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记

——21部纸上纪录片

张伟　赵涵漠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场记——21部纸上纪录片/张伟，赵涵漠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86-4076-1

Ⅰ.①真…　Ⅱ.①张…②赵…　Ⅲ.①纪录片—文集　Ⅳ.①K9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534号

场记——21部纸上纪录片

著　　者：张伟、赵涵漠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四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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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太平轮一九四九

文　张伟

片名：《寻找太平轮》

导演：洪惠真

片长：55分钟

国家/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

拍摄时间：2005年

太平轮是一艘渡轮，它也的确曾寄托着无数人对“太平年月”的想象。1948年，时局动荡，它从上海起航开往基隆，再从基隆返航回到上海。不知有多少人搭乘这艘名字吉利的船，逃离大陆，奔赴台湾，以为那里有杳渺的安乐生活。

但太平轮与“太平”实在没有半点关系。它装运的，大多都是离散、逃亡的故事。那些在内战的阴云里背井离乡、拖家带口逃亡台湾的人，哪里有什么太平可言？

更何况，在1949年年末的一天夜里，它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一同沉入了大海。

作为一艘渡轮，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也停了刊。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0多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它只是一个战乱年代的悲惨注脚。如今，当我们谈论政治、战争和党祸是非，那些随它沉没在水下的小人物的命运，还有几个为人知晓？

《寻找太平轮》里面能记录下的寥寥几个，是人们在多年以后经过苦苦追索才得到的。台湾女人张典婉花了10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尽量拼凑完整。

这是一代人的流亡经历，也是衡量一个年代是非的标尺。别忘了，战乱中，每个人都是太平轮上的乘客。

起航

当16岁的王兆兰跟着母亲，带着3个弟弟妹妹离开豪华的上海楼房到台湾寻找父亲时，他们有很多选择。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太平轮起航的通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当时，太平轮意味着他们逃离的希望。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历史叙述还没有形成，普通人所能体会的，只是炮火之下日渐衰落的中国大陆。很多人离开了，太平轮是他们的渡船。

太平轮于1948年7月15日第一次起航，每周一班。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太平轮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渡船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载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

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起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象。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流传下来。比如，某位小姐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疼得大喊大叫时，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最后一班航程是在1949年1月27日开始的。第二天就是除夕，这是旧历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

慌乱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儿见到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报纸。

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起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4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不过，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

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太平轮上兴奋的乘客

沉船

60多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正值佳节，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耐不住寂寞，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23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反复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没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

命运在展示它的力量。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只能满怀遗憾地退掉了这班船票。另一个自叹倒霉的家伙，因为没有挤上火车，结果误了船。

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回忆，祖父原本订到了船票，全家9口人，9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口人。他说，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念叨，念叨了半辈子。

太平轮的幸存者

寻找

张典婉在饭桌上听说太平轮的故事时，年纪和渡轮上的王兆兰相差不大。她的养母，一个上海富商的女儿，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了台湾，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在台湾，养母嫁了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

直到2000年养母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养母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号码的小本子。

本子上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但那个年代的气息却透过这些号码扑面而来。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万多。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她曾经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为此，她流过很多眼泪，不过还是坚持下来。她在自己同名的著作《太平轮一九四九》中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泰坦尼克号》更真实、更感动人的事情发生着，不分阶级、省籍、年龄、性别，他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

命运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0多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的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开始。

报纸上关于太平轮失事的报道

在纪录片中，张典婉引用了一段证词，提到了太平轮的船长。“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她。有的通过博客，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血脉里都有漂流的因子”。

王兆兰也辗转与她取得了联系。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她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当年16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满头银发，并在灾难之后，又凭着坚强和努力度过了大半生。但是，在位于台北家中的客厅里，讲起太平轮上发生的事时，她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放声痛哭。

60多年里，她几乎闭口不提自己的往事，太平轮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一辈子。而对母亲的愧疚则在心头压了60多年——她没有拉住妹妹的手。

当年那个手脚勤快的叶伦明，则靠做小手艺养活着自己，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长跑，拿了无数的奖杯——这是他用来纪念那次灾难的方式。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及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年。

他的父亲名叫葛克，1949年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这个故事让张典婉记忆犹新。

但张典婉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当时，只有8岁的黄似兰离开母亲，被提前送到台湾，并欢天喜地地等着母亲来过春节，结果却等到母亲身亡的噩耗。

有一张照片记录下黄似兰在上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面带笑容。但那样的好日子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到海里了。遭遇变故后，黄似兰被家人带着，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奔波，经历过“文革”，挨过批斗，也目睹过家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

这样的故事，张典婉收集得越来越多。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被后人记住的，还有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的遭遇。当时，周家的住所被愤怒的遇难者家属砸毁，又因为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不得不举家赔偿。周曹裔的后人只记得，他们房子越搬越小，母亲把金首饰也卖掉偿债。后来，中联公司名存实亡，周家搬到台湾定居，据说周曹裔老了以后，很少讲话。

随着时局动荡，太平轮沉船案的审理和赔偿事宜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与这场悲剧相关的档案和资料分散各地，逐渐湮灭。但张典婉觉得，她所找到的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等待

关于太平轮的故事，当然并未被人完全忘记。1951年，由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从此，每年都会有人在这里祭奠。

在沉船的舟山群岛附近，关于太平轮的记忆还散落在很多人心里。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始终忘不掉，当年24岁的自己曾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海中，当时水面上一片火光。

而在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76岁的陈远宽一直信守着一个关于太平轮的承诺。在报纸上看到张典婉的消息后，不会说普通话的他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这是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岛上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在张典婉到来的前一天，他整晚未眠，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没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

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

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

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把他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年时的父亲一样老了。通往埋着张桂樱尸骨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两座坟地周围早已长满了丛生的灌木和杂草。

没有人知道，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张桂樱一定确信，自己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1000多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乡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春节的前一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

春天：许金玉的故事

文　张伟

片名：《春天：许金玉的故事》

导演：曾文珍

片长：80分钟

国家/地区：台湾地区

拍摄时间：2002年

在美丽的年纪，一个普通女人，打起横幅走上街头，人生从此就改变了。那一年，许金玉不到30岁。

无论在她的家乡台湾，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她都是那种很常见的女孩，传统、害羞，和人说话会脸红，在台北市邮局做份普通的工作，并眼看着将拥有一段波澜不惊的生命旅程。她是你随便推开门就能在路上见到的那类人——事实上，很多人可以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1949年3月之后，台北市街头宽大的白色横幅和激动人心的集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权压制和牢狱之灾，使她的人生转而坎坷多姿。

现在想来，在6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许金玉未必理解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只是，从那时开始，民族、阶级、党派，这些词汇，以及被鼓舞起的模糊的抱负和想象，遮住了她一生。

几十年过去了。2002年，《春天：许金玉的故事》拍摄时，许金玉已经80多岁，疾病也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她身体里。现在，又过去了将近10年，又是一个春天，重提许金玉的故事，逼迫我们审读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虚幻的政治理想，将如何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养女

养女许金玉的故事，并不是以“受尽人间寒苦”这样的方式开始的。相反，在日据时代的台湾，这个1921年出生的女孩，尽管因家贫不得不送给别人寄养，但却有如蜜糖一样的生活。

做泥瓦匠的养父和传统的养母家庭富足，又没有小孩，对她视若己出。到9岁，她上小学了，养父还每天送牛奶到学校给她喝。而养母则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母亲一样，沿用旧日的礼教，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走路要轻，笑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于是，许金玉变成一个害羞的女孩，和人说话会脸红，甚至不敢正视别人。

无论是在那个年代，还是在现在，许金玉的成长，都可以被归入最寻常的那一类群体里。她听话、无忧无虑地成长，读公办学校，毕业后进入工厂做工，并等待着养父为她挑一个入赘的女婿。

伴随着她的成长，一系列大的国家事件在不停发生，日军战败，国军接管，台湾光复了。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太多影响她的生活。尽管她也曾为在广播里来自中国大陆父母官的声音而激动落泪，并且跑去迎接前来接管台湾的军人，但在那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

时代的政治动荡与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实在很难说。比方说，许金玉在1944年考入台北的邮政系统，但她的工资与日本职员之间差别很大；等到光复后，她的工资与大陆来的外省职员之间，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被国家大事燃烧起来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

但在此之外，时代还是选择另一种不起眼的方式，悄悄在一个普通女孩身上留下印记。许金玉的养父，一个反日的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的左派团体“农民组合”所作的民众宣讲。每当听完，他会回来将这些话转述给许金玉听。养父口才很好，以至几十年之后，许金玉仍然记得，自己在听他讲完后会一起高兴，会一起生气，甚至会跟着哭。

对日本人的敌视，自然在年幼的许金玉心里种下民族意识的种子，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尽管那个时候，许金玉对于“中国大陆”的概念，远不如对于“台湾”那么直观具体，但用她的话讲，自那时候起，就“自然对那片土地有一种向往”。

但对一个害羞的、普通的邮局女工来说，这样的向往，妥帖地装在她的内心深处，并不妨碍她平稳的生活。1944年一同考入台北邮局的，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小姑娘、小伙子。时隔50多年，许金玉和姐妹们相约回到往日的老建筑里。邮局里的格局早改头换面，但她们指手画脚，过去的生活仿佛还历历在目——门是什么样的，柜台没有这么气派，谁曾经坐在哪个位置的房间里收发信件。

这一年，新开始的生活忙碌杂乱，乏善可陈，但透露着人生的应有之意。对许金玉来说，这本应是平淡生活中的寻常一步。但在过去50多年后，站在台北邮局繁忙的大厅里回首往事时，她才明白并说出了如下道理：我的人生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岸来的老师

就在内向的女孩许金玉准备按部就班地继续她的平淡人生时，有些看似与她毫无瓜葛的大事正在发生。

不用翻看什么资料，我们即可勾勒出此时覆压在海峡两岸的政治风云。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府”派来接收的“政府机关”，与共产党为开展思想工作而同时派出的地下宣讲者，开展了对于人们思想的争夺。而随着国民党军队战事日渐吃紧，台湾逐步成为国民党准备退守的最后据地，这种争夺便日渐残酷起来。

等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对思想异己人士的政治捕杀更是愈演愈烈。1950年前后的“白色恐怖”里，据说大约6000人被枪决，15000多人被捕。

这种涌动的政治暗潮，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与许金玉的生活勾连在一起。1945年，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外省员工，和本省员工一同拥挤在许金玉工作的台北邮局，由于双方语言不通，邮局的办公窗口经常发生误会，时时有人吵架。1946年，局方认为，员工需要学习普通话。

那时候刚好成立的工会，便聘请了两位女老师来教习普通话。其中一个分配在邮局。于是，这一年，台北邮局的新员工许金玉，遇见了她的普通话老师计梅真。

按照许金玉日后的回忆，刚开始，大家都对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老师非常不信任，都“保持观望的态度”，因为她是外省人。不过，大家很快就被她的教学风格感染了。也许是因为她教学认真，也许是因为她富有煽动力的言谈、理念，大家开始一起比画着学起普通话来。

计梅真的普通话课没有让许金玉的普通话提高多少。即使到了今天，她的普通话仍然不过关。有时候，旁人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弄清楚她嘴里吐出的一些词语来。

但这普通话课却改变了不少人的一生。

几十年后，关于台北邮局普通话教员计梅真的生平，被更多地披露出来。担任普通话老师，是这个刚满30岁的江苏女子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到台湾来的任务之一。一份资料显示，她此后在台湾的邮电系统建立了“邮电总支部”，并筹备发动工潮。

但对于许金玉来说，这个比她大5岁的大陆女人，带来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计老师教课，很少按照书本，而是凭靠自由发挥。结果是，这个从小认为女人应该听话和服从的女孩子，开始听说了“男女平等”这样的新潮观点，并开始相信“男人可做的事女人也可以做”。也有时候，她们会一起念一些半懂不懂的诗，并“懂得了知识可以化为力量”，以及“想去做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

很快，许金玉参加了计梅真组织的工会，甚至被选成了工会代表，实践她内心尚未来得及消化的“社会正义”。

对这个老实本分的女孩来说，这并不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一开始，许金玉甚至觉得痛苦，因为她的性格问题，她并不因为自己的进步而骄傲。这个时候，计梅真鼓励了她，而她也逐渐适应了这个角色，甚至成为活跃分子。

许金玉已经不再是那个和别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女孩了。如今，她已经可以面对听众，流畅有力地发表对于历史、时局的评论，并号召人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奋斗。只有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偶尔露出的笑容还能依稀让人看出当年的羞涩。

那个平凡的女孩和她平凡的人生，已经在如今这个喜欢讲理念、喜欢讲政治、头发花白的倔强老太太背后消失了。

但很多迹象都表明，20世纪40年代的许金玉，并没有完全消化突然涌入她头脑中的新思潮。她对计梅真所描绘的那个社会图景仅有着模糊的向往，却并不清晰。有时候，她会充满困惑地问这个同样年轻的人生导师，她应该怎样做才算合格。老师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她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些理念和政治，很快就会把她们裹挟进狂暴的浪潮里。

被捕入狱

1949年7月，在计梅真的鼓励和组织下，台湾邮局工会针对外省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发动示威运动，许金玉作为代表积极参与其中。

许金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满。台湾接管之前，在包括邮局在内的各个领域，日本人都占据着比较高的地位，薪水也远高于台湾本地人。等到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人们原本以为“自己的父母官对自己人应该会比较重视”，却没有料到，过去的不平等待遇延续了下来，邮局员工的工资仍然极低，而外省员工则获得了过去由日本人享有的高工资待遇。

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参加了台湾光复之后的第一次工潮。他们未必知道，这场争取自己权利的合情合理的运动背后，是什么样的政治暗斗。

游行的目的达到了——很快，工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第二年，参与游行及普通话补习班的邮局员工，以及组织游行的两名老师，计梅真和钱静芝，也被逮捕了。

因为身份暴露，以及拒绝交出参加补习班的学生名单，计梅真遭到了极为残忍的审讯。据说，她被针刺等刑罚折磨了一个月，并在当年（1949年）11月11日被枪决。而她极力保护的学生许金玉等人，也被判处15年徒刑。

50年后的一天，在当年计梅真被枪杀的刑场，纪念那段恐怖岁月的展览正在举办。天下着雨，计梅真的照片和简介安静地立着，穿着塑料雨衣、拿着白色雏菊的许金玉用干瘦的手指替计梅真的相片擦去雨水，随后忍不住伏在照片上哭出声来。

50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当年刊登计梅真死讯的报纸已经发黄。当年杀害和监禁她们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当年枪决过政治犯的广场附近，孩子们在开心地放着风筝。人们对这件事的印象也开始变淡，许金玉甚至发现，展板上将计梅真遇害的日期都写错了。

但对许金玉来说，由计梅真所指出的那条路已经令她无法回头。“如果没有遇到计先生”成为她常说的句式，从计老师那里学到的单薄的社会理想，支撑了她的大半个人生。

以至于，对于计梅真所象征的那片海峡对岸的大地，她也充满了幻想和向往。在新店的军人监狱里，她足足住了15年。监狱对面有一片山，黄昏的时候，她经常眺望山那边的天空中盘旋着成群的白鹭鸶。于是，她就会“每天都做梦”，梦见自己在天上飞。“我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飞得过这片海就好了”。

爱情

不管怎么说，许金玉的一生是彻底改变了。

入狱将她的人生切成两段。曾经希望为她招一个入赘女婿的养父，因为她入狱而四处奔走，最终劳累过度，郁郁而终。出狱后，她嫁给了因为在台湾宣讲社会主义而被捕入狱的辜金良，并离开台北，到屏东市开了一家皮蛋行。过去优裕的生活不复存在，每天，她要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兜售品相不好的皮蛋。

这场婚姻，很难说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共同的社会理想。为许金玉做媒的一对夫妇，都曾因参加运动而被判刑。在他们看来，“结婚对象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很多事情配合得很好”。

1998年，老辜中了风，卧床不起，连翻身都困难。他们搬离了居住多年的皮蛋行。在略显昏暗的疗养中心房间里，她喂饭给丈夫，替他榨果汁，甚至每天开着他以前爱听的时事广播和对岸播放的海峡评论，一边与他一起听，一边独自进行着得不到丝毫反应的讨论。

他们共同的回忆，很多都与政治有关。但镜头无意间捕捉的一些细节，透露了这个曾经选择用政治而不是爱情来考虑婚姻的女人内心的感情。她和中风的丈夫比手力，会偶尔露出女孩子的表情。

某些时候，当谈起这场婚姻时，许金玉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害羞的少女。她会露出腼腆但甜蜜的笑容来。她会回到和老辜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一边擦拭桌子上的玻璃板，一边逐张看着两人多年来的合影，并向来访者回忆这里的点滴。

尽管她总是带着笑容和老辜说话，但也有时候，她会突然哽咽着告诉别人：因为老辜中风后没法再和她讲话，她总是心疼地“觉得失去了他”。

和这个男人一起，她度过了自己最彷徨无助的生活。很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不敢告诉别人，别人也都不敢问，只能憋在心里，就好像“石头掉进大海里”一样。

但即使这样，老辜和许金玉仍然坚守着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那些理想。当初，在他们的皮蛋行逐渐有了起色，可以雇得起自己的工人时，许金玉便决心对自己的工人好一点。她为工人提供丰盛的午餐，“吃完还有水果”；她和工人一起逛街，以至于被人误解为母女。

这既是因为“她本身尝过当工人的苦，知道应该互相照顾”，也是因为计梅真曾经埋在她心中的理想。时隔50年后，她的话里面仍然带着那个时候的风格：“劳动阶级的人不知道，他的辛苦是哪里来的，我觉得，不管是哪个阶级，受教育没有，应该让他知道路如何走。”

她已经满头白发，长出了老人斑。但面对年轻的学生，她身上仿佛闪烁着当年计老师的影子。一个女孩向她提问时，她满含感情地鼓励女孩：“陈水扁上台后，政治、经济、治安好吗？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改善，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来。”

晚年的许金玉

晚年

有几个习惯，许金玉一直保持着。她喜欢听广播里的节目——《海峡之声》，哪怕里面播放的是“向台湾同胞拜年，预祝台湾父老乡亲春节快乐”这样的内容；她喜欢在电脑上查看人民网的新闻，因为眼睛花了，不得不借助放大镜，也仍不放弃。这些内容，既包括大陆的领导人会见了什么外宾，也包括《人民日报》评论员对于某一件国际事件的评论。

她对于大陆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就连她和老辜旅游合影，选择的也都是“万里长城”“卢沟桥”这样一些意味深长的背景。

她有女性特有的温婉和坚韧，拒绝放弃年轻时深植在心里的政治理念、祖国想象。她为这些理念和想象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她仍然觉得，这让她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在80多岁的年纪，她恐怕已无法认同一个冷冰冰的现实，那就是，她坚持并为之遭受苦难的东西，也就是“计老师所讲的，她所想象的，充满社会理想的那个东西”，即便在海峡对岸，也逐渐为一些人所抛弃。

在一次采访中，许金玉曾经有过一段意味复杂的倾诉。有一次，她曾经忐忑地问计梅真：“这下我已经被判定是‘红帽子’，那我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在几十年过后，在许金玉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的人生尽头，做这样的发问是残酷的。对她来说，无论这理想如何虚幻，那毕竟已成为她人生的底色，无法抹去。

有些时候，许金玉也会突然想起自己那段普通的人生。她也会出神地想，假如她没有遇见计老师，“现在可能仍然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汉娜的手提箱

文　张伟

片名：《汉娜的手提箱》

导演：莱瑞·温斯坦

片长：88分钟

国家/地区：加拿大、捷克

拍摄时间：2009年

关于死亡的故事总是残忍而悲伤的，但这并不是《汉娜的手提箱》所讲述的全部内容。1945年，一个叫汉娜·布兰迪的13岁犹太女孩，带着她梦幻年纪里所有的珍贵梦想，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烈焰里。那是故事的结束，也是故事的开始。

她的手提箱——黑色的、用白漆写着简单信息的手提箱，长65厘米，装着她人生最后的印记，与其他被杀死的孩子的手提箱堆放在一起。偶然间，它被人们发现、展览。经由它，一些陌生的人开始寻找它的主人，寻找属于那个女孩的人生踪迹，寻找在那个罪恶年代里发生过的具体而微小的细节。

这些细节都平淡无奇。它们可能属于每一个拥有寻常童年的孩子。但汉娜的童年才过了半截，就被仇恨扼杀了。多年后，当人们从历史的角落里把这段故事翻出来，它依旧鲜活，直刺人心。

围绕着汉娜和她的手提箱发生的，是人性被泯灭，又在废墟之上顽强生长的故事。

黑色手提箱

当日本女人石岗史子打开从捷克寄来的邮包时，她并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这是2000年的春天，石岗史子是日本“纳粹大屠杀教育中心”的教导员。她的工作，是向日本的孩子介绍“二战”中发生过的那段历史。这个中心的宗旨，是让孩子们学会如何“接纳别人的不同”。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内容，石岗史子给德国奥斯维辛博物馆写信，希望能得到一件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物品用于展览。于是，一个黑色的手提箱被装进纸箱，寄往东京。

很难说这是精心挑选的结局。事实上，这个黑色的手提箱并不稀奇，它的主人，是上百万死于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之一。这样的孩子太多，这一个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就连她的名字听起来也寻常无比——汉娜·布兰迪。

名字用白漆写在箱子正面，下面写着她的生日，以及“孤儿”字样。这是大多数手提箱的惯用格式。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来说，这只是辨识他们身份的必要信息。但对石岗史子和她的学生来说，这名字却显得与众不同。

对他们来说，那些被杀死的孩子此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如今，其中的一个却具体地铺展在他们面前。

箱子的内饰是嫩绿色的，点缀着紫色的小花。里头装着一只破烂的棕色皮鞋、一只穿旧的白色长袜、一件白色毛衣和一个生锈的铁罐。人们辨认出，正是这种罐子，曾装着毒气杀死集中营里的囚徒。

这就是最初关于汉娜的一切。除此之外，她的样子，她的故事，一概模糊不清。一个脸色粉嫩的日本小女孩看到了箱子上的名字，意识到“这是来自遥远地方，来自很久之前”的东西，也意识到，“这个箱子属于一个像我一样的小女孩儿”。

石岗史子并不满足已有的信息。她开始好奇地想，这个叫汉娜的女孩长什么样子？她“想看到她的脸”。

美好的时光

汉娜有一张甜美的脸蛋儿。尽管她并不总是在笑，有时候，她和哥哥乔治闹了别扭，便会噘起嘴，摆出一副要哭鼻子的模样，狠狠地在他背上敲打。

那是这个有一头金色卷发的捷克女孩最快乐的时光。在位于布拉格的家里，让人念念不忘的是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幸福生活。汉娜喜欢穿着碎花短裙在草地上打滚，或是笑容腼腆地荡秋千。也有时候，她大笑着奔向父亲，索取一个拥抱。家里的录像机记录下其中一些片段，图像已经陈旧了，但仍然看得出户外温暖明媚的阳光。

汉娜和哥哥乔治

她的父亲——一个犹太人，“非常善良，喜欢讲笑话”。除了带着家人到沙滩上逗乐和到雪地上滑雪，父亲还会变点儿小魔术。他弄来了一个木头制的魔法盒子，把一个硬币放进盒子里一摇，硬币就不见了。过一会儿，他从汉娜的耳朵边上把硬币找出来，赢得汉娜的惊呼。

最美好的日子往往是这样进行的。妈妈会拥抱汉娜，爸爸则告诉她“我爱你”。在汉娜曾就读过的镇中学（Novemesto Skola），兄妹两人“过着普通的生活，做着和普通孩子一样的事情”。乔治和汉娜是学校里仅有的犹太人，但没人关心谁是什么身份。

讲起这些往事时，哥哥乔治微笑着。汉娜曾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每天都打架，但我们都会表达出对彼此的喜欢。

这种喜欢对他们越来越重要，因为日子逐渐开始变得艰难。街头开始有狂热的游行和杀气腾腾的阅兵，玻璃被砸碎。父亲和母亲常坐在客厅里，忧心忡忡地听着广播，而汉娜则躲在门后，眼神里多了很多忧郁和不安。

1939年的新年，似乎是他们记忆里最后的快乐时光。那一天，一大家人来到奶奶家里，吃着可口的食物，不时发出开怀的笑声。

汉娜和她的表兄妹们则躲在一边玩游戏。他们依次把装着蜡烛的小船放到水里。其他人的小船很安全，哥哥乔治的小船虽然翻了，但蜡烛仍然在歪斜着燃烧。只有汉娜的船沉进水里，蜡烛也熄灭了。

后来，这一幕被当作汉娜人生的预兆。当新年的欢呼响起来时，外面放起灿烂的焰火。但欢庆的人们眼里已经有了不祥之兆。没过多久，德军就占领了捷克。

寻找汉娜

当然，这些往事并没有装进汉娜的手提箱里。对于石岗史子来说，这只陌生的手提箱背后的故事，让她坐立难安。她只能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发生在60多年前，发生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欧洲的故事。

她试着到互联网上搜索汉娜的名字，却一无所获。奥斯维辛博物馆给她寄来了关于汉娜生平的蛛丝马迹：在到奥斯维辛之前，汉娜曾住在特雷津集中营。

汉娜的手提箱

石岗史子听说过特雷津。她知道，那个集中营里曾经产生过一个秘密组织，一些犹太教师悄悄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教他们画画。她找到战争结束后结集出版的画册，希望从中能看到这个叫汉娜的女孩子曾留下的绘画。

结果，真的找到了。有的画是用铅笔画的，上面有车站，有一男一女在画面上紧紧地拉着手，大概是她和她的哥哥；也有稻田，人们在其中劳作，这说不定寄托着汉娜曾经快乐无忧的田野生活。那时，她曾拿着干草叉站在草堆旁，嬉皮笑脸。

还有彩色蜡笔画的。石岗史子不禁赞叹：“她用色很漂亮。”画面上是高大的树干，叶子涂成嫩绿色。地面上开着蓝色、黄色和红色的花，草丛里还藏着一只小鹿。

找到这些画以后，石岗史子想了解汉娜的愿望更强烈了。但她并不敢奢望自己真能如愿——她不知道能去哪里，能做什么，她不是个历史学家，也没有做过任何历史研究。

但她想揭开这个谜底。在她发出去寻求帮助的邮件和传真都杳无消息之后，这个年轻的日本女人登上了飞往捷克的客机，之后又辗转换上了去往特雷津的火车，踏上了寻找的旅程。

在特雷津，那段历史的遗迹大都保留着。旧犹太人墓地里石碑残破，青苔蔓延；在特雷津博物馆里，她看到成千上万孩子的名字，密密麻麻写在墙上的名单里。这个伤感的女人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汉娜只是约150万个被杀死的犹太孩子中的一个。”

石岗史子手拿汉娜的画，漫步在特雷津集中营当年的院子里。许多年过去了，树一直生长，花依旧盛开，仿佛并没有什么生命曾经在这里消逝过一样。在光线昏暗的狭窄过道里，正午的太阳从缝隙里透进来，格外晃眼。正是这样的阳光，曾照射着许多行将消失的生命，也包括汉娜。

这里是她生活过两年的地方。那一刻，石岗史子“第一次觉得自己体会到了汉娜的存在，她离汉娜近了一小步”。只不过，关于汉娜的一切，依旧了无踪迹。

直到石岗史子在特雷津博物馆遇见一位历史学家时，一切才有了转机。这位历史学家取出一个名单，上面记录着那些曾被送到特雷津的人。石岗史子数了数，上面有超过9000个名字。

往后翻了几页之后，她看到了汉娜·布兰迪的名字。油墨打印的字，只有短短一行，记录着她的信息。和名单上大多数人一样，她的名字前面，用墨水歪歪扭扭地画了个勾。

石岗史子问历史学家，这标记是什么意思？回答是：这标记说明，汉娜并没有幸存下来。

分离只是痛苦的开始

石岗史子一定没有意识到，她从布拉格到特雷津，重复的正是50多年前汉娜曾经走过的旅途。只不过，当年那段旅程尽头，是未知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悲惨生活。

其实，在到特雷津之前，悲惨的生活就已开始。德国人为汉娜和她的同胞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罪恶中最可怕的一种。汉娜儿时的朋友李卜斯·米娜里科娃记得，汉娜曾经找过她，因为太害怕，全身都在发抖。

犹太人很快被从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驱逐出去。他们不能去公园、不能看戏，甚至连买东西也受到限制。汉娜和乔治被学校赶走。汉娜曾梦想成为一名老师，但如果不能学习，她的这个梦想显然就破灭了。

为了安抚感到不公的妹妹，乔治担负起作为哥哥的责任。他找来笔和纸，让汉娜写下所有她觉得困惑的事情，把它装在玻璃瓶里，挖洞埋在草地底下。他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发现它。

但这一切于事无补，日子越来越糟。妈妈先被带走，分别时刻，兄妹两人正睡在床上，母亲挨个亲吻他们。乔治醒了，但没有起来。汉娜则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她意识到，她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接着，父亲也被拖上了汽车带走。1942年4月，在叔父家度过了担惊受怕的几个月以后，汉娜和乔治一起被送到了特雷津集中营。

临走时，表姐为她准备了那个黑色的手提箱，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一种，并写上汉娜的名字。

旅程中，汉娜和乔治先坐马车，再换汽车，然后步行走过一段极为泥泞的道路。生日是在路上过的，乔治想办法弄来了一根蜡烛和一些糖果、饼干，他们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吹灭了生日蜡烛。

两天后，他们来到了特雷津。在石岗史子后来漫步的地方，集中营生活开始了。伴随着这种生活的是生满荒草、布满电网的高墙和不时抬出的黑色棺木，以及无边的恐惧。几乎所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都被送到这里，人太多，能得到食物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疾病。

汉娜和乔治也被分开了。起初，她每周能见一次乔治，并总能带去一块省下来的干粮。但不久之后，乔治被送往奥斯维辛。他们在高墙下紧紧拥抱了最后一次。

人们如今无从知晓，此后的日子对汉娜来说是如何艰难。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一间有人放哨的小屋子里，汉娜曾跟着秘密组织的老师们画画和唱歌，并获得了短暂欢乐。在她画画的那个房间，走上小梯子，就能透过窗户看见对面焚尸炉高耸的烟囱。而她最喜欢的歌，最后一句是这么唱的：我很高兴，我还活着。

在哥哥记忆里的女孩

只是，汉娜并没能活下来。在特雷津博物馆，石岗史子面对那张宣告汉娜死亡的名单，伤心不已。

然而再往下看，她却发现了乔治的名字，上面标注，这是汉娜的哥哥。而且，乔治名字外面画了一个黑框。这说明，他是那份名单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通过历史学家，石岗史子找到了乔治在集中营里的好朋友科特，并知道了乔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通信地址。

回到东京以后，她决定给乔治写封信。介绍了大致原委之后，她希望乔治能“告诉我们你和汉娜的故事，我们想了解送到集中营之前你和汉娜度过的日子、她告诉过你的事、你和她的梦想”。

在信的末尾，她字斟句酌地写道：“我们想给日本所有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偏见、不宽容和仇恨，曾经给犹太孩子们带来什么。”

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给乔治画了画，有人还在画上用歪扭的字迹写上“亲爱的汉娜”。石岗史子拍下手提箱的照片，把它们一起塞进牛皮纸信封里。

当这封信寄到多伦多，塞进乔治的邮筒时，这个年迈老人和他的家庭，似乎早已经远离了那段可怕的历史。

特雷津博物馆死亡名单上汉娜的名字

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后，乔治到了加拿大，并决定“不活在过去里，而是为将来而活”。但他觉得，那并不意味着要忘记过去。

说这话时，乔治坐在壁炉旁，像60多年前一样，并不怎么爱笑，略有些腼腆。他已经老了，头发花白稀疏。

经历最可怕的苦难以后，他希望带着快乐面对世界。他希望让别人知道他现在拥有什么，而不是他曾经遭遇过什么。于是，他带着孩子们郊游、嬉戏，并在录像里录下孩子们的笑容，正像很多年前他的父亲对他们所做的那样。他相信，自己的父母若能亲眼看到如今这一个大家庭，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

妈妈在集中营里给汉娜寄回来的生日礼物——用牙膏捏成的小饼干，他一直珍藏着。甚至，父亲曾经用来为他们变魔术的魔法盒子，他也保存着，偶尔还会拿出来给外孙们变一模一样的魔术。录像里，最小的女孩儿露出当年汉娜曾经露出过的那种惊讶又欣喜的表情。

