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忠义救国军

想与大家谈谈一位笔者非常崇敬、却历来被严重低估的近代史人物，他就是杜月笙。民国元老黎元洪给杜公祝寿，送有一副对子：“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门前五尺天。”“春申”一句用典大家都熟悉，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尺五、上达天听的效力，就算如此美誉之下，对杜公来说似乎也不见得有多少夸张。这些年讨论杜公的文章、纪录片也已问世不少，希望拙作能对杜公事迹与形象有所裨益，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合乎事实的人物，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

八个样板戏，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遥远了——不过有一段唱词可能并非那么陌生，试请看：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

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没错，这就是《沙家浜》里著名的《智斗》一出的前几句，大概有些年纪的人即便不是京剧票友，也能荒腔走板地来上这一段。《沙家浜》讲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掩护新四军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敌顽武装的故事。这《智斗》里的主角，就是“忠义救国军”的真实人物胡肇汉。长久以来“胡传魁”是以丑角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世人对“忠义救国军”的鄙夷与不屑。直到近日，才渐渐有人为这支曾经的“救国军”翻案。但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这支曾经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抗日队伍，长久以来尽是贬斥之词，这是非常不妥当的。遥想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魂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近代历史。“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陆军之精锐关东军大有长驱平汉线、直入中原之势，进以切割东西，使中国陷于南宋崖山之势。国民政府旋即在次年利用日本陆军、海军的嫌隙，在上海向日本海军宣战，将战火主动挑起在东部上海，将战线从自北而南变为自东而西，赢得了国民政府西撤的主动权。台湾史学界所说的“用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方针，大致上是存在的，尽管这个“空间”，包含了太多惨烈和生命的付出。淞沪抗战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最重要尝试。淞沪抗战为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会战，这个两岸史学界早已有过认同，蒋介石与当时各派系军阀皆倾其所有，砸向上海华界闸北虹口及界外宝山等地，除远道而来的正规军外，上海的热血青年们也积极参与到抗战的腥风血雨之中。

戴笠在抗战前说过一句名言：“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粗直不失幽默的慷慨之言，足以展示雨农先生力战的决心。1937年，时任军统负责人的戴笠看到全面抗战在所难免，凭借强烈的建军欲望和敏锐的眼光，抓住了抗战军兴的历史机会，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基于抗战大义，以及国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现实需要，又兼顾蒋家王朝对长三角地区重要政治、经济的依赖，蒋介石最终允许戴笠组建队伍，于9月4日由南京发出支电，7日又发出阳电，颁给其“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戴笠终于名正言顺获得了组建自己部队的权力。戴笠的部队从哪里招募人手，对他来说，这比要来“番号”还要麻烦，所以他找到了他的“三哥”。

“三哥”是戴笠还在帮会里混的时候对杜月笙的称呼。20世纪30年代末，杜月笙已经是上海租界里实际威望最高的帮会领袖。在抗战大节面前，杜月笙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以自己的威望，号召他所能及的所有团体“毁家纾难”起来抗日。民族大义面前，杜公无疑是明智和勇敢的。可面对戴笠和他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杜月笙又会怎么出力帮忙呢？当时上海地区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且学校集中，学生众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爱国热情高涨，对抗日救国态度坚决，投身抗战义无反顾。自“九一八”以来，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洗礼，上海广大工人、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战热情。上海地区参加帮会的工人数量众多，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当局在上海地区的控制力，因此利用帮会也不失为一条组织动员群众省时省力的便捷途径。因此，杜月笙作为“海上闻人”成为国民党和戴笠极力拉拢的对象，就不足为奇了。

杜公也一直有心结交掌握国民党特务大权的戴笠，他恒社中的骨干陆京士、于松乔等都在这期间与军统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还当上了上海行动股股长。同时，戴笠手下的不少人员也都与当地帮会保持着密切联系，有的甚至直接加入帮会，在帮会中有着较高地位。如何行健虽然是黄埔出身，却也在帮；王兆槐不但在帮，还是恒社的社员。8月7日，杜公座下弟子朱学范，向杜月笙提出武装工人抗日的建议，当时杜考虑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出枪支。“巧合”的是，几天后戴笠就为了组建部队的事情登门造访，两人一拍即合——就算不是巧合，也是二人斡旋的结果了。戴笠在组建部队的时候，优先考虑了与帮会的结合，使其顺利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组建部队的愿望。戴、杜两人一致的抗日思想和唇齿依赖的局面，不仅为他们在沪战期间的武装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南京政府与上海帮会在整个抗战时期的经济、军事各方面合作创造了前提。直到抗战后期，无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敌统区，杜公的帮会力量，都是戴笠军统最重要的帮手。

8月底，苏浙行动委员会在戴笠的指导下在上海成立，十余人的委员会中，除了杜月笙、戴笠外，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青帮大亨张啸林、代表驻守江浙中央军的张治中、蒋公的代表宋子文以及时任上海市场的吴铁城，毛泽东的表弟文强将军也在戴笠部下的书记处任职。9月初，南京给戴笠所发的支未、阳已两侍参电令，明确要求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之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活动。戴笠的委员会下属别动队随即成立。别动队总指挥刘志陆原属桂系陆荣廷部，失势后在上海做起寓公，因与杜公交好而出山挂名。

别动队共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长何行键，保定军校四期出身，脚跨青洪两帮。其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官兵大多都是帮会分子及上海工人、青年学生。第二支队长陆京士和第三支队长朱学范，都是杜月笙的门徒，其所部编组和第一支队相同，成员大多都是上海工会分子。第四支队长张业和第五支队长陶一珊都是戴笠的老部下，其中第五支队无论从兵力、素质、还是装备来说都较其他各支队为优。朱学范作为杜月笙的门徒、当时上海工人组织的领袖，解放后却能度过历次政治运动，官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享年九十余载，可谓当代史上又一位奇人。

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阻挡日寇精锐的猛攻，第三、五支队配合国军坚守南市三天。11月11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军主力撤退的情况下，曾在青浦阻击日寇，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被敌击溃。上海失陷后，别动队的第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第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并相继撤向苏皖。第一、二支队开赴浦东打游击，第三支队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据当时担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的文强将军的回忆统计，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受伤人数在500人左右，伤亡数字大约是当时别动队人数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参战部队的全部。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不仅正面迎敌，还为全国驰援而来的各部队引导突击与撤退路线，伤亡极其惨重，尤其是上海招募的工人与学生部队。听小碗妹子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中写的万老爷子，他的老漕帮麾下八千壮勇参与淞沪会战，几乎全数阵亡的故事，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来由很相近，读来也是莫名叹息。

近日，与天纲师聊起抗战，老师感叹这些抗日救亡的英雄长期不能得到正视，语带悲戚。因为这些都是上海的子弟兵，也都是当时受过最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牺牲在他们的家乡，埋在国军阵亡的近三十万战士之中。想起他们时，都是单薄的统计数字和帮会背景的描述，哪怕是一则事迹，现在也很难查到。

淞沪抗战以后，戴笠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从淞沪战场上撤出的佘山教导团和五支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戴笠自兼团长，“忠义救国军”的名号就此出现。之后经过数次整编，在抗日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忠义救国军迅速在江浙皖沪敌后发展起来。由于部队收容、整训了大批江浙皖沪抗日战场上溃退的正规军官兵，加上国民政府为这支部队派来了俞作柏、周伟龙、阮清源等受过正规训练的高级军官，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不过在抗战后期与“新四军”等共产党武装不断产生摩擦后，这支部队迅速成为需要被批判的“敌军”，终于在解放后，被消灭在“文艺”之中，再也抬不起头。“别动队”和“救国军”也因为与杜月笙这种“大流氓”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搁笔于此，惜乎杜公，惜乎“救国军”。

“奇服何妨戏作男”

——美人与杜月笙

陈寅恪先生曾作《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一诗，是解放后为传世河东君柳如是的一幅画像而作的。诗歌的第一句：“弓鞵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讲的是柳如是男装儒服，第一次见钱谦益的事。今天话题的主角孟小冬，也是以女老生、女扮男装而闻名天下，遂用此句，作为篇名。

陈凯歌的《梅兰芳》实在不能算出彩的电影，尤其比起十几年前的《霸王别姬》，没有乃父的阴助，凯歌自然逊色很多。《梅兰芳》全剧留得住印象的竟然还是十几年前英达演过的“那坤”——这次换成了“冯六爷”；另一个配角孙红雷饰演的“邱如白”——实际上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如山先生，更是抢镜出奇。这部电影改名《齐如山》并用黎明这类大腕来衬托，显然更适合。

不过今天不是影评时间，所以也不适合更多地吐槽一部老片子，同时也是因为里面章子怡演得很棒，对“冬皇”孟小冬的气质，章子怡已拿捏出七八分，这对叙述今天的主角很有帮助。孟小冬，民国的名女子，本来电影《梅兰芳》也是要把她作为女主角的，可惜她的戏份太少了，而且几个重要的桥段都没表达，比如孟小冬跟随余叔岩学戏，比如她嫁梅兰芳，以及最终嫁给杜月笙，场场都是好戏，可电影里还没来得及讲，两个多小时就没了。或许出于此吧，今天不妨讲讲杜公身边最尊贵的女人、民国最传奇的女性之一、“冬皇”孟小冬。

孟小冬，又名孟若兰、孟令辉，“小冬”大概是艺名；尽管她生于冬日，这未必是她此名的来历。孟小冬在上海出生，有记载她是宛平人，也有说是山东人。“冬皇”出自于梨园世家，祖上是文武二生的名家，自己是著名京剧女老生演员，有“老生皇帝”，即“冬皇”之誉，师承余叔岩，是余门唯一的女弟子。有人记载余先生最得意的两大弟子，一个是北平的大公子哥儿张伯驹先生，另一个就是孟小冬。这大概也是有来历的。“冬皇”的生日是1908年1月9日，也有传1907年12月，反正一定是属马的；孟氏于1977年5月27日逝世于台湾。从如今传下来的相片看孟小冬的扮相十分英俊。研究者指出其嗓音苍劲醇厚，高低宽窄咸宜，中气充沛，满宫满调，且无雌音。“冬皇”的代表剧目有《捉放曹》《搜孤救孤》《洪羊洞》《盗宗卷》《击鼓骂曹》《乌盆记》等余派名段，不过最让人流连的是她与梅兰芳先生一起演过的《四郎探母•坐宫》：一个女扮男而英于男，一个牡扮牝而媚胜牝，为中国戏剧表演史上的佳话。

说到孟小冬的婚姻，大概是绕不开梅兰芳先生的。二人从相遇到结合的经过，已经广为大家熟知。因为在北京二人一起同台演出，互相仰慕盛名，所以虽然年龄相差13岁以及梅兰芳已婚，但是都不能阻挡一对大红人很快地走到一起。据回忆录及电影里所表现的，1925年8月孟小冬结识梅兰芳，合演《游龙戏凤》，二人坠入爱河。1910年，梅兰芳与出身于京剧世家的王明华结婚，后因王明华身体弱，遂于1921年娶旦角演员福芝芳为平妻，也就是电影人陈红成功塑造的“悍妇”。梅家娶福氏进来，用的是“兼祧”的名义，所以她为梅兰芳之妻，而并非妾，梅兰芳是有两位妻的。

说到此，民国人再风流，也不能乱娶三妻四妾的，大红角儿也是这样，这是法律保护妇女的重要一条。当时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娶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地位平等，叫作“兼祧”，民国没有完善的婚姻法，所以民国人用的是大清律，里面有说道，“兼祧”就是长房无子，次房中有男孩出生，可以过继给长房，长房的继子可以选择娶两位妻子，所生孩子可以分别成为长房和本房之后。只有这个情况，一个男人才可以娶两位妻子，传两房香火。梅兰芳显然是起动了这条“技能”，不过这最多就是一个充分的借口，并非有绝对的必要性，比如钱钟书先生也是兼祧两房，不过他与杨绛先生可以算近现代史上的模范夫妇了。

不过梅兰芳在娶孟小冬的时候似乎又起动了“兼祧”的借口，否则他不能满足“冬皇”做妻不做妾的要求。事实上1927年，孟小冬以“兼祧”的名义，成为梅兰芳的又一位妻子，似乎短时间里孟小冬都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在梅兰芳父亲的葬礼上，孟小冬被正房侮辱戏弄，一说是她不能和大老婆一起做为妻行事，而被当作妾列在一边，冬皇为之大怒，最终离开了梅兰芳。不过可以确定，他俩到1933年才分手，其中还经历了梅先生在1930年出访美国的经历。梅兰芳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引起轰动。美国波摩拿学院、南加州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使“梅博士”和“胡博士”成为民国最出名的“博士”人物——尽管“博士”这个词如今已经成为最大的调侃。

