培养好现有的人才就成了主题。

有几类人才我们是需要的

访谈者：预测一下，明年会需要哪方面的人？

唐志娟：基础性的人才要得可能比较少，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对工程机械整个行业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三一整个公司的运营也会有所调整，这也包括人员招聘。就如刚刚我讲的，去年之前我们研发人员招聘是要求翻番的！翻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我这个事业部总计300名研发人员，明年就得再招300人。因为研发类人才有一个非常长的培养周期，所以我们都要大量储备一些人才。未来几年，可能整个国家GDP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缓，我们就会把原来储备的大量人才盘活，放到关键岗位上轮岗，所以未来这几年可能不会再大批量地招人了。

明年可能有几类人才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其实接下来我讲的这几类人才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很欢迎的，因为三一的未来就是国际化，我们已做到了国内第一，如何通过自主创新，继续做好国际市场，是未来我们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将国际化视为三一的第三次创业。

第一类就是机械、电子、液压、试验检测等技术性人才，在其专业领域有较深的研究，尤其液压、试验检测类人才，目前该行业这种人才都很紧俏。当然还具有丰富的海外经验的技术人才我们就更欢迎了。

第二类是中高端管理人员，有着丰富经验的国际化管理人才，这也是在任何时候肯定都需要的。

第三类是各类技能熟练的技术工人。现在各行各业都急缺优秀的技术工人，如高级焊工、铆工、车工、镗工等，更不用说技师了。为此，我们三一自己办了一个技工学校，即“三一工学院”，这个学校就是订单式批量培养我们自己需要的技术工人，每年输送大概1 000人左右，但整个集团技工的需求量每年至少在6 000人以上，显然这远远不能满足整个集团的需要。其他方面的需求可能就不是太大了。

访谈者：三一公司是一家上市企业，以后还会有如金融、商务这方面的人才需要吗？

唐志娟：金融方面的人才可能没有什么需求，但税务筹划、成本核算与分析、财务审计等财务类需求还是有的，商务采购类人才可能会有少量需求。

访谈者：一个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三一，工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唐志娟：关于研究生进入三一后的工资，其实是很透明的，在网上都能查到，而且我们在各大高校招聘是明码标价的。

所有研究生的基本工资都是一样的，6 000元/月，当然根据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津贴，就上海来说，房餐贴630元/月，根据院校类别不同有500~1000元的一线城市区域津贴，若通过公司的英语认证考试，还可以再拿1500元/月的外语津贴，工艺人员还有30%的工艺津贴，另外逢年过节以及员工生日，公司均发放物资，每次价值100~2 000元不等。各类项目奖与营销提成奖是与个人及团队业绩直接挂钩。我们原来粗略计算过，一个应届研发硕士生在上海三一的各类收入总体平均一年14万左右。

入职以后，每年根据业绩再提升10%~30%，当然若参与了我们的职称评定并获得相应职称，或得到了干部晋升，那就按照相应的职称或干部级别加薪，幅度肯定会更大，三一实施的是宽带薪酬。

访谈者：干部薪资是不是很高啊？

唐志娟：我们同等级别的职称与干部薪资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属于不同的职业发展通道，在各专业领域评职称走的是技术通道，干部提拔走的是管理通道，这两条通道是并行的，相反我们更鼓励走技术通道，毕竟“官位”是少数的，是金字塔式的，是有限制的，但技术通道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技术水平高，努力钻研自己的专业领域，你就可以参评。三一的整体薪资水平在行业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访谈者：三一为员工提供的培训多吗？

唐志娟：太多了。三一每年在做预算的时候，有两个费用是不控制的，一个是做研发，另一个是做培训。这方面我们也走访了很多企业，像华为、海尔这些企业对培训投入已经很大了，我们比他们还要大。

三一有一套很成熟的人才培训体系，我们推进的是牵引式人才培训方式，包含员工的整个“生命周期”，根据不同层次的人员采用不用的培训机制如研修制、学分制、自修制，各类培训结果直接与员工的年终绩效、晋升、调薪、职称评定相挂钩。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可复制的培养体系

访谈者：你们在海外有那么多的机构，人员是从这边派过去还是从当地找？

唐志娟：应该有两部分，一部分外派的主要是高管，其他的员工主要都是本地化招聘。

访谈者：如果有中国的学生正在那边读书，毕业后他有机会直接进入你们的海外公司吗？

唐志娟：当然可以，我们的海外公司每年也会有定期的招聘会，可能不会像国内规模这么大。我们在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印尼都有直接建厂，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公司，这些公司的员工大多都是本地化招聘，当然本地化招聘不是说只招当地人员。同学们可以多多关注。

访谈者：搞研发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研发人才您怎么找？

唐志娟：一是甄选优秀的研发人才，当然首先我们要选好苗子，所以在招聘环节我们很注重人才的选拔。首先我们构建了一套研发人员的能力素质模型，运用诺姆四达测评工具，针对性评价应聘人员的素质匹配度。其次开发对应的结构化面试题库，组织结构化面试流程，考察应聘者专业技能胜任度。最后实行总经理见面会制，统一考察各类应聘人员的价值取向匹配度。要通过各类招聘方法，找到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应性、岗位技能适应性与团队风格适应性的人才。

二是集中优势资源培育需要的人。在文化类培训方面，我们拥有职业的文化宣讲讲师团全球巡回演讲、大量的文化类小故事及案例集供员工参阅，还有很多文化类活动，如“爱我三一”的系列演讲赛、“感动三一”系列论坛等，倡导与形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在专业培训方面，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院士论坛，邀请全国各个领域的院士来进行专题讲座，了解专业领域最前沿的发展方向。鼓励各研发人员进行跨专业研修，也可参加跨专业工程硕士班。本专业领域的专业课程通过“研发人才工厂”培训。另外表现优秀的员工可以直接出国研修，我们每年会送20~30人去麻省理工、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修，还有到我们海外的客户单位或世界最先进的企业交流互访、长期调研，如我们组织去过卡特、GE（通用电气公司）、丰田等我们所尊敬的企业。

访谈者：一般过去多长时间？

唐志娟：去标杆企业参访大概半个月，去客户单位调研一般要3~6个月，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客户单位的员工，工资由三一发放，去世界一流的大学研修，至少半年，一般是半年至两年不等，是要带课题去研修的。

访谈者：这样派出去的方式，是常态性的吗？

唐志娟：是定期的，每年都有。

访谈者：三一这么大投入去培养人才，一旦员工离职损失岂不是很大？

唐志娟：您说的非常对，这就是为什么造就一流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深深地知道，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尤其是当企业做到这个行业的领导者地位时，也就成了一个人才高地，被别人“挖角”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人才保留与激励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很难杜绝这种情况。比如研发硕士招聘进来，第二年就会有企业开出20多万的年薪挖他过去，而且还可以马上成为一个项目经理，我们肯定不能马上大力给他加薪来对付这种不同企业的“点挖”现象，否则我们整个体系就乱套了，当然还有部分中高管也被“挖角”了，甚至有时是我们竞争对手恶意“挖角”，以几乎离谱的待遇“挖角”。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挖角”方式当然恰恰也说明了三一的地位与三一人才在行业的品牌。三一走到了今天，我们就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被各方神圣“挖角”的准备。当然，若有一天我们的行业甚至更多的领域领头人或者关键人才均来自三一，那也是我们的荣幸，是三一对这个社会与行业的贡献，GE不是为世界500强企业造就了大量的首席执行官吗？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相反我们更需要大力培养，文化价值观培训、岗位技能的快速培训与复制模式更为重要。其他还应该在体系设置、流程优化、人才保留与人才激励上下更大的功夫。

访谈者：三一有没有几年内不准离开这样的规定？

唐志娟：大多培训都是开放式的，花费很大的相关送读是有约定的，这是在送读之前就与员工约定好的，如送读EMBA、MBA，EMBA光学费平均就可达40万~50万，还不算读书期间的带薪薪资、差旅费、海外游学费用，这类送读就要签订相应年限的服务协议，一般3~5年，含就读期间。

访谈者：三一招聘人才主要的渠道是哪些？

唐志娟：招聘有以下几个渠道：首先是专场招聘会，比如每年的全国各大校园专场招聘会、春节招聘会、每月31日的“三一招聘日”以及不定期的全国营销、服务、技工类专场巡招会。其次就是网络招聘。第三种是与各高校国家重点学科或院系联合办学，我们跟同济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院校均有联合办学。

此外，我们也与国内外顶尖猎头公司合作，寻聘高级人才。

还有就是通过三一海外平台、海外华人协会、留学生中心等平台寻聘国际化人才。

访谈者：与海外的大学有这样的联合办学吗？

唐志娟：在海外目前还没有发展这么深入，目前我们主要是选送一些优秀的人才去目标院校进行定向培养，这种方式更多一些。

第三章
看见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有很多东西是由于各方面的需求，然后带动了对人才的需求，这是应该考虑的。

世界大学新排名

世界大学排名是根据各项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标准，以及发表英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数量及影响力，针对全球大学在数据、报告、成就、声望等方面进行数量化评鉴，再通过加权后形成的排序。

目前，世界主要大学排行榜有：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THE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声誉排名”；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网络计量研究室发布的“Webometrics世界大学排名”；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全球高校网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

国际研究显示，学生认为大学排名靠前能带来特别的收益，对他们的职业机会和人生质量有积极的影响。排名靠前的大学常常收到更多的学生申请，而排名靠后的大学生源数量可能下降。另外，各国排名靠前的名牌大学和具有特色的新兴大学常获得政府巨额的教育补助。然而，今天的排名影响着一大批利益攸关方的选择和决定。不同的排名机构使用不同的标准和方式进行排名。高等教育机构是复杂的组织，不同的院系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所以根据使用的标准和指标及其权重的不同，对优秀程度的定义也可能不同。

事实上，每一种排行榜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缺陷。比如英国的“THE世界大学排名”不仅看重大学的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更看重雇主对毕业生的评价，同时注重学校的国际化以及毕业后就业的留学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由于学术领域的同行对学校的评价所占比重较高，其中主观因素成分较多，是该排名最受诟病的地方。

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排行榜的参考依据和衡量指标不同，排名结果自然有所差异。同一个榜单，一旦排名规则、各项指标权重发生改变，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因此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准。

