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

刘柠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之间 / 刘柠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322–9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文集 IV. ①D822.3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098号

中日之间

著 者：刘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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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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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比邻示众叹中日

余世存

30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3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多被视为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这当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中国内地无告的人民在谈论社会差别时感叹说：我花了18年的时间才能和某某一起喝咖啡。对外人，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甚至更长时间的感叹，今天的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才能跟西方人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八国集团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

日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俱乐部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亚洲成员之一，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但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等因素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瘼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是，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律则，跟世界友好共处。富强起来的目的不是作秀、争强，而是赋予意义。因此，跟现代化初期的文化冲突、殖民地利益冲突、政治军事冲突等不同，今天的人类不应以冲突为荣，而应以之为耻。用孔子乃至当代的价值哲学来叙述富强起来的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目的，就是富而教之，而非富而争之。简单地要求现代国民，就是他有责任教育自己，进而影响周围的人；用于中日关系，就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应该见贤思齐，相互增益。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愿此书为一瓣心香，为中日两国祈福！为世界祈福！

2013年3月15日

于北京青年湖畔

中日之间

日本道歉了吗——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

流亡中国十八载的日共党员

“一小撮”与“广大人民”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超越“国益”的纽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

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日本人为什么在意别人的目光——兼论“华夷秩序”

日本被中国赶超后的反思

驻华民间大使人事与“中国帮”的式微

日本道歉了吗
——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

2011年，日本出版了一部书：《日中国交正常化》（以下简称《日中国交》）。作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该书付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是一部对中日两国复交前后历史的回顾、检讨之作，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甫一刊行，该书便上了各大报纸的书评版，也引发了“赞否两论”。

正面评价不在话下：荣膺日本《每日新闻》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和《朝日新闻》主办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尤其是后者，评委中不乏诸如前东大校长、京大教授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等学界大腕，自创设以来，一向为士林所重。而负面评价，也相当刺目：老一辈汉学家、重量级学者矢吹晋教授撰写长篇书评《探寻日中相互不信任的原点——大佛次郎论坛奖·服部龙二著〈日中国交正常化〉的读法》[1]，指其是一部“愚蠢、拙劣之作”；该书副标题虽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官僚们的挑战”，实质上却始终停留于官僚们“自我陶醉”、“自吹自擂”的层面，“听不到田中和大平的肉声，庶几等于抹杀”；“该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什么是真正的政治主导’，却令我误读成‘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导’”，难掩“对此书深深的失望”。

在“温良恭俭让”的氛围颇为浓厚的日本学界，桃李满天下的前辈学者竟以如此“酷评”指摘一位后学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相当的学术瑕疵，或感到某种学术立场上的冲突，矢吹教授绝不至于光火至此。由于该问题也涉及中方，牵涉到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而对那段公案的解读，则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之“解决”与否。兹事体大，敢不关注！

田中“问题”道歉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时30分，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为首，包括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政府和执政党内高官共52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的日航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日本飞机首次进入北京。鉴于日本国内严峻而微妙的政治“磁力场”及邦交正常化谈判本身的艰难，田中对身边人说：“（来北京）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堂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布菜，斟茅台酒：“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一行的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接着，话头一转：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首相阁下，你访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场起立、干杯之后，田中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词：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

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致辞时，中方译员，生于台湾、在神户长大的林丽韫就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当她听到从麦克风中传来“添麻烦”云云的日方翻译的瞬间，直觉“译法不太好”。同在一旁忙着为各国大使传译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嘀咕了一句“太轻了”，林丽韫默默地点了点头。[2]

当时，与田中同时立于主席台一隅、担当口译的，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小原郁夫。小原在中国出生、长大，回国后，又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中文地道得像母语。据他回忆，讲话稿是事先翻译好的，逐字逐句校对过，包括在哪里停顿等细节问题，均在讲话前与田中本人沟通过。“讲话者没说的话，（作为翻译）不可能说。也不是没有脱稿当场发挥的讲演者，甚至不乏频密发挥者。但田中总理的情况，完全跟文章一样。”因此，现场口译“误译”的可能性，可基本排除。

当晚宴会结束后，中方即刻召开内部会议，紧急讨论田中道歉问题。据说，认为道歉规格不够、提出严厉质疑的，是彼时刚刚复出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战前，郭沫若曾长年在日本留学、流亡，被认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知日派”。[3]

田中自然没想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翌日早餐，是中日混搭的菜单，除了海苔、和风渍菜和梅干（均为田中的嗜好物）外，自然少不了田中的最爱——味噌汤。味噌原料，则特选田中常年食用、非此不可的新潟县柏崎市百年老店“西牧”的三年陈酱。刚从旅途疲劳和前晚茅台酒的宿醉中缓过劲来的田中，神清气爽，食欲大振。餐桌上，见大平和二阶堂相互以汉俳唱和应酬，说了句“俺不学无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以颇为自信的书道，挥毫写就一首中文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晚刊上。可田中万万没料到，几小时后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足以令他食欲全消。

当天下午（9月26日），中日双方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周总理一上来就对前一天晚上田中的“问题”道歉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至此，一桩中日关系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已经酿成，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间或发酵。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4]，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5]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1992年9月，他在NHK（日本放送协会）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道：“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文章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6]

不仅如此，据小原郁夫回忆，按照外交惯例，译成中文版的田中讲话原稿事先交给中方，由中方打印之后在会场发放。同样，周总理的讲话稿也被译成日文，提前发送到出席者手中。就是说，对于“添麻烦”的表述，中方应该在田中讲话前就有所了解。[7]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进行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年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8]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画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9]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也许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者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书，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在与《楚辞》差不多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该词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本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诸如此类的词，在日文中屡见不鲜。除了“迷惑”外，还有“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不一而足。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日文词典《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 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 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而笔者手头的日文词典《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 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 为难。[10]上述两种词典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用法，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11]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12]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笃定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NH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说白了，两者完全想两叉了。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功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本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历任外务省条约局长、北美局长、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可谓“下克上”。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13]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者，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两种版本的田中道歉

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对田中的“问题”道歉，服部龙二在《日中国交》一书中以“怒发冲冠”[14]来形容周恩来的光火。而对周总理的愠怒，田中到底当场做没做过解释，为自己辩护呢？从田中其人的性格、身份及彼时所处的立场来说，不可能不辩护（当时在场的桥本也证明了这一点[15]）。而且，田中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当时的谈话，从北京回国后的当天，在自民党总部的报告会上及其后在首相官邸对记者的谈话中，也曾多次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但服部查阅外务省的日中首脑会谈记录，未能找到相关记述。[16]对此，服部却一笔带过，并未当成一个问题。

矢吹晋注意到，1988年9月，由外务省解密、可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和复印，后由岩波书店于2003年公开结集出版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17] 一书中，涉及相关会谈内容的地方，只有一句话：“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18] 读此记录稿，给人一种感觉是“田中对周恩来的批评全然不介意，等于置若罔闻”，令矢吹觉得相当“怪异”[19]，疑窦丛生：“假定这份外务省记录稿的内容正确的话，那田中便是‘一张嘴，两片舌’——当场对周恩来没说过的话，回国后却沾沾自喜地四处说明。”[20] 这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政治家人格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中方官员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吴学文（新华社驻东京特派记者）等人，后来均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当时双方的话语应酬。如吴学文在《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中如此写道：

田中首相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个表达如果在汉语上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21]

而大致同样内容的更早的版本，出现在中国副外长姬鹏飞的回忆录《吃水不忘掘井人》中。上文中提到的日本NHK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电视纪录片《周恩来的决断》的文字版[22]于翌年在日本付梓，1994年中国出版了中文版。[23]这份回忆录系作为中文版的附录而出版（日文版中则未附），署名为“姬鹏飞谈，李海文整理”。李海文女士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退休后为《百年潮》杂志副主编。

循着这条线索，矢吹晋与另一位汉学家、中共党史专家、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一道，两度赴北京调查、采访，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的协助下，终于从中国的外交档案中查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文档中“缺失”的部分。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中，面对周总理的批评、质疑，田中本能地意识到有可能是文本的翻译出现了问题：

田中：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译文不好，这句话译成英文就是make trouble。

田中：“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了——这样表达，从汉语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语言起源于中国。

就是说，田中不但当场做了该做的回应、解释，而且把日文中“迷惑”的那种亦可用于“百感交集”时“诚心诚意”的道歉的微妙语境传达给了中方，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谅解”。

至此，矢吹晋认为自己彻底解开了田中道歉问题的谜团。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前，有两个版本的道歉暧昧并存：一个是田中的“迷惑”，即“诚心诚意的道歉”；另一个是桥本的“迷惑”，即所谓“添麻烦”。但由于在NHK 20周年特别节目中桥本其人的“言之凿凿”和田中解释奇异“蒸发”后的首脑会谈记录文本（外务省外交文档）的流布，使得田中道歉“消失”，而“桥本恕的迷惑”版本则“升格”为日本政府的“公式见解”。客观上，全力推动并亲自主导了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位政治家——大平正芳于1979年猝逝，田中角荣则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入狱（1976年7月），1985年罹患脑梗死，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逝于1993年12月），已无申辩的可能。而桥本恕作为邦交谈判的亲历者、外务省实力派“影武士”，为保全自身的清誉，不惜改写历史的“脚本”，也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矢吹晋的指控正是针对这一点，恣意“篡改”、“毁弃”外务省外交文档的始作俑者非桥本莫属：“桥本氏出于某种考量，删除了这部分内容。”矢吹甚至明确给出了“篡改”的时间：“大约是1988年9月，作为外务省的公务资料，相关文件加以整理并交付印制的时期。桥本作为驻中国大使赴任北京是1989年至1992年。赴任前一年，我曾关注过这批公务资料的整理事宜。”为此，2010年3月10日，矢吹晋致函时任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郑重提出两点诉求：一是复原被认为是田中发言的“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一句中被省略的部分——所谓“大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二是对田中“迷惑”发言的相关资料做彻底调查——“唯田中访华之真相变得明朗，今后日中和平的基础才有可能加强。”[24]

四个月后的7月5日，冈田克也外务大臣复函矢吹晋教授：

根据贵书简的要求，关于当时的记录，由外务省方面对所保管的相关文件进行了重新调查。其结果，目前，除外务省公开发表的记录之外，未能发现记录该首脑会谈中双方对话的新资料。因调查需要时间，故回复有所拖延，还望先生海涵。[25]

矢吹晋之所以强烈质疑、抨击桥本恕“篡改”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的行为，是认为这件事埋下了中方对日不信任的种子，使日方日后在反制中方的“反日宣传”时进退失据。其恶劣影响及扩大效应所带来的后遗症，甚至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续发作。笔者虽然无法完全认同矢吹教授对首脑会谈记录“篡改”事件之影响中日关系程度的判断，但希望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邦交正常化谈判阶段，包括田中“道歉”问题真相在内的相关历史文档能尽快解禁。正因日方在此问题上有种种不为人知的幕后操作之嫌疑，中方解密文档的价值才更值得期待。此举无疑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之相互理解，固化中日关系之基础，以期中日友好之共同利益的恒久维系。

流亡中国十八载的日共党员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年，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这位日本人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26] 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志田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的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凶手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27] 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视为“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他还曾去过一家叫作“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28]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用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人员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29]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他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他在位于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两人客死中国，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30]川口孝夫夫妇是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日本的7人中的两位。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来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诉他：“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待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做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儿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他们从烧津港 [31] 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32] 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20世纪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33] 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党员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认真“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34]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35]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激动不已的时候，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到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36]

6月，川口被罗明通知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川口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贯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他连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37]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他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 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 在满铁公司待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 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子等也常见，各种酒都卖。“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他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学员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便在其中。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他们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待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38]。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一天晚上，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39]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了。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这里本来是四川省内各县委书记和县长、地委书记和地委各部部长等中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机构，但干部们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置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进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他们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40]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新中国成立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41]

尽管川口已基本掌握了中文并深度融入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但他仍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及日共党员的政治身份。虽然拥有日共党籍，但长期无法参加组织活动的“散养”状态令川口感到痛苦。在从1961年由成都转移到北京的前辈横川次郎那里获悉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的消息后，川口给日共驻京代表罗明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和回一趟北京的要求，获北京批准。于是，1962年7月，经三峡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京汉线，川口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他在北京会晤罗明，虽然得到了恢复组织生活的承诺，但前提条件是不许进行公开的组织活动，活动仅限于组织内部。当时北京有很多日本人，川口被禁止与他们接触，“完全从日本人的圈子里被隔离开来”。再次确认了近期回国无望的现实，川口只好“怀着某种惆怅的心情离开北京，返回成都”。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生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42]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他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对人们争先恐后用四川彭县方言的发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儿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儿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党组织生活既已恢复，川口进一步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如果不找点儿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川口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他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

“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

在“文革”的激流中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他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到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但是，对于川口们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联部态度比较暧昧，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显然还是顾虑到与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他觉得可以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的可能性。抱着这样的想法，川口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8月初，他再次来到北京，住在中联部招待所，但却不能随意走动，甚至无法看中联部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升温。9月，好像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后来，陈毅外长在怀仁堂在京外国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从此老外参加“文革”便具备了政治正确性。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做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了解“文革”现状。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林彪在苏州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经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所谓“一号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乐至离成都虽然只有不到140公里，却是四川盆地的一个特困县，也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川口等日共党员，加上几名柬埔寨人、缅甸人，被分配到了县农机厂。厂里没有正式的宿舍，一座巨大的建筑被一分为二，一半为厂区，一半做宿舍，说是“宿舍”，不过是用席子隔成的临时隔间。床是在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搁块木板，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着席子而已。由于房间之间只有一席之隔，即使轻声说话，也会传遍各个房间。入夜，“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日语、汉语、柬埔寨语、缅甸语的交谈声”。

在乐至期间，川口的妻子李莲英患感冒，又转成肺炎。由于她早年在日本患肺结核，曾接受过胸部成型手术，肺功能只相当于常人的一半，抵抗力低下，一时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情况危笃。川口一面在病房里照料，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让妻子回国，“与‘白鸟事件’毫无关系的她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如果就这样回不了故乡，实在是太可悲了”。也许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一个多月后，李莲英竟病愈出院了。

妻子的病倒让川口加紧对未来生活做打算，首先是要尽快离开乐至回成都。

天遂人愿，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5 000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1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层层传达，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面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越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上面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纪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43]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二人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白鸟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起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更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流亡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这“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44]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流亡中国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妇搭乘的“圣山丸”抵达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做好了入关时会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切都很顺利、和谐，让他感觉仿佛在梦中。夫妇俩不禁在心里感叹道：真的回来了。

二人在东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着三好代购的车票乘车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北海道士别市。18年前，日共党员川口孝夫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为武装革命付出代价；而18年后，日本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隶属的政党早已放弃了武装夺权的幻想，转而谋求“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标也从单独执政变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越国籍的热忱。1981年，他与友人共同创设了北海道中国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不懈地推动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层沟通。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流亡中国18年的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进行了系统深入、脱胎换骨的反思，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内容涉及唯物论、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集中制、人道主义、人权及民主主义等方方面面。而川口从被卷入“白鸟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国，直到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罕见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思的起点和动力。反过来说，唯其有如此惨痛的经历，才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深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却不失“体温”的视角。这种看待中国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所稀缺的品质。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川口接触到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展读之下，他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与妻子一起翻译成日文，争取在日本出版，时值夫人荣子刚做过乳腺癌的手术。夫妇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翻译，当年底即携译稿赴北京拜会作者李锐。临别时，李锐把自己的旧著《毛泽东的壮年与晚年》赠予川口夫妇。翌年夫妇将其中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译成日文。通过李锐的介绍，川口第一次听说1974年不幸离世的中共党内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并开始了对顾准思想的研读。顾准的《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45]等文章对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口比李锐小4岁，比顾准小6岁，同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20世纪末与这两位中共党内精英知识分子的邂逅，对川口晚年的思想蜕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把李、顾二人看作自己的“恩师”：“我在回顾20世纪及其中自己所活过的这80年历史的时候，如果说多少有点儿进步的话，那端赖李锐先生和顾准先生的教诲和引导……我虽然与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我尊敬的前辈，思想和理论上的师长。我为在人生行将结束的时候，得以认识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悦、骄傲。两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师。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追随他们。”[46]

进入21世纪，川口已届暮年。从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军战俘营中第一次了解“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天算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生的至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不惜代价。他因卷入日共内部斗争而被迫流亡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8年艰辛，终于辗转回到祖国，但日本已变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离日共的政治目标渐行渐远。

经过刮骨疗毒般的反思，深知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的川口，越发痛感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漂流记》，该书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碍于种种原因，对作为川口流亡中国的直接起因的“白鸟事件”的背景，书中仅在最后一章做了极其简单的介绍。[47] 据说作为“绝笔”，川口另撰有专文，详谈事件的背景。但川口去世后，其文章由一位夫妇晚年生活上承蒙关照的至交继承管理，何时面世，尚在未定之天。无论如何，这几乎是可望揭开“白鸟事件”这一尘封近一甲子的历史悬案真相的唯一线索。

魂归“第二故乡”

2001年9月18日，川口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夫妇一生未生养儿女，晚年生活由一位仰慕川口老人的友人照料。川口孝夫其人虽然在日共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白鸟事件”的关系，却是在日本战后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所以，对川口之死，当地报纸《北海道新闻》刊发了消息。但耐人寻味的是，大概是出于某种事关党史的讳莫如深的考虑，日共机关报《赤旗》则只字未予报道。

川口夫妇的遗愿是，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山川大地。2004年12月22日，川口夫妇的遗骨在两位日本朋友的专程护送下，魂兮归来。在川口夫妇流亡蜀地的岁月，与之一起工作生活过的同事、友人，彭州市各界人士60多人为两位老人举办了一场追思会，然后把骨灰撒向了汩汩流过成都郊外的著名生态旅游区龙门山回龙沟的白水河里。

“一小撮”与“广大人民”

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中日关系习惯上被称为“中日友好”，致力于中日外交则被称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48]进而，在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人们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两国关系一旦遭遇挫折，出现倒退，动辄便一退到底？所谓“人民外交”的“滚雪球”式积累，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还管不管用？……对所有这些问题，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沿着这个方向，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从学术上来说，该书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开拓性的。

比较中日两国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叙事会发现，相对于日本强调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矛盾、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制约作用的“美国冷战政策约束论”或“冷战体制决定论”，中国往往以“民间贸易——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发展模式来图解“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从而正面评价“人民外交”的重要推动作用，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尽管这种基于朴素唯物论的量变——质变观可以部分模拟发生过程，却无法还原整个过程，尤其对一些关键性节点和倒退现象的解释，屡屡呈现无力感。譬如，为什么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在1972年9月，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为什么在邦交正常化已逾30年，按说“人民外交”的积累已然高度雄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倒退？盖此“人民”不复彼“人民”乎？

众所周知，对待日本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国历来强调“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即把全体日本人二分为“一小撮”和“广大”两个子集的所谓“区分论”始终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对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一种解释，诸如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初期，邦交正常化之所以无法实现，是日本“一小撮”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阻挠的结果；诸如中国之所以在邦交谈判之初，便确立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体谅，考虑到“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等。这种解释时常呈现出逻辑上的张力，甚至矛盾，往往经不起推敲，而随着历史文档的解密，则破绽百出。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对日外交方针，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指导对日外交工作的“外交哲学”或意识形态，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研究体制和旨在对敌（主要对象是日军战俘）策反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而这两项工作，都与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密切相关：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笔名林哲、冈野进），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荻市，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年在英国加入英共，1922年回日本，参与创建日共，后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年，流亡苏联，同时接受日共中央派遣，作为日共代表出任共产国际执委；1940年春，秘密来到延安，与中共合作，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开展反战运动。由于野坂拥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的双重身份，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据野坂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等的生活待遇。受周恩来、王稼祥的委托，野坂在既有的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全面接管并主持重建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涉及日本问题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对日外交精英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野坂创办的《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半月刊），是毛泽东的必读材料。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与野坂常常碰头，甚至让野坂住进自家所在的枣园的一处住所，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毛泽东特别指名把会议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呈送野坂，征求意见。党的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讲话之后，野坂代表日共致辞；会议期间，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野坂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演，后讲稿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完全一样。

刘著认为：“野坂参三帮助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而且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知识和日本观的来源。”对野坂在延安领导的日本人反战运动，正如中共领导人所称“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事实上，“中日两党（中共和日共）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合作关系创造了‘中日人民友好’这一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历史原点”。它不仅包含特定的历史内涵，而且有基于国际正义的道德前提。由此，刘著推导出所谓“日本人民”的定义：“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其政治内涵就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因此，‘日本人民’在战前就是以共产党为先锋的反战民主力量，在战后就是受到以日共为代表的反战民主势力影响而坚持严肃清算战争罪行、诚恳反省罪恶历史、自觉承担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和平友好外交的那一部分日本国民。”正是在“日本人民”的学理概念基础上，中共试图建构所谓“中日人民友好”的逸出普通国际关系学框架的超越性逻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付诸实施，正式展开了通过“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过程。为此，从协助滞留中国的日侨归国，到达成两国“人民间”贸易协定，中国虽然做了一些互利互惠的双赢性奠基工作，但距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指出，按上述“日本人民”的定义，其正统、有效的组织载体非日共莫属。但由于战后美日统治当局出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和保守的国内政治需要而展开的“赤色整肃”，加上日共在苏共和中共遥控（主要是前者）下所采取的热衷于暴力革命的过激路线及残酷的内斗，在战后初期便过早边缘化，1951年的党员人数萎缩至仅1949年的几分之一；翌年10月在大选中惨败，连一个国会席位都未能获得。尽管50年代中期，流亡北京的日共领导人回国，经过整顿和改组，摒弃了唯暴力革命论思维，多少挽回了一些名誉和损失，但日共在日本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国会席位长期徘徊在仅两三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日益蜕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化想象，代之以奉行议会政治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时而激进、时而保守，虽然立场摇摆不定，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选项上却与保守政治大致同调的“日本国民”。两者之间有交集，但并不重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被中国误认为是‘日本人民’的一部分日本国民，可以接受中国的‘人民外交’利益，却不可能在符合中国利益期望的方向上‘以民促官’”。

也因此，日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形势和美国庇护下“桥头堡”的有利地形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实矛盾，从《旧金山和约》到所谓“日华和约”，直到《中日联合声明》，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复归国际社会，而且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精确游走，先与台湾“前戏”，后跟大陆“真练”，在“真练”的同时，却不伤与前者的和气；一会儿是法律解决，一会儿是政治解决，而无论何种解决，均能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台湾问题，到战争赔偿，到领土纷争，日本始终没失去什么，诚可谓左右逢源，占尽先机。

随着日、美、苏（俄）等国历史文档的解密，当我们了解到有些历史事实并非像党报社论和历史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的时候，内心的挫败感怎一个“失落”了得。譬如，1972年7月，始终被中国当成“田中密使”、“和式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携日本政府的谈判条件来北京秘密交涉，获周恩来的接见，亲耳聆听并记录了中国关于建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而其中所谓“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成了后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前提条件（即表明，战争赔偿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后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的1977年，竹入才首次对新闻界披露了自己假扮特使，以私撰的政府谈判条件访华，取得了中方的建交谈判草案后，作为“礼物”向田中角荣首相和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报告。

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令人备感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所谓“人民”论之虚妄的了：1992年，俄罗斯公开了一份解密档案，指证日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职业革命家野坂参三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诬告当时同滞留苏联的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山本在肃反运动中被斯大林冤杀。[49]1992年12月，日共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会，宣布开除时年整百岁的野坂的党籍。对此，野坂未发一言，次年撒手人寰。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从中国斩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朝鲜半岛的利权，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有种隐隐的恐惧——害怕中国报复。中国毕竟是东方睡狮，一旦发出狮吼，“蕞尔小国”日本如何招架得住？

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日本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害怕邻国真正成为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他们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人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人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攸关。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和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云之消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界，获得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中国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

“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我帝国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儿上，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日本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结果，便上演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这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廷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朝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日本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挺孙中山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虽然参与者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日本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中山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中山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本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

这些日本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他们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国际关系现状，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视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的回报，觊觎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性格比较温和，做事讲究分寸，懂得日本要想推进其大陆政策，切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犬养为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中山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中山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集团中，跟孙中山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中山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中国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画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颇为另类。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某种现代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他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日本浪人的分野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中山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的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中山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回顾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日本浪人集团支援孙中山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日本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进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

超越“国益”的纽带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近年来，一方面是出于对既往意识形态化官方史观的反思，民间史学勃兴，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史观重新解读历史、月旦历史人物，成为媒介与出版的新宠，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档案，特别是海外档案的开放，因“焦距”的变化，某些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德光环开始褪色，他们渐次走下神坛，回归客观。重新评价本身并无问题，毕竟通过精确调焦，或可使历史人物更加清晰地成像于历史的景深之中，功莫大焉。但同时，这种重新调焦也应该注意分寸、火候，并非越大越好，尤其不能逸出历史景深之外——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内考察。譬如，对孙中山的评价，无论说他有何种问题、缺点和局限，无法否认的一个原点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其一生颠沛流离，但念兹在兹的始终只有一件事——革命。模糊或否认这一点，便是无视历史景深。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以日本为根据地，不仅在那里组建革命组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筹措革命资金，革命运动失败时，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岛国度过的——而且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彼时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人，有政治家、实业家、浪人、志士，构成复杂，背景各异，多与日本政府、军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干脆是大陆政策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用历史学者、南开大学俞辛淳教授的话说，“（日本）浪人和政治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利用孙中山。然而，也不能说孙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这个框架中。”譬如，浪人宫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纯一郎兄弟就很纯粹。而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俞辛淳语）

孙中山在日流亡的时间累计逾9年，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谓不多。但碍于历史的局限，客观地说，双方均有为各自国家及其紧迫的政治目标所囿之处，难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是与那些有官宪背景的人士交往时，想保持私谊的纯洁也难。可唯有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迹般超越了双方各自的“国益”等现实政治的束缚，成了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一种“超现实”的奇迹。

“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无几，甚至在孙中山、宫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鲜有提及。之所以如此，盖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调。他的遗物中有一个大笔记本，上面写着一句话：“我基于与孙文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对家人的约束，因为他深知在乱世的峥嵘岁月，自己所从事的，是对邻国革命的资助。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至诚和对友人孙中山的信义，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进入公共视野，其实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两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媒体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交往才广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于明治维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于长崎市西滨町，从小被过继给无子嗣的远亲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贸易，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长崎作为港口城市，在锁国时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有贸易传统。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早年在土佐藩开设的土佐商会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里居住过，据说还曾背着年幼的庄吉四处玩耍。

15岁时，庄吉乘自家货轮“鹤江”号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上海，他头一次见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同时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气和中国人的不幸，内心唤起对中国的同情。庄吉从小就乐善好施，且不图回报。少时，他每天都从店里的钱柜擅自拿钱，却并不为自己零用，而是到贫民区施舍于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贫民临终前双手合十，郑重向庄吉托愿：“梅屋家的少东家，请帮俺立块碑吧。”庄吉慨然应允。梅屋夫妇先后领养过不少孤儿、弃儿，将他们一一抚育成人，送入社会。其中包括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蒋纬国），在戴季陶致庄吉夫妇的信笺中，记录着此事的经过和对夫妇的谢意。[50]

经过最初在大米投机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照相馆，后移至香港，“梅屋写真馆”就位于繁华的市中心中环一带。19世纪末，摄影技术已臻成熟，成为面向富裕阶层的高档文化消费。庄吉原本就有经商才能，加上铺面的位置绝佳，照相馆很快便人气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着装整饬的青年绅士光顾照相馆。见客人拍完照后并无去意，庄吉便将客人引入内室。其实，来客并非陌生人。两天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店里的老主顾、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荐过：孙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厦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眼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

有证据表明，内室密谈话题广泛，且相当深入，二人琴瑟共鸣，血脉贲张。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孙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词中，深情追忆了二人从邂逅、相识到交换盟约的过程：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作为声气相求的“大亚洲主义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现。为此，他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资金支持：“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彼时，孙中山29岁，庄吉27岁。

广州起义失败·逃离香港

照相馆密谈后不久，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便进入了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广州起义。庄吉多次随孙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过贸易来往的中国人及黑社会的头目接触，秘密推进起义计划。

为确保起义成功，须采购大量武器。孙中山内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对自己所持的暧昧立场——既不得罪清廷，又觊觎革命胜利后的特殊利权，对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这一点。他多次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并当面委托他代为筹措步枪2.5万支、手枪1 000支。为牵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当时的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后成为首相）做了汇报，但日本政府却采取静观立场，按兵不动。眼看起义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门、厦门、新加坡等地活动，通过个人渠道筹集了数百支手枪。但遗憾的是，因电报走岔，泄露风声，起义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队在广州港口被一网打尽，陆皓东、朱贵全等起义领袖遭处刑，梅屋庄吉费尽心血筹集来的600支手枪也被悉数收缴。孙中山化装成苦力，好歹从水路逃往澳门，随后转道香港，却被清政府悬赏1 000块大洋追捕，情况危急。

恩师康德黎博士和梅屋庄吉力劝孙中山去日本避难。孙中山听从二人劝告，在兴中会成员郑士良、陈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户。途中他们得知报上已经报道了他们逃亡的消息，遂临时决定改道横滨。但首鼠两端的日本政府顾及与清廷的关系，竟然拒绝了孙中山的避难请求。

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投奔兄长孙眉所在的夏威夷。为表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孙中山毅然剪去发辫。庄吉在孙中山出发之际，汇款1 300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折合今天的1 000万日元。

明治维新以降，“脱亚入欧”思想渗透日本人骨髓，已固化为某种意识形态。但梅屋庄吉作为“大亚洲主义者”，却逆潮流而动，不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独立革命运动也抱有深切同情，给予莫大关注，并倾力资助。美西战争时，庄吉曾亲自携巨款驰援菲律宾，与菲国独立运动领袖阿奎纳多、彭塞交情深厚，还把孙中山介绍给彭塞。孙中山致信彭塞，从“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高度评价菲律宾革命，主张“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都是亚洲民众携手打倒列强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运动，具有相同的意义”。

梅屋庄吉为人慷慨豪爽，极其看重友情，有种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洁”（Isagiyoshi）的气质。“梅屋写真馆”很快成了一个革命据点，往来进出者，多为兴中会成员或日本浪人、革命志士，可谓“往来无白丁，谈笑皆暴动”。由于活动日益频密，照相馆终于引来了清廷的“关照”。加上有日本叛徒告密，说梅屋是“革命的幕后策划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妇听到风声，火速做好了逃亡的准备。为避免打草惊蛇，表面上照相馆仍维持正常营业。关键时刻，平时对兴中会成员的帮助起了作用，从办理出境手续到乘船出逃，处处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妇顺利抵达新加坡。

厕身电影业

在新加坡落定后，庄吉打出了“梅屋写真馆新加坡分店”的广告，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但新加坡毕竟不同于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以继续完成资助革命的事业，庄吉颇费了一番考量。刚好随身行李中，有一台百代公司产的电影放映机和四卷电影胶片，庄吉想到了电影院生意，却苦于没有场地和发电机。此时，一些过去曾得到梅屋帮助的华侨志士们再次伸出了援手，他们提供场地、筹备器材、策划宣传，很短时间便搭起了一处帐篷式简易电影院，居然有1 200个座位。

当时是默片时代。庄吉从香港带来的胶片只够放映4分钟，但观众却蜂拥而至。经过初期的磨合之后，他又从法国进口了新的影片拷贝，人气攀升。庄吉到底不愧是长崎出身的商人，对商机的直觉、判断异常精准，从照相馆到电影院的升级、转型相当成功。1906年6月，当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庄吉回国时，已经积累了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约4亿日元）的巨额财富，时年36岁。

回国后，梅屋庄吉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M为梅屋庄吉英文拼写中的第一个字母），开始进军日本电影业，后来成为著名影业公司“日活”（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庄吉成了日本电影界的领军人物，推出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随日本第一支南极探险队“白濑队”[51] 拍摄的南极探险纪录片，成为世界最早的南极科考资料，极其珍贵。

辛亥革命成功

孙中山自1895年首次举兵以来，7年间共组织了10次武装革命，接连受挫。但他矢志不移，屡败屡战，不懈抗争，其背后始终有梅屋庄吉的影子。1911年的广州起义成为起爆器，革命气势高涨，迅速传遍全国。

庄吉接到武昌起义的电报，欢呼雀跃，立即派摄影师荻屋赴中国前线，跟踪拍摄、记录影像资料。仅为武昌攻防战一役，他便捐款17万日元（折合现在的1亿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会见梅屋庄吉。这是二人阔别8年后的重逢，自梅屋在香港立下“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毒誓以来，已过了18载。孙中山在日本各地巡回访问、演讲，所到之处，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欢迎。在留下的一系列珍贵历史照片中，庄吉均与孙中山并肩立于画面中央。

孙中山应邀参观庄吉位于东京浅草的电影院。庄吉特意为客人安排了一场观影会：偌大影院，只有宾主二人落座于观影席中央。银幕上，是由摄影师荻屋拍摄、由庄吉亲自剪辑的辛亥革命纪录片：激烈的巷战、溃散的清兵、革命军的急行军、炮火硝烟中的长江沿岸……影片的结尾，是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盛大庆典。

孙中山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看过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庄吉把电影胶片郑重赠予了孙中山。这部电影，在日本国内从未公开上映过，是庄吉专为孙中山特别制作的。对此，孙中山郑重感谢：“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后来，一些不时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历史纪录电影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多源自这部纪录片。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被迫流亡。日本政府再次暴露出机会主义的本性，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方针，外务大臣牧野伸显下令严防孙中山流亡日本。鉴于这种状况，孙中山身边的志士萱野长知恳请他重新考虑避难地的问题，并建议选择新加坡。但孙中山坦言：“我应该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在孙中山自信满满的背后，显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实上，1913年8月8日，孙中山一行从台湾乘“信浓”号商船从门司港登陆仅10天后，便秘密住进了位于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三年，仅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极少数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亲自撮合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结婚，共同生活在这座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嘱，享年59岁。巨星陨落，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去讣电：“父孙中山十二日晨9时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梅屋庄吉作为唯一与宋庆龄和孙科一起扶灵回南京的日本人，亲手安葬了终生挚爱的友人。

孙中山死后，庄吉一度陷入颓唐，身体大不如前，连对一向喜爱的盆栽也失去了兴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统统抛售，“整整用两辆汽车搬运盆栽”。

1928年4月，蒋介石再次北伐；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伐结束；12月，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关东军却加紧渗透，中日关系阴云密布，前景殊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邀请梅屋庄吉访华，以践国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之诺言。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让梅屋扮演民间大使以斡旋和平的意图。

此时，梅屋已辞去“日活”会长职务有年，年老体衰，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但他想到与孙中山逾30年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历史关头，自己理应出面，以当事者的身份缅怀故人，让孙中山的思想流传后世。于是，他倾其家产，斥重金请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孙中山的铜像（每尊高3.6米，重达7吨），无偿捐赠给中国。1929年3月，他与妻女一道，作为国宾，携首尊铜像乘船赴中国。首尊铜像安置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内，后三尊随后分别安置于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黄埔（黄埔军校旧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兹在兹的最后“项目”，是投资拍摄一部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电影《大孙文》，终未能实现。孙中山去世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对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无限忧虑，准备与时任首相的广田弘毅会谈，遏制军部的企图，在赴会的路上猝死，享年66岁。关于中国革命，庄吉只留下了一句话：“在中国发生革命之际，与他国志士交往中，始终坚信要为一个信念而努力。”

梅屋庄吉的葬礼上，蒋介石送来了花圈。庄吉的灵柩上覆盖着日章旗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资助到底有多少？

梅屋庄吉从早年起，共鸣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30年如一日，无私而不懈地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无疑谱写了一曲世间罕有的、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赞歌。由于历史及梅屋本人的原因，他生前对包括具体资助金额在内的细节并未透露。虽然一些资助项目在故人手记《永代日记》中有所记载，但对其总数并未统计，记载是否完全，也不得而知。

多年以来，对梅屋资助孙中山的额度问题，有各种说法，如“1兆 [52] 日元”说、“2兆日元”说，不一而足，莫衷一是。2011年6月14日，日本历史学者、孙文纪念馆（神户）名誉馆长狭间直树教授在《每日新闻》撰文[53]，认为“兆元单位是事实误认”。因为即使以“1兆日元”计的话，摊成每年的费用，也是堪与日本当时皇室预算相当的金额；而若以“2兆日元”计的话，则大大超过了皇室预算。说梅屋对孙中山的资助居然超过了日本皇室预算，实为荒诞无稽之谈，“不仅有辱梅屋庄吉对孙文革命的支援，亦会给孙文的革命史留下硬伤”。

狭间教授的质疑本身并无问题，但他把以讹传讹的根源归咎于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54]一书，却是不对的。对此，小坂女士已提出抗议[55]，因为她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梅屋庄吉用于革命运动的武器弹药资金、机关报的发行资金、给参与革命的志士的援助、对他们家属的照顾、孙中山避难海外的旅费、军票的制作、医疗救援队的派遣、从飞机场的建设到飞机的筹备乃至孙中山铜像的制作等费用，究竟投入了多少，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梅屋庄吉对孙中山的援助肯定是天文数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搞清楚包括具体金额在内的历史细节，既是对当事者的交代与告慰，也是历史的责任，还有赖于中日两国的学者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

1896年（中国光绪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2 000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下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

逆转和落差

派遣留学生并非耻辱，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隆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为便于比照，此处权且用日本史的术语，指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到日本传教。但他很快发现，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极为崇尚，“倘使日本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也信奉基督教的话，日本亦必步其后尘”，于是打算离开日本，改赴中国传教。可他后来未能如愿，两年后病死于上川岛。这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表明，“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西洋人都以中国为目的，日本并不怎么重要”。这当然也有交通上的原因。16世纪，西洋人从海路抵达中国，再从中国东航日本，因此，其涉足的第一块东土是中国，而非日本：如葡萄牙人于1516年抵广东，1543年抵日本种子岛；西班牙人于1575年抵中国，到日本则是1584年。就连与西方世界第一次正面碰撞的时间，中国都遥遥领先于日本：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口岸是在1793年6月，距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4艘战舰，于江户湾叩关幕府的“黑船”来袭（1853年7月），早了整整60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人争相以汉文介绍西学。据王韬在《泰西著述考》中记载，从1552年到1674年，仅“著名”传教士便有92人，他们多埋骨中土。由这些人著述的汉文著作达211种之多。可问题是，“传教士虽然不断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无接受之意。传教士煞费苦心用汉文写成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亦不加理睬”。而与此同时，由于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缘故，日本社会求洋若渴，大量洋人所著西学汉籍越境东洋，以汉译训点本或日译本的形式进入了日本文人的书斋。如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医学书《全体新论》于1850年在中国付梓，1857年被日本医生越智氏在日本翻印，翻印版次达10次之多。美国传教士丁匙良（W. A. P. Martin）著《万国公法》的汉译本于1864年在中国出版，翌年便被日本开成所翻印，后又增印数版，明治时期成为法学教科书。国人既漠视洋人著作的西学典籍，自然不会积极译介。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洋的书籍是1847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比日本的《解体新书》晚了74年。