孟小冬以女身扮相而为须生名角，不仅是梨园传奇，更是一个风流时代的缩影。民国时期这种自由、浪漫的风气，有点像明末清初的中国，名伶、名士双双匹配，传为佳话。晚明时期著名的秦淮八艳，好多都配了当时第一流的士大夫，比如董小宛跟了冒辟疆，李香君和侯方域，龚鼎孳与“横波夫人”顾眉，落难了的卞玉京好歹有大诗人吴伟业做蓝颜。要数当日第一的名士佳人配对，无出柳如是、钱谦益一对。陈寅恪先生颂河东君的书，想必是都听说过的。柳如是作为明末第一奇女子，先与抗清大诗人陈子龙相好，因之性情刚烈不愿做小，与陈子龙正房冲突，遂离开陈家，嫁予东南士林领袖钱谦益，成就一段佳话——这与民国的孟小冬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小冬所嫁之梅兰芳，如同柳如是先嫁之陈子龙，一个伶界大王，一个意见领袖；而孟小冬后嫁之杜月笙，则是当时全国最为炙手可热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最重要的是河东君嫁钱牧斋，入清后独保晚节，实际上，钱谦益虽降清，却暗助西南及郑成功反攻南京；而孟小冬、杜月笙夫妇解放前夕远走香港，在国共双方的极力争取下，也没有移步台湾或者大陆，为二人保住晚节。相比而言，陈寅恪先生的夫人唐晓莹解放前亦已赴港，然最终夫妇俩留在广州，陈先生至反右、文革时，遇到师徒反目、停课批斗的待遇，实在令人扼腕叹息。杜公自知就凭杀过汪寿华，便绝不能相容于红色政权；亦不愿继续当蒋公的“尿壶”，故逍遥于香港做寓公，真有卓见之士。

杜公收孟小冬之事，其实经过还是很简单的。其四姨太姚玉兰与冬皇本就是故交，因孟小冬飘零江湖，遂将之接来上海。又有传闻，杜妻妾中余皆苏州籍舞女，唯姚玉兰北方籍贯，姚遂拉一同乡“入伙”为之羽翼，此说未必没有根据。孟小冬嫁给梅兰芳没有捞到正妻名分，嫁给杜月笙伊始更是沦为五姨太。能接受这一点，大概与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之后性格转变很有关系。20世纪40年代的孟小冬行事已经收敛许多，要知道她刚与梅分手后在天津报纸上还登过她写的《孟小冬紧要启事》，将二人矛盾公之于世。杜公七子维善，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有段很精彩的记录：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分开时的事，母亲知道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开一定有条件，而且条件可能很苛刻。我母亲看不惯，因为她们都是唱戏出身的，她多少同情孟小冬。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三个人才知道。梅葆玖不知道，许姬传也不知道——1983年我去看许老的时候，提起过这件事情，他都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可能福芝芳有条件，以限制孟小冬登台演出作为他们分开的条件，但这只是猜测，不能够证实。所以后来听说章子怡筹拍孟小冬传，梅家不答应，因为这里面可能牵涉比较微妙的关系。我想《梅兰芳》这部电影也不会对这种关系有太多涉及。

这或许是电影《梅兰芳》里许多细节不能讲的原因吧。此种经历，对孟小冬在中年以后高蹈的性格有所改变，是有影响的。她选择嫁给当日第一流的社会大亨，不会是一时的意气或者冲动；杜公也并非霸占戏子的恶势力，两者喜结连理，是两位近代史中的风云人物最好的归宿。1949年春，杜公携家眷意气移民英属香港，1950年，杜、孟于香港结为夫妇，杜公正式给了孟小冬名分。与杜月笙结婚后，冬皇也彻底退出舞台，至于后世所说冬皇“十弟子”，大概都是没有入过室的弟子。

钱谦益在柳如是风靡金陵的时候，早已认得这位佳人，只是无缘相识。他从北京监狱里被放出来之后，柳如是因缘际会离开了陈子龙，扮了男装来拜访钱谦益的半野堂，二人才走到一起。孟小冬早在上海出道时，杜公就已认识她，此后冬皇至北平发展，直到离开梅兰芳后，身心俱疲，抗战结束后被接回上海，这才回到杜公身边。杜公殒后1967年，她移民台湾，1977年在台北离世，享年69岁，安葬于台北县树林市净律寺佛教公墓。墓碑由知名国画家张大千题字“杜母孟太夫人墓”。孟小冬晚年坚决不上台，但据说为张大千破过一次例。张大千也是解放后冬皇最后的知音，所以冬皇墓碑题字，舍大千居士而谁何。

“精武门”：品牌下的中国武艺

离母校不远处有个曲阳公园，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公园，时常路过。前不久，小公园突然换上了个“高大上”的新名字：“精武公园”——尽管那个词被某种风靡的街头小吃攻陷后，也未必如曾经般高贵。接着看到新闻里《虹口大手笔打造“精武品牌”》的报道，不仅曲阳公园，连破旧的虹口体育馆也要因之更名“精武”。虹口区新来的文化大员，亲自兼了精武体育会的掌门，虽然在上任前从未听闻虹口与精武会的关系，但还是充满信心地来打这副“精武”牌，闻名天下的“精武门”又要火了？

其实赫赫有名的“精武门”一直都静静地开在那里，大概有二十多年了。那就是上海乡绅与革命党共同创办的精武体育会的原址，位于上海虹口区横浜桥，那里长期默默无闻，就算电影、电视剧里的“精武门”足够红火的情况下，也还是那么冷清，没什么人会记得来寻访寻访。

晚清时创立的精武体育会，为中国最早的武术团体，它的创办日期与创办人还一直存有争议，最主要的就是创办人的问题，直接影响精武会的性质与创办时间。从各种近代史的研究成果来看，精武体育会——初创时期还叫体操会，大概是革命党人通过结交上海本地及侨居人士创办的武术团体，而“津门第一”的霍元甲，是他们聘请来的拳师，这同精武弟子如陈公哲等记载的是有些出入的。一个比较确信的结论是，精武会成立于1910年的农历六月间，而创建精武体育会的目的，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是很相似的，都是要网罗武艺人才，达到革命的目的，推翻满清政府。“精武会”的霍元甲，与“中华武士会”的李书文、张占魁一样，都是反清共和的重要棋子。而同盟会燕京分会倡议建立的中华武士会，大约是听候黄兴的调遣；上海的精武会，则是上海黑白两道通吃的陈其美的杰出作品，正是有了这位后来光复上海的大功臣出手，“精武会”才能立足上海。所以，精武会不是单纯士绅或者拳师建立的组织，它后来能名震银幕也不是空有其名。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官定史书说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实际上他可能还是近代青帮头面人物“大”字辈的领袖，当时东南帮会最高辈分的大佬之一。年龄大他一圈的孙中山，地位实际矮了一截，杜月笙、黄金荣、蒋介石在帮会里都是他孙辈、曾孙辈的“悟”“学”字辈。陈四十多岁反袁被刺，孙赞美他是“革命首功之臣”，这与近代帮会势力重组有密切关系，反袁革命只是因素之一。只是这些，在近代史课本里宣扬得少了，大约跟他的两个侄子、“四大家族”之陈立夫、陈果夫有关吧。

至于霍元甲，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李连杰的电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霍公的史料挖掘得差不多了。不过有一点，1909年报上登过霍元甲在上海的张园约战俄国大力士而对方怯战爽约的事情，大概是假的。这应该也和近代历史上诸多武艺名家身后流传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掌故情况相似，黄麒英、黄飞鸿父子有，李书文、霍殿阁师徒有，霍元甲当然也有。这个假新闻的目的自然是为次年创办精武体育会造声势，好让这位大拳师顶着五彩祥云下凡才威风。

1910年初创的“精武会”以体、智、德三星会旗和三星会徽为标记，这个标记在如今的精武体育会里已经被淡忘了。十年后，精武会开始尝试在东南亚各地设立分会，如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等华侨聚居的地方，吉隆坡还有了女子精武体育会。解放后，精武会长期废弃不办，海外的活动也日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初才有所恢复。李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拍《精武门》的时候，大概真的不知道上海的“虹口道场”是否存在。

记得孩提时练武的岁月，可以沿着蜿蜒的虹口港河道，一直走到精武会的后门。当日执掌精武体育会的文藻公，是家里的世交，老馆上的匾额就是文藻公的手迹。这次轰轰烈烈的重起精武大炉灶，文藻公也接受了采访，说到十年前精武体育会就想学少林寺走商业化道路推广，但被搁置了下来。还说到当年想过开精武中医骨伤科，但后来因为不能进医保，不了了之。2005年李连杰的《霍元甲》还在筹拍时，曾来过精武会谋求合作，文藻公一意助之玉成此事，怎料就为讨几块钱的精武会展厅参观费，把李连杰的团队气跑了，最后，这部霍大侠的片子里，却一点也没有“真精武”参与的痕迹。文藻公说起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精武要办“中医骨伤科”的确是闻所未闻，但是近现代上海的中医骨伤科，闻名一时倒是不争的事实。中医骨伤科的医师多是武艺家，真正的武林高手，因为中医外科跌打伤的医治本身需要极大的腕力与精确度。明清小说里习武与卖棒疮药的就是一家，《水浒传》里“病大虫”薛永就是一例，就连开生药铺的西门庆，也是懂功夫的人。近代武术界著名的通背拳大师、中国武术协会曾经的副主席王子平先生，晚年就在上海行医，专治骨伤科。陈寅恪先生晚年“膑足”消息传来后，身在复旦的弟子蒋天枢先生为陈先生推荐过上海中医大的名家，应该就是王子平先生或者他的弟子，只是未能成行。精武体育会办骨伤科，论理也应该是拿手活，当年没有办成，大概现在也因名家“凋零”办不起来了。

至于学不学“少林”，的确是个很大的议题。尽管少林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但作为中华武艺最成功的宣传代表，它对武艺推广的品牌效应，绝对抵得上住持造出的各种麻烦。少林寺的商业化之路，可以算得上教科书式的典范，作为海外接受中国武艺的两大标志，“少林”明显要比“精武”响亮不少，尽管精武体育会本可以有如今少林的规模。

文革结束后落实宗教政策，那些名山大川里的古刹一座座恢复了宗教活动。鉴于汉传佛教气质的温和韬晦，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佛教，复兴之路走得还是相对谨慎——其中只有极个别的特例，就是释永信的少林寺。少林寺通过推出同名电影《少林寺》，开创了大陆武文化的许多“经典”：第一次通过大陆向全亚洲全世界宣传武艺、宣传少林，捧红了一代功夫明星李连杰，而且树立了20世纪80年代武打片的主流模式；被香港拍腻了的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系列的武打商业片，无不是从《少林寺》而起的。就从这一点说，释永信也是个很有眼光的人。这以后，少林寺的商业化之路一马平川，大有推上中国武艺不二领袖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居然毫无对手，“武当山”里的道士们在商业化的大潮里，被甩得老远老远。

只有一家，本应该是少林最好的竞争对手，起码在刚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那就是精武体育会——当然那个时候为人熟知是“精武门”。因为，另一个功夫殿堂级大师李小龙，早在1972年的电影《精武门》中，就用极其完美的诠释把精武会艺术地展示给了全世界。其在海外的影响，即便《少林寺》粉墨登场，也未必能够撼动“虹口道场”的地位。李小龙不过塑造了不存在的“陈真”，竟能让精武会名扬全球，可以想见，精武门自身是有魅力的。只可惜，“少林”已远非当年那个山门狭小的少林，精武甚至已不如李小龙在香港影棚里的那个“精武”。文化的商业化，不至于是恶魔，它只会放大你身上有价值的东西，不论看上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些自甘萎缩者，并不是一番清洁的净土，精武体育会当然也不例外。