而且学生留学目的地不同，参考的榜单也会不尽相同。比如，如果决定去美国留学，最好就选择美国本土的大学排行榜，比如USNews美国大学排行榜，这份榜单的排行分类很具体，有大学排名、高中排名，以及一些特色学校的排名，还有各院校各个专业方面的详细排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专业排名比综合排名更考究。综合排名是从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硬件设施、生活环境等多方面进行衡量，但并非每项指标都与中国学生有关，而专业排名着重关注某一专业领域的教研实力、毕业生就业率、研究经费储备等情况，更具实际意义。

留学院校、专业选择是留学需要综合考虑的系统工程，在实际申请过程中，还应考虑地理位置、就业机会、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大学排行榜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判断所选学校、专业在全球范围处于怎样的地位，但并不能成为择校的绝对依据，在参阅大学排行榜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搜集信息，比如学校的官方网站、留学生的评价等等，以便全面了解。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独立研究完成的。每年更新，列出世界大学500强。排名指标与权重如下：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权重
教育质量 | 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Alumni） | 10%
教师质量 | 获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Award） | 20%
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HiCi） | 20%
科研质量 | 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N&S） | 20%
被科学论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论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PUB） | 20%
师均表现 | 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PCP） | 10%
总计 |  | 100%

*对纯文科大学，不考虑N&S指标，其权重按比例分解到其他指标中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依据的是第三方客观数据，尤其是学术奖项的论文成果，不含主观分数。此外，“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也进行世界大学领域排名，分为理科、工科、生命、医科及社科五大领域。另外，还有针对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经济学等商学特定学科的排名。

2012年世界排名 | 学校 | 国家/地区 | 2011年世界排名 | 2010年世界排名
1 | 哈佛大学 | 美国 | 1 | 1
2 | 斯坦福大学 | 美国 | 2 | 3
3 | 麻省理工学院 | 美国 | 3 | 4
4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美国 | 4 | 2
5 | 剑桥大学 | 英国 | 5 | 5
6 | 加州理工学院 | 美国 | 6 | 6
7 | 普林斯顿大学 | 美国 | 7 | 7
8 | 哥伦比亚大学 | 美国 | 8 | 8
9 | 芝加哥大学 | 美国 | 9 | 9
10 | 牛津大学 | 英国 | 10 | 10
11 | 耶鲁大学 | 美国 | 11 | 11
12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美国 | 12 | 13
13 | 康奈尔大学 | 美国 | 13 | 12
14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美国 | 14 | 15
15 |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 美国 | 15 | 14
16 |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 美国 | 16 | 16
17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美国 | 18 | 18
18 |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美国 | 17 | 18
19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 美国 | 19 | 27
20 | 东京大学 | 日本 | 20 | 20

THE世界大学排名

“THE世界大学排名”是由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参照汤姆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的数据库，独立设定指标排列，发布年度世界大学前500名的排行榜。

THE排名指标及权重如下：

评价指标 | 权重
教学：学习环境 | 30%
研究：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研究经费及学界声望 | 30%
论文引用：研究影响力主 | 30%
产业收入：创新 | 2.5%
国际视野：国际师生和本地师生比，有国际合作者的出版物所占比重 | 7.5%

2012~2013世界大学排名 | 学校 | 国家/地区 | 2011~2012世界大学排名 | 2010~2011世界大学排名
1 | 加州理工学院 | 美国 | 1 | 2
2 | 牛津大学 | 美国 | 3 | 4
3 | 斯坦福大学 | 英国 | 6 | 6
4 | 哈佛大学 | 美国 | 2 | 1
5 | 麻省理工学院 | 美国 | 7 | 3
6 | 普林斯顿大学 | 美国 | 5 | 5
7 | 剑桥大学 | 英国 | 6 | 6
8 | 帝国理工学院 | 英国 | 8 | 9
9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美国 | 10 | 8
10 | 芝加哥大学 | 美国 | 9 | 12
11 | 耶鲁大学 | 美国 | 11 | 10
12 |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 瑞士 | 15 | 15
13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美国 | 13 | 11
14 | 哥伦比亚大学 | 美国 | 12 | 18
15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美国 | 16 | 19
16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美国 | 14 | 13
17 | 伦敦大学学院 | 英国 | 17 | 22
18 | 康奈尔大学 | 美国 | 20 | 14
19 | 西北大学 | 美国 | 26 | 25
20 | 密歇根大学 | 美国 | 18 | 15

QS世界大学排名

QS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是一家专注于提供高校教育和毕业生招聘信息的国际高等教育咨询机构。利用各种不同的渠道，例如主题会议、出版物、研究报告和互动式的网络平台，QS公司为全球的本科生、研究生、MBA和在职学生提供与用人公司和学校之间的信息交流。

2009年QS公司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终止合作后，独立推出了世界大学排名，并分别发布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韩国《朝鲜日报》和英国《太阳报》上。

QS世界大学排名是参与机构最多、世界影响范围最广的排名之一。它给予综合类、多元化高等院校更多的展示机会。该排名主要将评级指标比重分配在学术同行评议、雇主回顾、师生比例、教职员论文引用次数、国际影响力以及国际学生比例等方面。但是QS在声誉评价方面放了一半的比重，且数据收集过于集中于欧洲，因而时常遭人诟病。还因为衡量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权重过大，经常出现甲校五大学科领域都比乙校排名高，而总排名却比乙校低的怪异现象。

排名指标及权重如下

评级指标 | 权重
学术领域的同行评议 | 40%
学生就业评价：基于雇主的评价 | 10%
教师/学生比例 | 20%
单位教职员论文的引用次数 | 20%
国际教师和国际学生占总教师、总学生数的比例 | 10%

2012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院校名单

排名

大学（中文）

国家/地区

1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2
剑桥大学
英国

3
哈佛大学
美国

4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5
牛津大学
英国

6
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7
耶鲁大学
美国

8
芝加哥大学
美国

9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10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11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2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3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14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5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6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17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美国

18
麦吉尔大学
加拿大

19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20
杜克大学
美国

21
爱丁堡大学
英国

2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23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2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25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6
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

27
西北大学
美国

28
布里斯托大学
英国

29
洛桑联邦理工大学
瑞士

30
东京大学
日本

3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32
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

33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香港

34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法国

35
京都大学
日本

36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37
首尔国立大学
韩国

38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国

39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40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香港

41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法国

42
布朗大学
美国

43
纽约大学
美国

44
北京大学
中国

45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46
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47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48
清华大学
中国

49
卡内基–梅隆大学
美国

50
大阪大学
日本

THE世界大学声誉排名

“THE世界大学声誉排名”是“THE世界大学排名”的补充，从2011年开始发布。这一排行更强调高校的品牌价值，反映各高校在吸引人才、商业投资、科研伙伴等方面的竞争力。

这一榜单通常是通过业内学者对各高校的看法，而非实在的成果进行打分排序的，因此该排名主要说明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大学的看法，代表了各大学的名望。目前已经发布的2013年“世界大学声誉排名”共邀请了全球近1.7万名知名学者参与投票调查，这些学者在高等教育行业的从业资历平均达17年。

2013年“THE世界大学声誉排名”前50名

排名

学校

国家

1
哈佛大学
美国

2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3
剑桥大学
英国

4
牛津大学
英国

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6
斯坦福大学
美国

7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8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9
东京大学
日本

10
耶鲁大学
美国

11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12
密歇根大学
美国

13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4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4
帝国理工学院
英国

16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

17
康奈尔大学
美国

18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19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20
伦敦大学学院
英国

20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2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3
京都大学
日本

24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美国

2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英国

26
卡内基–梅隆大学
美国

27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27
华盛顿大学
美国

29
纽约大学
美国

30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国

3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31
杜克大学
美国

31
麦吉尔大学
加拿大

34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美国

35
清华大学
中国

36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37
西北大学
美国

38
估治亚理工学院
美国

39
墨尔本大学
澳大利亚

40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美国

41
首尔国立大学
韩国

4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43
马萨诸塞大学
美国

44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
德国

45
北京大学
中国

46
爱丁堡大学
英国

47
曼彻斯特大学
英国

48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美国

49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50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俄罗斯

50
普度大学
美国

2012~2013世界大学各排榜排名之比较

学校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THE世界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

哈佛大学
1
4
3

斯坦福大学
2
2
15

麻省理工学院
3
5
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4
9
22

剑桥大学
5
7
2

加州理工学院
6
1
10

普林斯顿大学
7
6
9

哥伦比亚大学
8
14
11

芝加哥大学
9
10
8

牛津大学
10
3
5

耶鲁大学
11
11
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2
13
31

康奈尔大学
13
18
14

宾夕法尼亚大学
14
15
12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15
38
-

华盛顿大学
16
24
59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7
16
16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18
-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19
31
38

东京大学
20
27
35

热门新专业

《2012中国留学生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在留学生所选的专业中，市场营销、金融工程、会计等商科专业最为热门，其次是理工科，更多的学生认为商科或理工科的毕业生会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并能获得高薪。但社会在发展，社会需求也在变化，所以，当前的热门专业未来未必就会热门，当前的冷门专业未来未必不会发展，因此，选择专业也要理性。

许多新专业应运而生

近两年，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许多新的专业也应运而生。对于打算进入IT行业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新兴的IT专业，比如网络控制、通信网络、游戏开发、实时系统、智能系统、多媒体技术、软件工程、集成电路等。

精算是隶属于商科的一个专业，它广泛地运用于保险业、基金业、证券投资、银行及政府的相关部门。精算师属于高级专业人才，在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精算师不过数十人，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人才更是屈指可数，因此这一专业的整体就业形势很好，薪酬也十分可观。

西方国家的艺术教育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一些新兴的艺术专业很容易在国外得到良好的发展。目前，法国的时装设计、产品设计、造型设计、舞台设计、绘画、雕塑等专业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意大利的服装设计、珠宝设计、皮制品设计、家具设计等也是近年的热点专业。此外，西班牙在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电脑动画制作、艺术作品展览等专业教育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大众传媒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行业。报纸、电视、网络、多媒体、广播电台、政府公关部门、影视制作公司等都对新闻传媒专业的毕业生有着很大的需求量。因此，与此相关的专业也成为留学市场上的新热点。美国是全球传媒领域的超级大国，英国院校的大众传媒专业也实力强劲，而且专业方向涉及数字电视、多媒体、广告学等多个新兴传媒领域。

中国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促使旅游观光业迅速发展，酒店管理等旅游相关行业的规模也逐年扩大。酒店管理专业的就业方向主要是从事旅游业和酒店业，具有入学门槛低、带薪实习课程、高薪就业等多项优势。

