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梦京华

无处安放的童年

毛大庆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无处安放的童年/ 毛大庆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086–3838–6 

I. 无…II. 毛…III. 散文集－中国– 当代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326号

无处安放的童年

著者：毛大庆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170千字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838–6 / I·364

定价：35.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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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最亲爱的外婆

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所经历的中国大变革的历史年代已经隐匿在一个难为人们再度提及的洞穴里了，等待着后来人打开那个光阴的牢笼，再次与它相会和重聚。其实，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掌心都有一把钥匙，但许多人太重视现世的欢乐，于是轻易地把它遗落在黑暗里，看它一点一点地锈蚀掉。我很想把它拾起来，打开厚重的闸门，忐忑不安地进入那个年代，试图寻觅那时人们的焦灼、眼泪、幸福和欢笑。因为我恐惧，这些我们曾以为能牢牢抓住的东西，还有那些深爱过的风景，最终会在转身的刹那间，落尽繁华。

序一

过去的日子镶上了金边儿

文/ 庄雅婷

“我小时候住在后海”，“我住在柳荫街”，“哎呀，我们家在景山”，我记得我和两个朋友初次相识的时候就是这么寒暄的。只有北京人才能体会这种所谓相似成长背景，而相似的童年记忆，更适合坐在一起拼凑出这座城市当时的景象。

“你写一部小说吧，就讲讲我们这条胡同的事，多好的故事。”家中长辈有一次这么说，而我只有讪笑的份儿。前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有《贫嘴张大民》，还有和北京相关的那么多好看的故事，没有一定的底气谁敢乱动笔？正如博尔赫斯笔下小径分叉的花园，这是一座时间的迷宫，妄图描述这座城市的人最终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岔路，最终迷失其中。“北京”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情结，时间则是在一个空间上不停的叠加和分层。就好像你所说的“后海”有时和我所说的“后海”真的不一样：他在讲什刹海溜冰场抡冰刀抢羊剪绒帽子，我在回忆小学在那露天游泳场上游泳课，而你只知道荷花市场的酒吧们。短短的几十年，这一个地点就足以面目全非，想回忆，最后就只能勾起一些惆怅和感慨。

人在回忆中感到幸福或难忘的事，当时也许经历了很多艰难。我深知经过时光的发酵，记忆也并不靠得住。我们印象颇为深刻的事情，未必当初就是愉悦的，只是经历过那么多年之后，你会觉得那是快乐。正如让你难忘的旅途，可能是半夜在山顶迷路差点冻死的场面；让你难忘的那个人，可能当初让你恸哭的次数最多。可这一切过去之后，经过沉淀和下意识美化，它们就变成了你记忆中的宝藏。换言之，时间让过去的日子镶上了金边儿。就算我们现在对着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的文集，我也要这么说。那是属于一个人他自己的宝藏。

能感动人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少年的赤子之心，其二是质朴的真实。“童梦京华”系列恰恰符合这两点。总觉得那时候北京的天很高地很辽阔，快乐的少年可以无端就有一种驰骋之感。看一本书，能让你找到和你自己的相通之处就是成功的，很显然，它也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无论是大白菜还是澡堂子或者北冰洋，无论是饭局、圈子、大院文化、北京姑娘，这都不陌生。还有那些我的大哥叔叔们津津乐道的老莫、合作社、外国电影、抗震棚，我以前一直当作是他们吹牛皮的谈资，如今也有可以虽主观但真实的白纸黑字来做注解。总之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见时光呼啸而过的声音，有一种掀开时间迷藏的快乐感和对比当下的惆怅之感。

既然是回忆，就不免与当下对比，然后发出一两声感慨，感慨人心浮躁、世风不古；或者感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着急、焦躁。这往往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毕竟，人只有三种，一种认为当下最好，一种认为未来更美，还有一种执着地停留在过去，觉得那时才最真纯。所以，很好的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作者有所克制，虽然也忍不住发一两声感慨，那都是出自童真的眼睛和如今饱经历练之后的对照。所以这本书有一种难得的“朴实”之感，我会这么认为，因为它在最大程度上有一种非常老实的态度，就是老老实实通过一个少年的眼睛，讲述了北京这座城市三四十年间从风貌到精神的演变过程。没有卖弄才华，没有矫饰心灵，虽然是一部个人史，但也是一部城市史。一座城市不就是这样的吗？在无数个人成长的历程中打下一段段的印记，反之，他们在一起，就是这座城。作者毛大庆非常老实地还原了属于他的记忆，并没有给过去的日子镶上太多的金边儿（要知道，如果完全没有金边儿，只能证明人生荒芜喔）。

所以这本书，放在现在算是小众非主流了。首先你要是北京人，其次你要有差不多的成长历程，第三你依然对这城市有一种近乎考据的热爱，在打开这本书之后方能会心一笑。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这本书很珍贵。因为知其来路才知其去路，人生绵延并无清晰节点可以划分阶段，所以这部他的个人史，也是能比照我的人生的。这就是一本书的奇妙之处，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又找到了一条人和人相通的道路。此外，我会觉得作者本人很可贵，毕竟他并非专业写作者，但在文笔的老实态度、讲述的认真方式和选择的题材上，都体现了朴实的写作者不可或缺的态度。毕竟，他如果去写一本成功学教材，或者充当个年轻人的精神指引，都可能比写这么一本书来得反响热烈许多。而他，只是面对过去镶了金边儿的时光，认真去洗刷着和一座城市共同成长的记忆。

序二

我们共同的“梦”

文/ 林洁（建筑师伟业顾问创始人）

春天的时候，我在大庆同学的微博上第一次看到“童梦京华”系列文集的链接，回忆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交，写得很好玩，我就随手发了几段评论。后来大庆看了，对我说他的“童梦京华”已经写了近30万字了，即将正式出版。“你给我写个序吧，把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回忆一下，补充补充！”他说。

我和大庆有着十分相同的童年经历，同在海淀区，同在大院里。父母出差、干校，四年级前寄养在城里，每次乘坐的331都要经过他住的那个院子，站名是花园路。当年还没有塔院小区，从城里回清华，红色的331由南向北开去，两侧是高高的杨树和庄稼地，到了北医三院向西拐，远远就能看见航空学院的大门，再往北往西走，陆续经过钢铁学院、矿业学院、语言学院……然后就到清华园了。

（一）

那我也从公共汽车谈起吧。当时常坐的除331外，还有332 、365和无轨电车107 。大庆在《公共交通》一文中说331是斯柯达，但我印象中331应该是有3个门的国产的通套车。那时的小孩可能都一样，对开车有浓厚兴趣，所以上车后最好的位置就是司机右手边的座儿。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在转弯之前，经常看到司机向左或向右拨一个小小的开关，我猜那就是和操控汽车转弯所用的，但有时也会发现，司机偶尔不拨这个开关，汽车也能转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很晚我才弄清楚，原来那是转向灯。无轨电车有两种样子，一种是圆头圆脑，比如107 ；还一种是方头方脑，比如111 。无轨的前头，一排通长的座椅隔住了乘客和司机，想看开车的话，只能跪在座椅上。我小时候很好奇为什么公共汽车都有3块脚踏板，而无轨只有2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无轨少了离合器。

从中关村到动物园的332才是斯柯达，柴油发动机，声音很大，很有劲儿的样子——它还带着一个拖车。我小时候更愿意坐在拖车的第一排，左手位置，因为这样就可以想象着自己是司机，假装开着车，轰隆隆往前跑。

365是从中关村到体院的，偶尔和一两辆自行车、马车会会面，一路走得很孤独。最早的时候它叫65路，是个大鼻子车，就一个车门，上下车时，需要售票员推拉。后来上中学，上午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从清华附中的教室窗外一看到红色的365从浓密的树荫下缓缓驶来，我就知道要下课了，由此引发生理反应：嘴里一阵湿润，肚里咕咕乱叫。

（二）

说完“车”，再说说“吃”。“吃”在童年里占着绝对第一的位置，大庆同学的“童梦京华”里，除了《“老莫”》、《点心和零食》、《“北冰洋”》和《“涮羊肉”和“二锅头”》等专门写吃喝的几篇之外，别的不少篇幅中也不时涉及到。

在《白糖冰棍儿》中，大庆写到他做扁桃体手术后狂吃冰棍儿的经历，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冰棍儿事件”。我们胡同有一个残疾人老头，骑着一辆小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由于家里不富裕，所以我经常站在门口看着别的小孩买（顺便说一下，当时药店里的大山楂丸，三分一个，也被小孩当成零食，我经常犹豫是买一根冰棍儿还是买一个山楂丸）。有一天，邻居家的大孩子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怎么买冰棍儿不要钱吗？”“当然想知道！”“你就从老头那儿拿了冰棍儿，然后告诉他一句话，两个字儿——赊着，然后就跑！”结果那天，我拿着从老头那儿“赊”来的两根冰棍儿，前脚刚进家门，气愤的老头后脚就追到，结果自然是冰棍儿没吃着，还挨了狠狠的一通骂。

大庆的西餐是在他外公设计的北京展览馆“老莫”里面吃的，而我有生以来第一顿西餐，则是在东风市场入口处二楼的西餐厅吃的。当时吃了一道“奶油鲍鱼汤”，什么味儿早忘了，名字可牢牢记了几十年。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接触到有限的那些西点，的确都是带有浓烈的俄式风味的。中关村里面有一间茶点部，当年就是为前苏联专家服务的，又叫福利楼，里面的蝴蝶酥、奶油蛋挞浓浓的香味，简直让人受不了！当年我妈仅挣55块微薄的薪水，发薪那天经常会给我们兄弟3人买几个蛋挞吃。那里面可是入口即化的纯奶油啊！今年偶然路过，熟悉的门脸儿居然还在，进去一看，不仅味儿没变，连里面服务员那脸色都还和过去一样，典型的国营买卖的脸，我当即买了一大包！遗憾的是，旁边的新华书店没了，对过儿的灯光球场也起了高楼，罗大佑说，沧海都变成桑田了。前段时间，我看到北青报财经记者余美在微博上也怀念过这家店，想必她与我感同身受。

说起点心，又想起一小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住的是清华8公寓，筒子楼。早上去公共水房的路上，看见董大伟他妈拿着块点心在楼道里边走边吃，我回家就问爹妈：她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吃点心呢？太奇怪了！记得当时爹没说话，妈苦笑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的几块点心都是给小弟吃的，我和大弟只能偷偷地捻一点儿点心皮儿吃。

大庆同学在《合作社》里，也讲了小孩偷吃的事儿，可能是他的家境好，讲得并不多。我小时候在家里可是没少偷吃，为此挨了不知多少顿打。偷吃最多的是果酱，红果酱是酸的，苹果酱是甜的，轮流偷吃，越来越稀，最后竟在上面长了一层白毛，终于被大人发现。此外，我们还偷吃麻酱，偷吃那种玻璃瓶装的浓缩的桔汁。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了，就吃做饭用的糖。绵白糖是细软的，砂糖是小晶体，红糖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小时候到人家串门，看见桌上的水果糖，想吃又不好意思直接要，就拿起一块糖问人家：“这糖怎么是这样的呀？”大人们哄堂大笑，连忙把糖塞进我兜里说：“拿回家吃吧！”这事儿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的一个话柄儿。我们家流传至今的还有一句名言：“嘎嘣嘎嘣的又嚼什么呢？！”那是由于我寄养的家里的姥姥特别偏向我，经常背着我弟，偷偷给我吃一些小零食，不巧被弟弟发现，所以就常常唠叨：“嘎嘣嘎嘣的又嚼什么呢？！”又气愤又委屈。

（三）

我时常想，在当年那种物资匮乏条件下长大的我们这一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虽然营养不良，但身心确是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发育着。的确就像大庆《游戏指尖》、《儿童节》、《和土城有关的日子》、《我的“老根儿”》、《冰雪游戏》和《斗蛐蛐》等篇中所述，玩，的确是我们永远的主题——用放大镜烧蚂蚁；或用卫生球给蚂蚁画个圈，让它出不去；拿绷弓子打仗；用砸炮儿吓唬人；从《地雷战》里学来知识，用一硝二磺三木炭自制炸药；在雪白的天花顶上点“天灯儿”；在荷花池里偷藕，全身都是马鳖，上了岸就一通乱拍……童年时代，基本上就没在教室里念过几年书。

在《教科书》一文里，大庆同学图文并茂地回忆起当年的课本，这让我想起我们学过的英语书。“亩产万斤粮食”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jin per mu”，搞得一位姓金的同学当时就不幸落下外号：金泼木。在《半夜鸡叫》一课中，老地主周扒皮对长工们骂道：Get up! Go to work! Your lazybones! 几年前去美国，还和一个老外开玩笑骂他Lazybones ，这丫居然听懂了——看来那时候的英语也没算白学啊。

（四）

虽然和大庆同学算是同时代人，但记忆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例如，他说对林彪出事印象不深，我当时可是极为震撼，当时我正站在东棉花胡同中戏的门口，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吓傻啦。再例如，他记忆中的“眼保健操”没有第5节——干洗脸。还有，他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没赶上粮票换鸡蛋。当然，这些都是旁枝末节，但我觉得大庆的“童梦京华”中没有涉及到的，是身体的发育。少年身体的发育不是渐变的，是突变。对于我，这个突变发生在1976年。

在其之前，我对女性只有懵懵懂懂的感觉，但那时候能看到的东西少之又少，看得最多的就是八个样板戏。我记得很喜欢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女连长、戎装后的吴清华，还有众多小战士。虽然她们全身都裹得比较严实，仅仅露出胳膊和半截大腿，但也让我浮想联翩。《杜鹃山》上映后，我还喜欢过里面的柯湘，觉得她真是美丽。后来我一直倾心于身材姣好、长相英气，而且是短发的女孩，估计皆因彼时最初的启蒙。记不得哪一年，我看了反帝反修的彩色故事片《第二个春天》，立刻被其中的女主角、海军舰艇工程师刘之茵强烈吸引，觉得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这个年轻的女工程师身着白色海军装，坐在舰艇指挥塔的风挡玻璃后面，坚定地发出“前进三”的口令，那一举一动，都深深吸引着我，让我当时立下长大要当海军舰艇设计师的远大理想！前几年，我还在网上查过资料，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杨雅琴，山东济南人，1944年生，还拍过《地雷战》、《苦菜花》等片，但个人家庭生活非常不幸，最终患癌，于1997年去世。实在令人欷歔！

1976年中学组织参加学农劳动，全体学生从清华园出发，步行到北安河，参加那里的“三夏”。当时除了有老师之外，还有高年级同学辅助带队。当年到底待了几天，干的什么农活，吃的什么，基本上全忘了，但带我们班的那位高年级女生，身穿长裙、白衬衫，背着一顶草帽，亭亭玉立地走在田埂上，天上是滚滚的烈日，周边是密密的麦田，这个场景，就像照片一般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动了，这就是一个少年秘密的初恋。

从北安河回来，我就生病了，发烧，躺在床上。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窗外雾蒙蒙，我无聊地翻看着几本美术画册。里面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题材，有《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等，但比较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女性形象，例如《我是海燕》、《女委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还有红卫兵题材的《长征日记》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后者的背景是天安门广场，一个女红卫兵在历史博物馆附近的电话亭里正兴奋地打着电话。但是那天，我已经不再关注这些女性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另一幅画上——《女交通警》。那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察，身着白制服，头戴无檐软帽，手持指挥棒，站在岗位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指挥来往车辆（遗憾的是原图已经找不到了，但后来在祁之龙老师的女兵画中，我又找到了相同的感觉）。我觉得她太完美了，修长的身材，俊丽的脸蛋，特别是那挺拔的胸脯，好像和以前看惯了的浓眉大眼形象很不一样……看着看着，我的身体忽然发生了反应，越来越强烈，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于是开始不由自主地响应起来。一个长长的战栗，身体觉醒了……那年，我14岁。

从当年的14岁走到今天，真真切切地有“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往事可以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再黑暗的岁月也有青春相伴，再平凡的人生也毕竟是自己走的。写了上面这几小段文字，回头看了看——这太不像是给大庆同学写序了，简直就是强努着在人家正式出版的书里加上我自己的私货——我自己的“童梦京华”。就此打住，大家还是赶紧看正文吧——大庆同学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竟洋洋洒洒写了近30万字、100篇文章。我绝对相信，大家可以从中读到另外一个大庆。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但这次通过读他的这本书，我才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庆，一个天真、细腻、热烈、丰富的大庆！

序三

懂得珍惜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文/ 贺贝奇（著名主持人）

童年，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海洋。在记忆的海边，有无数散落的贝壳，灿烂的，使人想起童年趣事；幽暗的，会勾起心酸的回忆。童年往事——就像播放记忆的放映机，那些泛黄绵软的胶片就是我们童年的一个个片段，慢慢在眼前晃过……

当我们已经在为自己的孩子庆祝儿童节的时候，你否想起自己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呢？你可曾意识到儿童节也曾经属于我们，属于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人？

西方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对我而言，这些记忆犹如露珠之于花朵，花蜜之于蜂蜜，香气之于玫瑰。”看着大庆“童梦京华”几十万字的书稿，我有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不断重温着童年或甜美、或苦涩的时光。

看得出来，大庆是一位热爱生活、珍惜过去的有心人，他用自己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以随笔的形式，将“文化大革命”的尾声、改革开放的先潮这段70年代人最鲜明的童年记忆，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为自己也为70后群体做了一次回顾。书中有《白糖冰棍儿》、《黑白时代的精神食粮——“小人书”》、《我们的游戏》等生活细节，也有《眼保健操》等校园生活，更有《抗震棚生活》、《“革命”记忆》等刻着鲜明时代烙印的社会事件，应该算是一本70后“童年记忆的小百科”。

每个人的童年经历都不尽相同。但儿时的记忆总是能触动那根脆弱的神经，许多的场景扑面而来，理不清头绪，却一个个接踵而至。

那时，我们没有迪士尼乐园，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也没有花样繁多的电子产品，但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透明时光中难以忘却的“幸福”。

那时候，河水很清。到了夏天，我们可以在河里扑腾嬉闹，青蛙在田里呱呱叫，知了也在树上不停鸣唱。冬天河水结成冰，可以用自制的冰车在冰面上自由滑行，空气中都弥漫着喜悦的气息。

那时候，我们的游戏大都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玩具也都是自我“发明”的：吹肥皂泡、纸飞机、推铁环、抽陀螺、玻璃弹珠……在游戏中不断体会着有赢就有输的快乐和烦恼，甚至还有上树爬墙，“偷”邻家的桑葚等种种糗事。那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有一顶五角星帽子，大人小孩常常自觉自愿学雷锋，“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无需动员。那时，觉得这一切来得是那么自然。时光不再，弹指一挥间，这些都已成为珍贵的回忆！

童年是我们记忆中的一块净土，怀念那时候的纯真。实际上，记忆是所有的体验，是一个人最真切的过去。一代人之所以与另一代人不同，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记忆的迥异。正因为如此，童年才更值得我们珍藏和回味。可能是因为得到得不容易，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要总结的词只有一个——珍惜！珍惜现在！！

我们童年的种种回忆，或许正在喧闹而浮躁的城市中渐渐绝迹。值本书与读者见面之际，我在此表达对此书出版的祝贺之意，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本书唤起对童年岁月的怀念，引起心灵的共鸣，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共同分享那些逝去岁月的浪漫与梦想！

前言

无处安放的童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习惯用10年来划分一代人，其中呼声最高的是“80后”，大概是因为发明这词的也是这个年代的人，而这10年的人群确实也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加上曾经泛滥一时的同其他10年人群的相互对比和抨击，让大家不得不承认代与代之间的鸿沟越发变得无法逾越，不得不跟风一样按照自己的年龄去站队。而这可就苦了像我这样号称“70后”实际是“60后”尾巴的

“跨界人群”，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像是要对另一边赤裸裸的背叛。既然“跨界”，就意味着丢掉过剩的较真，填补更多的豁达，数字本身的斗争无外乎是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但我好奇的却是，10年对于一代人的成长确实有太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是来源于曾经眼中的世界，在我孩提时光眼中的世界无外乎是别人正在创造的世界或是别人书本学到的世界，而我从来都是幸福着自己的幸福，去悲伤别人的悲伤，坚信自己是最幸运的，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最恰当的时间降临。当然，也只有童年这短暂的时间能让自己有这般自信。

最近常有机会聆听马思聪的《思乡曲》，尤其喜爱一位长期旅居国外的朋友演奏的版本，突然觉得这种所谓的思念，并不仅仅是对一个特定的地点，更是对曾经在那里成长过的自己，以及让自己眼中五彩斑斓的人、事和风景。虽然我还在这座城市，但我已无处找寻那些熟悉的气息、触觉和画面，偶尔在梦里奋力地想要去抓住，但醒来总是留下湿润的枕巾，这要搁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身上该是多么纠结的事情啊。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羡慕那位朋友，他对特定地点的思念应该更加浓烈却能够实现。

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应该非常感恩的。前比三代我们肯定是幸福的，这点毋庸置疑，而后比三代，我想也势必会是让80后、90后乃至00后羡慕的，这点，以后会被证明。

我们刚上小学就知道，到2000年中国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算算自己到时候还不到30岁，还可以好好享受“现代化”的好生活，那时总感觉是非常遥远的事。现在，2000早过了，四化不知道到底算实现了没有，70年代的人也快奔“老龄化”去了……但中国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实在是无法磨灭的。

我时常思考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些如碎片般的气息、触觉和画面，甚至还能剪辑成一段段连贯的故事，是本能的、随机的留存呢，还是有选择的、有目的的挑选呢？答案是当某种特定的心情匹配了特定的画面，那这段画面就再也挥之不去了，这样的心情我们往往会用“第一次”、“最”、“唯一”等词语来修饰，代表了这段画面与众不同并且无法替代的价值所在，每个人都自己所怀念的心情，更何况会有太多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心情已一去不返了。

翻开这一页，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奔涌而出的洪水虽然平淡无奇，但流淌过的地方必然茂绿如春，令人向往。也许这就是记忆的力量，并不是它本身有多么特别，而是能让拥有它的人对当下和来生的向往更加丰满和坚定。

2012年12月12日凌晨于朝阳公园

夕阳下山时

“玩”——我们永远的主题（一）

在温哥华短暂逗留一个星期，沐浴着和煦阳光，看着住处旁边学校空场上年龄大小不等的孩子们追跑打闹，旁边的一个家长感叹北美的儿童学习压力远小过中国，以“玩”为主，却也能“寓教于乐”。我不禁想写几句我们童年的“玩”。

现在三十多到四十出头的家长们聊天，常常会羡慕地说这一代的孩子们条件怎么怎么好……一个个“小皇帝”和三十多年前经历自己童年的大人们相比有着太多值得羡慕的地方，但我始终觉得有一样，起码是这一样，今天的孩子们真是没有可能再享受了，那就是我们那年代的——“玩”。玩是孩子的天性和永远的主题。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玩对于今天拉着“拉杆箱”上学的孩子们来说，天性、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应该说，实在是无奈吧。

孩子是“玩”的主体，也铸造和主宰了“玩”的文化。今天住进现代住宅小区、高档公寓，人际关系冷漠的人们每每回忆起“大院文化”、“胡同文化”之类，往往其主体和情结都是和“玩”的记忆息息相关的。我童年和成群孩子满院“灰”跑的“玩”的记忆，至今都挥之不去。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孩子们亲近。如我童年住的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因为父母基本都在一个单位，非常熟悉，孩子之间的亲近自不用提，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基本上都“混”在一起，可以“群”论，现在形容起来就是“乌泱乌泱”的。玩儿骑马打仗、攻城、踢盒电报、拽包、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满院满楼道的孩子冲锋陷阵。经常整群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俗称“玩儿打仗”，照着军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为数众多的女官兵，场面可谓“壮观”。有时还为谁当“好人”和谁当“坏人”争个面红耳赤。记得我们那年代接触最早的一部国外历史大片《斯特凡大公》，讲述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场面，其中的“棒子队”让男孩子们倾倒，于是电影的场面立刻变成了“粉丝”们的模拟，很多家里的拖布棍忽然不见了，刹那间变成了孩子们的兵器。像这样被模拟在“玩”里的电影还有《勇敢的米哈伊》，以及后来的《姿三四郎》、《霍元甲》、《陈真》等等。

和今天比，当年孩子的学习压力可以忽略不计。寒暑假不必说，真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返校一两次，但多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提高班、奥数之类闻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到了夏季更是天黑了还要再玩一阵子：下午放学玩到大人下班，一个个被“捉拿”回家，晚上草草吃完饭又呼朋唤友地出去了，而且夜幕下的嬉戏，孩子们更加喜欢。

说到把玩兴正酣的孩子们“捉拿”回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已经晋级当了爷爷、奶奶的家长们很多人还记得那时一个经常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家长们开始从各家的窗口、阳台探身扯着嗓子呼叫孩子们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

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男声、女声，低音、高音，老的、少的……混杂一起，如同交响乐或大合唱一般! 墩儿！刘骞！那力群！杨京海！郭崇！王小兵……此起彼伏，如今这种声音在住宅小区、花园洋房里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已经不复存在，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们感情之深，孩子们之间的扎堆玩耍、串来串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今这大合唱已经销声匿迹近30年了，可在我的记忆里它的魅力却胜过今天的很多流行歌曲，不只因为它和那个年代孩子们的“玩”相关，更因为它记载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代人的淳朴和童真，亲情和友情。

2007年7月2日AC029温哥华至北京机上

1976年冬，和姑父、姑姑等几家在毛大庆常玩儿打仗的人定湖公园

游戏指尖

出差回家的飞机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坐在身边，专心地用作废的报告纸叠着各种我儿时熟悉且热爱的“纸工”。她时而快速地叠着，时而因为一时想不起来步骤而沉思不已。纸船、飞机、仙鹤、鸭子、金鱼、链条……年轻母亲那灵动翻飞的手指令我如醉如痴！她告诉我要熟悉一下回家去教女儿。好幸福的女儿，我心里暗想。倒不是这玩具有多贵重，母亲传递给孩子的那份存在于游戏里的智慧、俭朴背后灵动的乐趣，才是现在越来越稀有珍贵的。

那位年轻母亲叠的纸工里有一种在我们小时候十分流行，不论男女都会玩，记得叫“翻东南西北”。先用纸叠一个五六厘米见方的四方锥形状的玩意儿，手指可以插在里面掌控打开四方锥的四个四分之一的部分，锥体四部分的里面的各个面上分别写上“东南西北”。里边再写上些戏弄人的话，诸如“你比猪漂亮”“踢你一脚”“给我鞠个躬”之类。这种游戏谁叠的谁要去拉生意，逮住一哥们儿，劈头盖脸地问过去，要南还是北？被问的常会胡乱来个二选一看看究竟。那翻的人再问，要多少下？被问者接着胡乱说，16下。于是两张小嘴开始数数，四方锥在手指的操纵下跟着翻16下。结果可想而知，故弄玄虚半天没什么好结果……受捉弄的人自然是不服，坚持要求再玩下去。要东还要西? 我要西。多少下？58下，于是踌躇满志、煞有介事地又数到58 ，嗬！“你比猪漂亮”。被戏弄的人下不了台，争着抢着要他全翻出来看一下，里面都写了些啥？瞪着眼珠子看完了，竟没一句好话！接着当然是一场打闹！也可以两个人各拿一个一起玩，比较公平些。不过，当然也有好坏掺杂的，这种简单冒险的快乐游戏传了不知多少年。

用手指来玩的比赛游戏还有诸如“翻绳子”。大人和小孩子、小孩子和小孩子都可以一起玩。许多旁观的人常常会看得目瞪口呆，普通的一根玻璃丝（彩色塑料绳）居然可以玩出那么多花样。什么

“翻江倒海”、“釜底抽薪”、“孔雀开屏”、“丹凤朝阳”、“飞机”、“风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像我这类向来手脚笨拙的人真想一头撞晕过去。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一根普通的绳子在10根手指间怎么能组合出这么多花样，而且到底最多能弄出多少种。那些塑料胶线都是地摊上买的，用大尺子量，1分钱两尺。有些很复杂的图案，用一根胶线不够，得找上两个伙伴，把几根拼接在一起，手腕、手肘密密麻麻地缠一团。在图案之上又加了一层图案，线之间还可以再用线打结，缠在手中常让人找不到出路，这时大家只能干瞪眼，坐在椅子上呆愣着。有时大家闲得慌了，就绞尽脑汁想出些新鲜的玩法，比如两个人凑在一起，看谁翻的花样多。旁边的人一听就来劲了，蹶着屁股兴冲冲地帮忙记着数，十根手指数不过来，就拿别人的指头一起数。最后手指和眼睛都忙不过来，大家乐得直喘气儿。但赌的两个人谁也不肯停下来，都憋着一口气，非得赛到底，眼睛都是直的，两手却还在精灵般地抖动。这是当时大家常玩的游戏，经常还没弄清楚上课铃就响了，玩的人还缠着一手绳子不愿意退去。

还有一个手上技术活儿，就是“抓拐”。拐，分猪拐和羊拐，是猪蹄和羊蹄上的一块骨头。一般是四个一副，拐上都涂有颜色。每个拐有几大部位：鼓、坑、针。辅助工具是沙包或乒乓球。玩的时候是一人一拨，找一块水泥地（家里的桌子上也可以玩），先拿拐当色子，扔出一把，看谁的针多，即先玩。玩法是把包抛起，包在抛向空中的刹那间，用夹、捏、抓等手段活动拐的各个部位，在包落地前用手接住。这算一个回合。包如落地，即下台。各部位如何活动，是有次序的，不能乱，最后一个动作是将四个拐一把抓齐，再把包接住。如果都不出现掉包的情况，输赢的标准是谁能在较少的回合里完成活动拐的所有次序。抓拐的技巧性很强，手的动作要快而稳且灵活。眼睛要盯着抛起来的包，靠手的触觉判断拐的部位。这种游戏最适于女孩，男孩也有不少玩的，但多半儿玩不过女孩。技术水平另说，女孩子人人都得有几副，带在身上，随时掏出来玩，即使一个人，也能自己玩。猪拐比羊拐大，羊拐比猪拐秀气，且比猪拐难得，因而“含金量”高。今天，谁家要能有留下来的拐，一定可以成为收藏品了。

女儿从学校回来，手工课上学了些简单的剪纸，唤起我不少回忆。剪纸这项技艺如今似乎快要失传了。记得小时候外婆告诉我，在古代，剪纸常被用于宗教仪式，人们把纸剪成形态各异的物象，在死者葬礼上焚烧或随其一同下葬。在50~70年代，它是女孩子们最拿手的游戏之一，我那时常佩服一张张彩色的电光纸在女孩子们手里对折，对折，再对折，然后用小小的剪子在上面仔细、自如地剪出各种花样来。牡丹，菊花，燕子，蝴蝶，花鸟鱼虫，一个个跃然而出，把男孩子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那会儿，剪纸是游戏里美丽的代表，女孩子也因了这手艺，举手投足间多了几分平日里少有的温柔。南方的女孩子不用剪子直接剪纸，而是用刻刀刻。所以南方不叫剪纸，而叫刻纸。用一张彩色电光纸，彩面朝下，底下垫着剪纸，面上用铅笔刷刷地涂，垫在底下的剪纸轮廓立时黑白分明地显现出来，然后用大人刮胡子的刀片把白的部分刻掉，留下来的就是跟原剪纸一样的剪纸了。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拨孩子比，“玩”的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剩下的上网、PSP 和各种眼花缭乱的益智玩具都缺少了当年孩子对“玩”的自主深刻理解和淳朴内涵。今天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和老师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吧。

2008年11月30日珠海到北京飞机上

1952年，毛大庆的母亲（中）和他的二姨（左）与三姨（右）摄于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八宝楼10号

和土城有关的日子（一）

前天下午，凯德置地成功举办了今年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公益活动“品元节”的开幕仪式。最让我感动的倒并不是这个活动本身，而是当我和张继刚导演、史学家朱耀庭教授和画家崔自默畅谈元大都公园所蕴含的特有的北京情结时，大家流露出的对这个有800年建都历史、跨越海淀至朝阳、绵延9公里、典藏元明清三朝历史的北京第一文物园林的无比尊重和眷顾。我听着大师们侃侃而谈，思绪一下子回到了30多年前我在这一古老遗址边长大的年月，小月河、蓟门烟树和土城墙的小树林里曾留下了多少童年的欢笑和纯真。于是，“童梦京华”要好好写写它。先来说说土城上我们和虫子们游戏的夏天，北京的孩子，自然要从粘蜻蜓说起。

和虫子们的游戏：粘蜻蜓和做琥珀

随着黄梅天的结束，一年中的盛夏来到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很讨厌高温酷暑，而在我们年少时，对夏天并不那么反感，甚至还有些喜欢。这不仅仅因为那时的夏天不像现在这样热，更因为到了夏天，我们可以不用读书，可以在长长的暑期里自由自在地玩耍。其中，在土城上粘蜻蜓、逮各种昆虫是我们最喜爱的游戏。

粘蜻蜓的主要工具是竹竿。那时夏天家里都挂蚊帐，家家都有成捆的竹竿，或戳在墙角，或搁在床底下或放在阳台上。粘蜻蜓用的器械，就是这种竹竿。竹竿上头，绑上一根冰棍棍儿、扫街的长笤帚苗或长短相仿的较细的木棍，在竹竿头上抹上胶。当然，先得熬胶。胶的原料是皮筋或自行车内胎，用剪子剪碎，把铁皮的玻璃罐头瓶盖翻过来，将碎皮筋置于其上，再用火烧，名曰熬胶。黏度如何，火候相当关键。胶熬好后，盛在中药丸盒子之类的携带方便的容器中。至此，准备活动停当，然后直奔土城上的小树林。粘蜻蜓最好是三人一起出动，一人负责操作，一人负责拿着盛胶的盒子，一人负责拿蜻蜓。

蜻蜓是什么时候飞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梅雨时节还没停止，我们还在学期期末考试之前，它就在半空中飞行了。最早飞来的是一只只嫩红色的小蜻蜓，在家家户户窗前屋后转来转去。到黄梅天一结束，气温一下猛升，各种颜色的大蜻蜓也出现了，有红蓝色相交的彩色蜻蜓，有全身翠绿的青色蜻蜓。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蜻蜓在天上飞，总把我们的心弄得痒痒的。蜻蜓有若干品种，北京天上飞的，一般是黄色的那种。还有一种灰色的，比蜻蜓大，尾巴是一节一节的，尾巴头上还有个飞轮，叫“膏药”。一种蓝色的，也比蜻蜓大，称“老子儿”。还有一种红色的，与蜻蜓一般大，就叫红蜻蜓，或小辣椒。好像有不少文学作品，爱拿“红蜻蜓”当标题，也有一些公司冠以“红蜻蜓”之名，寓意何在，不得而知。北京的孩子也没觉得红蜻蜓有多么特别，就是尾巴很硬，也很直。蜻蜓都咬人，似乎红蜻蜓更甚。那时比谁不怕疼，就拿一只红蜻蜓来，看谁敢把手伸过去。“膏药”和“老子儿”也比一般蜻蜓厉害，且不多见，半天下来，粘到几只，就算不错了。

暑假一放，我就会和几个小伙伴商量去土城捉蜻蜓的事。

除了前面说的用胶粘，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就地取材，用蜘蛛网。办法很简单，在家里找出一根长长的竹竿，用铁丝绕成一个环，固定在竹竿顶端。一大清早，带着晨露，小孩子们就动身出发，拿着竹竿走出家门，在各家各户的屋檐下寻找蜘蛛网，再用铁丝环在蜘蛛网上旋转几下，网上的蜘蛛丝就全都缠绕在铁丝环上了。蜘蛛网一般是在夜间结成的，蜘蛛吐丝时，本身带着液体，加上沾了夜间的露水，蜘蛛丝带有很强的黏性。缠在铁丝环上的蜘蛛丝越多，它的黏性就越强。等铁丝环粘满蜘蛛丝，我们就四处找蜻蜓。一发现停留在树枝上或篱笆墙顶部的蜻蜓，便悄悄地把竹竿伸到它的背后，用铁丝环轻轻往下一罩，十有八九，蜻蜓会被牢牢地粘住，一只只漂亮的蜻蜓就成了我们的手上玩物。一直到火辣辣的太阳升起来，吸干了铁丝环上蜘蛛丝里的液体成分，它的黏性消失了，我们粘蜻蜓的战斗才宣告结束。

粘下来的蜻蜓孩子们一般都把它们夹在手指缝里。夹蜻蜓也有讲究，不能夹翅膀，那属于姿势走样，和弹球里的挤豆差不多，一只手也夹不了几只。要夹住蜻蜓头下面的身子，把翅膀留在手背上面，这样一个手指缝可以夹四五只。赶上丰收的时候，两只手上能夹四五十只。当然，要不停地换胶，粘多了或碰上土什么的，胶就会失去黏度。相识的孩子难免在回家路上会师，就比谁粘的蜻蜓多。女孩子们则喜欢拣来许许多多的冰棍棍儿（那时的冰棍棍儿不是现在的扁平状，而是正方形的又细又长的小木棍），把它一根根交错地垒起来，再用扎布鞋的鞋底线捆住四个角，一个个木笼就做成了，再把蜻蜓放进笼子里。然后，大家提着笼子，比试着，夸耀着，谁的笼子里蜻蜓多，谁的蜻蜓漂亮，谁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天的“英雄”。后来才知道，蜻蜓是一种益虫，儿时的快乐，今天想起来有点对不起它了。

用同样的方式还可以粘知了，北京孩子又叫“伏天”、“大马猴”。

知了都趴在柳树的高处，一般的竿长度够不着，得杆接杆。粘起来比蜻蜓费劲，要寻着叫声仔细观察，发现猎物，弄不好还得登栅栏爬墙上树，有时候好不容易竿够着了，知了一察觉，飞了。我们院有个孩子小时候为粘知了，在铁栅栏的横梁上没站稳，摔了下来，头没事，栅栏尖扎着了肚脐眼儿。

那时候可逮的活物并不只是知了和蜻蜓，像蚂蚱、刀螂（螳螂）、扁担、老牛、花大姐等等，随处可见。晚上路灯下遛几圈，能抓几碗“一斗油”，回来放锅里炸着吃，据说还挺香。说起这些乡野田间的游戏，我们这一代孩子都有说不完的类似的记忆，下面是一位那时在农村居住的同学的记载，我也摘录下来：

儿时，我最惬意的事是粘蜻蜓。一天，我见到一群群红蓝相间的蜻蜓，安安闲闲地伸着翅膀，轰炸机般地从我跟前飞过，在我头上掠过，我急红了眼，便傻乎乎地猛跳、猛抓，当然总是扑空；蜻蜓们悠哉游哉地停在篱笆上、南瓜叶上，我又拼命去抓，还是徙劳。我年轻的母亲刚从地里回来，一见到我，脸上便洋溢着笑：“傻儿子，我来教你！”母亲递给我一根细长的竹竿，教我如何粘上瓦沿下的蜘蛛丝，再把蛛丝捏成一团，紧粘在竹竿尾，又教我如何轻轻地走到蜻蜓停的地方，把竿上的丝团飞快地往它身上一扎，它便成了我手中的俘虏了。悠悠岁月，在无声无息流淌。我儿子也喜欢粘蜻蜓了！那时，分田到户，一到农忙，全家上阵。小儿子也只能在田里望望飘飞的蜻蜓，又低下头干活……待农忙过去，看到小儿子与“伙伴们”在奔奔忙忙粘蜻蜓时，我一想到不读书便跳不出农门，便赶紧喊：“回去读书！”如今，我有小孙子了，好想与他一起粘蜻蜓！然而，他爸妈早早便送他上幼儿园，放学回家，还要做作业；到寒暑假，还要“补课”；早晚有空，他却迷上电视，痴情“天线宝宝”。唉，我的粘蜻蜓……

和昆虫游戏里还有一种手工游戏：造琥珀，那时候的常识老师都会教大家做，属于制作标本的一种，也是风靡各学校的游戏。把买来的优质松香，放在小杯子里，然后根据虫儿大小掺少量酒精，再用文火加热，直到松香熔化，含的酒精基本上蒸发就好了。之后把标本倒入四四方方的火柴盒里，用小刀把多余的部分削去，再经过酒精洗涤、晾干，这样整块人造琥珀就通身透明了。虫子闭了眼睛躺在里面，好似在呜咽地唱着挽歌。把琥珀放在太阳底下看，荧光闪闪，我们的眼睛也跟着眨巴眨巴，仿佛要一起隐入那光的深处……

2008年12月8日深夜

5岁时，“革命姿势”的留影

和土城有关的日子（二）

和虫子们的游戏：养蚕的故事

一位朋友的母亲突然离世，一早我便赶去送别。离开告别厅，听见一个同来的人议论：唉！人生短暂，为别人劳碌一辈子，没来得及享受就走了……在我仅有的关于这位老人的记忆里，她是一位非常慈祥和勤劳的老人，一直帮子女照顾着他们的孩子，操持家务，可不到60岁就突然离开亲人走了。悲憾地离开，我告诉自己这样的母亲是会有好的轮回的，她的生命并没有终结，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罢了。

我想用我们儿时养蚕的经历来纪念这位慈祥的母亲并安慰我的朋友。

养蚕，在70年代，也算是部分北京小孩子的课余活动之一，但并不算是太普遍，因为桑叶不是很容易找到。现在在城市生活的孩子恐怕对养蚕就更加生疏了，因为现在城里桑树也是越来越难寻觅了。

每年春天，清明一过就到了养蚕的时节。

我养蚕的经历是从一年级开始的，之后延续了好几年。记得准备上学前的春节（我们那届是春季入学），我们家的老友，吴青老师（冰心老人的女儿）来家里做客，给我带来一个装青霉素针剂的纸盒，里面有很多片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粘满芝麻般的小黑颗粒。临走时吴阿姨对我说，好好收着，让你爸爸教你养蚕。

第一次养蚕，感觉非常奇妙。之后，父亲告诉我了一些他小时候养蚕的“秘诀”和往事。我对这新的尝试充满期待。于是在有着蚕籽的小纸片上面再盖上一层棉花，也就是平常说的孵化吧! 我几乎天天放学后都要观察一下有什么变化。就这样过了没几天，我突然发现小家伙们出壳了！就像小蚂蚁一样黑压压的。父亲说，它们出来就要喂食了。他还告诉我：“你一旦养了蚕可是责任重大，要不停地给它们找食物：新鲜的桑叶！”

养过蚕的人都知道，养蚕的难题并不在于拿什么养，而是拿什么喂。蚕只吃桑叶，北京的桑树并非随处可见，除了山区，在城里，尤其是我们这类大院里，桑树更少见。有时候没办法，我只能拿榆树叶对付，蚕不爱吃，也不能健康成长，有的甚至“闹肚子”或者“绝食”而亡。寻访桑树，让不知多少孩子踏破了铁鞋。大家都一样，为弄一些桑叶，不惜远涉十几里地，不惜贡献出最舍不得出手的小人书、三角、弹球，不惜翻墙入院，冒“偷东西”的骂名，甚至不惜被桑树的主人抓住暴揍，打断腿。有个孩子告诉我，他当年特地买了张通用月票，每天从城里跑到西山摘桑叶。采到桑叶的一刹那，用“欣喜”来形容孩子的心情，并不为过。一个楼里，孩子都养蚕，但桑叶各有来路。众多家长也跟着忙活，有的家长单位附近能弄到桑叶，那就是每天的第一要务，将采来的桑叶垫上湿毛巾，搁在饭盒里。很多孩子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上顿没下顿地把蚕养大的。谁有固定的桑叶来源，不仅自己高枕无忧，倘再能分别的孩子一杯羹，就会被当救星一样供着。弄到桑叶，要把它捂在湿毛巾里，保持水分，这样可以存一两天。说一句回头话，那时要有人做桑叶买卖，肯定发财。最离奇的是我和父亲去颐和园后山玩的时候，突然辨认出山坡上有一棵大约50公分的桑树幼苗，我突发奇想，如果把它搬回家种在花盆里，这样我的蚕宝宝的食物不就唾手可得了？于是我将幼树小心挖出，真的拿回家种在一个大花盆里，一种就是五年多。不过靠那几片叶子养活我的蚕宝宝大军显然是不靠谱的。

