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

——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

洪振快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 / 洪振快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86-4375-5

Ⅰ.①亚…Ⅱ.①洪…Ⅲ.①财政制度－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Ⅳ.①F8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971号

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

著者：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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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制度关系每个人的命运

如果问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应该是个人的命运。古今中外，无论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最吸引人的、最能引发共鸣的，都是个人命运的变迁。那么，决定个人命运的到底是什么？由于每个人的禀赋（包括生理的和社会的）并不一样，因而命运通常具有个人的独特色彩，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受到制度的影响。

不妨举个身边的例子。最近十几年，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无疑是房子。房子吸聚了人们最大的心力。古人说：安居乐业。不能安居，难以乐业。没有一个可以自己做主的生活空间，个人很难有安乐感。但是房价越涨越高，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人都希望房价降下来，政府也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房价就是降不下来，而是越调越高。此中原因何在？众所周知，房价主要是现行土地制度（如城市土地归国有，土地只能由政府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等）、财政制度（如分税制等）以及金融制度（如多发货币，导致货币总量过高等）等经济制度推高的，尤其是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而土地财政则与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关于财权、行政权分配的不尽合理有关。这就意味着，个人买不起房，是与制度相关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因房地产业而成为富翁，富豪榜上的大多数人都靠房地产业发家。还有些人，则因拆迁问题而遭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说，房地产业改变了人们的命运，而房地产业的现状则是现行制度塑造的结果，因此，最终影响个人命运的还是制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由于社会生活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故而制度也就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由于人的生存必须依靠物质资源，而物质资源可以用财富来衡量，故而经济制度对个人命运的影响非常大；在经济制度中，财政制度直接影响个人财富分配，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根本上说，个人命运受财政制度影响，出于下面的逻辑：个人组成社会，为了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最重要的三项个人权利），必须有公共权力（国家权力，政府是其代表）来提供社会秩序（司法）；同时，为了社会“不受其他社会的横暴与侵侮”，就需要组织军队（国防）；另外，还有许多公共产品都需要国家（或政府）来提供。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的君主（或国家）的三种义务。国家的这“三种义务”，乃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要求。但是，国家履行这“三种义务”是需要经费的，这些经费就是国家财政支出。为了获得这些经费，就需要个人放弃部分财产权利，将之让渡给国家。国家所获取的这些经费就是财政收入，通常表现为税收。从这个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来看，个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必须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成本，就必须转让部分财产，而财产是个人维系生命的物质资源，财产权是同生命权同样重要的个人权利，这就使个人命运和国家财政制度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财政制度决定国家对个人财产的占有程度，这就影响到了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就等于影响到了个人命运，或者说财政制度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

财政制度是否合理，表现为个人让渡给国家的财产与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对称。有一种可能是，个人让渡了很多财产，这些财产的让渡使个人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甚至使个人无法生存下去，但享受的公共产品数量不足、质量低劣。简单地说，就是所付和所得极不对称。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国家的性质上。国家的性质，有掠夺型和契约型两种。在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常常表现出掠夺性，掠夺个人财产为其所用而不提供像样的公共产品；在国家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国家就不能随意掠夺个人财产为其所用，而必须通过个人与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依据法定程序向个人征用财产，并依据法定程序将这些财富用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达到了这样的要求，财政便成为公共财政、阳光财政。

财政为掠夺型的国家在历史上的表现就是政府是专制的。从掠夺型财政向契约型财政的转变，就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也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由于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每个人要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尊敬，其行为就必须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而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这就使得从人性的角度看，即便是历史上的那些专制者，同样也有受到尊重的需求，因此在制定社会规则时也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所谓身前身后名），不敢过于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因而摆上台面的社会规则（制度）总要体现一定的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但是，这些规则是否会得到认真执行，实际能否做得到，都会是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古代受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限制，农业税收不能定得过高，过高则农民无法承受，因此孟子在和魏国相白圭讨论税率的时候，认为“什一之税”既能满足一个大国的财政需要，又不致使农民负担过重，因此是最理想的。儒家思想在从秦汉到明清的帝制时代是社会主导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提倡仁政，要求君主善待国民。这种思想，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按照仁政的要求，中国古代的农业税率一般不能超过10%，这一税率也是由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维持农民与国家和谐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博弈均衡线，因此中国古代帝王在公布农业税率时很少有超过这一标准的。超过这一标准，就会受到舆论压力，受到他人指责，因此帝王们为了自己的名声，很少愿意公开突破这一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在实际中很难切实遵行。一是帝王自己的奢靡无度，耗费了大量国家财政收入；二是皇室人口不断扩大，成为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三是帝王治理国家的代理人——官吏集团及其附生人群的不断扩大，他们从严格的国家财政支出制度中难以获得需要的利益。总而言之，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扩大，以及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固有财政收入的压力逐渐加大，加上还有可能受到外敌入侵威胁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等原因，符合博弈均衡的合理税率必然要被突破，最终农民会不堪忍受，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那种摆在明面上的规则——国家制度，与上不得台面而实际起着很大作用的规则——所谓“潜规则”，一直同时存在并支配社会运转。由于财政在国家运转中的重大作用，“潜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在财政领域，这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亚财政”。在明清时代，这个词叫作“陋规”。“陋规”的“规”字，如果理解为“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一样，“陋规”通常不是指“潜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送给上司，为示敬重，称为“规礼”，送给上司的随从人员，因其地位较低，则称“规费”。“规礼”、“规费”体现的是财富的流向——官员可以得到礼物，其随从人员得到小费。问题是，这些财富从哪里来？它是从税外收费来的，实际上就是税外收费所得的社会财富在官吏集团内部的再分配。国家税收属于“正供”，税外收费所得，以“规礼”、“规费”的名义进行分配，就是“陋规”。“正供”是国家正式财政制度，“陋规”是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经制财政）的非正式财政制度，所以本书称其为“亚财政”。

“亚财政”是一种不被正式制度承认，但却得到官场普遍认可的规则。比如,下级官吏要给上司送礼，这是“亚财政”的分配形式，“亚财政”在官场内部是比执行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为严格的规则，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咸丰年间的一位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在四川，基层官员都对给上司送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向总督、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送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银子，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什么两样，是绝对不能少的。用他的原话说，是“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可见这不是个别行为，而是官场内部必须执行的潜规则，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上级不直接负责收税，基层官员税外收费所得如果不上缴，那么上司除了正式工资之外没有其他灰色收入，要维持体面的生活是很难的，同时上司对下级又有监督权和决定其升迁、罢免的权力，这样下级官员税外收费所得就必须拿出来和上司共享，至于各级上司应该享有多少，应该有大家认可的规则，以免有些人心存不满而去告发破坏和谐，这样官场内部大家都认可按照官位即权力大小享有份额，彼此心照不宣，就形成了类似正式制度的规则，这就是“亚财政”。“亚财政”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动力强大，由于直接关系个人利益，因此在官员的心目中它甚至比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要（实际上皇帝也很看重，因为皇帝为了维持一个“光辉”的公众形象，不能随便花国库里的钱，其个人爱好、奢靡消费等钱财很多是通过高官送礼——进贡的方式获得的，所以皇帝也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二是规模庞大，超过正式财政；三是表现复杂，名目繁多；四是影响极坏，危害极大，不仅引发官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危及国家利益。本书的目的，就是比较系统地探讨“亚财政”的动力、表现、规模、影响等方面。

在动力方面，至少有“两私三公”。“两私”指官员家庭结构和私生活问题（以著名清官海瑞为例子，详见《清官海瑞的私生活》一文），以及个人消费结构问题（以晚清知名学者、户部官员李慈铭为例子，详见《穷京官的阔日子》一文）。“三公”指地方官要向上级送礼（详见《送礼政治》一文）、向上级衙门“跑部钱进”（详见《跑部钱进》一文），以及皇帝和官员的“公务”消费（详见《“三公”腐败》一文）。

“亚财政”引发的社会混乱，本书的两个案例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醴陵漕案（详见《分肥法则》一文），一个是粤海关陋规（详见《陋规战争》一文），分别反映了农业领域和商业领域的问题。一个在国内，引发官民冲突，一个涉及国际关系，官民冲突在涉及外国人时就扩大成国际争端，粤海关陋规甚至是引发鸦片战争的重要因素，禁止陋规被写入《南京条约》。

“亚财政”对中国历史弈局有着深远的影响。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个名叫许承宣的官员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国未久的大清帝国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今日之商贾……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请禁额外苛征疏》，《皇清奏议》卷二十一）。“亚财政”的起点是“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也就是“暗税”。国家正式财政是“明税”，体现了各个王朝建立之初国家和农民双方认可的博弈均衡，随着“暗税”的滋长，这种均衡逐渐被打破，当触及农民的生存底线时，矛盾激化，开始重建秩序，恢复博弈均衡，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历史独特的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本书的《民变系数》和《王朝周期律》两篇文章，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出发，探讨了中国历史博弈的均衡和失衡如何建立与打破的问题。最后一篇文章，从“国家困境”这一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分析现代转型的途径。

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可以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此言非虚。由于财政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分配，因此它是“国家的神经”，很容易就被刺痛，引起社会激烈反应，表现出来，就是“惊心动魄”。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是从财政危机开始的。从先秦的商鞅变法，到唐代杨炎、刘晏主持的改革，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改革、清代雍正改革，主要内容都是财政改革，都是由财政危机引起的。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其过程都是惊心动魄的。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变革——改革开放，改革的最初动力，也与财政压力有关。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起步。包产到户与原有意识形态冲突，所以阻力显而易见。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后来回忆道：“最初提出包产到户，有同志就批评：毛泽东主席才去世几年，你们就提倡包产到户，是丧失晚节，晚节不忠。以此可以想见我们面对的环境，最初是多么严峻。”但是，包产到户之所以还是要实行，是因为非常现实的原因：“原来的政策和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之后，首先引起了农业经济危机。人口增长，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300多公斤，其中除了吃的口粮，还有饲料、工业用粮；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给，要进口。整个经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当时贫困地区成了国家一个包袱，解决不了这类地区的吃粮问题。粮食调入省越来越多，调出省则越来越少。在计划会议预备会期间，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与我商量贫困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我建议试一试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农民选择吃粮靠返销粮，你把土地包给他，他就不靠你，靠自己的土地弄饭吃。姚依林认为有道理，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同意并表态说：困难地区可以搞，搞错了再回来，有什么了不起，有饭吃就可以不搞，没饭吃就搞一搞嘛。从此就开了个大口子。”（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2月12日）由此可见，突破意识形态束缚的动力，是“农业经济危机”和“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规定“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还刊登质疑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直到1982年争议才结束。由于“当时贫困地区成了国家一个包袱”，要甩掉财政包袱，就得让农民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为此只能放权，允许困难地区搞包产到户，“有饭吃就可以不搞，没饭吃就搞一搞”，可见如果不是财政压力（困难地区需调入粮食），包产到户是很难得到推行的。这大概也可以看作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往往是出于财政压力，为了甩掉财政包袱，才允许某些领域进行试验，进而逐渐突破意识形态阻力的。未来的改革，大概仍是这一模式。

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大多与财政危机有关。比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从限制国王征税权逐渐发展而成的，议会是代议制，故英国谚语称“税收是代议制之母”。议会制度的发展，使“未经同意不得征税”思想的落实有了制度保障，英国的政治制度逐渐符合现代文明要求，国家也率先进入现代社会。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控诉英国政府“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征税问题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法国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议会失去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将对向现代转型产生负面影响，法国在14世纪初也有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这项权力此后屡经努力没有收回，最终以大革命的方式才从国王手中夺回，法国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财政部办公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与苏联的解体，都与财政危机有关：1908—1917年的十年间，由于经济衰退和参与连年战争，沙皇俄国完全依赖财政赤字维持运转，人民负担兵役并缴纳高额税收。到1917年，财政赤字累计高达84亿卢布，占财政总支出的85%，国债余额是当年预算收入的11倍。议会否决了政府的高赤字预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工人阶级发动了十月革命，埋葬了沙俄政权。随之诞生了社会主义苏联，但它在20世纪90年代也垮台了。因为在苏联的后期，庞大的军工业消耗了大量资源，老百姓的生活资料极度缺乏，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不得不依靠地方财政的上缴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到了1991年，中央政府收入计划无法落实，完全失去了对全国经济、政治的控制，国库空虚，一连数月发不出工资。最终，强大的苏联轰然倒下了（《惊心动魄的财政史（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40期）。

历史不断证明，财政危机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但变革能否变好，关键是看能否遵循现代文明的要求，向公共财政、阳光财政的方向发展。没有阳光财政，大部分人的利益都将受损。所以推动财政的阳光化，就是使个人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让自己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
清官海瑞的私生活
腐败与私生活的关系

海瑞像《吴郡名贤图传赞》

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低薪导致贪污、需要高薪养廉的议论。这种说法，并非现在才有，而是史已有之。低薪在古代叫“薄俸”。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并且在回顾了从西周到明代的俸禄制度后，感叹道：“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条）顾炎武的看法，不仅清代的学者如史学家赵翼等都表认同，当代的研究者也大多认可这一观点，认为“薄俸”制度致使明清官吏不得不贪，难以保持廉洁。这种见解，其实似是而非，因为顾炎武议论中的一个关键点被忽略了。

中国古代的清官，按晚清学者薛福成的说法，以四个人最著名，他们是：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这四个人中，汲黯和宋璟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所以如果评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相信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和海瑞。现在，我们就以海瑞为例子，看看官员能否清廉与工资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较抽象，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有说服力。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1]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场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后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刹刹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2]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似乎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研究者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海瑞的名片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0.54两银子，一斤为0.021 6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就是14元，[3]和现在的肉价差不多。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大羹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26元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不高。按照朱元璋时代确定的工资标准，七品知县的年薪是90石大米，[4]相当于现在的4万块钱，月薪只有3 000多元。由于后来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5]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两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实际工资只有53石大米（27.49两银子按万历前期的米价每石0.7两来算，可购米39石），不到现在的2.5万元，月薪只有2 000元。每个月2 000元的工资的确不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二十几块钱的两斤肉。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每年还有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6]

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大明王朝七品官员的俸禄《万历会计录》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食物的消费量遵循生理规律。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海瑞的工资除米之外还有大约30两银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况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那样，海瑞是不可能买不起两斤肉的。

淳安县衙图《淳安县志》，嘉靖三年纂修，天一阁藏

当年海瑞一家就住在县衙正堂后面的“知县宅”里，官方提供的住宅是知县法定工资之外的福利的一部分。

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年）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的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的“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知县的私宅。知县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样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菜种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做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的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经费和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0.7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的20％。[7]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是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里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

无须再去仔细考证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银子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家，有刘姥姥和她的女儿、女婿及两个孙辈孩子，刘姥姥说贾府吃一顿螃蟹花了二十几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作为刘姥姥生活的时代，那么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乾隆时代银子已经比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贬值得多了，两相比较，海瑞一家的收入似乎比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刘姥姥一家还要多。

海瑞当年生活的淳安虽然比较偏僻，但属于江浙一带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证明。有几位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到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到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需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需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需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约为30两银子光景。[8]从专业的研究结果看，《红楼梦》里刘姥姥说的话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知县的时候米价又相对便宜（买一石米可能不到0.7两银子），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因此可以说海瑞一家的生活并不困难，甚至已超过小康水平，根本就不会买不起两斤肉。那么，海瑞的穷是不是真的？

(二)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的穷可能是真的，但原因不能简单地说是工资低，而是另有原因。

海瑞4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海瑞家是三代单传，所以家庭关系比较简单。但是，海瑞的妻妾问题却显得迷雾重重，异常复杂。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这个说法为许多著作所继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录》。以黄仁宇先生历史学家的素养，“三妻两妾”之说自然是有根据的，依据是海瑞的同乡、侄女婿梁云龙所写的《海忠介公行状》。但是，同样是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说海瑞娶过六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认为海瑞在这一点上“认真太过”——意思大概是有点花心了。另外，攻击海瑞的人还有“九娶”的说法，并说海瑞自己年纪很大了（“瑞已耄”），还娶很年轻的女孩子（“妻方艾”）做小老婆。根据《万历十五年》的说法，我们不妨认为黄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说”的。而“六娶七娶说”和“九娶说”有没有依据呢？从可靠的史料来看，海瑞先后有三位夫人，又至少纳过三个小妾，因此至少“六娶说”是完全成立的。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姓许，两人什么时候结的婚不清楚，能够知道的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33岁的时候，许夫人被海瑞休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被休弃是莫大的羞耻。何况这时候已经育有两个女儿，让一个女人离开自己生养的女儿必然也是莫大的痛苦。而且，似乎许夫人还在经济上吃了亏，为此，她还告过海瑞。

许夫人到底是因什么原因被休，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从“以大故所出妇许氏”的提法来看，许夫人似乎有过什么大差错。但是所谓的“大故”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是没有生男孩，海家无后，这是比较靠谱的理由。是否如此无从查考。但是许夫人年纪尚轻，生育问题似乎不是理由。

出妻律《大明律例详刑冰鉴》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另一种原因，或许正如许多人所猜测的那样，可能是她与海瑞的母亲海太夫人之间的婆媳矛盾。这样的事，在著名的汉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有过详细的描述。问题在于，许夫人如同不幸的刘兰芝，海瑞是不是也有焦仲卿那样的感情？历史材料显示，海瑞并不是焦仲卿，他是个著名的孝子，他永远是无条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的。这就决定了海家的媳妇不好当。

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是，潘夫人到海家之后不到一个月又被休弃，休弃的理由不得而知。

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比较争气，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名叫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后的当年，王夫人又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亮。王夫人还生了个女儿，不过什么时候生的不太清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月，海瑞被调到北京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工作，海太夫人不喜欢到寒冷的北方去生活，海瑞没有办法，只好让王夫人携二男三女服侍海太夫人从海瑞在江西兴国知县的任上南归，而海瑞则带了两个仆人北上任职，这一年海瑞51岁。于此可知，当年海瑞任淳安知县的时候，他身边至少已有两个已经十几岁的女儿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王夫人于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据海瑞说是生病去世的，但也有人说是自杀的，《万历十五年》说王夫人“于1569年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1569年的说法有误）。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韩氏上吊自杀。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使海瑞的家庭生活变得扑朔迷离。韩氏为何自杀？王夫人到底因何而死？这些事已经成了历史之谜，但海瑞在官场上却有了非常不好的名声。[9]这时候的海瑞在南京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之职，他是半年多前才到南京来的。那么，海瑞纳韩氏为妾可能是在北京，也可能是到南京之后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韩氏跟随海瑞的时间都不算长。

必须交代的一件事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月海瑞因为上了震惊朝野的尖锐批评嘉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治安疏》而在次年二月下狱，两个儿子就在这一年死了，一个11岁，一个9岁，而海瑞已经52岁了。可以想见，这个打击对海家来说会是怎样的致命情形。妻死妾亡，海瑞的心态如何呢？据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件透露，海瑞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可见他未必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无情之人，对妻妾也不是没有感情。而酿成这样的家庭悲剧，不由得不让人想到已近80岁高龄的海太夫人。

海瑞还有一妾姓邱，史料中只说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3岁就夭折了。

海瑞于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申请退休，获准后离开南京回家乡琼山闲居，从此离开官场15年，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海瑞已经72岁时才重新回到官场，先后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及南京右都御史之职。邱氏什么时候所纳史无明文，或许是海瑞在家乡时所纳，但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死的时候有“二媵四仆”。[10]媵是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可能是邱氏，另一个则可能是重回南京后所纳（因韩氏已死）。当然，也不排除这二妾中邱氏不在内的可能。假定这二妾一个是邱氏，一个便是政敌攻击海瑞时所说“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年纪“方艾”的女孩，那么海瑞也已经有过三个小妾，这样“六娶说”就不是高估，而是有确切证据的最低估计。

海瑞已经70多岁了，头发已白，在这样的年龄纳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为妾，虽然这在帝国时代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但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政敌以此来责备海瑞，即使是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对此也只好避而不谈。海瑞身边至少已有一妾，他还要纳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为妾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也许是传宗接代，可是海瑞已经70多岁了，这理由似乎很难成立。本来这些事只是海瑞个人的私事，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三四百年之后的我们更没有必要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但是这涉及海瑞贫穷的原因问题，因此是不能回避的。要知道，纳妾是要花钱的，这钱从哪里来？娶妾要有经济基础，不仅娶的时候要花钱，进门后的用度也要花钱，海瑞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吗？

明代纳妾的成本如何呢？在明代，如果要赎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为妾，通常需支付千两白银的身价。明末的那些秦淮名妓，恐怕还不止这个价。一般的情形，如《金瓶梅》告诉我们的，收婢女为妾约需50两，如果是讨一个妾，就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300两银子。这是明代的数据，清代的情况类似。比如，康熙年间在苏州买妾的价格，少的在70两至140两，多的需450两（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王鸿绪奏折）。而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名士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里面详细记下了自己三次娶妾的花费：1.同治四年（1865年），娶歌女张珊，银400圆，犒使16圆；2.光绪四年（1878年），买席氏130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共费银134.6两、钱60 000文（当时京钱16 250文约值银1两）；3.光绪十三年（1887年），纳王氏，180两。可见当时娶妾至少得花一百多两银子。从总的情况看，海瑞用在娶妾上的费用不会少，三次可能需要三四百两银子。[11]这对只有有限的法定工资的海瑞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与他的生活贫困不能说没有关系。要知道，按照法定的工资标准，这些费用够一个七品知县十年的工资了。

好色大概是男人之通性。明代学者唐甄说：“女之美者为妾，恶者为婢。”（《潜书·存言》）清代的人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挑妻挑财产门第，选妾论漂亮伶俐”。可见妾的第一选择标准是貌美，这就说明其目的主要不是传宗接代，而是出于男人对色欲的满足。妾的第二个选择标准是青春年少。一份对78个女子开始做妾的年龄的统计表明，女子做妾的最小年龄为11岁（2人），最大为39岁（1人），平均年龄18岁；14岁以下为妾的占24.36%，15岁至19岁为妾的占50%，合计19岁以下为妾的占到总数的74.36%；20岁至29岁为妾（不少是再嫁者）的占20.51%，合计29岁以下为妾的占94.87%，30岁及以上者只有5.13%。清初浙江杭州仁和知县张玉甲，在一份审案判牍中，针对受审的翁、妾二人，写了一句调侃性的话：“夫翁已为鸡皮鹤发，而婢（妾）犹作艳李浓桃”。海瑞年老时仍然纳妾，这在明清时代也不少见。清代一些著名文化人，都有五六十岁时纳妾的记录，如李渔56岁、57岁时纳乔、王二姬，颜元59岁纳妾姜氏，屈大均59岁连纳陆、石二姬，顾炎武63岁纳一妾。不纳妾的则被人赞扬。如查慎行49岁时原配夫人去世，之后没有纳妾，被称赞“尤为人所难”。[12]

中国古代，纳妾在官员中是个普遍、正常的现象。很多历史名人，都留下纳妾多人的记载。

清代一些名人的妻妾数量

姓名 | 身份 | 妻 | 妾 | 妻妾总数
郑成功 | 南明延平王 | 董 | 庄、林、温、史、蔡、曾、蔡、许 | 9
郑经 | 嗣封延平王 | 唐 | 陈、林、李、赖、黄 | 6
施琅 | 靖海侯 | 王 | 黄、王、张、林、连 | 6
王崇简 | 礼部尚书 | 梁 | 赵、田、周、黄、屠、蔡 | 7
屈大均 | 文学家 | 王、梁 | 黎、刘、陈、梁、丘、陆、石 | 9
王熙 | 大学士 | 金、刘、董 | 朱、季、柳、阎、刘、张、郭 | 10
王辅臣 | 陕西提督 | 不详 | 不详 | 10
张廷玉 | 大学士 | 姚 | 吴、李、蔡、施、吴 | 6
谢启昆 | 广西巡抚 | 李、刘 | 卢、卫、管、高 | 6
陶澍 | 两江总督 | 黄 | 贺、张、刘、卢、杨、张 | 7
王得禄 | 福建提督 | 范、陈 | 吴、陈、许、黄、杨、林、叶、叶、陈 | 11
唐友耕 | 云南提督 | 黄、陈 | 雷、万、刘、黄、李、王、杨 | 9
陆以贞 | 知县 | 不详 | 姬妾10人 |
胡雪岩 | 官商 | 不详 | 姬妾10余人（《异辞录》卷二），《南亭笔记》卷十五：“胡有妾三十六人。” |
刘铭传 | 台湾巡抚 | 程 | 姬妾8人 | 9
郭松龄 | 直隶提督 | 不详 | 有妾16人 |

资料来源：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3～364页。此外，前明左都督、东平侯刘泽清，降清后授三等子爵，先后“购得”“少姬四十余人”；大将军年羹尧，据传生前有“侍妾数百人”（见郭松义：《清代的纳妾制度》，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8月]）。乾隆时云南巡抚郭一裕“广置媵妾多至十六七人”（见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回到淳安任上买两斤肉给母亲做寿的事上来，这事还是很有可能的。这时海瑞身边除了自己、老母和夫人王氏之外，还有许夫人所生的已经长大的两个女孩，她们都有十几岁了，以及两个幼小的男孩。这么一家人需要几个仆人，还有奶妈、婢女，等等。这么看来，这个家庭至少有十来个人。这么多人只是靠海瑞的12石米、30两银子的工资过日子，日子不好过便很好理解了。海瑞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工资不够花销，在县衙后院种点蔬菜瓜果也是很自然的事。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海瑞在这样的家庭收支结构中居然还能省下钱来。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到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申请退休，海瑞当了十七八年的官，回到家乡琼山时用“禄入”所得120两银子买了一间房子。以海瑞的家庭花销与俸禄所得进行比较可以知道，一般情况下他是不可能有多余的银子的，那么这120两银子到底是怎么省下的也就成了历史之谜。

(三)朱元璋的理由

海瑞的家庭生活说明，不能简单地把海瑞的穷归因于俸禄的微薄。同样，在考察明代官员贪污的原因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贪污归因于“薄俸”（低工资）制度。如果你认为高薪才能养廉，那你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才算高？高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官员不贪污？

明代的俸禄标准是朱元璋时代确定下来的。问题在于，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留够基本的生活费？这不合情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

朱元璋出身底层，完全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他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为“醒贪简要录”，教材里面详细地计算了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希望通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忆苦思甜教育来唤醒官吏们的良心。

《醒贪简要录》在历史上不知道是否有单行本传下来，在明代流传颇广的百科全书（当时的类书）《三台万用正宗》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记载的是正一品官员俸禄的算法。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 044石。折算成稻谷，需要2 620石（稻谷碾成米有较大损耗，从这里提供的数字来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产2 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17头牛。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书中误刻为50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的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需要6 550挑（书中误刻为6 0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 100里。

《醒贪简要录》《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刻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仁井田文库本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不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

反腐教材的算法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也没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颁布《醒贪简要录》之前，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五）在《醒贪简要录》中，朱元璋又拿坐办公室的人员和“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不胜劳苦”的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资的士兵，以及没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此艰难，犹且趋事赴功，不敢有违”的驿站人户做对比，指出“各衙门吏员止是书写，夏坐凉房，冬居暖室，比当军、当站的十分安闲”，如此“心尚不足，仍复贪赃坏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觉得他实在不了解这些坐在办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禄的官吏还有没有一点体恤百姓的良心。

耖田、收割《便民图纂》插图，万历年间刻本

明代江南地区稻作农事中两个重要环节，反映了农民劳作的辛苦。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俸禄标准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知县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7.5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知县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 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明代及以后的人认为明代官员俸禄低得离谱，连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除了主观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之外，还有这个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俸禄标准虽然以米石来计算，但发放时却没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执行了“钞俸折色”的政策。“钞俸折色”实际上使官员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紧张的时候，七折八扣的结果是官员工资大大缩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0.7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已经很不值钱，嘉靖七年（1528年）官定的钞银比价是钞每贯值银0.009两，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贯钞仅值银0.000 2两。如果以每贯钞值银0.009两来计算，360贯钞值3.24两银子，按市价可以买到4.6石米；如果以每贯钞值银0.000 2两来计算，360贯钞仅值银0.072两，只能买到0.1石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们从优计算，就当这360贯钞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得到的也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本来可以养活10个人的工资现在只能养活6个人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薪酬标准不变而物价增高受到的影响。

一般来说，帝国前期物价水平比较低，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降低。这是官吏工资缩水的另一个表现。以米价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一两银子可买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银5钱是“江南之平价”，海瑞生活的嘉靖、万历时期米价是每石米六七钱银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祯五年（1632年）上海的米价还是一两银子一石，到了崇祯十二三年，已经涨到一两八九钱才能买一石米（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至于到了崇祯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几两银子，那属于非常状况，不能以正常情况来讨论。银子购买力降低了，而薪酬标准没有相应调高，同样的薪水大大缩水。

大明宝钞

最高面额一贯，洪武年间发行，后来越来越不值钱，需扎捆使用。

一方面是“钞俸折色”，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薪酬还是两百年前的老标准，万历时代的帝国官员叫穷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说这工资是穷得没法过日子，或者是工资低而导致贪污腐败，却还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员的穷，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穷的，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家口和喜欢娶年轻漂亮女人为妾的兴趣，无论多少工资都是不够的。因此，迫使官员寻求法定工资之外的钱财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

(四)工资要养多少人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 371户，46 505口人，平均每户4口人，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二十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三十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13]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年）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也提到过。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言耸听的，比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4]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知县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知县，如果他是汉族，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知县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知县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年）曾任山东新泰知县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知县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知县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知县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5]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知县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可能也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奥秘：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5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作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10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工资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难。

当然，这是就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家庭对生活的影响很大。本文开头提到顾炎武议论中的一个关键点被忽略了，这个关键点就是顾炎武话中的“无以赡其家”的“家”字。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加上纳妾的费用，法定工资的确是“无以赡其家”的。由此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纳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但是，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要为其养一个庞大的家庭，更没有理由连官员纳妾的钱都支付。据说现下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存在包二奶、三奶的现象，本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本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得不够用的。

(五) 不要误读新加坡的“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论者，经常举的例子是新加坡。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2011年5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检讨委员会，以重新制定合理的部长薪金制。这宣示了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制需要“检讨”，因其并不“合理”。实际上，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制自出台之日就不断受到质疑，这次调整可以看作新加坡政府面对各方压力所做的让步。

新加坡政府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廉洁，其清廉指数排名居世界前几位、居亚洲第一位；二是高薪，新加坡高官的薪酬世界第一，据称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30人都在新加坡。由这两个特点，人们很容易得出“高薪养廉”的观点，认为新加坡官员的廉洁是高薪“养”出来的，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治国理念是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

然而，已有不少文章指出，对新加坡“高薪养廉”的理解实为误读。

误读之处，归结起来有几点：一、在施行“高薪养廉”制之前，新加坡政府已解决了廉政问题，新加坡公务员的廉洁并非因为实行了高薪制所致；二、实行高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吸引高级人才；三、能获得高薪的仅为少数高官，即总统、总理、部长等，人数不多，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与一般企业从业人员相差不大，并不享受高薪；四、少数高薪者，除薪金外没有任何灰色收入或特殊福利，公务之外的任何花销都得自己掏腰包。

因此，在新加坡并没有“高薪养廉”的国策。对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制，其制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新加坡政府高级公务员从超级G到特级五，有将近20个职级。根据1994年10月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交的《以具竞争性薪金建立贤能廉洁政府——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选择特级一部长和超级G公务员作为薪金标准的参照点，其他职级根据这两个标准做相应的调整。

特级一部长的薪金标准，是在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厂家执行人员和跨国公司执行人员这6个专业中各找出收入最高的前4名，以这24人平均收入的2/3作为特级一部长的薪金标准。而超级G公务员的薪金标准，是按这6个专业年龄为32岁的受薪者中收入分别排各专业第15名的收入加以平均的。

上述高薪标准确立的理由是：部长要给予高薪，以免其被私企高薪挖走，但同时只能取其2/3，因为部长要有一点牺牲精神；而对超级G公务员来说，按照政府的培养计划，优秀行政官员在32岁时就应升入超级G，超级G公务员应该享受企业界同年龄层第15名的经济待遇。

应该说，新加坡政府的理由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在国会讨论时仍然遭受很多质疑。质疑者提出，企业高管的薪酬是有市场风险的，可能会因盈利状况而变动，而高级公务员凭什么始终处于6个专业中收入最高的前4名？此外，在这之前，新加坡高级公务员薪酬已经超过美、英、日等经济发达大国的高级公务员的标准，若说责任，难道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责任比美、英、日等国同级别公务员的责任还大？若说高薪留人，为什么美、英、日等国并不需要采用这种办法？这些质疑显然也有道理。

总之，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高薪制并非出于养廉的目的，新加坡公务员的廉洁也不是因为实行高薪所致。

从世界范围看，被公认为最廉洁的国家，如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等，都没有实行高薪制，其公务员工资水平通常与全国平均工资差不多。从中国历史来看，宋代官吏待遇最好，研究者通常认为其已经实行了高薪制，但贪腐并不比其他朝代少，大贪巨蠹如蔡京、秦桧、贾似道等何曾少过；而清代雍正年间实行养廉银制度，大幅提高官员的收入，而改革之后的贪腐现象并没有减少，雍正之后的乾隆时代贪腐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雍正之前的康熙时期，中国历史第一大贪和珅就出现在乾隆后期，其贪污财产据说高达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2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亘古未有。

因此，官员廉洁与否，与是否实行高薪制没有必然联系。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动机、机会和收益是官员腐败的主要因素，反腐需从减少腐败的动机、机会和收益多方面着手才能奏效，高薪或许能减少腐败的动机，但肯定不能减少腐败的机会和收益，因此它对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

认为养廉需要高薪，并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其观点的人，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1] 《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中说“仅存俸银十余两”，另外还有“8两”和“151两”两种说法，中华书局1982年初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曾说是20两，有误，中华书局2006年版《万历十五年》已改正。

[2] 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清苦回恨”条，见《海瑞集》第636页。本文中引文未见说明的，均见《海瑞集》。

[3] 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的米价大致是1石米需银7钱，1石约为155斤，这样1两银子可买221.4斤大米。2013年夏秋北京超市粳米的零售价一般是每斤3元左右。这就是说，按购买力换算，当时的1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64元。货币换算标准，详见本书附录。

[4] 《明史·职官志》记此标准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明太祖实录》则记此标准为洪武二十年九月定。一般都认为洪武二十五年的标准成为以后有明一代的定例。

[5] 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记载地方正七品官员岁俸米为90石，其中54石为本色，36石为折色。本色中12石为月俸米，其余折银俸35石、折绢俸7石，共合银26.95两。折色中折布俸18石，合银0.54两；折钞俸18石，合本色钞360贯。万历十年（1582年）的《万历会计录》卷三十四“文武官俸禄”记载与之相同。

[6] 海瑞在海南老家拥有零散土地93丘，全部税额为1.28两银子，黄仁宇先生按照当时海南的一般税率估计其土地数量大约为40亩（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0页）土地租佃给别人耕作，田租一般是亩产的一半。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朱元璋曾赏赐沐英“苏州府吴江县田一十二顷八十亩，岁计租一千石”（《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六年五月又赐“铜陵县田十二顷四十亩，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田租每亩前者约0.78石，后者约0.44石。两者相差较大，主要是由于两地亩产量不一的缘故。苏州的田地差不多是全国亩产量最高的，而铜陵田地则比较瘠薄。所以海瑞老家的40亩田地所得年租应该不会超过苏州的标准，所得不会超过31.2石，但至少也不会少于17.6石，因此可以养5人至9人，差不多是一家人的口粮。

[7]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第711～712页。

[8] 见马学强：《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该文主要是参考了两篇文章：王家范的《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和方行的《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分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9] 戴凤翔弹劾海瑞的疏文中说海瑞妻妾争宠，海瑞“偏向宠妾，殴詈正妻”，导致“其妻愤激自缢身死，妾亦慌惧相继而缢”（见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二十三）。戴凤翔的说法也许并不可信，但海瑞自己所说也没有给出韩氏自杀的说得过去的理由。

[10] 说到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的不止一种文献。如与海瑞有书信往来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所撰《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死时“二媵四仆，愚弱不胜”（《海瑞集》第544页）；同乡晚辈王国宪所辑的《海忠介公年谱》称海瑞“临危弥留，二媵四仆奉侍，无一语及身后事”（《海瑞集》第598页）。

[11] 妾的价格，与妾的相貌、年龄、艺术修养、文化程度等个人禀赋，以及卖身时的特殊情况等有关，也有身价比较低的，只需几十两。郭松义先生《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一书中列有清代康熙到光绪各时期的妾价资料近40个，显示妾价从6两到8 000两不等，通常貌美年少者价高，貌差年长者价低。见该书第373～376页。

[12]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5～368页。

[13] ［日］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7～98页。

[14] 雍正时代的奏折中也有这方面的数据，如雍正元年八月初八，翰林院侍读学士沈异机在奏折中说：“每见知府家口多至三四百人，州县家口多至一二百人，半挈工匠、杂技之流，声色欢娱。”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一，两江总督查弼纳向雍正汇报查抄苏州织造李煦家产的情况，说到李煦的家人有二百多口。

[15] 这个结论过于绝对。历史上总会有一些例外，比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和儿子范存仁都曾位至宰相（参知政事），由于俸禄高，不仅能靠俸给生活，而且用多余的钱办了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范氏义庄。

二
穷京官的阔日子
清代一位京官的家庭收支账目

《越缦堂日记》扉页

《越缦堂日记》由北京浙江公会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

历史上的官员，可以分为在中央部门任职的京官和在各省任职的地方官。京官和地方官在官场是两个群体，生活、心态都有差别。在清代，京官穷，地方官富。京官如何改变自己的境遇，使自己由穷变富，他们的改变方式对帝国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都是值得探究的话题。

在晚清，李慈铭（1830—1894）是个大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名人、学界泰斗。文化人靠著作出名，李慈铭却不写专著，这是他的特别之处。李慈铭的出名是因为他的日记。从咸丰四年（1854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慈铭写了41年日记（《越缦堂日记》）。在日记里面，他不仅记录生活，也谈学问，这方法对他的同乡后辈蔡元培、鲁迅等很有影响。李慈铭在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史所没有的极为难得的生动案例。我们且翻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看看作为京官的李慈铭，其家庭收支有什么特点。

(一)李慈铭的年度收入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此前七年，他中了进士，说是“即用”为郎中，实际上却一直是“候补”，直到本年才正式获得任命。

李慈铭一直在户部当官。户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部门，被称为“富部”。户部下面有14个司，一个司管一两个省的钱粮奏销事务，有的司再兼管一些专门事务，如山东司兼管盐务，云南司兼管漕粮，广西司兼管钱法，贵州司兼管关税等。

江南司是户部第一司，也称“头司”，[16]因为它主管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而且兼管江宁（南京）织造、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及各省动支“平余”[17]银及地丁逾限事。按理说，这是个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捞。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李慈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郎中是一个司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按理说权力也不小了，只是清代的情况有点特殊。清代各部的司下面有两个郎中——满（族）郎中和汉（族）郎中。满郎中的地位高于汉郎中，管着司里的印把子，所以称为“掌印”，相当于“一把手”。由于满郎中的文化水平一般不如汉郎中，司里文件起草的任务一般由汉郎中主持，这叫“主稿”，相当于“二把手”。名义上司里的事务要由“掌印”和“主稿”两个人共同决断，但事实上多是满郎中说了算。当然也有一些脾气好的，或不想干事的满郎中，那样实权可能会转移到汉郎中手里。当然，也会有不想干事的汉郎中，比如李慈铭。从本年日记记载的情况看，李慈铭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任职履新（报到）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自个儿看书、听戏、会朋友。

光绪十三年户部江南司官员名单《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十三年秋季本

工资都是司里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来的。四月十六日，送来春夏两季俸银45两；五月初三，送来养廉银10两；八月十日，送来秋冬两季俸银80两；十一月初五，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130斤（约合现在的153.4市斤）。这就是说他和司里的关系，和离退休人员差不多。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是北京官场的风气。十二月初三，因为年终考核的事他一早起来去司里，发现很多人都还没来，吃过中饭以后人才到齐，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司里具体办事的是那些书吏，当官的只是在报表上签名而已。

合算下来，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工资是135两银子和7.8石（约重1 200市斤）糙米。京官一般不吃官仓发放的糙米，而是将之卖给米店，再从米店购买好米吃。当时京城的米价大致是每石米3两银子，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50元。这样，135两银子大约值2万元，月工资只有1 700元光景。算上作为福利发放的米，一个月最多也就加300元。工资、福利加起来，月薪也就是2 000元。这些钱自然远远不够用，实际上这只是他的年度花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李慈铭在这一年的花费，高达2 000两银子，相当于30万元。相差如此悬殊，李慈铭怎样过他的日子？揭开了这个秘密，也就大致知道了帝国官场的奥秘。

李慈铭有其他的收入。这些收入大致是如下四类：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脩。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表

收入类型 | 收入名目 | 数额
工资收入 | 俸银 | 125.0两
养廉银 | 10.0两
俸米 | 7.8石
工资外收入 | 馈赠（礼金） | 418.0两
印结银 | 346.1两
外官捐银、团拜银 | 198.0两
天津问津书院束脩 | 1 099.1两
总计 | 银2 196.2两 米7.8石

馈赠，众所周知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本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银子。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来看，实际上是过节费，与地方上的“三节”节礼性质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中秋节。李慈铭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冰敬，不过端午节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名叫周学熙的人送来的20两银子和一部《太平寰宇记》，还有长芦盐运使贺良栋的节敬16两。中秋节，有广州的陶少实寄来的8两银子和10匣“午时茶”。由此可见，端午、中秋两节的收入非常有限。较为丰收的是作为春节礼物的炭敬，他得到12人次、每次12两到50两不等的馈赠，共计288两，如果加上翁同龢送的压岁钱（“馈岁”）12两，刚好是300两银子。所收别敬不多，只有一次，20两。

浙江印结局印结标准《重订浙江印结简明章程》，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订

印结银，除了一月、二月这两月不见记录，其他11个月（本年有闰四月）总共有346.1两。这项费用从何而来呢？

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上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得到印结要付一些银子，这被称为“印结银”。

捐官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遇到大规模用兵，二是遇到重大自然灾害，由于中央财政紧张，又不能随便向老百姓摊派，所以通过卖官的形式筹集资金。当然卖的只是当官的资格，而不是职位，有了资格未必有职位，那需要慢慢等待。卖官是明码标价的，对于捐钱买官的人的资格也有明确规定。资格审查原来是吏部（相当于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的责任，但是帝国幅员辽阔，对于全国各地来捐钱买官的人的身份是否符合规定，吏部实在是无力审查，于是他们要求买官的人请同乡京官出具一份证明（盖上印章），以保证他们的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有资格出具证明的京官官位必须在六品以上，而且负有连带责任，如果证明后来被证实有假，出具证明的京官要受到降级或革职的处罚。对于京官来说，他们与被证明人虽然有同乡关系，但是他们也未必十分了解被证明人的底细，而出具证明又负有连带责任，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馈赠他们是不愿干这种事的。既有馈赠，有些人得到的多，有些人得到的少，有时可能会破坏同乡之间的感情，为了协调关系，同乡京官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出面主持，以后凡是需要印结的都到“印结局”去盖印。而吏部后来也只承认“印结局”的盖印，没有“印结局”的盖印办不了手续（参见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

捐官凭证

户部执照，嘉庆十年（1805年）,苏州人江蕙捐官交银的凭证。

捐钱买官的人在支付了交给国家财政的钱之外，还必须交纳一笔“印结银”，这是一个潜规则。“印结银”的数目，后来基本上形成了惯例，都有具体的标准。从保存下来的光绪十一年本《重订浙江印结简明章程》来看，捐钱买地方官的，四品道台、府台是100两，五品知州90两，六品通判70两，七品知县84两，八品县丞36两，九品以下24两；买京官的，五品郎中、员外郎100两，六品主事90两。总之，大概是看当官后的油水多少，而不是简单地按品级来定标准，比如，六品的州通判是个副职，没有七品知县作为正职的油水多，所以“印结银”也收得少一点。

捐官需要印结，考试也一样。比如，参加考进士的会试也有资格审查，按照清代制度，长随（跟班）的儿子，是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光绪二年某人乡试（举人考试）成功，要去参加会试，因同乡京官知道此人的身份，都不肯出印结，此人因此而不能参加考试（况周颐《餐樱庑随笔》）。

“印结局”对各类事项盖印收多少钱专门定出标准，每月汇总“印结银”总数，在月底或下月初按官职高低分送到京官手里。每个京官每月所能得到的印结银多少不一，或几两，或几十两，每年一二百两较为常见，多者可至三四百两。

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以十月最少，只有8.5两，而闰四月、五月合在一起则有108两。十一月、十二月也比较多，共有90两，那是因为该年郑州黄河决口，修理需要花钱，朝廷新开了一个捐款项目，叫作“郑工捐”（就是郑州黄河工程捐款的意思）。本年李慈铭所得“印结银”总数达346.1两，是比较多的一年。

乡贤祠外官捐银，本年有两次记录，共138两，另有性质类似的越祠团拜费60两，加起来达到198两。李慈铭是绍兴人，鲁迅先生的同乡，与鲁迅的祖父周介甫有交往。鲁迅先生写自己在S会馆（山会邑馆）居住的日子，谈到过乡贤祠，估计李慈铭所说的乡贤祠就是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在京人员设立的山会邑馆里面的乡贤祠，这是纪念同乡中有德行、有成就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基金会，由同乡中的地方官捐献，其纪念聚会剩余的钱便分给了京官。

书院束脩来自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两家书院——问津书院（包括下设北学海堂）和三取书院。这两家书院的日常费用来自长芦盐运使衙门。北京、天津、河北及河南部分地方在清代所吃的食盐来自（河北沧州）长芦盐场，总管这些地方食盐专卖事宜的是长芦盐运使衙门，这是一个著名的肥缺，与设在扬州的两淮盐运使衙门一样肥得流油。长芦盐运使衙门设在天津。李慈铭于光绪十年接受李鸿章的邀请主讲北学海堂，每年的薪水（束脩）是1 200两银子。光绪十三年，李慈铭已不在天津讲课，改为在北京评改学生每个月的作业——月考试卷。这项工作性质有点像是现在的教授做兼职，收入相当丰厚。该年长芦盐运使贺良栋送给他束脩1 087.1两，及预付次年的聘金12两，总共1 099.1两（另有端午节节敬16两，已算入该年馈赠之中）。

以上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脩诸项合计共2 196.2两银子，加上工资135两，本年收入总额达到2 331.2两。这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种类丰富，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三月十五日，他收到杭州朋友寄来的烟丝四包（前两日已收到四包），他兴奋地在日记里写道：“从此碧桶不空矣。”如果将该年李慈铭的工资收入与工资外收入做个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其工资外收入大约是工资收入的15倍，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二)李慈铭的年度支出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 000两银子，[18]基本上是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当时的2 000两银子，按米价折算，大致是现在的30万元。年支出达30万，这在当代中国已经算是富人了。而光绪十三年的北京物价比之今日明显要低得多，以住房一项的花费而论，李慈铭租房住，每月的房租是6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900块钱，只够与人合租一个条件较差的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但是在当时月租金为6两的房子已经是很好的房子了。

清代主要中央衙门位置《唐土名胜图会》

李慈铭住的这套房子在保安寺街，这条街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街上都是大宅门，不是深宅大户，就是地方会馆。住过这条街的清代文化名人，有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和著名学者王士祯等人。会馆方面，江西的广丰会馆、丰城会馆、奉新会馆，以及湖南湘潭会馆、陕西关中会馆、广东三水会馆，都在这条街上。这条街离“中央行政区”（姑且比附现下北京的CBD——中央商务区之说）也不远。清代的六部及其他重要衙门都在紫禁城南面，即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这块地方。保安寺街在城南三里，与此相距不远。李慈铭租住的这幢房子，是以前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住宅，小轩花圃，花木扶疏，宽敞气派，住得非常惬意。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曾写到李慈铭（书中名李纯客，李慈铭号莼客），还用重笔介绍过这座宅院：门口有两棵大榆树，门上贴了一副淡红朱砂笺的对联，“进门一个影壁；绕影壁而东，朝北三间倒厅；沿倒厅廊下一直进去，一个秋叶式的洞门；洞门里面，方方一个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绿叶森森。满院种着木芙蓉，红艳娇酣，正是开花时候。三间静室，垂着湘帘，悄无人声。”

那副淡红朱砂笺门联是李慈铭自撰的，写的是：“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前者不妨看作一个读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信和骄傲，后者则流露出他的辛酸之处——以他这样的才学，竟然落到靠捐钱买官，并且处在排队等待授官“一千年”的无尽煎熬中。李慈铭由于科场不顺，官也是捐钱买的。李慈铭租住这座房子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的租金是每月4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年）起年租金上调到每月6两，一年72两。如果与2 000两银子的年度花费相比较，那么房租只占到3.6％。与今日的白领相比，即使年薪达到15万，但租住一个普通的两居室，月租金也不会少于3 000元，房租已经占到年薪的24％。以此看来，当日的房租是低廉的，或者是今日的北京房价房租过于变态。不管怎么说，当日李慈铭的生活是惬意的，他不必像现在的白领那样还要深受住房困扰。

李慈铭当年的各项具体花费，我们可以将之分成四类：家庭日常费用、社会交往费用、文化生活费用、特殊费用。

家庭日常费用，共花费了大约1 000两银子。这其中，用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大约250两，占1/4。此中房租按月支付，其他各项，如米、煤、油等，按照京城商家的习惯，是平时赊账，过节——端午、中秋、春节时结算。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支出表

支出类型 | 支出项目 | 数额（约数）
家庭日常费用 | 米 | 70两
煤、炭 | 77两
房租 | 72两
抓药、人参 | 40两
糕饼面食 | 150两
衣饰 | 500两
其他 | 80两
社会交往费用 | 馈赠 | 200两
犒赏 | 100两
饮宴 | 160两
娱乐 | 60两
文化生活费用 | 购书 | 200两
其他（买纸笔等） | 30两
特殊费用 | 买妾 | 180两
总计 | 1 919两

生活中花费最多的是添置衣饰，花了将近500两银子，占到了年度家庭花费的一半，非常可观。食不厌精，衣不厌美，60岁的李慈铭似乎对此还挺在意和讲究。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称“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听口气，似乎此件衣服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了，但实际上这件衣服并不是他本年花钱最多的一件。

社会交往费用，主要是几个方面：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节日对师友、亲属的馈赠，以及对朋友家庭的周济等项，花去他200多两银子。犒赏车夫、厨子和酒店伙计等花去了约100两，付给各个饭店的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则有160多两。娱乐性活动所花的则有60多两。吃饭常去的酒店，有宜胜居、万福居、便宜坊、庆和堂、福隆堂、轩翠舫。他有一帮比较固定的朋友，或是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同事，人数不多，一般刚好凑成六七个人一桌，或是他约朋友，或是朋友约他，三天两头就有宴饮。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而他一年之中就花了160多两，可见次数之多了。最忙的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忙着“赶场子”，下午先去庆和园听戏，傍晚去宜胜居吃饭，饭没吃完，另一帮朋友又催他，他只好赶过去，直闹到三鼓才散。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宴饮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他们的艺名分别是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而李慈铭每次必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霞芬有时也到李慈铭的住处去。

这个霞芬当年在京城的梨园界可是个人物，他是梅兰芳的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也就是唱戏的头牌演员，如今的“名角”或“大腕”。只是当年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优”、“伶”或“戏子”，不像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当时唱戏的演员没有女性，唱青衣花旦的都是些面目清秀的青少年，由于像个姑娘，所以称为“像姑”，后来被讹称为“相公”。这个霞芬的秀色，曾朴的《孽海花》中曾有描写，说是在月光下看去，“果然好个玉媚珠温的人物，吹弹得破的嫩脸，勾人魂魄的明眸，眉翠含颦，靥红展笑，一张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实，不觉看得心旌摇曳起来”，这样的笔墨是完全应该给予女性的，下笔轻佻，李慈铭自己对霞芬的评价是“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

虽然清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能狎妓宿娼，但没有禁止与伶人的暧昧关系，所以“养相公”成了京城文士的一种时尚，李慈铭也是“好这一口”的。与李慈铭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城名伶还不止上面提到的几个，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人也都是与他有来往的。

文化生活费用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主要是买书，花了约200两银子。买的书有明刻本《初学记》，殿版“三通”（《通志》《通典》《通考》），南监本《辽史》《金史》《明史稿》，以及《唐摭言》《苕溪渔隐丛话》《万历野获编》等，其中“三通”费银最多，需92两银子。买书的方式，有时是自己到琉璃厂书肆去买，有时是书商自己送上门来，来往最多的是琉璃厂翰文斋。书钱也不一定马上付，说好价钱之后可以先支付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结余钱。

此年稍显特殊的一项支出是买妾。买妾是四月二十日的事，花了180两银子。此妾姓王，20岁，卢沟桥人。日记里多处留下“夜王姬侍”的记录。日记详细到哪位小老婆陪睡都要记下来，大概只有李慈铭才会这么干。李慈铭本年有一妻两妾，其中一个跟随李慈铭已十年的小妾在二月离开了，不到两个月之后他买了这个年轻的小妾做替补。

从李慈铭的年度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光景，只占到总支出的1/8。如果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他的钱大多花在享乐性消费上。如果按照现代考量生活水平标准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计算，他即使不在系数≤20的极度富裕之列，至少也会在系数20至40的富裕水平之中。

(三)京官哭穷现象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生活和收支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帝国社会的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京官哭穷现象。本年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但是，本年度官俸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本年因为已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在户部十几年的“行走”、候补生涯得以实授官职，此前所得更微，“行走”是没有薪俸的，候补最多也只有几十两。[19]实授官职之后薪俸也只有一二百两，相对于年度开支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此也可看出，正式工资远远不够生活开支，仅仅依靠官俸生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京官们也不指望以此为生。

京官即使做到各部的“一把手”——尚书，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薪俸已经封顶，但每年俸禄也不过是俸银180两、俸米90石，即便没有因为筹措战争费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发放，再加上同样标准的“恩俸”（恩俸加上原来的俸禄叫双俸双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一天最少也得一两银子的用度，依靠正式工资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最低标准。李慈铭的历年花费，从记载来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没有突破千两银子大关，而此后则都在千两以上，但在1500两以下。以此看来，正式薪俸无论如何都是不够开支的。

京官靠工资生活肯定是不够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稳定，这就使他们时时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京官的穷是真的，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穷。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北学海堂请他当主讲并给予丰厚的报酬，有李鸿章特别安排的用意在其中，给他年薪1 200两银子，也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南京的钟山书院，由曾国藩主持修订的章程规定，书院山长每年可得到的报酬，是800两的束脩、160两的伙食补贴、24两的节敬，共984两（《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十七）。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主管全院事务，年薪也没有超过千两，天津书院给予李慈铭的年薪应该说是特殊的礼遇了。

有人认为，李鸿章给予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时人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的嘴软，书院的束脩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脩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这样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而没有了这项收入，他们必然入不敷出。光绪十年到光绪十二年，李慈铭是请假（职务仍挂北京）去天津任教，本年他已回京，仅是评批考卷，书院仍给予束脩1 000多两银子，不下10万元，这已经是当时给予学者的最高标准，相当于时下全国文科学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津贴了。

京官的穷还可以有一种理解，是低级京官穷，而不是所有的京官都穷。李慈铭本年之前一直处于候补的状态，在候补之前属于“行走”。候补可以看作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的见习期，“行走”则相当于还没毕业时到单位的实习。这两种状态，候补拿一半工资，“行走”则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工资本来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补连正式职位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自然就没有人巴结奉承，没人巴结奉承自然就没有人送礼，没人送礼自然就穷了。

据当年的官员名录（光绪十三年秋季本《大清缙绅全书》）记载，光是李慈铭所在的户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额外司员”［“额外”，即名额（编制）之外］429人，其中郎中这个级别的待岗人员就有82人。这些人都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超过正式编制），而收入缺少来源，穷应该是真的。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大清缙绅全书》光绪十三年秋季本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初九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地方官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钱稍稍拿出来一点，大头用于贿赂权要，小头分散给各中央部门，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点点好处都感到庆幸。于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消息，找到一点关系，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趋之若鹜。像他这样靠捐钱买官的人（“赀郎”）比虱子还多，个个穷不聊生，所以就像苍蝇往有腥味的地方钻一样，更显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则越来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学、同乡关系，但如果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就拒绝见面，也不回拜，让你一点好处也弄不到手。李慈铭说这段话的时候想必是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但一个“赀郎”，没有实权，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除了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也没有别的办法。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地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就任户部的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职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46.5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26 373.02两，平均每月约2 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20]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位，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作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所以300两的基本生活花费不算少。

李慈铭书法作品

但是，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 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 000多两束脩，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钗光鬓彩，满倚朱阑，尤觉池沼增妍，人花两艳”。他感叹自己工资太低，住不起这样的好地方，“闻此宅近归都统荣禄，月以六十金赁之，安得俸过十万，移家其间耶”。仅仅是天气热了一点，让他出行受了一点辛苦，他就觉得满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觉得如果自己也能住进去有多好，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李慈铭还嘲笑一位清苦自厉的官员李用清，说他“惟耐苦恶衣食”，是土老帽，不懂生活，“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李用清徒步而行，不坐车轿，则被他讥笑为“捷足善走”（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记）。李慈铭显然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乡下人，知道什么是“人世甘美享用”，也乐于“人世甘美享用”，因此他不以节俭为美德，反以为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帝国的官场大有市场。一旦厕身为官，他们便自觉地追求“甘美享用”，以区别于那种“世为农氓”的人。而工资不够用，则可以典当，也可以借贷，但不能委屈了自己，更不能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京官的“十分刻苦”是不同于民间生活的“十分刻苦”的，他们的“穷”与民间的“穷”是两种穷法。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自绝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李慈铭本年的日记也充分说明了京官几乎每天聚宴的生活。李慈铭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大，但已是你请我我请你，除了生病，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这方面的花费，仅仅是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到160两，而一次的饭钱不过二三两，这意味着李慈铭自己请客达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请客，那么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吃一顿饭，每天都要下馆子。这就是中国官场生活的特点，所谓饭菜基本不弄。

此前十年的光绪三年，李慈铭曾经因为弟弟去世而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因饥寒而死，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离别七载，自己寄给弟弟的钱还不到10两银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一年至少也不下百两银子。[15]历年关于此项花费的统计数据证明李慈铭这句话完全属实。聚宴再加上听戏、犒赏等项费用，花费的确不少，最多的一年（光绪十一年）竟然高达681.8两。[21]就在请来请去“习以为常”的日子中，银子像流水一般花掉了。家乡的弟弟因为饥寒而死去，自己却在京城每天喝酒听戏，李慈铭虽然偶有良心发现而悲伤悔恨的时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已经不会思考自己这样生活是否应该的问题了，因为他已融入了京官的生活圈子。

京官哭穷是明清时代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但是从李慈铭的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京官的穷是一种消费结构性的穷，与老百姓没有饭吃的穷不是一回事。一边哭穷，一边过着追逐酒食声色的阔日子，这就是帝国京官的典型生活。

(五)京官突围

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做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做派，俸禄又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贪污受贿属于典型腐败，这里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其他几种非典型腐败方式。

外任，就是干脆不当京官了，地方上油水多，清代京官希望外放的情况非常普遍。不过外任的机会也很有限，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可以降低要求，比如办差。

办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皇上特命办案专差，称为“钦差”或“案差”；另一种是与考试有关系的，称为“试差”；还有一种是特别任命去地方主持教育工作，称为“学差”。

“钦差”到地方办案，有时是直接调查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其调查报告与地方官员的升降荣辱直接相关，地方上对于这种中央调查组都敬畏有加，奉承巴结唯恐不及，接待上一般都大大超标，致送“站规”、“门包”，离开时一般都会致送“程仪”（路费）。“程仪”数量可观。嘉庆年间的广兴，第一次到山东办差，不知道地方行情，只收了2 000两银子，心里还有点不安；此后他到河南办差几次，因为已经了解情况，所以第一次收到为数不多的公送盘费（路费）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第二次、第三次当地官员不敢惹钦差生气，共送程仪20 000两，才打发了他（广兴事见清宫档案及《清仁宗实录》卷二○六）。

帝国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和会试（进士考试），由中央委派官员出任正副主考，称为“试差”。被派“试差”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出任了乡试和会试的正副主考官，考上的人成为你的门生，不仅以后在官场上有帮手，更重要的是这些门生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你送礼。可以想一下，会试录取的人一次是300人光景，如果每个人一年“三节两寿”每次给你送10两银子，一年就得送50两，300人就是15 000两，那岂不是发大财了。

中国人向来尊敬老师，特别是对在乡试、会试这样的人生重大时刻给予提携的主考官，学生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北京的风俗里面就有专门歌咏“拜老师”风俗的诗：“房师座主重科名，衣钵渊源尚有情。可笑捐输登士版，也求大老认门生。”（徐永年增辑《都门纪略》之《都门杂咏·风俗门》）考试取中的人拜老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通过考试而捐钱买官的人想拜老师还要被取笑。一个人有一次主持考试的机会，就等于上了养老保险。即使不是每个学生逢年过节都送礼，送礼也不一定“三节两寿”都送，但肯定有一些学生会送，这样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这种差使极为难得，竞争非常激烈。