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基因治疗等生物研发人才的需求骤增。目前，中国国内在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工程、化学制药、中药研发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尤为匮乏。因此，出国攻读生物专业，可以获得不错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澳大利亚薪资不断攀升的热门专业有创意产业、工程造价、教育与TESOL（对外英语教学）等。在新西兰，健康学和工程学是现在平均薪资最高的两个专业。

基于全球变暖问题，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带动了清洁能源工程专业的兴盛。清洁能源是和传统的碳属能源(包括煤炭、石油等)相对应的概念，其范围包括风能、水能、天然气、核能、太阳能、生物柴油等等，有望在将来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主流。

部分国家最新热门专业

美国

新媒体：相对于报刊、广播、出版、影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网络媒体是传媒、新闻界发展最快的领域，新媒体专业将传统新闻课程与数字媒体设计和管理结合起来。

生物工程：生物工程专业兼顾生物学和工程学，旨在解决农业、食品科学和医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是一门交叉学科。

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指在生产中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

国土安全：9.11事件后，美国兴起的国土安全专业课程涵盖面很广，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为这个专业的学生提供了相当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并在国土安全防御中心提供为期18个月、授予学位的培训课程。这个专业目前在社区学院中发展迅速。

网络商业和网络市场：此专业着眼于通过网络进行的商业交易，一般是商学院提供的研究生水平课程。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资料，该专业学生需求量的增长大大高于应届毕业生数量的增长。

电脑游戏设计：现在美国已经有150多所高校开办了这个专业，一些大学注重电脑游戏的研究开发，另一些大学则强调游戏设计的艺术性。

法律财会：这个专业现在成为会计领域增长最快的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侦探(负责调查公司与法律相关的财务漏洞)，除了基本会计学技能之外，此专业要求学生具有更广泛的商业知识。

人机互动：这个专业一般是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但有些学校现在已经开始开设本科课程。

社会与环境：此专业是大多数学校硕士生水平的课程，也有学校开始开办本科课程。关注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不同学校侧重稍有不同，学生一般是主修社会科学理论中的环境问题。

超微工程：这是一项在超微领域(分子水平)研究物理、工程和化学的实用学科，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引人注目。大多数学校提供的是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少数学校开设超微系统工程的本科专业。

英国

会计：近几年，英国会计专业的就业形势大好，应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可达4.5万英镑，但拥有会计学硕士及以上学历，且具备专业资质的人才更稀缺。因此，选择职业型会计课程，既能拿到学位证书，又能赢取专业资质。

传媒：英国院校的大众传媒专业实力强劲，而且专业方向涉及数字电视、多媒体、广告学等新兴传媒领域，就业前景看好。但传媒专业入学门槛较高，一般都需要申请人的雅思成绩达到7分甚至7.5分，还需具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

工程：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拥有环保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化学工程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才越来越供不应求，尤其是那些既能解决技术问题又懂得国际商业操作规则的复合型工程师，身价不断看涨。

建筑：英国的建筑学始终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专业涵盖建筑设计、建筑史等方向。

计算机与IT：从就业市场的行情来看，传统的IT人才已趋饱和，最好选择新兴的IT专业，如网络控制、通信网络、游戏开发、智能系统、多媒体技术、集成电路等。

设计：环境艺术、景观、汽车工业设计、珠宝设计、室内设计、包装艺术等专业，现在人才需求都很旺盛。

旅游：英国旅游业已成为服务领域一个很大的出口产业，就业机会很多，英国很多设有这个专业的院校都会提供带薪实习的机会，这些都将提高学生毕业后留英工作的成功率。

德国

通信工程：通信产业已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德国电信、西门子集团需要大量的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人才以向全球扩张，因此，选择德国大学的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无论是留在德国还是回国，就业前景都很好。

机械制造：德国的机械专业享誉世界，多数大学都设有该专业。结合了信息技术、微系统技术、纳米技术、光学技术、计算机设计技术和环保技术、材料技术等现代化技术的综合性学科，是工业化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

建筑：德国建筑是世界建筑业的典范之一。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机构，如BRT、GMP建筑事务所，每年都会从德国高校吸收建筑专业人才。

意大利

文物保护和修复：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拥有中世纪众多宝贵的文物古迹，这也奠定了意大利的文物修复及保护专业在世界不可动摇的地位，备受各国留学生的青睐。

新建筑材料：新建筑材料行业属于意大利重要的行业之一，该专业属于建筑工程学范畴。近几年意大利重要的成果之一——吸收环境污染、净化空气的新型水泥，就是属于这个领域。

农学：农学专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关于农业技术的课程，而是涵盖葡萄酒、意大利面条制作等具有意大利特色的课程。

澳大利亚

会计：会计在澳大利亚算是紧缺职业，除了60分的技术移民专业分外，会计职业还可以得到技术移民紧缺职业15分的额外加分。澳大利亚绝大多数大学都提供会计专业本科和硕士的课程，同时为本科非会计背景的学生提供直升会计硕士的机会。

信息技术：澳大利亚是一个信息科技发达的国家，信息科技的许多专业分支一直以来都被列入60分的技术移民职业评估分，但并不是所有学校的IT专业毕业生在移民的时候都可获得60分，要看这个专业是否已经获得了计算机协会的认证。

工程：工程专业一直是稳居澳大利亚技术移民职业评估60分的职业，其中的建筑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电力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矿业工程师、石油工程师和地质勘探工程师等目前都还在紧缺职业名单上，可以获得15分的额外加分。

教育：未来5年中，澳大利亚的公立小学、中学平均每年约有2 400名教师岗位空缺，教师的职业评分也是60分，在最新的紧缺职业名单上，幼儿教育管理者也被列入其中。

护理：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护理都是紧缺且报酬很高的职业。在近年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紧缺行业清单上，护理专业始终位列其中。

翻译：澳大利亚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在经济、商业、教育交流中对翻译和口译的需求量很大。有翻译资格的学生的职业分是60分，加上第二语言还有额外的5分，但澳大利亚设有翻译专业的大学并不多。

技能类专业：澳大利亚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蓝领或灰领的收入要高于一般的白领，也不会低于专业的人士。技能类的很多职业都是60分，而平面印刷、护士、空调技师、牙模技师等更是有15分的紧缺职业加分。

另外，在澳大利亚，TAFE（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也是很好的选择，课程非常实用，毕业后就业前景也非常广阔。

加拿大

食品质量管理：食品质量管理是综合多个学科的专业，学生不仅需要学习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质量安全认证等课程，还要学习食品检验(包括化学检验、微生物检验)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技能。

物流管理：物流管理专业是商科中的一个新兴专业，鉴于现在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生物：加拿大政府对于生物类行业比较重视，近年来对该领域的资助不断增加，这使得生物类专业变得热门起来，其中医药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动植物学更是受到了热捧。

农业科学：加拿大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发达，但农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加强对环境的管理和保护，加拿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同时突出了学校在农业科学方面人才的培养，带动了这一专业的兴起。

日本

互联网自动化：就业去向是与网页制作、网络管理、PC通信以及网络动画设计、程序开发相关的公司、政府机关等。

电子商务：该专业主要是分析电子商务的技术和市场要素，培养开发电子商务的高级人才，同时通过在虚拟空间中的商务往来进行电子商务技术的研究。

休闲运动：目前各种运动中心的指导员、有氧健身教练、社会体育工作者、水上救生员、警察都是社会福利机关及社会体育中心的热门人才。

动漫：与动漫产业相关的专业始终是日本的金牌专业，这个专业是将兴趣与工作结合的绝佳选择。

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十大潜力专业

近期，中国一家知名留学机构发布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10大潜力专业》报告，10大潜力专业是：

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近年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都在积极推动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建立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井喷态势。

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在中国还属于朝阳产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甚至主导产业。美国是全球版权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现在美国的文化产业已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7%。

职业方向：设计师、工艺美术家、创意策划人、摄影师、经纪人、制片人等。

奢侈品管理与营销：据统计，现在有接近80%的世界顶级奢侈品牌已经进驻中国市场，如何做好奢侈品牌在中国的持续发展，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进行管理。未来七八年间，中国国内奢侈品管理行业将有4.5万人才的缺口。目前中国很多奢侈品店的管理者都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市场势必需要本土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因此，了解中国本土消费者的心理及趋势，有海外教育背景、流利掌握一两门外语的国际化人才就颇为紧俏。

职业方向：奢侈品管理、时尚买手、红酒管理、奢侈品营销、高尔夫球场管理等。

会展管理：目前，全球每年会展经济的收入超过2 500亿美元，中国也已成为展览大国。数据显示，2006~2011年，中国展览场地面积增长了48%，国内一些大城市和旅游城市的会展经济已初具雏形，诞生了一批相当成熟的市场主体。

现在中国会展从业人员中，专业人才非常缺乏，因此，具备开阔思路、敏锐洞察力、超前预见性以及熟练国际沟通能力的高端人才，将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复合型会展人才。

职业方向：策展人、项目经理、3D设计师、展览平面设计师、高端创意策划等。

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先导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目前中国生物技术人才发展与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尚存在突出的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生物技术人才总体数量不足，缺少尖端人才，产出原始性创新成果和产品的创新创业人才少等。可以预见，未来5~10年，全球范围内对生物技术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必将增加。

职业方向：生物医学研究人员、生物医学开发工程师、环境卫生和安全专家等。

精算统计：精算师被称为“金领中的金领”，在北美地区，精算师平均年薪不低于10万美元，高的可达数百万美元。在国内，精算师年薪一般在30万元左右，海归或外国精算师身价在百万元以上甚至更高。在当今的国内人才市场上，精算师可谓凤毛麟角。随着国际保险巨头在中国开拓市场以及国内企业的需要，精算师是今后保险业最炙手可热的人才。

职业方向：精算师、数据分析员、统计学家、统计分析员、统计程序员、项目统计员等。

工程类专业：2011年全美高校与雇主协会发布大学毕业生起薪报告披露，在薪酬最高的五大专业中，有4个属于工程类专业。整体而言，工程类学科的平均起薪增幅为2.5%，达60 465美元。而且，几乎所有公布的工程类学科在平均起薪方面都有所提高，其中石油工程及计算机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在平均起薪增幅方面名列前茅。专业技术含量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带来的需求增长，是工程类专业就业持续走俏的主要原因。