赵忠祥小时候也养过蚕，他曾目睹一帮孩子“洗劫”桑树的壮观场面：

记得我住的胡同东口，有一个把角儿的大院子，院门很大，但紧锁着，围墙很高，外面刷成深灰色，每天都聚了十来个男孩，叠罗汉似的，从墙外，上了人家墙头，里面大院子靠墙的地方，长着一棵大桑树。看人家院子的气派，不知住的什么人，反正他们家不会养蚕，孩子们又不可能被人家请进去堂而皇之地采桑叶，只能公开地“偷”，洗劫桑叶，头几天翻上墙头的孩子还用手捋，过了几天靠墙边的桑叶已经没什么了，远处的用手够不着，不知哪个孩子从家里拿了根竹竿，在竹竿上拴了一个绳套，大家“有物的出物，没物的出力”，身子灵的上墙头，有劲儿的当底托儿，扛着上边儿的孩子，摘完了桑叶，大伙儿分，我那天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那些孩子不是我们一拨的，我没法加入，只能另找地方……

土城一带的山上（现在的元大都土城公园）没有桑树，但却有个把榆树，在没有桑叶的情况下，我常去那里采摘榆树叶应急。我养蚕最重要的桑树来源，一个是我们家大院里曾经小时候带过我的白阿姨家院子里一棵中型的桑树，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家住农村的朱文燕家的一棵古老的桑树，这些都是我养蚕的坚强后盾，而且他们都不会给树打农药，对蚕宝宝没有危害。

蚕吃上桑叶，茁壮成长，隔不久就会蜕一层皮。从蚂蚁般大小，一直长到两寸长短，到后来，一天一个样。一竹筐蠕动着的蚕，怎么也得有百十来条，看着它们长大，对孩子来说，真是莫大的乐事。我那时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我的蚕宝宝，把新鲜的桑叶喂给它们，听它们“沙沙”作响的用餐声……偶尔拿出一条让它顺着我的鼻梁爬到额头，凉凉痒痒的，心里的宠爱之情难以言表！

一次出的事故让我终生难忘。一个周六，我们一家在去颐和园之前，在家里喷了“敌敌畏”（那时北京家庭用来灭蚊蝇的喷剂，毒性很大），等我们下午回家，整整一大竹筐上百余条白白的蚕宝宝全部命丧黄泉……我们全都惊呆了。我不禁失声痛哭，深鞠躬向我的心肝宝贝们告别。至此，我对这些小生命的感情升华了，在一次作文作业里，我以《春蚕》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来记述我养蚕的心得。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完全用真情和真心创作的文章，被学校选为了优秀范文，后来还在多个小学生作文选上刊登。从那次我也真正感受了真情实感是创作最重要的源泉。

蚕到了吐丝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不大吃东西了，慢慢通身都趋于透明，只是到处乱爬。母亲告诉我它们就要“结茧”了。我出去找来一些干树枝放在蚕床上，它们都相继爬上去，各自找着自己的位置。我发现它们开始吐丝了，它们在自己的地方用口中吐出的蚕丝仔细地编织着。过了大概有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个蚕都没了，干树枝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黄色或白色的蚕茧，我还追着母亲问它们到哪里去了。母亲告诉我它们结茧后就变成蚕蛹了，来年蚕蛹还要变成蚕蛾，破茧而出后下籽繁殖，繁殖后它们的寿命就彻底结束了。蚕的生命，其实也就两三个月。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蛹最后都羽化成蛾。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它们为自己的生命打开了一道道的锁，并矢志不渝地朝光亮处飞升，完成了旅程中最美丽的蜕变……春蚕的一生是不声不响的，它没有彩蝶那样的美丽外衣，没有知了那样嘹亮的歌声，也没有蝗虫飞得远，跳得高……春蚕只是默默地把一生光辉的结晶奉献给人类。

现在回想起来，幼年养蚕的经历给我的教益是颇深的，除了爱心的建立，还让我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了奉献的意义。我养蚕时年纪尚小，观察了蚕的生命轨迹，突然对它们心生无比的同情：它们只是吃了一些简单的叶子，吐出的蚕丝可供人们织作高档布料，而它们的寿命又这样的短暂。随着我渐渐长大，才逐渐懂得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常被用来赞美为他人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崇高精神的名句含义。

我们的父母不正像春蚕一样吗？他们从来没有过索取，一辈子只是默默地奉献着。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却已到风烛残年了，我们做儿女的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孝敬他们呢？而为人父母的我们又应该怎样地活着呢？

一代代的孩子们在自己的作文里赞扬着春蚕精神。我的一位语文老师曾转给我一个现在的小学生写的关于春蚕的作文：

是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所求甚少，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品质啊！我不禁想起那小小的蜡烛。它也没有婀娜多姿的风采，只有细细长长的身躯，平日里它总是静静地躺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几乎被人们遗忘。但只要停电，它就会挺身而出，小小的火焰快乐地跳动着，驱散了黑暗，给人们带来光明。而它的身躯却一点一点地缩小，渐渐地，渐渐地，桌上只剩下一摊光滑的烛油，哦，不！是蜡烛流下的眼泪。这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幸福的泪水，因为它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给人们一片光明。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李商隐的千古佳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蜡烛和春蚕一样，给人间增添了真、善、美。

李商隐的一首以蚕为喻的《无题》被无数后人传唱：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吃下的桑叶，都吐成洁白的丝（也有黄的）。死去了，给世界留下一片光洁，一片华丽。“春蚕到死丝方尽”，这是一种生命的华彩，值得我们去敬仰，更值得我们去追求。

2008年12月14日深夜随笔

1982年，毛大庆与父母摄于颐和园

我的“老根儿”——拔根儿的故事

张爱玲曾说过：“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到海的画面，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 

拔根儿，又称拔老根儿，是我们儿时一种中国北方儿童在秋季玩的非常普遍的民间游戏，集娱乐性与经济性于一身，一般多在上小学的男孩子之间流行，比谁的根儿最结实。拔根儿游戏所使用的道具一般是杨树上凋落的叶子，因为它数量多，采集面广，如果拿出其他树种的叶茎必会为大家所不齿。游戏时两个儿童各拿一片树叶，双手抓紧叶柄的两端，并且与对方的叶柄交叉，然后互相用力往自己的方向使劲，叶柄被拔断的一方输掉游戏。能够拔断许多叶柄的称为“劳根儿”或“老根儿”。

拔根儿的胜负基本上不取决于参赛选手，选手的力气、手法在游戏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如果作弊的话还是很有影响的，比如暗中用指甲掐对方的叶柄。也就是说，胜负完全取决于叶柄，因此参赛叶柄的挑选是很有讲究的。小孩儿们在挑选“根儿”的时候首先要看粗细，太细则不够韧，过粗则会太软；然后是看成色，一定要找黄里透黑，黑中带黄的那种，黄色多了说明根儿生，水分大，黑色多了说明根儿老，不够结实；再然后是看形状，有的根儿十分扁平，像一条窄窄的带子，万万不能选择此种，一定要找那种通体滚圆，没有任何棱面的，因为圆形的才最受力。所以，最好的叶柄就是褐色的、很有柔性而且粗壮的。

记得那时候一到了秋风扫落叶的季节，放学的路上，好多小孩儿都在一起比拔根儿，树下，街上，都是小孩儿选根儿、拔根儿的身影。有的时候为了能赢，为了能有一个粗硕的好根，大家都想尽了办法。为了让根儿更强韧，许多小孩都把根儿闷在鞋里，等根儿的颜色变深、变黑，变得更柔韧的时候再拿出来比赛，自然是百战百胜，这种闷过的根儿叫“老将”。有的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根儿选得好，就算闷过的根儿也拔不过，那就要耍赖皮了。用一根极细的铁丝从根儿里穿过，如果隐藏得好一点也看不出来。不过这种方法总是逃不过聪明孩子的眼睛，万一被揭穿还是很尴尬的。还有就是趁人不备，把两根叠加在一起。拔根儿伴随了我很长时间，我们好多孩子都是一对一地挑战，好像谁也不服谁。有时候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拔，到家时双手是又黑又脏，勒出一道道的血印。

但条件都符合的“老根儿”自然界中比较稀缺，因为秋天北方气候干燥，等树叶变色了，往往风干得也差不多了，而且满地淘宝的人也多，“天生丽质”的很难落到自己手里，于是只能“人造”。记得那时候，我的鞋垫下面就经常放着好几根“老根儿”，大些的孩子告诉我们，球鞋里面的条件对于“培育”优质的叶柄非常适宜，经过一段时间

出来的叶柄无论色泽还是柔韧度都可说是精品。这种炮制方法绝对不是谁的独门秘方，那时候大家见面先脱鞋、后掩鼻、再拔根儿的礼节还是很兴盛的。

所以说，选根儿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拔根儿高手最重视的——实际上是加工“根儿”的环节。如果对手拿出一条又细又黑、满身怪味的根儿则切不可轻敌，说明这人必是此中高手，手中这其貌不扬的怪根儿定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下面这位同学的记载，惟妙惟肖地描述了精心加工的过程：

加工所选用的根儿和平时的标准不同，一定要选通体黄绿、又大又粗者，收集一二十根符合标准的备用。第一步是将这些根儿泡在水里放在家中暖气或炉子附近，经过一夜烘烤，碗中水分所剩无几；再将众根儿拿出用湿毛巾包裹放回原处两三个小时；接下来是一个颇有难度的环节，这个环节要求加工者的脚够臭，越臭越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儿时参加拔根儿的女生寥寥无几的原因），然后将众根儿平分两份，置于臭球鞋的鞋垫之下；三日过后将根儿取出，然后自己“左右手互搏”将这些经过锤炼的根儿，采用淘汰制考核一番，比赛期间要注意在两根儿之间垫张软纸，以免相互磨损。用此方法所筛选出来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必会成为所向披靡的“东方不败”，因为经过这一系列的加工，此根儿必然已经面目全非，浑身恶臭……

有时会遇到“根儿神”，伤敌无数自身却依然毫发无损，翌日此

“根儿神”之主人便会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好不风光；也有时会遇到棋逢对手的情况，两人的手指都已勒出血印，手中的两个根儿仍旧无法分出胜负，于是不得不借助外力，或倚在墙角，或叫人帮忙，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最终双根儿同时而断，那么此次“血战”必会成为大家今后一段时间津津乐道的谈资。别看这挺土的游戏，却是令人非常怀旧的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玩法。北京史家胡同曾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根儿”比赛：

史家社区居委会主任纪秀慧说，这是社区第一次组织拔根儿比赛，为的是纪念几乎被遗忘的老北京游戏。“我们小时候每年都盼着秋末冬初杨树掉叶子的时候，一到这时候就捡好多叶子，有时候为了能得胜还偷偷往根儿里插根铁丝，可有意思了！现在的孩子已经没多少知道这些游戏了，他们不是练琴、写作业就是玩儿电脑、看电视，很少亲近自然。”纪主任说，这个游戏不仅能让大家拾起记忆，亲近自然，还有一个意图是收集落叶。“胡同里的落叶扫也扫不完，每人捡起几十片叶子，一家子一起捡，就能让胡同更加干净，一举两得。”获得冠军的陶俊祥开心地说，小时候捡到一根老根儿，要放在鞋里捂上好几天，就为了增加老根儿的韧性。“现在不用这么不卫生的方法了，我这根儿在盐水里泡了一整天，不能泡太久，要不也会让根儿不结实！”陶俊祥说，老根儿结实是第一步，拔的时候也有技巧：“其实他们好多人的老根儿都特好，要是会用力肯定能赢我，关键是他们不会技巧。”原来，拔根儿的时候两个手要尽量捏得比较近，用指力来拔，而且使劲的时候双手用力越均匀越好。

看看，大家的记忆何等的相似！何等的鲜活！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拔根儿的游戏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忙着上课、补习，根本不知道这个经典游戏曾经在他们父辈的年代风靡一时，现在他们的生活被电脑、PSP 这些电子产品所包围，还有谁能体会到我们那时候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乐趣？还有谁会像我们当初那样在大街上一根一根地挑选“根儿神”呢？

2008年12月16日于上海

非常符合那个时代潮流的“学毛选”的照片

女孩子们的经典

写我们小时候的游戏，少不了涉及那时候女孩子特有的游戏。印象里那时男孩子的游戏多半以力量型、攻击型、追跑打闹型、暴土扬场型等为主，而女孩子的游戏技巧性较强，但要详细复原，对于我这样的男孩子来说，因当年缺乏具体实践，着实有些困难。于是找了几个女同学帮助回忆，写下来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些那时候没有弄明白的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很多。

70年代的小女孩儿们，多也是从小生养在闺阁里，大人管得很严，加上没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通达外界的机会比起现在少很多，大多时候是靠着臆想在心里描摹。她们比现在的女孩子矜持、畏惧交往，但却又不堪寂寞，于是小心翼翼地向那片游戏天地探出触角。而如果当年那些酣畅淋漓的小玩乐儿流传下来，一定会成为今天的传奇。

先说说那会儿小女生们爱玩的“跳房子”，它在有些地方也叫作“跳格子”。这游戏寿命很长，至今连我家丫头这样的小孩儿也爱玩。它可以算是最廉价的游戏，只要一支粉笔、一块石子儿就可以搞定。

玩儿跳格子，首先要画格子。我们把格子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单脚跳的，就是一层一个格子的那部分，一共四个格；另一部分是双脚跳的，就是一层有两个格子的那部分，一共有两层，同样有四格；还有一部分是月亮，就是最顶那层半圆。因为这半圆被称作月亮，有些地方也把跳格子叫作跳月亮。

格子画完了，再找来一块石头，就可以玩跳格子游戏了。跳格子的玩法是这样的，首先，把石头扔到第一个格子，扔中之后，就开始跳，如果没有扔中，就不能跳，必须让给下一个人扔，谁扔中谁就开始跳。跳的时候，不可以跳到扔有石头的那个格子，要绕过那个格子，直接跳到下一格去。接着就跳第二格，并如此类推，一直到跳完最后一格子“月亮”。谁最先跳到“月亮”，并捡到石头回到原处，谁就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这个游戏的难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扔石头有难度，石头必须扔在指定的格子里面，跳第几格就扔到第几格，扔错格子或是扔到格子外面的都属失败；二是跳的时候要按照顺序和标准跳，该越过的格子必须越过，该单脚的格子必须单脚，该双脚的格子必须双脚，任何一个环节错误都算失败；三是捡石头时要单脚站立，弯腰时重心转移容易出现失误。

据说，在农村里往往不用瓦块，而是用田螺壳，把壳尖用尖刀刺个孔，然后用绳子串成一串。讲究些的城里女孩，以用完的百雀羚搽脸膏的圆形铁盒代替瓦块。跳房子运动量虽不算大，却锻炼平衡技巧。跳房子算得上女孩的强项，她们天生一副好身材，

跳起来轻盈如燕。扎小辫的女孩，踮着脚尖一蹦一蹦，小辫子在肩头甜蜜地拍打着，可爱交织着天真。没想到后来竟出了个叫“跳房子”的乐队。有人这样感慨道：“我们感到困惑，不满，伤怀，我们怀念儿时的单纯，那童年模糊而天真的记忆让我们淡淡的愁绪随着日历纸一页页被撕去，随着跳房子我们回到那个与世无争的时代……”

再一个特别流行的要算有多种玩法的“沙包”游戏了。沙包的玩法很多，有踢包、砍包、夹包种种，沙包还是玩儿抓拐的最流行的辅助工具（替代品可以用乒乓球）。可惜沙包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了。沙包大小不拘，用五颜六色的棉布缝成六面的正方体，里面的瓤一般是红豆、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也有大米小米，还有沙子或小石子。

砍包分成两拨，一拨横列在场地中间，另一拨选二人站在两端。开始后，由两端的孩子中的一个持包，砍向中间的一拨，砍中了谁，谁下场；砍不中，则另一端的孩子捡包接着砍，场上的一拨孩子必须不断地转身，面向持包人。他们可以躲包，也可以接包，如果把砍过来的包接住，则对方失分，有下了场的可以被救活。砍包讲求速度，砍的一方速度一快，躲的一方容易乱阵脚，也容易躲闪不及，更不容易接包。砍包一方也有技巧，不能往对方怀里砍，那样最容易接住，最好是照大腿或肩膀出手，以对方不易接住为原则。

夹包不分拨，或者说是一人一拨。先由两人上场，在当中画一道线，孩子站在两端，一方先夹，用脚尖夹住沙包的一个角，然后跳起，猛一甩，包必须过中线，离线越远越好，对方也如法炮制，直至一方夹不过线为止，换人。夹包需要点技巧，关键在那一甩，高手能甩出几十米开外，对手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踢包的玩法较前两种略复杂：先画一个锅( 圆圈)，锅前再画一道线。也是分拨，一拨先踢，另一拨在前面接包，阵势和规则都有点像打垒球。踢包是一人一人上场，接包是全体出动。踢包的孩子以线为界，动作类似足球守门员开球，也是以不被接住、越远越好为原则。如被接住，就得换人，所以踢包的一般都尽量让包贴着地皮滑出去。没接住，就要由接包一方自包的落点处把包往锅里扔，此刻，踢包的孩子可以在线内用腿挡扔过来的包，如包进了锅，踢包者自然出局，换下一个。如没进锅，用眼估摸，按鞋的尺寸要分，一脚为一分，说出要几“脚”，然后用脚量，要少了吃亏活该，狮子大开口要过了下台。最终以两拨积分多少定胜负。

沙包的这些玩法，都不属于剧烈对抗的游戏，也不含任何恶作剧成分，因而男孩女孩都玩，或者掺和着玩，女孩的技术和灵活性往往强过男孩。

说踢毽子是中国人的特长应该一点都不为过，正规运动会上也常常是比赛项目。据说踢毽子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是湘、鄂、渝、黔四省边境地区民间传统体育娱乐项目之一，深受那些地区青少年儿童的喜爱，尤其是少年女子。在南方某些地区被称为“踢毽”，或“打毽儿”，它可是女孩子们的绝活，男生只能望而却步。毽子有几种做法，有的是用一块棉布、一枚乾隆或是康熙年间的方孔铜钱，几根花鸡公的羽毛做成的毽子。女孩们可以踢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让毽子掉地，且能踢出许多纷繁古怪的花样来。这种玩法总让人联想到足球场上的“颠球” 技巧，看来中国女子足球领风骚，也是有根可循的。清代踢毽的技艺已相当高，深为当时的妇女所喜爱。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曾赞美女子踢毽，说女子踢毽比踢足球还巧妙，比下棋还有趣味。毽子还有一种做法，那就是用一大团白纸，每根都剪成5毫米宽、约20厘米长，中间用线捆扎而成的一个蓬松的纸花球，然后反复踢打。由于纸球下降速度比较慢，一般女孩都能够随心所欲地玩，但就没有踢鸡毛毽子那样好看了。她们喜欢寻刺激，不停地变着花样玩。

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女孩子的游戏就是：跳皮筋。70年代的女孩童年最热衷的游戏莫过于此，“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跳，跳一级升一级，跳坏了就换人。下课或是放学时，校园里或是居民区的空地上，“绊马索”实在是壮观。一般五六个女孩们跳前用“手心手背”分出两组，一组绑皮筋一组跳。两三个人原地站立，将长长的皮筋绷直“做桩”，另一队的人在皮筋的圈内转身、跳跃、勾腿……随着游戏的深入，皮筋一节一节地升高，难度也一点一点地加大。后来，皮筋移至脖颈，甚而用手举过头顶……中间跳的女孩跳得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并不像跳高那么简单，跳过了事，还必须在同一高度跳出几种花样，才能取得“升级”的资格，否则就算输，只得去做桩。

那时我们跳皮筋经常跳到废寝忘食的程度，这跟游戏规则有很大关系。一般是跳得最拿手的两人通过猜拳，逐一选择自己的队友，协调性差的自然被落到最后，如果双方都没选中你，就要淘汰出局。另外，跳得最好的人也是双方必争的对象，如果队员中有一人跳输，另一个人可以去救，救人方法就是再跳一遍，跳过了没有出错，那个人就被“救活了”，可继续玩。在当时来说，如果被双方都看好，无疑可极大限度地满足一个小女孩的虚荣心。跳皮筋也让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笑声，只要跳起来，不认识的小伙伴也会打成一片。

现在看来，跳皮筋不仅是一个童年的游戏，更是在两脚交替跑跳中完成各种动作的全身运动。说到它的技巧与表现，其实相当多。它以跳跃为主，穿插着点、迈、勾、挑、跨、碰、压、踢、绊、搅、绕、盘、踩、掏、摆、顶、转等十几种基本动作，同时还可组合跳出若干个花样来。单人跳最常见，两人拉着3~4米长的皮筋，在皮筋的中间由单人或多人依次轮流跳。热闹时还有集体跳，数条皮筋系成各种图案，如三角形、四方形、五角形、多边形、菱形、斜线形、八字形、波浪形等，由许多人同时参加，以各种技巧编排成组合动作，配合歌谣，就可以跳出各种花式图案。如果能够拍下来，绝对赏心悦目。

在花式多样的跳皮筋技法之外，橡皮筋也是游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橡皮筋是圆皮筋，外面还有一层彩色布，但比较贵，很多女孩的橡皮筋是用废旧的汽车内胎剪出来的，不用花钱。还有很多是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花花绿绿，新旧不一，一节一节接起来。要是谁能够拥有一条全新的橡皮筋，那可是——用现在最时髦的说法，“甭提多牛”了。这种拥有一根又长又新的橡皮筋的梦，我们这一代许多人都做过，那种得到后欣喜若狂的感觉，在今天回想起来都还能清楚地记得。

我的同学给我写道：

儿时的我们，游戏的方式十分简单，没有游乐场，没有过山车，没有篮球场，没有电子游戏机，也没有动画片看，但是我们却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我们同样把自己的童年过得丰富多彩。跳橡皮筋、跳格子、拍烟盒、捉迷藏等这些简单的游戏都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增添了难以忘怀的光彩。

女孩子们终究都会长大，当她们开始在脸上涂上厚重的妆，开始因眼角的鱼尾纹日益加多而愁苦感伤……那些童年的游戏就这样在仓促中挥别，没有怀想，却难以遗忘。

我的朋友说似水流年，流年似水。我咀嚼着这音韵优美的四个字，说不出来是感怀还是哀伤。温柔的景象把我们包围，沉淀在回忆里的童年依旧幸福得让人看到美丽的流水夕阳。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

呢，只是当你明白童年不再属于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回头去望，才会有勇气承认自己已经长大。

于是说: 

是时光飞逝吗? 

——不。时光永驻，是我们飞逝……

2008年12月23日“一九”第三天

1953年摄于北京北海公园，左一为毛大庆的母亲，向右依次为毛大庆的四姨、二姨、表姨、三姨

我的冰雪游戏

进入“一九”，北京“九九八十一天”的冬天算是正式开始了。老人们又开始念叨着那亘古不变的属于北方的节气歌谣：“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杨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刚到了不出手的时节，北京广播电台就宣布北京各个户外冰场正式开放，于是一群群爱好滑冰的北京人迫不及待地涌向各个滑冰场，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冰上圆舞曲”。

一个南方人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北方人的一些爱好，滑雪还能理解，那是这几年时髦人群的最新宠儿，无论南北，据说有些南方人对滑雪的热衷甚至超过北方人。但说到天寒地冻里一大群人在一片几乎什么也没有的冰面上玩得热火朝天的阵式，那种管吃风叫无畏，说喝寒（气）有气魄的豪迈劲儿，真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对于北方人来说，迎风斗寒，在天寒地冻间，平衡着身体、舒展着动作、优美着身心，那完全是一种在其他季节里找不到的别样乐趣！

如果问我小时候觉得最潇洒、最时尚的运动场景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滑冰。我脑子闪现的一定是在昆明湖、未名湖、后海、青年湖、陶然亭……的冰面上，一群群男女老少欢快的身影，尤其是不知谁带来的便携式录音机放着施特劳斯的《冰上圆舞曲》，穿着各色毛衣的少男少女们以音乐为圆心飞速滑过的场面，真是无限的浪漫和充满着力量。

那时住在后海一带的小朋友会告诉我们，数九开始，一定少不了听到什刹海的“冰吼”。所谓“冰吼”就是湖里的水因为结冰体积膨胀破裂发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时预示着，北京的溜冰季开始了。不要以为溜冰只是雪乡人民的专门休闲项目，在北京，溜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以上。远的不说，就想想电影《青春万岁》和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滑冰的情节就已经可见在当时的北京，滑冰是一件多时髦、多老少咸宜的运动了。

如乐曲般流畅的滑行运动中，速度、节奏、旋转，带来了力量与优美，带来了血脉贲张、热气蒸腾，手、脚、身、心在舞蹈般的行进间找到了平衡灵动的美感。如果此时再能寒风飒飒、冰吼声声的话，那种战胜恐惧、挑战自然、掌控身体的万丈豪情便会油然而生。于是，在一片冰清玉洁的冰封世界里，漫漫冬日不再是无趣和懒散的代名词。

我学滑冰也是在小学五年级，特别是上初中以后，北航的小树林里的小湖冰冻三尺之时，是我们一群人冬日放学后最快乐的时候。那时孩子们有的滑“跑刀”，有的滑“花刀”。“花刀”容易学些，“跑刀”则能真正显示技术和速度。我有一双爸爸留苏时带回来的冰鞋，虽说大些，但也足以让人羡慕。整个学滑冰的过程，是没有专业老师的，多是大孩子教小孩子，滑得好的教滑不好的，摔跤是不可避免的，记得我的膝盖都摔青了，但是想学好滑冰的热情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现在回想起来，滑冰，在平衡身体、舒展动作、优美身心的同时，“玩的就是心跳！”这才是溜冰运动的精髓所在、乐趣所在！

小时候我最着迷的是让爸爸妈妈带着去北海看滑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海冰场在漪澜堂前，每年都组织化装滑冰舞会，由市体委等单位协调，滑冰高手云集北海。运动员们根据民间传说、戏曲人物或神话故事等演绎西天取经、跑驴、跑旱船、耍狮子、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以及民族大团结等，化装表演琳琅满目。观众站在长廊的高台上居高临下，观看清晰，冰上化装滑冰表演成为冬季北海的一景。

当然，毕竟置办冰鞋在那个年代对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一件成本不低的事情，所以这个运动相对还是比较小众的运动和游戏。而做一个冰车，却是那时很多家庭可以实现的，所以冬天玩儿冰车，是北京孩子们的通俗游戏项目。

那时，不少大院里都泼人造冰场，面积视环境而定，可大可小。北京孩子在这种冰场上，不是用冰鞋滑冰，主要是滑冰车。

冰车是自制的，档次参差不齐。上面是一整块木板或几块木头拼的平板，木板底下两边是两根方木头棍。冰车的优劣，不在于“车身”的木板，而取决于镶在木头棍上的是角铁、冰刀还是豆条( 粗铁条)，这直接影响到冰车的性能。冰鞋跑刀做的冰车，自然滑冰性能第一，但受跑刀长度的限制，车身不宜大，显得局促不说，滑起来总有一种欠稳当的感觉；豆条做的冰车性能最差，两根铁条擦着冰面，滑起来费劲，遇沟坎还难免“趴窝”；综合性能最高的，是角铁冰车，既不失稳当，又不失速度。孩子或置小板凳于冰车上，或在三种不同材料制成的冰车上盘腿而坐，或跪在上面。冰车赖孩子手里的两根铁钎子戳冰为助力前进，相当于划船用的双桨。家里的火筷子，经常被孩子偷出来当冰车钎子。

放寒假后，这种冰场就成了院里最闹腾的地方。滑冰车的孩子戴着栽绒帽子、棉手套，穿着棉鞋，坐着他们的“战车”，在冰面上乱戳一气。经常是缩着脖子下冰，冒着汗收场，五眼塑料底棉鞋也冰汗交加，早湿透了。天天如此，乐此不疲。有时候冰小“车”多，撞来撞去的，很难滑得痛快。

那时候，和平里青年沟附近的一片水域冬天结冰，属于天然冰场，相对院子、市里的人工冰场要开阔得多，周围很多机关宿舍的孩子都来这里“练”冰车。后来一度演成冰车大战。以院分拨，各出若干辆冰车，划出地盘，然后互相攻击，以冲出阻挡直捣敌后为胜，有点类似于地上玩的“攻城”。玩起来场面恢弘，杀声震天。经常是领头的一声“为了列宁，前进”之后，这拨孩子叫着“乌拉——”，几十辆冰车就一齐奔了出去。和平里地区长大的孩子，应该还记得这个壮观的场面。有个朋友当年住十四区，他印象中那一带玩儿冰车属化工大院的孩子厉害，他们不知从哪找的材料，是一色的角铁冰车，机械化部队。别的院和他们一比，豆条冰车占了多半，“打”起来根本不是对手。喊声再响，也是以失败告终。

说到此，要介绍一下冰车的做法。那时家庭自制的冰车现在的小孩子未曾见过。冰车的外形如同倒着的U 字，中部有两根撑，长约60厘米，一般选用方木，也有用圆木的。它主要起支撑和连接作用。在撑的上部是木板钉成的平面，大约40厘米宽，60厘米长，这是坐人的地方，因而木板要坚固。撑的下面是滑轨，如同冰鞋底部的刀。这是冰车的关键部位，一般用大号铅丝纵向嵌在撑的底部，这就是冰车。光有冰车还不行，还需要两个“冰锥”， 就是滑冰用的工具。冰锥除了长短不一样外，别的没有区别，一律用粗钢筋，一端弯曲做手柄，另一端磨成锋利的剑，以便扎进冰里，给冰车传导动力。不过，当时的冰车也如同现在的汽车一样分档次，低档次的就是上述的那种铅丝滑轨的，我们称它为“拖拉机”；中档次的滑轨用钢筋制成，比前一种要快，我们把它叫“吉普车”；最好的冰车滑轨是角钢的，它不但连接得稳固，而且比前两种的冰车高出三四厘米，这样就不怕闯水，而且速度快，孩子们都叫它“红旗车”。

到了冬天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打雪仗了。一到课间休息或者是体育课，所有的孩子们都一窝蜂地涌向操场，捧起雪，弄成雪团，向他人砸去。男生、女生，都在快乐地打着，大家好像忘记了平常的矛盾，有的只是玩乐和快乐。那时候，我是打雪仗这项活动的狂热爱好者。每次身上的衣服都被雪弄得湿湿的，用手使劲地拧，竟然能够拧出水，可想当时状况的激烈。但是，每次回家，外婆都不说我，总是再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

回想一下，童年到底打了多少场雪仗，估计到现在我也数不清了，只记得打雪仗的快乐和随性。现在，只能看着学生们打了，因为童年离我远了，真希望学生们在他们的童年可以尽情地玩耍。

以下是我们那时一个小学生关于“打雪仗”的作文描述：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飘洒。天地之间到处一片白色，我们的院子里铺上了一块洁白松柔的地毯。“走，打雪仗去！”我一声令下，小伙伴们便欢呼着冲向院子里。此时，雪地上立刻展开了一场“激战”。我盯住对方的“指挥官”，趁他一不留神，把雪团猛地砸了过去。“嗖——啪！”雪球一下子砸在他的脸上，打得他嗷地怪叫一声，身体向后一仰，摔倒在雪地里。我方将士一拥而上，把一团团雪球往他的衣服里乱塞。我有一点得意忘形，乐得正起劲儿，不料一颗“炮弹”突然迎面飞来，“吧唧”一声，正巧击中了我的嘴巴，让我吃了一个大大的“雪蛋冰激凌”，于是又引起了一阵“嘻嘻哈哈”的欢笑声。

雪，纷纷扬扬下得更大了，双方的混战也更激烈了。那喊杀声，那惊叫声，那穿梭的雪球，那追逐的身影，那开心的笑声久久回荡在院子里……

2009年的第一天，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带女儿去游乐场滑冰车，当然是新式的冰车。欣赏着冰上孩子们运动的场景，虽没了儿时的兴奋，但内心的惊喜犹存。在这样一个深冬的新年的下午，我以冰雪之心记载下儿时冰雪的欢乐。走入回忆的迷蒙，真想让清爽干净的心绪相伴新年的每一天。

2009年1月1日晚

1951年，毛大庆的外祖父摄于北京北海公园冰场

我们的游戏（一）

女儿最近和很多的北京孩子一样，迷恋上了“比如儿童世界”。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启发孩子社会观念和职业意识的很好的游戏形式。同时也感叹现在孩子的游戏方式和我们那个年代真是太不一样了，就算是“过家家”，也玩得这么“商业”，让我们这玩儿泥土长大的一代瞠目。回头想想，童年完整地经历过70年代的人，多少有些迷失，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地踏过了历史的断层，我们快乐而惊恐地以地球引力为唯一可知的游戏规则。冰棍、粮票、小人书、露天电影、“五七干校”、伤痕文学……是属于我们的历史，时代特征如此明确。

我的小学同学一直希望“童梦京华”梳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各种游戏，甚至写成“攻略”以教给现在的孩子们玩，或不致“失传”。我迟迟不敢动笔，一来实在庞杂，二来生怕总结得不全面……绞尽脑汁也只能在已然干涸了的海滩上去找寻几枚贝壳和海螺，以唤起我们对那片汪洋大海的沉睡已久的记忆吧。

最“低碳”的游戏——捉迷藏、官兵捉贼、老鹰抓小鸡

记得有天翻看报纸，标题大约是美警告基地组织成员不要“捉迷藏”云云。我们小时候，捉迷藏可是孩子家最常玩的游戏，各地称呼不一样，例如，成都称其为“逮猫儿”，到了山东就改叫为“摸瞎驴”，两广一带则称之为“蒙蒙躲”。这游戏不挑地儿，学校、大院儿、胡同、野外，哪儿都能进行。它玩法也很简单，先用猜拳等方式决定某一方被手绢蒙上眼睛或者自觉地背过身蒙上眼睛，倒数10或者20下，等别人藏好就开始出去找人。草垛、煤堆、屋顶、树尖、石柱、墙后都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被逮着了就得表演节目，甚至趴在地上学驴绕一圈，之后他就是下一轮逮人的人。民间儿童游戏占据着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游戏市场，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小孩子们都玩过和知道怎么玩儿捉迷藏，也有着美好的回忆。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觉，有刺激感，可以到处找人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小伙伴，被人找是一种被人关注的感觉，找人是一种寻找幸福的感觉，孩子们可以体会到童年的纯真、无邪，不会拉帮骗人，和同伴合作好，默契配合，可以获得小朋友的友谊和成功的感觉。

记得我前面写过，那时的孩子们没有电视可看，更没有电子游戏可玩，刚上学，作业也不多，所以每天晚饭过后，有星星和月亮的话，总是匆匆忙忙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一搁，便迫不及待地冲向院子里，不用约，自然一大群孩子，大家一起玩儿“官兵捉贼”的游戏。它的规则很简单，将现有的人数分成两拨，猜拳论输赢，决定谁做匪，谁当官兵。然后再指定个地儿，作为关押强盗的牢狱，游戏便开始了。强盗们下山了，勇猛的官兵前往追捕，每抓到一个强盗就将他关进大狱。讲义气且带有几分野性的强盗们前来解救自己的同伙，有被救出的，也有双双陷入囹圄的。等到强盗们全部抓光，一轮游戏也就结束了。满头大汗的双方互相交换角色。有时扯得过猛，强盗的衣服被扯破了、扣子拽得只剩一颗……强盗会要求暂停，在月色中将破衣服脱掉，干脆赤膊上阵，身上滑溜溜的，抓起来就困难多了。夜色就在酣畅的游戏中渐渐地浓了，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家长的呼喊声，我们只能惋惜地结束玩乐，拖着疲惫的身子，也带着一天的满足回家睡觉，同时约定，明晚再玩个痛快。

“老鹰抓小鸡”作为一个老牌游戏，可谓家喻户晓。乡村学校的体育教师就经常让孩子玩，至今长盛不衰。玩法很简单，选出一人做“老鹰”，一人做“母鸡”，其余的人为“小鸡”。“小鸡”排成长队，一个揪住另一个的衣服，跟在“母鸡”身后，受“母鸡”的保护。“老鹰”必须冲破“母鸡”的阻拦，去抓住排在队尾的“小鸡”，直到把所有的“小鸡”全部抓住为止。参加人数不限，目的是锻炼反应能力和协作能力。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可比现在文明多了，又是唱革命歌曲又是戴小红花，连玩的游戏也是文绉绉的。通常是胖胖的幼儿园阿姨做“母鸡”，我们就扯着她的衣襟，尖叫着蹦着两腿儿，左挪右闪。当老鹰的是轮着来，轮到谁谁都不乐呵，“小鸡”全被捉光了才能换人。开始的时候，“小鸡”这边的阵容壮观，长长的一队人马，个个挤眉弄眼，朝凶神恶煞的老鹰说着风凉话。女孩子腿软，跑不快，“老鹰”就专朝她们的方向扑。大家讲究的是“友谊第一，游戏第二”，但蛮横的“老鹰”有时候难免力道过猛，把小姑娘的花衣裳扯得露出了胳膊肘儿……“老鹰抓小鸡”是儿童们携手人生的游戏，既有互助友爱的精神也有团队意识的培养，“母鸡”和“小鸡们”紧张密切的配合使得“老鹰”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抓住“小鸡”，就算“鸡群”大获全胜。“鸡妈妈”当然要负责领导和指挥，“鸡妈妈”的判断和决定，直接决定了“鸡群”的命运。

游戏结束后，不论是“老鹰”还是“母鸡”和“小鸡们”，都气喘吁吁，有的“小鸡”不知什么时候鞋子掉了，于是再悄悄地找回自己的鞋子。有时候衣服揪乱了也根本不在乎，要是平时有人揪乱自己的衣服或者揪掉了扣子，一般都会不依不饶，最起码也要向老师告状。

2010年6月28日深夜

1977年，二年级“入队”后的毛大庆

我们的游戏（二）

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打开收音机，节目是经常伴我走夜道儿的“蓝调北京”。里面的女主播说，就物质而言，70年代是一个苍白而匮乏的年代。可那些残破的街道，衰败的钟鼓楼，厨房里的陈年油烟，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盒、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已经十分疲乏的我，乍听那句话，像猛然掉入了一床温馨柔软的棉被里，心底涌出的感动，顿时无以言表。

喜欢玩儿拍烟盒的，一般都要学会收集与积累，收集的方式也就是几个渠道：一是在道路上捡，还有在人多的地方捡；二是向家长、来的客人、亲戚或者长辈索要；三是我们小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小小的年纪就很有商品交易的意识了。有时候为了一个烟盒，要主动和别人套近乎，拉关系，低声下气的，以求同伴能给一个好的烟盒纸，每每得了一个烟盒纸，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好像今天的孩儿在网络游戏中捡到一个极品装备那么高兴，那么忘乎所以，或者成为在别人面前炫耀的谈资。而谁又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盒，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那时候，作为一种游戏，烟盒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子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管“烟盒”也叫“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这也是我至今还牢记许多香烟价格的原因。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7角2分，“短中华”是6角2分，接下来是“牡丹”5角4分、“红塔山”5角2分、“群英”4角8分、“恒大”4角5分、“春城”3角8分、“三七”是3角7分，按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顺序。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翻过来，可以用手扇一次，如果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瞬间的事。这个按照价格比下来的顺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盒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盒牌子可真是多，上海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的“天坛”；香港的“庆宝”；河南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而我则还记得有“北京”、“竹叶青”之类的牌子，排序就实在记不得了。在我的童年时代，拍烟盒纸曾使我如醉如痴，废寝忘食，它让一大批孩子的童年非常充实和快乐，给我们很多的欢笑和喜乐。

在我们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因为糖本身就是限量的东西。收集糖纸，多半指的是“玻璃糖纸”，即透明塑料糖纸。如最常见的月牙形的水果糖，好不容易弄回来几张，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先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收藏主要是把它们夹在字典或者小说里，我那时是把糖纸夹在妈妈的一本《战地新歌》里。

小时候，尽管没有挨饿受穷，但条件毕竟不能和现在相比，像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依旧十分渴望过年，那样就可以吃到糖、瓜子、花生之类的好吃的。记得，那时候学校放了寒假，我就会跟着爸爸一块儿去上班，利用中午的时间可以一块儿去置办点年货。我记得清楚的就是买糖了。到了商店里，各式各样的、不同价格的糖分别称上一些。回到家里，就一袋一袋地倒出来，然后掺在一起，留下几块后再装进袋子里，大人就会藏起来，生怕到过年的时候，糖就被吃没了。

那时候女孩子特别喜欢收集糖纸。吃完糖把各式各样的糖纸展平，专门找出一本书来夹在里面。每当发现一张和自己收集的不重样的糖纸时，就特别高兴。有时，同样的糖纸有两张时，还会特意留出一张来送给自己的好朋友。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商标等会被洗掉，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个孩子也可以玩儿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顺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 就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一般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则乖乖地努力收集糖纸，夹在各种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不乏有人拿着各种自己的宝贝去换糖纸……为了一刹那的骄傲，他们牺牲了好多物质的欢乐，甚至承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屈辱。但当他们捧出满满当当的糖纸，心里的幸福滚烫着简直要喷涌而出……

那会儿我们男孩子不光拍烟盒、攒糖纸，还玩儿挑冰棍棍儿。那冰棍吃剩的木棍儿可是夏天里孩子们的宝贝，现在的人不理解，这么脏的东西有什么用? 那时的孩子们不但四处找，相互之间还争得头破血流呢! 当年，穿冰棍的木棍都是木头的，小木片，两头呈椭圆形，不同厂家出的产品格式都是大致一样的，酷似医院大夫检查喉咙的压舌板儿。孩子们把木片收集起来，自然是多多益善，然后稍微洗一洗，不然会很粘手，这倒不是出于讲卫生的目的。具体的玩法是，每个人在预测对手的木棍数量之后，拿出一定数量的棍儿，数量多的先玩。把两人的木棍合在一起往地上一撒，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相互压住的棍儿挑开。只能一根一根地挑，而且挑起来的木棍不能落下来砸到另外的，能挑出来的就是战利品，但如果触动了下面的木棍，就只能让位下一家玩。这个游戏对人的定力是一大考验。

还有一种三分钱冰棍的棍儿一般都是竹坯做的，另有玩法。常规的玩法是每人拿出四根，往地上一撒，看看四根棍儿组成什么图形，从而决定谁先玩。如果是四根冰棍棍组成了两根一交叉的“井字形”，这个叫“双”，属于最大的；其次是两根交叉但另外两根单奔儿，这个叫“边儿”；再次就是三根交叉在一起而另外一根单着，这个叫

“三儿”；再往下就是四根胡乱组合在一起，这个叫“四儿”；最差的是四根都是各自为政，谁都不挨谁，叫“屁”。比过大小之后，由最大的人先玩。拿起一根，开始一根根地挑开这些摞在一起的棍子，挑其中一根的时候，不能碰到别的任何一根冰棍棍儿，需要屏着呼吸去慢慢挑，很有意思。

现在的冰棍棍儿，都是粗的，就没法玩了。现在的小孩子也都玩儿PSP 、XBOX 一类的新式游戏，没人会看上这种既单调又不卫生的土游戏了。现在的孩子们炫耀的方式张扬且极端，相比之下，70年代的孩子要寒酸得掉眼泪，但是他们天真、淳朴，孤独却能自找出路，把单调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那一切像未完成的剧本，任何后来者都无法挫败他们的骄傲，一串稚气却自信的足迹，朝着阳光的来路，无限延伸。

2010年7月21日凌晨

1949年摄于上海外祖父家的小花园内，从右至左依次为毛大庆的母亲、四姨、表姨和三姨

我们的游戏（三）

弹球儿是古老的游戏了，有野史说慈禧在宫里的时候，也经常与太监们以此逗乐。这十有八九是杜撰，但不管怎么说，她那份闲散之心实在是让人羡慕。两指头按住日历，顺着光阴的去向追溯，它历史也真够悠久的了。以前不是还有打陶瓷弹球儿、钢珠、泥丸的玩法吗？到了70年代，就只剩下打玻璃弹球儿了。玻璃弹球儿又被孩子们分为两种，一类是嵌花弹球儿，一类是白或单色（绿色的多）玻璃弹球儿。有了顺手的物件儿，折腾起来就容易多了，最常见的玩法有两种：“出纲”或“打老虎洞”。在地上画线为界，谁的玻璃珠被打出去就算输，这叫“出纲”；或在地上挖出五个坑，谁先打完五个洞，就变成“老虎”，然后打着谁，就把谁的玻璃珠吃掉，这叫“打老虎洞”。情况有些类似现在的高尔夫。

有些孩子觉得这个玩法复杂了，就讲求一对一“单挑”。如果自己的球掉进了圈子内，那就“烧死”了，球儿全归对手。这样下来，一次输赢往往在几十枚弹球儿以上。那时，有些“老玩家”的技艺是十分出众的，可以击中三四米开外的弹子，连大人们也觉得神乎其神。赌得上瘾了，总有些人输得体无完肤，把“镇山之宝”——嵌花弹球儿也拿出来了，企图赤膊上阵，拼个鱼死网破。那可真是不得了，一颗嵌花玻璃珠能抵两个白玻璃球，一颗透明大珠抵五个白玻璃球，而一鸡蛋大的嵌花珠则可以抵十个玻璃球! 尽管如此“舍生忘死”，但还是输得精光，只好站在一旁观看，过着干瘾也比回家强啊。

