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她的国/寇研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484-2473-4

Ⅰ.①她…　Ⅱ.①寇…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7625号

责任编辑：韩金华　滕　达

封面设计：刘红刚

序　抵抗荒凉

韩松落

我是寇研的读者。

读到她的文字，是好几年前，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这种偶然的发生概率非常低，稍有其他的因素干扰，这种偶然可能就不会发生。但那天的情况是：我在一片文字的海洋里，飞快地扫过去的时候，突然就被什么声音和颜色吸引，放慢了阅读的速度，然后就读到了她的一两篇短文。这一两篇短文在众多白、亮、燥的文字里，像一个微小的幽暗之地，凉、密、润。对于我这样的文字侦探来说，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线索，就像在街头，听到稍纵即逝的一声惊呼；或者在一个大厅里，看到一角消失在门洞后的裙裾；或者是在候车室里，在人声鼎沸中，听到一段脆薄明亮的歌。它吸引你继续追寻下去，去找到惊呼的来源，裙裾的主人消失的原因，以及更多的歌声。

果然找到了，她的文字密布在网络和报纸杂志的角落里，从白发魔女的忠贞，到卡萨诺瓦的放纵；从伍尔夫的疯狂，到杜拉斯的自信；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到总统助选会上的裸奔；从勃朗特三姐妹的石楠高地，到帕慕克祖母的大床。她貌似谈论一切，却又有自己的选择，她从那些已经消逝的事迹、已经暧昧不明的结论、已然剥落的唇色和已经黯败的香氛中，搜罗出各种线索，把它们重新冲洗、梳理、修复，做成一张张趣味盎然的时代图景和人性图景。

这类文字，本应该被称作“文化随笔”，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我感觉它更像一种科技活动。NHK（日本广播协会）制作的纪录片《我们的未来》（NEXT WORLD）里，科学家们预测，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留下的影像、声音、文字资料和社交网络上的痕迹，制作出TA的全息影像，陪伴我们，甚至跟我们交流。而寇研用文字做的，也是类似的事。她用书本里的线索，制作出了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伍尔夫沉溺在寒冷潮湿的海洋性气候里，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石头，一步一步走进河流深处；福柯在近乎饕餮的性漫游之后，进入了禁欲这种“自我择定的折磨”之中，“以便成为他自身的主人”；尤瑟纳尔拎着箱子，在世界各地的小旅馆出没；乔治·桑穿着裤装，试图忽略人们对她别有用心的评论——有“阳刚气”……他们在历史上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在地理上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可能有师承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时候是敌人，但在这个国度里，他们相安无事，只管呈现自己最丰富的一面。

寇研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浸透了她的视角、选择、气味。尽管在她目前的文字里，她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你无法直接看到她的性别、年龄、生活和所在地域，但通过她的阅读、她的写作、她那些限于篇幅戛然而止的议论，你我又分明可以看到她的形象、她的所欲所求，知道她喜欢什么，又会被什么样的颜色气味所迷。

她应该是在西部，人们对西部文化的了解，都建立在这样一些成见的基础上：资讯不发达，文化生活濒临枯竭，人们的交流极不顺畅，写作者的目光总是不够敏锐，总是要慢半拍，才能跟上时代的进展。网络时代，资讯不发达的问题已经不见有人提起了，剩下的全看当事人的造化。必须要有更发达的感受力，更敏锐的目光，才能突破地域或者时间布下的天罗地网，同别人比肩而立。

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和写作中，寇研脱离了地域的捆绑，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如果非要有一个故乡，那应该是书本。书是故乡，书也是彼岸，她带着她那个国度里的人，或者浅浅地陷入某种有趣的事物里，或者深深地步入为欲望、爱情、历史寻找线索的困惑中，像一个目光不那么坚定的领头人。日复一日，凭借那些短小的，因为篇幅原因未能尽述的文章。但在内心深处，她对这一切怀有执念，她愿意相信，她复述过的这些记忆，仍将被别人复述，她的故乡，也将成为别人的故乡，她的彼岸，也将成为别人的彼岸。

珍妮特·温特森有本小说叫《苹果笔记本》，对我来说，这是一本讲述写作秘密的书，在小说的结尾，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作家阿里，在用苹果笔记本给读者讲了许多斑驳迷离的故事之后，走到了泰晤士河边。在退潮后的河边，他看到了许多遗物：大理石瓶塞，门脱落的冰箱，带刺的金属线，被遗弃的购物车，带着铜绿色锈迹的锚。只是河流一隅，却像是洪荒。

故事落幕，巨大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只剩讲述者，在比特海之中，在被冲上电脑海岸的物件中，寻找垃圾，或者珍宝。“是的，我在寻找一些东西。我在寻找数据中的意义。”意义何在？——抵抗荒凉。

读书，或许是为了抵抗荒凉；写作，也是为了抵抗荒凉。再没有一项成就，能大过抵抗荒凉。而寇研，也是这支荒凉远征军中的一员，她的武器就在这里，这些短小的文章，这些如遗物一样的文章。

Part A　爱情这种病

每一次爱情

的发生，

其实都是被击中了

爱情的软肋。

爱情中的力学

地球与人之间的引力是相互的。当地球使劲把人往下拉的时候，人也在把地球往上拽，就像这个童趣十足又显得有几分哥特的说法：“当我从树上跳下时，地面真是向我落下来。”只不过，人的身体和牛顿的苹果一样，对地球而言，引力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物体与物体之间，这种引力也是存在的，即“引力波”：“把一个物体的运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需要一个载体来传信号，这个载体就是引力波。”

就像爱情。爱情的发生也依靠所谓引力波。这引力波可以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乍相见，就仿佛认识许多年似的。也可以是一种神奇的气场，众人中，她的一颦一笑，一拈指一回首，独独向他传递万种风情。同样，有许多爱情，双方的用力是对等或几乎对等的，就像两个体积、密度相似的物体之间的引力。但也有许多，往往是一方强势，另一方稍逊一筹，甚或差距直抵地球与人，譬如传统的“大男人小女人”版本的爱情。

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还是要说毕加索。尽管自诩道德高尚的人时常对此嗤之以鼻，而毕加索先生也确实害得他的“毕女郎”们个个精神接近崩溃，但他似乎就是有一种魔力，一种让人无法逃避的磁场。当他在地铁口鲁莽地抓住17岁少女玛丽的手要求“你和我将共同有伟大的作为”时，这个磁场的神奇就显示出来了。毕加索这种求爱方式像某一类蜘蛛的“流星锤”，在一刹那将对象砸晕，再用蛛丝层层捆缚，使之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从女人的视角，小女人的“小”有时未必全为劣势，还是另一种力，犹如太极。典型代表莫若白流苏与范柳原，王琦瑶与她的那些黑马白马。尽管她们在保持着低姿态向男性索取的同时，仍然不失其优雅，也始终维持着那点可怜的生活韵致与品位，从没有一败涂地、无法收场，因为她们永远给自己留有后路。这种力，是迂回的，机巧的，有点厚黑的意味，但仔细一思量，又让人回味不已。或许这是女人为生存所进化的特有的化骨绵掌。

泰国格斗中的经典招式，是用胫骨猛踢对方，为此格斗手每天需对着香蕉树踢几千下，为的是提高小腿攻击强度的同时又不致使自己受伤。所以，格斗中力的较量遵循一个永恒原则：既要不断强化自己弱势部位的抗攻击力，又要不断寻找攻击对方弱势部位的机会。这也可以理解为，每一次爱情的发生，其实都是被击中了情感的软肋。

通常情况是，总有人被击中，总有人被爱情挟持，总有“我深深地爱着你，你却爱着那个傻子，但那个傻子不爱你”这种不平等的力的对峙。安妮宝贝说，爱情，遇见势均力敌的对手，是一场高级娱乐——可这种收放自如，也是阅尽千帆后才会有的洒然。所谓“阅尽千帆”，可以化为泰国格斗手的训练课程：猛踢香蕉树，也被香蕉树猛踢。

不打不相识

爱情偶像剧中男女主角的邂逅，向来有两个模式：一见钟情和一见就冤家。一见钟情是瞬间天雷勾动地火的眼神交流，就那么一眼一秋波，两道射出的电流在某个黄金分割点交会，噼里啪啦，电光四射，从此，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一见就冤家”要含蓄得多，乍见之下，男女主角都不入对方的法眼，互相找碴儿。男的明明是百里挑一的高富帅，周围的花痴们为他五迷三道、争相献身，独有女主角，灰不溜秋一姑娘，没家底没家教，却左右要挑高富帅的刺，讥诮他不过是个拼爹的富二代，不学无术，还处处显摆。而在男主角的眼里，这个不穿高跟鞋、不懂规矩、动不动就大呼小叫、要仔细辨认很久才知性别为女的人，庸俗、低俗、粗俗，总之一个三俗。所以，他们每次偶遇，都像是狭路相逢，一个翻白眼，一个做鬼脸，以夸张而幼稚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厌恶，尽管他们在第二十集中会爱得死去活来，演绎各种版本的“你是疯儿，我是傻”。

一见钟情的高潮开门见山，火力全集中在“相遇”那一刹那，劲一下子就使完了，出场太过高调，以至于其后任何的发展都可能配它不上。而一见就冤家路窄呢，是先抑后扬，讲的也是爱情的修成正果，但先讲的是“话说回来”，是弗洛伊德所谓延宕的快感，是普鲁斯特“等待的色情”的变种。

相比一见钟情，一见就冤家路窄的套路，预留了更多的空间来制造戏剧性。总是擦肩而过，总有车祸，总有失忆，总是在上一个误解眼看要冰释前嫌时又被一个事故打断，总是有人坚持损人害己、两面三刀把误会推到极致，但其戏剧性吧，不管弄得如何声势浩大，终还是逃不出奥斯丁阿姨《傲慢与偏见》的核心套路。伊丽莎白和达西以互相讨厌开场，在将近一半的篇幅中，两人都在亦真亦假地斗气、挖苦。伊丽莎白认为达西傲慢，而她的心直口快、不拘礼节等种种不淑女的行径，也让达西这位认定淑女必定要“作”的公子哥刮目。

索伦·克尔恺郭尔在《勾引家日记》中将“厌恶”技术化、理论化，转化为“勾引”的经验之谈：想引起对方的注意，一个办法，便是让对方讨厌你。比如故意地没礼貌，“我冷冷地、几乎目空一切地向她说着话”，或者“以最快的速度从她们身边经过，也不跟她们打招呼，或装作不认识她们，好让她们大感惊奇”。

生硬地介入，耍宝，出丑，难免让人印象深刻，忍不住要留心你，仔细瞧瞧你是个什么品种。达西先生一出场的傲慢形象，并没给伊丽莎白留下什么好印象，她总要有意无意地刻薄他一番，这样一来，这人反在她心里扎了根。达西求婚被拒以及紧接着那封恼怒的信，是伊丽莎白对其反感的高潮。达西的信的大意是：我什么身份，我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介意你的出身你的家庭，打算拉你一把，救你出火坑，没想你这么不识抬举云云。

但高潮，也意味着转折。重重厌恶、反感、误会之后，好感产生，进而热恋，便水到渠成了。说到底，先前的“厌恶”都不过是虚张声势，是为了衬托最后的大圆满，像俗话说的，不打不相识，“打”是苦肉计，虚晃许多招，“识”才是谜底。《一代宗师》里宫二和叶问在金楼的那场打戏，闪转腾挪很多次，鼻子尖触碰、四目交接时，才看到了对方眼里的万种风情。总之，爱情的发生最好不要太平淡，要制造点事端，要留点峰回路转的东西，尽量与传奇沾点边。像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相对于姐妹们跌宕的爱情传奇，她遇到个死心塌地的主，人生也算善始善终，反不咋招人待见，知道她的人也不多，作为风云人物，她确实有点辜负了自己名噪一时的艳名。

世人都喜好传奇，这也是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名声要赛过顾媚的原因。她们的人生，风起云涌，大时代裹挟着小时代，滚滚红尘中爱情来过，又做不了爱情的主，这种虐心，让人看得热闹，直呼过瘾。但对普通人的爱情来说，大的风浪，没机会经历，也经受不起，成本太高。那就不妨来点小的戏剧性，吃不起鱼翅，总可以吃一碗和鱼翅长得有点像的粉丝。

滚床单之前的浪漫

时常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摆各种花样各种谱，只为增加“我爱你”这句话的要挟分量，让人不好意思轻轻松松一个“切”就给挡回去。浪漫和致富不一样。致富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浪漫不能是让一部分人先浪着，另一部分人干看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浪漫的宗旨也应该是保证人人都浪漫得起。

所以，不管奢侈的浪漫是如何让人暗中艳羡，舆论中备受推崇的，还是那些不太花钱的平民式浪漫。鲜花、巧克力，永远是浪漫攻略的常见装备，保证有零花钱的人就有浪漫。摆个大大的心形，或高喊着“I love you”，在楼下吹拉弹唱，或默然守望，在雨里淋成落汤的鸡，或乘车打飞机（特价机票）十七八个小时只为到她所在的城市给她打个电话问：“你好吗？”相亲节目上，男的随便用点心思，折些千纸鹤，画点画，煲个汤，女的就哭得稀里哗啦。但凡看到这种表白场景，我会调到纪录片频道，看一会儿动物交配。

留心一下人们会发现，所谓平民式浪漫，其实有个特点：花的钱少，但需要费心劳神去谋划，还得修炼一张厚脸皮。你不在楼下站个七天八天，送花不坚持个十天半个月，很少能感动一个人。往好听里说，爱一个人需要毅力，但残酷一点想，这似乎是对“钱少”的惩罚，过分的是，这惩罚还经常冠以考验的名义。真要是费钱的浪漫，比如在游艇上表白、在埃菲尔铁塔下表白，经常只要一次就够了。真的，好像你要是不答应，就对不起埃菲尔铁塔似的。

鸡汤里说，浪漫就是要慢，就是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倒觉得，浪漫基本可认为是上床前干的事。而且浪漫的要义也不是慢，是快，是一鼓作气，是趁热打铁。男的急吼吼做了那么多功课，在她家楼下站了一夜又一夜，都站出静脉曲张了，不就是为了能尽快滚进她的床单！性真是个奇妙的分界线，不跨过这个坎儿，所谓“恋爱”就难定义，就难说得上真正的亲密，而且，这个坎儿是必须迈的，像尼尔·施特劳斯写的：“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我只是想让性这件事赶快发生，好让我们能够正常地在一起。”

滚过床单了，贴上“你是我的”的标签了，这会儿倒真的会逐渐慢下来，进入生活常态。结婚后，就越来越慢了，慢得能让人睡着，直到最后锈住了，痒开了，有时非得要另一剂猛药，才能让人从冬眠的生活中睁开惺忪的眼，慢悠悠地问：“呃，到站了？”

相思病是个什么病

相思病是个什么病？首先，肯定是个慢性病，跟胃病、脚气、咽炎一样，发病期可能很长，缠绵床榻，叽叽歪歪，但好起来也会很快，一封信寄来、一张小纸条递过来，立即就蹦跶了，看起来像回光返照，但确实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从邂逅费尔明娜·达萨，就开始害相思病。最初的症状是“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后来升级了，在翘首等待姑娘回信时，阿里萨“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最严重时，“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总之呢，和霍乱的症状极为相似，也就是说，病到最后，就真的病了，而且逐渐病得很难看，诸如吐绿水、冒虚汗，已经全无意境可言，糟蹋了“相思”这个词的优雅意象。

所以，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更常见的对相思病的症状描述，经常只是一个模棱两可但颇能激发人想象的词：形销骨立。其实就是这副模样：黑眼圈，目光呆滞，皮肤黯淡无光泽，嘴唇干裂起皮，很可能还有一股头油味。但就一个“形销骨立”，留白的意味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唐传奇、宋词中多是这种相思成灾坐等男人骚扰的女人，随便挑两句，“泪眼倚楼频独语”，“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等等。

说起来，相思病也跟中式的忧愁、西式的感伤一样，是一种贵族病。忧愁和感伤，往往就是相思病的早期症状。要得相思病得有个最基本的条件——无所事事。老婆孩子热炕头、神经末梢粗糙的下里巴人是不会得此病的。无所事事了，就特别多事儿，读个书，赏个画，弹个曲子，看个风景，都会悲从中来，一定要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并像阿里萨一样“甘愿享受煎熬”。

相思病大约可算又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在现代，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还是实际生活，相思成灾成疾最后命归黄泉的，都丧失了原有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为传统的相思病，终归还是通信不畅引起的。唐传奇中，男的赴京考试一去八九年，断了音信，回来时女的早已思慕成疾而死。从此，男的要么也心痛而死，要么终身不娶，一段传奇很容易就诞生了。

搁现在，传奇基本就不可能，除非有《滚滚红尘》里那样的政治事件对个体人生的强暴。没有手机，总有座机吧，没有座机，邮局还天天上班呢，不管怎样也比古代邮驿靠谱，此外还有QQ、微信、微博，还有同学会，还有警察局，甚至有google卫星地图，只要你在服务区，在人间，十有八九能被找到，真是“天网恢恢”啊。韩剧里那种男的女的去美国，几年没消息，关于原因也只能硬编个理由，诸如“我怕一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就忍不住想回来”；又或者，得了癌症怕爱人担心，才故意不联系。总之，不能中伤全球通信，不然只能换来一个字：切！

通信不畅，信息不全，对象难免会被神秘化。神秘化，经常就是美化，按照自己幻想中的样子塑造对方，越美化，越相思，最后，无药可救了。信息畅通的时代，也是去神秘化的。去他的微博逛逛，看他写的、转发的微博，加上靠谱不靠谱的评论，这个人的三观、性格、业余爱好、平素出没的轨迹甚至内心独白都能知道个大概。说是“想念”很正常，再来狂热的莫名的“吐绿水、冒虚汗”的相思病，只能说这人骨骼清奇、气质诡异。

和霍乱一样，相思病可以说是整体被消灭了，不只被消灭，你要是说谁得了相思病，几乎可算一种事关人格的侮辱，如果是男的，基本是在说，他很娘；是女的，基本在说，她不是个独立的现代女人。不仅仅是信息社会的去神秘化，我们的时代风尚也不再欣赏一个人倾注所有心思和精力去迷恋另一个人。相思病，女性化的病，柔美、文弱、自我耽溺，与我们崇尚的情绪管理相去甚远。那种相思的缠绵，在情感的名义下滋生的胁迫，像阴湿的雨，湿答答，在窗里边喝咖啡边看，心情好时或许还会觉得有几分美，但也只限于隔着玻璃看。

贞洁软糖

人类历史，似乎除了远古的很短一段像小野驴尥着蹶子撒欢儿求爱的时期，情事欢爱一直处于刻意的被遮掩状态，难登大雅之堂，主流舆论对之也以打压为主。例如中世纪，夫妻同房的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还是二四六，教廷都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若有人不遵守，会被罚款甚至有牢狱之灾，尽管谁也不知道这类奇怪的监督是怎样执行的。18世纪以欧洲医学泰斗约翰·亨特为首的医生们所持的观点，强化了反情爱、反爱情的舆论风向。

约翰·亨特认为，情爱不是件好事，因为它会导致你体液流失。体液的失去，就会使身体逐渐干燥、松脆，像腊月晾在阳台的香肠，刚挂上去还胖乎乎，经过风吹日晒，就干硬起来，可以拿来擀面。如果你的情爱对象恰恰是你深爱的人，这个代价则会更高，除了付出体液以外，还有激情。恋爱激情，自古就备受责难，学者将这种激情与宗教迷狂相提并论：“它将个体从生活世界连根拔起，让个体时刻准备考虑极端的抉择和激进的牺牲。”

再沿着女人是感情动物这个观点，自然就会认为相较之下，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成为激情的牺牲品。而当这种激情无路可去再折回自身时，便会以更为狂暴的形式淬炼她们的情欲。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女人，因肺结核所引起的脸上的潮红，一度被认为是这种燃烧的灼热欲望的外现。中国宋词里也多是这种为情所困、所耗的女人。所谓歇斯底里症、慕男狂症是专为她们准备的。

为预防或治疗这类“激进的牺牲”，18世纪的医生配制了各种药方。看这个专为防止女人出轨配制的贞洁软糖：“樟脑、甘草、葡萄的种子、天仙子、睡莲花的果酱及睡莲汁……”每天早晨喝两勺，和着一杯乳清喝。处方的关键在这里：乳清里“还要加一段火红的铁块”。既然热恋中的被欲望煎熬的身心处于一种电光石火的炽热状态，就像烧红的铁块，其治疗方法自然就是把这烧红的铁块扔进冰冷饮料里。“咝”的一声，伴随一股黑烟，狂热的身心和这铁块一样，逐渐趋于冷静，趋于“铁板一块”。——看起来也是顺理成章对不？但你仍想大笑对不？

柏拉图以降，理性主义渐渐占据西方哲学主流。从古希腊哲学觉醒时人被看作万物的尺度，到“认识你自己”的主体理性精神的宣扬，到文艺复兴时期人被视为“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到近代康德“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现代以技术做底的对各类神秘现象、情绪的刺探，人的理性精神越来越受到推崇。在理性主宰的世界，理性难以掌控的爱情得不到舆论支持，以至最终被推进病态范畴，就像把野兽关进笼子里，似乎也是正常逻辑。

有趣的是，自以为通天入地的人的理性，在治疗爱情所用的方法中，又暴露出人类不理性的非凡的想象力。贞洁软糖本质上和现代心理学家为失恋者开的药方（吃巧克力）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的原理建立在一个更加唬人的生物化学名词——苯乙胺上。

吸血鬼之吻

“暮光之城”系列电影之后，吸血鬼形象再一次风靡全球。若说从前的影视剧所着力塑造的吸血鬼们都是亦正亦邪时不时喝点人血的枭雄，那热爱人类差不多要唱“咱们卡伦都是活雷锋”的素食主义者卡伦家族则纠正了先前我们对弱势群体吸血鬼的偏见，使这些鬼的“人性”深入人心。而爱德华对贝拉说“你的血对我就像毒品”，大约也是年度最肉麻最煽情的告白，连最擅长写人与人的“爱情事故”的琼瑶阿姨听了，或许也会自叹弗如。

随之，借着爱德华对贝拉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段旷世爱情这股东风，以“咬”闻名于世的吸血鬼之咬，摇身变成了吸血鬼之吻，成为时尚杂志的新宠，其操作性也被条分缕析、津津乐道：“吸血鬼之吻，吻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以舌尖转圈，在对方的脖颈处快速扫荡，脖子会酥痒难当；第二种就像吸果肉般，在对方的肌肤上深情吮吸；第三种是用上下牙，在对方皮肤上若有若无地轻刮，让对方全身战栗，像在身体里开启了一台小马达。”

在这之前，最有名的吻该是法国湿吻。何谓法国湿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两根舌头打架，属于比较实在、亲密度比较高的吻。而吸血鬼之吻，表演性质却很强。噱头仍在“咬”，且利用“咬”这个若有若无的动作来营造一种魅惑氛围：吸血鬼的表情要尽量痛苦，因为他既不想伤害人类，又无法挣脱宿命对他的控制。这种既施虐又受虐的英雄主题，从古希腊起，人们就喜欢变着花样玩。而被咬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随着血液从伤口流出、病毒从伤口侵入，她的双眼渐渐迷离，一副全身都酥了的沉醉模样。另外，为什么吸血鬼老喜欢咬脖子？除了可以简单、呆板地归于肉食动物的本性，其实当雄性吸血鬼用他钳子般的大手握住女人纤细的粉嫩的小鹿般挺拔的脖颈，对观众的启发与暗示也就不言而喻了。

若说吸血鬼之吻真的可以堂而皇之进入情爱宝典，终究也算不得是现代人的创造，中国古代文人与艺伎之间早流行这种痛并快乐着的小把戏，名曰“情咬”。想了，舍不得了，离不开了，真情假意或假戏真做了，就山盟海誓，咬一下，留个龅牙的印痕，像夹在书里枯萎的玫瑰花，以做念想儿。“香奁体”掌门人韩偓会带着这个牙痕招摇过市：“人许风流自负才，偷桃三度到瑶台。至今衣领胭脂在，曾被谪仙痛咬来。”被女人咬，会成为情场风流人物的炫耀资本，毕竟，关系不到位，女人怎肯轻易咬人呢。

但似乎女人不像男人那么喜欢咬脖颈，她们钟情于手臂，因此专有一个词形容这种手臂上的咬痕——啮臂盟。像阎选的“臂留檀印齿痕香”，秦观的“不忍残红犹在臂”，崔莺莺对张生实施的“妆在臂”也被考证是在张生手臂咬了一口的结果，等等。

赌气了，使小性儿了，抓起男人的膀子，啊的一口，一边咬一边还斜睨男人的脸偷偷看他反应，其娇憨、霸道的小样儿也就跃然眼前了。不过，我说过了这是表演性质很强的把戏，两个演员得有一定的默契，如果被咬的一方不解风情，或是真的被咬疼了，一把推开对方，大声呵斥：“你是狗变的？！”那真是扫兴扫到家了。

人际关系中的微性润滑

人们都爱说人际关系微妙，这个“微妙”的落脚点往往在一个“利”字，也因为“利”，才有许多人愿意数十年如一日去琢磨去经营这“微妙”。从情色角度，人际“微妙”另有所解。原始驱动仍然是性，但已不是实在的性，是微末的性或说性的升华，一种所指略显含糊、大体能概括为“吸引力”的东西。不是每一段吸引最后都会走到宽衣解带的地步，没有走到，也不是因为夭折或错失良机，而是双方在“微妙”交流中达成的默契。

你若想尝试在一群聚会的朋友中一对一地梳理出这种关系，很可能你什么也不会发现。眼神无意间的接触、礼貌地称赞对方、添茶的动作稍微殷勤一点，或者只是表示对某人观点的赞同，这些讯息若有若无、转瞬即逝，如空气般存在，却又能使信息的接收者捕捉到刹那的微光。这微光当然不会让你兴奋，乃至要堵在洗手间的过道悄悄说两句，但确能使人在聚会中保持暖洋洋的愉悦。

这种关系，说是心“动”了一下，都有点矫情，至多是“撩”了一下，很多时候，甚至只停留在一种心理状态，远不是现代人爱玩的只谈情不上床的“亚偷情”，也不同于红颜、蓝颜知己，和所谓的职场暧昧更相去甚远。——在“暧昧就是生产力”的职场，因实际利益的掺和，暧昧常有变味的可能性，即使变味后像臭豆腐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身为另一种受欢迎的东西，毕竟还是有点重口味，更何况不是每一块豆腐都能变成臭豆腐。——但这关系又确实微妙，有那么一点老朋友的意思，又不像老朋友那般互诉衷肠，甚至平素的联系都是极少的，可就是有一种默契。这默契在于，几个朋友见面，她穿了一条新裙子，你知道她是为你穿的，你什么具体行动也没有，她也知道自己的打扮赢得了你的赞赏。但这裙子又确不是为勾引而来，或许会留有一点念想儿，可这念想儿不会引起任何行动。不是诱惑不够，而是觉得这样就挺好。

弗洛伊德把“性”作为人类文明的原始驱动力，我以前不大能接受这个观点，总觉得有一股内分泌的气味。但也许这个驱动力本身的架构，就像马斯洛提出的金字塔式“人类基本需求”，也是有层次的。金字塔最底端的是生理需求，越往上，越趋于精神。在“性”方面，最原始的是生殖，愈到塔尖，愈升华为精神的愉悦感。吸引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同时也散发出丝丝信号，这信号不为勾引，为身心健康，本质等同于饮食中的蔬菜水果。

有一种客气叫调情

朋友之间，有一种客气叫恭维。既然是客气，就是礼貌使然，就有应景的味道；既然是客气，也说明两人关系不那么近，才需要客气之下的漂亮话去装饰。就像这种情形。如果闺密说“我太胖了”，你不妨直来直去，拎着她腰间的赘肉抖两下；若这话是同事说的，不知道你会如何应对，反正我会说：“不胖啊，挺好的！”如果刚才喝茶本该我请客但她抢着付了钱，我或许还会加一句：“你皮肤很好，你看我老长痘痘。”——这就是刚才那杯茶的代价。

相应地，男女之间，有一种客气叫调情。女人故意说出一句让人无法装傻的情话，就像抛出一个球，男人可能会有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快速决定，自己是否接住这个球。但多半会接住的，首先，你得给她一个台阶下，杵着多尴尬啊；其次，本着怜香惜玉的国际精神；第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总之，这球必须兜住。但接着了，你不能拿它当烫手的山芋，随手又丢在地上，出于礼貌，你还得抛回去。像《围城》里，方鸿渐和苏小姐的那两回调情。第一回，苏小姐说：“有时候我真不应该对你那样好。”她把球抛给了方鸿渐，情势不容方鸿渐不做反应，只得“伸手拍她的手背”。第二回，苏小姐邀方鸿渐赏月，方刚一坐定，就醒悟今晚是自投罗网。果然，都是月亮惹的祸，在苏小姐一再的暗示下，方鸿渐盛情难却，也不好意思却，他吻了她。

影视剧里这样的桥段也数不胜数。女的嘤嘤地哭，眼看着靠过来，男的只能硬着头皮硬着身子承接她的靠，在背上轻轻拍两下，扶着她的肩。这时候，若是美剧，女的抬起泪汪汪的眼望着他，嘴唇离他的面孔几厘米，男人想那就安慰到底吧，干柴烈火，从身到心一路都安慰了；若是韩剧，男的刚扶着她的肩，他女友就闯进来，那种愤怒和屈辱好像捉奸在床了，也不听解释，转身冲出去，男的去追自己女友，刚才还在哭的女人站在原地，很有范儿地擦掉眼泪，嘴角露出一抹阴险的笑。

或许这就是常言说的“女追男，隔层纱”的原因吧。就像朋友感叹“我好丑”时，你有义务安慰她。女人主动调情，男的出于礼貌，须有相应的反应来回报女人的厚爱。殊不知，说“我好丑”的人往往并不真觉得自己丑，不过是以退为进从你那儿榨出恭维话，而男人以为自己很绅士，在怜香惜玉，在女人看来，男人就这德行，一勾就来。

放下屠刀，立地成人

英雄难过美人关，通俗意思是：即便是武功盖世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很大很大的英雄，也难以抵御女人的温柔一刀，最后把维护“世界和平”的伟业也给坏掉，只想跟恋人隐居世外做神仙眷侣。所以，施耐庵为让水浒英雄完成丰功伟业，不准他们想孩子老婆热炕头那些事。《水浒传》中为数不多的女人，还两个是蛇蝎一个是祸水，难得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巾帼“美眉”扈三娘，也资源浪费给了身材粗短的矮脚虎王英——这男人怎么看，都不过是个会功夫的武大郎。

传统文化一个劲儿地夸饰英雄的传奇、女人的麻烦，“英雄难过美人关”的腔调就难免带着男权的沾沾自喜。但这沾沾自喜又不自觉暴露出一个弱点，恰似阿喀琉斯的脚后跟，足以推翻传奇的表象。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因为他们感情迟钝。在英雄的青春，本该谈情说爱的年纪，却是跟雕、猿、已到豆腐渣年纪身体也快成豆腐干的师父在一起进行封闭式训练，苦练神功、精神自宫。所以，没有山楂树、蝴蝶结的启蒙，没有必要的情感训练，面对空降在自己面前的美人，英雄气短也是自然。在脑海过一遍所有武功秘籍，也没找到对付“烟视媚行”这种武功的一招半式，最后还得无师自通。

有趣的是，尽管这类英雄在情感上驽钝，女人却很是受用，她们喜欢不依不饶去征服对她们视而不见的男子，这种情感上的冒险或许恰如英雄在刀光剑影中获得的成就感。如叱咤风云却不解风情的萧峰萧大侠，想要启蒙他的女人多了去了。我有时候会想一个很刁钻的问题：萧大侠生前是否一直是处男？若不是，且像一位网友所说：“身为丐帮帮主，平常和各大门派的交往肯定不少，饭后桑拿足疗是少不了的。”这显然辜负了粉丝的一片厚爱；若是，又显得很古怪。毕竟我们见到他时他已经30多岁，正当壮年，若在现代社会，这个年纪的他要做的，不是在武林大会振臂高呼，而是苦恼地坐在心理医生的对面，说不定还会因为激素不平衡满脸痤疮……总之，关于英雄的处男身份，的确是个问题，最好不要深究。