职业方向：环境工程师、研究开发工程师、城市工程师、施工工程师等。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职业涉及面极其广泛，从事心理疏导工作的人员、社区管理人员、问题少年帮扶人员等，均属于社会工作范围。按照“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趋势，以及参照许多城市正在实行的“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这些社会工作会从民政、司法、卫生等政府系统中剥离出来，增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未来10年，公民将慢慢形成社工意识，而政府也将随之出台配套政策，因此，这个新兴的职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职业方向：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青少年成长工作者、康复中心工作者、社会服务工作者等。

新能源与节能：新能源有可持续、清洁、环保的特点，是未来全球能源的发展方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等新能源技术将成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新能源产业不但能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还可以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随着全球变暖以及灾害频繁发生，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新能源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投资的新方向，而新型人才的需求空间也将越来越大。

职业方向：新能源环保行业分析师、新能源行业投资分析师、新能源工程师等。

公关关系：根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公关服务市场年营业规模约为260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为23.8%。快速消费、汽车、IT、医疗保健、金融等市场仍将是主要服务领域，但未来政府、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城市的公共关系服务需求将形成新的增长点。公共关系行业将迎来一轮井喷式的发展，人力资源的竞争也将更加剧烈，因此具备专业公关知识、国际视野、本地文化优势的海归公关人才在国内拥有绝对的就业优势。

职业方向：公众舆论研究人员、媒体关系人员、活动策划维护人员、新闻发言人等。

食品与科学营养：食品与科学营养专业是永不会失业的“金饭碗”，其中的许多分支都是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业，如健康食物研发等。2011年，中国全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78 078.32亿元，同比增长1.6%，高出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速3.7个百分点，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9.1%。该专业的就业面也十分宽广，如食品制造商、食品原料供应商、政府职能部门独立试验室等。而且，众多知名食品企业都是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每年都有大量的专业人才需求。

职业方向：食疗师、食品采购经理、农产品检验人员等。

关注新兴职业

新兴职业是相对传统职业而言，具有时代特性的职业，随着职业市场的多元化，新兴职业一定会不断涌现，它代表着职业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关注新兴职业，了解一些以前可能从未想过的新职业，会帮助你开拓留学思路，与众不同地实现梦想。

网络类

首席微博运营官

2010年中国互联网正式从博客时代进入了微博时代，微博成为新的信息资源平台，一个新的职业也就此诞生，它就是微博运营官。首席微博运营官的作用相当于运营总监，负责微博的宣传、推广、在线产品问题解答等方案的策划和战略规划，以及组织的建设和运营。

一般情况下，首席微博运营官的年薪在25万元以上，一些优秀人才年薪在30万元以上，当之无愧地成为高薪职位。

3G工程师

3G工程师包括3G无线软件开发工程师、3G无线研发质量工程师和3G无线网络规划、优化工程师等。相关研究报告称，中国国内3G人才缺口约在50万人以上。由于目前3G领域人才较少，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奇缺，预计3G工程师的基本年薪在15万~20万元。

淘宝培训师

网购的兴起和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淘宝卖家，但这些卖家很多需要既会讲课又懂淘宝营销的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和扶持，为此，淘宝培训师出现了。淘宝培训师主要是负责向用户提供淘宝销售和运营的整体培训，包括账号申请、模板选择及店铺装修、前后台整体操作，以及售前售后等日常基本工作，月收入可达到5 000~10 000元。

服务类

品酒师（品水师、咖啡师）

品酒师要运用感官去评价酒的好坏，指导酿酒、贮存和勾兑工作，同时进行酒体设计。一个好的品酒师平均每年要品尝3 000多种新酒，脑子里要储存10 000种以上的味道。当某种滋味第二次出现时，品酒师要迅速与记忆库的信息对上号，尤其是好酒名酒。

目前红酒行业正在发展阶段，不少酒窖、大酒店都缺乏红酒专业人才，考取了证书的品酒师月薪一般都在6 000元以上。

私人裁缝

随着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和品位，一些手艺精良、品位独到的私人裁缝成了市场的新宠。做一套服装手工费一般在2 000~3 000元，只要有10个固定客户，私人裁缝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旅游体验师

现在传统旅行社越来越看重在线旅游市场的力量，未来会更注重借助在线旅游平台进行口碑营销。网站将给旅游体验师配置相关移动设备，通过网络将旅游文字、图片或视频实时与网友在线共享，并最终对该条旅行线路给出综合评价，供网友参考。旅游体验师要熟悉各地的旅游情况，文字表达能力强，会摄影，可以随时在线传播旅游心得，首席旅游体验师月薪在万元以上。

婚礼策划师

婚礼策划师是为新人提供婚礼流程创意策划、进行婚礼现场监督等，帮助新人在婚礼中完成他们梦想的核心执行人员，月薪在5 000~10 000万。

宠物摄影师

职业宠物摄影师，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名称。职业宠物摄影师将宠物的拍摄提高到了艺术的境界，让人们发现了宠物的另一种姿态。

影音行业类

电影试片员

继酒店试睡员之后，另一个新兴职位——电影试片员又出现了。电影试片员可一次获得1 000~2 000元的报酬。

同声传译

同声传译是当今世界流行的一种翻译方式，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通常用于正式的国际会议。目前，世界上95%的国际会议采用的都是同声传译的方式。

同传的薪金是按照小时或分钟来计算，现在的价码是每小时4 000~8 000元，以此估算，一年挣个三四十万应该很轻松。

金融类

全球物流经理

有营运采购或物流工作经验的人员，均有机会进入这个领域。全球物流管理是企业的幕后英雄，必须把产品在预算内从一个地方按时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工作要求冷静解决问题的能力、高科技的处理和外交技巧。最高年薪在135 100美元左右。

信用管理师

为了督促更多的人遵守信用，信用管理师应运而生。信用管理师的工作内容包括：建立有效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制定企业信用制度与信用政策；在交易前期，对交易对象进行信用调查与评估，确定信用额度及放账期；在交易中期，对应收账款加强管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转移风险，保障企业债权；在交易后期，对发生的逾期账款进行追收；运用信用管理专业技术及专业的征信数据库防范风险，并开拓市场。年薪在10万元以上。

精算师

精算师是几年后保险业最炙手可热的人才，目前在国外的平均年薪达10万美元，国内月薪也在1万元以上。

医疗护理类

导乐师

导乐师是现今妇产医院新引进的一项职位，现今像台湾、上海的导乐师行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而北京、深圳等城市对此职位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导乐师能在孕妇产前、临产和产后给予持续的行动上、感情上和信息上的支持，或者在产后提供感情上以及实际操作方面的经验及服务，这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位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有丰富的专业孕产知识的女性担任，对于护士一类的人才来说是非常值得转型的职位目标。月薪2 000~8 000元以上。

医学顾问

医学顾问在一些城市已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种为人们提供保障咨询的“社会医学顾问”职业也已诞生。医学顾问比普通医生有着更丰富的专业医学知识，他们提供给私人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年薪在15万~30万之间。

买手

所谓的买手，按照国际上的通行说法是，往返于世界各地，常常关注各种信息，掌握大批量的信息和订单，不停地和各种供应商联系，并且组织一些货源，满足各种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买手必须站在时尚潮流的最前端，了解行业规范，拥有货品辨别能力，在适当的时机敏锐出手，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他们认为适合的商品，加价出售，赚取一定利润。

有设计天赋，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能迅速而准确地挖掘时尚热点；能承受高强度的工作，频繁奔波于世界各地，挑选货品，擅长商务谈判和人际沟通等，这些都是一名优秀的买手应该具备的。买手的收益不可估量。

体育经纪人

体育经纪人已成为国外体育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起薪一年10万元。

智能开发师

21世纪，智能机器人、人工才能替代装置、智能产品将成为全球流行的软件产品，是全球智能市场的主要产品。人类不再亲自挖矿，手术全部由机器人完成，公交车自动运行……这些听起来有点儿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未来都将由智能开发师来帮你实现。智能开发师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脑力资源制作智能产品，构建合理的人工智能，找到人与智能机的最佳结合点，让人力达不到的工作通过智能产品来完成。因此智能开发师将是人们青睐的新职业。

注册城市规划师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府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然而在中国拥有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的人却寥寥无几，能够针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城市状况、经济水平的因素来做出合理规划的城市规划师更是屈指可数，因此，这项新兴的职业也成为最近最热门的职业之一。　

价格鉴证师

一件商品到底值多少钱？市场的物价怎样才不会引起通货膨胀？有关市场价格的评定总是会引起争议，因此，价格鉴证师的出现迫在眉睫。从1999年起，中国就开始实施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制度，由此拉开了价格鉴证师在中国的发展序幕。

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环境的安全。安防系统建设已由国家初期的要害部门扩展到了当今的公共场所、大型建筑、金融、交通、社区等各个领域。在这样的良性环境下，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师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纺织面料设计师

国外一些纺织业发达的国家高度重视面料的设计与开发，拥有许多著名的面料品牌，其面料一直以符合流行时尚、品质高等特点得到高档时装厂商的青睐，获得了高额利润。这与这些国家拥有一批专业水平高、富有创新能力的面料设计师是分不开的。中国纺织业想要增强自主创新与设计的能力，就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意能力、市场分析和开拓能力的面料设计师。因此，在企业创新中起决定性因素的纺织面料设计师这一职业，必定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木材防腐师

所谓木材防腐师，就是利用化学或物理等专业技术手段，对各类木材进行防腐处理的专业技术人员。木材防腐师要懂得识别木材质量等级，懂得操作、维护木材防腐处理设备及各类木材防腐药剂的使用方法，可以说是木材的保护专家。

中国森林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木材防腐是改善木材使用性能、延长使用期限、节约和合理使用木材、改善环境经济的有效的技术措施。中国防腐木材产量只占商品木材产量的1%，远低于世界15%的平均水平，发展空间很大。因此，未来职业发展前景看好。

注册财务策划师

20世纪70年代，财务策划业就开始在欧美流行，现在，注册财务策划师正如执业医师、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一样，在国际上成为一种专业资质，并被职场专家预见为“十大最有前景职业”之一。在中国，具备国际财务策划专业水准的人才非常稀少，已经被国家列入紧缺人才培养工程。随着国内企业及或个人对理财策划越来越重视，财务策划师也将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企业个人，因此，这个行业从国家和民间的市场来看，都是非常广阔的。

劳动关系协调员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内容高度敏感，形式复杂多样。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型劳动关系大量涌现。中国由于缺乏成熟的调控机制，目前的劳动关系总体上比以前更加脆弱，劳动违法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劳动关系协调员这一新职业，对于满足社会的需求，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增强其解决劳资问题的能力，促进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宠物健康护理员