我们那时候，放学后，到处都可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兜里装着若干玻璃球儿（小贩有售，孩子们也彼此赠送或买卖），着了魔似的趴在地上玩儿弹球儿，有的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于时间、地区的不同，弹球儿的玩法也有所差异。我们一般有下面三种玩法，可能代表一部分北京小孩记忆里的玩法。

其一是汇锅儿。这种玩法两人以上均可。先在空地上画一个大约长25厘米、宽10厘米的四框，叫“锅儿”。临时商定每人把相同数目的球儿，一字排开汇在“锅儿”里。在距离“锅儿”约两米远画一条与“锅儿”平行的横线，叫“河”。参与者把自己得心应手的球儿，叫“老子儿”，从“锅儿”弹向横线（“河”），按距“河”远近决出先后顺序（下文以甲乙丙区别），由甲首先自“河”处弹“锅儿”里的球儿，如果把球儿弹出“锅儿”外，这个球儿暂归甲占有，并从“老子儿”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弹“锅儿”里的球儿，直至没能弹出球儿或“锅儿”里只剩一个球时为止。然后按上述规则依次由乙、丙接续弹“锅儿”里的球，如此这般全部参与者轮流弹过一遍以后，就改变按以下规则进行：（一）没有从“锅儿”里弹出一个球儿，就算“死”了，退出本局；（二）如果弹球时“老子儿”溜进“锅儿”里，如果有暂占球儿，把球儿汇回“锅儿”内，罚停弹一次；如果没弹出球儿，就算“死”了；（三）等到“锅儿”里只剩一个球儿时，停击“锅儿”里的球儿，只能互攻“老子儿”。如甲击中乙的“老子儿”，且乙有暂占球，要全部输给甲，甲再攻乙，若第二次又击中，乙就算“死”了；如果没有击中乙，换乙攻击任何一个“老子儿”，直到击中最后一个对手，则全局结束，胜利者赢得“锅儿”里的全部球。另外还有一些细则，如弹球时必须在“老子儿”所在的地方画一条短线，不许超出此线；不许“大努儿”（弹球儿时手臂“努”出）；如“锅”里只剩下一个球儿，可把暂占的球儿再汇回“锅儿”，借弹此球攻击对方“老子儿”等等。

其二是溜坑儿。这种玩法不用画“锅儿”，也不汇球儿，而是距“河”两米左右的地方，挖五个小坑，临时确定好坑的编号。决出弹球的先后顺序以后，开始由甲自“河”向坑儿弹去，目的是进坑儿。这种玩法的主要规则是：1. 必须弹进坑儿；2. 如果弹进的不是一号坑儿，必须依次退进一号坑儿，再由一号坑按顺序弹进二至五号坑儿；3. 如果不能一次弹完五个坑儿，下次再弹时仍需由一号坑儿弹起；4. 必须弹进五个坑儿后，才有攻击对手“老子儿”的资格，被击中者叫“死”（输），每个失败者输给最后优胜者一定数目的球儿（事先讲好）；5. 无论是溜坑儿还是攻击“老子儿”，都是必须在攻击目标的背侧（如向东弹必须在坑儿的西侧），坑沿儿作为弹球儿的起点。

其三是撞子。这种玩法最简单，人数不限。就是在距离墙（或立一块砖）一米多远的地方画一条横线，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的“老子儿”用力往墙（砖）上一撞，必须滚过横线，远者先近者后，决出甲乙丙等的顺序。首先由甲选择距离自己最近的弹，被弹中者叫“死”，输给胜者一定数目（事先讲好，一般是一个）的球儿，再继续弹第三者；如没有弹中时，则由乙接着弹，以此类推，最后的胜利者结束一局，重新撞子儿，再开始新的一轮。

除了这三种比较普通的玩法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玩法。就是这三种弹球的细则也不尽相同，孩子们玩的时候常常增加一些名堂。弹球是一个熟练工种，有些好的弹手一般都自己有一两个很经砸的、伤疤累累的球。这些球一般都特别硬，表面磕得像麻子一样。还有一种棕色的玻璃球，孩子们叫它“酱油大泡仔”，也是很有威力。

弹球属于比较文明的游戏，但很不卫生，不管多脏的地方，我们都毫无顾忌地摸趴爬滚，而且赌劲儿十足，常常为一个球儿争得面红耳赤。

弹的时候，手的位置应当放在胸前或者腹部，弯曲成90度角，不能故意往前伸。如果往前伸了，就等于缩短了主球与目标球的距离，我们把这种动作叫作“拱”( 或“努”)，这是不允许的。只要大家一喊“拱了！拱了！”这人就不能再比赛了。但是，弹琉璃蛋儿的规则又比较灵活，有的像现在打升级一样是约定俗成。例如，玩家弹击用的球，不一定是在场地上的主球。他可以根据需要随机选择自己顺手的球弹击。再如，目标球也可以更换。有人为了爱护自己的好球，当自己的球即将被击打时，可以换上一个差一点儿的球。

另外一个和泥土亲密接触的游戏和刀有关。

我们那时候常能看见男孩子手里都拿着一把小铅笔刀（立刀），体育课或者放学后，找一比较松软的泥土地，画个大“曰”字格或者“田”字格，每人分一块，在自己“地盘”扎三刀，如果刀不倒，就在别人的地盘扎一刀，然后根据刀的走向画一条“界”让对方选择，一直到对方没“地盘”位置。这游戏很考验准性，有时候你的地盘会被划得只有筷子粗细，不准不行啊。这个游戏我们叫“打倒土豪分田地”或者“剁刀”，玩的时候先慷慨激昂地念这句口号，然后“嗖”一下把刀扔下去。比较倒霉的是，有一次我没扔准，戳到脚上了，穿的凉鞋啊，疼死我了……那会儿能夺走弹球儿半壁江山的游戏只有“剁刀”。它也叫“剁地”、“分田地”，是最简便易行的两人“泥土”游戏。

有时候一方的土里埋着不少石子或者碎玻璃什么的，孩子们叫作“地雷”。来剁的一方的刀遇到“地雷”，死活也立不住，当然只能认输，自认倒霉。

那年月，沿街“满坑满谷”的大字报都在叫嚣“我们是土地的儿子”，对于年少的我们而言，弹球儿和剁刀建立了孩子们和土地亲密深厚的感情。现在清晰记得的莫过于这两样，但多少也有些面目不清了，像拓在了陈年的诗稿上，裹携着一层灰土，纠缠在了混沌的记忆里。

2010年9月3日凌晨

1979年12月，毛大庆和父亲（唯一一张带小队长标志的照片）

我们的游戏( 四) 

玩儿打仗

和我们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以及电影艺术有关，男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玩儿打仗。

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对战斗英雄顶礼膜拜的年代。家里没有电视，也就压根儿没有了现代儿童赖以生存的游戏机和电脑，日常生活显得单调而枯燥。幸亏有广播和电影。中午，院里的大广播经常播放战斗英雄的故事。夜晚，露天电影场常放映《上甘岭》、《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桥》、《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战上海》、《沸腾的群山》等战争片。在这种氛围里，我和同时代的孩子们都把潘东子、小嘎子、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人物当作自己崇拜的偶像。

每到春天太阳暖洋洋的，大地潮湿柔柔软软，稀稀的泥巴到处都有，一群男孩子就开始玩儿打仗了。通常分成两队，把树枝撑在帽子里，做成大盖帽，或把柳树枝折了来，一圈一圈编成掩护帽子，戴在头上，学八路军。每队都推选大一点的孩子当“司令”领着一些小朋友，两边均找好一个土坎或者大石头做掩体，并准备好用稀泥巴揉成团的炮弹。然后，一声令下，双方相互攻击，冲锋，厮打，肉搏，嘴里也不停地冲啊、杀啊地喊着，直到把一方击退，投了降，才结束战争。那时真勇敢，勇往直前，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有时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去。

到了夏天，一场场大雨冲洗着炎热的大地，雨水汇集到一起，积成了一个个水泡子，这也成了我们玩儿水的场所，在这里打水仗，做游戏，直到一个个变成了水人方才罢手。冬天，雪地也成了我们的乐土。从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开始打雪仗，经常是雪球空中飞，在脸上开花，在脖子里生根。没人敢恼，否则，会遭到大家更猛烈的攻击，更有甚者，会被开除出“革命队伍”。

玩儿打仗虽为一种游戏，但它也有它的规矩。规矩虽然是约定俗成，但是参加者也必须遵守。第一就是不能来真的。你向人甩湿稀土块可以，但是不能扔砖头，因为砖头会伤人。第二就是不能伤及无辜。你可以向自愿参加者扔湿稀泥巴，但是不能向行人扔。第三就是既然玩就要玩得起，不要恼羞成怒，动不动就拉脸儿，就没有人愿意陪你玩了，从此也就再也没有可爱玩伴了，那就会陷入凄惨的境地。

后来，因为有了国外战争片儿，玩儿打仗在我们大院里还一度“国际化”起来。记得两部男孩子最爱看的电影是《勇敢的米哈伊》和《斯特凡大公》。《勇敢的米哈伊》引发了“骑马打仗”热，而《斯特凡大公》则使得家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偷偷把家里的拖把棍儿拿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棒子队”。我就曾经带着二十余孩子在院里整齐列队行进，嘴里还喊着“刀枪不入”之类的口号，弄得家长哭笑不得。

骑马打仗

土耳其电影《勇敢的米哈伊》里面雄壮的马队厮杀的场面令男孩子们个个倾倒。于是大家开始热衷一个人背着一个人和另外一对“厮杀”的游戏: 骑马打仗。

玩的时候最少四个人，多人更好。主要在沙地上打，否则摔下来太疼。首先一群孩子分成两拨，然后自愿组合，两人一组，一般比较高大的孩子当马，把另一个背起来，然后两拨人就上马开打，对冲。骑马的人可以用手拉扯对方，只要把人从马上拉下来或使对方连人带马一起摔倒，对方这一对就得下场，直至对方一对都不剩。当马的孩子不准动手拉扯对方，但可以用身体去撞对方的马。做一匹好马是要学习一些战术的：一般开始对冲的时候都是两三对一起冲到对方最厉害的一对面前，合力给他拉下来。但也不是太奏效，因为对方总会有别的人保护。所以大部分情况是比较厉害的人和对方正面拉锯，不厉害的就想办法迂回到对方后面去偷袭。如果迂回的时候受阻被干掉也只好认倒霉。

后来我才知道感情骑马打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民间儿童游戏。唐朝李白也曾在《长干行》中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是小孩子拿竹竿当马骑，在房间里跑来跑去。长大一些的孩子就不再骑竹马了，变成互相当马，背在背上。

这个游戏很“低碳”，既不需要专门场地，也不需要器械服装。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活动了身体，清醒了头脑，在全部是男生的情况下很容易开展。玩的时候很讲究技巧，战士与马必须配合默契，马儿左冲右突，战士奋力厮杀，暂时打不过的逃到稍远的边缘，喘息一下再杀入战场。绊马索不可以用，因为这种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也容易出危险。我们冬天的时候最爱玩，因为玩完了特别暖和。当然也有特别激烈的场面，我因为个子小，总是当“武士”，经常一场下来，衣服上的扣子一粒不剩，回家灰头土脸被大骂一顿。

抓特务

特务这个词现在的孩子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即使知道，也没有几个人有感觉。我们那个年代可是满眼都是特务：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坏蛋”、“特务”。那时候的逻辑就是，一个事件中，一定有一个“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和一个“阴险恶”的反面人物，而反面人物中的主流就是“狗特务”。

于是就有了“抓特务”这游戏。我们一般是晚上玩，参加人数不限，也不限男孩、女孩，参与人数越多越好玩。男孩和女孩搭配好，分成两组，各选出一名组长，由两名组长伸手抢——“石头剪子布”。抢赢的就先扮好人或解放军，没抢赢的就先当特务、白狗子。特务组成员，手上粘一块白色纸，小白布或白手帕，先躲藏在黑暗处或人家屋里，不能超过指定的躲藏界线。一面注视着对方从周围去抓，用“枪”打，一面用拇指和食指扣成八字形，嘴里喊“啪”一声生效，表示打死或打伤了对方。特务躲藏好了，就由特务组长，发信号给“解放军”队长。两组队长互不指说对方成员躲藏在哪，从哪包抄，只当公证人，看着谁败谁赢。“解放军”队长听到特务队的信号，就对同伴发出号令:“同志们，大家集合，我接到上级通知，说我们村从外地逃来了几个特务。我们要牢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你们有信心消灭和抓住那些特务和顽固的敌人吗？”队员响亮地回答：“有！”话音刚落，就像真的抓特务那样，小心谨慎地防备特务反击。谁赢了，下轮就当解放军。

如果有人写游戏史，上面这些游戏应该都已经绝迹了。

2010年11月26日北京飞往深圳飞机上

我们的游戏（五）

几天前，奇爱博士告诉我，她养的热带鱼生了很多小鱼，于是很手足无措。我问她拿什么养活这些小鱼，她回答：鱼虫。她说的“鱼虫”这个词，突然引发了我无限回忆：夏天的傍晚，小河沟，纱布铁丝自制的大小捞网、一群群红色的“鱼虫”……我们小时候花园路、小月河、北土城之类的记忆跃然眼前。

如今四五十岁的那几茬“北京孩子”中，不少人至今还保留着养热带鱼的爱好，追溯起来，他们的养鱼史，都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我的朋友里，大有人在。

那时，家家养热带鱼，大人有兴趣，孩子也一起养。那年代没有今天现代化的家伙设备，更不知道“水族箱”是什么东西，鱼缸是化学实验室的各种玻璃器皿或自己“攒”的，到处找三角铁，找铁皮，找玻璃，找玻璃刀，找不到就偷。不少孩子偷着拆了家里的镜框，用玻璃做鱼缸。《父亲茅盾的晚年》里曾提到，茅盾的孙子在家里折腾，“把相框上的玻璃全拿下来做了鱼缸”。这种玻璃也就两厘米厚，两厘米的都少，做不成太大的鱼缸，顶多三四十厘米长。据一个朋友讲，他们的玻璃都是去家长单位一个仓库的阁楼拿，获取工具是铅笔刀和钳子，先用刀把腻子刮下来，再用钳子拔出钉子，玻璃就到手了。材料有了，鱼缸做起来也不大费事，主要是用腻子和铆钉来固定边角。这两样东西需要买，但都不贵。铝铆钉一分钱七个，铜铆钉一分钱三个，腻子几分钱一斤。鱼缸玻璃分成三部分，行话称：底、堵（两头）、面。先做底，把架子固定住，再往上搭。我在上中学时，也曾做过那样一个鱼缸，材料选自废旧的马口铁，先裁成一寸多宽的铁条，再用锤子一点点敲打成角铁，然后用铆钉组合成鱼缸架子，装上玻璃就成了鱼缸。养鱼热带动了制作鱼缸热，我有很多养鱼的邻居和同学都是自己制作的鱼缸，大家互相传授经验，交换富余的品种，不仅乐此不疲，而且都很有成就感。

热带鱼的品种，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那么几种。普通的是“孔雀”，这种鱼容易活，直接下小鱼，自然也最常见。稍“名贵”一点的是“红箭”和“黑玛丽”，也直接下鱼。“神仙”最少见，为热带鱼里的极品。谁家的鱼缸里有条“神仙”，那是能让满室生辉的事情，恨不得一楼的孩子都来观赏。养鱼成风的那段日子，两条“神仙”可以换一辆锰钢自行车，而自行车的地位，当时居家庭三大件之首，锰钢自行车又是自行车里的奥迪，可见“神仙”之俏与热带鱼之火暴。那时也没听说有什么鱼市，都是互通有无，孩子间大体本着等值交换的原则换鱼，如三条“红箭”换两条“黑玛丽”之类。像“红绿灯”这样的甩仔儿的鱼，都较为难伺候，需要“粪”，有的要用蒸馏水养，一般孩子费不起这劲儿。

比较好养的是“金鱼儿”。金鱼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金鱼的品种可就多了去了。望天、龙睛、珍珠、红头、帽子、绒珠、水泡眼、狮子头……北京人图吉利，养金鱼讨的是“吉庆有余”、“年年有余”的口彩。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各色的两尾鲤鱼类的金鱼称为“小金鱼儿”。加一个小字，再读出儿化音，这鱼可就两码事了，其价格相差也甚远。“小金鱼儿”十分耐寒，腊月、正月是小金鱼儿最好销的季节。家里不富裕的买两条小金鱼儿，又哄孩子，又图吉利，讨个“来年有余”的兆头。其实，孩子玩了几天之后鱼就全到上面“仰泳”了。

养鱼的鱼食主要就是“鱼虫”。鱼虫也是自己去捞。鱼虫是一种水生的小虫子，大小约半毫米一只，一大堆放一起呈粉红色。北京城大凡有河沟、沼泽水域的地方都有人在捞。夏天的早晨或傍晚，你可以看见河沟边站满了人，在用各种长短“兵器”捞鱼虫。记得有一阵子地铁工地发大水，北二环沿线成了一条泥河，也一度成了捞鱼虫的好去处。也有走街串巷卖干鱼虫的，用纸包包着，大小不一，三五分钱一包。

热带鱼对水温有着很挑剔的要求。那会儿只能用土办法维持水温，比如冬天把鱼缸搁暖气边上或者垫块毛巾搁暖气上；夏天则在换水前一定把水在太阳下晒热才换。经常有因为直接用水龙头里的水换水导致鱼“感冒”而死的。我小时候不懂，冬天怕鱼冷，就把那年代用来煮开水的电加热器通了电放进水里，结果忘了拿出来，一晚上煮了一锅鱼汤。

热带鱼并非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北京人养鱼的历史当然不可能这样短。据史料记载，北京人养鱼在金辽的北京就有传统。但是，如果有人写一本人类养鱼史，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是不能不重点提到的，因为此前和此后，都不再有如此盛大的养鱼景观，能让它成为一种几乎覆盖了所有家庭的娱乐方式。绝大部分养过鱼的孩子，并没有成为终生的热带鱼爱好者，那时，他们是随着潮流卷入了由孩子组成的养鱼大军之中。

如今，鱼市上的品种已经数不过来了，各种鱼缸琳琅满目，前几年，大商场里都摆着上万元的进口鱼缸（水族箱）。现代化的养鱼工具也一应俱全，要从养鱼中找回童年的感觉，已是难上加难了。

2011年3月13日

1974年的全家福

我们的游戏（六）——斗蛐蛐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说法。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北京地区的蛐蛐以京北海淀区苏家坨的“伏地儿蛐蛐”和京西门头沟福寿岭的“青麻头”最佳。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三四十年代，制作艺人中以“泥人黄五”、“大关”、“通州李”等最著名。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就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了许多人为的成分在其中。

我们小时候群体聚众斗蛐蛐是暑假的重要活动之一。常常是下午十几个孩子各自抱着装有自己蛐蛐的玻璃瓶汇集在一起开始斗蛐蛐。斗蟋蟀先要捉蟋蟀，捉蟋蟀也有学问。那时听爸爸说，先要准备工具。一是要准备一根竹筒，一头有节，另一头是通的，上面还要有小孔，通的一端用塞子塞起来。捉到了蟋蟀就将它放到竹筒里去，用塞子塞起来。二是要准备一个铁丝网罩，当蟋蟀跳出窝时，可用网罩罩住。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我始终未拥有这一工具，要抓就用手掌，所以有时会将蟋蟀拍残甚至拍死，但大多数是可以完好捉到的。我和小朋友们一般下午到大院旁边的荒地，特别是碎砖堆处，听到蟋蟀叫，就循声去找。找时要轻轻将砖翻开，如看到有蟋蟀，就要小心地用手去抓。如让它逃出来了，就比较麻烦，如果它又跳进其他砖头瓦块缝隙里，那还要继续刨下去，甚是不容易。

那时候大院楼前的道路都是用半米见方的水泥砖铺的。道砖的缝隙里或者下面往往传出蛐蛐的“歌声”。一次我们为了抓一只蛐蛐，将一条路的道砖全部翻了起来，弄得下班回家的家长们哭笑不得，把我们全部“抓”回去，狠狠教训了一顿。

蟋蟀分雌雄，能用于打斗的是雄的，尾部有两根肉针。如果是三根肉针，就是雌的，不能用于打斗。捉到以后，要养好。最好养在蟋蟀盆里，盆是陶土制的，没有时用各种陶罐也可以。每天给它吃米饭粒，还要给它水喝。天冷了还要保暖，否则会冻死。

蟋蟀的品种有好坏。据说一般和毒虫生活在一起的最好，但这就使我们捉时很害怕，既希望捉到“蛇蟋蟀”、“蜈蚣蟋蟀”之类的毒虫蟋蟀，可又怕真的翻到蛇和蜈蚣之类的毒虫。一般大的蟋蟀较厉害，所以捉到了大蟋蟀我们都高兴极了，但实际上也不一定，有时小的反比大的狠。这时我们就给它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如“大将军”之类。

夏天晚上的大院，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天堂。各个楼的孩子们齐聚大院玩儿“藏猫猫”，斗蛐蛐。有时大伙藏猫猫玩得起劲，躲藏的地方有截倒塌的墙，听到蛐蛐声，一群孩子就疯跑回家拿了电筒，开始找蛐蛐。

斗蟋蟀时先要把两只蟋蟀放到一个盆里，然后用蟋蟀草去引它们相斗。蟋蟀草是一种夏季很常见的草（学名牛筋草，广布全国各地，是棉花、豆类、薯类、蔬菜、果园等重要杂草），会抽杆，顶上有十字形鞭状条的花，将花条从十字形中间撕开后再折返往上撕，就可得到一丛白色的毛。用这毛去引蟋蟀的头部，蟋蟀就会开口来咬，如果将它引到另一只蟋蟀附近，或者将两只蟋蟀都引一下，它们就会相互打斗。那蛐蛐在蛐蛐草的逗弄下，不断地发出清脆的叫声，也引来我们的笑声不断。

蟋蟀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它们相斗真是你死我活，非要等另一只实在不行认输才罢休。这时，一只就发出胜利的欢叫声，而另一只就落荒而逃。有时一只虽然被甩出了盆外，如果它不认输，还会自己跳进盆来继续战斗。

每每和小朋友们在院里玩，那随手可得的蛐蛐草成了我们欢乐的源泉，随意躺在草丛，折下一根蛐蛐草，撕开就相互逗弄开来，那欢快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传了很久很久，至今都能听见……

2011年11月6日清晨

我们的游戏（七）——与“武器”有关（1）

我们这些生长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时代的孩子，接触的电影八成都是战争题材的，所以男孩子的游戏多和打仗有关，而玩具，那时候物质匮乏，家里条件有限，只有自己做，也多半是武器，乃至“凶器”。但寒碜的生活却并不妨碍孩子们尽情玩耍，儿童游戏玩具品种之多、参与者兴趣之浓，至今仍是我辈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自制“武器”中因为颇有一些已经绝迹了，所以本文尽可能详尽描述其制作原理，以为后来的孩子留下效仿的依据。从这些自制玩具的精巧的机械结构可以看出，我们那“一穷二白”的年代，孩子的动手能力真的超强。

弹弓和弹弓枪

男孩子历来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是多少代男孩子百玩不厌的玩具。据说弹弓历史悠久得一塌糊涂，古代干脆就是武器。到我们这帮子小孩子好玩儿弹弓，大概多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原始自制弹弓主体是树杈和宽皮筋儿。取材需要是Y 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后来发展成用硬铁丝做一个，手柄上捆上玻璃丝，看着更先进、更来劲儿。皮筋，多是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或手柄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那时，让人羡慕的、爱在女孩子面前“得瑟”的，就是用弹弓子装上石子儿打鸟，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你在树下刚摆好姿势，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飞走了。比较野和淘气的孩子，还有对着小鸡、狗开练的。自然，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噼噼啪啪，玻璃渣子溅一地，那也是常有的事情。

应该说，弹弓枪是弹弓与枪的完美结合。它的出现，与当时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有关。当然，其杀伤力也较低，否则不可能流行起来。一根铁丝，钢钢硬的，最好是八号铁丝；若干细铜线（或者玻璃丝），用来缠枪身；几根橡皮筋，用来发射子弹。这些材料，比较容易“操持”（搜集）。铁丝，谁家都有，实在没有的，去工地捡铁丝头也够用的。细铜丝值钱，卖破烂也值两个子儿，一般家长都藏得严实。不过，“再严实也躲不过好猎人的火眼金睛”。至于橡皮筋，跟女同学要就是了，那东西便宜，几分钱就一大把。材料备齐了，工具只需一把钳子，扭来转去的就做成了一把枪。最难弄的是枪头的“羊角”，需要比较大力气，我那时一般都会求助大人。

弹弓枪的子弹全是纸叠的，子弹前面的那个尖儿，完全取决于纸的材质，纸厚且硬，威力就大大加强。那时最硬的子弹是用“挂历纸”叠的，只要你端起枪来，对手无不望风而逃，吓得屁滚尿流。碰上哪个老师不厉害，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正是“神枪手”大显威风之时，一时间，子弹纷纷击中某些同学的后脑勺部位。“哎呀，哎呀”之声接连传来。收枪动作慢的，自然被老师缴械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把枪拿在手里，端量了好一会儿，或许她在心里赞叹这些调皮学生的灵巧创造吧，说不定那把枪后来成了她的孩子的玩具了呢。

子弹是不长眼的，误打误中的事情时有发生。打到同学眼睛上、打得头起大包、女孩痛哭，告老师找家长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至今最让我惭愧的，是一次我生病请假在家，母亲在桌边剥豌豆，我在桌子上叠了一大堆子弹，装在枪上正比画，一不小心走了火，子弹正打在母亲眼角，当时肿了个大包……当然，那枪也保不住了。

上世纪60~70年代的普通级弹弓枪，相信出生于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陌生，它是在特殊的经济条件下的男孩子们最喜欢的特殊的玩具，一根铁丝，若干漆包线，一根橡皮筋，经过巧手的弯折，套上橡皮筋，就变成了一件颇具“威力的武器”。但它是怎样被做出来的，在成年人的记忆中已经开始模糊了，对于年轻人它也只是个传说了。

滋水枪

小时候，天气一热，玩儿水成了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到八一湖、护城河里游泳，到各大学游泳池一玩一下午，下雨

水等等，都没少干。水成了炎炎夏日最好的降温之物。当然，拿起自己做的滋水枪，课间搞个恶作剧更是家常便饭。

小时候手工做的滋水枪都非常简陋。用一根尺余长的黄色软橡胶管（有的是医院用的输液管，有的用自行车气门芯），一端扎紧，另一端插进一根用完的圆珠笔管，然后再用绳子扎紧。圆珠笔尖一定要把中间的滚珠用针顶出来，水才能从中滋出。我们把这种装备叫滋水枪，其实一点枪的样子都没有。

玩的时候，拔下圆珠笔尖，用两只手指夹紧圆珠笔管，对准自来水龙头，打开水阀，将水注入胶管儿。不一会儿，厚厚的软橡胶管就被水撑得鼓胀起来，像一根巨大的透明香肠。灌好水后，再迅速把圆珠笔尖插回，用一个指头堵着笔尖。一旦松开手指，胶管里的水在胶管紧缩的压力下，会射出很远。另一只手托着充满水的软胶管，管子很长的时候，干脆就把胶管挂到脖子上，这样就可以“打仗”了。见到滋水对象，松开堵着圆珠笔尖的手指，水立刻划出一条抛物线，直奔对方。对手也不示弱，立刻滋水回应。交战双方被水射得东躲西窜，伴着嘻嘻哈哈的笑声。你来我往中，大家都不想让对方水枪里的水射着，又都想把自己水枪里的水射向对方。于是，边闪躲边进攻，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没一会儿，统统都成了水人。你看看我被水打湿衣服的狼狈相，我看看你浑身湿淋淋的窘状，大家都乐不可支。常常课间弄得一塌糊涂，上课狼狈地坐在教室里听讲。

说起来，水枪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软胶管出现以前，小孩玩的是用竹管儿做成的射水枪。据民国初年的《日用居家百科全书》介绍，水枪是选用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竹管儿，在封闭端钻个小孔。再找一根竹条，顶端缠绕些布条，使之与竹管儿内壁紧密结合，再从开口端插入。上提竹条吸水，推进竹条射水。这和现在的注射器有点相似。现在的小孩，别说玩儿竹筒式的水枪了，就是胶管式水枪也少有人玩。商店里有卖花花绿绿的仿真水枪。即使有家长肯为小孩子买，也不过是在水枪里灌点水，让孩子象征性地对着某个方向滋几下水，有哪位家长舍得让自己的孩子被水淋个透呢？缺少对抗性的游戏，当然吸引不了孩子去玩，他们不喜欢玩儿水枪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2年5月30日夏夜于花园路

我们的游戏（八）——与“武器”有关（2）

前文中提到的我们那时代孩子热衷的玩具中的“武器”有弹弓枪、滋水枪等，对比本文中记述的砸炮枪、链条枪、飞刀等等，它们只能算“武器”中的“文器”，本文记载的这些却真正是“武器”了，其危险性、技术含量等均大大加强。对于我们男孩子来说，它们是武器中的“上品”，对于老师、家长来说，是属于要“罚没”的器具。我们那时候的男孩子，玩得疯的，都希望拥有件这样的器物，代表着“威武”和“权威”。而我，这些基本上都拥有过。

砸炮枪

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拥有过若干把砸炮枪。轮子的，驳壳的，金属的，塑料的都有。大约是因为那时父母在四川工作，而四川生产“砸炮”，这玩具在那里非常发达。金属制黑色的砸炮枪如同真实的小型手枪，“子弹”是一卷卷的纸质“砸炮”，半厘米宽的红纸上间隔半厘米一个火药黑豆。把一卷砸炮装进枪里，每扣动一次扳机，手枪就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声并冒出一缕青烟和一股火药味儿，子弹卷跟着转一下上一发子弹。那时候打仗的电影里的道具据说用的也是类似的砸炮枪。

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有过一挺金属的打火药的小德普，大概一尺多长。把左轮用的8发弹药盘剪成一粒粒的装上德普的弹盘，扣动一次扳机弹盘转一下，击锤击发一次，是机械式的。装弹量达不到100发，也就弹盘外缘一圈，二十多发的样子。

一种是塑料做的，打不了几联就废了。就算是铜的，由于火药的侵蚀，脏兮兮的也很有碍观瞻。

那时候男孩子都喜欢玩儿打仗，手里有一把砸炮枪的小孩儿都特别神气。

链条枪

链条枪，又名火柴枪，是中国七八十年代的著名儿童玩具。链条枪的组成材料有：粗铁丝、自行车链条和皮筋。弹药为普通的安全火柴。链条枪具有撞针、扳机、枪身、动力、子弹，与真实手枪原理一致。

铁丝拧成的枪架上，串着若干自行车链扣。链扣们的另一侧孔供枪栓活动。最前端的链扣需要打入一个自行车辐条顶端的螺帽，以恰好留出一个火柴棍大小的孔。整串链扣和枪栓分别用从自行车内胎剪下来的橡皮筋箍好，使用时掰开最前端的链扣，将火柴棍塞入螺帽形成的孔并向外拉出，而火柴头上的火药则留在螺帽内。扣动扳机，皮筋弹力促使枪栓高速撞击火柴头的火药，火药爆炸并产生巨响和气流，促使火柴棍射出。火柴棍高速射出，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因此链条枪具有危险性。

那时候制作和玩儿这种枪的基本都被视作“坏孩子”。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曾经和学校的一帮“坏孩子”一起玩过一阵子这种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把院子里不知谁家的白床单打成了渔网状。

飞刀

当然，除了枪，还有就是刀。当时扔飞刀也是比较盛行的游戏。那会儿还没有现成的工具，小刀也是自己变着法儿做出来的。用一根大铁钉，放到铁轨上或者车轮下，车一过，基本上就压成了一把小刀的雏形，然后再精心打磨得锃亮，就是一把飞刀了。我们为了贪多，这样的飞刀一般要做好几把，却又怕大人发现、挨打，就藏在各种地方，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炫耀。

扔飞刀这把戏危险，得找个空旷的地儿，一比高低。通常是下课后，几个孩子相约到小树林里，或是没人的废弃工地上。找一个结实的木桩，用粉笔画上靶，谁能射中靶心自然谁是赢家。大家表面上都是好伙伴儿，暗地里都较着劲，非要争那个第一。扔得准的嘴上不说，心中却暗自得意，后来者自然就跟着毛躁，一个闪失很容易误伤旁人。

那时孩子们也很争强好胜，往往使得单纯的游戏变得不那么温情。扔飞刀到了后来，伙伴们之间愈发剑拔弩张，由吵嘴升级到“战争”，为了一个空头名位，大家捋起衣袖，横戈相向。最后，在大人的调解下，大家才又平复下来，握手言和。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难堪与犹疑中，慢悠悠地过去了。

2012年6月9日深圳飞往北京机上

70年代“老北京”：穷玩的童年

文/ 兰克辉

记得姥姥家附近是红领巾公园，里面常常有外地来的大马戏棚，在演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钻来钻去，有的时候还被别人当成是演出的小丑。后来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都是凤凰牌、永久牌的28型大车子，前面的直梁太高跨不过去，我们都是掏裆骑，一有演马戏的我们就几个孩子一起掏裆骑过去玩。

那个时候喜欢喝桔子汁兑水，桔子汁是大玻璃瓶装的，直接喝太浓太甜，就兑些凉白开进去。还有没有牌子的长条泡泡糖，最难忘的还是“小豆冰棍儿”，当时普通冰棍儿两分钱一根，“小豆冰棍儿”三分钱，后来又涨到五分。当时特别喜欢吃，现在想来，如果还能吃到，拿根“梦龙”跟我换我也绝对不换。

有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并且很内疚。那时候家门口有个老太太卖冰棍儿，当时我太想吃了，可是身上没有钱，就跟她赊了一根，说回头再给她，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还钱。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绕着走，不敢见她。不知那个老太太现在是否还健在。

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过儿童节，我的生日离儿童节没几天，经常就一起过了，通常是妈妈带着我去逛公园，然后给我买个最好的冰棍儿，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去得比较多，还是中山公园门口的冰棍儿最好吃。

（陈志强，1976年生，家住朝外八里庄）

那时候家离护城河不远，护城河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最常去的是建国门附近的那一段，当然，现在那里早变成高楼和二环路了。童年里很多事情都是围绕着护城河发生的。夏天的午后，只要胡同里有人喊一嗓子——“去游泳喽”，很快就跳出一群孩子。我们也不光是游泳，还捞鱼虫、捉虾，在河边的树林，我们逮蛐蛐、捉知了、逮蜻蜓。

逮蜻蜓有很多方法，我们找来废旧的纱窗、铁丝和竹竿，自己做成网去捉，还有种办法就是找些车胎上裁下来的胶皮，自己熬成黏糊糊的黑胶，然后抹在竿子上，出去以后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拿竿子，一个人拿兜儿，等蜻蜓落在竿子上被粘住后，另一个人就很快捉住，放在准备好的兜儿里。捉回来的蜻蜓有时候我们就生吃，把两个翅膀一拔，鲜肉就露出来了，其实也不好吃，主要是很多人都不敢吃，如果有人吃了，那这个人在孩子堆里的威望马上就高了。但捉蜻蜓大部分还是喂猫，或者放在屋子里让它吃蚊子。有点经济头脑的还去捉土鳖，那种虫子药店里收，3分钱一个，卖10个就可以买100响的“浏阳河”鞭炮。

那时候我们还自己做风筝，老北京叫“糊屁帘”。竹篾儿很难找的，那时看见谁家的门帘子是竹子做的就特兴奋，总惦记着。逮着机会就偷着抻几根，再找纸，糊好以后几个孩子到护城河边放着玩，大家互相模仿，过不了多久那家的门帘子就被抻光了，免不了又被骂一顿。

这些在“穷玩”中度过的童年生活太难忘了，特别纯真，原来一起玩的“发小”现在还经常凑在一起，感觉还是很亲。

（宋卫国，1968年生，家住东城禄米仓）

弹球、绷弓子、分田地，小时候玩的东西太多了。家后面有个大土山，下过雨不久，土还很松软，我们就找个小水果刀，在地上划个方格，然后往上扎刀子，这就是“分田地”。

还有翻冰棍棍儿，那时孩子堆儿里每个人都有一大捆，玩的时候先是每个人抓出一把冰棍棍儿比谁多，然后多的人先翻，翻到手背上后再翻手接住，有全抓、掉一等等之分，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与此类似的是玩儿羊拐、猪拐，就是羊或猪的关节，做一个小沙包，把沙包扔上去后的时间里去把羊拐翻过来，再抓住沙包。

到了秋天，我们去捡落下来的叶子，用叶子梗拔河，我们称之为“拔老根儿”，刚落下来的叶子是不行的，里面有很多水分，我们就放在鞋子里捂着，让它变得又软又有韧性，那时候都穿球鞋，到了晚上一脱鞋臭得不行，夹着烂树叶子的味儿。

其他的就是拍火柴皮，后来发展到拍洋画儿，洋画也是火柴皮大小，上面都是盘古老祖、太上老君等各种神仙，分别代表不同的分值，两个人出的洋画放在一起，谁出的大谁先拍，翻过去的都归自己，通常是把手都拍得又红又肿，很长时间都消不了肿。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老北京”，是否还记得曾经“野泳”的护城河、“昂贵”的小豆冰棍儿、还有攒了厚厚一打的火柴皮？对于童年，总有些回忆让人感动。谈起那些旧事，生于70年代的“老北京”无一不是时而雀跃、时而伤感、时而激动、时而沉思。这个城市给了他们无数美好的童年回忆，而他们昔日的足迹也在倏忽瞬变中记录了时代的进程。

虽然我出生在60年代末，但经历的很多事情和生于70年代的人没什么不同，而且我的童年就是始于70年代的。那个时候没什么玩具，也没什么地方去，一块劈柴就能让整个胡同里十多个孩子快乐地度过半天时间，完全“穷玩”。

一块劈柴被我们扔到可以扔到的最远的地方。一个人过去捡的时候，剩下的孩子就都藏起来，捡回来的那个人再一个个地找。这是那时经常玩的一种群体性游戏。

我们还玩儿瓷片，就是现在的“马赛克”。当时刚刚开始基本建设，我们就到各个工地上去找。上面有虎头图案的叫“虎头小队长”，被认为是“最大的”，值500分，还有一种黄白相间的，叫“鸡蛋炒米饭”，值的分数稍差些，最不值钱的叫“骚白”，就是那种全白色的，就值1分。为什么叫“骚白”呢，因为那种瓷片一般都用在厕所里。当时我们听说北京火车站那个厕所的瓷片好，就找个小铲子去那儿抠瓷片，还被看厕所的工作人员抓住过，结果回去挨了一顿揍。

可能与父母都是教师有关，小的时候我就很爱看书，一本叫作《银河英雄传说》的科幻小说我至今仍印象深刻。再就是一些漫画，比如《七龙珠》、《圣斗士》、《机器猫》等。我翻烂过一套叫《丁丁历险记》的小人书，十几年后听说一套老版的“丁丁”能换一套三居室时后悔不迭。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电子游戏，不过基本不去游戏厅，只玩儿任天堂的家用游戏机，俗称红白机。魂斗罗Ⅰ代、Ⅱ代基本都能用一条“命”打通关。还有最经典的超级玛丽。其他的如“赤色要塞”、“绿色兵团”也是常玩的游戏。一直打到戴上400度的近视镜，爸爸说什么也不让我玩了，可那个东西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一样，是有瘾的，隔一段时间不玩就手痒痒。

后来就玩儿些从漫画、动画片里衍生出的玩具，有霹雳小人和变形金刚，与现在的小孩玩的“奥特曼”没什么两样。胳膊和腿都能动，还能变幻出不同的外形，当时一个大的“六面兽”变形金刚要30元，算很贵了。它也是一次过儿童节时舅舅送给我的，我一直玩着它长大。

还记得那时候大人们都在看《渴望》，而我们只喜欢动画片，名字能说出一长串，国外的有《鼹鼠的故事》、《蓝精灵》、《变形金刚》、《绿野仙踪》、《米老鼠和唐老鸭》、《宇宙巨人——希曼》、《巴巴爸爸》、《聪明的一休》、《大力水手》和《机器猫》，国内的也很多，《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和《阿凡提》等等，记得有部印象深刻的科幻片叫《恐龙特急克塞号》，那时都看疯了，梦想着成为里面从人间大炮发射出来的“可塞”，去跟“格德密斯”战斗，最初的青春期萌动也是梦想着能和里面的“阿尔塔夏”公主在一起，现在看来特幼稚。小时候我还常常幻想如果自己也能有一个机器猫该有多好，长大以后慢慢明白一切都得靠自己才行。

曾无数次步行或骑车穿行于北京城的大小胡同。奶奶家在赵登禹路的一个小院子里，那里有我的快乐童年和深深的感情寄托。那时候没有“禁放令”，每年的大年三十，院门口的路灯都被鞭炮声浪震碎了。

（李南，1979年生，家住学院路）

快乐的节日

过年

随着老鼠贺春，又一个十二生肖的轮回开始了! 