只有当深夜到来的时候，过去那段时光才会回到他身边。他做噩梦，然后在半夜坐起来，看着过去的合影，一遍遍地自责和悔恨。

父亲被关进集中营以后，曾给他和汉娜寄来一封信，里面叮嘱他们“照顾好自己，因为我现在不能保护你们”。父亲在信里对乔治说：“你比较大，照顾好你妹妹让她别出意外。”

结果，他没有带妹妹回家，让她成为一个老师。他答应过要照顾她，那是他的责任，他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那个死去已久的妹妹，从未从乔治生活里消失。他给自己女儿取的名字，中间就是“汉娜”，以至女儿觉得，自己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位姑姑，生命却和她纠缠在一起。她甚至会觉得，父亲希望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为汉娜而活，去过那些她没机会过的生活。

乔治曾经带着女儿回到自己和汉娜埋下玻璃瓶的那片草地，想挖出当年的日记，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还曾一起回到集中营，想找回汉娜的手提箱，也空手而回。

若不是石岗史子寄来的那封信，他也许将带着回忆和遗憾死去。但如今，这个故事却被改写了。他从相册里摘下汉娜的照片，寄给了石岗史子。同样寄去的还有他的一个心愿：“我想亲眼看看我妹妹的手提箱。如果有孩子想知道我妹妹更多的故事，我愿意见见他们。”

愿悲剧不再重演

乔治有所不知。汉娜的手提箱和汉娜本人一样，也有着多舛的命运。德国战败后，汉娜的好友李卜斯·米娜里科娃曾经去过奥斯维辛博物馆。在一张照片上，她见到了汉娜和她的手提箱。在这张作为资料保存的照片上，那个13岁女孩长发已经剪掉，消瘦的脸上不再有纯真的忧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麻木和无谓的呆板。

手提箱原件，则在博物馆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不过，大火未能烧掉汉娜的故事。一个艺术家知道了这件事，便照着照片上的样子，仿制了一个新的手提箱。当石岗史子写信索取展览品时，这个手提箱又被辗转运往日本。最终，这个偶然间被打开的手提箱，让汉娜的故事重新浮现。

石岗史子和幸存下来的乔治

乔治的信寄到东京后，石岗史子拆开信封，几乎是尖叫着对孩子们说：“看，这是一张照片，汉娜的！”在此之前，她曾担心自己这封信会唤起乔治的痛苦，也曾揣测那个失去了妹妹的哥哥是多么痛苦。如今，她可以见到他，并听他讲讲汉娜的故事了。

她和孩子们一起，把这些照片、信件和汉娜的手提箱一起布置在展览馆里，并把它向公众开放。

开放日这天，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来到现场。她是日本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幸存者，当听说有人要筹备“纳粹大屠杀教育中心”时，主动来给予支持。

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们这些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并不只是受害者那么简单。因为是我们日本人开始了战争，而我们并没有试图阻止它。我们罪孽深重。”

“然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与我们完全不同，”她说，“他们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则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让这一切不再重演的社会。”

乔治也来到了现场。时隔多年以后，他又一次看到了汉娜的手提箱。他曾带着自己的妹妹，提着她的手提箱，一步一步走向悲哀的终点。

60多年来，他从没停止过对汉娜的思念。同样，60多年前的一天，特雷津集中营里，当汉娜得知她要被送到哥哥待的地方去时，也觉得非常高兴。临行前，她特意打扮了一下，以便让哥哥知道她过得不错。

她洗了洗脸和很脏的头发，提上她的手提箱，被塞进黑暗拥挤的车厢里，满怀期待地向着生命尽头出发了。

三个忧郁之屋

文　赵涵漠

片名：《三个忧郁之屋》

导演：洪卡沙罗

片长：106分钟

国家/地区：芬兰、丹麦、德国、瑞典

拍摄时间：2004年

战争毁掉了一切

在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与车臣共和国的边境，仇恨就像一颗丑陋的种子，被深深地埋进这片土地。战争已经在这里焚烧了几个世纪，即使在停战的日子里，死亡也从未停止发生。人们甚至只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对车臣首都的描述，“在格罗兹尼，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仇恨和恐惧”。

孩子们也无法逃脱这段噩梦。死亡在他们的生活里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每一天，他们的父亲、母亲、一起堆雪人的小伙伴甚或是他们自己，都有可能在突如其来的爆炸和袭击中死去。孩子们拿着木制的手枪模拟战场，因为他们再没有更好的礼物了。遥控飞机、汽车模型、穿裙子的洋娃娃，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

边界的一方，许多9～14岁的俄罗斯男孩被送进军官学校，他们从早到晚接受机械化的训练，梦想着打败车臣[1]分子成为祖国的英雄。在边界的另一方，车臣孩子生活在死寂的城市里，冰冷的坦克从身边缓缓开过。命运让他们顾不上自己眼下的窘境，也顾不上回味4年来都没吃到的糖果的味道，只能铭记仇恨。

在1999～2006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芬兰导演洪卡沙罗将镜头对准了这些战争中的孩子。在她拍摄的影片里，战争将人们带血的伤疤一次次揭开，仇恨被一代代地传承——军官教给士兵，祖父教给孙子，有关战争的电视新闻教给那些年幼的观众。

在纪录片《三个忧郁之屋》里，孩子们很少说话，外人也难以窥探他们的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为影片留下长久的沉默，人们只能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那些稚嫩的、被战争反复折磨的心灵。

渴望

地点：俄罗斯

看上去，距离圣彼得堡不远的科特林岛像是一座极其平静的岛屿。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白色海鸟的鸣叫和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那里冬天漫长，薄薄的雪覆盖着荒凉的草原。当喀琅施塔得军校的起床号令响起后，平静就被打破了。

这里有几百名9～14岁之间的学员。除了身高，他们每一个看上去都很像，金色柔软的头发被剪成寸头，瞳孔是蓝色或淡绿色。只有极个别的孩子开始使用电动剃须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应该处于捉蚂蚱或抢夺汽车模型的年纪。

军校教官和学员

可实际上，他们没什么机会进行这样的游戏。笑声并不常常在此地出现，从早上起床的那一刻，他们就必须像个军人那样要求自己——将被褥铺得不见一丝褶皱，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入盥洗室。

“不许穿工作服来洗漱。”一个短发女教官用冷冰冰的声音说道，她正夹着笔记本在盥洗室里来回巡视，粗跟皮鞋碰撞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

整理完毕后，学员们在走廊里站成两排集合。他们使劲地抿住嘴唇，眼睛看着前方，像个最职业的军人那样，好像再没有什么能夺走他们的注意力。这样的静默一直持续到军官出现，“早上好，学员。”

“早上好，上尉！”男孩们扬起头，大声喊道，接受面前这个成年人短暂的阅兵仪式。

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经过长期紧张的训练，学员们就像是从流水线上走下来的一个个标准件，时刻牢记着扣紧袖口，整理领子，用手掌边缘从鼻子向上画线，让象征着国家与荣誉的帽徽对准正前方。他们一遍又一遍在浅黄色的地板上重复着“稍息”“立正”“向后转”的动作，没完没了地学习怎么在踢正步的同时向司令敬礼。

射击也是军校里十分重要的科目。这些孩子拖着几乎有自己一半身高的枪，镇定自若地架上肩膀，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同时，他们还被教授如何快速地制服敌人，甚至扭断他们的脖子。

在那栋三层红砖小楼里，生活不会因为那里是冬天或夏天而发生改变。孩子们明白他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指令，并一直保持安静。没有音乐，那些机械而又沉闷的正步声就是这群孩子们生活中最适合的配乐。

他们总是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背负着完全相同的故事。

科里亚今年11岁了，他喜欢写诗，对体能训练时做引体向上不怎么在行。他曾经在街上捡拾瓶子，并将卖废品得来的一部分钱交给他的妈妈。不过，据那个女人说，科里亚只是她捡来的一个孤儿，没有人知道他的亲生母亲在哪里。

很多时候，这所军校就像是一个收容所。一个10岁的孩子——同时也可能是这里最矮的小家伙，他的父亲是个参加阿富汗战争的雇佣兵，母亲是个酒鬼。他的父亲将妻子赶出了家门，并把儿子寄养在祖母那里。可没过多久，祖母也病了，这个孩子最终被送进军校。

从这种意义上讲，托马契夫是幸运的，他的妈妈还活着，但是由于加入打击车臣恐怖行动的军队，她将儿子送进了喀琅施塔得军校，以继承自己的梦想。他们只能靠写信来联系，感情越来越疏远，“对不起，妈妈，”这个男孩沮丧地写着信，“我竟然忘记了你的生日。”

谢尔盖与以上所有的男孩都不同。他今年14岁，脸上长着星星点点的雀斑，一直很沉默。他的父亲是个生活在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死于一次轰炸。这个男孩是这里最受歧视的人，一道仇恨的墙将他——一个俄罗斯人与其他俄罗斯人分隔开来。所有人都认为谢尔盖来自那个“邪恶的地方”——车臣。

即便没有教官，孩子们也知道那里藏着无数的敌人。电视里总是不断播放着恐怖分子如何杀掉他们的人质，以及俄罗斯军队如何反击并摧毁那些女性自杀袭击者，被炸成碎片的建筑和尸体成为他们常见的画面。他们盯着电视，瞪大了眼睛，仇恨的树已经结出果实。

在这里，笑声成了十分奢侈的东西。它可能出现在孩子们从冰冻的小山坡上争先恐后地滑下来的时候，或者在他们攒起雪团打雪仗的时候。不过即便这时，“战争”二字也没有绕道而行，“开火”“包围”“报告”这样的军事术语充斥其中，一个少年干脆充当起指挥官的角色：“一排，冲上山坡！”

他们“逮捕了敌人”，并举起胳膊兴奋地高喊：“万岁，我们赢了！”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学员们生活在一个密不可分的集体中，在这里，他们甚至很难找到自己。就连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听筒上的一个金属装置也将他们的对话一字不落地传送到一个值班军官那里。正如电话亭墙壁上贴着的宣传画警告的那样，“别在电话里讲闲话，一张喋喋不休的嘴对间谍来说是最大的宝藏”。

或许，只有睡前的一点点时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那时，躺在被窝里的科里亚会小声地念着自己的诗：

厚厚的云把天空都遮蔽了

它们是如此沉重，如此黑暗

覆盖了我整个灵魂

遮住了我所有的生活

我做着像普希金一样的梦

唱歌，飞翔

每一秒钟，我都这样幻想！

活着

地点：车臣共和国

尽管是车臣的首都，但在镜头里看起来，格罗兹尼就像是一座被抛弃的死城。一些建筑已经被炸成废墟，而另外一些，就像是被生气的孩子扭坏的玩具，外墙倒塌，支离破碎。格子布窗帘、琉璃花瓶和木质餐桌早就已经被炸碎或烧毁，就连阳台的支架都掉了下来。白色的公寓楼墙上，密密麻麻的枪眼是抹不去的伤疤。在频密的炮火中，树已经完全枯死，同时被埋葬的，还有这座城市往昔的欢笑与繁荣。

看起来，除了一只跛腿的野狗，似乎不会再有其他生命在这里出现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格罗兹尼人就生活在这里。

妇女们在楼下劈柴，或是去井边打水，再用简陋的滑轮将铝桶吊上5楼。老人们就坐在废墟前，向路人伸出颤抖的手，想讨到几枚硬币，好在寒冷的冬夜里买个面包。

孩子们则在废墟里弓着腰穿来穿去。他们一手抱着年幼的妹妹，一手拿着木制手枪，还大声地模仿着枪声，“哒哒哒哒哒”。有的孩子捡起一块石头，放在嘴边咬了一下，然后挥臂向远方扔去——扔手榴弹，他们太熟悉这样的动作了。

在这个供暖和自来水系统都被破坏的地方，孩子们再找不到更好的玩具。一切东西都很匮乏，除了没完没了的战争。

早在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开始之前，格罗兹尼就未曾平静过。俄罗斯边境警卫队居住的大楼爆炸，68人死亡，这笔账被记在了车臣恐怖分子的头上。小规模的交火、恐怖袭击与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直至1999年8月，俄罗斯开始轰炸车臣地区。

这是一场历时7年的战争。曾有人权组织观察到“俄国军队常常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并呼吁俄罗斯军队放弃使用一种名为“真空弹”的燃料空气炸弹。死亡每一天都在发生，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自1999年后，约25000名平民死于这场战争，3000～5000人失踪。

人们无法远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女人躲过了战争，却没能躲过被污染的井水，这个奄奄一息的母亲躺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这或许曾经是个挺漂亮的房间，我们能从印着蔷薇的壁纸和绣着莲花的枕套上猜测其原貌。眼下，一面墙壁已经被炮火熏黑，除了一张木椅和一面脏兮兮的穿衣镜，房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她有3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也不过才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吸着奶嘴，戴着顶白色的毛线帽子，打扮得活像个小印度人。

她只能把他们交给加塔娃，一个孤儿院的院长，在距离车臣不远的印古什共和国，她已经收留了75个车臣战争孤儿。

孩子们不愿离去，大孩子穿着不合身的棉袄，哭着抱住母亲，使劲亲她的脸颊。最小的孩子还不理解死亡和离别的意义，他拉着妈妈的手问：“我们要去买冰淇淋了对吗？”

“没错，咱们就要去买冰淇淋了。”妈妈虚弱地回答。

他没有笑，尽管那个关于冰淇淋的梦想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甜蜜的事。孩子只是睁大了眼睛望着母亲，用自己胖乎乎的手掌最后摸了摸她的脸颊。

然后，他们被加塔娃抱走了。离开这座“地球上损毁最严重的城市”，离开正在等待死亡的妈妈。

记忆

地点：印古什共和国

只有在距离车臣边境4公里的印古什孤儿院里，孩子们才能找到平静。

在这个与车臣接壤的共和国里，孩子们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温暖柔软的被窝，他们被抱在膝盖上，女人们用手轻轻地捉孩子们头发里的虱子。印古什的人们将他们带进伊斯兰教堂做祈祷，并按照自己的传统，宰杀了一只羊，并将新鲜的羊血涂在这些失去亲人的儿童的额头上。

但是，这种平静总是被轻而易举地撕裂着。当一架直升飞机从孤儿院的上空经过时，头上系着紫色蝴蝶结的小女孩听到了螺旋桨带来的巨大声响，她尖叫并大哭起来，直到那种声音消失在远方。

印古什孤儿院的孩子们在祈祷

在男孩子们的房间里，一种情绪却在沉默中酝酿。与喀琅施塔得军校的孩子们一样，他们专注地收看着新闻，电视画面里，戴着黑色头巾的车臣女人被蒙上双眼困在剧场里，她们腰上绑着炸弹，仅差一点儿，她们就能拉开引线与敌人同归于尽。可她们终究还是失败了。

事实上，这正是发生在2002年的“莫斯科大剧院人质事件”。那年10月23日，40多名车臣恐怖分子闯入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剧院，将正在那里观赏音乐剧的700多名观众和100多名演员、工作人员劫持。

俄罗斯电视台曾经公布了人质向总统普京的请求：“我们要求您做出明智的决定，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厌倦了战争，我们需要和平。”普京声称，尽管他要尽一切力量救出人质，但他“对车臣战争的立场不变”。那些身绑炸弹的车臣女人则声称，她们要为自己死去的丈夫和儿子复仇。

最终，没有人让步。当俄罗斯军队最终救出人质时，已经有129名人质死亡。战争、死亡、复仇，是电视里的关键词。可孩子们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事实上，他们自己的记忆很可能比电视里上演的更加残酷。

几年前一个寒冷的夜晚，人们发现了被装在一个纸壳箱里的阿斯兰，在那以前，他被俄罗斯士兵猥亵了。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故事，甚至是他的国籍。加塔娃猜测他是个俄罗斯人，但阿斯兰自己不这样想，他想要做一个车臣人，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他的小伙伴阿达姆是个真正的车臣人。这个12岁的男孩生长在格罗兹尼，父亲死于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年）。他的母亲，一位阿拉伯语教师，在几乎不间断的轰炸中精神失常，甚至曾试图把自己的儿子从9层阳台推下去。

加塔娃希望这些不幸的孩子们有一天可以忘记过去。阿斯兰和阿达姆似乎又找回了童年，他们每天赶牛放羊，在生长着紫色野花的草原上奔跑、追逐，和其他伙伴比赛谁在单杠上玩得更好。

可谁知道岁月是不是真的能带走记忆，同时也磨平伤痕。在小教堂里祈祷时，阿达姆一直低着头，最终无法抑制地大哭起来。

同样无法忘记伤痛的还有米莲娜，一个拥有一对棕色眼睛的漂亮姑娘。7年前，在她还仅仅12岁的时候，她在格罗兹尼的街道上被一群俄罗斯士兵强奸了。除了痛苦，他们还带给了她其他东西——一个女儿。这个太过年轻的母亲总是抱着自己的女儿哭泣，只有祷告和女儿的歌声才能给她带来片刻安宁。

好在，孩子们在印古什共和国似乎是安全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车臣和没完没了的战争。

一个夜晚，当飞机呼啸着划过天空，男孩子们都从床上爬起来，挤在孤儿院的窗户前。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但却仍咬紧牙齿，瞪着远方。不久后，巨大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紧接着，密集的子弹声响起。

他们也许从未有一刻忘记，战争和他们废墟一般的家乡。

[1]文中车臣指俄罗斯联邦下属的车臣共和国。——编者注

上书院纪事

文　张伟

片名：《上书院纪事》

导演：赵刚

片长：63分钟

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拍摄时间：2010年

作为一座并不高大的教堂，上书院已经不存在了。地震几乎把它连根拔起，只剩下一些残墙碎瓦。它的废墟，埋住了圣像和所有往事。那些拥挤在临时教堂里向上帝祈求的人，很多压根儿说不全它的样子，也记不清它的建造年份。

不过，它的影子倒从没离开过唐敏的生活。它轰然倒塌的刹那，粉尘定然弥漫进离它最近的唐家大门。此后，它又不声不响地策划和引导唐敏的生活、命运，赐予他希望，也勾起他的痛苦。

重建上书院的决定是匆忙间做出的，进展缓慢，遥遥无期。于是，在成都彭州市白鹿镇这座废墟边上，你能看见信仰、贪婪、执着、仇恨轮番出场，上帝的遗留和人心的算计反复纠缠。《上书院纪事》所呈现的那类故事，是匪夷所思又理所当然的，是人们从没听说过，却又熟悉无比的。

想想也是，一间民房倒塌都会牵连很多人和事儿，何况这座存在了100多年，支撑过无数人信仰的宗教寓所呢？

倒塌

对那些家里挂着天主像、习惯翻阅《圣经》的回水村人来说，上书院并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地方。它从最老的村民出生时就矗立在那里，人们在里头祈祷、诵经、说笑、拌嘴，说不定在这里面还娶过媳妇或安葬过亲友。

当年，法国传教士花了13年才建成它，人们又用几代人的时间来修补和守护让它发光。但在2008年“5·12”地震中，这座天主教教堂和中国许多建筑物一样，在几秒钟之内就垮塌了。肃穆的刷着白漆的外墙、栽满绿植的经堂前院、修长的柱廊和精致的雕窗，都荡然无存。

在这里，信仰掺杂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里，更像是他们的一种处世方式。人们教导女儿，找对象要找奉教的人。跟人吵完架的男人，也会翻着《圣经》寻找安慰，反思自己是否有错。

地震后的上书院教堂废墟

结果，在地震里，信仰也随平静的生活一起被埋葬。比如，印着圣母像的过期挂历和暴露的明星照都灰头土脸，老母亲们念经用的旧十字架，并不比破破烂烂的枣红色衣柜更抢眼。再比如，在40岁的男人唐敏家中，蒙尘的木相框里的圣母和百合花仍然安祥，但拿着紫色抹布轻轻擦拭它的那只手，刚刚还从瓦砾下面掏出过砸烂的家具。

唐敏的家族是跟着天主教搬到这座山村的。他的爷爷唐元美，曾经做过上书院的总管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地安家，一直守着教堂。这个传统也传下来，一直到他这一代，已经很难分清楚，到底是他守着教堂，还是教堂守护他。

如今，当他们惶恐不安，渴望指点时，偏偏连上书院也倒掉了。偌大的教堂只剩下半扇残缺不全的大门。满头白发的村妇站在教堂边上抹着眼泪，毫无办法。

地震过后，政府把国旗插在临时救灾点等显眼的地方，显示出世俗权力的救灾力量。红色帐篷里的村支部堆着矿泉水、方便面和牛奶，街上的士兵扛着重建的木材，露出笑脸。他们在忙着从物质上恢复生活的面貌。

但精神上的恢复却更加急迫和遥远。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心神难安的人们决定，在教堂的废墟边上搭起灵台，求助于主。

由于是特殊时期，一切都不太讲究。姓张的神父用脏兮兮的胶带，把一张颜色过于艳俗的圣像贴在砸烂了边角的旧门板上。一个有些驼背的老人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走过来，摆上两支歪歪扭扭的白蜡烛，另一个年轻人则捧来两束劣质的假花。

然后，在倒塌的院墙里面，在摊着衣服的田地边上，围着蓝布围裙的白发老妇和头上缠着纱布的幸存者一起用方言祈祷。神父甚至只是穿着沾灰的便服，便主持了这场简陋而真诚的祷告。

这场寒酸的仪式，也许是信仰没有从这里消失的明证。关于这件事，细心的人还能找到更多证据。在一户人家，圣人的画像被震掉了，但身材矮小的主人只要用竹竿把画像挑起，轻轻一按，它就又回来影响这个家庭的生活了。与此同时，人们听说，上书院要开始重建了。

唐敏

按唐敏小叔的说法，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信天主教”。这话有据可查，唐敏的爷爷曾是上书院的总管事，唐敏“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地震过后，他那还不会走路的小侄女，也哭哭啼啼地在一个板房教堂里受了洗。

唐敏是一个身材适中、说话慢吞吞的男人。他的衣服比村邻们看起来整齐一些，会说普通话，嘴里偶尔还冒出“法律”“政策”这些词儿。别人给他倒酒，他即使喝不掉，也从来不拒绝，直到妻子在旁边替他拦住。他与人为善，看到有人挨了晒，会连忙摘下草帽递过去。他和人发生争执后，会对着墙上陈旧的圣母像使劲憋眼泪，然后坐在竹椅上，讲一个和朋友要互相忍让的故事。

“信教就是让你多学习，多领会，看做的事对不对。比如，要善待他人。”据说，这都是他从《圣经》里得到的收获。

白鹿镇的百姓接受牧师的布道

作为“上书院守院世家”的后代，唐敏觉得上书院是他“精神上的特大安慰”。他挖空心思寻找比喻，想跟一个外地人形容这座倒掉的教堂有多么重要。他觉得，教堂好像佛教的庙，只要它还在，“我们心目中的耶稣就在，我们的圣母马利亚就在”。

这个信徒固执地在每一个圣人称呼前加上“我们的”这个词。

不过，这个闷声闷气的人也有副犟脾气。地震之后，镇里迅速确定了开发重建的计划，并动员村民们搬出去。大多数人顺从了，唐敏却死活不干。他坚持要留下自己的老屋基地和农田，还打算搞“农家乐”旅游业。面对政府官员的软硬兼施，他涨红了脸，死不让步。对方让他承担后悔的后果，他因为激动或者紧张而微微抖着，半天憋出一句“我绝对完全承担”。

上书院倒塌，急坏了唐敏，他立即搬进去守着。等到政府决定出资修复这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他又心急火燎地跟着忙活，每天按时锁好大门，招待国家派来的工作人员，和对方一起商量施工进度。他偶尔会翻着过去的图册，回忆这座教堂的每个细节，或者拿毛笔给残余的木头写上编号。有时候，这个脑子活泛的中年人近乎谄媚地奉承着那些帮助重建教堂的人。

上帝始终是唐敏精神上的权威，但由于当上了上书院废墟的看护员，唐敏大概觉得自己跟政府有了点关系。他看重这份每月1200元工资的工作，当别人质疑他只是“受村长领导”时，他会涨红了脸，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挂着蓝绳的黄色牌子，把“工作证”三个字当成证据给人看，并且宣布：“不，我现在受白鹿镇政府的领导。”

唐敏有个普通的家庭，妻子很顺从他，女儿也老实听话。他是那种我们司空见惯的小人物，善良、软弱、有些势利，也有些坚持。在这一切优点和缺点之上，对上帝的信仰在他身上闪烁。他没有因为这种信仰变得伟大，却拥有一种比伟大更持久的力量。

这种力量存在于白鹿镇很多人身上。这种力量在重建上书院。

重建中的上书院教堂

重建

地震刚结束不久，人们就听说了上书院要重建的消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件大事儿。

修教堂的钱是国家文物局专门拨的。来自北京、成都等各级单位的专家轮番出马，反复研究，光规划就用各种颜色的笔画了好多种，摆在政府官员、专家、记者和农村妇女面前。

政府的红告示牌也立到了上书院大门口，警告着那些企图从这里偷走点石块和木材的人。来访者太多，看护员唐敏深感责任重大，一字一句地叮嘱女儿，来的每个人，无论是专家、记者还是游客，都要一个个登记。

连法国人也闻讯而至。法国驻成都领事在网上看到上书院的照片，冒着雨跑来，表达了“法国非常希望加入教堂的重建工作”的意图，还保证“白鹿教堂的修复将成为中国和法国合作的一个文化项目”。过了不久，法国的专家团果真来考察了这里。

回水村的村民们哪见过这架势，他们大多数连普通话都还不太会讲。在回水村崎岖不平的街道上，男人和女人们有了空就围在倒塌的房前，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件大事。

有个女人出于过往的经验而感到担忧，因为她不晓得什么时候能修起来，“这辈子我怕是看不到”。也有乐观者劝慰她，教堂会很快修好，“只要国家重视”。有人满腹经纶，引用着“现代化”这种人们半懂不懂的词，宣称“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要啥样式有啥样式”。也有些见过世面的老人则语重心长地反驳，“修出来也没以前的味道了”。

地震后临时搭建的教堂

不管人们怎么想，这起码意味着，被地震夺走的精神家园，有望在不久后就回到他们身边。想到这里，人们心里总算能有些安慰。

这家园并没走太远。在某户人家的挂历封面上，上书院的原貌还很清晰，一个老头用沾满污垢的手指随手一比画，就能大致讲出这教堂和它周围的布局。有些人的消遣，就是翻着上书院的图册，仔细比对、回忆每一个塑像和雕花。

就像那些被震掉了又重新挂起的圣像一样，倒塌的上书院并没让上帝的光芒离开白鹿镇。教堂很快在一间板房里重建了，尽管有些不伦不类，但戴呢子帽的老人、心不在焉的小姑娘和含着奶瓶的婴儿，依旧来这里祈祷、祝福、接受洗礼。

备受鼓舞的张神父更是从无限高度上总结了这次重建工作。“这是天主教的圣地，是天主教的文化，”他表情肃穆地表示，“修起来，可以在这里做弥撒和主日，让教友有个归属。”

平安夜这天，张神父主持了捐赠仪式。唐敏也夹杂在人群里，跟大伙儿一起安静地听他说完“重建不只是重修（教堂），精神也需要重建”这番话。当教堂外开始放焰火的时候，这些信赖上帝的人心里可能已经开始憧憬美好生活的到来。既然上书院要重建了，那美好生活还会远吗？

规划

就在回水村村民们心事重重地在街上盘算、北京专家和村民们在上书院废墟上忙活时，在镇政府的会议室以及政府委托的规划设计事务所里，上书院正成为另一个重建计划的中心。与笼罩在唐敏家以及回水村一些人家上空的信仰不同，这里占主导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

这标准从一位规划师的嘴里透露出来。这位谈吐自如的女性认为，白鹿镇最大的特点不在民居，而在上书院和它的“欧洲风情”。这股欧洲风情，以及被她当作一种“文化”的天主教，在她参与设计的规划中催生了一个名为法国风情带的文化项目，“起点是白鹿村，终点，也就是高潮点，就是上书院”。

这需求从口若悬河的建筑学院专家嘴里透露出来。在他看来，重建之后，上书院的功能会有所转变，“不完全是重建一个教堂，而是重建一个围绕教堂，或者说围绕中法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文化区域”。

但这标准归根结底是从政府召开的报告宣讲会里透露出来的。一位领导用凝重缓慢的语气强调了下面这段话：灾后重建工作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白鹿规划的是欧式、法式风情带，在这个风情带里头，不管怎么建，房子必须严格按规划进行。

百姓在震后废墟前祈祷、祈福

在政府认可的规划效果图上，类似于回水村那种土里土气的传统老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流水建设的西式别墅，有高高的尖顶，颜色缤纷。规划图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上书院”三个字，下面依次排列着几行小字，部分透露出这个精神寓所在规划中的地位：“西方节庆游、圣诞节、情人节、西方婚庆游、西方饮食文化节……”

回水村所在的位置也被用红笔圈了出来，理由是，“老百姓非常想在这里建个安置点”，但按照规划，这个地方要建“城堡酒店”，那样“它发挥的价值更高一点”。后来，这个理由被政府工作人员用更通俗的话解释给了唐敏和他的村邻们：“打造这里的时候，一点儿东方元素都不要，必须要西方样式，你这样的房子都要拆。”

就连“守院世家的传人”唐敏，在这个规划中也被赋予了使命。在他反复表示绝不搬迁的意愿之后，规划专家灵机一动，替唐家几代人的守护传统找到了市场定位。他可能成为旅游的亮点，“好多人要同他照相的”。

时间眼看着已经到了冬天。上书院废墟里的留存木料和石材被分类码放好，修复工程要用的脚手架也已搭起。当回水村的人们盘算着工期、计划着将来时，由政府动员的搬迁也已经开始了。

无论是对上书院念念不忘的妇女，还是指望守住老宅的壮汉，都情愿或不情愿地准备离开这里，到一个不再受上书院荫泽的地方去。

结局

重建上书院的工程，是从清理废墟开始的。

北京来的年轻专家指挥着人们把木头编成号。工匠们则像当年一样，用铲刀铲平砖石的表面。有一次，他们甚至在废墟里发现了一个尼龙袋，里头装着某家婚纱影楼用来拍照的礼服。这些红色旗袍、白色婚纱，不知道曾被穿在多少人身上，留下过多少幸福记忆。

对附近的村民来说，重建上书院并不仅仅意味着让一个古老建筑的原貌重现，也意味着每天每人可以得到60元的工钱。为此，很多人甚至希望工期变长一点。政府希望一个月完成的工作，他们言之凿凿地认为需要两个月。

这当口，信仰是需要的，钱却更不可少。毕竟，金钱也在人们向上帝祈求的事物之列。在这块昔日的宗教圣地之上，为蝇头小利的争吵日日上演。镇里的干部怕耽误工期，要求每家每户都派男劳动力来，这下女人们不高兴了。她们提高了嗓门嚷嚷，甚至喊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在重建工地上打工，当作地震中有人伤亡的家庭的福利。结果，一个被指责为“抵”堂兄工作的男人发起脾气来，声嘶力竭地反问：“我们郑家到底是不是死了人？”

很多时候，村民们在心里盘算着工期，互相打探着“国家拨款”这个头一次直接和他们发生关系的字眼。“上面不拿多点钱给你，我们下面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受到广泛赞同的说法。也有人像是要给自己打气一样自言自语说：“没有哪个敢吃我们一分钱。”

在这些吵嚷的场合，唐敏常常一个人远远坐在边上，一声不吭地抽着烟。他神情有些沮丧，不知道是因为神的殿堂受到玷污，还是因为自己的声誉出现问题。

由于他获得了看护员这个在当地人看来薪水不低的工作，他起码遭到了一户人家的嫉恨。到后来，由于政府同意他家不用搬迁，这种嫉恨又被加深了。

日子慢慢过去了。唐敏已经开始规划起自己的生活。政府规定，每户自愿搬迁的人家，都能分到7.1万元人民币，而像他这样，选择自己加固重建，则只能拿到5000元。

但这个男人有他的小算盘。他一会儿说，自己保住了祖宗的基业，“不是个败家子”；过一会儿又承认，他想赌一把，说不定将来城堡酒店开工建设，占到他的地，就能赔给他更多钱。