上海长江口外“神秘”的长兴岛上，曾经只是以橘子闻名。橘林里曾有个精武体育会的分会，十年前笔者有幸去岛上拜访过一位精武会里的世外高人，听说过他的专诸聂政之为，以及避祸西域之行，这大概是最像“古代史”的现代掌故了。这位高人不肯回市区来，只愿在岛上“去作夷齐各自天”。他大概也是精武会最后的高人。如今重振横浜桥的精武总会，究竟会靠谁，我们拭目以待。

太极拳的“失败与伟大”

刘若英的歌曲《我的失败与伟大》里，有句歌词听着挺伤感，叫作“究竟是我太自卑还是我太自大，怀疑美丽被我一手破坏”。作为苦情歌，这自然是缱绻凄美的。不过今天非为谈情说爱而来，这句情话，不得不变成揶揄调侃的公器了。

武术界里，这个怀疑“破坏了美丽”的对象，好像就是太极拳。笔者倒没有任何黑太极运动与它的从业者及爱好者们的意思，只是想给大家廓清一个武术现象：太极很成功。但是，现在的绝大部分太极拳ers，已经越来越算不得真武艺了。或刚猛或敏捷或醇厚或犀利的武艺界，现在渐渐万径归一，造成如此的“破坏了美丽”——不是太极的错，但毕竟来源于太极。

这些片段念想，都是看这次全运会开幕式（2013年）的表演冒出来的。这次节俭超过阿森纳引援，收视率超过西班牙国家德比的全运会开幕式，到底是次成功的尝试。甚至与往届不同的是，这次的开幕式武术表演，除了太极拳，竟然还有太极球的操练。太极拳的表演，实在多到没办法数，自从张艺谋大导演在北京奥运会上大打太极牌，大凡综合性运动会、春晚以下的各级晚会，总会有一大群怀揣着任务与星梦的体校少年，一同上台“运手”“单边”——但是太极球，恕我电视看得不多，是不太出现在全运会这么高规格的舞台上的。当然首先是太极球不容易学好，不好打，原因嘛，教竞赛套路的拳师们比我有发言权；其次太极球也不好看，想必看过的观众或有此感，武艺终归是大开大合的动作，更容易吸引人这是常理。说个题外话，2013年春晚，被观众嘲为“整台晚会唯一的直男”、打了几路自编长拳的赵文卓，是这几年春晚中少有不打太极的武艺表演了。赵说功夫实在不如李连杰辈，但对太极审美的极度疲劳，还是让赵文卓拥有了广阔的表演市场。

说到太极球，据说在民国时很有市场（可以想象那时公园里都是抱着太极球来往的老头、老太），只不过当时推广太极球的“大名家”们，好多都落了水。解放后这一运动远不如之前兴盛，大概也有其原因。当时最热衷于太极球的，便是闻名的大汉奸褚民谊，他一手推广的太极球运动，在1941年前后，被带到日本向天皇表达“中日友好”之意。略懂近现代史的人当然知道那个时代中国深重的灾难，武术家不能表率为国捐躯也罢，如此谄媚敌国实在不堪。另一位“新武术”的推崇者马良，汪伪时任过山东省长，也擅长太极及器械，太极球亦不在话下。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那个逆徒“马三”，似乎就有这位投靠了日本人的马良的影子。至于民国时其他的太极名家，文革后红过一时的太极名人吴图南老先生，也疑似附过逆。不过吴氏以太极刀剑闻名，所谓风靡，也是解放后三十余年的事了。

当然太极拳是传统武艺拳种中的一支，出过许许多多正派大师，现在也正在变成现存武术中最大的一支。追溯太极出自武当，当然是胡说，出自道士向壁虚造更是无稽之谈。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冷兵器时代的武艺，首先出于实战需要，那武艺一定出自军旅或有战争需要的人（这有点，少林武功达摩创造之论也基本可以否定了）。很多学者考证，太极初定于陈家沟的陈王庭，这大概是靠得住的，时间大概在晚明万历、启、祯左右，这与晚明武艺重兴的时间也是吻合的。其中很多套路的名称，直接沿用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所列三十二路长拳中的名称，甚至动作也很相似，比如“拗单边”“雀地龙”诸式。不过要补充一句，那时的“太极”，基本上与现在所见的绝大部分太极是完全不相像的。当日陈王庭整理出的长拳加器械的实战演练，勉强要有个直观的比较，与今天能见到的劈挂拳加劈挂刀的组合，大概有点接近。如今传的各家太极，路数各不一。最有影响的陈氏太极，是解放后规定套路定下的八十一式与五十六式等几种，这些可能都有所本，民国几大国术馆的太极拳规定套路，大概就是其前身，但这也与晚明的太极离得很远了。

晚明陈王庭以下，太极拳被历代文人加工，尤其掺杂进玄妙不尽的河洛周易的元素，成为文士气极重的运动。直到今天，陈王庭那时用来保卫家园打土匪用的武功，变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陈老夫子若有灵，不知做何感想。“文”与“武”的结合，要么就是文灭了武（文治而禁武），要么就是文消融了武——“太极“一词的衍生意，大概也有这一层吧。如今，太极拳各处都代表着中华武术的形象——这大概不是坏事。不过仅有一点，若太极拳影响进一步扩张到基本等同于中华武术，这未必算太极的进步，而可视为武艺的悲哀。参与者少，花拳绣腿的多，评价体系的紊乱，有报道说福建有一练竞赛套路的黑带，打不过一个刚练跆拳道的新手，这种诡异的报道，更是加速武术界畸形的萎缩。忍不住还要吐槽死胖子基诺里维斯的电影《太极侠》，尽管片子不红、影响有限，但是他塑造的格斗冠军，出自一个道观操练出来的一个什么派的太极拳手，然后还会各种杀人术等，这种编剧应该被太极大杆乱棍打死。

除了“太极取代武术论”的宣传很不恰当外，还有究竟太极能不能打的问题，也存在误区。太极拳种当然是能互相格斗的，这种格斗在运手、推手之外，另有他法。太极打快了、打猛了，就不是太极了；慢慢运，打得柔是太极的区别度。若仅以节奏和力度来区别，太极这个拳种几乎就可视为不存在的拳法，一旦太极打快了会变成空手道？当然不会。构成中华武术的基本要素，拳种要有打法和练法的区别，打练结合才是最高妙的武术模式。打练之中，包含了拳脚与器械。无论拳脚与器械，都追求身法与劲道，这些老话，真正的太极都是符合的，尽管现在的观众大概只见过太极拳，见过太极剑的估计就不多了，太极对练之类的（不是两人推手）就快成西洋镜了。前论太极球当然就是器械，不过太极诸器械中最涨功夫的是大杆。笔者见过尚武楼刘老教师舞过大杆，三米碗口粗的白栏杆在老师手中若自度银针般轻松，德艺已在常人之上了，这些武事，恐怕如今不得多见了。

最后附论一下，那些宣传所谓太极能养生的话题。太极能养生，当然，这是句真实的废话，比起坐一天办公室指着刷一天微博、微信过活的人来说，打太极无疑是能益寿延年的。但就如同一切以养身为口号的，如李一道长、王林大师等，打着养生幌子的人和手段，都不过骗人的把戏而已，能“养生”的太极，基本也属于这类。太极当然能让身体好些、不那么弱些，练习多了会像练很多项目的成果那样，人精神了、睡得好了、吃嘛嘛香，专业练家能达到的虎型鹤步，也未尝不能达到——但这些都与光怪陆离的气啊血啊精啊冥想啊（完全没有黑中医的意思），没什么太大关系，至于如今太极里包含的太极图、八卦、河洛，那更是和这门武术没有一点关系。曾经亲见一位熟人40后练太极，说每天打几路太极养养生，就觉得神清气爽，血管里面气血走动都能感到，若是下班晚了，每天就站在那里冥想打一段，同样有这种效果。他说，老师告诉他，那是很有天赋的表现，说明他练到一定境界了。可我看他五十不到的人头发也掉得精光了，脸色也不见得好，就只能摇摇头，顾左右而言他了。

太极伟大，在能于武风没落之今日，深入到千家万户之间，黄发垂髫，皆能被泽；它的失败承伟大之后，自此国人已不知真武。朱舜水不做鞑子之民东渡日本，同时为保中华礼仪而传之东海。朱氏是为了日后能“礼失求诸野”，不想他那套朱、王调和的东西，传到了日本，却变成了另一套维新革命的思想源泉，两百余年后被革命党重新从日本取经回来。这未尝不是朱舜水的成功，亦为之所传道学的失败——这就像如今的太极。

三峡和它淹掉的名胜

民国以前的旧文化人都好治水，尤其是治黄河，其中既有现实原因——黄河的桀骜不驯所致，也有文人主观经时济世的理想，唐宋八大家中，北宋那六个，都喜欢谈治河；晚清以来也有靠会治水博得科名的，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颇擅此道——不过，治长江似乎没有这么多旧时传统，除了1919年时尚遥遥“蜗居”广州的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里，说要在长江造坝外，就剩站在如今的三峡大坝下，感受现代版的苍凉与孤寂了。

甚至，这种无奈仿佛都沾不到深潜水中的文物或古县城那种尘土气，最多不过是生活在此的一代代人层累的记忆空落。这些，能轻易地在讲三峡的电影里找到。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黑摩的车主将主人公韩三明拉到“四川省奉节县青石街5号”，指着江水中的长青草的土包包说，那就是青石街5号。三明责怪其明知道被水淹了还骗他五元钱；的哥说，又不是我让它淹的，是三峡工程淹的，并指着一艘船说，那下面就是自己原来的家。赵本山的《落叶归根》的最后，一个樵子说，水位都淹到156米，居民都搬走了。果然本山和孙海英警官来到三峡边亡友的老家，从倒塌的门板上看到亡友孩子的留言，说是搬去了宜昌。本山抱着骨灰盒，满脸惆怅，还带出了赵氏一贯的黑色幽默。

所以，今天讲三峡，若聊这种文艺电影还是会有隔空呻吟的味道。若只说治水，更不是谁人都能懂的，平白让人扫兴——不妨讲些大坝下的，被大坝淹没的那些人文景点，唤起大家的记忆，或许还显得有趣些。至于如今看不到的美景，包括深潜水中不见天日，或移至他处的——有位叫毕克官的学者统计，被淹的就有八百多处无价之宝——会不会有些可惜了呢？其实也未必。谁都知道我天朝地大物博，从来不会稀罕丢了、弄坏些旧物古董而妨害古国盛名的。想到此，我也可以心安地历数记忆中三峡周围的美景了。

人文语境之中，长江三峡就是国人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三峡里囊括了古往今来对其不停的关注，从游高唐的楚怀王到三峡边出生的昭君，尚有位还江陵的李白，再到现代史上“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句毛泽东畅游长江后的想象。人们熟知的黄万里与张光斗之争外，著名的孙越崎老人也说大坝“害多利少”“不容欺上压下，祸国殃民”，都是三峡无尽的文化色彩。记得一次央视记者采访张光斗，张光斗说：“我当年就不赞成修三门峡坝，结果他们不听。”黄万里之子看后说：“我仿佛看到跪着的秦桧突然从岳王庙前站起来喊道：‘当年我要直捣黄龙去抗金，但岳飞不干！’”这个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倒可以证明，三峡本身的文化含义之深重。

唐德刚把屈辱激昂的近代历史，比作历史的“三峡”，终究要走过，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三峡的近代史，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三峡带来的阵痛，似乎也是过得去的。比如受影响最大的重要文物、三峡旅游重要的景点之一，首先就有涪陵白鹤梁，如今看来，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法。这块“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因蓄水需要，必须长眠在水坝底了，尽管它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实际也没露出多少部位来——往年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江水枯时，江面会露出水面的一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名字的由来，与北魏末年枭雄尔朱荣的一个族人尔朱通微有关，受到迫害而得神力漂流长江而不死，来到石梁修行，最终骑了白鹤飞走。根据石梁上的石刻记载着通微道人道士的身份，传说大概是唐人敷衍出来的。梁上存有历代九组石鱼图，最早的石鱼有两尾，现残存一尾，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唐人所见鱼”。康熙二十四年，涪州州牧萧星拱命石工镌刻了双鲤石鱼来替代唐鱼，双鲤鱼眼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尺零点，而鱼腹高又相当于涪陵现在水位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此为我国科学与艺术高度结合的典型范式。唐鱼的眼睛为长江中上游的零点水位，相当于海拔137.91米高程。此水文记录比英国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点早1100年。因此享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誉。