我问了一下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孩子，过年意味着什么？有一天听徐帆说，过年意味着不用做作业、可以熬夜、全家一起包饺子……我的小学同学们还说，过年意味着串门、有好吃的、放炮、穿新衣、戴新帽和放鞭炮，等等。总之，都是很让人高兴的事情。这些都没错，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过年更意味着亲情、团聚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淳朴的欢乐。而现在好像过年的内容更多是和吃喝、旅游、送礼和社会交际联系在了一起。很多人感慨，现在过年“年味”似乎没那么重了。

我们小时候的过年方式，大年夜包饺子当然是家家户户的核心内容，妈妈擀皮，爸爸负责剁白菜，我则负责把剁好的白菜的水挤出来，直到手累得麻木不堪……除此而外，我们家年夜饭的内容更加丰富，总的感觉像是“流水席”的大展示，各种美食在外婆的策划和导演下开始轮番上场，全家人精心打造一年里最大的一场盛宴。这在食品供应紧张，平日以节俭为主的时代，不能不说是家庭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从大年三十的前一两天原材料的准备就开始了。到了大年三十，活鸡、黄鱼、鸭子自然少不了，最核心的，还要数自制“八宝饭”，我们小孩子帮着嗑瓜子、剥花生、砸核桃……大人们按照流程以碗为模，先在碗里涂上一层猪油，然后按照设计好的图案把“宝贝”: 瓜子、核桃、葡萄干、花生等摆放到位，然后填上糯米和豆沙等，填满后用盘子盖上再翻转过来。蒸熟后，一个漂亮滚圆的八宝饭就做好了。八宝饭寓意着团圆、富裕和吉祥。外婆是个热心肠，每次都要做上十个八个“八宝饭”，做好后让我送去给同住一个大院的街坊和朋友、亲戚们。还有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动手制作的食物，我记得每年年夜自制“沙拉酱”都是我完成的……

那时没有“春晚”一说，一般人家也没有电视看，打麻将在那年月是被视作违法行为的。所以一顿家庭大餐往往是主要活动，半夜开始包饺子是个高潮，之后，大人们多是打扑克、下棋来守岁。孩子们则更向往快快吃完呼朋唤友地去院子里疯。于是年三十晚饭后，院子里甚为热闹，有制造热闹的孩子，也有凑热闹的大人。孩子或打灯笼，或放炮，大人则溜达、观望、聊天。放炮，是过年最让人们兴奋的活动。小点的孩子，鞭炮舍不得整挂放，而是拆开了零着装进兜里。最初不敢用手拿，放在窗台上、插在树皮里、石头缝里，然后一手捂着耳朵，一手用香点，点着后还得撒腿就跑。大孩子为了显示潇洒则一手持香，一手从棉袄外罩的兜里掏炮，点着后扔出去听一响，有时候还故意让手中的炮捻多着一会儿，显得从容不迫。胆子大的放炮时敢捏着炮根不撒手。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敢放“二踢脚”的大孩子。二踢脚的放法，一是手持，顶多戴着手套；二是把炮支在地上，发向对面楼的人堆，互相攻击，就演成了炮仗。孩子不管这些，越热闹越尽兴。这种无任何人组织、自发的没有歌声和任何文娱活动的年三十晚会，一般会持续至10点以后。大人们逐渐散去，回家打扑克、包饺子或睡觉。孩子还接着玩，各种犯坏的恶作剧，一般都发生在这个时间以后。

第二天大年初一，那时没有庙会，兴邻居或同事之间串门拜年，家家提供的招待，都是味道一样而来之不易的花生瓜子和糖，你吃我的，我吃他的，他吃你的。区别在于糖果的质量，是普通杂拌糖，还是高级奶糖……亲戚之间的串门是初一、初二的主要节目。小孩子最爱跟着大人串门，因为不但有好吃的，更有礼物可拿。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压岁钱的，这些东西早随着“破四旧”被“打倒”了，礼物主要是书包、文具或是毛主席像章什么的。我那时最爱去的就是在玉泉路的解放军军政大学的大伯父家，除了他们食堂打的饭我爱吃外，最期待的就是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套崭新的领章和五角星帽徽，回家妈妈帮我缝在衣服和帽子上，实在是十分神气，正应了《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插两边……

过年前后，孩子们更上心的还是那几样最心仪的年货——鞭炮、灯笼、气球和新衣服。

鞭炮一般商店没有卖的，好像归到土产品商店专卖。孩子们的印象里买炮需要跑很远的路。西城区的闹市口、辟才胡同，宣武区的校厂口、广安门等处，是鞭炮相对集中的销售地带。一放寒假，北京的孩子就开始走街串巷，四下寻摸鞭炮，每年倘花三五块钱买炮，就能尽情地放个够了。最普通的是湖南浏阳出的小鞭炮，暗红色包装纸，炮也是红色的，两毛一一头，100响。比它稍大些的，是铅笔粗细的土色鞭炮，俗称“钢鞭”，四五毛钱一头。二踢脚四五分一个。最具威力的是麻雷子，10响，五毛钱。花炮较鞭炮为贵，放起来看闪光而已，意思不大。买炮的时候，还需顺便买点香，点炮用。在我们大院里，在放炮这一点上，我是很有优越感的，主要是因为我从不用到处去买炮，在郑州的叔叔和在保定工作的小姨每年都会给我寄来或带来大包的各种炮，除了鞭炮以外，还有设计精美的各种花炮，但很少有现在大小形状如炸药包状的大礼花炮。

灯笼是还不到放炮的年龄的孩子过年挑着玩的，主要是元宵节晚上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很多孩子聚在一起，好像个灯会，十分好看。灯笼分球形和桶形两种，外面画着各种动物，内置固定蜡烛用的铁片，往往蜡烛一倒，灯笼立即化为乌有。灯笼都可以折叠，保存好，来年再用。灯笼和气球，一般百货商店都能买到，是那时少有的可以充足供给的日用商品。

添置新衣服也是让孩子们最期待的。那时商场里的儿童服装十分贫乏，多数是绿军装、蓝裤子、白衬衫什么的。因此妈妈每年都为新年给我的新衣服有所创新而煞费苦心。一来要计划好全家的布票使用，二来，款式和剪裁都很费工夫。记得那时过节前一周，妈妈就会把从上海买来的童装裁剪的“纸样子”摊一床，研究清楚后用粉饼将纸样子画在布上，然后仔细剪裁，再用缝纫机最后制作完毕。除了衣服外，每年一两件母亲亲手织的毛衣自然也少不了。

大人们也有令他们十分关心的要置办好的年货。

六七十年代，花生和瓜子（葵花子）是北京所有家庭的重要年货，不仅写本，而且按人头供应。每人半斤花生，三两瓜子，都是炒熟了的，剥壳即吃。花生瓜子和其他许多商品一样，即使定量供应，也得排大队；即使舍出工夫排队，还未必一次就能买到或买齐。那时，采购花生瓜子，必须当一项艰巨任务去努力完成。买这两样东西，不能用当时流行的网兜。如果是有心人，可以在排着长队的人群中发现，孩子手里拎的家什，五花八门，帆布书包、人造革提袋、面口袋，甚至家长出差用的旅行包，凡不漏风、结实的袋类容器，此时均充斥于各家副食店。

其实，当时可充年货的类似的零食商品，市面上还有几样，像黑、白瓜子、榛子、松子、胡桃、黑枣、花生米等，这类干果不用写本，虽说贵点，毕竟是过年，对一般家庭来说，也并非到了一回都吃不起的地步。可当年的事情还真不能这样看，买花生瓜子，不是一个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价钱贵贱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问题。

所以到任何一家去拜年，用来招待的零食都是大同小异的。

年货的采购单子里，需要写本或排队，形成抢购潮的商品，还

有三毛八一斤的带鱼、四毛五一斤的黄花鱼、猪头、活的或宰好的柴

鸡、牛羊肉、包着一层土的松花蛋、糖果等等。买这些东西，其费劲程度不亚于买花生、瓜子。直接原因是货源不足，间接原因是这些年货平时难得一尝，全市的家庭大多都在采购，它们是几百万北京人一年一度的念想。有的人家试图采取一次性行动的策略，全家出动，直奔东单、西单、西四这样的大菜市场，进门后分头排队，收获怎样也很难说。我们住在学院路一带的，五道口和北太平庄也是两个主要的采购集中地。总之，在那个买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过节的采购是家庭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唯有“酒”，买起来似乎省些精力，不必排队抢购。一般食品店里，可以买到六毛五一瓶的红葡萄酒、七毛二一瓶的佐餐葡萄酒、八毛多一瓶的青梅酒、一两块一瓶的二锅头、三毛多一瓶的天坛牌啤酒等。

想买好酒，得到大一点的食品店，买毛台、五粮液之类，就得去西单商场、百货大楼这样的地方碰运气了。记得小时候过年家里最常见的是桂花香型的中国红葡萄酒，那已经算是相当高档了，我们小孩子有时也跟着蹭几口。

…… 

一气写完这段文字，我就像又享受了一次那个年代温暖的“过年”……稍稍停止敲击键盘，我突然发现，刚才窗外那有如中东战争般密集的“炮火”已经渐渐远去，城市恢复了平静，子鼠之年就这样到来啦！回想起20多年前的春节和现在竟有这么大的不同，经常听人们感慨现在的“年味儿”没有过去重了，怎么会呢？难道现在什么都有的年代过年倒不如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了？我试图去理解里面的含义……不过我想，春节这个具有丰富东方人文内涵的节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年一度的亲情大释放和大团聚的载体，除了物质的需求和人与人的团圆，更重要的灵魂是心和心的相聚。这也是为什么春节因淳朴而更加具有魅力的原因所在吧？！

2008年2月7日(大年初一)凌晨

3岁时的毛大庆

串门新年

到温哥华来过春节，三十晚上开车到老朋友老崔家里，一群北京人喝茅台、包饺子、吃年糕，大人小孩几十口，男人们畅饮，女人们张家长、李家短地聊上一通，孩子们则追跑打闹，好不热闹。看看，就是在北美，中国人过年也是保持个串门的老传统。

时常来北美，我真切体会到欧美国家与中国在人与人相处方面的不同。在这里，人与人相处时，很注意保留自己的空间，也注意给别人留有空间，非常注重隐私，过度热情会招致不满甚至惹出事端，这在邻里关系上更加能体现出来。平时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人们在屋外散步、除草甚至开车的时候遇见，都会相互友好地打招呼，说一声“嗨”，但邻里之间却很少串门走动，进入他人家里少之又少。这和六七十年代我们小时候京城的那种邻里关系非常不同。

据说洋人平均几年就要搬一次家，而中国人搬家的频率则很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条件所限，许多人一辈子就住在一个地方。低搬家率，长期为邻，使原本就强调“远亲不如近邻”的中国人更是十分在乎邻里关系的和睦。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二十几年里，我们家一直住在我父母单位的大院，是典型的北京“大院子女”生活。我们住的二号楼五单元，一个单元有14户，除第一层是两户，其余楼层均是三户。在我的印象里，几十年当中我们一个门洞里几乎没有变化过人家，14户人家在一起为邻了十几年。这么楼上楼下、门对门地住上十几或几十年，确实连亲戚也做不到。住到后来，谁家人上楼梯我都能辨别得出来。多年的邻里关系使各个家庭相互之间相当了解，谁家有几口人，几个孩子，甚至常来往的亲戚都为左邻右舍所熟悉。有孩子们各家串着玩，推门即入，如同出入自己家。有时玩晚了，在人家吃顿饭也是常有的事情。家里大人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位的，小孩子也是一个学校或幼儿园的。最损的是，老师时常让学得好的学生把学得差的学生的卷子带给其家长去签字，这个后面有专表。而家中有老太太和家庭妇女的，更是常常凑到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做针线，或是相互交流厨艺，把自家做得稍微稀罕点儿的食品拿来相互品尝。我外婆那时厨艺在院里出类拔萃，每逢除夕，她总是要将“八宝饭”等传统经典美食做上若干，派我送到大院里她的各个老朋友家里。

北京人热情，重情义，讲仗义，也好管个闲事，这一切在邻里关系上都表现得很充分。人人都把邻里之间相互帮一把当作责无旁贷的事情。搬煤、换煤气罐、冬天搬储存的大白菜，小孩生病送医院……总之，谁家缺少帮手，一定会有邻居张罗帮忙。谁家做饭，临时缺了什么佐料、大葱之类，敲敲邻家门，马上就解决了。谁家有什么困难，邻居们都争着帮忙。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脾气禀性大家都很清楚，因此很多时候重大家庭纠纷的“维和”都是邻居之间互相解决的。记得我们家隔壁的齐阿姨和马师傅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外婆或者父母就经常去劝架。劝来劝去最后大家感情就变得很深。

楼房的邻里关系尚且如此，平房或者筒子楼里的邻里关系就更为“近乎”了，特别是那些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住户。在小学和中学，我都有些住“筒子楼”的同学，每次去他们家，都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邻里感情”。记得我们上高中时的一个极其有名的电影《邻居》就记述了那些住在筒子楼的人们之间难以梳理的复杂的情感关系。

串门是那时候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重要业余活动之一，也是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许多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也是串门的结果。记得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或者到别人家去做客，不仅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还可以得到父母的允许，快乐地玩一天而不用睡午觉。如果还有一个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就更开心了，像过节一样。这也是自己童年时代快乐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

现在的城市家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住在一个楼中互不来往、互不相识的人很多。如果亲戚不多的话，孩子的社会交往更是相当有局限。现在想起来，那时的串门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有趣的社会经历的体验，孩子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社交礼仪及待人接物的方法，可以从别的小朋友那里学到一些新的游戏形式，学习怎样与陌生人很快相识相处……父母在带我串门前也常常告诉我一些礼貌用语与礼节，像见到人家家里大人要大大方方地问好，要礼貌地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别人给自己东西吃或者给自己玩具时要说谢谢，不经主人允许不要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吵闹或者干扰，以及与主人家的小朋友友好相处，不能损坏人家的玩具，不经父母允许不能接受礼物等。我那时非常愿意串门，而今常想现在的人们一下班进屋就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个人空间里，人与人隔开了，心与心的距离也就远了。虽然在网络里你来我往，但真正谁进入过谁的心里，谁又走进过谁的心房？

平日里大家如此亲密，春节串门当然就成了春节里头等重要的节目，大人们重视，小孩子高兴。每每除夕，总会听见父母在排着几天假期里要去串门的叔叔阿姨、亲戚的计划。

除夕守岁，放完土鞭、二踢脚之类，几乎一夜不眠，但丝毫不会有困倦的感觉。一大早起来，放过鞭炮，吃完饺子，邻里、朋友们的相互拜年就开始了！开始首先往往是同门洞的邻居，平时街坊邻居就“近”如一家，拜年串门让大年初一的早晨自然格外热闹，每进一家门，都要对着大人们行礼，说“过年好”。他们总会乐呵呵地拿出花生、瓜子和糖果之类来招待我们。由于过年才有好多的糖可以吃到，年前买（做）新衣服就一定要妈妈给买（做）带口袋的，因为拜年的时候主人家会往小孩子的口袋里揣糖或者瓜子花生，走的人家多了还会专门跑回家把口袋清空再去串门拜年。一家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要到下一家去了。那时家家户户大门敞开、屋门不锁，进来拜年的都是贵客，都会受到主人热情接待。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够热忱的！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次过年家庭大聚会是在1978年的春节，那年家里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是粉碎“四人帮”后，母亲找到的10多个在“文革”期间失去联系20年的初中老同学的第一次聚会。其中有冰心老人的女儿吴青，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修宗迪、顾小全，作家陶胜、蒋庆渝等。那时候我年纪小，虽然不明白这群人为什么这么热闹和激动，尤其修宗迪、蒋庆渝等像演话剧一样表演着他们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的惊心动魄的经历，特别是说到终于拨云见日时大家表现出的“幼稚”的不醉不归的快乐之态，那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也深受感染，至今记忆犹新。

到了80年代初，去亲戚家串门拜年就可以拿压岁钱了。那时大家收入低，拿到压岁钱是很稀罕的事情，等到大人们给“压岁钱”的那一刻，心中狂喜表面还要装作矜持的情形至今也难以忘怀。特别第一次兜里有了将近100元钱的“压岁钱”，那个年代，父亲的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只有五十多元钱。虽然这笔“压岁钱”最后不知所终，但从那一刻起，“年”在我的心中就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也就增加了心中盼望过年、盼望串门拜年得到“压岁钱”的那份幸福。

虽然那年代特有的中国人热闹的邻里关系让人感受到了难以取代的温暖，但用现在人的观点来看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就算没有家丑，家家都会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事，用现在的话叫“隐私”。那样热闹的邻里关系，使家庭的事成了大家的事。没了“隐私”，弱化了个性意识，攀比、强加于人、屈于周围压力而行事的情况就随之发生，更不要说因为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引起邻里间的不和与纠纷了。不少人对这些弊端深有感触。

现在串门拜年的习俗好像是越来越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是疏远了许多。别说邻里，亲戚能聚齐都不容易。我们小时候，那个电话都没有普及的年代，每到过年时，父母都会领着孩子去一些关系好的同事、朋友家串门拜年，自己的家中也会经常迎来不少拜年的客人，这种热闹场景只能是留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了。我时常惊叹，社会发展会对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带来如此大的改变，现在自己想到谁家去串个门，心里也会怕给人家添麻烦而犹豫，有时索性打个电话或是发个短信问候一下心里也就释然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有了这个想法，才会导致手指一动，形成无数条千篇一律的拜年话随着无线网络四处传播的“壮观景象”？其实，串门拜年不仅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短信拜年、网络拜年虽然时尚，但祝福中似乎缺少了人情味，套用一句小品台词：“门镜里看人，把人看远了”。

回首六七十年代的春节，物质的严重匮乏却难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日子照样过出欢乐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知道多少，人们对过年反倒少了些许热情，是过年的习俗“过时”了吗？有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好受不如倒着。但话又说回来了，天天让你吃饺子你也会烦，时时总躺着你也会累。不是这年过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是人们的心态较六七十年代已大相径庭，也不是这年过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了，只不过是过年的背景已经变得不同罢了。

2009年1月29日大年初四凌晨于北美

祝福（一）

贺年卡、明信片、写信、电报等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几点提醒：1. 把手记短信删除清空准备接收大家的拜年祝福；2. 把家里的新钞点点，准备留足给晚辈的压岁钱；3. 把我从记忆里往前提提，因为我已经开始给你拜年啦！

昨天就开始收到好朋友的春节祝福……想想还真是，还两天就又到春节了，于是赶快清空了手机信息，再过二十来个小时，手机将不停响起，各类祝福的短信会纷至沓来，应接不暇……

收到好的短信我总会一一发给好朋友。祝福的短信希望送到每一个人，生怕漏下一个。“伊妹儿”里更是各类电子贺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每年最让我兴奋的是韩美林老师总会告诉我去拿他自己给我做的贺年卡和挂历，不仅仅是因为大师作品的精彩，里面我更觉到浓浓的深情和暖暖的过年的温度。

今年去看望他是在医院里，即使这样，他仍一张张翻开他新年刚制作出炉的《韩美林人体专辑》2009年挂历给我讲每一张的故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的挂历（52张，每周一张）。每一张都美轮美奂得让我瞠目……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大师给我讲解那每一张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也是那么陶醉！大师告诉我，这些作品都是艺术灵感的发挥，每一幅离开了当时的灵感和创作冲动，都是没法复制的……看着大师孩童般的表情，我不禁恍惚回到儿时的春节，那些让孩子们爱不释手的贺年卡、贺年历一张张从我眼前飞过。

春节贺新年一直是中国人重要的集体记忆。而贺新年在上世纪70年代最离不开的就是互赠贺年卡。

记得孩提时，每年新年前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到新华书店去买贺年卡。贺年卡一般四张一套，每张3~8分不等，最贵3角2分就可以有一套。那些小小的精美贺年卡不仅传送着祝福，也记录和收藏着那个时代的真诚与美丽。同时，这些贺年卡本身也是年历，那时的人们一般都会随身携带一张，是非常简便的查看日期的工具。那时，因家里的姨和叔叔们很多在外地，所以每逢岁尾年初，家里人都会用精美的贺年卡寄托思念亲人的特殊心路历程。我们自然也会收到不少贺年卡。就这样，年复一年就有了厚厚的一叠。闲暇时不时拿来细细回味这份特别的新年符号，品味这份属于那个年代所独有的感受，那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只可惜，后来多次搬家那些珍贵的卡片都丢失了。我记得那时每每得到大人给的贺年卡，孩子们都视为珍宝，我还特别爱闻那些崭新的贺年卡上发出的特有的新新的年味儿，那会儿觉得这就是“高档”得不得了的新年礼物了。

我们小时候过年前，家里人总要把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列下来，分别写封信表达新年祝愿和共和之情。每封信都会很下功夫，很多时间和心思都花在写信上。我三年级时因为母亲远赴英国，所以春节前我和爸爸都会写洋洋洒洒长信问候，母亲寄来的信也是洋洋万言。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的贺年卡，真是和中国人的不一样，上面有漂亮的封面，而且没有日历呢。

那时，车站里送别亲人常说，嗨，到了就给回封信。不像现在人们在机场送别会说，到了就给短信或回一封电子邮件什么的。那年代，写信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想念了，疲累了，需要倾诉了，就洋洋洒洒地写下来，再塞进邮筒寄出去。在那几代人心里，白纸黑字意味着一种承诺和感情，拿起笔时哪怕只言片语也要字斟句酌，往往信寄出去，心也跟着飞走了。那些立在路边、大院门口和邮局附近的绿色胖胖的圆柱形邮筒，曾经承载了多少家庭的悲欢之情、思念之心啊！我觉得那代人写信和读信的心境与现今写或看电子邮件时大不相同，笔尖落纸留下的每一线条都是心灵的跳动，书者的气息与体温也随之附于墨香。如今的年轻人已很难体会，那些书信寄出后甜蜜的思念和焦急的等待，还有收到久盼的书信时那种难以言表的激动与喜悦。那时，我们常手持素笺，一遍一遍地细读其词句、咀嚼其内容、回味其含义，悠长的欢乐在心底儿化开去。

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即使爱得焦头烂额也不会静下心来写信的时代，年轻一辈将会迷恋键盘超过迷恋笔杆，他们擅长用高科技去获取成功——包括爱情。而那些十多年前迷恋书信的孩子们，早就学会喝着清茶坐在电脑前，倾诉自己的思念。难道不是这样吗？

除了写信，简洁些的自然少不了那纤细颀长的家伙——明信片了。现在只要我们手指轻轻一点，各式各样的电子贺卡便立马在网络上漫天飞。如今不是讲究注意力经济吗？那花花绿绿的电子贺卡倒是挺能抓牢人们眼球的。不过，脑袋随着电脑屏幕晃荡的同时，却少了当年那份心情。我常想起，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过年过节，兜里都揣着好不容易从父母手里弄来的一点儿零花钱，就会欢欢喜喜地奔到街上去买明信片。回来后一笔一画认真地写，想着那个除夕夜或新年里能收到它们的人，心里就似藏着一团火。也有家庭条件困难的，就在从各种纸盒裁下来的硬纸板上自己绘制（其实更珍贵），一笔一画，思念之情不绝于缕。

快过新年时，公司制作了贺年片，同事给我一撂。贺年卡以展望未来、共庆凯德15周年为背景，插入了一年来公司的十大新闻，很有新意，让人油然而生爽气。可拿着这些贺卡我却不知寄给谁。

20多年前，新年寄贺卡，还是时髦事儿。那时我还在读书，谁若一天收得三五片贺卡，保准儿跟大明星似的，很是觉着长脸，惹人眼热、追捧；如若有来自异性的，更惊咋一片，逗人艳羡。那种填卡、寄卡、等卡、读卡的感觉，那份期待与惊喜，那样美美的温馨、纯纯的快乐，住往弥漫于周身好多天。转眼间，已不再年少；而最末次“大规模”寄送贺年卡，悠悠然已逝去10年以上。但捧着一叠贺卡，却仍是那样的新鲜和满足，心中仍荡起青春年少时的莫名激动跟久违的冲动：我要把此刻的快乐心情和份份祝福，送给远远近近的朋友，与我一同分享。眼前立时浮现出一溜儿熟悉的名字，一张张生动的面容：少时玩伴、昔日同学、同事故旧……

过年发祝福电报也是那时相当时尚和快捷的问候手法，而如今电报这玩意儿也是可怜得要送进博物馆快要绝种的东西了。那时的电报是按字儿给钱的，发的当口得左算计右估量，生怕一不留神多打了俩字。看过最经典的电报是这样的：“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穿。”那可真叫绝啊，汉代的《两地书》给盗版成那样。那种当时还很奢侈的东西，是最能拍合心上人的温情感动。电报里因为字字珠玑，吝惜笔墨，收发的两个人常常像在玩儿猜谜或者打双关语游戏。面上一层意思，底下还藏着另一层意思，双方一来二去地周旋。如今在现代通信工具的胁迫下，电报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古董，现在的孩子恐怕连电报是什么也搞不明白了

到了我们大些的时候，“送祝福”还不能落下电台点歌这事儿，在那个电视仍不普及的年代，点歌自然是人们袒露心事的时髦首选。很多时候，明知对方听不到，还是怀抱着一点小奢望，忐忑地把沉甸甸的祝福送出。而你所祝福的那个人，可能在某个繁华街道的深处。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会在这城市的一个角落，倾听着空气里飘来的悠悠的声音，轻轻地停下来或跟着吟唱，那种感动难以言表。不是有人说吗？生活就像一桌家常晚餐，沾满了油烟味儿，但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人们，总会找寻到一个倾诉的渡口——比如点歌。当那些清丽如斯的歌声和祝福，从老旧的收音机里飘出来，我们柔情的神经，顷刻间便被它俘虏了。

昔日各种祝福的方式，在现代化通信的压榨下毁了旧模样。如今的人们一离开电脑和邮件就会变得手足无措，一天不摸键盘就活不下去。就像那歌中所唱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这世界改变了我们?!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现在学校里小学生们写的关于《贺年片》的作文，挺有意思，摘录数篇：

祝愿的贺年片，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那是一个灿烂的笑脸。爸爸妈妈祝愿我，像小天使一样快乐地成长，每一个字，都是快乐的音符。

快乐的贺年片，是回忆送给我的。那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快乐希望我，一定要健康地成长。每一个回忆，都是一段好听的故事。

探索的贺年片，是科学家送给我的。那是一望无际的宇宙。每一个星球都是奇妙的世界。科学家祝愿我，一定要探索宇宙，为人们一一解开谜团。

白色的贺年片，是冬天送给我的。那是一层薄薄的霜。冬天祝愿我，像麦苗一样快乐成长。每棵麦苗，都是生活的希望。绿色的贺年片，是春天送给我的。那是花草树木。春天希望我，不踩花草树木。每棵花草树木，都是辛苦的结晶。五彩的贺年片，是夏天送给我的。那是一个个小小的挫折。夏天告诉我，每一个困难，都是在考验我，希望我迎难而上，快快乐乐地长大成人。

银色的贺年片，是月亮送给我的。那是一个可爱的月亮娃娃。月亮嘱咐我，像睡美人一样睡个好觉……

粉色的贺年片，是妈妈送给我的。那是一颗温暖的心。妈妈告诉我，在爱的海洋里，每一个日子都是快乐的，自由的……

彩色的贺年片，是彩虹送给我的。那是一幅彩色的画。彩虹嘱咐我，用知识装扮丰富多彩的生活。

白色的贺年片，是冬天送给我的。那是洁白的雪花。冬天祝福我快乐地成长，每一片雪花，都是开心的笑脸……

绿色的贺年片，是春天送给我的。那是嫩绿的柳芽。春天祝愿我，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红色的贺年片，是夏天送给我的。那是火红的骄阳。太阳希望我，在阳光下快乐歌唱。

…… 

2009年1月24日凌晨难眠

祝福（二）

贴“福”字和“革命化”的春节装饰

大年三十一早，照例去雍和宫，走进方丈院，一群披着袈裟的僧侣在贴春联和“福”字，一片过节的欢快气氛。想起前几天冯骥才先生说，大门上的“福”字可不要倒贴。

深谙民俗的冯先生把贴“福”分为正贴和倒贴两种情况：

1. 倒贴的地方：水缸、土箱子（即垃圾箱）：为了避讳把家里的福气倒掉，使用“倒”的谐音“到”字，倒贴“福”字儿。用“福至”来抵消“福去”。

屋里的柜子上：表示福气（也是财气）一直来到家里，屋里和柜子里。

2. 正贴的地方：大门上。有“迎福”或“纳福”之意。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是庄重恭敬之地，贴“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

听老先生这么说我才恍然大悟，家里大门上贴了二十几年的倒“福”今年春节要纠正过来。

在我记忆里，春节在门口贴春联和贴“福”字这一古老风俗，被摘掉“封资修”的帽子，“平反昭雪”恢复成民俗，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家里开始恢复这一风俗应该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

我的孩提时代赶上“文革”末期，“破四旧，立四新”，春节提倡革命化，因此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凭票购买的京果、酥糖、杂糖已是很好的享受，燃放几个昂贵的鞭炮便感到十分满足。

贴春联、粘“福”字儿，包括人们在自家门上贴门神、窗上贴手工剪纸窗花，都是家居装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特色。另外诸如人们一说起徽州的私家园林，眼前就会浮现出高悬的中堂、两侧的对联、两边板壁上的长条古画。这些都是构成中国人传统民俗文化的细胞，其中很多和风水学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几百年上千年的老文化到了“文革”开始就被定义成了“封资修”的文化代表，和“地富反坏右”一样要被打倒甚至消灭。于是“福”字儿之类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红色海洋”。于是，六七十年代，京城百姓的家居装饰，自然是以“革命”为主旋律的。

“忠”字从此取代了“福”字。因为那时认为，祈求上苍赐福是封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真正要想有福，只有无限忠诚，当然“忠”字是真理、是核心。除了忠字，还有很多充满革命气息的画报以及“最高指示”内容的标语。我们小时候随处可见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之类的家居“装饰”。

《一天又一天》一书记载：

记得“文革”前，在不少家庭都能看到一些家庭生活照片，有放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也有压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的。“文革”一开始，这些照片便从所有家庭的墙上、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红海洋”。所谓“红海洋”，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革命内容，一是指大比重的红颜色。“文革”初期，在普通百姓的家中，所有装饰都围绕着“三忠于”(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 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 的内容展开。

与我们现在做春节装饰一样，那时的家庭革命装饰也是分布在墙上、门上甚至柜子上等地方。

与“文革”前相比，那时每个家庭的墙上都十分热闹。挂在墙上的人物像或画有几类。首先就是毛泽东像，最流行的除标准像外，还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背着双手站在北戴河海滩上、《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等数种。有些家庭，还在毛主席像周围用彩色皱纹纸做出阳光放射的图案。

贴在墙上的还有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我记得我家墙上贴的是毛泽东的“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那是我父亲有针对性地给我们选的。不少家庭都是到新华书店里买印好的语录和诗词，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则是贴自己抄写的，特别是练过书法的人，这倒是个施展书法技艺的好机会。

还有一类是展示工农兵或英雄形象的宣传画。这些画可以在新华书店里买到，比如“欧阳海舍身拦惊马”、印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字样的王杰像、工业学大庆（以王进喜为代表人物)、农业学大寨（以陈永贵为代表人物）的宣传画等。

那时候，百姓家中的墙上还可以看到各类奖状。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父亲是老工人，兄弟中有好几个当了兵，没当兵的几个兄弟姐妹在工厂和学校也都有突出表现。每年春节，工厂、街道都送来各种慰问军属的帖子，加上兄弟姐妹得的各类奖状，把不大的墙面贴得满满的。有一年，我这位同学也得了个什么奖，开玩笑说回家只能把奖状贴在顶棚上了。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家还在门上或墙上贴一张呈“心”字状的剪纸，中间是个“忠”字，以表示“忠心”之意。同时还在“忠心”的下面设计几盘葵花，表示朵朵葵花（人民群众）向太阳（毛主席）。这个图案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对不亚于当今百姓家中贴的那个倒着的“福”字。

除了各家各户外，机关单位、居民区也被“红海洋”淹没了。楼道内墙上、房屋外墙上，到处都能看到毛泽东语录、革命标语口号和大型宣传画，画中最多的是毛泽东头像、工农兵形象、红旗、太阳、向日葵、大海等，表现的主题多是朵朵葵花向太阳、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什么的。

我们小学教学楼的墙上画了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去安源》像，成了那些年大伙儿照相背景的首选。进入70年代，“红海洋”闹得不像“文革”初期那么厉害了。但房屋外墙上红色大标语的痕迹一直残留着，有的到80年代还能隐约看到。

我的大学老师庄先生，因为绘画出色，“文革”期间创作了以“最高指示”为题材的系列宣传画。1968年春节拿去公园当年画展出，其中有些贴在树上。后来有人为了晾晒被子（那年代家里没有地方，大家都习惯把床单、被子等在天气好的时候晾晒到室外）在树与树之间拉绳子，于是在树上钉钉子，结果这钉子刚好钉在了图画里毛主席的头上！因此，原本好心和无限忠心的老师“获得”了“现行反革命”的“称号”，入狱近6年之久。著名建筑大师的我的外公，在那

“史无前例”的年代，也被拉去在各处的墙上画巨幅的革命画像，用美术字写“最高指示”。后来听韩美林大师讲，他也有类似的经历。

那年代，几乎每个家庭的桌子或柜子上都摆着几本毛泽东的著作。四卷本、大32开、红色塑料皮包装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老三篇等，在当时被称为“红宝书”。另一个摆在许多家庭显著位置的是以毛泽东标准像为蓝本制作的半身塑像，塑像材料有石膏的，也有瓷的，约一尺高。后来，不止一次听说有人因不小心打碎石膏像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事。

也许为了结实考虑，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流行过一种塑料的毛主席像。制作时，塑料里面掺上夜光粉，晚上关了灯后，还能看到泛着荧光的塑像。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外婆两个人在家，晚上睡觉时看到家里玻璃柜子里泛着荧光的毛主席像，外面刮着狂风，我紧紧搂着外婆，心里一阵阵犯怵。

“革命化”的春节装饰，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可以说是一个深深的、有着特殊韵味的时代文化烙印。一位同龄的朋友从国外回到国内，看到现在过春节恢复的各种民俗装饰，感慨地记录道：

看着大街小巷卖中国结和“福”字的小商小贩，我的心里立刻涌现出家乡过年时家家户户贴年画的情景，一种久远的温暖和记忆像青藤一样爬满了心头，让我怀念。家乡有句民谣：二十八，贴花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屋内门上张贴年画，把房内布置得色彩缤纷，充满情趣。鲜艳多彩的年画既用以创造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又借以祈求上天赐给幸福，消除灾祸与不幸。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年年终在县城开完四级干部会议回来时，都会买几张年画，父亲最钟爱的是伟人毛泽东的画像，而且是最大的那种，其余的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要做这样人、谁又替我把雪扫等等的，还有一大卷……扫完房以后，母亲已经打好了糨糊( 主要用面粉)，父亲会把手洗干净，亲自把毛主席的画像贴在堂屋的中间，画像的四个边都要用尺子在墙上仔细量过，生怕贴歪一点点。我们几个是不能碰毛主席画像的，父亲说我们会不小心把画弄脏。然后，父亲搬来椅子坐在屋子的中央，指挥我们把其他的年画均匀地贴在毛主席画像的两边。毛主席画像下面是八仙桌，父亲拿来两个盘子，一个盛麻花、花卷，另一个盛小麦、玉米，父亲说这是在向主席报喜……

现在的孩子也许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这些，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绝迹的文化现象似乎不应该被遗忘，否则就抹杀了一代人的记忆。记住它，会让我们能更加理解现在和未来。

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过春节粘“福”字、贴新年画，大家总会感到一种新年的喜庆和温暖。正是它给孩子们的心里带来了许多的欢欣的记忆，福字、年画等永远是新年来临的象征。年画对中国人的春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经济困难的时期或地区，大家可以不吃肉、不添置新衣服，却不可以不买年画，或多或少，总要换换新的。大部分的年画都是以吉祥、喜庆、欢乐、美好等事物，或以典故、成语作为主题，其内容取材广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英雄人物、山水花鸟等无所不包。在很多孩子的心里，年画就是最好看的，有浓浓的文化味，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和期待。

王安石的《元日》记载了他对春节换门神和年画的眷恋：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中国年，“福”字和年画在，年味儿才会更浓。

2009年1月27日于北美

清明节

清明节又快要到了，而且今年的清明节还首次被定为了公共假期，很多人开始安排扫墓和祭奠先人。我想起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清明扫墓，不过那时的扫墓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的扫墓是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门“必修课”。

今天的孩子一定不能理解，扫墓怎么会成了“必修课”？

北京70年代的学生都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扫墓活动。“文化大革命”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私家扫墓是很少听说的，至少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和兴师动众。大概这类活动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而兴师动众组织的多是单位和学校，扫墓的对象是革命先烈和历史上被定为有重大功绩的诸如民族英雄类的人物，扫墓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年代没有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英雄墓地就是这类教育的基地了。

“文革”前的孩子扫墓，朝阳区去日坛公园里的马骏墓，石景山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城四区有去八宝山和万安公墓的，也有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我去得最多的是后三个地方。我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时候，以为是拿着笤帚打扫坟头，后来亲历了万安公墓为李大钊扫墓的活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六七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后期，这项活动从没有中断，每逢清明节，北京的中小学生都会有组织地集体给先烈扫墓。我第一次知道李大钊，就是通过学校组织的这次万安公墓扫墓活动。到80年代，这个活动就基本消失了。

那时，学生集体出门活动，极少有坐车的，多远都走着。低年级学生去纪念碑不去八宝山，也是因为距离的缘故。扫墓一去大半天，要自备一顿饭，饮料是白开水，盛在铝制的或塑料的仿军用水壶里。学生一大早到校，标准服装是“白衬衫、蓝裤子”，装午饭的书包左肩右挎、水壶右肩左挎，以班为单位整队，半臂间隔向前看齐，“手放下”以后，就可以出发了。扫墓的路上，打头的抬着花圈或花篮，举着红小兵旗。路上学生们经常要集体唱歌，我们那时扫墓唱的歌主要是那首唱了几代人的《少先队员之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顽强学习，坚持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据比我们大几年的孩子回忆，他们那个年代唱的是瞿希贤作曲的《踏着先烈走过的道路》： 

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冈，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道路上。

我们今天能戴上红领巾，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的大门，是数不尽的先烈，用生命替我们换来的胜利；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完成。

“文革”前扫墓，唱这首歌，“文革”后扫墓也唱这首歌，再后来就多是唱《少先队员之歌》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地天安门广场也是清明节扫墓的一个重要地点。那时候，清明前后，满天安门广场都是孩子。活动并不复杂，举行一个仪式，由红小兵大队长之类的学生代表向烈士致辞，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全体学生宣誓，“继承先烈遗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等是标准词，然后环碑参观，老师给讲纪念碑上那几个著名浮雕的意义和事件。有的学校把红小兵（少先队员）或团员的发展会也拿到这里开。仪式之后，多是接着到中山公园游园、休息和吃饭。中山公园是北京孩子最熟悉的去处之一，里面有一个可以开飞机和汽车的转盘结构的游乐场，别处见不到。

我去过两次八宝山扫墓，一次是学校组织的。走的路虽说比去纪念碑多出去几倍，可孩子还是很希望去，因为八宝山是扫墓里级别最高的。因为远，所以一般是高年级的孩子才有机会。于是低年级的孩子，都盼着升级，可以早点有资格到八宝山扫墓。八宝山是革命公墓，无数先烈长眠的地方。太多名人集合于此，园内古木参天，十分肃穆庄严。大多数学校在这里举行仪式，缅怀先烈，然后绕公墓参观。有的学校在夏娘娘的墓前活动。我们那年代的孩子对很多著名历史人物及烈士的认识就是从八宝山开始的。后来我又和父亲去过一次，那次是去二室祭奠曾经是地质矿产部部长的姑奶奶。正好碰到贺龙的家人去旁边的一室给贺龙元帅扫墓（清扫骨灰盒），我于是凑热闹得以看到了那个神秘的一室。门一打开迎面几幅巨幅遗像是毛泽东、康生、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那时还没有平反，所以没有他的，里面的骨灰盒很多，由低到高摆了好多排，感觉挤得很。贺龙的被摆在最后一排的角落，上面盖着党旗，但落满尘土。

万安公墓也是著名的学生扫墓和纪念革命先烈的地点，主要是因为那里有李大钊烈士墓。万安公墓是北京最早的现代型公墓，位于海淀区香山南路万安里，创办于1930年。公墓中安葬着革命烈士、社会活动家、昔日军政要人、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以及侨胞、外国友人等，如李大钊夫妇、邓文辉、路友于、任锐、张西曼、曹禺、刘继卣、王力夫妇、施今墨、胡惟德、冯友兰、韦素园、萧龙友、马占山、柏文蔚、朱自清等。

除了扫墓，中小学还偶尔组织游园。小学游园都是排队“腿”儿着去。排队走路，春秋天还好受一点；夏天最怕暴晒的日子，马路上偶遇树荫或一丝的凉风，都是一种享受。那些年，各大公园如颐和园、故宫、北海、景山等，并不是常年开放。颐和园关过一段时间，故宫是70年代初开放的，北海和景山“文革”后期一直闭园。

那时游园也少不了讲政治。游园又分春游和秋游，不少学校把陶然亭公园作为春游的“点”，因为那里有一套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设备，据说可以捎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孩子的感觉则是，玩着就爬了雪山，悠着就过了铁索桥。我对那个雪山印象特深，简直就是一个特大和特宽的滑梯。记得我们还去过颐和园和动物园。还有比较远的就是“樱桃沟”，旁边就是卧佛寺公园。沟的深处有“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碑，这里也是很多学校搞入队、入团和入党仪式的地方。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上中学时，学校搞入党仪式就组织学生从八大处徒步到这个纪念碑，不知怎么那么准，刚好12.9公里，说是这样可以更好地缅怀革命先烈……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扫墓活动是挺有意义的，的确加强了对学生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还丰富了学生的历史知识。起码对树立是非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天的学校如果适当地恢复这些活动，其实应该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发表于2008年3月24日）

1952年，摄于北海公园内，左二为毛大庆的母亲

儿童节

“六一让孩子怎么过有意义?”“送孩子什么礼物好？”是让如今所有妈妈们都头疼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玩，平时和过节一个样，众多妈妈们无不感慨：现在的孩子们物质条件好了，让他们过得有意义倒难了……哪里像我们当年……对于生在60年代，童年主要在70年代度过的我们来说，童年早已是回忆，儿时的欢乐和梦想随着时光的流逝沉淀成岁月的烙印，只有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才能依稀记得我们那时的儿童节和遥远的童年。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回家路上听着王佳一的节目，回想起了我小时候的儿童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一天，学校常常会举行一台六一儿童节的文艺晚会，然后歌唱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下幸福的一代，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要为建设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还有要学习雷锋的好榜样……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描画的童年影像实在很不一样：50年代的童年单纯平静又朴实，六七十年代虽经历变革动荡仍不失童年欢乐底色，80年代后改革开放物质丰富给儿童生活添上了新色彩，90年代至今的孩子更是活在一个娱乐多元化又备受宠爱的世界中，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压力……

我们那个时候过儿童节，大多以郊游、学校演出、班里组织活动为主，不管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能收获到快乐，而这份快乐自始至终都陪伴着我们成长。六一是儿童们的节日，除了学校的这些活动之外，回到家，永远玩不累的我们依然会约好小伙伴，去同学家玩。

我记忆里的7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动荡、迷惑、追求、变着法子自娱自乐的年代。而70年代的六一儿童节，同样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记忆里最兴奋的儿童节是小学时的一次儿童节，班主任带领我们去香山搞活动。在小山坡上，班长早已把一些写着礼物的纸条藏好，让我们大家去找。我们都怕找不到纸条，早早地就冲向山上，谁也不管谁，到处翻着石头、杂草堆。有的同学找到了，高声呼叫：

“我找到一个了！”这一声喊我们都心慌慌的，生怕找不到，但越急越找不到。找到纸条的同学都去班主任那里领东西，其他人只能很羡慕地看人家领着铅笔橡皮，炫耀着到处显摆。那个时候的童心真是率真，尽管同学如此炫耀，自己的心里还满怀着和他们一样的高兴，虽然后来自己可能只找到一个纸条。玩累了，我们下得山去，一群口干舌燥的小孩冲进一家农家的院子，院子里一口大缸，里面盛满井水，小孩们抱着瓢一通猛喝，还有的在头上浇上一瓢，真是好不痛快！

最生动的儿童节。“击鼓传花”好像是70年代的一个特征，无论什么活动都离不开它。我记忆中的一次儿童节，天气有些阴暗，老师就组织我们在班里活动。同学们动手把桌椅靠着两边的墙摆好，靠讲台的这边也要摆一排桌子，桌子上放一些山楂条、西瓜子和几根香蕉，每个桌子上还要放一份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的一两个凉菜，我记得当时我带的是一盆凉拌“心里美”，有的同学还带着拌豆芽。活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就是“击鼓传花”，用绸子扎成的花在鼓声停时，传到谁的手里，谁就表演节目。当时我很害怕自己表演节目，绸子花传到我手里时我快速扔给旁边的同学，有几次都掉在地上，我也不管它，反正不在我的手里。每当有同学拿到花，我们都高兴地大叫，嚷嚷着让他们表演节目。会唱歌的同学就唱歌，会说相声就说两句相声，什么都不会的就说一个谜语让大家猜，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坐下来看着我们焦头烂额地想答案。晚上上百名孩子一起去操场放自己用道林纸制作的孔明灯，当几十盏孔明灯一起升起，同学们的欢呼声响彻旷野。

最遗憾的儿童节。还记得上小学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我写的纪念周总理的儿童诗《献花》被《中国少年报》推荐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儿童诗朗诵会演出，朗诵我的诗的是儿艺的著名演员方掬芬阿姨。报社邀请我们这些小作者出席，而且和康克清奶奶一起观看。不争气的我演出前一天恰恰生病发高烧，妈妈怕我失望，居然从单位借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录音机，和演出方商量后搬到了儿艺。毕竟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自己没有去成，后来很久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是遗憾。

最苦的儿童节。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被要求早早地起床，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和蓝裤子，带上在枕头下压平的红领巾，跨上军用水壶，穿上用白石灰抹白了的球鞋，一路小跑来到学校，此时的校园早已站满了一队一队的学生，大队指导员在组织各班的大队长、二队长清点人数，班长嘴里吹着口哨，召集着自己班的学生。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各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出发了。记得那次的主题是“模拟万里长征”，就是要走很远的地方，不能坐车。我们班在化学老师的带领下，两排40名左右的同学整整齐齐地出发。班长举着红旗走在最前面，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过马路的时候，行人们都会停下来，让我们先走过去，那个时候很有些自豪的感觉，走起路胸都挺得高高的，也许是故意让大家看到那鲜红的红领巾吧！刚开始走的时候还行，大家唱着歌，手拉手，但到后来腿就不听使唤了，很多人慢慢地越落越远，几乎溃不成军。因为是纪念长征，除了馒头、咸菜和水，老师不允许带任何食物。虽然是生在70年代，但我们依然受不了这样的苦和累，在酷热的太阳下，狼吞虎咽地啃着硬馒头。实在够惨的。

忽然一下子好多儿时的六一节划过脑海，觉得无比的温馨，不单因为鲜花、玩具和掌声、笑声，更忆起那些成长、独立和自我认知的开始，也许当我们看到更多的孩子开始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怀念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真，怀念属于我们的孩童欢娱，更想让现在的孩子们享受这份无忧无虑、纯真和恬静的美……