日子一久，这个有几分头脑的一家之主，越发相信自己开发“农家乐”旅游业的计划前景无限。有一次，一群带着相机、衣着讲究的外地人来到这里，对着他们的院子东拍西拍，并不住感叹着“玉米好安逸”，为看到“农家菜”而欢呼。唐敏和家人被指挥着不停地“把孩子的衣服再挂一次”。但这次经验对他们倒像是一个莫大鼓励。他甚至已经开始和妻子挑选起老照片，准备用相框裱起来，挂满一间屋子，将来开放给游客做陈列室。

他心目中懂事又听话的女儿马上就要考大学了，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妻子对他的选择完全支持，大概也让他心满意足。地震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和唐敏一样，都在努力捡拾生活，尽管过程缓慢。在上书院外的农田里，人们挖着黄连，担心等到重建时埋掉，沤烂就太可惜了。其中一个男人穿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迷彩服，讪讪地说，他也来抢点儿回去，晒干了卖点儿钱。

再愁苦的日子也是大有希望的。就连唐家桌子上的菜品，也逐渐丰富起来。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入冬后，政府来的人说，上书院恐怕一时还不能重建，因为专家们要来进行地质勘探。但这并不妨碍那些信徒们翻阅《圣经》和祷告。在那座残存的教堂大门顶上，雕像虽然崩塌了，有一株野草却顽强地保留下来。

故事按说该结束了，剩下的理应只有按部就班的生活，未必顺利，未必温暖，但平淡无奇，就像大多数地方曾发生过的大多数故事一样。

但与上书院和唐敏有关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结束的。

这个冬天还没过完，有一天，唐敏的女儿刚从寄宿的学校回到家里，一贯忍让的他与嫉恨他的那户人家发生了争执。

那天夜里，口角中，唐敏被打昏在地上，他的妻子和女儿则被杀死。事发地点，离已经停止施工的上书院废墟并不远。但对唐敏来说，那仍然是一个信仰未能照耀到的地方。

修道院

文　张伟

片名：《修道院：维格先生和修女》

导演：珀尼尔·罗斯·格隆科

片长：84分钟

国家/地区：丹麦

拍摄时间：2006年

从城堡到修道院

一个夏天的深夜，86岁的单身汉维格在丹麦的城堡里迎来了两名俄罗斯修女，共同度过了一段复杂的时光。维格先生个子高大，身材单薄，走路摇晃，纯白色的胡子覆盖了整个下巴，鼻子硕大，但却比不上他边框磨损的眼镜，那眼镜几乎把一半瘦脸都给罩住了。他眼神严峻，脸上肌肉下垂，冬天要戴一顶厚实的黑毛皮帽子，从未有过婚姻，86年人生之旅堪称饱经风霜。

86岁的维格

只是，他度过的年月远不及他想要建成的建筑物那么恒久。老头儿维格属于那种平平淡淡过了一辈子，临死才想做件大事的人。他热切地想在自己古旧的城堡里供奉神像，想让自己购买的土地承受神荫。他行将就木，直至走到了坟墓边上，才出于某些理由下定了决心。

40多年前，他买下了这座城堡，并在其中度过了许多岁月。但如今，他却想把它改建成一座修道院。他给远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写信，用的是别人不大能拒绝的言辞：“你无法改变一个老人的想法，不是吗？”他希望教会接纳这一请求，派遣一位修士、几名修女和一些信徒到这里来。

但正如罗马帝国的建立一样，他很快就将在这段经历中明白，修道院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座世俗城堡要想成为一座精神的殿堂，中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在最终抵达信仰的尽头之前，还有许多琐碎到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

表面上看来略有些乏味，但精神上的波澜足以让敏感者惊心动魄。这是那类在琐碎故事中呈现心灵碰撞的典型之作。《修道院》并不是一部奉神的纪录片，相反，摄像机花了5年时间记录下老维格的生活，讲的是在将神明的寄托矗立在人间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如何克服内心的隐秘暗影。或者说，它讲的是一个老人的毕生梦想成为现实之前，必然会跳出来的那类刺眼的现实。他在其中为自己失败的一生作最终的努力。

来自莫斯科的允诺

这座位于丹麦乡间的古老建筑实在令人满意。城堡的红砖墙用白色石灰连缀，有些地方被尘土覆盖，有雨水和着尘土结成的泥污，灰屋顶和尖尖的哥特式城堡尖顶从树木中高出。夏天，四周开着白色的灌木花，阳光浓烈。维格在这里，可以随时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叫，可以在树荫里或窗前的阳光下读书、打盹。维格的房间凌乱，充塞着书籍。

但这里的生活算不上有多好，这从一些细节里可以隐约看出。缝隙处的石灰涂抹得很不均匀，显然不是一次精心装饰的结果。此外，尽管这里寒冬漫长，但用于供暖的管道几乎有20年都没有使用了。

维格太孤僻，他对生活所表现出的表面热情掩藏了他对人类的陌生感。他信仰上帝，但内心缺乏有信仰的人所具有的某种勇气。他避开尘世生活，躲在自己痛苦的记忆里。

维格的城堡

但这个男人一直有一个梦想。“我需要留下一些可以永久流传的东西。”他解释说，这个东西就是一座修道院。很难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他做神父的经历所致，也许是幼年那些最苦恼的日子里曾经无数次祈祷的缘故。总之，在他86岁这一年，他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把自己的请求说给教会。

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他在莫斯科的画面。他走在挂着油画的狭长电梯通道里，或在城市五光十色的夜晚街头不时抿下嘴，这些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头顶秃了，胡子和四周的头发一并垂到胸膛，身上的西装显得过于宽大，但说起话来努力保持着一种尊严的姿势。他的努力获得了认可，教会愿意接纳一个老人的善意，但在此之前，一场详尽的考察即将展开。

年迈的维格动用了自己剩余的所有力气准备迎接这次考察。阳光和灰尘一同飘进墙的缝隙，在灰色的书架边飘舞。他穿着蓝布衣服，在逼仄的堆满了木料和杂物的仓库里，清扫着厚厚的积土。他行动是有力的，带着一种坚决，甚至有点决绝的气势。他蹲在地上，仔细打扫着裂缝很宽的木地板，周围硕大的旅行箱已经很久没有摸过了。他用铁铲往样式古老的铁炉灶里递送煤炭，浓烟不断钻出来，把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都遮住了。

闲暇时，他喜欢用右手食指抚摸自己的嘴唇。他吃力地搬起花样繁复的桌凳，将它们安置在他认为满意的角落。他还在一扇明亮宽敞的窗户边，摆着十字架、圣经、蜡烛和自己父母的照片。他把修女们将要休息的卧房准备得非常舒适，或者说是过于舒适了，他忘记了自己要迎接的是习惯苦修、不善与人逢迎的上帝女儿。

等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老维格暂时安下心来，等待即将到来的出乎他意料的事情。

如何同女人争吵

最初的考察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也将就。修女们带着教会馈赠的圣像来到这里，简单地指出不足之处。屋子里挂的唐卡非常漂亮，但修道院不需要它。“我们应该把它拿走。”修女说。而那些佛教雕像和一张中国清朝人的卧榻，也在黑袍姐妹的指挥下被搬走了。维格动作很犹豫，但他选择了顺从，在老旧的地板上，他趴着丈量，为教堂测算尺寸。在供热管道上，他作了细致研究，相信它能够恢复供暖。

维格与罗莎修女

这是一个曾在年轻时为了写一篇关于修道院的论文而隐居在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意大利）里的男人，但他并没有预料到，当他与修女们一同规划修道院时，有这么多事情将会发生。

夏天，两位修女又来到这里。一辆发着“突突突”声音的橘色篷车把她们送到了这座即将被改变命运的城堡门前。

领头的罗莎修女肤色黝黑，面带收敛的笑容，她戴着十字架，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边四处打量，边在胸前画着十字。这一天，维格先生换上了彩色的外套，他说话扭捏，身子不断左右摇晃。他是一个一生极少与女性有接触的男人，而罗莎对男人的了解也未必比他强多少。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笑了，而这个场景在以后的生活中很少再能见到。

修女们带来了甜美的声音，这在维格的经历中并不多见。她们唱圣歌或者念诗，尽管那里面有时候传出的不是人间的亲切，而是天国带着冷意的圣洁。但对老维格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她们也带来了维格一生都在回避的与女性发生的争吵。

关于修道院的话题终于进入实质阶段，维格和修女们也开始了彼此纠缠不清的生活。工作时，老头儿会穿上一件宽大的灰西装，戴上一顶略显滑稽、只有老人才会毫不在意地套在头上的黑色帽子。修女则在黑袍外套上墨绿色的工装。与几乎从来不露出笑容的维格相比，罗莎说话时会身体前倾，双手握在身前。

关于构思中的修道院，他们有太多无法达成一致的地方。罗莎意志坚定，不容置疑，她以严格的态度审视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指出每一处需要花钱修缮的地方，即使是狭长走廊顶上的一处瑕疵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围着雏形中的修道院散步，一边争辩，一边互相忍耐，但最终的结果，往往都是维格自己站在门外生着闷气，不情不愿地接受对方的意见。

“她们不能吃咸饼干。”有一次，他对前来帮忙修缮的工人指出这个无比严肃的问题。他已经发现，自己陷入了与这些无法理喻的女人的争吵中，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落于下风。

当讨论进入某个阶段后，双方的神情都严肃起来。一次对话是这样的：修女不断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漏水的屋顶、供热系统、需要增添的家具，她掰着手指头为这些计划估算工期，而老维格像个不情不愿的小学生那样，只是用含混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好好好，好好好。

还有一次，当修女逼问“关于这一切你怎么说”时，维格赌气地别过脸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你总能看到他低着头，嘟着嘴，摆出一副委屈不已的样子。

“无论乌托邦有多好，总会出来一些让人无法回应的事情。”他自我安慰道。他已经足够卖力了，在高高的窗户边爬上爬下，只是为了把那块躺了很多年的厚重地毯拖到阳光下曝晒，以等待修女们的赞赏，但现在，修女认为他中意的硕大厨房实在没有必要保留，就连那厚实、沉稳的屋顶，也因为“没有必要”和可能对墙壁产生压迫，需要替换掉。

这实在惹恼了他，于是，这个习惯于懊恼地接受的男人进行了一次无力的反抗。他提出，城堡内的教堂仅仅作为临时之用，以后可以在城堡外面造一座新教堂，因为“这里毕竟不是神圣之地”。但修女说：教堂一旦建立，就是永久的建筑，不能搬来搬去。

为什么没有答案

当梦想照进现实，维格几乎无法认出自己梦想的模样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虔诚而执拗的修女是正确的，却无法就此妥帖地承认自己的失败。此前，尽管他并不喜欢同类，但他却希望在这世界上留下某种永恒的敬意。而如今，这个老伙计面对即将面目全非的、和设想完全不同的结局，产生了一种“什么都失去了”的感觉。

关于修道院的争执，逐渐蜕化成维格对自己人生的否定。他虔诚、意志坚强、固执、敏感，尽管毕生秉持着开放和善良的品性，但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彻底的失败者。

他这一辈子从未与外人愉快地相处过，甚至连年轻时与女人交往的失败也逐渐浮现出来。维格并不是一个内心苍白的人，他对自己的鼻子、对性与爱、对母亲和父亲都有着独到见解。他有一个糟糕的童年，其中包括喜欢打人的父亲、顺从而慈爱的母亲，他外观的缺陷导致他从未约会过（他的鼻子和耳朵长得都很糟糕），也许是这个原因，他做过神父，做过图书管理员，这都是一些可以专注地避开他人，而不需要与人交换内心的职业。

到最后，这些谈论和争执，几乎变成了一个总是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并从未在爱情中冒险的男人学习爱的故事。他们互相妥协，又彼此生着闷气。维格需要面对的一个考验是，他能否为了一个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改变自己。而更大的考验也许是：他能否在自己人生的末尾，学会与女人相处，并不把事情彻底搞砸。

而结局是他们在懊恼和争执中，终于学会了喜欢对方，并且勉强达成了和解。修道院最终将按照罗莎的指导矗立，它将不会有宽阔的厨房，也不会有花里胡哨的装置和装饰。老维格付出的代价是放弃自己在心中构思了几十年的一个幻象，接受一个面目全非的修道院，但他并非一无所获。经由痛苦的选择后，他终究为自己留下了某种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不只是一个让周围的邻里“有事可做”的处所，这是通往他信仰的阶梯。

其价值不止于此，维格经过几十年挣扎而几乎被毁坏的对自己和人生的信仰，却在这里重新获得了呼吸。这就好比那座充满裂痕和污渍的古老建筑，在被转变为一种比投资地产更加有价值的事物之后，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

当然，正如有人在看完影片之后满怀痛苦地质问一样，《修道院》并不负责深入维格内心并提供更多审视。他天然的信仰是否被生硬砌造成俗套的虔诚？在时日无多之际打碎自己几十年的梦想换取物化的偶像，是否真意味着对他的救赎？在这个关于一个男人和两个修女之间的故事里，这是绝对没有办法获悉答案的问题。

真相

天降

文　张伟

片名：《天降》

导演：张赞波

片长：124分钟

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拍摄时间：2009年

无须太费力，就能用天文镜头看见我们祖国的荣耀，它们飞在天上，放着《东方红》或者流行歌曲。每隔些日子，你就能在新闻上听到它们的名字——有时候是“神舟”，有时候是“嫦娥”。

但30岁的张赞波透过索尼牌摄像机的镜头，看到的却只是这些荣耀的下脚料，是一些自天而降的破铜烂铁，以及被它们砸碎的屋瓦和泥地。也有时候，他还能看到人们一同被砸碎的命运。

他的镜头对准绥宁，湖南一个并不起眼的县城。当象征荣耀和希望的卫星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和刺耳的轰鸣绝对无法震撼这里居民的眼睛和耳朵。对胆小的黄光财和老实巴交的刘荣喜来说，刚飞上天的那些庞然大物，陌生又遥远。

但它们却会在这两个人的噩梦里闪光。近20年来，经过电脑精准计算，我国所发射卫星的很大一部分残骸，会掉落在这片四季浓绿的土地上。它们像一抹永不消散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顶上。它们能砸烂黄光财的房顶，还能砸死刘荣喜的女儿。

若非如此，如此辉煌的成就和一群听天由命的湖南农民之间，又怎么会发生哪怕一丁点儿联系呢？

老天给的东西

老天给什么，就接什么。比如丰盈的雨水、茂密的竹林，以及袁再香家的蜜橘树、黄光财家成群的鸭子、刘荣喜家的水稻田。人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辈，朴实的生活让他们很早就晓得一个道理，生活通常就意味着接受。

老人手指天空讲述“天降”的经历

因此，在位于湖南西北部的这片农村里，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黄光财的儿子在广东做杂工，混得不大如意，但他们觉得足够了，这总比在家里种地要强得多。袁再香伺候着他的芝麻地，得意扬扬地给外地人讲点“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的吉利话，说起来就没个停。当过兵也当过老师的刘荣喜如今退了休，靠着过去那说不上辉煌的记忆，也能过得心安。

从十几年前的一天开始，老天给的东西里头又多了一样。对当地人来说，这些突然掉下来的金属是陌生的，有的很小，看着就是个螺丝；有的则大得吓人，其中一个黑黝黝的铁家伙足足有200斤重，掉下来的时候，砸断了5棵碗口粗的杉树，要4个村民才抬得动。

他们过了一段日子才知道，这些铁块是因为“政策”才掉到这里来的。因为电视的普及，他们偶尔也能看到它们掉下来之前在天上飞的模样。他们当然也逐渐知道了这些东西是何其重要。尽管没几个人说得出“太空飞行”“探月”这些玩意儿为什么那么重要，但那可都是科技发展，是国策。

事实上，在这里没多少人知道科技是怎么回事。当地的农民主要还得靠人力在稻田里收割、给水稻脱粒，他们半夜去山里寻找火箭残骸的时候，大多是打着火把。村里最有科技含量的工业，要算嫁给温州小老板的妇女回乡开的电子元件厂。老人、妇女可以领料回家，加工一种电子开关，每斤成品的报酬是5.5元。

捡到残骸碎片的老夫妻

开始的惊奇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像习惯秋雨一样，也习惯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铁块。许多人家里都多了些奇形怪状的收藏，并不吝惜向外人展示这些收藏。这一块是落进自家猪圈里的，还砸死过几头猪；那一块是上山挖药材时碰巧捡到的；还有的，是特意去山里找来的。其中一块大水缸一样的圆锥状碎片，被随意地摆放在一家人的门口，一群觅食的鸡悠闲地在上面漫步。有个老太太觉得有些丢脸，因为她连半片这样的碎片都没捡到过。

除了被上面派来的人闻讯收走，这些部件也被人们成功消化在日常生活里。卖废铁当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运气好捡到“大家伙”的话，卖废品所得可能会有几百元，甚至会超过他们一年种田所得的微薄收入。但也有人拿着一块金属板子沾沾自喜，比画着要将它磨成一把好菜刀。有块碎片是烟囱一样的圆柱形，捡来的山民将其用切割机切割下一截，做成绑在摩托车上放杂物的容器。还有一块残骸像一只铁皮鼓，一个寂寞的山里小孩当着我们的面敲打出阵阵空旷的“鼓声”。那些太小而用不上的，干脆就被当成家里半大孩子的玩具。

在武装部幼儿园读学前班的小孩子，也很快熟悉了巷口宣传栏上的海报和照片。在“我县圆满完成火箭残骸卫星回收任务”之类的文字背后，铁架子上面还立着个小小的火箭模型。

时间久了，人们干脆还开起了玩笑。乡里的干部们对捡到碎片的人打趣：“这可是好东西，你要好好保管，不要卖掉了。要传给子子孙孙。”另一个人则补充说：“这个是辟邪的，天上掉下来的，天兵天将呢。”

被砸碎的生活

不过，习惯了在山上或田间捡到一两块碎铁的当地人，还得学会习惯那些被砸烂的生活。

被火箭升空的壮美所震撼的外乡人，很难看到这种生活的细节。但若是走进这些一贫如洗的山村，破碎的痕迹却随处可见。稻田中砸出的巨大无比的深坑、屋顶上的断梁和地面的碎瓦，是每个人都可以带你看到的东西。

死掉的猪很快就被吃了，砸倒的稻子不久后也会收割。人们起码已经有20次重新收拾自己横遭损毁的生活，每一次，都有人一边愁眉不展，一边打起精神来修补屋顶的破洞，盘算着请人帮工的花销。

不过，刘荣喜的生活，却是无法修补的。他唯一能做的，是将死掉的女儿葬在山上，再一遍遍看她留下的黑白照片。

1998年的端午节，一块只有巴掌大的火箭残骸从天而降，打在正在屋外的一口水塘边嬉戏的女儿头上。这个15岁、正在上初二的优秀学生，成为当地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被碎片砸死的人。

刘荣喜将女儿葬在了离家很远的一座山里，据说，为了怕妻子去坟前伤心，他至今都不让妻子知道具体位置。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带上儿子去扫墓。闲下来的时候，当过老师的他会从柜子里翻出女儿的照片看看，或者给眉清目秀的女儿舞文弄墨写篇纪念文章。

这个当过很多年兵的矮小男人意志坚强，只有在说起这些的时候，才会哽咽。对国家，他还保留着军人时代的忠诚，只是，前不久当地电视台报道绥宁回收残骸的事迹时说过一句“从未有过伤亡”，这让他感到困惑和悲伤：“我的女儿明明是牺牲的，他们怎么就不认账了呢？”

天降的碎片砸毁了很多东西。住了几辈人的老屋和辛苦经营了几年的果树，在这些呼啸而来的碎片面前不堪一击。曾有一块碎片掉在黄光财附近，他站在铁块砸出的直径足有5米的坑前，讲起当天的情景，仍然满心恐惧。它“像一个巨大的炮弹，掉下来的时候还是红的，像火一样”，把他的妻子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每次碎片降落前，当地都会有宣传，并提醒人们疏散。但这种宣传带来的却是恐惧，因为他们无处可逃，只能看着天，等待“像彩票一样”的铜铁掉下来，期待着它们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种恐惧是长久而且无法逃避的。残骸降落那天，黄光财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因为厂里暂时没事做，决定回来看一看父母，刚好到了家。碎片掉下来时，一家人吓得碗筷掉了一地，当妈的突然发了火，狠狠骂了儿子几句，因为他早不回晚不回，偏偏挑这个“鬼时候”回来，要是大家都被砸中了，那可不就是“命里该死”？

被卫星残骸砸坏的屋顶

这件事让黄光财的妻子后悔不已。儿子没在家待几天就走了。她想起儿子赚钱不多，回来一趟也不容易，突然压抑地抽泣起来。黄光财则在一旁一言不吭，将头默默扭向了被残骸砸出一个大坑的稻田。

每次赶上卫星发射，广播里和电视里那些面带喜色的播音员会反复表达骄傲和喜悦，但当地人听着这些，对从他们家园头顶频频经过的卫星全然不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神六”飞天，“嫦娥”奔月以及“神七”太空漫步时，他们埋头在这片残骸频频降落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只是“化肥农药的价格又上涨了”“突如其来的水灾会不会将稻田淹没”等现实问题。

对那些降落在他们家园里的残骸，他们怀着恐惧、忧虑和埋怨，却也无奈并因此坦然。“我们生在这里，又能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一个农民这样说道。另一个人的说法大致相似，面对象征着最新科技的这些残骸，他选择了最古老的方式来解释：“这就是命，躲不了的。”

人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对抗这恐惧。在当地一个村子里，村民们凑钱修过一座庵，寄托自己在贫苦生活中的些许希望。当卫星发射的消息传来时，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也曾聚在这里，搞了一次祈福典礼。

但色彩鲜艳的菩萨们的法力让人生疑，因为这座庵的大殿也被碎片砸出了3个窟窿。为了修好它，人们特地买了1000多块瓦，又花了不少工夫。

赔偿

与卫星残骸一起进入人们生活的，还有随之而来的计较和争执。为了赔偿数额而讨价还价，成为当地人熟悉的日常内容。

对处理残骸，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或者报告乡政府，请卫星发射中心的军人来回收；或者留在自家，等人上门收购。有时候，凌晨发射的通信卫星，天一亮就有人到当地回收碎片。

每一次，一个乡的农民能捡到四五十片残骸，但部队的人并不会挨家收遍，“很多地方只要人家没报告，损失不是很严重，就根本不去现场看了。因为他去看就要赔钱。”

村民把卫星残骸抬回家作为赔偿证据

通常，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喊上当地政府的负责人，到农村回收，谈一谈价钱。但这种谈判通常并不顺利。有一次，一户人家的农田里砸出了近两米深的大坑，十几个农民费了很大劲才把碎片弄出来，可赔付者只肯给200元。跟在一边的乡长发怒了：“十几个人搞了一早上，给点工钱总不过分吧？”但是观测站的人却也理直气壮：“你说赔啥呢？没东西可赔啊。你说这个地，地都是国家的。”

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家更是为此焦虑得很。有一户人家的房顶被一根长长的铁杆洞穿。这次赔付的谈判被安排在一间会议室里，农民、乡干部、观测站副站长及其同事参谋、当地军分区领导坐满了一屋子。双方各施本事，像在地摊上买衣服一样来回讨价还价。

这样的谈判场景多半相似。老实的农民往往苦着脸，把沉默不语当作唯一的权利，而“上面来的人”则显得底气十足。他们谈笑风生，口才也很好，从国家的利益，讲到个人的牺牲，临了还能克制地吐出几句半带威胁的话，以便让对方让步。

他们还可以在私底下面带难色地对旁观者抱怨，一旦让了这一步，别人都仿效，那经费可就吃紧了。

最终，这场漫长的谈判结束，双方同意的金额是2000元。但当这个费尽千辛万苦拿回2000元赔偿款的农民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却是老婆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毕竟，木结构的瓦屋那一米多的大洞，修补起来很麻烦。而因生病而失去了劳动力的这个农民，还必须花一笔请工人的工钱。

“钱我不要了，要他们来给我修复！”老婆气极了，扔出这么一句毫无信心的狠话来。随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说你如果不接受，他们就不赔了，说等保险公司，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男主人只好怯怯地把这么一句话当借口挂在了嘴边。

“老百姓不能吃亏，国家也不能吃亏。”在支付了3000多元赔付款结束这次卫星残骸回收的善后工作后，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赔付的不顺利，加剧了当地人心头的忧愁。每当卫星要发射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心头就好像蒙上一层雾气。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在老师布置的命题作文《落卫星》里写道：“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快乐。”也有一个农民向县里的干部请求：“能不能跟领导讲讲好话，以后不落在我们这里了？”但这些小小的抱怨，太容易被忽视了。

反倒是小学教室里贴的名人语录更加醒目：“爱国是个人义务，是一种光荣。”而在“为人民服务”的办公楼照壁前，绥宁县一个领导将这句语录做了发挥：“作为绥宁来讲，能够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是县委县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绥宁人民的无上荣光。”

这样的话听多了，一个老农便也像模像样地学会了这宏大的发言：“奥运对中国的声誉有很大提高，中国不能弱于哪个国家，尤其在国防事业上。”

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的地方

2008年6月，奥运气息“一天比一天浓”的光景，张赞波从世人瞩目的北京来到绥宁的11个乡镇，来到这片中国第二大的卫星残骸回收地，开始拍摄他在纪录片《天降》里讲述的那些故事。

黄光财、刘荣喜、袁再香……在这个神龛上挂着“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的对联的乡村里，他们生活在从天而降的命运之下，谨小慎微，朴实无华。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显出太大的特殊之处，很多人说不出举办的时间，更说不出金牌的分配。

相比之下，不久后就要发射的那颗卫星，却是不容忽视的。县里专门召集村干部召开疏散动员大会。在会上，有人对这颗卫星的名字“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出疑问，一位领导于是耐心地解释：“委内瑞拉它是一个国家。为它发射商业卫星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很有好处。”

对这些毁坏了他们庄稼、掀飞了他们屋顶、砸伤了他们牲畜的卫星，当地人不明就里，似懂非懂。不少人恐怕连委内瑞拉是什么地方也不清楚。

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国家”“国力”这些词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十几颗将残骸降落在绥宁的卫星，多数是价格昂贵的商业卫星，与国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对当地的农民们来说太深奥了。

在佛堂前静静讲述“天降”的老人

在这块有35万人口、被断定为“老少边穷”的土地上，人们算不清楚以亿为单位的那些商业交易，几千元的赔付对他们来说已经聊胜于无。

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为人所知。当人们为一颗颗卫星升天感到欣慰和高兴时，这些被阴影笼罩的人们，顶多能得到一块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里面提到的也多半是“成功”和“无人伤亡”。

悲惨的命运被理所当然地排斥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相对于一次重大的政府行动或商业交易而言，袁再香家的梨树和黄光财家的水稻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自从这些从天而降的碎片开始进入自己的生活，人们逐渐学会用记忆里的国家大事，作为自己渺小生活变迁的缩影。某一块地被砸中的时候，正好是“神七”发射的那几天；连女儿死的日子，也跟某次成功的发射紧紧联系起来。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些琐碎的故事都已经算得上不得了的大事，足以用很长时间去回味和记忆。一个每天烧香的老太太只有在讲起以前平静的生活时，才好像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和忧愁。

但即使是在一个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的地方，生活也要平静地过下去。“委内瑞拉卫星1号”发射的那个晚上，袁再香一家人听见了火箭经过时的轰隆声，也站在屋檐下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响声很快就过去了，袁再香淡淡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

不久前落到他家地里的巨大铁块，是属于“长三乙”运载火箭的一片残骸。2008年6月，这枚火箭把广播电视直播卫星“中星9号”送进轨道。据官方报道，这颗卫星让“我国边远地区的数千万家庭收看到了北京奥运盛况的直播”。

8月8日那天晚上，绥宁县很多家庭的电视里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播放着开幕式。张赞波说：“这也许是飞过他们头顶的卫星，给他们最直接的好处。”

燃烧的未来

文　张伟

片名：《燃烧的未来：煤在美国》

导演：大卫·诺凡克

片长：89分钟

国家/地区：美国

拍摄时间：2008年

对一个产煤之地来说，所有荣耀和艰难都与煤有关。

荣耀恰恰是在那些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被标注着。涂有醒目黄漆标记的火车和汽车，驶向林立的电线杆和烟囱间；这颜色也与该地棒球运动员比赛服上的黄色相同，它总能在人们欢呼的画面里占据一席之地。

而那些艰难之处则隐晦得多。你必须走进比利·萨蒙斯家的卫生间，掀开马桶水箱盖子，才能看见水里面沉淀的矿渣；或者，你也能在某户人家秘而不宣的X光片上一窥端倪，尽管并没有权威的证明，她仍然相信自己的疾病与采矿污染有关。

你总能隐约觉察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地区与煤炭有某些关联。约翰·丹佛在《乡村小路》（Country Road）的歌曲里深情怀念“矿工的妻子”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如今，装满煤粉的船舶在被严重污染的河水里顺流而下，它们燃烧之后变成电流并照亮大半个美国。

纪录片《燃烧的未来》拍摄的生活，按说离我们极为遥远。但它能让你看到一些颇为熟悉的故事。人们贪婪地攫取着煤炭带来的金钱和便利，也在高声诅咒着它带来的污染和疾病。

与此同时，纪录片也有我们并不熟悉的场景，一小撮无权无势的公民也有望阻止煤矿业的庞然大物吞噬他们的生活。在这些明争暗斗的人身上，有我们正在经历，或者有可能会经历的生活。

煤州

对那些每天用手机互致问候、吃着电烤炉里制作的面包并用洗衣机清洁衣物的人来说，反对煤矿总归是件有些尴尬的事情。

每一样技术创新都会增加人们对电力的需求。如今，在美国，甚至连孩子们也已经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了。如果顺着这些错综复杂的电线追本溯源，人们往往会发现，在最早将电力输出的地方，往往燃烧着让许多人痛恨的煤。

这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半以上的电力由燃煤发电厂提供，而这些煤主要产自西弗吉尼亚的山区。每天，当备受批评的梅西电力公司冒着浓烟的发电厂将电流输向千家万户时，超过两万吨的煤会被烧掉。

2005年，美国发电厂消耗了10亿吨的煤，创下了历史新高。事实上，煤炭为美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电力，而为西弗吉尼亚则提供了99%以上的电力。正如一个情绪复杂的研究者不无遗憾地承认的那样——煤炭仍然是美国一半电力的来源。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将继续依赖它，为了安全性能更高，没有别的办法。

西弗吉尼亚州发电厂高耸的烟囱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如果电力公司的员工罗杰没有撒谎，那么他所引述的话足以令人好好笑一番。有个反对者对他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煤。为什么不直接用电算了？”

西弗吉尼亚为美国带来了无法缺少的生活能源。这让许多人沾沾自喜。当西弗吉尼亚电力公司新落成的棒球馆开馆的那个晚上，人们挥舞着印有黄色电力标志的衣服狂欢。“一提到西弗吉尼亚，你们想到的是煤炭和能源生产。西弗吉尼亚电力公司的名字把这一形象带到了全世界。”棒球馆经理难掩兴奋地说。

就连州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并不回避这一点。乔曼钦，西弗吉尼亚州那位瘦削帅气的州长，丝毫不回避自己的自豪感。在公众面前演说时，他希望自己的选民能“骄傲地告诉别人你们来自哪里，告诉他们西弗吉尼亚这个小州所取得的成就”。

“没有哪个州的人像西弗吉尼亚州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名在一个煤矿小镇长大的政客再一次重复他的老生常谈，“我们所开采的煤矿被用来炼钢，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能变得如此强大，并且直到今天还一直如此强大的原因。”

“煤炭业造就了今天的美国”。乔曼钦的话也许说明，为什么那些反对煤矿的人们很难得到成功。“它使美国变成一个工业强国，为美国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经济的、可靠的能源，并且直到现在仍为美国所用。煤炭为美国提供了超过51%的能源，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

然而，事实当然并不只像政客和商人嘴里说的那样简单。煤矿为西弗吉尼亚带来的金钱，也许才是更切实的理由。产煤为该地创造的产品价值每年超过50亿美元——而能源价格还在上涨。“这对西弗吉尼亚州的经济是个强有力的投入，”一名煤矿公司的管理人员承认，“州政府很依赖这笔投入。”

并非所有煤都用于为美国人提供舒适生活。尽管政客们强调“让美国人用上由美国人开采出的美国煤炭是一件很棒的事”，但也有为数不少的煤被出口到了韩国、印度等国家。

这一切并不影响那些生产煤矿的人们对自己行业的自豪感。连普通的矿工也分享了这种自豪感。其中的一位面对镜头，反复强调这份工作的价值：“这个行业需要我们，这个社区需要我们，美国需要我们。”