“学差”就是外放学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主管一省教育事务，三年一任，养廉银有二三千两，还有大量外快，可以收取“棚规”—— 学政每年要在省内的几个府和直隶州监督考试，每次进考棚监考可以获得几百两到上千两银子，这叫作“棚规”。有的学政还编印教学参考书卖给省内学生赚钱。

进士考试的正副主考一般是尚书、侍郎那样的大官，而且三年一次，只有两位，一般京官是没有指望的。举人考试（乡试）要分派到各省去，清代全国有18个省，一次可以派36位，而且对官位的要求也低一些，所以出任乡试正副主考官还有一些机会，但由于大家都盯着，竞争也非常激烈，有幸派到的都引以为荣。“试差”和“学差”经常委派翰林，因为翰林虽然有学问，但在北京却没有六部官员的实权，灰色收入尤其缺少来源，更显穷酸，所以这种差使算是一个补偿机制，以免翰林这个群体过于穷困。翰林们都渴望“试差”和“学差”，当时的人说：“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由于灰色收入丰厚，连六部长官（京堂）都有点眼红（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如果外任、办差都没有机会，那么只好立足北京，寻求出路。出路不外是接受外官礼银，比如冰敬、炭敬、别敬等，以及印结银、饭银之类。

印结银在晚清对京官的生活非常重要，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楠《觉花寮杂记》一书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虽然印结银有点不稳定，并不是每月都能得到“数十金”，但京官对这种收入寄予厚望则显而易见。

印结银到底起于何时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从史料看，它应该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大肆卖官以后发展起来的，此前似乎不是京官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前一直是冰敬、炭敬、别敬等各种形式的馈赠唱主角。

(六)被破坏了的帝国秩序

京官外出办差接受地方官员馈赠，在京接受甚至谋求地方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馈赠，地方官的钱从哪里来？京官收取印结银，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项费用，他们当官之后会怎么办？[22]答案其实很简单，但顺着这个思路推理下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只说冰敬、炭敬和别敬。

根据李慈铭同时代人何刚德的分析，同治、光绪以来，冰敬只有总督、巡抚等地方高官送给军机大臣，其他的京官只送炭敬。这个说法其实不能概括所有情形，李慈铭本年也收到过冰敬，只是数量甚微，所以大致不虚。冰敬因为送得少，可以暂时忽略。

炭敬有点像现在的年终奖金，只不过给京官发奖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员罢了。实际上，炭敬就是春节过节费，在地方上叫节敬。何刚德说，炭敬是“馈岁”（新年礼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员赠送所附的信里一般不直接说数目，而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显得很儒雅。有人送贝勒载涛一千两银子，信封上写的是“千佛名经”四个字，可是这个花花公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还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来，才发现里面是1 000两的银票（《春明梦录》卷下）。送炭敬，最少的是8两，多的是300两（多是送给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显宦的），至于像“千佛名经”这样的厚礼比较少，大概只是少数人给那些掌权的亲贵送的。

别敬是由被召见进京述职的地方高官、从中央外放为地方高官的官员向京官“道别”时的一种馈赠。还有一种情况是三年有一次大考评，那时地方官员要进京。按照何刚德的说法，送别敬是很普遍的，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京，除了朝贵之外，同乡、同年，以及籍贯在自己当官的那个省份的京官，一般都得馈送，标准是10两银子左右，后来也有降到6两的。但是这个标准显然过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类似省政法委书记），送别敬留下了具体的人和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从张集馨的这份送礼名单来看，从军机大臣、六部长官，到一般的同乡、同年，几乎都要送到，最多的送到400两，最少的有16两（没有具体列出来的是不是有比这个少的不知道），总数则达到了让人惊讶的15 000余两。这个总数估计没有水分，因为张集馨记录的其他几次情况和这一次差不多。比如，1845年他出任陕西粮道，送17 000两；1849年出任贵州布政使，送11 000两；1850年出任河南布政使，送12 000两到13 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

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时期，银子是比较值钱的，2两银子大概可以买一石米，换算下来，一两银子大概值230元。那么10 000两银子就值230万元。这就是说，张集馨每送一次别敬，就送出去不止230万元，多的达到350万元。张集馨哪来这么多钱呢？以其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那一次为例，他是向朋友借钱加上向银行贷款才凑齐的。其中向广东洋行借的9 000两，利息是九厘，向一个叫汪衡甫的人借的500两，利息竟要二分。花着利息借钱送别敬，难道不要还吗？当然是要还的。那还的钱从哪里来？那就只有到任之后收取陋规了。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京官没有地方官的馈赠无法生活，他们势必想方设法让地方官吐血，所以有些地方官开始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专以咀嚼外官为事”的倾向，并且“以进京为畏途”。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张集馨被任为署理福建布政使（相当于代理福建省省长），日记中写道：“外官见人便诉穷，京官深恶外官之诉穷。……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无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少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23]同一年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镜湖自撰年谱》）。

张集馨和段光清都不是贪官，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或许还能算是比较清廉的模范官员，但是他们每到一次北京，送别敬就要花费数千到一两万两银子，而他们又不能赔钱当官，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接受陋规，甚至也不少收的。那么，大清帝国还可能有清官吗？

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清代的京官一年大概收受了多少地方官的馈赠礼银？在李慈铭的时代，不算为数众多的“行走”、候补京官，在职京官大约有6 500名。李慈铭任正五品的郎中，在九品官制中刚好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以他为例子去推测京官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如同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收入所显示的那样，不算实物型礼物，也不算那个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书院束脩收入，只算那些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及团拜银）三项，它们的总数是962.1两。取个整数，是大约1 000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来说应该是不算高的。以这个数字为标准，6 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工资外收入总数达到650万两银子。[24]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这些银子都是地方官赠送的（印结银虽不是现任地方官所送，但捐钱买官的人最终会当官，所以与地方官所赠没有太大的差别），地方官的钱来自下级，最终提供这些钱的是基层官吏，而基层官吏的钱则来自老百姓。这就是说，即使我们暂且不考虑地方官自己的好处，仅仅是考虑地方官为京官所提供的这650万两银子，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8 000多万两银子，这些钱相当于基层官吏收税时要多收大约8％。这意味着什么呢？地方基层官吏为了收取这些费用，他们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家正式的税收标准向老百姓征税的，他们必须在征税时巧立名目乱收费或者乱摊派。这样，帝国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15] 光绪三年十一月八日日记：“余虽穷，而计今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

[16]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他的一首题为“江南司上事讫感赋”的诗，其中有两句：“自怜六十龙钟叟，虚领头司户部郎”，体现了他既顾影自怜又不无得意的心情。

[17] 清代前期各省解送钱粮到户部时每1 000两要加25两，作为银子成色可能不符合标准重铸时用，称为“平余”或“余平”，其实质与耗羡一样。雍正八年减半为十二两五钱，后来还有改革，部分“平余”留在地方作为地方经费，如遇到荒年可用于赈灾（朱云锦《豫乘识小录》之《户部平余案略》，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七）。

[18] 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2月初版）统计该年李慈铭的所有花费为1 706.7两银子、2 707 500文钱。钱是京钱，当年李慈铭日记中提到10 000文钱换1两银子。这样折合成银子共为1 977.45两。考虑到统计时可能存在遗漏以及讨论的方便，这里以2 000两计算。

[19] 他在光绪六年中进士后变成候补才有薪俸，候补薪俸是实授的一半，但历年见于记载的仅16两或32两。本年春夏两季是35两，如果下半年没有实授官职，秋冬两季按理也应有此数。

[20] 王文韶收到的“饭银”有五个来源：一是户部年节饭银，一年三次，共1 076.922两；二是兵部和礼部的饭银，共698.218两；三是钱法堂四季饭银，一年四次，共466.09两；四是捐纳房饭银，除了一月和十月不见记录，其他十一个月（该年有闰三月），每月一到两次，共16笔，总计24 026.05两；五是常捐饭银，从六月起，为105.74两。五类饭银总计26 373.02两。（见《王文韶日记》下册，第593～597页）“饭银”中的大头是捐官饭银，它是捐官的人在向户部交钱的时候强制征收的，它的分配方式是一半归公，其余一半，吏部、兵部分一半，户部分一半。户部的那一部分，堂官（尚书、侍郎）分二成，办捐司官分三成，办捐书吏分三成，办公纸张、油墨占一成。这就是说，户部分到了总数的25％，而户部的堂官分到了这25％中的20％，即5％。饭银分配方案见清人郑世任的《敬陈理财用人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第一册，第364～365页）。此事也可参见伍跃《清代报捐研究》（《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一文，该文统计光绪五年王文韶收到的饭银是23 517.38两，与本文统计的26 373.02两有差异。

[21] 见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的“李慈铭每年饮宴娱乐应酬的费用表”。

[22] 直隶总督裘行简在揭露直隶账目亏空时说：“试令州县扪心自问，其捐官肥己之钱，究从何出？”（《清史稿》卷357）

[2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271页。

[24] 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根据1880年春季版的官员名录（《大清缙绅全书》）统计了该年的汉族京官为2 622名，另外京官中4 000名满、蒙等非汉族京官，两者加起来京官估计在6 500名光景。非汉族京官得到的工资外收入在名目上可能与汉族京官不太一样，但他们在官场上比汉族京官的权力要大得多，所以他们的工资外收入数额应当不会比汉族京官少。《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估算2 622名汉族京官所得的“额外收入”（工资外收入）总额为815.4万两，其中261名正五品郎中一级的“额外收入”平均为6 000两，与本文估算的标准相差较大。从李慈铭的日记来看，6 000两的估算显然是过高了。

三
送礼政治
送礼后面的政治规则

内阁学士缪沅关于朱成元送礼簿的奏折

2006年6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新华社记者采访成思危副委员长，副委员长笑言：“我曾经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见当日新华网报道）中秋节送月饼大概不止是中国人的习俗，但送月饼导致堵车却可能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送月饼只是送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送的大概也不只是月饼。对于中国人来说，送礼与其说是一种习俗，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这里面有许多学问，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

(一)朱县令的送礼簿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山东武定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和泰安府新泰县知县王僧慧实行工作对调。离任有“交代”制度，即离任官员要向接任官员移交账簿、现金和其他财物，办一个交接手续，跟现在的离任审计差不多。

接到离任的通知，朱成元知道有麻烦了。因为他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七月开始任蒲台县知县，至今已有26年之久，历年积累的财政欠账——亏空达26 000余两银子，自己在任是移新盖旧，东挪西补，穷于应付，现在离任，要把这个窟窿一下子给补上，根本就做不到，因此没法“交代”。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用“民欠”代亏空。所谓“民欠”，就是老百姓欠粮未交。老百姓欠粮未交，知县也有责任，但既然是欠粮未交，就可以由接任者继续催交，银子仍有着落，所以还可以交代过去。当然，这种“交代”需要知情的人共同隐瞒，需要给负责经办钱粮的县衙“吏书”（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人员）们做工作。朱成元以知县老爷的身份请这些人吃饭，亲自陪酒，又送礼物，并答应等自己到新泰县上任之后设法弥补，“吏书”们答应朱成元先用造假的账簿来应付新来的知县王僧慧。

没有想到的是，朱成元到新泰上任之后，发现新泰县也有亏空，他不可能挪用新泰县的钱去补蒲台县的欠账。蒲台县的“吏书”们很快了解到这些情况，知道朱成元弥补亏空已无可能，生怕自己被连累，便把假账簿及内情报告了新任知县王僧慧。王僧慧向上级报告，参劾朱成元，事情便瞒不住了。

对于王僧慧的参劾，朱成元采取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应对方式：他也编造一些理由去告王僧慧，并说王僧慧故意把“民欠”说成亏空，是诬陷。按理说，这事并不复杂，在山东省内就能处理，山东全省的亏空很严重，高达260多万两银子，蒲台县的这点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现在不太清楚的是，当时山东的省级官员是怎么处理此事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史料），朱成元的思维又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本来这件事明显理亏在己，他居然派家人张士荣到北京去告御状。既然闹到了中央，小事也变成了大事。但是如果这件事的性质还只是限于清查亏空的话，仍然不足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一件特殊事物的出现，使得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几个省部级高官被牵扯了进去，成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

以内阁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缪沅为组长的中央办案小组在雍正六年五月初抵达济南。一到济南，他们马上调集档案，连续提审相关人员，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上刑的上刑，事情原来并不复杂，调查也很顺利，所以很快就结案了。按照办案的老规矩，中央办案小组组长缪沅应该向雍正皇帝递交一份报告，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做总结性汇报，并请示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报告递上去之后很快有了回复，缪沅接到了雍正对朱成元等人的处理意见。地方官员任职期间出现亏空，一般是要抄家赔补的，这次也不例外。事情到现在为止都还平淡无奇。但是比较意外的是，朱成元的家产有限，按照时价估算，仅值2 860两银子。这说明，朱成元的亏空好像并不是自己贪污了，否则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家产。更加意外的是，抄家抄出了一份新材料，正是这份材料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愤怒，以致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份材料是一些账簿——这些账簿记载的不是朱成元的家庭开支情况，而是朱成元任内给各个上级领导送礼的详细记录，包括有字账30本、无字账1本、散账28页，总共273页。雍正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求缪沅马上派人将这些账簿送到北京去。雍正看了这些账簿，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山东省里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道台、知府，凡是朱成元的上级没有不收礼的，特别是巡抚黄炳、布政使博尔多、按察使余甸收受礼物的情况在朱成元的送礼账簿里面都有明确记录，这让雍正皇帝大为光火。

雍正生气是有原因的。黄炳、博尔多、余甸三个人组成的山东省政府领导班子，完全是雍正亲自提拔点派的，时间在雍正元年和雍正二年。雍正接过康熙的权力棒之后，大力提拔自己信得过的高级官员。黄炳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从浙江盐驿道任上升任山东按察使一职的，此后六年他一直原地踏步，雍正继位之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黄炳被跳级提拔为山东巡抚。按照通常的情况，巡抚是从布政使升任的，按察使要先升任布政使才能再升任巡抚，就像现在副省长要先升任省长，才有可能升任省委书记一样。不仅如此，过了不到一年半时间的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又提拔黄炳为内阁学士，调到中央任职，很快又授予他刑部左侍郎（相当于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实职。这样，黄炳等于成了一个国务委员兼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的重要角色。应该说，黄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了三级跳，升迁速度之快让人目瞪口呆。雍正一再跳级提拔黄炳，对黄炳来说显然有知遇之恩，但是就是这个黄炳，居然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这自然让雍正气愤不已。当然，这只是让雍正生气的一个原因。

此前，地方官员薪俸不高，雍正元年山东开始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地方官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办公经费也已有了充分保证。雍正希望以此杜绝省级官员收受下属礼物的官场陋习。从朱成元的送礼簿来看，黄炳等人并没有因为有了养廉银就不再收礼，这使得雍正的心愿落了空。看来地方官员对他的政策是阳奉阴违，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二个原因。

更让雍正气愤的是，朱成元将送礼簿上的送礼的时间、数额写得一清二楚，但是雍正让人询问黄炳、余甸，要他们自己坦白交代山东任上到底收受了多少礼物的时候，两人竟拒不承认自己曾经收受过朱成元的礼物，更不愿交代当时收受全省下属官员礼物的总体情况，而是掩饰支吾，百般辩解，这是让雍正生气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时候，博尔多、余甸二人也已升迁，不在山东。余甸任顺天府丞（相当于北京市副市长），博尔多任江南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省长）。余甸是进士出身，在官场上一直有清官的名声。黄炳、余甸既然拒不承认，更没有悔改的意思，雍正恼火之余，下令将他们革职，送往山东交由总督田文镜（山东本来没有总督，巡抚是最高长官，因为吏治需要整饬，雍正特意设置河东总督一职，由田文镜出任，此职在乾隆上台之后被撤）、巡抚岳濬审讯，并且说明如果他们还是不肯老实交代，那就动用刑具，大刑伺候。对于身在江南的博尔多，雍正命令代理江南总督的范时绎负责办理，待审出博尔多收礼确切情况之后，将案卷移往山东。黄炳、余甸在山东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的史料没有留下来，只知道审讯的结果是黄炳收受属下以过节名义所送的银子达到199 000两，余甸收受的银子是2 100多两（余甸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很短，从雍正二年闰四月受任，十一月即被召进京，只有半年的时间）。博尔多在江南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则在该年九月二十一日范时绎送呈雍正的奏折中留了下来，博尔多对审案官说的答辩词还挺有意思。

博尔多说，我任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是在雍正元年十月，“到任那时各官照陋规送礼，我一概不曾收受，记得有三四处送些柴米、代仪，我收了些，有二千来银子，又收了些器皿、土物、吃食。但我到任未久，各官尚未熟识，如今再三思想，这蒲台县自然是送了的，还有一个霑化县，其余实在想不起来。我总收过二千来银子，不敢申辩。”博尔多认为收这些银子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巡抚还未奏明养廉，我才到任，故此酌量收了些，到四月交代清楚，我已有了平规，就没收州县的东西”。对于该年五月为母亲祝寿收受济南府官员贺礼之事似乎事实俱在无从辩解，但博尔多也做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博尔多说，济南官员来送礼祝寿，“我受皇上天高地厚恩典，连我母亲、全家体面，故此收了，现在严查，我不敢隐瞒。”博尔多还说自己担任代省长之后忙得团团转，又是负责考试，又是盘查仓库，又是扑灭蝗虫，又是修理曲阜孔庙，事情太多，“在布政司衙门的日子少，原不曾见过这些属员，实记不得是何州县、叫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折原文）

这就是博尔多的交代。既不交代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礼，收了多少礼，甚至也没有一点对收礼的自责，更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这样的交代自然是不能让雍正满意的。范时绎向雍正报告情况时说：博尔多身为高官，不能洁己正身，做全省官员的表率，收了蒲台县的规礼，现在事情败露，还以到任时间不长、在衙门里的时间少、与属下官员不熟悉、事情已经记不得了等为借口，想含糊其词蒙混过关，对此审案官员本想用刑让他老实的，可是正在盘问的时候，博尔多大概是心理压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只能是先给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审。

博尔多最后有没有老实招供我们不太清楚，至于黄炳和余甸，十二月二十日下达了处理意见：黄炳判斩监候，余甸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也就是两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来年秋天执行。至于原来收的礼，自然也要全部吐出来，都着落他们的家属赔补。雍正对黄炳失去信任之后，想到他既然在山东收受巨额节礼银，那么之前在浙江任盐驿道的时候很可能也曾收受陋规，于是命令时任浙江总督的心腹李卫等人彻查，结果是黄炳在浙江的时候收受陋规达到29万两银子，都在别的省份置办产业。黄炳本来出身高干家庭，父亲黄国材曾担任总督，现下任工部尚书，兼管刑部事务；兄弟黄焜也是省级高官，任湖北布政使。李卫本来与黄氏父子有仇，曾向雍正哭诉自己的外甥王佳士在湖北荆门州知州的任上被身为该省长官的黄焜整死，因此我们不太清楚李卫这时候是不是落井下石，因此不知道29万两银子的陋规有没有水分，但黄炳绝不是一个屁股干净的人，他被判斩监候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余甸则显得可惜，这位在《雍正朝起居注》《清史稿》《郎潜纪闻三笔》《清稗类钞》等清代史料中都曾提到的“直臣”、“清官”，只是因为两千多两的节礼陋规银而落得个绞监候的下场，不免让人为之惋惜。比起黄炳来，他的确是小巫见大巫，2 100两相对于199 000两也只是一个零头，他之被判死刑，很大的原因在于认罪态度不好惹恼了雍正。不过余甸后来似乎没有被绞死，据说他回到了家乡福州，从此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生，并以文章、书法为人所称。[25]

(二)送礼簿的内容

雍正六年的这起案件，从一个普通的州县亏空案，演变为一个惊动中央、许多人被革职、有数位省部级官员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转折点是一份送礼簿的出现。这份送礼簿，揭开了一个官场的大秘密。这份在山东的一个偏僻县份县衙的暗淡灯光下记下的，又被送到金碧辉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头上的珍贵材料，已经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我们无从看到其真面目，也无从知道当年的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心情在26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记下他送礼的对象、名目和数额。从后来雍正的圣旨中，我们知道他送礼的对象是他的各级上司，从知府、道台，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但是具体的记录，比如，以什么理由送礼、每次送多少银子等就无从知晓了。这是让人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人们的议论中窥测那长达273页的送礼簿的具体内容。了解这份送礼簿的具体内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告诉我们作为清代的一个基层官员——知县，他需要给他的上级领导们送什么礼、送多少礼，送这些礼对于整个官场和吏治有什么影响。

那么，清代的基层官员要向上司送什么礼？送礼的标准是什么呢？

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解释过当一个基层官员的难处，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龙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林起龙《严贪吏以肃官方疏》，见《皇清奏议》卷七）林起龙在这段话中说到了五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这五种礼是明清官场极普遍的送礼名目，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内涵，以及送礼的标准。

1.“见面礼”、“别礼”

所谓“见面礼”，是说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官员（“属员”）要前往参拜，见个面，认识一下，见面要送礼，所以叫“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上司到任属员第一次参拜要送礼，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经盛行，当时叫“拜见钱”（叶子奇《草叶子·杂俎篇》）。这个“礼”，明清两代都是存在的。州县官员要向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个职务，比如，某省巡抚暂时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职务，那也要送礼，叫作“署印礼”。

“见面礼”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两江总督长鼐的报告，他于该年出任此职，六月十九日抵达南京，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并送银子120两到500两不等，总共有3 800两。长鼐说，按已经送来的银子和还没有送来的下属各司、道、府官员数目估算，礼银大概有一万两（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长鼐奏折）。这就是说，在康熙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见面礼”一万多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有400多万元。

清代江南省所属地区《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代的两江总督管辖较广，“两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的范围。两江总督所辖属官，有4个布政使、3个按察使、15个道台、29个知府、40个同知、34个通判、9个直隶州知州、8个知州、187个知县（此据1848年秋季本《秩爵全览》，政府机构设置清代变化不大，所以康熙后期与道光年间没有大的区别）。

长鼐的奏折中提到送礼的官员是司、道、府，送礼的标准如果以布政使500两、按察使400两、道台300两、知府200两来计算，那么可以得到礼银13 500两。如果州县也送礼，每人以100两计，可得19 500两。两者相加，礼银超过30 000两。就算州县级别不够，没有向两江总督送礼，知府送得少的只有120两，那么总数达到一万两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两江的情况，四川的情况与之相似。在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两万两银子，全省各衙门都要送，布政使、按察使、道台要千两，府、厅、州、县按照其职位收入的情况送，或400两，或300两，或200两,或100两不等（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

由此可见，送“见面礼”是一个全国官场的普遍情况，山东的官员没有理由不送，其数额应该也差不多，州县送一次不会少于100两。

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名义上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这项费用的享用者，有时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比如，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银4万两，送的时候要同时送家人门礼4 000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4万两礼银禁革了，但家人门礼4 000两仍然照旧收受，自己到任还是按照这个老办法收（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按照官场送礼通常的习惯，送礼时要有小费，叫作“随封银”，百分之十是“单随”，加倍则是“双随”。盐商送4万两银子的礼（这项银子实际上是“盐规”，即食盐方面的陋规），要送4 000两的“随封银”，这是“单随”，它名义上是给巡抚家人做“门礼”的，但从湖北巡抚的做法来看，它实际上不归家人，而归官员本人。

送给家人的门礼标准，据湖南巡抚布兰泰的调查，湖南巡抚衙门的门礼标准是这样的：上县（钱粮较多的县）10两、中县8两、下县6两，道台、知府在县令的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按察使还得在道台、知府的基础上再加倍。布兰泰到任半个月，来参见的官员共有18位，所收的门礼共216两，平均每人12两（雍正四年二月一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

布兰泰说的是湖南地方官员求见巡抚时的门礼标准，其他衙门的标准他没有说到。如果以一个州县官员为例，他求见各级上司送门礼的标准怎么样呢？山东的标准是这样的：巡抚衙门16两，布政司、按察司衙门8两，粮道衙门12两，驿道衙门5两，兖宁道衙门8两，巡道衙门5两，本府、本州衙门16两，同知、通判衙门三四两（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我们可以算一下，州县官员一年中如果见上司50次，平均每次10两，他用于“门礼”的费用就是500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只见二三十次，也要二三百两银子。

2.“节礼”

广西巡抚高其倬关于节礼的奏折

“节礼”，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中国一年中有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在这些节日里，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以示祝贺的，就像现在的中秋节送月饼一样。清代官员本人的生日对于下属来说也算是“节”，下属也要送礼，与三个传统节日加起来就是“四节”。

“节礼”的馈送标准，广西的情况比较清楚。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12 400两，具体标准如下（康熙六十年五月初二广西巡抚高其倬奏折）：

这是送给巡抚的，送给布政使的没有这么多。其情况是，土司州县没有馈送，其他九府每节40两，63个州县或12两，或24两，合计算来，每节可以得银1 300多两（雍正元年六月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奏折）。

广西是个穷地方，州县官员的收入少，所以送礼的标准也比较低，但巡抚一年所收节礼也有一两万两银子。在山东，巡抚的节礼据朱成元案中被判死缓的黄炳此前所说，高达6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黄炳奏折）。其他各省的巡抚，比如，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贵州最少，是7 000两。

3.“贺礼”、“谢礼”

“贺礼”，是祝贺上司“生辰喜庆”等喜事时送的礼，它包括送给官员本人的“寿礼”（也叫“生日礼”，算入节礼），也包括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等时节送的礼。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处的博尔多，在山东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内给母亲做寿时都有官员送礼。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山东任上，“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值多少钱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推荐任官或保荐升官所送的礼。

除了上述的多种“礼”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盘库礼”也是很常见的。所谓“盘库”，意思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有没有问题，一般是一年查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与检查春秋两季的税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关。咸丰九年（1859年），张集馨回答皇帝的询问说到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1 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雍正二年代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折中则说到广西不仅有“盘库礼”1 200两，还有“阅城礼”1 000两，是视察部队时军官们所送的礼。另外州县官员招待过境的高官，高官随从人员会索要“抄牌礼”、“过站礼”等名目的陋规。

送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是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送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当然也有只送贵重东西而不送银子的情况。实物中的土特产叫“土仪”。当然，每次送礼时还要送“随封银”，或“单随”，或“双随”。

以上名目繁多的“礼”，大概就是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应该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礼簿中可能记录的内容。那么，朱知县每年为了送礼要花掉多少银子呢？据权威人士田文镜说，没有个三四千两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问题是，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山东州县官员养廉银是1 000两，这还是雍正改革后才有的补贴，在这之前只有45两银子的俸银，要支付这么多的“节礼”，怎么办？它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迫使山东州县官员在征收钱粮时以“火耗”等名义浮收；另一个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属于国家正式财政收入的银子，这样就导致亏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台县任上的26年共亏空26 000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亏空1 000两。山东全省，据田文镜说亏空达到200多万两银子。如果也以26年来计算，平均每年落下的亏空大约是10万两，山东共有一百多个州县，平均下来刚好是一个县1 000两光景。由此可见，蒲台县的亏空处于平均线上，这意味着朱知县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种特别贪婪的官吏。

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送礼与州县加派“火耗”的关系。山东有一百多个州县，每个州县每年送给上司的“礼银”如果是3 000两，那么总额就达到30多万两。而山东的地丁钱粮是300多万两（山东的税收主要是地丁银，其他方面较少）。这意味着，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换句话说，山东的老百姓为了官员们的“礼”，要在法定税收之外多付10％。

(三)不送礼行不行

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只能向老百姓伸手。在这种到处都要送礼的官场秩序中，如果一个州县官员想做清官，他能不能做得到？或者换个意思说，一个州县官员不送礼行不行？答案很简单：不行，绝对不行。

之所以说不送不行，这是由送礼的对象决定的，要知道下列几类人都是得罪不起的，否则公事很难公办。不能不送礼的人包括：1.上级，特别是顶头上司；2.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3.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4.钦差或“过客”；5.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除了这几类人之外，还有两类人也是必须送礼的，不过情况比较特殊，留待后面再说。

1.不能不给上级送礼

为什么说不能不给上级送礼呢？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将乐县当知县，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当官除了俸禄其他都是贪赃，你们不要连累我。”衙门里有两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李皭指着桂花树说：“这树是官物，你们有谁敢擅自攀折的，我饶不了他。”可以想见，李皭不会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李皭当了三年官之后丢官回老家。记叙此事的《清稗类钞·廉俭类》说到李皭丢官原因的原话是这样的：“居三年，上官有索馈者，无以应，遂去官归。”

清代官帽：暖帽（冬春季节戴）和凉帽（夏秋季节戴）

不给上级送礼，就难以保住乌纱帽。

李皭的遭遇肯定不是个别现象。雍正二年，杭州人汪景祺在给他带来灾难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说当时吏治最坏的是陕西，几十年来，陕西的省级高官——督（总督）、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都是旗人，他们除了搜刮财产、喝酒听戏别的什么都不会，下级为了讨好他们只好加征杂派，偶尔有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去送礼，就不能保有其职位，甚至有致家破人亡的。汪景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五月二十日记，“西安吏治”条）

咸丰四年（1854年）、咸丰五年，一个叫何绍基的人作为学政在四川各地主持考试，结束后他向皇帝报告，说他到地方上接触了一些官员，他们都为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给总督、藩台、臬台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道台和知府的三节两寿和到任规礼，多的达到一万几千两，送给上司的这些礼和国家正式税收没有两样，绝对是不能少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

2.不能不给上级身边的人送礼

上司本人的礼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同样不能少。上司身边的人包括亲属、幕友、仆人、随从等。

江苏巡抚吴存礼是在雍正上台之后兴起的政治改革风暴中最早落马的人之一，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二日被革职，在审理过程中，吴存礼的家人王国玺交代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送礼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京城的高官和王公贵族之外，还有诸如送工部尚书之子沙碧汉560两、施世纶胞弟施世范200两、李中堂之婿黄观光600两之类的记载，显然这些人都因为是高官的亲属才得到好处的。至于家人，则有给阿其那（康熙第八子胤禩）的家人刘老公、佛大人银子26 400两，塞思黑（康熙第九子胤禟）的家人哈姓25 600两的记载（署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具折时间不详）。[26]

吴存礼送礼名单（局部）（无具折时间）署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陈元龙是清官，在这个名单中也有受礼2 720两银子的记录。

幕友也称师爷，是清代官员私人聘请的公务秘书，协助官员处理钱粮（财政、税收）和刑名（司法、审判）事务，在公务活动中影响很大，所以为了顺利完成公事，下级也需要“打点”上级的幕友。在晚清的四川，州县送给幕友的节礼费用也很惊人。据晚清熟悉官场情况的四川人周询介绍，当时各府、厅、州、县官员对总督、布政使、按察使、盐茶道的幕友在“三节”都需要送“节敬”（节礼），每节多的要送20两或更多，少一点的是10两，最少的也要4两。故此这几个衙门的幕友一年的收入连带“脩金”（聘金）多的话能有七八千两，少的也有三四千两（《蜀海丛谈》卷二）。考虑到官员给他们的聘金最多不过2 000两，所以他们从“节敬”中所得的好处最多可达五六千两，是脩金的三五倍。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四川府及以下的行政单位多达150个，每节一个单位送20两，那一次就是3 000两，即使每节只有10两，一次也有1 500两，三节就是4 500两了。

上司身边最让人讨厌的还有一种人，那就是看门的家人，每次下级官员要见上司，在门房等待家人通报的时候都要送“门礼”（门敬、门包），其标准可见前文提到的湖南、山东的情况，下级官员因“门包”问题而屡屡被挡驾的实际情况则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咸丰十年（1860年），张集馨在福建当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按理说布政使官已经够大了，省里除了总督、巡抚就数他大，他要见上司是不应该受到刁难的，但是仍然没有例外。当时的闽浙总督是庆端，他的门房名字叫张七，这个人不仅要收“门包”，而且要求门包是足色的库平银子，送门包时要立即拆封过秤，如果分量不够就掷还给你，当然你也就进不了门，要等你补齐了再来拜会。张集馨上任后去见庆端，由于是第一次不知道规矩，给的是洋元，结果在门房过秤的时候少了6分（分是两的百分之一），门房居然同样不给代省长面子，“立时掷出”。张集馨气坏了，但考虑到庆总督已经说他性格太刚硬，为免再给领导一个不好印象只好忍了，让家人再加一钱（银子一钱等于十分）送去才算摆平。以后每次去见领导，他吸取教训，都主动把门礼银子的分量送足。

张集馨的经历不是唯一的，安徽按察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该按察使到任后去拜会巡抚，看门的索要门包，问要多少，回答说一百，于是该按察使让仆人到一个知县那里借一百大洋，该知县亲自把钱送来，按察使表示感谢，对他说：“这么点小事，你何必自己亲自送来呢？”把一百大洋给门房，门房说：“一百是一百两银子，不是一百洋元。”（100洋元只值72两银子）该按察使没办法，只好对送钱来的知县说：“麻烦你要借一百两银子，你自己不要亲自来了，让仆人送来就行了。”知县去后，让仆人送银子来，按察使把一百两银子给了门房，门房说：“还有‘小包’呢？”问“小包”是多少，回答说：“十分之一。”（所谓“小包”就是随封银）该按察使勃然大怒，把门房臭骂了一顿，旁边的人见事情要闹大，便来劝解。该按察使终于见到了巡抚，火气还没有消下去，抱怨说：“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些，门房说一百，我借了一百元，又说不是一百元，是一百两，给了一百两，又说要小门包，像这样种种刁难，让人怎么受得了！我从清早到这里，已经十多个小时了，这才见到您，我好歹也是一省的按察使，门房对我尚且如此，对那些府、州、县及佐贰小官更是不用说了。希望大人把门包的规矩定得清楚一点，否则大人的名声会被这些下人败坏的。”巡抚听了不好意思，对他说：“你别生气，我会惩罚他们。”第二天巡抚回拜，并把一百两银子还给按察使。按照通常的礼节，上级回拜，下级要挡驾，以表示不敢当，这个按察使大概气还没消，居然不顾礼节地请巡抚见面，巡抚退还的一百两银子也不客气地收下了，这让巡抚很难堪（《清稗类钞·奴婢类》）。

这个故事中的安徽按察使脾气比较大，可能也是三番两次地出状况太让人生气了，所以才有让巡抚难堪的举动，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他那样不计后果，而是会像张集馨那样，忍气吞声，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据张集馨说，庆端认为“属员多送门包，才是看得起主人”，所以庆总督的家人“益无忌惮”，根本不怕你告状。由此可见，门包是不能不送的，上司的仆人也是要小心应付的，所谓“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3.不能不给上级衙门办事人员送礼

除了上司身边的人，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同样不能不送礼。有这样一个“良吏被劾去官”的故事，说的是广东增城知县夏熙泽“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绝不一应”，结果那些胥吏“百计中伤之”，后来找了个关押盗贼犯中死人过多的理由让夏知县丢了官（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卷一）。

4.不能不给钦差送礼

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都不能不送礼，朝廷派到地方的“钦差”更不用说了。雍正元年，广东发生了一个钦差对广东官员送的礼不满意而大闹广州的事件。

按照康熙时代不成文的规矩，钦差大人到广东出差，离开时广东方面要送“程仪”。雍正上台之后，吏治转严，不允许州县官员向百姓加派税费。钱少了，“程仪”虽然还在送，但已无法按过去的标准来执行。雍正元年，一个叫涂天相的官员到广东出差，回京的时候，省长（布政使）王朝恩给涂大人送了一个1 200两的大红包作为“程仪”，另外再送一个120两的小红包给随从人员。按理说，王省长已经尽了心，礼节还是很周到的，“程仪”也送了，随封银也送了，想得很周全。没有想到的是，涂大人非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是非常的不高兴，拒绝收下红包。原因是，涂大人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涂大人说，两三年前，钦差的程仪是3 000两，现在你们只给1 200两，你们是不是看人下菜，瞧不起我？王省长千解释万解释，钦差大人还是不收。王省长知道广州市市长（知府）郭志道与涂大人是同乡，便请郭市长出面做工作。涂大人看在郭市长是老乡的面子上收下了1 200两的红包，但是心里仍然气不顺，于是就想办法消气。郭市长自己送了40两银子作为私人礼物，涂大人大为生气，认为郭市长不够尊重自己，这么点小钱都好意思拿出来，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搞得郭市长很没面子。这还不过瘾，涂大人又批评南海、番禺两县招待得不好，要把相关招待人员抓起来，并拿了用刑的器具，看来想大刑伺候，害得那些招待人员怕得躲了起来。南海县县长（知县）宋玮有点生气了，便带了刑具把招待人员抓起来押到涂大人住的宾馆，让涂大人发落。这让涂大人下不来台，觉得宋玮是羞辱他，于是在下船离开的时候，让随从把在河岸上伺候的轿子都打碎了（雍正元年十二月六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折）。

涂大人对广东方面的不满显然有他的理由。所谓“程仪”，在有些地方叫作“大人费”，是专门为了招待“钦差大人”而设的专项基金，应该给多少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标准，“大人费”的多少意味着地方对“钦差大人”的尊重程度，现在涂大人拿到的比别人少，他当然有理由生气。从这个事情看来，给钦差大人送礼不仅不能不送，而且在规格上都有标准，绝不能含糊，否则是会出事的。

5.不能不给京城高官送礼

钦差是出了京的“大人”，没有出京的“大人”同样不可轻视。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皇室、王公大臣和他们身边的人也是不能不送礼的。“冰敬”、“炭敬”是众所周知的送礼名称，这两项费用表面看起来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其实是过节费，是在端午节和春节送的，其中“冰敬”比较少，“炭敬”送得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这是常规送礼，有关系的人都有份，地方官员在特定的时间会专门派家人进京送礼。除此之外，还有非常规的送礼。如果说常规性的送礼是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话，那么非常规的送礼就有加深感情、进一步搞好关系的用意在。地方官需要京城高官照顾，特别是在升迁、保持地位等方面需要京官帮忙，这就不得不送礼，这方面送的礼数额比常规性的送礼花费要多得多。

上面提到的江苏巡抚吴存礼，家人交代的送礼金额高达515 708两，如果从他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任云南巡抚的职务算起，到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被革职，那么14年间平均每年大约是4万两。送礼的对象除少数的地方官员（每人仅200两到600两不等，比如，曹雪芹的父亲、南京织造曹540两，杭州织造孙文成600两），绝大部分是送给中央各部院长官，六部尚书、侍郎自然都送到了，其他内阁大学士（中堂）、奏事大人、乾清门大人更不能少，满洲将军、都统也是不能没有的，至于他本人是汉军正红旗人，那么本旗的佐领也不能没有。比较惹人注目的是康熙朝以清廉著名的大学士李光地和吏部尚书张鹏翮也分别受礼2 560两和1 000两。

地方官向京城高官送礼，又如，被查处的原山东布政使程光珠，他六年之中光是送给隆科多的就有一万多两银子，除了被“勒索”的5 000两之外，他每年要送隆科多“盘缠银”800两，六年共4 800两；隆科多50岁生日时送“寿仪银”2 000两；隆科多封公爵时送“贺银”1 200两；外修祠堂帮银500两；又送骡3头，价银350两；送马4匹，价银280两。算下来，总共送了9 130两（雍正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折）。

6.不能不送的特殊的礼

除了以上这些人必须送礼之外，地方官员还有两项比较特殊的“礼”要送。一是在升官、转任时进京“请训”（向皇帝请求训示），离京时要给同年（同学）、同乡及籍贯在任官所在省的京官送“别敬”，据张集馨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记录，每次都要一万多两。不过有资格进京“请训”的官员官职要在道台（含）以上，基本上是省级官员。他们从下级官员那里接受的礼物有很大一部分就通过这种形式送给了京城里的各种人。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礼”是送给皇上、皇后的，每年的四节——万寿节、千秋节、长至节、元旦节，地方高官都是要派人进京送礼的。皇帝的生日称“万寿”，这一天是“万寿节”，皇后生日那天是“千秋节”。长至节就是冬至，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所以古人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候，是值得庆祝的，《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独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这一天皇帝要举行祭天大典，称为“冬至郊天”。京城百官要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大员也要派人送贺表及礼物向皇帝表示祝贺。地方官员在皇上万寿、皇后千秋、长至节、元旦节等节日向皇帝送礼，在地方等于下级官员向上级送“三节两寿”礼。

清代官服补子

清朝官服的前胸和后背缝缀有用彩丝或金线绣成动物图案的补子，以此标识官员的品级。文官的补子绣禽类，一品为鹤；武官绣兽类，一品为麒麟。上图分别为文一品和武一品官服补子。

除了这些特别节日，地方高官也在其他时候向皇帝送礼，以表敬意。在进贡的时候超标准送礼更是常见的事。礼物虽然表面上说可以是一些地方土特产，但实际上送给皇上的礼自然不能是不好的，也不可能是不值钱的。至于这些钱从哪里来，那自然是向下级要了，有时候地方上也搞摊派，地方大员向下属以向皇帝进贡的名义收钱，有时候收的钱大大超过送给皇上的礼物的价值。乾隆时代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就以办理贡品的理由向州县官员摊派，其中皋兰县一年就被摊派二三千两银子，而实际上，进献的贡品只值几百两银子，当然被摊派的肯定不止皋兰县一个县，多出来的钱自然落入勒尔谨个人的腰包。[27]

地方大员在向皇上献礼的时候，自然也得向为皇上看管家门的人——太监送礼，这和地方上的“门包”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这个门包的数额要大大超过地方上罢了。在吴存礼送礼簿案中，他送给太监魏珠的银子有20 770两。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国家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者都不能不送礼，就是对君主也不例外。”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四)送礼作为政治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中国人向以礼仪之邦为荣。不过，送礼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

礼尚往来。礼的特点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尚往来”的“礼”的特点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礼”，而是另外一种东西。那么，“礼”到底是什么？

孔子有一回非常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如果这都能忍，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忍的。是什么事情让温文尔雅的夫子如此生气呢？原来只是因为看不惯人家观赏舞蹈。人家观赏舞蹈关你孔夫子什么事？你又有什么理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认为自己绝对是有生气的理由的，因为人家越“礼”了。原来按照规定，观赏舞蹈是有等级的，天子可以欣赏八行八列的64个人的舞蹈，而诸侯只能看六列，卿大夫只能看四列，士只能看两列。鲁国的季氏在身份上只是卿大夫，按“礼”只能观赏四列的舞蹈，而如今却公然在院子里观赏八列的舞蹈，这在孔子看来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从这个著名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实质又是等级福利，也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绝对不能混淆。这种福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观赏舞蹈这样的小事。

所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这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

那么，上级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些“福利”？自然是因为上级手里有权力，而权力是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是减少或增加，减少他人福利是“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赐福/利权”。上级对于下级来说，正是因为拥有这两种权力，所以下级不得不送礼，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28]在传统政治中，上级拥有对下级的支配权，下级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级的意志所决定，上级可以包庇下级，也可以找理由惩治下级，所以王道台敢于公开宣称，送了礼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送礼的就等着革职吧。由于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为了避免个人福利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上级的“福利”——送礼是一种方式，巴结奉承也是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物质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

送礼作为政治，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对于这种格局，咸丰四年（1854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分析说，基层州县官员要向上级送礼，这和国家财政收入一样，是不能短少的，而州县官员的上级——“司、道、府、州又以所得于属吏者，各效纳于上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奏折，《东洲草堂文集》卷二）。这就是说，每一级下属都要向上级送礼，上级在得到“礼”之后又再送给上级，就这样这些银子从县里流到市里，又从市里流到省里，再从省里流向北京。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机制。这，大概才是送礼的真义。

各级官吏在送礼政治中都得到了好处，增加了个人福利，那么“福利”损失的是谁？

清代的一位官员分析说，州县官员的上司向州县索要礼物，“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遇词讼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奏折）这段话指明了所谓的“礼”有三个源头：一是“向民摊派”，二是“取库银”，三是“遇词讼案勒索”。第一个是向老百姓摊派，巧立名目乱收费；第二个是挪用国库的银子；第三个是在司法审判的时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钱财。[29]这三种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乱收费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挪用国库银子造成了亏空的局面，亏空后会想方设法向老百姓伸手；司法审判时勒索钱财破坏了社会公正。说到底，“福利”损失的是老百姓。

[25] 本节关于此案的叙述参考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中的（无具折年月）缪沅奏查朱成元家产价值人口折、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署理江南总督印务尚书范时绎奏报遵旨审讯博尔多收受朱成元及属官规礼情由折、雍正六年四月六日浙江总督李卫奏陈亲甥王佳士为黄焜黄炳兄弟挟仇排陷致死折等奏折，《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一到七十三、《雍正朝起居注册》中雍正六年七月到十二月关于此案的相关记载，《清代满汉名臣传·汉名臣传》卷十二缪沅传，乾隆《蒲台县志》《新泰县志》等材料，为避烦琐，不一一具明。

[26] 关于吴存礼送礼案，《清史编年》记叙说：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江苏巡抚吴存礼因事革职……查明以其贪婪所得，广泛‘馈送’康熙朝大小官员及太监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计银四十四万三千七百余两。其中有：大学士嵩祝、王掞，王顼龄、白潢、李光地等，尚书赖都、陈元龙、张鹏翮、赫奕、田从典、穆和伦、孙柱、巢可托、孙渣齐、陶赖等，总督赵弘燮、满保、鄂海、常鼐、赫寿、赵世显等，太监魏珠及皇三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五子之太监、家人等。”（史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四卷雍正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文中说计银443 700余两，所据《清世宗实录》卷五，《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实际上，按奏折中所提供的送礼簿统计不止这个数。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九，勒尔谨供词，转见卢经：《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29册，总第16462页，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巡按陕西等处御史聂玠题本，转引自韦庆远：《〈明清档案〉与顺治朝官场》，《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

[29] 在军队下级军官为了筹集礼银，做法则是“虚兵扣冒”（雍正元年四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折）。“虚兵”是吃空额，即有名额而实际上没有兵，这样领了军饷就归军官，“扣冒”是克扣下层官兵的军饷，使士兵不安心于当兵，两者都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

四
跑部钱进
清代中央衙门的“部费”问题

户部官员名单《大清缙绅全书》乾隆三十年春季本

“跑部钱进”作为一个现象引起社会关注，大概是从2005年12月国家审计署署长点名批评驻京办开始的。当时媒体报道，李金华在谈到对预算资金审计监督时说：“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设立的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跑得多，了解的部委情况多，谁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由于中央部委有项目审批权，还有转移支付款项，所以地方政府就想方设法争取，争取是有竞争性的，为了竞争成功，“钱进”自然也就免不了。

“跑部钱进”作为一种现象，并非现在才有，而是早已有之。历史上，跑部的钱称为“部费”，是一个皇帝下旨也革除不了的乱收费现象。

(一)曾国藩、李鸿章的烦心事

清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即将被彻底消灭，这场从咸丰元年（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历时近二十年的社会大动荡终于快要结束了。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让湘军、淮军的主帅曾国藩、李鸿章有点烦恼的是，军费的报销遇到了一点麻烦。麻烦的倒不是担心皇上说他们花钱太多——他们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点钱皇上大概也不会太在意，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没有意见，那曾、李还有什么要烦心的呢？

让曾、李烦心的是“部费”。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这个过程，和现在一个单位的财务报销制度是一样的，户部如同单位的财务处，户部长官——尚书如同财务处长，皇上就是帝国这个大单位的“一把手”。

从报销流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报销是否顺利，关键是户部的审计，其他都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但是户部权力的真正体现不在审计，而在“批驳”——如果它说你的报销项目不符规定，说你有造假账的嫌疑，那你的报销就不能通过。户部这么说完全是工作职责，它有严肃财务制度的理由，而且理由非常正当。但是，这却是申报部门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顺利报销，避免被批被驳，申报部门就得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在历史上就叫“部费”。它跟现下跑部钱进的“钱”很相似，所不同的只在于，现在跑部钱进的“钱”大概多是花在“部”里有审批权的大人物身上，而历史上的“部费”主要是落入“部”里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书吏的腰包，而这又与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

谁都知道，财务是一件琐碎而复杂的工作，用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的话说，是“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苛驳宜禁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六）。因此，要对送审的报销账目进行审计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为了严肃财务制度，避免在报销中弄虚作假，审计过程要很认真细致，需“按照则例，逐款详核，凡动用银、米，核与则例相符者，必查对底案，始准报销，以归核实”（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福康安奏折），这又显得不仅要有财务制度——“则例”的知识，而且审核过程很耗心力。在明清时代，这项工作本来是户部官员的职责，但实际上都是交给被称为“部吏”的户部书吏去做的。

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办公室里底层的文员，他们的上面有许多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问题是，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很少有人懂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更不愿把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意把时间、精力花在喝酒、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做文章。对于那些琐碎而无聊的财务报表，以他们读“四书五经”所获得的教育是不大懂的，同时他们也看不起那些琐碎而无聊的工作，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书吏，通常就是在书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签签字，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书吏手上：书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上签字；书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30]

书吏在正式规定中则是一些没有地位的人，类似临时工，按规定五年一聘，不能连任，他们不仅常常连正式的工资都没有，甚至连一点伙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手。更不合理的是，书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买。另外，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书吏的正式编制只有200多个。书吏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这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找他们办事的正编书吏来负责。

这一切，给了书吏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作“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靡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当然有时为了避免上级的怀疑，也要搞搞假批驳，“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这样经过了批驳，上级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三）。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几乎所有想报销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麻烦，现在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要解决，以曾、李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的地位，以两人挽救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的身份，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1830—1908），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的回扣。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的回扣。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 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银子（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八）。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的8 000万元。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1818—1884），李当时是江宁（南京）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省长。李自己与户部的人不熟，他是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部费”，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优惠（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即便只给8万两，筹措也需要伤脑筋，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念在他们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捻军的卓越功勋的面子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二)禁革“部费”

同治七年的军费报销案只是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特殊功勋，皇上看他的面子对军费报销免予审计。但从这一案例来看，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要受“潜规则”的制约，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部费”是必需的，而且，要报销的不止于军费，要办的事也不止于报销，自然，中央也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否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这才是“部费”的真正含义。所谓“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广东的一位市委书记说，某部委的人告诉他，“现在拿张凳子给你坐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因为天津的书记来也是站在那里的”（2008年3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新快报》报道）。

道光二年（1822年），御史（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佘文铨向皇上递交了一份请求革除“部费”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需要交纳“部费”的事项，除了报销要交“报销部费”之外，奏销需要交“奏销部费”，这两样是属于户部事务的；吏部（类似中央组织部）主管官员的任免、升降、调补、处分等事务，刑部（类似司法部）主管刑名案件，需要交纳的“部费”不叫部费，而叫“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等；工部（类似建设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类似国防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和监制、修筑城墙等事宜，所有这些过程都有部费，名称叫作“讲分头”，大概就是吃回扣的意思。部费数额通常达到五六万两，多的甚至要三四十万两（道光二年十月初九上谕）。从佘御史的奏折来看，基本上是无“部”不“费”，无事不“费”，要办什么事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道光二年禁革部费上谕

其实下一级衙门到上一级衙门办事要交钱，这在帝国时代不仅仅存在于中央衙门，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一样，这就像一个县要设驻京办事处，同时也要设驻省办事处、驻市办事处一样。清代中央衙门有“部费”，到省里的布政司、按察司办事也要有“司费”（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同样的道理，到总督、巡抚衙门办事要交“院费”、到道台衙门办事要交“道费”、到知府衙门办事要交“府费”。

清代地方向中央衙门交纳“部费”的事是省级官员派家人进京打理的，这些家人大概就是现在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了。在省里，则叫“坐省家丁”、“坐省家人”、“坐省长随”什么的，在府里，则相应地叫“坐府家丁”、“坐府家人”、“坐府长随”。在省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处理办法，即不派专人，而特聘布政使衙门（相当于省政府）看门的人兼任，凡是全省官场的情况及时向州县和知府衙门通报，这种人叫作“坐省条子”。在云南，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作“打幹”（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这估计和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

书吏索取“部费”，不给办不成事，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

“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自然不会自己掏钱，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这是地方行政系统的情况。在军队系统，则是上级军官向下属摊派，最后是克扣底层士兵的军饷。军队方面的事情姑且不说，仅就地方行政系统来说，按照道光二年御史佘文铨的议论，州县官员对于顶头上司摊派“部费”自然没有办法抗拒，但他们“焉肯自己出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这又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对于皇上的江山来说有不利影响，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会”大概是会计的意思，“考”类似审计，“府”是衙署，所以会考府相当于审计署），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能否彻底解决“部费”的问题呢？

会考府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设立，主持事务的都是雍正最亲近、最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亲王永祥、舅舅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下面的办事人员，包括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两名，主事各三名，笔帖式十名，还有一些书吏，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专门办理审计的衙门。凡是财政收支审计方面的重大事务，报到中央部门后如果要驳回的一定要送会考府审计，由会考府审查其是否符合规定，是准予通过，或是驳回。这样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费”了。不过，会考府人员有限，它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都进行审计。更重要的是，会考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难道就不会贪污、不会索取不叫“部费”的“部费”吗？（关于会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会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叫崔致远的中央官员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说，假如害怕中央部门的官员对国家法规、政策阳奉阴违而不能完全信任，那么怎么知道新设的会考府官员就都诚实可信？弄得不好的话，怕是为了革除弊病而新设一个衙门，最终却因新衙门的设立而弊病更多。[31]

从雍正发布的上谕及会考府最终被取消的情况来看，崔致远的说法恐怕是不幸言中了。雍正在上谕中说，各省大臣题奏事件，都经过我亲自批览，然后交给中央部门核查处理，而回复都是经我个人决定，为什么各省大臣对自己的题奏事件还那么不自信，甘愿受中央部门书吏的欺骗，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另外，会考府是我新设立的特别为稽查中央部门弊病的机构，会考府的大臣们，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索要手续费（“使费”）的道理，现在听说有一两个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费用，这真是岂有此理；以后这类事件永远严令禁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派人来京料理“部费”，那么一经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这道上谕来看，地方上不仅没有因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费”而真的不再送“部费”了，相反，现在多了一个会考府，“部费”也就得准备两份，一份给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一份给会考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使雍正意识到会考府虽然“有益于察核”，但衙门设立一久，一切都浮于形式，“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这个存在了三年的机构（《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三》）。

(三)官穷吏富

既然“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东富西贵”的特殊现象。

官穷吏富，清人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所记载的一个工部官员和工部书吏争妓女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说，北京有个叫红玉的歌妓，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说话还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时，工部的官员常常到这个歌妓家里聚会。后来，这个歌妓却被工部书吏王维寅花2 000两银子买去做妾，这让工部的一班官员大失所望。工部官员们跑来和陈恒庆商量说：“王维寅只是一个书吏，是我们的手下，现在夺走了我们喜爱的东西，实在可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和红玉见一面？”陈恒庆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马相如’的汉代印石，这个人珍惜秘藏，从不拿出来给人看。他的一个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还的意思。这个人就对上司说：‘我生平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这块印。’如果王书吏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那该怎么办？所以啊，你们只能单相思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双胞胎，陈恒庆再和那班工部官员开玩笑说：“你们的相思病好了没有？”那班工部官员都说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工部的官员只能到歌妓家里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书吏却可以拿出两千两银子把歌妓买回家去做妾，独享专用，害得工部官员们害相思病，连望梅止渴都没办法，由此可见书吏们确实比他们的上司有钱。

李慈铭论中央衙门书吏《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记

书吏有钱，而京官却很穷，偏偏京官又是书吏们的顶头上司，这让京官们颇为愤懑。比如，晚清在户部任职的名士李慈铭，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有个姓杜的朋友给一个姓顾的书吏当家庭教师，每个月的报酬是10两银子，一般的王公家庭请家庭教师最多不过花费四五两，而中央衙门书吏请家庭教师的费用竟然常常多达数十两，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却“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李慈铭自己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穷京官，地位比他低的书吏却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这让他很气不顺。

(四)灰色收入

书吏们很有钱，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按照晚清冯桂芬的说法，由于他们做事隐秘，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冯桂芬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300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1 000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得也多，当然更不止1 000万两。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 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4 000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来源按三七开算，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其他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多达1 400余万两，如果以4 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在收税时要多收35％。冯桂芬的估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个估计，同时看看书吏们到底享有多少好处，这些好处是如何分配的。

清代的书吏按其身份来说分为三种，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将他们分别叫作“正役”、“帮役”和“白役”（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的书吏，一般称为“经制书吏”，按规定是五年一任，任满必须辞退。

“帮役”是编外书吏，是没有正式编制，帮助“正役”干活，相当于副手、做些抄抄写写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是“正役”自己花钱雇请的人或所带的徒弟，由于事情多干不过来，所以要请帮手。

“白役”是挂名书吏，花一些钱在衙门里弄个身份，实际上不去上班，官员常常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不过，“白役”虽然不到衙门报到上班，但有了一个身份却可以唬人。在北京的步军统领衙门，他们被称为“圆扁子”（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在地方上，如汉口，人们称他们是“四百二”，因为他们花了“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当挂名书吏的另一个作用是避免被人欺负，“或家有田产，藉以支持门户；或居乡被人欺凌，藉以御抵外侮”（田文镜《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

全国到底有多少书吏呢？“正役”因为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所以有一些材料记载，虽然没有十分精确的全国统计数字，但可以大致估算，相差不会太远。至于“帮役”和“白役”到底有多少就很难弄清楚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情况既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之内也有变化，研究者因为接触的史料的不同，做出的估算相差很大。

正役在清代，据乾隆年间的《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 294名，其中户部人数最多，有226名。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则例》则记载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 184名，其中户部书吏是240名。由此可见，清代中央衙门书吏定额是1 200人光景，户部书吏超过1/6。

地方书吏也有定额，据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则例》统计，顺天府及所属23个州县有吏额420名，河南省所属州县众多，总共有2 138名，江苏省州县较少，吏额也少，仅1 512名。

据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代省长（署理布政使）王谟在奏折中说，广东省的经制书吏除了总督、巡抚、按察司衙门之外，其余大小衙门共有书吏1 700多名。加上未算进去的省级衙门书吏，总数在2 000名光景。广东各级衙门的数量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上，大致也可以看作全国18个省份（不算东北）的平均数额，由此可知全国各省正式编制的书吏是36 000名光景。如果以全国衙门的平均数来看，全国有各级衙门2 000多个，平均下来一个衙门是十几个人，这和正式规定相符。

加上北京和未考虑进去的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方，大致可以认为全国的经制书吏是4万人。

一个衙门只有十几个书吏，而州县衙门至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类似县政府下面的科室），平均每房只有两三个人，而事情很多，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正役请一些人帮忙是必要的，一个正役带几个帮役也就是正常的事。田文镜当河南巡抚时，巡抚衙门的经制书吏分为两班，每班10人，共为20人。但田文镜说衙门事务太多，实际上每班100人都未必能够办得好，所以河南巡抚衙门的书吏实际上是200多人，想裁员是不行的，事情总得有人做。由此看来，各级衙门的书吏人数实际上可能是正式编制的10倍还不止。因此，从种种情况来看，如果把全国衙门的正式、非正式编制书吏总数定在40万光景应该是可靠的。清初的侯方域说全国州县衙门的书吏大约有30万，他算的只是州县衙门，如果把其他衙门算进去，40万的数字应该不算高估。从全国平均来看，每个衙门不过是200人光景，这相对于清代的人常常议论说一个州县有数百成千的书吏来说，是个保守的数字。

但如果按40万的书吏来算，即使灰色收入总额达到2 000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过是50两。由于书吏们没有薪水（只在清初的一段时间有少量的伙食费——“工食银”），为了谋得书吏的职位还得花一笔钱（“顶首银”），由此看来，每年50两银子应该是不会高估的。当时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一年花费需要30多两银子，书吏们的生活显然比老百姓过得好，50两银子大致只能让他们过上比一般人家好一点的日子，而书吏们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产。

所以，冯桂芬的估计从总量上看不是高估，不过北京的书吏所得的好处可能稍微高了点，显得分配不太均匀。但即便全国书吏的灰色收入总量只有2 000万两银子，对于民间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了，它使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在法定负担的基础上增加1/3。而这些，只是计算40万书吏集团所得的好处，还没有计算官员，也没有计算为数更多的衙役阶层的好处。

尽管清代历朝皇帝下了很多禁革“部费”的圣旨，但禁革“部费”的努力是无效的。帝国行政需要书吏，书吏们既没有多少法定福利，也没有升迁方面的制度激励，所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办事程序捞钱，所以“部费”并不是想禁就能禁得了的。

[30] 对于这种权力转移的趋势和原因，曾在户部长期任职的李慈铭说：“部寺长官不知曹务，惟任诸司，诸司一委之吏，故京师有‘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不得休’之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记）

[31] 雍正元年二月初六吏科掌印给事中崔致远在奏折中说：“倘恐部员阳奉阴违，未可尽信，安知新设衙门派委之官尽属可信？况档案尽在部内，倘两处司官通同隐瞒，该堂官必至两处俱费，是部内反可放心作弊，无所忌惮也。得无因除弊而弊愈滋乎？”

五
“三公”腐败
历史上的“公务”消费腐败现象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七日乾隆上谕标志“提引案”爆发

最近几年，“三公”经费中的腐败现象——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广受社会诟病。“三公”问题，实质是借公谋私。“三公”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新问题，而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老问题。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务曾经发生一个惊天大案，涉案金额达千万两银子之巨，其背后就是“三公”问题。