现在的儿童，你的儿童节快乐吗？

2010年6月1日儿童节

1971年，2岁多的毛大庆和外祖母为他养的小鸡（摄于花园路1号2号楼5单元201室阳台）

中秋节

今年的中秋节也许是因为和十一国庆很近，所以显得特别热闹。从一周前开始满城区大堵车，到首体30 000人热血沸腾大合唱般的“梦回1980 ”演唱会，映衬得这个中秋格外的热闹。

而我回忆我们小时候的中秋，最清晰的，也是最熟悉的，就是每年中秋之夜，父母总要带我去小月河边的土城上赏月。回想那时看到的月亮真的是美啊，像一块白玉，里面酝酿着嫦娥和吴刚的故事，空气里充满着桂花的香气……每次赏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月亮带回家”，而月亮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回家。每每走到楼道门口，我总担心上楼的同时会把带到家门口的月亮“弄丢”。于是，狂奔上楼，冲到阳台上，当又看到明亮的月亮时，才能放心和安稳地睡去——月亮真的跟我回家了。

现在，为人家长的我，又在和孩子玩儿同样的游戏。

那时的中秋记忆里，月饼肯定是主角：硬邦邦，但很稀罕。

20世纪70年代初，物资实行计划供应。到了中秋节前，居民和城关农民都有粮油肉糖等方面的临时供应券，供应量有限，前者比后面在数量上要多。其中一项可到糖烟酒公司或其他副食品代购点购买月饼，那时的月饼花色很单一，个头也一样，绝大部分是糖果厂生产的月饼，另一部分是由街道社办食品厂生产。南方来的月饼主要分“苏式”和“广式”，比北京本地的要好吃很多。

与今天琳琅满目的各式松酥可口的月饼相比，那时的月饼只能算是土月饼。大约一两毛钱就可购到一块月饼，月饼糖分很足，咬起来硬邦邦的，吃到最后一口时粉末还在“扑扑”直掉。那时的家庭子女多，大多一户人家能购到一筒（共10块）月饼，分到每个孩子手上，顶多一块，人口更多的家庭每个成员只好分半块。

即便能分到一块或半块月饼，孩子们仍是望眼欲穿。等到吃过中秋夜的团圆饭，才分到月饼，当作稀罕物，不是一下子把它“咔嚓”掉，如同现在的小孩子们吃多了鱼肉，腻歪了月饼，在吃法上倒有相同之处，只不过不可同日而语。家长通常会把月饼切成扇形的若干块，大家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莲蓉、枣泥、豆沙，每样都尝一小块。

那个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到中秋节，无论平时如何节衣缩食，多数家庭都会打次“牙祭”，大开洋荤，既是一次大改善伙食，又让家人大补身子，重要的是感受一场中秋“精神盛宴”。

今年中秋我感触良多，无论今天的社会和我们小时候有多大不同，但在中秋节那天，再忙也要赶回家吃团圆饭的习惯似乎仍然浓重。

那个年代，不少人在外地工作或是下放劳动，每逢中秋节，这些人员就开始想家了，许多人已提早回家，仍有部分人员还在赶火车坐长途车。那时没什么飞机航班，多数靠火车和长途汽车，途中经常有路阻，一阻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加上没有手机可以向家人“通风报信”，等到赶回家往往是半夜三更了，但即使这样，一家人仍然会聚在一起，来几碗老酒，吃块月饼，边吃边喝，唠一唠在外头的事儿……这种迟来的中秋团圆饭，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的小学同学里有一批是农村的孩子，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孩子除了几分钱的糖果外，便很少有什么零食可吃，唯有节日是不受限制的，何况，还有月饼。

我的住在东升公社的小学同学王强写道：

那时，还很少有现在这样用机器制作包装好的月饼，中秋蒸月饼便是每家最热闹也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每逢中秋母亲便早早地起床和发面，炒芝麻和花生粒，然后到邻家奶奶家用石臼细细地把它捣碎，再用红糖搅拌均匀了用作月饼馅儿，也有用枣泥做的馅子，红红的满满的一盆，很是诱人。我们兄弟几个常常禁不住诱惑，趁母亲不注意偷偷用筷子夹上一点放在口中，有时月饼还没包，饼馅儿倒下去了不少，母亲见倒也不恼，只是扬起擀面杖似打非打地吓一吓我们这几个“馋猫”……母亲做的月饼远没有城里和现在做的月饼这么精致，但在我的内心里总觉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月饼，月饼大大的圆圆的，最小的也有碗口大小，为了做得更好看些，母亲用手在月饼周边捏了一圈花边，再用一种植物八角形的种子在月饼中间印上许多花样，如繁星点点，众星拱月。每年母亲都要蒸一个很大的月饼，月饼直径有半米大小，满满的一锅，又大又圆，母亲说，这象征着全家和和睦睦、团团圆圆。月饼一层一层的如千层饼，中间夹着枣泥馅儿，软软的厚厚的，让人很是眼馋。我至今仍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

那时过的中秋节，是原始的，狂野的，跟物资丰足的今天相比，幸福是相似的，甚至更为醇厚。如同现在张泽群主持的《童心回放》，回放早期的一部部黑白电影，勾起而今已是中年的我们一个个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七八十年代的中秋节，与物质丰富的今天比，人们感觉要幸福得多有得多。

2010年9月25日中秋假期结束时

1969年，8个月大的毛大庆第一次和大家庭合影，一排右一、左一为他的父母，中间为他的外祖父母。那时他的父母和外祖父即将奔赴五七干校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儿

文/ 王丹

小时候我和父母、兄长住在京城中心边上的一个有九户人家的院子里，据老一辈人说，这个院落所在的街是旧时拥有封号的“伯爷”的府邸，我们住的院子恰恰是后花园的所在。院儿里住着老红军、军队在职人员、军队后勤、基建、文工团转业人员，由于以海军居多，因此，邻院儿的人都习惯称这里为“海军大院”。

大院里植物品类众多，有参天的白杨和如伞的国槐；有开花结果的枣树、梨树、核桃和白石榴；有婀娜的柳树和院儿中心道上的两排整齐且四季常青的侧柏……大院里的几处相对规整的小四合院儿，被安排给了德高望重的“老红军”们，老人们战功赫赫，各有特色。

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吴伯伯是至今海军系统最长寿的老寿星，享年105岁，在90几岁时竟然还可以一身帅气的白衣白裤，同其他老人一起参加老年模特儿和迪斯科比赛，“功夫”了得！他家院子里的那六株梨树，花开时节，层层似雪，美不胜收。

经历过长征的何伯伯，略显骨感的大个头儿，高度近视。有次去他家，他戴着厚厚镜片的眼镜儿，不知用什么将一个短小的望远镜固定在眼镜上，几乎整个脸贴在黑白电视机前看足球赛，头不时地随球儿移动，那样子简直幽默极了，用现代的话说，太搞了！笑得我肚子疼。每次去他家，他都会笑容可掬地操着浓重的江西口音叫我：“丫头！”随后递过一盒酥酥脆脆的麻糖。他生活俭朴，是我们院儿有名的“赤脚大仙”，经常草鞋出行，每天早晨坚持四五点钟出去散步。他家院子里有一个大缸，储存最多的就是白菜、土豆和雪里蕻。唯一有小资范儿的，只有他家一进门影壁上攀爬着的那棵金银藤，花朵的舒卷姿态和沁人心脾的香，令人久久难忘。

每逢新年，与我同龄的孩子们都被小棉袄、棉裤包裹成“包子”状，提着纸灯笼，红的、粉的，追逐、疯跑，笑着，闹着，那时的纯真，是真真儿的！焰火，当属资格最老、战功和级别都最高的顿伯伯家的最耀眼，大家通常都是放完自己家的，立等他家的“焰火晚会”。顿伯伯有七个子嗣、儿孙满堂，长孙小名儿“闹闹”，是爷爷的怀中宝，比我小一岁，但论辈儿得叫我姑。他小时候淘得没边儿，有次在我家疯闹时一屁股坐在了大叶儿仙人掌上，“后臀尖”受重创，顿伯伯得知大怒，急得差点儿砍了仙人掌。

少时，由于都是就近入学，同学们分布在院子里和前后的三条街上，亲兄热妹，来往频繁。放假的时候，我会和要好的同学一起突击将作业统统做完，然后骑车去八一湖荡双桨。那时最美好的事儿，一是和同学分吃一个油条芯儿的煎饼，倍儿香；二是玩儿“争上游”“捉黑叉”玩儿到灯初上。

那时可逛的地方除了公园就是卖蔬菜的大棚和类似现在“好邻居”规模的小百货店，要说货品也算是应有尽有，售货员阿姨的态度都特好，不施粉黛也漂亮。杏话梅、粽子糖、粉笔糖这些对于当代人而言伤肝、高糖、不健康的小零食都是那时小女孩儿们的最爱，当然也包括我。

我家的小院儿在大院东南角儿，母亲和奶奶是这里的守护者，而父亲是“园丁”。他，南征北战，戎马半生，打过海南岛，守过零丁洋，写得一手好字儿，但从不显摆；好摆弄花草藤蔓、蔬木庄稼，但自认很业余。他说：“我家，是城市里的村庄。”被他规划出的“自留地”里，沙瓤儿的西红柿和挺实的尖椒一小片儿一小片儿地长势喜人，稀有的几杆玉米也会迎来吐穗儿时节；被补了又修的鱼缸里经常优雅地漂浮着睡莲和菱角叶儿。总飞过来偷吃枸杞子和无花果的麻雀都肥得像个小球儿，大灰喜鹊也是常客。夏日里，葡萄藤下浓荫蔽日，那是在哥哥们去当兵的日子里，奶奶和我经常共进午餐的地方。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我家的小院儿，我的耳边都会响起那首“我们的田野”，并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吟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而每当忆起大院里那些近邻的趣事，小院儿里那些远亲的相聚……那些虽已逝去，但美好永恒的时光，我就会想起张楚的那句：“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儿……”

（自王丹随笔《虚室生白》2008年7月28日）

北京的金山上

“革命”记忆

写“童梦京华”，我一直犹豫，我们这拨儿赶上了点儿“文革”乱七八糟小尾巴的北京小孩儿，要不要写点儿“文革”经历呢？我的一个博文好友同学说，不写怕是不完整。而那个让千家万户惊心动魄、悲伤哀怨的时代，在我的记忆里全是些搞笑的东西。于是，不能叫经历，姑且就是些记忆吧。

对于参加那时的革命行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游行。那年月常常有“游行”。“四届人大”、“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和“进行新的长征”都游过（好像只有“天安门事件”因太不得人心而没有游行，加上我那时候也稍小点儿）。“游行”前每人发一面写好的小旗（不许撕破、折边儿），出发前全校先开“大会”。游行时锣鼓喧天，各行各业都出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的一次游行我记忆尤为深刻。那是初夏的一天，还在九一小学上一年级的我，上课到上午第三节，学校通知大家第四节不上了，早早回家吃午饭，下午一点集合去游行，主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东西。每人发一根小竹棍，一张30度角的三角形红纸，让回家制作游行小旗。旗帜上还要写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于是赶快回家，求助于在家赋闲的“走资派”外公。外公是建筑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于是连写带做，小旗一下子就做好了。中午下了一场小雨，我们排队出发时太阳出来了，马路上热气蒸腾，燥热得不得了。一群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喊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塔院走到北京师范大学再经北太平庄回来，算是完成了一场革命行动。我一直好奇我们到底喊的什么口号，回家问外婆，结果她头也没抬“啊”了一声了事，直到好多年后我才弄明白。

那时，我们知道有很多“坏人”，特别“坏”的诸如“孔老二”（孔子）、蒋介石、刘少奇、彭德怀等等。我们于是也常常以大“反动派”的名字，骂别人：姓蒋的叫“蒋介石”，姓彭的叫“彭德怀”，姓刘的叫“刘少奇”（前面还要冠上“叛徒”、“内奸”、“工贼”），等等。而且从连环画里看到的这几个人的形象个个面目狰狞，十分恐怖。到了晚上尤其不敢想，听说那时哄小孩睡觉，吓唬不听话的，就拿这些人说事儿，可灵了。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历史和我们开了个大玩笑。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红宝书”的精华本，里面像字典一样，可以查到好人的代表人物，和“坏蛋”的代表人物。可那些“坏蛋”后来发现多半都是搞错了。

我出生的时候，是阶级斗争最严酷的时候。据母亲讲，生我的时间，刚好是医院里每天的“早请示”时间，医护人员都要去毛主席像前念叨些什么，最后还要跳一段“忠字舞”之类才罢。母亲那时在产床上已经几乎坚持不住，结果我生出来时头上挤了一个大血泡。医院戏称我非常符合当时对造反派的要求：“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就是天生“头上长角”的那类，应该是天生的标准“造反派”坯子，可以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呢。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几个词儿。一个在北大大院里长大的小朋友回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时，写道：

我有一个小伙伴“陈小”——他妈妈是小学里的“布老师”（“坏”孩子都明里暗里叫“不老实”）——与另一个小伙伴“小毛头”打架了，气不过，便在“小毛头”家外的墙上写了个“毛”打了个叉。这时正值毛主席老人家去世的“治丧期间”，立刻来了辆警车和几个“公安员”，手里端着“五四”手枪（我小时一直以为“五四”手枪和北大的“五四”操场，是同一回事），就要来抓人。“陈小”的妈妈拼命抱着“陈小”，大声叫“不是我家陈小”，“不是我家陈小”，还眼睛凶凶地看着我们这群小朋友，叫：“谁说是我家陈小？！谁说的，看见的——站– 出– 来！”“公安员”又要对笔迹，“布老师”叫冤道：陈小还没有上学，除了“毛主席万岁”，不会写其他的字——这样的小孩，哪个有笔迹，哪个笔迹不是一样呢？“公安员”为了缓和矛盾，提出给我们这些小孩都验笔迹……这件事越闹越大，连清华都有好些人翻墙过来看热闹；“陈小”终于赖在他妈妈的怀里没有被抓走。事后，大家都说，要是“布老师”稍“软”一点，“陈小”肯定是给带走了。这件事过后，代销店前便站了一个“穿便衣”的叔叔，天天站在那里看报纸，连最小的小孩都知道。我们再也不敢在墙上画带“大檐帽”的国民党军官；而“陈小”也在他家里被结结实实地锁了半年多。

生长在学院路的我，因为“文革”的诸如韩爱晶等高校的四大造反天王把高校区搞成了“文革”阶级斗争重灾区，我虽未亲身领略，但却也没少耳濡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记得我们中学的大操场就是曾经揪斗和殴打过彭德怀元帅的地方，还听四姨讲她们清华主楼武斗时两派架着重机枪等惊心动魄的场面……更何况我们家也直接就是“专政”的重点对象呢，这留着后表。

不过从我完全记事起，“阶级斗争”似乎已经渐渐淡化了。可能因为是与军队有关的大院的原因吧，我周围“有问题”的人不如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大院里来得多，听生活在北大的朋友后来说，他们那儿小朋友的家长有一小半都“有问题”。大家都知道谁家是“右派”、谁家是“历史”、谁家是“现行”、谁家在某某大会上坐过“飞机”，都抱着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玩在一起，好像“坏人”只是“小人书”上的坏人。而这些大人们对小孩也是成天嘻嘻哈哈的，丝毫也没有“悔改”的态度。这时，许多多年不来往的朋友，也开始相互走动。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是我们小时候报纸社论经常用的政治术语，提醒大家时刻不要放松“阶级斗争”的意识。

那时好像“坏人”特别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诸如孔老二、刘少奇等“坏人”，敌特坏人更是好像很多。特务是那时对台湾、前苏联（苏修）和美帝国主义等派来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坏人的统称，于是出现了“反特影片”这一类特殊的文学艺术作品。那时候的小孩子除了“打仗”影片之外，最爱看的就是“反特影片”。

反特影片是一个特殊的电影名词，带有非常强的时代特色，这类故事片一直深受观众欢迎，五六十年代曾是反特电影的高产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像《秘密图纸》、《寂静的山林》、《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徐秋颖案件》、《铁道卫士》、《跟踪追击》、《羊城暗哨》、《冰山上的来客》等，由此培养了好几个专门的浓眉大眼的“侦察员专业户”演员，以及像叶琳琅那样婀娜妖娆的“女特务专业户”演员。那时反特片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打击美蒋特务的颠覆破坏活动，还有部分是农村的“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在“文革”的10年间，反特影片在银幕上主要被“路线斗争”所取代。倒是朝鲜的两部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和《原形毕露》成为中国银幕上这类影片的亮点。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中国“文革”后的第一部反特故事片《熊迹》。紧接着，当时国内四大电影厂的反特片生产全面启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随后两年内，长影又拍摄了《暗礁》、八一拍摄了《猎字九十九号》、上影拍摄了《东港谍影》、北影拍摄了《黑三角》。随着当年中苏矛盾的持续加剧，反苏联间谍的内容成为这时期反特片的主流。进入80年代，国际冷战格局开始朝着不利于前苏联的方向发展，中苏对峙在客观上得以缓解，而随着我国政府宣布和平统一的主张，“台湾特务”逐渐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名词，加上“中美友谊”、“中日面向21世纪”，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特”可反呢？反特题材的影片从此迅速降温。到了80年代中期，北京警方破获李家琦、仇云妹国民党特务案，这时官方最后一次提到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如今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无论是官方媒体、文艺作品，还是普通百姓，好像都不再有“特务”的概念了。不过倒也是，老想着“反特”，经济还怎么发展呢？钱还怎么赚呢？

我印象最深的反特电影之一是《熊迹》，它是以1974年1月发生在北京西坝河（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著名的前苏联驻华使馆一秘马尔琴科间谍案（“苏修间谍落网记”）为基础创作的。也许有人记得，70年代中期，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苏修间谍落网记》的课文，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这则故事还被编为连环画，如今在外使警卫支队，官兵们仍对那场神秘斗争津津乐道。我至今深深记得那里面很多细节，诸如黑乎乎的桥下接头等阴森恐怖的镜头，弄得我至今路过俄罗斯大使馆和西坝河一带，总觉得有点背后发凉。人们大多如此，小孩子时被吓着的事，一辈子忘不了。就像妻子常和我说，她最怕的就是电影《金光大道》里的“马小辫”，因为电影里这个坏人出场时是三更半夜，电闪雷鸣，人脸打着底光，人物塑造和表现手法着实和现在的恐怖电影不相上下。

我小时候居住的大院因涉及国家核心机密，所以对间谍和敌特问题格外敏感，别说进来个外国人保卫部门立刻盯上，就是丢几张纸，都是惊天大事。我们院里一个科研人员因为把一份文件放在自行车前面的筐里丢了，好多年都抬不起头来。

…… 

如我开头说的，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文革”没有什么深刻记忆，就像今天我们看古代的宫廷戏一样，是非难辨，黑白难分，充满着矛盾和困惑。回想小时候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是《东方红》，晚上播放的是《国际歌》。《东方红》歌词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国际歌》歌词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写“革命”经历很难完整，但片断的记忆加在一起，也可谓很有意思，色彩斑斓。我常常觉得，这些点滴记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犹如难以复制的收藏品，实在弥足珍贵。它记载了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但它应该是绝版的记忆，因为这些，将永不再有，也希望永不再来。

2009年3月17日深夜，正好一个朋友和我提到“敌特”这个词

1970年，1岁多的毛大庆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中

记忆中的“大革命”——家庭成分、早请示、晚汇报

2012年的“两会”上，最能让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恐怕很难超过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文革’会卷土重来……”的有关讲话了。为什么“文革”这么可怕，现在的孩子不好想象。关于“文革”，对于我们这一代孩子来说，受的苦不多，荒诞不经的场面和

现象倒也亲历了不少。有些名词儿是很难忘却的。

家庭成分

成分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画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所以，那时候家里填各种表，非常重要的一栏就是要填写“成分”。而这是让很多人非常难堪和头疼的。因为所谓成分，分为革命军人、干部、学生、群众、农民……但是也有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等。前者填得理直气壮，后者则填得低三下四。

劳动人民（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 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在社会里是上等人，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完全渗透于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里。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对成分的政审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人被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无意中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文革”中几乎绝对化地严格控制，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不放过。

那年月，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人家本来就想消灭你。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要命的，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出身不好，往往让人生不如死。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红一点儿算一点儿。

连纯属私人生活的恋爱、婚姻也不例外，红五类子女配黑五类子女是下嫁，黑五类找到红五类就是高攀，会受到亲戚、朋友、同事的阻挠和反对。严重的，单位会不给出介绍信。侥幸得逞的，父母也有的因懊恼而不参加孩子的婚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甚至断绝往来。即使冲破世俗偏见结了婚，在家里不自觉的仍是红五类子女的地位高（下意识觉得委屈），黑五类子女的地位低（下意识觉得对不起对方），说话、做事都得赔着小心，成为家庭冲突的事故多发区。多年以后有了第二代，才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勉强来往，还得低声下气地事事察言观色。

在那样的年代里，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出身和家庭成分而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对毛主席“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但可以比什么都重要。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崇拜礼仪大致流行于1966~1971年间，今天看来像神经病一样不可理喻。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时，一般还伴有一种舞蹈：忠字舞。

我几乎被这一伟大的仪式扼杀。在母亲生我的前一小时，人已经被推上手术台，医生和护士不见了。疼得不行的母亲不得不大声呼叫医生，不得回复。一个在扫地的“牛鬼蛇神”悄悄告诉母亲，所有人都在“早请示”，得等他们回来……于是，没有任何办法。还算好，在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刻，医生们“请示”结束了。

那会儿，家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后来，甚至有学者考证，这一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可悲的是，竟然在20世纪的“新中国”重复着这类奴化精神类型的行为。

2012年3月30日朝阳公园

一出生就淹没在“红色海洋”中的毛大庆

记忆中的“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上）

我的记忆里，我们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有几个词出现特别多，诸如“反革命、反党集团”、“打倒”、“批判”、“阶级斗争”……总之，充满火药味儿。

我们那时候小，很多事情搞不明白，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出来那么多“反革命”、“反党”的人，还组成好多个集团。比如高饶反革命集团，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等等，后来看书发现还有很多、很多。而且很多组合十分有趣，比如，“批林批孔”，至今也想不明白，林彪和孔子，这两个出生相差将近2 500年的人，怎么会一起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些可怕的“反革命”“反党集团”，跟我们那代人有交集的主要是“林彪、叶群反党集团”和“江青、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有说反革命集团的）。这两个集团的形成占据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后两部分，中间有交集，但基本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按照后来的话说，把中国折腾得够呛。

对于林彪这个集团，我的印象很浅。因为我三四岁比较记事儿的时候，“林副统帅”已经在逃亡途中摔死了。那时，江青及其同伴已经得势。

我们小的时候并不懂林彪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更不知道他是什么“开国元勋”，只是从很多画报上可以看到他到处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他最著名的一句话被到处刷在墙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小时候对这个人的印象大约是“扫帚眉、三角眼、佝偻背、非常瘦”，“红宝书”不离手（就像现在很多人手机不离手）。他倡导的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像随身戴成了那一代人的时尚，就像现在iPhone 一样风靡。我刚出生时，外婆也给襁褓里的我别了一大个儿毛主席像，我后来看照片，那像章简直和我的脸差不多大。

林彪出逃摔死在当时中国是政坛上的“大地震”，但我并没什么印象。而这件事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却是个大笑话。主要是后来母亲回忆起在河南乡下听村长用河南话给老乡们传达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场面，大家总是忍俊不禁。那村长传达前也搞得不清不楚，他说：林彪，带着一群老婆（老婆叶群），坐着一个三个以巴（尾巴）的肥鸡（坐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掉在了蒙古的井里头（掉在了蒙古境内）， 听说咧，那个水呀，还温嘟嘟地直出汗咧（温都尔罕）。

对林彪这个人还有一个印象来自1974年江青导演的“批林批孔”运动，那时这个词响彻全国，我当然搞不清这个运动为了什么，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把一古代人拿出来批斗，而且，这个古代人叫“孔老二”。围绕这一持续了快一年的运动，有很多荒诞的口号、海报、小人书，我将专文记述。

直到后来国家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我才从电视里认识了林彪的四员大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这几个人几乎控制了军队的海陆空大权，我这才知道这个“集团”原来有这么些人。

对于江青和王、张、江、姚这个后来简称为“四人帮”的集团，我则印象深刻。

2012年4月1日飞往北美

记忆中的“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下）

我对“四人帮”一词的认识，来源于1976年秋天的一天晚上。那是一个天气很舒服的晚上。在“豁口”（今积水潭）的公共汽车站，父亲低声但欣喜地对我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一夜间抓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及其党羽，到10月18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昭告天下。）上小学一年级的我，自然觉得很不解，那几个天天在报纸头版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一下子就被抓起来了……不过，从这一年里的风起云涌的“天安门事件”，我已经可以感觉到社会的不稳和大众的强烈不满。

我从小对这伙人的了解，当然首先是因为郑州大学的造反派领袖们将祖母投井害死这一惨案，这让我后来对“文革”这一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事太悲，未来专表。

说说我对江青等这几个人的印象吧。

江青是主席夫人（现在就是第一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改编了一堆样板戏，占据了一个时期几乎全部的文艺舞台，我至今还会唱很多唱段。最早了解这个女人，是70年代末母亲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托人带回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写的《江青野史》，那时我四年级，是人生第一次看“政治”禁书。从那里，我也第一次感受了神秘的政治的复杂；也第一次觉得，毛主席真的不是神仙。她闹了很多笑话，比如接见外宾时呼唤李时珍陪同之类，都是我们儿时相声里的好段子。

王洪文在我记忆里是个白面小生，“分头”这种发型我是从他那儿才知道的。那时候在报纸电视里看见这个人，白净文弱、穿着军装、留着分头，觉得还挺时尚的。

张春桥这个人我确实从来没有好感，三角眼，驴脸，长得像电影里的特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混成了国务院副总理。

姚文元完全长得像电影里的地主，癞蛤蟆眼睛，头发几乎没有，但似乎文笔很好，前几年我看到他写的一篇关于“挤车”随感的文章，觉得用以解释房地产行业怪象还挺贴切的。

上面这几个权倾一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江青因为是第一夫人外，其他人我们这些不明白政治的小孩几乎不知出处，他们一夜间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成了伟大领袖的左膀右臂了。

“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场浩劫终于过去——这些话，对于没有亲身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孩子来说，是人生第一次体会政治核心的大地震。我只记得，那种来自民间的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从首都北京传到了全国各地，整个中国被喜庆和欢乐的气氛所笼罩。我幼小的记忆中，充满了成年人激动场面的回忆：欢庆之潮汹涌澎湃，人们走上了街头，以中国人搞运动最传统的方式——游行，来庆贺国家命运的新生。锣鼓声回荡在城市和乡村，人们扯直了嗓子，振臂高呼，活动连日不绝。在那时的记忆里，我真的觉得这帮人确实不得人心到了极点。

在喜讯传来后，多数学校为此停课一周。学生天天上街游行。每个学生都要穿上白褂黑裤子的统一服装，没有的就四处找人借衣服借裤子。不仅是学校停课，许多工厂、公社、部队、商店机关、街道都停工停业，“各类”人民都上街游行。街上张贴着鲜艳夺目的大喜报。仪仗队中，有打腰鼓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敲锣打鼓的、打彩旗的、打标语的……孩子们在一旁兴奋地跟着跑跟着叫，比过年还热闹。

那时候“文化战线”丑化“王张江姚”成了一大乐事，可谓极尽能事。一位青年艺术剧院老演员回忆，那时候很多演员都忙着排扮演“四人帮”的戏，他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扮演的是王洪文，班上另外3个男生演其他3个人，江青也是由一个男生扮演的。纪寿恩还记得当时扮演张春桥的男生叫纪培亮，被其他3人抬着游行，两个人抬着他的腿，另一个人就是“王洪文”抬着他的屁股。扮演者每个人脸上都戴了一个由硬纸壳做成的面具，画着“四人帮”丑陋无比的画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围观的老百姓都恨得咬牙切齿，也不管他们是演员，烂菜叶、臭鸡蛋纷纷砸来。

记得，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同学在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如前面说，在中央将粉碎“四人帮”的真相告白于天下之前，不少人已经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个消息，但由于十年“文革”养成的习惯，大家对知道的事情也不敢随便说。父亲就是被在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的大伯半夜叫去秘密告知的。

我的日记本记载，那时，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还配上了自己设计的动作。

大快人心事（立正姿势后双臂向上一举成V 字形)

揪出四人帮( 右手一拽)

政治流氓文痞( 跺右脚吐口水)

狗头军师张( 右手用力向地上一指)

还有精生白骨( 同上)

自比则天武后( 右手食指指着自己右脸)

扫帚一扫光( 跺右脚右臂在胸前一甩)

篡党夺权者( 右手食指向地上一指)

一枕梦黄粱( 右掌托右腮头一歪)

野心大( 右手捂心口)

阴谋毒( 右手食指指地上)

诡计狂( 同上)

真是罪该万死( 分别跺右脚三次)

迫害红太阳( 左手放胸前右脚向后跨半步右手指向后面银幕上的毛主席像)

接班人是俊杰( 动作同上指向华主席像)

遗志继承果断( 竖起左手大拇指)

功绩何辉煌( 竖起右手大拇指)

拥护华主席( 双手掐腰右腿向后跨半步凝视华主席像)

拥护党中央( 双手掐腰面向观众做立正姿势造型——完了)

打倒“四人帮”后的半年里，全国像是过了一个漫长的国家级节日，被压抑了十几年的情绪，一下子如火山喷发出来。各种文艺作品的确如百花齐放，相声、快板、评书、话剧、电影、音乐、报告文学无比丰富，至今，我也没有再见过如那时那样全社会“才思泉涌”的时代！我记得母亲就是从电视的“和陈林学英语”节目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同班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吴青（冰心之女），从那后，聚齐了初中时不下30名同学。第一次聚会就是在我家里，外婆做了一大桌，几十个被“打倒”、“批斗”甚至“坐牢”乃至“家破人亡”的失散老友从上午一直畅饮到深夜，那场面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一上小学，就接受了这样一堂活生生的政治教育课，使得我对“打倒”、“粉碎”这样的政治突变不再感到陌生。这个在“多难”中不断“兴邦”的民族，在循环往复的向上发展的过程中，人祸实在远远多于天灾。

2012年11月17日CA1710北京赴杭州马拉松途中

毛大庆的爷爷奶奶，摄于“文革”前夕

记忆中的“大革命”——革委会

看过《芙蓉镇》的人都会对那个恶毒的“革委会”主任记忆深刻。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晚期，拿组织来说，我印象里，“革委会”就是核心组织、最高组织的代名词。什么事儿只要革委会说了算那就说了算，比法律大多了。

据记载，1967年1月，在“四人帮”著名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的主要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夺权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组织叫什么名字？张春桥挖空心思想起了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话：“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于是，他决定按毛泽东的思路办，把上海市造反派所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并以“上海人民公社”的名义向中央打了一堆报告，除了报告大好形势外，主要报告“上海人民公社”的优点。但是毛泽东对上海市的造反派夺权，还有很多不放心之处。为此，毛泽东专门找张春桥、姚文元去中南海谈话，问这两个家伙一连串问题，诸如：这样做是要改变国家体制的，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都叫“人民公社”行吗？中央也叫“人民公社”行吗？我们国家的体制改变后，和洋人关系上是否也要改变？要外国再承认一回？要重新建交？……高瞻远瞩的领袖把这两个从没治理过国家的家伙给问傻了，想来想去，决定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因为那会儿“革命”总是有理的。于是1967年2月情人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二人飞回上海，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自己封自己，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于是，这就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我们小时候学校的墙上刷着一行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上海带了个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效仿，冲击各地党委和政府，夺取各地领导权成为造反派的重要目标，致使全国各地社会秩序大乱。建立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体制，以取代被砸碎的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以维持和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全国全面夺权后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后来各地造反派夺权之后建立的实际权力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有的各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这是在原有政治领导体制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尝试。随后，上到国务院各部委，下到各基层企事业单位，也都普遍建立了“革委会”这种政治领导体制。而且“革委会”这种造反派夺权的产物，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还两次被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肯定。直至“八二宪法”才剥去了“革委会”的“画皮”。据老人讲，到了1968年底，我出生那时候，全国( 除台湾省之外) 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可谓“全国江山一片红”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此进入了高潮，把国家拖入了“以革命的名义”的黑暗时代。

“革委会”作为一个政治挂帅下的权力“怪胎”，实行高度集权的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一元化领导，集党、政、军、公、检、法、工、学、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项大权于一身，带有的浓厚军事色彩也强化了它的集权化倾向，“革委会”的所谓“革命委员”一般也不通过民主产生，没有丝毫民主政治气息，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它无限放大了集权政治的弊端，是对民主和法制的反动，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

我对“革委会”从头到尾都没有过好印象，大约来自于对“革委会主任”的印象。从儿时大院生活的革委会主任，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步入社会的初始阶段，我都曾见过几位满脸写着“革命”两字的革委会主任。乃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大学时代，当某党委书记声色俱厉地教导我“你不搞政治，政治也是要找你”时，我眼前俨然出现的就是一活脱脱的“革委会主任”；当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第一家单位，接管我们的腰系武装带的人事处长讲话说，我们这个单位不需要大学生，你们来到这，第一堂重要的课，就是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过程。他在我印象里也是一位永远没有蜕化完的“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革命委员会仍作为地方人大和政府合二为一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一段时间。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至此，存在了12年之久的革命委员会的“无法无天”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1970年夏，1岁半的毛大庆与外祖母摄于颐和园大门前

记忆中的“大革命”——忆苦思甜

我们小时候，“忆苦思甜”是一个和今天“神马”“浮云”一样时髦的词汇。

“文化大革命”那阵，盛行用“忆苦思甜”的方法，对年轻人进行思想教育，要年轻一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旧社会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所受的苦，思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天天感谢社会主义新生活。

当然，最主要还是忆苦。

老师常教导我们，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下，利用这种方法对青少年进行思想灌输，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记得我上小学时，最为熟悉的忆苦思甜的教材故事主要有：高玉宝、刘文彩的“收租院”、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等等。那些故事里“劳苦大众”被“剥削阶级”欺压的悲惨经历，尤其像“收租院”里的水牢等情节，今天想起来，不亚于现在的惊悚文艺作品。加上适当配上一些总结性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确实起到了令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旧社会”充满无限恐惧，对“新社会”充满着爱，激励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

进行“忆苦思甜”，今天我琢磨，立意大约在于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用那时候的时髦话：让工人贫下中农免吃两遍苦，再受二茬罪。现在的小孩完全听不懂。

“忆苦思甜”，开始主要是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后来发展到深入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家中访贫问苦，到条件困难的地区调查了解，各地都写家史、村史，主要是写穷人的血泪史。

如果本人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的家庭，则被迫要写发家史、剥削史。通过这些家史、村史，告诉年轻人这样的“事实”：资本家就是剥削工人发家的，地主就是靠贫农的血汗养肥的，共产党使人民翻身解放，给大家带来幸福。

“忆苦思甜”活动发展到最后，就是吃“忆苦餐”，让新中国成立后吃得好一点的青年学生，专吃新中国成立前贫下中农吃过的野菜，体验当年工人、贫下中农的苦难。但有些地方组织得不好，那些学生吃了野菜汤，反而觉得“好吃”。现在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转去吃野菜，觉得好吃，也是这个道理吧。

听外婆讲，那时各地在组织忆苦思甜时，也闹了不少笑话。一个村的书记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老妇，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这位妇女没有文化，主持者也没有跟她说清楚，只是要她说过去的苦。那时这个村子在1959~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为饥饿，吃野菜，不少人都患上水肿病去世了。这位老妇的丈夫，也因为水肿去世了。于是，会上这位老人跟一帮青年人说的，不是旧社会的苦，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苦难生活，以及她本人的悲惨遭遇。有一位驻队干部越听越不是滋味，说：“你是控诉新社会，控诉共产党！”才叫她停了下来。

那时忆苦思甜的样子可谓千姿百态，有哭天抢地的，有衣着褴褛的，有展示血衣的，各类行为艺术层出不穷。作报告的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阶级情感，往往是“字字血、声声泪”，大大激发了人们对地主、资本家的深仇大恨。而听报告的，基本上是没见过旧社会什么样子，但是人人信以为真，群情激愤。“忆苦思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批斗的地主、资本家大多已经不在世上了。所以，那些罪恶的行径，你怎么说怎么是。

今天还会偶尔听到这个词，它已经不再具有“文革”时期的政治韵味和目的，更多强调的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厉行节约”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浩劫，似乎我们更应该常怀“忆苦思甜”之心吧。

2012年4月14日花园路

“文革”中，被下放到基层的毛大庆的外祖父

记忆中的“大革命”——“文攻武卫”

我所在小学进门的影壁上曾经刷着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话为一切“文革”的暴行找到了响亮的根据。于是，在这块墙下，被“小将”们打得“缺胳膊断腿、满地找牙”的老师们不知有多少。

“文攻武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倡导的热门词儿。起初，“文化大革命”还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在江青这一讲话刊登在《文汇报》上之后，全国武斗立即升级到全面内战的武装冲突。60年代末期，大致分为“革命派”和“保皇派”，支持双方的军队向造反群体发放武器，高峰时，造反组织共持有枪支近百万，试想，国家不破产才怪了。所以，“文革”后，国家为了收回这些武器花了好大的人力物力。

其实，“文攻武卫”顾名思义，先有文攻，才有武卫。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变成了只有“武卫”，再后来直接变成了“武攻”。记得父亲告诉我，当时正在清华上大学的四姨，也加入了一派，有一天，家里听说这帮学生要“决战”，急忙派父亲去学校劝说四姨回家，等父亲赶到学校，两派学生正驾着机枪在主楼顶上“剑拔弩张”，父亲好说歹说才把四姨劝说下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文革”因为“武斗”丧生的人多达几十万。

有了“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的幌子，很快全国打人成风。开始时只是打走资派、阶级敌人，后来发展到用拳头已经不解气，于是棍棒交加也成了常事。再后来就发生了我上面提到的场面，“冷兵器”进一步升级到“热武器”，很多被批斗对象在批斗过程中被打残甚至打死，神州大地骇人听闻的惨案天天都有。我中学时，体育课就在大学的操场上上，那操场西侧有一个大的主席台，主席台背后的大墙上刷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毛主席语录。就在这个主席台上，最著名的惨案就是我们这个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头子，也是北京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殴打彭德怀的事件，而后，又发生过若干次，据说彭被打得牙齿掉光，满脸是血……当我听长辈讲过这一过程后，每次去这个操场都觉得阴森恐怖。至今去北航我都会多瞟那个主席台一眼。

记得我最早的一次有记忆的“革命”经历还是在大约五岁时，有一次我举着玩具手枪在大院里和一群孩子疯跑“玩儿打仗”，突然听见有人大喊“抓小偷”，循声望去，只见一群大人在围追堵截一个逃跑者。我们这群孩子正好实景玩儿抓坏蛋，个个都像小英雄，那个“可怜”的贼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自然无处可逃，很快被擒获，被带到他偷盗的、住在我们楼一层的理发师傅“张师傅”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强烈声讨着年轻的小偷，可谓群情激昂，俨然一个批斗大会。拿着枪的我钻进人群跑到前排，举枪照着小偷脑袋就是一枪，装在枪里的橡皮头吸盘子弹正打在小偷脑门上并紧紧吸住，惹得屋里人哄堂大笑……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那时斗地主的电影看多了，把小偷自然当了反面角色。

那时候痴迷于造反和革命的人们是无法无天的，因为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一护身符，似乎一切被冠以“革命”的行动都是正确的，包括各种趁火打劫、胡作非为。有人说，我们用8年的时间打败了日本鬼子，却用10年来消灭“阶级敌人”，如果说“八年抗战”伤的是“身体”，那“文化大革命”伤害的则是“灵魂”。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公平和正义的权利丧失殆尽。

2012年4月22日朝阳公园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祖父一家8口人，右二为毛大庆的母亲，右三、四为毛大庆的外祖母、外祖父。之后的两年内，外祖父和母亲去了五七干校，几个姨妈上山下乡，8口人分散到了全国7个省市

“我爱北京天安门”

200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天安门的建国60周年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活动，应该算是人生非常值得记载的一页。

我和坐在旁边的杨立新说，这是我参加的第二次国庆阅兵，真是恍如隔世。当看到金戈铁马昂扬走过金水桥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

我第一次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让世界大惊！“小平你好”的大横幅也是在那次活动中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突然打出来的。我在青少年游行方阵。1984年，训练条件非常简陋，我们从3月就开始训练，练了足足有半年，自己带水和吃的东西，手举的花环是一根竹条，几张皱纹纸，自己做的，大小不一，男同学的花环更是粗糙得没法看。正式游行之前，每人又发一根竹条，几张皱纹纸，再做个新的，正式的花环增加了几张电光纸，老师跟发了宝贝似的，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做好，不能浪费。我们做得非常细心，把花环的穗剪得又细又密，再缠上电光纸，阳光下挥舞花环时就有亮光闪烁，可惜游行那天是阴天……集训和游行当天都是乘地铁，游行当天我们从东单一直走到南礼士路，然后游行队伍就地解散，我们乘地铁回家。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识字念书时读得最早的几篇课文之一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学会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还常常把语文课本上天安门的图画和父母在天安门前的照片作对比，想找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生活中，很多人都记得同一幅画作，这就是他们儿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篇课文中，金光闪闪的天安门的图画。很多人就是抱着对这幅画的憧憬，来到北京，并且爱上了这里。《我爱北京天安门》曾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国内重要的流行歌曲，当时的人们虽然经常听或唱，但经济的窘迫却让人们觉得美妙歌声里的天安门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今天这首歌虽然只是在人们的记忆里回荡，富裕的日子却让国人感到天安门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海角天涯，世界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在首都北京，有一个最伟大的建筑，那就是天安门。不同的人对天安门有着不同的向往，有着不同的感受。

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北京的天安门就成了新中国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大北照相馆的老摄影师杨师傅告诉我，上世纪50到70年代，为使普通老百姓实现合影天安门城楼的夙愿，全国各地城镇的照相馆里普遍流行天安门的背景布，与背景画上的天安门一起照张相的老百姓也乐此不疲。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上北京看天安门”的圆梦热潮在手头逐渐宽裕的老百姓心中重起，到北京看望当兵、工作或者上学的子女、亲戚成为最好的借口和理由。……“我爱北京天安门”，很难言表在现场的感受，也许自豪、兴奋、惊讶、激动都只能描述部分感受吧。“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胡总书记的这句话，它让我突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我不禁感慨，人类历史有哪个政党能够万岁？有哪个国家能够万岁？只有人民，只有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生生不息，千年万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爱北京天安门！”当听到旁边的张国立看着“走向未来”方队的孩子哼唱起《少先队员之歌》时，已过不惑的我似乎更加明白，一个强大的祖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2009年10月1日速记于西七观礼台

我的“历史问题”

为配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电影院热播《2012》，不管哥本哈根最后咋样，好莱坞先赚了一大把。一边在电影里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边在国际舞台上耍无赖，演技之高超，经营思路之超前，令人叹为观止。难怪好莱坞有其生存的土壤。

好莱坞真是越来越能忽悠。看完《2012》，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挺“焦虑”的：末日来临，我不可能挣出2个亿的门票钱，我老爸也不可能竞选上美国总统，而且我既不会开车也不会开飞机更不会潜水，如果真有电影里那样天崩地裂的一天，我怎么能混上诺亚方舟呢？

在浩瀚的自然和宇宙里，人终究是微不足道的。科学技术有时候真的不是生产力，它的作用只是告诉你，距离死亡有多近，对于其他则无能为力。

前天我收到两条短信，一条来自哥本哈根：这里真够热闹的，像一个气候大集，谈判一波三折，各国为自己利益争论不休。另一条则说，最近有个国外的黑客破解了气象学家之间的邮件，说地球的地热的确有异常变动。2012年不一定是世界末日，但它肯定是《京都议定书》到期的日子，负担着人类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地球罢工也许只是时间问题？王石先生在启程去哥本哈根时形容这次的会议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最后的机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类自救的机会，却成为大家讨价还价、争论不休的集市……中国日报网16日消息称: 当公约下的长期行动计划案文出台后，美国代表两度和这个工作组的主席迈克交涉，表示愤怒。因为其中规定，美国未来的承诺将需要与《京都议定书》签署国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具有可比性。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审评的相关案文，不符合美国当下的要求国际审评的立场。这两点显然是美国的死穴，主席案文如此操作，美国很不高兴……因为美国不高兴，于是，本应昨晚10点开始的全会，拖延9个小时后，于今晨开始。美国的相关立场已经被放入括号，需要通过大会讨论来解决。另一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也进展甚微，案文中也是遍布括号，都是未决的议题……而且就在大会行将闭幕不到36小时的时候，连大会主席都换掉了……