石梁上题刻的时间跨度，上自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止于1963年2月15日涪陵文化馆最后题刻落笔，刚好1200年。不仅如此，梁上刻着历代名人真迹，名家如黄庭坚、晁公道、黄寿、朱昂、王士祯等共三百多人所题三万余字，荟萃唐宋诸家书体，其中以“苏黄”之一的黄庭坚题写“元符庚辰涪翁来”为最盛。更有趣的是，淹没它的三峡工程及之前的葛洲坝，都参考过白鹤梁水文题刻，如三峡大坝之175米水位高程是以白鹤梁一千多年的洪水记录为依据。

如今的白鹤梁，虽然参访起来不如古人方便，但还是保护得非常周到的，现在小学里有篇不怎么有名的课文叫《白鹤梁的沉浮》，讲的就是为这座古代文水文站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事，总算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这石梁似乎不再会每年按时浮出水面，不过这如同中国水文化中“神圣预备”的传统，看似不可能而变得让人期待，如黄河跃龙马河图、洛水浮神龟洛书一样，等伏羲据河图洛书演八卦，或是大禹治水时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这江里唐鱼浮水，或许又会是一个尧舜时代了。

水位上升后，石梁尚且可以沉于水底展示，古建筑群就不方便如千岛湖下的淳安古镇那样，成为江中的亚特兰蒂斯。所以三峡也搬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祭祀猛张飞的张桓侯祠、纪念屈原的屈原祠。屈原自己是楚人，投水在汨罗，祀在两湖自然没有问题；祭祀燕人张翼德大概是因为《三国演义》里说他为兄报仇、出征东吴，未发兵就被手下暗算在江边，倒成就了湖北祭祀幽燕人的佳话。鉴于祠祀制度在明代才被官方弘扬，这些现存的遗迹，至多也是近世以来的产物，远非秦汉时旧迹，虽说遗憾，但能恢复也不算损失很大。最有趣的是屈原祠，葛洲坝蓄水搬迁过一次，三峡又不得不让他再次让位搬迁，这位投水的大文学家，到最后还是拗不过水德泱泱。搬迁虽是无奈，不过还有更为无奈的保护办法，就是山峦变孤岛的方法。比如重庆的石宝寨，作为全国唯一一座穿斗式构架的高层木建筑，背靠玉印山，可谓真正“山寨”合一，因地势较高不至于被淹没，但在三峡蓄水后成了一座孤岛，四面被水环绕。不过说到孤岛呈现的，最著名的自然是白帝城。

白帝城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李白的名句“朝辞白帝”，还有一个是从《三国演义》里的重要桥段“白帝托孤”来的，倒把原来的正神“白帝”公孙述给忽略了。托孤的事情虽然在正史《三国志》中也有记载，但明清民间对三国的知识大略都来自那部流行的小说，鲁迅的《风波》里那位赵七爷，因为熟读三国而成为方圆30里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托孤之类的情节，永远是小说比正史精彩，比如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可辅则辅之，要么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的话，可算是小说家能窥破大英雄的心机。可诸葛亮连马谡“言过其实、不堪大任”都没听，自然是要成就白帝托孤之实，而没有后代刘裕、杨坚或者袁世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族”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之后还是收拾了那位一起的顾命大臣李严，比起金二胖托孤时“不要姑父”的段子，三胖大概是学宗主先贤过了头了。

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高程时，只淹到白帝山下，由三面环水变为四面环水，旧时“子阳城”不复存在，至多是个“白帝岛”了。高山而变小坻屿，白帝城外，巫山十二峰如神女峰等也是受害者，虽说一千多米的高峰少了几十米影响不见大，不过原来险峻的峡谷景观，还是逊色一些。而白帝城水下则多了被淹的景点，如八阵图、杜甫草堂、永安宫等，不过大多也是后人附会的，损失未必很大吧。只有刚刨出不久的宋城遗址，又被淹了回去，多少可惜了点。此外，沿三峡的丰都高家镇遗址、丁房双阙、酆都“鬼城”也不是搬迁就是受水。西方炼狱、地狱之中都是熊熊烈火，我们却让阴曹地府搬去了水下，这是东西方水火不相容的另一个表征吗？

无意的柔情万种

——近世的“男风”传统

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一曲，为当代中国流行乐坛的压卷之作，不仅因为其旋律凄婉优雅，就连它的歌词，也为当代词曲作品之翘楚。最让人叫绝的是，两个最为经典的演绎版本，李宗盛、林忆莲情侣版的演绎，张国荣的独唱版，完全表达出这首诗、这支曲子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李宗盛、林忆莲的对唱，显然是一对互有暧昧的前情侣，无奈地吐露心声，李、林分别唱道“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这两句中“你”“我”皆为女生，男生难以忘情、女生勉强回绝的场景，甚好理解。问题就来了——张国荣的独唱版本，那么纠结、矛盾的心情，出自一人，这怎么解释？

其实看过《霸王别姬》电影、了解“哥哥”的人，很快就有了答案，这首歌是写给“虞姬”程蝶衣的，用蝶衣的口吻，重述那成为往事的爱——歌里有电影的情节，也可以化作今天的话题：那些成为往事的爱，对某种阴柔、婉转的男性的倾慕，以及那“无意的柔情万种”——许久不见的“男风”传统。

如今的视野里，无论“哥哥”，抑或是蔡康永，甚至被“掰弯”的王力宏、李云迪，新罗百济长腿Oba如“都教授”，都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男风”欣赏在作祟。这种传统里，花样的男人们被当作欣赏的对象，其美艳、典雅的格调绝胜女子姿色。《霸王别姬》里的“袁四爷”说：“尘世中男子阳污、女子阴秽，独观世音集两者之精于一身，欢喜无量啊！”这是清代男风盛极时的观点。这种审美传统之中，男人中以皮肤白皙粉嫩，善为调曲清歌者犹为上品，如此，今日王力宏这种大歌手被舆论“掰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需要指出，“男风”审美，并不是简单的同性恋问题。被欣赏的“男风”，未必不具备正常的性取向，但是作为他们的身份或者职业，他们必须被男人所爱所怜（几乎没有听说过“男花”被女性欣赏的例子），清代调侃状元毕沅好男风的小说《品花宝鉴》，品的“花”，就是“男风”。“品花”之风，明清以来的梨园行犹重。《桃花扇》里票友张燕筑说了个“南风之熏兮”的典故，戏园的郑妥娘就说：“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说明这是当时行里的常见风景，“男风”与“女客”也有不同的市场面向。

插一句，古典文学里最有名的“男风”描写莫过于《红楼梦》里的秦钟、香怜在私塾里那段。宝玉、秦钟应该还有一段缠绵的桥段，被作者狡黠地用“通灵”不在场、不知发生什么敷衍过去，但是“恋风流情友入家塾”一段里已有很精彩的记叙。小说中金荣道：“他两个在后院子里亲嘴摸屁股，一对一肏，撅草根儿抽长短，谁长谁先干。”

“亲嘴摸屁股”“一对一肏”虽然粗浅，但是直白易懂；“撅草根儿抽长短”，近日见豆瓣神人解为比生殖器长短而辨行事先后，殊为妙论。秦钟所戏之“香怜”自然是男风之典型，“香怜”绰号即已知晓，对宝玉而言，秦钟亦未尝不是“男风”对象，《红楼梦》里这对佳人，大概是最为广大读者熟知的“男风”角色了。

其实，应该还有一位大名人，声望远在秦钟之上，只是他被认定为男风或“男宠”的时间比较晚，刚提出时还引起很大争议——直到今天，还有人讨论是不是要把端午节变成“同志节”，那就是屈原。解放后栖身南充师院的孙次舟先生，在1944年提出：屈原是同性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男宠”应该更加准确——这无疑是古典文学界的一块大石头，砸在先秦文学的研究领域。当然，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抨击，引得闻一多、朱自清等多位学界大佬出来打圆场。孙先生最主要的支撑点，是《离骚》里的叙述“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孙次舟语）。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是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这是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未必不是真相，至于像宋玉这样的弄臣人物来旁证屈原的身份，大概离事实也不远。屈原与《楚辞》当然是文学史中无法比拟的高峰，但完全没有必要上升到郭沫若式表彰的“爱国诗人”的高度，至于中国传统节日中关于端午、龙舟的风尚，也不会因为屈原的身份而下贱失色，这是我们看到旧史应有的态度。

就在六十余年前这个嘴仗里面，孙次舟先生大概是跟人吵急了，搬出闻一多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当挡箭牌，闻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提了，那是听李长之先生的转述：“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一屈原以梅兰芳相比。”这是一句颇有影响的调侃话语。

当日言述梅兰芳，大概也既如同今天说说王力宏的威力。那屈原若同梅兰芳、王力宏一般可人，又复有动人辞骚传世，或许不会让大家误解孙先生的笔仗是在贬低中国文化。梅先生当然是“男风”赏鉴下最为典型的明星形象，明清梨园行一以贯之的传统下所诞奇才，尽管他（作“她”或许更妙）完全不是同性恋，但不妨碍男人们欣赏他、爱慕他。

明朝就已经形成伶人兼卖色相的风气，到清朝就更上一层楼，“狎优”成为独特风景，男伶朝着“比女人还女人”的方向培养的。对男伶来说当然须忍受被玩弄的态度，他们与社会名流的交往，被称为“玩相公”“闹小旦”。通常被当作陪酒培养的是旦角，最先旦角在行里的地位最低，大概也是有这个因素的。唐德刚先生曾揶揄过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生得洁白丰满，善于忸怩。据说，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调情的蜘蛛精，玉体半裸，尤其淫冶动人。

当日世风及祖父起的家风皆如此，如今来看则梅兰芳能出淤泥而不染，是非常可贵的。不仅梅先生本人，他身边文人化的“梅党”，也是有功的，除了鼎鼎大名的齐如山先生外，好多人都为“男风不淫”出过力，被枪毙的汉奸才子黄秋岳也是其中之一。

清代流行“男风”现象，当时便有人做过解释。解释成因果报应之说的，已不算奇怪，其中有两个有趣的可与观者分享：一个是认为当时人为绝育考虑，而以男性为性取向。御男不会如御女般有意外怀孕的风险，纪晓岚就说有人“御女犹可以生子，矢惧为后世累”，为避孕这点事，竟能转变性取向，这种理由闻之让人哑然失笑；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娼妓史》提出的，提到当时北京“女娼太过陋劣”，长得太差——当然也包括大清律禁官吏狎女娼。法律禁锢，恐是空文，而市场不紧俏，亦竟能改一时性取向，这是有多大的无奈，观者心里自知。

晚清、民国文士好“男风”也就罢了，武士竟也好此口，两位大名鼎鼎的当国武夫，竟也会栽在自己的“相公”手里，倒是趣闻。

袁世凯的男宠唐天喜便是其中一位。唐天喜是袁大头的同乡，也是河南人，幼年在豫剧班里唱小旦，他被袁世凯看中与当时的风气甚相吻合。唐被收为男宠后一直是他的贴身仆人，尤其在袁落魄朝鲜时期，唐对其不离不弃。这位男宠此后曾做到北洋陆军第三镇标统，以男宠而授军职，明武宗正德皇帝授江彬统帅以来，国史少有。唐作为后来洪宪皇帝的亲军领班，连袁家公子克定、克文见了他也是要恭敬几分的。

袁世凯将与唐之关系比作“刘备、赵云”，唐因得以渐渐跻身北洋大将之列。可就是这位“亲密无间”的战友在袁世凯称帝后，积极要求出镇湖南。湖南总司令赵恒惕旋即策反唐天喜，袁世凯闻报后大为震惊，洪宪帝国迅速覆灭，其中唐天喜的叛变才是致命的。据说，袁死前精神失常，口中经常念叨的是“唐天喜反了”。唐天喜有个女儿叫唐静琴，遗传了父亲外貌上的优点，长得非常美丽，唐静琴女士有个干女儿叫吴海蒂，是1965年的黑白版《窗外》的女主演，就是李敖最有名的红颜知己。

另一位北洋大员曹锟曹大帅，也在自己人生的顶点，遭遇了由“同性爱情”引发的滑铁卢。曹锟好男风，大概是民国公认的，他礼遇梅兰芳，在社会上风传已久。传说有人反对曹贿选时“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的言论，就说梅兰芳有名有钱，也能做总统，曹并不为忤。可见梅先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曹终究没对梅下手。与曹有过一段始乱终弃桥段的，是当年在长春搓澡的小工“六儿”李彦青(1886—1924)。