(一)大案爆发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十九日，新任两淮巡盐御史（两淮盐政）尤拔世向乾隆皇帝汇报说：上一年盐政普福任内曾申请预提盐引，其中淮北5万张，“向不留存办公，毋庸置议”，其余淮南20万张，普福在任时派掉107 295张，剩下的92 705张在普福进京后由代理盐政赵之璧分派给盐商们，每张盐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收缴贮藏国库278 115两银子，其中已经动支“公用银”85 476两，还剩192 639两，请旨是否将其上交内务府查收（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两淮盐政尤拔世奏折）。[32]

尤拔世的这份汇报，看起来像是新任官员按照常规，向皇帝报告经手钱粮，即前任官员离任后未做审计，本人上任后对前任官员留下多少家底，要向上级汇报清楚，以免以后担负责任。但是，这份奏报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原因在于，此前几任盐政对于这项预提盐引后盐商缴纳“以备公用”的收入，从来没有向其汇报曾经私自动用过。乾隆认为尤拔世的这份汇报“甚不清楚”，下令让军机大臣“详晰查明具奏”。

军机大臣们派人到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详细调查每年预提的盐引数量，回报说每年预提盐引数量都是盐政自行向皇帝奏报，户部只按规定征收每引八钱四分（0.84两银子）至一两一钱七分（1.17两银子）的税银，其他情况并不清楚。乾隆对此感到疑惑：上一年赵之璧分派了9万多张盐引，每引缴银3两，共有27万多两银子，为什么盐政“自行征缴办公之项，并不报部核销，户部亦无案而稽”？又为什么盐引的正式税收只有每引0.84两到1.17两银子，而普福等人要求缴费多达3两银子？这些多缴的银子到底做了什么用处？因此，他觉得历任盐政是有意隐瞒，“显有朦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即在财务上弄虚作假，私下贪污了。更重要的是，从乾隆十一年预提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20万至40万张不等，若以每张盐引交纳“以备公用”的费用3两银子计算，20多年来，应有千万余两银子，而这些银子如何使用历任盐政都没有向自己汇报过，故而觉得“甚可骇异”，必须彻查。乾隆皇帝下令，让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文华殿大学士尹继善、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当年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开会讨论如何办理此案。大案由此爆发。

这个案件，通常也叫“两淮预提盐引案”（以下简称“提引案”），是乾隆年间，乃至整个清代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因其涉及乾隆年间许多政界、商界、文化界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对历史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物。

清代的盐引

光绪三年（1877年）两浙盐区使用。

该案的核心问题是“盐引”。盐引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如同现在的执照或批文。盐引上面隐含着三项内容：一是重量，即一张盐引只能运销多少斤盐；二是引地（或称引岸），即盐引上面规定了食盐销售地，只能运往特定地点销售（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该地只能由拥有该盐引的人销售食盐，内含特许经营之意），刚开始时是盐商交税认引，亦即认领引地，以后只要盐商所持的盐引不变，没有转让给别人，其售盐地域也就可以一直不变，等于世代相承，这个销售地域就如同其窝点，故而称为“引窝”；[33]三是税费，即每张盐引必须向政府缴纳多少税费。在该案发生的时候，两淮盐区一张盐引可以运销的食盐重量是364斤；整个两淮食盐销售区，则有将近169万引。[34]算下来，运销食盐6亿多斤（清代的一斤重量约为现在的590克）。以每人每年平均消费7斤（约为现在的8市斤）食盐来计算，[35]消费人口为8 700多万人（当然，这些运销的盐中有一部分不是作为食用，而是用于其他用途，故实际消费人口没有这么多）。两淮食盐运销6个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大部及江苏、河南的一部分。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此时雍正已去世），乾隆皇帝颁布的圣旨中说：“两江三楚，延袤七八千里，皆仰给于淮盐。”（乾隆十三年修《两淮盐法志》卷首“制诏”）这是当时中国人口密集的几个省份。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年代也是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由于乾隆初年以后人口增长，食盐消费增加，而盐引数量相对固定（售盐数量固定），不能随便增加，这就致使原有的食盐数量不够销售，于是出现了变通办法——将后来的盐引预先提前使用一部分（“提后引以益现引”），增加当年允许销售的食盐数量，这就是“预提盐引”。尤拔世在奏折中解释预提盐引的原因时说：“预提引目一事，原因口岸畅销，额引不敷接济，奏请预提下纲引目给商领运。（民）食既得有资，商人亦沾余利。或派引办公，或缴价备用，兼可藉以办理一切公事。如有余银，解交内府。此向来办理提引之原委也。”

《两淮盐法图》册页

该图反映两淮食盐在盐场捆装后过秤情景。

预提盐引本来也是合理的举措，为何会成为大案呢？这里面涉及财政，更涉及政治，还涉及皇帝的旅行经费和官员们的公款吃喝经费等，说起来就复杂了。

(二)案件审理

乾隆下令追查，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盐政均被牵涉其中。在此期间曾经任过两淮盐政一职的有三个人：吉庆（满洲镶黄旗人），两次出任；普福（满洲正黄旗人），三次出任；高恒（满洲镶黄旗人），一次出任。

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年的两淮盐政主要官员，光绪《两淮盐法志》第131卷

上栏为总理盐法大臣，中栏为巡盐御史，下栏为都转盐运使。

此时，普福在山西任河东盐政，高恒在京任职。六月初六，乾隆下旨将普福解除职务，并让山西巡抚苏尔德派人将之“伴送”进京，交军机大臣询问。高恒即由军机大臣招来问话。高恒回答说，预提盐引“扣存公用银两一事”，都已经奏明办理，至于那些钱“作何开销”，“实因头绪繁多，一时不能记忆”，两淮盐务衙门内有档案可以查，可以让尤拔世“详查覆奏”。

应该说明的是，该案的重要人物、原任两淮盐政高恒，其身份非同一般。高恒家族显赫。其祖上为随满洲八旗入关的内务府包衣，其家族为内务府世家，隶属内务府的包衣三旗，该三旗是从皇帝亲自统率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即“上三旗”所属的户下包衣中挑选组成。高家隶属镶黄旗，而另一有名的包衣世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曹家，隶属正白旗，另一个重要包衣家族——做过康熙皇帝保姆的曹雪芹曾祖母（祖父曹寅的母亲）孙氏的孙家应该是隶属正黄旗。内务府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清代特创的专管皇帝“家事”而设的机构。因专门为皇帝服务，与皇帝的关系颇为特殊，往往被指派外任肥缺，不少人更官至大学士、六部尚书、将军、督抚，比普通汉族读书人靠科举入仕、升迁容易得多。[36]也有人认为，很多包衣所做的事情，在其他朝代是由太监来做的，而清代开国时就采取措施削减太监权力——显然是吸取了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尤其是明代宦官乱政的教训，使得包衣兴盛起来。[37]

乾隆三十年两淮盐务官员名单乾隆三十年春季《缙绅全书》

高恒祖上入关后，四传到其父高斌（1683—1755），曾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直隶总督、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斌曾任河道总督，治河有方，为清代治河名臣，但亦因此而曾被革职。其女即高恒的妹妹，一位妹妹在乾隆未即位前即为侧福晋，雍正去世，乾隆登基，封为贵妃（后于乾隆十年正月薨逝，追谥慧贤皇贵妃），高家因此抬入满洲镶黄旗，将汉姓的高改为满姓高佳；另一位妹妹则嫁给雍正、乾隆年间的著名大臣鄂尔泰的次子容实为妻。这就是说，高斌既是乾隆皇帝的岳父，也是鄂尔泰的亲家，高恒则是国舅。同时，高斌的哥哥高述明一家也非常显赫，高述明的儿子高晋，也就是高恒的堂兄，也曾任两淮盐政，兼管江宁织造，位至两江总督、文华殿大学士，高恒即是乾隆三十年五月因高晋出任两江总督（兼管江南河道总督），应该回避，而离开两淮盐政之任，回京任职的。而高晋的儿子，即高恒的侄儿书麟，后来也官至协办大学士，故清人称其为“叔侄父子大学士”。[38]高恒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从两淮盐政卸任，随即实授为户部右侍郎（类似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回京任职，九月，又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于既管国家财政，又是皇室大管家，管理皇家财务，皇家产业乃至整个紫禁城都受其控制，职位非常重要。乾隆三十一年六月，高恒还被任命为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又转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可见乾隆对他是很信任的。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六上谕档

高恒被军机大臣叫去问话。

高恒被问话后，六月初七，乾隆下了一道密旨给江苏巡抚彰宝（办公地点在苏州），因此案“阅年既久，其中头绪纷繁”，恐怕尤拔世一个人办不了，让彰宝火速秘密前往扬州（两淮盐政办公地点），会同尤拔世，彻查此案，“务使水落石出，毋得丝毫隐饰”，查清后赶快“据实覆奏，不可畏难姑息了事，亦不得少有瞻徇”。

彰宝于当月十一日接到上谕，知道案情重大，当天就起程前往扬州。十四日抵达扬州，即会同尤拔世，调阅有关档案。二十日，彰宝、尤拔世联名上奏，说已查明历年淮南盐商预提盐引共4 425 374张，共有余利银10 922 897两，历年以来盐商借称办公动用等项计银467万余两，这些钱过去名义上是盐商乐于捐款，实际上都是“例应归公之项”，还有未缴的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总商等都说情愿补缴。两淮盐商分总商和散商，总商是经营规模较大、比较有影响力的商人，类似商会会长、副会长，两淮盐务主要由他们出面与政府交涉办理，政府有事找他们，捐款给政府也由他们出面向盐商摊派筹集。总商们都有皇帝赏给的官衔，如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都是奉宸苑卿衔，[39]程谦德、汪启源都是按察使衔，江广达是布政使衔（江广达即江春，广达和源德、尚志、履泰、谦德、启源等都是商号名称），为免他们因“身有职衔，或有不尽不实，希图隐讳”，故请暂时革去他们的职衔，“以便详悉讯问”。赵之璧原任两淮盐运使，从乾隆二十八年到任，其间曾代理盐政职务，至本年，在两淮盐务任上已历五载，与盐商熟识已久，“恐其回护瞻徇”，难以秉公办理，彰宝请旨将其暂行解任。

六月二十五日，乾隆下达圣旨，勃然大怒：商人预提盐引，应该交纳的余利银有1 090余万两之多，历任盐政没有奏明归公，都有营私舞弊嫌疑，“种种情节，殊堪骇异”：我屡次巡幸江南（乾隆六次南巡，分别为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乾隆三十三年审理此案时已有四次），一切行宫、道路等费用，都是由官员办理，丝毫不累及民间，只有两淮坐落、陈设等事，一向是由商人承办。虽然他们说报效朝廷是理所当然，但我还是以他们捐资办理差事，尚有微劳，因此屡次加赏职衔，赏赐至为优渥。现阅彰宝所奏，则商人们一切办公物件，都是在应该交纳给国家的税银（“官项”）内动支，既然这样，那就不但不应加恩赏赐官衔，而且应当查明治罪，从前赏给奉宸苑卿衔的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赏给布政使衔的江广达，赏给按察使衔的程谦德、汪启源，都革去职衔，交彰宝严切根究，务得实情。盐运使赵之璧，一并解任。至于高恒、普福等，久任盐政，竟将预提盐引，散给商人，将国家税银（“官项”）任意侵蚀肥己，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交纳的银两至13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税银私自开销也已有8万余两，其历年来让盐商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还不知有多少。他们受我厚恩，竟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乱花国家税银，实在出乎情理之外。高恒、普福革职，严行看守。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八上谕档

乾隆下令追究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责任。

同日，乾隆还特地下旨给军机大臣，要追究已经卸任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责任，认为预提盐引一事，都是他经手承办，像这样上下通同舞弊，他岂能推诿说不知道？下令给山东巡抚富尼汉，让他传旨革去卢见曾的职衔，并派人将其押解到扬州，交给彰宝并案审讯，同时查抄卢见曾家产，不能使其有一点隐匿（自己藏起来）、寄顿（交给他人保管）。

二十六日，乾隆下旨让山西官员查抄普福在任所内的财产。同日，乾隆下旨，要求彰宝将为高恒办事的苏州商人顾蓼怀抓捕归案。彰宝审讯盐商时，盐商们透露曾经送钱给高恒，黄源德说送过85 900余两，汪启源说送过1万两，洪充实说送过4万两，都是顾蓼怀经手代收。顾蓼怀被抓后，在扬州供称，陆续收过黄源德等五位盐商银子48 459两，收洪充实银子3万两，收汪启源银子1万两，另又收黄源德等五位盐商银子71 928两，总共收过银子160 387两。此外，高恒家人张文学经手收的银子有两笔，一笔7 500两，一笔4万两。这样算下来，高恒所收的银子有20万余两。查抄高恒家产，其价值达数十万两银子。七月上旬，顾蓼怀的苏州家产也被查抄，查出有城内两处房产、城外一处房产，粮田400余亩，酒坊一座，贮酒5 983缸，现银437两，制钱121千余文（一千文大致等于1两银子），存米140石，总计价值12 000余两银子，另外衣服绸绫布匹1 240件，金银首饰及铜锡木器皿、书画等价值还未计算在内，这些都解送京城。

但是，顾蓼怀被解到刑部审讯后，口供又有变化，说自己经手收了盐商银子15万余两，都是代商人置办物件，并没有交给高恒收受的情节。追问为何与在扬州供词不同，答说在扬州时，承审的扬州府知府要求他不准说是代办物件，必须供称是缴进高恒署内。乾隆下令，到底是代办物件，还是高恒收受私用，“实为此案紧要关键”，必须搞清楚；高恒家人张文学已经供出，高恒有自己私收银子的事实，足以定其罪案，本不在贪赃银子数量之多少；承审官员本来不妨据实奏报，既不该包庇，也不该掩饰，“有意逢迎附会”，着将承审此案的扬州府知府杨魁等官员解任；另外，为了核对事实，弄清顾蓼怀经手的银子是多少以及到底是怎么花的，让总商中推选出两个人，与杨魁等一起，与顾蓼怀当面对质。之后，承审该案的扬州府知府杨魁、甘泉县知县龙灿岷，以及总商江广达等人，到热河行宫（乾隆已前往避暑、围猎）与顾蓼怀对质。

(三)案中案：多人为卢见曾通风报信

在查抄卢见曾家产命令下达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富尼汉派人查抄卢家，结果只有铜钱数十千文，家中“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对此大为光火，说查封卢见曾家产的廷寄是六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且初次查办此案的圣旨也没有传抄，卢家何以早就得到风声，于当月十一日、十八日等，就预先将家财寄顿了呢？“其中情节，甚属可恶。岂有旨未到，而外人已知之理？必须严切究审，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得任其稍涉含糊。如卢见曾坚执不吐，即应加以刑讯。”

乾隆帝下令富尼汉严加追究走漏风声之人。从卢见曾那里没有得到口供，富尼汉建议乾隆让刑部审问正在京城准备参加考试的卢见曾的儿子卢谟和孙子卢荫恩（卢见曾长子卢谦之子，乾隆上谕及实录中写为卢荫恩，其他材料写为卢荫文）。乾隆下令，由大学士刘统勋负责审理此案。

卢见曾（1690—1768）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文坛领袖，被称为“主东南文坛，一时为海内宗匠”，“生操如椽之笔，主盟坛坫三十载”，在扬州任职盐运使期间，“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书画名家“扬州八怪”等有深交。他在乾隆年间曾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一是乾隆元年（1736年）出任，乾隆三年解任；二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再任，直到乾隆二十七年解任。卢见曾是山东德州人，此时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卸任在原籍老家养病。由于其在文坛、政界的地位，人脉颇广。

刘统勋审讯卢谟和卢荫恩，据卢荫恩交代：他和叔叔卢谟是六月初三从德州出发，十二日到京，住在甘井胡同。第二天，去拜望岳父纪昀（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告之有“小菜银两”八万两之事。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十上谕档

纪昀等因泄露信息被查处。

什么是“小菜银两”？据后来纪昀招供（刘统勋是纪昀进士考试时的座师，纪昀是六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江南乡试副考官，此时已出京前往江南，七月十三日行至河间府地面被追回，十五日中午到京），从前他去赴福建学政（类似福建教育厅厅长）之任时路过扬州，高恒上船拜望，并送小菜数种。高恒说：“如今匣费全裁，应酬甚苦，只能办这几样小菜了。”清代官员经过地方时，地方官员通常要招待，招待就要公款吃喝，公款吃喝的规格，视小金库的钱是否充足而定，高恒说“匣费全裁”，即小金库的钱不充足，招待费不够，导致“应酬甚苦”，他不能招待纪昀大吃大喝，只能“办这几样小菜了”。纪昀“当时就疑心，扬州尚有此项小菜银两”。尽管只能办几样小菜招待，也需要专门的经费，所以纪昀就记住此事。六月十日，纪昀在宫门口听说普福在扬州任内有陋规八万两事发，已被解职，回京接受讯问，事情已涉及高恒。十三日卢荫恩前来探望，因心存关切，就将听说的消息告诉了他，说不知道卢见曾当时是否经手八万两陋规，你应该寄信回家去问个清楚。当卢荫恩追问到底是什么陋规时，纪昀就告以“小菜银两”。

获知这一重要消息，第二天卢荫恩就让家人张起回家报信。当月十八日，张起到达德州卢家，之后又返回京城，于二十三日到京。这一期间，卢荫恩、卢谟在京又从多方面获得信息。当月十八日，卢谟见到老师——时任军机处行走、刑部郎中（类似现在的司长）的王昶，被告知历年提引事发，卢见曾曾任两淮盐运使，估计很难推诿说与自己无关，因此又雇人送信回家。到二十六日，卢谟又从刑部郎中黄骏昌那里获知高恒已被查抄家产。当日，纪昀又告诉他卢见曾已被押送扬州受审，“家中并无亲人，你们该回去照看”。所以二十七日卢谟、卢荫恩动身回家。到家时，见卢见曾已经起解，卢谟又赶往扬州。由于卢家家人陈桐等人供出卢见曾将家财寄顿情况，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受命派人将还未出山东境内的卢见曾追回，押解济南受审，卢谟投案自首。

卢荫恩的招供存有一个时间上的漏洞，即他是六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才见到纪昀并获知消息，派人到家已是十八日了，那为什么卢见曾在十一日就得到消息，开始将家财寄顿呢？显然，在十一日前已经有人给卢见曾通风报信。富尼汉在济南审讯卢见曾，卢见曾招供，说是有以前在扬州书院时的门生徐步云，现任（候补）内阁中书，此前曾在军机处行走，他派人在六月十一日赶到卢家传递口信，说两淮盐务现起大案，牵连历任两淮盐政、盐运使，怕他也会被牵连，请他留心。卢家得此信息，“举家惊惶，将家财、衣饰、器物搬运寄顿”，而卢见曾“年老昏聩，不能约束”。富尼汉怕卢见曾隐瞒信息，一再审问，卢见曾坚持两点：第一，徐步云是派人传递口信，并无书信；第二，除徐步云外，没有其他人向他泄露消息。

刘统勋等人审讯徐步云，徐步云供认，自己于六月初五听到扬州盐务事发，曾派人送信给卢见曾。刘统勋等认为，徐步云来京未久，而且只是候补中书，像这样机密的案子，他是不应该知道的。又讯问到底从哪里得到消息，徐步云供出是和军机处行走、内阁中书赵文哲一起吃饭时听说的。于是又传讯赵文哲，开始赵文哲推诿不承认，最后承认吃饭时确实说了“两淮盐务查出短少许多万银子”的话。

《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江苏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六册

徐步云给卢见曾通风报信的事直到同治年间仍被提到。

卢见曾被查出的问题，并不是贪污了多少银子，而是收受了估值16 241两的古玩，其中在乾隆二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七年，让商人闵德裕代办玉器、书画共33件，乾隆二十七年，盐商承办乾隆南巡差务后留下了一些古玩，卢见曾挑了19件。卢见曾拿了这些古玩，没有给钱。卢见曾是文人，喜好古玩，商人们投其所好，卢见曾因爱古董而惹祸，故清末民初的学者许指严称之为“骨董祸”，并认为卢见曾任职盐运使，掌握盐商的命运，盐商们“知公有嗜古癖，相率搜访图书碑版以献。公亦以为此等馈遗，较贿赂有雅、郑之判”，“朝事鉴别，夕留欣赏，因亦乐此不疲焉”。并认为卢见曾收受了几种著名的书画——《石经》原拓本（东汉末年书法家蔡邕撰写的《五经》刻石后，石头不存，传世的拓本就显得尤其珍贵，卢见曾喜好金石，故而非常看重）和《仙山楼阁图》的（唐代以擅长画山水楼阁人马的画家李昭道的作品，原画乾隆时已逸失）宋人赵千里临摹本、《清明上河图》（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作品，中国古代绘画代表作之一），每件都值数百、上千两银子，此事未知真假，但盐商们应该还为卢见曾做了些事，比如，帮助刻印诗文集之类，应该都是实有其事，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

《仙山楼阁图》

卢见曾于七月二十八日被押解到扬州；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意见，同意判其斩监候，秋后处决；九月二十八日，卢见曾死于苏州狱中。判卢见曾为斩监候，不是依据泄露信息，因为根据《大清律例》，泄密最重的刑罚也只是流放。据彰宝和尤拔世于八月十七日所上的奏折，判卢见曾为斩监候，法律依据有两条：一是监守自盗罪；二是侵盗钱粮入己一千两以上拟斩监候，如数量超过一万两不准减免。卢见曾收受了价值16 241两银子的古玩，这些钱本来应该是商人应交的税费，所以等于是卢见曾贪污公款，属于监守自盗；而卢见曾将价值16 241两的古玩归于个人，应按侵盗钱粮入己一千两以上判刑，所以应判处斩监候。此外，贪污的古玩，应按其价值追赔，由其家属赔补，如果补不上就让盐商代赔。这一判决，显得过重，而且卢见曾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儿子被免职。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奏折

卢见曾判刑依据。

由于通风报信，泄露朝廷机密，使卢见曾将家财预先隐匿、寄顿，按律应该流放，所以纪昀等人被免去官职，充军边疆。王昶、赵文哲、徐步云等遣戍黑龙江。纪昀“着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到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才得以回到京城。[40]

但是，上述并不是提引案受处理官员的全部，此案也并未就此尘埃落定。

(四)皇帝才是最大的贪污犯

乾隆三十三年的预提盐引案，涉案金额巨大，通常被定性为贪腐大案。从乾隆十一年预提盐引开始，到乾隆三十三年案发，历任两淮盐政、盐运使都受到追究。两淮盐运使中，除了卢见曾被判斩监候，未及执行而死于狱中外，朱续晫、舒隆安、郭一裕三人因已去世免予追究，还在当官的何煟（时任河南布政使）、吴嗣爵（时任江苏淮徐道道台）降三级调用，已经解任的赵之璧被革职。至于两淮盐政高恒、普福，也与卢见曾同样的罪名，被判斩监候。十月为秋后勾决犯人之时，当月十二日，犯罪官员是否勾决的名单送到，乾隆认为“高恒、普福以盐政大员，于提引应归官帑银两，恣意侵渔数至累万，均属法无可贷”，即予勾决，两人都被斩首。

提引案最后赔补方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江苏巡抚彰宝、两淮盐政尤拔世的奏折成为最后结案报告的主要内容。

此外，作为盐法大臣的两江总督，也因对两淮盐务疏于监督、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而受到处分，曾任代理盐政40多天的现任两江总督高晋和负有管理两淮盐政职责的前任两江总督尹继善交刑部严加议处。

那么，高恒和普福到底贪污了多少银子？其他银子都用到哪里去了？

1.办贡：皇帝公款消费的银子从哪里来？

据普福交代，他在乾隆三十一年预提次年的盐引时，共收商人所交税费银子188 772两，其中奏明上缴的银子为104 704两，还有84 068两被用掉了，这可能就是纪昀、赵文哲在案发时听到的普福在扬州任内有陋规8万两的由来。这8万多两银子，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军机大臣审问时，普福交代，这些银子是自己用于购办进贡的绸缎、紫檀等项，及修理工程等，至于哪些当时记在档案中，哪些未留档，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江苏巡抚彰宝汇报说，其中42 851两是从盐运使衙门银库中支取的。乾隆要求彰宝调看档案，查清这4万余两银子的开销细目清单，以便和普福质对。根据彰宝上报的开销清单，加上普福追忆，并找出了留存的零星底账，逐条核对，终于搞清楚了所花银子的去向，包括：

一、预支办贡银4 000两。普福交代用于添办乾隆三十二年的贡品。

二、装修水脚银4 000两和800两。普福交代是用于运送天宇空明、玉玲珑、郁兰谷三处装修所用4 000两，运送养心殿装修800两。

三、紫檀银15 000两。普福交代在苏州采办三次，分别支付4 500两、1 500两和2 000两；在广东采办两次，分别支付3 000两和4 000两。普福并且交代，采办紫檀用银并非只买紫檀，也兼买红木、黄楠等项。这些采办的木料，除掉已经用掉的部分，还存在扬州，由尤拔世管理，大概还值银4 000两（扬州查出存有紫檀木40根，长一丈至一丈六七尺不等，约重一万二三千斤，以及紫檀、黄楠木器等），另外广东采购木料余剩银3 000两，由人带回时在崇文门漏税案内被查封没收。

四、绸缎银9 482两。分两次，共购办绸缎2 000匹。已在天津进贡1 000匹，值银6 418两；续办1 000匹，预备进贡，值银6 800两。两次购办用银，超过彰宝上报的用银3 736两，里面除752两已先付过，其他2 984两是普福自己掏钱。

五、瓷木器银542两。普福交代是零星收买备贡所用。

六、竹器进京船只300两。普福交代是运送蒙古包椽子所用。

以上各项共用掉34 124两，如果加上普福自己掏腰包的2 984两，共为37 108两。紫檀器、绸缎、瓷（珐琅）木器等运送进京也需要花钱。这就是说，普福从盐运使衙门银库中支取的4万余两银子，的确是用在办理贡品上面了。贡品的享用者其实是乾隆皇帝本人，至少应归于他名下。不过，乾隆不承认这一点，理由包括：一是除每年按例办贡四次外，其余所有装修等项都是普福自讨差事，其随时进贡物件本来应该是普福自己出钱；二是历年贡品自己赏收无几，大部分发回，还给商人，余剩可用的，普福还收存预备下次再进，至于绸缎，在天津进献的1 000匹虽然收下了，其余1 000匹是预备进贡，还未进献，但普福已调任河东盐政，这些绸缎是普福自己带回家了。乾隆所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后来落实到普福名下的私自开销的银子是18 800余两。私自开销也被定性为贪污（监守自盗超过一千两），但毕竟还是与将银子据为己有有所不同。

普福家产，后来被查出没收的，有玉器237件，瓷器16件，铜器7件，水晶碧霞犀等玩器5件，各色朝珠17盘，绣蟒锦缎、绸绫纱呢等料140件，镀金首饰、翠绒等花97件，盐平银530两，玻璃镜、香扇书箱等物261件，皮棉夹单、纱葛夏布等衣706件，毡毯铺垫、食物等项442件。

至于高恒，据顾蓼怀交代，由他经手收过盐商送给高恒的银子为16万多两，最后落实为高恒实际上收受的银子是32 000两，其他都是由盐商交给顾蓼怀经手办理贡品，没有经过高恒之手，也就不是他贪污。

在最终的结案报告中，认定应该由官员赔补的银子，实际上绝大部分应该是用作购办贡品了，包括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三任盐政）购办器物作价银576 792.821两，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及顾蓼怀等经收各项银207 887.852两，各商代高恒办檀梨器物银86 540.144两，总计871 220.817两。此外，还有总商代盐政等购办器物浮开银160 687两。两者相加，合计约103万两。如果以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二年总共22年平均来算，每年大概5万两。这些钱不排除由盐商代办或委托给顾蓼怀这样的商人代办时，他们有浮开（虚报价格）因而滥支的成分，如盐商承认代吉庆购买古玩时浮开银4万余两、代高恒购买古玩时浮开银63 000余两、代普福购办古玩时浮开银56 000余两，总计浮开160 687两。盐商交代浮开的原因是，“总因古董客人见盐院（盐政）看中，不无居奇昂价；有时转托亲友购买，其中亦不无虚开；商人们要讨盐政欢喜，又多开些重价，以见出力，可图加赏给引张”，“此是实情”。如此看来，浮开是有原因的，也不无合乎情理之处。众所周知，古玩是一门学问，其价格本无定数，不识货的人完全有可能出了高价买到不值钱的东西，所以必须懂行才行。吉庆、高恒、普福出身都可算是八旗子弟，文化底蕴不够，对古玩知识有限，所以如果由他们自己出面购买，难免不当冤大头。所以，他们要么委托盐商购办，当时在扬州，盐商周围聚集了大批文化层次很高的古玩鉴赏专家，有些盐商本人也可以算是专家，所以由他们出面购办，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对盐商信任不够，可以像高恒那样，由盐商出钱，委托顾蓼怀这样的商人专门为其办理。这是吉庆、高恒、普福三任盐政的两种选择：吉庆、普福取前者，交由盐商代办；高恒取后者，由自己委托专人（顾蓼怀）代办。按常情而论，代办得有代理费，以浮开16万两占总价103万两的比例大约是15%来看，代理费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从实际操作来看，吉庆、高恒、普福在处理盐商应交预提盐引费用时，相应地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以（盐）引变价”，即盐商提引应缴多少费用，变成委托盐商购买古玩，两者价值大致相同，官方并不吃亏；二是“缴送现银”，即盐商该缴多少费用，就上交现银，盐政再委托盐商，或委托专门人员采购。前者较为简便，但财务账面不清；后者较为烦琐，财务较为清晰。从这个角度看，将两淮提引案简单地看成贪腐大案，可能不合历史真实。

巨富盐商聚会图 清人绘

两淮盐商大多是徽州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文化素养颇高，该图描绘盐商聚会时抚琴品画情景。

提引案办结后，每年为皇帝购买古玩等贡品的钱从哪里来，成了一个新问题。据当年十二月初七日两淮盐政尤拔世奏报，“伏查两淮盐政办理贡物，向于外支银四万八千两内动用一万二千两，以为办理常贡绣活、灯片、木器、香料、漆、纱、鸾扇、绢、笺等项之用，原奏内系每年造报造办处，[41]历任盐政因多不敷，未曾造报”。当年五月尤拔世向乾隆的奏报引发了提引大案，但当他自己当家，承担起盐政向皇帝置办贡品责任的时候，发现问题很棘手。他向乾隆汇报说，本年（乾隆三十三年）“所进各物，俱系普福预于上年办定交存恭进，其本年应办明年贡物，奴才因自不懂活计等项，又无谙练可信家人办理，是以现将办贡银一万二千两，饬令三十总商领办”。问题是，皇帝所给的办贡银只有1.2万两，但实际要办的贡品价值达五六万两，这怎么能办得成？于是，他“饬令三十总商领办”，就是将责任推给盐商们了。之前历任盐政以预提盐引的费用，和盐商做交换，让盐商代办贡品，本年提引案办结后，费用全部归公上交内务府了，再让盐商去办，盐商岂不是被勒索了吗？

尤拔世的命令下达后，“各总商公举谙练之江广达、程谦德、汪启源董理其事”。据他们汇报，所谓“外支银”4.8万两，其中3.6万两原先有很多开销，主要用于两淮盐务各环节的公事，包括每年向朝廷汇报财政收入作账的书工、纸张，每年盐务管理的开坝、开桥、开所、开江各环节的费用，还有赈恤、火灾，修理道路、救生船，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的工食，庵观寺庙香火等项，这些“每年造册报部有案”，财务上都很清楚。名义上用于办贡的银子只有1.2万两，是不够的。另外，“其成造传办玉器，原在外支不敷银四万两项下动用，每年奏销并册报造办处查核，余剩银两解交造办处查收，但每年常贡并成造传办玉器，向于定额之外仍有不敷”。

黄玉雕佛手形花插

乾隆年制，高16.1厘米，口径8.2厘米。

尤拔世的上述汇报，涉及两项进贡内容——“常贡”和“成造传办玉器”，以及相应的两项用于办贡的银子：“常贡”从“外支银”4.8万两中的1.2万两里支取，“成造传办玉器”从“外支不敷银”4万两项下支用。尤拔世的上述汇报说明，办理“常贡”和“成造传办玉器”，给定的钱款（“定额”）是不够的（“仍有不敷”）。那么，预提盐引费用完全归公上交后，明年的贡品应该怎么办？

据尤拔世上述汇报，两淮盐政需要办理的贡品，可简单归结为两种：一是“常贡”，即按常规必须办理进献的贡品；二是“特贡”，是皇帝特旨交办的贡品，包括两类，一是江苏巡抚彰宝奏折中所说的“特交办理物件”、“特交器物、装修等项”，二是尤拔世和彰宝奏折中所说的“成造传办玉器”，实际上是在江南一带购置（有些是打造）玉器、古玩。

“常贡”，在新年、元宵、端午、万寿（皇帝、太后的生日）等节日进献。据道光十年（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等人的汇报，在此之前，两淮盐务衙门办理的常贡，每年有六项：

1.路贡，花银43 658两；

2.端阳贡，花银18 320两；

3.万寿贡，花银26 329两；

4.烟盒贡，花银40 000两；

5.年贡，花银28 762两；

6.冬笋、春笋、皮糖等贡，花银9 034两。

碧玉西园雅集笔筒碧玉西园雅集笔筒款

乾隆年制，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贡品，每年总共花银166 103多两。办贡需要花费的银两，包括购置贡品银、贡品包装费、送贡品上京的往来路费（盘川）、送贡人员在京城的花费，以及呈送贡品时给太监、看门吏役的好处费。以上述端阳贡即端午节进贡为例，其花费18 320两银子包括如下项目：绸缎、香料、曹扇加上缴贡的装潢7 500两，盘川6 000两，在京费用1 300两，崇文门500两，官人800两，包扎400两，佑圣通明寺香灯320两，辕门、巡捕各役并随时活支1 500两（光绪《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一）。

在乾隆三十三年，办贡银子似乎还没有那么多。当年十一月，乾隆让彰宝去扬州和尤拔世一起商议解决办贡经费问题。彰宝到扬州后，调看了档案，了解了几十年来办贡经费的来龙去脉。据其十二月初八日向乾隆所做的汇报，早在乾隆六年，两淮盐政准泰奏定，每年从税费中提出4.8万两，作为“外支”项目，其中1.2万两用于办贡，其余3.6万两用于“盐务应用公事”——实际上，这3.6万两有不少成为“往来应酬”经费，即高恒告诉纪昀的所谓的“小菜银两”。所谓“外支”一项，4.8万两银子的来源是什么呢？实际上，这属于税外收费项目。彰宝奏折中说得很清楚：“至于外支一项，向系众商所捐匣费，岁充办公之用。如此内公用不敷，复于众商名下摊派。”说到底，经费都是从盐商那里来的，先是有“外支”银4.8万两，不够再收“外支不敷”银4万两。

乾隆二十六年，军机大臣重新议定，重申了上述规定，但要求将“从前相沿往来酬应诸陋习并行革除”。彰宝为了弄清两淮盐务征收税费具体情况，会同两淮盐运使郑大进、扬州府知府陈用敷、常州府知府杨魁，将相关档案全部调出来，“详加稽核”，终于基本上弄清楚了“底里”。原来，两淮盐务征收税费，除了“额定正课”，即国家正式税收项目之外，还有“应用公费，例应按引输纳者，名目不一”，可分三个大项：

一是“杂项”，包括应解织造河饷、铜斤，协济各藩库匣费，各场火伏工费，倾销元锭火工，及水脚、工食等类，每引缴银0.44两到0.73两，每年共收92.4万余两。“杂项”的作用是“以供一切解支之用”，实际上就是官方在正式税收（“额定正课”）时，以各种名义摊派加收的，如所谓“倾销元锭火工”，就是把散碎银子加工成运送中央银库的大块元宝，以这一过程有消耗为名征收的，实际收取55 440两，这是中央所需，为户部认可的。

二是“加斤补平”。包括缉私、看仓各员役薪水、盘费，设立巡船、救生红船赏资工食，起解残引及育婴堂经费，并余平、充公等项，每引缴银0.08两到0.13两，每年共征17.1万两。此类征收的理由是“以备一切公用之需”，即两淮盐政相关管理衙门相关公务活动需要的经费。

三是“火足辛工”。为“楚盐成本案内议定雇募舟车、商伙辛俸、纸张饭食，及年节应酬、赒恤、犒赍等类，每引摊银六分（0.06两），收贮运司堂柜，按季给与商人自行支用”，每年所收为8.1万两。该项在名义上是两淮运往武汉再转发各地销售的食盐过程中的一些费用，实际上基本都交给了盐政管理衙门支用，比如，尤拔世的奏报中，就说“火足辛工”项下一向有给盐政衙门的“铺垫银”2 400两，他发给商人领去凑办贡品了，另外盐政衙门还有“火足辛工”银6 000两，自己“应照旧支用，以补不敷”。

以上三项，一年共收117.6万两。按照彰宝奏折中的话说，“两淮盐务甲于他省，既有不尽之利息，即有不尽之陋规”，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正式税收（“额定正课”）之外的乱收费，而且实际情况肯定比彰宝上述调查要复杂得多。

彰宝调查后认为，原来所定的“外支”银4.8万两中，只用1.2万两用于办理常贡用银，3.6万用于两淮盐务公事，实际上所谓公事在117.6万两陋规中早已有专门项目，这3.6万两“实无别项赖此动用”，因此应该归入办贡经费项下。除此之外，那117.6万两中也有许多重复支销的项目，应该拿出来用于办贡。比如，“杂项”中一向有“委员、差役公务银”11 877两，“加斤补平”中又有“委员、差役公务银”8 179两，这两项一共两万多两银子，“实属滥设浮多”，应该革除6 000两；又如，“杂项”内有“盐政、运司巡视盐场船票银”（盐政、盐运使到盐场视察的交通费）4 432两，而“加斤补平”中又有船票银641两，两者一共5 073两；此外还有盐商每年“公捐修理盐政衙署银”4 000两，“辛工火足”项下又有盐商每年呈缴盐政“铺垫银”2 400两。以上这些“均为相沿陋规，尽当革除”，四个方面共应革除陋规银17 473两，这些银两“原系按引输纳，并非商人己资，俱应拨入外支项下，以归实用”。因此，“外支”一项，原来4.8万两，加上裁除的陋规17 473两，加起来就有65 400多两，“存为常贡及办理特交器物、装修等项，似已充裕，不致丝毫有藉商力，再留暗累之隙”。彰宝说，再查另有“外支不敷”银4万两，原来是从“杂项”内拿出来专门用于“成造传办玉器事件动用之项”，每年有多余的，就解交造办处充公。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外支”银65 400多两，那么“外支不敷”银4万两就应该“专为制办玉活计”用款，专款专用，有剩余都上交内务府造办处“以充公用”。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尤拔世奏折

尤拔世向乾隆汇报办理“活计”等花钱情况。

从彰宝向乾隆汇报的办贡经费解决方案来看，确保了办贡经费，不仅将原来“外支”银中本来用于两淮盐务“公费”的3.6万两挪作办贡经费，使得“外支”银原来4.8万两完全用于办贡，并且将原来的一些陋规名义上裁革，挪用作为办贡经费，这样就使得这两方面的办贡经费达到65 400多两；此外，“外支不敷”银4万两，仍然保留作为“成造传办玉器”专款用银。换个角度看问题，就是办贡的经费达到10.5万多两，如果有多余，仍然交给内务府“归公”。由于这些银子的最终来源实际上都是两淮盐务中的陋规，实际是由两淮盐商所出。所不同的只是，经过这一轮改革，原来几万两本是由两淮盐务官员享用的灰色收入，经过一番腾挪，变成了乾隆本人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所谓两淮预提盐引案，本质上是皇帝和官吏对灰色收入（陋规）进行再分赃，通过该案，拥有权力的皇帝大获全胜，很多官员丢了脑袋，或受到处分。这种分赃，本身无哪个方面存在正义而言。如果说它是一个贪腐大案，最大的获利者也就是最大的贪污者，这个人不是高恒、普福，也不是卢见曾，而是乾隆本人。

乾隆三十三年的办贡经费确定下来后，当年实际上还不到10万两，但经过半个多世纪，到道光十年（1830年）两江总督陶澍主持两淮盐政改革时，已经涨到166 103两。陶澍等议定，进行裁减以后保留132 715两。之后数年，实际花银是道光十一年的109 825两，道光十二年的111 635两，道光十三年的108 929两，道光十四年的101 658两，道光十五年的112 535两，差不多重新回到乾隆三十三年确定的水平。

至于办贡的办法，也仍然回到提引案前的办法，即交由盐商代办。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尤拔世向乾隆汇报说，当年要置办的玉器、古玩，“于端阳贡后即令各商开报价值，以便酌核多寡，筹款奏办”，但“屡次严催，尚未开报”，看起来是盐商明知没法办，明显要让自己贴钱，故意不接他的茬了。尤拔世有点着急，说“本年进贡五次，二次全行赏收，其余三次，内有未蒙赏收发回各件，奴才俱令原办总商领回”。他是向乾隆表忠心，说自己“现在办理实在情形不敢丝毫隐饰，谨据实详晰覆奏，伏乞圣恩睿鉴”。乾隆看奏折后批了三个字：“知道了。”第二天，尤拔世又和彰宝联名上奏，说办贡还是需要交给盐商承办：“贡物选商承办，因伊等素常熟谙，且与市廛切近，交易便捷，自当听其专心采办。向来盐政每有另派旁人帮办，乘机包揽，非与市侩工匠勾通，抬价冒销，即借端指摘，掣肘商人，饱其需索。”所以，盐政应该“不得预派家人包揽帮办，及购买未成时辄为看中，致令贾客勒掯居奇，俾商人一无掣肘，则浮费自能杜绝矣”。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承认官办不如商办。

2.备差：皇帝公费旅行的经费由谁出？

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提引案中，最后审结报告认为应予追缴的银子达1 014万余两，其中要求盐商赔补的两项是“各商借差支用银”1 482 698.8两、“办差浮开银”667 976.8两，两者共达215万余两，大大超过了办贡浮开的支出。“借差支用”和“办差浮开”都和“差”有关，这个“差”是什么呢？所谓的“差”，指的是乾隆南巡的接待差事。

《乾隆帝写经像》轴

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

乾隆皇帝好名，很多方面学习祖父康熙，想树立自己圣明天子的形象。乾隆自己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这是登基五十年时所说的，“西师”即西陲用兵，指平定西部边疆的战争，这是他自诩为“十大武功”的重要部分；“南巡”即巡视江南，实即游历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东南经济、文化发展的城市。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对乾隆南巡，一向被歌颂为“巍巍盛典”、“熙朝盛事”。然而，南巡是需要经费的，而且需要浩大的经费，如果让国家财政出钱，可能会有大臣表示反对，而且国家财政收支清楚，势必被记入历史，会被说成花费国家财政的钱去旅行，将被看成浪费，对圣明天子的声名极为不利。因此，筹集这些钱，只能在国家正式财政之外另想办法。乾隆想到的，或者别人为其想到的办法，是让各地盐政、税关监督从所管辖的商人那里筹款，也就是让商人捐款，而且是让商人们“自愿”捐款，皇帝推辞再三才接受。在清代，没人敢于公开指责康熙、乾隆南巡奢靡用度，浪费钱财。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面才公开指责说：“玄烨（康熙）、弘历（乾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候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所谓“报效”，是捐款的另一种说法，“报效”实际并非自愿，而是“强勒”，而且“数若恒沙”，不可胜计，这就导致被“强勒”的商人们负担过重。

两淮盐商是历来南巡经费的主要捐献者。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六次南巡，每次都是春节过后，正月中旬出发，到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回京，历时最多117天，最少的92天。南巡时，随行人员通常达2 500多人。每次南巡，提前一年准备。为了途中住宿，前后修建行宫30处。行宫修建需不少费用，行宫内的装潢、摆设可能花费更大。筹备南巡时，首先需要落实经费。

乾隆帝南巡图卷·视察黄河（局部）（清）徐扬绘，绢本设色

该图描绘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第四次南巡，在清口徐家渡渡黄河一段情景。岸边搭设彩亭和牌楼，官员或跪或立，迎候即将乘舟到达的乾隆。这是南巡经典场面，搭设彩亭和牌楼等花费不小，一路铺张浪费。

据记载，乾隆六次南巡，两淮盐商每次都报效捐银100万两，总共600万两。这项捐款，在记载两淮盐务的志书《两淮盐法志》中，被称为“备公”。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修成的《两淮盐法志》中，“备公”除南巡捐款外，还包括筹备皇帝、皇太后生日（万寿）庆典的捐款，其中乾隆五十五年乾隆80岁生日（八旬圣寿）时捐银高达200万两，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时各捐银10万两和20万两，两者合计为230万两。另外，从乾隆九年至乾隆十五年间，共有五次捐银给内务府“以备内府公事之用”、“以备内府公用之需”、“稍充内府公事之用”，每次少的16万两，多的30万两，总共为97万两。所有上述捐款，总计为927万两。从中可以看出，所谓“备公”，名义上讲“公事之用”（简称“公用”），实际上是满足乾隆皇帝个人之私，包括南巡，基本上属于公费旅行。这927万两，如果说有“公用”意义的话，那只有乾隆二十六年两淮盐商捐献以备次年南巡的100万两银子中，有40万两，乾隆“着解交河南巡抚胡宝瑔备充工程、赈恤之用”。

乾隆帝八旬万寿图卷·京城市景（局部）（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

虽然盐商捐了大笔款项，但扬州的旅游景点建设、行宫的装修和摆设等费用还是得盐商另外出钱，这就是所谓“备差”。已经捐了大笔的款，这里还要出钱，盐商负担过重，可能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进而影响盐务运销的正常运转，所以官方必须给盐商一点补偿，这就是两淮盐政吉庆、高恒、普福在任时，将预提盐引作为赏赐和奖励，盐商在“备差”中出钱多的，赏赐也多，从而未收他们的部分税费缴公的原因。

早在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就在上谕中说过：“至于两淮盐务，经费浩繁，商力不无拮据。如预提余引一事，从前吉庆系派之通纲，而普福、高恒则择其奋勉办事者，以为酬奖之地，其中即不能允协群情，其应作何立定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尹继善、吉庆、高恒等，详悉妥议具奏。”[42]可见乾隆对普福、高恒将盐引作为对盐商在办贡、备差出钱出力的“酬奖”——酬谢和奖励的做法是知情的。但到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就翻脸不认了。高恒的操作方法，没有把盐商交的钱作为“公费”向乾隆汇报，而是自作主张，在正式财政之外开辟了一条非正式财政的暗道，如果乾隆认可，这事就过去了，但最终乾隆不认可，于是引发了震惊朝野的提引案。但如果追究到底，高恒的做法，最终责任是在乾隆。若说腐败，则乾隆本人是最大的腐败者。

(六)“私家”财政导致社会混乱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预提盐引案背后的大问题，是国家财政与皇帝“私家”财务的分界线不清。皇帝的个人花费，包括办贡和备差等，奢靡浪费，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皇帝为了面子，避免让人非议，也不能让国家财政负担，因此他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

十三衙门铁牌

清代，皇帝的“私家”财务由内务府负责。从中国历史来看，内务府的出现有其进步之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国家财政和皇帝“私家”财务没有明确区分，国库也是皇帝的私人钱袋，皇帝要花钱，随时可以向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支取。这样，容易引起混乱。清代统治者接受明代的教训，成立内务府，专门管理皇帝“私家”财务，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这对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规定，户部通常只需要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给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清入关之初，由内务府管理宫廷事务。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顺治借鉴明朝太监制度，设立十三衙门，并于次年裁撤内务府。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顺治特发谕旨，严禁太监干预政事，并令工部将谕旨铸成铁牌，立于十三衙门内。顺治十八年，新即位的康熙裁十三衙门，复设内务府，下设七司三院，此制一直沿用到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

为此，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官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38.4万两！

在提引案中，也有人交议罚银。比如，现任盐运使赵之璧被认为失职，除了革职，还交了两万两议罚银。还有一位曾任监掣同知的杨重英，有两位盐商——总商洪箴远（洪肇根，代其去世的父亲洪充实）、汪启源（汪焘）被认为代杨重英收存玉器和营运生息银两而各自认交议罚银5万两。

清代皇帝还有干股。比如，乾隆十三年七月，大学士张廷玉等上奏，说：“前奉谕旨，每年将盈余闲款银两令两淮盐政解银十万两、长芦盐政解银五万两，交内务府以备行幸赏赐之用。”大臣们奏请将盐政应该送到京城的银两暂留地方，交给盐商经营，利息一分五厘，每年所得利息，连同本金，再一起借出，收取利息，这样到五年结束，可以得到本金和利息一共100万两有余。这些银子里面，两淮盐区60万两、长芦盐区40万两，永远留作本银，每年应得18万两银子的利息，“解交内库以备赏赍”。意见下达给两淮盐政后，当时的盐政吉庆上奏说：“两淮公费并无余剩可以凑解之款，现据众商情愿每年公捐银十万两，公领生息，以五年为率，连每年息银归入本内一并营运，年满之后，遵照王大臣原议，留银60万两，永作本银，生息余银解缴内库。”这个意见得到了批准，只是在乾隆十五年利息降为一分，“每年解赴内务府交收”。这个例子说明，所谓“闲款”本来是不存在的，所谓本金是两淮盐商“公捐”，连续五年，每年捐银10万两，然后又认领借款交利息，这岂不是等于自己交本金却又同时支付利息吗？按照这个规则，五年后，皇帝的本金达到60万两，利息以一分来算（每月1%，每年12%），每年要交7.2万两。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出一分钱，既得到了60万两的本金，每年还有7.2万两的利息。从盐商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前五年每年出了12万两，五年后每年出7.2万两。皇帝就通过这种方式吃干股，作为自己“行幸赏赐”的花费。

到了道光年间，皇帝和其他衙门以借给盐商银子为名收取的利息，每年达八九十万两。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管盐政，对两淮盐务进行改革，裁减收费项目和标准，干脆将该项（称为“帑利”）归入税收征收，每引征银0.561两，每年征银711 000余两。[43]到此，干股完全变成了税收。

清代皇帝筹集自己的花费，最重要的办法是委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故而两淮盐政通常都是委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其重要职责，就是为内务府财政输血。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被委派出任两淮盐政。曹家是内务府的包衣。曹寅原任江宁（南京）织造的任务，是解决宫廷服装问题。清代有三织造，设在江宁、苏州和杭州，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地方丝织、棉纺织的水平当时在全国最高。曹家败落，主要是由于康熙多次南巡，曹家四次接驾，花银太多，造成任上亏欠，因而留下败落的隐患。康熙曾对大臣们说：“曹寅、李煦（曹寅妻兄，任苏州织造）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缘由。”缘由是什么？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曹寅受命担任两淮巡盐御史，“负责每年通常二百万两的税收，还得准备另外五十万两余银来满足皇帝其他的各种用度。”[44]“其他的各种用度”正是曹寅亏空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康熙心里清楚，所以他想办法让曹寅弥补，这个办法，就是让曹寅和李煦去任两淮盐政，通过两淮盐政任上捞的钱来弥补亏空。

从康熙四十三年起，到康熙五十年，曹寅和李煦轮流任两淮盐政。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在扬州去世。李煦在奏折上说：曹寅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23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康熙五十二年，曹雪芹的父辈曹颙（父亲或叔伯）向康熙奏报说，李煦代曹寅任两淮盐政一年，总共得到58.6万两银子的“余银”，除了弥补曹寅任上的亏空54.96万余两之外，还有3.6万多两银子余剩，现在自己没有该用的地方，所以奏请交公，康熙同意将其中的600两作为给他养马的费用，其他的留给曹家作为家庭开支或清还曹寅的私债（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曹颙奏折）。

两淮盐政既担负为皇帝筹集私人用钱的任务，同时自己又有欲望，也不可能不贪污。两淮盐政一年的灰色收入，至少有几万两银子。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两淮盐政衙门董椿上奏说，两淮盐政衙门，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50两，幕友束脩、笔墨纸张并一切杂费银70两，每日共得银120两，一年竟有43 000余两。

康熙四十三年，曹寅首次出任两淮盐政，向康熙奏报禁革浮费事，列出了当时各衙门所收浮费名目和数额，其中包括：

“院费”，盐政衙门的“寿礼”、“灯节”、“代笔”、“后司”、“家人”等项，共86 100两；

“省费”，为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等省里各衙门的“规礼”，共34 500两；

“司费”，是盐运使衙门的陋规，包括书承、衙役、家人杂费，共24 600两；

“杂费”，系两淮杂用交际，实际上就是公款吃喝等方面的招待费，除了“别敬”、“过往士夫”两款外，还有62 500两。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折

曹寅奏请革除两淮盐务浮费。

曹寅说：上述四款，总共207 700两，“皆出匣费，派之众商，朝廷正项钱粮未完，此费先已入己，臣见此不胜痛恨”。

康熙在“省费”边上写下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折）可见省级衙门的钱是不能少的，去掉会得罪总督、巡抚等地方高官。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两淮盐政全德奏折

匣费（两淮盐务陋规）使盐商不堪重负，致使盐务陷入恶性循环。

曹寅说这些地方官员享受的灰色收入都出自“匣费”。“匣费”是向盐商摊派的，而且“朝廷正项钱粮未完，此费先已入己”，官吏征收的积极性比完成国家正式税收还要高，因为它关系切身利益，所以先私后公。关于“匣费”，实际上有两种，一个是在扬州征收的，习惯上叫“藩库匣费”或“扬匣费”，另一种是在淮盐行销的主要口岸汉口和江西征收的，习惯上叫“江广匣费”（江西、湖广的匣费）。按照乾隆二十九年两淮盐政高恒的说法，“淮商向于汉口设立公所，公举一二人，专司支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抽丰、游客等事，名为匣商”，收钱办法是“向由卖商于售盐价内扣交匣商收支”，其数额是每年共60余万两，到嘉庆七年高达82.8万两（嘉庆《两淮盐法志》课程九，经费上）。

有研究认为，乾隆时期两淮盐商平均每年应得利润380万两，乾隆朝60年共获利22 821万两，其中18.68%（约4 262万两）为朝廷所得（不包括正式征收的税费，仅指军需、河工、灾济、备公四类捐献共2 850万余两，帑息732万两，余银680万两），41.84%（约9 548万两）为盐政官员所得，而盐商实得占利润总额的大约39.49%，只有9 012万两，每年约150万两，即每引一两银子光景。[45]由此可知，盐商虽然利润不小，但被皇帝和官吏剥夺的更多，而且该研究只算常规情形，像提引案中被剥夺的七八百万两银子（提引案中，盐商被要求赔补未缴纳的“余息”、“余利”银625万余两，加上办贡、备差等花掉的银子，总计应该为927万余两，后被豁免200万两，总共赔补727万两，经过20多年才完成）都没算进去。

由于皇帝和官吏从盐商身上盘剥过多，盐商只能提高盐价，导致盐价不断攀升。食盐售价过高，有些人就只好少吃盐或购买私盐。无论是少吃盐还是购买私盐，都会造成官盐销售不畅。官盐销售不畅，盐商利润减少，最终破产，税费难以交清。税费难以交清，官方自然要追责，一些盐商就只有逃亡。盐商逃亡的结果，会造成部分地区官盐无法销售，私盐大行其道。这样就陷入恶性循环，盐法就无法维持。实际上，两淮盐务在乾隆时期以后已经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到了道光十年，情况已极其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两江总督陶澍兼管盐政，大力改革，先在淮北盐区进行改盐引制为票盐法的实验，但也只是暂时纾解困境。在整个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述恶性循环一再重演，几乎和一个王朝的命运一致。

[32] 本案原始资料为有关官员奏折、乾隆上谕和乾隆朝实录。奏折原件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整理出版，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0辑，（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上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5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乾隆朝实录即《清高宗实录》，见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至九月，卷八百十二至八百二十一。此外，本文有些内容来自嘉庆《两淮盐法志》和光绪《两淮盐法志》。为避烦琐，不一一列明。

[33] 《清史稿·食货志》：“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

[34]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初三的上谕中提到：“两淮盐（应）销额引一百六十八万五千四百九十二道。嗣因不敷，逐年增余引二十万至四十万道不等。”（《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三十五）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十六：“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大学士公傅恒等条奏两淮应销额引一百六十八万五千四百九十二道。”

[35] 中国历史上的正常用盐量，按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初九江宁织造李煦在奏折中所说：“每人每一日食盐不过三钱，计其一年所食，每人不过七斤。”（《康熙朝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15页）《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丁为一亿四千三百余万，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猛增到二亿九千六百余万。

[36] 参见定宜庄、胡鸿保：《清代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37] ［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38] 参见定宜庄、胡鸿保：《清代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39] 奉宸苑为内务府直属机构“七司（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庆丰司）三院（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之一，掌管景山、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中海、南海即中南海）、南苑等各处苑囿的管理、修缮等事，设总理大臣、卿、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职，奉宸苑卿为仅次于总理大臣的官衔，可能是因各处行宫也属奉宸苑管辖，而乾隆历次南巡，涉及行宫的修缮、管理等事，其经费多由盐商筹集，故授其奉宸苑卿衔。

[40] 纪昀自己在给家人、朋友的信中对此事的介绍都是说“因漏言获遣”或“漏言获遣”。其前往、返回及在乌鲁木齐具体情形，可参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沧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7页。

[41] 中国历代皇家所用器物就其来源而言，分为向民间采购的“采办”和宫中自造的“造办”两种，造办处就是清宫专为负责“造办”的机构，由于康熙时期初设时地点选在紫禁城内养心殿四周的平房内,因此称为“养心殿造办处”，隶属内务府所管辖。

[42]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为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户部奉上谕，后有：“[谨按]嗣据军机大臣会同总督、盐政议定，余引摊派众商，撙节外支银两，酌定办贡银数，酌减盐政养廉，查察汉口匣商，纲食不得融销，并严查卡商火伏各款，奉旨依议。”

[43] 最终确定的征收标准中，有“每引征京外各衙门帑利银五钱六分一厘零”一项，解释说：“帑利者，系分解内外帑利七十一万一千余两之款。”这就是说，最终经裁减后的收费标准是按两淮南运销食盐126.7万引，每引征银0.561两，总共711 000余两来计算帑利的。

[44] ［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4～5页。

[45] 汪士信：《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六
 分肥法则
官民冲突后面的利益博弈

醴陵县城图同治《醴陵县志》

世界历史上的大城市，包括中国和西方，都必须面对一个难题：粮食供应。中国和西方历史上最大的城市都是首都。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人口估计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00万人口的粮食供应，是个极大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是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罗马城每年要输入1 500万浦式耳（Bushel）谷物，其中约1/3来自埃及，通过地中海运输。1浦式耳燕麦重32磅（约14.52公斤），1浦式耳大麦重48磅（约21.77公斤），1浦式耳小麦重60磅（约27.22公斤）。以三者平均计算，1浦式耳谷物约重47磅，1 500万浦式耳谷物重达7亿磅。1磅约为454克，7亿磅就是超过3亿公斤的重量。谷物由商人从行省运到罗马供应市民，遇到海盗抢劫或商人囤积，就会发生饥荒。历史上罗马城饥荒不断，并不时引发市民暴动。

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如唐代的长安（西安），也是人口众多，粮食需靠从东面运输接济，遇到运输不畅的时候，就只好把官僚系统搬到东都洛阳办公，称为“就食”。所以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研究认为，连接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畅或碍，关系唐、宋帝国的国运盛衰。运河的主要职责，就是运输粮食，解决皇帝、官吏、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明清时代建都北京，为了解决首都驻军、京畿部队及皇室、百官的吃饭问题，从南边八个近江近河因而运输较为方便的省份——山东、河南、江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湖北、湖南调运粮食400多万石，[46]大约相当于现在的62万吨，是谓“漕运”。为了实现南粮北调，帝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制度，设立了一大堆机构和人员，从八个有漕省份的州县官员，到他们的上级——知府、道台、布政使、巡抚、总督等地方行政系统，到各省粮道、漕运总督、北京（城里和通州）的仓场侍郎等负责漕运的专业系统，到保障漕粮运输安全和运道（京杭大运河）管理的军队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黄河、淮河治理及管理的河道衙门系统，几大系统协调合作才能保证把漕粮安全运送到北京城里和通州的仓库里。但是，系统越是复杂，问题也就越多。于是，在明清关于漕运的公私文献中，出现了一个极为刺目、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分肥”，这个词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法则，可以称之为“分肥法则”。那么，什么是“肥”？怎么个“分”法？要理解这一点，不妨从一个漕案说起。

清代漕粮数额

有漕省份
原额正兑米
（石）
耗米率
（%）
耗米实额
（石）
改兑正米
（石）

山东
280 000
25
63 146
95 600

河南
270 000
25～28
51 097
110 000

安徽
387 000
25～40
138 800
200 450

江苏
1 113 000
40
445 200
93 950

苏州府
655 000
40
262 000

松江府
233 000
40
81 200

常州府
175 000
40
70 000

镇江府
80 000
40
32 000

浙江
600 000
40
240 000
30 000

江西
400 000
53
212 000
170 000

湖北
132 943
40
40 168

湖南
117 057
40
46 823

小计
4 443 000
37.5
1 682 434
700 000

说明：在400万石的漕粮中，330万石运往北京城里，称为“正兑米”，另外70万石留储在通州仓库，称为“改兑米”（或“改兑正米”）。湖南和湖北的米全部是“正兑米”。