如此，“西洋人出版各种洋书的汉译本，目的是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没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而且，日本人并不满足于汉译本，开始自己翻译荷兰书籍，从而开创了所谓“兰学”，而“兰学”恰恰成了后来风气更盛的洋学运动之滥觞。洋学在日本大行其道，推动者并不限于民间学者，德川幕府也于1855年设立洋学所翻译西洋书籍，教授外国语文。后洋学所更名为“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等，成为东京大学前身。可以说，正是汉译西学的“翻墙”效应，形成了明治维新之前一种开明西化的氛围，对日本顺应时代潮流，开启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某种发酵作用。以此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差距较小者有5~10年（如外语学校、报纸的创设，电信、火车的应用等），一般相差二三十年（如文字改革运动的肇始、新式国立大学的创设及杂志的出现等），差距显著者，甚至达五六十年（如《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比《中华民国宪法》早58年，日本新货币流通比民国法币的流通要早64年）。

“支那”国号问题

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9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56]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支那”、“支那人”、“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

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写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支那”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的，在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变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对此，实藤惠秀写道：

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57]

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

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经主流媒体报道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的舆论反制，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出版机构的对华称谓问题做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做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实藤惠秀写道：“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

可吊诡的是，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虽然不再称中国为“支那”，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作为日本舆论界称呼中国共产党治下国度的专用名词，其嫌恶、轻蔑的语感和意识形态色彩与战前的“支那”如出一辙。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主流媒体才取消“中共”的称谓，一律改称“中国”。从“支那”到“中共”，再到“中国”，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来，日本人在想象和面对大陆邻国时心态的变化。

“文化反哺”的功罪

自1896年首批中国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高峰（8 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一书中说：“粗略估计，从1898年至1911年，至少有2.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育、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来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

历史地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中日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其过程长且复杂，包括实藤的著作在内，海内外相关著作已多有阐述，在此不赘。姑且就其影响问题略论一二。

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地加以概括，也许可做如此表述：如果没有19世纪90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那么包括笔者此刻谈论该问题的拙文在内，一切要么“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部来自日本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政治、经济、商业、法律、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思将如何表述，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对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包括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著作的实藤的著作在内，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

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就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的反思》[58]一文中指出：“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

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美国华裔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先生尝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哪个主要事件像五四运动那样引起各种争论，被如此广泛地讨论，可对它的研究却又如此贫乏不足的了。”90多年来，关于五四运动背景与成因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五四运动90周年前的半年，各种回顾、反思文章源源不断，5月4日前后达到高潮。大众媒体纷纷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动员学界资源，动辄以数版、十数版的超大篇幅，或特刊、专辑的形式大做特做。

就笔者有限的扫描而言，印象深刻、令人耳目一新者，是四川民间思想家王康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的演讲“世界图景中的五四。”他认为：“五四运动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的刺激反应式的，在东方、在中国、在北京所产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却神奇地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甚至中国精神的元年……五四是被选择的，是被影响和被刺激的。五四的那些先驱们，能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极端地说，演员在中国，剧本和导演都在国外。”王康特别强调了“一战”的作用，“‘一战’为‘二战’洗好了牌”。

王康的一番宏论，刺激了笔者的思考，使我把视线聚焦到中国的周边，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从大背景来说，1918年，历时4年之久的“一战”结束。旨在以欧洲为中心的30多个国家间进行战后处理，重建“国际新秩序”，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了十四点和平主张（即后来巴黎和会上的十四条原则），其目的是建立并操控国际联盟，以期长远地称雄世界。十四条原则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民族自决原则，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弱小民族可不受大国干涉而实行本民族自决、自治、自立的国际保障，自然受到渴望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益的中国及当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拥护和期待，乃至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的美驻华使馆前时，甚至喊出了“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

但是，巴黎和会上，一心维护国联“大局”的“威大总统”没能为中、韩的利益主持公道，力挽狂澜，而是怀柔日本，结果本着所谓“民族自决原则不适用于非欧洲国家”的机会主义解释，大国之间达成秘密分赃协定，中、韩空欢喜一场。客观上，这成了后来一直绵延到“二战”后的中、韩、印、埃（及）等亚非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导火索。

对于五四运动，历来有广义与狭义两说。如果把五四运动暂时从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景深中拉回到“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即唐德刚所谓的狭义五四）的话，我们无法忘记，先于五四的，是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而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延续关系的（并不仅仅指时间的前后）。

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民族被日本强行同化，在学校要说日本语，所谓“创氏改名”运动，连祖先的姓氏都要废掉。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深伤害了韩国人的民族尊严，从被置为日本“保护国”的那一天起，民族独立的潜流便在暗中悄然汇集、聚变。就像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三一独立运动的爆发在韩国国内，而起爆器则在日本，东京成了策源地。

威尔逊的十四点主张发表后，旅日韩国留学生深受鼓舞。1919年2月28日，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光洙等人召集6 000名留日韩国学生，在位于东京神田的基督教青年会会馆集会，通过了一份独立运动宣言。这个后来被称为“二八宣言”的文本，与其后三一运动中的《独立宣言》相比，完全是一篇战斗檄文，从结尾处“我们的要求如不被接受，定将血战到底”的表达来看，独立运动倡导者最初的姿态可谓高调而强硬。

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大韩帝国初代皇帝高宗的驾崩。围绕高宗死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出于对殖民者的集体仇恨，日本毒杀说不胫而走，对运动起了“酵母”的作用。民族悲情、独立愿景加上对被视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君主之死的哀悼，革命的机运“成熟”了：从代表基督教、佛教和天道教的宗教领袖中产生了33名“民族代表”，正式签署《独立宣言》，密谋在1919年3月1日，趁高宗葬礼（3月3日）之机起事。

后来在3月1日游行时，由示威人群集体宣读的《独立宣言》文本，已没了初稿中的火药味，可以说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文本；而“非暴力”，正是运动组织者们考虑、决定的运动三原则之一（其他两原则为“大众化”和“一元化”）。事实证明，非暴力原则至少在运动初期是被恪守的，这也是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与后来中国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学生一上来便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有相当的“温差”。

这场发轫于汉城塔谷公园、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集会游行，迅速在整个朝鲜半岛蔓延，历时三个月，共发生1 524场游行示威，逾200万以上国民参与，占全国人口的一成。尽管运动最终还是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却在民间播下了独立的火种，不啻一波深刻的思想启蒙。而更重要的是，运动的动员、组织形态可以说从一开始便凸显出某种颇为成熟的现代社会民主化运动的特征：学生组织与宗教团体的有效互动。从信息的秘密传播到实际动员，都依赖遍布全国的教会网络。而且，各种不同的宗教之间没有歧视、成见与政治上的藩篱。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定稿后，已于2月27日前在天道教直营的印刷所印制了2.1万份，并通过天道教和基督教的组织网络把宣言文本和太极旗配发至朝鲜半岛的13个城市。这令人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在当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特征的生成与充分彰显，使三一独立运动始于学生运动，但却超越了学生运动，成为一场真正深入人心的“大众化”社运。

独立运动被镇压后，吕运亨、李光洙等领导人逃亡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继续作为民族独立的象征而存在并发挥实际机能，事实上，也成为现代韩国法统的起点。在《大韩民国宪法》前言中，开宗明义，有国民“继承在三一运动中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之表述。韩国历史教科书更以超大篇幅高度评价三一独立运动在民族独立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一运动的消息传到中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人。五四一代中，最先注意到三一运动并意识到其在独立、救亡等政治议程上与中国具有同构性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和傅斯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吁：“看看朝鲜人。我们在做什么？”他一方面从韩国的悲剧中认识到日本的危险：韩国的今天也许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方面，也从朝鲜人的奋起中感到某种振奋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用王康先生的表述，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头脑中，五四运动即使不是“被选择的”，也确确实实是“被刺激的”结果。

当然，这种刺激不仅来自被奴役的韩国，也来自奴役者日本。而且，这种刺激，既有负面的一面，也有正面的一面。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民主”时代，其总体特征是对内民主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后者给韩国、中国以负面的刺激，客观上构成了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反作用力；而前者则相反。

日本国内不是没有对苦难却奋斗着的中、韩的同情力量。被称为“大正民主之父”的杰出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曾当过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太傅”的吉野作造（1878~1933）就是其中之一。吉野是基督徒，担任过东大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与中国、韩国留学生多有接触，常常从学费等生活层面上关照亚洲留学生。作为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真正做到了站在中、韩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察从“三一”到“五四”及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公然批判日本的侵略政策，敦促日本人反省。

在三一运动刚刚发生后，吉野在发表于《中央公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是（日本）国民的哪一个部分，都无从找到自我反省。发生针对自己的反对运动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先要有自我反省意识。”而关于五四运动，对屡屡为日本政府所指责的中国社会的“反日”倾向问题，他在《东方时论》中为中国辩护道：“其（中国）所排斥的日本，实际上是侵略的日本……须承认，今日之日本，具有和平的日本和侵略的日本的两面性。”如此振聋发聩的、清醒的声音，居然出于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人之口，不仅是对中、韩民族独立运动莫大的理解、支持，另一方面，也足见日本的“对内民主主义”并不完全是虚伪的，其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在战前就存在。

吉野对五四运动不仅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从行动上也提供帮助。李大钊是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弟子，师生间一直保持着互赠各自编写的刊物的习惯。五四运动翌年，吉野通过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邀请北京学生社团成员赴日；而对三一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吕运亨，吉野也在东京与之多有过从，评价其为“值得尊敬的人物”。

从“三一”到“五四”，虽然中、韩共同面对的都是日本，但这两次运动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反日”运动，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国际大气候”和各自紧迫的“国内小气候”。而除了“一战”、巴黎和会、国联等大背景外，中、日、韩东亚三国相互间的倾轧、影响、激励、互动的连锁效应也不容忽视。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大起来。”[59]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界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60]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他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61]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40坪[62]，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他们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共产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大钊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20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大钊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大钊10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6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他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63]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儿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佑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果子（一种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64]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订阅过界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 [65]从日本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66]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忙，李大钊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大钊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弄到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承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德国学者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守常迷信共产”，哭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支那通”，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村长”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李大钊是毛泽东的老师 [67]，因弟子的“伟大”而“伟大”。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是很难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悭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的话，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68]

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清水安三，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密的日本人名字之一。据清水本人说，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山本夫人”，“其次就是敝人了”。被鲁迅屡屡“记账”于日记中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自然引人好奇。几年前，偶然从日本友人处得到其回忆录的日文原版，便一气读了。读过之后，不禁对清水其人刮目相看，他与中国的渊源、瓜葛确实非同寻常。正因此，当笔者在坊间发现此书的中文版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清水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既是牧师、教育家，又是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从战前到战时，除了赴美留学的三年外，常年生活在北京，与中国政学各界名士有相当深入的交游，是著名的反战、和平人士。笔者此前曾撰文介绍过其作为文化人，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交往的侧面。在此，对作为“主业”——教育家的清水安三的生涯做一回顾。

1891年6月，清水出生于滋贺县高岛郡，幼年失怙。上中学时，跟美国传教士沃利兹（William Merrell Vories）学英文，读《圣经》。17岁时，正式受洗。1920年，考入著名基督教学府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时代，有两件事让他深受触动。一是读了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对书中记述他访问的山东传教士的一段话印象犹深，甚至出口成诵。谈及西方传教士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时，德富引申道：“想一想，我国的各个宗教家，决心一生致力于向中国传教的能有几人？……他们就像破晓前天空的星星一样稀少，但作为拂晓前天空的星星，它的光芒是不可否认的。”

读到这里，我就想：“什么呀，我国的青年宗教家没有干不了的事情。”

二是参观药师寺和唐招提寺。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不畏艰险，先后五次尝试漂洋过海赴日传播佛教文化的故事，成了他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契机。

但这两件事还只是一个铺垫。直接促成他痛下决心去中国的，是大学毕业前夕的一次祈祷会。那晚的主讲人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牧野虎次牧师，他顺理成章地介绍了美国传教士何瑞思·崔西·裴德金（Horace Tracy Pitkin，1869~1900）的故事。义和团快到保定时，裴德金携妻、子到天津的美国义勇舰队避难，美国公使要求所有人都待在军舰上，不可轻易离开。可裴德金说，如果一个牧羊人把羊群赶到野地里却顾自逃走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卑鄙的人，于是毅然只身回到保定。回去没几天，便在住处遇害。据他家的女仆回忆，裴德金生前曾嘱咐她：“要是我被杀了的话，这里藏有一份遗书，请把它交给我夫人。”他死后，女仆找出遗书，原来是写给母校耶鲁大学的一封信：

耶鲁啊，耶鲁，请把我的儿子约翰培养到25岁。当他到了25岁，就请把他派到保定，继承父业！

牧野牧师边讲边哭，声泪俱下。“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暗暗地下了去中国的决心。”

1919年，清水来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开始潜心研究汉语和中国的情况了”。不久，赶上中国北方特大旱灾，“雨一滴也不下”，春秋两季作物颗粒无收，“北方五省的百姓面对大饥荒，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内地从事传教活动的英美传教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了救援活动。

日本通常的做法是把募集的善款先交给张作霖或曹锟，再通过他们送往灾区。但是，“这些钱究竟是否能送到饥饿的农民手中，还是个疑问。特别是给了张作霖那样的人，说不定他会做一块写着‘东方君子国’的大匾额送过来，除了这块匾额的制作费用之外，其他的钱也许就会变成他买鸦片的费用了。想到这些，我也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想直接投身于救济活动”。于是，清水一行亲赴灾区收容儿童。沿途所见，令清水大受震动：

我们是赶着马车、驴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去的，农民们根本不是只吃榆树、柳树的新叶子和树根，就连我们赶的大车的马粪、驴粪也要捡。他们不是把这些粪当肥料，而是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吃那些渣子。

就这样，他们工作了一星期，收容了800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接着便开始筹备灾童收容所。“护士一名、医生一名、教师五名、文书一名、会计一名，收容所就这样开张了。”尽管如此，收容所的经营非常艰难。幸运的是，翌年春天雨水丰沛，麦子长势喜人。“我们没有等到收麦季节，就给孩子们每人一袋面粉，让他们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我自己又一次赶着大车载着孩子们，一个村一个村地把他们送了回去。每个村子的父母都在路边跪着，向我表示感谢。这时，我开办收容所所受的苦和累都消失了，深感欣慰。”

灾童收容所解散后，清水从日本国内相关慈善团体收到了300日元酬谢金。加上给灾民做棉衣剩余的200日元，清水用这区区500日元，于1921年5月，在北京朝阳门外开办了一所“崇贞学园”（创立之初叫“崇贞工读女学校”）。

当时的朝阳门外，是北京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窟。“运河停止使用二十年，清朝被推翻、八旗兵撤走十年，朝阳门外所有的人都失业了，可以卖的东西一个不留地都卖了，如果再想卖，就只有女儿和妻子了……所以那个时候朝阳门外成了‘丫头’的产地……做‘野鸡’、‘租妻’、‘暗门子’的人很多。‘野鸡’就是英语street girl之意，‘租妻’就是把妻子租借给别人，‘暗门子’就是夜晚站在街头卖身的良家女子的意思。”正因此，“我们选择在朝阳门外进行女子教育的最初动机其实就在这里。……我们就取崇高的贞操、贞洁的贞操之意，选用了‘崇贞’二字作为学校的校名……我在想，只要教授给朝阳门外的女子们自立之路，那么就一定不会再有人去卖贞操了”。

崇贞学园的校徽是“3H”，即奉行“hand”（手）、“head”（头）、“heart”（心）的所谓“3H主义”，提倡工读，“通过动手来培养爱心，通过劳动来开发智力，产生新的智慧”，且为学生们所做的每一件手工品支付工钱，以鼓励自立精神。在清水及其先后两任夫人清水美穗和清水郁子的努力下，崇贞学园成为面向北京当地底层贫困家庭和海外日本人、朝鲜人的著名基督教女子学校，一个充满爱的东亚国际大家庭。

清水同情弱者和弱小民族，即使在战时，对那些丧失祖国、不得不以日本“属国”民的身份侨居中国的朝鲜人子女，他也谆谆教诲她们要积极学习祖国的母语、敢于穿朝鲜的民族服饰，为民族的复兴和自立做好准备，并以身作则，凡重要仪式，每每以中、日、朝三种语言互译，特意与夫人穿朝鲜的长袍合影留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上午11时，校长清水召集学园全部日本学生聆听天皇的“玉音放送”。彼时，全校共有500名中国学生和近200名日本学生。而这200名日本女生，其实三分之二都是朝鲜人。听完“玉音放送”，清水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事情跟学生们做一说明，接着发表了一段即席演讲：

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很长一段，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以同一国民相待。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朝鲜国民。今后也希望我们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为了朝鲜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希望大家好好干。祈愿上帝保佑你们。

演讲结束时，清水高呼“朝鲜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大家也跟着喊起来。这成了清水在崇贞学园所做的“最后的演说”。

1945年11月8日，崇贞学园作为敌产，被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清水夫妇及所有的日本教师和女生，被要求限期离境。“每个人都是两只手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能背的东西都背上了。就这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化为乌有，我们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带，就被勒令离开了居住了30年的熟悉的朝阳门外。”

在离校前，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郁子曾于1946年2月联名致信蒋介石和宋美龄这对基督徒夫妇，信中说：“愚夫妇之来中国为邻邦服务乃上帝所指示，因而从未希望得到任何报酬，背负十字架亦为吾人乐于担任之义务也……愚夫妇向秉上帝意旨，为贵国人民服务，此后盼能永久居留中国，为中国之友。”但他们居留中国的愿望终未实现。清水一生为自己在朝阳门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而自豪，平素为人挥毫题字，无不以“北京朝阳门外清水安三”的字样落款，对自己的藏书也钤同样的印章。

回国后，清水夫妇于1946年5月在东京创业了著名的“樱美林学园”，清水自任园长。至1966年，樱美林学园已发展成从幼稚园、小学、初高中，到短期大学、普通四年制大学的著名基督教综合教育机构。而其在中国创办的崇贞学园，则在抗战结束后更名为北平女子第四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朝阳中学；1991年，再度更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当年崇贞学园的校舍直至1985年还在使用。

1988年1月17日，清水安三病逝，享年96岁。他的半身塑像，至今仍立在陈经纶中学的校园里。

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齐世英口述自传》及《巨流河》的出版，使大陆读者对作为国民党党派政治家的齐世英有了相当了解，尤其是对于其与张学良的恩怨过节和被开除出国民党后，仍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殚精竭虑的故事，坊间已多有评述。但对于其作为“知日派”外交家，从战前到战后，先后十数次赴日，奔波于对日“外交”第一线，特别是与吉田茂私交甚笃，通过吉田的渠道，对日本政界折冲樽俎的经历我们却鲜有关注。

齐世英，字铁生，1899年10月4日出生于辽宁铁岭南范家屯的一户富裕人家，俄国中东铁路大连至长春支线（即后来的南满线）便从他家所在村西头经过。童年的齐世英对日俄战争有依稀的记忆：“从窗口看，日俄两军在南山头打仗，炮弹一颗一颗落下，冒出一股股浓烟，一会儿俄国兵下山跑了……”日军曾在村子里驻扎，齐家也曾住过日本兵。但打仗时，“俄兵纪律很坏，村中人多跑到山里亲戚处，因日本人纪律还好，才又回到家里来，让一部分房子给日军住”。这种对日俄战争纯民间视角的观察，对理解日本军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兽兵”不无助益。

1916年，19岁的齐世英随在日本读书的二哥赴日留学。不到一年，他便考中东京一高预科，成为省里资助的官费生，后分配至金泽第四高等学校继续攻读，毕业后入京都帝大哲学科，师事京都学派领军者西田几多郎和河上肇。前者是日本现代哲学的创立者，其理论体系被称为“西田哲学”，齐世英在入京大前，对其著作便多有涉猎；后者则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鼻祖，齐世英研读其《贫困物语》一书时，“每愤社会之不平”。但实际上，齐世英只在京大报了个到，便随二哥转赴德国留学，先于柏林大学，后转海德堡，最后至莱比锡。在德期间，他除补习德文外，还通读英文版《资本论》，也浏览了不少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后因二哥病故，他不得已而中断学业，1925年1月，携二哥骨灰回国安葬。

1925年12月24日，因参与郭松龄倒张（作霖）兵变未遂，郭松龄遭斩首，齐世英则与殷汝耕等一行四人逃至新民屯日本领事馆内避难，领事馆被张学良的军队包围。在齐世英等四人羁足领事馆半年多的时间里，时任日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茂边与张作霖交涉，边设法帮四人出逃。脱险后，齐世英在沈阳头一次见到吉田茂，了解到原来外务省与关东军对张作霖的认识是不同的，觉得吉田“是一个讲义气、富侠义精神的人”。此乃齐世英与吉田相识相交之始。

1926年11月，齐世英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其后，他数度穿梭于中日间（一度入日本步校“回炉”，以期掌握军事知识），利用自己在日本的社会关系，为日益险恶的中日关系穿针引线。早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后，在一次与日本浪人的辩论中，齐世英坦言由于日本宪法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将来恐怕你们日本军人要闯祸，会把日本弄得家破人亡”，不承想竟一语成谶。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参谋本部负责对华作战的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便对齐世英暗示过可能会对张作霖动手。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果然被炸。“可见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作业，我可以为这件事做证，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对日本人厌恶到极点，那时日本人很少来南京，原则上我也不见日本人……”乃至私谊笃厚的张岳军（张群）出任外长时，点名让齐世英去日本大使馆做商务参赞兼横滨总领事，“特别费可以随意使用”，却被齐世英婉拒，理由是“看见日本人就讨厌”。

相反，到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大陆已无立锥之地的时候，齐世英倒想到：“日本在打败仗撤退的时候，秩序井然，处处表现出他们的纪律和教养，因此我想日本这个国家早晚会再起来，应是值得注意的。”于是，1949年8月，齐世英再度访日，这是他“九一八事变”后首次访日，彼时的老朋友吉田茂已贵为日本首相。二人握手，彼此不胜唏嘘。此后，直至1967年吉田故世，齐世英八度访日，吉田两度访台。每每二人饭食相酬，长久会谈，于公于私，皆有关照。就齐世英而言，在若干关涉台湾重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事实上扮演了台湾“特使”的角色，从战后“中日”和约的缔结，到日本对大陆解除贸易禁运等，不一而足。其中的酸甜苦辣，非当事者难以揣度。而有些悲情遭际，其实在彼时世界的潮流走势中也是命定了的，并不因个人的能量和努力而转移。

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继吉本隆明之后，又一名反安保运动的宿将——《东京新闻》编辑委员、评论员清水美和（1953~2012）凋谢。前者是诗人、哲学家，是20世纪60年代安保运动（所谓“全共斗”世代）的思想导师之一；后者是新闻记者、评论家，对舆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问题和去核化问题上，是当仁不让的舆论重镇。前者沉寂多年，乃至近年几为世人所遗忘，却得享天年（87岁）；而后者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是“新闻记者的战死”（矢吹晋语），但过早谢幕（58岁），令人扼腕。

2012年清明节前后，跟几位日本学人记者朋友喝酒时，一位来自东京的朋友一上来就通报了清水先生的病况，说大约一周前，在学习会上，清水先生与另一位成员、前辈汉学家矢吹晋先生谈及重庆事件，为中国的前途深感忧虑，越说越激动，突然呼吸急促，当场晕倒，马上被送往医院抢救，现已脱险。我们虽然暂时松了口气，但内心仍很沉重，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可万万没想到，预感成谶竟如此之快。4月10日，清水美和先生病逝，享年58岁。

作为成长于70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水的思想“原点”始终是中国。在日本，以“全共斗”（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前辈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20世纪60年代反安保运动，随着东大安田讲堂的陷落（1969年1月），结束了“牧歌式”的时期，走向低潮。与此同时，各主要大学及组织派别开始了轮番整肃、分裂，有的发展为残酷血腥的内部清洗（如1972年2月的“浅间山庄事件”）；且“革命”视野已从国内革命升级为世界革命，发生了联合“赤军”劫机赴朝鲜，以期建立革命据点的“‘淀号’劫机事件”——被看成“后期新左翼运动”之一环的20世纪70年代反安保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连锁反应下拉开了序幕。

在如此峥嵘岁月，清水进入京都大学，其就读的经济学部，是日本顶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重镇。大学时代，他担任70年代反安保运动中重要的学生组织之一、“全学学生自治会”委员长，其活跃程度自不待言。但在革命理论与运动之间，清水似乎更偏重前者。京大时代，他常携彼时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矢吹晋编译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谈社会主义建设》等著作，在校园附近的吉田山上“磨砺思想武器”。后矢吹自嘲说，这是清水对自己的“奚落”与“逼迫”：“曾几何时翻译毛泽东的人，现在干吗？如今以何教我？”而照矢吹的说法，在左翼组织聚散离合、改组分裂令外部人士目不暇接的时候，清水从属的组织所打出的“ML”的标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而是“Mao-Lin”（毛、林）——70年代的日本左翼青年寄望于邻国的“文化大革命”、寻求自身精神支撑的焦虑可见一斑。唯其如此，“文革”的失败和林彪事件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他们的中国观甚至人生道路，便可想而知。清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京大继续钻研西马，而是进入《中日新闻》（含《东京新闻》），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其选择以舆论为职业，从而更直接地观察中国，未尝不是大学时代深度涉足左翼社运后的失望与反思的结果。

80年代中期，清水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继而作为特派员，常驻香港、北京支局，从而得以在新闻现场近距离观察中国，既为其转型与经济发展而兴奋，也深刻体察到这个国家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及不确定性，为其发展方向而忧虑。其后，他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2001年，任《中日新闻》中国总局长。翌年，出任《东京新闻》编辑委员，长期主导该报对中国问题及中日关系的基调，是日本自由主义媒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一路见证了两国关系从“蜜月”到“成熟”的全过程。

凭借早年的特殊经历，清水对中国的观察相当深入，却不乏热度，有热度却不至于发烧，更不会丧失理性。尤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大报出身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观察中国并不囿于中国及中日关系的视角，更不受日本外交界、学界“中国帮”基于现实利益的捆绑，其超越性、前瞻性，与其说有利于日本的“国益”，毋宁说是有利于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譬如，早在10年前，他就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农民的反乱》，讲谈社，2002年7月版）；8年前，便关注到中国的“富人支配”问题（《中国“新富人”支配》，讲谈社，2004年9月版）；小泉内阁时期，鉴于首相小泉纯一郎屡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倒退，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使两国经贸蒙受损失的状况，清水主导的系列评论，以清晰的立场和理性、客观的分析阐明何谓真正的国家利益；2007年8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巡回访问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三国，配合其所谓“美丽国家”论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维，大打“价值观外交”牌，从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的战略企图非常露骨，清水撰写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仅有“共同价值观”是不够的，奉劝安倍“价值观外交应适可而止”。

2010年9月，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相撞，中方船长被日方扣留，事态迅速发酵，升级为两国间的外交事件，并把美国卷入。针对刚结束日美外长会谈、从纽约回国的外相前原诚司对媒体发表的所谓“尖阁[69]适用安保[70]”的“美方立场”，清水美和在《克林顿发言的真相》[71] 一文中，用具体材料和数据说明了美方从小布什政权到奥巴马政权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后退，指出是“前原外相误判了事实”。笔者回应清水的文章，在《新京报》上撰写了《美国为日本“背书”了吗》[72]一文，进一步指出“对万一哪天中日双方船只擦枪走火，驻日美军会不会出动的问题，日本内心其实没底，主流舆论对此更不‘乐观’”的事实，从而呼吁两国媒体的理性、克制，为事件的外交解决提供条件……对中国来说，既超越日本的国家战略本位立场，又不廉价地迎合他国，不失为一种客观而富有建设性的外部视角，诚弥足珍贵。就笔者个人而言，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是外媒中最到位、最“给力”者。得到噩耗的当天，我发了一条微博以表达缅怀之情——“再也读不到清水先生撰写的社论了”——实非场面话，而是内心的至憾。

日媒体、学界、外交界，从来不乏官方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作为硬币的反面，无疑意味着与现实利权的“粘连”，其言其行的真价便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水是中国人民的诤友。对中国，他既不带傲慢与偏见，也不会阿谀谄媚、曲笔逢迎，是其是，非其非，“他以鸟的眼睛俯瞰美中关系的大局，却以虫的眼睛来观察中国老百姓的苦难，并为之流泪。清水是不世出的优秀记者，无可替代”（矢吹晋语）。而一向被他视为恩师的矢吹晋，恰恰是因“与中国交往逾半世纪，却与中国利权无缘”，才赢得他的尊重。2005年于香港付梓的拙著《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21世纪中日关系风云初记》（泰德时代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便是受了清水先生一次讲演的启发。几年前，他来京出差时，曾应我之约出席当时在京城媒体圈颇有名头的《纵横周刊》评刊饭局，与中国年轻同行们觥筹交错之间，坦诚交锋，切磋琢磨。作为日本媒体的顶尖学者，他在东京长期主持一个由媒体和学界同人组成的中国问题学习会“老虎会”。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作家、记者，很多人都曾在访日之际受邀与会，共同交流，受益匪浅。

清水常勉励青年记者的一个词是“独立”，这也是他自己生前不懈追求的价值之所在。“3·11”大地震后，面对空前的国难，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所引起的恐慌，在日本政治和媒体大都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作为《东京新闻》的“看板”——社论撰稿班子的核心，清水镇定自若，举重若轻，力主全面弃核。在东京电力公司的“地盘”，清水主导的《东京新闻》公然“叫板”，是日本全国性大报中最决绝、最彻底的反核电舆论重镇。可是，就在逝世的9天前，在与矢吹晋最后的病房谈话中，他坦言“确实有压力”，但“有支持我的社内体制”，“我所担心的，毋宁说是中国的走向”。毋庸讳言，“3·11”大地震，事实上已成为世界核电产业的分水岭。作为最大市场的中国，对核电发展持何种方针，相当程度上左右甚至决定了世界核电的存废。正是由于对“真实、公正、进步”（《东京新闻》社是）的独立性的坚守，清水荣获2007年度记者俱乐部奖（日本新闻记者的最高荣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勤奋著述，生前出版14种著作（含合著），论文、讲演无数。日本新闻界，特别是几家全国性和跨地区大报，历来有种“记而优则教”的传统。作为资深政治记者、评论员，清水已臻业界的最高境界，有崇高的专业荣誉和社会声望。可以想象，若天假以年的话，待记者生涯届满荣退后，几乎可以肯定，清水会出任某所名校新闻学院的教授，执鞭讲坛，从身份上实现从记者到学者的转身。

清水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贯穿了整个生命。其最后一篇文字发表在《东京新闻》（2012年3月27日）上的《亚洲观望》专栏，距辞世仅有20天。在这篇于时任总理温家宝3月14日两会新闻发布会之后撰写的题为《“文化大革命”还会发生吗》的文章中，清水对重庆事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立场：

如果像重庆那样，出现把民众动员到唱追求绝对平等之梦的毛泽东时代革命歌曲的运动之中，并利用人们对贫富差距的愤怒而增加自身凝聚力的领导人的话，“文革”的重演便不是单纯的幻想。

矢吹晋把清水的一生用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新闻记者、中国观察者和正义倡导者。出于保守主义者对人的有限性的警惕，矢吹晋“对最后一个关键词虽然多少有些不安，但在政治风疾雨骤的时代并未左顾右盼，而是旗帜鲜明地一路狂走——这，不正是清水美和生涯的写照吗”？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大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瀛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都堪称不世出的俊才。

1923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镇上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父母均出身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待竹内实出生时，夫妇共同经营着一家和式小旅馆。竹内实记得，旅馆大门是日本传统的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里面有整洁的榻榻米房间，房间里有厚厚的坐垫、靠椅、铜制火钵等，一应俱全。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实5岁失怙，母亲坚韧而有远见，且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竹内实虽然读的是日本人学校，但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

11岁时，全家迁居到伪“满洲国”的“新京”（即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高中教育。1942年回日本后，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19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三十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开始走上汉学之路，并加入日共。京大毕业后，入东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仓石武四郎研究中国文学。东大毕业后，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员，后在东大和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从事中日友好活动。1960年，正在安保斗争的节骨眼儿上，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国后，他发表了《与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半小时》：“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从第一印象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其说是革命家，毋宁说是一个读书人”。拜会毛泽东是一个契机，竹内后来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泽东传记，并成为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被日共除名。或许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他对70年代的大学纷争感到厌倦，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对政治的超然一面。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在那里。他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家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执教、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学术“牙城”。尽管“京都学派”主要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资料研究、一切让文献说话，自由空气浓厚、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派”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熏陶。

作为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动荡的年代，也不止一次访问北京。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拥有更多的一手资料，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旷日持久的安保运动中，在东京和京都主要大学的校园里都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狂热的毛主义横扫东洋知识界的时候，竹内反而是警觉的，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1968年，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篇论文，他肯定毛泽东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中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状况下，不啻为空谷足音。

竹内当然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便数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但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后，他却在建交翌日（1972年9月30日）发表于公明党机关刊物《公明新闻》的一篇论文中，明言“应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其后，即使尚未走出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竹内却看到在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式下，中日关系骤冷骤热的“打摆子”初期症状，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高瞻远瞩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的客观化落地。在“‘日中友好’还是‘不友好’”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的超越“友好”论确实是醒脑的解毒剂。

日本人为什么在意别人的目光
——兼论“华夷秩序”

大约10年前，笔者在日本出差，目的地是北关东地区的一个工业港。清晨，在东京上野站乘高速列车出发之前，我在便利亭买了份当天的《读卖新闻》晨刊，准备打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列车一启动，我把座位调节到最舒适的角度，便读起报纸来，副刊上的一篇随笔险些没让我把刚喝下去的罐装咖啡喷出来。

笑点是随笔开头的一个段子，大意是说在某国召开一个关于大象的国际论坛。结果，俄罗斯学者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很意识形态化：《大象与无神论》；德国学者的论文最学术：《论大象族群的生活习性、文化哲学背景及其历史的起源》；美国人很商业，论文题目是《大象作为产业的赢利模式及潜在市场的分析》；浪漫的法国人不着调，论文是《大象的爱情生活》；彼时经济持续低迷，陷于危机边缘的巴西学者难掩内心彷徨，他们关心的是《大象向何处去》；最搞笑的是日本学者，论文题目是《大象如何看待日本》。当然，文章是日本作家写的，颇有些拿日本人开涮的味道。但客观地说，世界上确也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如此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海外的日本人，在当地待人接物，如果知道对方曾去过日本的话，会很兴奋，但接下来的第一个问题一准儿是：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如何？无论官员、庶民、学者、商人，屡试不爽。

日本人的这种根性，一般会被认为不够“坦然”。你很难想象一位大大咧咧的老美会小心翼翼地问你对美国的看法；欧洲人有多元价值和文化上的自信，一个法国人觉得根本无须对老外吹嘘卢浮宫和“左岸”文化，因为作为一种至高至纯的艺术，它就摆在那儿，谁都无法无视它；中国人大多对国内状况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可正因如此，我们心态似乎更加“开放”，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日本人这种内心有些纠结、磨磨叽叽的“不坦然”的根源何在呢？日本文化学者内田树指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边境”心态使然：这事俺们说了不算，要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才算靠谱，谁让俺们是“打起点上就落后于人”的“边民”呢？

所谓“边境”（日文中有时亦写为“边疆”），权威的日文词典《广辞苑》的解释是“离中央很远的国界、国境，或者指那样的地方”。尽管这个词包含地缘政治上的含义，但主要语感还是文化上的，指偏安一隅、边缘化的状况（或地界）；“国界、国境”中的“国”，虽然不排除地理、政治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也有“故里”、“乡土”的意味。譬如，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国》中经典的开篇为：“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了。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其中，“县界”的原文，用的便是“国境”。内田认为，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意义上“边境”的定位，对日本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某种深层次的决定性作用：“‘边民性格’已经深刻地写入日本列岛住民的民族同一性中。而这种民族同一性的特征，就是对‘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制度都是从外部引进的）’这种无能的自觉。”

既然“边境”是一个偏离主流的、边缘化的相对概念，那么便有雄踞价值核心的、主体性的存在；反之亦然，有威仪四方的天朝价值体系，才有所谓“边境”的概念。内田给出的定义是：“‘边境’是一个与‘中华’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华夷秩序’这个宇宙论当中，‘边境’的概念才有意义。”于是，两千年来，泱泱帝国，有天下而无世界，靠由近及远、疏而不漏的朝贡体系，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边境”地带辐射天朝的“德政”，有效地维系着“华夷秩序”。日本作为“东夷”中偏远的一支，虽隔山隔海，但仍被天朝的“王化”之光所照耀，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被中华皇帝（魏明帝）正式册封，获“亲魏倭王”的封号，而免于沦为黑暗的“化外之邦”的命运。

然而，日本竟“身在福中不知福”，到底暴露了其难以同化的“蛮夷”本性：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特使小野妹子访隋，递交一纸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乃至（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这则历史记事，让日人暗爽了何止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日本史家争相诠释，论证早在圣德太子时代，岛国统治者便已萌生与隋庭分庭抗礼的“二心”，旨在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若单从字面看的话，此说确乎讲得通。彼时，倭国已完成统一。在圣德太子的主导下，不断引进中国的先进文明，锐意革新，气象大变，也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公元646年）奠定了基础。对统治者来说，很可能有种与大陆先进国家平等相处的“宏愿”。但这种“宏愿”是不是已经坐大到了怀抱“二心”、公然“叫板”的程度，则大可存疑，因为就在同一篇记事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王与清（裴世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如果说彼时已有与隋朝分庭抗礼之“企图”的话，何至于出“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这种过谦之词呢？这不是明摆着自相矛盾、自我妖魔化吗？

对此，内田也有自己的诠释：“在这里，我产生了一个比较‘阴险’的想法，我认为圣德太子可能采取了一种高级的外交手腕，就是装作不知道对方的外交规则。在圣德太子之后，时至今日，‘假装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规则，只要有实惠可捞’依然是日本人不断使用的传统外交战略。”应该说，内田的“阴险”，并非学者的臆测，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事实上，明明知道却佯装“不知”，以“不知”来博取实利，未尝不是来自“藩地”的“边民”与代表中华帝国的朝廷打交道时的策略。典型者如明朝的“堪合贸易”：为防患倭寇骚扰，明初中期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禁止一般商船来往交易，只允许贡舶来华贸易。对“藩国”的入贡，明朝动辄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回赐品来偿付，对贸易使团的接待则更是极尽慷慨、周到之能事。（使团成员、曾两次入明的楠叶西忍慨叹道，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国也”。）以这种“厚往薄来”的不等价方式来换取入贡国家、民族在政治上的尊崇，既是“德政”之一环，同时也是一种统战策略。日本抓住了天朝的心理，打着“朝贡贸易”的旗号，除了双方堪合的贡品之外，每每附搭大量方物，甚至违禁的刀剑兵器，以期明以远高于市价的“统战”价格予以收购，利润惊人。乃至日本国内不断有强藩出而争夺堪合，甚至不惜中途劫掠，发生过若干次争贡事件（如正德四年的“宁波争贡事件”）。