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这个问题甚至被上升到了信仰层面。有一段妙语用上帝为煤矿增添了光芒：“我想上帝可能在诺亚洪水的时候就造了这一煤矿，他不但用洪水夺去了那些人的生命，还把这一煤矿留在这里，留给后代，因为上帝是不会做无用功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

“现在如果我们把灯关了，你会发现四周一片漆黑，一点光亮都没有。”

黑水

关于上帝，玛利亚·甘农也许有另一种理解。这个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小镇上生活的37岁女人，祖先四代从18世纪就住在这里了。她和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祖父是矿工，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也是矿工。煤矿养活了她的家庭，照亮了她的生活，也弄脏了她喜爱的河流，毁掉了伴随着她长大的森林和灌木、松鸡和浣熊，以及其他上帝赐予西弗吉尼亚人的美丽之物。

当运载煤的火车穿过西弗吉尼亚南部地区葱郁的林木群山中间的小镇时，很多家庭的命运正在被悄悄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这种改变与当地的采矿业有关。

那些出现在他们浴缸里或者咖啡杯里的黑水，逐渐成为这个煤区许多居民都感到头疼的事情。

医生黛安·沙夫尔在这里碰过太多由于开采煤炭而造成的伤害和疾病了。一个叫科内塔·布兰肯希普的女孩差点儿因为肝酶过高而丧了命。她自称不喝酒，也“从不做什么会引起肝疾病的事情”，因此，她坚信罪魁祸首是自己的饮水，“你知道的，水是我唯一知道的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

罗尔镇一名4个孩子的母亲在病倒之前，正在用水给丈夫煮咖啡。她的肝正在衰竭。但她起先并没有意识到，房子后面那座煤矿，最终会跟她喝进嘴里的水联系起来。

这个地区的人们一度以山清水秀为荣，但采煤业毁掉了这一切。为了清洗煤矿，工人们将水井抽干。此后，他们又把清洗完的废水和泥浆灌入废弃的煤矿里。这一切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比利厄尼·布朗也在煤矿工作，有一天，当他的妻子将发黑的井水给他看时，他被吓了一大跳，意识到这是煤矿的废水。

人们相信，清洗煤矿的水最终渗入地下，并污染了这里所有的水源。与水有关的疾病开始慢慢多起来。卡梅利塔和比利夫妇俩一直习惯从自家的井里抽水洗澡，后来，他们发现身上开始生皮疹。他们还注意到，只有住在附近的人才有这种病症。

另一户人家，姐妹几个都得了胆囊炎，不得不切除了胆囊。随后，大家发现，周围患上这种疾病的人不在少数。她们也认为，水就是共同的病因。

面对压力，煤矿公司为清洁这些污水建造了蓄水池。但人们从这一地区采集的河水和井水样本中发现，其中的化学成分之高，使它不但不适合饮用，甚至根本不适合接触。

最让人担心的是孩子。比利·萨蒙斯的儿子因为喝了这种水，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待了将近一个星期。他的尿道都变了形，不停地拉肚子。

有一所小学，被周围成片的采矿基地、选煤厂和有毒的泥坝环绕着。据说，这所学校里的有些孩子已经病了。他们每天回到家不是头痛、喉咙痛就是觉得恶心。父母们满怀怨恨地说：“那些孩子在学校里呼吸着这些有毒气体，对此却没有人愿意做点什么。”

比利厄尼·布朗则一直为自己在煤矿工作的经历感到愧疚。他担心，自己“不知不觉中毒害了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件很难启齿的家丑”。

为了家庭，他到煤矿谋生。但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或多或少地导致孩子们饮用了有毒的污水。

根

采矿业不只让人们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他们无法忍受的另一件事是，它破坏了这里曾经的生活方式。或者，用玛利亚·甘农的话说，破坏了他们的根。

住在西弗吉尼亚煤河谷的博韦布是在这条河边长大的。过去，他每天都来这里钓鱼、游泳，在河的上下游四处扎营。“春天的时候，我们会跑到这些山上采集野果。”他说，“我对这里一直充满着感情。”

但这种生活如今已经难以为继。当比利·萨蒙斯还是小孩子时，他生活的地方并没有人采矿，因此，溪流是干净的。每到春天，桃花鱼群就从塔格河游到这里来产卵，人们在其中捕鱼吃，怡然自乐。当煤矿公司来这里挖煤之后，他发现，溪流里的鱼虾越来越少，最终绝迹。

过去，人们在这里挖井取水，但现在，他每天从井里打上来灌到水箱里的水，已经变得浑浊不堪，沉积着黑色的煤粉。

对玛利亚·甘农来说，她失去的比生活本身给予的更多。

她的祖父在这里一手带大了7个孩子，包括她的父亲。如今，她已经在这里开始抚养自己的后代。“我们世代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以，这片土地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家庭的根一样。”她说。

这片土地对她来说有着复杂的意味。她喜欢这里的群山和森林。如今，对着一个外来者，她仍能回忆起那些在自然里生活的技巧。“要在这里生活，你就要了解这里的山”，她回忆着几代人口耳相传的经验，包括如何从野外采集人参、擦木和羊肚菇，如何猎鹿和野猪，甚至如何把野菜与莴苣一起做成沙拉。这个留着长发的干瘦女人相信，这土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家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她生活中无比珍贵的内容。但从某一个早晨开始，这一切开始被夺走了。

那天起床后，玛利亚·甘农听见电锯在外面嘶吼。她看到，工人们把橡木、桦木削平，放到她身后不远处的煤矿公司里。

煤矿公司来采伐采矿需要的木材。其中一棵被锯倒的大桦树，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环抱住。许多年来，玛利亚·甘农的家人都在这棵树上刻下他们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她的父母在多年前恋爱时，也把名字刻在了上面。

如今，这棵刻满记忆的树倒下了。“我站在这里，试着回想这里过去的样子，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与这棵树一起消失的，是曾经覆盖山顶的森林。西弗吉尼亚所处的森林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排第二的地方，在那些橡树、山核桃树之间，每隔一棵树就有不同的物种在这里生存。不过，煤矿开采破坏了部分森林，为了尽可能多地采到矿石，人们在这里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山顶采矿。他们将挖掉的土进行填埋，然后在上面种草栽树，希望它能尽快恢复原貌。

起码目前来看，这并未实现。有的山顶变得光秃秃的，原先的河流则都被一两百米厚的填充物堵了起来——有人怀疑，也许要用上几千年时间，这里才能恢复到原先的古老森林状态，这成为人们责难采矿业的罪证之一。

甚至连洪水也怪罪到了煤矿公司身上。2003年，一场罕见的洪灾袭击了玛利亚·甘农所在的地区，冲走了她的财产、土地以及小桥。

她相信这是山顶采矿使蓄水能力降低的恶果，因为洪水开始比以前更容易泛滥。当地上一片狼藉时，她能做的，只是跪在水里向上帝祈祷。

煤矿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样把话题扯到了上帝身上。当洪水散去以后，他们来到玛利亚·甘农的院子里，对她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缠斗

集会和游行抗议采矿业对生存环境的破坏

关于洪水，煤矿公司经理们也有话说。在他们看来，居民总是将因为降雨量太大而发生的洪灾怪罪到煤矿公司身上。

“我们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指责，”一名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的经理人说，“人们总是要找人来推卸责任，我们没有责怪任何人。”

事实上，多数对煤矿公司的指控都面临尴尬局面。比如，一名专家中允地提醒人们，要把饮用水和长期健康问题联系起来并不容易——总有人搬来又搬走，公共健康问题总是非常复杂。

但是，这并不能让西弗吉尼亚那些感到受伤的居民们停止愤怒。这样一种情绪总是容易引起很多共鸣——你坐在那里，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孩子身临险境，而政客们却坐在首府制定法律，允许这些煤矿公司铲平山顶，环保部门则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集会和抗议已经广泛地组织起来。人们一次次地来到当地最大的矿业公司，要求他们“停止伤害我们的孩子”。以至负责守卫的警察已经觉得有些不耐烦了。在劝阻无效之后，有时候，他们会逮捕阻碍了交通的示威者。

不满在这里蔓延。一名美国空军军官的母亲对着人们大声说道：“我的儿子在为国效命，但我却连水都喝不上！”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些沿着煤河或者其他河流开采煤矿的公司，正在利用它和联邦政府的友好关系而戕害这片土地。一名环保组织的博士也相信，由于煤炭业在华盛顿和许多州都很有影响力，他们能左右政客和政策。

“上帝除了为我们提供各种资源，还赋予我们良心和责任感。”慷慨激昂的人们说，人们必须用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

不管是采矿者还是反对者，都在利用民主社会的各种方式阻击自己深恶痛绝的政策。一名公共事务律师试图采用法律手段阻止那些违反法律的采矿行为，但他的对手们则游说议会修改法律。有一次，一起诉讼正要进入法律程序时，法律就被修改了。

而州长乔曼钦的表态，则力图不得罪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到他前程的人。他承认“煤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将扮演复杂角色”，又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然而，他这番话，并没有糊弄过愤怒的西弗吉尼亚示威者们。他们在集会上对这名父母官喊话。

“煤炭业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维权人士，我们干坐着眼睁睁看着我们的生活逐渐瓦解。”其中一个人喊道，“这是我们的州，乔曼钦州长，在全美国人民的支持下，我们要把它夺回来。”

他们的努力有了一些成果。2003年秋天，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许诺为铺设一条水管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用于改善一些地区的饮水质量。一些州议员则提供了支票，用于支付当地人在水管铺设好之前买水的费用。

一些水处理设施也被安装，用于过滤那些被污染的河水，并供给人们饮用。

埋骨地

然而，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让玛利亚·甘农和她的乡邻们惴惴不安的采矿活动仍然在加剧。甚至，在摄影师前来拍摄的同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更大规模的采矿计划正被批准。刚刚又有3000多英亩的土地获得了采矿许可。

州长试图用“世界并不完美”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打发他们。他渴望在自己任职期间给这个州带来投资机会。但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提醒他：这片富饶土地上“生活着美国最贫穷的人们”。

矿业公司仍然狡黠地用增添就业机会这类措辞为自己辩解。这一招的确奏效。并非所有居民都反感煤矿开采。在一场由工会发起的“支持煤矿集会”上，人们喊着口号，支持那些“在这里生活、工作、挣钱、振兴国家经济并让你可以享受到全国最便宜的电费的人”。

当地居民手持黑板，上边写着『煤炭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而那些反对煤矿的人，则被他们形容为希望他们丢掉工作的破坏分子。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邻里关系，有时候，当玛利亚·甘农走进一家百货商店，想和店里的人们谈谈采矿话题，人们会争着开门离开，躲得远远的。另一个原本深受欢迎的女孩，因为开始反对山顶采矿，大家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她，并且躲着她。

可以想象，这场斗争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玛利亚·甘农辞掉了她服务生的工作，为一个地区环保组织工作。她担心，自己的孩子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小时候经历的那些事，“因为我知道的事情都是有关山顶或是山谷的，而现在山顶被炸平了，山谷也被填平了”。

人们用各种话语诅咒着破坏他们家园的采矿业。牧师将其形容为一种罪恶，环保者呼吁大家为自己的孩子“做正确的事”。一个居民形容他内心的内疚感：“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剥夺本应属于我孩子们的东西。”

这些被他们的对手称为“乡下人”的西弗吉尼亚居民知道自己在生活中的追求。“我们希望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别人追求或拥有的那种平静、满足的生活我们也应该拥有”。而当听传言说他们自己是“为了让别人用他们习惯的方式生活而应该牺牲掉的人”时，他们说：“那全是屁话。”

到最后，甚至连联合国的专家组也介入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这给那些无助的抗议者不少勇气。他们相信，虽然进程缓慢，但一定有些事情会变化。

这份勇气，以及另外一些私人但真实的情感，支持着这块土地上的斗争。在联合国的专家组组织与当地居民对话的现场，有记者问玛利亚·甘农：“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土地卖了，搬离那个鬼地方呢？”

“那块地里埋了我家族的300个亲人。”她平静地回答道。

核你到永远

文　赵涵漠

片名：《核你到永远》

导演：迈克尔·麦迪逊

片长：75分钟

国家/地区：芬兰、瑞典、丹麦、意大利

拍摄时间：2010年

这是一片静谧的土地，柔软的雪地和松树林包裹着这里，一头棕色的小牛正甩着尾巴悠闲地踏雪而过。在这座距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不远的小岛上，就连时间似乎都变得慢了下来。

只有当站在一扇巨大的红色闸门前时，你才会意识到，看上去平静的海岛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闸门打开，它面前是幽深的隧道。尽管脚下铺着平直宽阔的柏油路，但两侧墙壁仍是坚硬的灰色岩石层。隧道向很深的地下延伸，直到蜿蜒5000多米后，到达地底500米的深处。

如今，纪录片导演迈克尔·麦迪逊就站在隧道深处的黑暗中。他划亮了一根火柴，而这小小的火苗仅够照亮他的脸庞。“我当下所在的地方，你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到达。我们称这里为翁卡洛（Onkalo），意思是‘隐匿之所’。”他在微弱的光亮下缓缓地说。

早在20世纪麦迪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关翁卡洛的工程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今天还远未到完结的时刻。人们预计，这项工程将在22世纪全部结束，那将远远超过我们——如今正在看这部电影或读这篇文章的人的死亡时间。

这里其实是一个巨型填埋场，但它埋葬的并不是普通的垃圾，而是来自芬兰各个反应堆充满放射性元素的燃料棒，它们曾经供应着一个国家不竭的电力。翁卡洛将小心翼翼地封存这些核废料，并保证封存日期将达到10万年。

麦迪逊就是在这样一处令人难以想象的工程中，拍摄了纪录片《核你到永远》，他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到访此地的人。在他看来，为了保护人类，核废料处理者们埋葬了一些东西。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地方不会受人打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也都应该理解，这不是一个适宜生活的地方，“你必须远离此地，然后，才可能获得安全”。

核电厂=大量核废料

在以10万年为计的时间轴上，人类文明史只能占据其中的一小部分。至少，任何人造建筑都从未超过这个年限的10%，这也意味着，如果翁卡洛成功了，它将成为时间最久的人类遗迹。

那里的工程师们相信，只有这样的时间长度，才可能不让核废料给人类制造灾难。

核能成为人类新宠的时间并不算长。科学家们发现核能大概在百余年前，那时，人们只意识到这是一种有用的能量，却并不知道它同时也十分危险。按照翁卡洛分析师的说法，它可以轻易地破坏人体DNA序列，引起畸形、疾病或功能紊乱。如果整个身体在辐射下暴露1小时，你会恶心、呕吐，那时你不过以为自己食物中毒而已，但不到两个星期，你就会发烧、出血，最终死亡。

翁卡洛的入口

翁卡洛的设计图

这是一种人类看不见、摸不到，甚至无法感觉到的能量，但它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人。

尽管如此，这种危险的力量却必须被加以利用。至少，当联合国召开气候变化大会时，奥巴马曾经站在演讲台上倡议：“气候变化的危险不能否定，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小个子萨科奇也曾信誓旦旦地声称：“温室气体到2050年要减少50%，先进国家必须减少80%。”人们都在此时将目光投向核电，这种看似安全、洁净的发电方式将大量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可难题与核电相伴相生，如今的技术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巨量的核废料。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大地震发生爆炸后，这个30%电能依靠核电供应的国家陷入困境。大量自动提款机被迫关闭；便利商店只能用干冰保存冷冻食物；在寒冷的初春夜晚，人们不能使用电暖气；就连一些街区的红绿灯也失去了颜色，导致车祸发生。据日本官方统计，截至3月13日，核电站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已经导致190人遭受核辐射。

仅仅就在大地震4天后，德国总理宣布暂时关闭7座核电厂。在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告诫美国核电厂发展计划应该“急刹车”。中国政府也表示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但是，那时全球仍然有539座核反应炉在运转，另外117座面临解体的命运。

在日本的福井县，已经“退休”的普贤核电厂正在经历解体过程。尽管这座电厂停止运营已经长达一年，但“影响人类健康安全的核辐射仍然存在”。德国中部的一座核电厂也同样危险。这座电厂的解体已经进行了7年，账单却已经达到约104亿元人民币。

巨大的付出并没能带来相应的回报。尽管德国拥有核电厂解体最先进的技术，但科学家仍然沮丧地发现，现有的技术只能清除物体表面的污染。对于“电厂心脏”的核反应炉来说，受到燃料中子的照射，金属本体也发生质变，成为了新的放射源。

在普贤核电厂，“解体小分队”的工作也在极其谨慎地进行。当工作人员进入污染区时，他们不得不戴上两层橡胶手套，并用胶带紧紧封住袖口。他们的头上也都戴着厚厚的防毒面罩，粘在脸上的放射性物质虽然可以洗掉，但不小心吸入体内却可能造成伤害。

当污染物被拆除、密封后，没有地区愿意建立处理场并接受它们。2010年，德国环保人士曾组织几十万人阻止核废料由法国运往德国，示威者们站在卡车上对着扩音器大喊：“这块土地不要废弃物！”

可这些垃圾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德国放射性废弃物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海尔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核电厂的国家，就会产生大量核废料。”

一个世纪后被遗忘的翁卡洛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学会使用火。后来，人类便征服了整个世界。

导演麦迪逊在黑暗中划亮了根火柴，“有一天，他们又发现了新的火。这种火更有力量，并且永不熄灭。现在，人们想征服整个宇宙了，但他们明白，新火不只能创造，同时还能毁灭。不只可以在陆地上燃烧，还可以在所有生物的体内燃烧。人们四处寻找，希望得到帮助，但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在地心建造了一个隐匿之所”。

北欧的科学家们试图为核废料寻找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不能让核废料凭空消失，也无法让它变得无害。”翁卡洛的副总工程师说，最初他们曾经设想用一个火箭将核废料运往外太空，并让它们在那里销毁。可是，“谁又能保证火箭在运送过程中不会爆炸，废料不会泄漏呢？”

各种高科技的方案先后因安全性无法保障而作废。最终，他们想到建造一座翁卡洛。

被密封起来的核废料从芬兰的各个角落运往这里。然后，他们用最精密的工序再次把核废料封存在白色圆桶中，最后沉入地底500米的水池中，水也为辐射创造了遮蔽。

如今，翁卡洛还在建设之中。人们说，它就像一颗“时间胶囊”，早上进去的时候，岛上还是阳光明媚，晚上离开时已经冰雪漫天，但是在这里，却感受不到任何变化。

翁卡洛所在的小岛

在科学家们的理想方案中，在深达500米、超乎想象的巨大洞穴里，装着核废料的密封桶会一点点地占领这里。此地特有的18亿年历史的马岩层成为翁卡洛坚硬的墙壁，“它是一种可靠的介质，至少在未来10万年内相当可靠。地上的情况总是时刻变化，从表面看来，时间过得很快，可是在岩石内部，时间却走得相当慢。”翁卡洛的高级公关经理说。

直到2100年，原有的堆填区域会全部被填满，最后洞口会被填满混凝土。一位正在吃午饭的工作人员笑着说，“这里就像是一颗茧，或者像个俄罗斯套娃，一层保护物失效了，还会有无数层保护物包裹在外面。”

没有人能够推想，10万年以后，这颗巨茧外部的样子。

有一位工程师猜想，也许地面上会覆盖起森林，建起房子，住进了夫妻、孩子，当然，那绝不会是这里最初的建设者了，可是也有可能是建设者的子孙后代。不过，无论是谁住在翁卡洛之上，都必须知道，脚下的洞穴如同金字塔的墓室一样，永不准被开启。

“可是，如果冰河世纪来临了，那又会是什么样子？”麦迪逊继续追问。

“那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冻住，森林也会死亡，也许这里会变成一片苔原。”翁卡洛副总工程师颇为迟疑地推测，“一个冰河世纪以后，也许整个翁卡洛都会被遗忘。”

你得永远记得那些必须被遗忘的墓室

遗忘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未来人有可能找到并开启翁卡洛之门，而从这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的恶魔，足以带来极为严重的灾难。

瑞典辐射安全局分析师哲森就认为，将来也许有人会往储藏洞穴内挖掘，未来人甚至会认为那里埋藏着大宝藏。即使他们明知这是危险的，还是有可能继续开掘，因为这其中含有丰富而珍贵的铜、铀、钸。

在这里，人们甚至玩笑似的说起，他们现在不断向地底深处挖掘，很可能会找到一个古铜罐——就像未来人也能这样看到他们埋下的密封桶一样。“人们当然会思考，埋下铜罐肯定有某种重要的原因。不过想想金字塔，我们并不了解金字塔传来的所有信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发掘探索”。

若真是这样，10万年的建筑翁卡洛就彻底失败了。

“我想，他们应该有某种测量工具来测量这里的辐射强度。”副总工程师说。

“如果他们不能那么做呢？”麦迪逊追问。

“那他们同样也不能挖到那么深的地底。”工程师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想象，未来人的生活就算不是多么高科技，也同样不是多么石器时代。他们可能掌握了挖掘的技术，却没有掌握检测核废料的技术”。正如纪录片里展示的一幅图画，瑞典人早在16世纪就在深达数百米的地下采矿。

埋葬核废料的翁卡洛

翁卡洛的设计者们承认存在这一危险。一些人认为，可以干脆设立一个“禁止挖掘”的标识。

分析师详细地描绘了石碑的方案：石碑正面，将用不同的联合国官方语言刻出警告，告诉闯入者“这里有危险，别靠近，也别打扰这个地方”；在石碑的背面，将是更详细的文字说明。

这还不够，再往里走，还会有一座小型的石刻图书馆，考虑到10万年后，今天的文字可能已经无法被未来人读懂，所以还将刻上骷髅、核辐射等意味着危险的图示。除此之外，那里还将有一幅图画，画中大地长满尖刺，布满石块，这片地狱般的废墟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除了一个孤独的闯入者。

“我们希望能够传递一种恐惧的感觉，而不是具体信息，希望那种恐惧可以帮我们赶走闯入者。”哲森说。不过，谁也不敢保证图画就能让人望而却步。“我们在这个时代也看到了不少来自古代的信息，但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能解读，有些甚至仍旧无法解读。”

或许正因如此，内部出现了两派意见。一些人想用文字和图画警示后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想要未来人不要闯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里干脆被遗忘，因为正好挖到核废料密封桶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

想要被遗忘，或许比想要被记住还要难许多。为了忘却，也许这座海岛甚至整个北欧的孩子，都要被时时提醒忘记这样一处恐怖的地方。

当然，必须得忘记的还不只这里。翁卡洛是全球第一座核废料永久储藏厂址，但当100年后它真正关闭时，它也仅仅装下了一小部分核废料。按照如今世界每天产生至少25吨核废料的速度，“人类必须再建造很多座‘翁卡洛’，避开火山和地震带，藏匿于地表之下”。

这意味着，你得永远记得那些必须被遗忘的墓室。

而这一切，是1957年英国建设第一座核电厂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想得到的。那时，戴着黑边软呢帽的女王面带笑容地出席动工仪式，说：“各位列席在历史的瞬间，未来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可事实上，文字、图像，甚至如今的人类文明，或许没有什么能传到10万年之久。只有危险的核废料，它将与翁卡洛一起，直到接近永恒。

未来人，如果有一天你接近这里的入口，千万不要走近，请尽快回到地表去。

未来人，祝你好运！

血腥手机

文　赵涵漠

片名：《血腥手机》

导演：弗兰克·皮埃萨奇·波尔森

片长：82分钟

国家/地区：丹麦、德国

拍摄时间：2010年

无穷无尽的广告会告诉你，手机是一种必需品。

它可以随时随地让你与思念的人取得联系；它可以用短信息和小游戏来帮你消磨无聊的时光；它日趋高清的摄像头正在记录你的生活；它甚至曾经通过推特（Twitter）将个体与世界联系，你们彼此交换思想，共同追寻真相，从而推动一场革命。

看上去，丹麦导演弗兰克·波尔森镜头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似乎与充满现代感的手机世界毫无关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就像是一个未受祝福的国家，内战已经在这里绵延了15年，致使约500万人死亡，至少30万名妇女被强奸。

战火在一片与世隔绝的大地上凶猛燃烧。电视里的国际新闻偶尔播报些当地最新状况，但一切也仅此而已，那片大陆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即便这个星球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们也很难对非洲的悲剧有过多的感觉。更何况，当人们用手机阅读新闻时，他们并不知道，或许正是手中这个迷人的小机器引发了那场残暴的战争。

刚果盛产的矿石正是制造手机电容器的必需品。声称自己极具社会责任感的手机生产商多年来一直向刚果的商人购买原料，他们丝毫不在乎这些原料来自混乱的武装力量，来自被奴役着的劳工或童工，来自灭绝人性的抢劫和屠杀。他们也同样不在乎，购买矿石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枪支弹药，而自己正在赞助一场战争。

当波尔森听说这些时，这位长年使用诺基亚手机的导演却因此感到痛苦。他无法用一部血腥的手机给妻子发甜蜜的短信，也无法用它和小女儿聊天。“也许一切都是以刚果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我的手机里，流淌着鲜血”。

波尔森决定踏上前往刚果的、空荡荡的航班，去寻找关于“血腥手机”的真相。

在战争中管理一个国家，远比在和平时期容易

这个国家的混乱，正毫不掩饰地呈现在眼前。

在首都金沙萨，小贩们在轰鸣驶过的汽车间来回穿梭，试图卖出一盒口香糖。这单小生意一旦成功，他们就得向路边手持警棍的士兵贿赂。矿区城市戈马则驻扎着数量巨大的维和部队，那些荷枪实弹的军人们沿着黄土飞扬的土路行走，护送着身边赤脚奔跑的孩子和平民。一个穿着连衣裙的黑人小女孩，出神地望着墙头伸出的枪管，神情平静得像是望着一根树枝。

这里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它因资源丰富而被称为“中非宝石”。与此同时，它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人口超过6000万的国家，曾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55美元。

碧西矿区采集矿石的工人

如果想要在这里找到手机背后的血腥产业链，那么距离戈马不远的碧西矿区也许是个合适的选择。碧西出产锡矿和矾土，武装力量把守着那里，约2万人受雇成为矿工或搬运工，从这里获得的矿石会在两天内到达临近的3个村庄，然后再由商人销往其他国家。

不过，想要到达碧西绝不是轻松的事情，出于安全理由，波尔森必须申请由联合国机构派人员陪同。联合国官员却被他的要求吓坏了，“卢旺达民主解放力量军政正在发起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暴力袭击了当地人，也可能袭击外国人。那是一个‘禁止进入’的区域，我绝不可能派任何人到碧西去”。

当本纳德听说波尔森的计划后，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恐惧：“你要去碧西？那个杀人的地方？”他是当地人，同时也是联合国驻此地媒体办公室的职员。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本纳德担忧地叹了口气：“小心点儿，那里的人已经不受控制了。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这绝不是在开玩笑，小心一点儿！”

这些话毫不夸张。即便在戈马，波尔森也曾被背着步枪的士兵威胁。士兵的理由很简单，他是一个白人，他打开了摄像机。在碧西——那个深入丛林90公里的地方，到处都隐藏着疯狂的士兵。他们举枪瞄准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过路费”，或者仅仅因为他们那天喝得很醉。

如今，刚果的国家军队正控制着那里。尽管当地人声称，国家军队的表现和武装力量并没什么不同，但波尔森知道，军队至少可以发给他一张准入证了。

办理准入证的军官肩头挂着两颗金星。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战争。“在战争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杀人，”军官兴奋地挥动着双手，“如果军队什么都不做，政府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吃的、喝的、穿的，但在战争里，他们只要杀掉敌人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全部装备，包括一套军装。”

“你也参加过战争吗？”波尔森问。

“当然！当然！”军官露出骄傲的表情。随后，他向异国客人展示着自己的战利品——来自利比亚、乌干达的军装被小心翼翼地包在塑料袋里，“无论如何，在战争中管理一个国家，远比在和平时期容易。”

这个国家已经死了

事实上，已经获得许可证的波尔森还不知道自己将面临哪些危险。

至少在本纳德看来，“死亡之旅”正等待着这位导演。在碧西，刚果商人购买矿石，然后运往卢旺达或乌干达，再运去东亚的工厂制成电子产品。控制着矿区的武装势力向商人索取高昂的费用。当然，绝大部分金钱都并未作为应有的报酬付给劳工，甚至恰恰相反，武装势力用这笔钱购买武器，继续发动战争，以使自己更有效地控制这座宝藏。

岁矿工——尚斯16

谁能赢得战争，谁就能赢得矿石。不久前，一伙名为“麦麦”的武装势力穿过40公里的丛林将碧西洗劫一空，同时发起了一场大屠杀。“我遇见过一个女人，她被强奸了3次。”本纳德低声说。最初，麦麦军在这女人面前枪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又将尸体切成碎块，他们强迫她将这些尸块拼回原型。一个人轻松地问她：“你吃过口香糖吗？”女人点了点头。那个残暴的士兵挑出了她丈夫的生殖器，丢了过来，“嚼嚼吧”。

这不是噩梦，只是那片土地上普通的一天。太阳升起又落下，但笼罩着碧西的痛苦和绝望，却从未曾随着时间慢慢消散。

“你必须小心一点儿，”本纳德郑重其事地发出警告，“因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16岁的男孩尚斯可以为此提供证据。他只有16岁，长着一双漂亮的黑色眼睛，3年前就开始在碧西当矿工。在前往碧西之前，那里就像传说中的淘金天堂。尚斯说：“我想在那儿工作，等赚够了钱，就能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这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与其他矿工一样，尚斯只能住在坑洞里，他们被迫连续48小时待在地下100米深的矿井里。除了一盏矿灯和一把锤子，他们再没有任何装备。成袋矿石被运上地面，随后每个搬运工背起50公斤重的矿石，徒步穿越90公里的丛林，而这段路程将耗费他们两天时间。每天，有600名搬运工走出森林，随之而来的，是30吨矿石。

每50公斤矿石的售价约为1500美元，可搬运工却只能获得8美元的报酬。军队和中间商从中获取暴利后，却仍将贪婪的目光盯紧劳工们瘪瘪的钱袋。劳工们必须缴纳高额的税款，否则不能擅自离开碧西。正因如此，许多怀着淘金梦而来的人因付不起税款而终生未能逃离这座地狱。

与这些人相比，尚斯太幸运了。就在麦麦军发起大屠杀的时候，这个男孩趁乱逃回了故乡。

如今，他成为了波尔森的向导，要再一次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了。

他们乘坐一架老式的俄罗斯货运飞机到达距离碧西最近的城镇。从空中俯视，地面上长着如同花椰菜般茂密的森林，而在丛林中那些一小块光秃秃的地面，就是正在被过度采掘的矿场。飞过170公里后，他们换乘摩托车来到丛林的边缘。接下来，波尔森将从反方向踏上劳工运送矿石的道路。

那是一条泥泞、缺少阳光的路，蚊虫在低空盘旋，肮脏的河水从中穿过。两天后，波尔森终于抵达碧西。

那张来自军队的许可证大大降低了进入碧西的困难程度，可波尔森还是没有想到，等待自己的会是这样一个地方——大约2万人在此工作，他们都居住在坑洞或低矮的窝棚里。挎着枪支的士兵在人群中踱步，黄色的矿山底部几乎被挖空，人像蚂蚁一样在山中穿梭，每个月都有人因塌方死去。

那只是这里残酷死亡的一种。矿工们从一个洞口爬进矿井，这个狭小的空间温度极高，矿工们的汗珠砸向地面，重度脱水、劳累都可能导致死亡。当他们爬出来时，也可能遭遇一场屠杀。麦麦军的子弹还留在矿井洞口，炸弹曾在不远处爆炸。

没有人能预测自己的死亡日期，他们只能在还活着的时候拼命赚钱。没有人知道，自己脚下的碧西矿区，矿石年产值达7亿美元。

在矿井下，把守着洞口的监工发现了一个童工。

“你不知道儿童在井下工作是违法的吗？”监工问。

“我知道。”那孩子回答。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监工笑了笑，“反正这个国家已经死了。”

因为遥远，所以就对血腥视而不见？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碧西和刚果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至少联合国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指出，手机产生与刚果的内战有关。

在前往非洲之前，波尔森本来以为诺基亚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可是没人理会他那近乎荒谬的采访请求。那些金发、皮肤白皙的工作人员把玩着闪着金属光芒的漂亮手机，礼貌地拒绝了波尔森，“我们今天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对不起，我不知道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最后，等待这位导演的干脆是电话录音。