人们看来还是不急，特别是政客们，也许人家早就买好了船票……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的动物，当然更是对地球最不负责的动物。其实一群政客究竟开的是一个人类的责任大会，还是利益之争的阴谋，我深表怀疑。

猫、狗虽然不一定弄得出高楼大厦和高深的环保理念，但人家对地球总没有什么破坏吧？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我曾经最大的“历史问题”是多么值得回味。

记得小学三年级，因母亲出国，我临时转学到外婆家附近的北京市内一所小学借读。这个学校是至今唯一一个我找不出一点赞美之词的上过学的地方。它是一个以“左”出名的学校，除了政治课似乎是第一主课外，它能给小学生扣政治“帽子”也是令人叹服。结果，我就在自己没事找事中犯了“政治错误”。

我的问题在于，实在无法认同“人是最高级动物”这件事情上。

大约是常识课上，老师告诉大家，人是最高级的动物，以及证明人是最高级动物的几个特征，诸如，直立行走和制造生产工具之类的。我不知哪来的奇思怪想，举手问老师，这些规定是谁制定的，是否是动物界选举产生的……老师一时语塞，之后便很不高兴，让我课下找她。于是，课后到办公室挨批，我自然不服，我问她，人自己定义自己是最高级动物难道不是很可笑？地球上那么多动物，人不过是其中一种，我每天早晨上学，看到路边的小猫小狗，觉得它们一定也在琢磨这些人忙忙叨叨地不知在干什么，你怎么知道它们就没有思想？蚂蚁王国的建筑也很复杂，以它们的标准，成就可能不比人小……这些动物也许也有评判的标准，人也许不是最高级的动物……大约那老师觉得我实在不可理喻，抑或觉得我脑子有病，她说的话我都不相信还来上学干什么？！于是我被通知要家长领回家。

一、二年级基本上在病假中度过的我，对生病在家司空见惯。每每发烧躺在被窝里，看着纱窗透进的一个个光束以及光束里无数的空气灰尘，有一天我突然想，这些灰尘会不会也是无数个“星球”或者“银河系”？那我们人对于它们来说，则是无比巨大的；相反，我们的地球甚至太阳系，在可能存在的一个巨人眼里，也许就是一堆灰尘。那我等最高级的动物真的也就是病菌一般。所以后来我觉得，人可知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无论科学如何发达，所知仍然少之又少。

人类永远是自大、自恋的动物，老是觉得自己可以探索清楚自然的奥秘。我不反对探索自然的奥秘，但是我觉得人必须先承认自己只是地球上所知有限的普通的物种之一。于是，我成了小学生里的“不可知论”的重度中毒者。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帽子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里也是挺厉害的罪名。可是我到今天还是坚定地相信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当然，这一认定也让我觉得，人最大的可悲之事莫过于觉得自己不可一世，是什么最高级之类。

就在刚才一个小时，远在丹麦的会议结束了，不论什么结果，都是人们给自己的一个交代而已。其实真的能有个交代已经实属不易，糟糕的是，我觉得这种看似光鲜，实际充满阴谋的会议，分明就是在打着环境危机的幌子，以制定规则为手段，达到某些人自己糟蹋完这个地球，然后开始向别人兜售产品，最后制衡他人发展的目的。

这么狡诈自私的物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除了掠夺还是掠夺，面对苍天众生，能够自信地说自己是最高级的，我作为动物界的一员，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接受的。

2009年12月19日纪念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闭幕

1970年，1岁多的毛大庆高举红宝书，摄于北京花园路1号大院内

“朝鲜文艺”记忆

今天在飞机上偶然看到一段金正日语录，大意是，没有糖果我们可以活着，没有子弹我们无法生存。这是朝鲜典型的“先军政策”的写照。而朝鲜徒有雄心壮志，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和缺乏专业特种人才，卫星发射随即连连失败。不过，其屡败屡战的“拧”劲儿，倒也让人“佩服”。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对外国最初的概念莫过于朝鲜了。大概因为那时接触最多的外国文艺作品大都和朝鲜有关。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朝鲜文化艺术创作的繁荣期。中国当然也是他们的捧场大户。朝鲜的革命文化艺术家们先后创作、改编、演出了《卖花姑娘》、《血海》、《密林啊，请你告诉我》、《党的好女儿》、《金刚山之歌》等五大革命歌剧和《城隍庙》、《血喷万国会》、《女儿来信》、《三人一党》、《庆祝大会》五大革命话剧，以及当时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一批朝鲜电影，如《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等。我们上小学的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代表影片有《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桔梗花》、《卖花姑娘》、《血海》等。朝鲜很多故事均有话剧、歌剧、电影等不同改编剧本。

记载称，朝鲜十分重视电影事业，每年除了出版朝鲜中央年鉴外，还单独出版“朝鲜电影年鉴”。朝鲜的主要电影制片厂有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朝鲜4.25艺术电影制片厂、朝鲜4.26儿童美术电影制片厂等。主要创作单位有电影文学创作社等，主要的管理机构有朝鲜电影进出口公司、朝鲜电影普及社等。

阶级斗争挂帅的国家，拍反特电影都是一绝，朝鲜当然不例外。朝鲜拍反特间谍片，多数源于朝鲜战争前后的故事，《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木兰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敌后金达莱》等都是中国观众熟知的代表作。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看不见的战线》

（197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里面的“老狐狸”和女特务，还有那段让很多人总挂在嘴边的经典台词（特务接头对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阿丽拉（阿里郎）。”朝鲜谍战片水准很高，我的印象里，20集的超长版电影《无名英雄》甚至比《潜伏》还要精彩。《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都是我当时觉得很刺激的电影，看完会做噩梦。而《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和刺杀有关的政治题材大片，拍得很紧凑和细腻。

“我是个《卖花姑娘》，住在《鲜花盛开的村庄》，是一位战斗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摘苹果的时候》，遇到了《火车司机的儿子》……”这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朝鲜电影名串烧，也成为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朝鲜影片的插曲和音乐也很好听，尤其以《卖花姑娘》为代表。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很喜欢拉手风琴，琴谱里总有《卖花姑娘》。

总之，想到朝鲜电影，不是柔美而苦命的姑娘，就是阴森、紧张的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场面。

同时，朝鲜有名的歌剧艺术催生了高质量的、为领袖效忠的艺术团，主要的著名艺术团有血海歌剧团、万寿台艺术团、人民军协奏团、人民军国家功勋合唱团、人民军军乐团等。

朝鲜最大的编剧、导演莫过于金家父子了，多部著名歌剧、电影的产生都是他们手把手亲切关怀的成果。下面简要汇总一下我们熟悉的20世纪的朝鲜影片，估计可以引起不少人时代的回忆。

《卖花姑娘》，1930年完成的同名歌剧，原著编剧“五家子”是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的笔名，电影是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歌剧改编，由白头山创作组集体创作完成的。影片以20世纪初20年代日本占领下的朝鲜为背景，描写雇农女儿花妮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及花妮的成长和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故事很简单，花妮一家4口人，妹妹被地主婆烫瞎了眼睛，哥哥放火烧了地主的房子被抓进监狱，母亲为地主干活积劳成疾，没钱买药，花妮顶替母亲做女佣，受尽折磨，卖花为母亲买药。后来，母亲被地主逼死，妹妹失踪，花妮被地主关起来，这时，参加革命的哥哥回来了，发动群众，打倒地主，兄妹三人重逢，悲喜交加。

《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影片以一对孪生姐妹为主线，刻画了当时朝鲜与韩国两种不同制度下姐妹二人的不同命运。《金姬和银姬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上映时，曾轰动一时。当影片演绎到两姐妹最终将不得不生离死别天各一方的情节时，无数观众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摘苹果的时候》，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1971年出品。多年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冒雨视察北青以后，立即召开北青扩大会议，亲自制定了全国山区变成丰硕果园的宏伟方案。以贞玉为代表的石花农场的年轻姑娘们，遵照金日成的指示，敢于革命，勇于实践，克服保守自满和落后意识，经反复实践，试制成功苹果酱，取得了思想与生产双丰收。

《鲜花盛开的村庄》，拍摄于1970年，由著名导演金英浩执导。影片的主人公是位退伍军人，面对家乡的落后状况，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带领全体村民艰苦奋斗，终于将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为五谷丰登、鲜花盛开的村庄。

《一个护士的故事》，1971年上映。朝鲜战争时期，年青的护士姜连玉奉命单身护送四名重伤员回后野战医院。陡峭的山路、穷追不舍的敌军、粮食的缺乏再加上四个大男人病情又恶化……一个接一个的困难摆在了这位涉世不深的年青女战士面前。最终，她安全地把这四名重伤员送到了目的地。

《火车司机的儿子》，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1976年上映。描述了朝鲜战争时期，在敌后铁路线上的两代人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敌人展开斗争，终于完成了破坏敌人铁路运输的光荣任务，为朝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春香传》，朝鲜古典小说。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大约到18世纪才被整理、加工成书。先后出现过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京版《春香传》、汉文版《水山广寒楼记》、《汉文春香传》和抄本《古本春香传》等多种不同版本。1954年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以《烈女春香守节歌》为底本，进行整理、校注，题名《春香传》出版，并改编成唱剧、话剧演出，多次拍成电影。故事发生在李朝皇帝肃宗时期，全罗道南原史道的独生子李梦龙，不顾门第悬殊，毅然私娶民女春香为妻。梦龙父母认为有辱门庭，逼着梦龙随双亲迁至京城。当地新官员卡学道见春香才貌双全，欲纳为妾，春香不从，被卡学道押入死牢。春香含冤待死之际，适逢梦龙新任巡按御史，微服私访，于是春香冤案得伸，众百姓欢庆春香与梦龙的团圆。

《血海》，是金日成将军以自己母亲为原型创作的，写了甲顺、元男和母亲投身抗日洪流的历程，影片主题歌《一片丹心》曲调优美动人，在甲顺搀扶着母亲迎着风雪走过的画面中响起：“苦难岁月，披荆斩棘，历尽千难万险，一片丹心，时时刻刻，永有胸中……”这首主题歌原是歌剧《血海》的主题曲，电影保留并作为主题歌。后来，表演这一歌剧的歌舞团即定名“血海”歌舞团。

《看不见的战线》，长影1971年译制，由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黑白惊险反特故事片，在70年代的中国脍炙人口，故事写安全部少校马国哲与潜伏特务老狐狸和女特务吕春玉的斗争，在群众配合下，终将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看不见的战线》打破传统反特片的模式，老狐狸片尾才露峥嵘，情节跌宕，悬念紧张，人物性格鲜明。

《无名英雄》，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军侦察兵英勇善战，不怕牺牲……面对敌方所谓冒险的“新攻势”计划，机智的朝鲜人民侦察队“豆满江”组组长俞林和潜入敌人内部代号为“金刚石”的顺姬密切配合，勇敢地和敌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新攻势”计划。

《原形毕露》，朝鲜保安人员击毙了一名企图偷越国境的特务，在他身上搜出了某钢厂的一种保密品种的试验数据。保安部少校裴明洙接受了处理这个案件的任务，他在工程师李顺任的协助下，经过多方调查，终天发现了潜入国境盗窃国防情报的美朴集团。

《永生的战士》，在日本占领朝鲜时期，朝鲜人民军战士石哲接受任务去某地重建抗日组织，后来被出卖，刚恢复的组织也遭到敌人袭击。石哲为掩护受伤同志转移而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英勇不屈。石哲为了防止自己在神志模糊时，泄露秘密，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最后壮烈牺牲。

朝鲜艺术作品系列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里最为完整、奇特的国外艺术体系。直到2012年元旦在国家大剧院，我亲眼看见了著名的血海歌舞团第N 代传人来北京演绎花了一年多时间、由金正日亲自改编的时长两个多小时的朝鲜歌剧版《梁祝》，不得不佩服其细腻、优美如出当年。当时正值金正日治丧期间，演员们为了继承“遗愿”，演出的那份投入，让现代中国人欷歔不已，又一次体验了今天地球上少有的对“伟大领袖”的愚忠和那份革命到底的斗志。

不得不承认，朝鲜的艺术，是一朵价值观已经被扭曲得“负负得正”的专制、独裁社会里的美丽而又十分诡异的“奇葩”。

2012年5月11日凌晨于元大都遗址公园

记忆里的“革命”（一）

10月22日，110名同学回母校，纪念毕业20周年。其间最激动的当然莫过于和20多位老师重逢，其中有些已经是年逾八旬。回想看到的几位老教师，不由得想记载下几个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残酷的笑话”。

故事一：建筑系一个油画功底十分过硬的教师主动将“最高指示”用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主动请缨去玄武湖公园办展览。然而展览未闭，教师却坐上了“喷气式”，之后就是7年的“牢狱之灾”，这老师进去了都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有人告诉他，他在布展时将一颗钉子不小心钉在了树上一张已经褪色严重的宣传画的毛主席的脸的位置上……造反派说：用心何其险恶！

故事二：建筑系一位搞车站设计的老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走访了几十个小城镇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编制了《城镇小型车站设计》一书，出版没有多久，该教师被捕并定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书中一张候车大厅的照片里，墙上的毛主席像的脸上有一个大叉子。原来是厅中间悬挂的电风扇的叶片投影所致……细心的造反派从书里找出了“阶级敌人”罪恶的证据。

故事三：建筑系一位年轻教师参加“政治学习”，坐在会议室后面，手里一直在纸上胡乱画着素描。“学习”到中途，校园里响起“东方红”的音乐。该老师随手在纸上写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没有写完的歌词的后面他竟随手画了前面一个老师的耳朵！会后，这张画得乱七八糟的纸被细心的造反派拣去，于是等待这位老师的，是数年的铁窗生活。罪名自然不言而喻了。

故事四：数九寒天，某建筑系教授“右派”被批斗。夜里，小将们令他站在自家五层楼的阳台护栏上，小将们让他穿好衣服，忽地一盆水泼去，如落水狗一般，门外零下十几度的气温，只要此人一站不住，就会掉下楼去。小将们把门一关，自己进屋作乐去了。红卫兵、造反派很有折磨人的高招，大抵是人的天性，或许是因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他们学习到了古人的手段，然后发扬光大。

老一辈儿人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后的1967 、1968 、1969那几年，几乎所有的学校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幸免于揪斗。我熟悉的几个1969 、1970届的亲戚或者朋友的哥哥、姐姐，谈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时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斗校长。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学校长中，女性比例很高，可以说是女“走资派”最集中的场所。

那年月，太会画画手欠的，大多没有好下场。

韩美林先生数次和我讲起他因拒绝画些无聊的“革命”画，在牢狱中被挑断手筋，至今留下终身的残疾。我的外公，一位老建筑师，因为画画不错，于是被抓去在建设部大院里的楼上画巨幅的毛主席像，蹲在架子上监督的造反派因嫌他画得太慢，将一桶油漆从上面踢下，于是建筑师“彩色”地回了家。

那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疯狂的年代。

四中老初一学生陈凯歌，在他的书里，曾写到对女校长“运动”前后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学时（1965年9月），在操场上聆听校长讲话，“这位女校长嗓门洪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1969届的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

有的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则没有支撑住，她被剃了阴阳头后，有一天晚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登上学校的楼顶，从烟囱里跳了下去，选择了当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归宿。与这位女校长命运同样悲惨、被斗致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卞仲云副校长。

…… 

这些事今天的人们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以前母亲告诉我，人的记忆一般慢慢忘记的都是不愉快的东西，看来上帝设计人的时候真是煞费苦心。不过，人类的科技在进步，但人性中的恶毒就像癌细胞一样，与生俱来，不加抑制则会遗患无穷。忘记历史，就是对子孙最大的不负责任。记住前人做过的恶，真是十分重要。

2011年11月5日深夜

1970年夏，1岁半的毛大庆摄于颐和园

记忆里的“革命”（二）——几个关键词（1）

走资派

小时候家里有件事很有名。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外公被打成了“走资派”，家里被抄，收藏的著名画作被付之一炬。外公觉得生不如死之际，父亲安慰他：“我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被打成大‘叛徒’、‘反革命’，境遇比您差很多，也还是在坚强、乐观地生活，您一定要想得开，要好好活下去。”之后，外公想开了很多，心情也渐渐平静了很多。后来，不管是在湖南衡阳下放劳动，还是爬脚手架满墙刷“最高指示”，被造反派呼来唤去，这个老“走资派”还是保持了乐观的生活态度。

于是“走资派”一词对我来说，很不陌生，甚至我比同龄人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我们小时候，觉得什么人都得有个“派”。据大人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中央就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当然，“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被“指定”的。这时候的干部自然也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有文献记载，“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所以，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的定义，今天我们这些搞企业的人，应该一个不少，全部属于典型的“走资派”了。

“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这句是1964~1976年的政治常用语，比现在的诸如科学发展观等政治流行用语一点儿不差。我从小就会说这句，但是直到中学学生物，才弄懂“纲”啊、“目”啊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把所有的社会生活大致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阶级斗争，一类是生产斗争，一类是科学实验。阶级斗争覆盖了整个思想界和文化领域，把所有事物都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谁如果认错了“烙印”就是认错了方向，就等于是走进资产阶级的“雷区”，随时随地会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品质先看他的阶级觉悟高不高，看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在“红色恐怖”面前是不是脸不变色心不跳。阶级斗争觉悟被称为一个人的“大德”，其余的问题不管多大都是“小节”，想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得政治挂帅，就是重“大德”轻“小节”。

那时候小孩不懂那么多政治，但是知道人一般就分“好人”和“坏人”两大类。玩儿打仗时要首先猜拳分拨决定谁当好人、谁当坏人。而那时候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一般只有好坏之分，中间派最后也会被教育过来。在那个阶级泾渭分明的时代，类似现在人们说“高帅富”，那时候形容好人一般说“高大全”，而坏人则是“丑阴恶”。而填各种表，最怕的就是填写成分一栏，成分不好的，自然就跑去了阶级斗争的对立面。

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就是破坏性强，当时有句话叫“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谁都知道“破易立难”的道理，一座大楼用现代爆破方法几秒钟就炸塌了，可是重新修建它需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许多文化精品都成了“文革”的“违章建筑”，被阶级斗争无情地“炸塌”了，整个精神领域里的“生态平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恐怕是未来几代人都难以追回的。

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艺术界也打了个落花流水，几乎全部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就说我们千姿百态的各种戏剧吧，只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8个字就全部否定了，因为旧戏舞台上不可能有“工农”，就是有“工农”也只能跑龙套当陪衬，不可能占领什么舞台中心。阶级斗争理论也否定了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水浒》被打成宣扬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作品。后来，阶级斗争之风又刮进了《红楼梦》，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贾宝玉、林黛玉跟薛宝钗之间的小摩擦，是贾府里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在评价《西游记》时，连猪八戒、沙和尚都弄出来了阶级成分。

那是一个阶级脸谱化的年代，完全对历史、现实无尊重可言。在我印象里，孔老二、刘少奇、彭德怀等因为都被划为“阶级敌人”范畴，他们的形象自然被塑造得面目可憎，非常可怕，甚至想起来都会做噩梦。后来这些人又都突然平反成了英雄，对于我们这代小孩来说，真是感觉无比分裂。

2012年6月24日雨夜于元大都遗址公园

1959年，毛大庆的外祖父（前中）带领东北设计院的同事们参观他参与设计的人民大会堂

记忆里的“革命”（三）——几个关键词（2）

糖衣炮弹

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的一个词儿。我记得来源是一部叫《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电影。大意说的是，上海刚解放时，解放军进到“十里洋场”，面对资本家的各种腐蚀利诱，依然保持革命意志坚定的事情。那些腐蚀利诱就被形容成了“糖衣炮弹”。

20世纪50年代的干部还是很单纯的，大部分干部没有官僚意识也没有邪心思，只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的时候，发生过资本家用金钱、女色等拉拢腐蚀干部的事情，这就是行贿的开始吧。“糖衣炮弹”的叫法说起来也有它的时代特征，那时的干部多是从战场上过来的，说话打比方也离不开战场，大家把行贿叫作“糖衣炮弹”，是因为炮弹的杀伤力太大了，连建筑物那么大都不在话下，人更是容易被诱惑，当时把行贿比作“糖衣炮弹”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社教运动经验，“社教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竿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那时候认为摧毁革命意志最有杀伤力的就是“糖衣炮弹”。现在看来，那时的防范是有道理的。只是，战果却非常不理想，幸存者寥寥无几。

最高指示

我出生在一个“最高指示”满天飞的时代，翻看老照片，惊奇地发现，没满月的我的胸前，挂着一个跟脸差不多大的毛主席像，刚会走路的照片则是手里举着一本“红宝书”。

在我记忆里，那时建筑物各种山墙上、操场主席台后面墙上、围墙上、电影院的正脸、院落的影壁到处都刷着各种各样的“最高指示”，其实就是“毛主席语录”，日历、教科书扉页，就连信纸抬头上，也到处都是“最高指示”。我外公这样的老“走资派”，因为美术字写得好，也没少被拉去刷“最高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前后，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不例外地称为“指示”，到了今天，为了和“文革”“划清界限”，经常叫“重要讲话”。惯用“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有的人主持会议时为了讨好领导，往往就在开场白里加上一句，说现在请某某领导给大家做“指示”。这种“逢场作戏”很快被人模仿并流传开来，“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了。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

据说江青有一年在山东指着一座山说形状像“猴头”，于是，按照江青的指示，那山从此改名“猴头山”。

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情”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官场跟市场有着同样的规律，有赔的当然就有赚的，有倒霉的当然就有出人头地的，那些“对抗指示”的人没有好果子吃，而那些“拥护指示”和“捍卫指示”的人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这样一来，拍马屁蔚然成风，许多人常常哀叹干得好不如拍得好。

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老百姓对能发“指示”的人敢不敬畏吗？有些干部靠愚弄和蒙蔽群众来树立威信，“指示”两个字因为带着几分神秘感，就成了包装他们的“面纱”。

“指示”文化推动官僚主义大行其道，结果最显眼的就是腐败现象的大面积滋生。今天大面积腐败发生的根子还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四人帮”制造了一大堆“牛鬼蛇神”，而今天看来那时候大喊“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中国人对鬼神从来就是又怕又恨又迷信。“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家实在是太穷了，许多干部想腐败也没法腐败，他们只能“作威”不能“作福”。

我们一直是一个“指示大国”，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绝不是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

2012年7月12日于元大都遗址公园

1976年春，一家人在香山。后排左二、三为毛大庆的父母，前右二为毛大庆的外祖母，其余为毛大庆的姨妈们

记忆中的“指路明灯”——“最高指示”

最近一次开会，会议即将结束，主持人宣布请领导做“重要讲话”。领导讲什么我并没听见，但是突然间想，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凡领导讲话，就都重要了呢？

我们小时候有一句倒着也会背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中国人几千年，是必须有指路明灯才能活着的，否则就不知所措或者走瞎道儿。

毛主席是领袖，他讲的话，自然字字句句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是“最高指示”。

我成长在一个“指示”四溢的时代。那时，随便什么物件儿上都有最高指示，大标语、海报、所有书的扉页、日记本、脸盆、搪瓷缸子、报眼、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镜子、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奖状、证书、床单、枕头、枕巾，乃至背心儿上……到处都刻有、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说话作报告，做文章写检讨，甚至写家信、情书，都要来几段最高指示。做课间操，音乐响起，配音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眼保健操前面也要加一句：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乃至母亲给我看过一篇那个时代的情书，开头都有“毛主席教导我们……”，结束还有一句“风里雨里你行船，我持梭镖盼君还”的结束语。

“最高指示”风靡了7年左右。据专业人士研究，从“人民日报’1949~1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1965年出现4条、1966年256条、1967年91条、1968年58条、1969年19条、1970年3条，以后即已消失。这个“最高指示”的原始发明人是林彪，最早见于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工作指示”的第一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5年底）。这个名词一经提出，在报刊、广播上传播、普及的速度极快。“指示”冠以“最高”的名义，报刊引用时均以黑体字标出，一则强调指示发出者权力地位的至高无上；一则是对毛泽东思想地位的绝对化。

现在回想起“最高指示”，似是“圣旨”的变种。它的使用在1966年达到高潮，在当时对最高指示不能有丝毫非议，不管这种非议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本来就是着意维护，都不允许。那会儿不知多少人因为怀疑“最高指示”最后都遭遇了灭顶之灾。

滑稽的是，林彪吹嘘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成了“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号武器。到了批判林彪时他被加上歪曲、践踏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历史变化之无常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前后，人们开始习惯于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客气”，“客气”久了如果再“不客气”就是对领导不敬了。这样一来领导讲话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指示”。习惯了以后不仅重要讲话叫“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指示”。领导的话既然是“指示”，那么谁不听领导的话自然就成了“对抗指示”，政治运动常常把小事搞得惊天动地，许多“大事件”就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而成的。

我们一直是一个“指示大国”，虽然现在叫“重要讲话”了。人们为了有别于小干部和大干部的“指示”，把领袖的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再恰当不过了。“最高指示”就是“指示”里的“最高”，如果说这就叫“个人崇拜”的话，那么没有下面的“崇拜官员”，就不会有上面的“崇拜领袖”。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群众基础，这种“疯狂的崇拜”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有了皇权思想的“群众基础”以后，就像前面提到的，可以把“最高指示”等同于皇帝的

“圣旨”了。现如今，官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的兴起，“指示”的作用自然功不可没，老百姓敢对能发“指示”的人不敬畏吗？

2012年9月26日凌晨于土城

1966年冬，“文革”开始时已上北大、清华的毛大庆的三姨（左）和四姨（右），摄于建设部大门前

“红歌”记忆

前几天录制“万科好声音”，要进棚了，临时选了首对于现在小同学们来说很“异类”的歌——《红星歌》。进去录的时候，80后录音师猛然问道：您是红歌唱法还是通俗唱法。我想她应该是指民族唱法还是通俗唱法，于是赶快弱弱地回答：“通俗、通俗……”效果是，事后，很多80后连连称奇，仍谓之“红歌”。

现在看来，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红歌”，因为，我们那会儿，没有别的“颜色”的歌。我小时候，母亲爱拉手风琴，家里有不少歌片儿，特别是有一套《战地新歌》。我那时学的歌，也主要来自于那套《战地新歌》。《战地新歌》第一本是1972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书名出自毛泽东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选编这些歌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里面不乏很多脍炙人口后来又被翻唱的歌。

要说我们这一代人，一会唱歌就开始唱“红歌”，而“红歌”之首当数《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小松树》。这两首是70年代的标志歌曲，那个年代的少年儿童甚至大人没有不会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们沿着“革命”方向前进了没几年，可惜老人家就不再指引了。　

除了上述两首歌，我们这代孩子接触的歌完全是“文革”高潮时期的歌曲，小时候在少年宫合唱队唱过歌的孩子尤其印象深刻。所谓“文革”高潮时期是指1966年5月16日“文革”通知的发布，到1968年12月12日“上山下乡”最高指示的发布，历时两年半，这两年半是中国社会空前混乱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革命”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红色”音乐大规模大范围地介入社会生活，在中国音乐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余韵一直延续到1977 、1978年。其实，今天回看，“文革”时期的音乐是一个整体，所以要说70年代的“红歌”音乐应该上溯到6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70年代初在学龄前阶段，我比较深的听觉记忆是我们大院里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我们大院南侧是东升公社塔院大队，农村的高音喇叭更是功率超强。高音喇叭的流行是“文革”的一绝，各单位、各派别都有自己的广播站，一大早就开始播音，吵得人“斗志昂扬”， 那声音大的，谁都听得见，在哪儿都听得见，想不听都不成。广播员通常是男女搭配，一水儿的慷慨激昂，男的就不说了，那女播音员的嗓门儿，极度的高亢，极度的凌厉，英姿飒爽，不让须眉。我原以为“文革”时的女播音员的战斗风格已经到了极致，直到很多年后看到朝鲜电视台女主播的风采，才知道一山更比一山高，中国的女播音员至少能听出是女声，朝鲜的那把声音，如果不看电视屏幕，根本就分不清男的女的。每天的高音喇叭通常以《东方红》开始，中间插播革命歌曲，以《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播放频率最高，全国人民人人会唱，耳熟能详。“文革”时期有四大至尊歌曲，分别是《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按当时的规矩，各地各单位编印的歌曲集都要把这四首歌用黑体字印在最前面，目录则要和其他歌曲间隔一行以示区别。在这四首歌曲中，《东方红》的地位无可撼动，《大海航行靠舵手》虽名列第四，播放率和流行度却远超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社会大众几乎时时刻刻生活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倒也朗朗上口，到今天，我都倒背如流。

“文革”绝对是中国音乐创作的一个值得专门记载的时期，在那10年火红的“造反岁月”，专业音乐家和布衣爱好者们争先恐后，作词作曲，抒发他们对领袖的热爱，对“叛徒内奸”的痛恨，还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豪迈情怀，高潮那两年诞生了多少革命歌曲，谁也说不清，数量之多恐怕是中国音乐创作史上之最。所有这些歌曲大致可分几类：毛主席颂歌，主席语录歌，主席诗词歌，歌颂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歌，批判走资派的歌，还有歌颂党、歌颂祖国和歌颂工人、农民及解放军的歌，其中毛主席颂歌就数量和质量来说都占据主体地位。下面节选天涯社区上一个同龄网友的回忆，很有代表性；

2000年初夏有个机会去重庆，某天傍晚，友人带我去人民大会堂观摩群众舞会，只见大会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数千名市民百姓自发地随着音乐起舞，动作整齐划一，秩序井然，人人脸上都是陶醉愉悦的表情，一派太平盛世的旖旎景象，看得我目瞪口呆，这种浩大的大舞蹈场面已经几十年不见了。1968年，我曾见过同样浩大的场面。那一年不知是什么缘由，举国上下掀起一场忠字舞运动，在早请示晚汇报中，全国人民（主要是城镇）大跳集体舞蹈，向敬爱的领袖表忠心，说不上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在统一的时间，按统一的格式，做统一的动作，舞蹈音乐也是一致的——用作主要配乐的是歌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色音乐家李劫夫的作品：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段歌词本是毛主席在1966年国庆节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解说词，音乐是李劫夫为南开大学红卫兵的另一段歌词谱的，不知什么时候合二为一，随着“忠字舞”的盛行，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声势之强甚至在《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上。李劫夫无意之中创作的小曲子竟成为毛泽东颂歌的代表作，也成了他全部“文革”音乐的代表作。

那年代这首红透了的歌基本上是伴随“忠字舞”的，关于那个舞的动作详情（“文革”舞蹈动作都差不多，就是那么几个）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搜索一下“忠字舞”视频，我看过几个，都是现代80后90后模仿的，视频里还有围观者压抑不住的哄堂大笑和鼓噪声。当年跳过“忠字舞”、见识过早请示晚汇报的人看见当今年轻人的戏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我想总是五味杂陈，哭笑不得吧。

今天回想起来，“文革”时期的音乐家非常强悍，在严苛的限制下把他们的音乐才华发挥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文革”高潮时期被高层高度认可的毛主席颂歌除《大海航行靠舵手》、《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外，还有一首《万岁毛主席》，在广播电台和广播站大喇叭里播出频率极高：“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围着“毛主席颂歌”耕耘，要想推陈出新真的很难。那会儿音乐家们绞尽脑汁，有走民歌路线的，有走“大歌”路线的，有走少数民族路线的，都把他们的音乐才华用到尽，各辟蹊径，当然也各有所获。比如下面几首歌曲就是后来被翻唱最多、至今歌厅里还被时常唱起的“毛泽东颂歌”题材的歌曲。

《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哎，好像那旱地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毛主席雨露滋养了我呀，我干起那革命劲头足……”

《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朝鲜族风格的歌曲应该是70年代流行的，作者金凤浩，跟郑律成一样出生在朝鲜，是正宗的朝鲜人。“文革”后期，他是颇受瞩目的音乐作者，好作品很多，《红太阳照边疆》之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金梭和银梭》都是他脍炙人口的好歌，至今仍是翻唱族们钟情的热门老歌。“文革”期间，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大受欢迎，《毛主席的光辉》、《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 这些西藏、内蒙古、新疆风格的毛主席颂歌都是超级流行的金曲。

另外还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首歌创作于1969年，是“大歌”的代表作，唱遍了大江南北。歌颂毛主席的音乐创作可追溯到红军时期，遵义会议之后渐成主流，50年代还算克制，作品不算多，进入60年代以后佳作迭出，到1965年演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1965年的大唱革命歌曲运动，形成一个小高潮。“文革”开始后更是高潮不断，一直延续到毛主席逝世后，以海政文工团推出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作为压轴。在毛主席颂歌大潮中，几代音乐家们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才华，他们的成就是中国音乐史册上不能忘记的一页。

其实，那时候音乐家们更了不起的成就，当数把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也大量谱写成了歌曲。毛主席诗词歌的最后一个小高潮是在1976年元旦，中央以重大新闻的形式发表了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并即时谱成歌曲演出，记得那时上小学的我们，当时既为主席的气魄所震慑，也为其中个别不雅之词感到困惑。当我看到舞台上由大乐队伴奏的合唱团员们神情肃穆地唱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觉得好生奇怪，怎么说“脏话”呢？果然，那一年过得极不平凡。

我小时候的另一个特长，就是大段大段地唱“样板戏”，主要原因是有几个上山下乡的姨妈，她们每次从外地回来，穿着军装，总要教我来上几段，上小学前，我已经颇有几个拿手唱段，以至于和父母外出，大人们总是起哄要我唱一段。记得那时候小姨从保定回京探亲总给我带鞭炮，但条件就是我得先唱一段样板戏才给我。

样板戏是“文革”的另一巨大文艺象征。

早期的样板戏只有8个，即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这8个作品是《人民日报》社论“钦定”的样板戏。后来又有一批样板作品陆续问世，京剧《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节振国》等，舞剧《沂蒙颂》、《草原姐妹》，钢琴伴唱《红灯记》等。样板戏对当年国人的影响之大难以

想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抵都会哼唱几句样板戏。“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临行喝妈一碗酒”、“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些经典唱段深入人心，《沙家浜》的“智斗”一场更是经典，“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适才听得司令讲”、“参谋长休要谬夸奖”，妇孺皆知，人人会唱。“智斗”大概是那几年上演率最高的折子戏，随便找几个人化化妆，拉个场子就能演起来。后来，我在学校、工作单位，无数次文艺演出里都看过各色人等唱这一出戏。　

说起红歌，不能不提到我们小时候小朋友间的一句口头语：“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其实，这也出自一首“红歌”——《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中央乐团根据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精神集体创作的，随后由各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的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于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写完这些，给女儿看，这00后的小孩儿看得眼睛都直了。今后的人们恐怕是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那样一个神经错乱的年代的艺术表达方式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的残余氛围中降临人间的，特别是在大家的小学阶段，一些“文革”时期的烙印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大家，虽然那个时候已不再深究什么苗红根正、赤胆忠诚，但大家对红领巾的虔诚和对二道杠三道杠的敬慕之情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这样的烙印自然也理所当然地体现在小学音乐课本上，体现在红五月或儿童节的歌咏比赛和大合唱上。红歌曾是那个“一片红”时代里仅有的艺术花朵，它们是我们童年歌声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下午放学后，一群同学在教室里举着《战地新歌》唱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情景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2012年10月7日凌晨（为纪念1976年10月6日而作）

“文革”中，毛大庆的母亲和四个妹妹在学唱革命歌曲

前门情思

运动会

全国人努力了7年的第29届奥运会一眨眼就来到了眼前。前日突然收到一名大学同窗的短信：牛！奥运会为刘翔鸣枪的是咱们学校体育教研室主任陆建明老师！我不禁心里也大呼：牛！说起陆老师，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体育课和运动会。

体育真是人类最具魅力的行为艺术！

于是“童梦京华”到了该写一篇关于我们那年代学校开运动会的故事了。欲找些“小朋友”提供素材，我年少时的“同桌的你”问我怎么想起来写运动会了，我想想，因为开奥运了吧。

回想我们小学、初中那时学校开运动会，真跟过节一样。同学大都提前20多天心思就不在学习上了，哈哈，买一大堆零食，还能几天不上课。各年级体育老师平时从各班挑选出的“运动尖子”组成的田径队队员，这个时候是最“吃香”的。运动会前，各班班主任老师会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全班同学找到相对比较僻静的地方，练上一阵子班级方阵、喊口号什么的，真是挺大一件事儿，现在想起还觉得有点向往。运动会是那时孩子们平淡朴实生活的一道亮丽风景。

那年代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一不怕累、二不怕苦，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所以，运动会在一个学期里是各学校了不得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一般分为春季和秋季两次，春季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20日左右，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的学校不开秋季的。我的同桌是班里的体育明星，她回忆说：

开运动会这几天可以不用上课，这段时间参加比赛的同学，是班里最受瞩目的“明星”，不参赛的同学眼里时时会露出既羡慕又佩服的目光。这个时候，班主任老师一般都会叮嘱参赛同学要注意休息、保存体力，要求其他同学要为他们做好赛前、赛中的服务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得奖后能吃到老师奖励的一块（像水果糖大小）巧克力，现在想起来之后再也没有吃过味道如此纯正的巧克力了。

还有上台领奖那份兴奋，还有就是小广播里那千篇一律的“××班××同学下定决心、不怕艰难、顽强拼搏……终于赢得第×名，大家一定要学习他的××精神”等等，热闹得不亦乐乎。

运动会开幕式这天，大家统一着装——白衬衫、蓝裤子、白色网球鞋（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是标准的少先队队服），如果能在比赛时换上一套带白杠的蓝色运动服那可是能让人另眼相看的，有的同学因为是蓝色帆布球鞋，家长为了省钱，就用大白（白灰调成的水浆）将蓝色球鞋全部涂成白色，临时应付一下场面……参加检阅的运动员，则穿着或红或粉的腈纶衬衣、衬裤。在近处看，服装颜色参差不齐，原来同学们的“行头”多半借自邻居、亲朋好友，白布料、蓝布料出场批次、生产时间不一，导致颜色深浅有细微差别，可我们的快乐、热情丝毫不打折，那是一种无一丝杂质、至纯至美的情怀，我在以后的生命中感觉特别难得！

平日精打细算的大人，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会慷慨地给孩子们准备零花钱。我们在彩旗飘飘的操场划定好的区域里，以班级为单位或席地而坐，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马扎上。大家名正言顺地吃着零食，纷纷从挎包里拿出熟鸡蛋、自家烙的芝麻糖饼、瓜子边吃边说话，觉得口干舌燥便轮流（要注意队伍的秩序）站起来跑到操场外围的小商贩处买冰棍、汽水……一时间，同学方阵里仿佛是野游会餐，至于场上正在热烈进行的体育比赛，如果没有“自己人”入围，激烈与否，都与观众无关，它只是释放的一个场景或者借口。

运动会另外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广播站，从开幕到闭幕，重复频率最高的自然是《运动员进行曲》，另外就是不断播报单项比赛的成绩，×××打破纪录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东西丢了，之后又被×××拣到，对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的表扬，等等。为活跃大会气氛，运动场的广播站不光播送上述这些比赛须知、公告、成绩，还会适当地穿插播出观众来稿，内容无非是与体育有关的诗歌或者顺口溜，或者歌颂拼搏精神，或者咏叹友谊，经过男女播音员声情并茂的演绎，为热烈的会场气氛锦上添花。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春风吹，战鼓擂，运动场上真热闹！

勇拼搏，夺第一，赛出优良好风尚！

……

哈哈，大概就是类似这几句词儿，我们几个班委和中小队长们轮流往广播室递纸条，回到位子后就竖起耳朵听是否念到了自己的稿子。当时的那种期待和悸动至今还能回想起并感受得到。

上学时，总觉得体育好的学生特别有优越感和受人青睐，一学期一次的校运动总是其一展身手的竞技场。那时我很羡慕班级运动健将在田径场上的飒爽英姿，其优异的成绩每每会赢得全场掌声，特别是女孩子们的欢呼声。

运动会第二天的比赛往往会越来越紧张，压轴的比耐力、体力的长跑，比技巧和耐力的4×100和4×400接力等成为精彩看点。长跑比赛时，绕操场一圈儿是400米，选手经过每个班级的方阵，大家异口同声提示距离终点的“圈数”给他们鼓劲儿，天热加劳累，选手的呼吸声很远就能听到，耐力几乎到达极限，便有几个同学在茶缸里加水打湿一条手帕，在跑道外侧找机会递给向终点拼搏的选手。体育明星同桌是短跑健将，总是会在最后时刻出场，她帮我补充道：

记得4×100是比赛项目中的“重头戏”，各班都会挑选出跑步快的同学，被挑上的4名同学感觉极其荣耀。接下来这4名同学会相互商量，谁跑第一棒，谁适合跑第三棒弯道，谁速度最快，要放在最后一棒“冲刺”，这里边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回味了……

这时候的观众早无狭隘的集体观念，欢呼声、掌声毫不吝啬，全神贯注为选手锲而不舍的拼搏精神喝彩。多年后理解“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仿佛似曾相识于童年的运动会里。

说到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我的同学提醒我要写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再熟悉没有的1971版的广播体操。

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就是广播体操时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

随着喇叭里传出的音乐，所有的学生按照大小个儿、成班级整齐划一地举手投足，你对这样的场景一定不陌生。有人说，广播体操和眼角的小细纹、渐渐凸起的肚腩一起伴随了很多人的成长。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其实，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都能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影子。对于因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每天5分钟、10分钟的坚持。

这几天电视报道里说，随着奥运会的进行，北京掀起了群众锻炼的高潮，整个城市充满着活力，这行为本身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吧。体育谓之身体的教育，它应该是全民的，也应该是终身的。

2008年8月14日，是日中国代表团取得6枚金牌

眼保健操

刚上小学两周的女儿回家，津津乐道于在学校学的各种本事，特别喜欢让我喊口令然后给我表演刚刚学会的“眼保健操”，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我终于有了自己“老了”的感觉，没想到时间过去了30多年，孩子仍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同时也为我们的生命画上了刻度。

还记得小学校园那个古老而清脆的上课钟声吗？还记得小学时候教室的墙上贴着一些什么画吗？童年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我们是否已经淡忘了太多？您有多久没“为革命，保护视力，做眼保健操”了呢？

……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闭眼……”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多年，但一提起“眼保健操”这个名词，是咱中国的孩子，就一定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按“九年义务教育、每天两次”计算，这段音乐和这个富有磁性的声音，我们至少听过4 000多遍。

这个声音整整伴随了我们8年半（我们那届学生小学上了5年半），每次做眼保健操的时候还会有检查老师在教室外面检查，而我们班的体育委员还在班里走来走去检查大家有没有认真做，现在想想也够形式主义了。我那时最喜欢第三节的音乐，因为最舒缓，还有些抒情。每次做完“眼保健操”，接下来就是要到操场上做课间操了。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做眼保健操的情形：那天，阳光明媚，老师站在木头讲台上对着50个第一天上学的小孩们说，同学们，为了保护眼睛，预防近视，下面我们来学习眼保健操，大家跟我学。然后大家全都煞有介事地一板一眼地跟着学，毕竟这是学校生活的第一个群体性活动，新鲜呗。

可是很快，大多数学生开始厌倦这种每天都要来上一次的长达十多分钟的集体活动。“每天都要做，老师还总盯着，有时候我一边做，一边心里发急，眼保健操挤占了多少我课间玩的时间啊……”一个那个年代的“孩子”回忆说。这恐怕是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理。音乐里“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说辞让我们这些小孩实在搞不懂，这让孩子半懂不懂的话，远远难以说服孩子们心甘情愿地在他们看来漫长无比的10分多钟里闭着眼睛挤按脸上的多处穴位。于是各种偷懒技巧层出不穷，老师开始安排体育或卫生委员之类的小干部检查做操质量。那时我们最喜欢做负责检查眼保健操的小干部，这样就可以不做操了，还能点不认真做操同学的名。“检查眼保健操比做眼保健操有趣多了！”很多人现在回忆起来都这么说。

“第一节，揉天应穴；第二节，挤按睛明穴；第三节，揉四白穴；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当年教室前头的小喇叭声音嘈杂含混，以致现在女儿问我究竟应是“天阴穴”还是“天应穴”，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眼保健操的发展史据记载最早是1963年由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体育教研室刘世明主任自创的，当时有8节，还配有穴位图。刘老师了解中医按摩，他自身有眼疾，平时摸索创建了一套眼保健操治疗自己的眼疾。此时，正值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进行视力普查，调查结果很令人着急。经过多方查询得知刘世明自创的保健操，于是积极研究、探讨，终于创出了8节的眼保健操。