日人素以认真著称，但在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时，却似有“马大哈”之嫌：他们引进了诸般制度，从政治到文化，连文字都照搬无误，却独落下了科举和宦官制度，这事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蹊跷。内田认为，并不是说日本人经过检讨之后，觉得这两种制度存在不足，而是感觉这些制度似乎与其“本家的家风”不大对路，于是便佯装不知有这些制度的存在。但他们却不会刻意反驳，只是悄然、低调地“割爱”——所谓“表面服从，内心不服”，正是边境人的显著心理特征。而这种“内心不服”的情绪，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端赖自身的实力水平及与中心国家（中华）力量的消长。

内田在思考明治初期，日统治者何以会把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征服作为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目的何在的问题时说，因为“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华’”。但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前近两百年，江户时代岛国的统治者从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便开始通过禁止天主教传教和“去中国化”来谋求重建日本独立的意识形态框架，借此厘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两千年来，日本猫在中华文明的荫护下，虽然实惠多多，但内心的愤然情绪也在滋长，以“去中国化”来谋求自主，早已是“本体需要”，且日益膨胀。然而吊诡的是，东瀛虽然自古以来号称“神国”，但从战略上确立方向，在意识形态上真正完成重建本土文化主体性之大任者，不是神道，也不是佛教，恰恰是从中国舶来的儒家学说（朱子学）；而他们“重建”自我意识形态的路径，不是别的，恰恰是颠覆传统的“华夷秩序”：在彼时朱子学者（如林罗山、中江藤树、山鹿素行等）的眼中，中华的“华”是日本。至此，所谓“日本型中华秩序”的崭新意识形态框架构筑完成，日本高高在上，处于核心，而大陆古国的中华，则反“华”成“夷”。可以说，江户时代以来的三百年，岛国始终处于对这种虚幻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狂欢与消费之中，难以自拔。

如此一来，日人便彻头彻尾地暴露了“边境”心态。对此，内田指出：“如果边境人真的想超越中华思想，摆脱华夷秩序束缚的话，必须先创造一个有别于中心和边境这样一种关系的关系来……如果抛开‘中心与边境’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就无法诉说自己国家的起源和使命。而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

所谓“机会”，是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涉足国际社会。而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然“充满了不同于华夷秩序宇宙论的政治构想，日本完全可以基于华夷秩序以外的前提来采取外交战略”。客观上，1648年，欧洲诸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与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新型的现代国际关系架构。可是，日人的思维却未及转型——借用内田的表述，是在“华夷秩序”的框架内“停止思考”了，徒调整了“版本”而已（变“中国版”为“日本版”）。归根结底，还是绵延两千年不绝的天朝的“天下观”惹的祸。这从日本关于发动殖民与侵略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上，亦可见一斑：从“八一宇”、“五族协和”，到“大东亚共荣”、“亚洲的解放”，无不散发着一种被貌似“和谐”的“德政”文化精心包装过的、暧昧的陈腐味道。日人对“华夷秩序”有多么刻骨铭心，只消留心一下日本国内舆论便可了解一二：直至今日，活跃在媒体上的东瀛主流政学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担心，仍然是“华夷秩序”的死灰复燃——说“华夷秩序”是日本永生永世的痛，那真是一点儿都不过分。

对“华夷秩序”的极度纠结，本质上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不自信。而不自信，便会看人家的样子来决定自己——所谓“照葫芦画瓢”，在国际政治上表现为视周边国家的应对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方针。内田说：“日本人不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国家。”而用另一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表述，叫作“东张西望”——不仅看别人怎样出牌，而且尤其关注别人如何看自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日本最大的显学一向是日本论（广义日本论，也包括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的问题。外国人看日本，日本人看自己，从政经社会到文化艺术，从小泉八云、露丝·本尼迪克特、戴季陶、唐纳德·金到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柳田国男、梅棹忠夫，也包括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明治维新以降，代有论客，逸作迭出，汗牛充栋。

关于日本的外交性格，有一则著名的逸话：日本前驻泰国大使、著名战略学者冈崎久彦曾对美国记者坦陈：“日本外交没有固定的原则，因为我们两国的历史大不相同，贵国是建立在原则之上，而我国是建立在群岛之上。”话虽戏言，却形象地道出了国家的生存需要高于任何外来价值信仰之上的一种极端现实的、机会主义的“边境”外交哲学。这一点，战前战后如出一辙，既表现为国家在国际重大原则性事务上的“不出头”，也表现在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频频“失言”等问题上，因为“原则”一般是中心地带博弈的产物，多数情况下，与“边民”的世界根本不搭界。

日本被中国赶超后的反思

日本政府于2011年2月中旬发表的201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大国，日本退居第三。尽管表面上看，有诸如2010年12月日本经历了罕见的负增长（与2009年同比减少1.1%）等或然性因素，使这一天似乎“提前”到来，但总的来说，这种易位早就是大趋势，几乎是“事先张扬”的赶超。因此，对日本来说，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故“情绪稳定，压力不大”。

虽说如此，从1968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以来，日本毕竟已安然在“世界老二”的位子上坐了42年，一朝易位，还是会在心理上形成一定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这从舆论上亦可见一斑。一般来说，乍富新贵者尚处于亢奋之中，心气正高，易“得陇望蜀”；而多少有些家底的大户人家，则会近乎本能地盘算何以守成，如不能东山再起的话，至少当尽量延缓没落的进程。这种心态，反映在舆论上，则是这边厢主流媒体畅谈发展宏图，热议何时超美，甚至形成了不止一个版本的路线图；那边厢，日本环顾上下左右，发现虽然被中国“超车”，但国内生产总值存量尚有5.4万亿美元，与第四位的德国有2万亿美元以上的巨差，而新兴国家的代表选手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尚不足2万亿美元，俄罗斯则仅有1.4万亿美元，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日本稳坐第三应无虞。应该说，这种守成心态，是日本“情绪稳定，压力不大”的主要依据之一。

其次，对于民生的现状及国家战略向民生倾斜的发展前景的评估是日本得以保持心态平和的另一个依据。用财政经济大臣与谢野馨的话说：“我们做经济工作不是为了争排位，我们是在为国民的生活更加富有、充实而努力。”抛开此话系在统计数据刚刚公布的节骨眼儿上，作为内阁经济事务最高负责人在记者的“逼问”之下的公式表态，其中必有“走过场”的成分和某种“酸味”这一层，就事论事地说，在与谢野馨所强调的民生领域，日本确实做出了举世称道的成绩。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历届内阁，无论干得有多烂、多么短命，却都可以自拍胸脯、毫无愧色地傲然夸示于国际社会的自信的来源。

但毋庸讳言，5万亿美元确乎成了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瓶颈，至少短期内难望破局。而若想守成，维持民生的成果于不坠，客观上日本必须摸索出一个可靠的增长机制，并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量，否则便难以为继，甚至不无从发达国家坠入中等发达国家，进而沦为发展中国家的危险。这是今天日本朝野最大的共识，相当程度上，也是国内政治能否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关键之所在：任何政权，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拿出现实可行的方案，并做出为世所认可的努力，则终难摆脱“过渡”色彩。对此，虽然共识坚固，但在处方问题上则莫衷一是。菅直人首相力倡的所谓继幕末、战后的“第三次开国”论，也无非表达了某种强烈的意愿，并不等于找到了可药到病除的处方。

那么，日本的增长机制到底何在呢？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正处于“进行时”，尚未酿成成熟的方案，离政策化更远，只能大致梳理一下思路。择其要者言之，主要有二：一是继续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倚重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新兴国家，以重新拉动日本的增长。上述与谢野馨的公式表态的后半句说道：“中国经济实现了跃进，作为邻国我们是很高兴的，我想让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是个基础。”作为现内阁的财政经济大臣，与谢野馨的发言当不是空穴来风，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某种共识是肯定的。事实上，即使在被称为“政冷经热”的小泉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空前恶化，可生意却照做，“中国特需”都曾起到过日本经济“起爆器”的作用。遑论蛋糕又大了何止一圈的今天，中国经济无疑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加入由日、美、澳、新（家坡）、新（西兰）等9国构成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使人流、物流、钱流等“三流”更加自由通畅地流动，以激活日本经济。

但两条路径各有利弊。前者，将不得不与中国深度捆绑，而中国的经济过热、泡沫化成分的激增，使曾几何时饱受泡沫经济之害的日本充满警觉。加上2012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客观上也妨碍了两国经济的相互融合。至于后者，说穿了，还是全球化。但加盟（含准加盟）9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日美两国便占了九成，本质上无异于日美贸易协定。美国金融危机后，经济备受打击，正锐意扩大出口，诱导美元贬值，其国内也日益陷入通缩的窘境。而原本就持续十余年通缩的日本，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与美国的捆绑，未必不会导致“进口”美国通缩，从而进一步打击已然疲软不堪的内需。

日本经济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模式”发展的结果。而所谓“日本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即出口依赖型经济（所谓“贸易立国”）。不改变这种结构性问题，日本经济便难有根本的起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上述两种路径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讨论，都还未抓住问题的命脉。与此相关的摸索、检讨、试错，还将持续下去。但甭管怎么说，中日“世界老二”的易位及其所带来的危机感，无疑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划时代的重新定位的契机。

驻华民间大使人事与“中国帮”的式微

2010年7月，前伊藤忠公司顾问丹羽宇一郎入住位于北京麦子店的大使官邸，正式成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第十三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以肯定的答案为近两三个月来围绕民间大使人事的种种猜测画上了句号。基于中国的特殊性和日本对华外交的传统，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事安排普遍被舆论解读为外务省“中国帮”式微的标志。

日本舆论对该人事安排的关心主要集中于两点：为什么是“纯民间”？为什么是现在？这两点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首先，在此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驻华大使人才储备容器——外务省“中国帮”中，已难寻合适人选。按日本惯例，驻华大使人选务须具备几个硬件条件：精通汉语、在外务省担任过中国课长、在北京等驻华使领馆担任过公使。可今天，具备如此“硬件”的“中国帮”资深外交官庶几绝迹，仅有的几名，则另有任用（如驻澳大利亚大使等）。历来以“源远流长”的对华外交传统和人才辈出而著称的“中国帮”何以面临如此青黄不接的窘境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本身就与“中国帮”的式微有关，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此乃后话。其次，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打破官僚主导，树立政治主导，曾几何时由资深外交官掌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外务省“中国帮”成了首当其冲的“去势”对象，民间大使方案浮出水面可谓顺理成章。而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不仅远未结束，且随着日元的飙升，日本因出口受阻而导致的经济衰退症状将全面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对华经贸将再次成为日本经济的“救心丸”。因此，新任驻华大使的条件在“纯民间”之上，又被加上了“财界实力派”的砝码。事实上，当初除了“丹羽方案”之外，还曾有过“小林方案”（富士施乐公司前董事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小林阳太郎）。不过，再三权衡的结果，最终是有贸易专家背景、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丹羽胜出的事实，再次表明了民主党政权旨在立足于两国经贸，以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来强化中日关系的良苦用心。

但民主党政权如此外交立场及从该立场出发的“国益”，难道非民间大使无从代表吗？这不能不从支撑民主党执政理念的政治哲学中寻找答案。由于民主党原本从自民党的母体脱胎而来，深谙后者的政、官、财“铁三角”利权构造的秘密及其弊害，所以民主党内实力派政治家历来对官僚主导的国家行政运作持批判态度，主张调整政官关系，重建政治家说了算的政治主导。1996年，民主党代表菅直人曾指出：日本的官僚机构正陷入困境，国会已局部沦为官僚机构的“殖民地”（见其著作《日本大转换》）；2006年，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在其著作《小泽主义》中断言，“政治的重要事项是由官僚而非政治家决定的，故日本难以称为民主主义国家。倒不如说是‘官僚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接近实态”，主张以英国为摹本改革官僚依存体制，其本人曾多次赴英考察公务员制度。

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实现政权交替后，头一件事就是推翻自民党的财政预算案，自己制定“民主党版”的预算案。民主党执政者当然知道，民主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如何切分财政“蛋糕”。于是，为了实现政治主导，民主党从制定预算案开始——由各省厅大臣亲自牵头落实。但想推翻自民党预算案的话，先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民主党政治家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读懂预算案的资料。原来，过去自民党时代的官僚主导行政体制下，大臣们只管签字、盖章，具体运作都交给各省厅的政务次官和司局长，甚至课长们。而官僚为了牢牢把持制定预算的特权，把文件资料做得无比复杂，表格套表格，叠床架屋，预算报告变成了“天书”。如此一来，自民党政治家越来越对尺牍工作敬而远之，索性全权“分包”给官僚。“变天”后，官僚们也打算如法炮制，以超复杂的资料吓唬“初出茅庐”、刚坐上大臣宝座的民主党政治家。但民主党到底不乏“将政权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岂能被这点儿困难吓倒？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们挨个招来作为始作俑者的官僚，有针对性地“上课”，对症下药，遂一一解套。结果，不仅政治家被“启蒙”，而且省出一大笔预算，客观上也坐实了政治家与官僚的互不信任。

外务省作为精英官僚荟萃之地，由于外交工作的专业性，历来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外交族”的“牙城”，而其中最富神秘色彩和历史传统的子系统便是“中国帮”。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帮”的源头可追溯至战前陆军系统的“支那通”。陆军省为了最大限度地代表日本所谓的“满蒙权益”，倾力培植胜任大陆情治工作的人才——“支那通”。这些陆军精英参谋们以驻大陆各大使领馆武官的名义开展其情报工作，两国走上全面战争的道路与他们的“谋略”密切相关。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为甲级战犯的七名中的三名，便是陆军系统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

战后外务省的“中国帮”，在以自民党为核心（主要是从“田中派”到“竹下派”的实力派）的政治体制的庇护下，一手垄断了中日关系从复交到复交后30年中大大小小的外交事务，对政、财两界均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因而也被舆论看成一个特殊利权阶层。在自民党政权的后期，其势力开始被削弱。在此番“纯民间”方案出台之前，民主党政权便任命多名非“中国帮”出身的资深外交官出任驻华公使，试图以外务省主流派力量来牵制“中国帮”势力。

因此，此番民间大使人事安排，当视为“中国帮”式微的信号。但唯其要拿“中国帮”开刀，民主党政权才慎之又慎：为“纯民间”背景的丹羽大使能安全“着陆”，特意任命三名“中国帮”资深精英出任驻华使领馆公使，以辅佐这位民间大使。如此良苦用心的背后，自然是对手术成功，“中国帮”被顺利“去势”的期待，而不是相反。当然，民主党的目的能否达成，也取决于丹羽宇一郎的作为。

[1]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192頁。

[2]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0頁。

[3]矢吹晋『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6頁。

[4]日文的“矜持”（kyoji），既有中文矜持之意，同时也包含自尊心、自豪、自负、自得之意，有些近似于英文的“pride”。在此权且沿用原文表述。

[5]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38頁。

[6]《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刘柠著，（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8月版，53页。

[7]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1頁。

[8]矢吹晋『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7頁。

[9]矢吹晋『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8~99頁。

[10]两种词典的解释，均系笔者翻译。

[11]原文写作“万感の思い”，意思近乎于中文的“百感交集”。

[12]矢吹晋『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135頁。

[13]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79頁。

[14]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8頁。

[15]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53頁。

[16]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51頁。

[17]石井明、朱建栄、添谷芳秀、林暁光編『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記と考証』、岩波書店、2003年。

[18]原文为“大筋において周総理の話はよく理解できる”。

[19]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85頁。

[20]矢吹晋『日中の風穴：未来に向かう日中関係』、勉誠出版社、2004年、16頁。

[21]《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吴学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4月版，90页。

[22]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

[23]《周恩来的决断》，NHK采访组著，肖红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24]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82頁。

[25]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283頁。

[26]彼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党内机关分公开部门和非公开部门。

[27]特高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系从战前到战时设置于日本主要府县警察署中的政治警察组织。与接受县知事和警察部长指挥的普通治安警察不同，特高警察受内务省直接管辖。

[28]《日本的黑雾》，（日）松本清张著，文洁若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9月版，128页。

[29]按原日共札幌地委成员、事发脱党后被捕、后又转而成为检方证人的追平雍喜在其著作《白鸟事件》（日本周报社版）中的说法，截至1959年，在因事件而被捕的人中，脱党者有36人，未脱党者有19人。

[30]鹤田伦也在北京曾接受过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独家采访。

[31]烧津港，位于日本静冈县中部的小渔港。

[32]《蜀国漂流记》，（日）川口孝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157页。

[33]兵本達吉『日本共産党の戦後秘史』、産経新聞出版、2005年、231页。

[34]1952年5月1日，美对日军事占领结束3天后的五一劳动节，由日共及亲日共的左翼青年团体组织的大规模无产者示威游行，在向目的地皇居广场行进的途中，与警察部队发生混战。事件造成警察方面重轻伤者750名；示威者方面死亡1名，重轻伤者200名；除此之外，还有11名外国人负伤。共有1 232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其中261名被以骚扰罪起诉，最终16人被判有罪。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事件。受事件的负面影响，在事发5个月后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日共一举失掉在众院中的全部席位。直到1970年，众议院席位才恢复到与事件前相当的水平。

[35]《蜀国漂流记》，2页。

[36]《蜀国漂流记》，5页。

[37]同上。

[38]三八式干部，指1938年前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编者注

[39]《蜀国漂流记》，13页。

[40]黄牛，当时指投机倒把者。

[41]《蜀国漂流记》，42页。

[42]《蜀国漂流记》，63页。

[43]《蜀国漂流记》，143页。

[44]《蜀国漂流记》，153页。

[4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46]见川口孝夫《八十岁人生与20世纪的总结——关于李锐先生与顾准先生》一文。

[47]见《蜀国漂流记》第十章：我与“白鸟事件”。

[48]如唐家璇便自称为“一个多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老外交官”。见《劲风煦雨》，唐家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2月版，26页。

[49]《旧闻记者》，钱钢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版，81页。

[50]《戴季陶在讨袁运动时期对日本的认识1913~1916年》，张玉萍著，转引自《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7月版，38页。

[51]白濑队，为白濑矗中尉所创的南极科考队。白濑矗出生于秋田县，从1893年起，两度挑战千岛探险之旅，一直把挑战南极作为目标，并开始准备，在民间募集资金。梅屋庄吉个人捐款4 000日元。1910年11月，由28人组成的科考队“白濑队”乘坐科考船“开南”号（204吨）向南极进发，1人中途汇合，终于在1912年1月28日零点20分到达南极，把登陆地点命名为“大和雪原”，插上日章旗，并把为探险活动捐助善款的志愿者名册埋入地下，其中便有梅屋庄吉的名字。

[52]兆，为日本货币单位，1兆=10 000亿。

[53]狭間直樹「梅屋庄吉の孫文支援：“兆円単位”は事実誤認」、『毎日新聞』、2011年6月4日号。

[54]《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日）小坂文乃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7月版。

[55]「梅屋庄吉の孫文支援：梅屋庄吉の曾孫・小坂文乃氏、狭間直樹氏の寄稿に反論」、『毎日新聞』、2011年7月2日号。

[56]Chanchanbouzu（チャンチャン坊主）或Chankoro（チャンコロ），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发辫的秃子。

[57]《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58]《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59]《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18页。

[60]《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0页。

[61]《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8页。

[62]坪，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1坪≈3.3平方米。

[63]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见《复活之丘》，1982年3月1日号。

[64]清水安三，《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载《北京周报》（日文），1927年5月8日号。

[65]佐野学（1892~1953），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日共（第二次建党）前委员长。1922年参与日共筹建。翌年，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中遭当局镇压，流亡苏联。1925年回国，参与日共重建。1929年在上海被捕，1932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狱中转向，1943年出狱。战后与前日共转向者成立劳动前卫党，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

[66]中江丑吉（1889~1942），大正、昭和初期的汉学者、思想家，其父是哲学家中江兆民。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1914年，曾作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博士的助手到北京，1915年期满回国。数月后，再度来中国，在北京生活30年，专注于中国思想的研究。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参与营救曹汝霖、章宗祥。

[67]这里指北大时代，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时，毛泽东为图书管理员。

[68]清水安三回忆李大钊，见《复活之丘》，1982年3月1日号。

[69]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诸岛”。

[70]此处指《日美安保条约》。

[71]清水美和『清水美和のアジア観望 クリントン発言の真相』、『東京新聞』、2010年10月５日号。

[72]刘柠，《美国为日本“背书”了吗》，载《新京报》“评论周刊”，2010年10月16日。

文化风土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从历史文化维度看日本大地震

扶桑国，樱花寞

飞，还是不飞

学习“伊达”好榜样

演艺圈与黑社会

因为是人性的，所以是尊严的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平成倏忽20载，象征天皇始生根？

美术馆之国

“屌丝”的芥川奖

斜阳笼罩的日本大报

日本大报的转型之路

日本出版业的黄昏之美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在2011年3月11日袭击日本东部的大地震中，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推特、脸谱网等各种社交媒体地毯式报道了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80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语。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儿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貌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乏，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还是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科幻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界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南方向的太平洋里，有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科幻电影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大地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有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山川湖海、风雨虹霓，乃至草木枯荣，莫不有神专司其事。而这些神，便是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所赐，而作为子孙，最大也是唯一的使命，便是崇拜、服从于这些神灵。

还有一点，神道教不讲地狱极乐的轮回，而认为人的肉身一死，便获得了超自然力，亦成神。且不论生前之贫富贵贱，有无业障，死后一律神化。也正是这一点，近代以来为政治所利用，神道教成为所谓“国家神道”，开始政教化。即使在今天，在“神舆”[73] 等民间宗教行事中也能看出这种神道教信仰的影子。英国学者、后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在《神国日本》中，谈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多神教信仰相比，神道教还有两种独有的“后世发达”起来的“伟大的力量”：一是“不管是善是恶，现世的事件，如四季和顺、丰收、洪水、饥馑、暴风雨、海啸、地震等，都是死者的所为”；二是“不论善恶，所有人的行为，是被死者支配的”。

既然是祖先和神的恩赐，那么无论善恶好坏，只有照单全收，通通接受。大地震、海啸发生后，包括灾区的灾民在内，日本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认为：“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为‘台风心理’……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整旗鼓，发奋图强。”[74] 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至少应谋求共存共生。

笔者注意到，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有太多所谓“人定胜天”式的解读。面对灾区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共度时艰的感人场面，来自邻国的记者，内心受到震动可以理解，但这种解读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应该说，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人定胜天”这回事的。日本人认为，首先，作为人，要接受神的恩赐，也包括灾难；其次，人本身也是神的恩赐，所以保全生命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人在危急时刻有保命的本能驱动。

自然灾害的审美化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其东洋学著作《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的结论部分写道：“日本人，一个文雅的民族。”[75]照我的理解，这是对日本民族审美性一面的强调。

中国也是一个懂得审美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审美基本上囿于儒学范畴，以伦理为核心，是相当理性的；但日本人的审美，则更多源自原始神道的神话传说，神秘而极端，相当非理性。日本《古事记》中描述的二神交媾、孕育神国的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人的心理结构中。江户时代东洋“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一语道破神道与儒学的分野：“我皇国的神道，从皇祖的神开始传下来的，叫作道，在这个意义上和汉籍的道绝不相同。”李泽厚则认为，由于日本人的这种基于神道的文化心理，“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日本精神或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76] 同时，“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不可理解、不可抗拒性（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带有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奈何”。[77]

没有什么比日人赏樱更能表现这种极致审美的了。3月底、4月初的某个周末，人们或阖家，或与同事友人相携，三五成群坐在巨大的樱花树下，把酒狂欢，纵情歌舞。入夜，射灯向上打在树上，灿若白昼。连成一片的浓樱，像云一样，衬托出天上的朗月疏星。花期充其量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往往随着一场春雨，便化作了地上的红泥。日人觉得樱花美，是因为它像极了生命。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浮世如斯，人生无常。幸福时喝点儿小酒，悠着点儿，所谓“九分不足，十分则溢”；不幸时，须隐忍，更要四海行脚，怡情于风花雪月。海啸多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令人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大地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东京圈交通通信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她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

从历史文化维度看日本大地震

刘柠：麻生（晴一郎）兄，你好！记得地震的翌日（2011年3月12日），我给你发邮件，询问你及家人的安危，你好像正去京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论坛。那时，我还没想到此次大地震及伴随的海啸竟会夺走数以万计的生命，更没有想到福岛核电站的次生灾害竟会蔓延至此。灾难已经过去一个月，虽然远未“尘埃落定”，但灾区的秩序正在恢复，重建复兴已提上日程，舆论上的反思也逐渐多了起来，客观上似乎到了一个重新审视战后消费社会的是非功罪、检讨国家发展方向的节点上——我注意到日本舆论界已有人将此番大地震与明治维新、战败并列为近代以来的三大拐点。的确，从种种意义上说，“3·11”之后，一切都将改变。你如何来定位这场大地震对日本方方面面的影响？

麻生：首先，我要感谢包括刘柠兄在内的众多中国友人第一时间发来慰问和鼓励的邮件。震后，无论向何处去，日本社会将发生剧变，这在我也有同感。这令人想起距现在近90年前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状况。此前所谓“大正民主”盛极一时、到处洋溢着自由空气的大正思想界，以地震为转折点，被极权主义绑架。应该说，使时势变得“举国一致”化、导致日本共产党和军国主义抬头的主要契机，是与世界经济大恐慌并行而至的地震。文学上，以往那种以白桦派和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教养深厚的自由派倾向的流露震后销声匿迹，逐渐被置换为假普罗文学及其对抗的形式而勃兴的新感觉派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恐怕对此番大地震亦当作如是观。我觉得，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过去在高速增长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虽然有所变化，但却是非常缓慢的变化，而以此次地震为转机，有可能呈现某种突变。

至于如何变，这正是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如上所述，摆脱了高速增长的影响之后，一系列的变化会骤然加速。就是说，脱离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其一；还有一个大的变化是，大企业在80年代以前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后来却慢慢变成了少数富裕层，我觉得这种变化将会更加露骨地呈现。进而言之，关东大地震时期的那种面向全体主义的倾向，导致震后“链接”到了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此番大地震，肯定也会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评价和“举国一致”思想的萌芽。当然，对中国的认识也会为之一变。

刘柠：你提到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状况，颇意味深长。尽管“大正民主”历来被认为是不彻底的“民主”，根本有别于战后民主，但战前的日本毕竟曾有过短暂的宪政，有过昙花一现的政党内阁和有限普选权，但一旦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自然的灾难顿时放大了经济萧条带来的国民的普遍恐慌情绪。为政者为转移矛盾，不惜煽动民族主义。结果，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等组成的民间自警团的配合下，以所谓“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200名中国人遇害。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血并未能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头扎进了昭和前期暗黑的不归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从历史中学习的成果不可谓不大。在此番大地震中，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受到了日本社会一视同仁的应对，NHK等电视台在震后第一时间开通了多语种救援服务，轮番以英、中、韩文连续播放灾害和避难信息；宫城县女川町佐藤水产株式会社专务董事佐藤充救了20名中国研修生，自己却被海啸吞没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日本大使馆为中国媒体记者开放绿色通道，数以百计的中国记者翌日起便赶赴灾区从事前线报道，日本对外国新闻媒体的开放，也令中国媒体人交口称赞。今天的日本社会虽然由于文化、经济萧条等原因，还有某种闭塞感，也还有令外国人感到“不爽”的地方，但与战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诚为日本傲然于国际社会之自信心的来源之一。

不仅如此，日本还有一个足以夸耀于国际社会而无愧色的巨大成就：和平主义与人权尊重。“人命高于一切”是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如果不算事故死亡的话，战后近70年的和平建设是不折不扣的未流一滴血的革命。小泉政权时期，为配合美国反恐，自卫队曾开赴印度洋参加维和行动，朝野上下最大的担心就是流血，结果却堪称“圆满”。

不过，在“人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背后似乎也隐藏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并在此番大地震中毕露无遗。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的次生灾害中，我们看到，上至首相、防卫大臣，下至东电公司的高层、福岛电站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敢于下“给我上”的死命令。虽然出于职务责任和职业伦理，被称为“五十死士”的东电敢死队顶了上去，但也是在最大限度防护的基础上，短时间轮流作业，至少目前暂无生命之虞（受到严重辐射的有三人）。应该承认，东电敢死队毕竟不是战时驾驶“零式”战机冲向美军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其作业并不是效率主义的。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国民，也“容忍”了其“低效”，并默默承受着灾害蔓延甚至升级的代价（从空气辐射到海洋污染）。此事微妙地呈露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价值观内在的张力、矛盾及某种界限。

麻生：与关东大地震时相比，确实发生了剧变，这点我跟刘兄的看法是一致的。战前除了关东大地震，其他时期也发生过很多轻视人命的事件和现象。正因为经历过那样的体验（也包括不幸的战争），才有了今天的日本。当然，同时也有一成不变的一面。

以著名的“五十死士”为代表，众多的人明知有危险却拼命在现场作业。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存在，的确彰显了日本人精神的一个侧面。如果说非效率主义的话，那也不是他们的原因，而是上面的人，即东电高层和政府方面心理准备的欠缺和缺乏远见造成的。在这点上，倒与神风时代是共通的。那么，为什么高层会在远见和心理准备上付诸阙如呢？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利权被安全地捍卫，而缺乏危机意识的缘故。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可到了今天的低速增长时代，国家却仍然无法从那种体制中摆脱，政府、官员与大企业共同构成了捍卫利权的攻守同盟。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力固然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然而时移世易，情随境迁，如今的大企业与其说是促进日本增长的角色，毋宁说日益蜕变为固守利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也是拥有选举权的市民，因为很多市民本身也有危机意识缺失的一面。核电站的危险性早在20年前便被屡屡提及、指摘，结果却终为国民所接受，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造成危机意识淡薄的一个原因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譬如，被海外所指摘的MOX燃料[78]的危险性便未被充分传达。说“未被充分传达”，其实未尝不是一种“技巧”：如果像某些无新闻自由的国家那样完全不予报道的话，在日本反而会成为话题，受到格外关注。因此，在报道时虽有所触及，却浅尝辄止，绝不深究，回避实质性的讨论。所以，其危险性并不为国民所知。这种报道的姿态，并非基于政府的命令，而是新闻媒体自主规制的结果。而新闻媒体本身也是大企业，在规避人心动摇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不无与政府和东电相互庇护的一面。

刘柠：这种从大企业到新闻媒体到政府，彼此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的相互“勾兑”的角色意识，不仅造成了舆论的单一化、同构化，而且有可能遮蔽某些重大的问题，同时也加剧了你上面所谈的所谓“举国一致”情绪的蔓延。震后，有常年在北京发展的日本艺术家朋友归国探亲，她觉得连非灾区的东京的氛围都令人感到窒息。的确，日本近年来由于经济萧条等原因，呈某种越来越内向的发展趋势，这在文化上也有所表现（诸如宅文化、草食族等）。这种内向如果在某些关键性的节点上，与“举国一致”情绪发生“化学反应”的话，也许会对日本的发展方向产生某种重大影响。虽然历史的发展已不可能简单重演90多年前的悲剧，但未必不会以某种变相的方式酿成新的悲剧，这方面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麻生：说到“举国一致”的倾向，譬如说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现状并不是与政府一体同心，毋宁说带有某种反政府的要素。大企业和政府相互庇护是因为要维护高速增长时代的恩惠，而滑向爱国主义的青年基本上未享受到这种实惠，属于比较贫困的阶层。可是，与中国的愤青一样，受到来自外国的批评时，他们反而会袒护大企业和政府，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反政府。至于刘兄所担心的法西斯主义化的情绪问题，如果从日本的历史来看的话，“锁国”倒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然的流变方向。但不管怎么说，现状之下，吸收了倾向于反政府的爱国主义的能量之后，形成一种排他的、“举国一致”的社会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高速增长时期与泡沫破灭后当下日本社会的差异林林总总，既不乏重视社会福祉、重新审视“核家族”（指夫妇二人加一个孩子构成的小家庭）化、志愿者活动和参与社会创业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说来，也有过于谨小慎微、缺乏积极性、风险投资和文化活动的规模过小等元气丧失的负的一面。此番大地震，有可能使这些变化突然加速。在这种情况下，何以遏制排他的、“举国一致”氛围的加剧是非常重要的，理当引起重视。当然，如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等论调今天已然无力，有必要建构新的逻辑、话语，如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沟通、纽带等。

刘柠：对，说到两国民众的交流这一层，我倒想到一个问题：任何有效的交流，都要从了解和理解起步。由于三年前中国人刚刚经历过汶川地震，尚未完全走出伤痛，而此番日本大地震，通过各种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中国人在了解灾难的实态的同时，也看到了某种不同于中国的异文化的立体呈现，特别是日本国民在面对自然灾难和死亡时的表现，与中国人平时通过教育等所了解的日本及对日本的想象有不小的出入。能否请你谈一谈日本人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心态和生死观，及其背后的文化机理？

麻生：在这次地震中，除了受灾惨重的东北地区，因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缘故，东京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国外有很多这方面指摘的声音。但尽管如此，东京人的生活却依然平静如故，心理上似乎有种“我可不想费那么大劲活着”的范儿。这种心理在我也是一样。有位朋友主张去离东京数百公里的西部避难，我心想：为何要不惜如此费劲而求得延命呢？当然，倘若事态真到了生死攸关的份儿上，大约还是会避死的，但对被并非百分之百靠谱的某种所谓的危险性这儿那儿地牵着鼻子走的活法却不以为然。也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导致虽然核电站的危险性从80年代起便被指出，结果却一路搁置下来。

这种“我可不想费那么大劲活着”的心理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因素的支撑：其一是在岛国的农耕社会，在瑰丽多姿且基本上比较宜居的自然环境中成长的日本人对大自然有种一体意识，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其二是在生死观上，受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说到武士道，以《叶隐》（武士道的经典，亦称《叶隐闻书》）中开宗明义的“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的经典表述为代表，并非意味着死亡本身，而是“不求延命的活法”之意。日本人常怀抱死之觉悟而生（所谓向死而生），就像坂本龙马那样，以“死的时候也要前进而死”的活法活着，而视延命苟活的活法为耻。自然，作为人，并不希望面对不得不做出死之决断的场面，然而一旦看见并确认死的可能性的时候，则要顾及“洁”（Isagiyoshi，武士道意义上的“洁”，既有纯洁之意，也包含勇敢、果决、在濒死之际绝不拖泥带水的“节”之意）。

我自己也有这种心理。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百年前，孙文等人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其日本支持者山田良政被捕。山田明知如果交代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的话也许有活命的希望，但他始终拒绝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乃至被处极刑——山田所选择的显然是武士道的“洁”。当然，对现在的日本人不可一概而论，难以下所有人都如是的判断。事实上，东京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选择了避难。我想，如此文化心理大约与东电的高层人士无缘，但即使他们其实也明白日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重“洁”的精神。

刘柠：源于灾害频仍、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的危机意识、与生俱来的无常观和武士道的生死观，的确对日本民族的性格塑造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危机意识，使日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处处防患于未然，懂得积极生活；佛教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无常论，在日人那里成了超越宗教的人生观，赋予他们在灾难面前从容、淡定的心态与力量；而武士道的生死观，正如麻生兄所言，“重‘洁’的精神”决定了人在直面死亡抉择时的选择，本质上是一个美学问题。

扶桑国，樱花寞

又到了东瀛一年一度“樱飞草长”的时节。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说的当不是今年（2011年）——今年的樱花开得有些寂寞。说寂寞，是因为赏花客锐减的缘故。由于地震和海啸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整个列岛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深度悲伤、压抑的氛围中，扶桑国成了服丧国。

往年的这个时节，赏花胜地游人如织。入夜，射灯打在樱树上，火树银花不夜天，人们在夜樱下推杯换盏，纵情欢歌。樱花盛开的这十天半个月，是清酒、啤酒和威士忌销售的黄金档期。然而，今年不复如是。在东京市内的代代木公园、目黑川等名胜地，游客稀落，且孩子明显多于成人。因计划停电的缘故，几乎看不见夜樱，星空倒是显得格外浩渺、粲然。偶尔有三五成群的白领在树下席地而坐，刚摆脱家务事想喝上两盅，视线便被旁边立着的一块告示牌吸引：“请自觉，这种时候请勿在花下聚饮。”不仅赏花，音乐会、舞台剧及这个季节特有的祭神行事，如三社祭、神田祭等娱乐活动也悉数叫停。如此肃杀的氛围，并非出于任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指导，而是基于国民的“自肃”意识。一些学者发现，虽然完全无人动议或刻意推动，作为一种制度化了的文化形态，这种“自肃”意识，已被今天的日本人一丝不乱地继承下来，诚可谓“文化日本”。

日本自古以来有服丧的文化，且礼数周详，不乏繁文缛节。明治时期经过改革，程序上有所简化。明治以前的丧服为白色，明治天皇大丧以后，按欧美的习惯改成黑色。照民俗学者神崎宣武的说法，所谓“丧”者，分两层：“忌”与“服”。“忌”者，系亡者的家族、亲属之行事，人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为中阴，中阴期间为“忌中”。这期间，杜绝所有娱乐，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在家守忌。所谓“服”，指四十九天的“忌中”过后，仍继续守忌者，多限于亡者的近亲，是谓“服丧”。至于丧期的长短，明治时代的《太政官令》有明文规约：父母之丧，“忌”为五十日，“服”以百日为常，最长以一年为限；义父母、祖父母之丧，以“忌”为“丧”，凡三十日；妻、嫡子之丧，为二十日。依此，此番国民在消费活动上的自肃当属“忌中”。一般来说，中阴一过便出丧。照此计算，从3月11日起的第四十九天，应为4月29日。在此之前，国内消费应该不会有大起色。而以首相菅直人为首的全体阁僚脱下蓝色防灾服，重新换上西装是在4月1日，从3月11日起算的话，刚好是第21天，为与妻、嫡子之丧同格，应视为最低限度的服丧。

服丧文化的定型和渗透，说明今天的日本社会在敬畏生命的文明指标上已经过关，在自然灾难过后，缅怀逝者、慎终追远已近乎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正因此，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所谓地震“天罚”说的“失言”后，受到舆论的猛烈批判，强势如石原者也不得不“收回”问题发言。这与其说是顾及生者的面子，毋宁说是捍卫亡者的尊严。日本不仅有类似中国“亡者为大”的文化，且更加彻底、极端化：照神道教的说法，人死便成神（Kami）。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死后，后人在京都东山的阿弥陀峰建造陵墓，同时在山麓的方广寺一带构筑社殿，称“新八幡”，与作为源氏的氏神即武神的“八幡神”并列，以期庇护丰臣秀赖等子孙。