生活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养宠物来调剂生活。不过要养好这些猫猫狗狗可不容易，要解决各种问题，比如疾病预防、日常健康护理、美容、病期护理、术后护理及康复护理，还有对伤病宠物进行现场救护等等，这都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服务。目前这个服务市场缺口巨大，专业水平较高的人回报很好。

玩具设计师

从来料加工到品牌制作，玩具设计师可以说是灵魂人物。玩具设计师需要学习包括美术设计、电子、机械制造等多方面的知识，并且还要具备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的初步能力，有较强的表现能力、动手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色彩搭配师

色彩搭配师是个时尚职业。它要求从业者运用色彩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色彩搭配与设计、色彩策划与营销、色彩调查与管理、色彩研究与咨询，通过制作色彩方案解决客户需求，对其色彩要求进行准确表达。

婚姻家庭顾问

除了职业规划咨询、心理咨询以外，家庭问题也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工作压力巨大的今天，很多职场人处理好了工作，却忽略了家庭。夫妻感情矛盾、家庭不和等问题越来越集中，这就需要婚姻家庭顾问从中进行指导，化解矛盾。该职业在中国发展时间短，市场前景广阔。

黄金投资分析师

随着黄金投资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广大投资者对黄金投资信息、投资建议等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中国黄金行业的从业人员达130万人，但拥有黄金投资分析师证书的不过1 000多人，因此该职业的收入也将不断水涨船高。

花艺环境设计师

花艺环境设计师是应用各种观赏植物材料或其他装饰性花材，从事室内外空间布局设计、组织花艺及花艺工程和保养等工作的人员。随着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居民对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花艺环境设计师多为种植设计、室内设计等相关从业人员。

形象设计师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形象”一词出现在当时美国社会各阶层中，他们对于本身的信誉十分看重，尤其是工商界及政界人士纷纷有计划地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形象设计业和国外相比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人们对于美的认识和要求不断增强，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形象设计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商务策划师

商务策划师应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对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整体活动或某一方面活动进行系统、科学的创造构思、谋划和设计。这个职业对综合素质的要求比较高，对生产、管理、广告、营销、公关、新闻等都要有所了解，整体策划能力、运作能力、操盘能力，都非常讲究。

公共营养师

研究食物营养素与人体机能之间的复杂关系，涉及营养搭配、营养互补和营养平衡等，公共营养师不仅可以在社区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为企业员工、白领、高级管理人员、运动员、家庭提供教育辅导等服务。

企业文化师

企业文化师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企业文化研究、建设、管理工作，其职责是制定和建立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企业文化体系，塑造、提炼和推广企业的愿景、共同价值观和使命。具体工作包括：指导人力资源部门搭建人力资源战略框架；通过CIS系统设计（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推广企业形象；推行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等。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丰富阅历的职业。

从全球科技投入及优先研究领域演变趋势看人才需求

当前，世界经济在遭遇寒冬之后正蹒跚复苏，而对于科技和创新的投资却一直步伐稳健。各国纷纷意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是创造就业机会、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面对全球范围内能源的紧缺和匮乏，知识型社会的构建是大势所趋，而人才便是这一呼之欲出的时代的新“能源”。

留学是人生方向的一次重大选择，而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是这个大方向中的核心。其中，专业的选择尤其重要，因为普遍而言，绝大多数人所学的专业都会伴其一生，因此专业选择可谓是人生职业的指南针。如何选择一个好的专业？不仅要看兴趣爱好、性格、自身能力等个人因素，最重要的是应该结合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方向和行业发展趋势等社会环境因素来决定。

鉴于世界科技创新逐渐呈现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我们在本书中主要选取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基础研究策略及规划，从共同的主要科研领域入手，进行读解剖析。通过对各国战略计划的解读，以及对资助方向和经费的分析，窥见各个科研及产业领域的人才需求及发展走势，以此为留学方向的选择提供参考。

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基础研究策略及规划

美国

研发投入一向以地方为主、政府为辅。政府机构主要起宏观引导作用。其科技规划主要分为全局性的科技战略规划（中长期）、跨部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大科研机构计划三个层面。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下简称NSF）是美国专司科技管理的政府机构，支持除医学领域外的科学和工程学等基础研究和教育。美国总统奥巴马相信，重要的技术成果都诞生自基础研究。因此美国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不断增长，占R&D（研究与开发）投入约占18%（中国仅为5%）。NSF[3]采取纵横交叉的科研管理模式，其下设工程科学、数学物理科学、教育及人力资源科学等理事会负责主要的基础研究，而NSF每年出台的财年预算中规定跨学科的优先领域项目（Priorities），两者结合共同提升国家的研究能力。同类机构还有负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简称NOAA）、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等。这些机构的优先资助领域与国家战略重点基本保持一致。美国对于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教育方案来实施。这一方案承诺在10年内让美国重返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居世界第一的位置，努力培育21世纪的创新人才。[4]

欧盟

自1984年开始实施“研究、技术开发及示范框架计划”，简称“欧盟框架计划”。目前是第七框架计划（FP7）施行期间（2007~2013年），总预算为505.21亿欧元。FP7主要包括国际合作计划（Cooperation）、原始创新计划（Ideas）、人力资源计划（People）、研究能力建设计划（Capacities）及欧洲原子能共同计划（Euratom）等（见图1[5]）。其中国际合作计划经费占总预算的一半以上，重点扶持能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战略性领域（见图2[6]）。在早期的框架计划中，资金预算主要覆盖的领域是能源和信息通信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技术和生命科学（包括食品和农业）以及环境研究（包括运输）已成为日益突出的资助领域[7]（见图3[8]）。2011年，欧盟加大统筹力度，公布了新的研发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2014~2020年），其资助总额为800亿欧元，包含了欧盟所有研发和创新投入的框架，从而取代了第八框架计划（FP8）。这一新规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三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将斥资318亿欧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食品安全、老龄化等重大领域的研发。[9]在教育方面，欧盟十分强调青年人才的跨国培养，其推动海外学习和人才流动的“伊拉斯谟计划”举世闻名。

图1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组成部分经费及比例

图2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国际合作计划十大主题研究领域（€百万计）

图3 FP1–FP7框架计划优先领域预算份额分析图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力求实现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的目标，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差距。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对重点领域及优先主题、前沿技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皆有定义。而每五年出台一次的“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则做了进一步细化，突出各个时期的攻关重点。科技部每年公布国家科技计划年度报告，最为突出的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见图4）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见图5），分别指向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则是针对基础学科而非产业的投入。中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规定，到2020年，将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等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500多万人；在教育、政法、宣传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800多万人。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针对各个层次海外人才的引进政策，如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春晖计划等，体现了求贤若渴的决心。

图4 2007~2011年（不含2010年）“973”计划（包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在研项目分布

图5 2007~2011年（不含2010年）“863”计划立项课题分布

美国、欧盟和中国战略计划以及资助方向和经费的分析

信息通信技术（ICT）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国削减政府开支的趋势下，信息技术领域的投入仍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成为各国经济复苏的中流砥柱。这一领域不仅蕴藏着未来的增长动力和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与能源、生物、制造等学科和产业领域相结合，释放出极大能量，因此在各国的政策规划中居于显著的战略高度。

美国的信息技术研发投入领先于其他国家，并聚焦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及高端计算资源应用和管理。“网络和计算能力对国家和国土安全的重要性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它对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了解和应对环境压力、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加强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重振美国的教育系统以创造未来就业都至关重要。”[10]美国最大的跨机构ICT研发计划NITRD（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2012财年预算为39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5.9%，增幅相当可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相关项目有“面向21世纪科学与工程的网络基础设施框架”（CIF21），其投入逐年增长，2014年的经费预算是1.55亿美元，它将为美国社会打造一个可扩展、可持续、可协调的综合性安全网络平台，满足尖端前沿上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应用和教育等对网络基础设施的要求。[11]而另一项名为“美国奋起”计划（US Ignite）的项目，则旨在提高美国超快速宽带网络在先进制造、健康、教育、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应用和服务能力，打造创新环境。

在欧盟的第七框架计划中，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经费为十大领域之最。欧盟ICT领域研究目标除了提升欧洲工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之外，最主要在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应对欧洲老龄化社会。因此，欧盟不仅推动网络与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纳米电子学、光学等未来先进技术的研究，更注重应用型研究，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商务、个人健康系统和公众福利相关领域的信息通信技术。与美国一样，欧盟也强调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领域结合的研究，鼓励其对汽车、航空、制药、媒体和金融领域的技术支持。2011年5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未来技术和新兴旗舰研究计划六大试点项目，重点资助信息科技与脑科学、新材料、机器人、医学、纳米技术、灾害预报与分析等前沿领域的交叉科学研究。[12]

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发展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对信息技术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同美国和欧盟，信息技术的研究也分为基础与应用两个方面。国家一方面支持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等战略性基础产品的研发，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推动产业应用，加强核心竞争力。从“十一五”开始，国家便致力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含量，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尤其侧重数字媒体、电子商务或政务、现代物流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技术攻关，抢占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信息科学的资助金额占27.95%，位列第一。

能源

气候变化与能源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地缘政治、经济转型和人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各国纷纷出台能源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开发和普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抢占未来技术和市场先机。能源系统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是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能源安全和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领”的需求量因此也在逐步攀升。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点强调清洁能源创新，以帮助美国赢得清洁能源竞赛。[13]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以应对清洁能源这一全国性挑战。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拨款2.23亿美元资助“可持续性科学、工程和教育” （SEES）这一跨学科研究项目，以此提高能效、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提升灾害应急能力的创新方法和管理政策。另外，继续为BioMaPS（生物学、数学与物理工程交叉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注资5 067万美元，这一项目是生物、数学、物理工程的交叉研究，以加深对生物体系的理解，为开发清洁能源创造条件。而清洁能源这一复合研究也将获得3.72亿美元的投入，以减少美国对石油的依赖，实现能源技术基础性的突破。此外，从2011年起，美国能源部先后出台了《美国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及战略规划和评估报告，确定了中长期研发战略，转变能源结构，加强核安全，特别是加大对电动汽车和智能电网的研发投入。2012年，美国能源创新中心数量从3个增至6个，实现翻番。[14]