(一)醴陵漕案

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是帝国一个极其普通的县。它位于长江以南，与首都距离遥远，一向不被关注。但是，道光元年（1821年）和次年，这里却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死了将近30个人——其中有好几位还是有功名的生员（知识分子），事情闹到了皇上那里，而且还不止一次，皇上为此发了好几道上谕（圣旨）。是什么事闹得连皇上都不得安宁？说起来，都是因为征收漕粮引起的。

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多前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个名叫王述徽的人到该县当（代理）知县，王知县到任后新立一条规矩：交纳漕米一石，需同时交“外费银”三两六钱。所谓“漕米”，那是国家的法定税收，按照一定的税率交纳实物的米。税率方面，国家规定的标准并不高。醴陵最好的田，税率是每亩纳税五升四合多——也就是0.054石多一点（同治《醴陵县志》）。如果亩产量是2石米，那么税率只有2.7%，还不到3%。醴陵县离湘江很近，离洞庭湖也不算太远，田的亩产量即使没有2石米，1.5石米应该是有的，即使按1.5石米算，税率也不过3.6%。所以，国家的法定税率不算太高，农民负担也不算很重。当然，官吏们征收漕粮时有各种浮派，不会完全按照法定税率征收，实际上交纳法定税额1石米早就需要交1.5石米，税外负担达到50%。不过，这还不算特别过分，老百姓对这一点意见还不大，毕竟这时候的实际负担还只有5%的光景。让老百姓不满的，是“外费银”。“外费银”是什么呢？从字面上看，“外费”就是额外花费。至于额外花费花到哪里去了，征收漕粮的基层官吏不会对老百姓说得那么清楚，反正是，把那些额外花费综合起来，就叫作“外费银”，成为一个并非国家正式税收却必须缴纳的收费项目。“外费银”的征收标准，在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是法定税收一石漕米收800文钱，遇到灾年可以免收。到了嘉庆二十五年，王知县到任后，这个标准大幅提升，要求交银子3.6两，折合铜钱是4 400文。[47]老百姓算了一笔账：当时稻谷很便宜，一石米才值600文钱，稻谷加工成米之后损失一半（或三四成），这样一石米的市场价格也就是1 200文钱，大约值一两银子。现在“外费银”竟然要交3.6两银子或4 400文铜钱，“外费”居然达到了法定税率的3.6倍！更要命的是，王知县规定交纳漕粮时要先交“外费银”，有谁敢稍微表示一点不满，便说你是“抗漕”，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起来狠狠打一顿板子再说。

王知县的做法让老百姓无法忍受，起先老百姓想和他沟通，希望能够减免一些，无奈王知县根本就不听。没有办法，于是有人带头上访。去了分管醴陵县的长沙府衙门，不管用；再去主管漕运的粮储道衙门，人家根本就不理你；再往上就告到了省里，主管一省政法工作的按察司衙门、主管一省民政的布政司衙门都去告过了，仍然没用；告到省里的“一把手”巡抚那里，也没个说法。看在湖南告不下来，于是有个叫程亮书的人作为上访代表去了北京。经过一番波折，中央领导终于过问此事，吩咐下来，要求湖南方面把人带回去，重新审理，并批评了王知县，撤了王知县的职。但是省里审理的结果是，认定程亮书属于诬告，按法律规定要被罚到边远地方充军。

醴陵代县长王述徽被撤职的圣旨

王知县离任之后，一个叫金德荣的人接任知县一职，这是第二年（道光元年）七月的事。很快到了十月，又到了开仓征收漕粮的时间。金知县带领书吏、衙役收粮，但是金知县并没有推翻前任做法的意思，老百姓要求减轻负担而不可得，于是起哄，和官方吵闹起来。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闹漕”。抗拒不交漕粮，则是“抗漕”。“闹漕”或“抗漕”都是严重的事情。对于金知县来说，完不成征收漕粮的任务叫作“误漕”，这是严重的失职，肯定要受处罚，丢官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事。

金知县认为在百姓闹事后面指挥的人是该县的监生匡光文等人，派人去抓捕，但是没有抓到。金知县向湖南省领导报告，说醴陵漕米定额6 000多石，现在还只收到1 000多石，老百姓闹漕，征收漕粮的任务恐怕是完不成了。这时候湖南的省领导是钱臻，他是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在省里算“二把手”，“一把手”是巡抚左辅，左辅当时正有事去北京，“一把手”不在，“二把手”当家，在当时这叫“护理”。[48]钱臻接到报告后很重视，因为如果真的“误漕”，他也没法向中央交代，所以他立即派出主管醴陵的长沙府知府等人前往醴陵查办。不久之后得到回报，漕粮收齐，并抓获几个与闹事有关的人，其中一个名叫钟辅贤。从钟辅贤的铺盖里面搜获一份原来程亮书告状朝廷批示湖南查办的上谕，后面有一句“人证一并解京讯办”的话。金知县得到这份材料大喜过望，因为关于程亮书案的处理过程他是知道的，皇上已经有旨让巡抚左辅在湖南办理后上报北京，而这份材料居然说要将人证解送北京审讯办理，这不是在伪造上谕（诏书）吗？伪造上谕（诏书）是什么罪？那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

钱臻奏参金德荣

审问钟辅贤，事情又牵扯到了匡光文。另外被抓的一个人又供出匡光文与程亮书到北京告状一事有牵连，匡光文还向交纳漕粮的农户筹集1 000两银子作为到北京告状用的路费和诉讼费。程亮书还在长沙的牢房里，提出来审问，程亮书说自己不清楚这件事，官方认为这是抵赖，于是抓捕匡光文归案成为首要的事情。报告再次递到了省领导钱臻那里，钱臻让金知县去抓人，但匡光文拒捕，金知县派出的差役不但没有抓到人，反而被匡光文一帮人抓去写了浮收漕粮的字据。钱臻得到这个报告大为恼火，他一方面向北京报告情况，并把得到的所谓“伪诏”抄送军机处备案，同时申请派出军队抓捕；另一方面让金知县严密关注匡光文的动向，要把他堵在醴陵，不要让他逃走。这是该年十二月的事。到了第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上同意派军队捉拿匡光文。钱臻得到命令，派出巡抚手下的得力军官前往醴陵指挥抓捕。

没有想到的是，金知县大概是立功心切，或者怕匡光文得到消息后逃跑，他在长沙派来的人到达醴陵之前，就自己带了部队前去抓人。而匡家在当地的势力很大，竟然鸣锣击鼓，率众拒捕，还用鸟枪打死了一个营兵。金知县虽然抓到了匡光文的儿子、侄子、孙子，但匡光文逃脱了。金知县在回程的路上还遭到由匡光文兄弟组织的一帮人堵截，匡光文的儿子、侄子都被抢了回去，只有十三岁的孙子和其他十几个人没有逃脱，而金知县据说还被抓住打了一顿。金知县如此无能，二月初三钱臻向皇上打了报告，要求将金知县撤职，二十九日皇上下了圣旨，同意这个建议。

这时候，匡光文正在去北京的路上。官方的信息传递得比较快，而个人在路上走得比较慢，从醴陵到北京得走一个多月。匡光文到北京应该在三月上旬，估计他在北京有些熟人，他请人帮忙让中央衙门的书吏抄到了钱臻向中央报告情况的奏折，写了辩冤书，向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或监察部）告状，不仅控告钱臻向中央的汇报与事实不符，而且控告湖南官员“加索漕费，统兵毁抢”。

这时候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是王鼎（1768—1842），他在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是主战派，据说他因为力争起用林则徐没有结果而自杀（那时王鼎是军机大臣）。王鼎向皇上报告了匡光文京控的情况。皇上的意思是让已经回到湖南的巡抚左辅负责这件事，让他和湖南主管政法的按察使苏明阿认真审理，并把结果上报给中央。五月十三日，匡光文被押解回到长沙。主审自然是按察使苏明阿，左辅是否亲自过问不得而知，但结果是左辅向皇上汇报的，其意见与钱臻原来的说法没有两样——审讯的结果是金知县是按规定收漕，并没有浮收，也没有带兵去毁抢等。所以，依照“诈传诏旨”（假传圣旨）的大清律例，匡光文被判斩监候，即死刑，秋后处决。

道光皇帝关于处理匡光文案的批示

湖南官方与老百姓各执一词，事实到底如何，弄得皇上一头雾水。

面对这样的结果，匡家人自然不能接受。可以想见，匡家人非常担心已经定了罪的匡光文会在当年的秋决中被处死。于是营救活动开始。营救能用什么办法呢？在湖南肯定是没有办法的，营救只能是去北京想办法。匡家人先是到都察院和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告状，但没有结果。匡光文的一个叫甘启琇的亲戚到步军统领衙门的告状则最终被接受，并报告到了皇上那里。甘启琇的控告中有一点是比较让人关注的，他说被金知县带人抓去的十几个人中已经有六个死在湖南的监狱里。为此，皇上于十月六日要求新任湖广总督的李鸿宾接手此案，让他提审有关人犯，弄清楚到底匡光文的说法和湖南官方的说法哪个更符合事实,到底是如匡光文说的那样是官方“加索漕费，统兵毁抢”，还是像官方说的那样是匡光文阻挠交漕、拒众抗捕、“诈传诏旨”？

李鸿宾于该年十二月才到达湖北，等到把相关档案及有关人员调往武昌，审理匡光文已经是道光三年的事。李鸿宾的审理结果是匡光文“诈传诏旨”并不符合事实，所以判斩监候不太合适，但他聚众抗捕，还打死营兵，按照律例应判绞监候，也就是死刑。仍然是死刑，只不过死得体面一点而已——斩刑要身首异处，绞刑可以得个全尸。[49]

(二)分享“漕规”

从醴陵漕案的结局来看，民国《醴陵县志》说在匡光文死之前，已经有27个人死在湖南的监狱里，那么算上匡光文，应该是死了28个人。28个人的生命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有两个：一是湖南部分官员被撤职，比如，醴陵的两任知县。可能与此案有关的还有湖南的“一把手”左辅和“二把手”钱臻的提前退休。钱臻是道光二年十月初八因“年力已衰”而“著以原品休致”的。当然，钱臻获得这样的结局，可能与匡光文案的办理不善有点关系，但也可能确实是因为年纪太大而道光皇帝不喜欢他，找个理由让他下台歇着去了。[50]钱臻接到退休的指示之后被要求“即令回籍”，他在当月的二十七日就办理了交卸事宜，并在左辅的催促下离开湖南，回浙江老家去了。左辅的命运和钱臻差不多。第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钱臻走后三个多月，左辅被通知解任调京任职，可是到了北京之后，却被告诉工作不好安排，让他直接退休算了。当年，左辅73岁。

钱臻、左辅都以“年力已衰”的理由提前退休。

二是降低了“外费银”征收标准。道光二年征收漕粮的时候“外费银”从上一年的4 400文下调到1 700文。这就是说，“外费银”并没有被取消，只不过是少交一点而已。醴陵人闹漕、抗漕、控漕死了28个人，28条生命换来的只是少交2 700文钱的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哪怕是这种权利也是暂时的，并不能持久，《醴陵县志》上说这个标准“行之未久，浮征如故，漕米外费加至四千五百”，看来不仅很快就恢复了原状，而且还超过了原先的标准。这样看来，匡光文和其他27个人是白死的，闹漕、抗漕、上控、京控除了赔进去宝贵的生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外费银”本来是不符国家规定的一项税外收费，而且高得离谱，是正式税收的三四倍。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闹漕、抗漕，乃至一级一级告状，一直告到北京，还是没有用，“外费银”还是没有被取消呢？

要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关键是要弄清楚这些被多收的“外费银”用到哪里去了。所谓“外费银”，其实就是陋规。由于“外费银”是在征收漕粮时附带征收的，属于漕运系统的陋规，所以也叫“漕规”。

对于“漕规”，民国《醴陵县志》解释说：“（地方官吏征收漕粮时）加派外费银两，曰‘漕规’。‘漕规’例勒高价折银。分润上司，曰‘漕馆’。州县所得，曰‘漕余’。分肥劣衿，曰‘漕口’。酌给船划，曰‘水脚’。”这段话把“外费银两”——“漕规”的分配方案说得很清楚，去向共有四个：送给上司的叫“漕馆”；一部分是给运送漕粮的运丁作为路费补贴的，叫“水脚（银）”；地方上素质不好的读书人——劣衿——“漕口”分享的那部分，或者可以叫“漕口银”，在江苏叫“白规”，在湖北叫“蝗虫费”（胡林翼《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七）；剩下留给州县官员自己的叫“漕余”。《醴陵县志》中这段记载的遗憾之处是没有将各种人所得的“漕规”的数额公布出来，不过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材料来补充。

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在嘉庆二十五年王知县征收的“外费银”的去向。醴陵的漕粮定额是6 000石，王知县每石正额漕粮加收3.6两银子的“外费银”，算下来漕规总额达到了21 600两。这些漕规是作为地方基层官吏的王知县负责征收的，醴陵的老百姓痛恨和控告的也是王知县，王知县也因此丢了官，可是在了解了这些漕规的流向之后，我甚至有点同情起王知县来，因为这些钱虽然是他收的，实际上放入自己腰包的并不多，这些钱并不是他个人贪污的，他不过是漕规体制中的一枚棋子，他要收这么多钱实在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这一点，醴陵的老百姓不会清楚，他们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告漕为什么不会成功。要理解这一点，关键是要弄清楚这收上来的21 600两“外费银”都到哪里去了。它的去向，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漕馆”

按照民国《醴陵县志》所说，“漕馆”是“分润上司”的银子。那么，当年醴陵所收的“外费银”有多少作为“漕馆”用以“分润上司”呢？这没有史料记载，只能推测。醴陵县的邻县是湘潭县，两县的漕粮定额差不多，都是6 000石光景，两县的“漕规”按理也应该比较接近，交给上级的“漕馆”自然也应该差不多。

湘潭知县向其各级上司所送的“漕馆”中，知府和粮道是顶头上司，数额为每人600两；府、道的其他官员大约有100人，每人是几两至100两之间，视其地位和权力而定；还有就是各衙门的书吏和其他工作人员，由于人数众多，所以每次收漕需要三四千两银子，而“解费”、“房费”等办事费还不算在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我们可以算一下湘潭知县为此需要花掉多少钱。粮道和知府各600两，总共是1 200两，其他官员如果平均是50两的话，100个人就是5 000两，书吏等按4 000两算，合起来就超过了万两。这就是说，湘潭知县如果按嘉庆二十五年醴陵王知县的办法征收“外费银”，那么所得的钱要有一半用于作为送给上级衙门的“漕馆”。

但是，这里还没有提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省级高官，他们显然也是要送的，这个钱在湖南是多少不太清楚，只能参考其他省的情况。在此前百年光景的雍正时代，山东巡抚的“漕规”是每年2 000两（或3 200两），江西巡抚是4 000两，两江总督是4 000两（分见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八月七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西巡抚白潢奏折，雍正六年三月十七日署两江总督范时绎奏折）。可见全国多个省份都有，湖南没有理由没有。而时间又过去了百年，数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有理由相信湖南的知县送给巡抚的“漕馆”每年绝不会少于2 000两。

假定当年左辅分到的银子是2 000两，钱臻是1 000两，那么如果这份收入因为匡光文等人的告状而失去了，这在他们显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民国《醴陵县志》就说“藩司钱臻利‘漕馆’摊分”。因此，他们在内心里面肯定非常讨厌这类“闹漕”的人，进行严厉打击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同样的道理，湖南省内各级官员都不想失去这块利益，他们很容易形成利益同盟，对“闹漕”进行严厉打击。这正是程亮书告不赢、匡光文也告不赢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大凡上访、告状一般都难以得到公正解决的根本原因。因为到北京上访、告状不仅使他们丢了面子，更使他们的实际利益受损，大概没有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会喜欢老百姓的这种行为。

2.“漕口”[51]

“漕口”问题是南方有漕省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闹漕”的起因之一。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左辅任湖南布政使，还没有升任湖南巡抚，他当时的言论是：“京控奏交各案，控漕者十之九皆漕口衿棍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到北京告状的90％都是“漕口”闹的。在程亮书案和匡光文案中，左辅都当他们是“漕口”、“衿棍”。

“漕口”是地方上的那些读书人——举人、贡生、监生、秀才等，州县官员征漕时浮收“漕规”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他们利用这一点，以向州县的上级告状为名，迫使州县官员把浮收得来的“漕规”分一部分给他们。州县官员被他们抓住把柄，如果真的告上去的话上级也得处理，否则社会舆论上过不去，所以有些州县官员在开始征漕之前要先请“漕口”吃饭，做好思想工作，承诺给他们“蝗虫费”。[52]但有些人没有得到，或者觉得州县给得太少，也会真的去告状，或者阻挠老百姓交粮，乃至聚众哄仓，他们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为民请命，实际上还是为己求财。

那么一个州县有多少这种人呢？咸丰年间骆秉章任湖南巡抚的时候，说湖南的州县多的有几十个“漕口”。湖南的读书人没有江浙多，江浙一县多达上百乃至数百人。这些人得到的“蝗虫费”大概有多少呢？骆秉章的说法是每人要数十两到百两银子，有的材料更有说到数百两的。他们所得的总额，《湘潭县志》说几千两，江浙一带最多的可能要两三万两。[53]

在上述的漕案中，程亮书和匡光文到底是为民请命的英雄，还是分食“漕规”的“漕口”，我们并不清楚。民国《醴陵县志》的撰稿者傅熊湘是把他们作为英雄立传的，但是官方又把他们看作“漕口”。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来看，也许他们是“漕口”的可能性还大一些，但是傅熊湘的意见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真正缺乏的是当时醴陵的老百姓的意见，老百姓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呢，还是把他们看作与官吏分肥、增加老百姓负担的社会蠹虫呢？这一点我们无法判断。能够确定的，只是程亮书、匡光文等醴陵的读书人与知县发生了冲突。

3.“水脚”

作为州县官员来说，他们在收漕时加收“外费银”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苦衷，那就是他们必须向兑运漕粮的旗丁、运丁赠送“水脚”。“水脚”就是运输所费的水力、脚力。漕粮运输是由漕船的运丁负责的，他们在装米上船前经常向基层交漕官员收取“铺仓礼”、“米色银”，开船离开之前还要索取“通关费”、“盘验费”等。如果州县官员不给“铺仓礼”、“米色银”，他们就以米的质量（“米色”）不合格而不收，不让你把米装上船；如果给的“通关费”、“盘验费”不能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不把船开走。根据规定，每个地方什么时候收漕，什么时候开船，都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漕运是国家大事，时称“大政”，误了时间，就是“误漕”，是谁也担不起责任的。漕船的运丁不开船，他自然也有责任，也会被处罚，可是他们毕竟没有多大的身家，大不了逃亡，而州县官员却是不想丢了辛辛苦苦得来的乌纱帽的，所以运丁们耍起流氓来，州县官员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避免“误漕”受责，那就只好给钱。嘉庆二十四年，江苏的标准是一条船“铺仓礼”为80两到120两银子，“米色银”数十两到100两，“通关费”40两到90两，合起来多的达到300两光景。这个标准还不算高，有的说法更是达到七八百两甚至上千两。

清代漕船模型

这些费用统称为“帮规”（“帮规”提法见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或“帮费”，因为运输漕粮是几十条船编成一“帮”，然后运往北京的。湖南的漕船被编成三帮，分别称为头帮、二帮、三帮。醴陵县的漕粮编在头帮，湘潭的编在三帮。[54] 据《嘉庆十九年起运漕白船粮数目四柱清册》记载，该年湖南漕船总共175只（头帮67只、二帮60只、三帮48只），所运漕粮共133 764石，平均每船运米764石。以醴陵来说，6 000多石漕粮需要装8只船。假如当年每条船向醴陵县令索要500两银子，那么“水脚”（“帮费”）就要4 000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估计实际的“帮费”是每条船需要700两。

现在的问题是，运丁凭什么这么勒索知县，难道知县就是砧板上的鱼，任由运丁宰割吗？难道他不会向上级反映，向主管运丁的军官——领运守备、千总反映情况吗？显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因为运丁得到的那些“帮费”绝大部分并不归他们自己，能够管住运丁的部门多的是，运丁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帮费”中的一部分肯定是被领运守备、千总拿去了，这里有个名目叫“分金”，是领运千总在漕船开运之前，以喝酒、看戏的名义向运丁要钱（嘉庆二十四年三月初二山东道御史李鸿宾奏折，董醇辑《议漕折钞》卷三）。当然勒索的方法远不止这一种，途中还有饭米银、篷税银、装带土宜银、沿途贴印花银，等等。

能够管得着运丁的不只是领运守备、千总，还有押运的帮官，总运的同知、通判，督运的粮储道，以及漕运总督、仓场总督、坐粮厅监督、河道总督，等等。他们都有权力像领运守备、千总那样向运丁索取“分金”。运丁内部，每帮的第一条船的运丁叫作“丁头”（或“尖丁”），他是这一帮船的老大，他的助手叫“伍长”，他们也会克扣所得的“帮费”。更重要的是，“帮费”中比较大的比例要用于运输途中各种各样的手续费。据嘉庆五年护理湖南巡抚通恩的调查报告，手续费分为“南账”和“北账”，以运河枢纽、漕运总督驻地——江苏淮安为界，到淮安之前的所有手续费被称为“南账”，从淮安开始的手续费被称为“北账”。

京杭大运河分段示意图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湖南漕船从左下角的水路进入洞庭湖，沿长江、京杭大运河，一直到达通州。

从湖南运漕粮到北京，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湖南漕船在各地装满（当时的术语叫“兑齐”）漕粮后在岳州（岳阳）会合，按照一定规则编排成帮，然后开帮过洞庭湖，由荆州过临湘、嘉鱼入长江，到达汉口，顺长江而下，直达江苏仪征，由此转入京杭大运河（如遇运河水小，改由瓜洲进口），北上到达淮安，到淮安的日期不能晚于三月初十。在淮安有一个重要的手续要办，就是检验米的质量是否达到标准，这个手续叫作“盘验”，具体做法是漕运总督衙门派出官员（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到漕帮后按编号抽签，被抽到的那一两只船接受“盘验”，官员带同兵丁、书吏下船，抽查所运的米与此前呈送的“样米”是否符合。经过“盘验”后，漕船继续北上，经过山东济宁、临清、德州及天津，于六月初一之前到达通州。在通州把米交兑之后，由通州转运到北京城里的仓库（部分储藏在通州仓库），漕船则回空南下，等待新一年的兑米开运。

从醴陵往岳阳去的水路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二百一卷长沙府部《长沙府疆域图》

湖南漕帮的“南账”和“北账”共达47项，从湖南省内各衙门的办事费，到经过的武昌、芜湖、九江等长江口岸，到进入京杭大运河之后的各个关、闸，都必须交纳相应的费用。为见其全貌，罗列如下（见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八十五）：

“南账”每条船60余两：

（1）分送卫官米5石，作银7两；

（2）卫书造册、差役饭食米3石，作银5两；

（3）总运巡船、贴费等项银3.2两；

（4）押运厅书差纸张、饭食银1.8两；

（5）重运官贴费银3.2两；

（6）帮书造册纸张、差役饭食银1.8两；

（7）府书点验纸张饭食银0.5两；

（8）送空运米一石，给银1.2两；

（9）监兑厅书差纸张、饭食银0.6两；

（10）在次各委员催兑催开饭食银1.2两；

（11）在次卫重空闲运各住房银一两三四钱；

（12）在汉住船委员等项银2两；

（13）防江营催船饭食银0.5两；

（14）江防厅催船饭食银0.5两；

（15）道书各房造册纸张、饭食银1两；

（16）道差押兑及茶号米1石，银1.2两到1.3两；

（17）芜湖关费银1两；

（18）龙江关费银0.7两；

（19）进瓜洲口投文、饭食银0.2两；

（20）瓜洲投文、饭食银1两；

（21）扬关投文纸张并过关饭食银1.5两到三四两不等，每年不同；

（22）雇纤夫差人夫，沿途粘贴印花及闸坝营汛饭食银5两；

（23）沿途营汛照料饭食银3两；

（24）每船所带拨船淮、扬、九江、宿迁等关共费银16两到20两不等，每年不同；

（25）武昌关费银三四两不等。

“北账”每条船90余两：

（1）过淮签盘饭食银2.3两；

（2）漕书纸张、饭食银1.2两到1.3两；

（3）台庄投文各项饭食银0.8两；

（4）济宁投文纸张、饭食银1.5两；

（5）临清投文纸张、饭食银1两；

（6）桑关投文纸张、饭食银0.3两；

（7）安陵投文纸张、饭食银0.3两；

（8）天津投文纸张、饭食银2.2两；

（9）通州投文纸张、饭食银2.5两；

（10）到通营汛住船饭食银一两五六钱不等；

（11）到通提船住船饭食银2两；

（12）到通舍人验米及各衙门杂费银12两；

（13）仓场院书饭食银2.3两到2.4两；

（14）坐粮厅书饭食银2两；

（15）坐粮厅验米费7两；

（16）仓场投验全单0.5两；

（17）投验批银1两；

（18）坐粮厅投验全单银0.5两；

（19）京仓交纳席竹仓收饭食银3两；

（20）沿途漕委饭食银十一二两不等；

（21）到通交粮付经纪过斛银30两；

（22）赴通交粮另雇笆夫工价银8两。

运河船过坝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船队经京杭大运河北上时所见情景。

从这份“账单”中可以看出，运丁支付的费用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南账”分为在湖南和出湖南两部分，“北账”可以分为到通州之前和之后两部分。“南账”中在湖南的部分是第(1)项到第（16）项，涉及主管漕运的部队军官和知府、粮道衙门各种办事手续费，共32.2两；出湖南之后，到淮安之前沿途的手续费大概是38.9两。“北账”中从淮安盘验到通州（（1）～（8）项）的各种手续费为9.7两，到通州之后要花约84.5两。如果把“南账”和“北账”合起来看，也可以分成在湖南、运途中和到通州之后三个阶段，依次是32.2两、48.6两、84.5两。总的看来，是名目繁多，负担很重，从湖南与漕运有关的各衙门开始，再到出湖南一直到通州的几千里水路，没有哪个地方不需要手续费，特别是在通州，各项手续费占了所有花费的半数以上。由此可以看出，真正让运丁痛苦的是通州的衙门，事实上也是如此，有许多材料显示，有些漕船在快到通州的时候由于怕打点的钱不够，只好借高利贷，或者把漕粮偷偷卖掉，然后把漕粮弄湿，让它膨胀，滥竽充数。

漕船过坝陋规

在通州支付的“北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纪的“过斛银”，居然每条船高达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是运丁必须花的，因为所运漕粮的质量和数量都由经纪说了算，如果你不给钱，他们可以说质量不合格，或者数量不够，这时候运丁就成了在地方上交粮的农民，而经纪就像收粮的书吏。如果经纪不收粮，说米太潮太湿，需要晾晒，那么这项花费可能比你给他们的过斛银还要多。相反，你给足了好处费，即使明知漕粮掺水，他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关。所以经纪是大爷，得罪不起，与他们闹僵了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经纪总共有125个，其中老大叫“盈字一号”。经纪的资格是需要花钱买的，获得“盈字一号”的资格需要上万两银子，经纪是十年换一次，这意味着买这个职位每年要一千两银子光景。经纪是由在通州的漕粮管理衙门——坐粮厅“点充”的，平时和坐粮厅官员搞好关系想必也需要不少钱。经纪吃运丁的钱，每条船30两，全国有6 000多条船，他们得到的就是18万多两银子，分摊到125个人头上每人不到1 500两，他们手下还有一大批干活的人，所以真正自己吞到肚子里的也不算多，有时他们会偷卖漕粮。

以上每条船的“南账”和“北账”加起来超过150两银子，这是嘉庆五年（1800年）的事。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22年，“南账”和“北账”肯定也水涨船高了。按照道光后期长沙籍官员孙鼎臣的议论，嘉庆五年的“帮费”为300两，嘉庆十五年是500两（《论漕》，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从趋势看，差不多是十年增长200两，每年涨20两。考虑到湖南是漕运路途最遥远的，嘉庆二十五年一条船的700两“帮费”大概是少不了的。以当年醴陵来说，8条船就需要5 600两。

4.“漕余”

以上我们回顾了“漕规”的流向，以醴陵县令来说，给上级衙门的“漕馆”要一万多两，给“漕口”的“蝗虫费”要几千两，给运丁的“水脚”或“帮费”要五六千两，三者加起来已经是两万两左右。如果醴陵按嘉庆二十五年的王知县确定的办法——每石正额漕粮加收3.6两银子的标准来收取“外费银”，那么总额不过是21 600两，这意味着王知县收了钱之后自己的“漕余”都没有了着落，王知县背着骂名和被撤职的危险所收的钱全部落入了他人的腰包，王知县等于是给他人做嫁衣裳。民国《醴陵县志》上说王知县是个“贪酷吏”，如果撰写县志的人懂得这里面的奥妙，他大概不会给王知县下一个“贪酷”的评语。弄明白了王知县所收的两万多两银子的真正去向之后，王知县就几乎有点让人同情了，他的继任金知县对“外费银”照收不误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对于王知县和金知县来说，“漕馆”和“水脚”都是刚性的，他没法少给或不给。另外，按照大清帝国通常的情况，王知县和金知县要经常招待上级来人，招待费并没有财政支持，完全要靠王知县和金知县自己搞创收。还有，按照道光元年省领导左辅发出的告示——《禁杜漕口示》，州县还有许多负担，比如，“科场之年”（有考试的年份），总共需要两万多两银子的费用，而财政报销的只有十分之二多一点，所以州县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左辅当过多年的知县，在基层工作的时间不短，他知道州县官员的难处，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对于漕运过程中州县官员的责任和负担都很清楚，所以他劝那些读过书，也在参加考试的年份享受了好处的生监不要充当“漕口”，纳粮的老百姓也要体谅州县官的难处。[55]

的确，醴陵知县是收了两万多两的“外费银”，但真正留给自己的“漕余”并没有多少。“漕馆”和“水脚”是刚性的，没有办法节省，州县官员要增加自己的“漕余”份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少给“蝗虫费”，这正是州县官员和“漕口”们的利害冲突所在。

地方上的生监一方面充当“漕口”，要求分享好处，另一方面还包揽漕粮——代老百姓交粮，收粮的书吏们对他们不敢多收，他们向老百姓要得多而交得少，可以从中赚取差额，有时候他们甚至从老百姓那里要了粮之后不交上去，这些做法都使州县官员陷入难以完成任务的绝境，所以地方官员对生监充当“漕口”、包揽漕粮切齿痛恨，严厉打击，只是效果并不理想。社会是个人、人群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大舞台，各个人群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漕口”们抓住州县官员违反国家规定多收漕粮的把柄，这正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和参与博弈的武器。官吏集团享有“漕规”，从收粮到运输到交仓，各有自己的按照在权力中的位置所得的好处，那么“漕口”要求参与分肥，并且恰当地运用了策略，所以官吏集团想禁止他们分肥是不太现实的。

(三)分肥法则

对于涉及漕运的各种人在要求参与分配“漕规”时运用的策略和武器，魏源曾经做了一个总结，说是“官与民为难，丁与官为难，仓与丁为难”（《海运全案序》），即收漕的地方官员为难交漕的老百姓，运送漕粮的运丁又为难收漕的地方官员，而通州收粮入仓的官吏又为难运丁。通过“为难”别人而拥有自己的“漕规”份额，这便是“分肥法则”。实际上魏源说得并不全面，因为拥有“为难”能力的不仅仅是上面三种人，比如，州县官员的上级领导可以“为难”州县官员，所以州县官员必须送“漕馆”以“分润上司”；对运丁有管辖权的各类文官武弁可以“为难”运丁，所以运丁必须向他们“分金”；各种关卡和运河上的闸坝都可以“为难”运丁，所以运丁必须向他们提供纸张、饭食银等手续费。“漕口”也可以“为难”收漕官员，所以收漕官员必须向他们提供“漕口银”或“蝗虫费”。各种社会势力依据自己的武器和策略参与分肥，而为这些“肥”埋单的是底层的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能够怎么办？老百姓也有自己“为难”官员的武器，那就是闹漕、抗漕、上控、京控。不过这些行动似乎不怎么见效。

以上述的醴陵漕案来说，程亮书和匡光文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还有财力以及在官场上有人脉关系的人物，但是他们告状的结果是一个被判充军，一个被判死刑。普通的老百姓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文化，写一张状纸都有困难，也不懂得所交的钱中哪些是国家的正式税收，哪些是官吏的私下摊派，再者老百姓也没有不参加劳动而去告状的闲工夫，更没有官场上的人脉关系可以利用，甚至可能连到省城长沙以及到北京告状的路费都付不起，所以底层的老百姓根本就不具备“为难”收漕官员的能力。具备能力的是程亮书、匡光文这样的人，但即使他们不是“漕口”，而是为民请命的英雄，结果仍然是悲观的，因为从“分肥”的格局来看，任何个人对这个格局的破坏都会遭到整个分肥集团的集体打击，所以从醴陵知县，到长沙知府，再到粮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我们在漕案中可以看出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壕上作战的。至于告到北京，事情还是得发回来让他们重审，但他们显然不会改变他们的立场。所以告状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不是哪一个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由“分肥法则”决定的社会格局的问题，处在其中各个环节的人都有“为难”和被“为难”的可能，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整个格局。

民国《醴陵县志》在叙述匡光文案时流露出对当年在代巡抚位置上的钱臻特别的憎恶，说钱臻“遣吏锻炼成狱”，似乎觉得匡光文的死完全是钱臻的责任。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臻个人，而在于匡光文必定会死。从该案的审理过程可以看出，湖南官方的立场就是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判处他死刑。湖南官方的这个倾向一直没有改变，钱臻是这样，左辅也是这样，李鸿宾也一样。在本案中，似乎是钱臻在唱白脸，而李鸿宾在唱黑脸，左辅的个人倾向则隐没在黑暗之中。但是此前一年的程亮书案在性质上与此案没有大的区别，而钱臻还没有到湖南任职，判决主要是左辅做出的，最终程亮书被判诬告，发配充军。程亮书之所以没有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毕竟只是到北京告状，而没有像匡光文那样拒捕、打死官兵。

《左辅年谱》中关于钱臻处理匡光文案的记载

钱臻和左辅可能因为在醴陵漕案中处理得不够妥当而让道光皇帝不满，最终都以年纪过大、不利于干部年轻化的理由而被勒令退休。从这两个人此前在官场上的作为来看，他们都算不上是特别恶劣的人，左辅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比较清廉爱民的。左辅出身寒微，写得一手好词，算得上清代一个水平不错的词人，考上进士后在官场上并不顺利，曾经在安徽当过多年知县，以勤政爱民著称，《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的本传中甚至评论说他“时称循吏”。钱臻没有左辅的文学才华，也没有左辅的官声，不过也没有做过什么突出的坏事，而且据说还长于审理案件。钱臻出身名门，算是高干子弟。其祖父是与乾隆关系密切的钱陈群（1686—1774），父亲钱汝诚（1722—1779）曾是刑部侍郎，是副部长级的高官。钱氏是浙江嘉兴海盐的名门，族人中在朝廷做到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的不少。钱臻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钱臻在学问上不及祖、父，只是个监生出身。

从左辅和钱臻此前在官场上的作为来看，没有发现明显的污点，左辅看起来还是一个才华和德行都比较突出的人。那么为什么在湖南的这个漕案中他们没有主持正义呢？从浅层次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认为程亮书、匡光文都是“漕口”，二是他们的个人利益——“漕馆”受到损害。但从深层次看，无论是“漕口”还是“漕馆”，都涉及“分肥法则”，因而实质是“分肥”问题。即使左辅和钱臻自己不贪，他们也不可能禁止醴陵知县向老百姓摊派“外费银”，因为漕粮运输过程中必须交纳各种各样的陋规，如左辅所说，漕粮从地方运到通州，“遥遥数千里，其沿途及通仓不能免之规费，无一非州县所帮贴”，他们根本就没有改变整个格局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认同“分肥法则”而不能改变这种法则。正是因为存在“分肥法则”，他们必然包庇醴陵知县，打击闹漕、抗漕行为。在整个漕案中，各种身份的社会人群不存在道德优劣的问题，只是出于利益的博弈，而博弈的过程则受到了“分肥法则”的制约，各种人群在博弈中的心态和运用的策略除了信息不对称之外，主要就是被“分肥法则”所支配。

通漕禁令·裁革陋规
光绪《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八十四

对于老百姓来说，合法程序走不通，闹事还有赔进老命的风险，剩下的还能有什么策略和武器呢？早在顺治、康熙年间，一位叫陆世仪的官员说：“小民逋负不已，势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漕兑揭》，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陆世仪在这里指出了老百姓的两条策略，一是逃亡，另一个他没有明说，不过不难理解，所谓“非朝廷之福”，那自然是农民起义之类的激烈对抗形式了。道光二年（1822年），江苏学政姚文田（随后几年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说：“小民终岁勤动，纳赋之外，竟至不敷养赡，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论漕弊疏》，《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知名学者包世臣则说：“从前闹漕皆棍徒，近年以来则皆良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出不得已。”（《畿辅开屯以救漕弊疏》，《安吴四种》卷七）

这样的结果自然不是朝廷希望看到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历代皇帝都下过禁止地方官吏浮收钱粮、随意摊派的圣旨，包括醴陵漕案发生时的嘉庆、道光两位皇帝，都一再下旨要求严厉禁止这类行为，但都没有实际的效果。

在皇上和老百姓之间，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起着信息过滤和福利截留的作用，皇上即使有善待百姓的良好愿望，老百姓也享受不到实际的好处。皇上觉得自己是很爱民的，税率定得不高，而且承诺“永不加赋”，对任何法定赋税之外的负担都三令五申地加以禁止，但是实际情形却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此中原因何在？就在于皇上治理帝国要靠官吏和生监等读书人，而他们有自己的福利最大化要求，这种要求驱使他们在个人的法定福利之外寻求“隐性福利”，所以陋规是无处不在的。对陋规进行分配，就是“分肥法则”。身处其中的个人无力改变这种政治法则，哪怕是皇上也办不到。大清帝国后期的光绪时代纂修的《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用了两卷的篇幅罗列开国以来各朝颁布的“通漕禁令”中的“裁革陋规”法令，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连变好一点都做不到。

[46] 以及专供皇室食用的南米（白粮）和其他耗米，总数达600多万石，但真正运到北京的因各种原因通常不到400万石。江南漕运上等粳米和糯米17万石，以供宫廷专用，叫作“白粮”。

[47] 这里采用的是民国《醴陵县志》的《赋役志》里面的说法，在《人物志》中还有“折纳外费银需谷乃至24石”的说法，但这个标准更高，而且与《赋役志》前后矛盾，因而不可信。

[48] 左辅奏请进京觐见获准，于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八抵京（估计是十一月初从长沙动身的），其后三天被召见，十七日出京，可能南下时在江苏老家过了一个年，然后再回长沙，于第二年二月初四抵长沙，初五接印。

[49] 关于本案的材料，主要依据民国《醴陵县志》、左辅年谱、道光朝上谕档和北京荣贵堂印行道光三年春季本《大清缙绅全书》等。民国《醴陵县志》关于此案的叙述据说来自匡光文六世孙匡弼从湖南藩司衙门购买到的档案材料，但将其与左辅年谱和道光朝上谕档对照，发现里面有许多不符史实之处，本文取其符合史实者。左辅年谱原题《皇清诰授资政大夫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加三级显考杏庄府君自叙年谱》，一卷，左辅原编，儿子左昂等续编，宣统二年（1910年）木活字本。道光朝上谕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0] 钱臻此前任山东巡抚，道光以他“年老平庸，不胜抚臣之任”为由降为湖南布政使，并且极少见地说“不必来京请训，即赴新任”（道光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上谕），因为按规定，省级大员新任职务都要进京“请训”的，道光竟然不让他进京“请训”，可见道光的确不喜欢这个人。《清史稿》卷三○五说钱臻“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显然有差错。

[51] 咸丰四年（1854年）陈岱霖奏：“至若地方之刁生劣监，平时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一遇收漕届期，州县官广张筵席，邀请至署，面议粮价，分送漕规，多者数百两，少者数十两，谓之‘漕口’。”

[52] 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巡抚胡林翼说在湖北，州县生监，除包漕短交之外，“更有挟州县浮收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己求财也，官谓之‘蝗虫费’”（《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七）。

[53] 比如，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六日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说江苏州县吃“漕规”的最多有三四百名，漕规多达二三万两（《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54] 湖南头帮的运输任务由荆州卫和荆州左卫负责，兑运湘阴、醴陵、宁乡、茶陵、湘乡、常宁、华容、澧州、安福、长沙十个州县的漕粮；二帮由荆州右卫和沔阳卫负责，兑运善化、攸县、浏阳、益阳、临湘、巴陵、衡山七县漕粮；三帮由岳州卫负责，兑运湘潭、衡阳、清泉、来阳、安仁、平江六县漕粮。

[55] 左辅总结州县官在漕运中的难处说：“州县官运交水次，任巨忧深，滩河之纡浅、驳运之艰难、风涛之险恶、受兑之加折，劳费不赀，及掣通关，始得卸责，且漕艘抵通，遥遥数千里，其沿途及通仓不能免之规费，无一非州县所帮贴，而花户不与闻也。”（见《禁杜漕口示》，《念宛斋官书》卷八）

七
陋规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起因的旧说法

淮安关位置图《行水金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鸦片战争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起点。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在中国的主流历史观看来，这场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殖民扩张的需要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但也有不少与之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鸦片战争的实质是中英贸易冲突，假如另有一种有效的商品可以替代鸦片，如糖蜜或稻米，它们像鸦片一样大受中国人欢迎，使中国白银外流严重，导致银价日贵、政府出现财政危机，那么有理由相信大清帝国也一样会去禁止，英国人的利益也会因此受损，从而引发战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会变成“糖蜜战争”或“稻米战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10章）。除这些具有现代眼光的见解之外，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年代的中国学者有另外一种看法，由于他们接近当时的现实，也许看法更符合历史实际。

(一)崇文门与“阎王关”

大清帝国的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关无善政。”（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它的意思是说，大清帝国的税关没有一个是实行“善政”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税关实行的都是“恶政”。谚语是民间生活经验的总结，这样的全盘否定式的判断，无疑是长期痛苦经验累积所得出的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想象帝国臣民有过多少次梦魇般的经历，以及多少次没有效果的抗争。

税关，是征税之关。“关无善政”的表现在于：有“税”，就有“税外之税”；有“关”，就有“关外之关”。对此，我们可以以淮安关和崇文门关做例子。

淮安关是明清两代全国著名的税关。税关大多设在交通要道上。江苏北部的淮安位于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处，自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淮安关的税收在全国税关中也是名列前茅，一般能够挤进前三名，至少也是前五名。1726年江苏巡抚张楷向雍正皇帝秘密汇报说，自从庆元出任淮安关关务监督（监督类似现在的关长）以来，淮安关已经变成了一座人人畏惧的“阎王关”。庆元的“阎王”做法，是在通关的河道上设立许多“小口子”（类似现在公路上的收费站），商船每到一个“小口子”，必须验票，要交纳验票钱、纸笔钱、饭钱等费用，不交钱就甭想过去。另外，以前老百姓过关，肩挑背负的一点米是不需要交税的，但现在不行，过关时往往要凑齐两三个人，算来米上了一石的量，然后让两三个人一起交税；以前商人们凡是行李中带有绸缎的，如果已经裁剪成衣，按规定是不需要交税的，但现在不行了，凡是行李中带了衣服的，就认为你是贩卖成衣的商人，衣服不管新的旧的一律上税。面对这些“阎王”做法，商民们虽然怨声载道，但却没有办法，商人们能够选择的，是不从淮安关经过，而绕远路从南京、仪征那边走，商人们都说我们宁可多花些路费走远路，也不敢过你这个“阎王关”（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苏巡抚张楷奏折）。

京城图《畿辅通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崇文门位于北京城东南角，是南来客商入城最方便的通道。

庆元的这些做法，说穿了不过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无非是原来需要交税的现在加倍征收、原来不需要交税的现在要交税了。这些手段谈不上多么高明，淮安关也算不上最著名的“阎王关”。大清帝国臣民们公认的最著名的“阎王关”是崇文门税关，当时的人简直是谈“崇”色变。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淮安关你可以绕道走，而崇文门关你却没法绕道；淮安关这个“阎王关”你可以避而不过，崇文门关这个“阎王关”你却不得不闯。

崇文门是京城九门之一。进城所带货物要收税。由于南来客商进城多经过此门，故此京城九门的关税也以崇文门所征为最多，崇文门也就成了京城税关的总衙门，它管辖的范围也不限于北京城门的收税，还管着北京附近各个征税口（如卢沟桥、马甸等）的业务，其地位类似现在的北京税务总局。

崇文门商税则例目录 康熙八年

崇文门税关创收的手段远比淮安关“高明”，换句话说就是更为恶劣。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如果你带点寻常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还需要报税，那么他们可以说你偷税漏税，罚金是所带东西价值的二十倍；如果你照规矩报税，可他们又会觉得按规定你该纳的税额太少，那么他们会想方设法刁难，甚至把你押到“官店”，把你晾在那里，不让交税也不让走，直到你带的东西长出虫子来（道光二年二月初八上谕）。这种经历，并不是只有无权无势的生意人和小老百姓们才会遇到，凡是经过崇文门的人，哪怕你官居一品，也难逃他们的手掌心。

乾隆年间的山东省省长（布政使）陆耀有一回到北京面见皇上，在崇文门外被关吏们勒索，因为他老人家带的钱不够，没有办法，只好把随身携带的衣物放在城外，自己不带任何东西入城，进城后再到朋友家里去借用必需品，离京时再还人家（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有一次是脾气比较火暴、官也比陆耀大的左宗棠到北京，带的行李很多，崇文门关吏勒索了巨额财物才放他进城。左宗棠憋了一肚子火，想找崇文门监督论论理。没想到，第二天左宗棠到宫里拜见皇上，在朝房看到任崇文门监督的某人走过来，左宗棠正想质问他，这人却先发制人，对左宗棠打个哈哈说：“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赏那么多银子呢？”然后再三表示感谢。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也跟他打哈哈，不好再说什么（《清稗类钞·胥役类》）。

当年陆耀进城时说：“我只有一个人身，看你怎么向我收税？”这个做法是有点绝，但却属于比较消极的抗议方式，比较积极的方式是动员当御史的朋友们去向皇上上奏折弹劾这类违反规定的做法。但是，清人陈康祺总结说，全国的税关，以崇文门的关吏最贪最暴，御史们屡屡弹劾，皇上也屡屡下旨惩戒，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商人和旅行者，以及那些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读书人，都不敢与关吏们较真；地方官员到北京来，官位越高，关吏们要得越多，这些人为着拜见皇上，也从来没有人和他们计较（《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道光二年初八禁崇文门税吏需索上谕

陈康祺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抗争经验，结果是告诉人们，你的抗争是无效的。除非崇文门税关不存在，否则“阎王”就不会消失，它永远是人们的梦魇。这种状况在全国关税排名第一的粤海关也一再得到验证。不过情况略有不同的是，这回假“阎王”遇到了真“鬼”——来自西方的红毛“番鬼”们。“番鬼”们不同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易欺，在他们的“法力”足够大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再向那些让人讨厌的“阎王”低头，于是一场“斗法”就爆发了，这就是鸦片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可能是让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最大震动和伤害的事件。这场战争，表面上看是因禁烟而引发的。实际上，一场战争如同一个火药包的引爆，它需要一根导火线，但爆炸的实际内容却是里面的火药。1839年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可能是引爆战争的导火线，火药却是此前已经埋藏了一百多年的中英贸易冲突。而中英贸易冲突的焦点是大清帝国不符合现代国际法则的贸易机制，其中粤海关的陋规体制又是贸易机制中引发矛盾最多的一个环节。

(二)粤海关的陋规体系

清代海关的设立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该年与次年设立的共有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海关的工作主要是向过往商船征收关税。征收关税是理所当然的事，它不会引起纠纷。引起纠纷的是陋规，是大清帝国普遍存在的“阎王当关”的做法。[56]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外国来华商船在广州的遭遇。这需要了解两方面的内容：1.进出口手续是如何办理的？2.税费是怎么征收的？

广东洋面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先看如何办理手续。外国商船到达广东洋面通常是在五六月，因为航海靠风向，洋船的到来要搭印度洋的西南季风的方便。外国商船到达虎门外面的伶仃洋洋面之后，它必须先向中国设在澳门的同知衙门（或香山县县丞衙门，均属广州府管辖）申请进口，办理相关手续：1.申请领取红牌——批准进口的凭证；2.申请派引水员登船引水；3.申请派通事（Linguist，翻译）和买办（Compradore）上船，负责翻译和购买船上需要的生活物品。申报经批准后，船开往虎门，等候粤海关派人来量船——量船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要由粤海关监督照会广州负责对外贸易的公行（相当于外贸公司），由行商派人到船上来布置妥帖，再派人迎接监督大驾光临，主持量船事宜。量船完毕，监督也得到了让他满意的招待和礼物，然后允许洋船通过虎门进入内河（这之前洋船必须在虎门把随船枪炮卸下交给中方保管），由引水人员指引到黄埔的指定地点停泊（不能开进广州），支付码头费用，然后把所带来的货物清单交给公行，准备驳船，催雇人夫，开始卸货，将货物运往广州西关外的商馆。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粤海关发给英国商船的“部票”（入港停泊证）

外国人带来的货物基本上不能自己售卖，而是全部交于中国的外贸公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销售，货款也由行商支付。行商对于这些货物，要先将各项开销——如官方的正税、各种规费、赠送某些官吏的礼物等，当然还要考虑自己的利润，统统计算在内，以确定其销售价格。这是进口的情况。实际上，在18世纪的时候，外国商人带来的货物并不太多，他们带得更多的是银元，用来向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同样的道理，这些货物，外国商人也只能到行商那里去购买，行商给予他们的价格也得考虑法定的税收、各种规费和自己的利润。等一切手续全部办完，全部货款结算清楚，外商要向粤海关申领一份回航的许可证，这时候一般是在九月十月，东北季风盛行，正是扬帆西归的时节。这样，一个“贸易季节”就结束了，外国商人不能留在广州，如果想过冬，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至于进出口的所有手续，都是广东行商出面办理的，外国商人没有自己向中国海关办理手续的资格。

再看税费。粤海关要求外国商人交纳的费用有法定的正税，也有正税之外的其他费用。

正税也称“正课”，原来是两项：一是丈量费，一是货物税。

所谓丈量费，指粤海关监督到外国商船上去丈量，确定这只船需要交纳的税收标准，这项费用叫“船钞”，也叫“船税”、“吨数”，或称“梁头”——依据船的长、宽估计其吨数，确定其应纳税款。纳税标准对于西方来华商船来说，按照船的大小分为三个等级。当时的船基本上都是三桅帆船，一等船是前桅杆到后桅杆长度超过74库比特（cubit，肘尺，自肘至中指端，18～22英寸）、中桅处船宽超过23库比特宽的大船，每个单位付船钞7.777两。1810年一只长79.9库比特、宽25.5库比特的商船，它的船钞应该是（79.9×25.5）／10×7.777=1 584.523两，实际上它交纳了1 328.463两。[57]

货物税也叫“商税”，是对进出口货物所征的税，依照户部（财政部）确定的税率进行征收，其标准分进口和出口两类。进口如棉花，每担征0.298两。出口如茶叶，每担征1.279两，南京丝，每担征15.276两。

正税原来实行定额管理，18世纪粤海关的正税额是43 564两，如果超过这个“正额”，那么所得的便称为“赢余银”（“羡余银”）。正税在征收的时候要加收10％的火耗。

正税之外的征收，实际上都是陋规，它的名目是慢慢增加的。在雍正时代，即开海贸易40年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繁杂的陋规体系。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兼管粤海关事务的时候，出于全国性的财政改革的需要，将部分陋规革除，部分陋规正式化，他的后任——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向雍正报告雍正七年、雍正八年两年的征收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正课即包括“船钞”、“商税”在内的“正额银”、“赢余银”的总数，其他的都是陋规，名目繁杂，就其源头来说，都是基于正课的“船钞”、“商税”两项而衍生出来的乱收费。

项目（两）\年份
雍正七年
雍正八年

正课
94 945
116 187

火耗
18 244
22 081

分头银
7 975
11 117

洋船规礼银
5 746
8 267

行家缴送银
20 035
银32 010两
金100两

书役担规银
（除支工食外）
13 919
20 921

家人担规银
18 428
22 592

书役人等节省银
13 752
18 076

总计
193 044
银251 251两
金100两

到粤洋船
8只
11只

说明：雍正七年海关收入据粤海关监督祖秉圭雍正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奏折，到粤船只据祖秉圭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奏折。雍正八年情况均据祖秉圭雍正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折。收入数据均为四舍五入，单位都是银子两。

洋船规礼银，也称“船规”，由“船钞”衍生而来，附带于“船钞”征收，据说原来是外国商船送给海关衙门的礼物，大概从1704年开始固定为1 950两银子光景的一项收费（英国船1 950两，法国船加100两）。[58]其具体项目如下：[59]

进港 | 1 089.640两
离港 | 516.561两
拨归粮道赈济款 | 132.000两
拨归保商差役 | 12.000两
丈量船只书办 | 8.400两
丈量兵丁 | 5.560两
海关兵勇 | 16.780两
抚院（巡抚衙门） | 2.800两
广州府 | 2.000两
番禺县（辖黄埔） | 1.700两
南海县（辖商馆） | 1.200两
验船海关检查吏两名 | 150.000两
解京补平等 | 9.359两
共计： | 1 948.000两

其中拨归粮道赈济款132两原来是左翼镇总兵等衙门的放关银，后来用于赈济公用——地方慈善事业专款。进港、离港两项是指洋船进关、出关时所收的费用，它的详细标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因为英国人洪仁辉告状（详见后文）而被捅了出来，内容多达68项：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32两；

官礼银600两（法兰西加100两，苏喇减100两）；

通事礼银100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48两，小包4两；

库房规礼银120两，贴写10两，小包4两；

稿房规礼银112两，掌按贴写4两，小包2.8两（内0.8两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24两，贴写2两，小包1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24两，小包1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6钱，又规银1两；

东炮台口收银2.88两，小包0.72两；

西炮台口收银2.88两，小包0.72两；

黄埔口收银5两，小包0.72两；

虎门口收银5两，小包1.32两；

押船家人银8两；

四班头役银8.32两；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0.1两；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0.02两。

以上共30项，属于进关规礼，除了最后两项是按比例提成之外，共收银子1 126.08两（其中“小包”16.2两属于送礼时附带的小费）。出关的规礼为38项，总额为529.8两（含“小包”19.54两）：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48两，小包4两；

库房收礼银120两，贴写24两，小包4两；

稿房收礼银112两，贴写24两，小包2两；

稿房收领牌银1两，小包0.2两；

承发房收礼银40两，小包1.44两；

单房收礼银24两，贴写8两，小包1两；

船房收礼银24两，贴写8两，小包1两；

票房收礼银24两，贴写6两，小包1两；

算房收礼银1两，小包0.5两；

柬房收礼银16两，贴写1.5两，小包0.72两；

签押官收礼银4两，小包0.2两；

押船家人收银8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1两；

虎门口收银5两，小包1.32两；

东炮台口收银2.88两，小包0.72两；

西炮台口收银2.88两，小包0.72两；

黄埔口收银5两，小包0.72两。

从这份进关、出关陋规清单来看，分享其好处的有四类人：一是粤海关监督，独得600两，约占陋规总数的三分之一；二是海关监督的亲信——家人；[60]三是海关衙门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分属海关衙门库房、稿房、承发房、船房、票房、算房、柬房等部门；四是军队方面，洋船进出需要经过虎门、黄埔、东炮台、西炮台等炮台官兵的检查，有检查就要收费，还有总兵、总巡馆等衙门也与巡查事务有关，自然也要分一杯羹。

粤海关衙门大门

从清单所列的收费项目来看，从“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从广州城里的海关衙门出发到虎门丈量洋船要雇轿雇船，所以需要雇轿钱和雇船银（海关衙门自己应该有船，本来是不需要雇的，而且实际上这条船往往是与被丈量的洋船有担保关系的行商准备的，并不需要海关衙门花钱雇用），到“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到验仓、开仓等所有的手续都需要交钱。这就是说，所有与进关、出关有关的部门和人员，按照他们在办理相关事务中的权力大小，都能得到相应份额的好处。

以上所涉及的仅仅是“船规”。一条船的进关、出关手续就已经那么麻烦，那么进出口货物的陋规自然就更加烦琐了，上述雍正七年、八年海关征收税费表中的“分头”、“缴送”、“担规”等都是与商税相关的陋规项目。

“分头”，它的意思是外国商人买中国的货物，所付的货款（按银子算）每两要收0.054两作为“分头”给粤海关。“分头”的征收标准是变化的，它在祖秉圭报告的两三年前还只需交0.039两，可见几年间已经涨了不少。而再过几年，标准又提高了，要收0.06两，据说多收的0.006两（6厘）是给行商作为货物搬运工人的辛苦费的。我们不知道这话的真假，但是却知道所收的0.054两“分头”在海关内部是怎么分配的。祖秉圭的报告透露，有资格享有这些钱的人包括作为海关监督的他本人和他的家人、海关办事人员（书办）等，具体标准是监督得0.035两，家人、书办得0.014两，左翼镇总兵得0.005两（雍正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祖秉圭奏折）。总的来看，得大头的仍然是海关监督，以收0.054两来计算，海关监督所得0.035两占到其中的大约三分之二。

粤海关衙门内部图

“缴送”，或称“交送”，是一种10％的税费，根据洋船带来的银子数量，每两抽银一钱，百两抽银十两，起于雍正四年（1726年）杨文乾在广东巡抚任上之时，乾隆元年裁除。“1735年，由于乾隆登基的恩诏，百分之十的附加税被取消，为酬谢起见，外商‘曾向总督致送相当多的馈赠’，据说数目高达三万两银子。”[61]

“担规”，或称“担头”，是以进出口货物的重量来征收陋规，按担来计算，每担（约百斤）收银三分八厘（0.038两）。

所谓书役等人的“节省银”，是各船进关出关的时候，各关口的书办、衙役以“挂号”等名目为名索取规礼，名为“缴官公费银”，即为海关衙门办公需要而交纳的费用，渐渐形成定例，所收的钱后来因为交公，除了给这些人的“工食”（伙食费）之外的多余部分便成了所谓的“节省银”。

祖秉圭报告中还有“火耗”，这是以所收税银在从零散的碎银熔铸成大块银锭时可能造成损失的名义来征收的，实际损失不会多于1％，但海关的征收标准是10％。从表中来看，如果是针对正课，那么已经近于20％，如果是针对所有的银子，那也超过10％了。

以上公开的陋规项目已经名目繁多，但它们还只能算是冰山的一角。[62]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法国商人莫其连（Michel）和嗒冥（Damain）等向两广总督告状，提到了当时的七大类陋规，其中只有船规1　950两一项是上面提到的，其他六项都没有提及。[63]而上述所说的税费标准都是海关人员的交代，实际的征收数额（外国商人的实际负担）不一定只有这些。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人洪仁辉的状纸里面就说放关时总巡口要10两、黄埔口要10两、东炮台口要5两，而上述海关人员的交代中东炮台口只收银2.88两，加上小包0.72两，也只有3.6两，不足5两的数。另外，并不是你交了上述的陋规之后就能方便地办成事，比如，外国商船离港，海关“稿房收领牌银1两，小包0.2两”，这是办理出关通行证的手续费，但是你只交这1.2两银子恐怕是不够的。1704年，一艘外国商船办理完相关事务，当船准备回航时，它的“出口执照”（出关通行证）却迟迟发不下来，在被阻留了20多天以后，这些外国人终于开了窍，送给海关书吏100两银子，第二天他们拿到了“出口执照”。[64]而外国大班（taipan，洋行经理）在一个“贸易季度”之后必须离开广州去澳门过冬，他离开广州要经过批准，办理一个离境许可证，为此他通常要支付300两银子，[65]这300两银子也是在上述的陋规中没有提到的。

从商税方面的实际征收情况看，茶叶的法定税率是每担征1.279两（外国商人在中国采购茶叶的价格通常是每担20～30两，税率在5％光景），而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反映的情况却是实际征收高达6两，据说这6两的收费名义是这样的：[66]

向粤海关缴纳 | 1.96两
斤两差额付费百分之十二 | 0.23两
公所基金 | 1.86两
外商和茶商所用秤码间的差额 | 1.00两
修理茶叶箱、雇工及其他费用 | 0.30两
作为行商利润的余款 | 0.65两
每担实际付银 | 6.00两

从法定税收1.279两到实际征收6两，实征几乎是法定税率的5倍，多出的4倍到底怎么分配，光是看上面的这个表已经弄不清楚了。外国商人对此意见很大，到了1843年协定关税的时候，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他们认为法定税收和粤海关的办公费用他们是可以接受的，而此外的落入海关人员个人腰包的费用他们就不想承担了，所以后来确定的新税率是2.5两。按照这个思路推断，所收的6两银子中至少有3.5两成为海关人员的灰色收入，它比国家的法定税收额要高得多。