价值不菲的矿石

“只因为那里距离我们太远了，人们就对刚果的血腥视而不见。”愤怒的导演说。

历史总是在相似的悲剧中打转。19世纪，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注意到了刚果这块丰饶的土地。他相信，只有靠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联系，才能保全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场所，同时获得廉价原料的供应。

在进行殖民统治之前，他仍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1875年，在“对非洲作了一番谨慎的试探”前，利奥波德二世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致辞：“打开地球上唯一尚未进入的地区，并使之文明化，冲破笼罩着当地全体居民的黑暗，我敢大胆地讲，这是一次十字军远征，这次远征与我们这个进步的时代是很相称的。”

这个贪婪的欧洲人实际上看中了刚果丰富的橡胶。他在刚果建立了一套独裁统治制度，规定当地人必须用橡胶和象牙纳税，而纳税额度则由地方官员任意制定。当地人为了交付橡胶，不得不进行高强度劳动，四处采伐。橡胶林很快被采尽。殖民者还把采集橡胶的人当作“活靶子”进行射击。只有少数人逃离了自己的家乡，更多的人都在残酷的折磨或捕杀中死去。

这些被鲜血染红的橡胶税，使利奥波德二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同时，由刚果卖往世界的橡胶促成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最早期的现代化就此出现。

可波尔森发现，即便到了今天，为了大部分刚果人不会使用的手机，血腥味儿仍然弥漫在这片土地上，“和殖民地时期相比，和奴隶制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死去的人们换回了我们的手机”。

波尔森想用碧西矿区的录像素材让诺基亚公司的态度发生改变。从刚果返回后，他前往芬兰。诺基亚总部就在一幢气派的摩天大楼中，玻钢结构，背山临海。全球曾经每3部手机中就有一部来自诺基亚，这里每年为芬兰国内生产总值贡献3个百分点，当地人都以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为荣。

当提到“血腥手机”时，这家亲切的公司却显得并不友好。一个部门主管声称，他们自2000年开始使用非洲的矿石作为手机原料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们曾试图追踪所用的金属来自哪里，但你知道，那很难”。

“你瞧，这是个挑战，但一切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最终能有个满意的解决方案。”主管无奈地耸耸肩。

这却是一个谎言。德国自然资源与地理科学联邦学院的科学家曾告诉波尔森，就像人类一样，矿石也拥有自己的指纹，只要在加工前对其进行检测，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故乡。

诺基亚一次次给出苍白的答案。波尔森不由得气愤地问：“那些孩子和劳工正在矿区受苦，难道你们就不想给他们一点承诺吗？”

“承诺什么？”对方反问，“我们不会因为你想要拍一部电影，就去承诺一些我们认为根本没有问题的事情。”

这部长达82分钟的影片最终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和平奖。可是在当时全球最大的手机公司追寻答案时，那位执着的导演却一度显得如此失败和无力。波尔森明白，或许每一部手机都是刚果人用生命换回的，但是他却无法扔掉自己的手机，“是的，我已经上瘾了”。

波尔森会常常想起那个破败的国家，以及那些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们。在黄土飞扬的街道上，一个福音传教士用喇叭大喊：“上帝的儿子耶稣啊，他曾来过这里，可又回到天堂了。他会再回来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将是什么时候了。”

黑金

文　张伟

片名：《黑金》

导演：马克·弗朗西斯尼克·弗朗西斯

片长：78分钟

国家/地区：英国、美国

拍摄日期：2006年

倘使世界还按照目前的状态运行，埃塞俄比亚农民就肯定会左右你的杯中之物，不管你是在纽约街头还是在澳大利亚某棵棕榈树下。对有心人来说，一粒咖啡豆历尽波折、粉身碎骨进入你昂贵或廉价的杯子，过程有迹可循。如果你追本溯源，追寻着农民的手纹、手推车的轮痕，钻进火车、飞机的货仓，便能在它漂洋过海的漫长旅程中洞悉这世界的某些规律，看到希望与失望、交易和盘剥反复上演，乃至在咖啡豆裂纹里寻获贪婪与满足等人性奥秘。

看完《黑金》之后，感觉有点复杂——你有可能为藏在咖啡这一美味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纠葛而心烦意乱，但这未必妨碍你舒舒服服地翘着腿坐在沙发上，把吮饮当成一件妙事儿。

真希望你是喝着咖啡读这篇文章的。

旅程并不从一杯咖啡开始

咖啡之旅并不是从一袋雀巢速溶咖啡或一杯星巴克大杯摩卡咖啡开始的。在微笑的店员将它递到你手中之前，咖啡已经辗转很久了。

事实上，人们需要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前行，经过水泥路和露着红色泥土的乡村路，才能在山野间找到最初的咖啡树，并且与用古老耕作工具的黑人农民以及唱着传统歌曲的孩子擦身而过。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但现代文明的拥有者的确离不开这里——我总是不免想到，奥巴马决定参选美国总统时，很可能喝着由这里出产的咖啡。

一个庞大的体系为非洲农村和美国都市（可能也包括中国的富人）构建联系。该体系一下子很难说清楚，草草算来，埃塞俄比亚农民不计其数、搬运工和咖啡分拣工若干，再加上卡车司机、城市快递员、咖啡公司董事长或是某个兼职卖咖啡的大学生。将镜头拉远，你会发现在贫苦的咖啡产地和富庶的都市中间总有这些身影出没。

当然，德斯这类人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短头发、穿格子衬衣的埃塞俄比亚中年男人管理着欧拉米（Oromia）咖啡农场主合作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周边的农民眼里，这是个很重要的身份。

他那座名叫欧拉米咖啡联盟出口处理中心的厂房实在太不起眼。它置身于一个到处搭着各色布料的低矮旧屋的小镇上，外墙是废弃的临时建筑用材，生锈的红色铁门要关上都有些困难，但这里是74000名农场主向外销售咖啡的中转站，是埃塞俄比亚借以影响外界舌头的不可或缺的关口。农民们生产的咖啡原料零散地集中到这里，再在麻袋上贴上标签，运送各地。

农场主德斯与农民交谈

“它现在已经准备好发去比利时了。”德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指着其中一袋说，但脸上的骄傲藏不住，都快掉下来了。

他能准确说出某袋咖啡是运往哪座城市的。说话间他捡起几粒咖啡豆，用拇指拨弄着。他摸过装着咖啡豆的麻袋，手势轻得好像在抚摸自己的新娘。

“我对这些麻袋的质量觉得很不安。”这位都市文明生活的中间商不断抱怨着麻袋的质量，询问工人们洗过没有。他带着自豪的语气说起自己的咖啡豆，捧起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他戴着银框眼镜，闻起咖啡豆的味道时，小心地将鼻子和嘴唇贴近，像一次虔诚的膜拜。旁边的工人裹着红色或蓝色头巾，有的戴着黑帽子，蓝衣服上沾满了灰土，将麻袋举在头顶，慢慢吞吞地走向手推小车，装上车再由别人推着手推车运向蓝色、绿色和白色的卡车上，开始更广阔的旅程。他们做着劳碌、寻常的工作，没什么欣喜表情，但每走一步，都意味着某位城市人离自己将要入口的咖啡更近了。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旅途前端的一站，亚的斯亚贝巴是一座现代都市，这里同样有高楼、公交车和繁华热闹的街道。很难说清楚，一杯速溶咖啡在回到该市的家庭之前，还要到世界的哪个遥远之处兜转一圈。

咖啡世界的经济法则

相比之下，西蒙·韦克菲尔德更有资格被称作现代人，最起码从着装上来看，他是打着领带接待客人的，脸上也多了几分精明和克制的微笑。他是来自纽约的独立咖啡进口商，一个愿意出高价给欧拉米区的销售者而获得好名声的金发男人。在咖啡送到加工厂烘焙之前，他的物流渠道是咖啡跨越海洋的便捷方式。

他懂得用良好辞令让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农民感到放心。比如“这是非常棒的日晒咖啡，非常棒”，或者“当你打开袋子时，可以闻到水果的香气。这是我们肯花钱买的东西”。他用指尖划过一粒粒咖啡豆，看起来充满感情，但也许这时候，他脑子里正飞快地盘算着各种数字，从埃塞俄比亚购买传统咖啡的花销，将咖啡卖给纽约烘焙商的收入。可以说正因为有他的存在，咖啡才能安然无虞地继续流通，当然也因此获得身价的提升。

这些数字，并不会精细地体现在每一杯咖啡上，但它们是咖啡经济学的基础。比方说，烘焙商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不选择美国中部农场的咖啡，而到埃塞俄比亚——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原因是，美国中部农场的咖啡价格一波动，他们的收入就跟着起伏不定了，而在埃塞俄比亚，一个拿得出手的价格可以换来当地人更多的感激之情。

当然，围绕着咖啡的账本，很多人都在计算，无论是超市里摆着的咖啡标签，还是某座大公司财务办公室里的电脑数据，这些都为每杯咖啡价格从0.23美元变成2.90美元做出了贡献。要了解咖啡世界的经济法则，最戏剧性的场景发生在纽约贸易板的交易大厅里。

这是给咖啡豆定价格的地方，这里的人多半都会喝咖啡，但这里的大多数人不常见到咖啡在磨成粉之前的样子。在喧闹、繁忙的交易大厅里，有人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紧张地盯着屏幕；在写着数字的柜台边上站着躁动不安的金发女郎和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人们隔着旁人喊话，做出各种夸张的手势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争执，那可能是赚钱和亏钱的表现。电脑上滚动着红蓝的数字。

纽约交易所

“咖啡是世界上第二大贸易。”纽约贸易板副总裁尼尔对此不无自豪，他对着满屋子电脑给出的数据说，“国际咖啡市场一年的交易额大约是1400亿美元。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记录着咖啡价格的起落，记录着他们从农民手中运出后在这个商业世界上所经历的身价波动，而每一次波动，全世界都有起码5万台电脑同时得知。”

与那些弯腰在埃塞俄比亚农场里劳作的农民简单的算计不同，将咖啡当作数字的人缺少抚摸咖啡豆时的那种感同身受。他们赖以为生的咖啡是虚幻和摸不着的，由人类喝着咖啡设计出的经济体系主宰着他们。每一个人，埃塞俄比亚的农民、雀巢公司的董事长或者美国总统，都向它臣服，它驱使农民劳作，驱使商人算计，也规定最有权势者买咖啡时掏钱的数额。这是在咖啡漂洋过海的物理过程背后发生的不为人知的隐秘所在。

一杯咖啡应该值多少钱？

这些隐秘，有两类与咖啡密切相关的人群并不知晓。一类人在某座大城市里按部就班地生活。你可以在纽约、东京、上海或者北京街头看到类似的一幕——快递货车或地铁广告牌上印着咖啡广告；金黄头发的女孩随意在街头喝一杯咖啡，咬一口苏打饼干，再翻一页时尚杂志；橱窗里到处可以看见店员飞快地搅拌着即将出售的速饮，或是一个有些无聊的高大男子坐着将杯中物一饮而尽，然后与同坐者攀谈几句。人们用各色杯子、各种姿势，在各种地方喝咖啡，比如开在纽约闹市的“星巴克”，或是北京一座古典建筑里的“Costa”，他们从红色或黑色钱包里掏出各国纸币，递给穿着不同样式围裙的收银员，他们只是花掉绝对负担得起的金钱，换取足够诱人的口味。

另一类人站在埃塞俄比亚农村的街头。他们是咖啡最初的生产者，是这个庞大社会体系的出发点和食物链的最底层，他们用一年的汗水换来的金钱，也许并不足以支付太多杯大城市出售的咖啡饮品。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咖啡在那些大城市卖出多好的价钱。这些人中也有人穿着印有英文字母的篮球服，混杂在一片过时衣服中显得有点碍眼，但除了咖啡，很难说西方的现代生活与这里有什么特别关系。这些人都喜欢沉默聆听，他们表情严肃，脸上带着种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担忧和困苦，或是安于时命的无谓的笑意，即使小孩子也不例外。谈论起遥远的国家、陌生的城市里一杯咖啡的价格，他们一头雾水，或许还有一片不安。

“一杯咖啡，你们认为它在西方世界应该值多少钱？”有一天，有人这么问他们，“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你们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呢？”又一个问题扔向茫然无知而窃窃私语的黝黑面孔。在离得最近的市镇，咖啡价格是0.12美元一杯，这是他们所知最远的行情。

一次粗略的计算，就足以让这些并不精明的生产者以及那些同样并不精明的咖啡消费者明白，在咖啡漫长的旅途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农场工人在分拣咖啡豆

在西方国家，一杯咖啡卖到2.90美元（按埃塞俄比亚的货币换算约是25比尔），1公斤咖啡豆可以制成80杯咖啡，也就是说可以卖出230美元。这些听得目瞪口呆的农民每出售1公斤咖啡，能换到0.23美元用以糊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其中一个人补充说。

“咖啡是金子。”有人从出生开始，第一次明白了这个昂贵的道理。他们在收音机里总是听到人们谈论咖啡，但他们与那个文明世界所打的唯一交道，是当咖啡豆成熟了准备卖的时候，某位垄断远近市场的咖啡商人来到农场，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定下咖啡的价格。

这些廉价的咖啡运往世界各地，也许正是你所生活的城市。人们围绕着它发明出若干生活方式，在定期举办的国际咖啡品鉴大赛上，由不同肤色的农民摘下的咖啡豆研磨成粉，经过专业的手法调制，再经过鉴赏力卓越的舌头品尝。总会有某一杯受到交口称赞，成为“我所试过的咖啡里最好的”“很美”“难以置信”。也会有穿着背带裤的男士在某家公司的实验室里，将咖啡用量杯分装，用银勺子品尝并发出“啧啧”的满足声。偶尔，他们也能从咖啡的口味中品尝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哈拉尔咖啡。

除此之外，没多少人记得起咖啡起源地那些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人。埃塞俄比亚那位致力于让农民获得更高收入的联盟主德斯曾在纽约街头走过短短的一遭，他路过了无数为咖啡的香浓所陶醉的人。他走进一家超市，询问这里的咖啡品种，店员向他推荐了很多，但当他试图寻找哪些咖啡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被问的人呆住了。

是的，你可以在咖啡包装上看到硕大的品牌，看到不菲的价格，看到关于美味的若干种广告语，但并不会有人好心地在上面注明原产地或是种植它的农民的名字，这些信息实在无足轻重。

同样，也不会有人告诉你咖啡之旅中的一些琐碎细节。夜晚，在德斯经营的咖啡出口中心，灯光下昏暗的仓库里，人们百无聊赖，排风扇缓慢转动。同一个夜晚，那些在遥远异国冲一杯咖啡提神的杂志编辑、女商人，或者也包括你在内听不到它的噪声。他们闻到的香气，与堆积在仓库里的黑色金子从麻袋里散出的香气类似，但仔细辨别又并不相同。

癌症列车

文　张伟

片名：《恼人的旅程》

导演：马努基

时长：66分钟

国家/地区：印度

拍摄时间：2011年

开往印度比卡内市的第339次列车像是一列生满了癌症细胞的火车。这样比喻它，并不会令它感到委屈。

它看起来像所有行驶在印度铁路上的陈旧列车一样，貌不惊人。每天晚上9点，它伴随着急促的音乐声驶出珀丁达车站的站台。装走各色旅客，给站台上的小贩留下一个无比寻常的背影。

但它其实与众不同。那些戴帽子的老人、包头巾的妇女以及裹在花被子里的幼儿，大多数不是普通的旅客。比如，那个肤色黝黑的印度女人，随便与她聊聊，她就能为你讲述一段长达10年的苦难生活。

事实是，根据一位治疗位癌症的大夫并不严谨的数据，当火车穿过夜色之时，癌细胞在车厢里超过80%的旅客身上肆虐。

在第339次列车上，很难看到什么与希望有关的东西。这里有很多长吁短叹。上了年纪的老汉偶尔轻轻伸伸胳膊，眼神里蒙着一层愁云；17岁的血癌患者和44岁的杂货店主对前途亦怀有相似的茫然。

平日里，来自旁遮普省的病人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挣扎，然后不约而同地搭乘上这趟唯一到达比卡内的列车去购买药物、进行手术，继续与癌症进行漫长无期的搏斗。

第339次列车因此被当地人叫作“癌症列车”。

希望之旅

每天晚上7点40分，第339次列车从始发站阿博赫尔开始旅程。等它穿过帕奇、珀丁达和哈里亚纳，到达比卡内时，天已经亮了。它一路捡拾乘客。比如说，在晚上9点之前，绕了很多路来到珀丁达的人们，会在站台音乐的催促下挤上火车。

珀丁达看上去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这里的孩子也会穿戴整齐，在光线灰暗的房檐下玩游戏。这里的夜晚到来时，光线也会明暗不定地照亮道路。它的火车站并不起眼——标示牌上滚动着印度铁路局的提示语，蓝漆牌子上告诉你前往某地还有多少公里的路程；将行李顶在头上的人不紧不慢地在站台上走过；不远处餐馆里人们谈论着食物的价格和味道。

开往比卡内的339次列车

在等车的人群中，你总能瞥见一些面孔，并因他们表现出的局促不安而印象深刻。有人已经在这条路上来回多次。一位患咽喉癌的农场女工，由于无法支付珀丁达昂贵的治疗费用，比卡内是她仅有的选择。有些人还没有习惯这种旅行。一位本地农妇第一次前往那里，她的脸被肿瘤撑大了，在本地花了大价钱做过一次手术后不久，病情再度复发，比卡内在等着她。

当略带着不耐烦的女播音员在广播里开始催促时，人们登上漆成蓝白两色的陈旧火车，坐在蓝色的破了角的座椅上，他们衣着五颜六色，戴着五花八门的手镯或戒指，扶着把手的手留着生活带给他们的不同印记。

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心甘情愿的旅行。在比卡内，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医疗机构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便宜的治疗。一个叫辛格的男人借了两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312元），带着患有乳腺癌的妻子坐上了火车。他们无法负担本地私人癌症医院的治疗费用，而比卡内的医生做手术几乎不收钱，每天还免费送给他们一升牛奶和午餐。医院甚至还承诺，只要带上医院提供的医疗证明，他们返程的车票可以打对折。

这样的消息总是很容易在邻近的穷人们中间口耳相传。一个少年在几家医院花掉很多钱之后，听亲戚讲起比卡内在肿瘤专科医院便宜的治疗和不错的医生，也立即同家人踏上了这段旅途。

身患恶疾的穷人们正是为了这份福利，披着毯子奔向尘土飞扬的比卡内。有人会在这里待上三四天，大多数人则是清晨抵达，买来药物或是做完简单治疗后，当晚再乘坐同一趟列车返回。

比卡内也习惯了每天迎接他们。曾有来这里旅游的外国人对街上的印度饼或冰激凌记忆深刻，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座城市另一个司空见惯的场面。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当第339次列车进站时，旁边的人就会说：“癌症列车来了。”而那些推着三轮车在车站外头招揽生意的苦力小工，则开始大声喊道：“来啊，来啊，我带你去治癌症的地方。”

等待治疗的癌症患者

来自旁遮普的那种病

尽管第339次列车上没有空调，而且整列火车只有一节卧铺车厢，但这并不能阻碍那些急需为自己的病情做常规检查的人。

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旁遮普地区的农民，脸上和手臂裸露处还保留着日晒的痕迹。比卡内地区癌症治疗研究中心的医生对他们无比熟悉。每年，有6万～7万这样的人会围在他们的诊室外，靠在医院走廊惨白的墙壁上等候接待。

越来越多的人从旁遮普来到这里。有位医生揣测说，除了因为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知道了科学治疗癌症的方式）之外，火车的开通算是个很大的便利因素，多亏了这趟列车，即使是远隔5000公里的人，也可以坐上火车，来这里看病。

时间久了，医生们难免会熟知各种病人，包括那个因为癌症切除了子宫的65岁女人和种了一辈子棉花的农村男人。

他们也有共同之处，90%的病人来自农村。事实上，339次列车的行程正好穿越了印度最大的棉花产地。在此地，经营棉田或者在大型棉花农场里打工，是人们主要的谋生方式。

在棉花收获季节走进那些癌症肆虐的农村，居然也能感觉到欣欣向荣的气氛。农场边上的土路上，人们赶牛车或开着拖拉机满载而归。当大人们摘下棉花时，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们哭闹着在田埂上玩耍滚打。

穿过狭窄的巷子，走进某一户低矮阴暗的房子，你就能找到那些成为癌症列车乘客的人，以及他们压抑苦难的生活。有一对老夫妇沉默地坐着，即使面对摄像机，也很少将眉头舒展开来。他们在一个文件夹里保存着儿子的相片和文字，里面记录了他不长但充满了坎坷的一生。相片上，幼年的无赖笑容渐渐消失，转为忧郁，并最终代之以轮椅之上被癌症袭扰的无奈和惨淡。文字则不但记录了他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描绘，也剪下了报纸上刊登的简短讣闻。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他们就藏在旁遮普地区农村的房檐下或是田野旁，或者用比卡内市一位大夫的话说，他们就藏在印度“绿色革命”最重要的中心地区，以及印度农药和杀虫剂使用最泛滥的地方。

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医生并不愿意轻易断言癌细胞如何进入病人的身体，但也有人会犹豫着向采访者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都长期暴露在杀虫剂下。

在旁遮普，癌症是一个人人都要面对的话题。这里的人谈论癌症时，不需要直呼其名，只是用“那种病”来代替。它是政治议程中的重要一部分。在投票开始前，政客们通常会承诺建立医院，承诺为每户人家通上自来水，但这些承诺在投票结束后总是无法兑现。在某个车站上问起一位过客，他会抱怨说，政客们最后只是填满了自己的钱包，并等待“下一个用以贪污的机会来临时，重复同样的事情”。

而更让每个人都感到担忧的是，越来越多人相信，吞噬他们健康的魔鬼，恰恰来自这片土地上残留的农药和杀虫剂。

祸首杀虫剂

在339次列车途经之处，杀虫剂是人们并不陌生的事物之一。杀虫公司在铁路不远处树起的牌子上标注着危险化学物列表；在车站里能看到昔日留下的投放杀虫药的值班表；在村子里的墙上，或是随便打开一户人家的电视机，都能看到宣传灭虫产品的广告。

农药曾是这个棉花生产区的热衷之物。在这里，“杀虫剂”这个词总是被和药品混用，难以区分。有段时间，人们发现传统的DDT（滴滴涕）农药带来了很多问题，对硫丹的宣传就开始了。

这种强力神经毒素制成的杀虫剂，已经在74个国家被禁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洒遍了旁遮普的每一寸土地。从1976年起，当地一家国有种植企业决定在13000英亩的土地上，用直升机从空中喷洒硫丹，这一行动持续了超过20年。当时，当飞机像蜻蜓一样出现在天空时，感到新鲜的人们一度欢呼着跳起来。“白色的雨落下来，流进了我的眼睛，它又飞走了，”一个老人说，“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会是苦涩悲剧的先兆。”

用直升飞机喷洒杀虫剂，成为人们记忆中一种十分粗鲁的行为。有个男人记得，有时候没有任何预兆，直升机就会在他们干农活时从天上洒下杀虫剂。结果，他只好骑着自行车逃回家洗个澡，然后换身衣服。即便直升飞机走了，有毒的风也会吹进窗户。

警察护卫着存放农药的仓库

人们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刺鼻的杀虫剂并不像先前宣传的那样，是让庄稼生长必需的东西。此时，它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在旁遮普，人们把很多可怕的记忆跟硫丹联系在一起。一个女孩控诉着自己家族的遭遇。她的父亲为一个种植公司搅拌硫丹，并装进飞机的槽子里，后来得了癌症。她的哥哥“因为杀虫剂得了精神疾病，最后上吊自杀”，她的弟弟服毒自尽，妹妹被胃病折磨至死。在她看来，“这一切只是因为我家距离工人搅拌硫丹的工地只有100多米”。

另一个女孩的哥哥死于1993年。她声称，那一年她们刚刚搬到这里，疾病就缠上了自己的家庭。只要喷洒完杀虫剂，井水就不能再饮用，鸟儿们也死了。“在那附近，你甚至都听不见牛叫声。青蛙、鱼都死在井里，你什么生命都看不见”。

事实上，目前没有人能证实这些的指责是否可靠，但人们逐渐相信这些事情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在某地，有几条小溪，生活在两岸的20户人家，每家有5个以上的人被慢性病折磨，包括神经性疾病、先天残疾、癫痫、哮喘、过敏或是无法生育。

当然，还有最常见的癌症。某个农民一边在棉田里打工，一边隔三差五地坐火车去接受手术治疗。这在第339次列车的乘客中间是司空见惯的。

噩梦之后

如今，喷洒硫丹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339次列车上最小的乘客不曾见过这幅光景。

抗议持续了很多年。曾经担任过政府农业助理的阿玛是其中一个参与者。“我知道这东西有毒，因为我正在卖它。”她说。但看到人们遭受的痛苦让她很压抑，并最终辞职变成了活动家。

起初，抗议喷洒硫丹的人集合在一起，准备给直升飞机设路障，但当人们一早来到农业公司的仓库时，发现警察已经将那里保护起来，抗议者则被逮捕。

“你们只要敢从我们的井里打一杯水喝就可以了。”这些绝望的人说。在2002年，一家高级法院终于在阿玛进行申诉后禁止了这一行为。

硫丹留在了土地里，也进入了人们的身体。2009年一项在旁遮普50个村庄进行的调查发现，这里的化学毒性依然猖獗。一项综合性研究则倾向于认为，随意使用化学品与这里快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之间存在关联。

与所有的农村一样，旁遮普的农民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在此地，你随时都能看到女人们开心地坐着拖拉机到田里工作，这里流传的歌曲是这样唱的：“哦，祖国的沃土，生产黄金、钻石和珍珠……”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亲近感遭到了破坏。

很多人一度不再相信土地上的作物和河流，将其视作不幸的来源。如今，喷洒结束了多年，过去的日子似乎在慢慢回来。人们觉得环境好了一些，消失的野生动物也开始重新出现。

过去的光景并没有完全重现。毕竟有些东西是被改变了。不久前，一个孩子又死于白血病。也有人刚刚得知自己患上了癌症。这里的人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了解身边有什么苦难，只要去医院看看就行了。

与那些乘坐癌症列车前往比卡内的旅客们一样，许多人仍在因为杀虫剂的影响而慢慢死去。此事的一个明证，就是每天夜里驶过这片土地的第339次列车上那些愁眉苦脸的人们。

暴风骤雨

文　张伟

《暴风骤雨》电影剧照

土改时期旧照

片名：《暴风骤雨》

导演：段锦川蒋樾

片长：89分钟

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拍摄时间：2006年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记忆。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60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它们都成为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之下，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和他的这个外号一样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一个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村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工作队是被一辆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情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儿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了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就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岔五就到郭长兴家去。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忙帮他扫院子、挑水，与他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贫穷至极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儿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时甚至靠要饭度日的人，被村民们称为“穷头儿”。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他油头滑脑地去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儿，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韩惠——电影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儿校服。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吗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批斗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受剥削，”他说，“但他也怕地主报复。”

“扛着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儿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那个谁谁，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高凤桐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收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当作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的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小学生排队参观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如今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60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百态

绊脚石

文　赵涵漠

片名：《绊脚石》

导演：多特·弗兰特

片长：73分钟

国家/地区：德国、奥地利

上映日间：2008年

灌木的枝叶从栅栏里拱到外面，熟透了的覆盆子掉落在人行道上。在那个周末的上午，没有车驶过，偶尔有端着纸杯咖啡的年轻人牵着金毛猎犬散步。

这应该是条宁静的小路，但路的一头却传来锤子敲击石头的巨响。“咚，咚咚，咚咚”。循着声音走过去，一个老人正单膝跪在由灰色方砖铺成的人行道上。他一手撑着地，另一手握着铁锤，正使劲地将一个一面是黄铜的石块嵌入路面。

已经有3个石块被嵌了进去。它们看上去比魔方大不了多少，黄铜面上写满了德文。很快，最后一块也镶好了。那冰凉的石块上刻着：

这里曾经住着

罗莎·罗特曼兹

1922年出生

1938年被遣送至波兰兹邦申

被杀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里是德国汉堡的伯恩斯托夫路159号——黄铜石块上的4个名字，代表着4位犹太人。他们曾住在眼前这栋淡黄色的公寓楼里。就在街角，他们可能也曾踢到过掉落的覆盆子，曾和不同民族的德国人“像真正的邻居和朋友一样一起生活”。

除了相同的遣送地和被杀地，他们还拥有相同的姓氏。如今，4块石头紧紧地挨在一起，74年过去了，罗特曼兹一家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都由那个半跪在地上的老人——艺术家冈特·戴姆尼亲手制作，为了那些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大屠杀受害者。

“德国已经有775个地方能见到它。柏林、科隆是我最初铺设的城市。现在，你甚至可以在一座只有135个居民居住的小村庄发现它。”戴姆尼一边说着，一边用桶里的石灰和沙子填满石块周边的缝隙。

德国导演多特·弗兰克的纪录片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和他的作品。所有石块都被安放在种族屠杀受害者最后的住所前。

根据德国官方统计，纳粹大屠杀的死难者540万至600万犹太平民。但在这块石头上，人们只能看到最最简略的信息——姓名、生日、被遣送地和仅用几个单词写就的最终命运。

比起普通路面，黄铜石块多出了几页纸的高度。

因此，它的名字是——绊脚石。

回到故乡的名字

即便对于初次前往德国的旅行者来说，发现“绊脚石”也不是件难事。在常被人视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里，几乎很难不去注意它——在有关柏林的一章，绊脚石的介绍被放在一个醒目的灰线框里——“这一全国性的创作是由出生在柏林的艺术家冈特·戴姆尼发起的，名字叫作绊脚石。这些地砖作为小型纪念碑，就铺在那些纳粹暴行受害者（通常是犹太人）生前居所的门前。”

而另一个在该书中被灰线框起来的地标，则是柏林墙。

拎在手里时，绊脚石沉甸甸的，重两公斤。但它们实际上很小，长、宽、高分别只有10厘米，镶进人行道的灰砖里，只能露出一块黄铜色的金属片，有的已经些微磨损，有的隐隐泛着暗红色。这使得刻意寻找一块绊脚石变得很困难。

写着受害者姓名、生日、被遣送地和最终命运的绊脚石

但对于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它无处不在。在一位柏林记者乔安娜·罗宾森居住的街区，就有整整800块绊脚石。其中有4块，就在她家的隔壁。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绊脚石甚至被送往德国馆展出。可后来，当一位北京游客听说还有这样的展品时，他惊讶极了，“我那时把德国馆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他记得位于锥形大厅的“动力之源”，那是一颗直径3米的金属球，外表安装着上千根发光二极管。他还记得欧洲最大的新区项目之一——汉堡海港城的规划图。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德国人还“复原”了铺设绊脚石的场景——一幢房子的窗下，摆放着一只装着水泥的木盆、一把刷子，以及16块绊脚石。亲自将小石块送往上海的戴姆尼认为：“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这当然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可怕的独裁者曾经写道，“雅利安人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1935年，纳粹当局制定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不久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收到遣送通知。“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将去往远东，而当前的集中营只是一个中转站。”戴姆尼说。人们将大部分财产都留在家中，因为“家具最终是会邮寄给你们的”。事实上，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残障人士和老人不久后就成为大规模屠杀的目标。在谎言之中，他们提着小手提箱，走向死亡的终点站。

记者乔安娜家隔壁的4块绊脚石，属于曼南斯一家。73年前的春天，他们离开了那栋房子。但与大多数在手枪逼迫下的强行迁徙不同，他们相当体面地戴着帽子、拎着手提箱，口袋里装着前往古巴的签证和船票，以及对尽快开始新生活的盼望。

1939年5月13日，“圣路易斯号”启程，乘客包括曼南斯和900多名逃难的犹太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进过集中营，因此难免精神紧张。但另外的人却已经开始放松心情，他们在甲板上玩球，偶尔还在晚餐后举办舞会。

但船临近哈瓦那港口时，古巴官方却决定取消全部乘客的签证，“圣路易斯号”被迫返航。在船长的坚持下，没有人回到德国，他们分散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避难所。曼南斯一家4口则入境法国。但几个星期后，战争爆发。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全部死于那里，包括10岁的小儿子。

“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乔安娜在文章里写道。尽管最初，她看到的不过是4个被戴姆尼刻在黄铜片上的名字。