在1984年的欧盟第一框架计划中，能源研究占去了半壁江山。但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能源研究的经费投入增幅有所减缓，趋于稳定。第七框架计划中能源领域的研究目标是，优化能源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开发可再生、无污染的多样化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及石油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欧盟还将大力开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实现电力生产零排放。此外，也将加大对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的产业投入，提高欧洲工业竞争力。欧盟于2011年先后发布2050年低碳经济路线图和2050年能源路线图，加大能源技术、低碳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指出：能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目前能源供需矛盾尖锐，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一次能源消费以煤为主，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费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国家对能源科技的投入是稳定而持久的，近年来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中，能源领域的增幅较大。“十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优先发展能源、资源与环境保护技术，“十二五”计划中则提出建立支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环境技术体系。从最初实施洁净煤技术，以及重点攻克建筑节能关键技术，到提升传统能源勘探开发能力并突破新能源利用技术，可以看到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改善，能源领域的发展也趋于多元化，对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也进入战略部署阶段。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国。[15]

环境与气候变化

开发能源与保护环境是一体之两面，而应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也必须双管齐下，这是人类须共同应对的挑战。各国除了积极采取措施节能减排，制定标准之外，也加大了对气候变化的多方位研究，开发环保产业技术，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这一学科领域方兴未艾，其跨学科协作的特质促使其不断扩容。

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全球变化研究的资助力度，促进政府和社会了解、预测、减缓和适应变化。由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2012财年预算为26亿美元，比2010年预算增加了4.46亿元，增幅为20.3%。[16]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投入了4.25亿美元，用来提高人类对于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加深了解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改进预测模型，并为评估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分析气候信息和制定应对策略上提供科学依据。国家科学基金会还参与了由能源部领导、多部门合作的“气候变化技术项目”（CCTP），拨款6 296万美元研究可大大降低终端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等各环节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和途径，以及提高和改善温室气体测量和监控的方法。[17]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在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主要致力于探讨气候、生物圈、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投入力度较前几年也有所放缓。研究重点在于气候变化的观测与预报、生态系统运行、环境质量监测以及风险评估等，更加注重跨学科研究协作，包含了气候变化、污染与风险管理、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环境技术和大地观测与评估工具四个方面，另外也侧重于研究环境与人类行为、人类健康的关系，特别提出对历史性建筑和古迹的保护保存方案。这表明在欧洲，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已成为共识。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环境问题也逐渐被提上议程。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加剧，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能力低，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亟待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合作能力。在“十五”规划中，环境保护只限于城市污染预防治理、清洁生产和环境监测等领域，而“十一五”规划则提出了引导循环经济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尤其是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和技术模式的建立。“十二五”规划将节能环保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半导体照明、蓝天工程等，并建立起一个能源、资源和环境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体系，形成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监测一体化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的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里新增了全球变化研究这一领域，体现出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当下环境技术的跨国转移日益活跃，势必加大对环境领域国际化人才的需求量。

先进制造

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改造的驱动力。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大，也是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岗位的重镇，在创新驱动之下，制造业的回温是大势所趋。为振兴制造业，各国除了保证工程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之外，更将目光投向了极具潜力的新材料和新生产技术上，尤其是在纳米科技这一有望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作用的研发领域进行了前瞻性布局。

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3财年预算中，先进制造业与新技术被置于显著地位，获得1.49亿美元的研发投资，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域，如网络物理系统、先进机器人、半导体、光学和中小企业创新，更加大了对“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的投入力度。NNI是自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美国最大的民用科学和技术投资计划。[18]纳米技术一直是美国重点支持的优先领域，2012年，美国确认了未来NNI研究的重点领域是：纳米电子学、可持续纳米制造及太阳能集成转换中的纳米技术，而研发更侧重于应用和技术转移。对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投入也得到支持，特别关注纳米技术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潜在影响，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和其他社会问题。[19]除了纳米技术，材料设计开发与机器人也是资助重点。同时，国家科学基金会与航空航天局、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农业部开展合作，共同开发新一代可与人相互协作的机器人。[20]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对纳米科技的投入不少，为35亿欧元，且增长速度最快。欧盟意识到了纳米科技、材料与新生产技术在各工业部门，尤其是对健康、医药和农业等产业的辐射性，确保产业从“资源密集型”转型为“知识密集型”，致力于推动研究成果在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中的应用。第七框架计划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分为四个方向：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新材料、新生产技术和工业应用的技术整合，不仅对纳米制造系统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关注其对人类安全、健康及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促进新技术在跨工业部门的应用。

制造业历来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低利润的低端运营模式，在尖端技术上与一流国家仍有差距，但正力图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成为制造强国是中国的目标，发展制造业的总体思路是强调自主设计、绿色制造和高新技术改造。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点突出了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而材料领域则强调了材料的可循环及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十二五”计划在重大科学问题研究领域中新增了制造与工程科学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列入了高端装备制造（包括绿色智能制造、服务机器人、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和新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先进稀土材料）。而从“十一五”开始，纳米科学技术便列入了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国特色的纳米材料、纳米器件、纳米生物和医学研究体系正逐渐成形。

健康与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有目共睹，21世纪被称为“生物世纪”，生物产业具备高增速和高回报的特性，其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日趋旺盛。生命科学研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优先领域。因此尽管各国不同程度地遭遇财政紧缩和科研开支下滑，这一领域依然保持了逆势增长。对医学的资助力度亦然。各国不惜重金投入生物医学人才的争夺战。

美国负责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研究机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其2014年财政预算为313.3亿美元，比2012财年预算增加了1.5%。研究院一半以上的经费用来支持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课题。出于对转化科学的高度重视，2011年研究院成立了“国家转化医学促进中心”，通过促进政府部门、学术界和产业界新的合作，填补基础医学与治疗应用之间的转化鸿沟，并加速开发影响着千百万美国人的疾病的治疗方法。[21]同时，跨部门、跨机构的项目也会得到大力支持，美国负责非医学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NSF生命科学部，其资助额也有所增长，重点支持BioMaPS以及新兴前沿领域。

2011年美国制定了21世纪生物经济发展蓝图，要通过生物技术创新来支持健康、能源、环境和农业进步，推进生命科学研究的商业化，并积极培养未来生物经济劳动力。[22]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健康领域的资助为60亿欧元，仅次于信息技术领域。其主要目标是改善欧洲公民的健康水平，增进欧洲健康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并兼顾全球性健康问题（如传染病防治等），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首先是开发适用于人类健康的生物技术、通用工具和治疗方法。转化研究也是欧盟的研究重心，即如何将基础研究成果转换为临床应用，尤其针对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口。欧盟同样强调增进疾病预防能力及更好的药物使用，为欧洲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照护。在对疾病的研究方面，除了脑疾病、传染病、癌症和心血管病之外，重点关注与老龄化相关的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发展以患者为本的医疗策略。

公众卫生和全民健康也是中国科研的重中之重，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里，“人口与健康科学”一直占据着最大的比重。与欧美不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布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健康水平为主，因此亟须开发生殖健康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以及实现疾病防治重心前移也得到强调。中国特色还体现于提出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近年来，顺应国际趋势，多学科交叉转化医学及临床医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物医药产业也得到了更多资助。在前沿技术方面，与国际接轨，基因学和蛋白质研究等成为重点。“十二五”规划中的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首度列入了干细胞研究。

食品与农业

农业的发展关乎人类福祉，对保障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都至关重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是世界潮流。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正在改造着农业。技术革新加大了对现代农业人才的需求，而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必将助力于农业与能源、生物、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结合。

美国农业部2012财年的预算案对人类营养和减肥、食品安全、全球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相关研究增加了资助，且增加了对“食品研究计划”（AFRI）的资助，资助额达3.25亿美元。[23]此外，针对能源问题这一美国现代农业中的瓶颈，美国农业部和能源部还将合作开展生物能源项目，旨在开发具有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促进可再生燃料和生物基产品生产，从而减少石油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4]

欧盟FP7对于农业领域提出的规划是使欧洲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生物-经济体”。欧盟不仅希望通过农业技术创新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当地经济并促进就业，同时关注食品安全，计划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各个阶段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以基因学为核心的新兴生物技术的研究，重视作物分子育种技术。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公布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草案里提出，未来的农业将是知识农业，希望能将研发资助翻一番，使之达到45亿欧元，以提升农业部门的经济竞争力。[25]

中国是农业大国，但随着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不断增强，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长，农业正面临着增产增收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农业结构的调整及发展现代农业是大势所趋。国家规划中提出将农业科技放在科技工作的首要位置，以高新技术带动常规农业技术升级，特别是提高信息、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水平。“十二五”规划除了将创新重点放在粮食丰产、低碳农业之上，还增加了推动农村信息化、新农村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内容。因此，《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着力打造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数量充足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尤其是农业带头人和生产经营型人才，并提出到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 800万人的目标。

交通

交通是各国经济的命脉，也同样处于科技变革的关口。美国，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占整个GDP的10%，全美约1/8的就业机会来自交通运输领域。欧洲交通部门的GDP及就业人数比例也与美国大致持平。[26]各国的交通运输规划不仅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首位，更涉及交通促进经济发展、交通与环境保护、交通安全等深层问题，绿色交通的概念在规划中也越加鲜明。

美国2014年的财政预算案中，交通运输部获得了770亿美元的拨款，比2012年时提升了6%，其中包括400亿美元的“优先修复”（FixItFirst）项目。这一计划主要针对亟须维修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在全美修建高速公路、桥梁、运输系统和机场。美国不同时期的交通政策有所变化，而环境保护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其目标是减少交通运输和交通设施带来的污染及对环境的其他负面影响。除了通过不同的立法方案和控制标准外，也一直致力于推广公共交通和新燃料交通工具，深化与能源部的合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提出的五大中长期能源目标中提到“2015年有100万辆电动车上路”。[27]综合运输体系的整合和优化、提高运输工具效率也一直贯穿于不同时期的交通战略中，而近年来的规划则提出“全球连通战略目标”，强调运输对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

欧盟框架计划中的交通领域经费预算近几年呈不断攀升的走势，第七框架计划中投入为41亿欧元，仅次于信息技术与健康领域。当今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发展更安全、环保、智能型的泛欧运输系统是必然趋势。首先是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公共交通安全性，将其纳入整个交通框架设计和基础建设筹划之中。减少拥堵，加强并优化都市交通管理。其次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开发替代燃料，提高能效，实现清洁高效的运输技术革新。最后，同美国一样，智能型和国际化运输网络的建立也得到重视，以满足全球不断扩增的运输需求。为实现“欧洲单一交通区”的构想，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发布2050年能源路线图，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排放、实现“无车交通”（意味着传统燃料汽车消失）以及从材料设计、新燃料技术和信息技术三方面推动交通创新等。