粤海关各类人员每人每年所得的陋规到底有多少已经弄不清楚了，当时的官场普遍传闻粤海关肥得流油的消息，比如说，粤海关监督的两名看门人每个月的薪水都是800两银子（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这种传闻有点类似时下电力部门的抄表工年薪十万的说法，未必完全属实，但也未必是无中生有。粤海关衙门的办事人员——书吏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在雍正时代就有正式的说法。根据祖秉圭的报告，粤海关书吏根据岗位的不同，所得的陋规也不相同，库房书吏一年四五千两，稿房两三千两，其他的都有一千多两，只有少数可能是几百两。以稿房为例，办理进关、出关手续都有规礼银112两，小包2两，合算下来一只外国商船来到广州，光是“船规”稿房就能得到228两。雍正八年进关船11只，合计可得2 508两。如果加上进出口货物（商税）方面的陋规，那么其总数当是很可观的，恐怕要不止祖秉圭所说的两三千两这个数。当然，雍正八年的时候，“船规”已经归公了，稿房书吏所能得到的可能只是商税方面的规银。

书吏的油水既然这么多，为了得到这个职位就需要交钱，一般需要交纳三四百两的“公费银”，油水最多的库房职位需要交银1 000两或更多（交这些钱并不是让你充当好几年，而基本上是一年一换，竞争非常激烈），这些所谓的“公费银”一般落入粤海关监督的个人腰包（雍正七年十一月四日广东海关监督祖秉圭奏折）。

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向朝廷告发一个名叫周荣曜的库房书吏竟然有百万两银子的家财，而且利用这些财产结交达官贵族，并得到了庆亲王奕劻的推荐，得以出任出使比利时的大臣。由于岑春煊的揭发，这个书吏被查处，也失去了担任外交大臣的机会（岑春煊《乐斋漫笔》）。一个海关库房书吏竟然能够聚敛百万两银子的家财，并巴结上中央主事的大人物，其中粤海关的油水之多可想而知。至于海关的“一把手”——监督，他一年所得，光是“船规”一只船就可得到600两，其他的商税陋规应该更多。从海关陋规中获得好处的还不止海关人员，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每年都能从广东粤海、太平两关的陋规中得到七八千两银子的好处（见雍正元年三月八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署理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折等）。

上述雍正时期来华洋船只有几只，关税数额较小，所反映出来的陋规数额也比较小，但摊到每只船上则不少。对于外国商人来说，“于监督有礼物，于吏役则有赠贿，于政府又须有贡品，种种弊规，殊不堪言”，所以嘉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在23年中从英国贩卖到广东的货物，损失达到1 688 103镑。[67]按1镑约值3两银子计算，这些钱差不多值500万两银子，平均每年损失约22万两。

外国卖给中国的大宗货物是棉花。嘉庆年间外国商人告状说，一石棉花的价值是8两，以往的做法是给行商0.24两（3％）作为“行用”，后来“行用”增加到2两，差不多是原来的十倍。所谓“行用”，意为洋行办公费用，外文史料称之Consoo Fund（公所经费）。是行商利用对外贸易垄断经营权，在代替外国商人办理进出口事务时，强制性地规定在一些进出口商品上按贸易额向外商抽取一笔款项，用作“公行”的经费。最初的用途是作为行商办公费用（“以为办公养商之用”），也可以认为是行商代外商办理进口事宜的辛苦费（“以给洋行商人之辛工也”）。开始时是按进出口贸易额的3%抽取。后来逐渐增加，主要是因为行商要向政府捐款、办理贡品、应酬政府官员及向官吏们支付陋规，这些花费用3％的“行用”已经不够，行商自己的利润更无从说起，所以他们把“行用”细分为“内用”、“外用”，标准也逐渐提高，当这一切落到进口棉花的税费上面的时候，外国商人就觉得他们无法忍受了。

(三)“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

英国人在1685年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一个商馆的权利，第一艘商船在1689年到达广州，可是这只船在两星期之后粤海关官员才准予丈量，但“随后又立即开始了一个由来已久但永远滋长不息的争执，那就是决定在官定税额之外必须交付多少的问题。官方丈量员开始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但一经受贿，就允许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事实上，后一种丈量方法是丈量任何船只的唯一合法的和照例的成规，不论它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随后便索银2 484两；船货管理员拒不付给，并且以不做任何贸易即行离去相威胁，一星期后，减为1 500两，其中1 200两作为归公的船钞，300两作为对‘粤海关监督’的规费”。[68]

英国人与大清帝国的第一次交往就充满着不愉快，而这些不愉快是由海关陋规引起的。

1701年，东印度公司派船去过宁波和厦门，准备另辟交易点，但“这次尝试是失败了，因为加征的额外勒索比在广州更繁重”。[69]在以后的20年中外国商船不大去宁波和厦门，而只在广州贸易，原因是当时外国商船在厦门受到比在广州更多的“额外勒索”。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雍正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况时说：

臣再四访查，始知各国番船无愿来中国，缘自康熙五十一二年以后，文武大衙门需索陋规日甚日深，如红毛船一只，倘挟货百万两上下者，督、抚、提、镇衙门必各索至五六千两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各员弁种种抑勒不在其内，此其所以闻风畏缩不前也。

按这个分析，外国商船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只载货值百万两银子光景的商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几大衙门先要各自勒索陋规到五六千两银子，下面的各级文武官吏各种各样的勒索还没有计算进去，外商们听说了这种情况，就都不敢来了，以致“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雍正四年三月十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请革除勒索外国番船之弊等事折）。

英国人认为中国海关的税“并不特别重，而且都被巧妙地掩蔽起来，因此也不显著”，“但是人们对政府官吏的勒索总是斤斤较量的，不知数额的勒索总觉得特别重，所以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70]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岁月里，中英不断有冲突发生，陋规始终是冲突中必然涉及的内容之一，中英关系史上几个著名的事件几乎无不与之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洪仁辉事件。

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人大概对粤海关的做法是忍无可忍了，于是重新寻求在别的海关交易的可能。对于当年的英国人来说，粤海关是一座“阎王关”，他们惹不起，只好躲，就像中国商人不敢经过淮安关而绕道南京、仪征一样。

这次他们准备去宁波。到宁波贸易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们向中国采购的主要是茶叶和丝绸，而茶叶和丝绸主要是浙江生产的，在宁波采购可以接近产地，有望降低成本。另外他们还可以看看宁波的海关税收方面是不是可以比广州海关轻一些，特别是正式税收之外的乱收费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该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精通中文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詹姆士·弗林特，原任翻译）率领一艘商船前往宁波，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航行大为成功，他们受到浙江官员的热烈欢迎，浙海关在关税上给予他们优待，各种杂费基本上没有，这让他们喜出望外。浙江官员之所以厚待洪仁辉一行，是因为此前已有十几年没有西方商船前来浙江贸易了，此次洋船来浙，浙江官员认为它体现了外国商人对大清帝国的向化之心。帝国官员们算的首先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既然有远夷慕化前来，这自然是让皇上高兴的，因此浙江巡抚向乾隆汇报这一消息时充满着喜气劲儿。至于浙海关没有收取杂费，那是因为长久没有商船前来，陋规一时半会儿还没发展起来——陋规是慢慢滋长的，其发展需要时间。

洪仁辉的状纸（局部）

英国商船的此次成功给了英国商人很多激励，此后两年他们就削减了去广州的船，而改道直驶宁波。据统计，乾隆十九年到广州的洋船有27只，乾隆二十年减少到22只，到了乾隆二十一年，变成只有15只了。这使广东官员感到不安了：商船来得少了，正税自然减少，这关系到海关监督的年度考核问题；商船来得少了，陋规自然也就少了，这影响到海关上下的隐性福利问题。两广总督杨应琚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提高浙海关的关税，以便外国商船到宁波后因关税过高无利可图而自动返回广州贸易。乾隆对此经济性制裁措施表示认同。但出乎意料的是，外国商人还是宁肯到宁波而不愿去广州。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除了靠近茶叶、丝绸产地而使采购成本降低之外，陋规少是主要原因。宁波海关关税比广州海关增加一倍对外国商人来说仍然是划算的。因为事实明摆着，广州海关的“船税”要附加1 950两的“船规”，“船规”几乎是“船税”的两倍；进出口货物的“商税”，广州海关有很多附带收费项目，加起来至少也有正式关税的两倍。此外，各种各样的勒索、手续的烦琐更不用说。外国商人怕的不是大清帝国的正式关税，而是那些让他们搞不清楚的不明不白的收费项目。[71]

采用经济手段不行，只好改用政治手段：乾隆下令，以后外国商船只允许去广州，其他口岸全部关闭，不许西方商船前往。这就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不良后果的“单口通商”政策。事情到此为止，外国商人对粤海关陋规体制的反抗暂告一段落。这种反抗是一种消极抵制。既然此路不通，那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取消来华贸易，从此不来中国；要么想办法改变粤海关的做法，那就需要告状。当时外国商人告状比中国人还要困难，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与中国官员接触，要告状必须通过他们的贸易伙伴——广州的行商向中国的衙门递交状纸，而行商害怕衙门迁怒而处罚他们，根本不敢代外国商人递交状纸。还有一个困难是外国商人写成的状纸没有中国人敢于帮他们翻译成中国格式，因为中国的衙门要是知道了，这个人肯定要掉脑袋。为了防止外国商人告状，大清帝国甚至不允许外国人学中文，也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

《皇清职贡图卷·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

由马戛尔尼使团略通中国文字的副使斯当东代表马戛尔尼写给乾隆皇帝的感谢信。

其实告状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此前数年，1753年8月4日，洪仁辉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到英国商船上丈量的机会呈递了一份由他翻译的英国大班拟稿的禀帖，提出了七条要求，里面自然也有请求制止海关官吏勒索的内容，李永标不仅驳回了要求，并且威胁要惩办禀帖的翻译者。第二年，他们又要求会见李永标，但李永标对会见不置可否。后来他们好不容易见到了两广总督杨应琚，虽然杨应琚表示会考虑他们的要求，但实际上却在次年和李永标一起发布敕令，加强了管理，他们的要求一点都没有达到。[72]

要知道，当时的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政治地位比中国老百姓还要低，你只要想一想中国老百姓在帝国时代告官的结局也就知道外国人在广东告状的结果了。粤海关监督是北京特派的，或者是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兼任的，你要告粤海关，在广东最多能告到广东巡抚衙门或两广总督衙门，但只要知道了上述的海关陋规的流向，我们就能明白广东巡抚或两广总督都是不大可能认真处理的，因为海关陋规里面有他们每年七八千两银子的份额。在广东告状不会有结果，剩下的唯一办法是“京控”——到北京去告状。

在乾隆下达“单口通商”的指令之后，外国商船前往厦门或宁波都被挡了回去。但东印度公司不甘心，过了一年，他们策划了一场著名的“京控”，这就是“洪仁辉事件”。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5月，东印度公司再次派遣洪仁辉去宁波，试探是否还有可能在宁波贸易，宁波官员的态度使他们绝望，于是他们交给浙江官员一份已经拟好的控告粤海关的状纸，在宁波官方的监视下离开。他们大概也知道浙江官员不会代他们呈交控告作为同僚的广东官员的状纸，所以他们同时选择偷偷开船北上天津。6月他们到达天津，在向天津知府交纳2 000块西班牙银元之后状纸终于呈了上去。[73]

乾隆得到这份状纸大为恼火，因为他觉得粤海关的官吏们给他丢了脸。他马上派出钦差前往广州，审理的结果显示洪仁辉所告的都是事实。海关监督李永标因此被革职充军，但理由并不是收受外国人陋规的行为有什么过错，而是没有管好家人。洪仁辉也被判在澳门圈禁三年，然后驱逐回国。另外，清政府对于是什么人敢于代英国人翻译状纸耿耿于怀，虽然最终并没有查出是什么人所写，但仍然抓了一个与洪仁辉有来往的四川人刘亚匾，将之斩首示众，杀鸡儆猴。

尽管洪仁辉所控属实，但粤海关陋规并未就此取缔，至于其他的保商制度等弊端，清政府也没有改变的意思。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因此颁布《防范外夷规条》（《防夷五事》），加强了对外国商人的管理。洪仁辉北上天津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相反，不仅花了钱，还蹲了监狱，因此这次“京控”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外国人得到的教训是，每告一次状，他们的权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马戛尔尼谢恩书》

此后，英国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的努力。东印度公司看告状不行，希望政府出面通过外交手段为他们争取权利。于是，便有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事件。这是两次比较著名的外交事件，其他的规格较小的接触还有不少，这些接触都以大清帝国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倨傲态度无果而终。英国人一直到1839年仍然对大清帝国保持着隐忍的克制。既然他们不能不买中国的茶叶，就不能不来中国，而中国只有一个口岸是开放的，所以他们只好克制着自己的屈辱。一位1787年到过广东的法国人拉佩鲁斯说：“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74]虽然这个口岸有这么多让他们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双方也不断有矛盾和冲突发生，但是中国一直以不再开放贸易为要挟，英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不能不和中国进行贸易，有这样一个软肋，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四)陋规战争

英国人通过常规途径——告状和外交手段都无法改善贸易条件，剩下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已经不多，用战争解决问题就成为一个待选方案。实际上，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后，英国人已经得出了需要战争的结论：“阿美士德勋爵就这样没有完成任务而返回了广州。本来他去北京是想要求对于广州当局所惯用的办法加以改善的；不料广州当局竟乘机大加攻击，并且完全取得了胜利。到后来我们明白地看出，甚至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英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75]这三条路中第二条、第三条都不可能，最后便只有第一条路可走了。这一切发生在1839年林则徐禁烟引起的危机之前二十几年，所以即使没有林则徐的禁烟运动，鸦片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解释鸦片战争起因的问题上，当时的一位学者夏燮分析说：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忍受海关官吏的勒索，向地方官员控告也得不到公正的裁判，于是只好向本国政府求诉，于是带兵船来和你“讲论”，这样战争就爆发了。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没有鸦片贸易，也不能保证外国人始终对不公平的贸易条件保持隐忍，所以鸦片战争“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互市”的意思是对外贸易。夏燮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850年。夏燮更认为如果中英贸易能够正常进行，英国人可以不必用贩卖鸦片，而用正当的产品来扩大市场，弥补他们的贸易逆差，那么英国人可能不会选择风险很大的鸦片走私。这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扩大海外市场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而实际上贩卖鸦片的也主要是“港脚商人”（country merchant，即散商，相当于现在个人注册的小公司），而不是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有政府背景的大公司，东印度公司是更倾向于正当贸易的。

夏燮《中西纪事》书影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木之有由。’《蘖语》曰：‘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

作为战争的结果，中国人被迫签署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民族记忆中的锥心之痛，这已无须多说。但是回顾《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可以发现历史另有隐情。《南京条约》的条款是英国发动战争的目标的最好体现，其中许多条款的内容明显是其一百多年中没有争取到的贸易条件的具体表述，有些内容本来是符合现代国际法则的，也是大清帝国政府本来就给予的权利。比如，其中的第十条，有这样的内容：“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意思是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便加重多收，关税则例要公开。这一条在当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已经明确提出。英国人要求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一个明确的关税征收标准，这本来是不需要用这样严肃的方式提出来的，大清帝国正式的关税标准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但官吏们的多收费和乱收费却让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哪些是该交的，哪些是不该交的；而大清帝国的正式关税标准本来也是公开，并且要求竖立木牌以示公告的，现在英国人竟然正式提出shall be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关税则例要公开）这种本来不需要特别提出要求的要求，还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所以后来有研究者评论说：“照此条条文语气，与其说是侧重税则，还不如说是侧重杜绝陋规。”[76]实际上，杜绝陋规才是这一条文的真义，也是历史的真义。

《南京条约》抄本（局部）

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一份照会中曾经强调：“以粤海关与随带之衙役，左右勒索，额外苛求，以致正饷加倍三四。系英人不服，致启衅之大端。”[77]璞鼎查以此来为发动侵略战争辩护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侵略就是侵略，没有可以辩解的理由。但是，英国人在这里正式提出战争的起因是因为英国人对粤海关陋规体制的不满，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官员竟然无法对之进行反驳（实际上大清帝国官员对此心知肚明，完全默认），它至少可以说明粤海关陋规体制的确在中英冲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的爆发也的确与粤海关陋规体制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是一场陋规战争。既然要求取缔陋规的努力都是无效的，那么矛盾总会有激化的一天，所以这场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至于它因鸦片这种对人体有害的毒品，还是其他糖蜜、稻谷、茶叶什么的对人体有益的东西而引发，那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

[56] 1839年，普鲁士籍传教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撰写了题为“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送交英国外交部，对于粤海关税费问题，郭士立评论说：“根据（中国）既有法律，由税关执行固定税率（应该指出，除少数例外，它是非常合理的）以防止勒索。这是很公平的，如果只有这一种税项，那将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抱怨。”而在此前的1836年郭士立撰写的由商务监督义律递交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则已经明确地说过：“外国人展开斗争，并不是针对合法的收费，而是为了反对非法的勒索。”（转引自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7] ［美］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1834—1860年冲突时期），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7页。

[58] 这是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说法。雍正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祖秉圭奏折中提到是每只船1 957两。另《粤海关志》说是进口规银1 125.96两，出口规银533.8两，总共1 659.76两，其具体细目可见后文乾隆二十四年查出的68项陋规总和。“这项征课在1734年、1737年、1747年、1752年、1754年和1760年都成为经常提出抗议的主题，但全都毫无效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才算皇恩浩荡，减20％征收，而此时离鸦片战争已经为时不远了。

[59] 《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摺》，《史料旬刊》第五辑。

[60] 粤海关隶属机构有广州的省城大关和设于澳门、潮州、惠州、高州、雷州、琼州的总口，共七个总口，总口下分设若干小口，按照性质不同，这些口被称为正税口、挂号口和稽查口。各口通常是海关监督派家人带同书吏管理，家人在海关系统内权力很大。

[61]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5页。

[62] 1842年7月，在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的谈判中，钦差大臣耆英等人回应璞鼎查提出的条件，在照会中谈到关税问题时提到：“即如货船一到，自进口日起至出口日止，总督、海关衙门，均派有官役押船。而押船之官役，每日皆取规费。”（[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资料委员会，1964年，第202页）这项“规费”其他材料中也没有提到。

[63] 汤象龙：《十八世纪中叶粤海关的腐败——乾隆二十四年法国商人要求改善通商关系的意见》，《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1期，（昆明）求真出版社，1942—1945年，第129～135页。

[64] ［美］马士：《东印度洋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6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80页。所指发生在较晚的时候。这个收费名称在雍正时代叫作“人税”。但据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毛克明的报告，当时的征收标准是外国人从澳门到广州征收18块墨西哥银元，离开广州到澳门收2块墨西哥银元，雍正认为这个收费项目太不好听了，曾下令禁止。1块墨西哥银元相当于中国银子0.72两。

[6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48页。其中第一项“向粤海关缴纳”之后有“无法查明何者为正规课征，何者为非正规课征”的附加说明，第二项“斤两差额付费百分之十二”后面有“不知正规到如何程度”的附加说明。

[67]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41页。

[68]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8～59页。

[69]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8～59页。

[70]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8页。另一种说法是“把他们像被蚂蚁螫住一样地刺痛了”，“并且他们从来没有消除过这些数不清的和无尽无休的勒索所造成的愤怒”。见同书第92页。

[71] 乾隆二十四年法国商人递交给两广总督的告状信中就说“如英吉利之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另外有一艘英国船泊于澳门而不敢进入广州，“因为害怕勒索，最后驶到别处贸易去了”。（汤象龙：《十八世纪中叶粤海关的腐败》）

[72] 参见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73] 当时天津知府灵毓索要5 000两银子，作为他呈报外商来天津并交递状纸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经讨价还价，双方以2 500两银子达成协议，但洪仁辉表示自己没有带那么多银子，所以当时给了2 000块西班牙银元，其余的等他回到广州之后再给。

[74] 《依靠等高仪和指南针环球旅行》，1785—1787，1797年版，转见［法］阿兰·佩雷菲特：《中国的保护主义对应英国的自由贸易》，载张芝联主编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及第43页注⑨。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原因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海关陋规引起的，因为“从一艘外国船到达时起，它的业务就受到海关低级官吏们为了勒索非法征课而起的借故留难”（1830年12月24日英国商人递交下议院的请愿书，见[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页）。

[7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4页。

[76] 见金兆梓：《近世中国史》，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42页。《南京条约》（当时称《江宁条约》）第十条的英文是这样的：“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 to establish at the port which are by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e treaty to be thrown open for the resort of British merchants,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fi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前第二条内言明开辟，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沿路经过税关，不得重加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翻译参考武堉幹《鸦片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略有修改。

[77]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东京：近代中国资料委员会，1964年，第222页。

八
官崇拜
隐性福利与“合理赐福/利权”

刘墉行书对联

据媒体报道，2008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最热门的一个职位有3 592人通过资格审查。2014年度，这个数字被刷新为7 192人。3 592人争一个岗位，成功的概率还不到0.03%;7 192人去争，成功概率更是降低到0.01%，差不多等于零。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虽然也算得上是残酷竞争，但也没到这样的份儿上。

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资料记载的进士科考试始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唐代有个说法，叫作“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五十岁考上进士，那么他还算是年轻（少）的。这足以说明考中进士的困难。要知道唐代的进士考试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录取的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过是两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达到1%。1%的概率已经使很多才华横溢的人痛苦不堪了。当时的考试考三场，关键的是第二场的“杂文”试，当时的“杂文”主要是诗、赋，就是写一首五言律诗、作一篇限韵的赋。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作诗著名的唐代诗人们最拿手的本领，但是最出色的诗人却深深地感到命运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参加考试没考上，韩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终于考上了，而罗隐却因考了多次没成功而断了考试的念头。还有李白，他没有参加考试的记录，也许他不屑于应试，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丢面子的可能——这么说绝对是有理由的，因为考试考的是五言律诗，而李白对这个有严格格律要求的考试科目（诗体）并不擅长，既然以写律诗著名的杜甫都没考上，那么李白去应考成绩理应也不会超过杜甫，所以不去应试未必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1％的概率已经这么难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不到0.01％的概率上考场？这个问题，也许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的一个人能够回答。小说里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黄二麻子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所做出的结论和人生选择，看来也是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选择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做官的“利钱”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不过刘墉的一副对联倒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做官的利钱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儿，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儿，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着朴素，“布衣芒”，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里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步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坐”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坐，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货币化衡量。

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稍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也就是几十块钱一杯，几十块不够，一百块总差不多了。一杯茶的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坐”的尊贵感觉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觉更美妙，但这样的尊贵感觉到底值多少钱却不太好说。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应该比一杯好茶的价值要高得多。时下的名山古刹往往设有贵宾接待室，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进去的，更不用说让那些处级、局级、厅级住持尊敬地跟你说“请上坐”了，可见这是身份问题，比起出几十块上百块钱就能要一杯茶要困难得多。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后来热情，他在待人接物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分成“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质问题。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利”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福”则不能。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呢？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条狗养一匹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78]孔子所谓“犬马之养”这个论断，明确指出了赡养父母与豢养动物的差别，也指明了作为父母的人与作为动物的犬马同样是活着的差别，父母需要的不仅仅是儿女供养他们吃饱穿暖，还需要孝敬的内心和恭敬的态度。所以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与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享受的“福利”由什么来决定？在上述故事中，刘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决定的。“身份”包括两个方面：1.是不是官？2.是什么级别的官？金山寺和尚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区分“福利”的标准：“坐——茶”是给予一般人的“福利”，“请坐——泡茶”是给予普通官员的“福利”，“请上坐——泡好茶”则是给予高官的“福利”。从“福利”的享受主体——刘墉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断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幅度很大，而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级别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刘墉的个人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却不是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这样我们就遇到了命名的难题：刘墉在这里因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应该怎么定性？叫它什么？

刘墉当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规定，清代“中堂”一级高官的年薪包括180两银子和90石大米。刘墉做“中堂”的时代可以领双俸双米，所以法定工资是360两银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价按乾嘉时代每石1.5两银子来计算，刘墉的年薪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0万元，月薪1.6万元。这个工资是帝国官员的最高标准了，但相对于一个大国的总理副总理来说，这份工资实在不能说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数额有限。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级别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级别比他低的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了。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当官当到最高级别，也不过是这么点福利，那当官还有什么吸引力？

显然，如果当官就这么点好处，那与读书人十年十几年几十年寒窗苦读、青灯黄卷的寂寞孤独是不相配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说读圣贤之书，但也未见得道德就一定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细账，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且是社会的精英，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不会算不清基本的账。而他们又像范进那样对当官梦寐以求，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官场，这意味着有另外的东西吸引着他们。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

(二)“神秘礼物”

在1930—194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到他少年时候的一个经历。蒋先生说，他的故乡浙江余姚（当时属绍兴府，现在属宁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亭里迎候。一个下午，还是小孩子的蒋先生发现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考试。此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就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

蒋先生接着说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支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船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西潮·新潮》）

蒋先生所说的学台大人即各省的学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的专门负责一省的教育的，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他的职责和权力主要是到省内各地级市（如宁波）主持考试，考查地方上的读书人——秀才，按考试成绩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乡试。乡试的结果对读书人非常重要，在乡试中胜出的人，称为举人，举人就获得了两种资格：一是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会试，胜出者成为贡士，这是进入仕途的阳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举人不想参加会试，或者参加了考试而不能胜出，那么可以从基层干起，虽然这不是阳光大道，但还是有一定的升迁机会的。说到底，学政只是掌握了读书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读书人对学政还是很巴结的。学台大人经过之处，地方上不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礼物”。从还是小孩子的蒋梦麟先生的感受来看，他除了羡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之外，还产生了对学台大人享受的气派的羡慕感，因而生出当年刘邦见秦始皇出行仪仗漫天威风八面而发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反过来，从学台大人的角度看，他不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还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结以及旁观者对其气派的羡慕。

“神秘礼物”是物质性的，而“气派”——尊敬、巴结、羡慕则是精神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而精神性的东西则不能。前者属于“利”，而后者属于“福”。学台的出行，享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件事中浙江学台所得到的“福利”与前面故事中刘墉在金山寺中获得的“福利”，它们有什么差别呢？二者在因为官职而获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这一点上没有差别。有差别的只是浙江学台到宁波去主持考试，这属于公务活动，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刘墉在金山寺的活动则是非公务活动，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这两件事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公务活动中，还是在非公务活动中，官职官位都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实际享有，我们该叫它什么呢？我想可以叫作“隐性福利”。在帝国时代，当官的法定福利也许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隐性福利”却非常滋润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学台的“隐性福利”让小时候的蒋梦麟先生所生出的羡慕，所产生的刘邦见秦始皇车驾而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羡慕感一样。羡慕值多少钱没有办法衡量，但蒋梦麟先生所说的学台享受的“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却是可以衡量的。

所谓“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在当时叫作“陋规”。

“陋规”实际上是与其相关的一类事物的总名。帝国疆域辽阔，各地语言差异很大，关于“陋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词儿，比如海瑞，他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这类东西叫作“常例”。在清代，“陋规”的名色极多，除了众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别敬”、“程仪”之外，还有“平规”、“盐规”、“关规”、“漕规”、“驿规”、“棚规”等名目（参见本书《陋规名色考》一文）。这些名目还只能算是某一领域的总名，其下还有各级细目，每一个名称的后面是一类享受主体。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其实这是由注重身份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因为每一个级别都应该有恰当的词汇与之相对应，是绝对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规”，按湖南人的习惯，基层州县官员从征收漕粮中所得到的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给上司的叫“漕馆”，给地方上素质不好的读书人（所谓刁监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银”，给押运漕粮的运丁的叫“水脚”，剩下留给自己的叫“漕余”；漕粮从湖南押运到北京通州的过程中送给沿途关卡、官吏的好处费有几十种，概括起来则分“南费”（在江苏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费用）和“北费”（从淮安开始北上途中的费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银”，在江苏则叫“白规”，在湖北叫“蝗虫费”（参见本书《分肥法则》一文）。

“陋规”的“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果解作“规则”，那么“陋规”就是“鄙陋的规则”、上不得台面的规则，也就是“潜规则”，这正是吴思先生“潜规则”一词创意的渊源。不过，在明清人的眼里，根据他们平时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是指“规礼”、“规费”，就是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乱收费等名目。当年的一位省里“一把手”——山东巡抚曾经说：“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他说的“规礼”、“杂费”都是陋规。“规礼”是给各衙门主要官员的，而“杂费”则是给官员的随从人员的，相当于小费。“规礼”的等级高一点，用“礼”来称呼显得尊敬一点；而“费”则等级低一点，不是那么好听。用“规礼”还是用“杂费”，这里面是有区分身份等级的深刻用意的，中国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这种遣词用字的细微差别上。

仔细体会“陋规”的两种含义，可以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关联的：“潜规则”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规礼”、“规费”。因为这些“规礼”、“规费”是不合国家正式规定的，所以必须以非正式的制度——“潜规则”来加以约定，形成一定的惯例之后，交易双方有了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种不是规则的规则、不是制度的制度。这样看来，把“陋规”的“规”解释为“规礼”、“规费”，似乎更能体现佛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智慧。规则，其实质不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吗？规则本来是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对于陋规来说，下级只有向上级及其随从人员馈送“规礼”、“杂费”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则”，而仅仅是一种怎样分配“福利”的机制。

陋规是清代官场“隐性福利”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隐性福利”不止于陋规，比如，上述故事中刘墉所享有的“隐性福利”就不属于陋规。

(三)权力：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

官吏享有“隐性福利”，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

英国思想家罗素说：“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79]食和色，是人类最强烈的欲望。爱好权力，犹如好色，其动机之强烈如同对色欲的渴望，罗素之观察可谓独到，比喻可谓贴切。的确，人类对权力的欲望一向如色欲那样痴迷，如同另一位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80]那么，权力到底为何物，它怎样使得人们如此崇拜呢？

“权力”一词，拉丁语是potere，意为“能够”，或具有做某事的能力；英文则是power，法文是lepouroir，都侧重指有影响、支配、操纵他人的能力与力量。西方学者对于权力有种种定义，有“影响力说”、“强制力说”、“变更关系说”、“法律支配力说”等。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先生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任何主体只要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促使或命令、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此即权力。”[81]

“权力”的核心要义是影响——能够影响他人的“福/利”。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就是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

如前文所述，“福/利”一词有特殊内涵，不同于通常所说社会福利的“福利”含义。人的社会活动，根本动机在于追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物质可用货币衡量，精神难以用货币衡量。物质的满足为“利”，精神的满足为“福”。但是，还有一种界于可用货币衡量与不可用货币衡量之间的复杂状态，可通称“福利”。因此，“福/利”在这里包含三种状态：“福”、“利”和“福利”。

“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本文强调的“合理赐福/利权”——细分的话，包含“合理赐福权”、“合理赐利权”和“合理赐福利权”三个方面。比如，一次评奖，为了获奖而向评委行贿，获奖之后既包括不能货币化衡量的精神性的荣誉，又包括货币化的奖金，同时还包括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极其重要的“福利”——比如，发展机会、评上更高的职称以及相应的房子、待遇等，把这些东西通通计算进去，评委掌握的就是“合理赐福/利权”。

“权”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也就是天平的砝码。所谓“权衡”，权是秤锤，衡是秤杆，两者组合，便成为一杆秤，可以称量实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权”，意味着掌握了秤锤，秤锤有大有小，轻重不一，掌握了秤锤也就掌握了另一头被称量的实物的轻重。被称量的实物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个人来说体现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权力等于是一种影响个人“福/利”的能力。掌权者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福/利”。

木衡、铜环权战国·楚

高奴禾石铜权（附铭文拓片）战国·秦

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 750克

“合法伤害权”[82]的运用，是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减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伤害者为了免于受伤害或少受伤害而转让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换“合法伤害权”拥有者暂不利用或减少运用其“合法伤害权”。这是吴思先生一再强调的，而历史事例在吴思先生的书中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张居正说的一件事。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帖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潜规则·身怀利器》）

张居正总结这种官场现象的一句原话是这样的：“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张太岳文集》卷十八）意思是说，不是祈求他们赐给你“福/利”，而是害怕他们给你制造祸害。兵部书吏——一个小办事员而已，却使得那些地位比他们高得多的将校向他们行贿，只是因为书吏们可以在办事过程中给你制造一些麻烦——他不能增加你的“福/利”，但是可以减少你的“福/利”，所以你必须转让部分“福/利”给他们，以换取他们不伤害你的权力，这便是“合法伤害权”。这样理解当然很对，不过，张居正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

吴思先生说：“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这么说来，说书吏加害将校可以，说书吏赐“福/利”给将校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如果较真，真的去仔细核查材料，未必不能发现将校作伪的漏洞，而现在他们只是要你给他一点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这对将校们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弊呢？很显然，如果将校们据实报告，得他应得的那份奖励，而书吏要他们行贿，这是减少了他们的正当“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吏们运用的的确是“合法伤害权”。但是，假如将校们不是据实报告，本来就有许多水分，那么书吏们得了一点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将他们申请奖励的报告通过，那等于是增加了将校们的“福/利”，这时书吏运用的就是“合理赐福/利权”了。

就词汇的运用来说，“合法”恐怕未必，因为索贿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说是“合法”，所有作弊的行为都是明文规定不合法的，所以不如用“合理”。书吏们这么做是合乎办事之理的，也是合乎他们花钱买职位（中央衙门书吏的职位要花不少钱去买，这项花费在地方上叫作“顶首银”）要想办法捞回来的理由的，更是合乎将校作弊而他们知道情况要求分享好处的合理要求的。

兵部书吏的这种行为，在明清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所索取的贿赂，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作“部费”。也就是说，下级官吏到中央六部等衙门办事，要给办事人员好处费，这就叫“部费”。兵部主管部队军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题升、调补、议叙、议处），和吏部（类似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相似，所以靠山吃山，兵部书吏和吏部书吏都会在办事过程中弄点花招得点好处。实际上，他们的好处远远没有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和工部（类似建设部）的书吏多，因为户部和工部的书吏经手钱粮报销，因此有更多获取“部费”的直接机会，“部费”的多少甚至已经形成了惯例，比如，报销一千两抽成五两或十两。

那么，中央部门的书吏凭什么获取“部费”呢？自然是在办事过程中援引有关规定（“例”），对办事结果施加不利或有利的影响，左右办事进程。对此，清代的人有一个总结，叫作“吏、例、利”[83]——意思就是吏援例以求利。那么吏援引不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法伤害权”，援引有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理赐福/利权”，而决定援引什么样的“例”，取决于你给他多少“利”——“部费”。晚清学者冯桂芬总结说：“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到不到也。”（《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就是说，他让你通过（“可”）还是不让你通过（“不可”），就看你给不给“部费”。你给了“部费”，他可以去找让你通过的“例”，你不给“部费”，他就去找不让你通过的“例”。

这样，明清时代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说法——“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84]这话的意思是说，到北京去办事，比如，奏销钱粮，去见皇上（天子）之前，先要去见户部的办事人员（书手，即书吏）。只有先摆平了他们，让他们对你的奏销账簿放一马，那样才会顺利。否则皇上不可能看你的账簿，户部的长官——部长、司长们也没有时间审核你的账簿，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事情办完就很难说了。所以，真正的权力转移到了书吏的手上。如果你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可以帮你把没有做好的账瞒过去；如果你不给他们好处，他们也可以在你的账簿中找出一点漏洞，哪怕是小数点后面十几位的零头，[85]他说数字不对，让你重新审核，这不仅符合严格财务制度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他们办事认真、工作负责的表现，户部的长官只会表扬不会批评，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也会完全同意，可是这样一来，你想把事情办成就得到猴年马月了。所以送点“部费”，顺顺当当地把事办了，成为要办事的人“经济”的选择。那么，书吏的这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应该叫什么呢？如果你做的账原来都是实事求是的，他们挑你的毛病让你无法通过那是伤害你;但如果你做的账原来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现在他们让你通过，那就是赐福/利给你，所以书吏同时掌握着“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

(四)为祸与为福

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1668—1749）在刑部监狱的一段经历也能说明权力是什么东西。康熙五十年（1711年），方苞因为曾给同乡戴名世（1653—1713）的《南山集》作序而被卷入清代著名的文字狱——“戴名世案”，被判处绞刑，关入刑部大牢。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刑部大牢是帝国最高级别的监狱，可称“帝国第一监狱”。犯人入监，首先存在被关押在哪个牢房的选择问题。牢房并不都是一样的，差别很大。具体说，“帝国第一监狱”的牢房有两种：“老监”和“现监”。

“老监”有四个，每个监区有五个牢房。正中的房间是看管犯人的狱卒住的，墙上有窗户可以透光，屋顶有天窗可以通气。周围四间则没有窗户和天窗，不见天日，空气不流通，而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个。狱中规矩，每天傍晚就锁门，天快亮时才开锁。晚上犯人大小便只好在里面解决，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寒冬季节犯人睡在地上，到了春天很少有不生病的。一个犯人半夜里死了，其他犯人睡在他旁边，活人和死人头并头、脚挨脚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入“老监”等于向鬼门关靠近了一步。“老监”里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亡，多的时候甚至每天有十几个，尸体就被从牢墙的洞口拖出去（见《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清代顺天府（北京）衙门内的监狱图

《光绪顺天府志》“顺天府署全图”局部

“现监”的条件要好得多，这是一些木板搭建起来的房子，所以也叫“板屋”。

根据规定，“老监”是用来关押重案犯的，那些大盗、惯偷、杀人要犯应该关入“老监”。“现监”则给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被案件牵涉的人、证人，以及犯轻罪的官员住，类似临时拘留所，所以它不像关押重案犯的牢房那样结构牢固且密不通风。被关押在刑部大牢里的犯人，其实也不一定是有罪的人，或者是因案牵连，比如方苞，有些则是证人，比如，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是证人，因此也被牵连关押。按道理，这些人应该住“现监”。

但是规定是规定，怎么执行却要看狱卒们的意思。一旦被投入狱，狱卒不问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先给你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让你痛苦不堪。由于入“老监”是遭罪，能够去掉镣铐、住到“现监”里面就是一种犯人们求之不得的“待遇”。要进“现监”，这得花费几十两银子。

于是，你有钱、愿意给钱，可以从“老监”中脱身，押在“现监”里面；你没钱、不愿给钱，则会被押在“老监”里等死。这样事情就颠倒了过来：因相同的案子而入狱的人，罪行严重的反而可以住“现监”，罪轻或无罪的人却要进“老监”受苦。这种牢房选择的颠倒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了权力的本质。

对于犯人来说，关押在哪种牢房关系到个人福利，关在“老监”意味着性命堪虞，关押在“现监”情况则要好得多，因此争取进“现监”是体现“福利最大化”的选择。但是你进“老监”还是“现监”的选择权不在自己手上，而在狱卒手里。换句话说，狱卒在这里的权力是决定犯人住在哪个牢房里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直接影响犯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本来应该住“现监”而现在住“老监”的人来说，狱卒的行为减少了他们的福利，所以他行使的是“合法伤害权”；对于本来应该住“老监”而现在住“现监”的人来说，狱卒的行为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所以他行使的是“合理赐福/利权”。

刑部大牢狱卒决定犯人关押在哪种牢房的选择权本来微不足道，但经过他们出神入化的运用，却使人不由得望而生畏，因为这种权力直接影响到犯人们的生死，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所以对于狱卒们的那么点权力也不得不表示足够的敬重。清代的人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帑藏可侵可渔，处分可轻可重，铨选可疾可滞，人才可升可降。”（尹耕云《胥吏论》，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小小的公务员有时候可以决定你的生死荣辱，你不敬重他是不行的。至于权力大者如君主，那就更加让人顶礼膜拜了。

先秦的思想家管子说到君主应该如何行使权力的时候说：“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管子·任法》）君主掌握了决定臣子生死、贫富、贵贱的权力，自然可以驱使臣子为自己卖命，又有谁敢不对他既敬又畏？

掌握权力者，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他也会加以利用，作为增进个人福利的本钱，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社会竞争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可以主动为自己创造福利，也可以被动等待他人提供福利，于是他便在社会生活中进退自如，如鱼得水，甚至呼风唤雨，为福为祸。这，大概就是权力的诱惑力，也是许多人都有“权力的饥饿”的原因所在。

(五)两权相权

吴思先生在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书中强调了“合法伤害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但是，在本文看来，权力作为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它不仅仅表现在减少他人福利的“合法伤害权”上，还体现在增加他人福利的“合理赐福/利权”上。那么，从权力对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来说，到底是“合法伤害权”的影响大一些，还是“合理赐福/利权”的影响大一些呢？

关于这一点，《水浒传》中林冲和武松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以启发。

《水浒传》中高俅为了陷害林冲，派人把林冲骗入“白虎节堂”，然后以没有命令擅自带刀进入“白虎节堂”是死罪的名义加害，这是“合法伤害权”的高明运用，林冲果然中招，最后被逼上梁山。《水浒传》中这一类的事情随处可见，从作为“太尉”（相当于国防部部长）的高俅，到牢房的小牢头，整个官场从上到下普遍运用这种权力。但是，每一次运用“合法伤害权”，都会形成一个敌人，有可能遭受报复。高俅成功地陷害了林冲，但林冲身负此仇，一直寻找机会报复。高俅后来被抓上梁山，差点死在林冲之手。高俅没有死，一是因为宋江的保护，二是因为林冲的性格软弱。

武松杀了潘金莲后被发配孟州牢营服刑，牢营的“差拨”（相当于狱警）拥有对犯人的“合法伤害权”，如果没有希望照顾的书信或用于打点的银子，“差拨”可以“害你性命”。“害你性命”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打杀威棒的时候重打；二是“盆吊”，就是先让你吃两碗干黄仓米饭，等你吃饱了，再带到土牢里面，用绳子捆起来，用草席卷成一团，塞了七窍，倒立靠在墙壁上，过不了多久“便结果了你性命”；三是“土布袋”，就是把你捆了之后用一个装黄沙的布袋压在你身上，也是用不了多久“便是死的”（《水浒传》第二十七回）。

武松最终没有被弄死，是因为“管营相公”（相当于监狱长）的儿子施恩运用了与“合法伤害权”相反的“合理赐福/利权”。施恩让他的老爸免了武松的一百杀威棒，再以好酒好肉款待，这些做法增加了武松的个人福利，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报答，所以武松帮他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酒店。

高俅运用“合法伤害权”，林冲成了他的敌人，想方设法来报仇；施恩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武松成了他的朋友，为了报恩而为他卖命。这就是“合法伤害权”和“合理赐福/利权”运用的不同结果。“合法伤害权”的运用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存在这种风险。

林冲因为性格不够坚硬、做事不够狠辣而导致了复仇机会的丧失，让高俅捡回了一条老命。武松是个狠角色，帮施恩夺回“快活林”酒店之后也受到了张都监一伙运用“合法伤害权”的陷害，但武松血溅鸳鸯楼，把张都监一家都杀了。

武松血溅鸳鸯楼《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崇祯建安雄飞馆刊本

武松是个狠角色，不仅杀了利用“合法伤害权”伤害了他的张都监本人，还杀了其全家。

林冲和武松的行动说明，实施“合法伤害权”是有风险的，只要对方不死，就要找机会报复。报复是否成功，一看能力，一看意志。林冲与武松的武功各有千秋，都有报复的能力，林冲的失败只是在于他的性格不够狠，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合法伤害权”的运用要受到报复，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以一方福利的减少作为另一方福利增加的前提，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双赢格局，终究有不少隐患，被伤害者会一级一级反映情况——从到省内的县、府、道、司衙门一级一级上控，一直告到北京——京控，弄得不好会出问题，所谓的“合法”最终会变成非法。如果走程序反映情况没用，那么会走极端，像林冲、武松那样以血还血。所以“合法伤害权”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它“伤害”的对象太直接，被“伤害”者不可能任你宰割。

因此，“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既违背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法规和体现社会正义的舆论，实际风险也比较大，不太容易获得满意的效果。“合理赐福/利权”则不同，它虽然也以增加自己的福利为目的，但前提不是剥夺别人的福利，而是增加对方的福利，行的不是“恶”，而是“善”，这样在运用的时候就形成了双赢局面，因而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当然，它的运用之妙，在于两个字——“合理”，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得太过分，滥用这种权力，那就不是“合理”，而是“违法”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的。从人类历史的演进来看，“合法伤害权”的运用渐渐减少，而“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则在增加。这一点在清代粤海关的事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粤海关是清代的税关之一，设在广州。税关就是设在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广州是鸦片战争之前百年间大清帝国允许西方商人来华贸易的唯一口岸（“单口通商”），粤海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粤海关的官吏们拥有对西方商人的“合法伤害权”，但在此之后，这种权力丧失，所剩的只有“合理赐福/利权”了。

粤海关洋船牌

1742年粤海关发给瑞典商船的离港证件。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1704年，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办理完相关事务后准备回航，回航需要办理一个出关手续，“按例要送规礼给新旧任的海关监督和他们的仆役；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在12月15日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86] 这个事例中海关书吏运用权力为自己创造福利的做法非常典型。海关书吏只是运用了发放“出口执照”（出关通行证）的时间，你不交银子他就拖着不发，外国商船在广州多待一天就要多花掉不少银子，更重要的是可能错过了回航的季风，为了让海关书吏给他们“出口执照”，这只外国商船的主事者在等候了20天之后总算是开了窍，送了100两银子后第二天就拿到了“出口执照”。粤海关书吏的这种做法可以看作运用了“合法伤害权”。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处处被敲诈，按照后来的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先生（1855—1933，是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行政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说法，“广州商馆里的外商们几乎没有止境地受到一个根据传统的中国方式而形成的海关机构的多方勒索……在中国人的制度下，如果上下货物要进行得不致羁延，如果船员们稍有违犯规章之处而可以不被追究，那么，这些船就不得不满足和它们发生关系的每一个官方雇用人员的欲望；在这一个项目之下的勒索可以估计为每只船自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合三六○磅到四八○磅）。”[87]

西方商人对于粤海关官吏运用“合法伤害权”的做法极其痛恨，这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抗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东印度公司策划了一场著名的“京控”，历史上称为“洪仁辉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及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的遭遇，可以参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这里不拟重复。不过，西方商人的抗争没有效果，派外交使团——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交涉也没有结果，最后他们采取了武力解决的方式。大清帝国的官吏在为个人谋取“隐性福利”上花尽心思，面对洋枪洋炮却是一筹莫展。《南京条约》的很多内容，就是限制大清帝国海关官吏们运用“合法伤害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合理赐福/利权”得到了较多的发挥。以前靠直接向外国商人索取陋规，现在变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外国商人中有不良商人，他们希望偷税漏税，甚至走私，而粤海关的官吏们可以帮助他们，粤海关的官吏们借助“合理赐福/利权”，外国商人也对这种权力的运用给予相应的好处。

马士说：“每一处海关里的办事人员继续进行索要并且收受为了使事情办得快些而致送的小费。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那么，稍进一步要使虚报货物获得通过而不被查问也只要花钱就行，这样，不必跨很大的一步就会直接走私了。”走私的方式，无非是偷税漏税。“在纯粹由中国人控制的一切海关里，重量的以多报少直到今日还是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谈论到的这个时期里，即由1843年到1854年，一般都是这样。欺诈的申报，把商品从某一类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另一类去，是很普遍的；生丝在商业上的计算单位是包，常常把两包打在一起，因而付税所依据的重量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仅达到实际重量的一半。直接走私——把洋货输入，中国商品输出，并不报关缴税——也是普遍的，有时在海关低级职员的纵容下得到方便，但是不须他们的帮助，好像看不起这种无效的监视一样，也不是少有的事情。”走私的真相在英国领事出面干涉的两个案件——“玛利伍德号”（Lady Mary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 Dugdale）事件被揭露了出来，英国领事认为“走私只有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才有可能”。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上海，但这种走私的模式和手段想必在全国都通用，广州也不例外。

走私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海关官吏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让你偷税漏税，增加你的福利，同时你也拿出部分福利给海关官吏，双方互利双赢。如果说这种做法还是违反规定，有点寻租的味道的话，那么官吏运用合法裁判权，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实施“合理赐福/利权”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常见。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法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88]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六)“合理赐福/利权”的解释力

用“合理赐福/利权”可以解释很多与权力相关的社会现象，比如，“速度钱”、“商业贿赂”、买官卖官、“性贿赂”等。

1.“速度钱”

“速度钱”（speed money）是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来的，主要意思是人们渴望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用腐败去加快烦琐的行政程序，使企业运转减少障碍。这一点在上面的粤海关事例中有明显的表现。马士说“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完全符合缪尔达尔关于“速度钱”的定义。1704年的一艘外国商船为了尽快获得“出口执照”而花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显然就是“速度钱”。

实际上，中国人对“速度钱”早有体会，在中国古代也有专门的词指称这种现象，这个词叫作“需索勒掯”。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的《六部成语注解》一书对这个词专列词条进行解释：“官吏办事，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从解释中可以看出，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花钱买速度，这与缪尔达尔的意思完全一致。而“需索勒掯”是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

以上对“速度钱”的解释都侧重加快办事速度，其实从支付“速度钱”的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速度，也有要求放慢速度的。这方面的例子，以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个刑部书吏的舞弊故事最为典型。

故事说，有一年苏州官方接到刑部的一封钉封文书，按照规定，钉封的文书都是处理斩决犯人的。打开来看，里面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觉得莫名其妙，只好把它退了回去。直到过了一年，又来了一封钉封文书，这回是真的要处理斩决犯人的。事后大家把这两封文书联系起来，才慢慢知道了里面的奥秘。原来苏州有一名待斩决犯人，这人是富家子弟，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死罪，刚开始的时候家属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是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一级一级往上申报了。因为是斩立决，也就是死刑立即执行，这急坏了家里人，因为这要断了后代。所以从定罪那天起，他的家里人便使尽了神通，先是把监狱里的人买通了，又出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能够多拖一天是一天。于是又到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和巡抚衙门上下打点，让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又专门派人到北京去活动，特别是到刑部打点。由于铁证如山，打点也没用，于是花了巨款，买通刑部书吏，请他们想办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钱，便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来：刚好这一天要发两封钉封文书，一封是送往云南的，一封是送往江苏的，他便来个调包计，把江苏的案卷放到发往云南的信封里，又把发往云南的案卷放在发往江苏的信封里。等到文书一站一站地送到江苏，拆开来看，发现错了，又一站一站地退回刑部。刑部的官员对此也是莫名其妙，追查起来，知道是封错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由于云南是最远的，所以“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

在这个案例中，苏州富豪花钱，“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原文如此），他为的是减慢死刑的执行速度。因此，他花的虽然也是“速度钱”，但却不是为了加快速度，而是希望放慢速度。

由此可知，“速度钱”并不一定是为了加快办事速度的，也有为了减慢办事速度的。但无论是加快速度还是放慢速度，目的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增加支付“速度钱”的人的个人福利。对于收受“速度钱”的人，他们运用的可能是“合法伤害权”，也可能是“合理赐福/利权”。如果本来该快而故意放慢速度迫使你花钱的，那可以看作运用“合法伤害权”；如果本来该快而花钱放慢速度的，那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2.“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近年中国政府予以严厉禁止的行为。一个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案情交代差不多都有一个基本模式：

××年到××年，××人在担任××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事情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另有××万元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

解析这个模式，可以发现它有几个特点：(1)“担任××职务”，也就是拥有一定的权力；(2)“利用职务之便”，即利用了权力所蕴藏的“合理赐福/利权”；(3)“为他人谋取利益”，××人在这里运用的是“合理赐福/利权”而不是“合法伤害权”，能够增加他人的福利；(4)“收受贿赂共计××万元”，因为增加了他人的福利，他人回报以福利；(5)“巨额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这个事实说明两点：一是“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无处不在，而且能够给他人创造巨大的福利，他人的回报也极为可观，二是回报的方式往往有很多，而且往往不是典型的贿赂行为，难以用典型的腐败行为来看待，因而这些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都属于“隐性福利”。

“商业贿赂”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3.买官卖官

“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在职务升迁——人们所说的买官卖官行为中表现得更是突出。

晚清某省有个候补知县，因为没有被委任职务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古董商，商人说：“你不是想富贵吗？为什么不想想办法？”知县没有话说，只是叹气。古董商说：“我为你想办法，你富贵了怎么报答我？”知县说：“怎么报答都可以。”古董商说：“我有两只玉镯，一只值五百两银子，一只值八百两银子。前天，某高官的小妾想买我的镯子没有买成，如果你能够送给她，那么职位马上就有了。”知县说我没钱，送不起这么贵重的镯子。古董商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现在借给你，等你到任后，三倍还我就行了。”知县大喜，于是要了那只值五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第二天，镯子被退回来，说是圈口太小。知县又拿那只值八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这次收下了。三天后，知县得到了一个油水很多的职位（“优缺”）（丁柔克《柳弧》卷四）。

在这个“送镯得优缺”的故事中，知县通过送礼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所谓买官卖官，道理与这个故事完全是相通的。买官卖官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上级有“合理赐福/利权”，一个职位给谁不给谁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下级来说，能不能得到职位、得到什么样的职位，对于个人福利来说却截然不同；为了增进个人福利，他必须以增进上级（或能够影响上级决策的人）的福利以赎买其行使“合理赐福/利权”。

时下所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其实也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他可以“提拔重用”你，这增加了你的福利，那你也得增加他的福利——“又跑又送”。“跑”可以看作表示尊重，这是精神性的，增加他的“福”，“送”当然是可以货币化衡量的“利”。不过，“跑”和“送”有时也可能比较特别，比如“性贿赂”。

4.“性贿赂”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的案例：“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受贿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惠君因受贿罪获刑15年。虽然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中只认定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做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炼’。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炼”。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级的位置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生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78] 《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79]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9页。

[80]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

[81] 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82] 《潜规则》书中称“合法伤害权”倒过来可叫“合法恩惠权”，但是着重于伤害性，主要讲如果可伤害而不伤害，那就成了“恩惠”，可见仍是从减少他人福利角度考虑。而本书所说的“合理赐福/利权”侧重于权力对他人福利增加的影响。两者意义不同。

[83] 《清稗类钞·胥役类》记清康熙时期的名臣陆陇其（1630—1692）的一句话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

[84] 明崇祯年间大理寺丞李清说明代末年国家赋税繁杂，除了正税，还有各种“杂项”，“时户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见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85] 明清时期国家对财政要求很严格，做账要做得非常细，甚至细到比亿分之一两还要小。当时的银子计量单位是这样的：两、钱、分、厘、毫、丝、忽、微、尘、纤、沙、渺、末。厘等于千分之一两，实际上已无法称量了，厘以下自然更不用说，这种财务制度根本就无法操作，户部书吏可以以一厘一毫数目不符要求核对，这对申报部门是个噩梦，也给书吏索取“部费”提供了借口。任何下级衙门向上级衙门做财务报销的时候都有相似的问题。

[86] ［美］马士：《东印度洋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8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第一章，第1～2页。后文与马士相关的引文见同书第7～10页。

[88]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3～14页。

九
陋规名色考
明清官场的灰色收入

乾隆食单

清代的皇帝，膳食费按规定是每天50两银子。按米价折算，在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代，50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万元。[89]一个人一天吃2万元的东西，一年吃掉好几百万元，他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么贵？

(一)皇上都被“潜规则”

乾隆年代北京的饭店，七八个人吃一桌不错的饭菜，不过是二三两银子，50两银子可以吃上一二十桌了。

在上海，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同治年间，一位知县在账簿里记录当时上海县衙办酒席的花费，其标准是这样的：最讲究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需要花12 000文钱；差一点的燕菜席要花5 600文，鱼翅席花4 200文，海参席花2 400文，最差的供勤杂人员吃的便席是1 200文或1 000文。当时的米价是20文一斤。这样算下来，两红两白整烧烤席相当于当时600斤（当时的一斤为现在590克）米的价值，按现在一斤米值3元钱算，大约是2 100元钱。如果按购买力计算，600斤米在乾隆时期大约值5两银子。这么看来，乾隆一天的膳食费50两银子在民间即使吃最好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也可以吃10桌，吃差一点的鱼翅席可以吃30桌,海参席可以吃50桌。[90]

如果是平常居家过日子，那个时代的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花费大概是30两银子。由此可见，皇上吃一天饭就花掉了老百姓两个家庭一年的银子，那的确是够奢侈的了。

那么，皇上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值得花那么多银子？所谓山珍海味，也不过是上海县衙的两红两白整烧烤席上的东西，这东西好像不值那么多钱啊。哪怕我们绞尽脑汁，恐怕也想象不出来皇上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好在清代皇帝的膳食是有档案记录的，而且还有很多被留了下来。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月初一，乾隆在重华宫东暖阁进晚膳，其菜单是这样的：[91]

燕窝鸡丝香菇丝火熏丝白菜丝镶平安果一品、续八仙（燕窝鸭子火熏片脘子白菜鸡翅肚子香菇）一品、肥鸡白菜一品、肫吊子一品、苏脍一品、烂鸭子一品、野鸡丝酸菜丝一品、芽韭抄鹿脯丝一品、烧鹿肉锅鸡丝晾羊肉攒盘一品、祭祀猪羊肉一品、糗饵粉糍一品、象眼棋饼小馒首一品、折叠奶皮一品、胯祭神糕一品、酥油豆麦一品、蜂蜜一品、拉拉一品、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菠菜一品、桂花萝卜一品、粳米膳进一碗、羊肉卧蛋粉汤一品、萝卜汤一品、野鸡汤一品

在这份膳单中，各式菜、汤共20余品。皇上为了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92]从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多少特别贵重的东西，鹿肉之类可能还是皇上自家的园子里养的，想必不需要花钱去买。而厨师（御厨）、服务员（太监）等还都是皇上另外花钱雇用的，厨房（御膳房）、餐具等也都是皇上另外掏钱置办的。相比于下馆子，皇上为了一顿饭，几乎是多次付费。皇上每天50两银子的膳食费其实只是用于购买一些普通的原材料——诸如鸡、鸭、白菜、菠菜、萝卜、酸菜、香菇、粳米之类的东西，而这些根本不值什么钱的东西居然花掉了皇上50两银子。那么，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的？又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皇上的膳食有物料份例，即采购指标，比如，每天要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共16个，等等。估计50两银子的指标就花在这些物料上了。但是这些物料是否值50两银子，那就是另外的事了。负责皇上膳食的内务府是怎么给皇上算采购的账的，有一个皇上吃鸡蛋的著名例子可以参考。据说，有一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大臣汪由敦一句：“你天还没亮就赶着上朝，在家里吃过早点没有？”汪由敦回答说吃过。皇上问他吃了什么。汪由敦回答说：“我家里穷，每天早餐只吃四个鸡蛋。”乾隆听了大吃一惊说：“鸡蛋一个需要十两银子呢，四个就是四十两银子，我都不敢这么随便吃，你一顿早餐就吃四个鸡蛋，还敢说自己穷？”汪由敦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应付说：“外面市上卖的鸡蛋都是破了壳的，是不能给皇上吃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上）

汪由敦敷衍皇上，那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是不该他说的。皇上的膳食归内务府管，内务府的事是皇上家里的私事，也只有皇上能管，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多嘴的，所以他只好敷衍皇上。不过，一个鸡蛋市面上不过是几文钱，而内务府卖给皇上居然卖到了十两银子，这也未免太离谱了。

一个鸡蛋在乾隆时期到底值多少钱？汪由敦说几文钱一个可信不可信？如果可信的话，几文钱到底是一二文还是八九文？恰好我看到过两份清代鸡蛋价格的材料，知道一点真实的情况。一份材料是民国时期修纂的《（四川）合江县志》，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当地鸡蛋是2.8文钱一枚（个）。当时一两银子可以兑换1 500文铜钱，等于可以买535个鸡蛋，10两银子可以买5 350个。按照米价折算，一个鸡蛋2.8文钱，大概是现在的一角九分钱。另一份材料是民国版的《（湖南）醴陵县志》，里面转录了一份据说是当时私人账簿的记载，说光绪四年当地的鸡蛋是2文钱一个，比四川合江县更便宜。如果仍以一两银子值1 500文铜钱计算，那么10两银子可以买7 500个鸡蛋。这两份材料记载的是光绪初年的价格，而乾隆时期物价更便宜，还可以多买。

如果说皇上每天50两银子的膳食费是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法定福利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皇上的法定福利受到严重的侵害，其严重程度，甚至使法定福利缩水到了原来的几千分之一。当然，上述例子中一个鸡蛋10两银子的话是未必可信的，因为皇上的早餐是20两银子，他总不能一顿早餐只吃2个鸡蛋，内务府自然也没有让皇上一顿早餐只吃2个鸡蛋的胆子。[93]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皇上也遭遇“潜规则”，当了一回大大的冤大头。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是因为皇上不知道市面上鸡蛋的价格才被蒙蔽的，如果皇上知道了市面价格内务府就不敢骗皇上了呢？

清代御膳底档

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在清代是以节俭出名的。据说有一天他忽然想吃一碗片儿汤（面食），让御膳房给他做。第二天，内务府给他递上一份报告，请示建一个厨房，专门给他做片儿汤，为此需要拨专款：建厨房要几万两银子，以后每年的经费是几千两。道光说：“前门外的那家饭店做这个最拿手，一碗不过40文钱，让人去买就行了，建厨房干什么？”过了半天，内务府答复说：“前门那家饭馆几年前就关闭了。”道光没有办法，只好叹气（《春冰室野乘》卷上）。由此看来，皇上并不是不知道一碗片儿汤值多少钱，而是他知道了也没有办法，他吃不到那么便宜的片儿汤。皇上虽然权力无限，其实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完全由他说了算，明知自己被“潜规则”都没有办法。内务府不想到前门外给皇上买片儿汤，皇上总不能自己去买吧。同样的道理，天下的事情这么多，皇上也没有办法都亲自去办。而他要让人给他办事，人家向皇上多要一点钱，皇上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二)陋规名色考