最后，萧大侠被名不见经传但善解人意的阿朱抢走也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英雄的江湖，冷漠、有序、理性，长期浸淫，英雄的性格自然也冷峻，说到底还是被他们自己制造的秩序给异化了。而最终打进他们内心的女子，有时很吵，有时很糗，却是靠着这种“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市民精神，将英雄从冷血的理性世界，拉进另一个充满烟火味人情味的天地。自古以来，这都是女性擅长的。

阿朱让萧峰从一个绝世英雄变成一个绝世好男人，不管他是否仍然是处男之身，但也真正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人。

人人都是蜈蚣精

1952年，波伏瓦44岁了。其时，这位被称为女性主义鼻祖的“大姐大”，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期。事业就不必说了，《第二性》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她结结实实赚了一把。爱情上，除了萨特这个终身伴侣，除了和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轰轰烈烈的“偶然爱情”，她还收获了年轻编辑克劳德·朗兹曼的爱情。

朗兹曼比波伏瓦小17岁，几乎已不只是姐弟恋，而是跨越了一个辈分，因此，波伏瓦特别有成就感。波伏瓦决定和克劳德住到一起，虽然一生艳遇无数，这还是她第一次与人同居，因为“从这位年轻的情人身上，她找到了激情、青春活力、心醉神迷的感觉”。似乎经过朝夕相处，她就能耳濡目染，吸收到一些生命的朝气，让她忘记自己的“衰老的折磨”。

从年轻人身上吸取生命精华，弥补自身衰弱的活力，这其实是个古老的神话了，也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拥有不老身的迷想。传说蜈蚣精想要修炼成人身，就得靠吸食少女精血，来一寸一寸换掉自己龌龊的肉体。《天龙八部》中，李秋水则要以壮男精血永葆容颜。少女壮男周身驰荡的是只有幼兽才有的刚猛清鲜的自然生机，他们尚未在世事浮沉中泯灭其灵性，尚未在男欢女爱的勾当中丧失其精气，像一坛埋地三尺、十八年未经污染的女儿红。于是，在永葆青春的幻想中，少女壮男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意淫的对象。

毕加索一辈子都像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公牛，总在追逐女人、更换女人，不过轮番上演的也总是同一出戏：美女与野兽。他的爱情口味有个特点，他喜欢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少女体内特有的“冷鲜”技术保持的水灵灵的活力，激发了毕加索蓬勃的创造灵感。从这一点，毕加索的追求与蜈蚣精殊途同归。

因此，爱情种类中，最摄人心魄的就属忘年恋了。它似乎也有特别的征服力，使面临之人无力招架，甚至根本就不愿招架。以意志力著称的尤瑟纳尔，在80岁高龄时，与动机可疑的年轻后生杰瑞·威尔森关系暧昧，此举受到争议。传记作者更是直言其“失足”，并认为杰瑞的出现，使“尤瑟纳尔长久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情感和肉欲，突然以泛滥甚至无法摆脱的方式爆发出来”，所以别指望她能用80岁的祖母们通常有的理智来分析自己的处境。印度之行中，杰瑞勾搭上一个名叫达尼埃尔的年轻人，尤瑟纳尔因此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个词：哭泣。想来也是意料中事。

当克劳德第一次邀约波伏瓦看电影，波伏瓦激动得“热泪盈眶”，似乎很不符合她文坛大腕的身份。但这也说明，不只波伏瓦，不只尤瑟纳尔，其实人人都是蜈蚣精，都在梦想一段忘年恋，梦想一位活力四射的可人儿，将自己拖出生命的轮回，哪怕短暂的一瞬也好。几年之后，克劳德33岁了，这个年纪，需要的是小姑娘而不是老女人来安慰自己青春已逝的伤感。克劳德离开了波伏瓦。经历分手之痛，波伏瓦终于“觉得自己已经迈入了老年”。

“好人卡”是什么卡

试想这样一幕情景。男人向女人深情告白，情真意切，连他自己都有些感动，待他表白完毕，女人无限真诚地回复他：“真的，你是一个好人！”他或许会有那么几秒钟的愣怔，若他情商正常，他困惑的就不应该是“真的，你是一个好人”的意思，而是为啥自己竟然没有察觉“我在她心中仅是一个好人”。

在女人这方面，“你是一个好人”的褒奖，即便发自内心，却也包含无限遗憾。遗憾似乎是注定的，无法弥补。王全安的电影《团圆》里，玉娥和老陆这对患难夫妻，风雨同舟几十年，对两人之间夫妻情分的定义，玉娥说的是“他是一个好人”。当年被迫离散的丈夫刘燕生从台湾回来，想要带走她，在情感上，她没有片刻的犹豫，想要跟刘燕生走。关于老陆，这个帮她养大她和刘燕生的儿子、又屡次阻止她自杀的男人，她想的是怎样进行物质上的补偿。都说好人有好报，但“好人”吧，奇怪的是，与爱情绝缘。爱情世界中，最远的距离不是“你这个混蛋！”不是“我是眼睛糊了鸡屎，看上了你这个大大大骗子！”不是“你去死！”不是“滚！”而是“真的，你是一个好人！”

所以，爱情中的男人，一旦被贴上“好人”的标签，可以说胜算就很小了，就算你感动全中国也没用。心动是个神奇的事，不动就是不动，电击也没用。倔强的男人会反抗这个标签。幽怨版：“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好人？！”想不通版：“别再说什么好人，我他妈不想当一个好人！”

也难怪人家会心碎，通常，在女人能说出“你是一个好人”时，两人的关系至少可以算得上“熟人”了，认识了一段时间，有过一些波澜不惊的往来，或许还一起经历了某些事，这些交往一方面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但这过程又给男人一种错觉，以为女人和他的感受在同一个频道。到最后，男人以为“哦，这就是传说中的默契了”，女人却甩出一句“你是一个好人”，以一种真诚却杀人不见血的残忍，划清界限，决绝地撇清所有男人自以为的默契。

被定义为“好人”的男人，除了真相大白后最初的惊愕和羞愧，想必还会有一种被侮辱的愤怒。这种屈辱感当然来自“好人”这个标签。“好人”是没有性别的，没有性别，也就意味着没有男女之间的引力磁场。“你是一个好人”与“你是一个好男人”虽只差一个字，但意蕴迥异。对于表白被拒的人来说，“好人”的恭维与其说聊胜于无，不如说居高临下给你颁发了个安慰奖。

毕竟，爱情本身是内心的审美活动，关乎道德，但道德只是底线，心理上的愉悦感才是爱的本质。当女人对男人说“你是一个好人”时，也基本是在说“你是个无趣的人”，这种语境里的“好人”，等同于一种缺陷，就像健康食品，“好人”通常都既单调又没意思。

武大郎是“好人”吧，有自创的生意品牌，武大郎烧饼；有房产，临街一栋两层小楼；有背景，兄弟是名震一方的打虎英雄，但潘金莲不惜毒死他来换取自己邪恶的快感。包法利也是一个“好人”，可妻子爱玛为偷情债台高筑，把他们的房子都抵押了。还有安娜·卡列尼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卡列宁，其实也算一个好人。裘德·洛版的卡列宁更是绝世好男人，好到在家里安排安娜与伏伦斯基见面，还抚养妻子与情人的私生子……这几位“好人”的命运的共同点是：妻子都背叛，奔向渣男的怀抱。

有趣和“好人”似乎天生敌对。两者比较，如同“媚”和“美”的区别，前者是流动的，后者是静止的、千篇一律的。中国素来有才女配渣男的传统。“渣男”用易中天先生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的分类，属于“奶油小生”。这类人从文学人物许仙、董永、张生、梁山伯，扩展到现实版的元稹、杜牧、冒辟疆、胡兰成。“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女人们也都鼎鼎有名，薛涛、董小宛、张爱玲、萧红……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

世人总在质疑，为什么渣男总能吸引到优秀女人？或许答案便在有趣吧，就是那句大俗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麦克尤恩的小说《追日》中，科学家别尔德对薯片这类垃圾食品的化学成分了解得透透的，“里面装满撒着盐、工业化制作的营养素、防腐剂、水解膨松剂、高效增味剂、酸度调节剂和色素”，但他总迫不及待要接受这种实验室合成的“化学盛宴”的刺激。和垃圾食品一样，有趣的渣男未见得适合过日子，但他们的吸引力，有时就像薯片。

再看看别尔德这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吃薯片的心得：薯片“那硬实的不规则表面会略微磨损柔软的肉体，盐和各种化学品会散落在那里，从而造成一种轻柔而特别的‘痛并快乐着’的效果”。

毕加索的扣子

在家庭生活狼烟四起时，怎样才能做到既有力打击“敌人”，又完整保存自己的实力与优雅？毕加索的意见是：别还嘴，盯着你的扣子。他与情人费尔南德发生争执时，就是这么干的。费尔南德使劲摇撼毕加索，一边摇撼，一边数落。乍看，似乎不对，应该倒过来才正常，男的摇女的，而且发疯似的问为什么，女的满脸乱发与泪水和羞愧……不过，从毕加索肖像看，这完全可能，他体形瘦小，一点也不像来自盛产斗牛勇士的国度；而费尔南德，是丰满、健壮的法国尤物。如果毕加索的天才头颅上长了一棵树，树上有果，想必也会在费尔南德的“摇撼”中，惭愧地掉一地。

或许毕加索并没有一开始就发现他衬衣上的纽扣在“摇撼”中疯狂乱颤，他只不过因为不愿直面那双喷火、射刀子而唯独没有绵绵情思的眼睛，不得不垂下眼睑，才意外发现那颗和他一样可怜的扣子。他就一直盯着它，直到它被摇掉了。费尔南德气结，扭向一旁，轮到毕加索发飙了，他“悲伤地给她看她摇掉的一颗扣子”。这行为里有两个动机：第一，展示被摇掉的扣子，嘲弄费尔南德的怒火；第二，展示他的“悲伤”，为扣子的悲伤，而不是吵架，还是嘲弄。难怪费尔南德会骂他：“你啊，你唯一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你是个早熟儿童。”

这是家庭争吵中“沉默是金”的升级版，终极版在蒙田那儿。蒙田认为夫妻最优组合应当是：一个聋子，一个哑巴。

古罗马有个风俗，丈夫远行归来，进村前得先派人去通知自家妻子，让她做好准备，该藏的藏，该掖的掖，免得碰见，惹得大家都尴尬。古罗马的丈夫和妻子该是世界上最“深明大义”的丈夫和妻子，至今也是绝响，奇怪的是，这种惺惺相惜的夫妻情感，始于古罗马，也终于古罗马，从未得到流传。蒙田举起双手赞成这一风俗，因为他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既是聋子也是哑巴，以至于他的传记作者们怀疑他最后几个孩子不是他的。

不过，蒙田的“聋子+哑巴”模式曾有个强劲对手，即“萨特+波伏瓦”式契约夫妻。“聋子+哑巴”的原理是眼不见为净，波伏瓦瞧不起这种自欺，她认为男女关系中也存在国际精神。她的小说《女宾》探讨了爱情三人组的存在可能。巴黎“萨特之家”中，她负责宣传萨特哲学，也负责为他猎取别的情人。《女宾》的结局是：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杀死另一个，爱情三人行宣告破产。（蒙田会耸耸肩：我早料到啦）“萨特之家”的故事也不尽如人意，波伏瓦的传记作者披露，号称女性主义鼻祖的波伏瓦，实则是个旧式小女人，遭受大男人萨特的欺压，委曲求全，甚至为他多次抛弃自己的事业。（蒙田会重申：聋子+哑巴，乃黄金搭档）

撇开古罗马，撇开“萨特之家”，无疑，“沉默是金”升级版更有普世意义。毕加索解决掉费尔南德，用的还是他“盯着扣子”这一避重就轻的绝技。在两人结识第八年的末尾，与埃娃私奔后，毕加索写信给他的朋友，托其处理他与费尔南德共同居所里的狗儿们、猫儿们、猴子们，却只字不提费尔南德。

分居后，费尔南德仍以费尔南德·毕加索自居，并阻止毕加索的朋友进屋替他收拾画具，这可惹恼了毕加索，他说了狠话：“告诉她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不过这话也是托人转告的，他不会再见她。他大可放心，以后再没人“摇撼”他了，因为比起费尔南德的壮实、沉着，埃娃纤弱、细致。

毕加索的女人们

伟大的立体主义画家、超现实主义画家毕加索同志（他一度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毕生只结过一次婚。不过从他卧室走进走出的女人们，让我来数一数：费尔南德、埃娃、欧嘉、玛丽、多拉、弗朗索瓦丝、杰奎琳……得举起双手才能清点完。当然这是毕加索从19岁闯荡巴黎至1973年乘鹤仙去的70余年间伴侣的名单，还不包括那些意外的、短暂的艳遇。

7个女人，70年，平均每个女人10年，理由很简单：一个女人的最佳年华，从少女初长成到青春逝去，就10年。其中，欧嘉曾是他法律意义上的老婆，但也没能避免“被下岗”的命运。怎么称呼这些“毕女郎”？毕加索的儿子保罗倒是心直口快：“老爸的妓女。”

毕加索终其一生，只离过一次婚，那次离婚让他吃尽苦头，因为合法妻子欧嘉瓜分了他的财产，包括现金、存款，还有画室里那堆价值连城的画作。不离吧，气急败坏的欧嘉又会不顾形象，冲到街上抓他、骂他，揭他的丑事绯闻。尽管行为有些过火，但一个老是出轨的丈夫背后，难免会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妻子。毕加索后来从欧嘉这副歇斯底里的泼妇模样中吸取灵感，画了一幅欧嘉的头像。画像是欧嘉破口大骂的样子，她的脑袋被压扁，已看不出是个脑袋，上面有两排巨大的牙齿，牙齿中间吐着一根尖舌头。另一幅画里，欧嘉的鼻子被削尖、拉长，像一只嗜杀成性的史前怪物。毕加索报复的招式，似中国古代的巫蛊。我斗不过你，就做个小木偶冒充你，对它暴打，以解心头怨气。

忍痛离婚被瓜分部分财产后，毕加索变聪明了，学会为自己留一手，情人不断，但不再结婚。毕竟，打发情人总比打发老婆来得容易。于是，那些将青春当祭礼献给毕加索的“毕女郎”，可没欧嘉的运气，她们像布娃娃，等毕加索腻烦了，便扔在阁楼，永远地不会再看一眼。

许多年后，费尔南德写了本回忆录，披露她和毕加索的情史，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无聊、无奈。毕加索知道后暴跳如雷，讽刺她“为赚几个小钱”出卖他的私生活。但是，毕加索能卖画，这些年老色衰的“毕女郎”，无甚可卖，贩卖自己的过去，也是为了讨生活，说来也是挺公平的。

果然，7个女人中，除了早死的埃娃和得抑郁症的多拉，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陆续上电视、接受采访、写回忆录，忙得不可开交，她们算是戳到了毕加索的痛处。不过，毕加索大人大量，不跟这群落魄女人较劲，既然管不了别人拿自己的床头床尾说事，那就省省，管管自己。她们的回忆录，他从来不读。

毕加索也是个劳碌命，他像疯了一样画了一辈子画，想破脑袋搞创新，从不肯在旧有的风格多停一会儿，可他还嫌自己不够忙，情人一个个换，还寻花问柳，还搞劈腿，可谓忙人中的忙人。他的周末都被他的情人们、孩子们瓜分了，周六去这条街的某幢房子，周日去另一条街的某幢房子，像“勤劳的蜜蜂飞来飞去”。为省时间，他尽力将两幢房子的距离安排得近些，步行15分钟可达是黄金距离。但即使这样，到最后累趴下的竟还不是毕加索，而是他的情人们。弗朗索瓦丝在一篇访谈里说，和毕加索在一起，“你得像圣女贞德，从早到晚都身披盔甲，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力以赴”。当“贞德”累了，倦了，背不动盔甲了，毕加索就会冷漠地摆摆手：“你哪儿来就回哪儿吧。”

玛丽曾向《生活》杂志透露：“那时我17岁，是一个纯真的少女，什么都不懂。我去拉法叶商场购物，毕加索看见我走出地铁，他抓住我的手臂说：‘我是毕加索！你和我将共同有伟大的作为。’”——这应该是毕加索与“毕女郎”关系的实质：把她们拖进他的事业，做他艺术的螺丝钉。

设想某一天，没牙的“毕女郎”由孙女陪同去参观毕加索的画展，她指着这些画，向孙女卖弄：“是以我为原型的哩。”孙女仔细看，画上的女人，脸被捣烂，该是眼睛的地方冒出两根木槌，门牙比马齿还宽阔……也无怪孙女神情疑惑，螺丝钉就是螺丝钉，一个小小的零件而已，你啥时候见过展览螺丝钉的画展？

抓脸VS打耳光

柏杨先生认为“女孩子打臭男人的胡子脸，完全是西洋人文化”，中国女人擅长的是抓脸。若说中国男人带着满脸的胶带去上班，一见同事就拿手遮脸并撒谎说自己得了眼病怕见光，一度可算中国特色的话，那“抓脸”也在多数人印象中与泼妇画了等号。有趣的是，这类所谓泼妇，和善时也可以任劳任怨、当牛做马，省下每一口肉给老公给娃，一分钱掰成四半花，用尽全副精力地投入，要求的回报是百分之二百五的忠诚。她们一旦发现老公在外面有风吹草动，动辄扑上去抓几下、留下点纪念，乃至鱼死网破，跑到单位闹也不稀奇，状告领导，掘地三尺，找那“小骚货”“小狐狸精”。

“抓脸”显示的是一种近身的纠缠、撕扯，披头散发的样子，抓了扯了，明明占了上风，却一会儿又要上吊，又要跳井，嘴里喊着“我要跟你拼命”“有种就打死我”，明为示弱，实际上是要挟和得意，因为一般人都没那“种”。相对来说，打耳光是一个男性化的姿势，首先从站立而不是拦腰抱住男人或抓扯男人衣服这一姿态和两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表明的是一种具有平等意味的对峙。其次，从“打耳光”动作的拆解来看，伸手——打——收手，三个动词，干脆利落，一点也没有“抓脸”的拖泥带水和虚张声势。

都是女人打男人，都是对着脸“施暴”，但方式不同，折射出的男人的境遇也大不一样。如果男人顶着一脸的抓痕去上班，人家的议论大约会集中到他老婆身上，结论是他老婆是一只母老虎。面对非同凡响的母老虎、母夜叉之类的“尤物”，人们有理由虽败犹荣，男人也因为把母老虎养在自己家不让她祸害别人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有权博得舆论的同情。

但要是男人当着众人的面被女人打了一记耳光，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一个男的被老婆在席间打耳光，说他从此抬不起头来，想必也不会太夸张。差别的关键就在于：“抓脸”是典型的女人方式，男人被女人用女人方式打，并不耻辱，好男不跟女斗嘛；而女人打男人耳光，是对男人的权力的僭越，男人自尊上的被冒犯感远远大于满脸的抓痕。所以，家有虎妻的男人不免有息事宁人又可笑的请求：当着人的面别打我就行。

柏杨先生说的“西洋人文化”，实际上是西方女性的独立意识。随着女性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工作能力的彰显，女性的“雄性化”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今天，在被渡边淳一称为“女性占绝对优势的时代”，环顾四周，男人大清早脸上贴创可贴的，确实已不如从前普遍，不说为男人福利着想，即便是为了和自己学习插花、练瑜伽、购物完毕在星巴克小坐片刻的一系列优雅主妇的形象配套，也不能轻易动用“抓”这种下等的手段。对于一个愤怒的女人来说，打耳光也实在是最佳选择，修长的手掌扬起，指尖带风，风到，耳光到，待男人反应过来，已双眼含泪转身飘走，留下一个刘胡兰一样宁死不屈的节操背影。

真的，这种情形，作为男人，你要是摸着自己的脸，白痴一样问“为什么打我”，就显得非常没面子，可你要是还手了，也未见得能挽回面子。挨过的耳光已不再是重点，关键是有女人敢这样对你！所以，对于男人来说，挨耳光之后怎样还能挽留住面子，这实在是一门学问，需要好好琢磨。

或许，自我解嘲是最佳途径。自我解嘲的核心就是：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演到逼真。这一招是所谓坏男人之“坏”的必要演技。像电影或MV里常见的桥段：女调酒师在吧台内工作，男人食指朝调酒师勾了勾，意思是跟你说句悄悄话，女孩当真朝前倾，男人快速在她的面颊亲了一下。身为调酒师的这个年轻女孩风情万种地从吧台走出，到男人面前，脸上也是一副半是调笑半是“嘿，我说老兄……”的吊儿郎当，然后甩手给一耳光，再若无其事扭着小蛮腰，扭进吧台，接着做事。

当着周围人的面，“坏男人”嘴角向一边微微扬起，舌尖抵在牙齿，做出一副很是留恋女人指尖香气在自己脸上飘过的样子。或者也可像坏男人的经典代表楚留香，被女人打耳光后，还会温柔地凑上前询问：“亲，你的手打疼没？”

爱情与交通工具

马车时代著名的爱情戏，当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与莱昂在出租马车内的鬼混。莱昂强行把还在忸怩作态的爱玛推进马车，呵斥车夫快走，稍有停歇，车内就传出不耐烦的声音：“怎么不走呀！”于是人们看见一匹老马发情似的到处跑。

这一场景，据研究者分析，风格类似于一组电影镜头，这在福楼拜时代，算是很了不起的创新了。至于马车内发生了什么，似乎不费什么劲就能猜着。马车车窗色泽柔和的布帘子，从小窗帘后伸出的手，车轮碾在碎石路面的辘辘声……听上去很是罗曼蒂克。直到今天，这或许也还是我们对那个时代最浪漫的想象。

安娜·卡列尼娜与伏伦斯基在火车站相遇。两人打了个照面，伏伦斯基非常绅士地给安娜让路，但在擦肩而过时忍不住回头，恰巧安娜也在回望他。在这个瞬间的眼神交流中，故事在发生。火车带来的不只是出行效率的提高，还有人际关系的改变。如果没有火车，安娜与伏伦斯基的邂逅，或许只能安排在聚会。火车站放大了相遇的偶然性，关键的是，安娜悲剧的道德训诫，其辐射范围可通过火车站扩展到不同阶层。如果说马车里的爱情毕竟还是浪漫私密的，火车上的爱情则是对抗性质的，因为火车本身就是个微缩版的社会。

汽车的出现，也逐渐影响到人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以至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专门为汽车留出一个角落。他写道：“汽车提供了一种越轨的便利，一种男女可能发生亲热行为的私人空间。”汽车鼓励这种暗示和挑逗，孤男寡女待在一辆汽车，给人待在一间卧室的幻想。汽车内，人只能坐着或躺着，而不是走来走去，一会儿看看咖啡煮好没，一会儿站在窗前看风景。敞亮的空间分散人的注意力，逼窄车内，人们只能聊天，且眼神一不小心就会碰上，危险系数也实在是大。空间上的亲近感也使人产生心理上的亲密感，聊着聊着或许就觉得可以托付终身了。所以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会说：“美国大部分孩子是在福特T型轿车里怀上的。”

曾经以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为家、迷恋能将萨特送到自己身边来的火车的波伏瓦，在她与尼尔森·艾格林的“国际性艳遇”中，又情不自禁地赞叹飞机这个好东西。正是飞机把波伏瓦带到美国，让她认识了艾格林，也正是飞机，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时候心血来潮时，都可以见到对方。某种程度上，飞机助长了“偶然爱情”发生的概率。这究竟是安慰还是缺憾？且看阿兰·德波顿为我们分解的飞机时代的所谓缘分。

《爱情笔记》中，德波顿把概率引进“缘分”，计算“我”与克洛艾相遇的可能性，答案不容乐观，1/5840.82的可能性，而这仅仅是在同一架飞机上相遇的概率。飞机，不过是茫茫人海的一个旮旯。德波顿写道：“我们选择的伴侣必定在相遇的人当中，如果给予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航班、不同的时间或事件，那么我爱上的人可能不是克洛艾。”任何一点小差错，都可能导致1/5840.82的机会的丧失，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但德波顿得出的一个结论并不是那句沉闷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是现代人常自我解嘲的：我们爱上的不是某个人，而是爱上了爱情。“某个人”是变数，时间、地点、环境甚至心情，都会影响结果。爱情本身才是常量，我们注定会爱上一个人，爱上谁则是巧合。从这点看，伴随交通工具的发展，爱情的内容、形式乃至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

火车奸情

据说19世纪通奸史中最著名的奸情，发生在《包法利夫人》里。莱昂在租来的马车里，引诱了爱玛·包法利。人们不知道马车里在发生什么，只看见这辆“关得密不透风像一座坟墓，颠簸得像一艘海船”的马车，疯狂地在街上兜圈圈，直到“一只没戴手套的手从黄色的小窗帘下伸了出来”，像撒出被扯掉的花瓣一样，扔出一些身份不明的“碎纸片”。然后，一个戴着面纱的神秘女人从车上下来，头也不回地走掉。精明的人从中看出商机。《包法利夫人》出版后的一年内，出现了一种名叫“包法利”的马车，专供兜圈圈、颠簸，货真价实的移动情人旅馆。

据说福楼拜自己在巴黎也爱坐“门窗紧闭”的马车，但不是为了勾引谁，是为了避免被勾引——他当时的情人露易丝·科莱，明目张胆地在街头喝停马车，劫持走福楼拜。露易丝·科莱，这个当时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兼沙龙主持者、有点女权主义的女人，肯定干得出。但福楼拜的情史与马车无关，那种颠簸一次也没发生过，倒与火车关系重大。

福楼拜与露易丝·科莱的幽会模式是：“露易丝先恳求他，继而生气，再而威吓他；福楼拜勉为其难地做出让步，同意见面”。接着，福楼拜会向老母亲编个理由，说他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什么的，得到批准后，福楼拜从克鲁瓦塞，露易丝从巴黎，各自乘坐火车走一段，抵达中间地芒特，找间酒店，“度过一两个激情燃烧、海誓山盟的夜晚”。

要是没有火车会怎样？朱利安·巴恩斯写道：“他们得乘坐公共马车，或者乘坐轮船，他们相见时会疲惫不堪，也许还会很恼火。疲劳影响人的情欲。”

有学者认为，火车影响了人类的通奸史。福楼拜另一部小说《情感教育》中，青年弗雷德里克计划勾引阿尔努夫人时，也是坐火车前往的。不仅是从距离上创造了通奸的便利，火车的容量也让火车像一个微缩版的社会，各色人等杂陈，人际交往的旧有套路被颠覆。安娜·卡列尼娜下火车的空当儿，伏伦斯基迎面走来，他刚要上车。两人打了个照面，伏伦斯基非常绅士地给安娜让路，但在擦肩而过时忍不住回头，恰巧安娜也在回望他……于是，传说中天雷勾动地火的一见钟情发生了。火车扩大了相遇的偶然性，通奸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但福楼拜并不感谢火车带给他的这份福利，相反他十分讨厌火车，是那种浪漫主义者对技术的文化性反感：“在火车上坐了五分钟，我往往会厌烦得大叫起来。乘客以为那是一条没人管的狗；完全错了，那是福楼拜先生在叹息。”福楼拜先生叹息的是，火车给人进步的幻觉，却无助于人类道德的进步。火车时代的通奸和马车时代的通奸，实质内容最终都指向宽衣解带，没任何改变，但火车提高了通奸的效率，连爱玛从“包法利”马车上下来时戴的面纱也撕掉了。

汽车后座调情指南

电影《断背山》中，杰克在酒吧勾搭上女牛仔露琳。几杯黄汤下肚，看进对方眼里的目光也湿漉漉，于是水到渠成，该钻进汽车了。不管谁送谁，避开人群就行。路的尽头，一通幼雏从母鸟喉咙啄食般的饕餮热吻也是意料中事，直至杰克一仰身翻到汽车后座，露琳紧跟着扑过来，那宽衣解带的动作倒很有巾帼风范。不过重点是，汽车后座为两人提供了缱绻之地。

汽车的暧昧不言而喻，狭窄空间逼迫你与旁边的人亲近，稍稍斜个身、转个头，都难免身体碰触，即便那无辜的发丝，当它掠到另一个人脸上，也显得意味深长。火车是个微缩版的社会，相比之下，汽车则是随身携带的旅馆，能提升调情的效率。

因此，《20世纪思想史》中，有那么一个角落，散发着来自汽车后座的激素的气味。彼得·沃森写道：“汽车提供了一种越轨的便利，一种男女可能发生亲热行为的私人空间。”对这种“越轨的便利”，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想到了“播种与收获”。古老的“播种与收获”在斯坦贝克时代的版本为：战后美国父母们一面参加国家建设，一面在汽车后座忙里偷闲创造“婴儿潮”。而“婴儿潮”正好赶上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他们一长到被允许约会的年龄，就学他们爹妈钻进汽车后座。难怪斯坦贝克说：“美国大部分孩子是在福特T型轿车里怀上的，而在福特T型轿车出生的孩子也为数不少。”

前汽车时代的“轨”是怎样“越”的？至少得找一张床，一张不易被熟人撞见的床。显然，汽车省了这个麻烦。汽车提供的便利，很适合那种像打喷嚏般涌上来的即兴情怀。而这种时候，开门下车，走进旅馆，登记开房，沐浴刷牙，最后扭扭捏捏躺在床上品香槟……这个漫长的前戏，极可能因为服务员一个好奇的眼神或上帝的突然来访，而意兴阑珊，且不说对方狭窄的胸肌、肥硕的小腿，还有情话里赤裸裸的矫饰，都会在宽敞的旅馆房间被放大，倒人胃口。

心理学上，汽车本就有个不安分的角色：“汽车奔放、快速、坚硬，是穿梭在空间里形似阳具的东西。”所以，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明星画家塔玛拉的《绿色布加迪上的自画像》，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吹捧。因为画面中，她独自驾着一辆布加迪跑车，神情坚毅，仿佛开的不是汽车而是战斗机。这种挑衅显然使男人不那么受用，他们更喜欢塔玛拉慵懒地躺在汽车后座，眼神迷离，等着他前来安慰。

Part B　女人的正确打开方式

女汉子的肌肉与知性，

是一种进阶，

也是一种退路和补偿。

女汉子：第三种人类

肌肉和知性，是两种审美，看似对立，但在传说中的女汉子身上，倒也能完整地统一。这里的肌肉，不是“不要和有六块腹肌的人为伍，那样的人很可怕”中明明白白的块垒、凹凸，或者说不是真正充满阳刚气的肌肉，而是肌肉的一系列附加值，诸如健壮、结实，再到肌肉的隐喻，身体的能力、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向上又极为克制的个性等等。

所谓知性，我的理解，不是“有文化，有内涵，有修养”这种“三有”料理的鸡汤。女汉子的知性，应该更接近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是靠对生活持久的洞察和自省，终于收获的那份心智上的成熟、平和的嘉奖，更主要的，源于一种专业的职业技能对自身性格的打磨和塑造。

对，就像电影《地心引力》里的女主角所代表的一类女汉子——生物医学专家莱恩·斯道姆。像她的同伴所说：“谁会给女孩起‘莱恩’这样的名字？”莱恩说她父母希望她是个男孩。《地心引力》讲述的是太空灾难中一个人的求生——女汉子莱恩的求生。作为任务专家，性别差异在狭窄的太空舱里遭到最大的忽略，或者说被刻意抹杀的其实只是女性性别。

莱恩从宇航服里钻出来，身着紧身短袖、黑色小短裤，从小腹到脖颈，一律平滑、紧致，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不是亚洲人迷恋的那种柔弱的白皙。小短裤下的大腿是给了特写的，健壮、充满力量，能让人感觉到，这样的腿和脚，换在另一个电影场景，是会毫不犹豫踢向男性对手的裆部的。电影最后一个场景，莱恩回到地球，深情地用她有力的手抓起一把泥土凑在鼻子前嗅。这种“人类情怀”的表达，从前都是男性英雄的特权，现在悄悄移植到女汉子身上。

在相亲节目中出现个把女博士，主持人都要对男嘉宾特别介绍，调侃女博士有风险、靠近须谨慎时，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审美，却已转向了女科学家、女博士、女生物学家、女考古学家这类女汉子。她们发型简单，身穿男性化的短裤、短靴、格子衬衫，纽扣扣到第三颗，奔跑起来，手臂的摆动极其果敢、专业，似乎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人们才发现她们的身材其实还特别火辣。