从一个人开始

“当一个人的名字都被忘记的时候，他就被彻底遗忘了。”戴姆尼总是反复说着这句话。

他已经65岁了，两颊上的肌肉下垂，胡楂儿泛白。一年里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开着一辆红色改装面包车，从一个绊脚石安放地，赶往另一个安放地。那就像是建筑工人的汽车——两排座椅早已被拆掉，纸板箱里放着18块绊脚石，用白色泡沫板隔开。锤子、铁锹、电钻挤在铁桶里，行李堆在石灰袋和灰砖的背后。

但当时间回到1990年的时候，这一切只是雕刻家戴姆尼的一个念头。

那一年，他参与了科隆有关1940年1000个吉普赛人被遣送者的纪念活动。这些人是纳粹当局为稍后一次大规模遣送准备的“试验品”。戴姆尼驾驶着画线机，从当年吉普赛人的居所一直开到一座位于科隆的集中营前哨，画出了一道长达16公里、“色彩漂亮极了”的彩线。

“我不会选择那些灰暗的色彩，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戴姆尼缓缓地摇了摇头。

但大多数被遣送者死在了集中营，正如随着时间过去，彩线也慢慢从马路中间褪色、消失。戴姆尼便收集了许多黄铜块，钉在彩线的残痕上，以使得这条“死亡之路”不至被时间抹去。他正工作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看上去很漂亮。”老妇人好奇地注视着地面。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老到很有可能见证过大屠杀历史。

“这条路的一端是吉普赛人的家，另一端是他们死去的集中营。”戴姆尼解释道。

“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老妇人露出了相当惊讶的表情，“我住在这里许多许多年了，可从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邻居里还有吉普赛人。”

这位艺术家突然明白，他曾经画过的彩线和此前通过研究档案获得的路线图，很难证明什么。在遇难者曾生活过的社区，他们的痕迹已经消亡了。“如果奥斯维辛是终点，起点则是他们自己的家。我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带回家！”

但戴姆尼当时认为，这种念头很难真正实施。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受害者太多了，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可他直到今天仍记得，当把眼前的困境告诉科隆安东尼特教堂的一位牧师时，他获得了这样的答案：“也许你不能从100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

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它挖起来

开始时非常艰难。1996年，戴姆尼从一家研究机构那里获得了一批死难者的资料，并由此制作了55块绊脚石。可柏林各区政府对戴姆尼铺设绊脚石的申请置之不理，因此在首次铺设时，他手里并没有施工许可证。“一切都在非法地进行，好在，谁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他笑着回忆。

随后的一场路政施工中，一块绊脚石正好躺在计划中的施工路线上。两名工人扔下了工具，他们对老板说：“这是一块纪念碑，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它挖起来。”

路政公司将此事报告给当局。戴姆尼等来的回复是，之前的55块绊脚石身份合法，但仍旧没有批准他继续铺设的申请。

4年后，一个名叫奥本的犹太人通过柏林当地一家博物馆找到了戴姆尼。“我听说你在做纪念石，你可以为我的伯父和伯母安装两块吗？”“二战”时，奥本举家逃往南非，但伯母却决定，“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待在柏林，纳粹很快就会离开”。最终，两位老人死于集中营。

在这两块绊脚石被铺设后，因受托成为中间人的博物馆开始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馆方主动提出帮助戴姆尼与政府谈判。前后6年时间过去，他最终才获得柏林所有地区的批准。

不过，他还得面临种种麻烦。一个歧视犹太人的房主拒绝戴姆尼在自家门前铺设绊脚石，“如果被人知道有犹太人曾经住过这里，那无论如何也别指望能卖出房子。”

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也表态反对，“这让我想起那些纳粹党人曾经将犹太人的墓碑拆下，并铺在人行道上。”在南部城市慕尼黑，市政当局仍不允许将绊脚石镶嵌在公共用地上。“他们说，我们这里的纪念项目已经足够多了。”戴姆尼转述。

“但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他说。由于无力承担3万多块黄铜石累计起来的巨大成本，绊脚石的安放现在主要以亲人或赞助人出资为主。不久前，由于原材料费用上涨，绊脚石的价格从95欧元上涨到了120欧元，但预订依旧排得很满。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绊脚石工程占据了这位艺术家的大部分时间。安放现场充满了让他感念的故事。

一次，他刚刚将原有的路石挖起，大雨突然而至。一位穿着黑袍的牧师从旁经过，便停下脚步，身子前倾，用手里撑开的一把墨绿色雨伞尽可能地遮住戴姆尼和绊脚石。在另一个街区，安放时也遇上大雨。街边杂货店的老板干脆将旁边一把花园遮阳伞拖了过来，将他的小工地全部遮住。

还有家住一楼的一位白发老太太，专门打开窗子，将自家电源借给需要使用电钻的戴姆尼。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干脆带着几个学生，参加了一次绊脚石的铺设工程。

柏林的一个春日午后，记者乔安娜曾坐着电车去看戴姆尼铺设绊脚石。等她到的时候，这位有效率的艺术家已经结束工作离开了。她所看到的，只有留在人行道上的3块绊脚石，以及不知是谁放下的3朵花。

两枝白玫瑰，献给那对年轻的父母。一枝粉红玫瑰，献给了遇难时只有4岁的小女孩。

在这里，绊住人们

这种黄铜色的小小“纪念碑”，已经成为柏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婴儿车从上面驶过，路人被拉长的影子从那里滑过，掉落的树叶有时可以把它整个盖住。每日的磨损让它的形状变得不那么规整，但绊脚石上的名字还都清晰可辨。

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后裔在看到这些小石块后曾经写道：“那些受难者，永远不该被忘记。大屠杀就是世界历史的一块绊脚石！”在她看来，应该感到羞耻的不仅是屠杀者，也包括城市里那些袖手旁观的市民。

“他们曾经亲眼看着自己的犹太邻居从家里被带走。他们也曾亲眼看着那些哭喊着的无辜者被装进闷罐车里，整车厢整车厢地被运走。他们甚至看着囚犯们为自己亲手挖下坟墓。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曾有人问过戴姆尼，他的家人是否与纳粹或犹太人有关系。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没有。”

但是当他又想了想后，便发觉自己的生活与那段历史并非毫无关联。他的母亲住在柏林附近的一座小镇，她曾看见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塞在车厢里运走。她和家人想去送水和面包，却被看守驱赶。

还有他的父亲，那时是一名被派驻边境的士兵，任务是射击敌军飞机。“我相信他当时对大屠杀毫不知情。”

戴姆尼停顿了一下，又点点头，“是的，我相信他毫不知情”。为了见证绊脚石的安放，许多海外的犹太后裔回到了德国。在故乡和亲人的名字面前，这样的小仪式有时会令人流泪，但也并不全是悲伤。大部分大屠杀死难者没能留下遗骸，他们的尸体被草草烧掉、丢弃。“这虽然不是一个墓碑，但仍旧是一小块我们可以来纪念的地方。”曾有人对戴姆尼说。

有两位从南非回到德国的老姐妹，已经70多岁了。她们的父母死在奥斯维辛。如今，她们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和父母一样，也做成绊脚石。那4块闪闪发亮的黄铜石，将在老房子前的人行道上永远地陪伴彼此。

1947年出生的戴姆尼回忆起，所有这些对历史的反思，并非从“二战”后就开始了。甚至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里，没有人谈论这些。历史教科书上，要么把这个话题全部忽略，要么就是集中在德国本国人所承受的痛苦上。

绊脚石让犹太人后裔重新聚在一起

“可后来我们出现了，”戴姆尼继续说，“我们就是1968年的一代。”

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父母与老师们的沉默，他们想要面对纳粹时代，反思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罪恶过去。

两年后的冬天，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举世震惊。

“我们现在并没有负罪感。”包括戴姆尼在内的不少德国人都这样说。他们已经是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谁的手上还在战争中沾过鲜血。

一个柏林的自由撰稿人则说：“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也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不可能把那段历史忘掉，声称自己只是从零开始。我们只能牢牢地记住，以免罪恶再次发生。”

今年夏天，戴姆尼仍旧在铺设绊脚石的路上来回奔波。他的眼窝里已经刻上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曾经有人问他：“绊脚石，有没有真的把路人绊倒过？”

“不，不，绊脚石只比地面高出两毫米。没有人真的因此摔跤，”戴姆尼大笑起来，“但它可以绊住人们，在这里。”他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

男生拉拉队

文　赵涵漠

片名：《男生拉拉队》

导演：詹姆斯·牛顿

片长：59分钟

国家/地区：英国

拍摄时间：2010年

2010年英国拉拉队全国总决赛现场，无疑是当时整座伦敦城最充满活力的地方。女孩们穿着闪闪发光的紫色运动紧身衣，用硕大的粉色蝴蝶结束起金发。她们“唰唰唰”地来回舞动花球，踢腿，旋转，亮黄色的木地板上传来欢快的“咚咚”声。

相比之下，DAZL队看起来寒酸又黯淡。这群穿着黑色练功服的队员挤在一旁候场，这支队伍既没有华丽的蓬蓬裙，也没有银色的尖头皮鞋，更没有甩来甩去的长辫子——这倒并不奇怪，因为DAZL队是整场比赛中唯一的全男生队伍，并将与13支女生拉拉队争夺冠军。

事实上，他们并非只在赛场上才被看作异类。赛场外，他们来自利兹市一座公立学校，在那里，对“拉拉队男孩”的言语羞辱或拳打脚踢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英国导演詹姆斯·牛顿用摄像机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成长历程，一个8岁小男孩就曾经懊恼地对着镜头说：“他们总是叫我娘娘腔、同性恋。”而另一个极其害羞的男孩则常常被强壮的橄榄球队员们殴打。

但他们最终走到了伦敦的赛场。在他们拿着紫色花球跑上场前，队里年龄最小的男孩咧着嘴说：“如果能赢得这场盛大的比赛，那会非常非常非常棒！”他碧湖色的眼睛里，充满梦想。

丑小鸭组成的DAZL

在音乐响起前，没有人知道DAZL队能否赢得比赛，包括他们自己。9岁的哈维算得上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但他也常常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个鼻子上布满雀斑的小男孩曾经在社交网站——脸谱网（Facebook）上参加一个测验：“你天生适合做什么？”结果，经过无数问题的连环轰炸后，他像很多男孩一样被断定“适合做篮球运动员”。

“我有生之年可从未玩过一次篮球。”这个留着贝克汉姆头的小男孩一脸郁闷地说。他也很快发现，在整个测验里，根本就没有为男性设置“舞蹈家”的最终可能性。

艾略特也面对着同样的苦恼。他今年12岁，曾是普通的小学橄榄球队员。糟糕的是，他总是被胖小子们欺负的那一个，于是没多久，他就转而加入男生拉拉队。

对于教练伊安来说，孩子们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尽管拉拉队里只有10多名队员，但他们大多数来自贫穷的单亲家庭。英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发布过一项数据，英国有超过25%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而英国90%的单亲家庭都由单亲母亲和子女组成。

哈维、艾略特和另一名领舞男孩乔希都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母亲凯拉独自抚养哈维和他的两个姐姐，3个孩子挤住在一间卧室的上下铺。再过几年，等到哈维更高一点的时候，他只要从上铺坐起来就可能撞到天花板。凯拉的工作薪水微薄，以至哈维只能一直趿拉着一双已经不合脚的破靴子。

哈维

哈维穿着深蓝色的连帽衫走过这座阴冷的城市，一整天里，他都显得郁郁寡欢。

这天上午，他在练功房里被教练伊安训了一顿，原因是他在挥舞花球时打中了队友的膝盖。当被教练训斥时，小男孩戏剧化地将头埋在墙角，捂住脸大哭起来：“那又不是我的错！”

“不要像个婴儿一样哭闹，快回到原位。”伊安无奈地说。

“你干吗冲我喊！”哈维哭得更厉害了。

这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哈维在自家杂乱的院子里和纪录片导演牛顿聊了一会儿。他今天先是打中了队友，接下来又没能完成旋转跳，“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在学校里踢足球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我有点儿疲惫，”这个敏感的小孩随后又懊恼地补充了一句，“今天，伊安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这可是个大问题，因为那个瘦高个儿、永远充满活力的舞蹈教练“就像爸爸一样”，“他在我心中就是那样的形象”。

事实上，哈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父亲了。两年前，他的父母就离婚了。哈维对父母一起的最后记忆是——母亲正在往父亲的脸上扔盘子。

哈维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当他在舞台上跳舞时，父亲就坐在台下。他舔了一大口手里的蛋卷冰淇淋，说：“如果我事前不知情，却发现他来看我了，那我该多惊喜啊！我喜欢惊喜。”

对于哈维来说，他希望能成为像比利·艾略特那样的“舞蹈家”。哈维觉得自己和这位明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喜欢跳舞，他们的父亲都不喜欢儿子“毫无男子气概”地跳舞。最终，比利·艾略特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追求，他带着他去伦敦参加选拔，尽管比利紧张得想要放弃，但父亲却最终劝服他重返赛场，实现梦想。

其实，这位“大舞蹈家”只不过是12年前一部英国歌舞电影的主角，哈维也许是从电视里迷上了他。哈维同时也相信，如果自己的父亲也这么理解他，理解他对拉拉队表演的热爱，“那意味着我会成为另一个比利·艾略特，没错，我会成为他的！”

比起其他9岁男孩来说，哈维似乎想得更多，“我并不真心期待他来看我比赛，因为他总是有别的事要忙，他总觉得自己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如果他来看我，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所有重要的事情，专程来看我”。

他知道这一切是很难实现的，自打父母离婚后，他就没有见过爸爸，“我没法通知他比赛的时间地点，因为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哈维明白，自己是这个家中的男子汉。在给妈妈的母亲节贺卡里，他写道：“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有我爱着你，你会走得更远。我爱你。”

在伦敦上电视

教练伊安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淘气包。

哈维曾因顶撞妈妈，被母亲惩罚不许参加拉拉队训练；艾略特因为始终做不好排腿动作索性“罢练”；而乔希则因为伙同朋友向操场里扔洋葱，被学校视为“危险行为”，勒令其停学3天。

“乔希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叛逆、最喜怒无常的孩子，”伊安摇着头说，“但他一开始跳舞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哈维有时候也挺烦人的，”伊安这么评价道，“但他热爱自己的身体，他爱他小指头的程度，比其他人热爱整个身体的程度都高。他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跳舞、跳舞。”

因此，每当孩子们因为挫折或惩罚而不能出现在练功房里时，伊安都会一个个地去拜访他们的父母，“我希望120%地付出，我不能放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比赛开始前的一个月，这些淘气包最终都回到了学校里的练功房——一座危房。

在那里，伊安和助理教练彻丽踮着脚尖来回训话：“今年的训练要比去年训练更加严格，但我们能否比去年做得更好就看你们的了。如果你们想要获得冠军，就要在每个环节都投入更多的精力。”

训练

孩子们每天在公车站前的电线杆上练习爬杆的技巧。在练功室里，他们僵硬地跟着彻丽学习如何将表情“放大100倍”，别扭地鼓起腮帮，做出“吃惊的表情、高兴的表情、顽皮的表情”。

在参加正式比赛前，这支特别的队伍接受了伦敦一个全国性电视节目的邀请。为此，他们还得学会如何变幻花球拼出节目的英文名。最常见的问题是，“H”丢失了“小腿”，“S”找不到“尾巴”。

他们终于还是乘上了前往伦敦电视台的火车。对大部分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去伦敦——这个国家的首都，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在伦敦的地铁上，一个男孩甚至毫无因由地大哭起来，紧接着，哭声就像是被传染了一样，剩下的几个也都面红耳赤地哭了起来。

这种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入住酒店后，每一个孩子都兴奋得要命，他们嘴上说着“真怕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出丑”，却一直来回转换着电视频道，而并未早些入睡，为次日清早就开始录影的电视节目蓄养体力。

这些小把戏在第二天清早5点半就被伊安发现了——每个孩子都面露倦容，哈欠连天。他们完全无法表露出“120%的表情”，甚至就连笑容都很难挤得出。

在伊安看来，这不过是训练这帮淘气鬼遭遇的所有问题中最普通的一个，“我告诉过你们早点睡觉，可你们如今一脸倦容。我没期待你们很完美，只希望你们够听话。DAZL，加油吧！”

DAZL队最终完美地结束了在摄影棚的表演，就像他们总是能做到的那样——在镜头里闪闪发光。

哈维的好运

回到利兹，哈维却额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教练伊安和彻丽决定辅导并推荐他参加北方芭蕾舞学院的奖学金面试。

他们和哈维的母亲凯拉在练功房里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伊安一边嚼着豆豆糖一边问哈维：“我们会一起为之努力，你会喜欢去芭蕾舞学院吗？”

“我喜欢！”孩子兴奋地笑了起来。凯拉却捂住脸，不停地用袖子擦着眼泪。平时，她是个极其强硬的女人，甚至在怀孕的时候也曾因为打架被判监13周，为此，她一直害怕哈维将来也会走上自己的旧路。

从那时开始，即便是在房间里，他都拿着花球蹦蹦跳跳，练习技巧。在草坪间的小径上，他有时还会高兴地翻上几个侧手翻。在长满蒲公英的草地里，彻丽陪着哈维训练，学习在空中旋转。

“转体两周时，也要保持视线平直。”彻丽说。哈维点点头，“就像拿着一把狙击枪，要一直瞄准目标。”

彻丽笑了，“这真是个奇怪的比喻，不过，也确实如此。”

他们趴在草丛里，将狗尾巴草绕在自己的手指上。哈维猜测，面试现场将是一个大大的房间，评委们坐在大桌子后面，地板干净，一切都很光鲜。

事实也与他的想象相差不远。他和母亲先是悄悄地走进宽阔的排练场里候场，阳光从窗户里洒进来，一些身材细长的男孩子正在这里练习翻转、跳跃。

没过多久，钢琴里传出《天鹅湖》的旋律，男孩们绷着脚尖旋转起来。哈维目不转睛地看着，露出了一对小兔牙和一脸赞叹的表情。

后来，当他回到利兹的草地上和朋友踢足球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天鹅湖》”，“非常美，不过，让我感觉我是一只丑小鸭”。

在这所学院里，卖力表现的哈维事实上也确实像一只丑小鸭。当他脱掉运动鞋走进考场时，黑色的袜子在脚后跟处露了一个大洞。

“评委对你笑了吗？”朋友问。

“在我跳完的时候笑了。”哈维飞起一脚，开球。

自打回到利兹开始，每天清早，哈维都会像个刚刚从春天树洞里探出头来的小鼹鼠，趴在窗口寻找邮递员的身影。好不容易，他等到了穿着红色T恤、背着红色邮包的人，“嘿，邮递员先生，你可要好好履行你的职责哦！”

邮递员终于派来了哈维最想收到的信。这封来自北方芭蕾舞学院的信称，哈维在第一轮面试中表现非常出色，“我们想邀请他明年3月参加第二轮专业训练项目的选拔”。

这封信，让凯拉和哈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辈子都不奢望获得什么好运的妈妈激动极了，“快点儿！我要把信锁进保险箱！”

他们赢得了一个国家的关注

在全国拉拉队大赛前，伊安颇为犹豫地展望着前景，“在这项女生主导的比赛里，我希望孩子们能进入三甲”。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乔希剪了一个超酷的发型，孩子们也已经拿到新发的表演服装，一辆舒适的巴士将他们从利兹送往伦敦。

比起上一次失控的伦敦之行，他们这次显得沉稳多了。尽管临睡前有两个同屋的孩子打了起来，但总体来说，大家都没有熬夜。看到台上蹦蹦跳跳、令人眼花缭乱的女生拉拉队表演，坐在台下的一群男孩都看得目瞪口呆。在他们上场前，伊安大声喊道：“男孩们，你们会令人惊艳的！”

男孩们挥舞着紫色的花球占领了整个舞台，然后，是整个剧场。最终，如伊安希望的那样，DAZL队荣登三甲，获得季军。他们怯生生地从台上领取了奖杯，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彻丽哭湿了假睫毛，乔希边哭着边啃自己的大拇指甲，每一个人都在哭泣，仿佛这是表达欢乐唯一的方式。

摆出O字型

他们曾是最草根阶层的孩子，如今，他们赢得了一个国家的关注。

“我不会满足于只教中产阶级家庭的乖孩子，我想跟草根家庭的孩子待在一起，”伊安神采飞扬，“我就是喜欢他们有个性的样子，尽管很多时候他们烦得我要吐血了。事实证明，男孩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就算是被认为属于女孩的运动也可以。”

“加油！男生拉拉队！”

印度海归的相亲

文　赵涵漠

片名：《相亲》

导演：索尼娅·克帕拉尼

片长：60分钟

国家/地区：印度、阿联酋

拍摄时间：2010年

在爱神丘比特的赌局上，没法确定哪一堆筹码是万能的。

比如两个拥有漂亮笑容的印度姑娘——迪维亚和纳夏，她们来自富裕的家庭，书柜上摆放着海外留学的证书，并且从事着体面的工作。她们生活在宝莱坞的大本营——孟买，电影里，每一个桥段都绽放着罗曼蒂克。可走在城市里，这两个“保质期就快结束”的姑娘，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与印度东北部接壤的另一个东方国家——中国，她们会被称作“剩女”。在印度，或许没有一个专有名词用以形容这个“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但不管聪明还是漂亮总之还没嫁出去的”群体。

等待这些女孩的情景是十分相似的，就像印度女导演索尼娅·克帕拉尼在纪录片《相亲》里拍到的那样：在精心装扮后，这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女性一个又一个地奔向相亲的战场，将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上。

时光过得多么快，她是时候找个结婚对象了，或者是时候让我帮她找个结婚对象了

27岁的迪维亚是个典型的印度美女，她皮肤黝黑，汗毛浓密，轮廓分明，棕色眼睛里总是带着笑。

当然，除了脸孔，她看起来其实和周围大多数女孩都不一样。迪维亚梳着一头短发，戴着卡地亚手表，几乎被太阳眼镜遮住了半张脸。参加派对的时候，她拎着路易·威登的手袋；上班路上，丰腴的臀部将一款汤米·希尔费格的红、白、蓝三色单肩背包不断弹开。

她生长在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熟悉她祖父母或父母的人会充满疑惑，这个姑娘实在没理由在外工作，但这样的想法不会对迪维亚产生影响。甚至恰恰相反，这位年轻的婚礼策划师被老板称作“工作狂”，毕竟“我是我自己，不是家族的附属品”。

“说实在的，我不觉得我会是某种人特别喜欢的相亲对象，我不是那种典型的、适合结婚的女人。”她摊开手，耸耸肩，英语中几乎不带当地口音。

这或许不算是个偏离事实的自我判断。她生长在伦敦的一栋别墅里，“吃着拌有自由主义的婴儿食品”长大，并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度过大学时代，直到2008年才回到印度定居。

她和这里的一切截然不同。对这位“世界公民”来说，颜色艳丽的纱丽是衣橱里绝对不会收藏的服饰。在照相馆里，当她试图像温柔的印度女人一样拍出双掌合十、笑不露齿的半身照时，衣服里就像被丢进了一只跳蚤，令她坐立难安。

相亲中的迪维亚

迪维亚生活在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城市——蜷着腿的山羊卧倒在马路中央，它耷拉着嘴，时而伸出舌头舔舔自己湿漉漉的鼻子；棉被和内衣像鲜艳的旗子一样在楼外晾晒；年轻的女性小贩将出生不久的孩子揣在怀里，蹲在地上麻利地削着竹筐里的水果。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女人。像不少东方国家一样，很多女孩自出生起就被刻上了不公的命运。你可以在城市中或村庄里找到名叫“娜库莎”的女孩，在印度马拉地语中，“娜库莎”的意思是“无用，多余的”。直到2011年10月，当局才在孟买为285个名叫娜库莎的“多余女孩”集体改名。

在这些无数与娜库莎有着共同命运的女孩身上，迪维亚看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出产自己这张“南亚面庞”的国家里，近一半女性不到18岁就出嫁，大约20%的女性15岁前就结婚。

“我必须想着怎么养活孩子们。”一个年轻的母亲说，她12岁时就被以5000卢比（约合58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老头，如今她20岁，已经生了9个儿子。

与这些人比起来，迪维亚虽然只有27岁，却实在太老了。“3年之后，我就30了。”她用手指比画着，严肃地说：“那时，我只能嫁给离婚或丧妻的老男人。”

要命的30岁，就像一个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藏在这个家庭某个隐蔽的角落，足够让人心惊胆战。尽管迪维亚的父母是恋爱结婚，但现在，母亲一边翻看着女儿的相片簿，一边皱紧眉头忧心忡忡，“时光过得多么快，她是时候找个结婚对象了，或者是时候让我帮她找个结婚对象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肉，被挂在集市上，商人们指着这块肉喊：男孩们，走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吧

纳夏的母亲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这位中年女性是印度最著名的建筑摄影师。今年26岁的纳夏继承了母亲的审美，成为一个视觉艺术家。她认为，自己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步入婚姻。

这是一个难题。纳夏非常胖。当她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双下巴，相当明显的第三层下巴，以及隐隐约约的第四层下巴。

纳夏本人对身材并不太在意，走在集市里，她将星形的油炸点心蘸上糖浆，一口塞进嘴里，几分钟后，她又干掉了一杯浇满糖霜的香草冰淇淋。“我超重了，但那又怎么样呢，胖子都是快乐的人，看看圣诞老人，他过得多高兴！”

纳夏

她充满艺术天赋和创造力，救过很多流浪动物，甚至当她在街上邂逅一只系着粉色头巾的暹罗猫时，也能陪它玩得兴高采烈。她想寻找一个好性格的恋人，“胖也不是问题”。为此，她甚至找到了孟买当地的媒人。

听完纳夏的要求，皱纹已经刻满脸颊的媒人立刻抱起了古老的电话机，“这个叫纳夏的女孩住在卡拉巴海岸，受过高等教育，她和你的儿子非常相配，绝对是最适合的。”

然后，媒人将耳朵贴紧听筒仔细地听了一会儿，回答道：“她不是很瘦。但是，你的儿子也不瘦啊。她很聪明又很会经营生活。”

可听筒的另一端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这位年老的媒人急着想劝服对方，“你为什么不看看她的文化背景？看看她的其他优点呢？”

没有用，电话“咔嗒”一声挂断了。“没办法了。”媒人尴尬地说。

这已经不是纳夏第一次因身材问题而被相亲对象拒绝了，即便对方是一个已经快要溢出整张椅子的大胖子，也会毫不婉转地告诉纳夏：“你很不错，不过得先减减肥。”

“男人们想要苗条的女孩，除此之外，你是很完美的。”已经为人牵红线将近10年的媒人这样安慰道。

可谁都知道相亲市场的潜规则——一些被社会习俗暗暗建造的、难以逾越的规则——女孩展示自己的相貌和贞洁，男孩则展示自己的财产和能力。“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肉，被挂在集市上。”纳夏沮丧地说，“商人们指着这块肉喊，男孩们，走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吧。”

从媒人家里离开的那个晚上，纳夏第一次走进了健身房。

在见面之前，我希望先听听你的声音会在电话性爱里表现如何

身材的问题不可能困扰迪维亚，她不算瘦，但丰腴、匀称。她喜欢穿可以展现曲线的紧身连衣裙，露出自己的肩膀和大腿。在深夜的泳池派对上，这个穿着金色比基尼的女孩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和男人们跳贴身热舞。

作为一个“派对动物”，迪维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狂欢的机会，“我就是喜欢喝酒”。画上粗粗的眼线、喝一杯伏特加、在拥挤的人群中跳舞，完全不在乎这样的人生可能会被传统的印度男人完全否决。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接近一半的男人认为，如果女性深夜外出或去酒吧喝酒意味着“存心自找麻烦”。

就连当地报纸上都曾登出这样的读者来信：“女人就是女人，不应像男人一样去酒吧或喝酒，如果有这样的女人，就绝对不是正派端庄的女人，正派端庄的女人应该留在家里。”

一切都让迪维亚的处境变得危险，作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她居然敢承认自己爱喝酒？

甚至连她的妹妹都觉得，迪维亚未免太过分了，“她可能会在相亲上遇到问题，说实在的，我不觉得她适合家庭生活。勇于做你自己，这很好，但应该懂得适可而止。”

可是对迪维亚来说，她可不打算为了相亲而改变自己。“如果哪个男人对我喝酒感觉不爽，我可不会和这人在一起，一个人喝酒太没趣了，我还指望着他陪我一起呢。”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相亲活动正在磕磕绊绊地进行中。她的母亲会与其他未婚男人的母亲交换电子邮件，热情地推荐自己的女儿，并为他们安排约会。当然，与纳夏一样，迪维亚也找了一个媒人，并坦承她的理想婚姻与大多数印度女人不同，她不想成为家庭主妇，也不想要太多孩子。

“两个孩子，两条狗，这看上去不错。”她最终报出了一个与此地几乎不相干的美国梦。

为女儿寻找对象成为母亲如今的事业。要知道，没有什么事比看见两个女儿没有结婚，坐在家里“更让人发愁的了”。就连看到报纸上的征婚广告时，她都会眼前一亮，“看，一个医生，想要找高挑、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

母亲只得到一个轻蔑的笑容作为回应，“在报纸上登征婚广告的，可全是失败者。”

她更相信自己的那一套——相亲网站。

在印度，这绝对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一家名为“理想妻子”的网站甚至推出了4款“虚拟妻子”，从而让男人学习如何与不同类型的女人相处。迪维亚或许是前3种女性的混合体：喜欢控制丈夫的“野蛮老婆”；在外资企业当秘书、最喜欢购物和八卦的“购物狂”；学历高、职位高、薪水高的银行家“女强人”。她绝不可能是第四种女性——一位家庭主妇型妻子，总是告诉丈夫“请享用午餐，我做了你爱吃的菜”。虽然据统计，这种女性是保守又传统的网上相亲男的最爱。

派对上的迪维亚

当迪维亚意识到这一点时，麻烦已经发生了。根据系统数据分析进行的配对后，她与几个男人着保持邮件往来。一个相貌英俊、背景体面的男孩在邮件里写道：“在见面之前，我希望先听听你的声音会在电话性爱里表现如何。”

“你不觉得这很无礼吗？”

“好吧，只能怪你自己留给我这种印象。要是你改变主意了，随时找我。”

当然，相亲网站上并不全是疯子。她也曾和其中一个“看起来比照片帅”的男孩约会过，除了注意到对方的手表“很闪很漂亮”之外，他们再没有找出什么共同话题。最后，两人互相亲吻脸颊道别，再也没有联系。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要求合理、简单、极易满足。比如迪维亚，她只是需要一个独立、外向、受过良好教育、热爱旅行的男人；而纳夏，只要是个“好心眼”就行。

30岁定时炸弹就快被引爆了，迪维亚和纳夏踩着一片牺牲了的自尊，在相亲的战争里前行。

人们因为两个人的长相不错、银行存款不错、教育背景不错，就凭借这些外在条件决定让这两个人一起度过余生

就像爱神突然赐予了一根带着希望光芒的稻草，在迪维亚快要绝望的时候，阿琼出现了。

这是由迪维亚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一个在悉尼长大的印度人，如今的法律顾问和银行家。他笑容迷人、风度翩翩，懂得如何照顾身边的女士。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传统服装店里，两人分别试衣，并试着用尽可能轻松的方式了解对方。

穿着深灰色西装的阿琼正是迪维亚喜欢的那种男人，“很酷，我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她对着镜头点点头，露出顽皮的微笑，挑高了眉毛。

他们一起去夜店跳舞，参加印度庙会，和朋友聚会。一切都在向最美好的方向发展。迪维亚已经开始想象未来和这个男人组成家庭并一起生活的场景，“尽管是相亲，但遇到对的人，才会产生化学反应”。

阿琼也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印度女孩，她聪明、富有幽默感，可以毫不畏惧地大声反驳男人。

话题变得更加深入起来。当阳光洒满咖啡馆，迪维亚谈起了她所认为最禁忌的话题，在印度文化里，所有好女孩都必须是处女，“我想问男孩子们一个问题，结婚时，你希望你的妻子是处女吗？”她笑了一下，露出整排洁白的牙齿，“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经验？”

眼前的相亲对象——尽管她可能更愿意把她看作爱人，或许是第一个愿意认真倾听她内心的印度男人。按照相亲的步骤，在几次接触后，迪维亚认为自己需要一个中间人去询问男方的感觉，以便将整个进程加快，向婚姻冲刺。