所谓“潜规则”，在明清时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作“陋规”。“陋规”的“规”字可以解作“规则”，这样“陋规”就是“潜规则”。不过，按照明清时代人用词的习惯，“陋规”通常是指“规礼”、“规费”，就是与国家正式税收相区别的那些送礼、乱收费等名目。“规礼”和“规费”的差别，只是“规礼”是送给官员的，为示尊敬，所以叫“礼”，而“规费”是送给官员的下属的，无须特示尊敬，故而称“费”。历史上，“规礼”、“规费”名目之繁杂，直可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无法确知当时所有的名目。好在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都知道，因为那太烦琐，如果能从大的方面知道一个总体情况也就可以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西巡抚白潢向康熙上了一道奏折，报告他到任后遇到的新问题：巡抚衙门有许多名目的陋规收入，他不知道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所以向皇上打报告，请求批示。白潢说这些陋规都是过去就有的规矩，如果收得太多势必造成老百姓负担太重，如果都不收又有点近于矫情，而且巡抚衙门的各项费用都还没有着落，自己才智短浅，又不懂得中庸的做人道理，所以不敢冒昧行事，请皇上指点迷津，使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白潢是汉军镶白旗人，也就是祖上比较早就投靠了满洲的那一批汉人。由于这一层原因，白潢的仕途比较顺利，从笔帖式干起，当过贵州巡抚、江西巡抚，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白潢的官声不错，算是比较廉洁的省部级大员，在贵州、江西的任上还有过一些革除陋规的改革措施，为人称道。他于雍正三年（1725年）离休，乾隆二年（1737年）去世。

白潢给康熙的这份报告，是我所见清代省级大员专门向皇上汇报陋规问题的第一份详细材料，而时间在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大清帝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从这份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帝国建立之后没有多久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完备的官场陋规体系。白潢在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江西巡抚衙门每年收受的陋规名称和具体数目，揭开了康熙时代的官场内幕。白潢列举的陋规共有五项，循着这个线索，加上白潢可能未必都向皇上坦白的项目，以及江西省没有而其他省份特有的陋规项目，我们便能够大致了解那个时代的陋规名色及其最终来源。白潢列举的五项陋规如下：

白潢奏折

1.节礼银，每年大约50 000两，各下级属官所送。

2.漕规礼银，每年4 000两，粮道衙门所送。

3.关规礼银，每年2 400两，湖口、赣州二关衙门所送。

4.盐规银，每年10 000两，盐商所送。

5.钱粮平头银，每年8 000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总计五项，共74 400两。

先说第一项——节礼银。节礼就是逢年过节下级向上司所送的礼物，当时一般送“四节”（旧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官员生日，有时官员妻子生日也送礼，故称“三节两寿”）。礼物包括银子和实物。在大多数情况下，送礼不会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进呈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白潢这里只算银子。节礼银一年达到5万两，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当时的米价是每石不到1两银子，这样算下来，5万两银子值现在的2 300多万元。一年光是逢年过节就能收到2 300多万元，听起来非常吓人，但白潢所说的还不是节礼的最高数目。两江总督和广东巡抚，一年四节的“节礼”都有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江西没有广东富有，巡抚的权力没有总督大，所以江西巡抚的“节礼”也没有两江总督和广东巡抚那么多。不过，江西算是钱粮大省，巡抚的节礼在全国的巡抚衙门中还算是比较高的。其他省份，比如，河南4万两，广西比较穷，只有12 400两，最穷的贵州只有7 000两（分见雍正元年三月初四河南巡抚嵇曾筠、康熙六十年五月初二广西巡抚高其倬、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贵州巡抚毛文铨的奏折）。

节礼银来自省内各级衙门的赠送。各级衙门送巡抚的“节礼”标准是什么样的呢？这一点白潢的奏折没有说，但在广西巡抚高其倬的奏折中却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参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

节礼银的最终源头是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的附加税费。广西的地丁钱粮要比江西少得多，江西的地丁钱粮（农业税）有大约188万两，广西只有不到42万两（两省地丁钱粮额据道光二十八年冬季版《爵秩全览》）。两者相比，广西只有江西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这与两省巡抚所得节礼数额的比例相一致。从史料看，各省各级衙门该得多少节礼是有规矩的，其标准是按地丁钱粮的某个比例来确定的，比如，江西巡抚和广西巡抚，他们所得的节礼总额大致是地丁钱粮的3％。这就是说，基层官员向老百姓多收的钱粮中大约有3％是以节礼的形式送给巡抚的。当然，各省地丁钱粮总额不一，送给省里“一把手”的节礼与地丁钱粮的比例关系不一定一样。

再说第二项——漕规礼银，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漕规，它是在征收漕粮的时候浮收的，其数额显然也与江西漕粮的定额存在比例关系。江西漕粮定额是795 063石，也就是大约80万石，而巡抚漕规是4 000两，假如漕粮按每石一两银子计算，漕规就是0.5％。这就是说，在征收漕粮的时候地方官员加派收粮，其中有0.5％是专门给巡抚的。大清帝国征收漕粮的省份是8个，所以有漕规的省份也应该是8个（关于“漕规”的具体内容和内部分配，可参见本书《分肥法则》一文）。

第三项是关规礼银，简称关规。“关”就是税关，明代称为钞关，设在交通要道，向经过的商贩征收商税，是户部（财政部）和工部（建设部）主管的，重要的税关（也就是税比较多的，比如粤海关）由皇帝直接派人（大多是内务府包衣）管理，不太重要的委托地方管理。江西所在税关有两个——湖口（九江）、赣州，两者额定关税大约是24万两，而关规2 400两刚好约是其1％，这也就是说，税关官吏在征收关税时在法定税率基础上多收，其中1％是给巡抚的（关于“关规”的具体内容和内部分配，可参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中的粤海关陋规）。

税关陋规不仅有“关规”（或称“税规”），在上海关还有“科规”。两者的内容没有差别，都是分科挂号、发单、饭食等项。不同的只是收费主体：“关规”是指海关监督派人在商船进出时所收的钱，“科规”是海关经管钱粮的金支科书办收的（雍正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巡抚陈时夏奏折）。

第四项是盐规银，每年10 000两，由盐商所送。江西吃的盐来自两淮盐区，盐商从两淮盐运使衙门获得在江西的食盐专卖权之后，在江西销售需要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所以这个钱是由盐商出的。一个省的盐商有个类似现在商会会长的“总商”，给巡抚衙门的钱应该是由“总商”出面呈交的，不过可能不是直接交给巡抚，而是先交给布政司（相当于省政府），然后由布政使转交，也有可能是由两淮盐运使衙门转送。这个钱当然也不是“总商”个人出，而是根据每个盐商卖多少“引”（引是食盐专卖许可，因为一引的重量是固定的，所以也成为食盐重量单位）的盐来摊派的。

在康熙、雍正年代各省大员所得的盐规中江西处于中等水平，比江西巡抚多的，比如，直隶巡抚是20 000两，江苏巡抚是30 000多两，四川巡抚是10 400两，最多的是云南巡抚，盐规有52 000两。

第五项是钱粮平头银，简称平规，它来自“平余”（或称“余平”），[94]也称“平头”。所谓“平余”，就是地方官员向上级衙门解送税银时，上级衙门以银子成色不足为理由，要求多交一部分以备重新熔铸时的损耗，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规矩，不管解送的银子成色如何，都按一定比例附送，就成为上级衙门的一种收入。当时户部（财政部）的标准是每千两银子多交25两，那么地方上自然不止这个数，省里肯定要多收，其中25两送户部，多下来的给自己。每个衙门多收了“平余”，但实际上没有多少用于重铸时的损耗，多出来的部分就成为“小金库”，一小部分可能用于办公经费，绝大部分就被私分了，这种做法成为惯例之后，这些钱就叫“平规”。上级衙门在支放钱粮时也不给足数，总是按比例扣留一部分，叫作“平头”，其实也是“平规”。江西巡抚衙门的平规是每年8 000两，由布政司衙门送，它是江西省内各州县解送钱粮时提供的，布政司衙门除了自己留用的部分，还要给上司——江西巡抚和两江总督——巡抚是8 000两，两江总督是4 000两，这不是说总督比巡抚少，而是两江总督管着四个布政司衙门（除了江西之外还有江宁、江苏、安徽三个布政司），一个衙门4 000两，四个就是16 000两（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

雍正初期督抚陋规不完全统计表

资料来源：康熙、雍正年间各省督抚奏折，详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白潢在报告中提到了五种陋规——节礼银、漕规、关规、盐规、平规，这在省级大员所享受的陋规里面已经比较齐全了，另外还有人提到驿道规（驿规），那是主管驿站钱粮报销时扣留下来的钱，比如，山东巡抚4 000两、四川巡抚6 000两、贵州巡抚2 000两。巡抚是省里的“一把手”，全省官员都是下属，所以省内官员多收的钱粮都有他的份额。其他官员，根据自己的权力范围，享有条条块块之内的陋规。这些陋规各省由于情况不一，所以有没有征收、征收数量多少不太一样，漕规是只有8个征收漕粮的省份才有的，有些省份则有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茶规”、“香规”、“土规”、“斗费”等。

(三)特殊的陋规

“茶规”是甘肃特有的一个陋规项目（可能四川等存在“茶马”贸易——以内地的茶叶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的省份也会有），甘肃巡抚衙门有茶规银11 900两，是卖茶叶的商人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交给甘肃布政使收转巡抚的，它是按月份结算的，差不多是每个月1 000两银子（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甘肃巡抚莽鹄立、六月二十一日甘肃布政使孔毓璞奏折）。茶规的征收标准是茶引每引一两（雍正三年十月初一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折）。

“香规”是山东、湖北特有的陋规。山东的“香规”是向到泰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从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年）开始征收，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说山东地方官员“自巡抚以至州吏目皆分及之”（《琅嬛文集》卷二），雍正时代的分配情况是巡抚一年2 500两、布政使一年1 500两（雍正二年八月七日山东巡抚陈世倌、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山东布政使张保、雍正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东布政使岳濬奏折）。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乾隆继位后下旨废除，从次年起不再征收（《清高宗实录》卷七）。湖北也曾经有“香规”，是向太和山（武当山）进香的香客征收的。

岱庙（山东泰安东岳庙）《南巡盛典图》

“土规”是曾经存在于广东的一种陋规。所谓“土”，指的是烟土，也就是鸦片烟。“土规”是鸦片走私贩子送给海关官吏和水师官兵的陋规。1841年，两广总督林则徐被革职后奉旨前往浙江军营，路过湖南时向包世臣说：“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包世臣《答果勇侯书》，见包氏《安吴四种》）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曾经多次禁烟，但禁而不止，以致林则徐不得不试图从断绝鸦片的来源着手禁烟，并因此而包围英国商馆，以断绝饮食为要挟迫使英商交出鸦片，从而给英国议会通过派遣远征军的议案提供理由，这都与广东水师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走私获取“土规”不无关系。

《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禁止鸦片》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已多次发布禁烟令，但效果不佳，这与官员收受陋规因而查办不力有关，嘉庆二十年（1815年）三月上谕中就说道“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

“斗费”即“械斗费”，是福建（可能广东也有）特有的一项陋规。清代福建漳州、泉州及相邻的广东潮州一带宗族械斗非常厉害。械斗发生的时候，官兵不敢过问，等到斗完之后，县衙的差役却前往收取“械斗费”。如果械斗的双方不交“斗费”，地方官员就带上千余名差役“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95]

除了“茶规”、“香规”、“土规”、“斗费”等比较特殊的陋规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陋规，名叫“棚规”，其享受者是各省的学政和所属官员，属于教育系统特有的陋规。“棚规”有点像监考费，因为学政每年要在省内的几个府和直隶州（地级市）监督考试，监督考试要进考棚，所以当时称为“棚规”，也叫“棚费”，每次监考可以获得几百上千两银子的收入。在四川则叫“过山礼”——四川的规矩是在每次考试结束后送给学政的，数额是银子400两到600两，同时学政的师爷、跟班等也都有份。[96]学政一年要在省内的好几个地级市监考，多的有十个八个甚至更多，可以想象“棚规”的数额不少，一年几千两银子的好处是有的。学政除了“棚规”的好处之外，还可以通过编写、发卖教学参考书而发财。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湖北学政李周望没钱花，便刻书卖给刚进学的生童，一部书卖二三两银子，一年下来赚了差不多有6 000两银子。学政刻书的做法很普遍，四川、云南等省份都这样做，而卖近乎相同的一部书则可能收湖北三倍的钱，因此赚得更多（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湖北学政于振奏折）。

(四)司法陋规

清代的地方官员在职责上主要有两个：一是征收钱粮，为国家运行提供财政收入，这是对上的；一是司法审判（当时称“刑名”），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这是对下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向帝国纳税是一个义务，而帝国向老百姓提供安全秩序和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一个义务。但是，地方官员在征收钱粮时可以浮征滥派，在司法审判方面也要乱收费，这些乱收费总的来说属于司法领域的陋规。如果说钱粮方面的陋规名色纷繁、不胜枚举的话，那么司法领域的陋规同样让人眼花缭乱、目眩神迷。我们可以看看湖南和四川的情况。

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湖南巡抚左辅公布一条禁令，要求湖南省内各级官员，特别是州县官员不得在审理案件及下乡查办命案的时候索取陋规。从告示的内容来看，平时审理案件官方要收取“挂牌礼”、“坐堂礼”、“具结礼”等项陋规，也就是说从地方官接受状纸，到坐堂审理，到案件审结，各个过程都要收礼（费）。地方出现人命大案时，按照《大清律例》的要求，地方官在接到报案后要立即前往勘验呈报，这时候报案人要向官员呈送“周知礼”，又叫“红袍礼”，一般都是等送了钱之后才肯动身，如果不送钱，就不前往，这样就导致有时候尸体都腐烂了才去查验，已经验不出什么东西了。[97]

湖南巡抚的禁令只提到几种司法陋规，在四川司法陋规的名目更多。老百姓到衙门告状，各个环节都要先收钱才肯给你办事。比如，在巴县（重庆），出售正副状纸收钱56文，结状每张收12文；每个案件结状条禀两张，每张收钱56文；在传递呈词规定之期收取传递钱240文，不在规定日期收取传递钱560文；案子开单送审，书吏要向原告、被告各收纸笔、饭食钱800文，复审开单各收120文。仵作（类似现在的法医）下乡查验尸伤，往返40里以内的来回各收夫马钱（相当于路费，因为抬轿人夫、骑马都要花钱）400文、饭食钱200文，路远的每超过十里加钱100文。每个案件的差头派差役下乡传唤涉案人员，原告要给差钱2 000文，被告给差头钱3 200文。案件初审，原告、被告共给送案钱2 480文，如果双方协议撤案，则各自给钱2 400文。押解人犯到府、道、省里，一案一犯要收1.5万～6万文，每加一犯收1万～4万文。犯人被锁在班房（类似看守所）或监狱里，也要给捕班、快班（类似刑警支队）规费。[98]

每当发生命案、盗案和劫案的时候，州县胥役就向报案人索取规费，在发生人命大案或有人死在路边的时候，州县官员带领仵作、衙役等一大批人员下乡勘验需要很多费用，这些费用会摊派到案发地附近的住户，如果事先没有贿赂他们，哪怕住的地方离发案地很远，相隔数十里，也会被牵连。这里面有个名目叫“望邻”，就是说如果案件发生在旷野无人居住之处（这种情况很常见，大案往往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办案人员就以目力所及的人家为选择对象，选其中比较有钱的人家去勒索；还有一个名目叫“飞邻”，就是说如果看不到人家，那就随便找一两个近一点的又比较有钱的人家，作为“邻”，向其勒索。被选为“邻”的人家，官方说你有涉案嫌疑，那么以后每次审理的时候都要听候传唤，到市里省里都要跟着去，来来回回，时间和路费都不菲，等到定案了，即使与你没有关系，也已经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了，所以有些被选为“邻”的人只好弃家逃亡。为了限制这种州县衙门差役办案时任意讹诈、勒索的行为，四川民间搞了一种制度创新，成立一种叫作“三费局”的机构。

所谓“三费”，指的是相验、缉捕和招解三个方面的费用。相验就是在接到报案后要去现场查勘验看，而县官、衙役的来回路费和吃喝都需要报验的地方出；缉捕费就是衙役抓捕案犯所需的经费；招解就是大案要案疑案需要报送上级重审、复审的，州县要把犯人连同卷宗送到市里和省里，在这个过程中犯人、证人及押解人员的来往路费及其他费用，都算是招解费。“三费”原来没有财政支持，所以办案人员就要向涉案人员索取，当然他们还要考虑自己的“辛苦费”，为此四川地方绅士倡议通过募捐筹集资金，置办田产，地方推选声誉好的绅士，由县里任命，负责管理和经营这些资金和田产，使之成为一个专项基金，每发生一个案件就向有关办案人员支付一定数额的办案经费，以换取他们不向百姓敲诈勒索。但是，有了这项经费之后，主管“三费”的绅士与县令、衙役又有可能勾结侵吞“三费”，经费不够之后还会向老百姓摊派。[99]

湖南和四川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司法领域的陋规肯定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司法一般分民事和刑事，从诉讼过程来看也许更清楚些。比如，民事诉讼案件，诉讼当事人要向衙门差役交纳的陋规包括：1.递交诉状，要收“挂号费”；2.把诉状呈递给州县官员，要收“传呈费”；3.州县官员接到诉状后，就受理或拒驳诉讼做出批示，要得到这个“批”必须交费，否则衙役可以扣留不给你，这叫“买批费”；4.诉讼受理后，书吏们开列涉案人名单，这时要收“送稿纸笔费”或“开单费”；5.办案书吏开传票传人到案，要收“出票费”；6.传唤原告被告到衙门听审，要收“到案费”或“带案费”；7.州县官升堂问案，书吏衙役要收“铺堂费”或“铺班费”；8.如果诉讼中需要到现场勘查，比如，涉及田土疆界争议的讼案，诉讼双方必须承担“踏勘费”；9.案件审结，要收“结案费”；10.如果诉讼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撤案，那么要收“和息费”。这是民事诉讼案的情况。在刑事案件，比如，杀人案中，嫌疑犯得向衙役书吏们提供伙食费、差旅费及与审讯相关的文具费、灯油蜡烛费和多种其他费用，如“命案检验费”。[100]如果做一个总结，可以说司法领域的任何环节都有陋规。

(五)有权力的地方就有陋规

从皇上遭遇“潜规则”，到帝国的底层老百姓遭到无穷无尽的摊派和勒索，我们可以发现陋规已经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有公共事务，只要你需要和官方打交道，你就无法摆脱陋规的困扰。陋规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事环节，只要有事情要办，就有陋规；二是享受主体，只要手上有权力，就能够在陋规体制中享有好处。

就办事环节来说，四川巴县的老百姓和衙门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环节是不需要出钱的。这说的是老百姓和官方的关系，其实在官方内部也一样，下级和上级衙门打交道，也无不需要支付陋规。比如，州县官员，他们不仅需要应付各级上司，还要应付上司衙门的书吏。州县官员上任，上级衙门的书吏“先索到任陋规，其后交代有费、盘查有费、经征有费、奏销有费、滋生烟户有费、《赋役全书》有费、蠲除有费、工程有费、恩赏有费，领有领费，解有解费，划扣有划扣费”，任何办事环节都要交纳陋规——“举州县毫毛之事，莫不有费”，所谓“动笔即索，事无空过”，不给钱就受到刁难，“稍不遂意，则驳换捺延，处分降罚，其祸立至”，所以州县官员“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周镐《上玉抚军条议》，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就享受主体来说，凡是有权力者，都能够依据其在权力格局中占据的位置而享有好处。如同本文前面提到的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倌在奏折中所做的总结一样——“总之，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各级官员享有“规礼”，官员的随从人员则享有“杂费”，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好处。

如果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只要有权力就有陋规，只要有权力就能在陋规体制中享有自己的好处。当然，这些好处不属于法定福利，而是“隐性福利”。

颜真卿《祭侄文稿》手迹

就本文开头提到的乾隆皇帝和道光皇帝来说，在吃饭的问题上他们被内务府“潜规则”，法定福利大打折扣，但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可能只是陋规体制的受害者，他同时也是陋规体制的最大受益者。

我们知道，无论哪朝哪代皇帝总是拥有最多的珍宝，其中包括许多历代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其价值难以估量。问题是，那些历史文物并不属于皇上法定福利范围之内的财产，有许多是大臣们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并进献给皇上的。比如，乾隆喜好诗文书画，收集历代书画集中到所谓的“三希堂”，大臣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搜罗珍品进献是获得好感的捷径之一，这在当时是官场公开的秘密。于是，有官员向他进献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手迹《祭侄文稿》，两淮盐政苏楞额花费重金购买海宁陈氏编辑还未完成的《唐文》原本进献（见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

对于皇上来说，他一天吃饭花50两银子那是法定福利，但得到《祭侄文稿》手迹、《唐文》原本就不能说是他的法定福利了。法定福利是有限的，皇上即使不吃不喝，把所有的生活费都节省下来也未必都能把那些珍贵文物买下来。珍贵文物本来是民间的财产，在所有权上并不属于皇上，皇上能够得到它们，完全是潜规则起的作用。因为皇上手上有权力，地方大员要加官晋爵，就要想方设法讨他的欢喜，这便是潜规则，与地方上下级想方设法讨好上级的性质是一样的。地方上“四节”——端午、中秋、春节、官员生日，下级要给上级送礼，地方总督、巡抚等大员在“四节”则要给皇上送贡品，这些贡品与地方上的“四节”礼品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地方上的“四节”按照传统风俗其实只有“三节”，官员的生日怎么能够称“节”呢？估计这是从皇上那里来的，因为皇上的生日就叫“万寿节”。皇上过生日时地方大员要备办礼物，地方大员过生日时其下属自然也要有所表示，一层一层下去，“三节”就变成了“四节”。

根据中国的传统风俗，端午、中秋、春节三节中最重要的是春节，也就是新年，地方上进献给皇上的新年礼物——“新年贡品”自然也要隆重些。每到新年之时，地方上的“新年贡品”络绎送到。慈禧掌权的时候，“新年贡品”送到后都要呈给她过目，合意的留用，不合意的就放到储藏室里锁起来，大概永远不会再看它了。贡品中古玩、宝石、绸缎等无物不具，其中也有衣服。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进献一件黄缎袍，以各色宝石、珍珠缀成芍药花，叶子都是翡翠，光彩夺目，华丽无比。当初刚献上的时候，慈禧见了很喜欢，当天就穿上了，但是后来就再也不穿了。太监们说这件衣服是最华丽的，每当慈禧出席重要场合，比如，接见外交使团，就请慈禧穿这件衣服，但慈禧始终拒绝，以致有些人想一饱眼福都没有机会。慈禧拒绝穿这件衣服，但又不明说是什么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这件衣服有个缺陷——因为珠玉、翡翠用得太多，所以太重了，穿起来不舒服（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卷上）。这可能是袁世凯没有想到的，他不惜血本用那么多宝石、珍珠、翡翠来做这件衣服，却没有想到衣服会太重，而太后年岁已高，虽然喜欢这件衣服，但不能为了风光而受罪，所以穿一次就弃而不用了。

慈禧是贪婪之人，如果不是慈禧过于贪婪，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那么甲午海战的结局如何还有变数，中国并不一定会惨败。花费巨款修造颐和园让其享乐并不是慈禧的法定福利，但修园本来也可以不必挪用海军军费，当时的人普遍认为慈禧拥有很多私房钱，数额可能达到上千万两银子，如果慈禧拿私房钱修园，那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虽然慈禧的那些私房钱本来也不是她的法定福利，因为靠法定福利她是积累不起这么多钱的，这些钱是各省总督、巡抚知道她的性格，进献以求邀宠、固宠而积聚起来的。慈禧爱钱，谁献的钱多谁就对她忠心这也是官场公开的秘密。至于官员们进献给她的钱从哪里来，她则无意过问，听之任之。

因此，有权力的地方就有陋规，只要有权力，就能在陋规体制中享有好处，皇上和太后都是陋规体制的受益者，没有陋规，一切都按祖宗规矩办事，皇上的爱好就得不到满足，太后的日子就不会那么滋润。

至于谁是陋规体制的受害者，那自然是没有权力的人，也就是底层的老百姓。

[89] 乾隆在位60年，超过了半个世纪，乾隆初期和后期的米价相差比较大，初期大约每石米1两银子，后期要达到近二两，如以每石1两计算，50两子约值2.3万元（具体算法见本书附录）。

[90] 此上海知县名叫叶廷眷，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至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在任，账簿内容见方子文：《清朝县衙开支一瞥》，《上海财税》1994年第11期。

[91] 见徐启宪：《清代皇帝的用膳》，《紫禁城》第10期。

[92] 清代皇帝一日正餐是两顿，一般是卯初三刻（早晨五点三刻）或卯正一刻（六点一刻）、卯正二刻（六点二刻）进早膳，未正（下午两点）进晚膳。正餐之外可以进便餐（如夜宵）。一日花费50两银子，姑且当它早膳、晚膳各花20两银子，其他便餐花10两银子。

[93] 乾隆的早膳和晚膳差不多，食单留下的也不少，这里不再重录。由于皇上每日膳食的物料是有严格保证的，所以一个鸡蛋值10两银子的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欧阳昱《见闻琐录》说此事发生在道光皇帝身上，一个鸡蛋的钱变为1 200文，相当于一两银子。

[94] “平余”或称“余平”的真实来源有不同的说法。就字面意思来看，它是“平”之余，或多余的“平”。“平”是天平（秤），有官平、市平之分。官平是官方规定的度量衡标准，由户部颁发。市平是民间所用的秤。官吏在征收钱粮或发放钱粮的时候故意操纵，多收、少发，获取官平、市平之间的差额，这被称为“平余”。实际上，“平余”虽然借用了衡器的名义来征收，但实质是一种人为的办事好处费。下级衙门到上级衙门办有关钱粮的事务时，如果不给一点手续费，上级衙门就会以银子成色不足等理由设置障碍，下层官员为了避免麻烦，让事情办得顺利一些，就主动多交一点银子，这样一来就成为惯例——陋规。

[95]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页。

[96] 见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一，《光绪庚辰致陈伯双学使书》。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551页。

[97] 见《左辅年谱》（版本情况见《分肥法则》一文注解4）第48页。

[98] 见李荣忠：《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第98～99页。

[99] “三费局”事见民国时期纂修的四川各县县志和周询的《蜀海丛谈》。

[100] 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十
亚财政
清代灰色收入规模与分配机制

襄阳府图（局部）《湖广通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有个人要去浙江当巡抚，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地方上的“一把手”，出发前他到老师那里去辞行。老师当时任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第一副部长或中纪委的第一副书记。老师对学生初次外任地方高官有点不放心，便问学生：“这次去浙江，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学生回答说：“弹劾贪官。”老师说：“特别贪的官员，你就不用去弹劾他了。”学生大为不解：为什么特别贪的官员不要去弹劾？老师解释说：“如果一个官员特别贪婪，贪污的东西都归自己，而没有送给上司，上司早就弹劾他了，不用等你去弹劾。现在巧于做官的人，从老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好处，有一半要送给上级，有的甚至全部送给上级，用这种献媚的方式讨好上级，上下勾结，牢不可破，这样官才当得稳。”学生大受启发，佩服地说：“不愧为老师，您分析得真深刻。”（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八）

这位从事纪委、监察工作的老师的确把官场看得很透，他对学生的点拨使人有拨云见日之感：官场中有些人在社会舆论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他们却不见得会丢官，甚至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当官的诀窍，这个诀窍就是要把自己贪污的东西尽量都用到上司身上；不懂得这个诀窍的人，只知道中饱私囊的人，官是当不长的；官场上越是声名不好却又地位牢固的人，越是能说明他最懂得当官，你要弹劾、扳倒他越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人上司却不弹劾他，说明上司在包庇他，他们是上下勾结的。

在中国历史上，上级对下级有监督权，还有政绩评定权，可以说，下级的命运——升降荣辱等都由上级决定。所以一个下级如果只知道自己闷声发大财而没有考虑到上级的福利，那么他的官位肯定是保不住的，就像上述故事中的老师向学生分析的道理一样。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例告诉我们，下级官吏的“贪污”行径上级是完全清楚的，上级之所以没有摘去下级的乌纱帽，那是因为上级和下级之间是有默契的，双方就“贪污”所得财富的分配已经达成一定的协议，并且长期以来已经定型化，成为一种类似“制度”的东西。当然，这种“制度”不是正式的“第一制度”，而是官场奉行的潜规则——“第二制度”。这种制度在财政上表现出来，就是官场除了有一套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一般称“经制财政”）之外，还有另外一套不怎么正式的财政制度——“亚财政”。所谓“亚”，就是次一等、第二，“亚财政”就是次生财政、第二财政、非正式的财政。之所以认为它是一种“制度”，是因为它的确就是制度，而不是官吏的个人行为。这一点，在清代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可以证明。

(一)湖北、广西案例

中国古代政府向老百姓征收农业税，在明代万历年间实行货币化改革之前，主要是征收农产品实物，之后才大部分改为征收银子。征收实物时征税官吏说运输、保管过程中有损耗（如仓耗、鼠耗之类），而他们不能赔付这些损耗，所以他们在征税的时候要多收。在改征银子之后，他们又说那些散碎的银子熔铸成大块银锭时有损耗，这就是“火耗”。实际上，银子在熔铸过程中造成的实际损耗不会超过百分之一，而官吏征收火耗通常是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甚至更多。纳税的老百姓也许会认为这是基层的征税官吏贪污，是征税官吏的个人品质问题，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如果这是征税官吏的个人问题，他敢于在征税时超过规定多收，所得全都放入个人腰包，他早就官位不保了。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其实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制度”，他只是“亚财政”制度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比如说火耗，如果一个地方官在征税时多收10％的火耗，那么这10％到底由谁享受？征税的官吏个人能得多少呢？

雍正五年（1727年），湖北布政使黄焜曾经向雍正汇报湖北征收地丁银加收火耗的情况。按照黄焜的交代，火耗是按国家正式税收的10％加收，也就是每一两银子的正式税收加收一钱银子。这一钱银子在湖北官场是这样分配的：总督一分五厘（分是钱的十分之一，厘是分的十分之一），巡抚一分五厘，布政使一分五厘，按察使六厘，守巡道四厘，各府知府一分，各府同知、通判三厘，各州县三分二厘（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北布政使黄焜奏折）。为了看着方便，不妨给它列一个表：

身份
总督
巡抚
布政使
按察使
道台
知府
通判
同知
州县
合计

分配比例
（厘）
1.5
1.5
1.5
0.6
0.4
1.0
0.3
3.2
10.0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基层州县官吏在征收地丁银时加收10％的火耗，他们自己所得是3.2％，约占三分之一，而其他的三分之二在他的各个上级内部进行分配。分配是很有规则的，绝不是随意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官场中人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

州县官员自己独得3.2％，而他的上级——相当于市长的知府只得1％，相当于省长的布政使黄焜只得1.5％，这是不是说州县在基层比较辛苦，因此他有资格多得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州县所得的只有本州本县的那一份，而知府可以在管辖的所有州县中都得一份，而布政使则是全省所有州县中都有他的份。

我们可以拿当时湖北的一个县做例子，比如襄阳县。襄阳县由当时湖北省8个府中的襄阳府管辖，襄阳府管辖的州县总共是7个，襄阳府的直接上级是副省级的安襄郧荆道（下辖襄阳府、郧阳府、安陆府、荆门直隶州4个地市级单位），再往上才是相当于省政府的布政司。襄阳县的地丁银是26 194两（据光绪二十八年冬季版《大清缙绅全书》），火耗按10％征收是2 620两。按照黄焜提供的分配规则，襄阳知县所得的火耗银是838两，襄阳知府是262两，安襄郧荆道是105两，布政使是393两。光是从襄阳县来看，襄阳知县得到的最多，比知府、道台、布政使加起来得到的还要多。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因为襄阳知县只有在他治下的襄阳县才能得到一份，而襄阳知府管辖7个县，如果平均每个县262两，7个县就有1 834两。同样的道理，安襄郧荆道管辖4府20个州县，按平均每县105两来算，他可以得到2 100两银子，实际上他得到的大约是2 500两。

至于布政使，按照黄焜的说法，湖北每年额征地丁银111万两，其中由布政司（省政府）负责的是77万两，布政司衙门每年所得火耗银是11 500两（770 000×0.015=11 550，差50两零头），这些钱没有全部归黄焜个人所有，它有一部分算作省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用于中央奏销账簿的部科饭食银1 750两，户部拨饷饭食银900两，总督、巡抚衙门放炮火药银200两，杂项公用银1 000两，剩下归布政使本人的是7 650两。

至于巡抚和总督，他们得到的都是11 500两，但是总督管着湖北、湖南两省，他还可以从湖南得到一份，所以他得到的会比巡抚多。巡抚管辖的事比布政使多，他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好处，所以他得到的也会比布政使多。

从湖北的这个事例来看，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银时加收火耗绝不是个人的贪污行为，而是一种制度。雍正年间实行火耗归公的改革之后，这个原来不合规定的“亚财政”制度转变为正式的财政制度，原来的火耗转化成相应数量的养廉银，其标准与原来的火耗基本是相同的，如下表（单位：银子，两）所示：

火耗所得\身份
湖广
总督
湖北
巡抚
湖北
布政使
安襄郧
荆道
襄阳
知府
襄阳
知县

分配比例
0.015
0.015
0.015
0.004
0.010
0.032

襄阳县火耗的分配
393
393
393
105
262
838

从火耗中实际所得
11 500
11 500
7 650
约2 500
约1 834
838

火耗归公改革后的养廉银
15 000
10 000
8 000
2 500
1 800
800

火耗归公改革将非正式的“亚财政”转变国家正式的财政制度，但也有一些“亚财政”并没有转变过来，仍然是以“亚财政”的形式存在的，它的内部分配机制和上述的湖北事例完全相同，比如广西的一个事例。广西的这件事发生在康熙朝后期到雍正朝初期，比上述湖北事例略早几年，当事人则有血缘关系，广西事例中的布政使黄国材正是湖北布政使黄焜的老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至五十五年，广西规定可以通过捐纳稻谷来换取监生（国子监学生）的资格，办理纳捐的是桂林、梧州、柳州、南宁四个府。由于粮食缺乏，捐献稻谷变成折银交纳，当时官方的要求是每石稻谷折银子1.1两，捐谷117万余石，折银129万余两。过了十年之后，老账被新任广西巡抚李绂翻了出来，雍正下令追查，已经离任升官的黄国材迫于无奈交代了当年广西官场侵吞银子的事实。[101]

据黄国材交代，当年收捐时按一石稻谷1.1两征收，但实际上只有0.6两用于购买稻谷、建盖仓库等项费用，而其他的0.5两（五钱），则被瓜分掉了，其分配标准是这样的：总督、巡抚、布政使各得一钱，按察使和道台各得四分，一分作为巡抚衙门书办的纸笔钱，另一分作为布政司衙门书办造册、人工饭食等方面的钱；还有一钱作为“部费”，实际上交给中央衙门做“部费”的是七分，另三分归巡抚衙门公用。详细如下表：

用项\数额
瓜分比例
（两）
实得数额

总督
0.10
赵弘灿得88 001两
杨琳得29 824两
合计117 825两

巡抚
0.10
陈元龙得117 825两

布政使
0.10
黄国材得117 825两

按察使
0.04
年希尧得47 130两

道台
0.04
47 130两

巡抚衙门书办
0.01
11 782两

布政司衙门书办
0.01
11 782两

中央衙门“部费”
0.07
82 478两

四府知府及属下书吏
0.20
235 650两

下发州县用于购买稻谷、建盖仓库等
0.40
471 300两

修桂林、平乐、梧州滩河及纤路、营房等
0.03
35 348两

合计
1.10
1 296 075两

从广西的这个事例来看，在捐谷一石所折算的1.1两银子中，只有0.4两真正下发给州县用于购买稻谷、建盖仓库等项费用，0.03两用于修河修营房，而其他0.67两却被广西官场瓜分掉了，而下发给州县的那些钱，也未必真的如数用到买谷、建仓上。在被瓜分掉的0.67两银子中，只有四府知府及属下书吏的分配规则由于资料缺乏而不清楚，其他的各项则按比例分配，各人根据权力大小而各有份额，可见官场对于这些钱的分配有着严格的规矩，就像发法定的工资一样发放到个人身上，和正式的财政制度没有什么两样，但它又不是国家认可的财政制度，所以只能叫它“亚财政”。

(二)“天下之大害”

晚清学者冯桂芬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议论说：“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校邠庐抗议·改土贡议》）这段话中的三个判断可以用来概括“亚财政”现象：“归于中饱”说的是“亚财政”的流向；“上下两损”是说“亚财政”的来源；“天下之大害”是说“亚财政”的影响。

“归于中饱”——“亚财政”的流向，也就是说它被谁享用了，自然是官吏集团及附生人群（实际上还包括皇帝和其身边人员）。

“亚财政”的来源是“上下两损”。“上损”就是损害国家，表现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贪污，这是损公肥私。“下损”表现在官吏集团征收赋税时向老百姓征收“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也就是时下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现象，这是损私肥私。“下损”的现象本书说得已多，不必赘言，“上损”则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黄河水患一直是我们民族的心腹之患，治黄需要耗费国库大量钱财。清代在嘉庆、道光时期，每年花在黄河、淮河等大河上的维护经费（不算决口等特殊情况费用）需要五六百万两银子，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几。但是，这么多的费用并没有买来河水的安澜，泛滥成灾的事仍然年年有，其中道理何在？就在于治河的费用没有真正地用于治河。

清代有个民谣，叫作“文官吃草，武官吃土”。所谓“文官吃草”，是指文官在其主管购买治河用的埽工物料（草）中的贪污克扣行径；“武官吃土”，是指负责筑堤、打坝等土料施工的武官虚报土方等作弊手段。这样，治河费用都成了有关官员的个人福利。那么到底有多少钱真正用在了治河之上呢？按照清人的估计，真正用于治河的费用不过十分之一，如果能有十分之二三用到工程上就很不错了。就算真正用于治河的费用是十分之三，那么另外的十分之七就有三四百万两，每年有这么多的钱被治河官吏贪污浪费，他们自然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清代的人有很多关于河道衙门天天摆宴、唱戏彻夜不散的记载（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盛世危言》、伍承乔《清代吏治丛谈》等书记载）。

治河经费被贪污浪费，河水泛滥成灾，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绝不仅仅是那些被贪污浪费的治河经费，还应该包括老百姓因河水泛滥造成的损失，以及许多难以估量的损失。这的确是“天下之大害”。

当然，从“亚财政”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结果来看，这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只是“上损”的情况，受到的影响也是局部的。“下损”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下损”是全国性的，它破坏了社会正常秩序，使社会运行偏离正常轨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发生大规模动荡。当然，“一定程度”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量变引起质变，量变不达到一定水平，质变不一定会发生。这个“量”，就是“亚财政”的规模。我们知道，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已经造成了老百姓的负担，但由于“亚财政”的存在，老百姓还必须承担“赋外之赋”、“税外之税”，所以老百姓有双重负担。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道：“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在1％到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银2 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做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黄仁宇先生的这段话点出了中国历史的诡谲之处：一方面是国家税率不高，另一方面却是“税重民穷”。这一现象，不仅明代存在，清代也同样存在，而且也让同时代的人感到不好理解。在晚清，日本人一直收集并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加以细致研究，有些方面比中国人对自己的情况更了解。日本博文馆编译的《新译列国岁计政要》一书中对清政府的财政分析道：“光绪二十三年度国家财政收入，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查核，总计88 979 000两，户部报销数为7 250万两。清国政府每岁所入实数自7 000万至9 000万不等，此邦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足1亿，即以1亿论之，按中国人数均分，不过每人岁出四角两分五厘，纳税之额如是其切，乃谓民间为苛税所困，诚难索解。如日本之均分税额每人五元七角，俄国14元，英国27元，较清国奚啻霄壤，此盖清国征税不得其道以致此也。”[102]日本人认为大清帝国收税甚少，人均负担不高，但却“为苛税所困”，感到“诚难索解”，并将原因归结为“征税不得其道”，看起来还是对大清帝国的社会现实了解不够。

中国历史的确有很多方面让人“诚难索解”，其诡谲之处，就在于“亚财政”的存在，使得老百姓不仅要承担国家的正式赋税，还要承担“亚财政”所造成的“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国家赋税方面的正式负担也许还不是太重，还不至于难以忍受，但加上“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就很重，重得让人不堪其负了。所以，观察中国历史，不仅要看国家的正式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负担，还要看“亚财政”给老百姓造成的负担，前者是“明税”，后者是“暗税”，把两者加起来，才是老百姓的真实负担，比如，“明税”是3两银子，而实际负担却是10两，那么其他7两就是“暗税”。

如果拿这个“明税”、“暗税”加起来的实际负担和根据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老百姓能够忍受的税负进行比较，许多让人迷惑的历史现象就会明朗起来。比如，假设根据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推算，农民可以承担5两银子的税赋，现在“明税”是3两银子，农民是可以忍受的，社会是稳定的、和谐的；但现在加上“暗税”，实际负担达到7两银子，农民觉得这已经很重了，虽然勉强还能忍受，但社会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当实际负担达到10两银子的时候，农民觉得这已经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社会就不可能再是和谐的了。所以，关键的还是要看“暗税”造成的负担有多大，这涉及对于“亚财政”规模的估计。

(三)“亚财政”的规模

对于“亚财政”的规模，历史上存在一些不太确切的议论。比如，1897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述评说：“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甚至约略地知道，各省不同的地方官在人民身上榨取了多少钱财，但是，其数量肯定是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103]在这个评论中，“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说明了“亚财政”的规模可能超过“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国家财政收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则说：“收税官不仅在既定税额上另加若干名目，而且千方百计地在征收过程中牟利。一般来说，这些利益是靠厚颜无耻的方法获取的。依靠这些方法，每石稻米就可扣掉即‘勒索’掉好几升，或以银代米缴税时按高于当时市场价的价格征收；或在以铜钱代银缴税时按高于通行的铜银兑换率征收，超征和克扣有时会高达原税的十倍。”[104]“高达原税的十倍”比“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程度要严重得多，“亚财政”规模自然也就大得多。

当代的研究者对此也有估计，给出了比较确定的数字。比如，周育民先生认为在晚清这个数字应该在两亿两银子以上：“官僚的陋规中饱、幕僚的陋规，吏胥的部费、房费，差役全部的收入，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外销费用等，这一切构成了晚清财政的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的收支总数恐怕永远都无法真正弄清楚，仅根据作者的粗略估计，恐怕也要在两亿两以上。”[105]当然，如作者所说，两亿两只是一个“粗略估计”，至于精确的估算可能“永远都无法真正弄清楚”。

当然，也有人愿意去估算那“永远都无法真正弄清楚”的数字。张仲礼先生的一项研究可以看作这方面的努力。

如上所述，“亚财政”的享受者是官吏集团及附生人群。张仲礼先生把清代官吏的收入分为“固定收入”（regular income）和“额外收入”（extra income）。所谓“固定收入”，相当于法定收入；“额外收入”，类似灰色收入，也就是“亚财政”提供的收入。张仲礼先生对1880年大约2.3万名汉族官员的“额外收入”进行了具体的估算，算得的总额大约是11 500万两银子。由于这个推算只算汉族官员，约4 000名满族官员以及为数众多的书吏、衙役等都还没有计算进去，如果算进去的话，估计总额也会达到两亿两银子。

1880年汉族官员收入统计

“收入”单位：两银子/年

人数
额外收入
（陋规收入）
固定收入（法定收入）

年俸
养廉银
公费

在京文官
2 622
8 154 000
272 745
2 937 369
300 000

地方文官
12 744
97 362 000
557 194

武官
7 464
9 381 765
575 558
1 344 687
300 000

小计
22 830
114 897 765
1 405 497
4 282 056
600 000

约数
2.3万
11 500万
628.8万

说明：本表据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初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译本）统计数据汇总，其官员人数据1880年春季本《大清缙绅全书》统计获得，其中地方文官包括主要地方官（七品及以上地方政府系统各级官员）1 701人、学官5 043人、佐贰官6 000人，在“法定收入”一栏中按13 007人计算（考虑到满族官员出任地方官很少，故予忽略）。

如果“亚财政”的规模达到两亿两，而当时的国家财政总收入是大约7 000万两，“亚财政”规模就差不多是当时国家年度财政收入总额的3倍。从老百姓的负担来说，就是实际负担是国家正式赋税负担的4倍。这是否可能呢？

张仲礼先生的估算模式是这样的：“额外收入”总额=各级官员人数×各级官员平均“额外收入”数。其要点有两个：1.各级官吏的数目；2.各级官吏平均享有的“额外收入”数额。第一点容易解决，因为官员数额不仅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通过行政机构——衙门的数字来推算，甚至还有具体的名单（如《大清缙绅全书》）作为统计的依据。第二点则不容易解决。由于官吏所在的职位有肥有瘦、个人清廉程度不同，所以精确地计算是做不到的，只能推测其平均数。

为了推算各级官员平均所得“额外收入”数，需要确立一个估算模式，张仲礼先生采用了一种办法：一是确立一个可以凭借的基数，比如，七品县令的“额外收入”是多少；二是根据一定的标准确定各级官员与该基数的比例关系，比如，知县的上级——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与县令在“额外收入”上的比例。张仲礼先生确定县令的“额外收入”基数是每年3万两银子，而比例关系则从两份材料——江苏常州李氏族谱和湖南善化黄氏族谱中关于在职官员每年向宗族捐献银两的标准来推算。

比如，李氏族谱记载族人中的知县每年要向族里捐献200两银子，知府捐献300两，知府比知县高50％；黄氏族谱记载知县捐100两，知府捐200两，知府比知县高100％。两者平均，知府比知县高75％。那么，假如知县每年所得陋规平均是3万两，那么知府的陋规就是5.25万两。同样的道理，根据两份族谱所记，可以推算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及总督）为族里捐献的银子分别比知县平均高出150％、250％、400％、500％，因此得出其陋规分别是7.5万两、10.5万两、15万两和18万两。这是地方文官的标准，京官中的文官以及武官根据类似的办法可以推算其所得陋规数额。

张仲礼先生的思路颇有创意，但根据笔者从清代史料中得到的印象，这个推算存在不少问题。关于官吏所得“额外收入”根据两份族谱所推出的比例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姑且不论（与其按两份族谱来推算，还不如按本文前面提到的湖北、广西各级官员瓜分火耗、捐谷银的比例来推测），知县每年3万两银子“额外收入”的基数就很成问题。

这个基数是根据三条史料得出来的：一是光绪年间纂修的湖南《湘潭县志》记载了当时民间的一句话：“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二是直隶河间县人王应孚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该县办团练，税银由团练代收，五个乡每年各多收几千两银子，作为知县的“额外收入”。“此人在字里行间还暗示，每个乡的团练大约为知县收取4　000两银子。根据这一情况，该知县的此项收入就是约2万两银子。这一数额尚不包括其他的私人馈赠和习惯性礼品，这些也是官员额外收入的来源。”[106]三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部长）胡家玉的奏折中提到江西巡抚向朝廷提交的一个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方案，按照该方案，南昌县在征收地丁银时每两加收0.24两，原额4.8万余两，可多收约1.2万两；征收漕米5.6万余石，每石多收0.33两，可得1.8万余两。二者相加，即为3万余两。[107]

以这三个事例作为数据采样的标本，张仲礼先生说：河间县作为穷县，知县可以从税收中获得两万两银子的“额外收入”，并可获得现金财礼和贵重礼品；湘潭县是个不贫困也不富裕的中等水平的县，知县有3万两银子的收入，其中包括礼品；而南昌县是一个富裕的县，知县仅从税收方面就可获得3万两银子收入，加上其他礼品和其他馈赠，总数将高于此数。“因此，把3万两银子作为知县平均收入的粗略估计是合理的。这一金额看来是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即一个‘清廉’的知县可以收受的额外收入的数量。”

张仲礼先生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存在问题。湘潭的民间说法“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就是一个问题。县志上说征收地丁银子（法定税额大约4万两）很难加收，加收作弊主要是在征收漕粮的时候，该县征漕米、南米连同加耗共一万多石，而给“漕馆”、“漕口”等已经有好几千两，甚至可能达上万两，还有“办漕书吏费以万计”，难以想象如果再加上知县所得“漕余”3万两会翻到几倍征收，农民是否负担得起？关于这一点，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如果说“一年三万”还有可能的话，那只能看作该县从老百姓那里所得的“额外收入”总额，这些“额外收入”要根据“分肥法则”进行再分配，有很多是流向了州县官员的上司——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及他们的属吏，还有在京衙门书吏和京官，而不是湘潭知县一个人可以独吞的，真正为湘潭知县个人所享受的，也许只有不多的几千两银子（可以参看本书《分肥法则》一文）。

张仲礼先生的思路可能存在一个逻辑问题：一个知县每年也许能够搜刮到3万两银子，但却不可能一个人独享，他要把很大的一部分用于给上级送礼等花费，而上级又要把自己得到的那部分“额外收入”用于馈赠上级和京官，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其源头都是基层的州县刮来的那3万两（知县收的主要是地丁钱粮，即农业税，商业税如关税、盐税等由专门的机构征收，当然也有部分作为各级官员的“额外收入”进行再分配）。这样，知县以上的各级官员的“额外收入”就是重复计算的部分，所以总额就没有那么大。

由于州县官员上司所得的陋规基本上都是从州县官员那里来的，虽然名目花样繁多，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基层官员所得进行的再分配。因此，推测“额外收入”总额可以抛开官场上层各自所得估算的麻烦，而从最终来源去估算。假如全国平均每个知县每年向老百姓征收的国家法定税收之外摊派和收费的总额是3万两银子，全国有大约1 400个州县，那么整个官场“额外收入”的总额就是4　000多万两，在清代中期与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总额差不多。当然，这个数字只能看作地方官员经手的各项钱粮征收任务时的浮收，比如，征收“地丁钱粮”时加收“火耗”，征收“漕粮”时加收“外费银”，等等。由于还有一些事务不是由地方基层官吏经手的，比如，重要的税关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征收关税，地方高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地方基层官吏则不一定有好处。又如，河工经费主要是治河官吏贪污浪费的，军队里“吃空额”（虚报名额领取军饷）则是军方的事。

如果把整个官场所能得到的“额外收入”总额加起来，估计可以有六七千万两银子，在清代中期年度国家财政总收入还是4 000余万两银子的时候，“亚财政”的规模是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将近两倍。清代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财政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之一是在原来的税关之外到处设卡征收厘金。由于厘金的征收标准各地并不统一，而且也没有严密的监督制度，这使得在征收厘金中浮收的情况非常严重。加上盐税和关税的增加，晚清年度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到七八千万两甚至过亿，这时候“亚财政”的规模势必随之增长，估计过亿是有的，但是不是会超过两亿则不好确定。

从“亚财政”的规模来看，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可能是法定负担的两三倍。1907年，日本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书中议论说：“官吏的中饱导致了财政秩序的混乱，从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窥实情之一斑……清国收入表面上约一亿两，但民间实际负担额则在四倍以上。”[108]无论实际负担是法定负担的两三倍还是四倍以上，这都成为社会矛盾滋生和激化的总根源。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往往是农民的实际负担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而导致的，而这个承受能力是由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农业税率超过10％一般来说已经是比较重了。如果法定的税率已经达到10％，那么加上税外负担就不胜重负，社会就很难安定繁荣。

“亚财政”造成农民负担增加的现象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值得仔细品味的一组数字是：据统计，1997年全国各项农业税收是397.48亿元，农民人均负担是46元，而各种税外负担（包括三提五统及其他社会负担）则达到1 290.89亿元，农民人均负担是149元，税外负担是税收负担的三倍还不止。[109]“税外负担”常常是和“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往往因之而起。

[101] 关于此事的史料见雍正四年正月初十广西巡抚李绂奏折、雍正三年九月初一解任福建巡抚黄国材奏折，以及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六。

[102] 《新译列国岁计政要》，日本博文馆原本，海上社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第一次印。

[103] 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7页。

[104] ［美］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美］赖肖尔（Reischauer，Edwin）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270页。

[105]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106] 《中国绅士的收入》第27页。王应孚的文章《团练论》见于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一，文中提到“各团于正供之外，又醵金以奉之官，岁奉数千金矣”，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说“正供”之外的“额外收入”总共是“数千金”，而不是每个乡的团练都交“数千金”，更看不到每个乡都交4 000两银子的“暗示”。

[107] 胡家玉奏折《沥陈江西省违例加征诸獘疏》见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原文漕粮加征每石0.33两，《中国绅士的收入》说是0.3两，略有出入。胡家玉的奏折是针对并批评江西巡抚刘坤一提交的方案的，最后如何实施不太清楚。

[108] 《论赋税的征收与吏治关系》，[日]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明治四十年(1907年)出版，第1辑，第443～444页。

[109] 数据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农民负担调查”中5 000个农户的调查资料。转引自林万龙：《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十一
民变系数
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节点”的估计

老百姓福利损失和社会趋势关系图

社会稳定，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的心愿。当政者固然以稳定为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稳定压倒一切，民众也以过上安稳日子为最大的幸运，“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语出明冯梦龙《醒世恒言》）这么看来，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大家都希望稳定，稳定是共同心愿，是双赢结局。既然如此，按理说大家有共识，社会应该保持稳定，动荡不应该发生才是。然而纵观历史，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动荡不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最常见不过的社会状态，这种历史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

(一)号草钱：社会稳定的“节点”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时，在代州遇到有人拦轿告状，告当地官吏在收取驿站号草时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由此引发了驿站号草事件。[110]

代州是山西的一个直隶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代州有驿站，驿站有马匹，喂马需要草料，这叫“号草”。号草由当地老百姓提供，按规定是由政府出钱购买，一文钱一斤。但这是年代已久的老规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规矩已经慢慢被潜规则所取代。潜规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较早的时候是号草照收，但官府不再向老百姓支付号草钱。以后潜规则进一步向不利于老百姓的方向发展。到了道光年间，老百姓交纳号草不但领不到钱，还要交纳“使费”——收买驿草的知州（市长）家人和“驿书”（驿站管理人员）故意刁难，不给他们一些手续费他们就不收号草；另外在号草重量上还要再宰一刀——在给号草称重的时候他们还要作弊，用特制的“无分量”的大秤称重，七八十斤重的号草上秤称都不会“起花”。

收买号草规则的演变，不难看出是一个福利上的官进民退的过程：随着潜规则的滋生发展，老百姓的福利越来越少，相应的是收买号草的官吏福利越来越多。当然，官吏在这里所享受的福利不是法定福利，而是属于灰色福利。收买号草规则的演变，实际上就是老百姓为收买号草的官吏们的灰色福利埋单的过程。

现在的问题在于，老百姓愿意为官吏们支付的灰色福利是多少？如果官吏们的灰色福利高到老百姓不愿支付或支付不起的程度，老百姓会怎么办？对此，上述“号草事件”有明确的交代，交纳号草的规则与老百姓的心态相对应，呈现出三种状态：1.当交纳号草可以得到一文钱一斤的号草钱的时候，老百姓是满意的，他们认为规则很公平，按原始材料的说法，是“民甚欣悦”。2.当官方不按规定向老百姓支付号草钱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忍受，这种状态应该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根据处理此事的官员张集馨的说法，交纳号草而官方不给钱，“民习安之”，老百姓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福利，而且安于这种状态，这说明老百姓接受了向官府免费提供号草的新规则。3.当老百姓不仅得不到号草钱，还要支付“使费”，并在称量号草时被克扣斤两的时候，老百姓不能接受，要上访、告状乃至闹事了——“拦舆环诉”。

从灰色福利的角度分析，上述第一种状况下灰色福利为零，因为一切公事公办，官方按规定支付号草钱，官吏们没有任何灰色福利；第二种状态实际上就是灰色福利等于号草钱的时候，因为官吏们除了号草钱之外还没有勒索“使费”等其他费用。号草钱的多少是可以计算的，据交代老百姓每年交纳号草十几万斤，价格是一文钱一斤，这样算下来号草钱总共是十几万文钱，按照当时银子与铜钱的兑换率，这些钱值一百多两银光景，据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万元。在第三种状态下，官吏们的灰色福利来自三个部分：一是政府发放的号草钱，二是老百姓交纳的“使费”，三是多收的号草可以卖的钱。号草钱是固定的，“使费”和多收的号草可以卖的钱则不固定。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潜规则有一个心理承受空间，在这个空间之内，老百姓可以忍受——“民习安之”，只有超过这个空间，才会引发抗争——“拦舆环诉”。从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看，官吏如果只是白收号草不给钱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超过这个限度时老百姓才会开始反对，这意味着号草钱是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损失，所以号草钱可以看作一个老百姓接受或反对的临界点。那么我们只要算出号草钱的总额，也就基本上知道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空间，以及他们愿意支付（可能也是能够支付）的福利损失。

但是，老百姓的心理承受空间是一回事，官吏们扩张灰色福利的意愿和能力是另一回事，这两者的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便是社会博弈的平衡和失衡，也是社会无法保持稳定状态的根源。由于官吏们不满足于吞没号草钱，还希望得到“使费”等好处，这种无限扩大灰色福利额度的做法漫无边际，最终必然会引发抗争，社会稳定就会被打破。从老百姓来说，他们一开始不会激烈抗争，而是试图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比如，代州驿站号草事件中，老百姓开始曾向当地主管官员反映情况，希望改善老百姓的状况，但当地的官员并不处理，这样矛盾就不断积累、激化。时间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年四月一位名叫张集馨的比较正直的官员出任（代理）雁平道一职，[111]这个职位负有管理驿站的任务，任职之后不久山西巡抚（省里一把手）申启贤到代州视察，当地的老百姓趁这个机会，推选一些里正（相当于村长）和绅耆（上了年纪的绅士）出面拦轿告状，申巡抚便批示让张集馨审理，赶快把案子结了。

案子并不复杂，告状的情况全部属实，张集馨很快就弄清了事情原委，并根据规定进行了处理：发给一杆符合标准的官秤，要求收号草时按规定给钱。这样，规则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官吏们的灰色福利变为零。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张集馨说，老百姓都很高兴，而州长和那些收号草的办事人员都很不高兴。这种不高兴就酝酿着新的矛盾，也就意味着老百姓并不能从此过上高兴的日子。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社会不可能有完完全全的静态的“稳定”，社会各类人群永远处于利益博弈之中，社会稳定只能是动态的稳定，稳定就是在一个什么“点”上暂时达到了博弈均衡状态。在帝制时代，官、民是两大社会人群，官民冲突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但是官民冲突的起因是官剥夺老百姓福利太过分，从而引发抗争，因此，不稳定是由官造成的，责不在百姓。官吏们拥有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博弈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上。由于法定福利有限，他们绝不会只满意于自己的法定福利，必然会在参与社会事务时创造潜规则以谋求灰色福利。因此，社会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追求的灰色福利的额度是否在老百姓的支付意愿（或支付能力）之内所决定的。因此，这个额度基本上可以看作社会“稳定”的“节点”，它是社会各类人群在福利博弈中暂时达到均衡，对自身福利暂时表示满意（或可以忍受）的一个临界状态。在这个“节点”之内，老百姓不会闹事，或者小打小闹，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如果官吏们的胃口太大，无限勒求，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包括实际负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那么老百姓就会“造反”，社会就不再“稳定”。这实际上是说，官吏们的灰色福利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稳定。这个限度，就是老百姓能够承受的最高税率。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的“节点”，在于官方不能突破老百姓承受的最高税率这一底线，因为这也是老百姓的生存底线，突破老百姓生存底线必然引发大规模反抗，社会也就不可能稳定了。而老百姓能够承受的最高税率，受到中国古代特定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的支配；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官方公布的法定税率，即明税；一个是官吏为了追求灰色福利而发展出来的税外收费，即暗税。经济规律可以研究，明税也不难找到，难的是暗税问题，其规模有多大，是一个研究难点，而本书所研究的“亚财政”，目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代州驿站号草事件”为我们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类事件在帝国时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情况也总是非常类似，所以它的普适性应该不用怀疑。该事件隐藏着一条由官民福利及官民心态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稳定趋势曲线，由于叙述和分析这种变化的是张集馨，我们不妨把这条曲线命名为“张集馨曲线”，它与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相一致。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明显的社会，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民占社会人口的90%以上。农民安分守己，一般不会铤而走险。农民起而抗争，一般情况下总是因为农业税费的征收超过了能够忍受的限度。那么，这个限度在哪里？发生在清同治至光绪年间的四川东乡抗粮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分析文本。

(二)东乡抗粮案：一个民变系数的分析文本

1.“东乡抗粮案”发展经过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四川省绥定府东乡县（现宣汉县）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农民抗交税粮案，研究者一般称为“东乡抗粮案”。该案历时数年，有一个发展过程：

事情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同治三年（1864年）。该年，东乡县开始征收捐输（太平天国起义后，四川省内士绅带头办团练防堵起义军，经费按田赋加派，谓之“捐输”），乡绅王宗恩等人把持，浮收渔利长达七八年。同治九年、十年间，东乡县的读书人（生员）从学政（主管一省教育事务的长官，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那里听说东乡县的捐输没有全数上交（自然是乡绅伙同县令、县衙人员私吞了很大一部分），于是要求查账清算，但被王宗恩等拒绝。乡民向东乡县知县、绥定府知府、省按察司、布政司等各级衙门逐级上访、告状均没有结果，于是酝酿到北京上访——京控。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监生李经良等人进京，向有关衙门控告东乡捐输乱摊派之事，但被发回四川审理。与李经良同去北京的有个叫袁廷蛟的人，他是李经良的外甥，当过东乡县衙的“白役”（衙门编外人员），懂一点衙门的内情。京控发回四川后，王宗恩等人四下活动，李经良也被收买拉拢，不再控告，而袁廷蛟则被刑讯七八次，又被关押在“卡房”四个多月。其后虽然同意他回乡查账清算，但乡绅们并不合作，仍然没有结果。