但这种火辣早已不同于提香的土耳其后宫床榻上的维纳斯那样软绵绵、慵懒的诱惑，和风行的女特工、女杀手也不一样，后者身手矫健，但基本属于没文化的一群人，杀人越货有一套，但这种天网恢恢往往却能逃脱的戏剧性，毕竟离现实生活太远。再说，她们周身的那种僭越社会秩序的对抗性，太过简单粗暴，挑逗意味也就分外明显，终了，还是欲望投射的对象。

女汉子们的身体也带着对抗性，这种对抗，是对所有女性预设处境中应该有的言行举止的不动声色的反对，但却连对抗的宣言和姿势都没有，即使是女杀手、女刺客，还能在历史、神话中找到文化原型，唯独女汉子们，好像意外地从不属于这个强大的女性传统，又似乎因了时代的缘故，她们身上聚集了一些崭新的东西，所以有人将女汉子列为男人、女人外的第三种人类。

不会卖弄风骚，不会在浴室帘子被无意掀开那一刻惊慌地想要遮这遮那，就事论事，不过多纠结、沉溺于情绪，上一刻还伏在情人肩膀上告诉他“这是我一生最美妙的时刻”，下一分钟，在谈判桌前应对自如。你可以说，这是职业训练和日常工作的严谨带来的务实精神的体现，区别于惯常的女性气质，也和女性杂志不厌其烦强调的女性该怎样在职场保持优雅、有人情味不同，甚至“优雅”都不是她们在意的事。

所以，女汉子或许是在这个女性风头正劲的时代，审美体验的新开发。无论肌肉还是知性，都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和意志力有关，更和自我实现有关。相对于主流的、男性目光下的女性审美，女汉子的肌肉与知性，是一种进阶，也是一种退路和补偿。归根结底，女汉子们也有其性感之处，只不过这种性感与身体关系不大，而是来自职业状态的那份专注力。

对，她们令人着迷之处就在于她们的专注。和显示“人类情怀”一样，“专注力”这份赞叹曾经也是男性独有，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专注的男人最性感”。这也说明，最高级别的性感，往往是雌雄同体的。

亚当的原配

最早的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或许该是亚当之妻莉莉丝，她是亚当的结发妻。大家所熟悉的夏娃，原来是亚当的第二任老婆。

《塔木德》里记录了这么个有趣故事：新婚之夜，亚当和莉莉丝小两口为该摆怎样的姿势发生了争执，亚当认为自己是男人，而且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当然应该处在支配地位。但莉莉丝不干了，想必开天辟地之初，还没有确立男尊女卑的规矩，也没有习俗、宗教来约束卧室那些事。总之，两人没有达成协议，莉莉丝一气之下施展魔法飞走了。之后莉莉丝性情大变，或者该说是原形毕露，她招惹了许多男人，生了许多孩子。在忙自己事的同时，她还爱管闲事，最喜欢搞的恶作剧是偷袭那些做爱姿势在她看来“不适当”的夫妻，而且还折腾正在分娩的妇女，掳走她们的孩子，还变化成妖怪，骚扰被赶出伊甸园没有上帝保护的亚当和夏娃的生活。

在传说里，莉莉丝不属于人类，她精力旺盛，风流放荡，为所欲为，据传是一个类似吸血鬼的生物——因为在吸血鬼神话里，女吸血鬼最爱折腾也最经得起折腾。吉卜赛人的神话里，认为只要女吸血鬼愿意，她可以摆脱披星戴月、昼伏夜出的非正常生活，和平凡人类结为夫妻，“只是这样会耗损男人的精力直到对方死亡”。其他国家的吸血鬼传说也有类似的故事核心。常见套路是：某个女人的丈夫婚后不久，就不明不白地逐渐消瘦、孱弱，最后不得不死去。紧接着，第二任、第三任丈夫同样如此。直到最后一任聪明的丈夫，假装喝了妻子给他准备的下了迷药的茶，假装睡着，才发现这个妻子半夜不睡觉捧着他的手像我们吸骨油一样吮吸他的血……

血是生命之本，妻子吸丈夫的血，就是吸人精气。这么说来，欧洲的女吸血鬼和中国女鬼就有一个共同点：凡与她们交往的男人，无一不是逐渐地衰弱直至翘辫子。有人将之归结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滋补观念，女鬼找男人就是为了“采阳补阴”。《列异传》里不乏这类故事：女鬼与男子交往，渐渐地，她的白骨上开始长了皮肉，时间愈长，肉长得愈多，而男人则慢慢只剩下骨头。《聊斋志异》卷二《莲香》中，女鬼莲香也称有一类“采补者流”嗜吸男子精气，“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断无不害人之鬼，以阴气盛也”。

滋补说或可认为是男人对其性别的自鸣得意，其实，无论欧洲女吸血鬼，还是中国女鬼，神话内涵似乎更在说教，告诫男人，珍爱生命远离不本分女人。说到底，是对莉莉丝这类女人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绪使然，因为她不按常理出牌，像乔林·J所说，她“之所以令人不安就在于她是雌雄同体的……她没有对所谓‘永恒的女性’含蓄、微妙、神秘性的嗜好，她蔑视代替别人，过那种被视为适宜妇女过的生活”。

女神的阶级成分

中国古代神话中公认的女神有四个：洛神，巫山神女，湘夫人姊妹。不同于西方神话中那些爱裸奔的女神，中国女神都穿戴整齐且雍容华贵，如曹植形容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但别小瞧这些被张爱玲称为“不过是古装美女”的女神，看着弱不禁风、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女神一号：洛水女神。上古大神伏羲的小女儿，在洛河戏水，掉进河水深处却没能遇到好心人搭救，结果溺毙，化为女神。她不像炎帝的小女儿精卫，淹死后变成厉鸟，衔石填海，沉浸在破坏自然生态的乐趣中。洛神有她的事业，像是为了弥补小小年纪就死掉的损失，她专门勾引男人。洛神招惹过的男人无穷多，鼎鼎大名的就有好几个：一心想射太阳的后羿，屈原，曹植。

女神二号：巫山神女。据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女神”。她是炎帝的三女儿，原名瑶姬，年纪轻轻便得病夭折，葬于巫山南坡，于是被称为巫山神女。与这位神女有染的著名男人，当然就是楚怀王父子了。楚怀王出游巫峡，神女前来挑逗，两人共赴巫山，楚怀王为纪念这次艳遇，在两人云雨之地修了个“朝云观”。若干年后，楚怀王儿子顷襄王到此一游，又被神女偷袭，顷襄王和他老爸一样兴奋，召来御用诗人宋玉，写下《高唐赋》，以资怀念。

女神三号和四号统称“湘夫人”。湘夫人是其死后的名字，她们生前就已经很出名，叫娥皇、女英，是尧帝的女儿、舜帝的爱妃。娥皇、女英生前是贞节、爱情的化身，没想到死于湘水后，姐妹俩性情大变，苦尽甘来，玉女熬成欲女。像西方神话中用歌声蛊惑水手的塞壬，湘夫人经常在湘水出没，呼风唤雨，掀起“情色风暴”，袭击过往船只，据说还整过秦始皇，气得这位始皇帝要砍光湘水四周的树木。但屈原对姐妹俩倾心之至，在《九歌》中不断为她们点赞。

这些主管某条河、某座山的女神，似乎脾气都不好，到处寻找发泻自己情欲的药，但对药渣的态度一点也算不上仁慈，而且经常偷袭，来无影去无踪，霸王硬上弓。说起来，她们的行径和动不动就跳进书生窗户巧取豪夺的狐狸精没什么区别嘛，但为什么历史给她们的待遇就差别那么大呢？女神的情欲天经地义，以屈原为首的一票诗人不断写诗意淫，渴望她们的突袭，这意淫还就流传千古了。而“狐狸精”，试着念出这个词，你会发现自己已从刚才念“女神”时两眼放光的神往中，自动切换成咬牙切齿、大义凛然的表情，尽管在心里也许阴暗地期待着某个狐狸精华丽登场，在通往药渣的路上祝你一臂之力。

历史待遇迥异的原因不复杂——身世。从洛水女神到湘夫人，不是伏羲之女，就是炎帝、尧帝之女，一等一的名门之后，血统神性且高贵。她们生前身后都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周旋于各种大人物之间，不是神仙就是皇帝，再不济也是屈原这样的贵族。再看狐狸精呢，唉，真是不忍心比较，阶级成分完全没有可比性。来路不明，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天上的神仙、地上的人类都不能容忍，还要受到人类的朋友猪八戒这样的猪的欺负，只能在荒郊野外苟活，流窜作案，逮着一个算一个。这袭击对象的身份吧，哪能和楚怀王之流比，只能是普通人级别的劳苦大众，范进这样的穷苦读书人。

人类对飞向来都充满梦想，天上的事物总让我们迷恋、敬仰，而且我们都认为天上飞的好过地上走的爬的，连空姐的待遇都大大好过汽车售票员。无疑，女神这些仙界名媛，比人类高贵许多，更别提狐狸精这种地上的动物。所以，地上走的爬的，都要千方百计与天上攀上一点关系，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屈原渴望与洛神、湘夫人神交，无非是想借此沾点仙气，证明自己比楚国那帮肉眼凡胎的孙子高贵。而《西游记》中的金鼻白毛老鼠精，想办法认了托塔李天王为干爹，还把他的牌位供着，以备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我干爹是托塔李天王”，一般妖精、小仙总是认账的，除了孙悟空这种不懂体制规矩的异类。

暧昧这种诚意

暧昧是个难界定却有意思的词，不像调情，不管是逢场作戏还是假戏真做，调情至少还有实的成分。暧昧，介于有和无之间，偏向无，但又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无”。这个无，有点像中国画中虚实关系的“虚”、计白当黑的“白”，明明什么也没做，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所以，暧昧才是个有意思的词。

女人似乎更擅长玩这个游戏，或许是因为男人更愿意配合。凡女人扎堆的地方，也总会冒出这样一个佼佼者，她们把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结论是没啥特别的嘛，但她就是能和周围的男人打成一片。有事需要帮忙，到人家办公室坐一坐、喝喝茶，问题就解决了。需要使唤人跑个腿，处于她的男人帮金字塔底端的男人，也屁颠屁颠跑得乐呵。你说他在犯贱，他自己却觉得，作为一枚螺丝钉，终于发挥了光和热。和一堆男人坐一块儿喝酒喝茶，她不别扭，还能处处招呼到，还能让每个男人都觉得，嘿，她对自己有意思，还能让每个都这么认为的男人之间不发生龃龉。哇，这实在是项本领。唐僧当年要是聘一个有这本事的女人做外交，取经路上就会少打很多架，不过也可能，唐僧自己也不愿继续取经了。

这类女人的角色有点像老板娘，但显然社会地位比后者高。老板娘属于江湖，游刃有余的前提是荤素都得接着。这类女人除了好看，通常会有点才华，但不高，也不必高，这才华既能让她应和男人，又不让他感觉到威胁，还能让他觉得如果在她面前喷黄段子自己也觉掉份，就像穿了双有洞的袜子进装潢精致的榻榻米房间。

这类女人，在很早的过去，能发挥她们这种才能的职业或许只有高级艺妓。在近代，有个很时尚很正派的名字——沙龙主人。十八九世纪的欧洲贵妇，动不动爱弄个艺术沙龙，就靠这种风生水起的暧昧才能，收藏各种大腕艺术家。人们常提起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还时不时会引发我们对她整个时代的间歇性意淫。在现代，各种徽因摇身变成了职场精英。

女权主义者不可爱，她们老要求和男人平等，而且这要求的提出是声色俱厉的，好像要他为历史也为性别差异负责。男人有点无辜也有点愤慨，他们不介意和女人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但女人也要表示合作诚意，那诚意不是投怀送抱不是以身相许，有时仅仅是：暧昧。

老板娘

老板娘，给人的印象是碎嘴的，泼辣的，爱拿眼角瞟人，爱阴阳怪气地说话，爱一本正经地扭腰，尽管腰已有一点像水桶。从姑娘熬到老板娘，岁月悠长，所以老板娘通常也是半老徐娘。那风韵自然不是“天然一段”，是后天修炼的，通晓人情世故，尤其“男女事故”。

仗着年龄和见过世面，倚老卖老、装嫩装无辜是老板娘的特权。自作聪明时，就小范围兴风起浪。不成功却也不准备成仁，赶紧示弱，嗔怪地吹吹耳风“人家只是一个女人嘛”。但这个女人不简单，仅扶着桌子坐下这个动作，就有十八般狐媚招式，叉腰虎脸恶狠狠骂你“生个儿子没屁眼”时，戳着你鼻尖的手翘的却是正宗的梅派兰花指。有时，老板娘这个称谓，还能唤起你我久远的阶级情绪，譬如当你想到“万恶的旧社会”商号里的老板娘，嗑着瓜子，趁小长工走过，踢一下他肉嘟嘟的屁股墩……

风情似乎是老板娘这一行当的职业素质，尤其是老板娘没老板时。风情属于交易的一部分，能插科打诨荤素不忌，也能顾盼之间若即若离，是酒水附赠的超值大礼包。《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流星蝴蝶剑》里的快活林老板娘高老大，都是熟谙潜规则、总在潜与被潜之间游刃有余的一等一的高手。

即使是孙二娘，说是母夜叉，常规印象中，好像臂膀是滚圆的，屁股是箩筐加下垂的，动不动还如周星驰电影《功夫》里的那个包租婆叼个大烟斗，实则却也是“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你没想到吧，当她在厨房重地“庖丁解人”生产问题食品人肉叉烧包时，光着白花花的膀子，身上罩的就是这一件桃红色肚兜。

但这类老板娘，总的来说，属于我们的“江湖”想象，基本秉承“来自现实，但超越现实”的原则。就像我们想象李莫愁、白发魔女恋恋不忘某个负心男人，想象柳如是、苏小小、董小宛虽然卖艺也卖身，却也有风尘之外的纯净。明明只是怨妇、妓女、老板娘，调和进一些文艺腔，人物形象因此饱含戏剧冲突，观赏性也就随之而来。

现实中的老板娘形象或更趋于《武林外传》中的佟掌柜。没有狐媚的眼风，没有深藏不露的武功，周围也没有那些黑恶势力撑腰，佟掌柜解除了附着在老板娘身上的神话（要不怎么说是“外传”呢），陕西方言让她更有亲和力和烟火气。如果说前一类老板娘是这一行当的CEO级别，那佟掌柜则更像一道家常菜。

若说金镶玉、高老大之流的生意目标是“男人”，佟掌柜式的老板娘的服务目标则为“来的都是客”，她们的角色也因此在闺密、严母、女孩之间转换。她们时而夸张地赞叹：“呦，瞧你这小身板。”时而故作严厉，痛心疾首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因为你们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假若给她一个章，她会统统盖上“不合格”。若拾到你落下的手机，她还会双手合十在胸前一拍，娇嗔讨好“是不是该奖励呀”……结局是：被服务的人被她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花几百上千莫名其妙地办了张卡，出门以后陡然清醒。但，你只得祈祷，这一次，千万别再人去楼空，无缘无故地倒闭。

寡妇与洁癖

元代倪瓒有洁癖。在技术欠发达时代，想要维持洁癖的境界，着实不是件容易事，倪瓒若生在今天，一定会全身心拥抱马桶文明。但在几百年前，他也只能凭他自己的财力和想象力，搞些小名堂了。倪瓒的卫生设施为：“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傍，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这似乎有些过分，去一回厕所，要高楼、鹅毛，最重要的，还得一个唇红齿白的童子提着撮箕在旁候着，实在是暴殄天物。

倪瓒的洁癖段位很高，是个特例，不足为意。不过，人类似乎有洁癖的集体趋向，借用一句无处不在的套话，“纵观历史长河”，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也是人类把自己弄得越来越干净的时代。从根本上说，充满技术意味的洁癖其实是反自然的行为。人类离自然愈远，离自我的精神就会愈近，甚至物质上的洁癖也会渗透到精神，比如那位圣母马利亚，都做了耶稣他娘，还说是个处女。而中国古代从《诗经》未经雕琢的男欢女爱，到后来理学家严厉斥责的男女授受不亲，仿佛一个拳头越捏越紧。

中国古代社会对寡妇的态度，是古人精神洁癖的极致体现，最著名的莫过于道学家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还有那个小时候拿石头砸缸长大了拿理论砸人的司马光，建议寡妇被男人碰了手臂，就应该三下五除二把那只手臂给卸下来，好像那就跟剔掉一根烦人的倒刺一样简单。能够矢志不渝将贞节坚持到底的寡妇，是受万人景仰的，确定她的贞节能得一百分，会修牌坊，还会受领导接见，做巡回演讲等等，也算是个名人了。但那名来得实在是太晚了，通常要折腾一辈子，才能在老年换一点喝彩。这跟宗教有相似性质，幸福在来生，这一世就别指望了，安心待着吧。

寡妇和吃斋念佛的老和尚，这两类人是最有可能接近道德的纯净境界的，人们对他们抱有期望。但相比之下，古人待寡妇更为严格。没人监督和尚们每日是否敲钟，毕竟他们的世界远离俗世，自成一体，形成一种保护。而寡妇的贞节不仅受到窥探，还得挑战诱惑，似乎贞节没什么了不起，而见过大风大浪兀自岿然不动的贞节才值得称道。这种暧昧，也让人回味。

那些刚刚丧夫还颇有韵致的寡妇，人们通常不直接叫她们寡妇，而要加一个形容词——小。小寡妇。一个“小”字勾勒出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小模样，使人忍不住想借她们一个肩膀。不难想象一个男人说出这个词时脸上闪现的若有若无的掂量。

寡妇给人无穷想象，小寡妇尤其提神，因为她没了主人。在妻子属于丈夫私有财产的时代，不再有个丈夫挡在她面前宣布她归他所有的寡妇，简直就像路旁掉的一锭白花花的银子，谁都想染指，且在理论上说，谁都有染指的可能性。所以寡妇总能勾起无数幻想。而她不属于任何男人的事实本身，又暗示她身份的不确定，这更会让人放不下。一旦寡妇从“小寡妇”上升为“风流寡妇”，就没意思了，她的身份明确，留给人想象的空间日渐逼仄，最终也无趣了。

寡妇终究被选中，来承担时人洁癖意义上的道德诉求。倘若“干净”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一个道学家站出来为终身不嫁的女人鼓掌，反而倾向于已被“玷污”的寡妇呢？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寡妇的意志、胆量、自我牺牲等品质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期望和表彰，潜台词不过是“女人确实需要男人”。“终身不嫁”意味着女人对男人的彻底反叛，这叫他们的自尊如何受得了！

未经打开的人生

杜拉斯的文字质感与尤瑟纳尔有相似之处，尽管一个偏爱短句，一个热衷长句，其中的欲望气息却一览无余。

即便只是一架19世纪的床栏，尤瑟纳尔也渲染得暧昧婉转：“床边围着精致的栏杆，沾染过新婚之夜破苞的鲜血、分娩的恶露和临终的汗渍……”

而在《巨蟒》里，杜拉斯更是旗帜鲜明：“从巴尔贝小姐身上，发出一股很难闻的味道。这股臭气在整幢楼里飘荡，隐藏于浸没着她的、从衣橱中散发出来的石竹花的芳香之中……”这难闻的味道是什么？是贞操过了保鲜期、变质的气味。杜拉斯将巨蟒吞食活鸡与巴尔贝的命运联系起来，你说它残酷也好，然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活鸡注定要被吞噬，巨蟒也注定成为“活鸡”命运的揭示者。巴尔贝的悲剧在于，她躲避了自然法则，她错过了“让人揭开自己的秘密”的机会，她的童贞搁浅太久，散发出的气味，就像成年累月没晒过的被子底下那股老朽的溽热。

欧洲似乎盛产老处女，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以至有阴谋论者认为她根本就不是女人，而是“男扮女装”。达尔文的第四个女儿也叫伊丽莎白，也从未结过婚，连同达尔文的二姐及其他几个女性亲戚，仅达尔文家族的未婚女性就有五个之多。以此类推，整个欧洲老处女的数目就很可观了。

一个一辈子都不结婚又不外出工作的女人，想必都有一笔年金，用以度日，但肯定不会很多，或者仅够基本生活，比起结婚女性的物质条件，还是捉襟见肘。因此，无力独自支撑房租和雇用仆人等日常生活用度的未婚女人，许多时候，会选择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某一亲戚的家庭接纳她。作为回报，她通常会负责管家的工作。

但物质的匮乏或许还在其次，年近古稀时，最令人唏嘘的是晚景孤独。达尔文的姨妈为自己晚年做的安排之一，便是特意搬到达尔文的住宅附近，为的是能够经常到这个孩子多的家庭走动，沾点烟火气。多丽丝·莱辛在盛年时期，已不能理解老处女的像闹鬼的古屋一般凄凉的晚年生活。因此，回忆录《影中漫步》中，当她被邀去黛西姨妈家做客时，她感觉“进入到了一个不同于外面喧闹特质的世界”，坟墓一般的寂静，“当你按门铃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如幽灵般地进入警备状态准备和这个入侵者进行交涉”。

这些老处女的日常生活，当然不会是杜拉斯笔下的巴尔贝小姐，每周日都在镜子面前遗憾地展示自己枯萎的处子身。她们大多谨小慎微，中规中矩，或许还多少嵌着一点没有依靠的人所特有的低声下气。

黛西姨妈将自己大部分时间耗在做饭和做家务上，家具每天被手摩挲得发亮，菜肴精致劳神，是努力花少量的钱来维护自己中产阶级体面的绝佳体现。十二点半午餐，下午四点吃茶点。唯一的社交和消遣，是在主的名义下，偶尔带着自制小蛋糕和甜品出外拜访穷人。尤瑟纳尔的让娜姨妈腿有残疾，没指望能把自己嫁出去。在路易丝大道附近的新家里，尤瑟纳尔描述她的日常生活：“只有每天早上徒步到卡尔梅斯教堂去听弥撒才离开这张椅子，这样她一次就完成了祈祷活动和养生的锻炼。”其余时间，让娜就住在安乐椅上。

与尤瑟纳尔和杜拉斯的气质都不同，伍尔夫周身弥漫着清教徒式的萧瑟。她以她特有的方式凝视过一个老处女的命运。《岁月》的主角埃丽诺为——父母、弟妹牺牲一生的帕吉特家的大女儿，大约使伍尔夫想起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斯特拉的短暂一生。作为长女，母亲病逝后，斯特拉担负起照顾家人的责任，两次拒绝恋人的求婚。这想必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多子女大家庭中长女通常的命运。对埃丽诺未经打开的人生，伍尔夫做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试探。当有人称赞埃丽诺眼睛好看，“她用一张报纸把脸遮住，好遮掩心里的喜悦”。当她遇到的“我喜欢与之结婚的男人”已成了别人的丈夫，而且比她年轻很多，“一时间，她怨恨起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无常，因为它们把她扫地出门了”。

住在沙发和床上的祖母

《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的祖母“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张沙发上度过的，拿把象牙扇子给自己扇，手边总有一盒糖球或一杯杏仁露”。吃糖球、摇扇子，这还不是沙发生活的全部，她“还有一把镜子，每隔个把小时总要用一个很大的粉红色粉扑重新往脸上扑粉”。

帕慕克的祖母更喜欢待在床上。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写道：祖母“盖着厚重的被子，靠在一堆羽绒大枕头上”，在床上吃早餐，吃“煮得很嫩的蛋、羊奶酪和烤面包”，在床上接受外出上班或上学的晚辈们的问候，接待来访客人。祖母的床也是家事监控中心。依靠梳妆镜的巧妙安置，祖母的目光沿着走廊一路看下去，“经过通道、玄关、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家里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不管进进出出送报纸、牛奶的人，偷懒的厨子，还是不愉快的斗嘴、挑拨是非的阴谋。

于是，在大师们的回忆中，这两位住在沙发和床上的祖母，很少出门、很少晒太阳，终年都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的，与其说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不如说是她们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化石。大约是像纳博科夫制作的蝴蝶标本，在固定位置以固定姿势，展示自己的有钱有势、雍容华贵。20世纪上半叶已步入老境的她们，作为贵族阶级的遗民，分属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贵族的标志就是悠闲，在乡间，有宅邸有庄园有佃户的请安，在城市，有一整幢公寓有夜夜的歌舞升平。

贵族阶层的女人，最爱得的病是心绞痛和偏头痛，夏日漫长的午后在卧室度过，百叶窗一定要拉上，只允许少许光斑随着窗外树影婆娑，在墙上摇曳。她们通常都有一个精力旺盛的丈夫，不然就没时间得慢性病，还有至少一个儿子，儿子巩固她们的家庭地位，还有一个忠诚的贴身女佣，负责报告家里一切动静，帮着监视丈夫的社交活动。

她们时时捧着心，皱着眉，一副逆来顺受的苦命样，神经却跟雷达一样灵敏，想象力相当丰富，往往伴有幻想症。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弱，整天有各种补品养着，能弱到哪儿去呢？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纳博科夫的祖母喜欢敞开窗户睡觉，即便雪盖满了她的床，也休想把她冻醒。帕慕克的祖母是个大胖子，胖到穿紧身胸衣成了惨绝人寰的酷刑，为了避免那玩意儿的折腾，她绝少上街，“像是每40年发生一次”。

别以为两位大师在丑化自己的祖母，他们颁给她们的沙发或床，实际上是个荣誉称号。在君主专制时代，无论中外，无所事事和慢性病都是贵族象征，勤俭和好胃口反倒只是农民的习性。如果你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操心吃喝，摇摇铃还有人进来给你按摩，得，那你就小康了。而那些整天踢踢踏踏来回走动、身体健壮小姑娘小伙，则是“贱命一条”。蒲松龄形容手脚麻利的丫鬟：“把两根腿轮打开，欢欢的好似那马耍蹄、驴打槽，兵天嗑地的走上楼来。”是夸还是损，一眼可看出。

现在呢，时代不同了，贵族都上健身俱乐部，而那些爽快利落的大脚姑娘，没准还有大出息，至少，也会是个出色的业务员。

不纯粹放荡

据说亨利·詹姆斯至死都是一枚处男，和男人、女人都不保持密切交往。维特根斯坦一度定期召集自己的朋友，听他用“高亢清楚的声音诵读自己的罪”，其中一项罪是：多数人以为他是处男。“但他并不是——年轻时他和一个年轻女人发生过关系”。康德的一生，有过两次结婚的念头，但那只是“惊鸿两瞥”，在权衡自己的财产可否同时供养妻子和哲学后，他选择放弃婚姻。在情人要求结婚时，叔本华也反复考虑：她会不会影响到他搞哲学？似乎，学问和女人不可兼得。

和女人尽量少地打交道，乃至信奉禁欲主义，好像并不妨碍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协助了这类男性成其伟大的事业。福柯一生风流，崇尚各种性的“极限体验”，晚年却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赞美起禁欲主义。福柯认为：禁欲这种“自我择定的折磨”意味着“主体完成在其自身中正在进行的任务，以便成为他自身的主人”。当绝大多数人顺从自己的本能，禁欲主义就被赋予了贵族品质，一种类似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抵达的人格巅峰。

有趣的是，当这类男性哲学家有意识地禁欲，以演绎“天将降大任于”自己时，有一类女性艺术家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好像在无论精神还是身体被禁锢几千年以后，女性证明自己掌握自己命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做一个“坏”女人。伍尔夫（此人喜欢文字调情）、尤瑟纳尔、苏珊·桑塔格、麦卡勒斯、波伏瓦……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

波伏瓦，传记作者称：“从青春期起，西蒙娜的性欲就处于休眠状态”，其实那时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姑娘，会为获得教师资格证拼命读书，会听母亲的话去打网球为的是能有机会认识同一阶层的男性。但想要人生有一番作为的波伏瓦，觉得自己太守规矩了，于是撞进酒吧，像上擂台的拳手，给自己灌很多酒壮胆，再挨挨擦擦地去蹭人，假装老练去勾搭人，可一旦上钩者死皮赖脸，她又会生硬地摆出中产阶级的贞节和尊严。

“坏”女人也不是人人可做的，做坏女人也得有天赋。比如萨特的另一个也叫西蒙娜的情人，这个女人喜欢在妓院过夜，喜欢除了斗篷啥都不穿，喜欢斗篷也不穿就光着身子为来客念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比如“性感女神”珍妮丝·乔普林，传记作者说她与一个陌生男人擦肩而过，单凭扭动腰肢，就能噼里啪啦放电不止，让男人准确捕捉到她传达的信息——这个难度系数对波伏瓦一类的女学者来说，有点大。后者的天赋不是放荡，是思考，她们一边放荡着，一边从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生物学、宇宙学等角度来观察、思考放荡。这有点像阿兰·德波顿在《爱情笔记》里描述的。男主人公一边与女友在床上颠鸾倒凤，一边从镜子里观察。结论是：不纯粹放荡，当然会走神。

荡妇无敌

苏小小、董小宛、柳如是、薛涛等，都是古代一等一的高级交际花。她们之所以千百年来都为人记忆，因为她们不仅擅长交际，还是能“为你写诗”的交际花。

今人一定非常缅怀那些连妓女都非常有文化的年代，但不管她们吟诗、唱歌、喝酒、辩论的技艺如何超群，妓女的本职工作还是在床上，除非她是“门萨的娼妓”，只陪聊文学评论。苏小小之流最大的功绩是给欲望穿了个马甲。引用乔治·巴塔耶说过的为数不多我能读懂的一句话：“淫秽本身不过是自然的兽性，对这种兽性的厌恶造就了我们人类。”明明本质一样，动物简单粗暴，人类爱拐弯抹角。

宋代有部小说《甘棠遗事》，里面一个叫温琬的妓女，为母所迫，“流为娼”，但她出淤泥而不染，工作之余苦读不辍，钻研圣人的书，还与访客交流读书心得，每“遇士夫缙绅，则书《孟子》以寄其志”，有文化或自诩有文化的嫖客就爱去照顾她的生意。讨论《孟子》成了前戏，让人想起“有教养的英国人”吃豌豆：“用刀来使豌豆略微挤扁推到叉背上，而将前面刺上的两三颗豌豆挡住叉背上的豌豆不至于下滑。”——看着都觉得作。

但文明就是这么来的，即便青楼，也要用文化包装，曰：青楼文化。文明创造意义，创造内涵，也创造秩序。也有一类女人的欲望生来就不受秩序约束，简单粗暴，没有那么多花招。像《红楼梦》里的多姑娘，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以放荡为己任。《百年孤独》里那个用纸牌算命的皮拉·苔列娜，忠实于纸牌暗示的自己的命运：“有各式各样的男人来找她，高的和矮的、金发的和黑发的；有的从陆上来，有的从海上来；有的过三天来，有的过三个月来，有的过三年来……”这类女人是女版的卡萨诺瓦，天生的荡妇，拥有张爱玲所赞叹为“这才是女神”的西方神话里的地母的气质。

人们怀念的那些连妓女也要被塑造成大家闺秀的时代，或许归根于男权畏惧荡妇之荡的杀伤力，刻意要去改造。像乔林·J所说：她“之所以令人不安就在于她是雌雄同体的……她没有对所谓‘永恒的女性’含蓄、微妙、神秘性的嗜好，她蔑视代替别人，过那种被视为适宜妇女过的生活”。一直主宰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男权，怕的倒不是赫赫有名的欲望大使潘金莲式的放荡，她床头床尾琢磨的还是自己的实在利益，到底是有所求；无所求只为享受放荡的放荡，才是他们难以掌控的。

白发魔女的魔戒

很多年前看武侠电视剧《白发魔女传》，有个情节一直印象深刻。第一代白发魔女，也就是三个白发女人中的老大，在她还是一头乌发简直可以为洗发水打广告的年轻时代，因所谓的江湖恩怨，在与男友的对峙交锋中，被男友一剑刺中她的肩胛。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胸前的白色衣襟，她看着那片黏稠的暗红血液，仰面朝天，号叫，声音听起来仿佛来自地狱。由剑尖的力的惯性，她在空中呈360度地旋转，在衣襟、长发都飞起来的唯美画面的慢镜头中，垂至腰际的青丝，慢慢变白，到她落到地上，通体都是白色的了。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和头发变白的转瞬，她彰显了那种爱的力度和狂野，让人震撼，也使人不安。