交通业历来是中国的重点产业，近几年国家明显加大了对这一领域高新技术的渗入。在“863”计划中，对交通的投入显著增大。而自“十一五”规划起，现代交通技术开始列入前沿技术研究。除了实施智能交通系统和清洁能源行动之外，高速磁悬浮列车技术的突破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建立也是中国现阶段的重点，而交通安全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此外，“十二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其亮点是“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化工程”，开发混合动力汽车、替代燃料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整车设计、集成和制造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到2015年电动汽车保有量100万辆的目标。

国防与公共安全

国防与公共安全一直是提升综合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来不可或缺。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也更加宽泛，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应对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犯罪之外，还包括食品安全、核安全尤其是网络安全等与现代社会关系密切的问题。灾害预警机制和一体化安全应急平台的建设也从另一个方面要求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介入。

近年来，美国国防与非国防研发经费的差距虽一直在缩小，但国防经费仍是政府研发拨款的大头。NSF在这一领域的经费投入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资产的保护，其二是对灾难性威胁的防范和抵御。相关的重点为：网络安全、应急反应、风险管理和灾害模拟实验模型等。2011年，美国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其内容与目标已从美国自身的网络空间范围扩展到全球网络空间，强调推动有效的互联网管理和防御，加强安全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在NSF2013、2014财年的计划中均将SaTC项目列入优先领域，拨款1.1亿美元，旨在确保网络空间的安全可靠性，尤其针对关键的信息技术设施。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首次增设安全领域，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防止恐怖主义与犯罪、保障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安全、情报监控和边界安全以及危机情况下的安全恢复等。在信息技术领域提出了加强信任的ICT技术，注重基本人权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除此之外，欧盟还关注安全互联体系的建设、对于国家安全的社会经济分析以及安全决策的制度设计，体现了这一领域的跨学科性质。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依据中国国情，也对科技提出了重大需求。这一领域的科研主要包括以下主题：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的技术支持，加快公共安全装备的现代化，增强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与防御等。除了关注防灾减灾、社会安全和生产安全之外，“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还新增了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研究和风险评估，体现了国家近年来对食品安全防范和控制领域的重视。同样，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的技术支撑也已经被提上议程。

海洋、极地

海洋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它不仅蕴藏着巨大的资源能源，而且关涉到国家安全。针对这一领域的科技研究作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智库支持，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各国纷纷加大对国际公共疆土的探索力度，深海和极地研究在科技领域崛起，成为新的景观。全球变暖、生态安全以及北极航道的开发也与这一领域息息相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加紧科研步伐，思考应对策略。

美国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机构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其任务是理解和预测地球环境变化，保护和管理海岸与海洋资源，以支持社会与经济决策。[28]管理局出台的《2010-2014年战略规划》中，提出了未来海洋研究的优先领域，涉及海洋观测和气候预报服务、海洋生态系统分析、海岸管理、平衡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由此可见，美国未来10年海洋研究优先领域主要集中在海洋预测、对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提供科学支持和海洋观测能力。至于极地研究，美国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NSF特设极地办公室负责统筹，而2014财年的预算案中，新增了“南极行动”（U.S. activities in the Antarctic），这一研究项目，获得了2 200万美元的拨款。

海洋对拥有7万千米的海岸线的欧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欧盟框架计划中虽没有专门针对海洋研究的领域，但在环境与气候变化中对于全球气候和海洋的关系以及海洋环境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强调。另外，欧洲科学基金会于2010年发布了“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新的远景与战略”行动报告，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新、最全面和最详细的区域海洋生物发展战略之一，针对食品、能源、健康、环境、工业产品和工艺五个领域的需求，规定了未来10年欧洲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优先方向。[29]而为了协调和整合欧洲国家的极地研究，欧洲科学基金会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欧洲极地委员会。

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规划中提出发展海洋综合开发技术，特别是提高深海作业的综合技术能力。从“十一五”规划起，海洋技术被列入前沿技术研究，国家也逐渐加大投入比例。中国海洋研究起步晚，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但近些年国家逐渐意识到了海洋对国家主权与权益、对环境能源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扎实推进基础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而开展海洋战略、区域海洋管理、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经济等社会科学研究也是亮点之一。规划还强调将普及海洋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培养海洋职业技术人才，紧密结合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发展需要，调整海洋教育学科结构，建设高水平的海洋师资队伍等。相应地，对国际海洋事务也进行了筹划，特别是开展南极内陆、极地海洋、极地空间和资源潜力等重点领域的研究，扩大极地科学考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空间

空间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各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促生了航天产业的勃兴。美国、俄罗斯等航天大国纷纷出台新的太空战略，加大科技投入，欧盟则在整合其空间领域资源，其他国家也加紧部署，力求在这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经济低迷的现状下，各国的太空开发预算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发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2012年的拨款为98亿美元，占总投入的一半。除了继续对国际空间站这一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平台提供支持外，还启动了对重型火箭和分离舱的开发，通过机器人和新的天文观测站支持对宇宙的突破性探索，投资新技术以拓展美国的太空能力等。航空研究主要针对如何增强航空安全和提高领空效率，减少航空对环境的影响。[30]2011年美国发布了为期10年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旨在利用太空，提高太空能力的同时确保国家安全。[31]

自第六框架计划起新增空间领域，体现其整合研究行动方案和标准化规范的决心。欧盟的空间技术开发主要是为确保其在国际合作平台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注重农渔业、环境保护、通信、安全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应用，不仅在空间探索和航天运输系统研究方面夯实欧洲竞争力，而且加强应用研究服务社会。其一是伽利略计划（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实施，欧盟将于2014~2020年斥资128亿欧元支持空间科技与创新计划，其中70亿欧元用于伽利略计划，部分经费用于欧洲同步卫星导航覆盖系统（EGNOS），加强交通定位精确度；剩余经费用于全球环境和安全监视系统（GMES），生态环境监测和治安反恐。[32]

中国在航空航天技术研究领域也迈出了步伐。同欧盟一样，其应用研究主要分为国防和民用。以月球探测为重点的深空探测和以载人航天为代表的空间站关键技术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以导航位置服务为核心的空间信息产业也开始萌芽。中国的目标是形成遥感信息、导航定位和移动通信卫星新兴产业增长点。

社科人文

社科人文领域的发展林林总总，难以纳入整齐划一的规划中，依据各国国情及时代的发展有较大差异。首先是学科分化与交叉融合两种趋势并存，一方面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学科之间的整合，不断衍生出现新兴学科，比如管理科学就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次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对峙。发达国家引领潮流并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而独具本国特色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美国没有独立的文化部和统一的政策和规划，各文化机构往往各自为政。美国通过总统艺术人文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局等机构共同推广人文艺术教育和研究，采取的形式是补助而非直接管理控制。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在任期内优先发展艺术和人文，并在年度预算案中加大对美国文化资助机构和艺术类机构的扶持力度，但2013年初通过的自动减赤机制，艺术领域首当其冲，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总额1.47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将被削减5%。[33]而事实上，基金会的投入只占整体投入的一小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人文艺术仍能保证充足的赞助。而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理事会主要负责社科研究，近几年的趋势是全球问题研究增多和文化研究对社科研究影响力的增强。[34]

社会科学欧盟第五框架计划中第一次进入了欧洲研发政策领域。第六框架计划在“构建欧洲研究区”中列入了“科学与社会”专项，在第六框架计划制定期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得到了认可，第一次被列入欧盟框架计划中。[35]欧盟的人文社科研究区域特征较明显，一是注重社会问题，即应用型研究，关注科学与社会的融合，以及欧盟公民的未来发展；二是重视欧盟整体研究，解决因为欧盟扩张与整合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三是鼓励跨学科及跨领域合作，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36]

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规划包括了文化部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前者在“十二五”规划中着重强调了加强文化产业布局及文化贸易的海外布局。培育文化产业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及海外高层次文化人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此外，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工程还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说明国家已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而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中则强调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增强社科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从对“十五”、“十一五”、“十二五”重点领域和重点课题的归纳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推移（见表1），“十二五”新增了管理学领域。从2011~2013年各学科立项数量、比例和增幅的统计中，可以看到，立项所占比例最高、发展势头强劲的是法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包括理论和应用经济），而近年立项数增幅较大的是人口学、体育学、考古学等。（见表2）

表1 “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新增重点课题

学科名称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1.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发展观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党史·党建

干部队伍建设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3哲学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范式转换；社会民生问题的伦理学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伦理与宗教伦理调查

4理论经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学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对策；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理论与对策；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学研究等（变化很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两型社会”建设

5应用经济

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运转情况；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我国特大城市承载力

6统计学

适应中国国情的统计调查体系与制度；统计立法；国民经济核算的一般理论方法与专题研究；环境质量指数

民生问题指标测算方法；中国住户生产核算；工业发展速度测算；非线性计量方法、模糊统计方法、空间统计方法、列联表理论及应用等

7政治学

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学研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政府职能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镇机构改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公共政策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中国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设数据库

8法学

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科学发展观与国家宏观调控法制建设；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技术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反分裂国家法与祖国统一

刑罚体系与结构改革；死刑制度改革；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和谐劳动关系法律制度

9社会学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性别平等与和谐社会建设；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问题等

扩大内需与消费社会学；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体系；

产业调整形势下再就业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

网络社会运动及管控

10人口学

科学发展观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关系；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管理；新时期生育政策

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调查；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人口分布与迁移；

西部大开发人口变动；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等

11民族问题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科学发展观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发展战略；国际环境与我国民族问题中的若干“热点”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祖国统一；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

12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

我国海洋安全、海洋主权与权益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问题；美国公共外交战略调整；非洲研究；伊斯兰国家研究；全球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低碳经济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

13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上的地区开发和环境保护；历史时期周期性社会动荡的生态动因；礼与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危机与政府对策（1840—1949）；中国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

近现代中国史学从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再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次大转变；中国历史上的地区开发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历史文献学和新出土文献整理；新资料与唐宋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一国两制”的历史及经验；新中国60多年来社会阶层及结构变化等

14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体系和学科建设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能源问题；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东亚国家关系史；亚非拉国家的历史；地区史；中东欧史；国别史；美国创新史、日本维新史、苏联兴衰史；伊斯兰史