那位纪录片导演和她的镜头充当了中间人。可对着镜头，这样的进度显然令阿琼大吃一惊，他揉着自己的头发说：“我？我现在还没想过为了结婚而去结识一个姑娘。”随后，这个男人消失在迪维亚的生活之中。

这就是人们在相亲中必须经历的事，一切都像是被安排好的，可实际上，什么事也没能被安排好。生活还是一团糟。

纳夏也仍旧在痛苦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她不愿意减肥，但按照相亲对象的眼光，她似乎必须这样做。“人们总是说，你很胖，所以你不应该恋爱。你很胖，所以你不可能被接受，”她脸颊上的肉因气愤而轻微地颤抖着，“我真是受够了！”

她的母亲已经为此感到后悔，因为她已经看到了一场场仪式般进行的相亲背后的真实——人们因为两个人的长相不错、银行存款不错、教育背景不错，就凭借这些外在条件决定让这两个人一起度过余生。“那有可能是一次大赌博，也有可能是一次让人恶心的赌博。”

没有人知道纳夏还能在这个炎热的国家里将相亲坚持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仍有无数的男人女人将在这个战场上继续挣扎。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个世界上总有些角落里会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人必须得结婚”，“天哪，她居然还没结婚”。

一个婚礼上，迪维亚遇到了母亲的朋友。

“你好，我亲爱的迪维亚！你家人都好吗？”对方拉住迪维亚的手，亲切地问。

“谢谢，他们都很好。”

“你怎么样？已经结婚了吧。”

“噢，不，还没有。”这位27岁的“大龄”女青年回答。

笑容凝固在了母亲朋友的脸上，几秒钟的时间过去了，她表情僵持着，几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连连点头。

最终，她觉得自己再憋不出什么客套话了，就用劲拍了拍迪维亚的肩膀，说“嘿，很高兴见到你，年轻的姑娘！”

我爱你，妈妈

文　张伟

片名：《我爱你，妈妈》

导演：斯蒂芬妮·王·布里尔

片长：76分钟

国家/地区：美国

拍摄时间：2010年

芳穗泳是一个美国籍的女孩。她有一个典型的美国犹太家庭的名字——费思·穗泳·索多斯基。她说流利的英语，像普通美国孩子一样表达感情。此外，如果你仔细辨认，会发现她的表情和神态都完全是美国化的。

但芳穗泳从头到尾都是“中国制造”。她的黑头发、黑眼睛和黄皮肤是她撕不掉的标签。她的亲生父母下落不明，当初这个1岁左右的弃婴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在中国广州的芳村区。

芳穗泳是约7万名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中的一个。2007年，这个已经快8岁、手脚有些畸形的瘦小女孩被养父母从广州接到美国纽约。在此前的人生中，她需要面对的是残疾之苦和被遗弃后的生活。但在此之后，她却不得不带着忐忑甚至恐惧的情绪，融入一个完全陌生、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去。

生活里有笑有泪。《我爱你，妈妈》讲述的，不只是一个中国弃婴在美国幸福生活的故事——它是7万多个不同却又相似的弃婴故事里普通的一个。

弃婴

芳穗泳是个被命运遗弃的孩子。2001年，人们捡到她后不久，媒体上刊登的被遗弃孩子，包括她在内一共有27个。出于许多理由，在中国，这样的数字出现的次数并不少见。

芳蕙泳并不是唯一一个无名无姓，不知道生日，被送进福利院等待收养的孩子。她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纸条或其他东西。按照惯例，她被捡到那天成了她的生日。她的年龄只能估算。至于她的名字，由于她和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是在汽车站被发现的，属于芳村区，因此，福利院接待她的第一个大夫以“芳”为姓给她取了名字。

芳穗泳的收养记录

就这样，芳穗泳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身份。如今，在当年刊登的寻人启事上，人们还能看到芳穗泳的样子。照片中的她，带着与两岁这个年纪极为不符的凝重神情。她仿佛知道人生的开端是多么糟糕。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倒相对是顺利的。在广州福利院待了不久，她被一个广州家庭收养。在这里，她有一个姐姐，还有另外两个被收养的弟弟妹妹。她们在房间里玩耍、吵闹，并在中秋节的时候带着甜美的笑容拍下合影。照片上的芳穗泳长了张圆脸蛋，漂亮得很。

也许正是因为长相好看，到2005年，芳穗泳6岁时，一个消息从福利院传来——有家美国人希望能领养芳穗泳。

考虑再三之后，养父决定让穗泳去美国生活。他们虽不舍得，却决定“为了她的前途”让她去美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手脚有残疾的孩子应该去美国，并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于是，芳穗泳被接回福利院里。她和养母都为此大哭过几次，芳穗泳的小脸蛋也瘦了下来。在福利院里又过了两年，2007年，从美国飞来的新妈妈带着一堆礼物出现在了芳穗泳面前。

随之而来的，是芳穗泳毫不熟悉，但马上就得面对的新生活。

领养

芳穗泳与这个陌生文化的第一次接触，是从下面这句英文开始的：“I love you, Mommy（我爱你，妈咪）”。

这大概是穗泳第一次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感情。第一次见面时，来自美国的领养者和广州生长的女孩之间的沟通需要通过翻译。尽管早已经作了很多心理准备，但当她面对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唐娜·索多斯基时，芳穗泳还是忍不住流露出拘谨和陌生。她不像平时玩闹时那样古灵精怪，而是怯生生地站着，双手紧紧夹着身体。

不过，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反复催促和暗示下，芳蕙泳终于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说了一句“I love you, mommy”。

为了这次见面，居住在纽约的唐娜已经准备了很久。

唐娜第一次见穗泳

她来自一个犹太家庭，自己有两个孩子，在领养芳穗泳之前，已经领养了另外一个中国女孩。不过，这一次，她决定再给自己领回一个“天使”。

每当别人说到她领养中国孩子这件事，称赞她很伟大时，她总会有些不高兴。在她看来，能够领养一个孩子是一件幸福的事，甚至是她的福气，而不是一种施舍或慈善。

因此，当领养第二个中国女儿的日子越来越近时，为了给福利院的老师和孩子采购礼物，她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由于美国能买到的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为了不让福利院的人感到不快，她打包好的礼物都不是中国制造的。

由于语言不通，她特地学了点儿普通话和广东话，但这显然不够用。为此，她担心第一次见面不能沟通，便忧心忡忡地和人商量办法。开始，她想着应该用美式手语和穗泳说话，但后来则干脆决定，用最普通的手势交流。

如果这样还不行，她决定，“给她个拥抱”或者“给她个亲吻”，也许就足够了。最终，在做足了充分准备后，唐娜与家人一起乘坐飞机来到广州。

她带着给芳穗泳准备的泰迪熊和发卡、为她取好的新名字、一家人合影的相册，以及需要交给福利院的3000美元领养费用，乘飞机到了广州。

尽管许多人指责孤儿院收取费用，但唐娜并不为此烦恼。她觉得，芳穗泳受孤儿院照顾，“这钱还能继续用在孤儿院其他孩子身上”。况且，在她眼里，3000美元真是很少的钱。“在美国养一个小孩，8年得花多少钱呢？”她反问道。

不过，就算作足了准备，唐娜和芳穗泳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像一次公事公办的仪式，而不是一次母女相认。

芳穗泳显得那么害怕。她充满困惑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刚见面时，她试图躲到工作人员的身后，却被唐娜一把搂住。当唐娜不停地用英文说着“I love you”时，她有些木然。尽管福利院的阿姨在边上不断安慰她“妈妈会好好照顾你”，一切看起来也无济于事。

唐娜说自己很幸福能收养她，但这句话被翻译成广东话说给她听时，她显得有点茫然，只是在旁人的指导下，她问候妈妈“Hello”，说自己喜欢新妈妈。

通过相册，芳穗泳第一次见到了家庭成员，用头发颜色的区别认识了他们，并且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芭比娃娃和公仔。

最终，在阿姨的提示下，芳穗泳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说出那句“I love you, Mommy”。可这时候，她眼睛里的眼泪却还是掉了下来。

领养的过程就在这样尴尬和沉默的气氛中进行。芳穗泳一直紧紧靠着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她在认领书上按下了自己的小手印，牵着刚刚成为自己妈妈的唐娜走出广东省收养中心。

她抱着一个身穿中国旗袍的芭比娃娃，带着泰迪熊和几根彩色头绳，走向完全陌生的生活。她对这生活一无所知。当被问起“有什么不放心的想问妈妈吗”时，她想了想，小声问：“我想问他们家吃鱼吗？我很爱吃鱼。”

陌生

能不能吃到鱼，并不是芳穗泳要面临的最大难题。

她有了一个新的英文名字——费思。不过，为了纪念她的中国身份，妈妈特意在名字和他们的姓氏之间，保留了“芳穗泳”作为她的中间名字。

除了名字，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开始改变。比如，她在美国动了手术，矫正自己的小脚；她拥有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和很多玩具；她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运动衣，甚至还学会了用摄像机帮家人拍一段视频。

然而，要走进这种生活，却并不简单。尽管芳穗泳被告知，到美国只需要坐一天飞机，然后再转乘汽车就可以，她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真正跨越这段心理距离。

她并不是这个家庭第一个来自中国的成员。索多斯基家3岁的女孩达拉也是从中国领养的，唐娜也在她名字里保留了“宝姿”这个中文名。

初到美国的穗泳脆弱而敏感。美国爸爸每天都会摸摸她和妹妹的头，但如果多摸了妹妹一下，穗泳会相当不开心，她认为自己被忽略了；玩玩具时，如果妹妹不给穗泳玩，穗泳会哭得很伤心，以引起父母的关注。

前3个星期像是过了漫长的3年。她没有办法和家人交流，她固执地说着粤语表达愤怒，她默默地站在窗前想念能和自己玩到一起的广州妹妹，她冷漠地看着一筹莫展的唐娜，她抱着一堆英语书蹲在屋外哭泣，她讨厌抄写自己并不想学的英语单词。

在美国的穗泳

学习英语是她首先要面对的难题。由于周围没有人说中文，芳穗泳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用英文表达。不过，当唐娜趁她玩得开心，让她“开心就说话啊”时，她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她会的英文单词实在太少了。她得仔细区分“Pizza”（比萨）和“Party”（聚会）的区别，还得学会冰淇淋、汉堡包、饼干这些看似简单的词。为了说好“Bagel”（面包圈）、“Sandwich”（三明治）和“Salad”（沙拉）这些词，她一遍遍被纠正。“这些对她挺难的，她要放弃许多，被迫学习一些东西，”唐娜说，“她肯定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要学这些，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

她开始找各种借口搪塞。有时候，她一脸可怜相，哀求把作业放到明天再做。有时候，她说自己拿不动英文书，也有时候，她赖着不肯起来，不停地说着“我好辛苦啊”。

“她得开始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我知道这对一个8岁大的孩子来说要求很高，可她实在顽固，连试都不想试一下，只想以她自己的方式做事情。”唐娜有时候忍不住抱怨说。

这个心急的妈妈也会觉得沮丧。比方说，当芳穗泳故意把“沙拉”说成“沙律”时，她甚至会想要掉眼泪。她有时候会忍不住有些难过地问：“费思，怎么了，怎么了？告诉我，如果你不告诉我怎么了，我就没法帮到你。”

这样的询问，通常只换来沉默。

反倒是在与广州以前的养母通电话时，芳穗泳好像才会表现出以前的调皮来。一个月之后是中国的旧历春节。在电话里，她很自然地叫着“妈妈”，跟她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当和留在广州养母家的妹妹通电话时，她则开心地讲述着自己怎样到了美国，怎样过春节，以及有多少玩具。

尽管已经身在遥远的美国，这时候的芳穗泳仍旧活在中国的文化里。她用唐娜听不懂的汉语说，“我好想回到中国，我不想在美国生活啊！”或是“我觉得在美国生活好辛苦啊！”也有时候，她想和广州妹妹玩，也想去看看广州的家人。当唐娜告诉她以后会去时，她则一脸不愉快地表示：她想明天就去。

文化

除了语言上的障碍，芳穗泳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比如，她必须经过妹妹达拉的同意才能玩她的玩具，这让她很难接受。

“那就不玩，就这么回事儿。”她一脸不高兴地嘟囔。

当她对着妈妈说“我不喜欢你”时，唐娜会一脸认真地告诉她：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有办法。

像每个同龄孩子一样，芳穗泳有很多小小的脾气。比方说，有一天，她在画画时执意不愿意用彩色铅笔或蜡笔，而要用彩色记号笔。遭到拒绝后，她发起火来，告诉唐娜“我生你的气了”。

但是，与她此前发脾气的经验不同，在这个美国家庭里，她没有被哄劝，也没有因为闹脾气而获得成功。她得到的是唐娜充满美国特点的回答：“你可以对我不满，只要你还爱我。”

又有一天，当她看到唐娜在化妆时，就想让唐娜也替自己化妆。“对不起，不行哦，你才9岁大，不许化妆。”唐娜这样回答她，她于是说：“你不是好妈妈，我的广州妈妈就让我化。”

也有时候，芳穗泳会忽然问一些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她会问唐娜为什么想要一个中国女儿。“你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

“当跟费思说明原委时，她需要时间理解你所说的，她会思考你的话，然后她会明事理的。”经历了一次次斗争之后，唐娜这样说。

变化在慢慢发生。尽管当不顺心时，芳穗泳还是会用别人都听不懂的粤语说“你好烦啊”，但如今，她已经能用英语和家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她的情绪开始平和，并且变得通情达理了。在全家福照片里，人们也能看到芳穗泳开心的笑容。

几个月后，除了很生气的时候，她大多数时候都说英语。“当她说中文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唐娜已经摸清了她的小把戏。

与刚到美国时不同，与广州妹妹打电话聊天已经不再是芳穗泳最期待的事。相反，她变得更喜欢达拉。她可以熟练地使用刀叉，当她再表示反对意见时，她会夸张地耸耸肩，摊开手，像一个正宗的美国孩子那样。

她有了自己的当地朋友。在她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个生日时装会上，她甚至穿上黑裙子与大伙儿一起跳舞。“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唐娜说。

美国人

事实上，芳穗泳走得不止这么远。时间久了，她身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她已经快要不会说中文了。

她的英文越来越好，还在学校里拿了奖。但在美国住到第17个月时，她说起中文来已经变得吃力。此前为她的英语发愁的唐娜夫妇，则开始不得不努力让她保持说中文，甚至会带她去中文学校学习。

以前，与广州的妹妹聊天是她最愿意做的事。但有一次，她又和广州妹妹通话，却希望请别人来帮她翻译。

穗泳和妈妈、妹妹

“Oh, My god！”（天哪）她的英文脱口而出，以至电话对面的妹妹不知道该怎样和她说话，哭了起来。

她说起中文来甚至会觉得紧张。当她在视频里和广州的养父母对话时，她张嘴说出的是英文。就连“我很想念你们”这样的话，也要通过翻译。这让以前的养父母觉得失落无比。

而当妹妹想和她用中文说点悄悄话时，她却不得不请翻译代为传达。为此，妹妹笑话她，她甚至和妹妹闹了矛盾，大吵了一架。

以前那个一嘴广东话的中国女孩消失了。如今，当芳穗泳自我介绍时，她会忘记说自己的中文名字：“我叫费思，姓索多斯基。”

这种变化，一度让唐娜非常苦恼，甚至专门预约了相关咨询师来为自己提供意见。“没有一个领养了亚洲孩子的白人家庭拿来参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说。

“当时我很害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美国人，第一次要离开广州到美国去。”芳穗泳这样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唐娜时的心情。不过，现在，当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时，她已经可以坦然地说：“我觉得自己是美国人。”

以前，她会充满疑惑地问唐娜：“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收养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爱我。”但如今，她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她和家人一起过犹太家庭的节日，并且能和别人熟练地解释着自己家庭的传统。

当初，在中国广州福利院阿姨诱导下说出“我爱你，妈妈”的那个芳穗泳，现在已经可以雀跃着扑进唐娜怀里。再说出这句话时，她的英语远比当时更地道，也更自然。

音乐带来希望

文　赵涵漠

片名：《音乐带来希望》

导演：保罗·斯马切尼马利亚·施托德迈尔

片长：120分钟

国家：德国

拍摄时间：2009年

23岁的指挥杜达梅尔站在舞台上。他留着黑色的小卷发，当他沉醉于音乐并露出笑容时，脸上会现出一对似乎与如此重要位置并不相称的酒窝。在杜达梅尔的指挥棒下，乐手们就像田野里的麦子，在音乐的风里如同麦浪般起伏。

那是2004年，杜达梅尔参加了在德国班贝格举行的古斯塔夫·马勒指挥大赛。在此之前，除了在他的祖国委内瑞拉，这个小伙子鲜为音乐界所知。可当时担任评委的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萨洛宁却回忆，“早在半决赛时，杜达梅尔就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这个年轻人没有经验，但能在指挥台上建立自信和权威。杜达梅尔并不关心学术权威，他关心的是音乐，那也正是我们所关心的。乐团被他诱导，发挥出色。他并不强迫乐团。”

他获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但事实上，那是他第一次指挥国际水准的专业乐团。此前，他只是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指挥。在这个南美小国，除了杜达梅尔外，还有17岁的委内瑞拉低音大提琴手鲁兹成为柏林爱乐乐团最年轻的乐手；中提琴手瓦奎兹连夺八项中提琴国际大赛头奖；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签约环球DG唱片公司，连续推出四张美誉度极高的专辑。

柏林爱乐乐团总监西蒙·拉特尔宣称：“委内瑞拉发生的一切，是当今音乐界最重大的事件。”

纪录片导演保罗·斯马契尼和马丽亚·施托德迈尔用镜头寻找到了答案——从1975年开始，委内瑞拉建立起“委内瑞拉青少年乐团全国网络”[1]，为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创造了接近音乐的可能。如今，已至少有26.5万名儿童从中获益。

“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能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网络的创建者阿布吕尔质问这个世界。这个瘦弱的老人总是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他曾是政客、经济学家，同时还是高水平的音乐家。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位身兼数职的老人总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全国网络”争取到更多支持。

自1977年，“全国网络”中的一支乐团在苏格兰一场国际音乐大赛大放异彩过后，委内瑞拉政府便全力资助这个计划。此后10多届政府——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派内阁和近年极“左”的查维斯政权——都全力支持此计划。如今，“全国网络”90%的资金支持来自政府。

“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梦想着让穷人的孩子演奏莫扎特。”阿布吕尔曾经这样对媒体说。如今，这一切正在变成现实。

拿起你们手中的乐器

阿布吕尔的第一次排练在一间废弃的地下车库开始。参与者少得可怜，只有11个孩子。但阿布吕尔在那次排练上对孩子们所说的话，像是种预言：“拿起你们手中的乐器，你们将改变历史！”

37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贫民窟像鸽子笼一样堆积在山上，孩子们每天从几乎毫无装饰的卧室里醒来。一个名叫罗德里克的小男孩坐在自家门口，“我不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很危险，随时都可能有枪战。他们胡乱开枪，谁被打中谁倒霉。”

即便是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情况也一样糟糕。在一个月内，那里曾有451人遭枪杀；一年中，66名警察在执勤或下班后遇害。对于面对大选的政客来说，如何解决有增无减的暴力犯罪活动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如何拉动经济增长等议题。

有的妈妈只要一听到枪声就会赶紧祈祷，希望枪战里的孩子可以赶紧跑进附近的屋子里躲起来。

加入“全国网络”并不能改变眼下如此糟糕的治安状况。但最起码，小罗德里克在那里获得了快乐。

这个有点像“胖版C罗”的小男孩，目前正在城市里的音乐中心学习吹小号。他在这里交到朋友，学习音乐。他还有机会在当地举行的赛马比赛中，戴上马帽、穿上制服，像个小士兵一样吹响小号，迎接奔跑的马群。

阿布吕尔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84座音乐中心，超过26万名儿童正在或曾经在此学习音乐。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贫民家庭。

这本来就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民族。在中心里，他们第一次摸到金黄色的小号或被擦得锃亮的双簧管。教师们从最简单的节拍教起，直到让他们将小提琴架在肩上，拉出第一个单薄的音符。

“重点不在演奏技巧，弓法错误也没什么关系。”杜达梅尔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他摆开架势，左手拨弄着空气，右手如同握着一把琴弓，仿佛在拉一架隐形的小提琴。“我们和你们的音乐截然不同，我们只需要让他们活出自己的音乐。”

在中心里，教师们不大使用专业术语。但他们有时会对坐在后排无精打采的长号手喊：“嘿，假设现在是半夜，你们来猛吹长号，声音大得把我吓破胆！”而一个还在上小学的男孩也记得，老师总是告诉自己，“用心去演奏，不要用脑子。”

这种特别的音乐教育让这些南美孩子得以在音乐中保存自己热情的天性。一位中国乐评人曾在委内瑞拉欣赏过一场由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带来的音乐会。其间，包括一首广为人知的《曼波舞曲》。

中国乐评人回忆，此前他曾在美国中大西洋区乐团的音乐会上听过这首曲目。那时，“虽然指挥也是在指挥台上蹦蹦跳跳，乐团演奏得相当职业，合奏整齐精确、力度适宜，但依然给人感觉是一支中年白人乐团费尽力气，要表演某种新潮热舞一般”。

但委内瑞拉的年轻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表演。孩子们穿着五彩缤纷的演出服，在台上随音乐起舞。他们的动作虽不至杂乱无章，可也没那么整齐。但似乎一切表演动作都并非刻意安排，而是来自音乐和气氛作用下的兴之所至。

甚至直到乐评人离开委内瑞拉后，他还在“长久地回味这场演出带给我的冲击”“关键不在于委内瑞拉的孩子们如何演奏这首曲子，而在于他们在演奏中如何将自身投入音乐，令一切迥然不同。”

我从来没有过离开这里的想法

那些“全国网络”里的孩子同样热爱这样的演出。“我们常常去听音乐会，真的很好玩！”罗德里克摇头晃脑地说。在那里，观众们能做的可不仅仅是鼓掌，他们总会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甚至会在自己的座位上跳起舞来。

创建委内瑞拉青少年乐团网络的阿布吕尔和他的团员孩子们

指挥和乐手们有时也不像一般交响音乐会那么拘谨。小号手甚至会跳到舞台最前方，伴着音乐声高歌一曲。

这名小号手曾经就读安迪·帕里索学校。这座学校所纪念的安迪，在15岁的时候被谋杀。而事实上，凶手只是为了抢安迪的鞋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小号手所生活的社区都是危险地带。10多年前，情况更是如此。那时，孩子们每天傍晚6点钟就得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窗外，枪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有时枪声响起，小号手便只能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

这座城市的报纸头条常常被暴力犯罪所占据：“一名年轻女孩在武装匪徒的交火中饮弹身亡，当时她正准备离开学校；一名男孩于拉斯玛雅斯的交通堵塞中，在车中被击三枪丧生。”到处都是骇人听闻的消息。

长头发的麦莉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参加演出时的场景。那一天，她很早就起床了，背着大提琴兴高采烈地走在路上，但没想到，一枚流弹打中了她的腿。麦莉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可是想到这意味着她无法参加这次演出，她还是伤心地哭了。

阿布吕尔和他的音乐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些。但音乐中心得以成为孩子们的天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小号手开始学习乐理知识和竖笛，再后来，他成为交响乐团的重要一员。“并不是说单纯地拿起乐器，你就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小号手说，“但当你处在那样的环境，音乐就是你的救星！”

对于教师们来说也是一样。为了维持这样庞大的系统，这个国家目前有6000多名教师投身其中。一位胡须花白的小提琴教师早在1975年就跟随阿布吕尔加入了这一项目，他承认，许多年过去，他不止一次感到这场音乐教育运动快要撑不下去了。经济状况时好时坏，有时就连员工的工资也支付不起。

“但我从来没有过离开这里的想法。现在，我们梦想成真了！”老师兴奋地说。

将音乐教育“送进垃圾场”

但委内瑞拉的现实是，乐器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实际拥有量。国家不可能为那些仅仅两三岁的孩子提供乐器。

但这样的状况并没有难倒阿布吕尔，他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纸乐器乐团”。这个乐团只适合那些两三岁的孩子，他们手里的乐器都是用纸糊成的。孩子们就抱着这样的乐器，摇摇摆摆地走进课堂。有时候，纸糊大提琴对他们来说太高了，以至琴把远远高出了小孩的头顶。还有时，孩子们也分不清手里的“乐器”和食物之间的分别，于是便专心致志地啃着手里的“小提琴”。

尽管这只是一个没有真正乐器的乐团，可是老师们对此的态度毫不马虎。小乐手们被分配到“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然后他们必须按照真正的管弦乐团的座位安排坐下。他们在此学习模拟拉琴，以及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

在小小的课堂里，亮胶纸做成的橘红色提琴或巧克力色纸糊成的中提琴看起来漂亮极了。孩子们使劲地“拉”着手里的“乐器”，甚至完全没注意到，“弦”掉落下来，在空中飘荡。

并不是所有孩子最终都能成为职业音乐家，阿布吕尔的目标也不在于此。但他相信，“音乐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挥舞着大旗，为让拉丁美洲新生代的儿童团结起来而战。”

那些曾经笼罩在枪战阴影下的孩子，如今正在为自己的社区带去宁静、快活的气息。他们在卖煎饼的摊子旁边弹吉他，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大声唱歌，在离开学校时一边迈着大踏步，一边吹奏着手中的小号。

“我们这里已经有小号、圆号、长笛、单簧管、双簧管。”一个男孩坐在音乐中心笑呵呵地数着，他的背后是已经开始掉落墙皮的蓝色墙壁，“我们就快有一个全规模的乐团了！”

但“全国网络”并不仅仅到此为止。现在，阿布吕尔决定将这样的音乐教育“送进垃圾场”。垃圾场接收着来自城市的废物，那里生活着委内瑞拉最最贫苦的父母和儿童。孩子们不得不提上白色编织袋，跑进垃圾场，从一堆垃圾中寻找可以在街头贩卖的东西。而当他们背着自己的收获、搭乘垃圾车返回市区时，他们总是得把衣服包在头上。那里的尘土和气味，实在太呛人了。

“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社区，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带往市中心，而是亲自去找他们。”杜达梅尔说。他和西蒙·玻利瓦尔乐团的乐手们一样，在不集训的日子里，他们都回到“全国网络”的各个节点，去当新一届小乐手的老师。

“全国网络”还覆盖到自闭症或智障儿童。他们学习着触碰打击乐器，并聆听那些清脆、悦耳的音节。同时，“全国网络”还覆盖了视障，甚至听障儿童。那些听不见任何音乐的孩子，学会感受节奏，并在节奏的指引下舞动白手套一起“歌唱”。

“不管是在委内瑞拉、德国，还是西班牙，人们都喜欢《圣母颂》，有些人甚至感动到落泪。听障观众或正常观众都会来看我们，说我们表演得很好，很感人。”一个常常参与表演的听障少年用双手比画着。在他旁边，他的同伴专注地看着他，并沉默地点了点头。

这项已经进行了37年的运动仍在快速发展。对阿布吕尔来说，他希望受惠儿童的数目将来能够发展到100万。

孩子们都称阿布吕尔为“爷爷”。但自从经历过一场肠胃手术后，这位音乐教育行动的领袖的身体变得极为瘦弱。他总是戴着大眼镜，穿着厚厚的羊毛衫。在交响乐团演出时，他坐在第一排，静静地看着孩子们，虚弱地为他们鼓掌。

“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他曾经这样说，但他从未想过离开这片“战场”。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愿意相信，在每一块土地上，“音乐都代表着欢乐、和平、融合、希望，以及无尽的力量”。

[1]委内瑞拉青少年全国网络，在文中简称“全国网络”。——编者注

阳光宝贝

文　张伟

片名：《宝贝》

导演：托马斯·巴尔梅斯

片长：79分钟

国家/地区：法国

拍摄时间：2010年

不知道该怎样讲述这个惊心动魄的沉闷故事，或者说，它其实并不具备用文字叙述的条件。一切都是沉默寡言的，在生命之初进行的那些探索都发生在语言无法进入的领域。

4个孩子，没有语言，懵懂无知，被时间和环境裹挟，各自在微小的世界里坎坷前进——甚至连导演托马斯·巴尔姆斯也无法讲出其中的更多意义。这个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位父亲，但他在花费数年、飞越几万公里拍摄很多孩子从孕育到出生的历程之后，无法用他的纪录片回答一个很多人都想问他的问题：什么样的童年更幸福？

为这部纪录片赋予宏大规模的努力很容易归于失败。有那么一个人头攒动的晚上，他站在北京某座灯光耀眼的舞台上，对着话筒讲起与这部纪录片的纠缠。他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父亲身份和导演这两个角色之间存在某些让人期待的感情共鸣，更别说对他拍下的镜头说几句点睛妙语。

这侧面验证了你们即将读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但在那之前，首先应该承认，《宝贝》（Bébés）是一次勇敢的尝试。4个家庭及相关幕后者同意摄像镜头被安插在自己家庭最重要的时刻，巨细靡遗地进行拍摄。作为一部纪录片电影，它实在说不上有多成功，在一个暑假的周末，它是整个北美地区唯一一部与《钢铁侠2》同期公映的影片，必须承认这充满了勇气，结果，头一个周末，《钢铁侠2》在4380家影院获得了1.34亿美元的票房，而《宝贝》的收入是158万美元。

匆忙急促或者寻求刺激者对《宝贝》一扫而过、面无表情，而内心柔软的人目眩神迷、失魂落魄，这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两种截然不同但都合乎情理的反应。它充满了每个人在进入人世之初必然面对的那些困惑和痛苦，记录了一张白纸被用不同墨水写上字迹的曼妙过程，毕竟很多人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仔细打量。我决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总有些人愿意回头看看生命旅程的最初片段，寻找一些可以观照内心的解码。

太阳在同一天升起。

贝雅在蒙古包前

在蒙古巴彦钱德曼家的蒙古包里，贝雅被紧紧地捆在一张小被子里，躺在阳光照射下色彩艳丽的地毯上挣扎着渴望自由，开始了漫无目的的一天。

日本东京市某一栋楼宇密密麻麻的房间里，玛丽是褐色木地板上的主要统治者，她紧缩的眉头常常让人以为她正在忧愁着什么。

然后，需要经过漫长的12小时，太阳才会唤醒美国旧金山的黑夜，给大桥和海岸涂上颜色，并且预示着海蒂满地打滚的一天又将开始。

他在厨房里四处探险之际，黎明终于光临非洲纳米比亚的奥普沃，在随后而来的晴朗天气里，庞倪骄晃晃悠悠地踩过干土，在阳光的照射下光着小身子与苍蝇做游戏。

彼此相距遥远的4个初生孩童肤色差别很大，阳光打在他们身上闪现出的光泽，但当他们走进阳光里，照出的影子却是相同的。

事实上，他们拥有相似的恐惧。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无法体认这4个国家之间的本质不同，无论是因为摔倒而哽咽的海蒂，还是因一只山羊探到澡盆里喝水而痛哭的贝雅，这在他们短暂的人生履历里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一个阳光刺眼的午后，摄影师在荒漠地区特有的炎热里来到奥普沃，阳光透过稀疏排列的木头外墙，庞倪骄和兄弟自顾自地摆弄着手里的石头和草籽。周围是塑料矿泉水瓶、铁食品罐子和一米多高的黑色塑料水桶——这是在茫远天空背景下能找到的文明痕迹。他们光着身子坐在粗硬的土地上，神情专注，好像这是那个时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风扬起的一缕尘土在太阳下面闪烁着金光，其中一个孩子突然不甘寂寞，将侵略的手伸向了另一个的领地，于是一场战争开始了。最好的武器是牙齿，最舒适的攻击部位是肩膀，最好的防御是大叫和哭个不停。总之，在这幼小人类身上发生的，是他们那些成年长辈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事情。

庞倪骄肚子圆鼓鼓的，经常笨拙地贴在母亲怀里东张西望。他出生、居住，并且将在其中成长的村落是一个在群山、溪水和植被稀少的荒地里建成的。与此不同，贝雅身在蒙古的绵软草原与碧洗天空，玛丽和海蒂则习惯在楼群、车流和现代化的住房中等待未来来临。

厐倪骄与他的母亲

这都是你能想到的那些不同。无论是对着一张世界地图，或是在新闻里听到了几个名词，你不难举出四种生活的本质区别，并且没准儿还发出某种叹息，对人的命运多一些唏嘘。

但在某个时刻这是不管用的。比如说现在，当四个同样年纪的孩子的故事摊开在你的面前时，先前那些笼统的慨叹都显得过于空洞。

比如说，有一天，贝雅经过一番艰辛之后，踉跄着爬上了废弃在草地上的一只水桶，并且像一个获胜的将军那样满意。再来看玛丽，她一次次躲在母亲怀抱里，坐在观光电梯里领略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奇妙感觉。很难分辨出他们两人从哪种生活中得到的经历更加了不起。