武侠小说中常会出现这类爱得很用力恨得也很用力、具有毁灭气质的女人，家喻户晓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金庸笔下的李莫愁了。她们是山间的野百合，身上有种没有被驯服的野性的生命力，但她们不会柔媚且谄媚地要求“野百合也有春天”，她们会说：我要我的春天。而一旦“春天”离她们而去，遭遇背叛的耻辱与伤恸，会条件性地反弹到另一个极端。其反弹程度，取决于她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的硬度。

这类拥有天蝎气质的女人的原型，或可追溯到古希腊神话的美狄亚。美狄亚遭伊阿宋抛弃，所激起的愤怒甚至不惜以孩子作为复仇的对象，因为她要折磨伊阿宋的良知，其狂暴正应了那句西谚，“地狱没有比被蔑视的女人更猛烈的怒火”。狠狠爱，也狠狠恨。恨得彻骨，那是因为爱得彻骨。当然，这样的女人，永远只能停留在审美欣赏上，无论生在哪个时代，她都将水土不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类女人，无论是美狄亚、白发魔女，还是李莫愁，仔细想来，都是男性对女性的视角。经过其反复书写，她们也逐渐地成为一个文学类型，就像男女关系史离不开许仙这样阴柔、绵软的男子一样，这些刚烈的女子也兀自撑持了自己的舞台。但，既然她们有这么大的杀伤力，为什么男人们还前赴后继，热衷于塑造打磨呢？又为什么大众接受起这些行为极端的女人，毫无障碍呢？即便美狄亚令人发指的杀子复仇，李莫愁令人发指的蛇蝎。哦，对了，男人们在让笔下的白发魔女们像脱缰的野马去爱去恨时，其实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魔戒，这个魔戒的潜台词是忠贞，是她们离不开男人。

说到底，白发魔女不过是高规格的贞妇，在强悍跋扈的外在的掩饰下，弹唱的仍然是那曲老调、李莫愁的口头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女神的腋毛

世界名画《自由领导人民》是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创作的。画里面“头戴弗吉尼亚帽”、高举三色旗的半裸女人，据说象征了“一个体现民族理念”的自由女神。但一些批评家对德拉克洛瓦的表现方法并不买账，自由女神首先也是女神，他们说这个女人“丰乳健壮”，看起来很庸俗很低档，和传统的那类“处于一种有利于突出胸脯和大腿之间曲线的姿态中，双目紧闭或把头转向一边，佯装出一副懒散或酣睡的神态”的女神大不同，而且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是德拉克洛瓦以自由的名义让他的女神“腋窝里还长着毛”。

自古，女神都是不能长腋毛的。各种版本的爱神、花神、命运女神、林中各类仙女，无论是躺在富丽堂皇的床榻，还是在充满鬼魅气息的山野间游荡，还是在沐浴、梳妆，甚至当命运女神给路边的老乞丐施舍时，除了无一例外地裸露身体外，也都不忘把一只手臂高高扬起，慵懒地搁在脑后，确定无疑地呈现出那个干净、光洁的腋窝。以腋窝为起点，女神们“辉煌的躯体”都“被精心地除去了上面的毛”，玉雕似的光滑、白皙、丰满，似乎没有毛孔，不会出汗。欧洲宗教绘画中充斥着这种巴洛克风格的“学院式裸体”。

一方面是一丝不挂的丰腴胴体、以种种充满暗示的神态来魅惑的声色画境，另一方面，似乎以“神”性的名义、以她们没有正常人类身上那种毛烘烘的气息来警告你，这只是一些人体的幻象，让你幻想，然后又把这种幻想控制在黄线以外。维纳斯没有双臂，不影响世人对她的膜拜、意淫，想想吧，如果她腋窝里有一小撮毛的话……

腋毛及其他毛发，落实了身体的物质性存在，会让人念及汗液、眼屎、鼻涕之类的分泌物，更别说打屁、隔夜的口臭之类的尴尬了，无疑会使“不食人间烟火”大打折扣。麦克尤恩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讲的就是一根毛发毁掉“浪漫”爱情的故事。一对“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的情侣，“他们年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夜，都是处子身”，不难想象，一根意外出现且不知羞耻的毛发充当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新婚之夜的战战兢兢骤然滑向悲剧，让诸多努力功亏一篑。于是，这根毛发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小说史上最具新意的一根”。

所以，“除毛”即是消除身体物质性存在的必要步骤，“对人体所做的如此这般有序处理就保持了人体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控制的这样一种幻觉”。女神是只供意淫的，无论是宗教油画中的女神，还是现在提供给宅男的各类娱乐女神。或许只有像杨幂这类道行不高的小女神才会做脱毛剂广告。女神和脱毛剂，简直就是欲盖弥彰，有觉悟的女神，在荧幕上会远离脱毛剂。她们会传递这样一些信息：自己天生女神范儿，根本用不着脱毛剂。

绘画里的时尚女郎

19世纪有一个时期，法国印象画派除了热衷观察光线的颤动，也亦步亦趋地在自己作品中体现当下时尚，以至“各种主题和场景中衣着时尚的女子构成了印象派画家作品中现代都市生活的全部内容”。

埃德加·德加，他醉心的女帽主题，前后贯串其30年的创作思想。在德加看来，“女人每天都会更频繁地将许多显而易见的事物相互比较”。关键词在“显而易见”，或许各种款式的时尚女帽终究只充当了引子的角色，好比契诃夫戏剧中挂在墙上的枪。围绕着帽子，德加好奇和着迷的，是时尚女子沉湎在那些由男性看来“显而易见”的事物中的那种专注与狂热。

19世纪60年代，20多岁的克劳德·莫奈的一系列画作，如《花园里的女人们》《草地上的午餐》《绿衣女子》等，相比德加的帽子主题，倒是能提供更明晰的视角，供现代人观摩那个时代的时尚细节。但也因为年轻的莫奈过分关注“款式、质地和面料纯粹的魅力”，忽略了人物神情、姿态以及心理的刻画，使那些华美的服饰倒具有了波德莱尔一再强调的“生命力”，喧宾夺主，画中人物却沦为十足的衣服架子，违背了西方人物绘画一贯的精神内涵。

不管是德加、莫奈，还是雷诺阿、马奈等，生在同一个时代，难免会受到当时消费文化的影响，况且还有波德莱尔这个著名的浪荡子对时尚的鼓吹。波德莱尔批判当时沙龙画作中的人物身着“中世纪、文艺复兴或者东方的服饰”这一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认为现代画家应该成为女性时装的行家：“如果时装或服饰剪裁悄悄地变化，如果蝴蝶结和鬈发被帽章所取代，如果褶式软帽变大、发髻碎发一直垂到后颈部，这一切一定逃不过他如炬的目光，无论多远，他都能辨认出来。”

因此巴黎时尚女郎代替了传统人物绘画中“裸体或披着长袍的神话人物”，成为画家的新宠，巴黎女郎也一跃成为19世纪法国的“民族品牌”。所有这一切的潜移默化，才有20世纪初法国世博会出现的那座“位于35米高空、长5米”的巴黎女郎的雕像，她身着“当代时装”，傲视群雄，挺有君王的范儿，使人想起《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武则天的摩天雕像。只不过，她睥睨的是一个时尚帝国。

但所谓时尚，有人戏谑地将其概括在裙子的长短之间，裙子变短，那是因为过去它一直很长，反之亦然，其变化无常，没有规律可言，遑论哲学或历史背景。波德莱尔的时尚主张，作为一种绘画理论，其实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所以印象派之后的画家不再让巴黎女郎成为画作中心。至于普通人对时尚的态度，康德曾说，宁愿做一个懂时尚的傻瓜，也不做一个不懂时尚的傻瓜——反正都是傻瓜，你愿做哪一种，悉听尊便。

“美少年”进化之路

古希腊雕刻的造型艺术，造得如此之好，不仅仅是惹得有恋像癖好的人抱着维纳斯雕像意淫，不仅仅直接影响到西方油画的发展（想想油画中那些丰乳肥臀、体积感强烈的女神吧，似乎扑通一声落座男人膝盖，都能让两个可怜的膝盖骨折），也影响到女性审美标准。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地母，张爱玲说她是一个充满蓬勃欲望的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光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充满生殖气息。

其时，女人身体的肥硕，当然和久远的生殖崇拜紧密相关。在许多个世纪，生殖是女性唯一的事业，因此胯骨始终左右着女人的幸福指数。节食观念，从流行禁欲的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或许，狄更斯所迷恋的少女型妻子便是节食逐渐成为审美主旋律的产物。但“少女型”大行其道，与其说是女人讨好男人的新手法，不如说是女性开始出外谋生的结果。毕竟若做家庭教师、女管家的话，长得利索干练最好，没有丰乳肥臀好叫男主人挤眉弄眼、女主人日防夜防，是否更能愉快胜任呢？

劳伦斯将狄更斯的阿格妮丝比作但丁的比阿特丽斯，但两者他都不喜欢。少女型妻子，在劳伦斯看来，无疑是一种退化。劳伦斯痛恨长着“男孩屁股”的女人，他依然热爱传统中傻乎乎的对男人有求必应而且多产的地母型女人。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反复强调查泰莱夫人长着一副乡下女人的模样，欲望的化身，性感女神，不管是那肉嘟嘟的体形还是那肉嘟嘟的嘴。或许在他眼里，工业文明时代，只有“乡下”，还多少残存着田园牧歌的成分，女人也还多少保持着地母天性，而没有像城市职业女性那样进化。

这样的声音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会依稀听到。花花公子休·海夫纳也特别不喜欢女性杂志推崇的新时代“高挑、苗条甚至骨感、平胸、薄唇”的女性美，他说这是“男女不分”。他眼中的女性魅力在于“丰满、细腰、肥臀”，他的那些似乎要把衬衣给撑破的兔女郎，不过是进了城的查泰莱夫人。在劳伦斯和海夫纳的视角，一个长得很女人的女人，便可获得终身成就奖。她们的职业仍然主要是被使用。

我们又要说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开到现代了。雌性的雄性化，或曰中性化，似乎是大势所趋，可以说，这种进化是与女性话语权的掌握相匹配的。从甩掉胸罩（尽管到头还是没有真正甩掉，但戴不戴已然是个体自由），从生殖不再成为女性唯一发挥光与热的阵地，似乎也因为，在男欢女爱上，女人也拥有了相当的选择权，太为激烈的女性性征，本着当代更高更快的效率原则，有时反而显得累赘。比如空间的利用。长得太丰满，挤地铁时多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难怪有人会揩油。所以，每晚睡觉前许愿，“菠萝菠萝蜜……”精诚所至，奇迹终于发生，胸小了，臀收了，于是她穿着窄瘦的职业套装，傲然站在拥挤的电梯，而不必为必须把胸支在某个男士的后背而深感抱歉。

但是，若要追根溯源的话，现代的瘦小女人，性征不那么明显的女人，其实有古希腊美少年的特质。古希腊歧视女性，把爱转赠给自己的同性美少年，在合作、交流中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现代，男女协同合作的性质，也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瘦一点，再瘦一点

有种说法，认为女性体态美由盛唐的丰盈圆润到后来的纤柔清瘦，其中一个原因得归于晚唐的“道家清妓”。道家，道教也；妓，不难理解；所谓“清”，意即素面朝天、原生态的女儿美。也就是说，一群自诩清心寡欲、看破红尘的娘们儿，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操着青楼女人一样的皮肉生意。所不同的或许是：一个化妆，一个清水洗面；一个在老鸨的驱赶下强作欢颜，一个多少是出于自愿地调笑、享乐，而没有生存的压迫。因为再不济，总还有青灯古佛，可埋无人埋单的青春。

乍一看，似乎触及这个话题，有损道教尊严，不过回想一下中国房中术，例如“采阴补阳”等污七糟八的理论竟然起源于道教这一事实，在使人大吃一惊的同时，也让人莞尔。不管怎样，道教对缓和弗洛伊德所担心的性压抑还是很有帮助的。

物以稀为贵，自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包括审美领域。唐代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满腹诗文的文艺男青年，看久了花街柳巷肥腻、妖娆的美，就像吃了满桌的山珍海味，不觉想来点清鲜的蔬果沙拉，道家清妓“云裳鹤衣”的素妆，就应了这个景。正如李商隐诗云：“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子细看。”——好一个“不敢公然子细看”，但毕竟是看了，而且看得津津有味，看得烟花女嫉从心中起，恨向胆边生。一时间，审美领域悄悄在改变，流行起了素颜出镜。

道家清妓不仅影响了花街柳巷的行情，也影响了历史：“遂使五代之后人们的倾向转而清洁素雅型，女子装束、身材，随之发生变化，到南宋时，已不复再有丰满女子出现。玲珑苗条、纤细柔弱又病态之美，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道家清妓改变了这一切。从而影响了中国审美此后的发展历程。”

自那以后，以胖为美的风尚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没真正轮回。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哥特时代那像尖耸入云的教堂塔楼一样惹人注目的女人隆起的肚皮，文艺复兴时期女神腰间层层叠叠的肉褶子，18世纪在钟式裙的帮衬下名冠欧洲的“巴黎式臀部”，也都是渐行渐远，只留给我们一个健硕的背影。

身为导演的杜拉斯“喜欢瘦弱、仿佛在渐渐蒸发、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女演员”，在她看来，瘦本身就有很强的可塑性，特别适合她的那些处于梦幻状态的角色。尽管波德莱尔对瘦有一种让人心都要碎掉的诋毁（他说瘦看起来很淫荡），不过也从侧面映衬出瘦的性感——中性的性感，尤其是配以无论是唐代道袍还是现代休闲装这些性别特征模糊的中性服饰时。试想宽大的T恤衫里窄瘦的似乎发育未完全的身体，从夹克刚性十足的袖口里探出的有着粉红指关节的纤瘦小手，平底板鞋足踝处精致的脚链，率性的衬衫立领后颈里那簇柔软、琐细又带着一股子任性的碎发……

不过近年似乎又有新的征兆，还是金融危机惹的祸：经济不景气，以胖为美有复古趋势。“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种种窘迫状况，影响男性审美眼光，他们不再偏爱苗条身材，而是转向胖，因为“胖给人以成熟、独立的印象”，说得好像女人就是一张油汁丰盈的烧饼，即便只是看着不吃，也能舒缓饿肚子的焦虑。但这个叫特里·佩蒂约翰的心理学家搞出来的新理论，又和我们已有的认识相悖。盛唐以胖为美，据说是和国力强盛有关，而晚唐由盛转衰，审美态度也由胖至瘦，到羸弱不堪的宋朝，女性弱不禁风的病态美也达极致——不管怎样，将国力、经济状况与人的审美观混为一谈，本身就有些不靠谱。特里·佩蒂约翰给的说法，即便存在，也只能算是亚审美心理。

道德上，自维多利亚晚期起，胖一直饱受诟病，因为它常和饕餮联系到一起。尽管这对胖有些不公平，但也给人一个启示：克制也应是一种伦理，不管是对食欲还是其他什么欲。

嗑瓜子的女人

瓜子，或也算国粹之一种，历史最早可推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已有记载。瓜子拥有如此悠久的生命力不稀奇，吃瓜子本身于中国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连乾隆、毛泽东、鲁迅等各界大腕都会拿瓜子消遣。不过，涉及男性与瓜子，通常都一本正经，大抵为一个模糊的“吃”，“毛泽东喜欢吃黑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在丰子恺这儿，男人终于敢把瓜子大模大样送进嘴里，“咬瓜子是中国少爷们的专长”，但这语调已带贬义。而且，男人“咬”瓜子，即使不笨拙，也谈不上轻盈。

不得不承认，只有女人才能把瓜子“咬”得活色生香——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而广之，凡有女人的地方，就有风，有水，就风生水起。像打牌，只有男人的牌桌狼烟四起，但凡一条玉腿在桌子底下悄悄蹭另一条不是她的腿的腿，牌桌立马“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与瓜子的动宾组合中，其实“嗑”字最好，脆生生的，听上去有一股伶俐劲儿，或还渗出星星点点的娇蛮。毕竟“嗑”瓜子除去有扰民嫌疑的小小的爆破声，其露出牙齿的样态，都与传统要求女性的“含蓄”相悖。

淑女吃瓜子该像林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笑”。“抿”字很重要，缓解“嗑”的冲击波。梁实秋笔下那些穿着元宝领的小缎袄、一入冬怀里就抱着手炉一直抱到第二年开春的怕冷的小女人，也会这么嗑瓜子吧。但丰子恺写女子吃瓜子，“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也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尽管也有揶揄，但在男性视角下，也已默认女子嗑瓜子的媚态十足。所以潘金莲“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勾引浮浪子弟，一径把那对小金莲露出来”。所以，影视剧若要塑造一个以色谋生的二奶、姨太太，多半会让她跷着二郎腿，勾着鞋，踢着脚，露出开得很高的旗袍的衩和衩里边丰腴的腿。这样的女人还会把“有如朵朵兰花”的瓜子壳吹到幽会的男人的脸上，男人沐浴在瓜子壳中，如沐春风。

女人嗑瓜子的媚，无非是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手和嘴上。凡涉及手和嘴的肢体动作，女人都有本事演绎，男人也有本事解读为一碟情色点心。如今，在渡边淳一有些耸人听闻地形容的“女性时代”，女人嗑瓜子的媚，虽也明目张胆，到底还是阴柔，不够筋道，不符合眼下的审美时尚。相比嗑瓜子的女人，人们或许更喜欢看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女特工、女间谍。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让人的目光集中在手和嘴，不同的是，捏瓜子的手现在握枪了，从前吹得瓜子壳飞扬的嘴，现在朝还丝丝冒着白烟的枪口吹一口气，再优雅地坐下，优雅地说出那句经典台词：“好了，你现在可以用法语朗诵《离骚》了！”

洛丽塔变奏

有“阴郁美男子”之称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终其一生都着迷于在画布上表现少女主题。他画笔下的裸体少女们，或者身体毫无戒备地松弛着，在窗前的阳光里在椅子上陷入深深的睡眠；或者在具有异国情调的土耳其房间模仿成年女性煞有介事地举着镜子。但无一例外，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的女孩们，其身体都是典型的少女式。童年刚逝，青春正在来临，正在发育，因此从胸到腰，身体仍然是一个圆润整体，成熟女性身体所特有的胸脯、腰间的曲线，虽已露出端倪，但远未真正成形。胸脯蓓蕾般悄然绽放，离成熟尚有一段距离。胳膊和腰背与双腿都饱满且结实，这结实也是少女式的紧致，线条流畅，一气呵成，不是成熟女性借助运动刻意保持的稍嫌生硬的弹性。略显鼓凸的肚腹仍逗留着孩子气，肚脐处闪烁着的光泽，是浑然天成尚未被接触被消耗的身体才有的质感。

但这些懵懂的身体，在作品营造的氛围内，总飘忽着朦胧的情色意味，无论是室内光线的亮度还是裸体本身，像阿简评论的，“从身体到睡眠，朦胧的欲念已经产生，但还未被激活”，“她沉沉睡去，将接近爆发的青春欲念保存在柔韧的形体里”，只不过这情色也仍是青涩和稚拙的，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明目张胆的挑逗。巴尔蒂斯让少女们激起观看者的注视，但又坚定地掐断意淫的走向，将其围困在单纯的注视里。

不妨认为巴尔蒂斯也有着那著名的“洛丽塔情结”，但如此迷恋少女主题，在巴尔蒂斯自己看来，不过是因为“少女的裸体代表纯真，用这种纯真赞美上帝”，是最接近寻找真理的方式。于是巴尔蒂斯的洛丽塔情结似乎剔除了欲念，反洋溢着清教徒的气息，可看作是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情结的变奏。

原型洛丽塔是一类被池莉称为“小妖精”的少女，孩子气还没褪尽，却提早有了成熟韵致，且在各种教女人如何勾引男人的杂志的教唆下，对自身魅力非常自觉。她会在做梦的时候“突然坐起身来，气喘吁吁，用不正常的飞快的速度嘟哝着什么关于小船的事”，也会在恼怒的时候，恶狠狠地吐出一连串卑鄙下流的在她这个年龄似乎不应该掌握的咒骂，而模仿成年女人化妆却因为技艺不娴熟残留在门牙上的口红痕迹，又会令人陡地心生沮丧……

现今流行的“洛丽塔心态”，可看作是洛丽塔情结的另一变奏。今人喜欢说“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潘金莲”,“人人都是杜拉拉”，把一些特殊的个人际遇推至普罗大众，拉“人人”垫背，似乎不失为自我保护的策略，却又难免显出矫情夸饰。而在“人人都有洛丽塔情结”的暗示中，男人削尖脑袋，要去寻找自己早年那芝麻大的心理创伤，要从洛丽塔们身上寻求心理补偿，女人则顺理成章地为自己配备蕾丝、荷叶边、泡泡纱等青春行头，弱化自己的熟女风范。从这个角度看，充满异域情调的“洛丽塔情结”，其实可转化为一个更有中国特色的词：

装嫩。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三女神”或“三姊妹”是西方神话的常见母题。例如美惠三女神；《金苹果》故事中的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莎士比亚《李尔王》中，古代不列颠王李尔有三个女儿；《灰姑娘》故事中也是三姊妹……

饶有趣味的是，西方文化史中，也多有三姊妹的故事。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勃朗特三姊妹：夏洛蒂，艾米丽，安妮。弗吉尼亚·伍尔夫娘家也原有三姊妹，二姐瓦奈莎是画家，与伍尔夫皆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成员，大姐斯特拉早逝，但她仍为伍尔夫晚年小说《岁月》贡献了埃丽诺这个人物形象，让其思考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长女为照顾弟妹牺牲自己一生幸福的“老处女”命运。意大利画家乔尔乔·布兰迪也有三个妹妹，这三个妹妹都终身未婚，对文化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一起照顾同样终身未婚的哥哥。

要说精彩，莫若霍桑和“点燃美国浪漫主义”的琵琶蒂三姊妹的故事。霍桑结束12年离群索居的生活，第一次去几条街以外的琵琶蒂三姊妹家拜访，姐姐伊丽莎白激动地喊：“他比拜伦勋爵还要英俊！”和伊丽莎白短暂眉目传情之后，霍桑将目光定在妹妹索菲亚身上……狄更斯和霍格思三姊妹，纠葛、戏剧性比霍桑更胜一筹。

狄更斯娶了霍格思家的大女儿凯瑟琳，婚后却发现自己爱的其实是霍格思家的二女儿玛丽。玛丽与姐夫的相处也算默契，但好景不长，她死于心脏病。接着，三女儿乔治娜接替二姐的空缺，充当了姐姐家里的管家兼十个孩子的保姆、家庭教师，并且为了能终生照顾她仰慕的狄更斯，她选择了“老处女”的命运。狄更斯在遗嘱里将大部分的遗产留给了乔治娜，这想必也是他对乔治娜的情意唯一的回报方式了。回头再看凯瑟琳，外貌、性格、修养无论哪一方面，她都不输自己的妹妹们，她最终不招狄更斯待见的或许仅仅是：她是他名正言顺的可以大张旗鼓一口气生十个孩子的妻子。

李尔王的三个女儿中，大女儿和二女儿冷酷、贪婪，却有个极度善良和隐忍的妹妹；《灰姑娘》中的两个姐姐也都自私、虚荣，灰姑娘却是真善美的化身——强烈、鲜明的对比，是为了增加戏剧性，现实版的“三姊妹”故事经常没有这样的张力。即使伟大如勃朗特三姊妹、琵琶蒂三姊妹，终究只是个案，大多数的三姊妹如果不是由狄更斯这样一个大人物从历史烟尘中带出，也就从此湮没无闻了。但是，神话、文学和生活在“三姊妹”这个主题的暗合，似乎又表明，只要有三个女人的地方，就会有故事发生，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话：三个女人一台戏。

莎士比亚的妹妹

经专家考证，莎士比亚确实有过一个老婆，想必是某次偷情弄巧成拙欠下的风流债，在年纪轻轻的他想不出其他对策时只好奉子成婚。要不就是，这位据说比当年的街头混混小莎还长几岁的姐姐，看上了他这个潜力股，就好像村上春树寂寂无名那些年，其妻毫无怨言地在日本天寒地冻的鬼天气里抱着猫取暖时，人们对她心态的八卦。于是乎，成年的或许熟谙“孩子从哪里来”这类常识的姐姐耍了点小花招，以至珠胎暗结。要不莎士比亚怎会在遗嘱里还心有怨气，强调只留给妻子“一张次好的床”。

若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他又会留给她些什么呢？以莎士比亚的吝啬和商人式计较，恐怕不能指望太多。但即便有个妹妹，也无须担心会来瓜分遗产，因为她一定是死在他前面。当然，并无专家为这个妹妹的存在摇旗呐喊，这个无名姑娘，不过是伍尔夫的杜撰。

在伍尔夫被后人吹捧的女性主义语境里，这个也姓莎士比亚的姑娘和她哥哥一样天赋过人，文采风流。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每日在外面拈花惹草、体验生活，她只能坐在起居室穿针引线，大约也会和珍妮·奥斯丁一样偷空在纸上涂抹几行，但必须在门外脚步逼近之前藏起手稿。淑女只能写信，不能写诗。终有一天，她打了包裹从窗口溜下来，单枪匹马去了伦敦某家剧院，寻求他哥哥曾拥有的机会……

不单莎士比亚有个才学出众的虚拟妹妹，中国宋代的苏东坡也有，唤作苏小妹的，关于她的伶牙俐齿的故事还真不少。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虽只有个真实的表妹，但那位叫明妮的早夭的女孩，其才华被《大师》的作者科尔姆·托宾渲染得跟勃朗宁夫人不相上下，似乎她就是女版的亨利·詹姆斯。

“妹妹”似乎是个很方便的词语，当一个男子的文采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人们喜欢为他杜撰一个同样不同凡响的她。这种一厢情愿多见于文学大师的家谱，而不是科学家。毕竟“文采风流”这个词常使人想到敏感、细腻、多情、内心激荡这类神秘的女性气质，在女子行动不自由的时代，其中有一种对女性美略具野性的审美期待。牛顿从没有个妹妹，很难想象人们会津津乐道牛顿的妹妹把手表当鸡蛋煮在了锅里，这类事，在男子是大丈夫不拘小节，在女子就是十足的败家行为，该扫地出门了。

清代著名文士袁枚倒有个名副其实的妹妹，名叫袁素文，据说“幼好读书”，写诗也挺有境界，只是命运不济，摊上了个书呆子老爸。其父袁滨曾帮助一个叫高清的人打赢官司，高家兄弟无以为报，起父其弟高八提议愿以老婆肚中尚未出世的孩子为袁滨女婿，袁滨首肯。谁知这娃不成才，越大越惹人厌，甚至“有禽兽行”，弄得高八也惭愧了，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偏袁滨脑袋有问题，在“三从”礼教上死磕。女儿嫁过去，受尽折磨，后屡经波折，才回到娘家。从此素文“长斋，衣不纯采……不闻乐，有病不治”，跟活死人没两样，四十岁便郁郁而终。

袁素文的人生像狂风中的树，被拦腰截成两段，婚前婚后的裂痕，比东非大裂谷还宽豁。袁枚后来广收女弟子，是否与此有关呢？或许他心底一直好奇，想看看这些与素文当年一般年纪的女弟子，究竟能得到怎样的发展。詹姆斯便持有这想法，他在《黛西·米勒》《贵妇人画像》等小说中，反复塑造、猜想明妮20岁以后的人生。可就在当年，明妮临死前想去意大利却苦于没钱而向詹姆斯求助时，詹姆斯却保持了沉默。莎士比亚若有个妹妹又有怎样的际遇，在伍尔夫的假想中，她最后“被自杀”了，“死后葬在某个十字街口，近旁，大象城堡之外，现有客车停靠”。所以，还是想说，幸亏莎士比亚没有妹妹。

大师齐步走

假如众多女作家能够穿越时空，站在同一条水平线，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说：“预备，齐步走！”她们各具特色的步态一定令人莞尔。伍尔夫当然是臂弯里夹着书，再用上她28岁时女扮男装的行头：八字须、包头巾、阿拉伯束腰大袍，大约会像女版的阿凡提。卡森·麦卡勒斯无疑会拖着酒瓶，也许还会为她新弄的波波头型满脸不高兴。尤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尤瑟纳尔和桑塔格的步姿，她们腰板挺直，直视前方，瞄准目标，导弹一样把自己发射出去。

像周润发早年在《上海滩》中叼烟的招牌动作，尤瑟纳尔的步态也是她的典型做派，有人这么描述她：“我很快注意到她的步伐和姿态：腰板笔直，天生的高傲。我心里想：‘当她起床时，身着睡袍，大概就用这样的姿势走路的。’她像一个王后，好像大门会在她面前自动打开。” 尤瑟纳尔的魅力和威仪自成一体。这个“一体”也可以转化为伍尔夫的那句名言：好的作品应该是雌雄同体的。而她那句“我就是哈德良”，更令评论家和读者想入非非、津津乐道。

桑塔格行走时，也和尤瑟纳尔一样，“行军般大踏步前行，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她的威仪不如尤瑟纳尔，但有另一样利器——漂亮。桑塔格声名鹊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她盛赞这个时代：“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新鲜的许可，旧的等级观念已经弱化，并行将分崩离析。”文学前辈尤瑟纳尔想必不会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她自己属于“旧的等级”，即要被桑塔格革命的贵族血统。

桑塔格有好运气，出道没走弯路，紧接着便被罗杰·斯特劳斯这样的大出版商力挺。但年长桑塔格30岁的尤瑟纳尔也许会就桑塔格的好运气说句风凉话，比如现代年轻人越来越来浮躁等等，虽然20世纪60年代她也已开始收获名望，但别忘了她在美国那个离桑塔格光怪陆离的纽约“文学证券交易所”十万八千里的小岛默默练内功，一隐忍就是十余年，她完全有资格说这话。而桑塔格左手写战斗檄文号召姐妹们反抗男权，右手写暧昧书信以呵护自己与出版商的合作关系，尤瑟纳尔肯定也不会欣赏。与出版商打交道，总是她的强硬占上风，她也从不用女权来造势。因为，她即女权。

据说尤瑟纳尔是丑的，或许这也是她沉寂多年的一个原因，不过也从反面证明，她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尤瑟纳尔有贵族风度，她也把自己看作是贵族阶级的遗民，她一定认为桑塔格是个文学暴发户。

但在讲究推销策略的时代，“人见人爱”无疑是一个筹码，桑塔格的传记作者也不掩饰这一点：“桑塔格和斯特劳斯非常害怕她那么多的听众和读者知道她的性取向，担心那可能会击碎男人能够得到她的念头。”20世纪60年代曼哈顿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为推销自己，来了个很炫的出场，她带着两名“副官”到场。她的传记作者写道：“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这似乎是黑帮电影中才有的镜头，而且紧跟着会有一句话：“兄弟们，上！”

失守的阵地

伍尔夫年长尤瑟纳尔21岁。两人生命进程中唯一的一次交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因为《海浪》翻译事宜的会晤。其时，伍尔夫已著作等身，尤瑟纳尔还只是一个稍显青涩的文坛新秀。

尤瑟纳尔后来这么评价伍尔夫：“我相信将弗吉尼亚·伍尔夫列入四五个最高明的英国作家之一不会有错，我相信，她属于当代少数几位作品有10年以上生命力的小说家之列。”写下这段话时尤瑟纳尔已年近古稀，是名满法国的大作家了。伍尔夫无缘亲见尤瑟纳尔的成功，当年，这位法兰西学院未来的女院士在她印象里只是一个年轻的译者。“这位女人想必阅历丰富：既有爱情方面的，也有智力上的……很努力；一位用功的法国女人。”

两位作家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尤瑟纳尔具有古希腊精神，她充满激情，热衷旅行，性格非常独立；伍尔夫更像沉思的缪斯，内省、羞怯、脆弱而坚韧。评论家们通常指责伍尔夫关注的天地太狭窄，这一点从她的几部小说中不难看出。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很有教养，从不吐露自己的隐私，提到某些“猥亵”的举动，譬如雅各在房间里与姑娘厮混，她隐晦地写道：“想想看，木头吱呀作响除了传达老鼠打架、干木头有孩子气这种信息外，还能传达些什么。”她故意撇过了脸。

《岁月》中小萝丝天黑之后在去商店的途中看见邮箱旁站着一个男人，那人一见她就慢吞吞地脱衣服，其实是个暴露狂。这是伍尔夫幼年的真实经历。但单从小说中，你只觉得这人不对劲，怎么也看不出他到底想做什么。至于在街角的阴影里招揽生意的妓女，怀里抱着孩子的堕落的盲女人，“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没有火柴可卖的老太婆”，伍尔夫每次不可避免地要从她们身边经过时，总是提着裙裾，踮着脚，像是冒雨回家，尽可能快地跑过去。