然而，有文化则有文化矣，可过度的自肃损害经济，不利于社会繁荣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对此，《读卖新闻》发表社论（4月7日）指出：“自肃过度的话，不仅会失去生活场域的润泽，且国家的活力将尽失。若想唤回国家整体的元气的话，关键是要把生活节奏调整到通常的状态。因此，抑制过度的自肃氛围，既定的行事照常举行，这恰恰是不负大震灾，加速日本复兴的捷径。……为清除过度自肃的氛围，菅首相理应做出表率，并呼吁全体国民摒弃过度的顾虑，回归日常的生活。”

应该说，《读卖新闻》的声音的确代表了主流社会的某种焦虑。自肃的蔓延，导致消费低迷，使原本就挣扎于通缩的经济更加委顿。进而，企业活动的停滞和消费的萎缩，直接导致法人税和消费税这两大骨干税种大幅缩水，从而直接反作用于复兴支援计划，使政府的复兴预算编制雪上加霜，被认为是舍本逐末，甚至本末倒置。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尝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基于类似的“耻感”，2011年春天，樱花在列岛默默地绽放，默默地枯萎、凋落。夜樱之美艳丝毫不逊往年，同样凄美得令人窒息，但分明有某种东西妨碍了赏樱，使审美成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飞，还是不飞

种种迹象表明，移民潮来了。不是外头的移入，而是里头的“溢出”。每天一开手机，都会收到十数条短信移民广告，对象国越发“偏安”（已从北美、澳大利亚发展到南美和非洲），资费却越来越看涨；看凤凰卫视，总有个被频繁插播的广告，一个穿职业女性套装、长相酷似潘石屹夫人张昕的熟女型职场白领，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边走边说：“移民，其实很简单……”有记者采访经济学家许小年，问及对时下的感受，许小年坦陈：“我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学生，这两年最多的话题就是移民，原因是生意难做。”另据招商银行调查，近60%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手续或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中，约有27%已经办理了投资移民。

此番移民潮究竟潮起于何时，吾虽不察，但确乎从2010年开始加速，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感知的。而2010年，那可是上海世博的华丽盛宴成功收场，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获得了空前自我实现感的一年。可见，移与不移，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确切地说，基本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没有比东邻日本更富于比较性、参照性的案例了。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历史上都有过被所谓“黄祸论”的西方舆论所警惕、牵制的时期，而且，就在中日历史性易位的统计数据刚刚发布不久，日本遭遇了史上罕见的“3·11”大地震，经历了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地狱试炼，其国民在严峻危急关头的心理取向和选择，无疑是最说明问题的指标。

震后，东洋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流行语，曰“飞人”（fly-jin），是由英文“fly”（飞翔）和日文“外人”（gaijin，即“外国人”的简称，略带轻慢的意味）合成的造语词，用来指那些在地震发生后，特别是核事故开始升级后匆匆逃离日本的老外。客观地说，对老外们的撤退，日人并无多少怨怼。毕竟，人命关天，如此触目惊心的大灾难，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也是头一遭，即使平时再训练有素，一时间却并无多少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选择做“飞人”，是人之常情，更是人家的权利。因此，对位于东京的外国使领馆倾巢撤离，仅在关西地区保留几名当地雇员值守，日本从国民到舆论，绝少有置喙。更多的人，其实是闭上了眼睛。

对用脚投票者，日人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同时却视那些选择留下、誓与列岛共“陆沉”者为真朋友，所谓“患难见真情”，所以会有震后日美关系的空前强化。在列国使馆纷纷撤离的时候，只有美国政府对在日美国人发出了“请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和发布的信息行动”的指示，连一纸归国劝告都未发。表面上一切交给日方，水面下却力挺菅直人，甚至不惜施压，给足了日人面子。

事实证明，留下来的，的确个顶个是堪称“诤友”的仗义之士。其中，不乏早年来自英语国家、后在日本成功的演艺界人士、大相扑力士等名人。在这部分人中，中国旅日作家李长声颇具代表性。震后初期，他在微博上如此回应国内粉丝敦促其速回京城的吁请：“值此吃喝用紧缺之时，我在日本，多一张嘴，或许并不好，所以我支持中国人尽量回国去。可是，我有好些日本朋友，多年来一起吃喝玩乐，现在出事了，我逃之夭夭，说不定他们会伤心，觉得外国人不可交。如此而已。”结果，直到大地震过去四个月后的7月中旬，他才安排了暑期回京的行程。作为资深“长粉”，我自揣或可体味其心境于万一。长声非日人，但久寓扶桑，深度浸透东洋文化，不知不觉间身上便带了诸如武士道之重“洁”（Isagiyoshi）的精神气场，早已是朋友圈中的共识。

更给日本撑面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被称为继赖肖尔之后当代最重要的日本文化学者的唐纳德·金的入籍。日前，金教授在《中央公论》杂志（2011年7月号）上撰文，披露了自己在89岁高龄“归化”日本的心路历程：“我并非要从美国退避，也不谋求在日本更大的经济上的成功。只是从对此前自己所蒙受的亲切的谢意出发，萌生了一种想要把人生的最后时光，与我眷恋最深的人们一同度过的愿望。”尤其是看到震后，“飞人”们像受惊的鸟群般仓皇逃离的情景，老人家内心被刺痛，难以自持，遂当即表明了归化的立场，以示对日本之不离不弃。以金教授在国际日本学界的分量，这份支持之巨大，堪比百年前英国学者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的归化。

尽管灾难过后，大规模限电、日元飙升，经济萧条加剧，有目共睹；国土变窄，填海地浸水，岛国似乎更不易居了，但绝少听说有日人的“溢出”。至于说“飞人”，确乎飞了不少，可一向为日人所珍视的“铁杆”几乎都没飞。且随着灾难的渐行渐远，那些飞走的，又开始学“候鸟”，纷纷往回飞了。

学习“伊达”好榜样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一幕当不会陌生：节假日，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来到军烈属大娘家，担水劈柴、生火煮饭、洒扫庭除。一通忙乎，收拾停当后，“红领巾”挥手作别大娘。大娘追出院门：“可孩子们，我还不知道你们叫啥名字呀……”孩子们笑着说：“我们都叫雷锋。”甭管真的假的，这一幕已作为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一环，深深嵌入我们的记忆。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如果谁有幸再次目睹此情此景的话，我敢保证，他（她）第一反应不是学雷锋，而是将此作为一个名为“学雷锋”的行为艺术。

可山不转水转，阴差阳错，曾几何时的“雷锋”居然现身东洋的街头。这个东洋版“雷锋”有个更雷人的名字：伊达直人。日文中，“伊达”有侠义、酷之意，“伊达男”可译为“酷男”；而“直人”则有实诚、憨直的语境，日本前首相菅直人的尊号即取此意。

2010年圣诞节，群马县中央儿童咨询所的门口，发现了一只大纸箱，内装10个崭新的日本小学生专用的硬式双肩背书包（约合30万日元）。包装箱上并无收件人的名址，可既然是父母给开春即将上小学的孩子买书包文具的时节，且特意置于专事抚育孤儿、弃儿的公立福利设施的门口，显然是给不幸的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也没有寄件人地址，只留下一个名字：伊达直人。这个多少有些另类的名字，让这家地方政府福利机构的职员稍事琢磨，便灵感发现，从而顺利“破案”。

原来，这并非现实中的人物，而是一部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长篇系列漫画《虎面人》（Tiger Mask）中主人公的名字。伊达直人从小被寄养在孤儿院。一天，他在动物园的虎栏前跟同伴打架，其好勇斗狠的姿态被一家叫“虎穴”的职业摔跤选手培养机构的星探看中，被挖走。经过魔鬼般的训练，伊达成了一名身怀绝技的职业摔跤手。他出场时头戴一副老虎面具，以“虎面人”的艺名迅速红遍列岛，出场费直线飙升。可这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汉子却生就一副热血柔肠，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成名后的伊达宁愿背负“叛徒”的骂名，拒缴签约机构“虎穴”的份子钱，却把巨额奖金用于支援养育过自己的福利设施“儿童之家”，以助其度过经济危机。伊达虽然出身微贱，但却命硬、敢拼，以下克上，先发制人，爱谁谁，同时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爱流泪，是昭和时代漫画中“贫困英雄”的典型，在今天40岁左右的日本人中粉丝无数。

这个假托40年前的虚拟英雄之名的义举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据共同社报道，截至1月14日，不到20天的时间，各地儿童福利设施收到以“伊达直人”名义的捐赠累计超过290件。以地域计，从北海道到冲绳，覆盖了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从内容看，仅双肩背书包就多达400个，现金逾1 000万日元，除此之外，还有文具、纸尿片、大米、鸡肉、水果、蔬菜等，不一而足。一时间，“虎面人现象”升温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不仅上了NHK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新闻节目，而且成为全国性大报社论关注的焦点，其吸引眼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内阁改组的新闻。主流舆论高度评价并呼吁人们要呵护这种“匿名的善意”。与漫画主人公同名的时任首相菅直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这真是温暖人心的活动，让我再次感到共助精神是多么重要。”

近年来，日本由于经济持续性萧条，少有利好消息。源自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更雪上加霜，对日本的影响已溢出经济范畴，在社会和道德人心层面也投下暗影。尤其是天文规模的财政赤字之下，过去十余年来对社会福祉（所谓“安全网”）的持续削减，加上老龄少子化社会的发展，使这个传统上依赖各种“缘”（血缘、地缘、社缘）的温馨和谐的“有缘社会”日益蜕变为冷漠压抑的“无缘社会”。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越来越内向、自闭，缺乏竞争意识，极端者甚至丧失了人际沟通的兴趣，所谓“下流社会”、“草食族”等流行语即是这种表征。

这种情况下，在全日本各地的公立福利设施中生活的约3万名孤儿、弃儿，仿佛成了被人间遗忘的存在。平均每个孩子3.3平方米的生活空间、6个孩子分享1名管理职员的现状不但劣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不如日本国内福利养老设施的水平（平均每位老人10.65平方米），乃至这部分人群的大学升学率仅维持在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准（54%）的10%的低水准，从而直接影响了这群不幸的孩子未来的自立。

此番以“伊达直人”命名的东洋版“雷锋”活剧的滚雪球效应的呈现，无疑是这个冬天最温暖的童话。它向人们传达了一个相当“治愈”的消息，那就是：客观上，日本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未瓦解，尚具有良性循环的自我修复能力。

演艺圈与黑社会

2011年8月23日，55岁的明星电视主持人岛田绅助因与暴力团（即黑社会）的“粘连”被媒体曝光而宣布引退。这个从艺37年、每周在各大商业电视台主持6档综艺节目、日本最具人气的主持人就此从电视屏幕上彻底消失。

原名长谷川公彦，18岁出道，师从漫才（相声）大家岛田洋之介，遂改艺名为岛田绅助。以漫才师进军电视圈，凭一口令人捧腹的大阪方言做主持人、导演，一路风生水起。导而优则演，岛田出演广告片、电视剧和电影无数，多次斩获大奖，是如假包换的全能型明星。其急流勇退，岂止令众多的演艺界同行和粉丝扼腕，连政治家都痛惜不已。以言行另类著称的少壮派政治明星、大阪府知事桥下彻说：“若没有绅助先生的节目，我当不上知事。可我既然手中挥动驱逐暴力团的旗帜，是宽容不得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则说：“政府正不懈地推进在企业活动中排除暴力团，其引退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其天才的表现，为国民所喜闻乐见，走到这一步，遗憾之至。”

据岛田本人对新闻界的情况说明和警方人士披露，十数年前，因其在节目中的发言，曾被卷入一场口水官司，岛田便与熟人、原职业拳坛的“王者”渡边二郎谈了事情的原委，由后者出面，请暴力团的相关人士帮助“解决问题”。其后，出于“感恩”，十几年来，他与该暴力团人士保持联系，但充其量也就是见过四五次面，通过几封电子邮件而已，“是安全的”——岛田本人对问题显然有认识不足之嫌。甚至在发言中，屡屡美化与暴力团之间的“交情”。

暴力团，俗称“雅酷杂”（yakuza），是以组织化的暴力为后盾，从事不法行为和犯罪的反社会性团体。其组织名称中常带有“组”、“会”、“一家”等字样，著名者如“山口组”、“住吉会”、“小樱一家”等。作为日本社会的痼疾，一说为起源于江户时代的博彩业。战后，则以非营利组织等独立法人为伪装，以合法的组织形态，以极端右翼政治团体或花街柳巷的饮食业为幌子，从事敲诈勒索、强制卖淫、贩毒走私等犯罪活动，是文明法治社会的毒刺。1992年，日本出台《暴力团取缔法》，强化对雅酷杂的取缔，但效果有限。据警察厅当局披露的数据，日本全国现有合法注册的暴力团组织22个，加上其外围组织，共约8万人，统统被置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与暴力团多有“粘连”的业种，主要是大相扑与职业摔跤界，均与“打斗”有关。近年来，曾爆出过站在大相扑“土俵”（即角力坛）边上的“维持员”（相当于裁判）系暴力团成员的丑闻，致舆论大哗，被斥为对东洋传统文化的严重玷污。对此，日本相扑协会设立暴力团排除对策委员会等，应对舆论质疑，以挽回“国粹”的面子。

演艺圈也被认为是暴力团的“重灾区”。2010年，一位任某暴力团“组长”的老大，在其回忆录中不无炫耀地写道：“歌手、艺人，俺都喜欢。因为俺们雅酷杂与他们之间有着不赖的交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说明，演艺界毕竟有能让老大如此招摇过市的氛围。除此之外，人气歌手出席暴力团的祝贺仪式，与老大在温泉高尔夫球场挥杆等场面，更是娱乐周刊杂志乐此不疲的八卦。

其实，演艺圈与雅酷杂的“粘连”由来已久，且交情深厚，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前。早在1934年，山口组便创设演出部，染指甚至垄断名浪曲师的演出事业，利润与浪曲师分成。实际上，雅酷杂充当了艺人保护伞与经纪人的双重角色。随着演艺的主舞台从剧场移师电视屏幕，雅酷杂退到幕后，却并未完全“退场”。作为影子后援者，在出现纷争时介入“调停”，其身形若隐若现，但始终未曾绝迹。加之日本文化中，原本就有种对艺人网开一面的宽容倾向，尤其是收视率第一的潜规则，更助长了个别大牌明星的骄横。7年前，岛田便因对女经纪人暴力相向，被课以30万日元罚金，叫停出镜两个月后才复归。

艺人首先是社会人，并无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与法律之上的权利。因此，痛惜归痛惜，但“老九必须走人”。在宣布引退的新闻发布会上，岛田最后一次面向电视镜头，深鞠一躬。告别词带有明显的奚落意味，仍不脱雅酷杂的“毒舌”范儿：“谢谢大家为我的切腹做最后的介错。我不后悔，只是充满了感激。”

撒哟娜拉（再见），岛田绅助。

因为是人性的，所以是尊严的

据日本媒体报道，2011年5月30日，访问日本的温家宝总理在东京市内的酒店里对记者即兴谈及获2008年度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说影片反映了日本人民的道德伦理和人的尊严，令人感动。这令人想起三年前温总理访日之际，还曾跟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谈到过另一部日本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以下简称《三丁目》）：了解了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展经济的不易。

这两部作品确实堪称近年来日片中的翘楚，在日本国内也是好评如潮，分别在电影票房和电视收视率上创下空前的纪录。《三丁目》系根据西岸良平的原创漫画改编的故事片，原作于1974年在小学馆的漫画杂志上连载。原作名为“晚霞的诗”，“三丁目的夕阳”是副标题。作品以东京郊外一个名为“三丁目”的虚构的小镇为背景，反映了从战后复兴结束的1955年至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964年这段日本当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高增长”对社会的“改写”及其投影在世道人心上的落差，是已然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国度对经济起飞的昭和中期的一次蓦然回首，是发达社会中像工蜂一样终日忙忙碌碌却迷失了方向的人群对自己父兄时代牧歌式生活的一次温馨怀旧。

因为是怀旧，所以影片的调子是暖融融的，那种夕阳晚霞映照下寻常陌巷中和式家屋的氛围，令人联想起小津安二郎作品中的小镇风情。一群小人物，不幸、贫穷却不颓废，怀着对明天的希望，勤奋劳作，在劳作中，享受着自己简单快乐的生活并试图有所改变。片中人物从家庭式作坊的小老板，到从北海道乡下来到京城谋生、一口东北方言的打工妹；从东大毕业、做梦都想成为获“芥川奖”的小说家，无奈屡遭退稿，只好开一间和果屋，平时靠给少儿杂志写冒险故事糊口度日的文青，到风骚浪漫、美貌可人的居酒屋女老板；从被亲生父母遗弃，被辗转寄养，最终跟潦倒的文青养父相依为命，沉默寡言，却迷恋科幻小说的少年，到开香烟店，却喜欢骑脚踏车在巷子里“飙车”，常常对人炫耀对可口可乐等时髦东东的爱好的女掌柜；唯一的绅士，是开私人诊所的医生，因名字的发音与恶魔相近，被害怕注射的孩子背地里称为“恶魔”。但“恶魔”绅士却是个虽富有却不幸的人，妻女在战时的东京大空袭中罹难，一个人在独门独院的宅子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小老板家里买了黑白电视机，全巷子的人都过来观看大相扑的实况转播，成为“三丁目”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从电视机，到电冰箱、洗衣机，所谓三种“神器”曾是昭和年代上班族们高远而又具体的生活目标。妈妈为孩子穿破的衣服打补丁，怕孩子嫌难看不爱穿，悄悄缝进去一个护身符，对孩子说：“有难事时，打开它，会得保佑。”日后孩子乘有轨电车进城为另一个孩子寻找亲生爹娘，未果，回来时却没了车钱。天黑了，他又累又饿，正发愁时，突然想起妈妈的话。撕开补丁一看，里面果然有货：纸条里包着一张纸币，纸条上写着“困难时，就用它”。结果俩孩子乘末班车深夜摸回了家……如此日常而温暖的风景，对都市化完成已久，社会早已步入后现代阶段的“宅男”、“腐女”一代来说，真可谓一种奢侈的怀旧。

与《三丁目》的怀旧情结相比，《入殓师》是一个以“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平成年代为背景的故事，从时间轴上更代表当下的日本。这部根据小说家青木新门出版于1996年的题为《纳棺夫日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日文版原名叫《送行的人》，英文版为《出发》（Departures）。顾名思义，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穿行于阴阳两界，做着一种送亡者上天国的特殊营生的青年的故事。青年本是大提琴演奏家，在东京的交响乐团有个不赖的职位，是不折不扣的艺青。但乐团突然解散，经济萧条之下，在大城市谋职谈何容易，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携妻回到山形县的家乡，寻找发展机会。偶然受一纸招聘广告的吸引，误入“歧途”，一脚踏进冥界，结果糊里糊涂地做起了入殓师的行当。从音乐家到为亡者化妆，这中间的心理落差不可以道里计。但经过起初内心的挣扎，青年开始“习惯”，最终爱上了这个在世人眼中相当“另类”的职业。正如温总理所评价的那样，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唤醒、提升了普通人内在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用句套话来表述：人被“升华”了。而这一“升华”，便具有了普世价值的意义。

该片上映时，正值我国刚刚遭遇汶川地震的劫难，这部关涉人的生命尊严主题的电影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作为艺术作品，该片虽然不无“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拔高”成分，但公平地说，反映了日本社会和国民对生命尊严价值的体认与捍卫这种尊严的努力。

大约七八年前，因工作关系，我作为“外方代表”带一个来自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代表团赴日本一家数一数二的生产重电设备的公司考察。该公司位于东北地方的茨城县，本身也是一个濒太平洋的工业小港，倚山面海，风景如画，空气清新。正经的工作结束后，主人邀请来宾参观厂区。我们沿山麓拾阶而上，在一个白沙漫地、相对开阔的地方停了下来，但见满眼巨树参天，浓荫蔽日，莺啼鸟啭，乍看像一个公园。细加观察，每株树木的旁边都立有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天然石，上面刻着人名和数字。后经公司职员解说才明白，原来这家公司自创立之日起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每一个死于历次自然灾害、工伤事故中的雇员均立一块石碑，并栽一棵树以志纪念，包括战时在美军地毯式空袭下丧生的工人，包括三名在1978年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的工程师（彼时日元贷款陡河发电厂项目机组安装技术指导人员）。“公园”有专人定期维护，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整饬有形，一丝不乱。

代表团参观时，绝大多数成员感慨系之，唏嘘不已。但其中一名最年长、职位也最高的官员也不知内心是怎么想的，小声对我嘀咕道：“你看，这些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人倒是做得如此用心……”看老人家一把年纪，我大体琢磨出其言外之意——“对我国人民，便如何如何”。我简直惊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人家尊重、敬畏自己国民的生命，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反思一下我们对待自己国民生命尊严的态度呢？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一

《叶隐》，又称《叶隐闻书》，为江户时代中期（1716年）佐贺藩主锅岛光茂的侍臣山本常朝传述自己做武士的心得，由一个名叫田代阵基的武士笔录，历时7年而成书。“叶隐”，在日文中指树木的叶荫，暗喻在不为人所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全书11卷，1 200多节，是关于武士的心性修养、处世之道的集大成经典文本，是武家的“论语”（此书面世之初，在藩内确被一度称为“锅岛论语”）。

既然是“论语”，内容便注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事实上，《叶隐》通篇所记述的，净是叫人如何婉拒来自讨厌的上司的喝酒的邀请、补救部下失败的方法，避免在人前打哈欠的窍门等等，近乎于现代公司职员教育或礼仪教育一类的书籍。至少不是美化死，教人“自决”的读物，正如常朝自己所说：“我也是人，喜欢活着这件事。”书中甚至有对男性同性恋搞法的说明，这与一般意义上或想象中的“武士道”之间乖离之大，几不可同日而语。正因此，战后，出于所谓“宣扬军国主义”的误读，该书一度被禁，近年来，又作为东洋人的深度生活哲学被重新评价。

毋庸讳言，在《叶隐》卷帙可观的记述中，最震慑心魄的核心内容无疑是关于武士应如何面对死亡的阐释——人何以在紧急关头果断、决绝、毫不留恋地选择死。对于通常人对生命的执着，武士道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功名利禄都是梦幻一场。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对为“上方风”（指大阪、江户等地的浮华之风）的轻薄武士道所诟病的所谓“无目标的死，毫无意义，似犬死”的说教，《叶隐》的回答是：“生死两难时，人哪里知道能否按既定的目标去死？以目标来考量生死，就会以死不了来解脱自己，从此变得怕死。……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在常朝众多关于死亡的理论预设中，没有什么比“常住死身”（Jyojyushinimi）一语更富哲学意味，也更光辉的了，这令人联想到现代生命哲学中加缪的那个著名命题（“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常朝在这里搁下的，不是诸如在重大关头死给人看的话，其判断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做死的觉悟。正因为有如此“必死”之觉悟，其在《叶隐》那段著名的“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亡之路”的记述中如此归纳道：“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

但正是这条记述，后来却被脱开《叶隐》的整体背景，单抽出来作为“武士道精神”的内核加以曲解，广为误读，并以此来背书太平洋战争中青年人的“玉碎”和“自决”——此乃《叶隐》一度成为“问题书籍”之由来。

武士道精神，即“大和魂”（Yamatodamashii），乃封建统治集团对武士提出的以“忠义”、“勇敢”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武士道虽然没有形成成文的制度典章和完整的体系，但却是约束武士行为的内在律法，也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与武士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其行为方式、人生哲学，为农工商“三民”景仰备至，争相效仿的社会现实是相辅相成的。彼时，有所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说法。

风尚自上而下，风气自下而上。明治维新之后，尽管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消失了，但武士精神却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如新渡户稻造所指出的那样：“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的头上放射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日本的道德之路。”

应该指出，在曾经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源远流长的武士道体系中，《叶隐》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非主流”，与代表“主流”的山鹿素行所倡导的儒学武士道有不小的距离。后者之所以被常朝奚落为“‘上方风’的骄矜的武士道”，是因为“忠义”本身，并非像山鹿从学理上冷静分析的那种忠义，而是行为中含带忠义，在行动的时候，达到“为死而狂”的境界。正因为遭到主流的排斥，《叶隐》在问世之初，即使在藩内也曾被列为禁书。

作为曾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外学”之一，儒学从来不曾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而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的整合对象。“和魂汉才”正如“和魂洋才”一样，儒学充其量只是被用作某种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朝基于藩国的历史和自身的人生体验，为武士道国学奠定了基础，不是凭孔孟朱子，凭的是一股子发自生命本体的生猛豪放的“狂气”，而后者恰恰是冲着前者发泄而来的。

二

武士道与儒学，或广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呢？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忠孝顺位问题。

如果把源自中国儒学的忠、孝、义、勇、名誉、礼、诚、克己、仁等价值比作树上的果实，那么中国儒学之树上最大、最沉重、最夺目的“果实”是孝，而之于武士道之树则是忠。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指出：“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武士道德的核心是维护主从关系的稳定，主张随时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所以，“忠”，并且只有“忠”才是武士奉行的最高标准。

中国传统儒学以孝为本，尽孝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作为对儒家“士道论”的反动，武士道论者认为前者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面对死时却不干脆地死，无非是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尽管日本近世儒学提倡忠孝一致，但却强调忠的大义名分。所谓“君不君，而臣不可不臣”，故“忠”是第一位的，是绝对价值，而“孝”是第二位的，是相对价值。李泽厚在论及中日两国文化心理的异同时指出：“中国的五伦关系以‘孝亲’为核心，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忠君（神）’为基础，前者的对象、范围及关系非常具体、世俗、有限和相对自由，后者则更为抽象、超越、无限和非常严格。”

对日本普通平民而言，忠优于孝的观念虽不如武士那样强烈，但却有别于中国。在他们看来，“孝，只是一种对父母的漠然的尊重。”日本史家依田家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武士阶级的基本关系主要是对主君的忠，而不是同族团的结合。即使在农村，也已由同族团的结合过渡到地缘的村组结合。从社会整体来看，已从亲族协作型过渡到非亲族协作型的社会。

中国以血缘为纽带，构成了庞大而扩展的放射性社会关系网。这一传统与日本主要并不以血缘而是以行业、集团、地缘、村组来维系和延续名义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颇为不同。在日本，从古至今，经常可以看到由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保护门户。在中国，非血缘的继承多属例外性质。可以说，中国更重以血缘为基础的实质的“家”，日本更重以主从为基础的名分的“家”；前者强调亲族间广泛而自然的纵横联系，后者重视集团内人为而严格的等级秩序。

尽管武士道的起源，除上述问题之外，还能从日本的民族性格、审美气质、地缘条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找到依据，但在忠孝顺位问题上，日本武士道与中国儒学的分野之大、之本质，注定了这两棵结大致雷同果实的树，最终成为不同的树种。正因为“忠”不仅不再以“孝”为本（在中国，出于对血缘的重视，历来把“孝”作为“忠”的基础。《论语》中即有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记述），而且完全凌驾于“孝”之上，获得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使主要源于中国儒家道德而又有别于它的武士道，往往被认为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鲜花”。日本现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则把武士道看成“日本文化的古层”。

但这种文化分野的进一步发展，却导致了后来对日本民族来说一坏一好的两种结果：一是天皇崇拜。如果说江户时期武士的“忠”还只是局限于藩国的狭小天地，指向性非常明确，是一种以身份关系为前提的前近代观念，对平民而言，由于长期的武家统治，天皇在他们心中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的话，经过幕末民族主义者“解冻”天皇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维新时期统治者以近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为名，采取一系列重树天皇绝对权威的措施，则极大强化了全体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认同感。同时，也坐下了太平洋战争时，神风特攻队员驾驶“零式”战斗机，高呼“天皇万岁”，冲向美国军舰的“玉碎”悲剧的病灶——这是坏的一面。

也有好的一面：包括武士道、“大和魂”在内的日本文化土壤，对其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战后的迅速发展似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学人以“虚拟的血缘社会”来描述，颇为恰当。昔日的家族、村落，今天的“会社”、“集团”，均非以真正的血缘或亲情构成、联结，它吸收了各种养子、仆从、雇员，形成了一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契约关系的利害共通、共存共荣的仿佛有亲密血缘的从属关系。它颇有点儿像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在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武士道比儒家更富于“现代性”呢？

三

如果说，在江户时代，武士道与日本国学家极力倡导的“物哀”传统、神国思想成为共同构成“大和魂”的三大基石，使单一民族的日本基本具备了文化上的自我同一性的话，那么，近现代，作为“大和魂”主轴的武士道思想的壮大，不能不提到两个人：新渡户稻造和三岛由纪夫。

先说前者。新渡户稻造，为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德留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京都帝大教授、东京帝大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及战前的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等职。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日本人之一，其肖像至今印在5 000日元的纸钞上。新渡户虽然有名，但其最初的成名，却是由于一部书，即《武士道》。

那么，新渡户何以想起写这样一部书呢？其在《武士道》第一版序言中如是说：“此书的直接开端，是吾妻常常问我，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或风俗（指武士道）在日本很普遍呢？”在其美国夫人玛丽的眼里，武士道的规矩是很野蛮的。玛丽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对日本的“偏见”。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由于其在战争中的暴行（如“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等），仍不见容于列强，被视为野蛮国。所以，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该书于甲午战争后4年、日俄战争前5年的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在美国出版。单看出版年代就知道，明治末年，正值日本战胜清国之初，士气大振，另一方面，与俄国积怨日深。说白了，就是在与列强抗争的同时，拼命成为列强一员的时期，也是“崛起”中的东洋社会被西方当成“黄祸”而大加妖魔化的时期。

经玛丽捉刀、以通俗晓畅的英文写就的《武士道》，是以西方社会为对象的对“东洋文明”的扫盲课，是一曲关于日本文化的“激越、抒情的昂扬礼赞”。由于新渡户幼年时曾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因此，在对西洋人介绍时，与别的外国日本研究者至多充当一个“辩护律师”不同的是，“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颇能进入角色，入木三分。其对东洋文化的“深层推销”，令人想到后来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推介。

书甫一出版，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极短的时间被翻译成数种文字风靡各国。仅其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间就再版了10次。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曾亲读此书，还特意买来分赠友人。回过头来看，日本能在明治维新后一代人的时间迅速崛起而免于被列强过度打压、妖魔化，不能不说拜《武士道》之所赐大焉。新渡户也因此而成为解读日本精神、伦理的权威，名扬世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明治天皇亲自召其进宫，夫人玛丽也陪同到皇宫拜谒。

在卢沟桥事变勃发的翌年（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日文版《武士道》在岩波书店出版，成为在日本的权威“铁定版”。在书的第16章“武士道还活着吗？”中，作者断言：“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他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来说是清晰可见的。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在这里，武士道已然成了为日本的殖民和侵略战争辩护，使其正当化、合法化的工具。

新渡户本人从1920年起担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7年，负责日本在国际上的外宣工作。回日本后就任贵族院议员，并作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出兵东北辩护，直到1933年去世。

再说三岛由纪夫。作为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三岛曾数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文坛公认的怪异鬼才。他在短短的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戏剧、诗歌、文论和散文，构筑了一个令人致幻的文学迷宫。其思想极其复杂，很难简单评价，大体说来，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而其古典主义，则又是和洋古典主义的混合，来源有二：一是日本的古典，二是古希腊。

前者，一方面，从近世井原西鹤的“男色”审美情趣中获得日本古典的情绪性和感受性，通过性倒错来表现其理想中的男性美；另一方面，受日本近世古典《叶隐》的大义忠主君思想的影响，并将这种武士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理念。从这里出发，从战后解体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的躯壳中，剥离出“文化概念的天皇”的理念，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文化天皇观”，并在创作中加以抽象化、美化。他强调，“古典主义的极致的秘库就是天皇，而且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在不断的美的激发和伦理的激发的灵感中，就有天皇的意义。”可以说，三岛念兹在兹的“终极之美”方程式的核心，就是天皇，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重新树立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精神权威。尽管他追求的是所谓的“文化天皇”，但由于美被绝对化，三岛美学的“金阁寺”在令人感到美轮美奂的同时，也带有某种压力。

《叶隐》对三岛影响之深，几乎贯穿其一生：不仅是他学生时代最爱读的三种书之一（其他两种是《上田秋成全集》和法国早夭的天才作家雷蒙·拉迪盖的《伯爵的舞会》），他更在自戕前三年42岁的时候，写作了《叶隐入门》。

三岛显然是通过修习《叶隐》来思考、面对和接近死亡的。“在如梦一般无足轻重的15年里，每天每天都觉悟着，这是最后了。就这样，每一瞬间，每一天都在积淀着什么，过去的积淀将会在某一时刻完成使命。这就是《叶隐》所教喻的生的哲学的根本理念。”

对三岛来说，“人只能为正确的目的而死”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人在国家里营生，是否真的可以把自己限定在那样的正确目的之上呢？或者，不把国家作为前提，是否有机会完全超越国家，作为个体在生的时候，以一己之力完全为了人类的正确目的而死呢？”这样的问题不得不搞清楚。因此，“死的绝对观念和被称为‘正义’的现实观念之间的龃龉永远都会发生。因为对死的目的正确与否的定性，说不定会因历史而在十年、数十年、百年或两百年后发生逆转，被重新修正也未可知。”

就像对于死的目的追问没有正确答案一样，三岛认为，人选择死也是可疑的。“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死的基准，正如我们活着就是被什么东西所选择的结果一样。我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生，便也不能最终选择死。”结果，人类就只能堕落到连死也不能自由选择的泥潭，这是人生的一大虚无。他认为纵然是《叶隐》，在生死关头，虽以死相谏，但却不能说是“选择死”。

“那么，生者面对死亡是怎样一回事呢？《叶隐》在这种情况下，提示了行动的纯粹性，肯定一种很高的情热及其能量，并肯定由此而生的所有种类的死。……我们常常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人可以为某种思想或理想而死。但《叶隐》主张，即使是最不可饶恕的死，哪怕是那种无花无果的犬死，也应该有作为人的死之尊严。如果我们尊重人的生的尊严，为什么可以置死的尊严于不顾？对任何死亡，都不能妄称犬死。”

经过如此抽象、繁冗的关于死的形而上思辨之后，三岛虽然认同《叶隐》的所谓“生死关头，以死相谏”的结论，但却附加了一个条件：这种死必须是一种美的死。这正是三岛绝对主义美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美的方程式链接到武士道、“大和魂”的内在精神资源的秘密通道。

所以，1970年11月25日，发生于东京市谷陆上自卫队营地的切腹自戕事件，绝非偶然，而是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精心策划的一出舞台剧的高潮：穿什么样的制服，用什么样的短刀，以何种方式切腹，多长时间断气，谁来“介错”……所有这一切，完全按照武士《切腹指南》的程序严格操作，沉着冷静，纹丝不乱，连露台外面广场上集结的近千名自卫队员的震天怒吼仿佛都听而不闻。

三岛由纪夫跪坐在地板上，上身挺直，当他缓缓操起短刀实施其最后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充满了陶醉。

平成倏忽20载，象征天皇始生根？

2011年11月12日，是日本明仁天皇即位20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明仁天皇与美智子皇后“御成婚”50周年的金婚之年，皇室可谓双喜临门。政府以发行纪念硬币和邮票来志喜，媒体则有人动议把这天定为国民节日。晚上，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国民庆典。鸠山首相发表祝词后，著名流行音乐组合“EXILE”登台献艺，名女优和奥运金牌得主致辞。入夜，大约有3万名从全日本各地赶来的男女老幼一只手提灯笼，另一只手挥动日章旗，向陛下夫妇所站立的二重桥方向三呼万岁。而天皇夫妇也站立在初冬的细雨寒风中，一边接受国民的敬拜，一边向桥下的人群挥动手中的灯笼和旗子致意，并问候国民：“大家不冷吗？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开心的时间。谢谢大家！”“玉音”通过公共广场的电视幕墙传向全国。

如此盛大的狂欢场面，在日本实属罕见。振臂高呼、喜极而泣者有之，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者有之，但也有毫不掩饰“异样感”的国民。“普天同庆”之下，国民心态的温差，微妙地折射出天皇制度的复杂性。

天皇夫妇破天荒地接受了各路媒体约35分钟的采访。耐人寻味的是，明仁天皇在回顾即位20年来的历程时，开宗明义提到了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这既是时间的巧合，令人想到“平成”年代确是在柏林墙的瓦解中降临的，同时，似乎也提醒人们，拥有举世无双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现代日本，却是一个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4年后，我访问德国，徒步穿行过勃兰登堡门。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时，耳畔传来贝多芬《欢乐颂》的合唱。那是我忘不了的回忆。”

作为日本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天皇面对电视镜头，坦陈历史问题，呼吁以史为鉴：“我所担心的问题，是历史会不会被逐渐遗忘……昭和时代始于非常严峻的状况。昭和三年（即1928年），在昭和天皇登基典礼举行之前，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3年后，爆发了‘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从此走上了上一次大战的道路……昭和的60多年，给我们以种种教训。充分了解过去的历史以备未来，至关重要……”这里，明仁天皇再次提到了以其父皇昭和天皇裕仁的年号命名的历史——昭和史。对中日两国来说，这意味着一段创剧痛深、深刻改写了两个国家及其千千万万国民的发展轨道和命运的沉重历史。关于这段历史，从发生的成因，到客观的描述，从反思反省，到责任清算，两国间尚存在巨大的鸿沟。以史为鉴，知易行难，谈何容易。而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对此，中日两国及国际社会，从学界到传媒，相关研究至今仍在继续。

虽然问题本身有相当的复杂性，也有美国及冷战等因素，也许尚不到奢谈“历史共识”的时候，但日本战后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下，对以保留天皇制为中心的国体、政体的程序设计上，规避了重蹈战前那种无责任体系下寡头政治决策覆辙的风险的事实本身，说明它已经从历史中学到了某种东西（当然做到这点并不仅由日本的内因所决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神格化身的天皇走下神坛，成为“人间天皇”。用法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现行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此乃“象征天皇制”的核心。

象征天皇肇始于战后的昭和天皇裕仁，但由于裕仁与从战前到战时的日本国体、政体的看似暧昧，实则紧密的关联，战后的昭和天皇虽然刻意保持低调，忠实于象征天皇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原因，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声音始终不绝。随着1989年冷战的终结，不仅历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日本自身也迎来了一个转型期：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束了，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背景下的市民文化进一步繁荣，经济的泡沫化已接近崩溃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明仁天皇即位，“昭和”改元为“平成”。应该说，象征天皇制也终于度过了昭和时代的动荡和颠簸，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正如“平成”这个年号的出典所隐喻的那样：“地平天成”（《书经·大禹谟》）或“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