还在清末曹锟驻防关外的时候，他梳拢的六儿就一直追随在身边，直至曹成为革命元勋。六儿主管曹军的钱粮军需，因军饷补事给得罪了基督大帅冯玉祥，此事为曹、冯结怨埋下了种子。1924年，曹锟买够了选票过了把总统瘾，旋即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大功勋吴佩孚辛辛苦苦十数年心血，准备一举平定关外，来一次“元嘉中兴”的统一好戏。结果弄得只有梁武帝的命，被手下给坑了：心怀私怨的冯玉祥出人意料地倒戈，包围了总统府，导演了震惊中外的“北京事变”。因为孙中山此时站在奉系军阀张作霖一边，这次政变又被美化成“杰出”的政变。可事实上这次政变的影响，远远胜过囚禁基佬总统曹锟那么简单，“北京事变”就像煽动近代史加速发酵的那只蝴蝶的翅膀，近代史朝着暴力革命的方向前进，再没有退路了。

据说，冯玉祥返京城第一件事，就是绑了六儿在天桥枪毙。可怜曹锟不但总统位不保，连自己所怜之人都保不住，如同袁世凯一般，近代史中的男宠，竟也如旧谚“红颜祸水”，岂不哀哉！

当日名妓，旧时风流

据说，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眼观鼻、鼻观心，这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或者谑浪玩弄，这是对妓女的风流。可书生若我辈者，不但不该在此全国扫黄之际有所“谑浪玩弄”，还恨不能连带着对花枝招展的妇女投以侧目。

这种态度还是有根据的，记得民国旷日持久的“新生活运动”，收效未必没有，但留下更多的是趣事，比如当日以女子烫发而为出格，运动就禁止妇女烫发。湖南常德别出奇招，竟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此令一出，非但良家妇女不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把头发拉直了。重庆走得更远，竟在各理发店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让人望而却步。结果自然是收获甚佳，连第一夫人宋美龄也被逼得向媒体解释“禁烫”是出于“崇尚朴素”，当时还有个小小的市长竟然把“烫头”上升到中西文化之争，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成立的话，其实谁也不会责备那些风尘中人，不仅不苛求今人，我们还会回想一些旧时的风流。出入风月场所本身并非恶，恶在那些场所的保护伞、亡八鸨儿之流。旧史旧文学里的青楼，甚至都是激发灵感创造力与美的地方，绝非今日“ISO的标准服务”那么俗不可耐，若一并去故纸堆里扫黄，那不知要扫掉多少好东西。且不说旧史里的名妓苏小小、李师师、洪桐县的玉堂春、投了水的杜十娘，单说那些轰轰烈烈的近人身边，那些娼门也并非俗粉。如曾因嫖妓不巧被开除的陈独秀，就久为顽主，只不过他的相好不算名流罢了。今天的话题，是让世人知道风尘中还是有铮铮的女丈夫，红楼里说女管家“裙钗一二可齐家”，青楼里也有大风流。

窑姐有时是那种有真豪情的。比如，宋人笔记里提过一个风尘女子严蕊，因朱熹挟私怨罗织她的相好唐仲友，牵连到了自己，被拿入大牢。面对严刑逼供，严蕊至死亦不愿诬告仲友。不久新任巡抚岳霖重审此案，观严蕊新填的《卜算子》便放了她。这个被后人编入《二刻拍案惊奇》的段子当然漏洞百出，显然是攻击朱子的无聊文人所作，不过严蕊自辩自况的《卜算子》算是文学史上的好句子，那句“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把这位坚贞够意思的风尘女子勾勒了出来。

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讲时也讲过一个忠义的窑姐的典故。他说俄国库布林作品叫“雅玛”里的妓院新来一个女孩，如花似玉，红得不得了，赚了很多钱。一天，她对同伴说：“我还是处女呀！”大家都讥笑她不正常。她解释：“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为了我的党，为了我们的主义，我们需要钱，需要我来卖。赚的钱来帮助俄国革命。我是在做伟大的卖身，可精神上我是处女。”

这个段子很快在各大社区红遍，证明了许多主义还是认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我一直疑心这个段子是李敖大师杜撰的，因苦于没有找到出处，不过也深服小说中这位小姐形象的伟大。直到请教颜胖师弟，才知道这位俄国现实主义作家通常的译名叫库普林，全名Kuprin，Aleksandr Ivanovich（1870—1938），那本《雅玛》现在又被翻译成《火坑》或者《亚玛街》。俄文“яма”音就是“雅玛”，本意是“坑”。小说《雅玛》创作于1909年—1915年间，反应的是沙俄时代腐朽糜烂的妓院生活，这大约与我们的《海上花》差不多时代，不过我们这里的笔触显然更现实、更平和一点。贾植芳先生说他在日本时去丸善书店淘到过这本《玛雅》，不过它长期在苏联作为禁书，我们的译介与赏析也停留在批判罪恶腐朽的沙俄与娼妓制度。这几日随手翻翻，实在觉得未必，只不过李大师提的段子还是没在国内版上找到，但不得不承认李敖看书还是颇有眼光的。

如今所谓文化气息浓厚的福州路，民国时有一片著名的高档妓院“会乐里”。有人说福州路整条都是红灯区，那也未必。尽管《申报》《新闻报》等近代大报早早入主四马路，但显然还是风月在民国时，成了四马路的重要符号。当日社会的妓院分几等，一种分法是“书寓”“长三”“幺二”和“野鸡”。妓女要取得最高等书寓的名号，要进行考核，内容有说书唱曲不一，大概还是明清以来青楼里的传统，至于禁止留客过夜之类的要求，也显得书寓不同于一般的窑子吧。陈洁如便自述是“会乐里”的“长三书寓”出来的。这说法有些蹊跷，不过她确实跟过蒋介石一段时间，这个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其他自述则破绽百出，只须看《陈洁如回忆录》记录他俩见面的事，便可窥测出来。他俩初见是1919年夏在张静江家，同在的还有孙中山、戴季陶。那时陈洁如才13岁。蒋介石对陈洁如很感兴趣，在张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还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居然找到了陈的家。在陈洁如母亲的干预下，蒋介石一开始没能追到手。两人再次在张静江家相逢，在蒋的强烈要求下，陈终于答应，又辗转在她母亲的干预下与蒋成亲。如果这段自述纯粹出自陈洁如这位文化水平不甚高明人之手，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潜意识中浓重的妓院痕迹。那位干预她情感的“母亲”像极了老鸨的身份，那个蒋介石随意便能找到的陈家住址，自然就是“会乐里”的“长三”所在。陈洁如拉上的张静江，当日也是身在上海的党国名流，估计也时常出入其中，那戴季陶更是十足的风流小生。这些人“被”同时出现，很可能就是陈潜意识里最熟悉的“长三”场所了。只是看陈的照片，估计未必是当日第一流的“书寓先生”，不过毕竟跟过好汉名流，陈洁如也成为“会乐里”身后最红的长三了。

同样是妓女，有小凤仙一般，助蔡锷脱离险境，成就正义之名，也是大家熟知的民国往事；但还有一位从良的妓女正好相反，相好却因为她而深陷囹圄，那就是向忠发与杨秀贞。不过杨秀贞没有什么过错，甚至在后人的回忆里，她在狱中的表现还远胜向忠发。那是1931年，红色特工领袖顾顺章叛变，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接到命令转移离开上海，可他恋恋不舍这位如夫人，而未服从组织的安排，两人迅速被捕。那位陈仲甫之后的总书记在被捕之后第二天就被枪毙了。而且据很多人记载，他死前变节了，可谓死得非常狼狈，不过近年也有替向书记翻案的文章。解放后的1967年，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后来周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妓女”——这句话像盖棺定论一样，压得向书记永世不得翻身。周当时是上海中央的实际领袖，他当然有发言权，不过向忠发的确没有出卖同志，关向应等被捕的高级干部并没有因之被揭发，这比之顾顺章叛变后，恽代英、蔡和森等相继牺牲来看，可以明白很多。不过杨秀贞应该算一位平凡而倔强的风尘女子，流传她扇向书记耳光的段子，有几分女中豪杰的意思。

记得陈寅恪先生表彰柳如是时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我也深以为娼门之中，犹有不凡之人，上面这些旧日里青楼书寓“豪杰”的随想，都是由最近东莞乃至全国扫黄而来的。当然申明一下，我等是坚决和党中央站在一条路上的，因为我们既没钱没闲去那里消费，也看不惯那些出入其中的伤风败俗、“贼天杀男盗女娼的狗骨秃”（《金瓶梅》里平安骂白贲光），所以在连天的谴责声与不道德的口水中，我也正义地吐上我表示唾弃的唾沫。就算在网络上个别媒体奇怪的论调诸如“东莞不哭”“东莞挺住”，我看得也不太能容忍，并疑心言说者是秦楼楚馆的常客如薛蛮子一类的人物了。听说有人跟我一样痛恨这些有伤风化的行为，有位“扫黄老人”王秀勇，不过知道他的举动后，我还是震惊了：他举报窑子被警方称“这么大岁数就别管了”，他就学张松献图，绘制“虎穴淫窝图”待刘使君入川。这等义举足以勒石纪念了吧！

“远看初知出处高”

——佛门内外的帝王将相

黄蘖禅师，是佛教禅宗史中最有影响的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的老师。不过除掉教主的身份外，他最著名的是与唐宣宗李忱的交往。题目里“远看初知出处高”这句，相传是唐代禅宗黄蘖禅师和唐宣宗一同作的诗。唐宣宗，宪宗皇帝第十三子，论辈分，他是之前三位皇帝敬宗、文宗、武宗的皇叔，但年龄却比唐敬宗和唐文宗小一岁，“三武灭佛”之一的唐武宗弥留之际，把37岁的光王李怡立为皇太叔，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宣宗这个叔叔代侄儿皇位的做法，跟600年后的永乐皇帝比起来，实在平稳了很多。

据宋代人记载，唐宣宗还没被立为“皇太叔”的时候，为避武宗之害，曾经出家做过小沙弥，其实史实恐怕未必。这个小沙弥整天跟黄蘖禅师一起赏瀑布，禅师作诗曰：“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沙弥续曰：“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黄蘖禅师看出这位后来的宣宗“非池中物”，便对他另眼相待，因为这口气已远非小和尚的境界。还有个他二人的段子，沙弥宣宗问黄蘖禅师，干吗要礼佛，礼佛就是着相，结果黄蘖禅师不答话，上去就是几巴掌。沙弥宣宗当时虽然云里雾里，结果是灭佛的武宗一死，宣宗还俗为帝，佛法大兴。明代高僧憨山德清有诗《寄黄檗山了心上人》：“唯有风光当一掌，至今山水语喃喃。”那“一掌”就是那个扇巴掌的典故。

当然以上那个宋代流传的故事虽然出名，但未必属实。不过传说里面往往有其流传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在，比如佛教与帝王，高僧与将相王侯的关系，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谈资与暗示，大概也是有佛教能常盛常新的因素所在。

唐宣宗曾为沙弥事，包含了一种佛教特有的政治国家观念，简单地来说就是佛教度化人的过程，有时候是菩萨直接开示，比如《妙法莲华经》里最出名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普门品》）里，就说过：“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如果有需要，观音会以各种形式的化身出来说法。有时候，她需要借助俗世的人物现身说法，借助的身份就有世间的帝王、宰官。所以很多帝王也应用这条逻辑倒过来演绎，将自己比作那位出示度人的菩萨，这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古时代”（Middle Ages）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大家熟悉的舍身同泰寺的梁武帝、分舍利建塔的隋文帝。而自封“转轮圣王”的武则天，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帝王而为佛子身，最彻底而悲情的，是一位在历史上并不太出名的君主：南宋最后一位帝王，被称为南宋德祐帝，也被称为“少帝”“幼帝”“恭帝”，降元后被封为瀛国公。陆秀夫身背跳海的另一位“少帝”怀宗赵昺，因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结局，而为天下人所知——但7岁降元的瀛国公，最终被迫出家至西藏学习佛法，并客死河西，他的母亲全太后也被迫为尼。藏学大家王尧先生从藏文文献中稽考出瀛国公本事，证明这位宋德祐帝，最终成为佛法因明学的大师，被称为“合尊”，最后被赐死在河西。藏族文献载其“流血成乳”，表明他是被冤死的。用佛教的解释，也可以理解为修行至极高的境界，血液称为牛乳一样，反正瀛国公可算一位悲情的帝王大师了。在后来元末汉族的传说中，瀛国公成了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的老爸。金庸把乾隆说成是海宁陈氏子，也是沿着这种传说逻辑来的，算是种YY补偿吧。