经过一番折腾，时间很快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十八日，袁廷蛟带了二三百人要到东乡县城里找王宗恩等算账，守城兵丁拒绝让其进城。袁廷蛟等人竖起“粮清民安”的大旗，被称为“长虫子”的东乡县知县长廉认为这是聚众闹事，要求绥定府派兵调压。绥定府知府易荫芝了解了情况，下令不许再搞摊派，并让王宗恩、袁廷蛟等一起到知府衙门把账算清楚，但此事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没有了结，以致事情越闹越复杂。到了第二年正月，新任代理东乡知县孙定扬向上级报告老百姓聚众谋反，请兵剿“匪”。既然有人聚众谋反，四川总督没有理由坐视不管，于是“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造成数百人无辜死亡的特大惨案。

“东乡案”发生后，真相如何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四川官方和社会舆论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分歧。四川官方认为，该事件应定性为聚众谋反，袁廷蛟等人是“匪”，所以派兵镇压理所当然，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而社会舆论坚决否定和质疑这一定性。除了民间，四川籍京官和朝中清流派也一起制造舆论，力图推翻四川官方的说法。

先是四川籍监察御史吴镇上奏折，认为官兵“残虐无辜”，要求皇帝饬令四川总督严查究办。光绪二年七月，下令剿杀的护理（总督不在任暂代其职）四川总督文格回奏，认为剿杀是应当的，社会上的流言是袁廷蛟一伙散布的谣言，不足为信。这一结论暂时得到了北京的认可。之后，监察御史李腾箫和都察院右都御史景廉等提出文格的调查结论疑点很多，与事实不符，朝廷决定让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重新审理。丁宝桢审理后的结论与文格基本一致，北京方面再次予以认可。但舆论方面不能认同。光绪四年二月初一，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认为丁宝桢“轻纵”——包庇有关人员，“人言藉藉”，请求再核。圣旨下来，要求丁宝桢“再将前案悉心复核，务使情真罪当，以雪民冤”，“不得意存回护”。张佩纶认为丁宝桢已有先入之见，应另外派人调查，建议让告病回乡的四川籍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调查此案。丁宝桢再奏，维持原议，否认“轻纵”。而李宗羲调查的结论与丁宝桢的差异很大。朝廷无法判断，只好派出礼部尚书恩承、吏部左侍郎童华为中央专案组领导前往四川调查，但他们仍然没有揭开事件真相。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此案反复调查，四川官方一直在玩“躲猫猫”，其结论一直受到舆论的批评，中央一再要求四川官方严查，但定性难以改变。派出中央专案组，真相仍然难以大白。

“东乡案”的真相，是张之洞揭开的。“东乡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任学政一职，他到东乡县所在的绥定府主持考试的时候，秀才们不按规定答题，却在试卷里写了很多“东乡案”的材料和议论，这是舆论的另一种反映，张之洞也因此了解到事件的真相。光绪五年三月张之洞被调回北京任职，五月他到北京后连上数道奏折，指出事件的逻辑链条是:“此案之查办在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被四川官方遮掩了数年的真相终于被揭开。刑部据张之洞之议而定案，对镇压、滥杀负有直接责任的东乡县代理知县孙定扬和提督李有恒均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不过对下令清剿负有领导责任的四川总督却因种种原因只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112]

“东乡案”的审理历时三年，真相始终难以大白，究其原因，四川官方的阻力是第一原因。大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存在基层官员的渎职、腐败问题。由于渎职和腐败，事件发生后，不能及时、公正地处理，为了掩饰其行径，反而采取瞒和压的策略。事件升级后，则歪曲真相，申请动用武力。官兵滥杀无辜，致使罪责加重，势必更要不惜代价隐瞒真相。而官方作为一个整体，上级“回护”下级，沆瀣一气。“东乡案”中，几任四川总督都意图隐瞒事件真相，“回护”涉案人员。丁宝桢在晚清以干练和清廉著称，但在此案中仍然处处“回护”李有恒等人。“回护”的官场习气，阻碍了事件真相的揭开。东乡冤案最后能够大白于天下，是社会舆论争取的结果，是舆论压力暂时胜过地方官场的阻力所致。

2.“东乡抗粮案”中的农民负担问题

在帝国时代，农民抗粮时有发生，抗粮几乎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问题是：抗粮抗的是什么“粮”？是国家规定的田赋吗？是否国家的赋税标准太高，超出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以致引发抗争呢？

在清代，四川是全国田赋最低的省份之一。中国古代，田赋的征收标准如果定为“十五税一”，即征收田地收入的6.7％光景，那就不能说过高。汉文帝的时候把“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只征收田地收入的3.3％，被认为是著名的“善政”。而清代四川的田赋征收标准还不到“三十税一”。

19世纪初期的嘉庆年代，四川全省应税田亩为4 697 291亩，国家规定的地丁钱粮是675 883两银子，平均每亩征银0.014 4两。[113]这个征收标准按百分比来算大概是多少呢？如果每亩田地每年的收获是两石大米，在市场上售卖，一石米是1.5两银子，那么一亩地每年的货币收入是3两银子，0.014 4两只占到其中的0.48％，这就是说，田赋的征收率还不到0.5％。这是全省的平均数。我们再看看东乡县。

东乡县的耕地面积是245 884亩，地丁钱粮总额是2 981两，平均是0.012 1两，比全省平均数还要低一点。田地有肥、瘠之分，产量也不一样，赋税征收标准当然也有差别。在东乡县，亩产量最高的上等农田——“上田”的田赋征收标准是每亩二分二厘二毫，即0.022 2　两，大约是全省平均标准0.014 4两的1.5倍。也就是说，最好的农田的额定税率不过是0.7％光景。如果考虑到最好的农田年均收获量可能超过两石，[114]米价在光绪初期可能已经接近三两一石，那么0.7％的标准可能还要降低。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当0.7％是东乡县的法定征收标准。可以想见，这个标准非常低，一个拥有四五十亩上好农田的人才交一两银子的赋税，相当于现在的200块钱，那是绝对没有理由不交的，抗粮行为也不应该发生。事实上，在“东乡抗粮案”发生之前，四川是清代征收田赋最容易的省份，其他省常常有拖欠的情况，四川则几乎没有。[115]那么“东乡抗粮案”为什么会发生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加赋”的问题。

晚清民国的四川籍学者周询曾经提到过清代四川有四次“加赋”，其中三次发生在“东乡抗粮案”之前。第一次是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这是全国性的，四川火耗征收率是15％，在全国属于中等水平，与全国平均率差不多。原来的地丁银是68万两光景（通常是超过66万两，少于68万两），15％的火耗是10万两，刚好用作四川官员们的养廉费用。第二次是乾隆末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为了筹集军费，四川的田赋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叫作“津贴”。[116]其中西南方向的34个州县因为原来征收率较高而免交（共14万两），所以该次加赋实收54万两。按理白莲教起义平定之后应该停止征收，但此项加赋延续了下来。第三次是太平天国起义，四川省内士绅带头办团练防堵起义军，也是按田赋加派，少的一两倍，多的六七倍，名叫“捐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以后，本来“捐输”应该取消，但由于平定新疆及之后新疆建省需要经费，由各省筹款协助，四川被派每年出款180万两银子，所以“捐输”也保留了下来（周询《蜀海丛谈》卷一）。

经过三次加赋，到了同治后期，四川省的田赋由原来的68万两调高到了300多万两，是原来的约4.6倍。就征收率来说，如果原来是0.7％，那么现在到了3.2％光景，仍然没有超过“三十税一”的“善政”标准，不能说是高了。“东乡抗粮案”于同治末年开始酝酿，到光绪初年发生，可以说与它有关系，又与它没有关系。

四川原来的田赋征收标准过低有它的历史原因。四川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甚至只有原来人口的十分之一二。按照周询的说法，东北部是张献忠军队入川的路线，杀戮太多，尤其惨不忍睹。张献忠入成都之后不久就败亡了，所以西南方向的伤害要少一些。满清建立统治之后，为了恢复生产，鼓励湖广（湖南、湖北）等地的民众入川开荒，当然要给予优惠政策，所以四川东北部的地方田赋税率特别低。西南方向由于受破坏较小，基本上沿用保留下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赋税标准，所以税率要高一些。最高的是乐山县，“上田”每亩税费是0.084 9两银子，相当于全省平均每亩征银0.014 4两的将近6倍，是东乡县“上田”每亩0.022两的大约4倍。这就是说，如果东乡县的田赋征收率是0.7％的话，那么乐山县的田赋征收率约为3％。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三次加赋之后调高到原来的4.6倍，那么乐山县的田赋征收率约为14％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三次加赋中第一次调火耗当然是大家都一样，加15％，后两次就不一定了，大致是东北部的州县由于原来税率太低而多调，西南部的因为税率已高而不调或少调，到了三次加赋之后，已经基本上平均了，所以周询认为后两次加赋也有借加赋而均赋的意思。换句话说，东北部的州县由于原来享有的优惠政策现在被取消了，两百年后回到了明代正常年代——万历前期的起点，它的法定税率仍然是不算高的，尽管经过了三次加赋，应该说它的税率还是公平的。从这个角度说，“东乡抗粮案”的发生可以说与它没有关系。东乡县的田赋正额是2 981两，火耗447两，两者实征3 412两；“津贴”派银3 000两，“捐输”也派3 000两，都是正额的一倍。[117]算起来，如果田赋正额征收率是0.7％的话，加派之后为原来的3.15倍，实际征收也只有2.2％，平均每亩耕地的负担也只有0.038两，不至于负担不起。

但是，“东乡抗粮案”的发生又确实与加赋有关，这主要是因田赋、加赋的征收而引起的。

田赋的征收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事，理论上由州县长官负责，实际操控者是“粮差”。由于农村田地情况复杂，土地的主人是谁、赋税应该由谁来交、按什么标准交纳、[118]实际应该交纳多少、以往有无拖欠等，任期很短的州县长官是没有办法弄清楚的，甚至州县衙门负责征粮的粮房书吏（“粮书”）都没法完全弄清楚，所以只能委派熟悉情况的地方“粮差”。“粮书”和“粮差”有自己的福利要求，都有作弊的内在冲动，地方上占地较多的地主也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少交点，他们或者倚靠家族势力，或者巴结“粮书”和“粮差”，以达到少交（至少是不多交）赋税的目的，这样就苦了那些没有势力的小老百姓。帝国时代的田赋负担不是真正地按照田地的质量和数量来公平交纳的，“粮书”和“粮差”以及州县长官的个人福利最终都会落实到没有势力的小老百姓身上，他们肯定要交比法定税率高得多的税额。

另外，由于地少的农民税额也少，四五十亩“上田”的税额才够一两银子，三亩五亩的税额如果交银子找补非常困难，所以就折算成铜钱来交。由于赋税法定是交银子，交铜钱就有折算率的问题，而折算率又是时常有涨落的，所以征税的官吏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多交铜钱。比如，兑换率在一两银子换一千文铜钱的时候，他们就要求以两千文甚至高于两千文来折算。这样，实际负担就增加了一倍。这是周询就四川全省情况的估计，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东乡县的情况是，同治后期到光绪初年市面上一两银子大概可以换1 200文铜钱，而东乡县的田赋正额、火耗银子每两要交铜钱5 500文，“津贴”一两银子交2 200文，“捐输”一两银子交5 250文，另外还要附加茶课80文（光绪四年六月初六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奏折）。这样，原来的正额一两，现在加上“火耗”、“津贴”、“捐输”，实际要交大约13　030文，按市面兑换率来算，已经是超过近10倍了。这还不算完。

田赋正额、火耗是由地方官吏征收的，而“津贴”、“捐输”则是委托乡绅代为征收的。当时定的规矩是明年的钱今年先解交一半，由绅士先交钱垫上，这叫“垫解”，地方官给绅士开收据，来年收钱之后付还，并付给一定利息（“子金”），利息当然是在多交的铜钱里面扣算。这样，交纳“津贴”、“捐输”就与经手的乡绅的个人利益发生了一定关系，他们也有通过银子折算率的理由让人多交铜钱的要求。

摊派还不止这些，四川省内普遍设立“夫马局”，这项费用也是起自太平天国起义，是战争期间为了派人运送军需物品派人（夫）派马而产生的一个收费项目，也是按田赋正额摊派的，正额一两可能会被派到好几两，战争结束后要求裁撤，但直到“东乡抗粮案”之后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时候才被裁掉。另外像地方上修理城墙等工程费用，也要派到田赋头上。

在这些摊派当中，如同我们已经算过的那样，真正解交国家的只是少数，超过解交国家的部分都被官吏和乡绅所占有。如同东乡县那样，田赋正额一两，“火耗”15％，“津贴”、“捐输”各一倍，总共应交3.15两银子，按一两银子换1　200文铜钱折算，交给国家的部分总共是3　780文，即使算上一点点的“解费”（银子由地方解交省里）和其他费用，总共也就是4 000文钱光景，而实交却达13 030文。那些多出来的部分自然就成了有关人员的灰色福利，它超过交给国家的部分两倍多。

由此可见，“东乡抗粮案”的发生，并不是简单的加赋问题，而是官吏和地方绅士们追求灰色福利的胃口太大，导致了民众的抗争。这个事件有点类似上述的山西代州驿站号草事件，官吏和乡绅们如果不是过于贪婪，那么老百姓就不会闹事，社会还是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代州驿站号草事件中官吏们如果只是吞没号草银也是安全的，号草银在一般情况下是社会稳定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东乡抗粮案”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节点”呢？答案是存在的，这可以从其善后处理的规定中看出来。

“东乡抗粮案”的善后处理之一，是丁宝桢把田赋正额和火耗从一两征收5 500文减到了2 900文，“津贴”2 200文减到了2 000文、“茶课”减到了60文（民国《宣汉县志》）。这意味着，如果原来按照这个标准征收民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部分征收中减去实际交纳给国家的部分就是原来官吏们可以享有的灰色福利额度，在这个额度之内应该是安全的。后来经过四川籍的原两江总督李宗羲奏请，朝廷曾经下旨完全按照法定标准征收，不准增加分文，也不再允许让乡绅代收，这可以说是回到了起点，是最有利于民众的“善政”标准。但是它大概没有实行多久，因为朝廷又重新下旨要求按每两银子2 000文标准征收，“茶课”则升到了78文，朝廷的旨意自然是顺应地方高级官员的意见而发的。这实际上说明，按照法定标准征收的那个“善政”标准老百姓实际上永远都是不可能真正享受到的，官吏们也不可能愿意在没有任何灰色福利的条件下提供服务。老百姓应该接受的标准是每两银子交2 000文铜钱，在这个标准基本之上只要不超过太多，老百姓估计能够接受，而它与市面兑换率1 200文之间的差额800文应该是官吏们能够享用的安全的灰色福利额度。如果官吏们按照这个标准来征收，那么基本上不会有百姓反抗，社会也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超过这个额度，社会的稳定可能就会被破坏，超过越多破坏越严重，社会动荡的程度就越大。当达到5 500文的时候，百姓实际上已经不能承受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算出社会稳定的田赋征收率的“节点”在哪里。

东乡县原来的田赋正额征收率是0.7％，加上火耗、“津贴”、“捐输”是2.2％（0.7％乘以3.15倍），市面上一两银子可兑1 200文铜钱，当一两银子实际征收铜钱5 500文（是1 200文的4.6倍）的时候，社会已经不够稳定，这意味着，当田赋征收率（实际负担）达到10％光景（2.2％乘以4.6倍）的时候，农民已经承受不了，就要反抗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儒家倡导实行10%的农业税率，自西汉到明清国家正式的农业税率也很少有超过10％的。由此大致可以得出结论，10％的农业税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稳定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之内，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比较稳定的，超过这个“节点”社会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三)“江南模式”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没有农业税率超过10%而社会仍然相对稳定的情况呢？

明清两代田赋法定税率最高的是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南地区，而苏州府尤其是重中之重，苏州府的田赋税率据在20％左右，而苏州则是明清两代最繁荣最稳定的地区之一，个中原因何在？

苏州重赋出于政治原因，因当年朱元璋攻打张士诚的时候苏州市民帮助张士诚死守，故而朱元璋打下苏州之后没收大户田地作为官田，并实行惩罚性税收制度。以过去大户租佃土地的收租标准作为纳税依据，等于国家成了地主，老百姓成了佃户，所以有些田地税收高达七八斗甚至达到二三石。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高的税率当然是难以忍受的，所以要求减税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但政府方面时减时加，总的看百姓负担还是很重。

耕图（清）焦秉贞绘《耕织图》册页

《耕织图》册页为清康熙年间宫廷画家焦秉贞所绘，共46幅，康熙为每幅画面御笔题诗，借以推广提倡农耕、发展经济的思想。

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显示，苏州府有田地9 295 951亩，税粮总额是2 092 560石，平均每亩征税0.225石，是全国平均税率0.038石的将近6倍。不过因为苏州的亩产量很高，亩均征税0.225石应该在产量的10％光景。当然还要考虑其他附加于田地上的负担，不过，如同黄仁宇先生所说：“17世纪苏州府摊入地亩的赋税增加不多，略高于原额，政府已经考虑到其重赋问题。”

为了解决重赋之下税粮拖欠严重等问题，宣德五年(1430年)，以工部右侍郎身份总督税粮的周忱一方面要求减免苏州钱粮（达七八十万石），一方面主持赋役改革，用“折征”的办法平衡官田（占多数）和民田的税率。所谓“折征”，就是让税率过高的一些官田折收银、布等，比如，原来的税收是一石米的现在改交0.25两银子，而1石米的市场价格在0.5两光景，这样税率实际上就大大降低了。而原来税率低的则仍然交米，这样税率就趋于平均。所以黄仁宇先生说：“由于这一地区折收金花银和官布，一般民众实际上的税收负担降低很多。”

因此，苏州的税率尽管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实际负担可能并没有达到那种难以想象的水平。黄仁宇先生认为总的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是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私派及火耗”等。如果这个估计符合历史实情，那么实际负担仍然是要超出20％的。如前述东乡抗粮案所呈示的那样，一般来说10%的负担已经可以导致社会不稳定，税率超过20％显然已经超过社会稳定的警戒线了，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苏州社会仍然比较稳定呢？这只有从“苏州模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采桑图（清）焦秉贞绘《耕织图》册页

所谓“苏州模式”，是发展工商业以化解高农业税率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田地既可以种植水稻，也可以栽种其他经济作物，而二者的土地收益是不同的。苏州的田地适合种植水稻，亩产量也高，但水稻的亩产量毕竟有限，年收成在两石米的也仅有一二两银子的收入，但如果种桑养蚕，则收入可能会大大增加。“按照茅坤（1512—1601）的说法，15世纪末，太湖地区的每亩桑地岁入达到或超过5两白银，甚至次一等的桑地每亩岁入也在银1～2两之间”。[119]明末清初的农学专家张履祥则说种田不仅比种桑辛苦，而且种桑一亩多地可养蚕十几筐，少的也有四五筐，最少的也有两三筐，当米贱丝贵的时候，一筐蚕就相当于种一亩田的收入，即使米很贵而丝很贱，那么养蚕还是能够与种田收入相当的（《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可见，种桑养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而且收入也大大高于种田的收入。而另一部农业专著《沈氏农书》则说，浙江嘉兴、湖州（与苏州很近）一位长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同时可以管理桑地四亩，一亩桑地产桑叶八九十个到一百个（每个20斤），80个桑叶值银8两，这样一亩地的桑叶收入达到8两银子，而一亩稻田的收入只有一二两银子，两者差距很大。[120]一般来说，种桑的利润是种稻的三四倍，甚至可达十来倍。因此，如果将田地用于种桑养蚕，那么原来的税率可以大大降低。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发展出比种桑养蚕利润空间更大的经济模式，比如，位于杭州城以北五十五里的一个名叫“塘栖”的小镇，果树种植业非常著名，盛产枇杷、蜜橘、桃子、梅子、甘蔗等，土地用来种植水果，一亩地出产的水果价值可以达到百两银子，利润极为可观。[121]

江浙一带在唐宋时期本来是最重要的产粮区，俗称“苏湖熟，天下足”，但是到了明代，该地区却出现了粮食不足的状况，原因即在于“改粮他种”。根据明代人的说法，过去“东南之田，所植惟稻”（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到了晚明，“皆乡民以水稻收薄，故为他种以图利”（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因为改种桑树、棉花的田地很多，种稻农田可能只有十分之二三，以致粮食不足，需要从湖广（湖南、湖北）调运。湖广也在明清时代成为新的产粮中心，民谚则改为“湖广熟，天下足”。[122]苏州因此成为著名的丝绸产地。

与苏州相似的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在明代成为棉纺织业中心。明代松江多种棉花，着重发展棉纺织业，这是得到官方支持的，因为北方边境驻扎大批军队，防止蒙古入侵，北方严寒，急需棉衣。明末的农业专家徐光启（松江人）分析说，明代松江的赋税几乎是宋代的十倍，“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经济史研究者多认为，明代苏州丝绸业、上海棉织业的发展，与重税之下农民为了化解负担而选择种桑种棉关系很大，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为“苏州—松江模式”（或“江南模式”）。

由于改种桑、棉的收益要大大高于种粮的收益，因此可以推断苏州的名义税率虽高，但实际负担却并不过重，因此社会仍然稳定，商业繁荣。由于丝绸生产的需要，不少农户成为在丝绸“机户”中劳动的“机工”，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即使种田的农民，其妻子、儿女也可以从事丝绸生产，提高家庭收入，因此对税费的承受能力大为增强。他们也正是因为种植其他作物而不是种水稻，才有纳税的能力。

《姑苏繁华图卷》（清）徐扬绘，绢本设色

左图为“水运商贸”，反映苏州城市里商业的繁华景象；右图为“乡村妇女生活”，反映妇女在家中织布等活动。

正是由于这种“江南模式”的存在，使得高农业税率被化解，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但是，江南自然条件优越，这种经济模式在其他地区不太容易复制。在那些传统的农业区，税费的承受能力较低，社会稳定受附加于农业之上的税费的影响更明显。这种情况在最近十几年的“三农”问题中仍然可以看出来，“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一般是传统农业区，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情况就会好些。“江南模式”的历史经验的确是在提醒人们，社会稳定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因为经济发展之后，民众的生存空间增大，社会也就越稳定。

(四)李悝定律：中国传统文明的特定经济规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农民的负担是否超过其承受能力。农民的负担能力，又受制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基本经济规律。要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这些经济规律，都隐含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段话中。

公元前400年左右，李悝在魏国搞改革，为了说服魏文侯支持改革，李悝给他算了一笔细账。李悝说：农夫耕田，勤劳的话一亩可以多收三斗，懒惰的则要少收三斗；一个五口之家，耕种百亩的土地，每亩年收成按粟1.5石计算，百亩的总收成是150石；在这150石收成中，纳税需要15石，五个人吃饭需要90石，公社尝新和春秋祭祀等要用掉10石，这样剩下的便只有35石；可是一个人穿衣每年也要花10石的钱，五个人需要50石的钱；这样算下来，每年辛勤劳动的收获甚至还不够支出，生病、丧葬以及其他各种费用都还没有计算在内（《汉书·食货志》）。

李悝的这段话涉及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几个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便是为中国历史博弈所设定的规则，它包括如下五点：

一是生存消费规律。

按李悝所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吃饭需要90石的粟。李悝所说的石是秦汉时代的计量单位，换算成明清时代的单位大致是1/3石，按重量算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1斤。粟是未脱粒的谷子，加工成粮食，精粮是一半，粗粮是六成，也就是说一石粟加工成精粮是0.5石、粗粮是0.6石。这样算下来，李悝说的90石粟就大致是明清时代的15石精粮或18石粗粮。[123]

人的第一问题是生存，生存的第一问题是要吃饭。按照明清时代的通常说法，一个人的吃饭，每天需要一升米，一个月三斗，一年三石六斗。这样，一个五口之家，一年需米18石。据权威部门计算，中国人每天需要大约2 600千卡热量的食物，而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为3 000千卡到3 500千卡。而一斤米提供的热量大约是1 800千卡。明清时期的一升米，大约是现在的1.53斤，如果没有别的食物可吃，大致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天所需的热量。一个壮劳力一天一升米可能不够，但由于一家五口中有老有少，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天一升米基本上过得去。所以李悝的说法基本可信，而且口粮的标准也不算高。由于人生存必须吃饭，所以这是刚性支出，必不可少。当然，粮食消费也是有弹性的，在丰收年份有余粮时可以生活得好一点，有些粮食可能用于酿酒等浪费性消费，而在歉收年份则只好勒紧裤带，“糠菜半年粮”。但从总体上看，粮食消费的弹性并不影响李悝话中体现的人的生存消费规律。

中国古代主要粮食作物

稷（《授时通考》） 大麦（《本草纲目》） 小麦（《本草纲目》） 水稻（《证类本草》）

1932年后，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供给制的内容逐渐增多，并有了一定的标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1934年1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夕）规定，前方部队指战员每人每日口粮一斤六两（1斤为16两），后方工作人员每人每日口粮一斤四两。[124]1947年2月15日，在东北解放区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讨论粮食供应问题，并做出决定，规定了每人每天粮食定量标准，即前方部队二斤二两，后方部队二斤，后方机关一斤九两。[125]1949年，中共开始占领和进驻各个大中城市，进城工作干部每人每日食米24两（一斤十两制，每月合72斤），每月津贴麦子14斤、猪肉1.5斤，特支费麦子11斤，公杂费麦子14斤，总计不足3.5袋的140斤面粉。[126]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一天的粮食供应量在一斤半光景，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略有减少，不是特别困难的话都会超过，因为生理规律不能违反。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供应，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国务院规定的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标准是，特殊重体力劳动者55斤、重体力劳动者44斤、轻体力劳动者35斤、大中学生35斤、一般居民27.5斤、6～10岁儿童22斤、3～6岁儿童9斤、3周岁以下儿童8斤，平均是27.7斤。而15个城市实际供应数比此略低，比如,轻体力劳动者32.57斤、一般居民26.15斤，平均是26.7斤。显然，上述标准与历史相比是偏低的，饥饿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粮食再生产需要种子，这一项李悝没有提到，但这也是必须支付的生产成本。由于魏国在现在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100亩地种子需要几石，我们当它是10石（李悝原话中的石），这样为了维持再生产，需要花费100石粟，这100石粟必不可少。

二是劳动生产率规律。

按李悝所说，一个农夫家庭只能耕种百亩的地。李悝的原话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李悝说的亩大致是明清时代的1/3亩，百亩大致是明清时代的33亩。一个农民，他的体力是有限的，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他能够耕作的田地也是有限的。

明代的朱元璋为了教育百官，劝他们不要贪污，曾经给他们算过一笔关于他们工资标准的细账。朱元璋说，正一品官员每年的俸禄是1 044石米，折算成稻谷，需要2　620石；而要生产这2　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耕牛17头、农夫57个，农夫生产这些米，光是挑稻禾就要走13　100里的路（详见本书《清官海瑞的私生活》一文）。朱元璋当过农民，他的算法大致不会错。从朱元璋的话中可以看出来，明代初年的一个农民，大致可以耕种15亩地，每耕种一亩地，他把田里割下的稻禾挑到打谷场，来回要走15里的地——因为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2　620石的稻谷需要稻禾6　550担，从稻田到打谷场算一里路，一个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需走13　100里地。这就是农民耕田需要付出的劳力。

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一个农民或农户所能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中国的农业按生产特点可分为北方旱作区和南方稻作区两大类型，李悝说的是北方旱作区的情况，朱元璋说的是南方稻作区的情况，两者说的都是实情。北方耕作比较粗放，耕种的土地可以多些，南方精耕细作，种田的数量就受到限制。按照明清时代人的议论，北方一个农民一般可以耕种30亩光景的旱地，南方农民一般只能耕种10亩光景的水田。比如，清代嘉庆年间的朱云锦说：“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亩，治水田不过十亩。”（《豫乘识小录》卷上）这个说法也基本上可以被看成中国历史上的共识。

《晓耕图》（局部）明代绘画

该图描绘了明代江南农村农民辛勤劳作的场面。

三是生产力水平规律。

中国的农业区，主要分北方旱作区和南方稻作区。李悝所处的战国时代，耕牛和铁质农具已经开始使用，后代在生产工具方面并没有质的突破，农业科技已没有大的发展，因此农业生产力水平一直到20世纪初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方有一些特殊情况，生产水平有时候有些发展，但有些时期又有下降，总体上变化不大。

明末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史学界一般认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是1627年陕西白水县王二的聚众闹事。白水县地处关中平原，土地肥力应该不算差，那么它在明清时期的产量一般如何呢？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上说该县种麦或粟，在丰收的年份，上等的土地（上腴之地）收成一石，较差的是7斗到8斗，也有5斗到6斗的，而最差的土地收入还不到三四斗。该县的上等土地很少，三分之二属于中等土地，因此可以估计每亩土地的平均收获是6斗到7斗。

据专业的研究，明后期北方平均亩产为0.77石，往高里算，也就是0.8石。[127]一般认为，清前期的农业生产比明代有了较大发展，亩产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估算的结果仍然不到0.9石。[128]亩产量南方稻作区比北方旱作区要高，有些地方可以超过2石米，但由于南方稻作区需要精耕细作，每亩地的人力投入比北方多，能够耕种的土地比北方少，从收成结果来说两者相差不是太大。如按李悝说的一个农户家庭耕种百亩收成加工成粮食之后是15石到18石（明清时期的石）粟，而按朱元璋的算法，南方一个农民产米是18.3石（1 044石米/57人）。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亩产是稻谷252斤、小麦86斤，1952年两者分别是321斤和98斤，1957年分别是359斤和114斤，1962年分别是312斤和92斤。[129]

四是分配影响生产规律。

按李悝所说，农夫耕田，勤劳的话一亩可以多收三斗，懒惰的话则要少收三斗。这句话的实质是农业产量与生产积极性有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与天性的勤、懒有关之外，还可能与农业收成的分配制度有关。关于前者，清代的一份县志说：康熙年间，浙江平湖的农田一般亩产量是一石光景，但“农勤则倍收”（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关于后者，则有当代的事例可为依据：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农村的土地曾经绝大部分属于生产队，农民只有少量的自留地（面积控制在耕地总量的5％到7％），据研究，自留地单产高于集体耕地2倍到3倍，有人更认为高达5倍到8倍。由此可见，如果收成完全归自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大大提高，产量也相应会有较大的提升。这说明，分配制度对生产有很大的影响，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农村试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是农民税负能力规律。

从李悝所说可以看出农业剩余产品很少，农民税负能力很低。按照李悝的说法，一个农户家庭每年的基本花费包括：口粮90石、穿衣50石、祭祀等社会活动10石，总共需要150石，种子、生病、丧事及国家税收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而一年的收获总共也就是150石，所以只能保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根本没有多少劳动剩余，如果要纳税，那么只能压缩家庭消费，降低口粮标准，少置一两件衣服，这样就吃不饱、穿不暖，严重的就是饥寒交迫。

上述陕西白水县，乾隆十九年（1754年）辑修的《白水县志》说，该县农民“每岁所收粟、麦，除正赋之供，及粪壅、牲口之费，余剩无几”（卷三《食货志》）。也就是说，每年所获的粟和麦，扣除国家税收及肥料、耕牛等生产性投入之外没有多少剩余产品。

前述对东乡抗粮案的分析，已经说明农民农业税率一般不应超过10%，“江南模式”则说明税率如果高达20%就需要以其他经济发展模式来化解。此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也可以窥测历史上的农民负担能力。1949年后，国家对农业的统制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对农产品的征用有两种方式：一是征收，即公粮，也就是农业税；二是收购。粮食部计划司提供的1950—1953年征购数据（“数量”的单位是亿斤）如下：

年份 | 产量 | 征收和收购 | 征收 | 收购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1950 | 2 646 | 100 | 355 | 13.45 | 266 | 10.05 | 90 | 3.40
1951 | 2 876 | 100 | 479 | 16.66 | 299 | 10.40 | 180 | 6.25
1952 | 3 271 | 100 | 596 | 18.22 | 282 | 8.62 | 314 | 9.60
1953 | 3 318 | 100 | 721 | 21.76 | 316 | 9.53 | 405 | 12.21

1953年12月起开始统购统销。据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如后表[130]），从1953年到1957年，统购最高时达到总产量的30.6%，但有部分返销回农村，实际净收购最高值为21.5%。这些年份，中国农民基本上是吃不饱的，对统购统销的反对和抗争也不时发生。到1959年，统购占39.7%，达到历史最高峰，减去返销后仍达28%，该年冬至次年春农村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

粮食收购量占产量比
单位： 原粮万吨

年份
产量
收购量
收购量占产量

合计
其中：
净收购
合计
其中：
净收购

1952
16 391.5
3 327.0
2 810.0
20.3
17.2

1953
16 683.0
4 746.0
3 588.5
28.1
21.5

1954
16 951.5
5 181.0
3 158.5
30.6
18.6

1955
18 393.5
5 074.5
3 617.5
27.6
19.7

1956
19 274.5
4 544.0
2 870.0
23.6
14.0

1957
19 504.5
4 304.0
3 387.0
24.6
17.4

1958
20 000.0
5 876.0
4 172.5
29.4
20.9

1959
17 000.0
6 740.5
4 756.5
39.7
28.0

1960
14 350.0
5 105.0
3 089.5
35.6
21.5

1961
14 750.0
4 017.0
2 580.5
27.4
17.5

1962
16 000.0
3 814.5
2 572.0
23.8
16.1

1963
17 000.0
4 396.5
2 892.0
25.9
17.0

1964
18 750.0
4 742.5
3 184.5
25.3
17.0

1965
19 452.5
4 868.5
3 359.5
25.0
17.3

注：本表按生产年度（当年4月到下年3月）计算，收购量是社会收购量，净收购是收购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推测（与历史上相比，农业得到空前重视，在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很多，化肥等使用更普遍），中国古代农业税率一般也不能超过20%，超过了社会就会出问题，超过30%肯定承受不了，社会肯定会不稳定。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中国古代农业税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就压迫农民的生存空间，对农民的生存造成威胁。但国家要维持一个基本的社会秩序又需要成本，成本必然要农民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紧张的关系：从农民的角度看，是交得越少越好；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却是收得越多越好。从博弈论的思想看，就是交易双方如何分割交易利益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便成为最考验中国古代政治家智慧的一道难题。按照儒家的说法，税率为10％的“什一之税”是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农民和国家双方利益的最佳结合点。曾经当过魏国之相的白圭问孟子：我想把税率降到5％，你觉得怎么样？孟子反问：收5％国家够不够用？孟子说，税收超过10％那是贪婪，而只收5％则是那些机构精简、文明发展程度还不高的小国才有可能做到，对大国来说是做不到的（《孟子·告子下》）。

中国传统社会能否保持稳定，从内部因素说是看官民冲突是否会激化，引发民变。官民冲突是否会激化（还有自然条件、外族入侵等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可能会引发、激化内部矛盾，详见本书《王朝周期律》一文），民变是否会发生，关键看官方对农民的剥夺是否太过分，以致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而农民的负担能力，受传统农业文明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其特点：总负担超过10%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超过20%很可能出现骚乱，达到30%社会就会动荡。这可以看作民变的系数。

由于各地情况不一，不稳定、骚乱、动荡通常先出现在局部地区，之后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升级为全局性问题，导致整体失控，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历史博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周期律”现象。

[110] 事件描述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吴思先生对该事件有过深度分析，见其《潜规则》一书。

[111] 据道光戊申（1848年）冬季版《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可知，雁平道全称“分守雁平大朔宁忻代保驿传兵备道（兼管水利事务）”，负责山西北部的雁门关等边境防务（包括各营的兵饷），盘查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代州、忻州、保德州等地市级的各府州的钱粮，其职权大致相当于山西雁北地区的军事长官兼行政专员。

[112] “东乡抗粮案”事件过程可参见民国《宣汉县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初年清政府镇压东乡抗捐史料》，《历史档案》1994年第2、3、4期和1995年第1期），及王澈：《光绪初年四川东乡抗粮案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113] 数据引自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114] 周邦君《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58千克／市亩，平均每个成年农业劳动力一年约可生产原粮1 423千克，可养活连其自身在内的4口人。18世纪中期，四川一个普通农民全年所得，大约表现为银13.04两，或钱10 400余文。这个粮食产量估计比每亩（清代1亩=0.922市亩）2石（约330市斤）的估计要高得多。

[115] 直到道光时期，当各省普遍出现巨额田赋积欠的时候，四川官员递交朝廷的钱粮奏销报告中，经常写的却是“查川省钱粮历系年清年款，并无挂欠”（据四川历年钱粮奏销报告，见彭雨新：《四川清初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8页）。

[116] “津贴”的起因存在另一种说法，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之初（咸丰初期）加派的。

[117] 光绪十五年“捐输”派到5 000两，光绪三十四年实派8 600两，但这是东乡案发生以后的事了。

[118] 土地的性质很复杂，征收标准很不一致，就土地性质来说，有官田、民田、屯田、学田等区分，就肥瘠程度来说，又有上田、中田、下田、上地、中地、下地等差别，所以纳税标准差异很大，纳税标准全国各地又有差异，往往相邻的两块地纳税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119]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7页注127转引傅衣凌《农村社会》。本文中引用黄仁宇文均出自该书。

[120]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蚕务》；《补农书后》。参见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增订本）。

[121] 光绪《塘栖志》（卷十八，“物产”）说当地种植果树“培植极工，旁无杂树，一亩之地值可百金”。

[122] 参见林金树：《晚明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流动趋势》，载《晚清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23] 关于李悝话中的亩和石与明清及现在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124] 转引自庄启东等著：《新中国工资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125] 见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86页。

[126] 《西安市及同等城市单行供给标准》，见陕西省档案馆编：《供给制文件汇集（1937—1949）》，西安，1958年印，第172～173页。转引自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27] 见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

[128] 山西0.7石（98市斤）、河南0.85石（126市斤）、陕西0.8石（112市斤），所有北方耕地平均亩产是114.3市斤。见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240、242页。撰文者也是郭松义先生。

[129]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130]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

十二
王朝周期律
特定经济规律下的历史弈局

天安门外的华表

天安门里外各有一对华表，设置华表的目的是提醒皇帝行仁德之政。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王朝的周期性替换。打江山——坐江山——失江山，从几十年到二三百年，完成一个周期。这种现象，被称为“王朝周期律”或“历史周期律”。这种规律性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我们可以把历史看作连续不断的博弈过程，王朝的建立，就是博弈暂时达到均衡状态，而王朝的崩溃，则是均衡状态被打破（失衡），开始新一轮的博弈，直到重新找到均衡点。从这个角度说，“王朝周期律”就是博弈的均衡和失衡。所谓“均衡”，就是平衡，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博弈中，当博弈主体都确信，如果其他人的策略不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是最优策略，选择其他的策略都不会达到比现策略更好的结果，这时博弈就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达到了“均衡”的状态。当有部分博弈主体认为改变策略会有更好的结果，或者不改变策略将无法生存从而不得不改变策略时，均衡就被打破，也就是失衡了。解释“王朝周期律”，关键是要找到导致博弈失衡的原因所在。

博弈有三个要素：局中人（player）、局中人的策略（strategy）或者行动（action）、他们在各种策略对局之下的得益（payoff）。博弈就是有利益关联（包括利益冲突）的局中人运用策略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各自得益的过程。

局中人是博弈的参与者，也就是博弈的主体。在经济学中，这个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并没有错，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基本上是物质利益，而历史和现实中的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的问题。为了追求概念的精确性，本书用“福∕利最大化”替代“利益最大化”的习惯用法。“福∕利”包括“福”和“利”：“利”是物质利益，可以货币化衡量；“福”是精神利益，不能货币化衡量。“最大化”，就是尽可能地获得满足。人类历史，是人的历史。追求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满足，是人的最大特点，也是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起点。人的所有活动，都是追求这种满足；博弈的目的也不例外，自然也是追求这种满足。追求这种满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博弈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集合——人群。由于个人力量有限，一些有共同（或近似）博弈目标的人就集合起来，成为社会集团。博弈中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就是策略。在历史博弈中，一个集团有一个集团的生存优势，也就相应地有该集团的博弈策略，所以博弈主体和博弈策略常常是合二为一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主体和策略非常鲜明。

(一)历史博弈：局中人及其策略

中国历史博弈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博弈集团通常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小集团），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血缘性博弈集团”。中国社会重血缘、血统的特点有很多表现，始皇帝希望自己的权力千世万世地传下去自不用说，就是老百姓的心态也是一样。比如，愚公要移山，他不是说服和发动邻居、社会来帮忙，而是说他可以让他的子子孙孙沿着他的思路干下去，山虽然高大，但它是不变的，“不会加增”，而“子子孙孙无穷尽矣”，所以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把山移掉。这个故事中所体现的“愚公移山”精神，被中国老百姓所认可、所赞同。中国人相信，家庭和血缘是最牢靠的。与此相对应，社会竞争也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因此，在中国历史博弈中血缘具有重要的组织作用，历史博弈的主体是以血缘或类血缘的方式组织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集团的。

按照博弈时采取的策略（也就是参与博弈的资本和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将中国历史的博弈主体分成如下四类：①“血缘—武力集团”；②“血缘—文化集团”；③“血缘—知识（技能）集团”；④“血缘—劳力集团”。他们在中国古代的社会身份，分别是皇族、官员、胥吏和民众。

1.“血缘—武力集团”

“血缘—武力集团”是一个以血缘为基础、具有共同信仰的武力组织。

所谓“武力”，是暴力加智力。暴力是一种肉体伤害能力。任何一个试图以武力打天下的社会集团，它都不能仅仅靠暴力，而是同时要运用智谋等策略，有时候智谋比暴力更重要。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一般都认为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讲天时、地利、人和。兵家，更要讲兵法和智谋。中国人崇拜的偶像，不是像项羽、张飞、徐达之类的猛将，而是像张良、诸葛亮、刘基这样的智谋人士。

“血缘—武力集团”具有共同信仰。为了使集团具有战斗力，必须减少内部摩擦，增强凝聚力。为此，需要统一认识。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是让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奋斗目标或精神皈依，这就必须发展信仰。在早期，人类先是有图腾崇拜，继而是宗教，后来更发展成主义。用一种信仰性的精神力量将集团内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一直是中国历史上“血缘—武力集团”博弈胜利的重要法宝。除了小型集团用“义”之类由儒家思想转化而来的民间信仰之外，大型集团的组织者常常创造和利用民间宗教，比如汉代的黄巾、赤眉起义创造和利用五斗米教，朱元璋利用明教，清代的农民起义创造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义创造拜上帝教，等等。

“血缘—武力集团”的领导核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和心理上一直以来都以血缘远近作为区分亲疏的标准，呈现以自我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注重血缘，是因为血缘作为组织和凝聚集团的力量具有先天性的优点，可以节约成本——血缘不仅具有信仰一致、利益一致的前提，还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过程中的成本，因为它有信息优势。同时，血缘具有先天性的类等级关系，比如父与子、兄与弟等，这有利于管理，把这种关系外化为国家制度，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家是国的缩微模型，国是家的放大模式。从总体上看，在现代政治文明得以建立之前，血缘是有它的优势的。

血缘远近不仅是心理上的亲疏关系，同时也是利益分配机制。西周实行的等级制度：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就是一个以这个“血缘—武力集团”的领袖——周天子为核心、按血缘远近为标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中，领袖及其嫡长子（称“大宗”）是天子，其他庶出的兄弟子侄（称“小宗”）为诸侯，在封地的选择上又以近亲和远宗的亲疏关系区分靠近中央还是远离中央。在诸侯国内部，分配方式也是一样，诸侯的子侄为大夫，以嫡、庶区分大夫的等级。大夫的子侄为士，也以同样的等级模式分配到土地和农奴。进入帝国以后，由于实行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委派，有公开的选拔、任用机制，所以与周代的“封建”制有所差别，但是在每一个家族——包括作为“第一家族”的皇室内部，仍然按照这个模式来分配，没有实质的变化。

一个集团为了发展、壮大也需要吸收和接纳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又难以信任，或者怕他不够卖命，这就需要采用模拟血缘关系的方式，比如结拜为异姓兄弟，或者通婚联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可称为“类血缘”。这也决定了私人关系、私人情感在社会上的力量，一个集团的胜利往往是通过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胜利。中国人注重关系学，血缘是第一位的，类血缘的地缘、业缘次之，通过金钱建立起来的“关系”是最不可靠的。

中国较早的“血缘—武力集团”是部族。原先各自独立发展，比如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有各自的活动空间。每个流域内由于交通比较方便先开始了接触，并出现了矛盾和竞争，势力小的被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就发展成比较大的势力，开始和流域之外的部族势力接触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就发生了部族战争。这时候有些部族为了生存需要开始结盟，形成部落联盟。以黄帝和炎帝为领袖的中原部落联盟和以蚩尤为领袖的南方部落联盟发生了大战，炎黄部落取得胜利，后来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先祖。

部落兼并的结果是慢慢形成了统一的力量，原来势力比较大的部落在兼并战争中站稳脚跟，成为小的封国。经历夏和商，到西周初期还有1 800多个；到了周平王把首都从镐京（西安）东迁到洛邑（洛阳）的时候还有1 200个；以后242年中诸侯吞并，在《春秋》经传中留下名字的还有100多个，著名的有13个：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秦、楚、吴、越（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五霸”；晋后来三分为赵、魏、韩，由此演变为“战国七雄”；再经过此消彼长、合纵连横的战争攻伐，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进入帝国时代。

春秋主要城邑和列国的姓属

图中两个方块表示周的东西两都——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较大的黑点表示13个大国——卫、齐、晋、宋、郑、陈、蔡、曹、许、秦、楚、吴、越；较小的黑点表示小国位置。连接线表示它们的姓氏归属：姬姓是周朝王室，姜姓是周王室男性成员经常娶妻的氏族，子姓是商朝的氏族，风、曹、妫、偃是古姓，嬴是秦国之姓。从图中可以看出，姬姓国最多，姜姓分布也比较广，其他或者是当年与周人合作的殷商旧部之姓，或者是古圣先王之姓（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4～116页）。

战国政治隶属关系图

这是公元前400年的政治形势图，原先的各小国已经慢慢被大国吞并，成为所隶属的城邑。诸侯国越来越少，最后秦国完成了大一统，成为最后的赢家（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9页）。

进入帝国时代以后，在竞争胜利的“血缘—武力集团”内部及其周围衍生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打天下过程中为之贡献力量的功臣集团、与之联姻的外戚集团、为之服务的宦官集团。由于集团内部个人的利益和集团的整体利益未必一致，权力并不一定掌握在名义上的集团领袖——皇帝手里，有时会旁落到功臣、外戚、宦官手中。

在集团的“第一家族”内部，权力的继承则是一个大问题。权力继承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这个制度有先天性的缺陷，嫡长子未必贤明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其与帝王本人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主要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中国古代实行早婚制，皇帝十几岁就成婚生子，等他当上皇帝，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皇帝寿命比较长，由于其与嫡长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大，嫡长子成年之后仍然不能接班，两者就产生了冲突，皇帝怕嫡长子等不及而篡位，嫡长子怕老爸猜忌他会篡位而废嫡，这种矛盾无法调和，所以历史上不是篡位就是废嫡，少有例外；另一种情况是，如果皇帝死得早，权力继承同样会出问题，因为他的嫡长子还没出世，权力没有合法继承人，或者嫡长子还很年幼，这就需要太后干政，或任命辅国大臣，太后干政会任用亲族，致使外戚势力抬头，辅国大臣可能能力太强，致使大权旁落。所以，围绕着最高权力，历代的宫廷斗争总是异常激烈。

武力集团中某些掌握军队的武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中得以坐大，形成对中央的威胁，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甚至窃取权柄，篡位自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常见，不过它主要发生在宋代以前，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这种现象就很少出现了。

2.“血缘—文化集团”

“血缘—文化集团”在社会博弈中是以自己掌握的文化作为资本的，它所采用的博弈策略，可称“文化策略”。在帝国时代，他们主要是作为行政系统的文职官员。文化是比较高的智力形态，“血缘—文化集团”通过文化，甚至谋得了比“血缘—武力集团”更有利的生存地位。

中国古代的文化人被称为“士”，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因私人教育发展而开始逐渐独立出来的一个社会集团。在西汉后期到东汉时期这个集团得以发展壮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在唐中期以后渐趋衰落，北宋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限制其过度发展，但它直到帝国终结仍有力量。

“血缘—文化集团”的“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对帝国的安定特别有用，因为它是主张君主专制和天下一统的，其他如忠君爱国、讲究尊卑贵贱的等级制——礼法，都特别符合专制君主的需要。所以经历了帝国初期被秦始皇焚烧坑杀和西汉初期用黄老之术治天下的短暂衰微之后，在汉武帝时代迎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此以后一直占据文化主流，特别是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讲长生不老的道家和讲生死轮回的佛家主要是在个人生命和心灵安顿方面起作用，在政治上不能与其抗衡。儒、道、佛的本质差别，可以说儒家主要是讲怎样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道家讲怎样延长人的生命（生理）问题，佛家则讲人的内心怎样获得平衡的（心理）问题，它们各有侧重，是互补的。对于统治者个人来说，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也是要解决的，所以道家和佛家也是需要的。但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儒家的优势比较明显，所以他们采纳儒家建议治国，虽然他们有时只是在表面上讲儒家主张的“王道”，实际施行的是法家的“霸道”。

从汉代开始，通熟儒家经典——“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唐代发展成“九经”，宋明以后发展为“十三经”）的人可以出仕做官，这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出路，传习经学的人慢慢多了起来。由于书被秦始皇烧了，经典只能靠人们记忆回想，这在历史上叫作“今文经学”。大家的记忆不太一样，这就形成“今文经学”内部的分歧。当然其中有些比较权威，被大部分人认可，于是就比较有话语权。每种经书都有几家比较权威的学派，教授经书的人称“五经博士”（博士类似现代国立大学教授），著名的有十四家。后来据说从孔子家的墙壁里面发现了没有被秦始皇烧掉的经书原文，这叫“古文经学”。它和“今文经学”在某些文字和意思上发生了谁更正宗、更符合孔子原来意思的争论，这就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康有为时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康有为认为古文经学都是王莽篡汉时刘歆伪造的。当然康有为判断真伪的标准是他自己定的，只要是他看不顺眼、对发挥自己观点不利的就说它是伪造的。

毛苌像《圣贤像赞》，（明）吕维琪编，日本宽永二十年（1643年）翻刻本

“焚书坑儒”后，毛亨、毛苌所传《诗经》成为正宗，世称“毛诗”。

由于通经可以做官，尊孔读经的人越来越多，国立大学（太学）有上万的学生，都以儒经为教材，当然风气很盛，更有君主为之撑腰，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崇经好儒”，这势必造成风气，也出现了一些几代人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传授经学提倡“家法”，并由此形成“家学”。子弟通经后出仕为官，世代通经加上世代为官，就形成了经学世家，像世传《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世传《易》学的汝南袁氏等，都是这样的世家。这些世家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在出仕为官方面，由于汉代实行察举（察举的意思是考察、推举，又叫荐举，也就是推荐）、征辟（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制度，这两条途径世家子弟都有优先权，因为他们控制了地方舆论。这种情势的发展就慢慢形成了世族力量，社会上出现家族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面。由文化权力控制政治、经济权力，通过武力打下天下的第一家族衰微了，实权转移到这些垄断文化权力的人手上。东汉的崔寔记录了当时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这说明皇帝的诏书已经不起作用了，权力已经落到地方世族的手里。在东汉末年，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曹魏时期选拔官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推选为官吏。舆论是掌握在有文化权力的人手里的，所以世家大族（称为世族或士族、势族）的势力更加发展，甚至基本上控制了政局。西晋的司马氏政权能够建立主要是靠世族支持，东晋主要靠王、谢家族的支持才得以坐稳半壁江山。

东晋是从中原南迁的政权。从洛阳迁都吴地建康（现在的南京），原来的世族因此有了区分：从中原迁到南方的叫作“侨姓”，著名的是王、谢、袁、萧几家；原来就居住在吴地的叫“吴姓”，朱、张、顾、陆几姓最著名。在北方，政权被胡人控制，留居中原没能南迁的世族不愿与胡人相混，故意在姓氏前面冠以郡名以区别于胡人，称为“郡姓”，以崔、卢、李、郑、韦、裴、柳、薛、杨、杜最著名；而新崛起的胡人中的大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首，称为“虏姓”。

兰亭修禊图《程氏墨苑》，（明）程大约辑刻，万历刻本

兰亭修禊集中体现了东晋士人的文化精神生活。该图反映兰亭修禊情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的兰亭修禊因王羲之《兰亭序》而知名，王羲之家族即东晋著名的王氏家族。

进入隋唐，虽然隋是杨姓得天下、唐是李姓得天下，但他们与长孙、宇文等原来都是位于西北的关中世族，而且都是亲戚。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处于政治势力最上层的世族，但经过武则天时代的打击渐趋没落，武氏代表中原世族的新兴力量。在官场上占据势力的还是文化家族，最著名的是（山东清河、河北博陵）崔氏、（甘肃陇西、赵郡）李氏、范阳（北京）卢氏、荥阳（河南）郑氏、太原（山西）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翻开唐代的史书，你可以发现诗人和宰相姓这五姓的特别多。其文化影响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唐代的传奇（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大多是姓这些姓的，比如崔护、卢生之类。

世族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势力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尚和观念，比如魏晋的清谈和人物品评，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它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婚姻上讲究门当户对的观念。

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正式开始实行进士科考试之后，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始了一个大的变化，从此以后科举出身被称为“正途”，是当官的主要途径。由于科举考试考的是“文化”（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文化，考试形式为写文章、作诗赋，当然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畴），而文化在公共教育盛行之前主要靠家学传承，所以唐代前期能够中进士的大部分还是原来的文化家族出身的人，这种情况在中唐以后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著名的“牛李党争”就有士族出身和庶族出身的读书人争夺话语权的味道。从中唐到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之前士族（贵族）文化占主导地位，之后士族受科举考试的冲击而衰落（从北宋开始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更不允许大家族的力量威胁政权，所以士族已经没有了生存、壮大的社会土壤），平民出身的文化人占据官场主要位置，他们的趣味也就成了官场的主流，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这样整个社会的士族气就慢慢消失了，平民气越来越重，这在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所体现。这时候，通过注重文化教育而使子弟在科举中获胜，几代人都由科举出身而入仕途最受社会羡慕和推崇，以文化使家族立于社会竞争中的不败之地也成为最佳的选择。因此，从两宋到明清，历代都有文化家族，范仲淹的后代形成的范氏家族是最著名的一个，由于范氏家风忠正，所以历代王朝更替并没有影响到该家族绵延不息的生命力。

明代范仲淹画像

从社会博弈的角度来看，“血缘—文化集团”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同样是以血缘为纽带，但以文化为竞争力比以武力为竞争力有诸多优点，因为以武力争天下风险很大，而且争得天下之后仍然很容易衰落，远不如文化能够持久、有生命力。一个社会，无论是谁得天下，治理天下还是得靠文化，所以“血缘—文化集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注重文化传承的生存智慧的体现。文化家族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创造的主体，因为文化创造一般都需要积淀，而在这一点上文化家族的优势十分突出。

3.“血缘—知识集团”

由于科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需要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能胜出，有一定的知识但“文化”层次不够的一部分人或科举考试的失败者转而另求谋生之道，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政府机构的办事人员——胥吏，他们也发展出独特的谋生技能——博弈策略。

从宋代开始，许多人发现了“官弱吏强”的现象，即权力实际上落到胥吏的手上，而不是在管理他们的官员手上。这就像“血缘—武力集团”得到了天下，实际权力却是“血缘—文化集团”的官员掌控一样，“血缘—知识”集团也用自己的生存技巧使“血缘—文化集团”手中的权力落入自己手中。

出于对中央权力稳固的需要，宋代开始对地方官员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比如任期制和回避制，以及加强监察力度、严格办事程序，等等。任期制要求一个官员不能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回避制则要求官员不得在自己家乡任职（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比较复杂，清代发展到极致，如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不能在同一部门或地方任职），其初衷都是避免形成势力，影响中央政令的畅通。这些措施使得一个官员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后常常还不十分熟悉政务就被调任别处，也因此产生必须依赖比他熟悉情况的衙门胥吏处理公事的情形。加强监察力度、严格办事程序，目的是为了规范官员的施政行为，但结果却造成了烦琐的文牍主义和复杂的法令律例。官员们不熟悉律例，[131]外行领导内行，没有精力对付烦琐的文牍，不得不依赖胥吏办事。这一切都给胥吏上下其手留下广阔的空间，所以不够精明强干的官员往往被胥吏们牵着鼻子走，权力也旁落到胥吏手上。

当然，权力旁落也有其他原因。比如说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这对实际行政没有任何帮助，八股文高手不意味着行政能力强。另外从观念上说，学文的人喜欢诗酒游宴，以为这才是风流儒雅，很少愿意在那些枯燥乏味的法令律例上下功夫，如宋人所说：“今之世有勤于吏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为害也，不可不审”（张四维辑《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可能是以写《游子吟》著名的唐代诗人孟郊，他在好不容易考中进士之后被分配到江苏溧阳（今江苏宜兴县西）当县尉，县尉管地方治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这不是一个让他喜欢的职位，也不是一个他能够胜任的职位。作为诗人，他更喜欢赏赏山水风景、作作诗，所以他不是安心地做这份工作，而是经常到郊外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看风景去了。他的上司——县长拿他没办法，便向上级汇报，让另外一个人代替孟郊干公安局局长的活，同时把孟郊应得的工资分一半给那位没有编制的代公安局局长——“假尉”（《新唐书》卷一七六）。

种种原因造成了官员权力实际为胥吏所操控。清初的顾炎武说：“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八）。晚清的胡林翼说：“（中央）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清稗类钞·胥役类》）。晚清名士李慈铭更愤激地说，胥吏是“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记）。

清代道光、咸丰时期的思想家冯桂芬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后世权势，尤莫贵乎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胥吏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实际权力很大。按照明清时代的法律规定，胥吏的社会地位甚至比一般的老百姓地位还要低。民国初的徐珂在编撰《清稗类钞》的时候，在分类排列时把胥役类排在娼妓类和奴婢类之间，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胥吏和娼妓、奴婢差不多。从朱元璋时代开始，胥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等于堵死了他们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途径。同时代的人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除了“奸胥蠹吏”之外没有任何好话。

这些人在官场系统上没地位，处于官场的底层，在知识分子的舆论中没有尊严。但是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却对他们敬畏有加，有很多人为了挤进这个队伍还得交钱——“顶首银”，从几两、几十两到几百、上千乃至数千两；而已经挤进这个队伍的人也不愿退出来，按照规定胥吏任期为五年，五年之后要离职当农民，但胥吏们想尽一切办法霸占原来的位置，父传子、兄传弟，形成奇特的“封建”现象。南宋学者叶适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水心别集》卷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说：“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明夷待访录》卷一）。

胥吏把衙门当成自己的“封建”领地，官员有任期，不能世袭，而胥吏即便自己退出衙门，还要想方设法让有血缘关系者占据其职位，比如父传子、兄传弟及传给亲友等，使当胥吏成为“世业”，形成了“世家”现象。比如，浙江布政司衙门（类似省政府）有一个“通供”的职位，“父以传子，兄以传弟，钱粮出入，尽归掌握”（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御史汪继燝奏折）。胥吏在衙门“子弟亲戚，转相承授”（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序），“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徐文弼《吏治悬镜》卷一），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作为衙门普通办事人员的胥吏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有一定的知识，熟悉衙门办事程序和相关法规例案，这成为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有力武器。掌握这种武器之后，他们不仅使官员手中的权力慢慢转移到自己手上，而且实现了个人致富的目标。在北京，他们比中下层京官要富得多，就像名士李慈铭愤慨不已的那样：“京朝官多贫至不能存，而吏人多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在地方上胥吏生活得也不错，1893年8月17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说：“今之为差者，无不饱食暖衣，一家温饱，而且乘肥策坚，姬妾盈前，锦绣在手，其享用有过于世家者。”文章中说的“差”，自然也包括胥吏在内。

胥吏们凭借一点知识在社会博弈中站稳脚跟，按照中国人重血缘的传统，他们自然要想方设法把职位传给有血缘关系的人，这就形成了“血缘—知识集团”。与之相似的还有相当于官员秘书的师爷，他们通过掌握的财务（钱粮）和司法（刑名）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官员服务，没有了他们官员几乎无法开展工作。明清时代的胥吏和师爷大多是绍兴人，没有血缘也有地缘，多少能够搭点关系，全国的衙门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很多案件的办理实际上被他们暗中操控。

4.“血缘—劳力集团”

中国历史上占人口90％的农民（及其前身奴隶、农奴），他们没有文化、知识和技能，只能通过劳力谋生，而他们的后代如果跳不过“龙门”，也就只能世代务农，所以他们可以称为“血缘—劳力集团”。“血缘—劳力集团”是弱势集团，在社会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博弈策略。他们和其他几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和妥协，是中国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