伍尔夫的女友维塔这么解释她对“猥亵”的回避：“她不喜欢男性的占有和控制欲。实际上，她不喜欢阳刚之气。”但“阳刚之气”却是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在评论《哈德良回忆录》及其作者尤瑟纳尔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那些做派高雅的绅士指着《哈德良回忆录》说：“她选择的主题使她的书几乎没有女性气息。”

与伍尔夫的自抑相映成趣，尤瑟纳尔尤其喜爱“肉体”“情欲”这些词。不管是哈德良声色犬马的往事，还是19世纪神秘的卧房，尤瑟纳尔都饶有兴致，娓娓道来。文字间洋溢着的蓬勃壮实的性感，有西方地母的意味，身强体壮、丰乳肥臀，走起路来吭哧吭哧的，所到之处，泛滥着野性和春情。但尤瑟纳尔的兴致又不是对猥亵的病态迷恋，而缘于她本就是一个精力充沛、感情丰富的人。所以，较之伍尔夫“人格和艺术上都有的一种不安的缥缈特性”，尤瑟纳尔的文字中更流露出饱满、健康的活力，结实的、可感知的幸福或不幸。

伍尔夫时代，维多利亚式假正经尚未走远。那个时期的道德风尚，接近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女人被简单地划分为淑女与坏女人两大阵营。据说餐桌上吃鸡时，不能说：“嘿，我说这鸡腿∕鸡胸真不错！”只能说：“这黑肉∕白肉还不赖。”女人怀孕了也只能说“我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年轻时候的伍尔夫下午四点以后在自家客厅接待朋友，就常遭到姑妈姨妈们的干涉，被认为不成体统。

比较之下，尤瑟纳尔的成长环境就显得不羁。她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浪荡，周游世界，这促成伍尔夫所说的“阅历丰富”。众多的对古迹的观摩、凭吊，也使她的文字中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感，这历史感似乎也促使她以相当平和健康、又带着几分享乐的心态，来看待人的七情六欲。相反，伍尔夫则被捆绑在清教徒式的气质上，她失守的阵地，成了尤瑟纳尔驻扎的堡垒。

双面夏娃

与丈夫罗伯特、情人迪奥尼斯“铿锵三人行”数年后，杜拉斯决定选择其中一个。她倾向于迪奥尼斯，但迪奥尼斯另有打算。于是杜拉斯使出了一个不新鲜的手段：找男人，希望能激起迪奥尼斯的忌妒。她和这个被临时拉上场的男人雅克-洛朗·博斯特，在客厅当众表演接吻，定期去旅馆，但迪奥尼斯无动于衷，倒激起了波伏瓦的兴趣。

在给美国情人尼尔森·艾格林的信里，波伏瓦幸灾乐祸地描绘这场艳遇，其中有这么个桥段：“麦格在咖啡馆找到了博斯特，一副做生意的口吻：‘行，我们上旅馆去吧，我们接吻，我只有一个小时。’博斯特不干了，两个人开始争吵……”结果，连接吻的时间也没有了。

经传记作者考证，麦格就是杜拉斯。传记作者继续爆料，在“某一时刻”，这个与杜拉斯厮混的雅克-洛朗·博斯特，也是波伏瓦中意的。尽管不论是在杜拉斯的情人堆里，还是波伏瓦的情人堆里，雅克-洛朗·博斯特都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偶然艳遇的小甜点。

据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杜拉斯想在萨特主持的《当代》杂志上发小说，萨特说了很有挑拨意味的话：“您写得很糟糕。不过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杜拉斯一直到死，都认为是波伏瓦捣的鬼，并怂恿她的出版商说“波伏瓦一钱不值”。但波伏瓦也不是省油的灯，她轻慢地对杜拉斯的前任丈夫罗伯特说：“解释一下杜拉斯的书，我可看不懂她都写了什么。”得承认，波伏瓦的招式比杜拉斯的来得有技巧。

从这儿也可看出两人气质的不同，杜拉斯直来直去，蛮横而无策略，一如她对男人明目张胆的占有欲，对所有可能掩盖她锋芒的女人的毫不掩饰的敌意。波伏瓦的话，令人想起博尔赫斯的一则逸事。有一次读者询问博尔赫斯对巴尔扎克的看法，博尔赫斯扬起眉毛：“巴尔扎克是谁？”

于是，像双面夏娃的两面，杜拉斯代表感性、有几分邪恶的欲望与热情，波伏瓦则证明女人也有强大的意志、自制力以及能与男性媲美的缜密思维。把这两个人的书放一起，人们会发现它们是在互相拆台。很难想象波伏瓦会欣赏杜拉斯的文字，她崇尚理性与逻辑，一辈子都在思考女人的历史处境，虽有点咄咄逼人，但确实是长了女人志气。杜拉斯呢，那些喘息的文字似乎总在厚颜无耻地说“我要，我要”，毫不羞愧地承认自己是欲望的俘虏，看久了难免腻味。

就“忌妒”而言，也可窥见两人的“双面”特性。40多岁时，杜拉斯又有了情人雅尔罗。和前几任情人一样，他也寻花问柳，最后一个情人是个脱衣舞女。杜拉斯爆发了。脱衣舞女的存在，反映出她在情人眼里的可鄙，于是她咆哮。疯狂的忌妒、仇恨折磨了雅尔罗很久。事后，雅尔罗对人宣称：杜拉斯是个巫婆！

而“忌妒”在波伏瓦这里，则是她决心超越的情感。从萨特对波伏瓦说“从现在起，我对你负责”那一刻，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波伏瓦单方面的忠诚，萨特情人不断。每次萨特与另外的女人在一起，波伏瓦就会背着背包，进行远程的徒步旅行。这不禁令人猜测，她是想通过身体的劳累以及与自然的亲近，冷却内心的沸腾。

小说《女宾》中的爱情三人组也是确有其事，在那个俄罗斯小姑娘面前，波伏瓦确实表现出常人难以胜任的胸襟和自控力。但《女宾》的结局是：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杀死另一个……相比之下，杜拉斯虽然暴烈、放荡，像海妖塞壬，但本我、真实，波伏瓦就多少显得矫情，和她的理论一样技术化，不具可操作性。

被忧郁打湿的天空

不能确切知道伍尔夫第一次发疯是在什么时候，她的传记作者、她的外甥昆汀·贝尔推测说，一定是发生在她母亲去世后不久，因为伍尔夫在日记里承认：“她的死，是可能发生的灾难中最深重的。”也无法确切证明，一个十来岁的“相当高且瘦的发育过快”的小女孩，如何与我们想象中疯女人的凄厉尖叫联系在一起，昆汀·贝尔只说：“弗吉尼亚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疯病、死亡和灾难的恐吓，我们不知道她内心是否有任何疯病的种子，也不知道那些‘发紫的狂怒’是不是某种精神疾病的象征。”这种紫色的狂怒，用伍尔夫自己的话说，是“躁狂”。

躁狂是疯癫的一种，福柯如是说，而且通常伴随着忧郁症。躁狂跟忧郁的症状，就像左手和右手，很容易区分，但它们常抱成一团，狂暴的、过度的精神兴奋之后，是漫长的如梅雨季节般湿漉漉、软绵绵的绝望。

英国似乎盛产忧郁症，不独伍尔夫、勃朗特三姊妹，还有后来的大政治家丘吉尔、戴安娜王妃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忧郁症。福柯将之归结于英国的气候：“在古典时代，人们多半用寒冷潮湿的海洋性气候、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影响，来解释英国人的阴郁性格。弥漫的水汽浸透了人体的脉络和纤维，使之变得松垮而易于发疯。”德国心理学家海因洛特也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这一说法与英国气候论不谋而合。

英国的天空，被忧郁给打湿了。这潮气泼溅到家具、地毯和房屋的柱子上，侵蚀掉整个生活：“木头因潮湿而膨胀，水壶因潮湿而长毛，铁器因潮湿而生锈，石头因潮湿而腐蚀……潮湿亦侵袭到人体内，男人感到内心的冰冷和头脑的迷乱。”那女人呢？她们则像在潮湿的泥土中疯长的常春藤，躲在房里没完没了地生孩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绝望——伍尔夫的调子还算理性，她的职业态度不允许她把疯狂的抑郁发泄到字里行间。简·爱一直作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被人津津乐道，但整部小说里，夏洛蒂·勃朗特营造的哥特式忧郁，那间或从阁楼传来的让人毛骨悚然的疯笑，总使人想起萧红那句遗言：“不甘！不甘！”《呼啸山庄》更像一阵躁狂的发作，艾米丽·勃朗特女巫似的忘乎所以地狂乱舞蹈，用热烈到要爆炸的激情，来轰炸你、粉碎你，强烈到使人窒息。你可以不信，但不会无动于衷。

“科学的精神病学”产生之前，欧洲医生对疯癫的理解，有种想当然的成分，听起来倒也振振有词。人体被设想为一个气场、一个小小的宇宙，有自身的循环更替、花开花谢，若元气受阻、淤滞或是被外界的力量胁迫，循环不再顺畅，花儿不再开放，人就会发疯。于是，相对应地，理想的医疗方案便是“扶持”元气，使自身强大，赶走入侵的湿气或邪气。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水疗法：“让他们长时间地泡在水中，不必担心有什么生命危险。”水有宗教性质上的洗涤象征，当然也能荡涤体内的秽气。

勃朗特三姊妹被忧郁吞噬了，她们羸弱的气质使自己轻轻松松就被命运拿下。伍尔夫最后选择水疗法，昆汀·贝尔称之为“死亡疗法”，是对古典医学意味深长的揶揄。伍尔夫狠狠地把自己浸在水中，口袋里装满石头。与此同时，家里的壁炉台上放着她的遗书，上面写着：“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发疯发疯发疯……”

Part C　情欲赋格

即便是人体覆着的

充满线条感的衣饰，

在恰当时机，也

风流蕴藉。

默读时代与情色读物

印刷术这一古代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这一问题颇像老处女的脸，一脸纯洁无辜，却又乏味透顶。也像试卷中扯着嘴角对你嘿嘿冷笑的考题，一、二、三，需要罗列知识点，每一点都有明码标价的分值。笔记本上不是好好记着吗？捧着脑袋拼命想拼命想……在苦拉着脸时，或许会有一丝使坏的灵光闪现，本子上分明没有，可它生趣盎然。这就是：印刷术必然导致情色读物数量猛增！

前印刷术时代，书籍制作繁难昂贵，得修道院的小修士们终年承受着肩周炎、颈椎病、腰肌劳损和大好青春的白白流失，黑灯瞎火地抄写，比现在动辄盘踞麻将桌前的高手菜鸟的条件艰苦多了。成本高，产出小，自然物以稀为贵。那时节，拥有一本书，约莫像现在戴块劳力士手表，是身份的象征。所以那时代的读物，多是《圣经》呀、家训呀、兵法呀这类国家资助出版的正经玩意。而且时人大多不识字，也不以为耻，读写能力反而被认为是种“有魔力的和邪恶的力量”。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里，有个牧师“口袋里有用红笔写的小本”，乱民便觉得那是本巫术书，要干掉他。甚至印刷术流行之初，也会遭致人们的负隅顽抗。16世纪末的欧洲贵族端足了架子，拒绝使用印刷的书，还趾高气扬地宣称：“笔是处女，而印刷产生妓女。”

书籍匮乏，识字率普遍低下，因此在欧洲的默读时代来临之前，人们习惯朗诵。客厅、壁炉、咖啡的香味、绅士的长筒袜、淑女撩人的裙裾……有人读，有人听，或分配角色阅读，各自承担一部分内容，读完之后加以讨论。这一习惯在道貌岸然的沙龙里更是常见。

有一个不可小觑的有趣现象，即供朗读的文字有它特殊的肌理和质地。朗读，要求既能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又要恰到好处煽动人的情绪，所以情节不妨曲折、跌宕，文字则应显得外化、直白，不必穿越身体直抵内心，但求能给人具象的情境感，若能插科打诨，掺点荤话，惹得嘘声四起，男人起哄，女人拿扇挡着脸偷笑，那就更叫座了。因此朗读时代产生了莎士比亚，而不是伍尔夫、乔伊斯这些擅长意识流的大师。难怪19世纪的托尔斯泰会抱怨搞不懂莎士比亚，倘若安娜·卡列尼娜在生死之间徘徊时喊出典型的莎氏句型：“吹吧，风啊！胀破了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托尔斯泰想必会气得吐血身亡。

难以想象朗读时代会产生明目张胆的情色读物，更别提萨德所潜心探讨的性变态了。即便有，又有谁敢读呢？朗读遭遇情色读物，势必演变成性的轻喜剧，这还只是最浅层次的结果。试想沙龙里，男女混处一室，女人半启的朱唇、男人强健的胸肌、目光里跳闪的热情，无不会在情色读物放荡言辞的暗示下层层放大，无论是读的人还是听的人，都渐渐口干舌燥，血脉偾张，直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境被渲染得饱满欲滴，犹如在一个充满天然气的封闭房间，只需划一根火柴，激素就砰、砰、砰……

关于默读的好处，学者一本正经地写道：“默读为那些掌握它的人开辟了新的视野。它急剧地改变了思想活动，思想活动实质上变成了一种个人隐私活动，使个人能接触越来越多的文章，能记住所读的东西并把各种东西结合起来。”不可否认，最私密的方面，仍然是性的启蒙与幻想。

18世纪以来，欧美情色读物泛滥成灾，社会学者将之归为“社会转型面对的困境”，但技术进步无疑起了根本的推进作用。这方面巨擘型的代表人物，要属法国的萨德侯爵了。他一生致力于情色创新，其作品被桑塔格称为“色情文学中的瓦格纳音乐剧”。因为生活放荡，作品骇人听闻，屡屡挑战时人的道德底线，萨德一生大约有27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还蹲过赫赫有名的巴士底狱。但即便在这里，他也是笔耕不辍，仅用37天就写完了情色巅峰之作《索多玛一百二十天》，境界不可谓不高。

中国式春宫与“气”

有外国学者抱怨中国传统绘画中没有裸体，甚至连本该赤裸出镜的春宫图，也看不到裸体。如果仅是从有没有穿衣服这个角度来评判，当然这个看法不完全正确。尽管以仇英为代表的画家似乎更擅长在春宫画里营造暧昧、挑逗的氛围，至于身体的裸露只是点到为止，但另外一些画家，比如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都喜欢描绘赤裸裸的欢爱场面。

但我想弗朗索瓦·于连对于“裸体”的理解，大约是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即使是画一具穿着衣服的人体，“它首先都被思考成纯粹状态下的裸体，画家在表现人体时，必须研究力量的构成，分析运动的推力与拉力，评量使力点，决定支撑点……”难怪欧洲古典绘画喜欢反复揣摩裸体的比例、美感，甚而乱真，以至于从古希腊起就有一种凡人爱上雕像、画像的被称为“皮格马利翁现象”的倒错行为。以这个视点为参照，便会发现中国古代无论枕面、鼻烟壶、陶罐，还是弓鞋、瓷盘、铜镜上的春宫画中，那一具具白花花的仅由几笔简单勾勒的小人的身体，实在是不能让人联想到肌肉张力和平衡的“物质性躯体”。

其实，单就人体而言，中国古代春宫图中的人和欧洲裸体绘画中的人，本就体现两种不同的审美生态。后者是观赏性质的，前者功能性更强，自然无须在人体比例上大费周章。《红楼梦》第七十三、七十四回，傻大姐在大观园拾到绣着“两个妖精打架”的香囊，王夫人认定是凤姐的，因为“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但凤姐辩称“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如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可见，春宫图在当时实在寻常，但凡已婚女子，总有几件类似的压箱底的欢爱指南。

中国式春宫画的另一个特点：即便是夺人眼球的纠缠的人体，也常常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没有孰主孰宾的刻意强调，不像欧洲裸体绘画中的远景，梦幻式，而且只做陪衬。许多春宫画里，睡榻、插花、香炉、墙面的挂饰、屏风、屏风上的山水，一应俱全，看起来更像是一旖旎、春情荡漾的宋词。这一特点无疑受到传统山水画的影响。只不过山水画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交融，春宫画是人与室内环境的交融。

这种“交融”，在弗朗索瓦·于连看来，源于道家哲学中的能量观“气”，设想人与环境之间有“无穷尽的展布能力”。在山水画中，这“展布”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人与自然的互动，而在情色氛围的营造上，是人与各类陈设、饰物之间相互的对感官的启蒙。即便是人体覆着的充满线条感的衣饰，在恰当时机，也风流蕴藉，泄露身体的讯息：“当身躯被衣着掩盖时，具有一种优雅，其线条亦是细腻无比的……两人的长衣波动起伏，因为颜色相近而难以区别，两人的衣褶甚至混融为一体，显露出情感面的复杂。”

当女神堕落为女人

1863年，在拿破仑三世命令创办的“落选者沙龙”中，最令人震撼也最“臭名昭著”的作品是爱德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这幅作品中，马奈展现的是中产阶级出外野餐的寻常图景，只不过在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旁边通常应留给巴黎时尚淑女的位置，却坐着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女人。女人的裸体色彩强烈，仿佛舞台的聚光灯照得她通体发光，与绅士的黑色礼服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于是有人愤怒地批评：“一个普通的妓女，僵硬地裸露着，厚颜无耻地懒坐在两个游客当中……”

人们恼怒的，并不是马奈运用了“将辉煌的裸体与优美的风景加以对比——那是人间天堂的终极梦想”这一母题，而是他将天堂幻景移到了巴黎郊区，且裸体女人的神情，两位衣着、举止有着鲜明时代感的绅士，牢牢将作品含义定格在没有远景的“当下”，打破了时人固有的审美习惯。

在裸体的田园牧歌这一绘画主题中，譬如最为著名的16世纪的乔尔乔涅的《田园合奏》，与牧羊人在一起的，明明也是裸体女人，画家偏将她们处理成裸体女神，女神的身份有助于拉开距离，使裸体既充盈着欲望又能解构欲望。人们也早已习惯了怀揣历史情感，去瞻仰那些神圣的裸体，仔细观摩的同时又不需为自己的偷窥汗颜。而《草地上的午餐》中，马奈把女神贬落人间。当裸体女神堕落为裸体女人，坐到了手拿拐杖、蹬着腿闲聊的男人中间；当裸体女人手撑下巴，扭头平静地注视着画外，用即便是裸体女神也很少向画外直视的目光与看画者套近乎。这种大胆、无礼与恬不知耻，在在都刺激着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那经常犯偏头痛的神经。

当裸体女神堕落为裸体女人，世间再无女神，只有女人。裸，也不再是宙斯、大卫、维纳斯、掷铁饼者的特权，而成为平民的狂欢。环保主义者的游行，波希米亚人的派对，崩克音乐现场，赫赫有名的列侬与小野洋子在其音乐专辑《两个处女》封套的正面裸体，电影节上全身仅着遮阴袋的男子，明星写真，倡导低碳生活的裸体自行车比赛，裸着身子做家务的煮男主妇……

如果说裸体女神男神的雕塑及绘画艺术的兴起，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建立的一套以数字、比例为基础的关于美的和谐的观念，以至人体顺理成章成为研究“美的细部之间和谐与比例”的最方便也最理想的对象，那久远的以美为名义的裸体田园牧歌，现今已成为一即兴发挥的小调。

前不久，在费城一场中期选举助选集会上，正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点江山舍我其谁时，一个男子脱光衣服，当着总统的面裸奔起来，为的是挣那传说中的一百万美元的奖金。脱一次衣服，一百万，似乎很划算，尽管要将那个肥溜溜或许还长满痤疮的屁股朝向奥巴马。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第一起当着五万名球迷的面裸奔并被称为“里程碑”的脱衣事件，竟是为区区10英镑的打赌。10英镑很少，但似乎裸奔也不难，即便观者有五万名。

忏悔与偷窥

据学者研究，西方文化是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所谓罪恶感，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解释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依靠启发良知”来反省自身。这道德感主要来自内心，或曰良心，而不是舆论的压力。举个例子，一个人逛超市，“不小心”往自己口袋里装了一条口香糖过安检被揪了出来，若他想的是“上帝啊，宽恕我吧！”而不是中国人常有的“别人会怎么看我”的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的心态，就属于罪恶感。

有罪恶感的负重，自然也有相应的“减重”方式，所以西方人擅长忏悔。至于忏悔内容，当然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远比口香糖私密、不可告人，但又万变不离其宗，直抵“人性”。其中，与性相关的忏悔是重头戏。这首先因为不管哪个时代的人都对这档子事好奇，越压抑越好奇；其次，源于西方人特有的伊甸园偷情事件引起的原罪意识。这一切引起的后果便是：“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这一目标。”

忏悔室，虽未像审讯室，高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带有恐吓性质的条幅，但似乎人一进到这个暗室，就会自动打开心扉和话匣子，那些隐秘的、邪恶的、贪婪的经历与想法就转化为词语，欢天喜地从嘴里蹦出来。这得归功于牧师的专业素质。忏悔中牧师的职责，就是鼓励你交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以一句“主会宽恕你的”来结束座谈。一般情况下，应是没问题的。但若把这个方法套用在与性相关的忏悔中，便不可避免会走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

17世纪的教士守则主张“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细节”，包括“熟练的性活动、感官抚摩、一切邪恶的目光、一切淫猥的话语……”试想，伴随着牧师的启发性言辞，诸如“接着发生了什么”“他触碰了哪里”“你当时的感受”等等，悔过者难保不会巨细无遗地描绘出一幅春情颤动的情色图画。而在这一来二去的交流中，忏悔也就演变成了对床笫韵事的偷窥。

据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牧师与教民好这一口的程度，远胜其他时期，原因自然归于自上而下的假正经成风。一面端庄地把鸡胸说成“白肉”，一面在忏悔室切磋武功，其间的反差，实在有趣。有许多该时期的漫画，都讽刺了这一事实，其中的教士僧侣无不丑态百出，有一个的肩膀上还直接安装了颗哈喇子长流的猪脑袋，他正要去揭开一角裙裾，好像要揭开茶壶盖……

既然标榜我主慈悲的忏悔中有这么些猫腻，就难怪玩世不恭的现代人会对教堂和忏悔恶搞了。法国喜剧《传教士》中从教堂传来划破夜空的女人的尖叫，着实是“有了快感你就喊”，镇上居民却道是圣母显灵。另一个电影桥段中，一个老年妇女去忏悔，但她没在忏悔室看见虔诚的牧师，却撞上一个屁股。这个屁股光鲜饱满，显然处于忏悔进行时。

裸得纯洁，穿得诱惑

从绘画角度讲，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欧洲经历了从脱掉衣服到穿上衣服的过程。

文艺复兴脱掉女人衣服，是艺术的需要，但裸体女人也因此成为艺术的祭品，供在神龛，鲜少能唤起切实的感官刺激。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绘画，比如那些骨肉丰满、结构匀称的女神，虽然也不无情色意味，但由于这些绘画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神”性阻遏人们想入非非，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绘画本身。这一时期的裸体绘画大约是最单纯的，应了张爱玲的那句刻薄话，“天真得可耻”。这也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才有的裸而不色的境界。

人们在没穿衣服的女人面前，假正经了几百年，终于在接下来的18世纪，“再也没有裸体，只有衣衫不整的人体”。

“衣衫不整”的功效是为了满足人们偷窥的目光，也是为了突出没有被衣饰遮盖的身体部位。用两个词形容这种策略，便是：欲擒故纵、欲盖弥彰，这也契合18世纪追求精致的调情观念。“衣衫不整”的绘画行情，根据时人癖好，集中在胸、小腹、臀部及大腿。这个走向呈下降趋势，恰好与观者的激素分泌水平成反比。袒胸图常从日常生活取景，无论是读小说、午睡、洗衣服，还是忏悔、挨鞭子、逗弄小猫小狗，情色之眼无处不在。

各色袒胸图中的夺魁之作，想必是那一类“我的胸多美”的作品，思春少女宽衣解带，站在镜前自恋又有几分色情地抚摩自己的胸部。比起那些在活动中无意识走光的身体，这里有明显的挑逗意味。洗衣妇翘着丰臀打水、捣衣，胸前的跳腾照理也有惊心动魄的风情，不过到底粗悍了些，她们的泼辣和养家糊口的忙碌，使他们注定没时间学贵妇人掌握花样繁多的调情术，要么赶快要么歇菜的雷厉作风，也注定与“精致”无缘，所以终究不入调情宝典的法眼。

撩起裙子露出“臀部及大腿”，大约是调情术的巅峰了。18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的绘画，流行以“灌肠”为主题来展现这一姿态。身体侧卧的美人，露出“支撑爱情神庙的圆柱”——大腿，和“两个令人心荡神迷的极乐半球”——臀部。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奴，通常是男性，正手握兽医常用的那种粗壮的注射器一样的灌肠器，等待着为美人的肠子效劳。古今中外的成年人，想必都能从这种画面读到“少儿不宜”的信息。

18世纪散发着浓重的内分泌气味，激素水平远高于其他文明世纪，得归功于卡萨诺瓦一类的浪荡子。卡萨诺瓦的足迹和种子遍布欧洲大陆，喜欢玩高难度的偷情游戏，越是难到手的，越要迎难而上，是“精致调情”兢兢业业的实践者。他的公众影响力和杀伤力举世无敌，当他撅着他雌狒狒发情一样“火红火红”的臀部在一座城市现身，所到之处会立马笼罩在激素中，当地的警察、丈夫都会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人这么形容他的采花之旅：整个欧洲大陆，“没有他攀不过去的高墙，没有他钻不进去的窗户，没有他害怕的丈夫”。总之，他“衣衫不整”地忙了一生。

卡萨诺瓦的寂寞

卡萨诺瓦是一个伟大的勾引者，以至于在他之后，他的名字成为情色领域的一个专门名词，用来指称那些放荡男女。“卡萨诺瓦”从个体上升到普遍的意指，其情形大约类似于古代妓院老鸨一甩手帕朝楼上喊“小翠，接客”中的这个“小翠”。“小翠”几乎是妓女的专用名。

至于卡萨诺瓦的战绩，有人连用几个“没有”来形容：“没有他攀不过去的高墙，没有他钻不进去的窗户，没有他害怕的丈夫……”他的传记作者也暧昧地夸耀他的神武：“他的天才在于周围人都不行了他还能挺住，保持大脑不昏两腿之间不倒。”总之，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不倒翁”。据说，这位“不倒翁”先生每到一座城市，受到的接待是高规格的：全城戒严，宵禁。警察，女人，女人的丈夫或情人，全都成了惊弓之鸟。由此可以揣测，卡萨诺瓦想必是很有成就感的，靠自己的“不倒”，卡萨诺瓦杀进花花公子排行榜，也算是得其所哉。

但卡萨诺瓦若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至现在的任何一个时段，他未必就会有这种成就感。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此时他与女人切磋的机会绝对会多过他所在的18世纪。18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呢？历史学者称之为“风流世纪”，但风流也仅在某个区间，比如无所事事只好偷情的上流社会，而出轨在未婚少女及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仍是件非常严重的事。卡萨诺瓦凭借他的勾引技巧，要挑衅的就是这个社会规范。这种心理使人想起前段时间曝光的一个官员。据称，这个官员在2003年的目标是“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其中有意提出，需“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

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解放每年都在提速。而这种解放对类似卡萨诺瓦的男子，未必是好事，“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做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

根据勾引理论，一个好色的男人不见得会喜欢一个同样好色的女人，尽管棋逢对手、见招拆招也算刺激，但若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其间会少了许多暧昧的令人心荡神迷的情趣，而且源远流长的《嫖经》中的“偷着不如偷不着”的理论仍然适用于现代。越发容易上手的，越是容易令人气馁，这是人的“贱”格使然。总之，现代社会，男权语境里的“勾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寂寞。

当一个卡萨诺瓦式的花花公子没有围墙可翻，里面的人直接走出来；没有窗户可爬，因为门为他大大敞开；没有让他害怕的丈夫，因为丈夫也去换妻俱乐部；甚至根本不用他劳心费力，也屡有艳遇来敲门。他活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是否也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英雄寂寞呢？

皇后的厨房中术

法王亨利二世的皇后凯瑟琳，以爱好美食著称。凯瑟琳最喜欢的蔬菜是洋蓟，最喜欢的一道菜是酥炸鸡腰鸡冠配洋蓟心。一次宴会上，她守着这道菜拼命吃，险些被撑死了。皇后喜欢洋蓟？这一新闻从宫廷传出，立即在民间激起千层浪，因为洋蓟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催情效果，而凯瑟琳的肚子也特别配合，她一口气生育了九个儿女，更坚定了时人对洋蓟的敬畏。

不独洋蓟，在那些科技之光尚未照耀的时代，很多在现代人看来非常老实的食物常被诽谤为不老实，这类诽谤要看时人的想象力。鸡蛋曾被认为是地狱天使，它营养丰富，能增强体质，但人精力一旺盛，就会琢磨些歪门邪道的事，非常不利于修身养性，所以教士阶层不宜吃鸡蛋。15世纪初，教皇马丁五世的厨师约翰尼斯·伯肯尼姆酸唧唧地写道：“取鸡蛋和橘子，将鸡蛋打匀，另以橘汁加蛋和糖制成混料，锅中放油加盐，倒入鸡蛋煎炒，浇以橘汁混料——可供无赖之人、寄生虫、拍马屁者及好色之徒食用。” 更神奇的是，鸡蛋还具备无性繁殖的神力，一本中世纪妇女保健手册上说，用3盎司丁香料和4个蛋黄，或服用或涂于腹部，就可使妇女怀孕，但有一个无赖前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被贴上催情标签的菜蔬可谓五花八门。土豆在18世纪意大利的饥荒中曾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饥荒一过，意大利人便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人们发现，土豆并不像传说的那样能使男人生猛女人迷糊。中世纪人认为，吃肉是男人的象征。也是出于同一心理，芝麻菜在中世纪享有盛名。据说某个修道院的教士们得了厌倦症，症状为食欲不振、精神萎靡，为了让他们摆脱这种后现代疾病，医生开的方子便是吃芝麻菜，没完没了地吃。结果这种菜的疗效好得能使任何成人用品广告牌上的吆喝都相形见绌，以至于教士们难以克制身上喷薄的热情，一窝蜂跑到妓院撒野去了。

甚至有些调料也荣登春药排行榜。生姜是首选，由于“热而湿”，它常被建议用于保育男人的“种子”，每晚喝一杯掺有生姜的混合饮料，可使老男人和倒霉男人重振雄风。胡椒次于生姜，但它非常热、非常干，能把体液给蒸发了，使种子干涸，像晾在沙滩上的鱼。除此之外，还有辣椒、桂皮、糖等，总之是一些味感很重、能使食物更带劲的调料。食物有味道，人吃得更多，吃得满头大汗、两眼放光，似乎是欲望想象的根源。按照这一观点，火锅该是情欲大餐了。有一个时期，甚至马钱子碱和砒霜都在春药行列，中毒导致的身体剧烈反应被视为“兴奋”，可见时人的欲望冒险。

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女儿朱莉娅，吃胡椒上瘾，虽然做了三次寡妇，可是一点都没闲着，奢侈放荡，丑闻迭出，搞得她那个颁布《罗马通奸法》的老爸很没面子，不得不拿挖他墙脚的女儿开刀，流放她到荒岛。不知凯瑟琳有无这方面的新闻，不过最叫人惊愕的，倒不是她的厨房中术，而是1549年巴黎人为她举办的宴席的菜品。它们是：30只孔雀、21只天鹅、9只鹤，全是珍贵的受保护动物。另外还有各个品种的鹭，33只苍鹭、33只夜鹭和33只白鹭——那句名诗“一行白鹭上青天”，在这里的版本是“一行白鹭上西天”。

苹果从良

伊甸园中的苹果曾和蛇一样，有个不老实的名声，即专干教唆男女乱来的勾当，好似那个撮合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王婆。不过，若说蛇象征情欲，似乎还像那么回事，至少蛇的潮湿、躯体的纠结，与性沾点边，甚至身体的形状，也令人想起中学生物教材里那颗像豆芽一样带着小尾巴的精子。