宗教与社会；环境、海洋、疾病史；

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大国关系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15考古学

中国聚落形态考古；历史时期手工业遗存考古；大运河遗迹考古；郑和下西洋史考

古代城市与村镇考古；

考古学新兴分支学科

16宗教学

宗教与意识形态斗争；

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族与宗教；宗教与科学；宗教对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无神论；宗教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宗教院校模式；

17中国文学

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念变革中的文艺审美尺度和标准问题；创作自由、个性化写作和社会责任感问题；文艺作品中的歌颂和暴露问题；当代文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文艺思潮

中国古代文学的交叉性专题与跨学科研究；

现代文学评估价值体系建构；

左翼文学；鲁迅等代表性作家；

18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学科理论创新；汉语语境中的西方文论；中国外国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反思与重建；美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文学；加、澳、新文学；译介学

专题文学史；比较文学；

古典文艺理论；诗学观念与当代诗歌创作；

19语言学

汉藏语同源；语言的共时和历时平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建设；汉语树库建设；中国汉字语库建设；社会语言学；城市语言调查；心理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普通话推广；汉语国际传播战略；

历史语法与方言语法、少数民族语法的结合；

地理语言学；方言岛；汉语失语症语言能力测查量表研制；

20新闻学与传播学

新闻宣传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新闻宣传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闻宣传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国家软实力研究；主流媒体做大做强、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问题；重大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对外宣传与国际舆论斗争；新时期对台宣传；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及相关政策法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生新闻发展走向；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人际传播、广告传播、组织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三网融合”相关重大问题

国产动漫开发；报刊质量评估体系；

21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

自主创新与信息领域重大技术开发；

我国特色文献；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

社会转型期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全国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工程；全民阅读与新媒体阅读；公共图书馆城乡一体化服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建设

22体育学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体育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发展体育事业的关系；我国竞技体育的规模、速度和效益；竞赛制度改革与创新；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体育观；

运动员训练制度改革；

体育公共服务现状及对策；

23教育学

国外有影响的教育教学理论；中国教育基本现代化；科学发展观与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目标、战略选择和对策；我国独生子女群体成长状况与民族竞争力；特殊群体学生的教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教育公平；教育机会供给、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与教育创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观、发展模式与质量保障；加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教育成本与教育收费；民族教育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国家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评价体系；

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24艺术学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文化艺术与科学发展观、先进文化及和谐社会建设；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抢救、保护与利用；美术设计、动漫影视制作及其产业化发展；公共文化艺术服务体系及农村文化建设问题

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国家地缘文化战略；公共文化绩效管理与评估；文化传播战略；中国话剧民族化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

25军事学

海洋、太空、网络电磁空间等安全战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军队信息化建设；边海防体系建设；全面建设现代军事后勤；优化国防资源配置和提高管理效益等

表2 “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立项项目的学科分布与比较统计

学科名称

2011年立项

2012年立项

2013年立项

2012–2013年增幅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26

2.46%

58

5.28%

95

6.61%

63.79%

党史·党建

46

4.35%

47

4.28%

60

4.18%

27.66%

哲学

46

4.35%

54

4.92%

57

3.97%

5.56%

理论经济

50

4.73%

50

4.55%

69

4.80%

38.00%

应用经济

130

12.30%

108

9.84%

119

8.28%

10.19%

统计学

13

1.23%

20

1.82%

22

1.53%

10.00%

政治学

74

7.00%

67

6.10%

103

7.17%

53.73%

法学

158

14.95%

98

8.93%

140

9.74%

42.86%

社会学

60

5.68%

76

6.92%

104

7.24%

36.84%

人口学

23

2.18%

28

2.55%

52

3.62%

85.71%

民族问题研究

26

2.46%

32

2.91%

33

2.30%

3.13%

国际问题研究

48

4.54%

61

5.56%

78

5.43%

27.87%

中国历史

47

4.45%

50

4.55%

47

3.27%

–6.00%

世界历史

16

1.51%

17

1.55%

19

1.32%

11.76%

考古学

9

0.85%

10

0.91%

16

1.11%

60.00%

宗教学

18

1.70%

28

2.55%

38

2.64%

35.71%

中国文学

16

1.51%

28

2.55%

25

1.74%

–10.71%

外国文学

10

0.95%

9

0.82%

8

0.56%

–11.11%

语言学

27

2.55%

23

2.09%

26

1.81%

13.04%

新闻学与传播学

26

2.46%

45

4.10%

54

3.76%

20.0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65

6.15%

60

5.46%

78

5.43%

30.00%

体育学

20

1.89%

31

2.82%

55

3.83%

77.42%

管理学

103

9.74%

98

8.93%

139

9.67%

41.84%

[3]　汪江桦、冷伏海、王海燕：《美国科技规划管理特点及启示》，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3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63页。

[5]　《FP7:Tomorrow’answers start today》，http://ec.europa.eu/research/fp7/index_en.cfm。

[6]　《FP7:Tomorrow’answers start today》，http://ec.europa.eu/research/fp7/index_en.cfm。

[7]　马勇：《欧盟科技一体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8]　关健、刘立：《欧盟框架计划的优先研究领域及其演变初探》，载《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期。

[9]　解读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提案，来源于新华网，2011年12月2日。

[10]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11]　卞晨光：《盘点美国基础研究投资新趋向：着眼创新面向未来》，载《科技日报》，2011年4月6日。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284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73页。

[14]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99页。

[16]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17]　卞晨光：《盘点美国基础研究投资新趋向：着眼创新面向未来》，载《科技日报》，2011年4月6日。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164页。

[19]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20]　卞晨光：《盘点美国基础研究投资新趋向：着眼创新面向未来》，载《科技日报》，2011年4月6日。

[21]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30页。

[23]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24]　《美国农业部和能源部加强生物燃料和生物基产品创新》，载《中国科学报》，2012年8月23日。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37页。

[26]　李沛恒：《美国和欧盟的交通政策对比分析》，载《交通标准化》，2009年第02/03期上半月刊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74页。

[28]　安培浚：《调整计划重点适应新形势和挑战——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2010—2014年战略规划优先研究领域介绍》，《科学新闻杂志》，2008年3月24日。

[29]　张书军、张艳丽：《欧洲海洋生物发展战略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海洋科学进展》，2012年7月。

[30]　盖红波：《美国2012财年科技研发预算解析》，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2月。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131页。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2国际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曹健林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286页。

[33]　黎骁宇：《基金会削减年度预算 美国艺术机构经费全线缩水》，载《中国文化报》，2013年3月7日。

[34]　王利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情况考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35]　关健、刘立：《欧盟框架计划的优先研究领域及其演变初探》，《中国科技论坛》，2008年第1期。

[36]　何燕玲、蓝满榆：《国外人文社科研究趋势及成果评价制度比较——以美欧日为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

后记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这本有关留学与人生发展的书终于完成。这是一个尝试，一名工科教师，一名新闻记者，一名青年中文教师，携手合作，带领一批充满梦想和热情的研究生做了相关的访谈、问卷调查、信息的收集分析，最终结成了这份成果。

回顾近两年来的点点滴滴，特别觉得“工科+新闻+中文“的合作，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大家能从不同的视野、角度和分析方法，去探讨留学的价值以及对人生的影响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课题。

写作初衷

我在一个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学习、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目睹了不少同学、同门、学生、亲属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们中有的留在海外生活和工作，有的回到了国内发展。我也曾亲自参与并目睹了我供职的学校与意大利合作建设的一个国际合作教育平台——中意学院，从成立至今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内，就从只有两个本科双学位的项目，发展成为了一个集政、产、学、研优质资源协同发展的教育平台，而且正在国际性的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平台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享着它成长的快乐，也体验着它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的烦恼和困难。这些经历，使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国际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强烈影响，也感受到了不同教育特点对中国教师和学生的巨大影响。

此外，还有两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2011年7月，我去美国布法罗市尼亚加拉参加了美国工业能源中心主任会议；2011年9月，又去瑞士日内瓦参加了世界工程师大会，两次会议让我感触很深。

前者透露，美国的工业能耗不到全部能耗的30%，建筑能耗占40%，交通能耗占30%；而在中国，工业能耗已经占到70%，其他两项的能耗仅占到30%。这意味着我们真的成为了世界工厂，自己在承受着大量消耗能源和环境污染压力的同时，还成为了被别人指责消耗能源、产生污染的众矢之的。后者则显示，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工程教育理念和实施，确定了他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并成为这些国家科技、经济能够领先世界的法宝。

中国社会和经济都正面临转型的诸多矛盾，面临着下一步的发展应该何去何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怎么样才能够掌握世界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这些都和我们的教育有关，都和留学有关，都和中国的人才培养观念和方法有关。故此，两年前，我们即萌发了写作这本书的想法。

刘东

2013年6月于上海

写作思路

不同于现在已有的国际教育实用类的图书，我们的目光主要聚集在以下三个方面：

留学的价值

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和资源的获得已经非常便捷，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外，人们也可以充分享受网络优质的教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留学是否还有价值？我们通过对数十位留学者的真实访谈，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学对人生的影响

对学生而言，通过留学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知识，接受到另外一种文化的熏陶，在种种收获之中，哪些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工作的影响是最大的？哪些影响是正能量，哪些又是负能量？通过留学，他们是增强了竞争力，还是削弱了竞争力？这些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这本书都给予了最透彻的剖析。

专业选择的参考

同样是经历海外留学的过程，有人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高端人才，有人变成了“海待”，除了机遇外，去哪些国家学习和学习哪些专业是否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调研、访谈、分析，也提出了很好的参考意见。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被访谈者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他们分别来自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美国的文理学院、英国驻沪领馆、意大利驻华使馆、菲拉格慕、依拉勃公司、IBM、英特尔、Rise建筑公司、奇瑞公司、三一科技、渣打银行、普华永道等机构或公司。

此外，在问卷调查的工作中我们也得到了云南师范大学附中、东莞职高、重庆工商学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南通市教育局、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汽车学院、中德工程学院、中法学院、中意学院等单位和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十分感谢我的研究生们，他们是张超、王婷婷、王亚文、施赟、王新林、万永丽、张萍、皮英俊、项琳琳、李超、任悦、王瑾、顾思源等，在本书的访谈协助、访谈录音资料整理、相关资讯材料的收集汇总等工作中，他们都积极参与、辛勤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您选择阅读了这本书。

另外，由于本书访谈和写作时间较长，因此本书涉及的参考数据时效期截至2013年6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