尽管平成年代的日本与国际社会远不是一个真正“平”“成”的和谐世界，但经历20载的磨合，说象征天皇已在日本社会生根，似不为过。

美术馆之国

友人利用“十一”长假去日本旅行，问我东京有哪些好去处，我脱口而出：“去美术馆吧。”新锐MOOK[79]《知日》第三期的封面主题是“Hi！美术馆”，不惜以近90页的篇幅，把东洋美术馆“一网打尽”。

日人喜欢逛美术馆，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无论哪个国家的美术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必有成群的日本观光客。日本国内的美术馆，逢重要艺术家的个展、回顾展开幕，花几个小时排队购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是稀松平常的风景。笔者手头的一份资料《艺术新闻报》（Art Newspaper，2007年3月号）表明，2006年度，世界前10位观众流量最大、被认为最成功的美展中，由东京的美术馆策展并展出者占了5个。

美术馆（art museum）、博物馆（museum）的语源，是希腊语“mouseion”，原意是执掌学问和艺术的缪斯女神的神殿。美术馆，则是日语对“museum”一词的翻译，随着“文明开化”（实际上是西化）的进程，逐渐定型并传入中国。因此，日本对美术馆、博物馆的热衷由来已久，基本与近代开国同步。明治初年，明治政府派官员町田久成等人赴欧洲考察公共博物馆制度。一行人归国后，以大英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为摹本，于1872年（明治五年）在东京内山下町（今千代田区内幸町）建立了东京帝室博物馆，町田久成亲任馆长，并在此举办了文部省首届博览会。这便是今天位于上野公园内的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1926年，东京府美术馆开馆，专门展出高规格的官设美术展。公共美术馆事业在战前便已初具规模。

明治维新后，作为国家的“美术行政”，重点置于古代艺术、重要文化财富的保护上，而当代艺术的培育，则交给地方行政和民间，这种艺术产业政策绵延一个半世纪，至今没有本质的变化。应该说，包括美术馆制度在内，日本美术教育体系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政策的长期延续。今天，在美术馆早已星罗棋布的情况下，东京、京都和大阪的三所国立美术馆，凭借国家“美术行政”的丰盈预算，积极收集近现代美术珍品；而东京艺术大学和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等大学美术馆，则致力于当代艺术品和美术教育资料的收集，各有侧重分工。

虽然公共美术馆成型既早，发展稳定，始终未受到大的破坏，但事业的大环境为之一变，却是在战后。50年代初，随着位于镰仓的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1951年）和位于东京京桥的国立近代美术馆（1952年）的开馆，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地迎来了美术馆建设的热潮。至80年代，已经没有无公共美术馆的地方自治体。不用说县、市，很多经济繁荣地区，甚至达到“一镇一馆”的水平，仅东京地区，便有近百所。很多地方的美术馆，是当地最豪华、醒目的地标性建筑，不仅举办艺术展事，还兼具市民文化中心的功能。其建筑前的广场上，鸽子悠闲地觅食、散步，少男少女组合K歌、比赛街舞。

与此同时，由企业兴建的美术馆、私立画廊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列岛出现。许多美术馆不仅建筑造型奇异，且策展内容极富专业性，不惜重金购入收藏艺术珍品，如西武美术馆、三得利美术馆、丰田美术馆、根津美术馆等，与国立的美术馆相辅相成，弥补了后者的学术空白。泡沫经济盛期，法国印象派的顶级作品，如凡·高的《向日葵》等稀世奇珍，便常年悬挂在这些企业和私人画廊的墙上，供人观赏。有些展示甚至是免费的。当然，这种繁荣的艺术景观背后，有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在文化政策上的激励，包括税制在内的法律上的优惠倾斜是自不待言的。这种机制不仅有利于艺术走向公众，使艺术品走出艺术家的画室和收藏家的私人画廊，成为公共艺术，同时也有利于艺术家自身的成长及其艺术品质的提升。如2007年开馆的新国立美术馆，拥有14 000平方米的全日本最大的展示面积，但董事会制定的经营方针是不事收藏，全部资源用来展示，以扩大艺术的传播；而另一家由老一辈摄影家细江英公主持的小型摄影画廊，则专事收藏40岁以下的青年摄影家的原作。因为摄影作品的保存需要特殊的条件，而多数摄影家在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初的作品，由于不具备条件，多有散逸。细江英公的工作，既惠及摄影艺术的受众，亦可让一些优秀的摄影家得以旧梦重温，可谓一石二鸟。

正是基于对艺术和美的极致崇尚，日本各地的美术馆本身便是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从现代到后现代，集和洋于一体，设计奇幻，用材考究，施工精致，令人叹为观止。历代建筑大师，均把美术馆、博物馆的设计作为自己无上的传世之作，从坂仓三、丹下健三、黑川纪章，到安藤忠雄、妹岛和世、矶崎新，都是工不精品死不休。43年前，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做了一场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若川端再世，未尝不会再讲一场“我在美术馆的日本”——聊备一说。

“屌丝”的芥川奖

关于芥川奖的缘起与历史，前辈作家李长声先生已多有介绍，无须笔者再饶舌。但我想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即芥川奖的“屌丝”化问题。

芥川奖，作为日本顶尖的纯文学奖项，一向被国民视为东洋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成功的“窄门”。得奖与否，结果迥异。虽说奖金只有100万日元，但获奖作品成为畅销书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幸运的话，甚至有可能成为百万级大畅销书。更主要的是，“芥川奖得主”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名头，基本可确保该作家今后作品的畅销或长销。只需看一串获奖者的名字，便知道这个奖对日本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石川达三、安部公房、松本清张、吉行淳之介、远藤周作、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丸谷才一、村上龙……遑论太宰治，因与芥川奖擦肩而过，至死耿耿于怀。

如此崇高的荣誉，注定了芥川奖的精英气质。这从得主的学历构成上亦可见一斑：早稻田大学（27人）、东京大学（20人）和庆应义塾大学（8人）位居三甲，其次是法政大学（6人）和明治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京都大学（三校均为4人）及九州大学（3人）。但近年来，该奖却有一种去精英化的趋势，确切地说，是“精英与屌丝共舞”。如2004年，分享第130届芥川奖的两位“80后”女作家绵矢莉莎与金原瞳，前者是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二年级学生、史上最年少芥川奖得主（19岁），后者则是高一即退学的“问题女生”；2011年，荣膺第144届芥川奖的两位得主，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硕士、知性美女作家朝吹真理子，另一位是初中毕业的蓝领作家西村贤太；2012年春，荣获第146届芥川奖的两位，一位是东京大学的博士后圆城塔，另一位是专门学校毕业后没工作过一天，闭门写作的“啃老”宅男作家田中慎弥。在迄今为止共计150多位芥川奖得主中，未进过大学门者仅五六人而已，且多集中于近几年，与日本社会的“下流”化当不无关系。1952年，以小说《某“小仓日记”传》荣膺第28届芥川奖的松本清张虽然也是高小毕业，但他获奖前是一流大报《朝日新闻》的名记者，不仅不属于“屌丝”，而且堪称精英中的精英。而真正代表芥川奖“屌丝”化的，是新生代作家西村贤太和田中慎弥。

同为“屌丝”作家，二人在出身、经历及写作习惯上颇有相似之处。一是同为单亲（母子）家庭。西村出生于1967年，幼时父母离异，西村与长三岁的姐姐跟母亲一起生活。受姐姐的影响，他从小喜爱读书，小学时便读过《绿山墙的安妮》、《居里夫人》等书籍。在东京都町田市立中学读三年级时，听说父亲的被捕、收监是由于性犯罪（1978年，其父因强盗强奸罪被治罪），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开始逃学，最终放弃升高中，离家出走。出生于山口县下关市的田中慎弥，幼年失怙，靠母亲抚养成人。中学时，即嗜读父亲遗留的藏书，尤好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县立下关中央工业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后，没考上大学。遂宅在家中，靠母亲供养，从未打过一天零工，全部时间用来阅读、写作。仅《源氏物语》，便通读过五遍——两遍原文，三遍今人翻译的现代语本。

西村有过一些社会经历，但都是底层的，先后当过港口搬运工、居酒屋的店小二、保安员等。1990年，他还在品川的屠宰场练过活儿，“那种残酷，禁不住叫出声来，结果一天就辞了”。25岁到29岁，不止一次在打工场所或餐饮店与人发生口角，进而出手殴斗，甚至袭警，进过拘留所，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罚金刑（一种轻微但却正式的刑事处分）。这些底层历练，对作家来说当然不尽是坏事，包括芥川奖获奖作品《苦役列车》在内，西村的小说多有较强的自传性。同样是残酷青春，但他的气质已完全不同于前辈作家（如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村上龙等）。他说自己身上有种“负的气味”，而这恰恰是自己作品的价值之所在。在谈到《苦役列车》时，他借题发挥道：

贯多（即小说主人公）在11岁父亲被逮捕时，人生轨道便被铺设好了……这种感觉，在我自己来说，至今挥之不去。

如此浓烈的“负面”气质，藏是藏不住的，无论如何会“挂相儿”。2011年1月，第144届芥川奖评选结果发表时，各大报纸刊登了两位得主手持各自获奖作品的照片：长发披肩、笑容可人的“白富美”作家，父亲、姑母均为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的朝吹真理子的旁边，是身体粗壮、脸膛黝黑的西村，面无表情，整个一“美女与野兽”的平成版。记者的报道也刻意强调蓝领作家的“另类”，诸如中学毕业的“飞特族”[80]、父子两代均有犯罪前科等等，语不惊人死不休。

如果说西村贤太的底层经历，在他身上沉淀了一种类似江湖气的“气场”，田中慎弥的性格则更“宅”，气质上更自闭，也更沉潜。这位职历为零、将宅男进行到底的“70后”作家，有很强的虚构才能。他的人生经验极其单纯，没有女友，也“没胆儿去风俗店”。熟悉的异性，仅限于母亲和街上便利店里的售货员，但却并不妨碍其小说中出位的性描写。作为宅男，田中有大把的时间。他出道很早，20岁开始创作，10年间遍得除芥川奖之外的所有重要纯文学奖项（如新潮新人奖、川端康成文学奖、三岛由纪夫奖等），已俨然文坛老炮。

哥俩都不用电脑，喜欢在旧日历或废传真纸的背面打草稿，然后再誊抄到原稿纸上。西村用圆珠笔或签字笔，而田中则只用铅笔。东洋文人中用铅笔写作者比比皆是，但田中作家之独钟铅笔的理由很特殊，多少透出某种“屌丝”特有的气质，感性、纤细、环保、谦卑：一是用钢笔写错了的话，没法擦，“纸太可惜”；二是觉得“钢笔很神圣”，自己“不配”持有金色的金属笔尖。

田中的作息相当严格：晨9时开始写作，傍晚收工；不吸烟；晚餐时小酌，自斟自饮，量则以两杯葡萄酒为限，并不贪杯；饭后读书，子时就寝，雷打不动。一介宅男，自律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而西村是不折不扣的“夜间型”——普罗作家，似乎天然仇视效率：中午起床，磨磨蹭蹭到晚上。又晃荡几个钟点，夜11时，进入写作状态。因为一天要消耗约百支香烟，开始写作前的头一件事，是确认香烟是否充足——没有5包存货的话，便会陷入不安。写到凌晨4时许，想酒喝了，便停工。那个时辰，即使是通宵营业的酒吧也打烊了，只有在家自酌。清晨始就寝。

最富戏剧性的，是哥俩对获奖（包括获奖前的提名及落第）的应对。芥川奖由《文艺春秋》杂志和日本文学振兴会联合主持，由9位评委提名、评选，一年两度（上半期和下半期）颁奖。日本虽然是一个“文学的国度”，但每一届芥川奖的候选人和最终获奖者，其实都出自一个很小的圈子。评委、几家纯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被认为离芥川奖最近的主流作家，大多是熟面孔。

西村在2010年折桂芥川奖前，曾两次被提名。每次均照惯例，与出版社编辑们一起在银座或筑地的某间酒吧边喝酒应酬，边等结果。可结果一公布，花落人手，编辑们转眼间作鸟兽散。可怜见的，只剩下落第作者一人向隅而泣，有如天涯伤心客。如此场景，候选人着实“伤不起”。一而再之后，第三次提名时，西村作家决定独自在家中候消息。他心中并无多少胜算，一个劲地告诫自己“横竖已经是人家朝吹真理子的了。无论发生什么，都别狼狈不堪”，同时却不忘按下数字电视的录像键，好把NHK的新闻速报存在硬盘上——“到底是独身生活，万一错过的话，可就看不着了……”内心的珍视溢于言表。获奖的消息一公布，他第一时间冲到楼下，见两名新潮社的编辑已经在“守株待兔”。哥仨相互拥抱，然后径直赶往东京会馆（芥川奖颁奖仪式的会场）。

田中的情况，倒没那么戏剧性，却更加悲催——第五次提名才美梦成真。头一次被提名时，完全出乎意料。出道以来，虽然一路写下来，但从未想到自己跟芥川奖会有什么瓜葛。因此，除了吃惊，还是吃惊。第二次成为候选人，便多少有了点儿精气神，开始抱一点儿小野心。但宅男作家唯恐“伤不起”，即使怀抱野心也是相当隐蔽的，对外则一概做不在乎状。田中并不是连续被提名，基本上是隔一年提一次名。三度落第后，他内心的欲望之火已然熄灭，但命运仍在不停地戏弄他，撩拨他。而每次被提名，在被获奖与否的悬念折腾的同时，还要应对出版社和媒体，田中早已身心俱疲。每次在酒吧与出版社编辑等待评奖结果时，“该以何种面目出现，在技术上很难拿捏”：表现得过于失望的话，会让周围也跟着沮丧，不太好；可刻意表现阳光，手舞足蹈的话，结果往往更惨不忍睹。如此反复权衡、表演四五回的话，料也就尽了。

2011年1月，田中第五次成为芥川奖候选人。照例跟一群编辑在银座的一间酒吧里喝酒、守候。宅男作家平时不用手机，也没有。可为了等结果，编辑给了他一部预充值的手机，权当接收“朗报”的第一平台（该机的号码已预先知会了评委会）。田中后来回忆说：

即使周围的编辑们在扯闲篇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我手里的手机何时进来电话这一点上，我能觉出非常伪善的时间的流动。那时的压力可真够厉害的。

手机屏幕一闪，众人立马安静下来。“我冲着离自己最近的编辑，用手指做了个OK的手势，权当知会。只一瞬间，大家的掌声、尖叫声涌起，我一下子便被卷进狂欢的潮水中，甚至连咀嚼一下兴奋的时间都没有。”

“屌丝”一朝登龙门，自然不同于精英作家在获奖时的表现。哥俩获奖后对媒体的“感言”，一个比一个出位，要多酷有多酷。西村作家面对电视记者“接到获奖通知时，你正在做什么”的问题，嬉皮笑脸地答道：

我正在琢磨去不去风俗店的当儿，接到了评委会的电话。看来没去（风俗店），是对的。

在芥川奖7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见过如此不正经的获奖者及获奖感言，西村的发言遂被媒体诠释成“普罗作家的无赖派演技”。这其实冤枉了西村作家，因为“如果没能获奖的话，是要以女体来抚慰一下自己的心——毕竟是以落第为前提的，我确实那么想来着”。

与普罗作家相比，宅男作家的获奖感言更酷。他引用好莱坞明星荣膺奥斯卡奖时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尝言：“我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我大体上也是这种感觉。

对领奖这件事，他表示原本并无意应酬，可是，“若拒绝的话，又怕那些气质懦弱的评委因此而晕倒，从而导致（东京）都政的混乱。为都知事阁下（石原慎太郎）和各位都民的立场计，我就替你们先领了”。此言一出，先于评委，台下的记者晕倒了一片。

对于五次提名终获奖的“好事多磨”问题，他显得更不耐烦：

第一次提名即获奖最好不过。五次提名才获奖的，是蠢货。就这样吧。快结束吧！

一般说来，在庄严的芥川奖颁奖典礼上，获奖作家的即席感言都是在心里反复彩排过数十遍、上百遍的烂熟于心的老调子。但“屌丝”得主的发言，随机性却很强。不过，后来田中承认，在感言中提及雪莉·麦克雷恩，“确实有腹稿”。此外，《每日新闻》记者发现，田中作家“或许是过于紧张的缘故，他身子深陷在椅子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日本大报记者是很坏的，眼光刻毒。宅男作家旨在杯葛、消解芥川奖正统性的故作惊人之语的姿态，在他们眼里，恰恰反而成了“屌丝”的博出位之举。

斜阳笼罩的日本大报

当今世界，若论媒体社会的成熟度，当首推美日。那么，美日两国的媒体究竟成熟到何种程度呢？简而言之，可以说到了“四大于二”的“烂熟”程度。何以有此反科学之一说呢？因为在西方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独立于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但在这两个国家，均发生过主流报刊凭借手中的“第四种权力”，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政府展开旷日持久的鏖战，最后硬是把深陷丑闻的国家元首（美前总统尼克松和日前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案例。前者令人想到在“水门事件”调查中《华盛顿邮报》女老板格雷厄姆及其手下的两名青年记者，后者则有时任《文艺春秋》政治记者、后成为日本当红名作家的立花隆。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再显赫的“权力”，也难逃商业之“看不见的手”的操纵，昔日的光荣与梦想，转眼间化作金融危机下的焦虑与挣扎。据统计，2008年度，美全国共有日报1 408种，发行量减少了9%，广告收入减少了27%；日本新闻协会旗下共98家加盟的报纸、新闻社中，报纸发行量减少了2%，广告收入减少了24%；与美国每天4 859万份的发行量相比，日本每天发行5 149万份报纸，略多于美国。

虽同为媒体社会，美日两国报纸的定位、构成及运作方式却大相径庭。美国多地区性报纸（只有《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被认为是全国性报纸），而日本报纸的主流则为全国性和跨地区性报纸。从发行量上看，五大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和《产经新闻》），加上三大跨地区性报纸（《东京新闻》、《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就占了六成多。

相比较而言，日本报纸的精英化程度更高，不仅是文人办报，而且是记者经营，从总编辑到报业集团的管理高层，鲜有非记者出身者。譬如，发行量不仅居日本之首，而且是全球第一的大报《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就是从普通政治记者，一直干到报人的“最高境界”，对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全国性大报清一色是百年老店，多数在战前就拥有数架到十数架用于海外采访和快递菲林的社用飞机。战后，受惠于日式资本主义的成功，主流大报更是跨行业多种经营，旗下不仅有广播电视台等事业，甚至拥有自己的棒球队和足球俱乐部，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王国。但绝大多数媒体，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均未上市。正是由于大报悠久的历史传统，内容上标榜客观、中立和日本民族特有的对信息、知识的渴求及国民高水准的教育程度，加上日本特色的报纸再销售制度，主流媒体在行业竞争已白热化的今天，仍然保持了当仁不让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差强人意的发行量，客观上也保护了报人、媒体人的利益，乃至在今天的日本，媒体工作者，依然是一份带有崇高光环的职业，这当然也体现在从业者的收入水准上。一名从主流大报荣退的名记者，只要他愿意，几乎都可以不费太大气力找到称心如意的大学教职或地方文化设施负责人的职位，从而实现成功转型，真正是名利双收。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迹象表明，此番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坐下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由头，对日媒的打击，虽然程度上轻于美国，却也是实实在在的。以被认为最精英的、拥有逾800万份发行量、5 500名员工（其中约半数为记者）的《朝日新闻》为例，2010年3月的年度决算（日本财政年度起始为4月）结果，最终损益从上年度的赢利46亿日元跌至赤字139亿日元，事态之严重为报纸创刊130年来所仅见。其他诸如《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2010年公布了加盟共同通讯社的经营方针，这是作为全国性大报的方向性战略调整，意味着从第二年起，将在日本国内地方新闻等方面使用共同社配发的消息，从而达到预算削减的目的；后者则于2007年11月叫停了晚刊（日本大报日出两刊，晨刊与晚刊），同时强化网刊的内容。风声鹤唳之下，甚至有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几年，五大全国性报纸中，将出现破产者。历史上有过地方性报纸的破产，但全国性和扩地区大报的倒闭是闻所未闻的。

可遭遇如此危机，日本大报的精英气质都未见折损。据业内人士对主要西方国家媒体驻北京特派员收入水平的调查，日本特派员的平均收入仍居首位。其最主要的背景，大概是日媒无论其政治倾向左中右，中坚层多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左翼社运的左派出身，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视“市场原教旨”的新自由主义为死敌。在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今天，报业似乎已成了“夕阳产业”，但纵使斜阳笼罩，日本大报也不会轻易走上大幅裁员、血汗工厂化的道路。

日本大报的转型之路

2010年，笔者曾撰文《斜阳笼罩的日本大报》，预言在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今天，报业已成了“夕阳产业”，但纵使斜阳笼罩，日本大报也不会轻易走上大幅裁员、血汗工厂化的道路。这很大程度上是百年老店的日本大报的精英气质和大报的“铁杆”读者群对信息的依赖及其获取信息的路径所决定的。但是，不会血汗工厂化，不等于没有危机、无须转型。事实上，2010年正是报业启动历史性大转型、重新杀入“战国时代”的重要一年。而日本ABC协会（日本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于震后（5月18日）公布的统计结果表明，“3·11”大地震加速了报业的衰落。

长期以来，报业的宿敌一向是电视。而现在，报业跟电视媒体一样，面临着共同的“凶恶敌人”——网络新媒体更大、更本质的挑战。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种功能强大、界面友好的电子阅读器的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对身边的报亭视若无睹；有的人即使走向报亭，却不是为买当天的报纸，而是为了给手机充值。

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衰退显著。首先是发行量：2010年度，日本乃至全球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读卖新闻》首次跌破1 000万份大关，而面向主流社会定制发行的精英大报《朝日新闻》则跌破800万份。其次是广告收入：广告单价最高的《朝日新闻》从高峰时的2 000亿日元跌至2010年的800亿日元；与之相对，《读卖新闻》则从1 745亿日元跌至867亿日元。据专业人士预测，假定目前的衰退是持续性的，且衰退节奏不变的话，五大全国性报纸（均为日报）的销售额缩水至现在的一半所需时间，《朝日新闻》为11年，《读卖新闻》为25年，《日经新闻》为15年，《每日新闻》为22年，《产经新闻》为7年。这对于传统悠久、气度不凡、品质精良的日本大报来说，诚可谓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

为此，在不致裁员的前提下，削减经费、节流开源成为各家媒体的本能性自选动作，缩小地方、海外分支规模，减少特派员派遣，削减员工工资奖金等等，不一而足。为国内地方报纸提供消息的日本两大通讯社之一的时事通讯社，连续11期（日财政年度分上、下两半期，11期为5年半）亏损，不堪赤字重负，冻结了2010年度招收新人的计划。如此史无前例的极端举措，无疑会对媒体的未来产生影响。“过酷”的成本削减，导致奔波于新闻现场的一线中坚记者和骨干编辑士气低下，叫苦不迭，已然影响到新闻的品质和媒体工作者的职业伦理。2011年1月，时事通讯社一名体育记者因剽窃国内另一家通讯社共同社的报道被揭发，时事社不得不向共同社书面道歉。这在日本新闻界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很刺激。如果大环境持续恶化的话，类似的遗憾未必不会增加。

当然，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如何顺应信息化时代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群阅读习惯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从而在数字化阅读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发挥精英报纸的影响力，以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以纸媒（尤其是报纸）为对象的新闻工作者，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将来谁还读报纸？答案势必呈两极化：无法阅读数字信息的人和不满足于只阅读数字信息的人。如果以前者为目标的话，必然会成为迎合高龄读者阅读趣味的媒体。如今电视媒体正朝这个方向迅速蜕变，所以年轻人和外国人对日本国内的电视节目感到越来越厌烦，根本不买电视的低龄人群在增加。而纸媒，尤其是主流大报无疑会选择另一条道路，那就是越来越精英化，为那些对单纯的数字化阅读感到餍足的读者定制、提供更加精致、更富有营养的高级“便当”。顾客吃便当得用筷子，而伺候口味挑剔的读者，自然也要照顾人家的阅读趣味——他们并非IT盲，甚至比一般人更精通电脑，仅仅是不满足于硬盘和液晶屏幕而已——包括对网络版、iPhone手机版等多种阅读形式的支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2010年，继《日经新闻（电子版）》率先有偿之后，《朝日新闻》也创设了有偿网络评论版（内容不同于纸刊）“WEBRONZA”，据说已确保了十余万订户。2011年2月，《朝日新闻》还正式开通了其纸刊电子版。

2010年4月，每日新闻社58年来首度与共同社合作，在政府机构发布的新闻和国内新闻上使用共同社配发的消息，自己则着力强化调查报道和深度评论，尝试从“报道型媒体”向为读者提供见解的“意见型媒体”转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新闻评论。从对樱花开花“前线推移”的预测，到职业棒球赛的赛事分析，到对非洲某个国家军事政变的解读，媒体人的智力劳动是要付费的。正如自诩为业界盟主的《朝日新闻》记者名片上印制的统一格式的“Japan’s Leading Newspaper”（日本的一流报纸）的“宣传定位”所表达的那样：大报，你的名字叫精英。这点也注定了其转型之路，不是去精英化，而是更精英化。

日本出版业的黄昏之美

谈日本出版，不能只谈图书，而要关注涵盖了图书和杂志、报纸等纸质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的内容与创意产业，是广义的“大出版”概念。原因很简单，其图书出版与新闻媒体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版社既办刊物，新闻媒体也办出版社，许多还是大型社（著名者如中央公论社、文艺春秋社、朝日新闻社等）。从媒体到出版的距离很“短”，很直接。整个出版产业，从1960年到1975年维持了两位数增长，1976年到1996年维持了一位数增长，1996年达到高峰，1997年开始走下坡路，直至今天。

1976年，出版码洋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大关；1989年，突破2万亿日元；在高峰的1996年，达2.6563万亿日元。从1976年起，杂志销售额开始高出图书码洋，呈现“杂高书低”的态势，杂志成为出版产业的最大推力。80年代以降，图书与杂志的比例为4∶6。80年代10年的增长为40.4%，而90年代10年的增长仅为5.1%。

关于书籍

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2009年度，全日本书籍、杂志的销售额经过连续5年的递减，跌破2万亿日元（翌年又进一步跌破1.8万亿日元），此乃21年来的最低纪录。其中，书籍销售量减少4.5%，为7.1781万册；码洋减少4.4%，为8 492亿日元。百万级畅销书只有村上春树的《1Q84》（1、2卷）（223万册）和《似乎会读却又不会读的易错汉字》[81]（114万册）两种；而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有百万级畅销书4~7种——种类减少（但2010年度又回到4种）。

书籍新发行册数，为7.8555万册，比过去增加2.9%，可见在所谓出版不景气的大环境之下，出版社为满足读者趣味多样化的需求而做的努力。书籍的平均单价在连续6年下降之后，2009年度为1 123日元，比2000年低了7.0%。这是因为在全部图书品种中，文库版[82]、新书版[83]和选书版[84]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的缘故。但退货率持续恶化，达40.6%，连续两年突破40%大关——市场进一步缩小。

因此，2010年度到“3·11”大地震前夕，业界通过减少新书供应，试图遏制退货率的居高不下，虽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却进一步加速了图书市场的萎缩。

关于杂志

2009年度，杂志发行量减少6.9%，为22.6974亿册；销售码洋减少3.9%，为1.0864万亿。其中，月刊减少5.9%，为15.1632亿册；周刊减少8.9%，为7.5432亿册。杂志整体6.9%的减少和周刊8.9%的减少为过去最大的锐减。2000年以后，杂志市场已缩水了33.3%。

再看销售码洋：月刊减少3.2%，为8 445亿日元；周刊减少6.1%，为2 419亿日元。码洋跌幅之所以低于发行量跌幅，是因为刊物平均单价的上调。当然这背后是制作成本的上涨和广告收入的下降，月刊上调2.9%，平均为569日元；周刊上调3.1%，平均为328日元。价格调整的杂志达250种以上。

2009年新创刊杂志135种，比2007年锐减42种，仅次于1989年的低水准（1989年为112种，直接原因是经济泡沫破灭）。而同时，停刊、休刊杂志的数量为189种，比过去增加3种，为过去历年的高水平。杂志总发行种类为3 539种，减少2%。日本新闻出版业界近年来流行所谓“废旧建新”的说法，可事实上旧刊没少废，新刊却少有出台。

关于报纸

据日本ABC协会统计，震后的2011年4月，五大全国性报纸中，《读卖新闻》的发行份数比震前的2011年3月减少7万份，为995万份，为17年来首次跌破1 000万份；《朝日新闻》减少16万份，为770万份；《日经新闻》减少3万份，为301万份；《每日新闻》增加2万份，为347万份；《产经新闻》增加4万份，为165万份。主要跨地区性报纸中，《中日新闻》减少800份，为268万份；《东京新闻》减少1万份，为53万份。

日本的报纸，是舆论的晴雨表。报纸订阅量的浮动，直接关涉最新的重大政治议题，震后最主要的，就是核电存废之争。《读卖新闻》囿于其自身的历史[85]与保守的政治立场，即使在震后仍力挺核电，开罪了大量读者，导致发行量下降；《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则因力主废核而深得人心，发行也看好。

关于书店

无疑，书店业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盛期的1990年前后，全日本共有25 000家地面店（不包括旧书店）。随着亚马逊等网店的冲击，地面店以大约每年1 000家的速度递减，2011年还有约15 000家，但仍多于图书出版的首印数。到过日本的人，会惊讶于其书店之多。且很多店都位于黄金地段，店堂豁亮，格调典雅，多附设文具店和咖啡店功能，是大学生和白领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而与此同时，一些大型连锁书店陆续开业，且营业面积大，营业时间长，图书品种丰富。特别是近年来，“新古书店”和“漫画咖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前者，不事珍本善本的搜集，专门经营近年出版的新书，品相与新品几无二致，但价格却廉价得多；后者，以漫画书为主，兼营租借，非常吸引年轻读者。正是这些因素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书店业的衰退。

大地震对书业的影响

首先，地震的影响是局部的、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因地震及伴生的核事故而造成节能限电、书店停业（或缩短营业时间）、纸张不足、广告自肃等问题，虽然对出版业有短暂的影响，但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相反，因地震，公司上班时间调整，娱乐业停摆，上班族的闲暇时间被拉长，人们反而有了比较从容的阅读时间。加上用电限制，也使人们的眼睛从电脑屏幕上回到纸张，读书成了唯一的消遣。

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出版业也曾经历过短暂的低迷，但翌年便迎来了日本当代出版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据曾经历过那次地震的书店业主回忆：“开始时是孩子们想读书。接着，大人们开始感到阅读饥渴，于是纷纷来到书店。”可以说，同样的经验，亦适用于此番大地震。顺便提一下，2011年度日本第一大畅销书，是一本由受灾地区的新闻工作者自己拍摄编纂的震灾写真集[86]。截至当年8月，该书便已经卖出45万册。其他几本过去付梓但销售业绩平平的与地震和自然灾害有关的图书，也纷纷再版，大卖特卖。如小松左京30年前的社会幻想小说《日本沉没》[87] 和广濑隆的《核反应堆定时炸弹》[88] 等。

因此，可以认为，地震对出版业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物流、资源等物理层面，是暂时的，其本身并不构成出版业的负增长拐点。

电子出版的竞争

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的深化和电子出版的普及，在日本媒体和出版业界流行一个词叫“脱活字”，意思是读者的阅读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体，而日益脱离印刷活字。的确，看近年来图书、杂志的发行统计，销售码洋的低迷确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诠释了出版业的某种危机感。但另一方面，古旧书店近年来持续增长，尤其是上述的那种从店铺感觉到经营内容迥然有别于传统旧书店的所谓“新古书店”及“漫画咖啡”的大量涌现，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出版业的衰退势头。就一般读者而言，购买的图书中，旧书的比例比10年前大大增加。而个人的阅读量，则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如此看来，为出版界狂喊不已的所谓“脱活字”，无非是出版业界既有商业模式本身的崩溃而已。过去5年来，每年都叫喊“电子出版元年”，可到头来却始终未走出“元年”，恐怕也是这个原因。而回过头来看，对于这种状况，那些以持续的海量发行造成书的过剩供给，不断重复上演市场细分化和读者争夺战的出版社，应该说也有一定的责任。况且，加上日本独特的以中间商为核心的发行流通体制，既有的出版社对电子出版基本持保守态度，所以电子出版的竞争尚处于口头喊“狼来了”的阶段，离真狼奔突而至，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

日本出版的问题点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以东贩、日贩等图书中盘商（批发商）为核心，日本形成了稳固、高效的图书流通体制。其凭借图书再销售制度，不仅使出版社和书店利益共享，甚至也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作者和读者的权益（过去30年来，日本图书基本未调价，书价比较合理）。所谓“再销售制度”，全称为“再销售价格维持制度”，说白了就是新书不打折，无论是对地面店，还是网店，全日本城乡统一价格。

如果从中国的感觉出发，这种可维系出版社、书店、作者及读者四方“多赢”的价格维持机制，诚可谓好处多多，不亦乐乎。但它却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退货率居高不下。书店从中盘商进图书，但不必立即结账，以几个月到半年一次的周期（具体时间根据合同，最长半年），按实销册数与中盘商结算。但半年后，如果图书仍滞留店面的话，书店便须买断。这样既占用资金，又占仓储空间，多数书店会把销售半年之后仍未卖掉的图书退货（即退给中盘商。中盘商再根据实销册数，扣除自己的销售手续费，把剩余图书退还出版社），此乃造成退货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退货率安全线是35%以下，目前已突破40%。长此下去，“多赢”结构殊难维系。

其次是资金问题，也与中盘商密切相关。一些大型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书后，批发给中盘商，并从后者处拿到全部码洋。半年的新书销售周期过后，刨除卖掉的实洋，未卖掉的书被退回出版社，出版社再把退货部分的码洋退还给中盘商。如此，在现有的流通消费体制下，中盘商实际上扮演了类似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的角色。譬如某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印了1 000册，定价为1 000日元。一俟出版，出版社便能从中盘商那里得到全部100万日元的码洋。极端的情况下，譬如该书内容曲高和寡，在整个销售周期内仅卖出了1册。那么半年之后书被退货，出版商再把剩余999册书的码洋退给中盘商就是。但半年的时间，全码洋毕竟在出版社手中，充当流动资金。可一旦书被退货，流动资金便会断档，因此，出版商为了生存，只好启动下一本书。如此，为维持现金流而出版，出版社不得不出版很多无意义的书，甚至垃圾书，造成无谓的资源浪费。正因为在产业构造上，中盘商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力，从书的配送到资金回笼，都离不开它。如此被深度捆绑的结果，也是日本大型出版社无法自主实现向电子出版转型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样一来，好像中盘商是一个“恶汉”的角色，这也有失厚道和客观。毕竟，长期以来，多亏了东贩、日贩等中盘商在全日本城乡以统一标准的手续费配送书籍，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流通制度，才能在全日本无论哪里，哪怕是偏僻的乡下小书坊，也能简单迅速地得到所需书籍。今天的日本相对于外国，以接近100%的高识字率和阅读量大著称，这种阅读习惯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多样性和经济发展。而如此难能可贵的阅读习惯之所以形成、扎根，不能不说这种以中盘商为核心的独特的出版流通体制功莫大焉。但是，在网络社会的今天，这种流通体制本身也需要转型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代出版业的成立，系基于“书与人的邂逅”，而书与人邂逅的场所则是书店。在书店业已呈现整体萎缩的情况下，所谓“出版的发展”确乎成了一种奢谈。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书业似乎已迎来了黄昏时分。但黄昏并不等于黑暗，黄昏也有黄昏之美。趁夜幕四合之前，准备好蜡烛。就算黑夜真的降临，也还可以秉烛夜读。

[73]神舆，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74]《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75]《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229页。

[76]《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13页。

[77]同上，255页。

[78]一种非常规核燃料，全称为mixed oxide，其特性是可从使用过的乏燃料中提取钚元素，以循环使用，提高利用率，解决核燃料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燃料由于浓度高，温升大，一旦发生事故，其危险性远大于常规燃料电站。

[79]MOOK，即MAGAZLNE+BOOK，杂志书之意。杂志书外表像杂志，强调视觉效果，价钱便宜，但主题专一，又能像书一样长时间摆在书店里销售。——编者注

[80]飞特族，是freeter的音译，是英文“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词。飞特族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编者注

[81]出口宗和『読めそうで読めない間違いやすい漢字』，二見書房，2008年1月。

[82]文库版，是东洋出版的标准化开本之一，即所谓的口袋本。因节省纸张，便于阅读，故书价低廉，易于普及。早在1903年，即由当时的富山书房推出，其蓝本是德国的莱克兰文库。虽然“古已有之”，但文库本的定型是在战后。50年代，日本迎来了第一次文库热。

[83]所谓“新书”，并非新旧的新，而是东洋出版的另一种标准化开本，尺寸为182mm×103mm，非常普及。早在1938年即由岩波书店作为“现代人教养新书”推出，其蓝本是英国的鹈鹕丛书。

[84]“选书版”系近年来定型的一种标准化普及开本，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小32开。但因日本精装版高度普及，选书一律为平装版。

[85]《读卖新闻》的前社长、前内阁科技厅长官正力松太郎生前力挺核电，被称为“日本核电之父”。

[86]『巨大津波が襲った3・11大震災―発生から10日間の記録緊急出版特別報道写真集』、河北新報社、2011年4月。

[87]小松左京『日本沉沒』、小學館、2006年8月第5版。

[88]广濑隆『原子炉時限爆弾：大地震におびえる日本列島』、钻石社、2011年8月版。

历史纵深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

“特高”警察的来龙去脉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

IBM商业间谍案——日美计算机战争的分水岭

核电大国日本的前世今生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为什么同样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叩关”，中国和日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为什么日本能自主地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从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中华文明在过去却未能内生出这种过渡与转型的动力？这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高华认为，由于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之“顺利”走上资本主义，绝非明治维新一蹴而就的结果。

黄仁宇在《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一文中如此写道：“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主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明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有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及至19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取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设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黄仁宇着眼的“维新之前的一百年”，刚好是江户时代后期，相当于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大致与日本历史学者吉田伸之的著作《成熟的江户》所勾勒的时代相吻合。

《成熟的江户》是一部野心勃勃的著作。作为历史学者，吉田除了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之外，还借鉴了年鉴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以对社会“分层构造”的把握，来复原18世纪江户社会的“整体史”，旨在“描绘出日本前近代漫长的历程中，日本史与世界史真正相遇之前所达到的程度”，从而论证“包括衣食住的独特性、人们之间相互的结合关系、家的意识、宗教、民俗、艺术等多种多样的侧面，即日本‘固有文化’的形与质均在十八世纪这一时期成熟并结晶成型”的结论。