那苹果何罪之有呢？据传这一联想始于主教圣奥古斯丁。按说，僧侣合该清心寡欲、不思凡尘才对，可他能从苹果中看出放荡迹象，想必也是基于“饱暖思淫欲”这一偏见。自古禁欲主义总和不食人间烟火、神情冷峻的隐者联系在一起，而苹果中的新鲜肥美，与文艺复兴时期画作里女神鼓鼓的大约从没练习过仰卧起坐的小腹，与西方神话中似乎轻轻一掂就能将男人翻进阴沟的肥硕健壮的地母，也与中国牡丹这一“胖胖的”入世形象一道，以无处不在的鼓点，敲击着自然界活泼泼的繁殖交响曲。这当然是与“禁欲”精神背道而驰的。圣奥古斯丁拿苹果开刀，旨在震慑，布下天罗地网的警告，殊不知这种极端的戒严早已暗度陈仓，反将自己置于窥探色情的状态。正应了那句古话“心中有佛，处处有佛”的逆光面：心中有色，处处有色。

圣奥古斯丁此论一出，人皆哗然。又因为在宗教鼎盛时代，和教堂那些辉煌的大型壁画相比，画里的用于咀嚼、用于消化，最后还不得不从另一通道排出的食物总显得庸俗、赤裸，苹果于是越看越不虔诚，其实或许也因此暗自契合了人们内心的不正经。总之，苹果作为放荡的符号，被顺利接受，并在艺术中繁衍下来。

15世纪凡·德·古斯的画作《亚当与夏娃》中，赤身裸体的夏娃就一只手拿着苹果，另一只手还忙不迭地从树上摘。有画评家观察道：“那只大大的苹果被处理成与两个罪人肉体相同的颜色，俨然是他们犯罪的诱因。”而且，为不辜负那一树苹果的挑逗，亚当与夏娃也一反单纯、健康的大众形象，变得瘦骨嶙峋，很像波德莱尔诗中那些羸弱的胳膊，给人纵欲过度的感觉。当然，苹果也方便地成为道德训诫的样板。发育不良的苹果、有虫眼的苹果、被苍蝇环绕的苹果，都象征欢乐的转瞬即逝，或许逐渐风干、外有皱痕的果皮，像极一具在逐年风流快活中渐呈疲沓之相的肉体。

19世纪法国画家保罗·塞尚喜欢画苹果。塞尚的苹果就像达·芬奇的鸡蛋，以至于“每个20世纪的画家在画苹果时都会想到他”。有评论家揣测塞尚画苹果的动机：“苹果象征画家对性的焦虑。”这个评论出现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行其道之时，实在是不足为怪。但是，何谓“性的焦虑”？从弗洛伊德的角度看，性的焦虑是生命的底色。这既是每个人都难免会闯的关口，似乎也就不足以解释塞尚特别的嗜好。其实塞尚这种拜物倾向，或许是他训练自控力与感受力的方式，通过对笔下苹果的细细描摹，感受自然生命的无为与超然，功能上，类似有些风雅之人烦躁时，会反复书写一个“静”字。

史上最著名的苹果，莫过于那个不小心砸到牛顿脑袋并且砸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无名英雄。与其说这是苹果从良的兆头，不如说是它为自己正名的努力。托时代的福，苹果不用在色情沙文主义下屈打成招了。

性浪费

性浪费，这个词未必是米歇尔·福柯首创，但我确是在他的《性经验史》中撞见的。福柯先生是在谈及流行于几个世纪前年轻人中的一种不明原因的“精液丧失症”时提到这个词的。精液丧失症是“令人羞耻的”疾病，是“万恶的根源”，因为它没有生殖力，没有性伴侣，是“纯粹的性浪费”。这或许是对一个男人之为男人最根本的否定了。

其实，在今人尚不能理解的生殖崇拜如火如荼的时代里，性浪费又岂止是医学范畴的困扰，它是整个男权社会的梦魇——只不过，这时的“性浪费”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在医学之外的世俗世界，性浪费，归根结底可诠释为一种道德告诫，完整意思应该是“抵制性浪费”，因为“滥用性的人一定会导致机体的逐步衰竭、个体的死亡及其种族的毁灭，最终损害到整个人类”。这个见解古希腊就已出现，直至18世纪，还在世间流传。主要原因是人类对自身生理状况认识不足。匮乏出偏见，匮乏也出想象。古代的性神话，或说性迷信，本质上和古人因无法从技术上认识宇宙而创造的那些宙斯啊、女娲啊、龙啊是一致的，有一种天马行空式的文学逻辑。

主张性节制，摈弃性浪费，其实源于一种对性的敬畏心理。古希腊哲学流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精液是“自身包含一种热气的滴状脑浆”。“滴状”，让人想起净水器，或许唯有“滴”才显得弥足珍贵。而“热气”是用来产生“胎儿的灵魂和感觉”的。既然精液在脑部产生，自然也涉及它在体内循环并最终到达该到的地方的路线问题。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它“顺着耳部到达骨髓”，再遍布全身的硬组织和软组织。总之，“耳部”是个交通要道。希波克拉底提醒女人注意那些“耳边有一道切口的男人”，这些男人即便生理功能还正常，也无法传宗接代，因为切口会漏走热气，生命精华也会漏没了。

脑浆说也反映了古人对激情的迷惑。蒙田懊恼地承认：“每当我想到这种快乐所引起的骚动不安的感受和疯狂野蛮的举动，在爱的愉悦达到顶点时因激情而扭曲的面部表情……连喜欢沉思默想、遇事慎重的人，我决不相信他们在干这事时还能保持沉思和谨慎的模样，要不然他们就是装腔作势。”这种大脑无法控制的骚动将人降到动物的层次，格外伤自尊，所以柏拉图会抱怨，说诸神把人当作玩物。而骚动之后难以言说的疲乏和虚弱感，也使古人想到某种生命力的、元气的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男欢女爱，不啻英勇之举。若有人恐惧地喊：千万别这么做，“除非有人想自我伤害”，也在情理之中。而哲学家波勒蒙的妻子将花心丈夫告上法庭的理由，听起来更是正义凛然，因为他将自己珍贵的种子，“胡乱播撒在了别处贫瘠的土地上”。

维纳斯之带

维纳斯之带，多美的名字，听起来像制作考究的女性饰品，其实，不过是贞操带。相传产地大多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城，便也有个挺世俗挺热闹的别称：贝加莫锁。

这把锁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据该锁要保护的东西的性质，它们的质地一定得比衣服坚硬，也一定得比衣服难脱，所以维纳斯之带大多是铁制的。当然，家大业大且无聊得慌的贵族、世家，会选用金银打制，还会在带面雕文刻镂，极尽奢华之能事。这种摆阔使人想起18世纪扬州盐商的黄金夜壶。穿黄金贞操带的女人和黄金夜壶，想必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狐臊味。

关于维纳斯之带的形状，有专门描述：“一具小小的金格栅，用四条绸缎裹住的钢链巧妙地挂在也是用黄金打成的腰带上。两条钢链在前面，两条在后面，从左右两侧吊住格栅。在后面，胯骨上方有把锁，锁住带子，用一把极小的钥匙开启。”听起来繁复至极。有些贞操带的式样更笨重，前胸后背都给密封了，只露两条光溜溜的胳膊，很像连体泳装，只不过穿这种泳装下水，休想再浮出水面。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吃喝拉撒，维纳斯之带的关键部位都预留有孔，这孔的半径大约和丈夫的心眼一样大小。

据说维纳斯之带是商人发明的，这种推测倒也符合古代商人的特性。古代交通的不便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商人出门采办货物，一走可能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有时甚至大半年，这个时间长度已足够一个放荡妻子怀孕、生产并将孩子及时送人了，丈夫回来一瞧，还是娇滴滴的冰清玉洁的人，殊不知早有个“孽种”在她的肚里完成了前生今世的宿命——仅这么一想，就足以让商人丈夫惊出一身臭汗，于是乎，关门上锁，似乎是最妥善的选择。

维纳斯之带显示的自鸣得意的精明，和商人搓着手沾沾自喜的大众形象也有相通之处：他以为自己忽悠了所有人，做到滴水不漏，却不料保险柜的背面早被掏了个洞，他竭力看守认为万无一失的财宝，正从这洞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而挖他墙脚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日防夜防并给穿了防弹衣的妻子。这样的夫妻搭档，很像卡通片《猫和老鼠》里那一对冤家。丈夫是志大才疏的汤姆，空有一腔热血，难以用在点子上，而妻子的招数，类似那只小耗子，谈不上智慧，但更有常识，更变通，突显生活那很阳光也很三八的一面。

用心良苦的丈夫，揣着钥匙，很有安全感，“放心地到东方去了”。但他忘了把锁匠也一起带走。似乎没有任何职业道德的顾虑阻止一个锁匠替人开锁，他到底不是牧师，只负责开锁，不负责人的灵魂。所以被维纳斯之带束缚的妻子，只要愿意，都能有一套钥匙。到后来，锁匠熟谙市场之需，在打造贝加莫锁的钥匙时，配备两套，一套卖给丈夫，一套卖给妻子。

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通奸现象热火朝天，以至于有人说：“通奸如今就像捡起一块石头抛出去一样平常。”对于维纳斯之带在通奸风气中的作用，历史学者很是愤世嫉俗：“它生生把女人变成了婊子。”那搞了这项发明的男人们呢？哦，他们去了东方，带着钥匙和安全感与一顶臊哄哄的绿帽子。

裹脚布上的性点

关于裹脚，最大的笑话莫过于，当裹脚遇到臭豆腐。语出辜鸿铭，20世纪初的一位大学者。辜先生将它们相提并论，不在“臭味相投”，而在“中国制造”。辜氏有个经典言论，他说欣赏小脚的乐趣，就像吃臭豆腐，外国人吃不来，他却意犹未尽。据说，这位老古董每次写文章卡壳，都要把妻子叫到身边，捏捏她的“小羊蹄”，思路就豁然开朗了。

裹得恰到好处的“小羊蹄”，有个很美的名字：三寸金莲。这“莲”在古代闺房之乐中有催情效果。按现代人的理解，裹脚在“房中术”的运用，正常逻辑似乎应该是：女人的裹脚，不过是前戏的一部分，裹了，就是为了被解开。两人脉脉含情，狎弄几丈长的裹脚布，一点一点褪下来，随着脚踝、脚掌的逐渐裸露，激情也随之膨胀。

但古代丈夫或嫖客们，其性点未免太低，因为他们把玩的这双小脚，通常还藏在厚厚的裹脚布里，抚摩至多触其轮廓，这样也能使他们激动，听起来有点超现实。就像宋代那个叫黎立武的学者，他说自己读《诗经》都能读到“淫心生焉”，出门见到女人就想撒野——古人的悟性不可谓不高。

奇怪的是，古代士大夫们用裹脚挑逗自己，却从不允许自己把裹脚布拆开，好像上面绘着“警告”：只可亵玩，禁止打开。裹脚的极盛时期，裸足也完全成了禁忌，即便在极具震撼性的春宫图里，赤裸裸的脚也禁止出现。

《金瓶梅》中数不胜数的寻欢作乐场景，文人雅士倒不介意，唯独第二十七回，西门庆把潘金莲的裹脚布拆下来，招摇地搭在院里的葡萄架上，其生猛程度，相当于现代社会，在模范夫妻的卧室墙上发现一根暗示这两口子夜生活的鞭子。因此它触犯了卫道士们敏感的神经，这一场景也被认为是古往今来“最恶名昭彰的段落之一”。

可见，在道貌岸然的士大夫眼里，脱掉袜子洗脚这一日常行为，该是多么伤风败俗。说到底，他们的性点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而不是裹脚布里的脚。或许这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这一心理的延伸。摸得着终究不如摸不着。这倒很符合普鲁斯特的色情哲学，即等待的色情。眼见为实，但实的东西也没留下供人意淫的余地，还不如在等待中煎熬，反倒有种受虐的快感。

到明末，出了个很不识趣的李渔，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句话：“三寸金莲，毕竟要一双凌波小袜罩在上面，才觉得有趣。不然，就是一朵无叶之花，不耐看了。”凌波袜下，终究是臭脚一双，这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握着一双臭脚唤“亲亲”，到底恶心，所以男人们心照不宣，移情裹脚布。但李渔扒下了这件皇帝的新装。上下五千年的丈夫和嫖客，在裹脚布这出情欲大戏中的表演，都很敬业、专业，独李渔这个跑龙套的，一不小心就站在镜头前喊出了大实话。

一荡百媚生

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派画家弗拉戈纳尔有一组爱情主题的油画，其中“被后人提到最多的”便是《秋千》。场景是在有着梦幻般景致的花园里，穿着华丽粉色衣裙的贵族年轻女子正高高飞起，所有明亮的光线都集中在她的暖色调衣裙和明媚的脸庞上，使之成为稍显阴郁的树木丛生的花园中最亮丽的中心。裙摆被风吹得张开，女子也高高抬起腿，观者能看见她腿上的白色丝袜。在秋千架的正前方，一个侧卧在地上的年轻男子正扭头笑望着秋千上的维纳斯，裙底风光在他的目光中一览无余。女郎踢飞出去的粉色凉鞋可以看作是对他的调情的回应。秋千架背后的阴影处牵着秋千绳的据说是女郎丈夫的年长男子，“美滋滋地”笑着，一脸无辜和愚钝，他既代替观者充当偷窥者的角色，又是一个妻子与情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撒野的被戴绿帽子的可怜丈夫。这两种身份的重叠，更使“荡秋千”这一调情游戏充满着电光石火的暗示。

古代的人似乎对秋千情有独钟，女子喜欢荡秋千，男子喜欢对着荡秋千的人意淫。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色情图像”的古希腊，其陶瓶上常出现的寻欢作乐情景里，秋千有时会充当一种很“给力”的情色道具。仇英的庭院人物画里，常能看到秋千架的身影，《金瓶梅》中明争暗斗的妻妾们，有时也会暂时地抛开怨艾在院子里荡秋千，看来荡秋千确系古代女子的日常娱乐。

贾宝玉的《女儿酒令》中有一句“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以及李清照在一首词里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中，一个薄，一个汗，一个慵，勾勒出的那种娇喘吁吁香汗淋漓的娇憨情态，无不引人遐想，真是一荡百媚生。不过因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特殊癖好，男子喜看女子在秋千上翻飞，还另有隐秘意图。比如元末赏玩也成“家”的赏玩家杨铁崖，就迷恋裙摆飞起露出小脚的那一刻：“刚风吹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

秋千这一寻常物什，能麻雀变凤凰，跃到情色的高度，归根结底还是和荡秋千的女子的着装关系密切。不说现代女性早已抛弃了荡秋千这一娱乐，即便偶尔荡一荡，想必也没有人会穿着裙子去。而在古代，没有长裤可穿一年四季穿裙装的女子，无论怎样防备，都难以保证秋千上没有春光外泄的可能。裙裾飞扬，且随着“荡”的节奏，在秋千最高点，裙裾陡然盛放，转眼，又逐渐闭合，合成花骨朵儿。在这眼花缭乱的瞬间开合之中，自然荡漾着别样诱惑。

现代人没空荡秋千了。假如心血来潮有那么一点兴致，也不见得能在自己的两居室公寓操作。在逼仄的阳台上，一不小心还会飞到楼下去了呢。即便种种条件都具备了，也只可理解为对童年乐趣的反刍，因为大家都很忙，谁有时间有心情去琢磨其中浅浅的心动呢。有此闲情，不如抓紧时间打两把游戏偷两棵菜。被技术磨钝的我们的感受力，喜欢生猛的，最好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我们，比如劲爆的“霸”、让你流鼻血的“S”。

用自己，还是用别人

手淫，据说与卢梭诞生于同一年。倒不是说卢梭时代之前，人们就不知道手还有这功能，不过是大家从前都私底下默默无闻地干，而在这一年，手淫这一行为被晒在光天化日之下，几经辗转周折，最后乘着卢梭思想启蒙运动的东风，甚嚣尘上了。

如果说18世纪之前，人们还可以假装正经，特别是侍奉上帝的一些独身主义者，因为自己不与人同流合污的“纯洁”，在人前难免会有道德优越感，那么在1712年左右，从人群里蹦出个名不见经传的庸医，写了本书，叫嚣手淫这种恶行的种种淫秽和败坏之处，一杆子就打倒了所有有手的人。大家面面相觑，看着自己那双不那么无辜的手，它就是欲望的潜在证据。其实这个想发财的江湖术士，也没啥社会责任感，更没啥医学常识，他这么虚张声势，归根结底只是想卖他的药——“强力大补丸”和“多子多春粉”，专治手的这种好动症。这药猛贵的，按当时的物价，一盒药钱可以买290杯咖啡。至于这药吃后，手是否从此以后就规规矩矩搁在膝盖上，这话题谁也不愿意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人们开始盯着孩子的、丈夫的、妻子的手，正牌的冒牌的医生也一致传播手淫的邪恶之处。从健康方面讲，它似乎能引起失明、癫痫、脊柱结核、丘疹、神经错乱等几十种疾病，以至于到19世纪中期，还出现了一种叫“阴茎报警器”的让现代人大开眼界的玩意儿，时时追踪身体变化，以便在出现“勃起”迹象之初就采取措施，排除危险，以免走到需用手解决问题的地步。

但最具杀伤力、最见不得光的，仍是手淫所背负的道德义愤，“自我糟蹋”“肮脏”“人神共弃”等控诉不绝于耳。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学者认为，缘于手淫这种活动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通常的性，不管是在婚内还是婚外，都是社会行为，因为你得与人合作、利用社会资源，而手淫，是自给自足，“跟自己做买卖”，这势必引起专制统治在某种程度上的权力架空。

康德的观点或许能代表专制社会的逻辑。他一方面抨击性享乐是一种“利用他人使自己得到享受”的自私行为；另一方面，又猛烈攻击手淫，认为“用手淫来亵渎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兽性”。尽管这样，康德还是坚决赞成前者。在他看来，每一个生理正常的人，都应该立志成为一个能被利用的物体，这是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但随着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的发展，手淫的意义从猥琐、淫秽，逐渐披上了斗士的光环。不但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的一种反抗”，而且变成现代人的美德。“追求自我愉悦是实现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塑造精神自我的必经之路。”其实这种玩世不恭的挑衅中，多少也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和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从这个角度看，手淫似乎生就蕴含着某种现代性。

所以，第欧根尼或许是最具现代感的哲学家了。他从桶里爬出来，到广场上手淫。他认为性是人之所需，和吃饭一样自然，既然人能在大庭广众下吃东西，为什么不能在大庭广众下手淫？但他的观点仍然太前卫，超出时代至少一万年。

吻：或肥或瘦或五花肉

或肥，或瘦，或五花肉，我说的是“吻”的类别。专栏作家二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几句打油诗：“有些吻很肥，有些吻很瘦，有些吻像五花肉。”为什么像五花肉，不像别的，比如肘子或猪头？因为五花肉肥瘦都有。用在“吻”的形容上，就是既有发乎情的古典，又有干柴烈火的现代，一切都在于分寸的拿捏和角色的转换。

“有些吻很肥”，怎么个“肥”法？你或许首先想到的是十来岁时看牙医的经历，医生用他的镊子使劲撬开你的嘴，并提醒要大大地张开，张到极限，张得腮帮子抽筋，好久都合不拢。然后那根肩负重任的舌头，以横扫千军之势，在口腔来一阵疯狂的搜索，好像生命探测仪，发誓寻找生命奇迹，不放过任何一个旮旯。不过想想这情景真的很肥腻，仿佛面对一大桶地沟油。

那“瘦”吻又是怎样的？浅浅的，蜻蜓点水，青春浪漫爱情剧中的吻多是这样。或是在额头，或是在嘴唇，就那么轻轻啄一下。被“啄”的女生会傻乎乎地用被子蒙头，在床上神经病似的滚来滚去，脑海反复重播那个经典镜头，并时而摸额头时而摸嘴，确认自己没发烧。如果这个啄她的男生又恰恰是自己暗恋的，那她又变成了花痴，照镜子也想，吃饭也想，做作业也想，恨不得把那块被亲的肉剜下来，供在神龛，早早晚晚都祭拜。但这样的吻，对熟男熟女，毕竟太清淡了。就像青菜豆腐，偶尔吃一下，还觉是支持环保，时间久了，三月不知肉味，熟男熟女就成旷男怨女了。

有谁会有和我一样的喜欢看吻戏的癖好呢？一遇到这样的镜头，我就非常具有钻研精神，恨不得拿着放大镜去观摩。据说吻戏也有真假之分，界限就在于要不要动用那件生命探测仪。我比较喜欢欧洲电影里的吻戏，那真是地道的五花肉。我知道是假吻，但即使假，也假得跟真的似的，看得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或许是个尺度的认识问题，也或许什么样的吻确实是假吻什么样的吻看起来像真格的，中国和欧美，界定不一样。也就是说关于舌头这个问题，还没有国际标准。

最近看电视剧《春桃的战争》，里面有一情节，一个叫大龙的男人和一个叫九里香的女人，酒后乱性。女的倒在男的怀里，男的双手接着，就像拿着个烫手的山芋。然后有感觉了，两张脸越靠越近，越靠越近，嘴终于堵在一起，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连鼻孔都堵住了。接吻开始。两个脑袋往相反方向晃过来晃过去，动作幅度之夸张，一看就知道是俩演员暗地商量好试图用这方法来瞒天过海，转移观众视线。而那吻啊，啧啧，非常山寨，估计你看了会有一种切洋葱的感觉，恨不得把脸撇过去。因为那两张嘴凑在一起，不停地转来，转去，就跟拧螺丝似的，而且还是生锈的螺丝，涩巴巴的，拧都拧不动。

接吻的社交内涵

无意间看到一段话：“一个女人真正动情的标志是愿意被吻，尤其是吻嘴。这时女人有近乎在契约上盖章的神圣感，一定要极度认可这个男人才能做到。调查表明在一夜情里，女人最不愿意被对方碰的地方是嘴。自古风月场上的女人对客人仅有的要求是：不接吻。”

想起一部老电影《风月俏佳人》，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妓女维维安，要做高富帅爱德华·刘易斯的生意，在总统套房里，维维安像屠夫一样很娴熟地解开刘易斯的裤带，但拒绝了他亲吻的要求，她说她不会和“客人”接吻。

某些时候，身体的交流似乎来得更简单。身体的那部分动物属性决定身体有自己的一套反应机制，只要按照程序操作，迟早会启动，有时还会自动运行，而且终究来说，姿势大同小异，没什么花样，说到创新，萨德以后，几乎就没创新这回事儿了。怎么说呢，所有的“性福”都是相似的，尤其在临界点，裹挟着也曾席卷过我们的祖先的人类共有的情欲冲动，冲向一个极限，一个注定旋即便要堕入虚空的峰点，甚至清空之后的空虚感也是相似的。在欲望之河上，身体是匿名的，浸透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比较之下，接吻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不同于集体无意识镌刻在我们行为习惯上的烙印，亲吻首先是情感的酝酿和累积，在标志“我的欲望”之前，先是“我的情感”。许多的浪漫爱情电影，无论《乱世佳人》《罗马假日》，还是《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都留下了一幕幕经典的接吻场景，若说所有的爱情都从接吻开始，大约也不算过分。通常情况下，接吻之前，先会是目光的试探、交流，直至达成默契，闭上眼睛凑在一起，于是，接吻看起来像是目光交流的继续，也像是目光炽热至燃烧的结果。接吻还是种种情绪的表达，是思念、抚慰、鼓励、信任、忠诚、和解，这些特点和看一幅画听一首歌给人的感受有些接近。

尽管做爱是消耗性的，而且是以消耗为目的，毕竟也算一种回报。而接吻可以说是一门精致的艺术，20世纪20年代开始，“借助明信片和电影的宣传，吻唇成为爱的激情的必备表达方式”。不管是法式接吻中听上去专业性质很强的分类，诸如吹气式、螺旋式、吮吸式、真空式，还是爱情偶像剧里小年轻人自创的霜降牛肉式、五花肉式，接吻终究不是功能性的，或许在所谓“前戏”中还能占得一席之地，但就连“前戏”，也是一种创造。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调情和求爱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巴洛克时代宫廷诸多繁文缛节流传到民间进而形成的风尚，也是现代性进程中个体对精神快感最高点的一种探求。他在《城市发展史》中写道：“调情和求爱创造了许多神情姿态：焦虑不安，半信半疑，甜言蜜语，奉承讨好，退缩撤回等，这些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创造出来消磨时日的玩意儿，是抵消严密统治人们行为习惯的一种平衡力量。”

因此，与身体的本能欲望相比，从微观的人的情感需要，从宏观的文明进程，接吻无疑更具有社会性的内涵。做爱是在高潮质量的统摄下来品鉴、回溯整场身体的交流，而接吻，没有一个目标需要两人齐心冲刺，没有重点，也可以说每一个细腻的瞬间和细节，都是重点，都能表达出个体独特的自我感受，同样也需要对方带着情感去捕捉，捕捉两人关系的实质，以及在“爱情”这组精密的人际关系中自己的处境。于是，相对于情欲翻滚中本能的主宰，以及集体无意识中身体欲望的匿名，亲吻游戏中的嘴唇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法式接吻的最后要领是：“一个热情似火的连续亲吻永远不能以唐突的方式结束——终场的吻总是轻而又轻的。”这更显示出接吻在情侣关系中的社交含义。恋爱中两具身体酣畅淋漓的战斗结束后，似乎两人关系因为身体深层次的接触而牢不可破了，但相互间仍然要索取一个吻，对方也都有供应的义务。看起来，是给互相的情谊画上一个完美句号，其实更像网球比赛结束后与对手礼节性的握手致意，这使比赛看起来更富有人情味。

Part D　半世界暧昧，半世界孤独

对男人来说，精神能够

征服、超越自身肉体的束缚，

但对女人来说，

她被捆绑在自己的身体中。

白，非常白

当代女性钟情什么样的内衣颜色？我“百度”了一下。圣诞红，温情玉，典雅黑……都是令人血脉偾张的色彩。白色也有，却早已不是主打。白色，尤其作为内衣的白，同其他颜色比较，或许略显单调。没有过渡，没有层次感，也不神秘，扮演清嘉可人且闪烁着稚拙光芒的“玉女”形象尚可，但总的来说，似乎与熟女不太搭，清纯有余，魅惑不足，更无关所谓“情趣”。

但在十八九世纪，白色内衣可着实风流了一把。紧身胸衣、衬裙、衬裤或贴身衬衫，一律为白色。内衣的暧昧，世人皆知，只有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以为它确实是用来保暖或遮羞的。小说《魔山》中患肺病的女人们，每逢例行检查，都会特意穿上一件“华贵的、用带子束紧的内衣”，为此，有好几位女士爱上了身体检查。

而白色内衣的功效，有位作家俏皮地回应：“妇女要借此强调自己同男子比较起来肤色较浅。这种白色对男子的性中枢有特殊的刺激作用，因此妇女才挖空心思要告诉男子：‘瞧我多白净。’”其实，这种“特殊的刺激”难保没有技术的原因，前电灯时代，软扑扑的昏黄蜡烛光线中，白色内衣的炫目白光想必也有某种摄人心魄的妖媚。

而且，这白色内衣，不是单纯的白，更不是现代社会毫无个性可言的批量生产，这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贵妇有自己的专用织工，请不起织工的，也可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总之，手工时代，爱美女士拿起剪刀和针线在内衣上飞针走线，实在是很家常的事。这样，内衣式样配合编织技巧，妙不可言的花边，纤巧玲珑的花结、褶纹，形状可爱的搭扣，一件件新鲜出炉，绝对是“独家首创”。

“既漂亮又放荡”的泰茵夫人，在某次舞会露面，艳惊四座，原因是她穿了一件“希腊式白缎长衫”，外面简单地套着“织满金线的蓝色罗马式罩衣”，头上则戴了顶缀满宝石的白缎便帽。按当时的社会风尚，泰茵夫人这身慵懒而华贵的打扮，只能算是家居服或在情人面前才穿的情趣内衣。泰茵夫人穿出来炫了一番，掀起波澜，卫道士和激进派在报纸上打笔仗，妇女们竞相模仿，夫人自己呢，则顺利升级为某督政官的情妇。

19世纪，内衣秀也一度成为欧洲各家剧院的噱头。观众端坐两三个小时，就为看女人脱衣服。但这“脱衣服”不是现代版的“脱衣舞”，因为女人并不“舞”，没剧本，没台词，只是“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去衣裳，躺下睡觉或者进行诱人的梳妆。这样一来，观众就可以按顺序欣赏所有的女性服饰，直到最后一件”。阔边女帽，手套，笨重的、层层叠叠的钟式裙，撑裙架，吊带袜，最后露出一袭香气撩人的白色针织内衣。

想想看，一个体态婀娜、风情万种的女人从一大堆布料中冉冉升起的情景，倒是很像波堤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中从海洋、从贝壳中逐渐现身的美神。不过这冗长而无聊的脱与看的默片，其中流露的怪诞，俨然《等待戈多》的情色版。

白色风行的十八九世纪，调情的至高境界，或许是对自己的女人说：我愿做你的白色内衣。可20世纪的查尔斯王子境界更高。根据1993年一个秘密电话录音，王子曾对情人发誓说，他愿做她的卫生巾。

紧，非常紧

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中，奥尔罕·帕慕克描绘了祖母卧室屏风后惊心动魄的战斗：杯盏颤动，桌腿在地上摩擦，床架子叽叽歪歪不堪其重地呻吟……老祖母可怜巴巴地恳求管家太太：“慢慢来！姑娘，慢慢来！”她们在干吗？想象一下，这个十来岁孩子脸上的茫然和恐惧，什么事让主仆二人如此振奋、齐心协力？唉，她们不过是在绑胸衣而已。祖母是个大胖子，绑胸衣是她出门的准备工作中最震撼的环节。

据说紧身胸衣是被另一个大胖子凯瑟琳·德·梅第奇拽进时尚界的，她是法王亨利二世的皇后。皇后宣称不愿在宫廷看见没有腰的水桶身材，时髦贵妇为获得青睐，努力节食，打造13英寸的小蛮腰。而这位审美评委，爱小蛮腰，更爱美食，结果紧身胸衣箍住了别人，却拿她没办法。

欧洲古装电影中，20世纪以前的女性服饰所呈现的最有魅力的部位，便是依靠紧身胸衣勒出的腰部曲线以及一片丰收景象的胸脯。胸部被挤压至离眼睛最近的地方，而且鼓励裸露，以至略一颔首，看见自己的除了鼻尖轮廓，就是这白茫茫的一片了。置身这个时期的宴会，若没有相当功力，想必会窒息在这丰满的雪白里。

古希腊爷们儿的恶搞精神，一点也不输给那个给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儿小胡子的杜尚先生。对女性胸前这抹阳春白雪，他们大咧咧地称呼为“乳房臀部”。这个称呼倒人胃口，可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个惊天动地的发现。截取一张丰胸图，再截取一张丰臀图，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出奇地相似，最吊诡之处，在于那两道似乎亲热得足可拉家常的“沟”。

英国作家戴斯蒙德·莫里斯对“乳房臀部”进行了发挥。他认为：在前直立行走时代，人类走路像猩猩那样撅着屁股，根本看不到胸部，这个时期的臀部在社交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许人们见面，还会像狗儿们打招呼一样，首先绕到屁股后闻一闻，分清敌我。后来，人类终于“站起来了”，但已摆脱不了这种童年时代形成的恋物癖，就把胸部勒成臀部的形状，也算是对自己的交代吧。

但不管怎样，紧身胸衣对女性健康造成的损害不容忽视。紧身胸衣由鲸骨、钢丝、木片等材料制成，是货真价实的“硬件”。身体被胸衣带环环扣住，没有丝毫喘息空间。所以，紧身胸衣下的淑女不仅吃不得、喝不得，还流行昏厥，稍一激动，一口气喘不过来，就晕了。普鲁斯特的老爹曾在自己的医学著作里不遗余力地挖苦这个劳什子，斥之为自毁、变态，还配以图解警告紧身胸衣对脊柱的危害。

紧身胸衣这玩意儿寿终正寝，显然也不全是普鲁斯特老爹等医学者的功劳。紧身胸衣注定迈不过20世纪这个坎儿，即便它能躲过健康、趣味等流弹袭击，在这个集体缺乏耐性的时代，也早没它的位置。胸衣带一环扣一环没完没了的繁复，像一出恶作剧，即便有人愿穿，也未必有人有这个耐心去解。要说从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的最大的好处，无疑是，脱衣服比以往更快了。