当然，承认这种差别背后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是想说，当着父母的面经常从地上捡拾被踩过很多遍的食物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

这个参差多态的世界并非是完全扁平的。随着被生活和环境刻上痕迹，他们都将带上不同文明的痕迹，也将因为生活的负累不同而拥有不同人生。虽然说不管在哪种文明的生活里都会有崛起或沉沦，但明眼人不会回避如下事实：拥有更好生活条件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世俗的成功。

来看一个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权威标准，它认为生活的好坏应该依据物质福利、健康安全、教育等来评价。被纸尿裤包得严严实实的玛丽和海蒂，会比在灰尘里生活的庞倪骄更有机会得到这些。同样，与在装修精致的浴室里用供水管道沐浴的海蒂相比，与一只羊共享一个澡盆的贝雅要想安全地拥有未来，必须躲过更多的险阻。以我们接受的文明法则来衡量是一个并不一定准确，但相对更为稳妥的做法。

但也有些东西是无法分出优劣的。我们只能用“不同”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去形容它们。

从一出生开始，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迥异的风景。但没有任何一种标准可以指出哪一种风景更值得向往。

庞倪骄在烈日下被捆在母亲背上颠簸，他身旁不时跑过骑着山羊的人，他懵懂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群山、云层和灌木。

而玛丽被母亲抱在怀里，走在东京匆忙的斑马线上时，有黑色的太阳伞替她遮挡阳光，周围脚步凌乱的都市人群西装革履或者光鲜入时，提着公文包或者背着运动包，她所能看到的是玻璃大楼的反光、大屏幕里播放的广告和招牌上的女郎。

蹒跚学步的玛丽

在旧金山的海滩上度假的海蒂自得其乐，但蒙古孩子还要成长很久才能见到这一切——前提是他顺利长大并且有机会离家远游，他的四周除了蒙古包和摩托车外，单调极了。

无论是日本东京的立交桥和楼宇背后的云、纳米比亚余晖里的茅屋和矮树，还是美国旧金山的湖泊，都代表着这个世界对新居民的欢迎。他们慢慢长大，会画出不同的画，写出不同的文字，但内心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丰满或凋敝。

事实上，从孩子们钻进母亲肚子那一刻起，世界的丰富性就开始呈现。一位长着兔牙的日本母亲安静地休息，一个非洲母亲将油膏涂抹在隆起的腹部，一个脸色红褐的亚洲母亲轻轻打着哈欠，这些场景同样美妙。

与此类似，庞倪骄曾经独自来到浅浅的河道里喝水，他的举动显得沉静而从容不迫，并且还有心情停下来观察自己左手上的泥沙，这种感觉，同样可以在大理石地板上的冒险者海蒂或抱着两只黄色角羊亲昵抚摸的贝雅身上找到。无论世界多么不同，他们身上尚未被雕琢和污染的闪光品质，诸如勇气、和平与宁静都同样动人。

当《宝贝》第一次来到中国放映时，有人反复追问托马斯·巴尔姆斯：什么样的童年更幸福？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刚刚在画面里看到了不同文明下的孩子拥有的完全不同的人生启蒙。他们的物质条件区隔过于明显，让这个问题显得顺其自然。

在书房里的凯蒂

美国的孩子拥有童车、尿不湿和一切现代化的设备，他一出生就会迎接许多模板和固化的模式，从就医到教养是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他从小要被学步车紧紧束缚自由。日本的孩子从小就学礼仪、学跳舞，以及学那些被认为是与优雅有关的本领。

相反，那个时不时低头检查停落在自己身上苍蝇的纳米比亚男孩与那个从小就被风吹糙皮肤的蒙古小家伙并不拥有这些。

乍看起来，优劣一目了然。一种人生的开端是原始的甚至是落后的；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被科技和文化营造的氛围包裹。巴尔姆斯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位纪录片导演兼父亲觉得法国是养孩子的好地方，但他念念不忘的一幕是——非洲和蒙古的孩子生下来就能看到广阔的天地。

他无法分辨哪种童年更幸福，每一种童年里头都能找出值得羡慕之处。尽管对拍摄对象进行了精心挑选，《阳光宝贝》里记录的很难说是四种不同的生活。摄影师精心记录下他们的第一个哈欠、第一次睁眼、第一声啼哭、第一抹微笑、第一次站立和蹒跚行走。你也许更应该从中看到那些相似之处。在每个人都有幸经历的那些时刻里，他们只能领会母亲的哺乳而不是倾轧和战争，他们对光线的变化比对世态炎凉更敏感。他们不知道畏惧和忧愁。

然后，在纪录片结束之处，残酷的人生才真正开始。

最后的笑脸

文　赵涵漠

片名：《最后的笑脸》

导演：NHK电视台

片长：50分钟

国家/地区：日本

拍摄时间：2011年

笹留似子背对着窗外的阳光，她握着画笔，小心地在白色的、带着点轻微皱褶的纸上留下颜色。她画了许多张笑脸，他们大多是杏色的皮肤，双眼轻轻地闭着，嘴角带着微微的弧度。那些笑脸，就藏在笹原大红色封皮的速写本里。

那里有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人头发已经变成了灰色；有人眼角生着两三条鱼尾纹；还有的是长头发女生，或许是因为太爱笑了，脸颊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笑纹；一个刚刚出生10天的婴儿，戴着白色的小帽子，蝴蝶结就系在他胖乎乎的小下巴上，这孩子也闭着双眼微笑着。

笹原和她的画

这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笑脸。笹原速写本中的300个人，早已在去年3月日本大地震时不幸死去。地震和海啸过后，许多遇难者肢体残缺，满是伤痕。作为日本少有的掌握特殊技术的修复入殓师，40岁的笹原以志愿者身份前往灾区。

她面对的是许许多多已经失去了本来面容的遇难者。大多数时候，她得先将伤痕累累的面容清洗干净，再用脱脂棉填充凹陷的部分。她仔细地按照嘴唇的形状寻找逝者脸上的笑肌，并希望恢复家人们最熟悉的微笑。

“我希望，家人都能记住逝者最后的笑脸。”她这样告诉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镜头里，远远的，一片淡粉色的樱花正在开放。

我很想抱抱她，想为来迎接她的爸爸妈妈修复她

大地震是在2011年3月11日上午发生的，地震还在震源附近引发了区域海啸。两天后，日本气象厅将西太平洋大地震震级修正为里氏9.0级。在随后的9个月时间里，死亡人数仍在不断攀升。这一年圣诞节前，已经确认的死亡人数为15843人，还有3469人失踪。

当灾难刚刚发生时，并不在震源附近的人们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东京，大楼像狂风暴雨中的船一样摇晃着，人们跌跌撞撞、勉强行走，但却随时像要被抛出船外、掉进大海一样。可人们冲出建筑物后，还是显得很平静，地震在这个岛国并不是罕见的经历。

一位东京的母亲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大楼、树木、汽车都在不停摇晃，我们坐在一棵正在绽出新芽的樱花树下，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默默祈祷着不要出现太悲惨的局面。

但很快，地震造成的灾难画面通过网络、电视传遍了这个国家。比如气仙沼市，海啸拍在岸上，将海边的重油罐击碎。油罐爆炸，岸边的树被点燃了，墓地也被烧着了，甚至连墓碑都被烧焦，一片火海。整个气仙沼市一边被海水浸泡，一边在熊熊燃烧。

许多遇难者遗体被摆放在体育馆里，那也是笹原第一次遇见他们的地方。如今的体育馆，篮球架已经被拆除了，墙壁上因地震造成的破洞被钉起来的木板遮挡着。褐色的木地板上没有杂物，但似乎覆盖着许多灰土。阳光从体育馆高处的窗户里洒进来，灰尘在里面没有方向地乱飞着。

笹原有时会回那个体育馆看看，这个微胖的中年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攥着白色的、紫色的雏菊。她很白，但眼角有些下垂，在这样的场所看起来，悲伤的味道就更浓。

在许多人的遗体中间，40岁的笹原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被裹在毛巾里的孩子——那是一个她并不知道名字的小女孩，生前，她也许长着一张圆鼓鼓的苹果脸。可事实上，在当时的遗体安放点，这个大概只有3岁的孩子伤痕累累。

笹原的眼睛避开了镜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很多人的遗体摆在这里，但我看见了她，一个伤痕累累的孩子。我想将她修复过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定都在拼命地找她，真想将她修复得漂漂亮亮的再去见家人。”她背对着镜头说。

但她不能这样做。那时，大地震刚刚过去7天，眼前的小女孩还没有被家人找到。没有家人的请求，笹原不可以擅自对遗体进行修复，她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孩子。这一切，都让她感到自己的无力。

直到去年7月，遗体修复的请求慢慢减少，可她却始终不能忘掉自己第一眼看见的女孩。她想象着那个小女孩笑起来的样子，并决定把她画下来。这成为她速写本中第一页的主人公。

在画像那页的空白处，笹原写道：“我很想抱抱她，想为来迎接她的爸爸妈妈修复她。对不起！”

速写本上留着很多孩子的笑容

她有时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将混杂了沙土的头发和面部清洗干净。她在本子里这样写道：“在用过洗发水和护发素后，孩子的发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谁都不在时，我忍不住抱了她一下。”

笹原已经为100位以上的孩子做了修复和记录。其中有一张画里，妈妈和两个孩子在一起。那两个小姑娘一个叫枫夏，另一个叫穗香。母女三人被岩手县的海啸吞没一周后，遗体才被发现。

白头发的外公外婆向笹原提出了修复请求，他们希望女儿和外孙女们漂漂亮亮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枫夏、穗香的外公家里，笹原看到了小姑娘们天蓝色的小单车。外公银灰色的手机里还收藏着一段录音，那是地震4天前枫夏的语音留言，她们就住在附近，常常过来玩。而那一天，她又想来外公家住了，“来接我们哦，外公！”

两位老人反反复复地听着这段留言，不断念叨着，“终于会叫外公了”，就好像孩子们还在身边似的。在笹原为两个小姑娘做完修复并为她们穿上漂亮的和服后，外公外婆给她们拍了最后的照片。

“谢谢了，留下了最漂亮的样子。”老人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眨着，喉咙不断抽动，泪水落下来了。

把悲伤哭出来

海鸥仍旧在这里飞翔。整座岛国，在一种深深的悲哀与平静中慢慢修复。

那种平静从大地震后就开始了。一些东京市民曾经前往东京大神宫避难，当天深夜基本确定东京不会受太大余震影响后，他们步行回家。路上的行人都裹着大衣，急匆匆地赶路。但人们始终排着长队，没有任何督导员在场，队伍维持着整齐而蜿蜒的蛇形。

步行者沿路经过的巴士站、出租车停靠点和便利商店，人们都低着头排着队，静静地等候着。

一家中国媒体曾贴出过一位日本人2011年3月11日的日记，那位中年母亲写道：没有人知道灾难是否会继续降临，她曾希望将女儿送往国外躲避一段时间。但她很快收到了在外工作的女儿的邮件回复：“我的工作就是在人们陷入悲伤的时候，制作出能使人们鼓起勇气、燃起希望的作品提供给大家。如果灾害过去，经济也彻底崩溃的话，那么日本也就会随着这场地震一起彻底垮掉。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工作的人应该照常工作，创造一个能让受灾的人们早日重返正常生活的环境……基于以上想法，我觉得在还安全的时候，妈妈，我不能逃跑！”

笹原同样也以志愿者身份投入了工作。她接到了飞田启章的请求，在这次地震中，与他共同生活了10年的太太遇难了。佳子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遇到海啸，1个月后，她的遗体才在车里被发现。而那时，佳子已经面目全非。

在佳子失踪的一个月里，她的4个孩子都坚定地相信，能再见到妈妈一面。如今，这个家庭只能依靠笹原了。

戴着口罩、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笹原在佳子的遗像前焚香祝祷，照片里，那是一位戴着无框眼镜、正开朗地大笑着的女士。佳子的遗体用黑袋子裹了起来。笹原首先需要对僵硬的面容进行按摩，然后进行还原生前肤色的化妆。为使化妆品能与失去体温的皮肤贴合，她还将粉底挤在自己的手背上，用这种方法加热。

在修复过程中，她常常会抬起头来望着佳子的照片。笑容在这位中年妈妈的脸上曾留下过印迹，如今，笹原正在把笑脸的纹路找回来。

修复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飞田就站在门外守候着。直到笹原最后从工具箱里拿出假睫毛，修剪过后小心翼翼地贴在佳子的眼睛上，一切才终于结束。

满脸胡楂儿的丈夫飞田跪坐在棺木前，轻声地叫着“佳子，佳子”，他微微笑着流泪了。这位父亲领着孩子们来看妈妈。他们最小的孩子才1岁，还不懂什么是死亡，只是嘎嘎地叫。旁边的两个女儿一直在哭。儿子龙之介却不愿意靠近，最后，飞田握着儿子的手，带他走近妈妈，他突然放声大哭，“就好像把这些日子累积的悲伤全哭出来了”。

久美子与智章

我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慢慢地振作起来

海啸吞噬了一个刚刚出生10天的小婴儿和他的妈妈，只留下爸爸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看到修复后的孩子时，那个已近失语的男人倒在地板上，终于大声地哭出来了。

还有一个17岁的高中女生，在笹原的速写本里，她梳着斜刘海，留着齐肩的长发，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在参加完社团活动回家的路上，她被海啸吞没了。爸爸紧紧握着女儿的手，“没能保护好你，对不起。”

39岁的妈妈每天早上为上高中的儿子准备饭盒，地震那天早上，母子俩却闹了别扭。“早知道这样，那天早上不和妈妈吵架就好了，如果早点说谢谢就好了。”儿子哭着说。在笹原的画里，她并没有忘记给这位妈妈的眼角画上几道鱼尾纹。

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一直趴在老伴的棺木旁哭泣，“你一直说自己是腌菜高手呢，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各种各样的家人和逝者说话，握着对方的手，抚摸对方的脸，这是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时间。”笹原望着远方回忆。

今年7月，日本人迎来了大地震后的第二个盂兰盆节。人们相信，对于远去的魂灵来说，这是阎罗王一年一度放假的时候，也是逝者能“回家”与家人重逢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家家设魂龛，点燃迎魂火和送魂火，祭奠逝者。

笹原也在盂兰盆节被邀请去与逝者家属久美子见面。久美子的丈夫智章是一名消防员，他们结婚8年了，从来没有过大吵架。可在大地震中执行救援任务时，智章牺牲，离开了已经怀孕3个月的妻子。

久美子已经认不出丈夫的样子了，她在他的遗体边哭泣着。她拜托笹原，让智章恢复最初的容貌，也让亲人们能最后再见他一面。

笹原做到了。久美子一遍遍地抚摸着智章的面颊，一边流泪，一边慢慢地点头，“真是柔软、温暖的面颊。啊，这就是孩子他爸了。一下子从痛苦、寒冷中解脱出来，原先恐怖的心情终于平复。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慢慢地振作起来。”

晃大拍着爸爸的画像

智章的笑脸后来也被画进了速写本——他戴着蓝色帽子，笑得开心极了。他们的大女儿小葵如今刚上小学，正甩着头上的两个小辫子学骑自行车。智章去世时还没出生的小儿子晃大，如今也已经9个月了。

笹原将自己画的智章塑封起来，送给久美子。“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他生前平静、温柔的笑脸，都是多亏得到笹原的帮助。我在梦中见过他，虽然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他对我说，孩子们拜托你了。只是一瞬间，我在梦中和他重聚了。就是因为有他的这句话，我必须为孩子们着想。”久美子温柔地笑着。晃大则在她身边爬来爬去，时不时好奇地拍拍爸爸的画像。

正是因为笹原的工作，许许多多的孩子得以最后与父母道别。笹原还记得，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不能接受爸爸已经死去的事实，直到她最后见到了微笑的爸爸。

“爸爸，永别了。”4岁的女孩含着眼泪。

“说永别，太寂寞了，和爸爸说声再见吧。”身旁的妈妈望着孩子。“那么，爸爸，再见了！”

比死亡更久远

文　张伟

片名：《永远》

导演：海蒂·霍因曼

片长：93分钟

国家/地区：荷兰

拍摄时间：2006年

在这座位于巴黎闹市的死亡寓所里，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王尔德墓碑上重叠的唇印，也不是普鲁斯特被游人环绕的简肃碑文。而是花朵盛开，阳光明媚，老人和年轻人带着温和宁静的笑容回忆死者，就像在谈论一次无比寻常的道别。

死者灵魂安息在树荫、青草和斑驳的墓碑下面。活着的人则来这里回忆过往。有人把过去的故事在心里默念过1000遍，有人则只是匆忙来访，将速朽的鲜花献给自己神交已久的逝者，并与另外1000个陌生的故事擦肩而过。

这就是荷兰女人海蒂·霍因曼在拉雪兹公墓里拍下的东西。她花了几年时间，访问那些出现在蒙马特墓园里的人，探听被死亡带走的故事。从西班牙流亡而来的老人带走了杀戮和仇恨；自杀身亡的女歌手随身藏起凄凉的爱情；而那个新婚男人离开时，他和妻子怀着要一个孩子的甜蜜期待。

在生命尽头，人们似乎更加在意永远，所以才会刻下类似“玛丽亚，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或者“时刻与你相伴，你将永远不会觉得寂寞”这样的文字。死亡的确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在纪录片《永远》里，随着那些因死亡而被吞掉的记忆被简简单单铺陈开，死亡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成为唯一算得上是永远的事情。

一个陌生女孩的秘密

伊丽莎·梅尔克尔死于21岁。即使凭借时间的强大力量，要抹去这个女孩短暂的一生也并不容易。直到如今，几十年之后，还经常有个陌生男人坐在那小小的墓碑前，阅读上面刻印着的人生片段。

这个女孩是没有多大名气的诗人，在人世却留下了某些近乎永恒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指她的墓碑。事实上，20年前，刻于其上的那些温婉字句，现在已被风雨腐蚀，覆满青苔，大多漫漶不清，有几角已残缺了，让刻于其上的玫瑰和圣女显得面目全非。

一个与女孩素未谋面的男人却记得它们的样子。在过去20年里，他经常来到这里，花点时间坐坐，看着墓碑的伤痕，也看着自己的青春逝去。他用手擦去灰尘，读出残存在上面的诗句：“明日玫瑰将在小溪的浇灌下复活……我将被死亡的黑色双翼笼罩。我冷，渴望紧紧握住我的生命。”

自从心碎的母亲将女儿写的诗句刻在大理石上，这个陌生的男人就会经常花点时间来读读它们。他是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还会把她的作品展示给来到公墓的人们。

“这些诗歌随着时间变浅了。”他用一种极为舒缓的语气说出这句话，“过不了多久，她的坟墓就会只剩下几块破败的石头。”

令伊丽莎有望不朽的，正是这些带着青春梦幻却哀愁的文字，或者说是其中透露出来的生命色彩。那个爱写诗、多愁善感的法国女孩，想必曾经千方百计地掩饰她芳心的不安，但它们却在死亡来临后，她的诗歌中泄露出来，并被另一个人无意间获悉。

她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并不比葬在不远处的肖邦逊色。最起码，一个中年男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更愿意来到这里，感受着他们之间的那份微妙联系，并且坚信她的光辉“仍然照耀着人世间”。

隔着墓碑相识

在丈夫蒂埃里刚死去的那几年，蜜雪儿每天都来看望他。当时，他34岁，她却有54岁。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婚姻，但她觉得，她直到54岁，才在这个比她小20岁的男人身上“找到了每个年轻女孩梦想的爱情”。

对蜜雪儿来说，拉雪兹公墓意味着结束，但并非所有故事都这样黯然。事实上，在拉雪兹公墓，有很多人隔着墓碑相识。

有个叫丹尼尔·梅沙的香颂女歌手，28岁，刚刚开始出名就死于癌症。在这里，她的墓没有名气，甚至没有出现在介绍公墓的旅游手册里，“很容易一下子就走过去了”。

某一天，当19岁的少年碰巧从她墓碑边的小路穿过时，看到了她的名字和她的照片，并且开始好奇她留下的歌是什么样子。

那还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如今，那个喜欢香颂歌曲的男孩已经变得帅气而优雅。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打动的人，但从梅沙留下的两张专辑里，他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即使反复听，那种感觉也不会消失”。

他熟悉这个女人的歌如同熟悉自己的右手，并发出她生前也许从未听过的赞叹。“那嗓音，听起来就像在崩溃的边缘，如此脆弱，歌唱着凡间那些平常的，却永远不会归为平庸的东西。”

过去20年里，他时不时来到这里看望她。他甚至相信，自己也许是这个冷清墓碑边唯一停留过的人。唯有一次是例外。在梅沙死去10周年那天，他来给她的墓献花，看到一个从300英里外赶来的女人，站在一个角落里，只为了在这一天到她的墓边看看。

这个没有人造访的小墓在他眼里有一种特殊的美。这并不只来自集落的树叶和偶有阳光投射其上的白色雕塑。某种意义上，他独享了这里，独享了一份鲜为人知的美丽。

他甚至觉得，自己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女人有责任，应该让她的歌声为人所知。就好比她在歌里曾唱过的那样：“没有那么多奥秘的生命，无须我们手牵手走过。”病魔缠身的时候，这个瘦小的女人肯定没想到，以她的死亡为起点，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和一个少年之间就这样发生了一段相识。

很多事不需要理由

有些事情，在拉雪兹公墓里是不需要理由的。你很难揪住那个矮小的老太太，问她为什么一周要花两三天时间来这里，为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人清理墓碑。

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这也无关紧要。她总是背着一个硕大的黑色背包，里面装着塑料瓶子、刷子、抹布，或者一张小照片。她把这张照片摆在作家普鲁斯特墓地的缝隙里，让来此追悼的人看见他的样子。或者打来清水，慷慨地浇灌种植在画家莫迪里阿尼墓边花盆里的小花，清理堆积在这里枯萎的花束，用刷子拂去石碑上面的尘土。

俯视拉雪兹公墓

休息时，她也会抽空向感兴趣的人讲述普鲁斯特后人的故事，或者某个意大利画家与妻子的旷世爱情。

她见过普鲁斯特墓人来人往的盛况，知道某束花已经在这里放了很长时间，也能轻易指出哪一天献上的鲜花比其他时候少。偶尔，她会把一支倒在墓碑边上的钢笔摆正。她想，也许追悼者是为了让普鲁斯特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写作。有时她也会把自己的画放在某位画家的墓地边上。

同样，经常到阿波里奈尔墓前浇浇水的那个声音有些沙哑的男人，也同样不太能解释自己的理由。

他对这个波兰诗人了解并不多，只是能简单说出死者在战争中受伤，又死于流感的故事，但他熟悉死者写过的诗歌，有的几乎都能背下来了。他在塞纳河边的小摊子上买到他的诗集，把这当成一件相当幸运的事说出来。当他朗诵完一首刻在墓碑上的诗之后，他还会盯着别人的眼睛问：“很美吧？”对他来说是，这是这片墓地里最重要的问题。

被带走的故事

在拉雪兹公墓里，有些面容平凡的人，肚子里装着的故事却无奇不有。比如，一个头发花白、皱纹密布的老妇人，穿着碎花衣服，坐在阳光里向路过的人微笑时，没人想到，下一分钟她将要说出一个惨不忍睹的夜晚。

唯一与她分享那个夜晚的男人，15年前被埋在了这里。时间已经过去太久，她如今能用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法语，平淡地把时间拨回到63年前弗朗哥统治下的马德里，在那里，有一间有着巨大屋顶平台、可以望见墓地的房子。

她还记得，那天晚上，监狱的救护车从拐角处呼啸着驶过。犯人们被铁链拴着手脚，她看见，国防卫队开枪杀死了他们。当他们倒在地上时，牧师走上前去，用手枪把还没有断气的人干掉。

她的丈夫死在这里，她则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国度，来到了法国，尽管乡音无法改变，她却可悲地觉得，自己与法国的距离比与西班牙的要亲近得多了。

她总是微笑着，只有说起往事的时候，她的眉头才皱起来，眼睛凝视远方，半个多世纪并没能把仇恨从她的心里抹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信上帝。”她说，“如果连牧师都能杀人，就没什么能信的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躲在阳光和笑容后面的故事都这样悲伤。有时候，墓碑上一两句再平常不过的引语就足够将死去的亲人勾勒个大概。比如，那个紧邻着美国著名歌手吉姆·莫里森葬下的男人，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说的话是：“我们永远不会寂寞的。”到他死后，妻子才明白这句话的智慧。

“他是对的，周围总有人来人往。”

起初，这里挤满了人，很多北方人拿着酒瓶来这里闲谈，男孩们和女孩们则全都躺在草地上。好在，吉姆·莫里森这个邻居在这位亡妻看来还行，因为“他从不给我们找麻烦”。

她笑着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并给人某种错觉，死亡带给他的只不过是换了一处寓所。

父亲和女儿的对话

在这里，并不是所有死亡都能使人分离。每周，一个女儿只要从家里带点清水，清扫下父亲的墓碑，就能和他在这里重逢。

这是从1996年3月以来很少间断的一幕。在象征着他们家族起源的亚美尼亚风格十字架下的墓地边上，已经头发花白的女儿将马尾辫扎在脑后，像小女孩一样，笑起来带着羞涩。

她告诉父亲最近听说的消息，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样他就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跟他聊一切话题，政治、艺术、音乐，以及一切她看到的美好的事物。她有时候会猜想他是不是真能听见，但这都无所谓了，即使不能，她至少会感到轻松。

“他是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她斟酌着道，“所以我想他肯定喜欢听我说。”

据说墓中沉睡的人是个手艺不凡，据说在国际上都享有名气的制鞋匠，在女儿心里有着卓越的地位。他得过一次奖，这在女儿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认为父亲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做着艺术家的事”，并且留下了很多很好的作品。

和那些为朋友的墓地浇浇花，或者到丈夫碑前垂立片刻的人不同，10年前死去的亚美尼亚鞋匠很少离开女儿的生活。她到博物馆，看到美丽的画，就会忍不住来与他分享。他给女儿留下的是一个“特别迷人”的世界，并让她在其中用美好的事物将自己环绕起来。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说，“我看到美好的东西总感到幸福，它们能让我感到愉悦。”由此，她揣测，父亲现在也是快乐的。

“我猜你也会这么想吧，爸爸。”她偶尔会这样说。

比死亡更久远

很难说清楚，埋葬在拉雪兹公墓里的逝者究竟留下了多少东西。遗赠有时候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

在王尔德墓前，欢笑着的女孩子们带着男友拍照留念，并且用红唇在墓碑上留下吻痕，以感谢他留下的那些难以磨灭的浪漫。另一个文学家的墓碑上雕刻着小小的猫头鹰，人们把附近樱桃树上被乌鸦吃剩的樱桃塞进它眼睛里，仿佛是为了纪念他那句“让我把它的眼睛还给他”。

普鲁斯特给一个伤了腿的海军士兵留下全新的生活。当他只能坐在椅子上消沉的时候，他翻开普鲁斯特的那些文集，回忆起了自己的前妻和少年时光。他拿起画笔，把《追忆逝水年华》里的场景绘成一幅幅图画。

这些作品让他成了一个畅销作者。用文字描绘莱奥尼姑妈家的房子和“马德琳”小蛋糕的那个忧郁作家在拉雪兹公墓长眠了很多年，但他的名字并不只是被刻在这块墓碑上。

同样，肖邦也不只因为那个音乐符号造型的碑石被人怀念。当日本女孩木村佳乃站在这里凝视时，她想起的是音乐，以及热爱肖邦音乐的父亲。

远在她来到肖邦墓地之前的很多年，她已经熟知他谱写的曲子。她在动画片里听到它，学琴的时候弹奏它。3年前，木村佳乃的父亲因劳累过度突然去世之后，她的思念也被揉进了肖邦的钢琴曲中。

“那是一种忧伤的感觉。”她说。

也有时候，在拉雪兹公墓栖身的人留下的是更加复杂的情绪。一个高大帅气的伊朗男人偶尔会在伊朗作家海达亚的墓地边沉思。18年前，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巴黎开出租车谋生，他在海达亚的书里为自己找到了对生活的解释。

拉雪兹公墓里的景物

“身边这些人让我感到厌倦。”那个伊朗作家曾这样写道。他厌倦身边的人，受够了周围的环境和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的一切，并把这写进书里。

在死去多年以后，他的作品还为到他墓前静坐的同胞带来共鸣，并勾起对祖国复杂的回忆。与普鲁斯特、肖邦或者王尔德一样，除了公墓之中的一块石碑，他在这世上留下了更多长远的印迹。

作画的遗容师

有时候，墓地和死亡有着更加巧妙和曲折的联系。

有一个男人，曾经腼腆地坐在莫迪里阿尼墓前，表达对他画作的欣赏。他喜欢画家在短暂的人生中创作的肖像画，因为它们“散发着静谧与平和”，充满了力量和静静的忧伤。

不过，对这个学过艺术史专业的男人来说，坐在莫迪里阿尼墓前思考他的作品，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他的工作是为尸体防腐，让尸体能保存下来，以便与亲人告别。对他来说，莫迪里阿尼在肖像画里的技巧，他需要应用到死者的脸上。

在工作室里，他带着一种严肃和慎重的表情谈论自己的工作。他谈到光和色彩，谈到如何恢复一个人生前的样子。“我努力把它当作作画。”他说，因为这是将来亲人们能记起的最后的面孔。

在那些曾经美丽或丑陋的脸上，他看得到一切完美和缺陷，为死者尽力抹去疾病和痛苦的痕迹。他会一边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作最后的装扮，一边像一个哲学家一样谈论。

经常有家属希望他把去世的人画得更加年轻、漂亮，有人甚至希望他“能让他们爱的人复活”。但对这个习惯说话时交叉手指的男人来说，即使是那些缺点，也是面部特征的一部分，不能被简单地遮掩掉。

“这不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仅仅是让人看起来和他们死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他不能把死者画得比真人看上去更美。

时间久了，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泪腺的人。他与自己的感情保持距离，不敢对每个自己画的人投入感情。由于这份工作，他并不需要坐在拉雪兹墓地里，就能深刻地体会到死亡，并说出自己的见解。

“死亡本来就不是件美好的事情，”他一边思考一边说，“但是不管你想不想，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的生命中都要承受死亡，死亡围绕着我们。”

爷爷家旁边的墓地

对那些走在拉雪兹公墓里观赏风景的人来说，死亡很难被当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它实在太过寻常。已经掘好但还没有使用的墓穴裸露着，或新或旧的碑石上刻满墓志铭，有的恍若呢喃，“记忆永不褪色，她轻柔地坠入了梦乡”；有的如家常唠叨，“献给我叔叔，他亲自选了这块地，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最后长眠于此”。

这并不只是一个用于痛哭或哀伤的地方——尽管它无可避免。在拉雪兹公墓，死亡很多时候是老人的沉思或者少女的欢笑所映衬的。

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人在拉雪兹慢悠悠地回忆起关于墓地的往事。对他来说，小学的时候跟着爷爷到墓地散步的经历，留下了难忘而温馨的回忆。

在房子附近一片小小的、古老而充满浪漫气息的墓地里，每个周四，唯有他和爷爷一边溜达，一边阅读着墓碑。他相信，自己最早认识的字就刻在墓碑上，甚至还在那里学会了算术：他读着墓碑上出生和死去的日子，并且算出这些人都活了多久。

他相信，那时候的人对死亡比现在更加熟悉。人就死在家里，送葬的队伍就从村子中间穿行而过，像一种典礼。

当年学算术的小男孩已经逐渐长大，死亡不再是一件与他毫无关联的事。他比以前更多谈论起这个话题。“那时死亡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说，“跑到坟墓里溜达没什么奇怪的。”而现在，人们却总想回避它，掩盖它。

坐在拉雪兹公墓里，他却觉得死亡比平时更遥远。“你在墓地里不会感觉到死亡，”他说，“死亡在其他地方到处都有，但并不在墓地里。因为在这里，死必须被掩盖起来。”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先认识了墓地，然后才知道死亡是什么。”这是在拉雪兹公墓里，人们能听到的最耐人寻味的说法。

（责任编辑：陶伟鹏实习生：周赛男付丛溪田家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