日本描绘近世历史的叙事文本卷帙浩繁，历来不乏以町人和农民为主轴的通史，但吉田的学术视野显然大大逸出了传统的叙事框架，直抵历史的细部，秉承法国年鉴学派所谓“活着的历史学”的基本理念，力求重构恢复人的“整体性”的“整体史”。为此，作者以“江户时代的江户”为舞台，聚焦的人物多为被排斥于手中掌握“社会性权力”的富豪和“士农工商”之外的“身份性边缘”阶层，如百姓、工匠、按日计酬的短工“日用”、乞食化缘的艺人和“愿人”等等，统统是被历史教科书所忽视，也不会在“时代剧”中登场的小人物。可恰恰是这一群边缘化的小人物，乍看似乎处于主流社会的律法秩序之外，但实际上亦有自己的组织和游戏规则，其价值取向及谋生、行为方式，不仅催生了活色生香的町人文化，同时也构成并强化了江户社会“成熟”的质感。

日本现代转型之“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无非是中产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产生。尤其是后者，其产生和扩大端赖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松绑、放权者甚大。“享保改革”之前，除木匠、石匠、泥水匠、修屋顶的、铺榻榻米的等少数御用职业外，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行业共同组织均未得到政治权力的公认。但随着“享保改革”的深入，至1721年（享保六年），对染坊、点心铺、陶瓷屋、木屐店、玩具店等96个业种，以一定地域为单位，设立商业——工匠同业组合，从而产生了超越町——村的狭义地缘范围、以职业功能为纽带的社会性结合。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公认，无疑也意味着幕府的社会控制和统治形态的转变，在18世纪的幕府政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世民间社会的工商业组织，虽然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却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基础。乃至江户时代后期，围绕甘薯交易问题，在生产者、中间人和买家之间发生过一场纠纷，其起因、发展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与今天屡见不鲜的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现代商战简直如出一辙。

1999年，柏林东方美术馆发现了一幅浮世绘稀世长卷《熙代胜览》，经鉴定为彼时的市井绘师于1805年（文化二年）前后绘制的作品，描绘了江户著名的商业街日本桥的繁荣景象。在这条仅有760米长的街道上，共有小卖店和批发店88家，各商号门前均挂着印有商标或店幌的暖帘、看板或旗子；熙来攘往的行人中，成年男性1 439人、女性200人、儿童32人；犬20只、牛4头、猴子1只、鹰2只……这幅“江户版”《清明上河图》色泽明艳，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比“汴京版”晚了约700年，但所表现的已然不是同一种文明。

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

如果把日本近一个半世纪的近现代史按君主国“万世一系”的法统做一简单区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大正和昭和。明治（1868~1912）长达45年，昭和（1926~1989）跨越63年，而大正（1912~1926）只有短短的15年，短得就像一个过渡的栈桥。不过，虽则短矣，但在任何意义上，大正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仅时间上承上启下，而且在从“一战”前后到“二战”之间复杂万端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多向度的“磁力场”中，日本所选择的国家道路（当然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已为其后来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日本人的命运，并改写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

大正是什么样的年代

“可爱的喀秋莎，分离多苦恼/趁薄雪尚未消融的当儿/让我们对神起誓吧……”1914年（大正三年），由著名剧作家岛村抱月作词、中山晋平作曲的《喀秋莎之歌》，是根据托翁的名著《复活》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的主题歌，经剧中女主角松井须磨子演唱后，风靡列岛。一年后，歌曲灌制成唱片，销量突破两万，全日本几乎所有有留声机的家庭都购买了唱片，是不折不扣的日本现代流行音乐之滥觞。歌里有种“蜜甜的忧愁”般的调子，唱出了大正初期东洋人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北国“边疆”的浪漫想象。这里的“北国”，并非指日本本土的北海道，而是指“桦太”，即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南库页岛（萨哈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根据美国居中调停的《朴次茅斯条约》，战胜国日本放弃战争赔偿，但却获得了北纬50度以南的南库页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有权，面积达7.6万平方公里，同时把长春至旅顺间的东清铁路变为自己的囊中物。至此，日本终于把触角伸进了“满洲”腹地，大大刺激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战略野心，举国陶醉于帝国的大陆战果中。5年后，吞并韩国，日本一跃成为与欧亚大陆山水相连的“大陆国家”。

20世纪前20年，是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立宪元年），全日本只有31个城市，到1920年（大正九年）多达81个，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不是传统的“城下町”[89]型城市，而是立足于军事和工矿业的城市获得长足发展，四大工业地带已然成型，大都市的周边地区开始形成卫星城。以东京为例，1925年，居住在郊外的人口为市区人口的两倍。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改变乡土面貌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农地变成住宅用地；社区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商店街；以大公司、银行职员为主的薪金阶层登场，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每天乘地铁、公交在市中心的写字楼和位于市郊的独门独院的优雅住宅之间往来穿梭。新中间层的扩大（至1920年约占全日本人口的8%），孕育了“中流意识”，中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男性上班族收入水平提高，足以让太太成为专职主妇，在家相夫教子。1915年（大正四年），日文打字机被发明，较高的识字率使打字小姐成为婚前女性的专属工作，这些“骨灰级”白领和被称为“巴士女郎”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及女佣们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

有中产阶级，便有面向中产阶级读者定制发行的中产趣味出版物：绅士杂志、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妇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都市街头的书店；“元本”[90]流行，袖珍文库本作为现代出版的东洋标准开始定型，出版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从无声到有声时代，与“国产片相比，外国片更有人气。1925年（大正十四年），东京率先开始广播放送，不久广播网便覆盖大阪、名古屋。三年后，听众已逾50万人。加上发行量动辄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和周刊，这个时期的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社会，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媒体社会的发育，孕育了市民社会的文化，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白桦派”、“新感觉派”同人作家敏感地审视着帝国转身途中个人命运的颠簸，天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昭和二年）自戕时，遗书中流露的某种“恍惚不安”，像极了一个时代的隐喻；自学成才的画家竹久梦二笔下有着西洋风的面孔和东洋范儿的哀怨的“梦二式美人”是代表“大正浪漫主义”的如假包换的符号；而从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时代的仿欧建筑“鹿鸣馆”的流行，到和洋折中的钢混结构、顶着和瓦大屋脊的“帝冠样式”建筑的泛滥，则微妙地契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

何谓“大正民主”

所谓“大正民主”，并非当时既有的称谓，而是后人从民主的视角出发，反观从20世纪头10年后期到第二个10年末日本的社会变动时所得出的一种历史认识。据日本学者考察，“大正民主”最初见诸学界和媒体的论述大约是在1954年前后 [91]。时值日本已结束美军占领，民主主义制度已然生根，并即将走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超稳定社会契约的前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正民主”的称谓本身，已涵盖了与战后民主的语境上的“温差”。就时间的对象而言，一般说来，“大正民主”并非单纯对应从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15年，而是前后各放宽五六年，头尾分别嵌入明治末年与昭和初年，大约相当于从1905年到1931年的时段，即20世纪初叶30年左右的光景，为战后史学界通常的学术界定。

谈“大正民主”，无法绕过一对兄弟：吉野作造及其胞弟吉野信次（有趣的是，兄弟俩的夫人也是一对亲姊妹）。作造是日本现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史教授，早年曾担任过袁世凯的“太子”袁克定的“太傅”，是“大正民主”的理论旗手；信次是农商务省的官僚出身，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商工大臣、贵族院议员、翼赞政治会 [92] 常务理事，战后受到整肃，被剥夺公职。剧作家井上厦曾写过一部舞台剧《兄弟》，诠释了吉野两兄弟在大时代的思想蜕变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

“大正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吉野作造，在最初译介“democracy”的学术理念时，刻意回避了“民主主义”的现成表达，而迻译为“民本主义”。这对于学贯中西的作造来说当然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权宜性表达：因为“民主主义”本意的“主权在民”，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的“天皇主权论”在法理上相抵触，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以“民本主义”来置换（作造在晚年思想日益左倾，遂放弃“民本主义”而回到“民主主义”，此乃后话）。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大正民主”价值核心的“民本主义”，本质上是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即在不否认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张以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国会等。殊不知，如此诉求早晚会撞到“天皇主权论”的天花板，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是先天的，也注定了“大正民主”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乍看起来，吉野兄弟的思想与行动截然对立，但就结果而言，二人未尝不是互为表里，而理论上的分野，则刚好构成了“大正民主”的内在张力。作造话语中的“民本主义”，主张以民众为政治主体，构筑以民为本的政治，并使其体系化；而信次则以民众的自发性为前提，鉴于这种自发性有组织化的倾向，便试图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统治；对于民众和政党崛起的状况，作造尝试以扩大政治参与来链接，而信次则试图将其统合到一种新体制中。就是说，正因为有了作造首倡的“民本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信次利用民众的自发性而“统合”之的主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的选项。因此，所谓“大正民主”既不是放任的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官僚暴力统治；民众既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同时这种参与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诱导，不无滑向一种新的专制体制的危险。

尽管“大正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彩排，对民主主义在日本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客观上，从1924年6月至1932年5月，政党内阁取代军阀内阁，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并非完全是“浮云”（事实上，首届政党内阁原敬内阁的诞生还要早六年。但三年后，原敬遇刺身亡，军阀复权，引发第二次护宪革命）；与此同时，加藤高明内阁上台后，制定了《普选法大纲》，规定25周岁以上的男子享有不受纳税限制的选举权，在选举前居住在某个地区一年以上的30周岁男子享有被选举权。尽管该法限制了“因贫困在生活上受公私救济或扶助者”和流动工人的选举权，并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却使有选举权者从此前的334万人猛增至1 41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5.8%），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博弈：民主vs极权

毋庸讳言，“大正民主”不是战后民主，不仅存在诸如“民主”与“民本”等法理上的先天性矛盾，且始终面临从极端右翼到军部等黑恶势力的挑战。好像一场漫长的赛跑，在触到终点的红线之前，在不同的时间和路段，双方都有过一骑绝尘的时候。而因缘际会，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所谓“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往往成为其中某一方的助力，于是乎历史顷刻间呈现出巨大的进步或倒退。

当然，在所有这一切表象的背后，病灶早已做下。其病根有些源自明治宪法中的“程序错误”（如“天皇主权论”、“统帅权”问题等）。至于那些宿命的遗传基因，恐怕还要到明治的精神构造，甚至日本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如民权与国权的关系问题等）。就大趋势而言，对左翼思潮及其团体、弱势群体不遗余力的打压和右翼思想家所谓“革新”思想的抬头，以及受右翼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军部的崛起，仿佛潮涨汐落，此消彼长。

日本对左翼“异端”的弹压由来已久，且手段极其残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大逆事件”，因莫须有的所谓“天皇暗杀计划”，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26人被检举起诉，24人被宣判死刑，其中12人被处刑。一时间，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停滞。空前的压抑感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作家石川啄木以一篇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的评论表达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地震引起的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有谣言说平时备受欺辱的朝鲜人要趁机报复，“投毒”、“放火”、“抢劫”说不胫而走，于是军、警、宪、特一起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消防组组成的自警团的配合下，以“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有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200名中国人遇害。接着，在东京宪兵队涩谷分队长甘粕正彦大尉的指挥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年仅7岁的外甥橘宗一惨遭虐杀。

不仅反体制“行动派”人士被打压，政府对思想、言论也采取了严厉的监控管制措施，甚至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牺牲品。1933年，自由主义学者、著名法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认为，犯罪问题必须追究其社会根源，日本刑法中规定通奸罪只限于惩罚妻子，而没有对丈夫做同样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泷川的观点被右翼攻击为不符合国体的“赤化思想”，在文部省的压力下，泷川被迫辞职。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随泷川一起辞职，致舆论大哗（泷川事件）。1935年，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主张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治权（即“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指控。他们动议政府发表所谓“国体明征声明”，给校方施加压力，美浓部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

随着经济萧条的加剧和日本国际环境的日益险恶，言论空间越收越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卢沟桥事变”后，内阁情报部沿袭陆海军省报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没商量。[93] 直辖内务省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是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组织，跟踪、“喝茶”自不在话下，对被认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不惜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以维护“国益”和“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实现的。在这种意识形态部门、国家恐怖机关和军部组织机构叠床架屋，彼此间利益协调、情报共享、相辅相成的立体化作战的攻势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密如裹尸布。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异端”思想的空间已被彻底封死，有时连“自己人”都难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认为日本顶尖的战略家、曾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其不主张中日战争扩大化的“消极”立场开罪了东条英机，其战略学著作《战争史大观》和《国防论》虽然已经分别由中央公论社和立命馆大学出版会付梓成书，但却被禁止发行，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94]回过头来看，被称为“大正现代主义”、“大正浪漫主义”的、被出版传媒催生的大正年间的开明、西化的文化氛围，恍如昙花一现。

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当然不会终于纯意识形态、文化层面，其向社会和现实政治的渗透、蔓延只是时间的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本质上说，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而实现的路径，便是法西斯化。1930年4月，由于内阁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被军部斥责为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遇刺，从而拉开了军部和右翼势力制造法西斯恐怖的大幕。继任的若礼次郎内阁因在“满蒙问题”上主张与中国政府谈判，被力主以军事手段强占的关东军及陆军部攻击为“软弱外交”。翌年10月，军部少壮军人策划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尽管因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却迫使若内阁总辞职。民间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制订了“一人杀一个”的计划，奋起暗杀政界、财界首脑。先是于1932年2月刺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一个月后，又刺杀了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及民间法西斯团体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袭击首相官邸，杀死首相犬养毅，同时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总部、日本央行等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尽管此次政变未能达成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但却终结了长达8年的政党内阁，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国内政治环境为之一变。而事实上，前一年由屯驻“满洲”的关东军少壮军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已然昭示了军部的失控。同时退出国际联盟，标志着日本从国际协调主义外交踏上了“光荣孤立”的道路，继而与中国不宣而战，对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彻底背过身去。“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上升道路的日本国运，从此以后，就开始走上了陡峭的下坡路。”[95]

应该看到，日本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在这一连串赤裸裸的国家暴行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右翼思想家的“革新”逻辑（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右翼组织（犹存社、行地社、一夕会、樱会等）及被国家主义思想洗脑的一代热血“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因。

但与其说是“选择”，其实也未尝不是“被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即代价”。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可纠错性、不可逆性：打出一张险牌之后，如果不接着下更大、更危险的赌注的话，便有可能被搞掉。譬如，时任驻中国东北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彼时日本不可多得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精英战略家”，但在“卢沟桥事变”时，却基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力主战争“不扩大方针”，遭到军部的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但也唯其如此，太平洋战争前夕，石原便以中将军衔被编入预备役，继而彻底退官，转任立命馆大学战略学教授，寂寞的转身，却使他平安躲过了远东军事审判的一劫。是耶非耶，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暗黑的昭和

仿佛为了昭示先天不足的“大正民主”的昙花一现似的，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这位罹患多种疾病、身体羸弱的君主驾崩，享年仅47岁。而此前，大正天皇因健康问题引退，由太子裕仁摄政已届五年——昭和时代开始了。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昭和的开端的话，那就是“恐慌”。1926年底刚刚改元的昭和，仅三个月后，便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多家银行因不良债权问题而呈现经营恶化迹象，1927年3月，关于银行倒闭的传言在社会上流行，遂引发挤兑风潮。结果一个月的时间内，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其中包括台湾银行、第十五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政府被迫颁布《延期支付令》，指示所有银行停业三周。

金融危机的结果，大大强化了日本产业、金融的财富整合。通过企业兼并和联合，在产业界形成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银行等五大垄断性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少数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控制了政界。同时，为转移风险，消化国内市场萧条的影响，对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提高，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在中国建厂。[96]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昭和四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屋漏偏遭连夜雨，尚未从两年前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的日本，再受重创。恐慌之后，是漫长的萧条。日本为摆脱危机，30年代初，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侵略战争铺路。短短几年的光景，通过政府大力推行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制能力极大强化，国进民退，明治、大正时代积累的民间经济的活力已丧失殆尽。客观上，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1936年2月26日，一个大雪的清晨，约20多名皇道派[97]青年将校率领约1 500名军人发动大规模武装政变，分数路袭击首相、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政府要人住宅及警视厅、朝日新闻社，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地永田町，向陆军大臣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皇道派头子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等八条要求，史称“二二六事件”。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皇道派也随之解体，但其政治诉求却经政治对手统制派[98]之手悉数变成了现实：诸如陆军首脑换马、“革新”政治、对大陆实行强硬路线等等。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经济、社会法西斯化进程完成的标志。至此，国家的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议会民主体制彻底停摆。紧接着，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内阁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总体战体制正式启动。日本一头扎进昭和前期暗黑的不归路，不仅拼光了明治开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积数代人之功胼手胝足构筑的国富，而且把整个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特高”警察的来龙去脉

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时代的象征。战后，随着国家的民主化，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实态却并不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县编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实施的种种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种种国家罪行，被诸如“由一部分警察职员所制造的思想取缔问题”、“战败后，特高警察解体”等轻描淡写的记述一带而过。由于美军占领期间，对前特高警察参与刑讯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为的追究本着自行申告原则，绝大部分相关人员，并未自行申告，却免于被追究；而极少数受到追究、被开除公职者，也在风头过后实现了“社会复归”，重新回到警界。

这种状况的发生，当然与美军首鼠两端的占领政策及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有关。战后，由于害怕像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那样被彻底地追究、整肃，特高警察自行销毁了绝大部分犯罪证据，不仅成功逃避了政治整肃，而且“有效地”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本身“蒸发”、“风化”。乃至在战后六十余年的今天，唯独这段历史，始终不见当事者的口述、回忆等一手资料，几乎已被湮没。而重新发掘，在物证人证都已消灭的情况下，无异于沙漠上起楼阁，难乎其难。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庞大的暗黑王国创设的背景和过程，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3月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稳”的必要性。结果，就在这次国会上，出台了一项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课相当于中国行政体系的处），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做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工人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等“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不满自然导致怠工、罢工的出现，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的民众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这恰恰是统治层所恐惧的，奋起“维稳”，是其本能的诉求和现实选项。事实上，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两个系（行政权限上从属于课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科）：特高系和检阅系。后者主要负责新闻出版审查，前者则负责各类行会、同盟的罢工、罢市活动的取缔和爆炸物排除。可见，特高创设的背后，确有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统治层内部有两派意见。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认为以强权解散社会主义政党，无异于逼迫他们转入地下，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桂太郎则持强硬立场，力主“社会主义根绝论”：“虽然目前是烟幕状态，一旦延烧起来的话，将无法收拾。”

其实，桂并非“社会主义根绝论”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还站着数一数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总设计师”山县有朋。“大逆事件”发生后，精英层的危机感明显加深。1910年9月，山县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题为《社会破坏主义论》的著名意见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根绝论”，主张从社会政策上预防社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对桂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官僚扩大警察的权限，以严刑重罚来弹压、取缔左翼社运。

区别于此前在军警系统中既存的、主要负责政党对策的“高等警察”，被称为“特高”的“特别高等警察”，以取缔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主要职责，权限更大。但遗憾的是，其全貌至今仍尘封于“黑匣子”中，后人只能从极其有限的个人回忆、传记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对日占领军文档中，找到蛛丝马迹，来揣测当初的组织结构、总体规模及财务预算等状况。如1928年，全国特高组织的总预算为203万日元（折合现在的通货约为12.2亿日元）；1943年，爱知县警职员中约11%的人（419人）为特高人员及其外事担当；地方县警的特高课长直属内务省，指挥命令甚至不通过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即可下达……

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其反对天皇制和侵略战争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为特高的首要镇压目标。翌年，大阪、京都等9个府县的警察组织设立特高课。1925年，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出台，对国体（天皇制）持批判立场的任何言行统统被定性为“犯罪”，被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斥为“民主主义死刑法”。1928年2月，依法举行了全国首届普选。田中义一内阁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活动感到恐惧，于3月15日，以所谓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劳动农民党约1 600名党员，这就是史上的“三一五事件”。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该事件为题材于《战旗》杂志（1928年11~12月号）发表了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说中特高警察严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写触怒了特高，杂志遭禁止发行，为作家后来惨遭虐杀埋下了伏笔。

“三一五事件”后，为“防止赤化”，全国所有府县均设立特高课，主要警署必须安插特高人员。至此，特高组织网覆盖了全日本。1932年，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权限进一步强化。

特高的办案手段

特高作为政治秘密警察组织，清一色由“拥有特殊技能和经验者”组成，旨在有效地根除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体制的思想和活动。因此，他们对日本社会运动的历史由来及现状有着远高于一般国民的知识与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携》（新光阁版），副标题为“社会运动现势要览”，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实用性很强的镇压手册。除此之外，还有《特高教范》等专业人才培养教程，不仅从思想上彻底洗脑，将镇压合理化，而且对镇压手段等细节问题也有一整套范式：如“作为弹压手段，分合法与非合法两种。……有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须拿出‘如履薄冰’的意志……”公然鼓励以非法手段，达成“捍卫国益”的目的。

为此，密告、线人、特务、间谍，均成了特高办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对铁道、印刷所、书店等重要据点，眼线密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隐藏着警惕的“鹰眼”。对一些重点监控的社会主义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组织内部的行话叫“特别要视察人”），特高按如下项目，逐项彻底调查：姓氏、名号、身份、年龄、住址、籍贯、学历、履历、前科、职业、资产、收入、生活状态、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会关系、相貌、特长、性癖、嗜好、操行、思想变化的动机及体系、平素的行动、订阅的报刊、笔迹等等，务求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讯逼供，必被要求叛党，然后成为线人（即“转向”）。拒不转向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杀。前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时，派遣特务潜入日共内部，从事煽动活动；或故意抢劫银行，然后栽赃共产党；或“钓鱼”执法，请君入瓮……伎俩卑劣，手段多元，无所不用其极，连在澡堂子里的窃窃私语，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在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几乎完全被剿灭，在国内停止了一切活动，投狱的投狱，流亡的流亡，转向的转向。据说在监中誓死抗争拒不转向者仅数人而已。而成批转向者中，颇不乏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如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前总书记田中清玄等。这些日共“大人物”政治家转向时，被迫登报宣示脱党，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等“声明”，旨在从领导人个人私德和政治伦理上，瓦解左翼意识形态。

日共不但从组织上被剿灭，连党史文献几乎都片纸无存。战后，终于走出地下状态、恢复合法活动的日共为重建党史，拟复制机关报《赤旗》，但从创刊号到第二十六期，遍寻而不得。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从《特别高等警察资料》中收录的内容。

战后：阴魂不散

以镇压手段凶残著称的特高干部，在战前却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内务省官僚跻身仕途的“龙门”。如1932年，出任警视厅首任特高部长的安倍源基曾在回忆中写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视为特别优秀者，被任命为特高课长。”安倍自己，便于太平洋战争前夕就任内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另一位与安倍先后执掌过这个暗黑王国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视总监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纯一郎内阁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1945年10月13日，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骤，特高警察与《治安维持法》一起被废止，这头存在并活动了三十四年零两个月的法西斯怪兽寿终正寝。对此，作家高见顺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特高警察废止。得此消息，胸口顿时轻松了，有种暗云消散的感觉。但是，这件事为什么非要等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们自己之手来实现呢？羞耻。如果是自己之手所为的话，那喜悦岂不将更深，且沉淀在喜悦底层的这种羞耻感不也就没有了吗？”

然而，高见顺们的羞耻其实仍未结束。战后，安倍源基起初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但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转型”，旋即免于起诉并获释。町村金五也在战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那些曾几何时迫害左翼知识人的元凶，并未受到追究，大部分经过短暂“休整”，甚至复归警界，按照美占领当局的方针，重新被武装为“赤色整肃”的急先锋。

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美军之手把日本从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日本还来不及反应，便又被山姆大叔重新绑上了东西“冷战”的战车。连对特高警察这种法西斯马前卒的清算都被封杀，遑论知识界及全社会的深度战争反省及转型正义的落实？可以说，战后日本政治所表现出的种种暧昧、幼稚和思维混乱，与这种“空洞”感不无关系。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文艺春秋》2010年12月号首次公开了雪藏27年的前首相岸信介与著名社会学家、前学习院大学教授清水几太郎的对话录音记录，旧话重提1960年安保运动，再现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峥嵘岁月。

谈话者曾经是一对针锋相对的宿敌：岸信介时任内阁总理大臣，是《新安保条约》的始作俑者，学生反对运动的主要诉求，就包括阻止岸访美、首相“退阵”和解散国会，均与“倒岸”有关；而清水几太郎作为自由主义学者，是知识界“安保批判会”的核心成员，学运主体“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理论代言人，学运“黑手”第一号。基于如此针尖对麦芒的利益冲突立场，这场对话自然不可能发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事实上，对话是在1983年4月，那场学运已经过去了23年。当时岸已从政界隐退近4年，并将在4年后往生。而清水则已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向：1980年，于右翼杂志《诸君！》发表著名论文《核的选择——日本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然诉诸军力强化。10年后，左翼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政府郑重承认了日美安保体制的有效性、合法性。至此，经过经济过热的80年代及其后的“后泡沫经济”时代，早已成过去时的安保运动的意义在被一点一点地消解之后，仿佛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迷误。与此同时，“后冷战”、“反恐”和“中国崛起”等新地缘矛盾的凸显，仿佛又在逻辑上无言地诠释着安保体制的“正确”。历史的戏谑，诚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1960年安保运动的话，那就是“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不啻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愤青运动”。既然是以左翼愤青为主体的社运，日共自然脱不了干系。可事实上，彼时的日共，已深陷党内斗争，同时在以何种形式在战败国日本构筑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问题上迷失了方向，在广大愤青心目中早已没有地位。与其坐待日共的“调整”，不如自己起来打造“先锋党”，进而有效地开展大众运动，创造共产主义的形势。于是，1958年底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即后来成为制度经济学大家的青木昌彦，该组织旋即成为“全学联”的领导核心。那些因愤怒而焦虑的年轻人看透了日共，决心以自身的力量把混沌的日本导入共产主义的轨道。这成了六七十年代独立于日共和社会党之外、被称为“新左翼”社运的缘起。

应该说，青年们的愤怒有相当的情绪性，其主要来源有三：其一是对岸信介的反感。岸信介在“大东亚战争”爆发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日本战败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虽然在东京审判上被判“不予起诉”，并在东条等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的翌日，黯然走出巢鸭监狱，但被剥夺公职。出于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国民“恨屋及乌”。加上岸信介身上有种旧时代精英官僚特有的傲慢，更令呼吸战后自由主义空气成长起来的左翼愤青们不爽。其次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彼时的媒体，以左翼的《朝日新闻》及其旗下的新闻周刊《朝日Journal》和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为代表，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可仍难脱媒体的“根性”：拿批判当下的领导人、政治家当饭吃。再次是反美民族主义，被占领时期民生的窘困和占领结束后政府一味对美追随加剧了国民的屈辱感。当然，这一层中也包含了对支援越战、良莠不分的日本的撮火。

这样几种愤怒情绪，加上青春期肾上腺素的过剩分泌，一场旷日持久的被称为“革命”的社运便拉开了大幕。高潮时，33万名群众包围国会议事堂，要求即刻解散国会、岸信介“退阵”。沮丧的岸信介躲在一箭之遥的首相官邸，和时任大藏大臣的胞弟佐藤荣作一起喝着闷酒，耳畔传来一波又一波的“安保，反对”的声浪，脑子里甚至闪过一死了之的念头。岸信介毕竟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最绝望的时候，甚至要求出动自卫队镇压。但此要求却遭到防卫厅长官赤城宗德和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相当于司令官）杉田一次的共同抵制：赤城在退回首相命令时，附上了自己的辞呈。

据前经团联理事、《产经新闻》社长、与岸信介私交甚笃的实业家水野成夫回忆，他当时一个劲地给时任岸信介内阁官房长官的椎名悦三郎打电话，拼命敦促收回出动自卫队的成命：若当时出动自卫队的话，日本“将回到1905年”。后来，在一次以国会为目标的万人规模请愿活动中，因前方与手持警棍的警察发生冲突，“人群雪崩”导致东大文学部的美女学生桦美智子成为踩踏的牺牲品。验尸时，水野真正感到了内心的恐惧，唯恐从遗体中发现枪弹。“等压迫死的尸检结果发表后，才算松了一口气……”

随着1960年6月19日零时《新安保条约》的自动生效，学潮以挫折告终。那一夜，在国会前请愿的学生迟迟不肯撤离广场，直到天光泛白。当国会议事堂的轮廓线逐渐清晰，在灰白的天幕下变成一幅完美剪影的时候，不知是谁先起了个头，然后整个广场上响起了流行女歌手西田佐知子的名曲《当金合欢时节的冷雨停了的时候》的合唱：

金合欢时节的冷雨打在身上

我多想就这样死去

天亮了，日出了

在熹微的晨光中

凝望着浑身发冷的我

那个人

会为我流泪么

啊，一切都结束了。等待着这群莘莘学子的，是激情过后的求职活动。紧接着，是以“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代表的经济转型。而下一次“激情燃烧”，则要等到8年以后。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

2011年2月5日，被认为是1971~1972年间发生的“联合赤军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极端左翼活动家、曾任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永田洋子，在位于小菅的东京拘置所内死亡，终年65岁。死因是脑肿瘤所引发的多器官衰竭。

永田洋子于1972年2月17日被捕，1983年被东京地方法院以私刑、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尽管永田不懈上诉，与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做出“对决”的姿态，但二审、三审仍维持原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93年2月19日，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2001年，永田请求重审。2006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其请求。其间，永田罹患脑部肿瘤，并于狱中实施手术，术后瘫痪在床，丧失话语功能。鉴于永田的健康状况，其辩护人根据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法务省申请不执行死刑并获准。因此，从1993年起直至死亡，永田的身份始终是死刑囚。而如果从被捕日起算的话，被监禁的时间长达39年。

永田洋子1945年2月8日出生于东京都文京区的本乡。经过一贯制的田园调布学园初高中部，于1963年进入共立药科大学（现庆应义塾大学药学部）。作为从贫困家庭凭个人努力考入大学的苦学生，永田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乖乖女”。据她高中时的班主任回忆，“大学合格结果发表的翌日，她来找我，谈起大学扣了一笔不菲的捐助金：‘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家里的负担岂不变得更沉重了。’说着，眼眶就湿了。”但贫困本身，并没有给永田带来自卑感。她在高中毕业的留言册上写道：“即使进了大公司，也不想成为那种被称为人的机器。”她的大学毕业留言册上，则写着：“怀抱勇气，不忘微笑地活着。”大学时代的同窗对永田的评价是“非常好的人”、“一个有勇气的人”。

虽然贫困并未带来自卑感，但永田始终对两件事情耿耿于怀，说自卑感也并不为过：一是不足一米五的身高，使她自觉是一种“损失”，“总会被男人当成孩子”；二是患有严重的甲亢，眼球突出，颈部留有一道手术后疤痕，且自认为无法生育。这两件事，被认为对永田的人格形成构成了相当的影响。

大学期间，她开始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学生组织（社学同ML派[99]）的活动，并于1964年5月正式加盟该组织。1967年大学毕业后，永田一边在庆应义塾大学病院读研究生[100]，一边在该病院的药房做了一段无薪药剂员。后作为药剂师，先后就职于东京都品川区三水会病院和济生会病院。在病院工作期间，永田便参与工会活动，曾追究院方在购入药品时和卖给患者时使用双重账簿做假账、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与此同时，因社学同ML派的关系，被原该派干部M.K和川岛豪主导的分派“警钟”发展为成员。永田参与组织活动颇积极，并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年终奖金团体交涉等劳动问题上有一定的成果，后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和本人的希望，辞去工作，专事政治活动。

后“警钟”与因支持中共“文革”路线而被日共除名的神奈川县亲中派合并，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后更名为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简称为“革命左派”，领导者为M.K和川岛豪），永田为最早的成员之一，与石井功子和川岛阳子一道，被称为“京滨安保三女战士”。1969年底，川岛豪被捕后，永田进入领导核心，并于翌年9月被投票选为革命左派的最高领导人。根据狱中领导人川岛豪的指示，永田作为组织的最高责任者参与策划、指挥了旨在夺取武器的上赤冢警署袭击事件和真冈枪支店袭击事件，安保斗争开始向过激化、暴力化发展。

与此同时，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也开始升级。在印藩沼事件中，永田不仅下达了对两名试图逃离训练基地的同志处刑的指示（美其名曰为“保护组织”），而且发挥其药剂师的专长，对其中一名同志（H同志）采取行动时，谎称内部酒会，由永田亲自调配了催眠剂，诱其喝下。趁H神志不清之时，将其塞进汽车，拉到千叶县西北部印藩沼杀害，并埋尸灭迹。至此，安保斗争突破了杀人的底线，为后来导致12名同志惨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埋下了伏笔。

1971年，革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联合，7月成立了联合赤军（当初称统一赤军）。12月，革命左派狱外领导集体宣布与狱中领袖川岛豪“切割”，与赤军派结成新党，森恒夫任委员长，永田为副委员长。鉴于革命左派、赤军派斗争的暴力化升级倾向，政府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取缔、镇压措施，在全国所有的酒店、汽车旅馆、车站、神社等2.5万处公共场所和出租房屋中展开地毯式搜查，反政府据点被查抄，有关人员被逮捕、通缉，“革命家”们被迫辗转逃亡。在这种逼迫之下，革命左派和赤军派也拉开了以警察为目标的“歼灭战”的架势。一时间，警署爆炸等袭警事件层出不穷，对抗白热化。

但毕竟处于随时被取缔的非法状态之下，常年的奔波逃遁生活所带来的饥寒交迫、营养失调、疲惫压力导致领导人判断失误迭出、组织内部士气低下，亟须休养生息、集中训练（包括射击等军事训练），而这在都市已不可能。永田提议既然信奉毛泽东思想，应该去中国进行思想和政治学习，可现状之下，被认为是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的“空论”，本身便是领导人判断能力低下的标志。该组织的第三把手、联合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基于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历史经验，提议山岳基地方案，得到了永田的响应。1971年12月，联合赤军在原赤军派位于山梨县的新仓基地实施了联合军事训练；12月20日，又转移至革命左派的基地——群马县境内的榛名山基地，并宣布结成新党。此时，两派集结于山岳基地的成员共计29名，其中包括10名女性成员。

在榛名山基地，始于“总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升级，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内部清洗运动。后因有成员逃跑，为了组织安全起见，转移至迦叶山基地；继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又转移至妙义山基地。1972年2月17日，森恒夫和永田洋子一度下山，就在二人携活动资金重回妙义山的途中，被搜山的警察发现。二人挥动冰凿和匕首，顽强拒捕，后被警察制服，束手就擒。坂口弘、坂东国男等5名联合赤军分子从山岳基地突围，逃往长野县北佐久郡河合乐器公司的一座疗养所内，扣押人质，继续负隅顽抗，直至2月28日被警察机动队强行突入，5人被逮捕——即所谓浅间山庄事件（但永田因此前已被捕，与该事件无关）。在日本当代史上，发生于1971年底至1972年初、导致12人私刑致死的山岳基地事件和上演了激烈枪战的浅间山庄事件合称为“联合赤军事件”。

至此，困守山岳基地的17名联合赤军分子被悉数逮捕。根据被捕的赤军成员的供述，事件的全貌被揭开：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12名成员在内部整肃中惨死。警察搜山的结果也被媒体披露出来：被认为是清洗运动开端的榛名山基地，由于现场被赤军分子焚毁，没有留下太多的证据。但是，在迦叶山基地，警察发现多处大小便的遗迹和被刃具剪切的衣物碎片。这被认为是杀人的铁证。因为人在窒息死亡时，体内残留的粪便会自动排出体外；而想要从死后变得僵硬的尸体上脱下衣服（出于埋尸灭迹的需要），只能用刃具裁断。

这桩惨绝人寰的反社会性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给沉浸在消费主义中的社会以巨大的冲击，极大撼动了民主国家自由民主和平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警察机动队突入浅间山庄，与在山庄内顽抗的赤军分子发生激烈枪战时，全日本各大电视网实况直播，收视率总和高达89.7%，创下电视发明以来的纪录，至今未被打破。这些满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言必称“革命日本”和“世界革命”的极端左翼“革命家”，缘何走上残害同志、虐杀无辜的道路，到底是“革命”意识形态本身的错误，还是“人性恶”所致，引发了全社会深深的思考，至今争论未已。联合赤军事件导致左翼意识形态的破产，标志着发端于60年代初的反安保运动的终结。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在一些社会党国会议员和左翼媒体中还多少有为赤军分子辩护的同情言行，但随着山岳基地事件自我肃清的真相和联合赤军实态的浮出水面，左翼政治势力彻底噤声、失语，甚至有人反戈一击，从“赤军拥护”转向为谴责暴力的“赤军批判”立场。

那么，联合赤军残酷的内部整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机制和深层原因呢？40年来，尽管司法判决早已尘埃落定，但围绕事件的背景和成因，在媒体、学界及当事者（数名联合赤军领导人及核心成员，均出版过不止一种著作、回忆录，陈述事件经过，厘清自身的责任）之间，有形形色色的说法，百家争鸣，迄今无定论。大致说来，比较有说服力者主要有二，即从意识形态分歧和领导人的理论偏执层面解读的意识形态说，及试图从领导人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中寻找答案的领导人个性决定说。公平地说，两者均有不足，前者过于强调“观念改变世界”，但由于过分忽视了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客观上甚至不无将反社会性犯罪“合理化”的一面；而后者，则被认为过于“诛心”，易陷入阴谋论，对思想、信仰对人性的塑造、改写力量评估不足。

就意识形态而言，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革命左派与赤军派，原本在政治路线上便存在根本性分歧。革命左派的思想资源与日共左派毫无二致，都信奉毛泽东思想，支持中国“文革”，只不过比后者更激进。他们认为，其作为革命左派的“独特性”，并非基于独特的路线，而只有通过斗争的激进化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因此，头可断、血可流，激进主义不能丢。力倡武装斗争，在旨在阻止首相（佐藤荣作）访美的羽田机场行动中投掷燃烧瓶，高喊“反美爱国”的口号、在美军基地设置定时炸弹等，一开始便走上了过激的道路。赤军派的革命理论是泛托洛茨基主义：通过日本的革命，形成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的党和军队；然后在世界革命最高司令部的革命日本与革命之敌的“总本山”美帝国主义之间，创造“环太平洋革命战争”的形势。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群言必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其所张扬的革命理论纲领竟然与帝国时代的战略家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争论”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日本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后来那种极端化的组织内讧，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组织无视彼此政治路线的不同，出于某种吃紧的现实需要而匆忙“野合”的结果。就是说，内部肃清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这种“革命”逻辑早就深藏在构成联合赤军的两个母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中。

对此，联合赤军的领导者们并不讳言。相反，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意识形态的错误，把骇人听闻的反社会、反人道罪行包装成极端的理论迷狂的结果，而回避个人性格原因，乃至人性的幽暗。1973年元旦，在被囚的单人监房中上吊自杀的最高领导人森恒夫在遗书中承认，全部责任在自己和永田，但把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对革命左派的理论错误的“纯化”。组织的三把手坂口弘为也认为：“极而言之，山岳基地事件是发生于森恒夫君的观念世界中的事件。”如此一来，把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仪式化”，并发展成对个人的私刑凌虐，乃至肆意剥夺生命的骇人罪行，便被合理化为某种理论的迷误。当然，为森恒夫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但如此开脱能否在法庭上奏效另当别论。所以当永田在狱中听到森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不禁狂叫：“狡猾！”