长袜的前世今生

以现代人的审美态度，若将长袜归到“饰物”档，即便有出入，或许也还差强人意。所谓饰物，好比饭后甜点，与关系到身家性命的面包相比，是正餐的边角料，有了，至多是锦上添花，没有，也不会严重到要寻死觅活。但在历史上，长袜与腿的关系，从没有如此松弛。长袜，不仅做装饰用，还承载着体面的使命。

当女人也能走出家门挣钱糊口，却还没有为自己争取到穿裤子的权力时，为配合工作的需要，裙子的长度务必要裁短。而裙裾的缩短，当然也就意味着会露出腿的一部分。这该怎么办呢？穿上长袜。

《生死朗读》有一个关于长袜的情节。15岁的米夏·伯格从门隙偷看汉娜，汉娜就正在穿她的长袜：一条裸露的腿搭在床沿，双手摩挲着长袜往腿上套。这是一个女人味十足且很撩人的姿势，想必是专为米夏·伯格的眼睛设计的。而《返老还童》里，黛茜与流浪归来的本杰明·巴顿一夜缠绵后，她留给我们的，也是出门前那个将黑色连裤长袜往身上套的身影……这样的电影桥段并不少见，她或者即将出门，走到大庭广众之中，或者刚从一桩暧昧的情事中脱身。不管怎样，穿长袜这个动作以及长袜本身都暗示着，她要藏匿自己的隐私，以一个正常的、受人尊敬的“女士”的面目示人。

从这个角度看，长袜的社会功能与欧洲女人的帽饰、阿拉伯女人的面纱的效果是一致的。1945年2月，去西班牙采访的波伏瓦在西班牙女人眼里是这么一副狼狈相：“这是一个贫穷的女人，她连长袜都没有。”似乎，长袜已成为一个女人体面的底线。所以，战争期间，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女人们可以忍饥挨饿，但通常不会裸着双腿出门。有一幅照片是这样的：一个准备出门的女人，拿了把装修工人刷漆的那种刷子，正在往自己腿上刷黑色颜料，以冒充长袜。据说还有往腿上涂碘酒的，不过这在战争中也是件奢侈的事。

一个人若成心与传统作对，最简便的作为，莫过于脱了袜子扔出去。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有“裸体舞女”之称的安妮塔·贝尔贝有一次出现在柏林最豪华的酒店时，“她那火红的头发和微微发绿的苍白的脸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裘皮大衣扣子一直系到了下巴，穿着一双金质的高跟鞋”，但这都没有什么，紧接着作者用了一个短语“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来形容她腿部的装扮，但是，天哪，她只不过是“脚上没穿袜子”而已。

想想看，在现代社会，什么样的装束才配得上“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这个短语的力度？想必没有。即便你在又一个电影桥段里看见几个银行劫匪把女人的长袜穿在自己脸上，你也只会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混搭是潮流，早已见怪不怪了。不只是脸上穿长袜，内裤还可以外穿呢，比如说——超人。

穿裤子的女人

历史上的女人都是穿裙子的，无论在绘画作品还是文字表述里，如果她穿着点什么，那一定是裙子。我一直很好奇，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使即便在对女性自由的干涉最为严酷的时期，也没打消男人让女人穿裙子的念头。因为现代社会风起云涌的穿帮镜头启示我们：裙子，差不多是和裙底走光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提高了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毕竟，裙子为走光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这，却是裤子可以避免的。

当然，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裙子可是很长的，或许正像这样：“我拖着长长的裙裾，等于认真地将人行道打扫干净。”不说大腿，连脚指头也看不到。这样，腰以下的部位就被严严实实遮蔽着。既然看不到下半身的形状，想入非非也就无从谈起，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相比之下，在两根独立的、窄瘦的裤管的包裹下，腹部、臀部等性感地带的凸现，就等于提醒人们识图：这是脚，这是腿……想必会让大男人觉得有伤风化。另外，男人不准女人穿裤子，肯定也是因为男人自己穿着裤子。穿裤子是男人的天赋权力，这种雄性的自恋自古就有，乃至终于发展为一门学说。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假想中的女人对男人站着尿尿的权力的忌妒上。

20世纪以前，女人穿裤子是惊世骇俗之举，由此裤子也成为某种象征，说得好听点，是反叛，说得难听些，就是无耻和堕落。乔治·桑穿着长裤在巴黎闲逛，这种超现实的举动吓坏了整个巴黎，好像她开了辆坦克上街。尽管后来乔治·桑解释说这只是为了方便旅行之故，舆论也没有放过她，宣称她穿裤子是由于她骨子里有“阳刚气”。至凯瑟林·赫本的时代，凯瑟林穿裤子，也被列入她的一系列特立独行的行为中，最后还归咎于她有一个很女权的母亲。

在既有传统上颠倒众生，却从没想过这个传统本身是否有点不对头，或许该形容为文化的慢性中毒。其实，女人穿裤子的原因可以很简单，可以没那么多名堂，就是图个方便，像凯瑟林·赫本说的：“这个穿法省却了我选择穿什么的麻烦。”

欧洲战争的战后重建，需要女人出把力，自此，女人开始享有穿裤子的自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蓬勃发展，时尚达人加兰诺斯断言从此女人为抗议男人色眯眯的目光，定会将自己像粽子一样裹起来，于是推出一款“臭名昭著”的半长裙，仅露一截小腿。但女人并不买账，愤怒地要求加兰诺斯把大腿还给她们：“大腿！大腿！”与其说女人排斥半长裙，不如说女人反感的是男性的指手画脚。露，还是不露，以及露多少，穿裤子还是穿裙子，女人都要自己说了算。迷你短裙大约是这种权力的极致诠释了。不过，身穿迷你短裙，矫健而优雅又狠而准地跨上公交车高高的踏板，绝对需要出脚不凡。

巴洛克臀

智利仁纳卡海滩举办美臀大赛，吸引了很多翘臀参加，最后，冠军由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臀摘走。我在网上仔细观摩了一会儿这个冠军臀，再次感慨古希腊人的洞察力。不用等到后来的人类学家研究人类行为动不动就从南方古猿开始分析，古希腊人早已瞧出乳房和臀部的相似之处，他们把乳房称为“乳房臀部”，意即长在胸脯的屁股。

这个产自哥伦比亚的美臀，和任何一个丰满的胸都有得一拼：同样两个丰满圆润的半球，再加同样的沟深似海。尼基·德·圣法尔曾放出豪言：“世界是圆的，世界就是一只乳房。”也可以说，世界是圆的，世界就是一只屁股。在当今这个分工愈来愈精细、手模腿模也可独立成一门职业的时代，不难勾勒这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冠军臀闯荡世界的轨迹。说不定不久以后某部黑帮影片中，大毒枭在私家游泳池露台一边咬着雪茄一边捏捏拍拍抓抓的美臀阵营中，就有它在跑龙套。

一个成功的臀，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臀的臀，必定也是一个既有形而下的肉感又有形而上的美学意义的臀。但是，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独自成功，这道理也适合美臀欣赏。臀，如果只是臀，那就什么都不是，或者就是一坨会把人闷死的肥肉。美臀欣赏必定要和腰部曲线结合在一起。那个哥伦比亚美臀的主人若没有细瘦、婀娜的腰，就不能显出臀的丰盈，又或者她的腰是水桶状，她的丰臀只能表明：这个水桶有点漏水。

我觉得腰和臀的组合，遵循一个简单原则就好：掐进去，撅出来。即腰那块突然地凹进去，屁股那块又突然孟浪地撅出来，像赫拉克利特早说过的“像竖琴和弓一样，一张一弛，时紧时松”。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S”形了，“S”中间扭的那部分就是女人的脊柱，纤纤脊柱下面拖着的一个大肚子，那就是臀了。

“S”形特别符合对线条情有独钟的巴洛克美学，因为它“灵活生动，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环绕，能使眼睛得到满足，引导眼睛追逐无限的多样性”。画家喜欢描绘女人裸体，就是因为“女性身体方便画家运用椭圆的、弯曲的或者波浪起伏的线条”。“美臀维纳斯”就有一个这样的巴洛克臀，有人因此断言，这么丰满圆润的大屁股，“大概早就不是处女了吧”。“美惠三女神”的巴洛克臀，“有一种草莓的淫荡”，因此三女神尽管品格“坚贞纯良”，还是不免被用来做妓馆的招牌。色情大师萨德作品里的人物，经常用一种宗教式的迷狂呼喊：“我就要看到它了，这个神圣的、珍贵的、我热烈渴望得到的”巴洛克臀。

一个优质的巴洛克臀，总是眼神无法绕开的存在，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不管你正经或不正经，臀，就在那里。

笑里飞刀

中国有句古话，笑不露齿，说的是端庄淑女不该哈哈大笑。想想张嘴大笑的模样，大多数情形还是挺扫兴的。两排参差不齐的牙齿，宽阔的门牙，中间兴许还有条缝，再稍加留意，说不定还会瞅到口腔深处一颗黑不溜秋的蛀牙，诉说着被甜食诱惑的放荡经历。

淑女的笑要不露齿，绅士的笑也该点到为止，最好像里尔克这样：“纵然发出笑声，也都是表示出那么一点意思后就立刻收敛。”柏拉图认为，保持威严、礼仪是绅士的基本品质。就因为此，他连被后人奉为圭臬的荷马作品都舍弃了，不主张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因为史诗里“那些幸福的神大笑不止”，很可能被孩子作为争取嬉戏权力的凭据。

常识和直觉告诉我们，“大笑”不美，但为何不美，大约很少有人会深想。不仅仅因为露出了牙齿。“大笑”使面部线条过分紧张至扭曲，“失去分寸的笑会比任何其他表情更使聪慧的面孔显出愚蠢的或难看的样子，因为由于笑，嘴的周围会形成规则的、简单的线条，好像括弧”。

对着镜子张大嘴，你便会发现“大笑”的线条从鼻翼出发，经过嘴角，最后直抵下巴。保持“大笑”几秒再放松，你会看到，嘴边这道线条还隐隐存在。因此，表情丰富和不喜形于色的面部通常不难辨别，对于前者，比如经常撇嘴再加很欧洲式朝上翻白眼，难免会在嘴边、额头留下痕迹，以至再有这样的撇嘴、翻白眼，线条遵循原有的路径演绎，也就驾轻就熟了。仿佛经年累月练韧带，最后轻轻一抬腿，叉就劈下去了。

线条，是威廉·贺加斯的基调。在这位18世纪的“英国绘画史上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画家”眼里，世界由线条组成，无论多复杂的对象，都可抽丝剥茧，直至最后成为呈现在人眼前的线条。这好像人体，不管体形多么妖娆、臃肿，都可化繁为简到骨骼和脉络。但所有线条中，最丑的是直线。原因很简单，直线呆板，没有变化，难以打动人。十字架上若没有受难的基督，很难想象这一横一竖的数学符号“+”会激起人们的宗教情感。

最富多样性、最有表现力、最具可塑性也最美的，要数蛇形线，“蛇形线灵活生动，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环绕，能使眼睛得到满足，引导眼睛追逐无限的多样性”。这种线条像极我们常从魔鬼身材上看到的“S”。威廉·贺加斯认为，在优雅地微笑着的面部，便能形成这般柔美的曲线。

或许蒙娜丽莎、施洗约翰和一系列佛罗伦萨少女面部典型的达·芬奇式的招牌微笑，最能体现贺加斯的观点。笑意从嘴角漾开，形成一定弧度，光影在线条的褶痕里柔和闪耀，使笑容生动起来，但这“生动”又似乎仅是微风轻拂下水面的涟漪，几圈浅浅的水纹有秩序地荡开，最后在意料中慢慢定格，不足以破坏整个池面的和谐韵致。这样的笑里，若也藏有飞刀，想必刀刀都是温柔刀。

最是那一低头的拿捏

细看之下，传说为雍正妃嫔的“十二美人”的美人脸，虽然神情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面部姿态：颔首低眉。她们眼皮下垂，略带忧愁的目光落在某处，下巴内收，双唇紧抿，显出添香红袖们特有的矜持恭顺的样态。

再稍加揣摩，你还会发现，她们标准的瓜子形中国美人脸倒是很适合配备颔首低眉这个姿态的。一方面，“颔首”从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描绘了从宽额头到尖下巴之间脸部轮廓循序渐进的线条的变化，显出瓜子好看的弧度，柔媚而不生硬。另一方面，相较西方面孔，中国人的脸部轮廓大都扁平，从正面看，更是平淡无奇，没有立体感，而微微的颔首，使原本也很平常的鼻梁从平板的面部凸出，甚至带点“鹰钩”的感觉，再加光影的勾勒，面部的美也就有了层次感。

不独“十二美人”，以唐寅为代表的许多画家笔下的古代仕女，都会采取颔首低眉的姿态，以至要说“颔首低眉”可为中国唐代以后美女的标准姿态似乎也不为过。虽说唐代胖美人也经常是这种姿态，但她们那肥硕的身体和肥嘟嘟的脸，再加上开放的唐代贵妇经常身着薄透的单色轻罗使丰满肩胛在轻罗中肉色横陈，怎么看，都觉得轻薄服饰散发出的情色意味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颔首低眉所蕴含的娇和羞。因为，颔首低眉应该伴随着脸红，但你不能想象一个穿情趣内衣的人会脸红。相比之下，明清美人喜穿的将身体完全遮住连脖颈都难得露出的立领对襟袄，大约更能演绎颔首低眉的风情。

有人说，古典美女的美，美在无意识，好像她们都是璞玉一块，浑然天成却懵懂无知，要靠男人来挖掘和塑造。我觉得这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大大低估了美人们的情商。在谋爱亦代表着谋生的时代，容貌是唯一的武器，她们当然会想办法加以利用。譬如，颔首低眉的姿态，或许会有天然的羞赧成分，但不能排除也有男人女人你攻我守的战斗中女性总结出的斗争经验的传承。

正因为被人看的意识太强，所以“十二美人”、唐寅笔下的妓女才知道如何拿捏、摆姿态。既要取悦男人，又要男人说自己“美在无意识”，这难道不是女性的生存智慧？白流苏未必没有心机，范柳原是她的救命稻草，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但白流苏并没有张牙舞爪扑上去，也没有影响到“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伴随低头这一动作而来的她的口头禅“我不懂”，照顾了范柳原的大男子主义，又暗示她对他的信任，还是不失体面的撒娇，一举三得，其实她很懂。

历来的张迷，都喜欢张爱玲那张手撑在腰间扬起头颅的招牌照片。扬起头颅，分明颠覆了女性颔首低眉的惯有姿态，很有现代感。但这凛然手势衬托下的黯然情殇，倒更使人为之扼腕。

指尖风情

手，最为我们熟悉，也最著名的，莫过于陆游夫人唐婉的“红酥手”：红酥手，黄縢酒……但平心而论，“红酥手”给人的意象不见得好。“酥”让人想起某种点心，在油里拖过，表面有层蛋奶皮，易消化，老人孩子都爱。若说“酥”也可形容肤质的柔弱无骨，“红”就不同了，这么热情、闹腾的色彩，宣扬的是俗世的奔波与计较，似乎不符合我们心中传统美女的形象：十指纤纤，倾国倾城，却又遗世独立。不过话说回来，“红酥手”倒是非常贴近唐婉在夫家的处境，尤其是与陆游母亲紧张的婆媳关系，在在都是尘世呛人的烟火味。

看手的保养，能看出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也能对人的气质猜出七八分。《包法利夫人》中在展览会领了银质奖牌的老妇人，福楼拜描摹她的手：“谷仓里的灰尘、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使她手上起了一层发裂的硬皮，虽然用清水洗过，看来也是脏的；手张开的时候太多了，结果合也合不拢，仿佛在低声下气地说明她吃过多少苦。”波德莱尔一生落魄潦倒，但不妨碍他用母亲的钱养护自己一双“又小又软，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大约也只有这双有几分女性化的手，才配得上他“纤细精美”的鼻子，以及“像女人一样洁白、优美”的脖颈。

所以，在艺术表现里，手也成为常见的道具。若表现一个人的犹疑、紧张，最方便的处理方法，是呈现出这双手在暗地里的纠结和抓狂。电影《窃听风暴》中，维斯勒拿了一份写有艺术家反动证据的文件去见他的上司，汇报中途，他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时镜头便打在桌子底下，他的手指正在揉搓着摧毁着这张纸……当需要给予勉励、安慰，尤其是爱情的承诺时，最默契的做法，莫过于悄悄给另一个人自己的手。十指相扣，就什么都有了。

不难理解杜拉斯为什么会迷恋男人的手。颤动着欲望、热情、在发间穿梭的手，走走停停的试探，欲擒故纵的挑逗，激情本身也就带有了梦幻的性质。这样的手，可以不漂亮，但该有几分粗犷与野性，即便丑，也要丑得有个性、有阅历，比如《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这只手：“手很瘦，越往指甲上去越为温柔，还略微有点肥大，就好像曾经断过，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残缺，有一种鸟儿死去时的优雅。”

而关键时刻，手指若没了这种熟稔与灵巧，便会使本该充满香槟味的浪漫，变成想在一盘滑溜溜的意大利通心粉前保持优雅却不知如何下手的滑稽。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里有个桥段。两人如干柴烈火，在宽衣解带时，手指突然痉挛了：“我笨手笨脚地剥不下克洛艾的内衣，她怎么也解不开我衬衣的扣子——但是我们都克制不去引导对方，甚至忍住不笑，而用最热切、充满极度渴望的眼神注视着彼此。”手指的笨拙，或许也迸出青涩的可爱。不过，笨得实在不是时候。

从后花园到星巴克

古代言情小说的套路，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贾母的话说：“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模式了。

一见之下，两厢有意，便自然要千方百计去勾搭，凡言情小说，不管后续如何发展，不管是男的后来中了状元还是女的最后殉了情，前半部分无不围绕“勾搭”做文章。贾母又说了：“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贾母质疑的是这类私情故事的不合情理处，明明人来人往一大家子，知情者却通常只有三个人，除了男女当事人，再不过就是贴身侍女了。但倘若设想这类秘密的约会，大都发生在传说中豪门大宅深处的后花园，也许就能理解了。

后花园，虽也是花园，但和花园还不同，后者是豪宅别墅内的公共空间，用来招待宾客亲朋，坐在树荫下闲聊、打麻将、吟几句酸诗，二杆子用人还可能躲在某块石头后解决内急。多一个“后”字明显不同，私密意味陡增。成语“后院起火”，常用来形容集体内部的斗争，最初意义其实是大家族内的妻妾之争；《资治通鉴》言：“唐中世以来，方镇多设后院兵。”后院兵是唐代节度使暗地里蓄养的亲兵，用“后院”称呼，形容其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暧昧存在。

所以，后花园是一个神奇的所在，一方面它连接着宅内的公共空间，例如通常意义上的花园，另一方面又曲径通幽，通向小姐们神秘的闺阁，可以说是个过渡性空间。如现代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空间的训诫能力，公共空间有对人的言行的约束，礼仪、公德由此产生，闺阁是对古代闺秀的牢固束缚，那处于二者间的后花园就是名副其实的灰色地带了。

男客们在亭榭楼台间闲逛，越走越深，很可能就闯入后花园与某女邂逅了，钟情了，而通过后花园这个中介，小姐们寂寞的内心充满了对外界的想象，也充满被骚扰的期待。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整日被困在闺阁，百无聊赖之际，由丫鬟春香领着去后花园赏春，结果这一溜达就出了问题，春情引发了情感的穿越，梦见翩翩少年书生柳梦梅。《西厢记》中，张生看到崔莺莺每晚到后花园中烧香、弹琴，就准备翻墙过去骚扰。反过来想，崔莺莺弹琴时若是毫无怀春之意，又怎能勾来有情人扒墙偷窥？

说情人约会地点具有时代性真是没错的，当初只能在后花园偷偷摸摸地见面，现在一跃变成任何你能想象的公共场所内的亲密，公园、电影院、商场、麦当劳、星巴克等，想约会，只要精力许可，任何时间、地点都行，根本不再需要有个丫鬟来望风、报信。同是约会，但二者间实在又有霄壤之别，不仅仅是“时代”这个因素在制约，还有空间对人的行为、思想的塑造。

现代公共场所内的约会，因为公开和选择的多样性，反倒有些中性色彩，像日本小说《公园生活》中，一对男女从在地铁上偶遇，到每天拿着从星巴克买来的咖啡到公园，好像是约会吧，但也就那样，无可无不可，仿佛是自己人生的旁观者。而古代的后花园终究是个幽闭的环境，其间，闺秀所做的只能是等待。如果说是守株待兔，也还好，至少这种傻乎乎的乐观也是很明亮的。似乎古代的后花园没有赋予闺秀们这种达观，相反，封闭环境使她们的性格带着些幽闭、歇斯底里的成分。《牡丹亭》中杜丽娘因为一个梦要死要活，官方说法是缘于她“对爱情执着的追求和对礼教的彻底反抗”，但她看起来是个典型的幽闭症患者。促狭、封闭、充满着自我诉求的环境，就像充满天然气的狭窄空间，只要一点火星，就能有惊天爆炸。

倘若把后花园看作一个隐喻，象征着过去很多时代中女性的处境，那就不奇怪杜丽娘凭着游魂也要去追求爱人这种荒诞中隐藏的力量；不奇怪柔弱的林黛玉临死前也要挣扎着毁掉所有诗稿，以表达她对背叛的永不原谅；不奇怪一直病恹恹30岁就去世的艾米丽·勃朗特会创造出希斯克利夫这样一个以暴制暴、充满邪恶魅力的人物；不奇怪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对情感无止境的、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贪婪。说到底，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都是病，是幽闭症的总爆发。

床上和平

1969年5月，摇滚巨星列侬和他的妻子小野洋子，穿着睡衣坐在蒙特利尔伊丽莎白女王饭店的某张床上，进行静坐示威，口号是“床上和平”。当有记者质疑：用音乐与爱能够制止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吗？洋子的回答嬉皮味十足：“如果我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犹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思考。”——这个“恬不知耻”的答案大约会令很有历史常识但像历史教材一样板着面孔的人震惊得一愣一愣的。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娱乐精神可见一斑。

如火如荼的19世纪60年代，新概念“床上和平”很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后来又经过诸多演绎，发扬光大，成为时髦的口头禅。不过这也不算个新鲜事，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就有了类似的反战策略。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利西翠妲》中，雅典城邦的妇女为了结束战争，与敌方妇女联合起来对付战场上厮杀的男人，她们的绝招便是拒绝与男人上床，除非他们停止作战……

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甚至认为，以歌颂人类战争、暴力而流传千古的荷马的境界其实不值得后人大书特书，至少有一个人可与他愚蠢的英雄主义分庭抗礼，即萨福。相对那些充满着雄性激素的史诗，萨福像一个尊贵而多情的女神，她写道：“有人说，在这个邪恶的大地上，骑兵是最大的奇观，而其他人则声称步兵或带长桨的舰队才是最大的奇观。我却说，只有你的爱才是唯一的奇观。”——或许这是对“床上和平”最婉约最富诗意的阐释了。

从阿里斯托芬闹哄哄的调侃，到列侬夫妇嬉戏似的挑衅，“床上和平”这个玩世不恭的口号底下，源远流长的其实是一个叫人忍俊不禁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像那么回事儿的逻辑：战争等一切暴力活动不过是雄性激素过剩的缘故，一句话，是他们吃饱了撑得慌。这个观点简单明了得就像一个大白眼，能叫那些操着各种战争术语的精品男子汉垂头丧气。而且，这个白眼用类似佛教中拈花一笑的随意，四两拨千斤，轻轻松松就瓦解掉所有的谋略、技巧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折腾，只揪住雄性动物的本性不放，二者之间的张力，足以让男人抓狂。

这个世界需要沟通，小野洋子说“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而不是战争不是武功。这话想必会让推销种族主义、超人哲学却从未赢得女人芳心的尼采讪讪。尼采的精英主义哲学之所以受到后世的瞩目，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他的谵妄症创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实践者——希特勒。尼采本人也跟他一起臭了，以至于女权主义者给了他一个称号——“不折不扣的厚颜无耻的男性统治者”。不过在当代社会，尼采哲学的可利用性，还不如他本人在精神病研究案例中的参考价值。

对付尼采式谵妄症，当然可以用福柯先生推荐的戏剧表演法：“当一个病人认为自己身体内关着一只活生生的动物，人们应该假装把它取出来。”当有人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统御半个地球的大哥耶稣，让他清醒的最好方法是威胁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也不妨动用中国式撒手锏，把他从上天入地的妄想境界拖回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这撒手锏便是：老兄，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哥哥哟

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女人和年龄长她几岁的男人之间的称呼。女人好办，直呼其名就可以；男人呢，叫全名吧，显得生疏又不太礼貌，只称呼名字吧，无缘无故的亲近感也让人犹疑，叫先生吧，哦，太作了。有一次，几个朋友见面，我问朋友，该怎么称呼她的男人，她说叫××哥，我当下心里就噘起了嘴。

一个“哥”字，莫名就让自己矮了几分，这“矮”是心理意识上的。年长代表经验，代表有权得到你的敬重，代表你削了一个苹果也理应先让他，而不是自顾自地吃，不然的话，学校思想品德课和家教灌输的常识，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太像话。但叫“哥”的时候，无疑意味着你是“妹”，或者“妹化”了自己，妹化不一定就是雌化，但，嘿嘿，某种程度上经常是的。你可以拍着同辈人的肩膀，走，咱喝酒去。不知为何，这手到了长你几岁的人那里，就从肩膀滑到了手臂，从拍到轻微地摇，或许还带着几分撒娇，走嘛，一块儿去，人多热闹。

身份意识上矮人那么一点点，总会影响你的行为。从这个角度，似可理解梁山泊那一伙打家劫舍、弄枪使棍的大老爷们儿，为什么一个个对女人都是块暖不过来的石头，因为，他们把万般柔情都给了宋江。几个版本的《水浒传》里，听听他们唤“宋江哥哥”，多情深义重、多雌啊。宋江本应做大哥的，最后做了哥哥，结果就不一样。

你得承认，“哥哥”向来是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称呼，说起来也算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吧。男女之间一旦恋爱起来，就哥哥来哥哥去，比如贾宝玉和他的那些妹妹。“哥哥”本意指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一个原本在亲人之间使用的称谓，用到毫无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本来八竿子打不着，却硬是想办法给打着了，而且还打得火热。似乎国人很乐意将亲人间的称谓推广到广阔的天地间。这渊源往上可追溯至孔子的“仁”政思想，“君君臣臣”对应的是“父父子子”，把家庭管理模式套到国家的管理上，自然天下一家，自然“一表三千里”，自然“四海之内皆兄弟”，自然“宋江哥哥”，自然“宝哥哥”。

我不想说以“哥”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尊称在中国人内心关于社会等级意识上的投射和影响，但从社会伦理看，本来是陌生男女，最后因哥哥妹妹的缘分，住一间房睡一张床，实在是件讳莫如深又特别值得玩味的事。

睡男人

要讲睡男人的故事，得先讲讲睡美人。不然乍一看去，“睡男人”会让人想入非非，以为这个“睡”是个动词。

睡美人的故事家喻户晓，讲的是一个公主被施了巫术，长睡不醒，直到一个王子路过，看她长得漂亮，满怀深情地亲了一下，公主便醒过来了。而睡男人的故事，来自一则古希腊神话。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集美貌与彪悍性格于一身，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汉子，整日在森林晃荡，没事就欺负一下森林居民中的弱势群体。

某个春情乱颤的晚上，阿耳忒弥斯瞅见月光下睡着一片“小鲜肉”——美少年恩底弥翁。少年身体散发幽微体香，似乎在说欢迎光临，女汉子阿耳忒弥斯便和那个王子一样没忍住，俯身吻了他。“小鲜肉”也和小公主一样从睡梦中惊醒，但故事发展在这儿走上岔路。小公主发现解救自己的是个门当户对的王子，立即投入其怀抱，从此过上幸福生活；恩底弥翁呢，不知他干了什么，也许嫌阿耳忒弥斯年龄大，也许不满自己被偷袭，后来的夜晚，阿耳忒弥斯为省掉拉拉扯扯的麻烦，全面享受“小鲜肉”之鲜，便施展魔法，让少年沉睡不醒。

冷兵器时代的文化，似乎肉搏的痕迹尤为明显，不单是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那一群神仙，整日打打杀杀争风吃醋，就连现今公认的纯美童话，在其诞生之初，也有些诡异、暗黑的气质。《灰姑娘》最初不过是个恋物癖的故事，王子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灰姑娘的高跟鞋，为了能与这鞋朝夕相处，只好冒险把灰姑娘娶过来；《小红帽》中的狼，则扮成外婆的样子，对小红帽耍流氓；而《睡美人》也有让人不忍直视的暴力成分，王子不只是亲吻，揩了一两油，还做了其他的，以至于这个公主还没醒过来就成了两个娃的妈……

历经时代变迁，经过层层净化，那些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童话，从最初的少儿不宜，成了现在的老少皆宜，被赋予真善美这些人世间最高级的品质魅力。就经典童话《睡美人》来说，公主被巫术控制，唯有真爱才能拯救，于是她在昏睡中把自己的美丽容颜冷冻起来，等待命中注定的爱情微波炉的出现，行为不甚绅士的揩油的王子，最后也成了公主的命运的恩赐，甚至他的看似平凡的一吻，都可以看作是男性意志所代表的社会正能量对那些歪门邪道的巫术轻而易举的胜利。但睡男人的故事，却没这么幸运，至今只能作为古希腊神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偶尔被女权主义者拿出来，蘸着各种调料，开开涮，毕竟小众得多，远不能与《睡美人》这类儿童读物的知名度相提并论。

童话都教导女孩守规矩，不管被关在城堡还是有个蛇蝎心肠的后妈，都要心怀感恩和希望，相信有个人正穿越千山万水为你而来。说到底，女孩要做的就是漂漂亮亮地守株待兔。阿耳忒弥斯肯定是个坏榜样，她没按套路出牌，太有执行力，不懂等待的艺术。

没有胸毛的海盗

《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妖里妖气”的装扮一直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他的单边大耳环功不可没。但不仅是杰克戴耳环，黑胡子也戴，大多数海盗都有这癖好，以至有种说法：戴耳环的不都是海盗，但海盗大都戴耳环。

伊丽莎白时代的欧洲，正属于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其时，单边佩戴一个大金耳环，是非常流行的海盗时尚。有说是为了辟邪，古代的妖魔鬼怪，尽管比不上今天的核辐射，却也是无孔不入，“是个洞就要往里钻”，耳朵自然不能幸免，所以就得在耳朵上做点手脚。佩戴一个金耳环，不说是充当门神的作用，好歹或许能绊它一跤，最不济，还可以寄希望于这些样式别致的耳环来转移魔鬼注意力，让它忘了干正事。还有一种说法，说金耳环就是水手的家当，“倘若客死异乡，身上就必须得有点够办葬礼的金子”，但金子放在铺盖卷儿里，似乎不安全，但若像清人张祖翼在《清代野记》里描述的看管银库的库兵偷钱的方法——把银锭夹带在屁股里——短时或可，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归根，还是挂在耳朵上比较保险。

如果说杰克船长的耳环，延续的是古已有之的海盗时尚，其他的配件就难说了。影视作品中传统的海盗形象，无一不勇猛彪悍，腹部雷打不动六块腹肌（也称“六听啤酒”），胸脯健美到至少可戴A罩杯，另外，那片毛茸茸的胸毛也是必不可少的性感标志。但杰克船长颠覆了海盗固有的形象，他的波希米亚风格的服装，小辫子，头巾，发夹，浓重的烟熏妆，兰花指，耍嘴皮子的习惯，以及胸脯那片不毛之地，在在都与时俱进地诠释着“新好男人”的风格。

“新好男人”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末。他们是“这样一种男人，有着异性恋的性取向，会用三种不同的美发产品来打理自己的头发，喜欢衣服，也喜欢买衣服的过程，还会以敏感和浪漫自许”。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教那些宅男，怎样在十分钟内，从山顶洞人变身为都市玉男，尽管武器配备不如杰克船长齐全，但据说“新好男人”也要有三大件：刘海、美瞳、内增高。