到明清时代，这种帝王而教主的风气，依然风靡，明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就自封九莲菩萨，又把“九莲”等同于观音本尊。今天香火冠绝天下的观音道场普陀山，实际上是在500年前慈圣皇太后的“九莲”崇拜影响下，才从天下名山中脱颖而出的。同时，明清以来藏传佛教界，把达赖视作“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则是“月巴墨佛”即阿弥陀佛的化身。鉴于明清以来历代达赖实际的政教领袖地位，他们当然也是帝王说法的菩萨了。

离我们最近的几位东方帝王教主，八世哲布尊丹巴算是比较出格的。他的名字比较长，叫“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念起来相当别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简称为哲布尊丹巴，蒙文意思是“圣光明者”。这种活佛系统大家或许不太熟悉，但它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之一，是外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八世哲布尊丹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但1915年在北洋政府和沙俄的斡旋下，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政府册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1919年，北洋名帅徐树铮将军趁十月革命、沙俄内战之际，率军队进占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但很快苏联红军协助蒙古人击败了北洋政府，夺取蒙古政权，重新立这位“日光皇帝”成为立宪君主。三年后，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于库伦突然圆寂，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并开始限制和控制藏传佛教信仰，立法禁止寻找转世，该世系在外蒙古终结。苏联人曾立哲布尊丹巴续弦为佛母，不过影响比活佛差远了。外蒙就是在“高位光明”（哲布的中文意思）与卢布、坦克的干预下，逐渐分离出中国的版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现代蒙古最主要的政治独立运动首倡者，八世哲布尊丹巴的名字在当代蒙古国境内却鲜有人知，死后的遗骸现已荡然无存。

曾经一度收回外蒙的民国战将徐树铮，似乎在如今的果粉崇拜的名单里，并不算最出名的。但这位维护帝国疆域主权的功臣，屈指算来是百年来中国战将收复疆土成果最大的了，即便数数抗战名将，也未必有他的战果。孙中山称之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比，也非诳语。可惜收复外蒙次年的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内斗、皖系军阀下台，新上任的冯国璋政府撤消了西北筹边使公署，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徐更是流亡海外。这位高蹈行事的将才，最后被“北京事变”后实权派冯玉祥公报私仇，擒杀于华北，而逮捕徐将军的是冯的副将、民国武坛高手、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将军。其实徐将军若在，民国时没有那么多内斗，外蒙问题估计列宁那会儿已经被北洋政府彻底搞定，起码不会拖到斯大林时代还是“历史遗留问题”而被独立。

说到沙场上的将领，虽不至于有如观音般说法的，但也有皈依而为高僧示人的。不远的就有两位大德，一位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能海法师（1886—1966）。生于清末的能海，年轻时弃商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川王”刘湘及其堂弟“西康王”刘文辉（四大地主之一“刘文彩”的哥哥）等为同学，曾被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跟他同岁的朱德，就做过能海的学生。民国中期，能海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和实业，但看到日本佛教兴盛，佛教思想、尤其是玄奘唯识、法相之学，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转而希望由佛教而改革民智，遂出家为僧，成为民国佛教改革的先驱。法师在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圆寂于五台山碧山寺，圆寂前夜说了句“明天批斗会我就不参加了”，唐师曾为正果大和尚作的序文里面，提到过能海坐化的事情。

另一位是得道的名将神僧，是四川昭觉寺方丈清定大师。大师俗名郑全山（1903—1999），又名有藏，曾为国民党少将、中华民族复兴社成员，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中年脱离国军出家，法号清定。解放前经屈映光、赵朴初迎请，往上海觉园寺主持班禅纪念堂开光仪式，并组织成立上海金刚道场，这也成为他在肃反运动中的口舌，这位前国民党少将被立即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名，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文革后期在周恩来指示下被特赦释放，赵朴初居士慕清定学行，助其重返禅林，最初在天台国清寺，之后的1987年，清定禅师重回成都昭觉寺说法，以97岁高龄圆寂。

余于癸巳冬，清修普陀山普济寺中，问道于念青、大山诸大檀越，遂蒙指示，得知清定禅师晚年亦曾遇一大劫。清定禅师虽以“天大将军身得度”（普门品），但未能渡俗世尘劫，为寺院中孽辈所忌，似有顺宗“永贞内禅”之变，则是关于清定禅师记载中闻所未闻者，听罢不觉唏嘘不已。

“僵尸”又要“出祟”了吗

——说说“修改教师节”的征求意见

最近网上热议要修改教师节了，觉得有些见怪不怪。倒不是因为30年前的这个决定本身就未必审慎，而是这几十年来冒出来太多莫名的诸如光棍节、“520”之类，给人以放松表白或者YY借口的节日，已经充斥眼球很久了，这就像牛群冯巩的一个相声里面，牛群要为大吃大喝找个借口，就说那天是纪念巴普洛夫诞辰——一样荒谬。

教师节，从传统视角看，一直是个很郑重的日子——尽管当初设定9月10日这天，的确经不起太多的推敲。据官方文件说，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是因为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活动；同时，9月全国性节日少；还有一条：“便于各方面集中时间组织活动和突出宣传报道，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总结起来，这个节日的确定大概也和武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定得仓促而最终还是富有历史意义的。

不过这次，终究还有些不一样，教师节要改到新的某个寄托含义的日子。这一天，首先是台湾省的“教师节”，据对岸说那是沿袭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定下的以公元前五百余年的一位教育家孔子的诞辰，换算成如今的公历的9月28日为教师节。其次，是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在十年前就开始呼吁，教师节应当是很有文化内涵的日子。这位热衷于新编《三字经》之类蒙学书的老先生，建议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日期。经李老先生研究测算，孔子诞生也是公元前551年的那一天。显然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为这个日期，学界争论已久，现在大致可以确定孔子的出生年月，换算为公历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即《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中记载的夏历“十有一月庚子”的说法，这已普遍被人接纳，无须再赘述考证经过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李老先生提出的9月28日，大概还是受民国袁大总统第一次祭孔的1914年9月28日那天影响，那以后（包括台湾的教师节的制定）老百姓似乎都普遍接受这天就是孔子的生日。我们这边，从百废待兴的20世纪80年代起设置了将近三十年的教师节，忽然多年以后又要折腾一番，其中奥义笔者不敢揣测。但如果真的是跟孔子有关，那是有必要说上几句不恭的话的——但愿是多心的——难道“僵尸”又要“出祟”了吗？

“僵尸出祟”这个比方，是一位著名经学史学者在民国时候说的，指明的是反对北洋“老虎总长”（鲁迅先生语）章士钊号召中小学读经的事，时间也差不多在“洪宪皇帝”祭孔之后不久。这位大学者就是周予同教授。

民国时期，尊孔复古之风很盛，很多人怀揣各种政治诉求，树立孔子在谶纬层面的各种形象。周先生说的“僵尸”，倒不是攻击“孔子”，或者还有“郑玄”“朱熹”等人，而正是攻击那些被后人利用了的、僵化了的儒家学说，这些被后人修饰了的理学教条，就像借了所谓先贤圣人的名还魂的“僵尸”，到处为阴谋者利用来蛊惑大众，明清两代是尤为典型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吃人”的东西，大概就可以用这“僵尸”来解释——尽管抽象而无形，但存在于整个空气里。如今这个社会，借所谓的传统道德教育，搬出孔子来，未必是好办法；甚至，搬出来的不过是些四书或者是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这架势，不过是只上了碟咸菜，硬要吹成中国饮食文化的寒碜。

孔子要不要讲，孔子学说中的儒家学说要不要讲，甚至是四部中经部类的书（地道点，子部儒家类的经典也要算），在如今这个时代，讲不讲呢？当然是要的，这毋庸置疑。从今天起这些旧书都不讲了，这就是数典忘祖，“华夏之去夷狄”的节奏；但是这些东西放到今天怎么讲、怎么推崇，是要一个规矩的。急迫地弘扬中国文化，不能成为重提孔子崇拜、抬出“僵尸”的借口，讲点儒家，讲点孔子，甚至是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都可以，但要把他们放到历史原貌当中，客观地评价汲取才是合适的手段。怎么读，实在不适合这个篇幅来介绍。晚清重臣张之洞邀请他的门客幕僚编了一本目录提要类的入门书叫《书目答问》，光绪年间范希曾修订了一下，成为今天最通行的版本——这是本帮助读旧学、“国学”的入门书籍，当然也包括那些儒家孔子的东西。插一句，经部类书里不只有讲性命之学、道学气很重的“四书”“朱子”之类的书，五经及小学类下，还是有很多比较有意义的好书的，五经和它的注疏，当然名义上也是属于“孔子”著作权里的，只是现在大概弘扬“孔子”的人们，是不太看的。

看孔子的书、孔子的学说，到底还要知道一些：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经历千年，“历久如新”。其实孔丘应该算个不凡的好人，有些追求，很有学问的人。只是在他有生之年，甚至到如今，两千五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怎么受待见；剩余那些盛名之下的岁月里，一半时间也是在对他不屑、打击、揶揄中度过的，这起码比不上中国历史上的“关公”，几乎始终被崇拜在路上。其实，大概只要看看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至少有一半时间“孔子”都是被否定的，“批孔”及《论语新探》曲解《论语》之外，看看当时小人书连环画里的标题与插图，就可以推算出那两千多年的行情了。而且，严肃一点的历史研究表明，孔子出生大概是不太好，除了纬书里给孔子降生加了点一看就是假货的“祥瑞”，从司马迁开始给孔子做传的史家，到底还是承认孔子的确是私生子，他那位七十多岁的老爸叔梁纥与一位十几岁的女性“野合”而生孔子。要认识孔子，窃以为知道这条是最基本的，这条以下，才能更好地理解，早年不幸下的孔子，有生之年大部分时候都得不到重用，终有此后的名声，是很不易的。他倒霉的时候，自称“丧家狗”。李零教授的评价是：“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不失为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不过李先生在称孔子是“丧家狗”的时候，还是惹来了挺孔派的非议。但是这比我校的老先生说孔子是“私生子”，还是风头小了些。

记得在读硕士时，网上惊现“××教授语出惊人，直言孔子是私生子”的大字报式标语，那位老先生在课上和我们大谈，某位孔子的“子孙”要去法院告他“污蔑祖宗”。老先生大笑这位子孙辱没祖风，说等着法院的传票，也无需律师，自己就可辩护，可几个学期过去都没等来。这都是对理解孔子这个人绕不开的话题。不过总的来说，孔子是个很正面的人，也很值得推崇，但需要做到的是，像成功人士而不是“神”一样去崇拜。

拉拉杂杂说些孔子、儒家的话题，随笔之间也不宜掉书袋，所以只能一知半解、蜻蜓点水地讲一点，不过就是想为暗搓搓有尊孔想法的人或念头浇点冷水。孔子之学，说白了，都在书里了，你不念，世界也不会因此毁灭；若是念了，你也不会发现世界因此而美好，只是你变得有学问了一些，变得更有责任了一些。中国尊孔的潮流太久了，设定一个什么节日来纪念实在算不上新鲜，天安门广场上立一尊塑像也算不上很出格的行为，不过这些因孔子而起的表现算不上高明，中华民族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上升期，如今的“孔子”最多就是一张好牌，不是最后一个赌注。

最后要捧一捧以“孔子”为名的学院。“孔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机构，提供了一个响亮的好名字，这大概是老夫子本人始料未及的。这个学院遍布世界，大有汉化全球的趋势，这是一个文化强国所必须具备的。今天网上看到@泰学传媒的一个段子，可以补充完我想说的。

郑和下西洋属于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主动外交，比欧洲航海家早半个多世纪。但是梁启超先生说，西方一哥伦布之后，无数继起之哥伦布，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为什么中国一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费钱。七次下西洋，600万两银子花出去，整个一散财童子，走到哪儿都给人家散钱。