对于在事件中，一把手森恒夫和二把手永田，到底谁的主导色彩更重的问题，历来有争议。但与森恒夫和三把手坂口相比，永田显然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女性身份。1979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如此写道：大量虐杀，“是确保了绝对的权威和权力的森和永田，为维护其权威、权力和地位计，对部下的不信感、猜忌心、嫉妒心、敌忾心所致”。在1982年的判决书中，更增加了所谓“旺盛的自我表现欲、感情用事的性格……女性特有的偏执、阴损和冷酷的施虐趣味”的措辞。而“女性特有”云云，在当时便令众多的女性知识分子蹙眉，被自由主义媒体批判为歧视女性的“问题判决书”。但法院的判决，作为基于翔实周密的司法调查、取证的基础之上的结论，显然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永田广为媒体所诟病，被妖魔化为“魔女”、“恶女”者，主要有两点：

一是说她有极其强烈的权力欲，且为权力不择手段，身后永远站着一个强有力的男性，通过与自己有肉体关系的强人攫取最高权力。如果不论动机，只谈结果的话，这确是一个事实——她始终跟组织中实力派领导人“有一腿”：早在革命左派时期，永田曾遭有妇之夫川岛豪强暴，但她选择了维护组织的最高利益，未事声张，息事宁人。但出于自身对恋爱婚姻纯洁性的理想，要求川岛离婚，与自己结合，却遭到后者暧昧的延宕应对。有迹象表明，永田内心的屈辱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男女观，使她对自由性爱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川岛豪入狱后，永田与坂口弘结合。在山岳基地后期，永田宣布结束与坂口弘的事实婚姻，而与联合赤军最高领导人森恒夫结合，一时令基地的同志们张口结舌。可永田无论如何不是放荡女，其婚姻观毋宁说是相当“古典”的，她厌恶不以婚姻为归宿的恋爱和任何以自由恋爱为名的“杯水主义”。因此，对永田的性选择，也许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二是对组织中几位女性成员的残害，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本能的妒忌使然。这几位女性，有的是美貌人妻，有的是身怀六甲的临产孕妇，如果用普通标准来衡量的话，都是简单而幸福的小女人。其中一位名叫远山美枝子的赤军派干部的妻子，身高一米七，面白体长，风姿绰约，是公认的联合赤军的看板美女。像那个时代多数年轻漂亮的女郎一样，远山留披肩发、化淡妆、戴戒指、足登时髦的登山靴，可这一切成了罪状——远山被要求“总结”，反省、清算自己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根性。“总结”很快就升级为大批判，继而武力相向，且专打女性最敏感的部位，脸部、臀部、大腿等。远山被迫告白以往的男性经验，同时用力抽打自己的脸。在这一幕上演到“恰到火候”的时候，一直在一旁静静观赏的永田，突然蹲到远山的跟前，拿出一面小镜子，命令远山照面：“看看你丑恶的嘴脸！”远山的身体被反绑成一个呈逆向弯曲的大虾的形状。可当几名打手要她“像跟男人睡觉时那样叉开双腿”，以便遵照森恒夫的命令，试图向其双股间插放木柴时，却被永田制止道：“那样做未免也太矮小化了吧。”就这样，远山被凌虐致死。不仅远山，男女恋人、亲兄弟、怀孕8个月的孕妇连同其腹内的胎儿……在山岳基地，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私刑致死者多达12人！

对杀害同志的根本原因，永田认为是革命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问题，对把动因动辄归结为与革命运动无关的个人资质、欲望的判决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并坚决抵制，不懈反击。她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日本左翼政治中无处不在、把党派主义和左翼党派作为一种当然的、无须论证的前提加以强调的一党独裁，同时指出联合赤军事件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中频频发生的暴力、虐杀事件（尤其是日共在战前和50年代所策动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某种内在相通性。她后来在狱中出版了名为《十六个墓碑》[101]的回忆录，虽然对事件的起因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但重在厘清个人责任。尽管她承认虐杀同志是一个“错误”，但直到最后，都不认可其所参与、主导的“斗争”本身也是一个“错误”。所谓“十六”，应该理解为永田个人对在山岳基地事件中被迫害致死的12名同志，加冤死于印藩沼事件中的两名，再加上在上赤冢警署袭击事件中牺牲的柴野春彦和狱中自杀的森恒夫，共计16名亡灵的祭奠之意。但同为女性，永田不可能不知道，怀8个月身孕赤军干部吉野雅邦的未婚妻金子美千代被私刑致死，葬送的实际上是两条生命。

尽管对组织内讧和虐杀同志的动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没人否认，导致联合赤军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残酷斗争的意识形态。日文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源自德文（ideologie）的外来语，作家司马辽太郎翻译为“正义的体系”。但必须指出的是，联合赤军的“正义”是虚幻的、颠倒的正义，用美国社会学者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 Steinhoff）的话说，是“通向死亡的意识形态”。坂口弘在狱中出版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如果没有森恒夫和永田洋子的提前被捕，那么以“总结”为名义的私刑虐杀肯定会延续下去，最终也许会发展到自己与森恒夫的对决。其实，同样的假设，对永田来说，也一样成立。纵然是事实婚姻的合法夫妻，但在赤军铁一般坚硬的“革命”意识形态面前，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IBM商业间谍案——日美计算机战争的分水岭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计算机战争”的日美高技术开发竞争，随着1982年6月的IBM公司的商业间谍案达到高潮。FBI（联邦调查局）的卧底调查酷似侦探小说里的情节，代表日本工业最高水平的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的雇员在美国被诱捕、起诉……事件对正陶醉于经济繁荣全盛期里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为软件知识产权——信息化社会的一种全新价值观念的确立，戏剧性地提供了一个机遇。

FBI卧底下套，日本精英企业中计

1982年6月23日早7时，日本各大电视媒体的早间新闻节目几乎同时转播了由美国电视网配发的录像：西装整饬的日本大公司干部双手被反铐在背后，脑袋耷拉着，旁边是实施逮捕的人高马大、全副武装的FBI警员。“日本产业间谍案日前被美国当局一举破获……”伴随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女主持人面无表情的背景音，日语同声传译说着同样的内容，同时在屏幕底端有日文字幕滚出。

被逮捕的是日本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电机两家著名电气公司的6名雇员，另有12名雇员被发出了逮捕令，理由是“非法获取有关世界头号计算机生产商IBM的基础软件（OS，也称操作系统）和硬件的最新技术情报，并偷运至美国境外”。

面对来自日本最有力的盟国——美国突如其来的指控，在23日上午召开的紧急记者招待会上，两家一向被看成是日本“精英企业”的公司虽难掩狼狈，但依然试图做无力的辩解：“晴天霹雳，除了震惊无话可说”（日立）；“事实关系未调查清楚之前，无可奉告”（三菱）……

但是，在美日两国政府、舆论及国内股东的压力下，雪线开始迅速后退。当天下午，日立公司对外界承认以62.2万美元“购买”了IBM公司的情报；而此前一再表示“彻头彻尾的冤枉”、“将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清白”，做出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抗争姿态的三菱电机公司也不得不在翌日（24日）承认以2.6万美元“购买”了技术情报。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雇员共21人在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被起诉，被控“盗窃品转移共谋罪”，被告人以联邦调查局当局“卧底调查”和“诱捕”的违法性为由请求法庭“驳回公诉”。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卧底调查开始于前一年（1981年）的11月6日。日立公司负责电子计算机基础设计的主任工程师与一位自称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哈里逊”先生接触未久，就委托对方获取IBM公司的“极密”情报。在“哈里逊”表示“那只能偷”之后，主任工程师暗示了日方所能出的最大价钱，于是，交易成立。

20世纪80年代初，类似今天这样高技术市场的江湖格局尚未形成，美日的几家大公司围绕个人电脑的研究开发，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个厂商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各异，互不兼容，谁都想让自己的标准成为行业标准，谁都想垄断个人计算机的世界市场，而走在最前面的无疑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明者、在硬软件技术的开发上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IBM公司。对于在技术竞争中处于劣势、急于制造能直接用IBM软件来驱动的“IBM兼容机”的日立公司来说，尽早获取IBM核心技术的情报成了“最重要课题”。

在焦虑的日本人变得有点儿饥不择食的情况下，美国方面布下了最初的几粒棋子。所谓的“咨询公司”，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有意设立、旨在“请君入瓮”的影子公司，“哈里逊先生”的真实身份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调查官。日本人被蒙在鼓里，日立屡次与“哈里逊”接触，“屡试不爽”；三菱公司也被弄得五迷三道，屡屡“得手”。

即使在事件发生近30年后的今天，彼时力主日本计算机产业应走独立开发道路的著名科学家、时任东京大学讲师的坂村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难掩心中郁闷：“为了公司工作而被捕，那些工程师们内心承受了多么大的冲击呀……”

美国的危机感，富士通是真正目标

“如何对抗在半导体、计算机等足以制衡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电子产业领域日益成为敌人的日本，是当时美国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课题。”在谈及事件的背景时，日本著名IT评论家竹田义则说道。

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植下，官、产、学一体以“电子立国”为国策，日本电子计算机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与生产IBM兼容机的最大制造商Amdahl（于1997年被富士通公司收购）的合作掌握了IBM核心技术的富士通公司，1979年度的销售额首次打败日本IBM（IBM在日本的全资子公司）一举跃居日本市场的首位。对于从1968年以来一直苦于被《反垄断法》扼住咽喉的产业巨人IBM而言，日本计算机厂商的奋力赶超可谓祸不单行。面对在大规模集成电路（LSI）的研发竞争中败北、世界市场的70%被日本人瓜分的严峻现实，美国政府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在以标榜“强大的美国”而登场的里根政权任内，1981年1月，美司法部撤回反垄断法的相关诉讼，对IBM等美国厂商实行司法援助，旨在“官民并举，驱除东洋”。在这种全美同仇敌忾的情势下发生的IBM商业间谍案，其政府背景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联邦调查局真正的假想敌是在日本市场上对它构成威胁的富士通，曾经与另一家美国的代表性企业AT&T在通信光纤领域有过一番厮杀的富士通，在美国人眼里被看成是日本企业的先锋。可怜的是三菱电机，这个在美国有相当高认知度的“三菱”的公司名称，似乎作为日本企业的象征被美国人利用了一把。

风声大，雨点小。这场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商业间谍案几乎刚开始就结束了。1983年2月，日立公司总部和两名当事雇员在承认有罪的前提下与原告方达成和解；三菱公司也在同年10月，以公司总部无罪而两名当事雇员有罪的条件取得和解。从此，IBM操作系统的著作权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得到了全面的承认。

结果，不但日立制作所和三菱电机分别与IBM签署了技术使用费的支付合同，就连在此事件中一向被外界认为“清白无辜”的富士通公司也在承认IBM著作权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仅1983年度，日立公司就向IBM支付了约100亿日元的技术使用费，富士通公司的支付额也高达21亿日元。至此，电子计算机产业的“日本军团”被纳入IBM麾下，旷日持久的“计算机战争”以美国IBM的全胜而落下了帷幕。

知识产权——信息时代的游戏规则

发生于28年前的IBM商业间谍案，昭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时代的开端。事件发生时，很多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软件著作权是什么东西？”事实上，那时，就世界范围而言，关于作为一种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体系远未完备。而正是以此事件为契机，游戏规则才得以逐步确立，人们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社会。也正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之下，信息社会才有了今天的发育。

核电大国日本的前世今生

在“3·11”大地震中，15米高的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摧毁了核电机组的紧急备用电源系统，导致6座核反应堆因无法冷却，相继发生爆炸、燃料棒熔毁、核燃料泄漏的惨剧。事故等级最终被校正为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等的7级。目前，包括福岛核电站在内，日本拥有54座用于核能发电的反应堆。即使抛开战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在核问题上的种种法律规制不谈，作为多震国，同时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毋庸讳言，日本在发展核电之初，面临巨大的阻力。而日本是如何突破重重阻力，硬是确立了核电发展的政治正确性，进而打出所谓“核电立国”的国家战略，从而一跃成为仅次于美、法的世界第三的核电大国的呢？

核电从无到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战败国”，被联合国全面禁止涉足核技术的研究、开发。然而，1953年4月，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日本在核技术的研究上被解禁，这成为其核电发展的起点。1954年3月，时任改进党国会议员的中曾根康弘等四位议员向国会提出原子力研发预算案，并获得通过，预算额为2.35亿日元。从此，核电研发正式启动。

1955年12月19日，《原子力基本法》出台，厘定和平利用核能的“大纲”，提出了所谓“民主、自主、公开”的原子力三原则。紧接着，1956年基于《基本法》，政府设立了原子力委员会，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就任委员长。正力于翌年4月发起原子力和平利用恳谈会，继而成为5月新设的内阁官厅科学技术厅（现文部科学省）的首任长官，在日本核电技术引进、发展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1956年6月，日本于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成立了特殊法人原子力研究所（即现在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原子力研究开发机构，JAEA）。此后，东海村成为日本核电研发的核心基地。1963年10月26日，于东海村建设的试验反应堆（JPDR）竣工、发电。为纪念这个日子，日政府将每年的10月26日定为“原子力日”。至此，日本的核电时代拉开了序幕。

美国的政策转型

从战后初期的“谈核色变”到突破禁忌的“核脱敏”，从确立核电的政治正确性到正式立法上马，以“战败国”日本的一己之力断难实现。不说别的，单就舆论来说，在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保守势力长期主导政坛的局面形成之前，团结在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周围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手中，牢牢掌握着自由主义舆论重镇（如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岩波书店的学术刊物《世界》杂志等），其主要指向之一就是反核。舆论代表民意，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从而改变政策走向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常识。而日本政府若想寻求破局，唯一切实可行的选项就是借助美国的外力。殊不知，这刚好撞到了山姆大叔的心坎上。

众所周知，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前后经历过一个首鼠两端的政策转型，转型的最大动因无他，而是出于冷战的现实考量。因此，从当初信誓旦旦要“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转而扶持日本，以朝鲜战争特需的“强心剂”来加速日本的产业复苏。就核政策而言，美方先是对日输出核电技术，继而又与日方达成了对日本所谓“无核三原则”（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阳奉阴违的“核密约”（搭载核武的美舰艇或航空器暂时靠港或通过领空的话，无须事先照会日方）。而政策拐点则是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演说。说白了，就是为了在以苏联为对手的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惜以核技术武装包括昔日对手日本在内的自由主义阵营国家。

但日本作为世界唯一核受害国的身份问题、国民的心理创伤及与此相关的舆论门槛，无疑对美国的战略展开构成了相当阻碍。为此，旨在破除障碍、让日本接受核电的秘密工作在中情局的主导下开始推进。

“Podam”其人

2005年，早稻田大学的社会学者有马哲夫教授在华盛顿郊外的美国立第二档案馆查阅中情局的揭秘文档时，从卷帙浩繁的卷宗中发现了一行字：“与Podam的关系业已成熟，可考虑对其提出具体的合作请求。”所谓“Podam”，正是《读卖新闻》社长和读卖旗下日本电视网的老板正力松太郎的代号。

正力松太郎，战前警察厅官僚出身，在1924年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皇太子、摄政官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的“虎门事件”中被追究责任，撸去了警务部长的官职。辞官后的正力虽然一文不名，但却有贵人相助。多亏前台湾总督、内务大臣后藤新平的担保，他借款10万日元，收购了《读卖新闻》的经营权，并就任社长，从而一举在报纸经营中获得成功，在盛期发行量逾1 000万份的读卖王国中被尊为“读卖中兴之祖”。战后，正力作为战犯受到整肃，后免于起诉。出狱后的正力继续在传媒业发力，读卖王国进一步做大，旗下不仅拥有职业棒球队，还组建了日本最早的商业电视网（NTV）。因此，正力也被称为“职业棒球之父”和“电视放送之父”。凭借手中庞大的财力和舆论道具，正力开始进军政界。而踏板，就是美国和核电。正是借美国之力，正力又把自己打造成了日本的“原子力之父”。

对美国来说，正力不仅是财界的实力派人物，有非凡的聚财能力，而且手中有报纸和电视，是政府公关的不二人选；对正力来说，其政治野心不是仅仅入阁，而是要当首相，担纲政权，核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是绝好的政治资本。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遂有了上文所述的50年代初中期一系列成功运作。

运气超好，一路高歌

正力松太郎的最早政治盟友首推中曾根康弘。以1954年3月原子力预算案的通过为契机，中曾根，这位刚当选国会议员不久的政治新星，迅速成为正力的粉丝和参谋，为谋求执政党内“正力派”的结成和壮大而奔波，并与正力共同构成了政界推进核电政策的两极。

原子力预算案在国会表决时，刚好是美国在比基尼岛的核试验实施前的两周。两周后，发生了因美核试验，致日本正在比基尼岛周边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23名船员受到严重辐射的“第五福龙丸事件”，致舆论大哗，一时间反美、反核的情绪高涨。中曾根仿佛预感到事件将要发生似的，将原子力相关四法案（《原子力委员会设置法》、《核原料物质开发促进法》、《原子燃料公社法》、《放射线障害防止法》）一股脑提出，并在国会左右斡旋，折冲樽俎，使法案高效通过。旋即，正力正式入阁，坐上了刚刚设置的科技厅的长官宝座，成为日本核电政策的执牛耳者，为推进核电发展铺平了道路。1959年，在岸信介第二次改造内阁中，中曾根康弘首次入阁，继任科技厅长官并兼任原子力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为核电政策鸣锣开道。回过头来看，如果原子力预算案再晚十天半个月付诸表决的话，结果可想而知。而当初若没有这“第一桶金”的话，日本核电发展的历史未必不会改写。

彼时，日本正值高度增长期，奥运、世博等“国家的盛宴”接踵而至，景气如日中天。1970年3月14日，日本最初的商用轻水反应堆敦贺核电站1号机试运行，并于大阪世博会前夕向世博会场输电，政、官、财三界额手称庆。在主流媒体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下，国民也为核电所代表的“未来新世界”而兴奋不已。可正力松太郎已于前一年去世，终于未及相位。继正力之后，高调推进资源外交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

田中作为战后日本“总设计师”型的首相，对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有一整套构想。加上其掌实权（从自民党干事长到首相）的年代，大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他的确看到了对石油依存的脆弱性、危险性。因此，他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力挺核电。1969年，他不惜以自民党干事长之尊，亲自为东京电力公司柏崎刈羽核电站的建设招商引资。1974年6月，在田中政权已到末期的情况下，他还主导出台了电源三法案（《电源开发促进税法》、《特别会计法》、《发电设施周边地域整备法》），以期为核电建设创造更宽松的法律环境（如在建设征地等问题上）。当然，客观上，田中作为自民党政权时期，使政、官、财“铁三角”得以坐实、坐大的“始作俑者”，其锐意推动核电的背后，无疑也有着眼于维护“建设族”的既得利权的现实考量。用评论家、《田中角荣——被封锁的资源战略》一书作者山冈淳一郎的话说：结果，“利用了建设业界、电力业界、官僚和学会对需求将急剧攀升的预测而大力推进，核电被深深嵌入所谓‘列岛改造’的国土开发规划中……”

不仅主张能源构成的多元化，而且在核电技术引进渠道上，田中也力主打破对美国的依赖，着力构筑与法国技术合作的渠道，在从既有的美国渠道确保铀燃料的同时，试图另辟蹊径，引进法国从乏燃料中提取钚燃料的技术。如此，经过70年代两度石油危机，日本能源结构开始呈核电“一边倒”局面，终于积重难返。

“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电大国陷入困顿期，欧洲国家则开始出现脱离核电的倾向。但事件对日本影响却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终以年平均装机150MW（兆瓦）的速度不断扩大核电事业的规模。之所以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动力来自所谓“国策民营”（即政府规划，民间电力公司运营）的二元体制：在自民党一党执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通产省（现经济产业省）官僚力主发展核电；而核电产业的巨大收益，又以政治献金等形式“反哺”了挺核电的政客和官僚——日本媒体历来不乏对“原子力行政”的批判。

但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持续萧条，需求不足，导致核电发展开始减速。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政策调整、改革，旨在降低准入门槛的电力自由化机制的导入等，使长期以来顺风顺水的核电第一次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而与此同时，随着财政赤字问题日益加剧，反核电舆论开始升级。对某些拟建项目，出于纯市场、经济因素的考虑，甚至电力公司本身也未必情愿，但碍于“国策”，只好硬着头皮上马。

在有马哲夫所著《原发、正力、CIA——从机密文书读昭和的里面史》（新潮社，2008年版）一书中，曾记录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1997年，担任过政府原子力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九州大学副校长吉冈齐教授，曾应邀出席一个科技厅主持召开的恳谈会，主题是“文殊”号高速增殖反应堆因钠泄漏而引起的火灾事故发生后，检讨该堆型的存废问题。“可是，就在讨论过程中，自民党突然决定了存续的方针。结果，作为恳谈会的结论，也只好追认了该方针了事——简直搞不懂，我们的讨论究竟算怎么一回事。”

某种意义上，今天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应对上的种种失策、混乱，也未尝不是这种“国策民营”的二元体制惹的祸。对此，《每日新闻》评论道：“为政治所持续利用的原子力，即使是资源小国日本的宿命，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日本“核”去“核”从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2011年7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应该以不依存于核电的社会为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降低其依存度，以期实现没有核电的社会。”首相如此表态，无疑意味着能源政策大转换的方针明确化。在说明政策转换的理由时，菅直人强调说：“考虑到核电事故风险之大，痛感这是一种仅凭到目前为止的安全措施尚难以驾驭的技术。”

可问题是，如果要降低对在整个电力构成中占三成的核电的依存度，何以填补能源缺口，替代能源如何解决，如何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显然缺乏综合战略，也没有具体化的路线图，被舆论斥为未经政府和执政党充分酝酿的“空论”，是“不负责任”。更有刻薄的媒体（如《日经新闻》）指出，菅直人首相既已表明在震后复兴和核电事故处理有一定眉目的阶段将“退阵”，那么便无资格决策放眼今后二三十年的国家重要政策的转型方向。中长期的国家战略，理应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假以时日，从容检讨。

对菅直人何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端出“脱原发”论，唱衰核电，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和说法，甚至不乏诸如借此谋求政权“延命”的诛心之论。暂且抛开菅直人的动机不论，假定“延命”说靠谱的话，那么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脱原发”论挠在了民意的“痒痒肉”上。种种迹象表明，震后日本，脱核电的机运正在高涨，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最新民调表明，有77%的国民主张分阶段废止核电；即使对此番菅直人表态持批评态度的《朝日新闻》，其实也在社论中公然倡导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彻底放弃核电的“零原发”社会的愿景；著名战略学者、原子力工学博士出身、早年曾在日立制作所实际从事过核反应堆设计的大前研一在其新著《日本复兴计划》中坦言：“日本的核电产业完了。”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谈核色变”尚不足以形容今天日本的社会心理。据日国家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预测，未来30年内，日本发生震级在8级以上的东海大地震的概率高达87%。为此，被认为老旧化问题最严重的中部电力公司的浜冈核电站停堆检修，再运行遥遥无期；因围绕对疲劳实验结果的评价问题，内阁出现意见分歧，九州电力公司的玄海核电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大方向，核电将本着“减法原则”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削减，同时提高风能、太阳能等自然清洁新能源的份额，直至将核电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乃至最终消亡，虽然已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却有待政策的细化。至于废核最终能否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可望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在现实操作层面尚存在诸多阻力，有些问题不大，可有的问题却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机制，被认为尾大不掉。

一是能源缺口如何填补的问题。这曾是反废核派的最有力的立论，却被证明是一个伪问题：震后，全日本54座核反应堆中，35座已然停堆，到2011年8月，还有5座要停堆检修，而巨大的电力缺口在2011年夏天的“猛暑”中，并未造成太大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们发现，电力总量虽然减少了1/4，但减少的部分原本就是“多余”的。当然，如短期内核电进一步削减的话，也许会对国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但这就要看替代能源问题如何解决了。

二是自然新能源产业的孕育和成长问题。核电的削减有赖于风能、电能等自然新能源的成长，而由于长期的产业政策等原因，目前这一块所能提供的电力仅占区区1%，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由于国家能源战略向核电过度倾斜（所谓“原子力行政”），对新能源的投入不够，以至于新能源未能成为支柱产业。但随着能源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以日本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该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未必需要太长的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重要的，真正是日本的难言之隐，故至今未见端上台面：过剩的核电制造能力的消化问题。随着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开发，日本核电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日立——美国通用、东芝——美国西屋、三菱——法国阿海珐。大约从五六年前开始，无论哪国制造商中标，日企的份额都是被确保的，国际核电市场的“东洋势力”已成为最重要的存在。而日本自己便在这个市场中处于仅次于美法的第三位，其内需本身便是维系其制造能力的关键之所在。倘若这块蛋糕逐渐“缩水”以至无形的话，几家日系跨国公司的强大到过剩程度的研发、制造能力将如何消化、转型，对日本来说是最头痛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文化问题。“因祸得福”，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地狱试炼，让日本人看到了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界限，客观上成了全社会反思战后消费主义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契机。这种氛围对人的改写是深刻的、持久的。这方面，震后决心归化日本的美国东方学者唐纳德·金的话颇具代表性：“让核电消失，是安全的。我觉得，当下的日本正面临一种选择：是接受基于对此前消费方式的清算的、面向新时代的耐贫乏生活，还是一味拒斥，以至于面对将来更大的环境破坏？日本人毕竟要继承、捍卫祖先世代相传的美丽的土地。而如果森林消灭、水源枯竭的话，那么所谓‘美丽的日本’便只是一个传说了。”

作为日本文化的学术大家，唐纳德·金对日本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相信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忍耐力和在历史转折点上勇于开风气之先的变革精神。他认为，包括自然清洁能源在内尚未开发的领域终将得到开发，并成为引领下一个阶段发展的生产力和原动力。

[89]城下町，指封建制领主居于城中心，商业设施多集中于其近旁、周边的传统东洋社会的城市。

[90]一册仅卖1日元的普及版图书称“元本”。

[91]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はどんなデモクラシーだったのか』、岩波书店、2010年2月版。

[92]翼赞政治会：1942年，东条英机主导成立的一国一党的政治结社，旨在彻底取消反对党，建立举国一致的极权体制，强化独裁，1945年3月解散。

[93]小田切秀雄「険しくなった検閲と禁発―国民ニ見セマイ、聞カセマイ」、『１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每日新聞社、1975年7月版。

[94]福田和也『地ひらく―石原莞爾と昭和の夢（上・下）』、文艺春秋社、2004年、下卷342页。

[95]《日本史》，（日）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477页。

[96]《日本简史》，王新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148页。

[97]皇道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主要由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激进派青年将校构成。此派倡导皇道精神，主张不惜以极端措施推进“革新”政治，改造国家。“二二六事件”后，此派被清洗。

[98]统制派：日本陆军内部派阀，核心是旧樱会系统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中坚将校。他们否定通过军事政变来改造国家的极端立场，主张合法地建立政权，为此谋求与政、财两界的接近。此派在“二二六事件”中彻底清洗了政敌皇道派，一举掌握实权。

[99]社学同ML派，全称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派。

[100]日本大学的研究生不同于我国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进修性质，无学位。

[101]永田洋子『十六の墓標下―炎と死の青春』、彩流社、1982~1983年。

制度文明

新闻是权力的“看门狗”

“民生大国”是最大的软实力

东电问题的实质是大企业病

如何认识异域的社会变革——与G先生商榷兼谈小泉的“构造改革”

日本政治资金的起源、构成及其法律限制

日本人的“身份证”

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看民主党治理官员“下凡”

执政党的钱袋子

附 外行眼中的医改问题

新闻是权力的“看门狗”

2008年11月7日，日本东京电视台（TBS）著名新闻政论节目《新闻23》（NEWS 23）主持人筑紫哲也因肺癌去世，享年73岁。是夜，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筑紫去世的消息。11月11日，东京电视台播出题为《多样化的新闻——请君安息》的特别追悼节目。在长达112分钟的节目中，东洋社会一流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演员会集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新闻前辈；故人生前的搭档、美女主持人泪流满面，几度哽咽失声。一家商业电视网，在晚间黄金时段如此兴师动众，隆重悼念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辞世，在日本诚为空前之举。缅怀故人的同时，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成为众议的焦点。

伟大的新闻记者、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战后历史的见证者、新闻之“侍”……所有这些盖棺故人的溢美之词，筑紫当得起任何一项而无愧色。但被逝者贯彻终生并引以为傲的，其实只有四个字：新闻记者。

1935年6月23日，筑紫出生于大分县日田市，1959年毕业于新闻记者的摇篮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同年进入左翼大报《朝日新闻》政治部，从此踏上政治记者之路。因早年做过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的“番记者”（即专门从事某一领域跟踪报道的记者）的缘故，在自民党内鸽派势力中有广泛的人脉。去政治部时代，他曾作为常驻冲绳、华盛顿的特派员，参与了围绕琉球返还的日美交涉和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的深度报道。

1984年，出任《朝日新闻》系周刊《朝日Journal》总编，其独家策划的《年轻人的神祇》、《新人类的旗手们》等系列长篇访谈，以独特的视角透视消费主义社会中的青年及其亚文化问题，使这个在六七十年代左翼学生运动时期几乎人手一册的著名刊物再度风生水起，“新人类”等表达那个时代特殊氛围的新造词语在现代日文中定型，并成为描述80年代文化的关键词。这个时期，筑紫开始频频出镜于朝日系电视网，担任时政节目主持人。影视媒体的强大影响力，让这个风度儒雅、一表人才、对着麦克风侃侃而谈的两栖媒体人很快就家喻户晓。

1989年秋，筑紫从《朝日新闻》退社，进入东京电视台，担纲《新闻23》的节目主持人，此乃这位有30年文字记者经验的媒体人从活字世界到银屏的重要转型。从此，直到其病倒前近19年的时间，从周一到周五，筑紫都会出现在晚23点整开始的新闻节目中，从未迟到过一秒钟，准得像原子钟一样。其每次在新闻报道结束后，对着镜头一口气“干侃”90秒的核心评论专栏《多事争论》，不仅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的风向标，也是后来为各大电视网争相效仿的电视专栏的最初模本。

19年如一日，每晚西装整饬、端坐于镜头前的筑紫哲也，其如炬目光轮番聚焦于诸如“平成”改元、柏林墙倒塌、淡路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9·11”等吸引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并在第一时间做出深入的背景分析；东京电视台那间逼仄的演播室，曾接待过克林顿、朱镕基、李明博等众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日本政治家更不计其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30年的文字记者经历加上后19年的电视人生涯，筑紫几乎是一部完整的世界战后史的目击者、见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已成新闻专业主义的代名词。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双塔遭恐怖袭击，筑紫在镜头前预言：“9·11”之后，世界将改变。作为左翼舆论领军者，筑紫将反战立场进行到底：伊战前夕，飞赴战云密布的巴格达采访；2007年，邀请从前线归来的美国士兵做客节目，寄语日本观众。

但是，面对疾速蜕变的纷繁复杂的世界，这位手持麦克风的金牌新闻主持人所带给观众的，与其说绝少有执“第四种权力”之牛耳的尊大感，不如说更多的是某种无力感。当判明正是电视采访的影像资料披露给奥姆真理教的头目，才导致律师坂本一家被杀害时，筑紫悲愤难掩：“这等于是东京电视台死了。”

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同情弱者的视线背后，是近乎偏执地死死盯住权力的监视的目光。筑紫有句名言，新闻界的最大工作，就是当权力的“看门狗”。2007年7月，执政的自民党在参院选举中败北于在野党，但首相安倍却毫无引咎辞职之意。在节目中，筑紫单刀直入地采访安倍，指出：“民主主义的本质，是选民当家做主。但在答案已然清晰的情况下，作为首相仍了无去意，打算接着干的话，所谓国民的审判还有何意义？难道不是形同虚设吗?!”

直到最后的日子，筑紫都没从新闻记者的角色中淡出，连自己的病患，也成了其研究的对象，用主治医师的话说，他“是穿着病号服的癌症研究者”。在临终前三周播出的其主持的最后一期《多事争论》中，筑紫联系自身的病例指出，癌症患者因与癌症斗争的需要，所摄取养分的相当部分被夺走，而无法有效地提供肌体所需，导致最终被夺去生命。这正如目前日本的现状——“这个国家患了癌症”。而任何治疗措施的出台，有效与否，都取决于是否能在正视问题所在的基础上加以有针对性的检讨。当然，最终的结果仍然有胜负两种可能，但正视问题无疑是第一步。

“民生大国”是最大的软实力

北京学者陶东风先生说：“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层面是‘好生活’。”（文见2011年10月29日《新京报》）对此观点，笔者脱帽致敬。照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美国战略学者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是由于魅力而获得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它“从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中产生”。其源泉有三：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所谓文化软实力，实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窃以为，没有不能落地于生活的文化软实力，一切无助于改善生活品质的“软实力”都是浮云。

日本文化人类学者、前政府文化厅长官青木保在其出版的数种文化学著作中，从“品牌国家论”、信赖、文化魅力及现代都市的力量等几个层面具体阐述了软实力论。所谓“品牌国家论”，其实并非青木的发明。几年前，荷兰政治学者彼得·邦·哈姆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品牌国家的抬头——形象和声誉的超近代主义政治》），认为今天是品牌时代，国家有必要拥有适当的品牌。没有品牌的国家在国际上不受欢迎，也不会成为经济投资的对象，从而遭到遗弃。“与品牌产品一样，品牌国家也要以可信度和满足客户为基础。跟购买产品一样，我们也会谈论国家的性质……虽说国家的品牌中形象和声誉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只要对外摆出一副漂亮面孔，打出具有轰动效应的广告就万事大吉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国内和国际是紧密相连的，要想掩盖国内不光彩的事情非常困难。而如果信息不公开，便会令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封闭的国家’，而这种负面形象会在世界上越传越广”，对国家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青木认为，信赖是软实力的源泉之一。“如果一个政府只是说些华而不实的大话，而不能通过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让别国感受到其说服力的话，是无法形成软实力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要想发挥软实力的力量，就必须具有足以说服对方的信赖度”。正因此，一些民主国家的政要，往往会在电视等媒体上频频亮相，力求拉近与公众社会的距离。

作为文化学者，青木主张把软实力的概念与政治和战略的背景分开，用“文化力量”、“文化魅力”来取代软实力的说法。他以世界各国观光人数的统计数据为例，说明哪些环节正在削弱日本的文化魅力。

都市的面貌和表情，无疑是文化软实力中的一环，也是文化魅力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城市只要有气派的购物中心、剧院、娱乐场所、博物馆、美术馆和超五星级酒店，便魅力无限了，还要看这些资源是否能被当地市民和外来旅行者便捷有效地利用。从这个意义上，青木以巴黎为摹本，提出创造“可以行走的城市”的理念——让城市更加“符合人的尺码”。

笔者曾撰文，谈日本的“软实力是怎样炼成的”（刊载于2009年10月10日《新京报》）。彼时，日本尚未遭遇“3·11”大地震。而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巨大灾难，在重创日本文明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对战后发展模式进行整体性反思的契机。从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政治生态的“总保守化”，日本始终在两种国家战略之间摇摆，一是所谓“普通国家”化，说白了，即谋求做“政治大国”；二是所谓“民生大国”化，即通过提高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从而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

尽管“普通国家”化并未完全淡出日本的战略视野，一些政、财两界的重量级人物和战略学者仍念念不忘，但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持续性萧条，尤其是2005年以后，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老龄化社会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事实上已明显缺乏展开的动力，“无疾而终”似乎是一个无可奈何然而却颇现实的收场。而与此同时，“民生大国”的道路则深入人心，两年前民主党政权上台时，出于与自民党政权的权力斗争，拼命向选民示好，出台了一系列利好于民生的新政策。

“3·11”大地震，尤其是海啸引发的核事故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日本进一步看到了经济发展的界限，认识到此前基于高速增长的预设前提下的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在一场全社会性的、伤筋动骨的深刻反思之后，将产生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势必会强化“民生大国”的大方向，从而成为日本在21世纪长远的软实力的来源。

东电问题的实质是大企业病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一个月，虽然地震、海啸的灾难基本上已成过去时，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次生灾害却仍处于进行时。核反应堆冷却不力，导致厂房屡屡爆炸，高放射性的核废液外泄，甚至排入大海，污染了空气、海洋，不仅使日本国民感到不安，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慌。罪魁祸首当然是地震引发的海啸，但作为福岛核电站运营商的东京电力公司也难辞其咎。其震后的应对问题多多，乃至很大程度上菅直人政府也成了其牺牲品。经此一劫，国民和舆论对东电同仇敌忾，根子越挖越深，有太多的问题和黑幕已经被晾出来。考虑到事故处理告一段落之后，对相关责任者（包括企业法人）的法律追究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索赔交涉必至，在日本社会的舆论和法律环境下，可以想象，该公司无疑将面临包括法人解体在内的严重后果。

对东电的指责和批判，完全可以用舆论一边倒来形容。在中国媒体上，也不乏这种声音。但笔者注意到，绝大多数质疑和批判基本停留在就事论事，或揭露其过去修改、伪造运行记录等“前科”的层面，旨在指出东电原本就是一个“坏孩子”。4月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叶檀的评论《东京电力显示东亚财阀体制阴魂不散》，在指出东电“财阀”出身的同时，把问题的病根归咎于所谓的“东亚财阀体制”。笔者以为，如此批判，其实并未照准靶子。

首先，是东电的“出身”问题。东电的全称，是东京电力株式会社（TEPCO）。其前身，被认为是于1883年成立的东京电灯公司。战前存在的彼时日本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东邦电力的子公司东京电力与东京电灯公司合并，成为战前的东京电力。构成战前东京电力的这两支，分别隶属于三菱财阀和岩崎财阀，但在三菱系和岩崎系中，均属于旁系和关联公司，而不是两大财阀的嫡系。战前的东京电力后又经过半官半民的日本发送电公司（1939年）和太平洋战争前夕（1941年）的关东配电公司的管辖权变更，1951年日本发送电和关东配电重组，成立了战后新的东京电力公司，并于当年上市——这才是我们今天说的战后的东电。但从法律上来说，战后的东电与战前的东京电力已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就东电的身份而言，虽不能说与财阀毫无干系，但关系不大是一个事实。

其次，战后从1945年到1952年，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所谓“摧毁日本推行战争的基础”），战前财阀被解体。尽管后来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财阀系企业重新集结成企业集团，但无论从法律还是资产关系上来说，已与战前财阀不可同日而语。财阀最主要的特点是家族支配，这在战后经过合法上市重组的企业集团中（即使是沿袭战前财阀名号的集团）几乎无迹可寻。所以，说东电的问题源于其财阀“出身”，似嫌牵强。