从20世纪初女性主义发轫，女人们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穿上了裤子，开起了汽车，扔掉了胸罩，干起了工作，甚至也走极端，和男人拼抽烟喝酒，拼爆粗口，拼性开放，为的就是表示男人做得的，她们也做得，可谓煞费苦心。但有趣的是，当女性主义者正在积极向男权领地进军，而且或许还占领了相当的高地，正待她们耀武扬威地展示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模一样时，回头一瞧，“新好男人”却正悄悄从她们遗弃的阵地上捡起她们扔掉的剃毛刀和腮红。她们发现自己没有了对手，成了独孤求败。

男性魅力的挽歌

在有些悲观人士的眼里，现代男子雄性魅力的衰退，就跟经济危机一样，成为文明所要遭遇的不可避免的痛楚。不同的是，经济即使危机，也如四季轮回，有消有长，而雄性魅力，似乎就只有一路衰下去，永远处于熊市了，除非把他们从办公室、格子间、电脑旁赶走，统统赶到葡萄园、庄稼地，风吹日晒，或还可依稀还原往昔风采。但这到底已是不能的。

其实早在劳伦斯时代，即20世纪初，劳氏对其时的男女格局就已甚为不满，男耕女织的时代已经远去，如今是“公鸡们咯咯叫着假装生了蛋而母鸡们则打鸣儿假装叫着天明”。劳伦斯把“咯咯叫着假装生了蛋”的公鸡们称为“雌男儿”，并且痛恨“打鸣儿假装叫着天明”长着“小男孩屁股”的女人。逐渐地，劳伦斯的愤世嫉俗上升到了爱国主义范畴，其悲观预言甚至有些许惊悚的意味。

在为自己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的辩护文章里，劳伦斯痛心疾首：“我们如何重新得到那种在男女之间建立起活生生联系的火热的血性之性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如果英格兰要复活”。因为在劳氏看来，“几乎全部现代的性都是纯精神的。冷漠的，无血性的”，仿佛英国正在丧失男子气概，人种的质量和延续堪忧。似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冷兵器时代那种活力四射的肉色性感所拥有的醇厚质地，就像拔了瓶塞的酒瓶，社会越进步，酒的味道则越寡淡。

劳伦斯时代的男子已然如此，那么当代呢？本来，雄性的特点向来是以“性攻击力”为其性别的首要标识，看动物世界，雄性动物也往往都会为争取使自己基因流传而头破血流并乐在其中。但在据说我们当前所处的“女性时代”，造成剩女现象的一个原因便是：许多男子患有一种叫作“恋爱回避症”的怪病。他们宅在家里，满足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优哉游哉状态，自己做饭，自己熨衣服，对使自己基因流传那些事提不起兴趣。于是，空出一批仍坚守着传统婚恋标准认为男人应该更主动的女子，徒劳地等待。形势所逼，最后婚恋专家也只好站出来，呼吁那些想要结婚的女子，放下矜持，主动出击。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真正是一首“咱工人有力量”的颂歌，抒发着对手工时代男性魅力的缅怀。当代人也不缺乏这种缅怀，只不过其呈现方式不像劳伦斯那般激烈和矫情，而以一种审美态度自然流露。居家生活中，男子检修电路、修理管道、拧螺丝时的神情，总令女人赞赏，倒不是因为他专注的姿态很吸引人，而是女人认为具备这些能力实际上是掌握了一门生存技巧。有位女诗人谈起她产生与她丈夫结婚的念头的时刻，是他动手帮她换电灯泡的一刹那。日本相关媒体策划的一个广受欢迎的相亲活动便是，让女性观看男性做农活的派对。而事实上，还真有一部分女白领与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结合。这种结合乍看起来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其实不过是回到了原点。

发如血

头发与情欲有关？当然这是伪常识，不一定靠谱，但人们都乐于相信和追捧。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难免给人冶荡的印象，因为凌乱总使人想起她刚从同样凌乱的床上爬起。

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画幅里勾魂摄魄的女神，无不拥有一头浓密、卷曲、金黄或金红的秀发，比如刚刚从蚌壳诞生的维纳斯，秀发披身，恰到好处地遮掩着赤裸的身体，情色而不流于色情。古希腊神话中专门负责勾引水手的塞壬女妖们，头发与其歌声一样性感妩媚。而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窃贼亚当·沃斯曾偷得的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的肖像画中的那位美人，就有一头撩拨情思并暗示着某种纵欲色彩的蓬松且茂密的金黄色鬈发。可怜这个鬼迷了心窍或许患有恋像癖的一等一的大盗，爱上了乔治亚娜的画像，25年不离左右，大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势，俨然自己的精神老婆。

古代爱情中，头发常常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连声色场合也不免附庸风雅，拿它来应景。那个风骚的贾琏，不是因为枕套里的“一绺青丝”才被平儿发现自己与多姑娘那段风流事？尼姑剃度时说斩断尘缘，说明头发至少是代表“红尘有爱”的，而“杨玉环一缕青丝换得三千宠爱于一身”大约也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了。所以，生活中女人的光头所呈现的离经叛道，便不言而喻。从直观上看，她们会给人一种性偏离或性倒错的印象。我们的祖先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互相梳理毛发以促进交流和感情，可以想象一个人猿发现他的伴侣脑袋上没有一根毛时，那种惊愕和不知所措，其震慑程度肯定胜过这样一幅经典的厌女症画面：妻子身穿皱巴巴的斜纹睡衣，顶着满头的卷发筒在丈夫跟前晃来晃去。

即便是制定规则的男人们，常常也受制于这一常识，即头发的茂密与性能力成正比。于是在“常识”的护航下，秃头就像一面白旗，上面写着：“唉……”潜台词是，脱什么也别脱发。亚里士多德先生“把秃头看作是男性能力的一种标志”。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由此可推断，亚里士多德即便不秃，也离秃不远，才会粉饰秃头。再者，这种男性能力说恐怕也只是以他自己为坐标，但是即便如此，“性能力”不也是男性能力之一吗？不管怎样，都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伟大如恺撒，也难以把自己的千秋功勋和亚氏言论作为护身符，使自己的秃头畅通无阻，在人民和妻妾的关切目光下，他不得不戴上月桂花环来掩饰那日薄西山的头顶。

于是，不难理解延缓脱发的药剂会有这么一个气吞山河的响亮口号——“专门用于头部的伟哥”，而且用了之后，“使光光的头部又有东西信心十足地竖了起来”。据说德国公务员的一项优惠待遇是：如果脱发，脱到需要假发来力挽狂澜时，就可以“要求社会保险为其支付购买假发的费用”。真是体贴入微啊。有个数字看起来很吓人，“在欧洲，大约有80%的男人或早或晚会变成秃头”，对于这些焦虑却又不像亚里士多德那么擅长安慰自己的男人来说，不是发如雪，而是发如血。

浪荡子

首先，想区分一下“浪荡子”和“流浪汉”。虽然都形容一种自得其乐的不确定状态，可着重点有所不同。从语义角度，“子”令人想到富家阔少，“汉”则弥漫着勃勃肌肉感和雄性激素。“浪荡子”似乎更耽溺于感官享受，“流浪汉”则沉浮于生活边缘。在物质层面，“浪荡子”其实相当于张爱玲意义上的花生搁久了沤出的油哈味，不是温饱线上的谨小慎微，是米烂陈仓的富足。而“流浪汉”，听起来就有股肚子饿的味道。说到底，浪荡仅是贵族游戏。

波德莱尔在一篇文章里勾勒了浪荡子的金钱观：“浪荡子并不把金钱当作本质的东西来向往”，浪荡子不爱钱，不是守财奴，他只是大把大把地花钱，在乎的是花钱带来的那份心理愉悦感，听上去很有败家子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波德莱尔本人就是很好的例证。1842年波德莱尔继承了一笔75000法郎的遗产，1843年就花没了，并开始举债。曾为波氏作评传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与波氏可谓“臭味相投”。萨特也在一年内花光自己继承的遗产，并且不忘用“最后一点”剩下的钱来与波伏瓦坐头等车厢。萨特“喜欢口袋里装满钞票四处闲逛，支付大笔的小费”，好像现在的拎着一麻袋钱逛街的“富二代”。

浪荡子的品味，崇尚精致。波德莱尔尤其喜欢打扮，每次出门，用萨特的话说，“打扮得像一座神龛”。但波德莱尔同时又认为，浪荡子对装扮的讲究，并不是像暴发户把自己弄成一张会说话的支票，而是要“绝对的简单”。波德莱尔式“绝对的简单”包括：“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卷成螺旋状掠向脑后，衬衣洁白的软领超出宽袖长外套的领子。”萨特不如波德莱尔考究，其审美更有男性的阳刚。萨特看重自己的身材，经常上健身房，他为自己的人生设计的一个形象便是：衬衫领口外翻，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像猫一样”穿行在沙滩上女孩们中间。所以当波伏瓦试图挑战社会规则，穿了一双有洞的袜子要去豪华饭店喝酒时，萨特会害臊，会拒绝陪她前往。

对待爱情，浪荡子的口味有洛可可风格，甜腻、浮夸，还泛着妖冶放荡的成分。但或许像卖弄风骚的舞女，舞姿撩人，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骨子里浸着冷淡和厌恶。波德莱尔喜欢追逐已婚妇人，从她们矛盾的处境中，获取挑战禁忌的惊心动魄的精神冲击。这种感觉类似于蹦极，在瞬间挣脱道德的引力，攫住向下俯冲的快感。而一旦萨巴吉埃夫人禁不住他的爱情攻势，愿意委身于他，他就会立刻掉头而去。针对他的又一轮爱情游戏，萨特评论道：“他选择去爱玛丽·迪布朗是因为她另有所爱。”可谓一针见血。

萨特的哲学观点表现出超强的时代感，他浪荡子式的爱情图谱，却是老掉牙的，并不比大仲马作品中的主人公更鲜明，波伏瓦的传记作者给了他一个老土的称呼——唐璜式男子。萨特不愿意为了情感牺牲自己的理智，他创造了一个名词——抽象情感，意即“我对待我的感情就像对待我的思想一样（理性）”。11岁时，萨特就向同学吹嘘他带情妇去旅馆；高中时代，卢森堡公园的小树林，藏着他那些短暂的艳遇；盛年时的爱情口味，又添了几分野性和疯狂。萨特曾被西蒙娜·若利韦迷住，一个像海妖塞壬一样的危险情人，她喜欢在妓院过夜，喜欢光着身子给同伴朗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34岁时，萨特承认自己“比较冷淡，并非直到25岁我仍不了解这些，而是我认为性是一种不理智的、丑陋的事情”，所以才有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里爆的大冷门。1947年，39岁的波伏瓦在美国邂逅N.阿尔格兰，事后承认自己终于体验到了“第一次完美的高潮”，其时相距她与萨特结识，已有18年了。

八卦与健康

大多数人都有表达的需要。嘴巴，不仅用来吃饭、接吻，也是用来说话的。说话分两种，拿自己说事儿和拿别人说事儿。心理学层面上的说话，是倾诉，说自己；社会学角度的说话，即八卦，是说别人。一个是通过释放自己的感受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一个是以八卦他人的生活来获得自己人生的平衡。

人似乎都有八卦的倾向。林语堂先生甚至风趣地认为，八卦的心理动机促进人类语言的产生。史前时代，男人猿每天结伴去打猎，而女人猿无所事事，“一定谈论威廉是否比哈罗好，或哈罗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罗昨晚多情得多讨厌”等等，一来二去，语言就产生了，而且越说越顺溜，越说越丰富。先生的幽默也透露另一个信息，八卦基本上是女人的副业，离男人，会稍远一点。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流言就带有女人的阴性气质：“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它可以成全任何无中生有，也可以蚕食任何恢宏。像梅雨季节的潮湿空气，人不知鬼不觉中，使闺房、客厅、阁楼等，慢慢弥漫一层软塌塌的暧昧的潮湿，甚或爬上星星点点的情溺的霉菌。

珍妮·奥斯丁的《爱玛》中的流言则环绕着一个活泼泼的气场，像在阳光下飘舞的灰尘，无序、混乱，还有几分呛人，但充满着烟火气息和世俗生活的那种热闹劲儿。其中最典型最可笑的人物是碎嘴子贝茨太太，说话就像机枪扫射，噼里啪啦，弹壳直往下掉，但无非是东家长西家短、芝麻加绿豆。奥斯丁在塑造这个女人时一定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因为她从不让其他人物打断贝茨太太，就让她一个劲地说，说，且不惜笔墨大段大段记录她的废话，而这些穷极无聊的瞎掰，是能让人崩溃的。

但是八卦也是有利身心健康的。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阐述了八卦的效用，专业说法为“依靠代理人的诱惑性生存斗争”，意即通过言语的方式“干涉他人的情感生活去制造混乱，让他人替代你去承受本来是你自己的遭遇”。比如出轨，其代价很大，不是人人都能承担，于是，有一批勇敢的人出轨，再有一批不那么勇敢的人便通过八卦“代理人”的出轨来寻求精神刺激。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围绕明星等公众人物的八卦产业如此红火。买份八卦小报，半小时内你就可以在各种世界级的风波、丑闻中冲浪而足不出户。当然，八卦这种有益身心的活动，最大的好处还是：成本低，门槛低，老少皆宜。

风骚和闷骚

“骚”字出口，掷地有声，斩钉截铁，很有点平地一声雷的效果。像古代县官的惊堂木，一板子下去，四周“威武”声起，罪名从此定格。

人们对“骚”的接受历程，亦如“性感”的遭际，此一时，彼一时。当年人说你性感，你会觉得那是侮辱，想去死，现在人说你不性感，你会觉得是侮辱，又想去死。同理，“骚”所蕴含的主动性，在不鼓励女性示爱的时代，是人身攻击，在女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日渐自信的现在，又与时俱进起来，适时卖弄一下，还美其名曰“暧昧也是生产力”。

但一般能够卖弄的，风骚而已。风骚，往往给人一种比较实的意象。所谓实，即当“风骚”现身，脑海浮现的无非是烈焰红唇、大胸、大屁股，一如说“红烧肉”，想的不过就是红烧的肉。风骚，似乎更趋生理性，享乐主义的，没心没肺，很有些“我骚故我在”的意思。试看《聊斋志异》里的狐狸精，都风骚，或称骚狐狸，把男人当猎物，一盯上，就要采阳补阴，男人迅速瘪掉，女人茁壮成长。

相比风骚的张扬和攻击性甚至对眼球的胁迫，闷骚显得形而上。由一种直观的身体审美，转化为曲径通幽的、需要身心互动的、有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色游戏。“闷骚”一词本身，就是先抑后扬，“闷”开头，看似沉滞凝重，像与贞操同归于尽的老处女脸上的神情，但“闷”实在只是虚晃一枪，落脚点仍在骚。这也类似古代山水画里“远”的意境营造，你只看见一间破亭，几棵瘦树，一线浅水，却分明能感觉缥缈中的“远势”。就力度来说，闷骚和远，都是四两拨千斤，拿捏得正好。你不能说玛丽莲·梦露闷骚，一个在地铁口假惺惺按住裙子的女人所用的力是千斤拨四两。你也不能说伊丽莎白·泰勒闷骚，一生结婚八次，不仅不闷，简直太不闷了，隆重得能把人活埋。

闷骚的人，经常是瘦的，或许还有点苍白，或许还有点鸡胸。这纤瘦，一定不是小家碧玉型的柔和软与通情达理，这瘦，有些像方便面广告里经常着重强调的“筋道”，各有各的坚硬，各有各的暗涛汹涌。一如林黛玉对待人生、情爱的态度，倔强得像一根玉米秆。乱世里张爱玲与一个乞丐争抢馒头，只因那馒头是她的。玉米秆挺拔，却是一掰可断，为一块馒头不依不饶的张爱玲也可为胡兰成一掷千金，低到尘埃里，站在船头独自啜泣，在美国的破公寓里看昏黄的月亮……

所以，人说闷骚有股子文艺腔。只因为这坚硬，到底没有衬出自己有多强大，却愈让旁观者瞧出弥漫在她们周围的黑山黑水，而她们闷骚里的那份固执和孩子气，让人忍不住模仿贾母叹息一声：“可怜见的。”

宫中日月长

《雍正十二美人图》中的美人们，虽不能确定一定为雍正所有，但属于清代后宫是一定的，不是雍正，也总被认为是其他人的美人，即便人们在“十二美人”中实际发现的只有三四张面孔，即便有学者指出这些美人的原型可能来自“唐、宋或者更早的年代”。其实单凭“十二美人”原是装裱于十二扇屏风上的绢画这一点，便可推出“十二美人”的功能其实和山水画一样，挂于室内，作为对“美丽的样式”的瞻仰，而不应认定是某些妃嫔的肖像画。

“十二美人”呈现给我们的姿态各有不同，有“裘装对镜”“烘炉观雪”“倚门观竹”等，但美人们不管是品茗、赏蝶还是发呆（有个文艺腔很重的词“幽思”），都折射出后宫妃嫔百无聊赖的生活常态——等待。等待刻有自己名字的膳牌某一天被君主抓阄时无意间抓到，等待香浴之后，赤条条地由大氅裹着，被太监扛至帝榻，“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完事后，又由太监从皇帝脚边给拖出来……

但许多美人的青春与抱负往往就被第一个“等待”耗尽，因为她们的膳牌从未被皇帝“撞”到。无论中外的古代时期，总有这么一撮渴望被爱情拯救的女人，她们有一个名字：等待的女人。“在罗马式的温泉浴场、在中东的婚姻集市、在奴隶拍卖会上、在穆斯林的闺房中，全是没完没了地等待的女人”，她们就像传说中的睡美人，渴望帝王的宠幸能将自己从昏睡中拯救，或者像灰姑娘，等待白马王子的降临。但“王子们隐居了，女人们看见的都是白马”，不知不觉中，她们把自己等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哈维莎姆小姐，数十年如一日，穿着朽破不堪的婚纱，坐在蛛网中间。

“十二美人”绢画中所呈现的室内环境足以令现代人叹为观止，奢华的家具陈设，竭力营造的私密而春情浮动的闺阁情景，美人们一丝不苟的盛装打扮，还有她们如捧心西子般娇弱忧愁的媚态，在在都让人怦然心动，以至扬之水也笑言：“一打开就仿佛是青春版‘牡丹亭’的气息扑面而来，能够给读者带来‘暖风熏得游人醉’的享受。”

但画者对富贵闲逸生活的耽溺，美人们看似自得其乐的“揽镜”“观书”，不过是为了把被动等待的无聊转化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比如，十二幅绢画里，仅仅描绘美人们“观赏”的画就有六幅，除了赏蝶，还有观雪、观竹、观菊、观鹊、观猫。一个人要靠看猫儿打架、鹊儿调情来消磨时间，只能说明她很无聊，非常的相当的无聊。只是在“十二美人”中，这种贵族式的前现代无聊，也呈现出一派古典韵致。颔首低眉一副娇羞状，面庞偶尔掠过的没有名目的朦胧的忧郁，同样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人们这么形容现代社会颇为流行的无聊情绪：“为了更微弱的渴望，为了最微弱的渴望，隐约地徒劳地渴望着最微渺的渴望，无法更微渺的最微渺的渴望，无法再继续的徒劳的最微渺的渴望。”——绕口令一样的句式中萦绕的低回、惘然、患得患失，似乎也同样适合描绘“十二美人”的宫中日月长。爱情，有时候就是永不会现身的戈多。

歇斯底里症

现代文化语境里，“歇斯底里”的运用是比较随意的，常形容过激的情绪或偏执的精神状态，而且不分男女。但在历史上，“歇斯底里”一度是医学术语，专用来指称一种精神疾病，而这病又因女性生理特征而起，所以也称女人病。

古代医学认为，歇斯底里症与女性性压抑相关，而这压抑归根结底又似乎是女性子宫的位置长得不对头的缘故。因此，直至17世纪，仍流行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医学假设，认为子宫若能自发运动，在体内各处旅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甚或还能去心、肺、咽喉和脑袋里溜一圈，就能减少歇斯底里的发病率了。照这么说，子宫若能经常拿出来晒晒太阳，吹吹风，那才好呢。

当然，“子宫运动说”免不了被人讪笑，但大部分医生、学者，包括20世纪的米歇尔·福柯，仍同意歇斯底里症是女性性压抑，也就是情感过于炽烈的结果。这个理论倒也符合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数千年里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即认为理性、逻辑、学识修养是男性品质，而女人，不过是本能的俘虏。因此，歇斯底里症被认为是湿而热的，好像热带雨林，既有瑰丽多姿的吸引力，又让人难以捉摸。

有了性压抑这个基点，自然很容易联想到女巫迫害时代人们给予那些不幸女人的罪名：“坚信她们与魔鬼私通，与魔鬼勾搭。”历史学者对此的解释是，灾难、战争还有发誓献身上帝等种种因素，导致“严重地缺少男人”，最终，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女人空前的多，而“求偶的少女和年轻丧偶的寡妇，她们的歇斯底里常常与炽烈的情欲有关”，女巫就这么产生了。

但这个观点即便有其自圆其说的逻辑，它也仍带着历史的偏见。女性的压抑，公正地说，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性”。男权社会，男人要求女人只能恪守自己的本能生活。于是女人的领地就只有家庭，更明确地说，只有丈夫。这时候女人的处境，就像在将要倾覆的大船上，她爬到桅杆顶端，等待有人来救援，而在广阔而辽远的大海上，她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把自己系在救援者身上。这种置之死地但不一定会“后生”的处境本身造成的焦虑、惶惑、担惊受怕，一定是远远高于所谓的性压抑的。女巫式的爆发不过是宣泄苦闷的方式。

除了这种导致歇斯底里的精神苦闷，还有一种“闷”应该追溯到女性服饰，罪魁祸首莫过于钟式裙和紧身胸衣。现代社会，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紧身衣裤对身体的危害，它导致消化不良、血液循环不畅，而对女性健康来讲，腹部受到挤压，也会造成多种病变——或许这才是古代医学认为的歇斯底里源于子宫的最确切的理由。

钟式裙，顾名思义，便是裙的式样像一口钟，它以无限地勒出女性的柳腰为己任，而且裙裾层层叠叠，里面还有钢架支撑，波德莱尔有一首讽刺这种裙子的小诗：“那么多的浆，那么多哔叽，以及围成了圆圈的钢架。一条有衬架支撑的女裙，把一根芦笋变成了黄瓜。”从芦笋到黄瓜，其弊端不言而喻，有历史学者义正词严地声明：“钟式裙往往导致下腹部的疾患”，最明显的影响是流产。

再有就是紧身胸衣了，紧身胸衣由鲸骨、钢丝、木片等材料制成，是货真价实的“硬件”。身体被胸衣带环环扣住，没有丝毫喘息空间。住在这样的内衣里，仿佛在关禁闭，不发疯才是稀奇。若说紧身胸衣还有什么可圈可点的，那或许该是紧身胸衣传奇性的落幕：一战期间，为解决军需，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呼吁女人停止购买紧身胸衣，由此节省了28000吨金属，足够建造两艘战舰了。

海伦的香水

据说，考古学家弗雷德里克·沃尔森曾在迈锡尼时代的一所宫殿里掘出一个古希腊瓶，小瓶由瓶塞护持，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情景令人想起《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掘地三尺后，面对的一个被青石板封印的深穴。洪太尉不顾众人阻拦，坚决掀开石板，“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

弗雷德里克拔掉瓶塞，他比洪太尉幸运得多，瓶里没有会给你三个愿望的水怪，没有妖风，只有一缕香气，“那是存了3500年之久的香气，一瞬间就消散了”，只留给人一丝惘然的念想。这个香水瓶来自海伦的时代。考古学家们推测，若特洛伊的海伦确有其人，她闻到的就是这种香水。

海伦的容颜倾国倾城，最后也终于倾覆了特洛伊王国。她使斯巴达、特洛伊的数万将士，为她兵戎相见、折戟沙场。她使后世人认为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才华高过莎士比亚，因为他为她留下了壮美的被翻用无数次的诗句：“这就是那沉千帆于海，焚毁伊丽安高塔的容颜吗？甜美的海伦，请赐我一吻，使我不朽！”她的命运还使柏杨先生忌妒，生前忍不住为中国的“红颜祸水”们打抱不平。

特洛伊的军民，为海伦的私奔打了11年仗，却毫无怨言，没有嚷着要“清君侧”，也没人逼迫国王送她一条白绫。战争的第十个年头，海伦自己也很不好意思了，亲自去战场慰问，战士们被海伦的绝世美貌惊呆了，一时间，忘了这个女人害自己在死人堆里爬了十年，从年轻小伙爬到了中年，忘了在家乡苦等的老婆，也忘了接二连三倒下的兄弟们，他们动情地喊道：“我们为您再打十年也愿意！”这话能把坟墓里的人气得活过来，却也感动了柏老，他老人家不由得感喟：“柏杨先生崇拜特洛伊战士们的胸襟。”若海伦生在中国，她的脑袋掉一百次也不足以弥补她造成的祸害，较真儿的中国老百姓会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她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和一瓶香水，抛家弃国，还使同胞陷入经年战火！

特洛伊的帕里斯王子起初是海伦的房客，他大约是以间谍身份潜入斯巴达，本来受命获取重要情报，后来便一门心思引诱海伦。帕里斯潇洒英俊、能说会道，而且他衣襟上总有隐隐的香气，那是熏香所致，这香味总让海伦为之倾倒。香料在当时是一种极奢侈的物品，唯有王室贵胄才享用得起，斯巴达人勤劳、务实，却不懂享受生活，也不屑于使用香水这类精妙的玩意儿，有一句谚语很能说明他们的生活态度：“斯巴达人靠饥饿和劳作来增加食物的味道。”与帕里斯相比，海伦的斯巴达丈夫便是一个粗鲁的土包子。海伦也曾犹豫、彷徨，但没能抵住诱惑。她奔往这个香水的国度。

帕里斯迎接海伦，砍杀牲畜、燃烧香料，“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桂皮的火焰点燃，祭畜的鲜血溅洒地面”，这是女神才有的待遇。尤物海伦的故乡，不是斯巴达，不是特洛伊，她为香水而来，那是她的故乡。我想起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描写女人对隔年旗袍的眷念，是一个男子怎么也比不上的，还有《长恨歌》里王琦瑶在天井里晾晒陈年衣物的那份用心与周详，都细细印证了女人对“物”的虔诚。

战争的第十一年，斯巴达人使用木马计，一举攻陷特洛伊城，国王战死，海伦又被抢了回去。荣华已逝，香水记忆深深储藏，在往事回想中悄然荡漾。那个埋藏了3500年之久的香水瓶，或许是海伦从特洛伊带回希腊的。

哲学与香水

早上开始工作时，我会在耳根或手腕处洒点香水。读哲学和听重金属摇滚一样，有时很过瘾，有时听着就只有心被震碎的感觉了。例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每读十页，我就要像挨打的狗，扒着窗台，哼哼唧唧呻吟几声。面对硬梆梆的哲学，香水味或多或少能舒缓这种懊恼，再不济，也能以女子加小人地自我安慰，不是我不懂，只是太无趣。顺便说一句，女子加小人，我以为，等于小女人。

香水可以理解为女人的代名词，尽管我们的拿破仑先生每年据说要用香水一百多斤。香水也是感性的，但洒香水的女人一做起哲学，有时难免硬梆梆。在我狭窄的阅读范围内，波伏瓦、阿伦娜、桑塔格等等，给人的感觉，偏女权。似乎是害怕被认为有女人气，或者是为刻意区分自己风格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化骨绵掌”，因此做起学问来，板着面孔，正经严肃得过了分，以至于像19世纪的老处女，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如果能露一点脖颈、手腕甚至肩膀，那会是另一番景象。春光乍泄，也是偶露峥嵘。电影里女特工不是经常使用这一招？露出一截小腿，裙裾慢慢往上提，在敌人痴傻出神那一刻，朝他裤裆就是一美丽大脚。

或许这也是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反对女性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哲学有时意味着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兼并的危险，若女性再刻意模仿男性的思考方式，女学者就成了波德莱尔“憎恨”的那类女才子。波德莱尔曾恶毒地攻击乔治·桑：“她的评判深度与情感的细腻程度跟看门人与被包养的妓女处于一样的水平层次。”实际上，乔治·桑和后来的波伏瓦一样，很多行为目的性太强，都给人一种为实践自己理论而做的刻意的参与感，包括寻找一个接一个的情人。曾在中国大大出名一把的桑塔格，在美国本土的学术圈并不怎么招人待见，她背负的其中一个恶名是：没有幽默感，对学术术语的滥用。以术语来撑持文章场面，用林语堂先生的观点，大概也是因为不熟练的缘故，但在桑塔格，术语或许最主要能给她正襟危坐的庄重感和恫吓读者的意思。

女性所做的学问，一定是与男性不一样的，不妨来一点香水味，或者说香水与荆棘同行。既有女性的俏皮和狡黠，又泛着理性的光辉。伍尔夫主张文章雌雄同体，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前不久我阅读《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不禁大呼一声，好书！只有女人才会这么写人类学。角度不硬，不刁，也没有男性喜欢摆弄的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特有的敏锐和洞察力。思辨的时候，又充满着女性在交谈中常见的亲和力，观点也因此不那么棱角突出，与丰盈的琐碎、常识融为一体。于是，斯宾诺莎的折磨之后，我找到了自己的犒赏。

思想和思春

思想和思春，都受“思”的支配，但支配的对象不一样，一个思的是想法，一个思的是“春”。返回去看，思的原动力其实也不一样，思想，是大脑在“思”；思春吧，是身体在“思”。如果说词语有性别，那思想该是雄性的，思春该是雌性的。

事实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精神一直被认为是男人的领域，女人则负责身体，精神和身体的二元对立从古希腊就开始了。朱迪斯·巴特勒写道：“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儿、胡塞尔以及萨特一路延续下来的哲学传统，灵魂（意识、精神）与身体的本体论区分，无一不支持着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臣服和等级关系。”对男人来说，精神能够征服、超越自身肉体的束缚，但对女人来说，她被捆绑在自己的身体中。似乎，男人因为身体性征比较靠近所谓流线型，所以受空气阻力小，可以轻松上升，女人有她们引以为傲的丰乳肥臀，却因此造成她们所受的地心引力严重大于男人。男人能在精神的天空驰骋，女人或许是天使，却太重，飞不上去。

古往今来，许多男性学者对女人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点。中世纪的奥古斯丁说：“女人是既无判断力又无长性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女人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叔本华在《论女人》里也写道：“女人最卓越的全部才智，也是难以在极伟大的、真实的、有独特优雅性的艺术中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来，难以在任何领域内向世界贡献出极具永恒价值的著作来。”波德莱尔向来憎恨女学者，他曾恶毒地攻击乔治·桑：“她的评判深度与情感的细腻程度跟看门人与被包养的妓女处于一样的水平层次。”

即使现在吧，“学者”性别的官方默认也是“男”，如果是女，则会被特别冠以“女学者”，听起来好像是对男人权力的一种僭越。酒吧里戴眼镜的女人，大约是很难勾起人的调情兴致的，说实话，眼镜这个配饰有时也有性别歧视，在男人可以是温文尔雅，他深陷在沙发，沉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人群，镜片后那可称作智慧的光也能是一种吸引。高度近视无所谓，瞎了都不那么要紧，像阿炳、博尔赫斯，还是可以朝艺术殿堂奋勇搏击。要是戴眼镜的女人也像戴眼镜的男人一样坐在沙发上装深沉，她坐成化石，也不见得有人敢和她搭讪。相亲节目上，偶尔来个女博士，主持人有意无意免不了都要特别介绍一次，提醒男嘉宾，女博士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有风险，但不危险。女学者的风险顶多在“无趣”，男人喜欢危险的女人。那些危险的女人从来不是思想的女人，而是思春的女人。古今中外都有类似的道德训诫的故事，告诫男人警惕欲望强烈的女人，《聊斋志异》里各路饥渴的妖精，欧洲的女吸血鬼、女巫，对那些整天在家思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结果什么也没扫的读书人，都有致命诱惑。

在对历代名人生平的演绎中，男人可以用一支笔赢得天下，女人或许也用笔打了一小块天下，但那经常是爱情不圆满后的退而求其次。康德不结婚，是自己的选择；珍妮·奥斯丁不结婚，那很可能是想结而没结成。历史上不结婚的男性思想者难以计数，名单说不定也可绕地球一圈。说“思想是无性欲的”，那不对，他们的高潮是笔给的。但女人的高潮似乎从来就和笔无关，而和思春有关。女巫骑着扫帚顿时就天马行空了，而扫帚的隐喻，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