眼保健操与课间操一样，是一项群众性的运动项目，它可以提高人们的眼保健意识，调整眼及头部的血液循环，调节肌肉，缓解眼部疲劳。

1972年，为了让眼保健操更容易掌握，眼科专家们对其进行了简化。最终将8节简化成5节，并做了部分改动。在北京，1976年，专家们又开始为眼保健操拍挂图、灌唱片，最后选中了北京市崇文区光明小学的一名女生录口令。这5节操从1972年起，延续至今。改编后的眼保健操由上海眼病防治所编，1982年由教育部等十部委向全国推广。眼保健操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不同穴位的按摩，以收到通经络、养气血、消除疲劳、增进视力和预防近视的功效。

眼保健操必须经常练，做到动作准确，并持之以恒。一般每天可做两次，上下午各一次。

不管怎么说，这套全世界只有中国娃娃每天坚持做的护眼操，没能阻止“小眼镜”迈进校园的脚步。有人开始质疑眼保健操的功用。

其实，我们姑且不去理论眼保健操的功效，几十年的代代相传，使得眼保健操和更早出现的广播体操早已成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众多孩子走进校园的第一个记忆，成为他们的一种集体意识和生活习惯。直到今天，这种集体意识还在被顽强地沿袭着，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的音乐在特定的时间仍然回荡在校园中。

现在，无论是广播体操还是眼保健操，做的人们绝不会再深究是“为革命增强体质”还是“为革命保护视力”。大家一起进行这些群体运动，更多也许是在繁忙的生活里小歇片刻，享受放松和闲暇，同时舒缓紧张的压力和疲乏的肌体。其实，当我们不再强调这些体操的功能效果或其政治意义时，这样放松放松，挺好！毕竟，保持健康是大家都希望的。

最近看见报道，新学期伊始，北京率先对这套36岁高龄的眼保健操进行了“脚趾抓地”的改造……

2008年9月20日上海回北京飞机上

家务活（一）

前几天和我爸去学校接住校一周的女儿回家，临出发前，她特意把一小包脏衣服抱在怀里，告诉我说要去奶奶家自己洗……上个周末亦是如此，在奶奶家她把自己的脏衣服一件件洗干净。我虽然知道寄宿制的学校教会她们很多自立的生活本领，但看着孩子认真努力干活儿的样子，不禁心里一阵感动，孩子就这么长大了！我想我开始学会帮助父母干家务的时候，女儿的爷爷奶奶，也就是我的爹妈，心里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动吧。

我们孩提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要帮助父母做家务，年龄从小到大，干过的家务活种类除了前面提到的买菜、打酱油，到洗衣服、倒垃圾、买煤甚至修自行车、换煤气罐等等。看到女儿洗衣服，我不禁想到我们小时候也没少帮大人洗衣服。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家里没有洗衣机，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塑料盆里支一个搓板，坐着小板凳或马扎搓洗。搓板约是一米长30厘米宽的木板，上面中间一段有一棱棱的突起（以前有一种大人对孩子的体罚叫跪搓板，就是让孩子跪在上面）。孩子开始洗不了大件，但也从很早起就开始干洗洗涮涮之类的活儿。先是洗袜子、手绢、红领巾，然后是裤衩、背心，小学高年级以后，就什么都洗了。进了大学，特别是像我们在外地上大学的，再娇气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那是很明显能看出谁小时候洗衣服的基本功的。记得我们在学校水房里洗衣服，最怕的就是大冬天用冰冷的水洗厚厚的牛仔裤，拧干的时候都要两个人，这是后话。

小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够细致，程序也很不讲究，洗不干净很是自然。我们小时候洗衣服没有用洗衣粉的习惯，主要就用灯塔牌肥皂、药皂甚至洗脸的香皂蹭两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来，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毕，晾起来，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过的衣服和没洗差不多，家长还得返工。但不管怎么说，洗衣服是当年绝大多数孩子必须体验的手工作业，也是一件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值得自豪的事情。我是从洗手绢和袜子开始的，后来洗衬衫总是偷懒，拿肥皂在领子和袖口蹭两下，然后把这几处重点搓搓，投干净就算完事了，多数男孩子我想也就如此了。后来，我们这些孩子变成家长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大都气急败坏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岁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来岁的孩子，何止不会洗衣服，不会吃饭的都大有人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饭时突然大哭起来，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孩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壳的，而这次由于时间来不及，她的妈妈没有给鸡蛋剥壳。” 

与衣服沾边的，是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钉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挂不大住，掉了以后，无论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要自己钉，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针线包。有的孩子还能熟练使用顶针，甚而能用缝纫机。我记得很小不会钉扣子的时候，每次外婆钉扣子我的工作就是帮忙穿线：把线头放在嘴里弄湿，再用手捻捻之后慢慢穿过针眼，之后在其中一根的头上系一个小结……对于女孩子来说，有一个重要的伴随一生的家务活本领——织毛衣，倒是值得专门写写。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有印象，那时不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或是在交通工具上，都可以看到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边天南地北聊着的女人们。母亲在我小时候不知织过多少毛衣、毛裤和手套帽子。

说到织毛衣，很多女人都有很多可以说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忆说：

大学快毕业那几个月相对较闲，我买了1斤多纯毛线，灰色的、光泽很好，给父亲织毛裤。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但他的身材面容早刻印在我心里。我白天晚上赶着织，几天就完成了。毕业后回到家，递上爱心牌毛裤，我看见爸爸那深邃的目光贮满了幸福和欣慰，爸爸轻声说：“终于穿上女儿给我的衣服了。”那声音似乎带着一丝颤抖和哽咽。“而且是我亲手织的！”我自豪地补充，一时间感觉自己的孝心无限膨胀。

对我来说，织毛衣不是男孩子要学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在家经常要帮母亲做的，就是整理毛线。那时的毛线买回来是一捆捆的，要先慢慢抽出来然后有规则地缠成毛线球才好进行织毛衣的工作。我一般就是把毛线捆用两只手撑起来，母亲在另一端缠毛线球。这个看似十分枯燥的家务那时我们觉得挺好玩的。

织毛衣在那个年代似乎是每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那个年代女人必备的一个手艺。现在回想起来，女人织毛衣，织的不仅是一种服装，同时也是一种温馨的柔情，一种浪漫的情怀，一种美丽的心境，感受的是暖暖的爱意，柔柔的幸福。

一件毛衣，不知道要织多少万针。每一次挑针挽线，都是女人在编织着美丽的期许和祝福。那一行行增高的衣针，分明就是女人的血脉在流淌。伴着上下翻飞的针线，细腻柔密的感情就在指尖跳跃。一件衣服完工了，就像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了，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梦，女人用毛衣签子，串起一个又一个梦，用灵巧指尖，弹拨出心灵深处最动人的歌谣……我常想，善织毛衣的女人的心是细腻而灵巧的，因为女人的聪明、柔情都在编织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　　

今天北京气温骤降，当回到家里披上一件毛衣，初冬的深夜在键盘上敲击这些文字时，我的记忆鲜活了起来，心中浮现出的是一幅幅儿时美丽温馨的画面……现在，生活日渐舒适，那种真实的美好也渐渐远去了；工作日益忙碌，不经意间我们的情感也变得慵懒了。

真是“拾不回的岁月，拾不回的心境”。

2008年10月24日，是日北京气温骤降

儿时毛大庆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

家务活（二）

倒垃圾和清理垃圾

听女儿从学校回来说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倒垃圾》，我好奇地去听了听，唱的人叫陈珊妮。我听了半天愣是不知所云，觉得现在时髦的歌真是不可思议，什么名字都敢起。

不过倒垃圾、处理垃圾倒是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离不开的生活里的琐碎事。

奥运前夕，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异味问题引起了不小轰动，此后，各级政府开始了研究垃圾分类处理的专题调研。一时间，垃圾处理成了北京城市管理的大事情。我也参加了一系列的调研和研讨，越看越觉得这垃圾里学问不小，弄不好，有一天我们的生活能被垃圾给“埋”了。

前些时候在整理各国收集垃圾的经验时，一个朋友说：瑞士是世界上倒垃圾精确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起初，他在瑞士不会倒垃圾。他告诉我，瑞士的垃圾分多少类，连瑞士人自己也说不全。到了垃圾站，一溜排开好多垃圾箱，又不认识德文，实在不知道哪个箱子倒哪种垃圾。

在加拿大，垃圾公司的垃圾车是一周到居民家收集一次垃圾。平时，家家都把垃圾分类装在塑料袋和不同的垃圾桶中，比如一般垃圾、纸张、易拉罐、塑料制品等，到收垃圾的那天只要把各种垃圾桶摆在自家门前就可以了。

北京现在也在考虑垃圾源头精细控制和垃圾的分类收集。其实，据北京市有关志书记载，早在1957年前后，为了支援郊区农民积肥，北京就曾实行过垃圾分类收集，每户居民和每个单位均设两个垃圾箱，按有机垃圾（菜叶、鸡骨鱼刺、破布废纸、树叶杂草、扫地尘土等）和无机垃圾( 砖头瓦片、炉灰焦渣、废旧金属、碎块玻璃等) 分开存放。清洁工人按单双日分别收运。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后，由于生活条件越发恶劣，垃圾中有机物质成分下降，就又恢复了混合收集。

倒垃圾，是我们那年月孩子重要的家务活之一。母亲每次教育我的孩子要帮大人干家务活，总给他讲我小时候帮家里倒垃圾的事儿。

之所以叫“倒垃圾”，要说说那时住宅楼的一个特殊构造。那时住宅楼的每个单元里都有一个公共的垃圾通道，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三层和四层之间各有一个垃圾道入口。垃圾通道直上直下，从顶楼直通一层，一层有一个一米高不到的铁门。集中收垃圾的来了，就打开铁门往外掏垃圾。

很多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帮家里倒垃圾，大多对那时帮家里倒垃圾的情况还有一些记忆。

哗——打开自家门

吱呀——拉开垃圾道的翻斗门

咣当！哗啦啦——垃圾随着推上的翻斗门，顺着垃圾道倒下

咣当——关上自家门

这一连串声音表现的是我们小时候帮家里倒垃圾的全过程。

我们楼那时候各家用来盛垃圾的主要是铁簸箕、纸篓和破脸盆，从菜叶果皮到烧过的蜂窝煤煤灰，从蛋壳到卫生纸和各种废物，统统混在一起，从翻斗倒下去，然后随着一阵轰响和一阵烟尘，垃圾就都到了一楼的垃圾箱里。这种倒法经常导致垃圾道堵塞，于是过一段时间，楼上楼下的男人们就约在一起，用长长的竹片（或铁钎、竹竿等）喊着口号疏通垃圾道的场面也是蔚为壮观。

那时院子里常常能看到一手拿个小耙子、一手拿个麻袋的“拾荒人”在垃圾箱前翻找着。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整个人钻进垃圾道的经历。因为犯了不知什么错误遭到批评，心情不好的我去倒垃圾，结果失手把整个簸箕都扔了进去，结果簸箕卡在了垃圾道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二层，垃圾道口在一层半的地方。脾气很倔的我一不做二不休几乎整个人都钻了进去，不顾里面呛人的怪味，硬是把簸箕弄了出来。后来父母知道这事吓了一大跳。

我记得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瘦的老大爷拉着车来清运垃圾，每周两次。进入80年代后，垃圾箱里的垃圾忽然间堆积起来，顶得连垃圾箱门都关不上了，收垃圾的老大爷也不知去向。接下来，家属委员会通知大家，不要再使用楼道里的垃圾通道，所有的垃圾都要集中倒在垃圾站。

所谓垃圾站，实际上所有的垃圾都没遮没挡，既没围栏，也没顶盖。那时候，孩子倒垃圾常常偷懒加图省事儿，不愿意多走几步把垃圾堆起来，结果一簸箕一簸箕、一盆一盆的垃圾都四仰八叉地平摊在地上，越铺占地面积越大。一遇刮风天，各种垃圾随风四散，吹得到处都是。到了夏天，大量蚊蝇滋生，味道别提有多大了。后来，这些垃圾改由垃圾工人统一清理，好像是一个星期来清理一次，是在夜里。

正好是劳动节，记载一下小时候的家务劳动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我突然觉得，从倒垃圾方式的变迁到垃圾处理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挑战，我们的城市真是越来越不堪重负。

2009年5月1日子夜

1970年初，1岁时的毛大庆就有很多手持“毛主席语录”的照片

同桌

生平第一次很荣幸地被邀请去参加给孩子开的家长会……虽然开过无数次会，但我对这个会充满好奇，且格外认真。到教室后按照老师的规定我坐到女儿上课的位置上——第一排一个腿也伸不开的小课桌。那普通的课桌和两人一组而且是男女搭配的同桌组合方式让我立即回到了我的课堂时代……一坐定，我自然最感兴趣要研究一下女儿的同桌。男生的父亲是个随和的南方人，也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当家长会上班主任让女儿和另外两个孩子汇报作业时，同桌的父亲不时向我表示祝贺和说要女儿一定要多多帮助这同桌，我自有些得意。回家问女儿和同桌怎样，听到的全是关于诸如争夺桌子上的地盘冷战之类的事情。哈哈！30多年后的小学生，课桌依旧，同桌依旧，童心依旧。

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年流火的7月，我邂逅了近30年前初中时代的同桌。回忆逝者如斯夫的岁月自然是少不了的。而回忆里的她的出现，将我一下子带回二十几年前，几天来脑子里都充斥着那时候的事情。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当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又复杂，而这些回忆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单纯的世界，有个朋友牵挂着、关心着，内心无比温暖和感动。有“同桌的你”的感觉实在美好。

那时候，普遍到了中学阶段，学校里的男生与女生是较少说话的，彼此界限分明，在外面碰到都煞有介事地要冷眼相对，表现出“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势。据说，异性搭配的坐法是考虑到同性坐在一起时常会弄些小动作或说小话，所以，排座位时往往男女被搭配坐在一起，直至现在还多半如此。那时候有的学校课桌不像现在这样是分开各自一张，而是长条形的，两个人共用一张，连凳子有时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学时倒是两个挨在一起的桌子和分开的椅子。凡被分在同一桌的男女同学都被视为“小夫妻”，这样的“小夫妻”平时会更加矜持。本来平时若在外碰到，彼此低头就走过了，但若变成了同桌，若在外碰到，为了怕别人笑话，势必要将头扭向一边，表示相当的“授受不亲”。

那时小学排队外出一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戴着红领巾，男女生同桌还要手拉着手，一、二年级的无一例外，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已经知道不好意思，但老师在旁监督，还是勉勉强强拉着手吧。五、六年级就罕有肯拉着手的了。

同桌后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在课桌上刻“三八线”，当然，大部分课桌上都有前辈们留下的“革命遗迹”，但这种遗迹在进行了精确的丈量之后，吃亏的一方若是男生，往往要被重新画线，这样，桌子的中间又会多一条新的“三八线”。从此，男女同学在“三八线”两边各自为政，关系自然时好时坏，冷战更是家常便饭。

当然，也有“暧昧”的时候，考试时，一方碰到不会做的题目，难免会向“三八线”那边投去求援的目光。有时也会有善意的回应，对方会顺势将自己的试卷往“三八线”附近挪一挪，若碰到比对方强的科目考试，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善意表示。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往往只限于彼此心领神会眼神交流的阶段，绝不诉诸语言。我和我那同桌则很不公平，她一般会命令式地说：快！拿过来点儿给我看看！而我总会十分配合，而且还温和地看着同桌研究我的答案。哈！这可是她自己的回忆，绝非我的捏造。

有同学回忆：

那时候，课间休息时，男女生总是各自占据走廊的一角，各玩各的，男孩子往往在一起扭扭打打，追跑打闹；女孩子则在一旁叽叽喳喳或是跳橡皮筋。若有一个女生矜持地、目不斜视地走过男生中间，男生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可怕的沉默之后，便会轰地出现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这便是男女生之间全部的交流。喜欢恶作剧的男生有时候会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男生强行塞进满是女生的教室里，然后将门从外面拉上。里面的男生在众多男生的哄笑和教室里女生低声的交头接耳中落荒而逃。

那时放学路上，若是男女生两个人结伴而行，远远地被本班男生看到，男生们会发出怪笑并一起起哄，一句人人皆知的标准术语就是：给他一大哄……

博客好友陈颖每每会给我很好的响应：

从小学开始，我的同桌似乎都跟我关系不错，可能是因为我既不命令他们，也不跟他们抢地方，还给他们看答案的缘故。倒不是要讨好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对我都很好，给我很多提示和帮助。记得高中时有段时间跟班里学习比较差、比较淘气的一个男生同桌，他特高兴，他说他的前任同桌一学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他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望天”，由此你可以想到那女生的样子了吧？她长得其实挺漂亮的，就是比较严肃而已。不过，也给我带来好多困扰和麻烦。虽然我成绩一直不错，但一直不是老师的亲信。最近我发现，儿子已经遗传了我的特点，他不太管性别，与男孩、女孩玩得都不错。前天中午他尿床了，班里有人嘲笑他，我让他告诉老师。他说：“那不成了告状了？我不。”倒是他的“红颜知己”（应该也是同桌类的关系）打抱不平，告诉老师事情经过，解决了他的问题。

我找小学的同桌要些那时的回忆，她发个邮件给我，问我记不记得那时北京孩子都应该记得的顺口溜：

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二年级的小茶碗，一打一个眼；

三年级的吃饱饭，四年级的装子弹；

五年级的一开火，六年级的全滚蛋。

我看完笑得前仰后合。不过她也告诉我，她记忆里童年的感觉，应该是听周旋的“天涯海角觅知音”，或者是听老狼唱《同桌的你》，听朴树弹《那些花儿》的感觉……

还真是那样。

说起同桌，很多人都会有很多朦胧美好或是天真可笑的回忆，不论什么样，都是美好的！

走出校门，我们以后的人生路上都不会再有同桌了。即使有一天我们还有机会坐在从前的教室里，即使周围的一切还与以前一样，但是，当时天真的感情已经永远凝固在了那个时刻。如果可以选择，我仍然会选择以后的路而不是回头。过去的事情，时常从大脑中拿出来晒一晒，不要让美好的记忆因为发霉而逝去，因为这些记忆一生只有弥足珍贵的那一份。

2008年11月20日凌晨

毛大庆的红领巾时代

“澡堂子”

一个著名时尚杂志的主编朋友约我写一篇关于时尚的文章，正好借东直门来福士商场即将开张之机，我也努力时尚了一把，把北京各类目前新新人类热门的品牌店好好地调研了一番，算是为了向时尚看齐，恶补了一把。

看了半天，还是觉得自己弄不懂时尚，假期刚好去儿时住过的大院找一个同学，看见院子对门一个知名的洗浴中心人满为患，连车也停不进去，路堵了一半，还有不少一家老小一起去洗浴中心过周末，我不禁愕然，这是金融危机了？同学说，这是时尚。

“时尚是自知”，这是前几天我看的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的名字，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自知”又是和生活方式分不开的。

说起我们小时候素色的70年代，也是有时尚的，记得当年有句尽人皆知的顺口溜，可以形容那时老百姓生活的困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社会上不管是男还是女，大都是清一色的国防绿或蓝制服，走在后面分不清前面的人是男还是女，那身绿军装旧了还舍不得扔，再分给兄弟姐妹穿。绿军装在那时觉得挺“飒”，尤其漂亮女孩子穿上。传闻“二战”时，巴黎有妇女用碳尖笔在大腿上描黑色的网状丝袜，更有甚者拿颜料兑水做七彩唇膏。那时的中国女性内敛而羞涩，做不到巴黎妇女的粗犷不羁，但即使是艰苦时代，她们亦不放弃对美的渴求。中国女孩子们会精心地把头发盘起，裸出鹅弧颈项，或者在衣襟上用小碎花打个褶，用针线把被子上剪下的朱红汇到一处，那份苛求与精致，现在想起来是要令人落泪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北京，人们住的房子常常是几户走一个单元门，几户公用一个厕所、厨房。早起上厕所往往还要排队，冬天还要在屋里接烟囱生火炉子，上班前还要把火封好，否则晚上回来火就灭了。冬季大风一吹煤烟倒灌，一不注意便会发生煤气中毒。不仅如此，每月都要凭购煤证去煤厂买蜂窝煤，然后运到楼下往楼上搬。印象最深的是公共厨房，那可是小市民搬弄是非和窥探隐私的好处所，诸如谁家偷偷从食堂弄了什么小菜，谁家天天能吃到莴笋炒肉……

刚才说，现在洗澡都成了时尚。

于是，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大“澡堂子”。六七十年代，即使是在京城，普通百姓家也是没有洗澡设备的，洗澡要到公共浴池去，北京人习惯把这种公共浴池叫“浴室”或“澡堂子”。公共浴室主要有两种，一是附属于机关单位或工厂的内部浴室，一是面向市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浴室。作为机关单位职工福利，单位浴室一般以极低的价格向员工出售澡票，家属亦然，与面向市民的浴室费用相比，要低得多，比如那时候在我父母亲单位洗一次澡是5分钱，大多数人是一个星期洗一次。平日每天早上洗脸，晚上洗脸洗脚。而在外边的公共澡堂洗一次澡要花两毛六。

机关单位的浴室除了冷热水，一般不提供其他东西，洗澡的人要自备毛巾、肥皂等。因此那时去洗澡，大家带的行头都是差不多的，一个盆子，里面装上肥皂、毛巾、拖鞋，还有丝瓜巾（搓背用）。冬天还要带上一大包衣服，好麻烦的！

澡堂里面是一色的水磨石地面，中间一个大浴池，热气腾腾的水，大家全都泡在里面，那水在我记忆里永远都烫得可以让人脱层皮。浴室四周是密布的淋浴喷头。开水时要小心调节冷热水开关，不然会突然冷死或者烫死。人多的时候，每个喷头前都等着几个人，轮流冲。一般大家都会在浴池里泡上一阵子，之后大人孩子互相搓上一阵子“泥”，之后才“冲”了完事。

面向市民的公共澡堂则为顾客提供毛巾和拖鞋，当然，顾客也可以自带。条件好点的澡堂，顾客每人还可以有一个放衣服的小柜子。柜子被占满，就不能再进人了，出来一个，腾出一个柜子就再进一个人。柜子既可以放东西，也起到控制人数的作用。条件更好的一些澡堂子还设有床位，供客人洗完澡后休息之用。80年代后，一些澡堂是白天供人洗澡，晚上成了简易旅馆，说白了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方便那些进城办事又花不起钱住旅馆的人。

那会儿，公共浴室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前去洗澡的人相当多，常常要排队。特别是每逢周末和逢年过节，去洗澡的人更为集中，往往要排长队。

公共浴池的费用虽然比工厂机关的高一些，但供水情况要好得多。小时候在内部浴室洗澡，经常碰到洗着洗着没了热水的情况。那时的浴室没有隔间，我还记得自己不止一次满身肥皂沫、尴尬地等待来水的经历。此外，面向市民的澡堂，开放时间比较准时和固定，不像内部澡堂动辄就关门。

那会儿前去公共浴室洗澡的人相当多，常常要排队。特别是每逢周末和逢年过节，去洗澡的人更为集中，往往要排长队。好在那个年代没什么不排队的。排在堂外的看到满头热气、脸红扑扑的澡客自洗澡间后面走出来，都会问一句：“里面有几个穿衣了？”随着洗完澡的退牌还拖鞋，新的澡客接龙般付票交钱，取牌领拖鞋。

小心翼翼挑起两三层门帘，进入堂廊，里面蒸腾的热气迷茫一片，到你所属的大厅以后，还要听从堂里师傅的安排，安顿在自己的床位上。床铺由斜直两板相合搭成45度角，床上放着一床盖垫，两块大毛巾被。斜靠板下有个活动方板，下面是空心木洞，衣物均可放置其中，睡榻旁有一茶几，茶几下是痰盂。储衣洞没有锁，所以贵重物品如手表可直接交给大堂师傅保管，大堂师傅两只手腕上套着各色各样的手表，常常通到臂弯，成为澡堂里的一道风景。单位的浴室则没有这样的服务，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小锁，出来一个腾出一个小衣柜，放好东西自己锁上。

泡完澡回到休息大厅，大堂师傅马上拿出两条热毛巾，一条递给澡客本人，另一条由他来帮你擦净后背上的水珠。修脚师傅、捏脚师傅和敲背师傅这时也忙碌起来。修脚、捏脚、敲背的行当就是等客人洗完澡后，躺在澡堂的躺椅上，用专门的工具为澡客提供各种服务。捏脚和敲背师傅手法细腻，用力适度。据说，这个行当最早起源于隋朝皇宫。修脚师傅特别辛苦，拎着一盏带着灯罩的小灯和小板凳，带着修脚工具，在大堂中来回兜揽生意。修脚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行当，抱着澡客的一双臭脚翻来覆去，剪甲、削皮……不过它在澡堂的受欢迎程度几乎最高。江苏扬州有著名的“三把刀”，厨房的菜刀、理发的剪刀，另外一把就是洗澡堂的修脚刀。从事此行的以江苏扬州、高邮的人居多，手艺也是最好。

无论是敲背、捏脚还是修脚的师傅，动作都十分麻利到位，你只要躺在床铺上，喝点茶水，抽两根烟，闭上眼睛养养神，就可以享受整个过程。澡堂里十分热闹，聊天，下棋，打牌，睡觉，喝酒，读书，看报，剥花生，嗑瓜子。澡客千姿百态，巷谈杂议，如同一个混杂的小社会。澡堂休息厅中，困于躺椅有限，排队人多，所以不得不控制澡客的休息时间……

如今说起“澡堂子”，似乎留给人们的就是六七十年代洗澡难忘的记忆。我记得有意思的是前一时期，媒体就“学生给父母洗一次脚”还引发了一场有关如何孝敬父母的讨论，一些年轻学生认为走形式，没必要，这倒不难理解。出乎意料的是，不少学生未能“完成作业”，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愿意。原因自然有多种，有的说，你念好书比什么都强，洗什么脚？有的说，我自己现在能动，等我老了你再给我洗。还有的认为，现在洗澡这么方便，还要洗脚吗？前两种理由是感性的，而后一种招来一阵笑声，“实话实说”地道出了一个生活事实，即我们小时候那种早洗脸晚洗脸洗脚的生活方式已经被现在的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

《北京市西城区志》里提到1993年，西城区只有7家公共浴池，其中就有西外大街浴池和甘家口浴池，看来，阜外浴池早就关闭了。东城区在1974年有10家浴池，80年代有7家，1995年就只剩6家了。可见，我们新的住宅生活方式集中热水的普及和家用热水供应设备的普及与健全，使居民对公共浴池的依赖性越来越小了。

像很多转基因的事物一样，原来的生活基本需要，在历经了兴盛到衰败之后，转了一圈，变换形式成了今天的时尚。而今天的时尚，过多少年后还不知会演变成别的什么样子呢。

没有永久的时尚和落伍，了解自己，符合自己的需要，让自己舒服，就是最好的时尚。

2009年5月30日假期随笔

“夜生活”记忆

30年前，中国人的夜生活几近于零。特别是北方人，因为气候的原因，别说夜生活，连餐馆和商店都是天一黑就关门。那时南方人来北京多抱怨北京的就是这一点。从80年代初音乐茶座和单位大礼堂改成群众舞厅开始，夜里的娱乐生活才逐渐成形。再后来，北京人从三里屯、女人街玩到后海、南锣鼓巷……于是，夜猫子们的娱乐地图也在不断扩张。

音乐茶座（80年代中早期）

音乐茶座的前身其实就是清朝、民国时代很流行的戏曲茶楼。据记载，1980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音乐茶座演唱歌曲，买张门票就可以一边喝饮料、吃零食一边观看表演。不同的是，现场乐队伴奏的流行歌曲代替了戏曲。对于30多年除了工会组织的晚会没见过多少现场娱乐的中国人来说，这实在很新奇，何况部分音乐茶座还专门成立了自己的乐队，孕育了一批广东流行歌手。北京大约与此同时，在前门恢复老舍茶馆，但那演出的还是正宗的京剧和戏曲。

音乐茶座这种新鲜的娱乐方式迅速普及到了全国，2007年雪村导演的电影《新街口》说的就是80年代北京新街口的音乐茶座里的故事。

录像厅（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

90年代伴着港片繁荣而火起来的录像厅对当年那批中学生的意义，就相当于今天的网吧。街边的小民房，挂一块白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放映片目，文字一般极其夸张，统统加上“火暴枪战片”、“古装武侠超级巨片”、“桃色谋杀案”、“无头女尸”之类的噱头。门口还搁着大喇叭，满大街都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噼噼啪啪的打斗声，花几块钱就能看通宵场，黑乎乎的放映厅内设有大彩电和沙发，少不了烟雾缭绕、满地瓜子壳。随着VCD 普及，录像厅不得不主要播放三级片来招徕观众，也因此成了扫黄打非的重点。火车站或者码头之类的录像厅更是乌七八糟。我记忆最深的是1991年春天实习经过宁波，因没有赶上火车，为省钱在火车站的录像厅待了一宿，说是一宿，其实半夜就吓得落荒而逃，不是因为里面乌烟瘴气地放着令人瞠目的录像，而是居然有人现场就模拟起来……真是终生难忘的录像厅经历。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部要求所有录像放映厅必须播放经过国家内容审查、具有播映权的“专供节目”，而且随着家用录像播放机的普及，录像厅也逐渐淡出市场。

游戏厅（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

在电脑还未普及的90年代初，遍布大街小巷的游戏厅是老师和家长的眼中钉。当时的中小学生放学后就会挤到游戏厅，站在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机器面前，用一块钱换几个币一玩就是老半天，往往一个人玩周围还站着一圈玩不起的小孩痴痴地看着。这种游戏厅为大人们深恶痛绝，去游戏厅是所谓落后生或者坏孩子的一大标志，还有很多学校时不时就组织抽查行动，扫荡学校附近的游戏机房，被当场抓到的学生甚至会被给予处罚。而如今，电脑和互联网的兴起让网吧取代了游戏厅当年的“罪恶”位置。

舞厅和卡拉OK 

据记载，1979年，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交谊舞会，似乎从跳舞开始整个世道就变了。1984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当时只允许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来的中国人进入，就有种说法是舞厅孕育了中国人的第一代涉外婚姻。后来天津小心翼翼地搞了一番舞厅试点，社会性的舞厅才大面积流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的交谊舞培训班多如牛毛，搂搂抱抱的交谊舞对中国人的男女观念不啻是一大冲击，一时之间舞伴简直成了第三者的代名词。一度，舞厅四角有人专门盯着舞池，一旦男女搂的距离小于一个拳头就会被提醒注意。如今交谊舞早就不时兴了，单纯的舞厅也随之衰落。在北京人均工资40多块钱的1985年，北海舞厅票价两块，是当时人气最旺的舞厅。而北京饭店舞厅据说是高品位的象征，一般老百姓只能敬而远之。

说舞厅，就不能不说那时的卡拉OK 。记得电视剧《海马歌舞厅》，说的就是那时歌舞厅里发生的故事。

80年代末期，中国才出现了歌舞厅。人们对文化娱乐的要求更多，既要吃，又要玩，尤其是歌厅的出现，在就餐中自娱自乐成为时髦。卡拉OK 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但是发展却很迅速。据记载，1988年，北京出现了歌舞厅。当时，有些饭店、酒楼、餐厅，白天进行餐饮营业，晚上，则邀请专业艺术团体乐队、音响、歌手为客人演唱。1989年，北京出现了卡拉OK 歌舞厅，1990年便发展为100家，1991年又发展为200家，1992年发展为400家。到1993年已发展为600家，直至1994年，歌厅、舞厅、卡拉OK 厅、多功能厅，已达到800家。加上各单位、各系统对内开放的歌舞厅，北京共有千余家。

记得我们到大学后期才开始接触歌厅。一群同学连唱带跳可以折腾一下午加一晚上。那时歌厅的格局和现在很不一样，多为大厅格局，中间是舞池，舞台背后有大屏幕，台下一桌一桌地布置。唱的时候把点的歌写在纸条上交给服务员，由服务员送给DJ，DJ 会按照顺序和桌号播出，这样每桌轮着唱，真是很热闹。尤其如果若干桌都唱得不错，还真有拉歌的味道呢。那时歌厅里用的都是“镭射大碟”，MTV 制作出品的公司多数是“你歌”。我因帮助一个台湾朋友设计了在当时的北京相当有名的一个歌厅，于是有机会全方位地了解体验了早年的歌厅，虽然现在出入钱柜、同一首歌成了家常便饭，但我还是特别留恋那时歌厅的气氛。

迪厅

20世纪90年代初，JJ 迪厅的开业引来迪厅遍地开花。只要划拉一个大场子，打着频频闪动的灯光，放着最流行的舞曲《YMCA 》，就能呼啦啦地吸引一大片玩家，JJ 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队。早年的迪厅属于高档消费场所，随后逐步降低门槛，有足够体力精力折腾的学生族成了迪厅的主要顾客。而场面火暴的迪厅也曾经被视作打架斗殴事件的频发地。20世纪90年代末，装修风格化、邀请外国著名DJ 、组织特色派对的精致迪厅兴起，迷你迪厅和锐舞派对也出现在北京，成为潮人的集中地。JJ 迪厅在20世纪90年代引领风骚，拥有2 000平方米的超大场地，是早年大型迪厅的代表。而如今的Banana 等跳舞club （俱乐部）则把包房引入了迪厅，以此为新的时髦。

酒吧

酒吧，本不属于“童梦京华”记述的范畴，我们小时候是根本没有酒吧这一概念的。酒的概念都是很贫乏的，非但没有洋酒的概念，国产的酒也就是二锅头和中国红葡萄酒等有限的几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少数酒吧出现在诸如亮马河、建国饭店、赛特饭店、燕山大酒店、西苑饭店等几处涉外饭店里面或周边，后来陆续开始普及，人们对酒吧的看法逐渐没那么负面。1996年之前，靠近使馆区的三里屯是外国人最热衷泡吧的地带。之后，从三里屯到工体到后海到女人街再到南锣鼓巷，最时髦的酒吧一条街在不断变换位置。北京酒吧另一大特色是与独立音乐紧密相连，早些时候，酒吧始终是那些非主流乐队和歌手演出的重要场所，无数音速少年、音速青年在五道口的酒吧里享受摇滚朋克的味道。五道口曾是北京青年亚文化的重镇，而嚎叫、开心乐园就是非主流音乐、朋克演出的根据地。像SuzieWong 这种风格走糜烂怀旧的东方情调路线的酒吧代表了酒吧的另一种类型，也是目前“Bar”（吧）这个概念的全权代表。应该说，北京酒吧另一大特色或功劳就是培养出一大批歌星，解小东、沙宝亮等都是曾经的酒吧或夜总会歌手。

北京酒吧兴起的时期，我正游历国外，1999年回到北京竟不敢相信北京的变化……觉得年龄不再，已经似乎很难融入了。为了弥补我对酒吧的描述匮乏，我特地请尹珊珊老师按照同样的年龄感受告诉我她在少年时代对酒吧的直觉，没想到都市达人不虚此名，直接把对北京酒吧最初最直接的感受记载了个透彻。读后我深叹栩栩如生，于是不加删改，原样节录如下：

1999年来到北京，那个时候三里屯已经从《三联生活周刊》走进很多外地人的视野。高中的我放暑假来北京，带着人民大学的朋友第一次直奔那里，喝了个通宵。那时候的三里屯都是“老一派”，男孩女孩、swing 、windows98 、还有lily ，当然还有我的最爱jazz-ya 和porchers 。这两个是北京最早的livejazz 酒吧，音乐迷人，不是男孩女孩那种任贤齐和刘德华的天下。

2001年我来北京读书之后，远离了北街，亲近南街。一则因为这一段更受艺术家的喜爱，二则因为这里更加安静。Hiddentree，Nashville，jamhouse ，爱尔兰酒吧等等，每次凌晨三点多离开的时候，总能在路边看到已经醉倒的男人和女人，当然我也在这里醉倒过，还是大冬天。

我喜欢一个人去jamhouse ，坐在鱼缸旁边；和女孩子去爱尔兰酒吧，坐在好像福尔摩斯的沙发和壁炉旁边。南街很静谧，好像只为那些熟悉的人而设，不像北街，已经俨然红灯区，越来越使人不快。

后来南街拆了之后，我就很少去三里屯了，每次去都是到jazz-ya ，很难忘记多少个黄昏午后，我和老板一起下棋，他棋术不高，每次输都送我蛋糕和柠檬汽水。这一间店我是亲眼看着从只有三种食品（牛肉饭、芝士蛋糕和蛋包饭）到现在提供五彩缤纷的菜谱，从一个小店，变成了一个大店，只是食物美味依然，是三里屯最让我眷恋的地方。又恍然记得，我从这里拉走了若干个醉得要住院的同学，那些凌厉又温暖的事件，那些爵士乐，那些简单却美味的食品，拍了一大桶雪碧的taquilaboom ，一小杯就灌翻人心的烈火伏特加。

三里屯虽然变得不一样了，但几乎每一块地砖，都有我记得的很多人的故事。

男孩女孩是从来不进的，有一个喜欢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老板开的酒吧叫作daisy ，我在这个酒吧里把这本书又看了两遍。

很热闹，很红灯，很多游客，很多伤心的、兴奋的人，大概这会是北京年轻人记忆最浓密的地方，年轻人的心事，交给酒精和音乐的总是多数。太兴奋的人去pub ，太伤心的人坐在酒吧，兰桂坊到了凌晨两点之后有帅男艳舞，我倒看过几次，每次都很尴尬。

十年过去，三里屯换了一拨又一拨，最恶俗的男孩女孩仍然没有倒下，最美好的jazz-ya 也仍然存在。其他的老牌要么变得更加安静，要么变得更加劲爆，“那里花园”打破了老三里屯的格局，现在的三里屯更像是一个广场，而不是我心目中的青春印记。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虽然刚开始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但最终还是成了北京青年人的记忆瓶，这，挺好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三里屯，是这样吧。

年轻的时候，蹦跶三里屯，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在朝阳公园西门扎堆吧，特别是suzie ，最爱它的toucharea ，最爱它的店酒“试管”——装在试管里的鸡尾酒，最爱它的各色主题派对：white party;uniform party;bling bling party;foam party;high heel party;curly curly party ……没有一个我没玩过的，圣诞节和除夕夜想要挤进来，那可不是花钱就成的，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和经理打好招呼预约买票，否则你就算插着一身的孔雀毛，穿着超短裙和凉拖站在雪地里，也不会有人让你进去的。

在SuzieWong ，你必须上楼，站在楼上看楼下的男人，如果有喜欢的，就下楼有目的地搭讪，基本都会成功。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长得好像爱德华诺顿，兴奋到不行，赶紧让女友下去抢人，不说都知道当天多销魂。不过现在可能是自己老掉了，除了周三的lady’s night 之外，我都很少再去了。不过这个bar 真是我的大爱，只是想去喝两杯，安静却有艳遇期待的话，再适合不过。

转战后海吧，白天还可以破冰冬泳！转战南锣鼓巷吧，喝酒之前还能看好看的话剧！反正青春年少，不妨醉笑三千场，开心见白头！我热爱一切美好的酒吧，看着夜晚的北京，密集亮灯的地方越来越多，我比政府要开心多了。

夜总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在旧上海红极一时的夜总会重新复苏，从沿海特区流行开来，一度成为三流歌手与相声小品演员走穴的天堂。当时的夜总会等同于“糜烂生活”，开夜店的人大都黑白两道通吃。1993年北京的夜总会一杯酒可以卖100元，贩卖的除了昂贵的酒水、不入流的翻唱歌曲和暧昧的娱乐外，也是藏污纳垢和一掷千金的代名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号称格调“健康”的夜总会越来越多，“夜总会”这个明显很“80年代范儿”、“很广东”的叫法也被“夜店”所取代。在北京，天上人间、花都是最传奇的夜总会。像糖果、唐会这种新型夜店代表，则把KTV 、酒吧和迪厅全部组合在一起，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去的场所了。

就写这么多吧，就这，还有好友笑话说我这么了解，是否是“夜店达人”。

说起我们这一代经历过的这些时尚变迁，我想起前些时候张军的《虽然无聊，但还有趣》里对《记忆碎片》的一段评述：

不管是网络空间里的“毛坯房”，还是书香扑鼻的“精装修”，见招拆招的《记忆碎片》都像他某次饭局后打的一个饱嗝那样，让我们又依稀闻到了当年西红柿鸡蛋汤的香味。当走调的歌声和与呕吐物齐飞的呓语在子夜时分的歌厅或者厕所的上空回荡，并抒发我们无聊的第N 个版本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今天的汤里甚至连盐都没有放。

2009年6月17日随感

1985年，毛大庆参加学校的歌手大赛

“铰头发”经历

今年5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理发店内摆放着印有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发型头像的图像。这家理发店为了吸引顾客，别出心裁地通过电脑制作出一些奥巴马不同发型的头像。看到这张照片里的理发店，我很想写写关于理发的记忆。

现在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大小小的美容、美发厅随处可见，连锁的和品牌的更是不少，前两天路过工体，朋友告诉我有间美容院是王菲开的，一问，还真是贵得要命。

我们小时候熟悉的是“送上门”的理发方式。每隔一段时间，窗外就传来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手里发出的那种悦耳的特殊颤音金属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剃头的”来了。这对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百姓来说，是最方便和熟悉不过的了。剃头师傅带的家什很简单，身上背个装着理发工具和围裙的挎包，手上是那个能发出特殊音响的金属玩意儿。哪儿有要剃头的，就在哪儿停下来。多是客户自己拿把椅子，只要天气好，就往露天地儿一坐，围裙一围……师傅只管理发，不管洗头。顾客自然也没有什么发型要求，理短了就得。理一次，一些新手收一毛，有些经验的师傅则收一毛五。

这种街头理发以理男发居多，那会儿的女孩子和女青年多梳辫子，不梳辫子的女孩子和多数妇女，是由自家人剪。讲究点儿的呢，要去正式理发店。

“文革”初期，这种走街串巷的理发形式渐渐消失了。而那个年代去趟正式理发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奢侈了点儿，于是，不少人开始自购理发工具，学习理发技术，家人、邻居之间相互理一理。那时常用的理发推子是一种金属的原理像钳子一样的东西。每次使用前要往里面加些机油，否则弄不好会夹头发，很疼的。我记得，常有班上的男同学一迈进教室，就因为被剃得黑一块白一块的头发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如果看到平时不大戴帽子的男同学，突然间戴起了帽子，课间就会有调皮捣蛋的同学冷不丁地摘人家的帽子，暴露人家那像狗啃过似的脑袋。

单位理发室

除了街头理发，京城另一种常规的理发设施是单位理发室。记忆中，小学之前，我理发从来没去过街上的国营理发店。因为父亲单位里就有一个专门的理发室为本单位职工理发。当然单位的家属子弟们也可以享受理发的这种待遇，且不要现钱，理发之后，理发师会在账本上记上“某某的儿子”理发一次。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小孩子们理发的费用，可从大人们的工资中扣除（费用倒不高，或许只是象征性地收几毛钱吧）。记得最初理一次是4毛钱，70年代末涨到了8毛。

我们大院理发室有一位张师傅，另外一位是高阿姨。张师傅是主要的大师傅。两个人都是手脚麻利，但是态度粗暴。张师傅脾气不好远近闻名，高阿姨更是人如其名，长得高大威猛，声如洪钟，罕见笑容。我们小孩子都怕她。记得每次她给我理发，总是大手按住我的头顶，基本把头顶全部覆盖，之后就是习惯性的一声大喝：“别动！”理发室像合作社一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地方，每每回想起来感情自然很深。后来，理发室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到可以烫发。但是如前面所说，单位的理发室多数还是服务于男发，像我母亲她们还是比较信任四联美发厅。

对当时的我来说，理发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很怕理发之后的碎发掉进脖子里，理过之后，总觉得浑身要痒好几天（且不论理发师的手艺如何，再加上孩子们还没审美的观点）。那时的我觉得，所有的半大小子们都不愿意去理发。不然，为何每次去理发室，老是看到大人抱着孩子，理发师按或摁着小孩子的头在强理，大人怀中的小娃娃们哇哇大哭着。久之，我对理发也生产了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若不是大人强调，我轻易不主动去理发。

理发店

回想起来，以前的理发店，一条街上屈指可数，且全为国营店。如今，在各式各样的发廊、美容美发屋林立的城市，林师傅简陋的街头理发摊，成了繁华都市的一条独特风景线，这条风景线会让人们时常忆起那个已经逝去但又让人无限怀念的年代。

据有关记载，西城区在建国初期有理发店258家。1958年的技术革命中，西单第一理发馆的董殿勋等人研究创新了电推子拱茬操作法，提高了效率，很快在全市推广。“文革”后，西城区的理发店减为56家。1966年西城区的总人口数是702 254 ，其中男性为354 345人。先不把女发算在内，平均6 000多男人才能摊上一家理发店，真不可想象。