尽管从身份上来说，东电是一家民营化的上市公司，在资产关系上不同于诸如日本电源开发（J-Power）这样半官半民的电力公司，但东京都政府是其大股东，其实力举足轻重，不仅在日本，即使在东亚，乃至世界，也是排名前列的电力公司之一；东电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率团出访海外，会受到访问国相当级别高官的接见；自民党时代，东电是屈指可数的政治献金大户之一。凡此种种表明，身份上是民营公司的东电，是一家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不折不扣的政商。

日文中有个词叫作“大企业病”，说的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叠床架屋，上下关系等级森严，官僚主义妨害沟通，乃至为了利益追求而不惜与政界“勾兑”，以期获得政策倾斜的关照等弊害。公平地说，大企业病非日本所独有，美国曾几何时的安然公司，乃至此番席卷全球、导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雷曼兄弟等，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大企业病的典型案例。但相比较而言，不能不说，被认为是企业社会的东洋文化，确实是大企业病的沃土。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句名言：“政治家的诀窍在于如何利用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诚哉斯言！纵观“1955年体制”确立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企业与政治家、官僚“勾兑”的历史。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政权，虽然终结了自民党，但由于自身也是从自民党脱胎而来等“基因”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企业病赖以滋生的土壤。政治家从事选举等政治活动的血液——政治献金的大头掌握在大企业手中，而大企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政策（如核电产业发展政策等），这种相互依存决定了大企业病的症状表现在企业，但病灶却不仅仅在企业一方。

毋庸讳言，大企业作为促成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确实构成了主流精英文化的核心。但是，作为硬币的反面，大企业也成了少数既得利益层。在高速增长早已成为过去时，泡沫经济已然崩溃了20年的今天，日本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亟须调整，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利权构造也已经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这一点，随着被称为“下流社会”的社会贫困的加剧，本来就堪称共识，而此番核事故使东电问题浮出水面，更凸显了以东电为代表的大企业病入膏肓的程度。

如何认识异域的社会变革
——与G先生商榷兼谈小泉的“构造改革”

偶然拜读了G先生《东京“迷失”》一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7日，时论版。以下简称G文）。坦率地说，这是近年来笔者读到的、出现在新锐主流媒体上的、少有的对日本问题的不靠谱评论之一。说“不靠谱”，是因为其分析、论证过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观念先行，观点（包括知识）之陈旧、褊狭，结论之片面、粗暴，令人吃惊，尤其在围绕小泉改革及其评价的问题上，多有误读。

首先，G文把自民党在此次众院大选中惨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小泉改革的失败及其个人原因，这不符合事实。小泉推动的改革，作为一场“没有圣域的构造改革”，旨在提高效率、拉动增长（所谓“没有改革便没有增长”），让日本彻底摆脱“泡沫经济”后的长期萧条，其构成复杂，涵盖、牵涉面广，加上战后鲜有的5年有半的执政时间跨度、被称为“剧场政治”的高凝聚力及其本人刚愎自用、雷厉风行的性格特征，确实改写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回过头来看，对比改革之初确立的目标（“小政府，大社会”），可谓成败参半、有得有失：既有达成指标、实现（或最大程度上接近）诉求之功，也有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之嫌，更不乏矫枉过正、伤筋动骨的“负面遗产”，殊难以成功或失败的简单价值判断笼统地“盖棺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小泉改革，自民党才得以延命。就结果而言，小泉政权5年，对自民党来说，不啻为“1955年体制”的回光返照。虽然回光返照之后，是寿终正寝，但却不能据此认为寿终正寝的原因是回光返照。

其次，G文认为自民党政权的政策失败，在于“继续把各种公共资源调剂给出口部门，保持出口部门在技术、效率等各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结果日本经济中的一些非出口部门，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上，甚至落后于中国的非出口经济部门”。他认为：“衰退的日本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必须要摆脱对外依赖、实现内需拉动的结果调整。”暂且不论日本经济中有哪些非出口部门，“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上，落后于中国的非出口经济部门”（本人非经济学者，这点确实令人费解），但我认为G先生这里显然是误判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且有颠倒原因与结果之嫌。作为资源匮乏、国内市场有限（且早已饱和）的国度，走“通商国家”的道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降最主要的国策之一。近代以来，为确保所谓“通商国家”的利益（资源和海外市场），不惜以武力开道，从而走上了战争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战后的重建，不但没有改变“通商国家”的性质，反而进一步凸显为“贸易立国”的具体化国家战略，凭借其民主国家和“和平主义”外交所构筑的良好国际环境及“Made in Japan”（日本制造）的技术优势、品质保障，切实把贸易做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这是日本恒久的发展保障和长期国策，是由其国家性格和经济发展特征所决定的，今后也不大会改变。

具体到小泉治下日本出口的膨胀，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起飞，正是“中国特需”为深陷“泡沫经济”疲惫中的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心剂。纵然在被称为“政冷经热”的特殊时期，两国官方关系降至冰点，但生意却照做不误，这也是G先生所注意到的“2003年到2007年的经济‘上升’期，日本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加深，日本产品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之前的不到50%，上升到了令人瞠目的67%”的根本原因。因此，日本出口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且，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等于内需不振。相反，对日本来说，出口反而是拉动内需增长的钥匙——这是由其经济结构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高度互补，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贸易所决定的。

再次，G先生对小泉改革从内容到路线图都存在误解，譬如他认为“为了拉动日本国内经济活力，本来小泉政府可以在国内的非出口经济部门、开放垄断产业竞争、社会保障政策等很多方面着手，但是他选择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政策大局开刀”云云。那么我请问，被认为是“构造改革”最主要成果的邮政系统民营化及道路公团民营化的改革，难道不是其“国内的非出口经济部门”的改革？难道不是“开放垄断产业竞争”之一环吗？而G先生所质疑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着手”的问题，难道不正因为在该领域“着手”过深、过于大刀阔斧，社会“安全网”才被过度削弱，造成了社会贫困扩大化问题，乃至才被舆论批判为小泉改革的“负面遗产”的吗？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G先生对日本的理解，存在知识过旧，亟须“版本升级”的问题，而有些则是常识性错误。譬如，G文出现了3处关于所谓“财阀”的描述（诸如“大财阀集团”、“财阀集团”及“出口部门财阀”等）。因篇幅所限，对财阀的定义且不展开。但众所周知，战后从1945年到1952年，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对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造，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财阀解体”。如果说因冷战等原因，美国主导的对日民主化改造在某些方面还有权宜性和不彻底性的话，对财阀的解体则是相当成功的。今天活跃在全球化经济舞台上的三井、住友、三菱等跨国公司均系在日本合法上市的巨型民营企业，从法律到产权早已与战前的财阀撇清了干系。在21世纪的公共媒体上，把人家今天的经济组织称为“财阀”，不能不说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发展历史的无知。

正确地理解、认识异域的社会变革，只能通过深度的观察和与时俱进的新知来实现。任何观念先行式的解读或来源于意识形态教化的陈旧教条都是于事无补的，也是有害的。

日本政治资金的起源、构成及其法律限制

2011年3月6日，在菅直人内阁中担任外相、被认为是下一任首相最有力人选的执政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前原诚司因接受了一名在日韩国籍妇女的20万日元（四年间捐赠的总金额，约合人名币1.6万元）的政治献金，被指违犯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前原痛感责任，引咎辞职——差几天没赶上抗震救灾的历练。

紧接着，首相菅直人也被媒体曝光了曾接受过外国人以化名捐赠的105万元日元政治献金的事实，并被要求辞职，遭到了菅直人的拒绝。旋即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全面启动，政治献金疑云暂告后退。如果对地震前夕菅直人内阁民调支持率之低（不足20%）和两个主导参院的实力在野党自民、公明党的倒阁攻势之猛有所了解的话，便能明白，是地震救了菅直人内阁。

不过说句公道话，与昔日自民党群雄和同为民主党大佬的小泽一郎相比，前原和菅直人的这点说不明白的小钱可真不算个事儿。作为执政民主党最具实力的人物，这两位都有清誉，为了重建日本的“清洁政治”，也拼命与小泽“切割”，试图以“去小泽化”的民主党政治答卷来应对选民日益挑剔的考试，不承想，还是在所谓“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上跌了跤。足见此“水”之深，问题之积重难返。那么，日本政治资金及其法律限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现状如何、出路何在呢？

政治资金的起源与构成

日本素有政商的土壤。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也是一场国家资本主义运动。到大正后期，更是形成了财阀控制财界的局面（如产业界的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和金融界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银行五大垄断性银行），有利于政界和财界的“勾兑”。譬如，战前的三井和三菱，便分别是力挺政党内阁时期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的主要“赞助商”。

战后，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一环，财阀解体，但土壤环境却没有被破坏。1955年前，财界便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向执政的保守政党捐款，以期维系保守政权，遏制彼时风头甚健的左翼社会党的发展。“1955年体制”确立后，一党优先独大的自民党便自然而然成了财界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应该说，这是战后日本政治献金问题的大背景。除了这种政治背景之外，还有一种国民的文化心理，认为从事政治活动离不开金钱，就像旅行要花钱一样，天经地义。这种对政治“网开一面”的宽容，恰恰构成了政治献金问题的文化、社会基础，可谓根深蒂固。

日本政治制度中法定选举过多，政治家为了在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家乡的选区设立不止一处事务所，需要维系“粉丝”组织后援会的运作；如果是派阀大佬的话，还需要笼络住派内的小兄弟们，客观上，从政确实是一桩奢侈的事由。在80年代日本经济“全盛期”，一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平均每年的支出为1.2亿日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选区事务所的运营及人工费，另外三四成用于后援会活动及后援会成员的婚丧嫁娶，其余部分则是从首都往返选区的交通杂费。而国会议员的年收入充其量不过4 000万日元，“堤内损失堤外补”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最主要的“合法”途径，便是政治献金。

政治献金的大头，来自企业捐款。从业种上来说，70年代之前，钢铁、电力、金融位居“三强”；80年代以降，金融业仍居魁首，其次是建筑、不动产业，保险、电力和通信业则排第三。1966年至1975年的10年间，日本五大政党（自民、社会、共产、公明、民社）共募得政治献金1 704亿日元，其中自民党为880亿日元，独占大半。而自民党政治献金中的99%来自大企业捐款。

大企业给自民党的捐款有两种形式，一是捐给党总部，二是捐给派阀领袖，后者份额更大。如上述880亿日元是10年间企业捐给党总部的献金，而同期直接流向党内大小派阀领袖的献金则有943亿日元，两项合计，达1 823亿日元。而这只是公开申报的部分，实属政治献金之“冰山一角”（历来有实际金额为申报额的4~5倍之说）。

除了作为企业法人的大企业捐款之外，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等财界社团（所谓“经济四团体”）和农协、医师会等既得利益行会组织，也都是力挺自民党的献金大户。

作为在战后日本社会呼风唤雨、根深叶茂的老牌执政党，自民党的派阀大佬可谓个个身手不凡，精通“炼金术”。譬如，处于主流或准主流地位的派系，往往要在选举前举办招待会，以联络感情，这种招待会只赚不赔。如1987年中曾根派举办的一次派对，发出1万多张招待券，每张2万日元，共收入2.088亿日元，刨除850万日元的场地费和饮食费外，净赚2亿多日元，利润率高达96%。而中曾根派在自民党中毕竟是少数派，敛财能力其实有限，与竹下派、福田派等实力派阀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前首相海部俊树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披露了一些材料，颇令人震惊。如日本总理大臣名下有一笔“官房机密费”，如何使用，完全是首相一己的自由，无须任何收据。关键时刻，首相用此款运作官房长官、副长官去各地撒银子。当然也有党那方面缺银子，“底掉”之际，过来取钱的时候。首相作为派阀的大佬或重量级成员，自然无法坐视，便会指示：“过来时去官房长官那儿取走就是。”官房长官室里有个保险柜，常备2 000万日元左右的现金。议员外游之际，可领走一袋，内装100万日元。遇上胃口比较大的主儿，会觍着脸央求道：“请再饶一袋吧。”

自民党实力派大佬们对金钱的感觉个个不同凡响。竹下登、金丸信曾教诲海部：“选举前撒钱要撒到让钞票立起来才行。”区区几张票子，是断难成其“立”的，“最少也要300万日元。”海部承认，自己对金钱的感觉，是田中派大佬们熏陶的结果。而田中角荣最器重的私淑弟子是后来民主党的大佬小泽一郎，他撒钱是以500万日元为单位的。用海部的话说，政界对金钱的感觉与世间有不小的错位，“对仅能装进衣袋中的钞票，对方是不会有感激之情的——此乃这个世界的行情”。

对政治资金法律限制的沿革

实际上，日本虽然早在1948年就制定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政党有申报其政治资金收支状况的义务，但由于该法对捐献行为本身未做具体限制，所以根本未起到阻断金权政治的作用，乃至战后初期，一系列黑金政治丑闻被新闻界曝光（如“昭和电工事件”、“造船贪污事件”、“共和制糖事件”等），无不涉及大笔现金幕后交易。对此，舆论和在野党不断施压，敦促修改此法，却始终遭到自民党政权的阻挠，以至于弊端明摆着的“问题法律”，硬是拖了20多年而不得改正。

70年代初，田中角荣上台后，曾一度承诺修改此法，但却要与《公职选举法》的修改捆绑（后者的修改旨在把中选举区制改为更有利于自民党的小选举区制），因而遭到在野党的极力反对而搁浅。而与此同时，金权政治却愈演愈烈。1974年7月的参院选举，是一次公认的金权选举，据说自民党共投入了500亿~1 000亿日元。在这次被舆论称为“总动员选举”的臭名昭著的大选中，自民党和财界首脑互动，党干事长亲自致函全国2 000家骨干大中型企业的老板，要求赞助；财界首脑则以“捍卫自由社会”的名义表示全力支持。三菱集团动员旗下27家公司的会长、正副社长等高层107人联名加入后援会，并成立了5万个后援会支部，共发展了100万名会员，可谓集政、官、财“铁三角”之大成。但结果却遭惨败——国民以选票对金权政治说“不”，强势如田中者也不得不黯然下台。

风格清新、被认为是“清廉”的三木武夫上台后，锐意推进《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改事宜。于是，这才有了对此“问题法律”的第一次全面斧正：在强化政治团体收支公开的同时，对提供政治献金的捐赠方也做了明文限制（如规定个人捐款每年不得超过2 000万日元，企业或团体每年不得超过1亿日元等）。然而讽刺的是，修正案通过不到半年，战后日本最大受贿案洛克希德事件被曝光，举世哗然。接着，三木因触动了党内的派阀利益，致全党共诛之，旋即被倒阁。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1975年的“手术”，仍未从根本上阻断黑金政治之路。政治家和精通官商之道的财界首脑们另辟蹊径，通过招待券、高尔夫会籍、未上市的原始股等各种变通形式绕开法律规制，规避风险。1988年，随着利库路特事件的曝光，日本经济的泡沫也濒临破灭。至此，主流社会日益认识到，对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事关日本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走向。因此，最近20年来，又对此法动了若干次“手术”。

民主党上台以来，出于跟过去的自民党政治“切割”的需要，改革力度明显加大，成绩有目共睹。但由于以小泽为代表的民主党的核心部分本身就脱胎于自民党，其与自民党时代的金权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粘连，注定了对政治资金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在这一代政治家的影响力未彻底消退之前也许是无望的。但纵然如此，前原诚司等民主党少壮政治家的努力也并非没有意义。其彻底与金权政治“切割”的决绝姿态除了将成为其日后的政治资本外，客观上也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舆论条件和政治准备。

日本人的“身份证”

近来，2011年《居民身份证法》修改，扩大了民警查验身份证的权限，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热议。进而，2012年3月18日，广州发生了街头行人随时被民警查验身份证的事情，舆论开始升温。这使我想到了邻国日本的“身份证制度”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多年来，有各种舆论，莫衷一是。过去几届政权均欲大力推进，有所作为，终因反对声浪巨大而罢手。为什么要在“身份证制度”上打引号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身份证，遑论“身份证制度”。

那么，市民没有身份证，政府靠什么来进行人口管理呢？答案是“住民登录制度”。顾名思义，即国家随时掌握全体国民的住址信息，对之实行管理的制度。每个居民有一张住民票，由地方政府保管，居民住址变更时，有义务向所在地政府机构申报变更内容——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制度于1952年投入实施，转眼就是一甲子。长期以来，舆论对该制度的批判从未停止过。一部分自由主义媒体认为，该制度是极权国家的负面遗产，与和平宪法第二十二条中所规定的“居住、迁移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相抵触，侵害了国民的基本人权。盟国老大哥美国无此制度，其各地居民既无须向政府机构登录住址，迁移时也无须申报变更。所以当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向美国人谈起这项制度时，美国人往往会大吃一惊：“这算什么呀？简直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嘛！”日本人便无奈地摇一摇头。

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美国未实行类似日本那样的与国民的居住、迁徙权利相抵牾的“住民登录制度”，但出于跟踪个人所得及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需要，对所有国民进行统一的数字化管理：所有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从出生之日起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提交出生证明的同时，会获得一组9位数字的社会保障号码，这个唯一号码就是个人的ID（身份），跟随一生。失业的话，可以凭它享受救济金；联邦纳税者识别番号也是它；被征兵入伍，它就成了军队里的编号。好莱坞电影中，大兵挂在胸前的金属牌上，刻的就是这个番号。通过这种数字化管理，国家可以掌控任何公民的过往和行踪。只要在联邦调查局的系统中键入某人的ID，其个人信息便唾手可得。一个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内心对这种美国式数字化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厌恶，并不亚于老美对日本“住民登录制度”的诧异——同样的“友邦惊诧”，都不脱“老大哥”之嫌。而美国式的数字化管理，实际上也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

但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其实日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强的数字化倾向。东洋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其整饬有序，自然也是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之功。可唯独落实到人的管理上，日人对数字化有极强的抵触心理。

究其原因，可以说都是战争惹的祸。战后重新出发的日本，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转而开始强调个人权利，反国家主义，对任何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法律、规制、文化都充满了警惕。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政府一再试图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指国民每个人都有一个像运动员那样的后背番号的制度），但屡屡流产。客观而言，政府有时纯粹是从行政管理的效率或对现有社保体系加以改革的善良愿望出发，诚非恶意。但舆论却每每做出本能性的情绪化反弹，杯葛、抵制没商量。对国民来说，一旦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至少为征兵、徭役等国家主义“恶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难保不会再度变质为战争“装置”。

因此，国民连ID号码都没有，哪来的身份证？长期以来，日本人的身份证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年金卡、医疗保险证、护照、驾照、学生证、教员证等，不一而足。其中，通用性比较强的，似乎是驾照。可驾照也并非人人持有，人口半数以上拥有驾照，其实是1990年前后的事情。而在那之前，比较通行的身份证明是米谷通账。

日本是传统的稻米文化国家。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大米多供应军需，对国民实行大米配给制，战后实现大米买卖自由化是1970年。所以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持有一纸米谷通账。彼时，无论去银行开账户，去政府机构登记结婚，去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还是去投票选举，只要出示米谷通账，多半不成问题。

由于过去30年来，日本曾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问题，也有过教训，使这方面的立法得以不断强化。今天的日本国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极强，即使在西方世界，日本也堪称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最彻底的国家，彻底到根本摒除数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

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养老金）制度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时期。最古老的年金是“军人恩给”。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颁布的《海军退隐令》、《陆军恩给令》等法令，规定了对阵亡及负伤的陆海军士官及其家属的扶助原则。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当时德国钢铁公司内部发行的面向企业职工的福利小册子，阅后感触良深。经仔细研究后，他于翌年在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此乃企业年金制度之始。随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实施被称为“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该制度导入之际，正值太平洋战争酣战之时。尽管遭遇了大藏省和军部方面的强大阻力，但考虑到偿付毕竟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筹措战费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普遍覆盖的国民年金制度便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艰难起步。

战后初期，虽然从规模上说，年金制度已广泛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于此，1984年（昭和五十九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体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战国时代”结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中，一、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25年（25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缴多得）者，满65岁时，可领取“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个人如果从20岁开始一直缴纳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61 000元）的定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纳，万人平等。但缴纳者分三类：自由职业者为“第一号被保险者”，公司职员（会社员）和公务员等“给予所得者”为“第二号被保险者”，专业主妇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第一和第二号被保险者，须自主缴纳，第三号则作为配偶的“被供养家属”，由配偶代缴。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譬如，一名白领婚前在某公司工作，婚后辞职做了专业主妇，那么她只需在服务于这家公司期间缴纳。理论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除了“三层建筑”的年金制度，还有一些属于“自选动作”的辅助机制，多少可弥补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对没有二楼构造的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主妇来说，可选择加入半公共性质的“国民年金基金”，或纯商业性质的个人年金保险（人寿保险）等，为自己增建“上层建筑”。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日本全国人口在2005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会进展迅速。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有2 6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8%；2012年，这个比例已增至24.1%。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学圈的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加上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慢性不足。为此，民主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收回了上台前对选民的承诺，决定启动上调消费税的非常举措，以确保财源。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延，因为年金制度本质上是对难以预测的国民长寿的可能性的社会应对，是一种对“长寿的保险”。而作为保险对象，究竟设定在何种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长寿国、人口老龄化进展迅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设定在70岁，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及企业组织与老龄化相伴生的沉闷、压抑感。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开始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生老病死的另一个重要保险——医保（即“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早在制定之初的1938年，便率先以农山渔村的居民为保险对象，1958年对象范围扩大至不从属于政府官厅或企业的无保障人群，最终在1961年实现了全民覆盖（所谓“国民皆保险”制度）一样，“国民皆年金”制度也是从“低端”起步，逐渐完善成全民覆盖的退休金福利制度。这种“从下至上”，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贫困，即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亦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

看民主党治理官员“下凡”

2009年9月底的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提议，宣布禁止“早期劝奖退职”，这等于是对为国家公务员“下凡”（Amakudari）而斡旋的“潜规则”亮起了红灯。

所谓“劝奖退职”，即对退职者的劝诱、奖励；而“早期”，意味尚不到退休年龄，提前“劝退”。顾名思义，早期劝奖退职，是为那些供职于中央政府各职能省厅并达到一定年龄和资历的官员，安排“第二人生”的一种“温馨工程”，旨在让那些身居官位的资深官僚，腾出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和预算，以补充新鲜血液，从而确保官僚系统的“良性循环”。50岁上下的省厅官僚，如果不能顺利升任政务次官（日本“一般职”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境界，相当于副大臣），也没有继续平移至相关司局出任长官的空间的话，会被人事部门谈话、劝退，这叫作“拍肩膀”。但肩膀被拍者不但不害怕“下岗”，一般来说，还相当期待，因为“组织上”会对自己的将来做出不赖的安排，这被称为官僚“下凡”。这虽不是明文化的法律制度，但却是伴随着自民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惯例、传统，是不折不扣的官场“潜规则”。

“下凡”，本为神道教术语，原意为神从天降，所谓“天孙降临”，后被用于退职高官，为谋求在其出身省厅的外围团体、关联企业或特殊法人等机构再就职而斡旋的现象，在日文语境中带有贬义。据统计，日本每年有大约800名高级官僚“退官”，“下凡”到各类机构、企业、财团中出任高管，“顾问”商情，咨询事务。

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下，政、官、财结成所谓利益“铁三角”，官员“下凡”正是这种利益粘连的纽带。一方面，对“下凡”的官僚来说，不仅退官一身轻，而且可以在离职时获得一笔可观的退职金。无论“下凡”到政府背景的特殊法人，还是上市公司，都稳做董事级高管，年俸之丰厚远强于“清水衙门”，可谓名利双收。精于仕途的自我设计者，会在“下凡”的10年中为自己安排好两三个去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一站都能得到优渥的年俸，退职时卷走大笔退职金。区区10年，便可轻取相当于此前漫长官僚生涯中收入总和的银子，何乐不为？另一方面，对接收“下凡”者的企业、法人单位来说，这些官僚素质好，精通法律，管理水平高，尤其在官场浸泡多年，在政、官两界拥有广泛的人脉，是企业获利的无形保障。譬如，本人曾就职的销售额占日本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的综合电气公司，就曾有过一位通产省能源局局长出身的专务董事，“下凡”到企业后，专事省厅公关，贡献良多；前日本驻华大使、外务省资深官僚谷野作太郎，“下凡”到东芝公司出任董事副总裁，对该公司的对华出口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官民流动，人尽其才；你情我愿，互利双赢——此乃官僚“下凡”的“好处”。

但有其利，必有其弊。官僚“下凡”破坏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平竞争原则，不仅成为官商勾结、腐败滋生的温床，“玻璃天花板”的存在挫伤了底层职员努力向上的积极性，而且导致政府、公立机构和民间企业多重支付退职金，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钱。对此，批评声浪不绝于耳。特别是“泡沫经济”以来，经济持续萧条，社会竞争加剧，“下凡”的优势与好处越来越小，消极的一面则日益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在竞选时打出“脱官僚依存”的口号，确实击中了自民党的命门。而“脱官僚依存”的最主要一环，即废除官员“下凡”。为此，民主党甫一上台，便细化相关政策，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在做出禁止“拍肩膀”及与之联动的“下凡”斡旋的决定时，检讨对那些达到一定年龄却未能出任次官、局长的官僚，实行减薪措施并推延退休至65岁的政策可行性。如此，怨声载道的官员“下凡”问题，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徒禁止从上至下的组织“斡旋”，能否从根本上阻断积重难返的官员“下凡”，还是一个疑问：斡旋无非是支撑“下凡”的一种形式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不接受组织的斡旋和安排，而是由早先“下凡”的官僚前辈直接招呼后辈加盟的内部渠道。况且，另一方面，切断“下凡”通道，把官僚统统集中于霞关（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以今天“小政府”的有限座椅，会不会导致行政“发酵”，从而引发其他问题的风险也需权衡考量。

也许，根本出路在于官与民之间的双向合理流动：精英官僚“下凡”，在民间磨砺，积累经验；而与此同时，民间的有识之士也有“升天”，进入中央省厅的余地和空间——上上下下，各得其所。

执政党的钱袋子

政党的活动经费，相当于血液，润枯多寡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和在政治江湖中的地位。在野党不及执政党，自不在话下；即使同为在野党，差别也极大。譬如，公明党有创价学会的宗教背景，本来财源就堪称丰润，同时对源自国库的政党交付金也来者不拒；与之相比，日共离政权最远，对政党交付金制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始终拒绝申请，党务经费几乎完全依赖党员缴纳的党费和机关刊物《赤旗》的发行收益，其捉襟见肘可想而知。

鉴于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而形成的特殊利权构造及其所带来的弊端，早在1994年，作为政治改革措施的一环，当时的细川护熙内阁便实行了政党交付金制度，目的是借此补偿来自企业、团体的政治献金被限制后政党活动经费的缺口，以鼓励健全、阳光、合法的政党活动，推进政治改革。按法律（《政党助成法》）规定，凡拥有5名以上国会议员，或拥有1名国会议员，却在最近的一次国政选举中得票率在2%以上的政党，可每年分4次（分别为4、7、10、12月）申请政党交付金。其额度标准通常根据当年1月1日的议员人数，或最近一次国政选举的得票率来确定。但当众院或参院选举时，选举结果当优先反映到交付额中。因此，此番众院大选投票的翌日（2009年8月31日），政党交付额标准便被重新计算。

可以说，政权“变天”的最直接结果，是朝野换位，带来了钱袋子的“倒挂”：据日《每日新闻》测算，在刚结束的大选中斩获众院总席位480席中308席的民主党，可望申请到173.02亿日元的政党交付金，比选举前净增54.69亿日元，超过了自民党支付额（2006年度的168.47亿日元），刷新了该制度创设以来的最高纪录，可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个令，是财政预算令。公明党亦可获得24.03亿日元；而在众院拥有9个席位、同样有资格申请支付金的日共，照例质疑该制度的“违宪”性，拒绝“分赃”，未提交申请。

与财大气粗，党内派阀林立，派阀大佬凭借自身实力，通过政、官、财的“铁三角”构造“套现”，然后再向派内成员发放“份子钱”的前执政自民党不同，民主党的财政八成以上须依赖政党交付金。被看成“教父”的前党代表、从自民党脱胎出来的实力派领袖小泽一郎一不小心，按过去“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玩了一把，即遭舆论弹劾，秘书被捕，自己也被迫辞职，退居幕后。可见纳税人和舆论对政治献金的监督之“苛刻”。民主党上台之前，在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有效开展政治活动，对参选的候补议员实行变相的“月俸”制：从2004年起，对有志竞选者以“调查委托费”的名义，每月发放22万日元补贴。支取者原则上需对选举区的状况及自身的活动定期提交报告，但补贴本身也可充当生活费。虽然22万日元在日本是仅够维持温饱的基本生活费，但对那些既不属于政治“世袭”，也不是企业经营者出身的青年政治精英来说，却不无小补。有人已经到了不得不向父母借钱，甚至靠邻居施舍蔬菜过活的地步。在日本竞选，候选人整日四处奔波，讲演宣传，几个月下来，鞍马劳顿，衣衫破损。据说，有位前财务省官僚出身的青年议员，当选后，才好容易添置了一套西装，算是有了可出席国会会议的行头。相形之下，那些口衔金匙、继承老爹“地盘”（后援组织）和“提包”（资金）的“世袭”议员，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公子、自民党议员小泉进次郎，其竞选资金的98.6%来自老爹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东泉会”的资助。

在执政党钱袋子的构成中，企业政治献金绝对是大头，客观上也被视为自民党一党坐庄半个多世纪以来金权政治的温床。虽然《政治资金规正法》在1975年全面修改，90年代以来又数次改正，对法人政治献金的管理已大大强化，但法律的漏洞依然存在，半年前使小泽一郎被迫辞职的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即是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日本大企业实力雄厚，为确保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财界的政策支持，倾注被称为“利益诱导型”的政治献金，往往不惜血本。据统计，2008年度，日立、东芝等大企业，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营赤字，却并未削减政治献金的规模，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入了自民党的口袋。但物有所值，财界对执政党在景气对策上的期待也基本兑现，诸如高速公路使用费下调、旨在普及节能环保型技术的特惠税制措施等等。

到目前为止，被称为“经济内阁”的“经团联”还对民主党政权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作为其对旗下加盟企业政治献金捐赠指南性质的对相关各党的政策评价即将出台，视民主党新政的政策魅力与实绩，未必不会向民主党倾斜，以期获得更大、更实惠的政策回报。

附 外行眼中的医改问题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言人承认“医疗改革不成功”，“面临方向性调整”，并以《医疗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的形式，为医改突破困境确立了5年的路线图。

光阴荏苒，眼看就到了兑现承诺的阶段。据《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报道：北京市公布了2010~2011年医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年内，市政府的投入将不低于337亿元，力争让医改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北京作为“首善之区”，集中了全国相当多的医疗资源。京城医改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全国众多一、二线城市医改的走向，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性质。但毋庸讳言，现在的方案还远远不是一个惠及全民的方案，而一个普遍覆盖，相对公平、合理且富于可操作性的方案落地，不知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近5年来，医改问题作为最大的民生课题之一，受到了全社会的瞩目。据说，在2010年的两会上，有来自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国内外机构的共九套方案被提交大会讨论，莫衷一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上，常见到各路学者、专家或相关行政官员动辄以几个整版的超大篇幅展开深度讨论，其高屋建瓴，不仅涉及医疗制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且涵盖了对欧、美、日等先进国家既有制度的评价。笔者既不是从事这方面政策研究的学者，亦非相关人士，但因事关个人生活，只好硬着头皮试图读懂见诸媒体的海量议论。但几年下来，我不得不承认，个人的努力收效甚微——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内容的专业性及大多数发言者的“高姿态”，妨碍了一个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公民对问题的认知，哪怕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不差的理解能力，甚至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复杂性、专业性是一个事实，也容易理解，但“高姿态”则令人困惑，有时候被绕来绕去，闪烁其词，不仅解决问题的思路全然不得要领，最后连问题本身都隐而不现，难免会生出一种被人“忽悠”的羞辱感。

譬如，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我不下5次见识过诸如此类的权威人士的权威发言，曰医保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欧、美、日，虽“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但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谁都无法轻言“问题解决”云云。这类论调颇耳熟能详，令人本能地联想到汶川震后，针对中小学校舍大量倒塌的问题，有关人士出面解释说：“中小学和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地震中的倒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发言者的姿态过高，视野过远，动辄放眼寰宇，纵横捭阖，高谈阔论。其结果，不仅未能抓住异域同类问题的本质，反而在展开宏大叙事的过程中模糊了本土问题的焦点，遑论解决方案的出台。到头来，除了以伪“全球化”的学术视野或政策立场来忽悠国民外，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目的，沦为完全于事无补的话语泡沫。

笔者从来不反对与海外诸国的横向比较，尤其在医改问题上，我们几乎是从白纸一张的状态出发进行制度建构，借鉴甚至“拿来主义”都是必要的。但是，比较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更加清晰地凸显、认识自身的问题，从而谋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异域的问题与自身的问题混为一谈，或用别人的问题来掩饰自身的弊端。纵观欧、美、日的医保制度，历史与社会文化不尽相同，出发点各异，所走的道路亦判然有别，今天也的确面临各自的困境，有的还相当严重。笔者不久前就曾在媒体上撰文，谈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然而，必须承认，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问题的本质和程度不同，距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的路径和距离也完全不同。要想借鉴他者的经验的话，首先应当从全面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开始。举个最直接的例子：为了让民众理解并接受现有的医改方案，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等权威人士反复告诫我们，实际发生的医药费在一定额度内由个人负担；超过一定额度，由个人和国家按规定比例分别负担；而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则由个人负担等等。笔者过眼的这方面资料、文献在外行中不可谓少，但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一位“权威人士”告诉过我，无论欧、美、日，超过支付上限额度的部分，是由医疗保险的主体——国家来埋单的，而不是由被保险方的患者负担，这也是医保作为一种现代“保险”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来说，超过支付上限的部分，是个人之力所难以支付的，所以才由保方来埋单。否则，买你的保险意义何在？

无巧不成书。最近，一位不久前刚接受过心肌梗死手术治疗的日本作家朋友病愈三个月后来北京旅行、散心，笔者特意向他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友人是自由作家，虽然书没少出，但因为定位偏学术，少有畅销书，所以在日本属于中低收入层。作为具有一定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长年来他一直自觉践行自视为“使命”的社会批判，视野广泛，思想锐利。但经此一劫，他却感到，日本的医保制度“还不错”——这几乎是我头一次听他对自己国家做正面评价。接着，他在餐巾纸上列出了相关费用的明细：实际发生总费用（手术和住院）约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按他的年龄和收入水平，国民健康保险（即日本全民覆盖的国家医保）所负担的支付上限为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 000元）；同时，他还购买了两份人寿保险（商业保险），每份支付12.5万日元，合计为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如此，生场大病，从经济上不仅全无损失，甚至还不无小补。他开玩笑说：“也许我可以考虑放弃写作，靠生病来赚钱。”

医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制度建构本身，而是通过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来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大医院、小病人”的所谓医疗“四大顽疾”。既然这种制度是从无到有，务须借鉴海外的先进经验，那么作为在制度建构上承担重要角色、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学者，便有责任把他国的经验教训如实而全面地加以介绍，在此基础上再谈“移植”或“嫁接”的问题。而不要做“筛子”，先过滤一道所谓“不良”信息（实际上是被认为“不利”于政策性方向的信息），再行政策检讨；或干脆玩弄外交辞令、话语游戏，或故作高深，用专业性、学术性做幌子，屏蔽真相，偷换主题，忽悠民众。

后记
“濯足”之后费思量

中日两国作为一对永远不会搬迁的邻人，宿命般地相伴相随，生生世世——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无须诠释的常识。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过去不久的邦交正常化的“不惑”之年，中日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颠簸，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尽管对现状的判断，见仁见智，但中日关系面临结构性障碍，需做方向性调整，则不失为各方共识。但无论两国官方关系如何修复、改善，若没有牢固可靠的“底层结构”的话，怕终究难以支撑起摩天大厦——这种认识理应成为共识中的共识。而所谓“底层结构”，无非是两国国民人与人之间那种去组织化、去精英化的，个体对个体、草根对草根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流。纵然无法断定这是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充分条件，但它无疑是必要条件。知易行难，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这本书，是我的第四本日本问题、中日关系评论集。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10年。1877年，作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的黄遵宪赴日前夕，在自己的半身照上挥毫题赠友人，难掩踌躇满志：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

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

黄遵宪使日期间及归国后，赋《日本杂事诗》、著《日本国志》，不遗余力地对国人普及日本知识，而终于未果：在《日本国志》付梓后不到10年，便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求和，被迫割地赔款。蒙此奇耻大辱，痛定思痛，梁启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人对《日本国志》之无知，甚至对著者黄公度不无微词：“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梁任公言或有夸大其词之处，可相对于日人知中之翔实，国人对日本之无知、无识、不屑一顾也真够离谱。对此，黄公度作为第一代“开眼看世界”之精英，深有体察。他指出：“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于是，奋起著书立说，为国人普及东洋之学，责无旁贷。

百年后，历经战后重建和改革开放，虽几代精英负笈东（西）洋，“濯足”归来，可我们对日本的了解有多少进步呢？

毋庸讳言，包括黄公度在内，对日本的关注，皆因自身的问题意识使然。他曾对何如璋说：“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因此，其编写《日本国志》，系统介绍日本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国势资源和制度律法，正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以明治维新为镜像，推动中国的变法自强。

百年倏忽而逝，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沐欧风美雨，“濯足”东洋，学成归来，投身于时代洪流，饱受淬炼，有的甚至粉身碎骨，却终未能改变今天坚硬的现实，至今未通过“历史三峡”（唐德刚语）。对历史详加检讨，会发现，路径、方案并非完全付诸阙如，更多时候，是选择机制出了问题。譬如，1847年，魏源出版了开创中土西学之滥觞的著作《海国图志》，可在国内却少有人问津，更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印数仅数千册。不承想，四年后，随一艘商船入港长崎，却被日人视为天照大神赐予日本的礼物，如获至宝。数年内，《海国图志》翻印15版，书价飙升3倍，对维新派思想体系之完善不无推动之功。彼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中“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慨叹道：“呜呼，我与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黄公度历时9载，呕心沥血的50万言巨制《日本国志》，从成书到付梓居然整整等了8年之久，直到1895年才获初版刊行。一部即使现在看来仍未过时，当时绝对跻身世界顶尖水准的东洋学著作，终于未能在两国交战（即甲午战争）前对国人的日本认识发生影响。冷眼观史，其痛也夫！

而选择机制一旦出错，便会一错再错，痛失良机。这一点，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正因此，吾一向注重异域经验和感受（所谓“濯足”的思考）。但同时，基于某种源自本土和当下的问题意识，对“濯足”之后的实效尤为看重。否则的话，人家的花园永远是人家的，那“濯足”还有多大意义呢？

是为后记。

刘柠

2012年岁暮于京城望京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