其实今天这个学院，明用“孔子”之名，暗袭郑和之旨，倒是绝妙的做法。鲁定公、季桓子当然比不得明成祖，是能实现胸中抱负的君王；如今的“孔子”，倒是能和郑和一样，引得万邦来朝，到时候领班的自封一个“朱孔子”“秦孔子”“尤孔子”什么的，也就毫不为过了。

什么才是好的国学教育

自从这几年大力倡导传统文化以来，所谓的国学培训班和国学书籍又悄悄地火热起来。尽管相似的热潮在过去20年里断断续续来过好多次，但这次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像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比如，总书记提倡大家看看孔子的相关作品，惹得书商竞相征引，就连疑似的伪书《孔子家语》都卖出了辣手价，窃以为这于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可大环境的繁荣，不能掩盖线下操作的迷茫与无知——我总以为，现在多数文史圈子以外的人，除了“国”“学”两个字外，对其本身可谓一无所知，所以“国学”变成了任人打扮的“老姑娘”，一会儿她可以是枯燥无味的“四书”甚至是“五经”，一会儿可以简约成《三字经》《弟子规》，一会儿又可以忽略典籍而成为琴、棋、书、画——尤其是琴这东西，这几年忽如其来风靡小清新的圈子。我总以为人玩多了的玩具，即便本身再清新那也俗了；换到今天这么多人风雅抚琴，就算钟子期不死，俞伯牙也要忍不住把琴摔了——何况琴本身实在不能代表国学中多大的分量。至于背些唐诗宋词，甚至是讲讲三国之流的，那品类又在下了。

就连“国学”这两个字，也像社会上一切被俗化的好词一样，污浊得不能多念，尤其是从一群不学无术的培训机构小老板的口中听到，我恨不能巢由洗耳一样对待自己的耳朵。因为民国以来，这个借用日本外来语构建的“国学”词眼，一直没有被主流学界接受，比起当时同时的“国画”“国医”甚至是“国术”来说，“国学”界定一直太过模糊：往好的说，那是广泛；往坏的地方说，那就是外行——如同你看着外滩外国建筑博览群的时候，只说那是欧洲风格，而不辨巴洛克、哥特等等是一个意思。章太炎先生把文字、音韵、经子诸学称为“国故”“国粹”，对当代人来说未免太郑重了，让人敬而远之。就算到民国年间的胡适提出“国故学”而简称的“国学”，其实跟今天外行们说的“国学”也未必是一回事。

胡适说，民国人已经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连“国粹”和“国渣”都分不清，“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我看今天也适用得很。想起有个点头之交，在前任方伯陈公故园之中，开了一个所谓的书院，几个月就讲《弟子规》一门。又让孩子反复地背诵，写日记表达“孝”的决心。这景象，十足是红色时代背语录、表决心的痕迹，实在浪费了那片亭台清波。至于那位讲课先生，大概也只读过《弟子规》吧，别说《古文观止》，连《蒙求》《对韵》应该也没听过，如此“国学”，实在让人汗颜。

其实现在市面上的“国学”招牌，撑死也就是个“蒙学”教育，读个“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再来个“四书”前几篇。莫说讲《论语》的没几个也罢，估计连“微子”“子张”篇都讲不了；勉强凑篇《古文观止》，来几句旧诗——这换作明清时候，算什么教育水平呢？也就是个秀才考试前的水平，还未必能上。这如果是所谓“国学”，那现在的国学生最多就是秀才水平，那这教育当然是失败的，当然是不登大雅、只能忽悠人的。那什么才是好的国学教育？

尽管不能用一句话说清，但宗旨是明确的：那是种好教育。无论怎么开书单、背课本，那都是为了学生成长得更好。记得朱先生在世时常说，有人问读历史有什么用，我就说没什么用，但其实是有用的，读点历史能让人变得聪明，不会问出这么笨的问题。朱先生说的历史，不过是个学科代称，换作今天的“国学”，是相同的，我们且不说“究天人之际”的大话，好的旧学素养，知道些“谦恭礼让”“温柔敦厚”，即便不照着这么做，变成聪明人也显然更容易一些。至于旧蒙学课本里有一句，“求田问舍，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如果懂这道理，小孩子未必人人会去“掀天揭地”，但他们也不会都变得如今日芸芸众生被车房负担所捆绑。前人的智慧于今日的教育，总有无尽的契合点。

国学里的教育有个目标，总结成四个字，出在《礼记》——“敬业乐群”。尽管解释很多，但拆开来讲，“敬业”就是好好学习学问，学做人，再不济学习谋生技术；“乐群”就是怎样与人相处，懂得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大概我们旧时候的古话，都是精辟而全面的，容不得后人反复诠释，没准变了味道。“敬业乐群”的意思，就是大家一望而知的。目标之外，国学教育的手段，则有明显的区别度，是要从过去的经验里发现问题。如果有人说不懂历史，未来根本就不知道方向，那也未必。我们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是说肯“观古”那是最好的，所以国学里需要一些古文字学的、历史的、古代思想的学习。章培恒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增订本《序言》里面，回忆了蒋天枢先生对他的教诲，旧学入门是先段注说文、胡注通鉴，再“前四史”、《尔雅》及《四库全书总目》，今天看来已成为研究者hard级别，其实完全可以在小时候的国学教育中渗透。我曾遇到过家长慨叹这些书会让孩子看不懂，却不曾想，那是家长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读书训练，每遇及此，我只能默然。

南怀瑾是个有争议的文化人，吹捧者把他捧上天、尊之为“国学大师”，贬低者则斥之文化商人，不懂学术。大学文科中说过中文系不谈余秋雨、历史系不谈黄仁宇、哲学系就讳言南老。有人把他比作文怀沙之流的文人，这显得过分了。其实南老的思想很值得国学教育者揣摩，那是一种积极的平民文化教育，作为研究者的入门，读他的作品也不能算低。周予同先生承认孔夫子刨掉所有虚幻的光环，首先就是位教育家，我看这也适用于对南老的评价。他是位温和、包容的教育思想者，他有个比喻很有深意，他把旧时思想中儒释道三家作比。

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是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

用这种态度来看待国学，实在很巧妙——前提是现在的人还认不认所谓的儒家是每天必吃的“粮食店”，反正“药店”可用西药，“百货”如今也不止印度来货了。

这几年书商抓准民国的教科书来影印，仿佛北洋、国民政府的小学教育就有多么成功，《围城》里调侃的“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的内容，就是当时教科书里教的，也未必高明。不过近日影印出版了一大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还是勾起了我的回忆。“澄衷蒙学堂”，大家恐怕不太会知道，就连它的今世澄衷中学，也是非虹口区的孩子所不能闻听的，甚至它的创办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镇海人叶澄衷，也远不如他的平辈盛宣怀或晚辈荣德生来得有名。但叶老先生的的确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得到了后人的尊重。澄衷蒙学堂于1900年花了叶公道契25亩、现银10万两捐建，建成后不久，叶老先生就病故了。我有幸求学于这所现在已经沦落到野鸡中学、但曾经辉煌的老校之中，谈起母校，不禁莫名伤感。说澄衷校史，只须略举几位名人便知它的威望。1901年，澄衷刚成立，叶氏后人聘请当时34岁的蔡元培先生来校担任校长，尽管蔡先生只任职了一个多月。至于学生则有李四光、竺可桢、胡适（胡适早年的日记对这段求学有详细记载），叶氏在老家宁波所建的“澄衷”还出过邵逸夫、包玉书、包玉刚等商界名流，所以邵逸夫全球的捐楼，也是有乡望由来的。

这套“字课图说”是科举末年时代，中国最流行的教科书，不仅在澄衷校内，在校外也有广泛流传，最有名的是茅盾小时候启蒙也用这套教材。这套教科书的全册，除了澄衷校史馆外，据说另一套就是乌镇茅盾纪念馆里那套了——但这些，都不是澄衷学堂的全部。叶澄衷最为人熟知的，是最早流传于晚清小说《文明小史》里面的一个故事。他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时候，拾到了一个洋人的钱箱，他一直等到别人回来把钱箱还给了物主。这种往日的简单、本分的道德操守，是这所学校、这部“字课图说”的精神所在。如果说求学古时仁人先贤太远，闲来翻翻民国时这套教材，不仅是孩子，或许大人也会有所感慨的。

半边围城：“你们为什么不结婚”

其实，题目应该换成“围半边城”才更生动，因为有半边姑且不论，但另半边已经围得严严实实了。

“围城”这个“城里人想出来，城外人想进去”的外来名言，据最地道的解释，其实应该就是专讲情感的俚语，就像我们说“一蟹不如一蟹”，一定跟吃河鲜无关。民国时的著名小说《围城》里，作者就借一个怪哲学家的嘴说过，这是来自罗素引用的一句英国古话，把结婚比作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苏文纨接着说：（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想逃出来的人是想离婚，我实在不能描摹那种情感。尽管笔者同龄人结而离、离而结的已不在少数，但是窗外人窥不到屋内景致，实在不知道想离婚的人，都在想些什么——所以这里只能写些那半边“围城”：想冲进去、想结婚的人。

话说，这么描述也未必准确，这半边“围城”，是那些想让我们冲进去，想让适龄、大龄们去结婚的父母们。他们是怎么想，甚至怎么做的，是一些很有趣的风景。远的不说，2014年1月14日，《墨尔本日报》头版整版刊登了一则《给儿书》：“爸妈再不逼你结婚了，今年回家过年吧。”风传互联网。那位远在中国广州的慈母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墨尔本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劝儿子回家过年，慈母之心令人唏嘘。儿子被逼婚逼得太紧躲在了大农村不与家人联系。这种把苦涩的玩笑开上国际的例子，实在是100年后文学史必谈的掌故。

但是今天看我辈的爸妈，未必比100年前那些操心逼婚的父母来得高明，未来估计也超不过这种格局——历史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未曾有过改变——不过是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担忧吧，甚至“无后为大”，现在开始退步成“不婚为大”了。

最近还有一个帖子让人颇有些感慨，是一位母亲与刚找到女友的儿子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清了那位躲在墨尔本村庄里的单身汉之所以单身，抑或是情感性对立的存在，大概是有其来由的。

这组对话之中，母亲对儿子介绍的女友的各种否定与否定之否定，句句在理，却又句句害人，像握着一把只有刃没有柄的刀，彼此都是伤。《老子》说的“曲则全、枉则直”的道理，对现在这些中年妇女是不起作用的。我敢肯定上面那位躲在墨村不肯回家的娃，必也经历过这个阶段。随便摘出几句对比一下古今中外的婆婆妈妈们，大概都用些什么手段。

1.“她多大了？1987年的？比你大两岁，娶这么大个姑娘回来当妈啊？”

这句“老妈语录”，谁能保证没听过？这位中年妈妈大概是不爱做媒——或者做媒的心态与招儿媳心态不同吧。《金瓶梅》里为西门庆娶进大房里五月娘的薛媒婆，在听到西门庆说吴大娘比自己大两岁时，插嘴说道：“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西门庆果然大乐。这大概是“女大三抱金砖”比较早的记载。但有人要振振有词地论证“女大三”科学的由来，我就把“第一奇书”里这条段子拿出来；如果媒婆的话也能信，这么认真的你一定让家里人都不知道了的。喜不喜欢一个女人，年龄不是问题，更不是凭据和筹码。

不过年龄在奢侈的时候是奢侈品，但一折价比什么都便宜。比如被罗密欧勾搭走的朱丽叶，她母亲拒绝亲事的时候说自己女儿才14岁，结果媒人说，比她年纪更小的人，都已经做了幸福的母亲；宝黛耳鬓厮磨的时候才13岁。我们在上学时也常常听家里安排：年纪轻轻别谈恋爱，结果……

2.“她现在在哪儿工作？在上海？在上海你想怎么样，是你过去还是她过来？你过去？你长本事了啊？养你这么多年白养了？”

再举的这条，曾经给远在美帝的面包小朋友看过，大概是有些感慨的。因为它实在熟悉得碍眼，想必不仅出过洋的，大城市的少男少女寻个外地的情侣大概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胡适在18岁、尚在上海读书时候，迫于他姑婆江家的压力，不得不考虑怎样面对跟江冬秀的婚事，回复自己的母亲，他写下洋洋洒洒一封长信，举出不能回家完婚的六大理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向母亲诉苦说，被逼婚这件事情弄得他形容憔悴，并本着有图有真相的原则，寄回自己的玉照一张，以资为证。不过胡适终究没有悔婚，而且他那位不怎么识字的母亲也不知道回复了宝贝儿子什么，不过“养你这么多年白养了”的话估计是没机会出现——胡适的老爷子胡铁花先生在胡适5岁时就过世了，否则老爷子在旧时代为悔婚发威，未尝不会发生。