那会儿的理发店大多设备简单，不过就是几把椅子、几面镜子、几把推子和刀剪什么的，有电烫机的，就算有些规模了。理发了也不大讲究发型，剪短是主要目的。所以，从一个理发店走出来的人，常常顶着一样的发型。一个家庭的哥几个，甚至哥几个和他们的爸爸都是一个发型。

我略微考证了北京的理发店的传承，发现在长安街南池子的缎库胡同，有一个不起眼的国营理发店——亚记理发店，小小的门脸，店面不过20来平方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小店的历史竟然比京城著名的、被命名为“中华老字号”的四联美发厅还要长。20世纪50年代，首都北京正在大规模建设，但是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为支援北京建设，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从上海挑选了“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组成“四联理发馆”，于1956年迁来北京，坐落在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33号。而小小的亚记理发店却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70年代末北京的理发店开始发生很大、很快的变化，仅从店名就能看出来。不仅“店”变成“厅”、“廊”、“屋”，而且“洋”味儿也越来越重，美、娜、莎、雅、妮等字眼被频繁组合，用在了理发店的名字上。六七十年代以理男发居多的理发店，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顾客。对理发师傅的要求高了，专门的美发学校也应运而生。我家附近的第132中学原本没什么名气，1986年改为“蒙妮坦美容美发职业教育学校”，一下子名声大振，据说是中国同类学校中的头一家。《一天又一天》的作者回忆说：

因为从小就梳辫子，除了跟着父母进理发店，80年代以前，我自己没有任何进理发店理发的经历。头发长了，奶奶或者妈妈就用大剪子往短了一铰，和男孩子比起来，倒是省了不少理发钱。和我同龄的女孩子大多也是如此。在这里，我特地用了“铰”，而不是“剪”和“理”，是因为当时许多北京人都把女孩子、妇女老太太剪头发叫“铰头发”。或许这不过是北方人的一种说法，可现如今，仍然是在北方，已很少听女孩子说“铰头发”了，而是（打）理头发、美发、修发、护发，至少也是剪发。就连从小说惯了“铰头发”的我，也不再习惯这么说了。80年代初的一天，在妹妹的动员下，我走进位于王府井的四联理发店把头发给烫了。据说，“四联”是1956年，为了支援北京的建设，上海的“华新”、“紫罗兰”、“湘铭”和“霓裳”四家理发店组成并落户北京的，此后，一直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有档次的理发店。可惜，人家的手艺虽好，我自己却“土”得接受不了。结果，花几十块钱烫的头发，两天以后，又花两块钱在海军大院理发室剪掉了，剩了个“运动头”。

我理发一直很随意，最近因询问时尚达人尹珊珊老师去哪里剪头发，结果就“铰”了平生最贵的一次头发，但质量果真不同。鉴于此，我要求她对她的剪发记忆和感受给我些花絮：

我一直都认为，剪头发是最冒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剪短了的头发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你除了等它长长之外，什么方法都没有，残酷极了，而且头发的长长速度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需要长多久，你基本上就要丑多久。

小时候，理发店门口都有一个转灯，那是最特殊的标志。最开始的时候，洗头发都是将洗发水挤在脑袋上，然后用一个瓶子往上面滋水，搓啊搓，眼看着脑袋变成了麦当劳叔叔，然后坐在一个洗手盆前面低下头冲洗。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你坐在椅子上，不着急给你围上布，而是根据你的特点讨论哪个发型更加适合你。记得以前理发，一进门就先给你围上，店员也不会有统一的服装或者围裙，再晚些时候，理发店已经成为了色情的代名词。

中国的剪发水平在1998年前后是一个分野，之前的基本都很闭塞，技术非常普通，就像只懂得平面剪裁而不懂立体剪裁的裁缝一样，基本上烫头发如果发质不够好就会变成一头绵羊出来。那个时候，中国的时尚产业还非常原始，理发店里的样式都是来自上海，最多来自香港，至于很多烫发水更是臭气熏天令人窒息。

我中学的时候实行严格的发禁，女孩子的头发不能过耳朵，校长说：“如果谁能够证明女孩子的头发长度和成绩能够成正比，我就撤销发禁。”这句话很好反驳，可我终究也没有说出“如果你能够证明女孩子头发长度跟成绩一定成反比我就剃光头”这样的话来。

我的头发长得很快，没多久女班主任就会在早读的时候从后面用手卡我的耳朵，说该剪头发了啊！可我上次才剪多久啊？！有一次，我的头发剪失败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鄙视，我一生气，到了理发店说剪板寸，结果变成了一个男生一样出来。后来，我们学校出现了两三个女光头，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我们对发禁的不满。

后来我就非常痛恨走进理发店，一直留了很久的板寸，我心想别的你不会，板寸总该会吧！和发型师沟通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你喜欢的发型首先不一定能够剪成那个样子（与发质和发量以及发根走向有关），其次，要用比画来形容样式，十有八九都是失败，发型师的理解一定和你的完全不同。总之，理发店在年幼的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以至于考上大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剪短过头发，整整四年不敢踏入理发店半步。

到了1998年后，现在最著名的一些造型师例如李东田等都已经成了气候，带动了很前沿的发型潮流，越来越多的理发师开始外出进行培训，手艺越来越好，现在进理发店，得到的不光是一个发型，还是一种新的生活姿态。另外，我真的很爱李东田，他是中国时尚界的骄傲，因为有了他，我不再害怕剪头发了。

发型

翻看家里的老照片，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人的发型都差不多，那年月基本上没什么发型可言。

关于辫子

从那年代的照片上看，那会儿女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很多梳的是一个“朝天锥”，就是把脑袋顶上的头发一把抓，再一扎那种。大些后多是梳双辫儿。虽然都是扎两条辫子，还是能从细微之处看到当时女孩子那挡不住的爱美之心，也能从不同时期梳辫子的方式反射出时代的影响。有记载说，“文革”之前，如果女孩子把两条辫子梳在脑后，梳得越高，靠得越近，显得越洋气。头顶上分缝，偏缝比中缝显得洋气，还有不少女孩子喜欢留“刘海儿”，有的把两条辫子在接近辫梢处扎在一起，也有的在辫梢或辫根儿处用绸带扎成蝴蝶结……

“文革”开始后，很多人都不敢留长头发了，辫子也是长不过肩。同样是梳辫子，但不再敢留“刘海儿”（“文革”中被贬为“屁帘儿”）了，辫子大多往前梳，甚至把辫子梳得紧贴两耳后，更没有人敢扎蝴蝶结了。“文革”初期，有些中学的女生时兴把两条辫子梳在两耳后边很低的地方，而把耳朵上边的头发梳得松松的，让它盖上耳朵，这种头曾被叫作“圈子头”，梳这种头的女生被认为很“狂”，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酷”。

除了梳辫子，那时候的女孩子还有其他几种梳头方式，如“娃娃头”，就是额上有“刘海儿”，齐齐盖过一半耳朵的短发。如两把“刷子”头，就是把头发一分为二，在两只耳朵后边，用橡皮筋分别一扎。“文革”中，有不少女红卫兵喜欢这样梳，大概觉得这种梳法比较干练，比较有“革命”的味道吧。

关于“阴阳头” 

“阴阳头”出现在“文革”初期，多用于羞辱被批斗的人。即把被批的人的头发一半剃光，拉去游街，标志为坏人。发型原本是可以表现人的个性的，表现人对美的一种追求。而“阴阳头”，却是特定时期的一种“发型”，说确切点，是践踏人格的“发型”。

关于“马桶盖头”

这是我们小时候男孩子被自己家手艺很潮的家长剃得一种一圈齐的发型。没想到现在成了女孩子流行的发型，立陶宛在博客里的记载很说明问题：

“马桶盖头”其实就是娃娃发型。最近发现娱乐圈异常流行这种发型，有人专门剖析了一下，原来这是女明星装嫩新招数，所以最近在娱乐圈里特别流行。要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剪着这种娃娃头长大的。那时候是大姐姐帮我剪，有时候是爸爸亲自“操刀”，很少到理发店。大姐会把在日本电视连续剧上看到的发型应用到我头上，在耳朵边来个“褶皱”，把耳朵露出来，也蛮好看。你也许会惊讶，姐姐帮我剪头发，那不是小孩子给小孩子理发？！不用担心，大姐姐长我十二岁，整整一轮呢！

如果是爸爸剪头发，他会在边上帮我修个“弧”，说是“抛物线形”！猜猜，我老爸是做什么的？不难猜吧，爸爸是教数学的。呵呵，爸爸是不是很有创意？可再怎么有创意，街坊邻居都笑着说我这头是“马桶盖”！剪这发型，小时候老大不乐意的。不像这些明星一样一窝蜂地剪这样的发型，因为我那时候是不用装“嫩”的，人家那时候确实很嫩嘛！这句话多少有点装“嫩”，哈哈！

记得小时候，有不少小朋友都剪这种发型。有一天中午，我同学嘉真来我家叫我去上学。姐姐刚好在帮我剪头发，我就说，你先进来等我吧。可她老大不愿意的，说在门口等我就好，还把手捂住额头。行为老奇怪老奇怪的。

姐姐也纳闷，问，嘉真你怎么啦？她说没什么。说是这么说，可她脸都红了。后来，在我一再要求之下，她进来了。于是我看见她的头发。刘海快剪没了，好短好短！我笑着说，你怎么头发剪成这样啊？谁帮你剪的？大姐也咧着嘴，笑了，但不像我笑得那么放肆。

“我自己剪的。我自己拿剪刀，对着镜子剪着剪着就越剪越短，后来我妈帮我修了，就成这样了。”嘉真不好意思地说。原来，她是剪了左边发现右边长了，修了右边，又发觉左边长了。在恶性循环之下，终于一点一点把刘海剪没了！现在想来，还记得她当时的羞涩和我的放肆。

哎，可爱的“马桶盖”头，难怪女明星最近都流行起这种发型！

2009年7月23日夜

我的名字

这篇本不属于“童梦京华”，也从没打算写。

这不要过“大国庆”了嘛，最近很多人在问我名字的由来，就有了这篇文章。

人的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名字更像是一种革命标签，时代烙印明显。男孩子很多叫学东、向东、卫东（东多寓意为毛泽东）及学军、爱军等等，女孩则很多叫冬梅、红梅、俊英、小红……后来琼瑶小说兴盛，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名字忒俗，没有诗意，开始纷纷改名，比如我的一个叫曹红梅的漂亮同学就把自己名字改了。

我这名字也实在是颇具时代特色，我们那年代，很多在1959 、1969年出生的孩子都取名大庆（也有跟着毛主席“工业学大庆”起的，可我确实没有听谁跟着“农业学大寨”起名“×大寨”的）。

于是很多人也觉得我是上面两种里的一种，似乎更多人认为我是东北油田长大的，是石油工人的后代，云云。

但恰恰都不是。我这名字真是人们在黑暗年代内心释放、渴望快乐的真实写照。

我的孕育几乎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到达巅峰的1968年完成的，随后出生在寒冷的1969年初（还差5天就要走出猴年了）。大约在1969年1月，我出生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为著名历史学教师、刘和珍君同学的祖母，以极其惨烈的形式，走完了不屈的一生；就在我出生后不久，打倒祖父的大字报绵延千余公里，从河南郑州一直贴到北京学院路上( 关于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不是本文的范畴，以后专表)。那时家里的狼狈、惊惶和苦痛可想而知，我的出生恐怕是黑暗至极时的一抹亮色，苦痛万状里的一丝欢笑，于是最快乐的事情一定要大庆，生命的延续更要大庆（有人说我是祖母的托生，后来我文科，特别是历史超好，似乎也可以和这个扯上关系）。

所以当然就叫了大庆。而在那种气氛下，选取跟随“敌我矛盾”的祖父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走资派”的外公的姓，家长们考虑这对我以后“出路”十分关键，于是我跟随了母姓，特别是外公的孩子是清一色的女孩，我跟随外公也很有道理，所以“毛大庆”就此“出炉”。

毛大庆这个名字给人的想象空间几乎都是高大魁梧、五大三粗、四肢发达、年纪较大的粗人。看来人名还不光是符号呢。为了有些诗意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上小学时，我给自己改名“杜晓”，意为天破晓的意思。

每个时代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时代痕迹，我的名字背后的故事恰恰是那个苦痛年代里“苦恼人的笑”的追求苦中作乐的真实写照。我是20周年国庆之年出生的，那年，“文化大革命”把国家和狂热的人民拖进了无比痛苦的深渊，经济陷入了无比的困境，虽大庆之年，实无可庆之事。我想对于60周年大庆年出生的孩子来说，如果还取名叫“大庆”，那才算是真正的顺应时代之举吧。

2009年9月27日秋晨，国庆将至

1976年，毛大庆与堂姐、堂兄妹等摄于祖母平反昭雪大会之后

熟悉的“几个北京地名”

驻京办

2010年1月23日，一纸红头文件宣告“驻京办”这个我们从小就无比熟悉的地名称谓将在6个月内大量从北京消失。驻京办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只有本地才有的地名和机构，它一直起着连接“天”与“地”的重大作用，难怪那么多文学作品也都围绕着它展开。

取消驻京办，我还真觉得有几分遗憾，主要是不知会不会失去很多地道的地方美食的“饭堂”。我的好朋友、北京住宅设计院的李群院长每每召集同学聚会都喜欢去四川省驻京办的川菜餐厅。的确好吃。

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初来乍到，又渴望一尝美食，那么除了烤鸭、涮肉等传统京食以外，寻找各个驻京办餐厅往往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驻京办事处堪称北京特色——各省、地区的政府机构都在这里设立办公点，负责北京和自己地区的沟通交流，通常都是以一座不起眼的大厦为根据地。从我们小时候到20世纪末，驻京办餐厅原本都是用来招待前来办事的客人和自家工作人员的，厨子也都从原地区带来，口味正宗，且价钱公道。于是经由各种口耳相传，这些“食堂”也逐渐曝光，成为甚具竞争力的特色餐馆。

如今特色餐馆一家接一家地开，为何北京人还是那么青睐驻京办餐厅？除了口味以外，主要还在于他们的“隐蔽”。这就仿佛是我们对于“老饕”的传统意识，认为爱吃、会吃之人必定能穿街走巷，找到各种别人找不到的美味。正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嘛！由于没有房租之类的经济压力，各种原料的运输又占据天然便利，因此驻京办餐厅既能保证烹饪水准，又不用大肆宣传，以低姿态、高回头率出现在北京的餐饮市场。寻找它们，就好像是一场谍战游戏，于吃的基础上更多了点趣意。

如今不只是北京人对驻京办情有独钟，许多在此地久居的外国人也很善于寻觅它们，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川办”就一直常驻外国人在北京的美食餐单上。什么时候去都看得到排队等位的人们。在网络上，你常常会发现各式各样的驻京办餐厅集合表格，更有各种驻京办试吃组织。在寻找正宗口味这回事上，除了四川、贵州等地域色彩浓重的驻京办餐厅，你也可以从原料上下手，例如内蒙古、西藏、新疆等驻京办餐厅必然有很新鲜的牛羊肉等。当然对驻京办餐厅的服务和装潢不要抱太大期待，似乎它们自己也从未真正意识到正在扮演着餐馆这个角色。

希望驻京办别办了，但是把餐厅留下。

大院儿

除了“办事处”，另一个颇具北京官府文化特色的地名称谓就是“大院儿”。以前北京的小孩儿也根据其生长的场所，大体上被分成“大院儿”的和“胡同”的。通常因为大院的居民多因是部队、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艺术团体的等等，职工因单位落户北京而来，居民家乡复杂，不像“胡同”里的居民多数是北京原住民的后代，有些还沾有皇家血统，所以，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说的北京话不如胡同里的孩子“京味儿”浓。

北京城号称“有名的胡同九百九、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把胡同替换成大院，这一命题也同样成立，甚至只多不少——胡同多分布在二环路四九城，大院那可都是一张白纸上画出的新图画。

北京的大院，尤其是部队大院，集中在西部的多，大多因解放军开始进入北京是从北京的西山一带进来的，所以就先在西边圈了很多地，当年那可都是很偏僻的地方，哪知现在都成了房地产的“黄金地段”。

作为首都，不同于任何城市的一点就是集中了所有的部队、中央机关及与其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后勤机构。而有多少机关，就有多少大院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住宅楼、小卖部、菜市场、食堂、澡堂，这是那个年代大院的“标配”，规格高或者人数多的大院，那就照着您去八宝山之前都不用出大院的标准来设计了，医院、学校、操场带游泳池，一应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大院里往往还有一座礼堂兼做电影院，可供“内部放映”，为什么当今演艺圈里大院子女堪称半壁江山、中流砥柱，诸如我们熟悉的姜导、冯导之流，人家不是在大院里受到启蒙教育，就是一工作就进了大院，受了不少大院熏陶。我们小时候的大院也堪称大院里的标准大院，除了住着几个将军外，几乎所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都居于其中。

“自给自足地神秘且优越着”，难怪大院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彻底取代了胡同在北京文化中的统治地位。而现在，大院的第一代子女中混得出息了的，已经一早撤出了大院，跑到不知什么地方买大房子去了，很多大院的基础设施也已经远远滞后于时代。威风一时的“大礼堂”不是被拆除了，就是里面开着乱七八糟的各种培训班，破败不堪。因为那年代没有停车的概念，所以大院的所有楼都没有建设地下停车场，现在的大院里面已经被混乱的车辆塞得满满的。但不管怎样，住在大房子里的大院子弟们，无不回忆和留恋着当年大院生活的亲情和温馨。

使馆区

“办事处”、“大院儿”之外，如果说再有一个“北京特色”的地名称谓就数“使馆区”了。

从三里屯北街至亮马河沿线周边，再有就是农展南路到光华路至北京友谊商店一带，是北京传统意义上的最早的“使馆区”。这里一路郁郁葱葱，宁静祥和。林荫下，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是各国大使馆在北京的所在地，这里并不喧闹，更多的是都市内部的宁静。闲适安逸的环境氛围从外观上淡然显露不出丝毫政治气息。不过相反，正是因为综合地域气质太过于美，这里早已成为北京最有情调最有魅力的休闲胜地之一。

使馆区周边自然浸淫着来自世界各地各种面孔的各国公使，氛围相对于国际化的三里屯的开放，更充满内敛文化的意味。周边所有的大使馆，包括光华路、三里屯、东直门、亮马桥区域，保守估计少说也有近百家，许多使馆周边都是好店铺的集散地，美食、美酒、美物荟萃。在这里进行各种感官享受，很容易让时间沉淀下来，暂时失去自我，只有思绪万千。今天之所以有三里屯和秀水街的繁荣，离不开“使馆区”多年的积淀。

仅三里屯周边，就聚集了意大利大使馆、德国大使馆、俄罗斯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土耳其大使馆、法国大使馆等，一条条被编了号码的东一街、东二街、东三街、东四街、东五街，散步才是正经事，找吃喝玩乐还得回到北街区域，跳舞可去3.3大厦5层ChinaDoll ，不远的Bocata 是三明治专营店，有数十种各种口味的三明治，环境好得出奇，推荐撩人的室外座位。在远一些可遁迹三里屯同里小街，吃喝玩乐一网打尽。

说到光华路、日坛一带的使馆区，就不能不提下一个闻名遐迩的大市场：中国唯一的世界知名市场，赫然名列世界旅游地图，在外国游客眼中，与长城、故宫、北京烤鸭齐名的必游之地——秀水街。今天我们看到的写着“秀水街”三个字的大楼，不能取代我们这一代人爱逛的原汁原味的秀水街服装市场。

秀水街服装市场是改革开放后北京诞生的闻名海内外的商品市场之一（另一个是雅宝路服装市场，现已拆迁），位于建国门以东“第一使馆区”，北起美国驻华大使馆，西邻祁家园外交公寓，东接东大桥居民区。在秀水街一里多长的街面上，集中了250多个摊位，大部分以经营服装为主。因其附近有很多使馆，又被誉为“使馆街”。在秀水街我第一次知道外国人买起山寨货来比中国人厉害多了，还有就是，秀水街里的小贩那英语水平可是了得。那年代的秀水可是人山人海，爱逛的不乏外国有头有脸的外交官员，体育、演艺明星等。

马来西亚人、餐厅老板草长毅说：“使馆区是我在北京的精神故乡，这里没有国界，它代表了北京的国际、大气、包容和唯美。”除了这些，在我们这一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起来的当年的小孩儿眼里，使馆区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很多外国间谍、特务的地方，要不怎么类似“苏联间谍落网记”这样的惊天大案都发生在这一带呢。

2010年2月16日于温哥华，当天申雪、赵宏博为中国拿了一枚金牌

人口

限车、限房之后，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成了热议的焦点。户口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管理工具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突然昂扬地跳到人们眼前。一时间北京户口成了“稀缺”的象征。北京这个以包容著称的地方突然引来无数争议。

事情又一次如毛主席所说，历史总是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我们都背过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其中有一条的第一句是：“我国有7亿人口”。我们也可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说：“北京有700万人口。”1964年，北京实有人口（含远郊区县）为759万，1982年为923万。如果除去接近半数的郊区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区人口也就在四五百万之间，这个数字略高或者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那时，除了少数家庭的保姆，北京几乎没有常住的务工流动人口。上述数字相当准确。

过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东西难以说明问题，形象一点的描述是，那时，居委会“小脚侦缉队”，对管片住户的人头状况烂熟于胸，摸得底儿掉，外地人来京探亲访友，要报临时户口。那时，除了公园、闹市区等场所，大街小巷里，轻易见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车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极少；那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居民区周围经常静得出奇。低我两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和我说起过，上小学时，有一回他没做到“三带”（水碗、手绢、红领巾），回家去取，从街面到院子，一个来回，都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两个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象，其意趣竟让一个小学生至今难以忘怀，一下子记了二三十年。

1969~1972年，大批机关干部作为“五七战士”划入军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属“随军”，不少宿舍楼里空着大量的屋子，有的实住率甚至低于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对很低的。我们家的大院，就是因为父母一辈人都跑到四川大山沟里搞国防，用今天的房地产术语“空置率”来说，达到70% 以上。我和外婆住在一个只有不到四户人的单元门洞里，晚上睡觉怕得要死。想想那时真是不懂房地产，其实那时房子随便住，占一套大的也没人管。而外婆觉得越大越空越可怕，于是和我住在一小套里，30年后想起来大家都后悔不已。

恐怕谁也想不到，40年后，上面这个曾经安静得让人害怕的城市，竟变成了今天这个“挤不下”的地方。

Time time again，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Time time again，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2011年3月8日凌晨，祝所有妇女节日快乐

我们与雷锋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是我们那一代孩子都会唱的流行歌曲，而且3月唱得最为频繁。

从上小学开始，３月就最为激情澎湃。因为那时的学校、机关，每到3月就会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做好事”以及“艰苦奋斗”、“艰苦朴素”、“忆苦思甜”为主题的“学雷锋”运动。“雷锋叔叔”是我们那年代的“偶像”。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个好孩子，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我觉得如果比粉丝数量，恐怕今天的明星没有一个可以比及雷锋的。

学雷锋做好事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拾金不昧，搀扶老人、盲人过马路，坐公共汽车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等，都是很典型的日常型的“学雷锋”。

帮助他人是学雷锋最常见的行动。记得那时在我们家旁边，有一条大马路，那条马路有一个比较陡的坡。那时候运输业不是很发达，建筑用的砖、预制板什么的有时要人工拖，都是一些农民用板车拖。那车拖起来别说是坡地，就是平地都是相当吃力的。我们几个班干部一商量，决定帮那些农民叔叔推车，用这个实际行动来向雷锋叔叔学习。于是，每天放学之后，或者在假期里，在那条路上，总有那么几个小孩帮着推车，虽然力气不是很大，但那些农民叔叔还是非常感谢我们。

还有很多现在孩子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每到夏天，班级都会组织我们去公共厕所打苍蝇，在臭不可闻的空间里，打死的苍蝇掉在地上，用小筷子夹起，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小瓶里。事后，全部倒在地上，一个个数，再放进瓶子里。今天打死120只苍蝇，明天要完成150只，后天更多……打得多的往往会得到老师的大力表扬。很多同学都放弃午睡，举着苍蝇拍进厕所。那景象真是壮观啊！与此相似的还有集体“挖蛹”、拔草等。记得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出题让大家找一件自己学雷锋的事情，正好全院子的槐树“吊死鬼”为患，大家每天走路都提心吊胆，生怕虫子掉在脖子里。于是我们一大帮孩子放学后，穿上雨衣，戴上手套，每人拿一根长竹竿满大院树上开始打“吊死鬼”。几个小时后，树上打下的虫子密密麻麻落了一地，大家再拿来扫把把虫子扫成一堆，然后付之一炬。这一壮举当时远近闻名，我们也因为在学雷锋活动中的大胆“创新”被学校好好奖励了一番。

后来，学雷锋做好事渐渐和公益挂了钩。我的一个家在县城的同学告诉我他“学雷锋”的经历：

那时，单位要从县里拉面粉，满满一卡车，食堂管理员卸货。我发现后，欣喜若狂，带领同学去卸面粉。十一二岁的孩子，扛一袋25公斤重的面粉真是很沉。但有毛主席的口号陪着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力量真是无穷大。在我们的带动下，更多的学生加入了卸面粉的队伍……爸爸妈妈真是为我感到光荣和自豪。

“学雷锋、做好事”这个充满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活动成了几代年轻人的集体记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确是个处处有“活雷锋”的时代。纯朴的年代里，人心向善曾经是那么简单。后来，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时代变迁，雷锋叔叔也慢慢淡出了视线。记得到了80年代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雷锋到底值不值得学习的讨论……可是，我从没忘记过他。每到３月，在喧闹的街头，看到一群孩子们欢声笑语地擦洗着路边的栏杆，都会让我想起儿时学雷锋的情景和那个戴着大棉帽的年轻人的剪影。

2011年3月30日SQ802机上

丢失的故乡——大雨记

晚上，我的大学校长回访参加校庆的北京的部分校友，没想到一上来，校长表示是来看望受灾群众的，弄得我们哭笑不得。优越的北京人顿时没有了感觉。

这几天实在不想看电视、上网、上微博，因为里面全是发大水的场面，简直不敢认，这也是北京？！

晚上，看到“岚之北岚之东”写的游记里的一句描述这两天北京大马路的话：“站在北京的街上，看着那么不真实。车少了，人也少了。”我于是很想说：心寒了。

小时候，我觉得北京是那么厚，那是好久好久、好多好多的好看的故事积累起来的。可现在，不知为什么，北京面积大了100倍，楼高了几十倍，城市却变得越来越薄了。

这些年的岁月流逝，逐渐地，北京变了，被消磨得薄弱和苍白了。崇文宣武没了，北京四九城已成为历史，儿时记忆里洁净的马路，古朴的老房子，亲和的杂院大婶，土城野径里的知了蛙鸣，都已成为尘封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的汽车，街头上忙忙碌碌为银子奔波的人潮大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米的混凝土高楼大厦。

北京的确变了，GDP 越来越高的数字下，城市和人的厚度已经没有了。北京已经不再叫北京，它名字叫首都，全国人民的首都，一个新的移民城市。

思乡情，是每个人沉淀在骨子里的感情，外来北京务工的人们常感叹在北京实在找不到感觉，忙碌累了的时候，他们会特别思念故乡，梦想回归故土。而我们这些在四九城长大的人，故乡又在哪里呢？其实已经丢了。

已经号称迈进“世界城市”的大都会，一夜间成了百万人的噩梦，拆散了不知多少温情，连二环路都成了杀人的场所。虚伪的高楼大厦下，下水道的水平竟然成了热议的话题……除了危难时刻仍然有的“双闪军团”，北京变得那么让人不敢相认了。

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摄于70年代初的我们儿时熟悉的北京老照片，感觉是那么的温情柔媚。那时的北京，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北京精神”，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炙热的感情和宜人的城市空间。

70后们应该还有印象，70年代末，北京开始大范围建造地下供排水系统，这些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值得说明的是，那时建造系统的工人全部都是北京的市民，我们的先辈，在没有报酬、没有挖掘设备、大部分都是义务劳动的情况下，建造了这个庞大的系统。也正是这些新中国成立后建造北京的先驱们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之后到今天，我们又为这些基础的东西增值了多少呢？

70年代的北京，水系环绕，清可见底。每到夏天，我们就到附近的护城河里游泳玩耍。那种浮游在清水中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另外，八一湖、玉渊潭、紫竹院、颐和园、稻香湖都是我们夏天游泳的好去处，水质清冽，根根水草都看得清楚，可今天……更不要说，小时候去樱桃沟，溪水里鱼儿成群，全是山泉。而我近期去，连那个孕育《红楼梦》的大石头下的水源头都干得一滴水没有了。

想着广渠门下的惨剧，我写下这么一段话以哀悼逝者，但更是为了谴责我们自己：城市，自从这个概念诞生，除去政治含义，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城市承载着人类智慧、技艺、文化、商贸进化的需求。所有生活在里面的人，既要消费它，更应该不断建设、强化它，以为子孙后代计！这一点更是城市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仅有透支、攫取和豪夺，而无实质的增强、积累和充实，终有一天，城市将成为杀手。

10年前，记得我博士毕业答辩时，上海刚好在申办世博会，于是，我的PPT 最后一页写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正在得意之际，卢济威教授问我：“毛大庆，你觉得我们的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吗？”我一时语塞。这两天，一场暴雨把我终于浇明白了。卢老师，您是对的！

任总给我留言：城市要有自己的灵魂与生命。

可我想问：在一个多数人找不到灵魂的社会里，城市的灵魂从哪里来？

2012年7月25日等待第二场暴雨、一个无比郁闷的晚上

1970年夏，1岁半的毛大庆和父亲、外婆及四姨、六姨摄于塔院供销社的田间小道边，当时他的母亲在五七干校

我的大院生活

文/ 邢学东

那个年代，服装是单调的，思想是单纯的，生活是简朴的，但是我们生活得却很开心，无忧无虑。

我的学校是大学的附属学校，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快乐来自同学和朋友之间，生活虽说单调，但几乎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至今想起来还念念不忘。

记得自行车是当时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无论去哪里，我都会骑车去。临近高考那年，班里组织出去郊游，去郊野公园，就是现在的十三陵还要往西北方向大约5公里的样子，全程算下来将近40公里。我们早晨6点在学校门口集合出发，背着干粮，三五成群地向十三陵方向前进，一路欢歌笑语，好不热闹。

经过3个半小时，到达十三陵。在那里稍作休整，继续前行。又经过1个半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郊野公园。兴奋啊，那里有一条山间小溪，很清，顾不上旅途的疲劳，忘记了吃饭，我们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在水中嬉戏，在山间大喊:“哎……我来啦!”

吃过午餐以后，想到回家的路还很漫长，我们赶紧收拾行囊准备回家。那个时候一周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不像现在是双休日，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况且下山的路是下坡，考验我们的车辆和技术的时刻到了。不巧其中有个同学的车闸快磨秃了，下山途中巧遇上山的拖拉机，差点发生强烈的亲吻，好悬，路边就是悬崖，多亏他急中生智，迅速从车上跳下来，才避免了一次事故，想想都有些后怕。

回来已经晚上7点，很晚了，更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在学校门口一直等着我们回来，眼里充满关切与责备，把班长和团支书狠狠地批了一顿。因为快高考了，一个是学习任务比较重，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活动，安全是第一位的，老师害怕出事不好向家长交代。现在想起来才能体会到老师的一番苦心。

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在那个欢乐的时代成长过来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跋

那些是会漏风的窗

尹珊珊博士（80后著名作家、影评人）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只是孩子》，看了一个电影《少年Pi 的奇幻漂流》，它们都是关于过去的回忆，虽然“放下”并不是最重要的主题，但却令人不得不直视这两个字。

毛sir 生于1969年最冷的那天，我生于1982年最热的那天，我们2008年认识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写这本书了。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朋友，写作肯定是重要的契机，他肯定是我所认识的非作家类人物中最爱写的，而且一写就很长，不为稿费，那就是真爱了，于是就有了这一篇三年中唯一不为稿费而写的跋。致我们的情谊。

在三十岁生日前两周我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我猜测那大概是中年危机的预演，因为我很敏感的嗅觉告诉我：这是即将无法不面对的丧失，这是立刻会兑现的支票，三字头硬生生地要戴在你的脑门上，你根本躲不开。没什么东西能跟时光同样残酷，你就是无法避免被这个轮子从正面向下，碾压过去。

从这点来说，我还是偷偷笑过毛sir 这把年纪才怀旧，实在是有点太老了，最好的怀旧，应该是在刚刚丧失的时候，就像失恋之初，人最疼痛，皮肤疼痛、心脏疼痛、左脑疼痛、右脑也疼痛，这种疼痛热血沸腾，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要把一辈子的悲苦都与这一次丧失紧紧联系起来一样，仿佛这就是人生至今最彻底的失败，痛心疾首。失恋之初，回想过去，全都是美好，你像Patty Smith 一样喝着咖啡，抽着烟，读着摊在膝头的书，回忆起庙堂之高，江湖之大，现在已经逐个见识了一遍，而过去的点点滴滴则成为你的好奇心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过去多么美好，那才配得起过去那么美好的自己。

毛sir 迟了一步怀旧，因为我们已经看见80后都在怀念健力宝了，更别提那些任天堂、小霸王、魂斗罗与花仙子。70后是最好的一代，他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是我最嫉妒的中国人，任何好事情都赶上，虽然少年时候也不富足，但却印证了什么叫作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家心态都好得很。很快，当他们成长起来，一个新的市场正在为他们打开，他们是走进这个新世界的第一代年轻人，在房价还没有过万的时候买到了北京三环内的房子，之前赶上了知识和民主启蒙，正式与蒙昧无知告别。可怜的是我们80后，什么好事都没有赶上，还摊上了最动荡的一代人：我们的父母。身边几乎没有一对父母是感情和睦的，都已经被各种原因拆得七七八八，身边没有兄弟姐妹，家中没有和睦的双亲，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而70后的人，神智健康，就像被富养的一代，我十分羡慕——没错，毛sir 在我心中是个70后，他符合所有70后的特征，有他们所有的优点。

毛sir 是一个成长经历过于复杂的人，在我认识他的这几年中，每次遇到不同的朋友，肯定胡寒暄两句：您是哪儿人啊？——就这一个问题，我就听过他跟以下七个省市自治区的朋友攀过老乡，分别是：四川、新疆、浙江、江苏、北京、河南还有广东。毛sir 在北京出生，新疆和四川都和他童年有关，祖上有浙江和河南人，在南京读大学，还在广州、上海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当然还有泰国和新加坡……毛sir 年纪轻轻就已经比背包客走的地方多很多，也许对于一个扒火车的少年来说不算什么，但他的父母是令人敬仰的、很厉害的科学家（我猜测因此他的名片上并不是除了万科×××的名头之外，还有“博士”二字十分醒目），是我内心中和王朔这种人类似的大院孩子。印象中很典型的北京小孩是不屑于考试考到外省去的，所以我猜测，他这种酷爱颠沛流离的生活的性格，可能跟他童年时期与母亲没机会亲密有关。

毛sir 又是我心中“很北京”的一个男人，一嘴的京片子，坦荡荡，在我认识的北京男孩中有个特点非常值得指出：他们不撒谎，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就很诚实，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撒谎没必要，有什么后果不能担的啊？这是我很喜欢的北京人的一个特征。同时我也能看到毛sir 身上五湖四海，甚至天南地北的元素，和三教九流的人都可以把酒言欢，什么事儿都有好奇心，喜欢插一杠子，前不久还搞起来一个中年大叔合唱团（汗！），唱着唱着还唱到国家大剧院去了！令人很容易想起《光猪六壮士》不是吗？

和毛sir 做老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他有什么好事儿都会想着我，一时兴起的时候就说：“下雪啦，去红螺寺看看吧！”到了红螺寺，跟我讲这个历史讲那个历史，然后像个小朋友一样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荒郊野外的，看到个被埋了一半的石碑也要跑过去拨开荒草看个清楚，还非要让我告诉他上面写了什么……后来我也是个很争气的人，因为曾经被他问住过，内心很不服，心想我堂堂一个女博士怎么可能比一个开发商知道得还要少呢？就搞了很多本建筑学的书去看，终于摸清了其中的一些门道。于是毛sir 更愿意带我去看老寺庙了，一发不可收拾，我也因此对建筑更为热爱。

毛sir 曾经问我：你更喜欢最新的数码产品还是老旧的古墓石碑呢？我挠头不知从何回答。而事实上，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永远第一个买到最新的iPad 、iPhone 、先进的相机、笔记本电脑的疯癫科技狂人，就是这么极端的两面，就是这么有好奇心的一个中年男人。所以，他写这本书，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相比很多别的专业作家，毛sir 的写作感受更客观，他将自我带入得更少，情绪更少，有一次他跟我说：“你知道王石写的东西有个什么特点？”我怎么会知道啊！他接着说：“你在他的行文中很少会捡到‘我’这个字，哪怕是在写游记，写耶路撒冷，他都从来不将自我带入。”我仔细一读，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可毛sir 也不是在读了王石写的书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于是我的理解是：这一群人，他们不是在转文，转风格，转腔调，而仅仅是诚恳地将自己脑子中的记忆摊开，写出来。

我也问过他：你有没有一种“看，我现在什么都有了，那些不可追回的一切才是最好的啊”的矫情想法？他默不作声。那一刻我知道，他对于过去的小游戏、小物件、集体回忆，就像是我对于过去恋人的感觉，就像是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实实在在，光彩夺目。他也告诉我：过去的东西，远不只“一个曾经有的东西，现在不再有的东西”那么简单，就像诗人所说：金星，远不只是一颗星。这句话，我想了很久。

对于过去，我们真的有法儿评判他吗？那些已经进了博物馆，或者只留存在脑海的东西，难道不是用来赞美上帝的吗？不同的是，我至今仍然无法平静地回顾往事，那一切都还太鲜活，鲜活得好像是前一秒的瞬间死掉的一样，颜色还是那样鲜艳，声音还是那样清晰，香味还是那么浓郁，外形还是那么丰润，而毛sir 则把这些过往从北极圈的冰层中拖拽出来，就像拖拽出一只完整的猛犸象，他有一种别样的轻松，丝毫不似我的悲伤。

回首往事，我常常激动得想哭，真不敢相信如此不堪的我也曾有过那么好的过去，所以后来我喜欢雾气浓重的地方。毛sir 已经可以离开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并且过渡得如此之好，完全不似我仍然处于向过去告别的阵痛当中，走在一条令人迷失的黑色的通道里。告别这件事，对于任何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困难的，不是吗？

毛sir 笔下的操场、广播站、跳皮筋和粮票，那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事物，那是属于他的宇宙，也是属于整个70年代的宇宙学。在我们看来，那些老旧的照片都很陌生，甚至这种陌生的照片代表着我们可望不可即的幸福，多少还有闪烁着妒忌。我喜欢他不带太多主观描述的写作手法，这在现在的环境中显得更为可贵，我已经彻底厌倦了狭隘的个人风格。

最近心境常常反复，但每次想起毛sir 又会感到很给力，在我心中，他是物理学上不可能实现的永动机，他对于工作要求之完美，他的态度之敬业都是我一直以来念念不忘的。中学的时候有个女孩，我已经记不得她的长相，只记得她的背影，总是在写习题，写考卷，孜孜不倦，永不疲惫，毛sir 在我心中，就是中学之后的、我所见过最勤奋的人。我曾经围观过他的一天，即使在旅途中也要不停打电话，站在圣墓教堂当中都在接邮件，但是每天回到酒店，他还是会兴致勃勃地拉我过去看照片，然后写游记写到大半夜，第二天还能准时起床，真是神人。不仅如此，这些年来，他这么不停断断续续地写着这本书，使得我不得不使出“集腋成裘”这种成语来形容他，同时他还看了很多电视剧和电影，这都是让我这种曾经是自由职业者都难以完成的事情，只能说：叹服。

我常常会想起毛sir 来，想起他勤奋的样子，好奇的样子，对一切事情都会点头称赞的样子，也有恶狠狠的样子，同时，这些回忆溢出了马蒂斯的独特色调。在我眼中，他什么都不怕，不怕失去，不怕未知。正是他启示过我：祈祷不是为了将要来临的丧失，因为那注定要丧失，祈祷是为了获得面对丧失所需要的勇气和能量。我不知道自己这几年是不是曾经给他带去过什么，但我肯定的是，他曾经给我带来很多很多，这是历久弥新的情谊，是战友的情谊。笛安曾经说：“你和毛sir 一起出现，一起说话时候的样子，就是搭着肩膀的战友啊，好像你是负责推炮弹的，他是负责开炮的，真逗！”有一天我问他，你最近干吗呢？他说，我在库布里克买书，等着看电影呢。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因为此时我正奋斗在PPT 和EXCEL 表格里，好像生活被交换了。

这是一本可爱的小书，同时也是沉甸甸的快乐，是一勺蜂蜜对于孩子来说的那种甜蜜，也是一道彩虹对于绝望的人的那种慰藉。我希望，毛sir 能够从中获得实实在在、至真至美的幸福，读者们，也一样。

大雪纷飞的冬天，让我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窝在沙发上，感受着回忆——这扇漏着风的窗里——透出的阵阵凛冽寒意吧，如果有米酒，也喝起来，笑颜如花，秉承着“不独、不统、不战”的六字方针，与自我和解，与过去和解，读眼前这本好书，追忆过去的似水年华吧！

2012年12月21日

后记

2012年9月，叶楠告诉我，我写“童梦京华”系列的博客文章已经88篇，近20万字了，“出版吧。”他说。我忽然想到，6年竟一晃而逝了！

这本书是无心插柳而来的，最初写第一篇时，是因为在收藏展上看到一台前苏联造老电视而想到了“文革”期间外公的那台前苏联老电视的命运，于是随手写了一篇，之后不曾想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书里收集的100余篇随笔都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几乎一半是在飞机上完成，所有的写作动因均来自今天生活琐事的触动，勾起我对儿时的记忆。因此，整个写作用了近7年的时间。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是我的女儿杜怡霖同学。从她5岁时我开始写这些文章，现在她马上就是个中学生了。很多小文的触发点均来自于她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巧合的是，我书里记载的我的童年恰好也是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我用书写的过程陪伴她成长，更用她的经历重温了一次我的童年时光。

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同学都在我书写的过程中给了我无数的灵感，很多网友一篇篇地陪伴着“童梦京华”，他们给了我过去7年里最美好的精神享受和友情。除了书里收集的周巍、于婧、杜欣、王丹、贾晓萌、邢学东、兰克辉等几位的文章外，7年里，很多不知名朋友的留言我也尽可能收录在了文章里。

感谢庄雅婷、林洁、白小红、贺贝奇、尹珊珊几位挚友、亲人的“序”和“跋”。是你们的加盟，帮我“给过去的日子镶上了金边儿”！

爸爸、妈妈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不但一页页地帮助我校对，更是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让这本书一下子鲜活起来！最惊人的是，父亲居然还留着1978年的《中国少年报》！

当然，是幕后的伙伴帮我成就了这样一本不可思议的作品，贺叶楠同学7年来帮我维护一篇篇博客，修改文字和标点，高谦同学帮我“定义”了“无处安放的童年”，周慧同学、杨梅同学帮我做了大量的后期制作的工作。

特别要致意的是中信出版社的蒋蕾、沈家乐、宋冬雪及其他几位编辑、美术设计的老师，是你们的严谨和挑剔，使这样一本“非专业作者”的作品有了如此的品味和气质。

这本书凝聚着很多人的记忆，是很多人共同的热情和付出，成就了这本书。如王石先生说：“这是北京的，更是时代的故事。这是私人的，更是全民的记忆。”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很多人共同的作品。

好多同学、亲友、同事说我老了，于是开始“怀旧”。其实回想起来写作的过程，还真不是怀旧，更多的是对比，还包含着我对我们那个成长时代的感恩。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无疑是伟大的，一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政治的磨难和洗礼后又重新振作起来，清理沉疴，以纯净的心态昂扬走向久违的、光明的历程是应该被记住的。而这时期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在为明天打拼时，心里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更不是今天的应试教育所能制造的。

记忆的感悟是写不完的，出版总要有截止的时间。我想，既然已经站在了记忆的隧道入口，我会继续写下去。

2013年3月15日于北京朝阳公园

参考书目

1．消失的村庄：北京60年的城乡变迁，宁文忠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3．我们的七十年代，旷晨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4．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刘仰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出版

5．证照中国1966-1976，许善斌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