就像小说《围城》里那段方鸿渐要悔周家的婚，估计就是影射上述胡适先生的段子，鉴于钱钟书先生笔下阳秋，而风流如胡先生本身也是民国各路文豪调侃的对象（鲁迅先生提过民国最有名的装逼指南里面，就有逢人提“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段方鸿渐的遭遇，颇有些钱先生唤醒胡铁花来教训孩子的味道。小说中，方鸿渐在看到学校里的自由恋爱后，想抛开未曾谋面的“发妻”，委婉地用文言文跟父亲商量，自己触景生情至身体欠佳、到要死的份儿了，耽误了家中媳妇，还是退婚的好。结果老爷子来信痛骂道：

“汝校男女同学，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拖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

中学时初读这段，便被老爷子迂腐与犀利惹得大笑不已，比起“爷娘白养”的话，“拖词悲秋、实为怀春”的对子，震慑力也大了不少。

3.“她爸妈是干吗的？××局长？咱可不高攀这种人家！”

话说《围成》里那位做惯孝顺媳妇、不会当婆婆的方老太太。方鸿渐只是嫌老爸为他介绍妹子的时候显得市侩，看上苏文纨的父亲曾经做过官，谈婚论嫁的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看中女孩子本人还在次，更像是羡慕她老爸的意思。不过他母亲的一席话，却是道出了为人母的苦心与恶的善意：

“我不赞成！官小姐是娶不得的，要你服侍她，她不会服侍你。并且娶媳妇要同乡人才好，外县人脾气总有点不合适，你娶了不受用。这位苏小姐是留学生，年龄怕不小了。”

她那两位中学没毕业，而且本县生长的媳妇都有赞成的表情。

从方鸿渐后来的轨迹，他当然没有勾搭上官小姐，而是娶了“小家碧玉”的孙柔嘉，自然，也是年轻他很多岁（六岁）；尽管不是他们无锡本县人，但是鸿渐真的已经很听他母亲的话了。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小说里就没打算让方老太太的话成为真理，甚至老太太本人一直处在被调侃的地位，方夫人柔嘉刚到方家上门，老太太瞧柔嘉没有相片上美，暗暗失望，又嫌她衣服不够红，不像个新娘，尤其不赞成她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听话儿子带回来、带不回来的，显然都不能让她满意，而她的不满意，似乎让所有人都满意不起来。

尽管我们历来似乎有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名言，阴丽华作为汉光武帝的老相好，到建国初期能做出“固辞后位”的大度作风（尽管后来又要了回来），被历来儒家士大夫传诵。但现在年轻人又有几个是刘秀，凭什么娶媳妇都要瞄准“阴丽华”这种有身份有美貌、还低调好伺候的找。明清人在书信里，有时会很大度地说让孩子娶个田舍翁家的女儿，清人李密庵《半半歌》那句“妻儿半朴半贤”。但毕竟明白的父母不多，说不定又会跳出一大堆别的问题：“她个子多高？一米五八？这么个小不点怎么带出门？生个孩子长不高怎么办？到时候看你在你同学、同事面前怎么抬起头来……”

所以我们尽可以怪帖子里的那位母亲不讨自己孩子开心，自然会一步步咽下苦果，因为似乎只有挑剔人的失望，从来没有放任者在乎的道理——逼婚最紧最绝望的父母，往往是开始严查孩子对象如审贼似的。不是每个现实中的家庭，都能像小说里充满喜剧色彩地在紧逼与巧合之中得到大圆满的结局。比如《傲慢与偏见》里那对可爱的班纳特夫妇（Bennet），班纳特太太绝对符合现实中在《墨尔本日报》上发帖征子的悲剧母亲的行为，但她有班纳特先生，和她性格迥异的五朵金花，总能“化险为夷”——而且她身边没有竞争对手，猎物却优秀得没有瑕疵。小说里班纳特太太最重要也是最开头的一句：

A single man of large fortune; four or five thousand a year.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磅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就这么看，她不失为一位好母亲，起码知道她希望自己女儿想要的是什么，这比逼出近百万大龄剩女的中国家庭要高明不少。

其实，我们是有好多不那么泄气的模范家长的，有时候未必是父母罢了。我就很喜欢《红楼梦》里老太太史老太君说给薛姨妈和一大家子媳妇，其实也是说给宝玉和黛玉听的话：

“你如今也讯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

有这样的奶奶、家长在，我等大好青年，怎么会等到大龄还没个着落——可惜、可悲了现在的一些孩子。台湾斯斯文文的蒋勋先生，曾给年轻少妇上课讲《红楼梦》，告诉他们嫁入豪门以后言谈举止应该怎样，上面贾母那句，大概是在比较高级的教程里吧。

论白富美的自我修养

白，我所欲也；富，我所欲也；美，我所欲也。三者当然可兼得，遂娶白富美者也。

所有男人当然会有这种偏心，像孩子依赖肩膀，像眼泪依赖脸庞，像诗人依赖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般热爱着“白富美”。可天下毕竟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多，天鹅、白富美少——都不够正常般配才子、仙郎、高富帅的，这让奋斗中的准“成功人士”如何寻访？所以，“白富美”是越多越好。尽管这只是理想，但比世界和平现实得多。

当然有人说白富美是天生的，打娘胎里带出来的，这就像论证一个自甘堕落的屌丝，是上帝给他安排的赎罪一样。没有一样美好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当然更不是。但是眼前出现的一位位女神级的白富美是怎样修炼成的，一只只即将蜕变的“丑小鸭”将如何走向人人觊觎的白天鹅、抑或是“丑大鸭”，这里充满了玄机与奥妙却难说明——大概要追溯到久远浩渺的经子、释道等旧学文献中去了。

第一本要求助的是鲁迅先生眼中的“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金瓶梅》。这本疑似作者多达百人的名著，因为写了太多女人纠葛的缘故吧，都不愿署名，后人猜测起来，便把当时那些诲淫诲盗的正面君子，都猜了个遍——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们教的第一条根本的道理就是：又白、又富、又美的人，不一定是白富美，比如说小说里的李瓶儿。

李瓶儿很白那是一定的，美那就不用说了，小说里说她“生得甚是白净，细弯弯的两道眉儿”，就很明白。李瓶儿还有金莲、春梅所不具备的富。瓶儿早先被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纳为妾，梁家被祸，李瓶儿在乱中带了大量珠宝与养娘往东京投亲，辗转连人带财落在西门庆手里。可这个争议连连的女人，遥遥地不算什么白富美。因为梁夫人太妒，她在梁家没有勾到感情，不小心捞到了一笔横财嫁了个倒霉蛋花子虚。西门庆偷了李瓶儿，她却因耐不住寂寞鬼使神差地嫁了蒋竹山。好不容易嫁给了西门庆，生了官哥儿，又被潘金莲整得母子俱亡。悲剧之下，看出这个女人的缺陷，尽管具备了所有人钦羡的本钱，可她似乎不具备生存的诀窍。她对前两任丈夫表现得很决绝，但是在西门府里她表现出温和、甚至软弱的一面。李瓶儿生下官哥儿后，面对潘金莲的不断挑衅，却不能保护孩子和自己。这种妇人之仁是最要不得的。女人入了大家，不如学学王熙凤、晴雯厉害些。

李瓶儿的例子说明，只有“白”“富”“美”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位成功的“白富美”佳人，内在的东西当然是需要的，比如镇定端庄的气质，也就是庄子说的藐姑射山神“绰约如处子”，这种自信的风致下，暗自伤怀可以，但还要优雅坚定地面对眼前的人和事，便是“宛若处子”最好的注脚。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一书出版以后，读者们认识到了一位真正的民国白富美郭婉莹——上海永安百货老总的千金，自幼在伦敦生长，锦衣玉食，但在“文革”时家里所有东西悉数充工、自己下放劳动时，她却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小书的推荐语写得很美：

1948年，39岁，而在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的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着壮美，但她历练苦难。1969年，60岁，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

郭婉莹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被下放劳动，都一如她自己的坚持与风姿。据说，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宣读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留。晚年时，当被问起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时，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着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着一个老太太。这种优雅的姿态，今天的show场上大概是看不到的——所谓“大美”，才是白富美的境界。

最近很红的民国名淑严幼韵也是类似的绰约与坚强。年轻的严幼韵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泩，太平洋战争中，杨光泩殉职后，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顽强生存。据说，她卖掉了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晓露夕阳时她会敲响琴键，像过往的每一寸时光一样。二战后她到纽约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1958年与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结婚。曹可凡在一次采访中问道：“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真真是白富美的沉静内敛、心若明镜。

美貌、身家，加上自信、优雅似乎够了，但有时也未必够。比如说，宋庆龄、宋美龄作为民国时的大“白富美”，大概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为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霭龄，似乎要黯然许多，民国时那位“第一校花”保志宁也算不得，可孟小冬却勉强入列——这宗白富美必须禀赋的天分，便是佳人本身是否拥有自由追求真爱的心，你可以嫁得不好，但是不能困于俗谛不自由。清末王闿运说的、司马迁记司马相如偕卓文君私奔事，就是要教天下人：必要时须私奔——“使皆能自拔”，今日细细品味，是有道理的。卓文君也是美貌与财富兼有的佳人，但是她得到司马相如，似乎更见其不凡的地方。尽管文君各种身份上的不合适，新寡啦、相如不够般配啦、在一起后的生活来源啦之类的问题，可她用最简单却最智慧的方式解决了，“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梁静茹的歌名应该不止“勇气”那么简单吧。嫁给钱谦益的柳如是、遇到蔡锷将军的小凤仙，大概都算自由追求的成功“白富美”——有人说小凤仙不富，那也要看。蔡松坡虽以国为重、倾心革命，但是他早些在北京为哄袁世凯而给小凤仙造下的那些房产，折一笔相当数目的巨款，最后都给了小凤仙的。

虽然有些宣扬“女追男”的色彩，但是还是不忘提醒一句，很多失败的例子也是血淋淋的。比如“语笑嫣然、和蔼可亲”的大白富美王语嫣，一直倾心慕容复的眼光是有问题的，金庸在新修版中还暗示王语嫣最后回到发疯的慕容复身边，大概还有他自己心中女神“夏梦”无法得手的失望在作祟。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有个女主角叫白流苏，小说没有突出她的美貌，但读者一看便知道那是卓文君式的美艳人物，才能勾搭走万众瞩目的范柳原，所以白流苏当然是“白富美”，尽管是曾经很富，最后被她的嫂嫂给坑穷的；“白”嘛，因为她姓白的缘故吧。白流苏心里明白，范柳原需要的女人，喜欢对他挑逗，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的。所以白流苏若只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男人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自己。张爱玲在小说中，让范柳原自己说出“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女人教坏，又喜欢感化坏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这样的话，实在是遍识男女之心的。在与范柳原的爱情推手之中，白流苏先输后赢，虽然过程未免曲折，结果倒是保全了“白”富美的身段。

想到白流苏倒不是感慨的全部。记得那是四年前，我曾经参与过一出话剧，是讲张爱玲情感的。话剧剧本让张爱玲与自己笔下犹豫的白流苏形成对比，而热烈坚定地爱上了汉奸胡兰成，“张爱玲”在台上有一句话：“做遗老的父亲和出国的妈妈都没有给自己爱，有一个懂我知我给我爱的汉奸，又如何？”当时听来，总有些慨然，因为演员演得太真实，像是在戏里的民国，又像她自己的经历似的。她是一位有名的白富美，看过她在一部短片moment里的自述，是有着不凡的气质。那时听说她是老郎的知己、甚至更亲密吧，我们却未必信。不过她主演的那场话剧却是相辉堂里最成功的演出，没有之一，这更坐实了她的不凡。她有种让人钦佩的天真与自由，去选择自己的情感与生活。后来她拍过几部有分量的名人纪录片；再后来听说去美国读学位去了，渐渐就在文艺圈里消失了。不过每当想起那位桀骜不驯又犹疑柔弱的白流苏时，都会想起那部话剧里的人，想起那些蹈袭、杜撰的台词——未必是那些“白富美”们，而是那种自由的轻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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