按照孟子的著名说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上述“血缘—武力集团”、“血缘—文化集团”、“血缘—知识集团”属于“劳心集团”，他们的特点是“食于人”，就是自己不参加劳动，吃（“食”）他人创造的东西，而他们所“食”的东西刚好来自“劳力集团”的辛勤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的博弈主体可以简单化为“劳心集团”和“劳力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弈，与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弈”相似。所谓“零和博弈”，就是博弈中双方是对立的，一方利益之所失，就是另一方利益之所得，因为双方的利益一正一负，相加结果（数学中的“和”）总是为零，所以称“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是对抗程度最高的博弈，因为双方的利益刚好是对立的。所以把“劳心集团”和“劳力集团”置换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称这种博弈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所谓“你死我活”也就是“对抗程度最高”的意思。但是，按照博弈论的思想，博弈双方其实并不一定“你死我活”，因为博弈双方都是得益者，只不过是在既定的条件——可供选择的策略之下的得益。博弈就像市场交易，如果只有一方得益，交易是无法完成的，交易的前提是互利。那么，“劳心集团”和“劳力集团”的博弈，也就未必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只不过是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不一样，所以在“交易利益”（trade benefit）的分割（分配）上占据不同的地位。什么是交易利益？在博弈论中把双方交易的“保留价格” （reservation price）——比如，销售方卖出物品的价格底线，和购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的最高线相减，两者的差就是交易利益，就像一瓶矿泉水，卖水的一方愿意卖的最低价格是1元钱，而买水的一方愿意买的最高价格是5元，那么双方的交易利益总共是4元，这4元由谁占有、双方各占多少（如何分割），要看博弈条件和双方的博弈策略。

在中国历史中，“劳心集团”或者拥有武力，或者拥有文化、知识，自然在博弈中更具优势，所以“劳力集团”吃亏是必然的，这是人类竞争的必然趋势。但是交易能够达成，说明“劳力集团”也是有交易利益的，否则交易无法达成，社会无法存继。交易之所以能够达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利益的数额有多大，二是双方采取怎样的策略得到自己满意的份额。而这，就是中国历史博弈的关键所在。解开这里面的奥秘，对于透彻了解中国历史极其关键。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中国历史的特点，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农业文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有它独特的规律。这些规律，便成为“劳心集团”、“劳力集团”两大集团博弈时选择策略的制约因素，也就是中国历史博弈的规则。它是一些经济规律，是中国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这些经济规律，已如前文所述，可称为“李悝模型”（详见本书“民变系数”一文）。

(二)博弈均衡：前帝国时代的历史演进

“李悝模型”中涉及的五条经济规律，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定情况，而中国历史便建立在这些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博弈都要受这些经济规律的制约，这些经济规律也就相当于博弈的规则，博弈主体只能在这些规则的限制下出牌，所选择的博弈策略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经济规律。如果说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的话，这些经济规律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中国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有一个长达2132年的帝国阶段。相应地，之前可以称为前帝国阶段，之后可以称为后帝国阶段。各个阶段的博弈情况略有不同，我们这里只分析前帝国阶段和帝国阶段的博弈。

在前帝国阶段，博弈的主体和相应的策略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推测博弈均衡是如何达到的，它又是如何逐渐演变到帝国阶段的。

1.在最早的时候，生产力还不发达，比如亩产只有1石（粟），在这种情况下，农夫家庭耕作百亩收获100石，等于刚好维持农夫家庭的生存和再生产，而没有剩余产品。这时候一个“血缘—武力集团”（比如原始部落）通过战争打败了对方，胜利者觉得留下敌人并不能让他们为自己创造财富，反而要担心他们复仇，这时候杀掉敌人并实施一次性劫掠是最佳策略。这是原始的野蛮时代。

2.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比如现在亩产达到1.1石（粟），除了维持农夫家庭的生存和再生产之外，还有10石的剩余产品，这时候到底是把敌人杀了还是强迫他们劳动就得好好考虑了。杀或者不杀，主要是看用于劳动监管及防止反抗报复的成本是多少：如果不超过10石，那么留下活口并强迫他们劳动有利可图；如果成本超过10石，那还是进行一次性掠夺并把他们杀掉比较划算。这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

3.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亩产达到1.2石（粟），劳动剩余产品达到20石，管理成本肯定是不需要20石的，这时候留下活口并强迫他们劳动肯定比一次性掠夺更能保证自己的长期利益，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战俘成了奴隶，人类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这是最初的文明社会。

4.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主们又慢慢地发现了一个规律：强迫奴隶劳动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做法。由于奴隶只能得到基本的口粮，收获再多也不属于他们，所以他们没有生产积极性，经常在劳动过程中偷懒、磨洋工，而这又使生产处于李悝所说的“不勤”状态，导致亩产量停留在1.2石的水平而难以提高。奴隶的行为使奴隶主的监管成本提高，奴隶还会逃亡和反抗，使得管理成本超过10石，奴隶主自己的纯收益还不到10石。于是，为了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奴隶主们改变管理思路，把土地承包给奴隶们耕种，奴隶在向奴隶主提供一定量的收获之后，其他的归奴隶自己支配。这个时候，奴隶的身份变为农奴，中国进入了西周时期，土地制度是井田制。

所谓井田，就是把土地划分为九块，像“井”字一样。一份井田是900亩（一亩指百步的长、宽），每户农奴家庭耕种100亩，八户农奴家庭耕种800亩，土地收获归自己，同时每户家庭耕种10亩公田，产出归公家，这样900亩土地用去了880亩，剩下的20亩作为农奴的宅基地。在这种情形之下，农奴用自己的劳动向奴隶主提供服务:如果从形式来看，它是劳役地租，这称为“助”（“助”就是“藉”，意为借助，指借助民力以耕公田）；如果从劳动的成果——土地上的收获来看，它是实物地租，这称为“贡”（“贡”就是进献物品）。“助”或“贡”如果按10/100来算，它就是“什一之税”，但实际上应该是80/900，也就是9％光景。井田制下的农奴，生产积极性比奴隶高得多，亩产可以达到1.5石，百亩总收获达到150石，奴隶主的收获（“助”或“贡”）按10％计算是15石，按9％计算是13.5石。这时候的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奴隶主的纯收入超过10石，这比纯粹的奴隶制生产会划算些。

5.但是井田制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奴隶主又发现了新问题，就是农奴在耕作公田时不卖力，公田里长满了杂草，所以实际收益没有保证，这就需要改革。改革的办法，不可能是退回老路，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别，把土地全部分给农奴耕种，然后让他们交纳额定的地租，于是按亩收税的制度产生了。首先改革的是鲁国。《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就是按照田亩收税。这个时候，农奴的身份起了变化，可以改称农民了，中国历史也就进入了新时期。改革的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亩产有可能在原来1.5石的基础上再提升0.3石，达到1.8石，百亩土地的总收获达到180石。改革的成功在于这个方案受到了农奴的欢迎，因为土地归自己之后勤劳耕作的产品归自己所有，纳税之后可供支配的剩余越来越多，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好了。奴隶主和农奴在这场变革中达到了双赢，历史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农民和国家的阶段，原来的奴隶主被淘汰掉了，官吏代表国家征税成了新形式，这就进入了帝国时代。

从上述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不同的博弈主体都争取到了自己的利益，实现了个人福利的增长，也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对社会竞争的胜利者来说，从一次性掠夺的有限性，到占有一户奴隶家庭10石的劳动剩余，再到13.5石、15石、18石，总体上来说是得到的越来越多。对于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来说，被杀戮不如做奴隶；奴隶得到的只是90石的基本口粮，虽免于“饥”而不免于“寒”，逃亡、反抗则有风险；农奴可以支配的是135石粮食，饥、寒问题基本上有了保障；而农民可以支配的达到162石粮食，吃饱穿暖之外，剩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商品经济也就慢慢发展起来了。至于社会竞争失败者的人身权利，自然也是慢慢增加的。到了帝国时代，至少在名义上是有国家的法律保障的——作为农民，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剥夺他的生命权利，杀人者必须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当然，除了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个人福利增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财富总量也增加了：从100石到110石，再到120石、150石、180石，这意味着社会也是赢家。财富总量的增加意味着社会也在进步，有更多的人可以脱离物质生产从事精神生产，战国时代的士阶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加，社会也就慢慢进化到文明时代。帝国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秦国能够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就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而且改革进行得比其他六国彻底，顺应了历史潮流，具有制度优势，他国的农奴逃到秦国当农民，秦国因此生产发展，国力增强，最终夺得天下一统的胜利果实。所谓制度优势，实际上就是顺应人性，通过给农奴放权让利，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增进社会的财富总额，使整个社会都获利。

(三)“亚财政”：导致博弈失衡的重要变量

从秦国一统天下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2132年的帝国阶段。帝国阶段的博弈比前帝国阶段的博弈要复杂一些，因为这时候“劳心集团”内部出现了多个主体——除了“血缘—武力集团”，还有“血缘—文化集团”和“血缘—知识集团”，这些博弈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博弈策略，使得帝国阶段的博弈比前帝国阶段的博弈要复杂一些——当然也可以说是精彩一些。

如前所述，帝国阶段的博弈均衡应该是这样的：国家把大约100亩（汉制）的土地分给一个农户家庭耕种，通过委派代理人——各级官吏向农民征收赋税，用这些赋税中的一部分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修建城墙、组建军队以防御外族进攻，打击强盗劫掠、提供公正的司法裁判以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等等；同时，国家向农民征收赋税的税率不能太高，一般在10％以下，农民承认这个税率的合理性，在这个限度之内纳税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博弈均衡建立在“劳力集团”和“劳心集团”两大集团对交易利益的分割都是相对满意的，“劳力集团”出让自己10％或以下的劳动收获，以换取“劳心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秩序或公共产品。如果超过10％，“劳力集团”就未必满意，其中有些人可能会采取其他的博弈策略，比如上访、反抗等。一般来说，除了特别暴虐的君主，比如秦始皇之类，他们会苛政虐民，这样做只能速取灭亡，其他的君主吸取教训，都自觉地把农业税率限定在10％以内。中国从汉代开始，国家正式的农业税率很少有超过10％的。明清时代，除了极少数的地方（比如苏州府、松江府等）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而税率超过这个标准之外（详见后文），一般都只有3％到5％，有的地方（比如四川的一些地方）甚至连1％都不到。商业税率，明清时代一般是“三十而取一”，高的也不过是“值百抽五”。[132]

对于“劳力集团”来说，没有别的博弈策略可以获取比之更好的结果，因此这是最优策略，对于“劳心集团”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实现了博弈均衡。但是，这样的博弈均衡，很容易被打破，问题主要出在这个10％的税率标准是很难坚持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可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土地的亩产量是有限的，那么土地上的收获总量也就是有限的，这样10％的税率所得到的国家财政收入也就是有限的。这些财政收入在“劳心集团”内部分配，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总量有限，另一个是分配标准未必是让内部成员都感到满意的。这两个问题，导致了博弈均衡难以维持，而很容易陷入失衡状态。

先说财政收入总量有限导致的问题。财政收入总量有限，而财政支出却可能超过这个总量，这就产生财政赤字。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原则一般是“量入为出”，就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花的钱一定不能超过得到的税收，国库空虚、财政赤字都是会引起恐慌的。出现赤字之后，势必要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就有可能突破那个税率10％的博弈均衡点，这是儒家思想所极力反对的。但是导致财政紧张甚至赤字的原因有时却是难以人为控制的。这首先表现在吃财政饭的人的自然膨胀。吃财政饭的是“劳心集团”，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血缘—武力集团”、“血缘—文化集团”和“血缘—知识集团”。

“血缘—武力集团”包括皇室和军队。王朝建立之初，皇室人员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成员迅速膨胀。比如，明代在建国之初的洪武年间，宗室人口只有58人；到了中期的万历年间，可能已经超过20万；到了明末，达到30万人左右。[133]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如果每人每年平均花掉100两银子，20万人就需要2 000万两，全国财政收入都给他们花还差不多。实际支取在嘉靖时期达到853万石米（见《明史》卷一百十六），超过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规定，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8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4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是京城漕粮的两倍多。按明朝建国之初的规定，藩王每年的薪俸是一万石，后来只好缩减。万历年间，陕西的韩王本人每年领禄米3 000石，但是子弟自郡王以下享受待遇的有1 566人，每年需要禄米581 454石（《万历会计录》卷三十二）。皇族宗室人口过多，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也成为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嘉靖时期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水患、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一）。

防辽图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李辅撰《全辽志·明代辽东总图》

为了抵御蒙古、女真进犯而沿长城布置的密密麻麻的军事堡垒，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

军队方面，军费是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军费分为常规性军费和非常规军费两类。常规性军费即养兵费。清代养大约80万常规军（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如果平均一个士兵每月支取2两银子的军饷，一年就得24两，80万人每年就是将近2 000万两。实际情况如何呢？这里有一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财政支出的军费支出项目和数额，具体如下：

京城兵饷 | 6 033 045两
盛京等地官兵俸饷 | 1 500 000两
各省满汉兵饷银 | 17 037 100两
武职养廉银 | 800 000两
八旗添设养育兵银 | 422 000两
满汉兵赏恤银 | 300 000两
恩赏旗兵钱粮银 | 380 000两
合计 | 26 472 145两

清代的军队，八旗兵的待遇比绿营兵高，其中京师八旗10余万人，每年所需的饷银就需要600余万两，各省军队饷银则超过1　700万两（如果算上盛京等地则超过1　850万两），年度军费总额更是高达2 600多万两，而当年的田赋收入是约2 992万两银子、832万石粮，军费支出占到农业税总额的大约70％。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4 554万两（除了农业税，另有盐税、关税等税银1 000余万两）的一半。

非常规军费，即临时性的战争经费，当时称为“军需”。清前期的“军需”支出非常庞大。从顺治时期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军需”支出高达6.7亿两，[134]平均每年350多万两，相当于每年财政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光景。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镇压白莲教耗银即超过1亿两（有的研究甚至认为高达1.5亿两），不仅户部所存的7 000万两银子一耗而空，还留下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以致元气大伤，到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鸦片战争时期都没有恢复过来。晚清的军费更加可观，咸丰、同治年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等所花费估计达到8.5亿两银子，当然，这还不包括经手官员的侵冒贪污在内。[135]

皇室人口膨胀，军队扩充，都需要财政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采取什么策略呢？缩减皇室人员的法定福利是一个办法，明代也的确这么实行过，有些皇子皇孙过不上好日子历史上也是有的，但皇室毕竟是最强势的集团，他们自然也有应对的策略，方法之一是兼并土地。中国古代的土地租佃，通常是五五分成：地主拿到一半的农产品，同时负责交纳国家赋税；农民拿到一半的农产品，但生产成本（比如种子、肥料、耕牛等）得自己出。如果税率不超过10％，那么拥有土地就能享有土地收获的四成多，而且土地每年都有收入，相当稳定，所以兼并土地有很大的动力。由于皇室人员的土地有赋税、差役的优免特权，所以一方面是有地的农民不堪税负而自动献纳依附，一方面是皇室人员依靠势力巧取豪夺，强行兼并，两者的合力，致使中国历代土地兼并非常严重。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几十年之后土地已大部分集中到地主手里，自耕农比例降到一半或一半以下，有些地方甚至只有百分之一二十。这些土地不纳税或少纳税，这又导致纳税土地数量下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土地被强行兼并的农民，因无地可耕，只好逃亡，成为流民，这又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到了王朝中期就非得实行改革，出台限制土地兼并、平均赋税负担的政策不可了。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财政改革，比如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主持的改革，都有这种历史背景。

扩充军队需要军饷，军饷在原来的财政安排中没有支持，这时候只能“加赋”，把负担摊派到老百姓头上，比如明后期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但是“加赋”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通常被认为是亡国之兆，历代持儒家思想的人一般都不赞成，可是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他们又提不出更好的策略，所以最终还是要加。加赋破坏了原来的博弈均衡，的确是亡国的做法。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初八，清发布入关之后的第一道诏令。在诏令中，清政权对明朝之所以灭亡给出了解释，认为原因在于不行“善政”，不行“善政”的表现则是加派“三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所以不配再享有上苍的眷顾，清代替明王朝是顺应天意的。这份诏令的说法有一定的解释力，史家也大多同意明王朝的灭亡起因于加派“三饷”：万历后期后金（清）崛起于辽东，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为了筹措军费，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派辽饷；辽饷加重了农民负担，以致“盗贼”烽起；为了剿平“盗贼”，无奈再派剿饷；剿而不灭，为了筹措练兵费用，只好再派练饷；这样恶性循环，崇祯皇帝无力回天，李自成的军队打进了紫禁城，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清政府废除“三饷”诏书

实际上，这个逻辑有些地方需要辨析。“辽饷”又称“九厘银”，即使不考虑它是分几次加派这一因素，以“九厘”来看，它不过是每亩土地派银0.009两，这么点银子并不至于引起“盗贼”烽起的局面。即使在“三饷”同时征收的年份，每年达到2 100万两银子，按全国7亿亩土地分摊，一亩地被摊派到0.03两，假如一亩地的产量是1石米，1石米值1两银子，那么税率也不过提高3％，这似乎也不至于要让老百姓受不了，弄得要亡国，因为它加上原来国家法定的税率，大概也就是10％光景。那么为什么又可以说“三饷”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上述的税率只是国家法定的税率，而不是农民的真实负担（税负不均也是一个问题），真实负担要大大超过法定负担，实际上税负已接近极限，博弈均衡已被打破，而“三饷”的征收则是雪上加霜，使博弈均衡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失衡。

我们知道，王朝的社会秩序是官吏集团提供的，但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用于他们个人福利的份额相当小，甚至少得可怜。这说明，在“劳心集团”内部，各小集团中的福利分配是不公平的。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集团内部也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劳心集团”内部最强势的“血缘—武力集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在有限的国家财政收入中向自己倾斜：军费开支自然是无法节省的，因为该集团在博弈中靠的就是武力，不花钱就没人卖命；另外皇室耗费巨大，特别是皇帝本人，如果有一些特殊嗜好，那么财政收入就要被他花去一大部分。所以能够留下来给官吏集团的份额就很有限。明清时代的史实表明，一旦财政紧张，官吏的法定福利还会被打折扣。比如，明代衙门里的书吏是有伙食费（“工食银”）的，在清代从康熙时代起就基本没有了，因为当时为了筹措平定“三藩”的军费而把这部分钱裁扣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实际上，如果说王朝是个垄断公共产品的大公司的话，那么这个公司的老板是“血缘—武力集团”，他们聘用官吏为他们打工，官算是职业经理人，吏则只能算是临时工。老板怎么对打工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想克扣本来不高的薪水，打工仔也没有办法，医疗、保险、退休金之类社会福利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工资、福利都没有保证，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打工？这一点其实也容易解释，因为公司只有这么一家，打工仔为了生存只好接受老板的苛刻条件。但是打工仔也是要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的，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社会博弈的目的呢？实际上他们成功地运用了博弈策略，这个策略就是“亚财政”。

所谓“亚财政”，就是一套不那么正式的财政制度。既然老板没有给足够的福利，而公司的管理制度又有许多空子可钻，打工仔自然要趁机给自己捞点好处。从中国历史上看，工资、福利不够好只是“亚财政”制度产生的一个外在原因，就像在公司管理制度健全有效的情况下打工仔想给自己捞好处而不一定有机会一样。“亚财政”之所以存在从根本原因上看不是低薪制造成的，而主要是制度漏洞的问题。因为只要存在制度漏洞，不管给多高的工资打工仔还是要利用漏洞为自己捞好处的。

“亚财政”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在“两私”、“三公”共五个方面。“两私”指官吏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三公”指下级官吏要应付上级领导和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高层官员要向皇帝进献贡品、代皇帝筹措旅行费用等所谓“公费”。

家庭结构问题，是指依赖官吏工资吃饭的人太多。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血缘性，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依附性社会，一个人当了官，就成为家庭、家族的核心人员，其他人都希望依附他生活，由此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附生集团。这个附生集团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直系亲属，其次是妻妾的亲属，再次是旁系远亲，这些人在明清时代被称为“官亲”。还有就是为这个大家庭服务的人员，仆人、奴婢等，有一大帮人。直系亲属人数有限，但由于男人好色的本性和多子多福的社会观念，官员的家庭人数一般都是比较多的，一般十来个人总是有的，多的有好几十个，而仆人、奴婢则为数更多。清代曾下过限制仆人、奴婢人数的法令，规定县令一级的汉族官员的仆人、奴婢不得超过40人；满族官员可以增加一倍，至总督、巡抚一级的地方大员不得超过500名。从这个标准可以看出，一般官员有几十上百个家奴是很正常的。加上“官亲”，人数自然更多。由于存在妻妾众多、家口庞大、依附官员生活的人太多的“结构性问题”，官员的法定工资根本不可能够用，哪怕工资高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的程度，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消费结构问题，是指官员及其家庭的消费水平和老百姓不一样，他们生活标准高，有些更要讲排场，甚至花天酒地。清人丁柔克说到清代的一个巡抚，他有一点不舒服就要吃药，一服药要花二三百两银子，人参、桂附竟然用到数两（丁柔克《柳弧》卷一）。一点感冒之类的小毛病就要花几万块钱，不要说老百姓看不起，就算是他巡抚工资高，又能有多少法定工资可以支撑这类高消费？

清代的平民百姓之家，一家五口一年的生活花费也就是30两银子光景。清代县令的年薪在雍正时代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前是45两银子，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还有几百上千两银子，如果他们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和老百姓差不多，那么工资基本上是够用的，不能简单地说工资标准太低。问题在于官员的家庭既不同于老百姓的家庭，消费水平更不是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所以国家即使给他们发再高的工资也不够用。

我们可以算一笔细账：假定以50人作为官员家口、仆从的平均数，清代行政系统官员（文官，不包括武职）大约有27 000人，[136]这意味着国家财政实际上至少要养135万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准即便和老百姓一样，五个人一年花费30两银子，那么一年的总花费也要810万两银子。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绝不会和老百姓一样，按三倍算，一个人一年不过是花18两银子，但这样算下来就需要2430万两。而国家正式财政为此支付了多少呢？国家财政为此支付的不用说2 430万两，就是810万两也是远远不到的。清代在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前，官员的薪酬总额只有200多万两，养廉银制度实施之后，增加了大约400万两。但即便如此，与810万两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各衙门的书吏，编制内和编制外有三四十万人光景。衙役比书吏更多。两者加起来，估计有100万人。100万人意味着100万个家庭，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中给他们的伙食费（“工食银”）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假定每个书吏和衙役家庭每年花银子50两（这个标准不算高，只比老百姓家庭稍微好一点），那么100万个家庭就需要5 000万两银子。这笔花费国家正式财政不给安排，只能通过“亚财政”来解决。

在传统政治结构中，上级掌握着下级的命运，下级是不能不讨好上级的。而征税的任务是由基层官员负责的，他们的上级既不直接征税，也就没有向老百姓伸手的机会，这样基层官吏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钱如果不通过某种形式转送到他们的上级手上，上级就可以弹劾、罢免他的官职，这当然不是基层官员所希望得到的结局，所以他们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把弄来的钱转赠上级，形成各种名目的“礼”、“敬”，在传统节日或上级及其亲属的生辰喜庆等时节送上去。上级又送给他的上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按权力大小分割好处的格局。

上级需要小心对付，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同样有给你制造麻烦的权力，所以也要让他们分享好处。由于这些办事人员地位较低，用不着用“礼”、“敬”之类的尊敬字眼，所以这类费用就直接叫“费”，在中央各部就叫“部费”，给了“部费”什么事都好办，不给“部费”什么事都不好办。

有“两私”、“三公”的原因在，基层官员根本就不可能按国家正式财政制度办事，他们只能充当“亚财政”制度的先锋队，对老百姓痛下辣手，因为上级领导和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也有他们的家庭，正望眼欲穿地等着他们送“礼”、送“费”上门呢。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不仅要承担国家法定的纳税义务，还得为“亚财政”制度做贡献。

由于国家法定的税率不是很高，比如明清时代税率一般是5％光景（农业和商业基本都是如此），在这样的税率之下，假如官吏在征税时加一个百分点或两个百分点，那么老百姓还是能够承受的，但实际上“亚财政”制度造成的税外负担常常要大大地超过国家法定的纳税标准，这就让人无法忍受了。

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看看“亚财政”的规模及其对老百姓负担的影响。

顺治、康熙时代的官员陆世仪（1611—1672）曾经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漕兑揭》，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按照陆世仪的说法，国家规定的漕粮征收额是400万石，但实际上得到的漕粮还不到这个数，而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 400万石。

陆世仪的这个说法在多大的程度是可信的呢？从史料来看，它还是有较高的可信度的，因为有其他许多史料可供印证。比如，嘉庆时代的大学士刘权曾经议论说，漕粮运到北京一石米花掉了18两银子（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折南漕议》）。嘉庆时代的一石米不到2两银子，加上运费怎么算也不过是几两银子吧，而实际费用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8两。刘权的说法比陆世仪的说法更夸张，事实到底如何我们搞不清楚，这里姑且采用陆世仪的说法。

按照陆世仪所说，国家得到不足400万石的漕粮，老百姓却实际支付了1 400万石，这意味着，漕粮领域的“亚财政”规模达到1 000万石。从老百姓的负担角度来说，是税外负担比法定负担多出了2.5倍，实际负担是法定负担的3.5倍。假设国家的法定税率是5％，那么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就高达17.5％；如果法定税率是10％，那么实际负担将达到35％。5％到10％的税率是可以承受的，17.5％就难以忍受了，到了35％，不激烈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道光二年（1822年）江苏学政姚文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小民终岁勤动，纳赋之外，竟至不敷养赡，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论漕弊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劳力集团”辛辛苦苦，还是不能养家糊口，除了“与官吏（劳心集团）相抗”没有别的博弈策略可供选择。不过，追究导致反抗的原因，可以发现并不是国家的正式财政，而是官吏集团私下发展出来的“亚财政”。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体现了劳心、劳力集团博弈均衡的话，那么“亚财政”则是导致博弈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四)历史变局：博弈失衡的特殊因素

由于“亚财政”制度的存在，王朝末年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了，博弈均衡已经被打破，历史正在酝酿变局。王朝风雨飘摇，已经无力控制整个局势，它现在只是需要一个突破口，就像火山爆发需要一个突破口把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一样。这个突破口出现的时候，大规模社会动荡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个突破口——也就是变局的力量，从中国历史看有两点是应该被注意的：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外族入侵。

自然条件对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其中由气候条件引起的水旱灾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它常常成为诱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成为历史变局的特殊因素。

关于水旱灾害在历史变局中的作用，以明末农民起义最为典型。

明末农民起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活动在陕西。据明清时代的陕西地方志记载，从天启二年（1622年）到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八年大旱不雨，导致了严重的旱灾。旱灾不是农民起义的唯一原因，但至少是一个触发起义的重要因素。从史料来看，陕西在天启年间（1621—1627）先是连续发生小规模民变，到崇祯初年终于导致了大规模起义，这与旱灾造成的大批流民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一阶段的农民起义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进入最低谷，在明王朝军队的夹攻之下，高迎祥被捕杀，李自成也差点被明朝军队消灭，仅仅靠十八骑逃出重围，蛰伏于陕西商洛山中。而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三年，有人认为是近五百年中中国干旱最厉害的年份，此时河南发生大旱。李自成恰好在崇祯十三年从商洛山中出来进入河南活动，使起义进入第二阶段。有旱灾造成的大批流民作为兵员，李自成的军队迅猛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几十个人发展成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三四年后竟然占领了紫禁城，这一点不仅李自成原先没有料到，整个帝国也没有人能够料到。因此，如果就这一点来看，李自成的成功是老天爷帮了他的忙，确实是有“天意”。

尽管明末的农民起义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但大规模的旱灾导致大批流民的出现，而国家财政紧张无力赈济，则无疑是促成李自成军队迅猛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肯定，没有河南的大旱，李自成恐怕是很难成事的。因此，在分析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的时候，不能忽略水旱灾害等自然因素。

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从15世纪以来的近500年中，中国气候出现寒冷期和温暖期交替的现象，其中有两个温暖期（1550 —1600年，1720—1830年）和三个寒冷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所谓“冷”和“暖”，也就是平均气温相差零点几度的问题。但就是这零点几度的温差，却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降水，由此导致大面积的水旱灾害，影响农作物的收成，进而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非常有趣的现象是，社会在上述的温暖期内比较安定，而在寒冷期内则比较动荡。比如，明末清初的战争都发生在1620—1720年这个寒冷期内，而其后的一百来年相对安定，雍正、乾隆时期人称盛世，接下来的1840—1890年则又有太平天国起义这一被何柄棣先生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以及捻军等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动荡。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气候之间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内在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是个农业国，占人口90％的农民靠“天”吃饭，气候造成的大规模水旱灾害成为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诱因之一，进而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137]

除了水旱灾害等自然因素，诱发历史变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族入侵。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对中原政权和人民的生活曾经造成很大的影响。其表现，一是防御工事修筑费用和边防部队军费开支巨大，加重中原人民的负担，可能导致中原政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秦始皇修长城可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二是边防部队领袖可能由于手握重兵而坐大，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并可能和游牧民族力量联合，造成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因此产生社会动荡，这一点在唐代的“安史之乱”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三是游牧民族如果势力足够强大，可以侵入中原，直接在中原建立政权，那样原来的中原王朝就要灭亡，元帝国和清帝国的建立都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中原政权来说，第二种情况是要防止的，当然最坏的结果是第三种情况。为了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出现，中原政权惯用的政治策略是“分而治之”。所谓“分而治之”，就是尽量不要让游牧民族政权统一、联合起来，让他们各自为战，互相争斗，这样他们就不会形成对中原的强大压力，边关才会稳定。比如，明王朝对东北的女真族一直采取这种策略，具体说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通过联合或扶持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政权，让它去牵制其他的政权，以此来维持政治平衡。如果不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族，那么女真各部互相“争长仇杀”，就不会形成对明王朝的肘肋之患，“中国之安”大致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关键是看游牧民族当中是否出现像努尔哈赤那样的杰出人物，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中原政权的危机就来了。历史上各个时期都一样，辽、西夏、金、蒙元，都是因为出现了杰出人物统一内部凝集了力量而强盛起来，强盛之后就对中原政权的政治生态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上几个国力强盛的时期，都不是简单的因为自己强大，而是游牧民族因分裂而衰弱，没有对中原政权形成有力的威胁，敌弱从而显出我强。强弱是相对的，此中彼强我弱、彼弱我强的消长态势基本上取决于各自的“国力”消长，而“国力”则主要看是否统一和内部的矛盾冲突的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巨大，帝国的盛衰与之有关，崩溃和灭亡也经常与之有关。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影响有多大了。西周取代商纣，与周人由于受到游牧民族侵扰而内迁，从而与中原的商政权发生冲突有关。西周建立封建制，也与防御犬戎入侵有一定关系。周幽王是被犬戎杀掉的，周平王因为觉得在镐京（西安）不安全，把首都迁到东边的洛邑（洛阳），这才有东周。秦始皇如果不是因为建万里长城而引发人民反抗，秦帝国大概不会这么快就崩溃。而建长城，目的是防止匈奴入侵。到了西汉，刘邦曾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汉武帝时虽然赢得了对匈奴的战争，那是因为匈奴左贤王和右贤王为了争夺领导权发生矛盾而力量削弱。即便如此，伐匈奴的代价仍是高昂的，其后国势的减弱与此不无关系。东汉魏晋时中原政权的实力不够强大，最终“五胡乱华”，北方成为胡人的天下，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此后是隋唐，统治者都有胡人血统。到了唐玄宗时代，镇守北部边防的安禄山因手握重兵而得以坐大，联合突厥等发动了对此后两百年社会影响深远的叛乱。为了镇压“安史之乱”，地方武装势力大增，最终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进而演进到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

赵宋为了避免藩镇势力死灰复燃，集权的结果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北宋军队守边需要大量的军费，王安石的改革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兵没有强起来，抵挡不住辽的攻势，于是有靖康之耻。南宋退避杭州，直到蒙古铁骑兵临城下，游牧民族第一次统治了整个中国。几十年后，蒙古人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被逐回草原，但势力仍然强大，致使代之而兴的明王朝痛苦不堪，土木堡一役，英宗被虏，明在九边（九个边境重镇）屯驻重兵，军费开支可观，“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明神宗实录》卷六十七、卷二百六十二）。东南沿海还有倭寇，“南倭”、“北虏”，应付不暇。万历后期满洲开始崛起，为了与之作战，只好增派“辽饷”、“练饷”，民间负担因此加重，矛盾激化了，外患内忧，终于被拖垮而亡国。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满洲的拖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是成不了事的，明王朝不会这么容易崩溃。之后清兵入关，边疆地区被平定（乾隆皇帝自诩有“十大武功”），内忧暂时消除，但进入19世纪，新的外患（英法等西方势力）又起，北边有沙俄，南面、东面有西方来的新敌人和日本的侵扰，战争失败，割地是耻辱，赔款则要摊派到各省去（部分是出卖主权而借外债），老百姓负担增加了，矛盾也多了，革命党人乘机而起，最终把帝国推翻了。再之后，世界越来越小，“一战”、“二战”、“冷战”，博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形势更加复杂了，国家安危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息息相关。

厄鲁特蒙古生活图（清）明福绘《西域图册》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也是一个典型的“血缘—武力集团”）的存在，使得博弈因为有一个外在的参与者而更显复杂，历史也多了一些变数。对于这支博弈力量，中原地区各博弈集团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从总体上说，他们有一致对外的心理基础，因为他们认同华夏血统的高贵性，不想被茹毛饮血的“落后”民族统治。但是，中原地区各博弈集团内部利益并不一致：对于“劳力集团”来说，同是华夏血统的“血缘—武力集团”并不一定善待自己，所以谁统治自己能过上好日子并不一定；对于“劳心集团”内部的“血缘—文化集团”和“血缘—知识集团”来说，在哪个朝代当官当吏都是为老板——“血缘—武力集团”打工，哪个老板给的待遇好、发展机会更多空间更大还说不定，所以他们的心态也是复杂的；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入侵，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原地区的“血缘—武力集团”。如果中原地区的“血缘—武力集团”能够善待“劳力集团”，政治开明，能够给“血缘—文化集团”和“血缘—知识集团”以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那么内部的凝聚力会比较强，大家一致对外打败入侵的游牧民族势力的机会就比较大；相反，内部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就给游牧民族势力以很大的机会。所以这个历史弈局由于博弈主体太多，情况也就错综复杂。中原政权对游牧民族势力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游牧民族势力也会对中原地区各博弈集团实行“分而治之”的分化策略，这个策略谁运用得比较成功，谁就可能掌握主动权，在博弈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五)历史周期律：中国历史博弈的特殊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博弈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农业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就是博弈论中所说的交易利益的分割而展开的。在王朝前中期，由于“劳心集团”的规模还不是特别庞大，生活也还不是特别奢侈，所以对交易利益的侵夺还不是特别严重，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时候还有能力赈济，因此博弈处于均衡状态，社会暂时还是稳定的。到了王朝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劳心集团”对交易利益的侵夺特别严重，“劳力集团”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博弈均衡也就慢慢被打破，这时候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王朝也无力赈济了，有些人为了生存开始组织新的“血缘—武力集团”，加之这时候有外在的“血缘—武力集团”（游牧民族武装力量）的压力，社会就演进到靠武力争天下的动荡期。经过新一轮竞争，部分“血缘—武力集团”被淘汰，秩序重新建立，于是新王朝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博弈均衡期。如此一轮一轮循环，就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周期律”现象。所谓“周期律”，实际上就是博弈的均衡和失衡。

中国历史为什么走不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农业经济没有获得突破，仍然是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变化，博弈规则也没有改变。由于农业经济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是有限的，所以交易利益也是有限的，“劳心集团”之所得，就是“劳力集团”之所失，“劳心集团”所得过多，“劳力集团”就无法生存，所以这场“零和博弈”是很激烈的。

中国历史博弈的均衡，是建立在儒家主张的“仁政”、“善政”的基础之上的，轻徭薄赋就是最佳的均衡点。但是从历史来看，轻徭薄赋——也就是“劳心集团”在交易利益分割中能够自我克制，不贪婪苛虐，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所以儒家的主张不切实际，“仁政”、“善政”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儒家思想的根本缺陷，梁启超说的一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辟、透彻：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说到底，儒家讲的只是理应施行“仁政”、“善政”，但对不施行“仁政”、“善政”却束手无策。儒家将施行“仁政”、“善政”的希望寄托在仁慈爱民的圣君贤相身上，即完全靠个人道德，道德是不可靠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仁政”、“善政”。儒家的“仁政”、“善政”说，说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只能”，这是它的根本缺陷。而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也就在这里：始终没有发展出使统治者必须行“仁政”、“善政”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在哪里呢？方案就在要有办法限制“劳心集团”在交易利益分割时单方面说了算的局面，在交易利益分割时博弈各方要有对等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这个方案，中国人没有找到，西方人却找到了，名字叫“宪政民主”。

[131] 宋人说：“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临时检阅，多为吏辈所欺”（《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六）。

[132] 如明代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八十一）。清代的崇文门税关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次年，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依据《辛丑条约》对原有的崇文门商税则例进行修改，规定华商税率为值百抽五，洋商值百抽三。这种缺乏国民待遇精神的征税方法，自然遭到激烈反对，许多华商为了逃税向洋商套购享有优惠税率的“运照”（相当于报税单），所以实行了五年之后，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最后还是被迫统一为值百抽三，不过华商还要缴纳三分之一的“规费”和其他附加税。

[133] 见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页。

[134] 王俊杰、龚泽琪、傅凌主编：《中国历代军费研究》，海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135]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37页。

[136] 明代官员人数，弘治年间陈洪谟说正德以后文职20 400多人（《继世纪闻》卷五），嘉靖年间郑晓也说“文官二万四百”（《今言》卷二），明末朱国桢说共有24 683人（《涌幢小品》卷八）。清代行政系统官员数量有官员任职名单——《大清缙绅全书》（《爵秩全览》）可以统计，大致是27 000名。清承明制，两朝官员人数相差不大。中国历代官员人数，据朱国桢的说法，汉代是7 500余人，唐代是18 000余人，宋代是34 000余人。

[13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科学》1972年第2期。1620—1720年的这个寒冷期与“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时间相当。其寒冷的原因，物理学家认为，1645—1715年是“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与研究者从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出当时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阳光辐射减弱则大概与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关）。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

十三
“国家困境”
现代转型终须突破的制度障碍

《独立宣言》1823年摹本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到公元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中国历史经历了长达2132年的帝制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中，王朝不断更替，但无论是贵族篡位易主，还是农民起义推翻，新建立的王朝还是遵循原有的治理模式，皇权专制依旧，民众痛苦依旧，两千多年都没有探索到新的社会模式，实现质的改变。中国历史为何如此？现代转型如何实现？答案在于能否突破“国家困境”。

(一)“国家困境”：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国家的最大特点，是有公共权力。人类社会由社会人群构成，社会人群由个体组成。公共权力的必要性，对每个个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来自三个方面的安全威胁：第一，在一个社会人群内部，避免来自他人的威胁。按照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解，没有国家（公共权力）的时候，人类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战争状态”，即每个人都可能用暴力的方式伤害他人，致使每个人都处于“暴力死亡和恐惧的危险中”。[138]这种局面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必须有公共权力来处理纠纷，提供秩序，这个组织，就是政府。[139]第二，对于一个社会人群来说，还要避免来自其他人群的安全威胁。其他人群可以凭借有组织的暴力，对一个人群进行严重伤害乃至整体灭绝。这样，就需要有组织地应对其他人群的暴力威胁，这就需要有公共权力对此进行组织。第三，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灾害都会威胁整个社会人群的安全，因此必须整合整个社会人群的力量进行应对，这也需要有公共权力来组织。上述三个方面，就是国家产生的动力，第一个方面体现为国家内部的公共秩序，第二个方面体现为国防，第三个方面体现为社会救助。国家的这些功能，归为一句话，就是提供了公共服务（或称公共产品）。上述三个方面，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功能，比如提供基础教育、公共工程、经济管理、财富再分配，等等。越是进入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内容就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也越来越多，国家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

因此，国家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公共利益出发，有国家（公权力）远比没有好。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就是国家的建立。只要人类想过社会生活，就需要公共权力，也就需要国家，需要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但是，有了国家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国家提供公共秩序、国防安全，都需要借助暴力，这种组织化的暴力机构就是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然而，掌握国家机器的是个人，这些个人有自己的利益（作为社会集团则有集团利益），他们在运用国家机器的时候，并不一定会为了公共利益，而很可能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完全不考虑公共利益。国家暴力机器可以对外抵御外敌入侵，也可以对内镇压民众抗争。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悖论：为了公共利益，人们需要国家，但国家产生后，并不一定为了公共利益，甚至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个人自由需要国家权力保护，但国家权力也可能对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国家的建立本来是文明的产物，但国家暴力的行使也可能与文明背道而驰，甚至成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反文明，如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等）。人类社会的困境由此而生——既需要国家权力保护自己，又要避免国家权力对个人的伤害。这种困境，可称“国家困境”。

“国家困境”的表现，在历史上有很多典型例子。比如，为了争取独立，北美十三个州于1776年7月4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通过了《独立宣言》，宣言中称：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的确，从慎重考虑，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巧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140]

这个宣言明显地表现了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对于“国家困境”的深刻认识：为了保障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建立起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断、层出不穷”，“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致使殖民地人民忍受苦难。在这段话后面，《独立宣言》为了证明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如何伤天害理、巧取豪夺而列举了诸多“暴行”，比如“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等，殖民地人民为了“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必须推翻现政府。《独立宣言》的发表是为了争取北美殖民地人民和“公正的世界”（国际社会，主要是当时的欧洲各国）的支持，为美国独立的正当性提供舆论支持。《独立宣言》所列举的英国政府的“暴行”，事实上也没有比当时其他世界各国专制政府更加残暴，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是宪政国家，主要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对北美殖民地征税过高，引起殖民地人民的抗争，进而引发对抗和冲突。但即便如此，北美十三州人民认为英国政府是坏政府，他们有权利和义务组建新政府，来解决“国家困境”问题。

《独立宣言》认为可以通过组建新政府的方式解决“国家困境”问题，但是，这得面对两个难题：一是旧政府不愿放弃权力怎么办？理论上有两种选择：改革，或革命。但通常专制政权通过改革而放弃权力的概率很小，大部分情况下需要通过革命实现。革命是要诉诸暴力的，革命中的领导者一旦掌握暴力，在驱赶了旧政府后，由于其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威望和实际掌握的权力，往往会成为新政府的领导者，这就形成第二个难题：有什么机制能使新领导者不变成旧的领导者那样的专制者？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新组建的政府过不了多久又会变回旧政府那样，“国家困境”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只是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中国古代历史就不断重复这样的循环，一直无法摆脱。

要想解决“国家困境”，需要有新的思维，这就涉及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代表国家权力的君主，是专制、罪恶的化身，不驱逐君主就无法扼制专制，就无法摆脱专制之恶。这种认识没有区分君主和专制的差别。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有20多个国家保留君主、王室（流亡君主、王室不算在内），其中尤以欧洲为多，有英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等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也是经济、文化、科技发达的国家，而其国民对王室的存在也不反感，反而引以为荣。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君主早被驱逐，却仍有形形色色的无君主之名却有专制之实的政治强人存在，君主虽去而专制仍在，甚至强过传统君主在位之时的情况。历史实践说明，君主不能与专制简单地画等号，而要看君主手上有什么样的国家权力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权力。国家权力，经过西方思想家的归类和抽象，最根本的是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古代的帝王是集这三种权力于一身的，因此其为专制君主；而现在英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君主并没有这三种权力，因而不是专制君主，让其作为一个国家象征存在，并不妨碍民主的实现。这就是说，解决“国家困境”，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君主，而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要限制代表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领袖手中的权力，不能让一个人或一个小集团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都抓在手中。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是用权力制衡权力的办法，即让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构来掌握，让它们互相监督、制衡，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探索到的解决“国家困境”的最佳方案。美国的建国过程，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因而“国家困境”得到了解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也没有这样的历史实践，因此解决不了“国家困境”，跳不出“历史周期律”。

(二)财政税收：政治文明的一面镜子

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持。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收取和支用，就是国家财政。“国家困境”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在财政上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鲜明，人类解决“国家困境”的探索和实践，也往往以财政为切入口。

现代文明社会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中有三种权利最重要，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西方思想传统上，这三种权利被认为是人所应享有的三大自然权利。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此，对于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护，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生命要存在和维系，必须有食物、衣物等物质资源，以避免饥饿和寒冷。这些物质资源，表现为财产。可以说，财产权是生命权的物质基础，和生命权同样重要。自由，意指人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活动（当然这种活动不能妨害他人或集体的合法权益），通常表现为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和经济自由等，这三者与生命权、财产权是相通的，没有生命权就谈不上人身自由、精神自由，没有财产权也不可能有经济自由。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谈到，人们组成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尤其是保护财产：“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人们之所以同意让渡部分权利给国家和社会，“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及自由和财产的动机”。[141]

政府的运转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人们必须让渡部分财产权。“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当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种对财产权的让渡是有条件的，“这仍然需要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假如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须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因为，假如另一个人可以有权随意取走我的东西，那么我享有什么财产权呢？”[142]

在财产权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上述的“国家困境”难题，即为了更好地保护财产权，人们必须让渡部分财产权给国家，允许国家向人们征税作为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运转，但是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到限制，而可以依赖暴力向人们任意征税的话，个人的财产权就受到侵犯，实际上财产权已不复存在了。所以，“税收可以从个体或机构那里汲取超额的财富，从而压榨他们的生活，或扼杀他们独立行动的能力，并因此剥夺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税收支持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保护，生活和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因此，税收既可以支持权利和自由，也可以威胁权利和自由。”[143]这就是人们组织国家时必须面对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办法已在洛克上述的论断中，即征税“需要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直接民主，由“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即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由于直接民主在人群过大时不可能实现，故而代议制民主更为普遍。所谓代议制民主，就是产生代议机构——议会，这就是西方议会产生的逻辑。

英国的议会就是限制国王征税权的产物。按照1066年诺曼征服后实行的feudal制度，[144]国王与骑士之间有一种契约，即国王把土地封给骑士，骑士向国王宣誓效忠，每年为国王服兵役40天。由于40天的兵役制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后来国王便让骑士缴纳代役金——盾牌钱以代替服役。开始的时候盾牌钱大约是一个骑士每年1英镑。1英镑为240便士，相当于每天6便士。由于当时一般雇工的工资每天不过一二便士，所以以每天6便士雇人当兵及准备兵器等费用是够的。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军费需求的增长，这些钱变得越来越不够用了。1214年英格兰国王约翰（1199—1216年在位）要求把盾牌钱提高到2英镑，骑士们认为这违反了契约，因此联合起来反对约翰，结果是1215年6月15日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块牧草地上迫使约翰在一份包含63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未在《大宪章》上签字，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会写字，但肯定盖过王玺）。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文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甚至可以看作英国宪政乃至世界各国宪政的母体，也可以看作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大宪章》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是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征税（第28条），为了限制国王的征税权，发展出了议会；二是为了限制国王随意抓人并强迫他们交钱的行为，《大宪章》规定未经审判，不得随意逮捕、拘禁人（第39条）。这两条规定逐渐演变为财产权和人身权，成为英国走向文明社会的基石。

《大宪章》抄件（局部）

约翰签署《大宪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墨迹未干就拒不执行，其继任者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也渴望专制王权，不希望受《大宪章》的约束，因此多次与贵族发生冲突。1258年4月，亨利三世在伦敦大会议上下令臣民交纳占其财产价值1/3的货物税，引发贵族抗争，国王做出让步，随后成立了一个24人委员会，主要负责国王因战争而要求的财政支出问题，这些新的政治规定被称为“牛津条例”（Provision of Oxford）。亨利三世不愿接受“牛津条例”。1264年以勒塞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和国王之间发生了内战，最终贵族们在柳依斯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重申了“牛津条例”。1265年1月中旬至3月17日，西蒙挟持国王召开扩大的国会（Parliament，民国时期按发音译为“巴力门”），国王向国会宣誓遵守《大宪章》和“牛津条例”，这就是著名的“西蒙国会”，标志英国议会的诞生。此后，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模范国会，市民代表应邀参加，从此骑士和市民代表成为国会的基本组成部分。1297年国会迫使爱德华一世签署“宪章确认书”，重申《大宪章》并规定“非经国会授权，国王不得征收非封建课税”的规定，这意味着国王的征税权虽然还得以保留，但征税须经议会同意，等于确认了议会有批准征税的权力。这一权力在14世纪不断扩展，国会不仅在征税权（财政收入）上限制了国王，在财政支出上也取得了监督权，财政收支需在议会上出示和讨论。至15世纪，这些制度基本成为定制。到都铎王朝（1485—1603年），国王们接受通过议会行使统治的原则。[149]

英国议会的发展，是贵族、平民限制王权，特别是征税权的结果。《大宪章》缚住了英国国王的手脚，在其签署后的数百年间，英国的国王们一再试图抛开这套绳索，而英国的贵族和平民则奋起抗争，一次次迫使英王重申遵守《大宪章》的约定。据统计，在《大宪章》签署后的200年间，历代英王曾44次重申《大宪章》。可以说，英国宪政的发展，就是英王和贵族、平民围绕着是否遵守《大宪章》而展开的斗争史。

到1628年，英王查理一世自认王权神圣，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征税，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历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力的法律，强调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非经依法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和剥夺财产及受到其他损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人，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重申《大宪章》对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保护的规定。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但无意真正执行它，当议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便下令解散议会。议会的抗争引爆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权利请愿书》的内容得到了重申和确认。经过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到18世纪王权彻底被限制，不再对议会权力形成挑战，英国宪政趋于成熟。

从13世纪到18世纪，英国从中世纪转型到现代文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通过不断地重申《大宪章》的相关规定而得以成为英国人最看重并实际享有的个人权利，在此基础上议会的发展，形成对政府征税权力和收支预算的监督和控制，现代文明社会的根基得以逐步夯实。

与英国相似，世界各国在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对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保护。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45]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剥夺，私有财产只有在为公共利益且经合理补偿后方可征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七条为“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十七条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三)中国现代转型为何屡遭挫折

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崛起的西方世界的有力冲击，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转型。转型并不顺利，可说是艰难坎坷，屡遭挫折。转型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传统的负担太沉重，有重重阻力。最大的两个阻力，来自思想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

思想意识的障碍，首先体现为放不下“华夷”观念。近代以前，中国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在东亚最适合农业发展的广阔地带，在这一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代表东亚地区的最高水平，因此千百年来形成了天朝大国、万邦来朝的观念，儒家“华夷”思想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观念。按照“华夷”观念，华夏族群居于中原，文明层次最高，周边为蛮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文明层次远低于“华”、“夏”（中国）；历来只有“夷”向“华”、“夏”学习，以“华”为师，“用夏变夷”，而没有倒过来，“以夷为师”，“以夷变夏”的。这就是“华夷之辨”、“夷夏大防”。其理论依据出于《春秋》等儒家经典，历代儒生一直坚持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在近代西方文明传入之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近代，就成为妨碍中国人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精神障碍。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小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西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只是承认夷人之“技”有可学之处，而不承认西方其他方面胜于中国。实际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败于英法，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仍然只是承认“技”不如夷，而不承认其他。即便是心态较为开放的李鸿章，直到1864年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由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主要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造炮制船属于技术活，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不只是技术进步，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已经走到中国前面，中国需要学习及改变的也不只是科学技术，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民精神意识等各方面。但当时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改革派（洋务派），也放不下“华夷”观念，至于当时的保守派，如以被视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理学大师倭仁为首的一批人，更是认为学习西方，拜西人为师，是“变夏于夷”，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洋务派迫于形势，还主张向西方学习制船、造炮之类的军工技术；而保守派则完全固守儒家传统，认为这些“末技”都不用去学。这一观念障碍，直到清末宪政改革时仍然存在。而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涌进中国，受其影响，又形成新的思想阻力。

“五四”以来，国人看重民主（德先生）。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提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事实上，历史远非陈独秀判断的那么简单，“德先生”、“赛先生”也没有可以救治“一切的黑暗”的魔力。

按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的观点，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特征是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产生政策制定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权力归属问题，实现主权在民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须通过民众的选举。但选举只是体现政治参与。对于民主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竞争，即各种政治力量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竞争。

在历史上，有过参与程度低而竞争程度高，比起参与程度高而竞争程度低更符合民主要求的现象。比如英国，13世纪就出现了议会，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已经可以算是民主政体，但其政治参与程度有一个长久的发展过程。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仍只占居民总数的4%。1832年进行了议会改革，使全国选民人数大约增加了50%，但比例仍然太低。1884年的改革使选民人数又有增加，但仍有40%的成年男子和所有妇女未获得选举权。1918年的改革使80%的成年男子享有了选举权，妇女第一次得到选举权。1928年改革使所有成年人不论男女都享有了选举权。1948年实现了一人一票制。1970年，将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普选制最终确立。美国在1787年立宪后已可以算是民主政体，但选举权也有一个扩大的过程。美国妇女在1920年8月26日才获得选举权，而黑人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逐渐争取到选举权。

各国历史实践表明，民主实现得比较好的国家，通常是先有宪政，法治比较到位。要想民主运转良好，必须先实行宪政、进行法治建设。所以，1945年7月的延安窑洞对，认为“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那么简单。

思想意识的障碍，还表现在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始终没有弄清楚西方兴起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一直在黑暗中摸索。近代中国转型是在枪炮威胁之下，在国家屡受凌辱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因此追求国家强盛是第一目标，但对于国家怎样才能强盛，近代中国的精英绝大部分是看不清楚的，甚至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承认明摆着的事实。

近代西方强盛的原因，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其与罗伯斯·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该书总结近代西方世界兴起时有一个简洁有力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46]简单地说，西方世界的兴起是由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包括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金融体制、财税制度等，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制度。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四种基本权利。产权在英文中写为property rights，而property就是财产，因此产权在核心意义上就是财产权，即“产权是以人们认为合适的办法控制和处理财产的权利”。有效率的产权，必然建立在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的基础之上。

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市场经济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好的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认为，“财产权是对有价值资源进行排他性使用的权利”，“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创造了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激励”。

归结起来说，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共识是，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催生了产权保护制度，而产权保护制度对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强大激励，催生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促成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展并不简单等同于增长，增长可能只是量的增加，而发展还包括质的进展），经济发展使西方世界变得强大，拥有了对西方世界之外的世界的支配力量。

历史实践比理论推演更有说服力。“西方世界”本身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仅就西欧各国——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说，其历史命运就很不一样，而其国运兴衰用产权性质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17世纪欧洲各民族国家之所以有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其原因被认为在于每个国家已经发展了的产权的性质。已确立的产权类型，乃是每个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产物”。英国、荷兰是两个成功的国家，“已确立的产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法国、西班牙是两个不成功的国家，情况相反。[147]

在14世纪到18世纪，法国国王为了保障税收，向行会转让某项经济活动的垄断权（因为需要行会以交纳稳定的税金作为回报），行会则试图利用垄断保护地方市场免受外部竞争，其结果是垄断加强，而创新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了抑制，导致贸易受阻、生产性经济活动下降。而在英国，国王为了增加收入，需要通过鼓励对外贸易、增加经济活动总量来获取，或者通过出售某些特许状来获得钱财，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垄断降低，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增加，私人产权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两相对比，英国国王放弃垄断权来获得税收，保护了私人产权，增加了经济的自由度，使经济发展潜力慢慢释放出来；而法国正相反，法国国王通过加强垄断权来获取税收，破坏了私有产权，从而使经济自由度降低，经济发展潜力被束缚。对待私人产权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法国。

英国产权制度的确立，依赖于从《大宪章》开始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渐发展起来的宪政制度。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限制王权、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最终，“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150]

法国的历史命运与英国不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15世纪开始失去了对王权的约束，导致宪政发展受挫。法国在14世纪初也发展出了与英国议会相似的“三级会议”。但是，在1337年到1453年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法国国王要求“三级会议”允许其征收特别税（交易税、盐税等）。“三级会议”希望尽快取得对英战争的胜利，结束法国的社会动荡，所以同意了法国国王的要求。1439年，“三级会议”决定，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的批准而征收新税。但是随着紧急形势的过去，征税权却随着法国国王权力的扩张而被延续下来，脱离了“三级会议”的控制。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三级会议”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最后爆发了大革命，以暴力夺回这项权力。

社会是一个系统，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文化互相影响，只想利用科学技术为己服务而不想学习其他，从根本上说是做不到的。

现代转型的最大阻力，其实还不是思想意识，而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晚清的那些儒生，死抱着儒家“华夷”观念不放，除了思想认识之外，也有数十年苦读儒家经典，已经当了官或者即将获得当官机会的原因在内。如果改学西方，原来的辛苦基本白费，而从头学起，他们已经不具有竞争力了。改革不仅仅是思想变革，更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现有制度的受益者，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要让他们自我改革，放弃既得利益，那是很困难的。戊戌变法的失败，首先是因为触及官场利益再分配，如果光绪皇帝掌权，主导变法，则那些保守派的官位大多难保，这就触及既得利益了，所以刚毅等人要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以便保住官位及相关的利益。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与“皇族内阁”成员死守既得利益不放，最终导致社会对清廷的改革许诺完全丧失信任，进而转为支持革命有关。利益集团为了守住既得利益，也会在意识形态上严防死守，因为意识形态往往包装和掩盖了利益，实际上保护了既得利益。

现代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系统工程。转型的关键，是突破“国家困境”，使国家权力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今天的人类社会，如果缺乏必要的国家权力，社会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处理，正常的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提供，社会成员难以过上安宁、安定、幸福的社会生活，基本的人权也就难以保证。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不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其势必会滥用和扩张，基本的人权同样难以保证。”“同样，人民的代理人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人民主权原则下，人民无法直接行使主要的国家权力，而必须由自己选举的代理人代表自己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如果人民没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代理人，国家权力实际上无法运行；但另一方面，人民的代理人即使在选举时道德品质是优秀的，也无法保证其在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以后，面对由国家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时仍然能够通过自律保持优秀的道德品质。”“在国家权力和人民的代理人均成为‘双刃剑’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有效运行而又不至于滥用、如何使人民的代理人拥有必要的权力而又不至于扩张，成为国家出现以后摆在任何人类社会面前的巨大难题。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既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又不使其滥用和扩张，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力又不使其能够谋取私利，可以说，这是近代以后，人类寻找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148]

[138]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第94～95页。

[139] 政府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即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则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所有国家权力机构。中国古代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

[140] 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4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88、80页。

[142] 同上，第88页。

[143] ［美］霍夫曼、［美］诺伯格：《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1450—1789）》，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44] feudal通常译为“封建”，实际上欧洲的feudal制与中国古代“封王建藩”式的封建制有很大差别，所以严复早期按其发音译为“拂特”可能更好，不容易引起混淆。

[145] 对于这里“财产”为什么被置换为“追求幸福的权利”，学界有不同的见解。参见胡锦光、王锴：《财产权与生命权关系之嬗变》，《法学家》2004年第4期。

[146]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47] 见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8～169页。

[148] 胡锦光：《论宪政的基本要素》，《财经》杂志（十五年纪念），2013年10月14日出版，第24～25页。

[149] 本段英国议会发展描述主要参考了张世满：《封建时代英国议会的产生与发展》，《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50] 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2页。

附录
货币换算说明

本书中提到的银子等古代货币，由于其购买力因所处的历史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就难以给人以具体的印象。为此，需要做古今货币的转换。本书采用了按米价折算的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的米价最能体现银子等货币的购买力的真实水平。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研究表明，欧洲古代的物价，基本上是和小麦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吻合的。这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欧洲，小麦的价格最能体现物价的真实水平。研究者也发现，美国从1798年到1932年的一百多年间，小麦价格的变动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几乎完全相同。[149]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略有不同，最能体现物价变动趋势的不是小麦，而是大米。所以，米价在中国古代最能代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但是，以米价来对中国古代货币的购买力进行换算的时候，首先就遇到了一个计量单位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米，一般不是像现在一样以斤来计算的，而是以石、斛、斗、升、合等单位来计量的。1石＝2斛＝10斗，1斗＝10升，1升＝10合。通常官方收税，是用斛为量器。征税的胥吏为了多收，在量米时经常采用踢斛、淋尖的手法作弊，因为踢斛可使斛内之米更密实，同样的一斛米，重量会增加，淋尖就是本来应该按斛面高度（平）量米，却故意淋出一个高出斛面的尖来，增加了收米量，两者都是有违公平原则的作弊行为。

商鞅铜方升战国秦

清户部铁方升及铭文康熙五十四年造

古代的一石米等于现在的多少斤？在现在市面流行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作者在古代的石和现在的斤之间进行换算。通常是以每石120斤或160斤为基数，再以明清时代一斤等于现在的590克进行换算，这样就得出明清时代一石米为现在的142斤或188斤的结论。那么，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准确呢？

实际上，这两种算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计量米的石当作重量单位了。中国古代的“石”既可能是重量单位，也可能是容量单位。中国古代有“千钧一发”、“雷霆万钧”诸成语，千钧、万钧极言其重，一“钧”为30斤（古代的斤），千钧即为三万斤，万钧为三十万斤，以一根头发悬系千钧之重，其危急可想而知，而“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也是自不待言。作为重量单位的“石”，1石为4钧，1钧为30斤，所以1石=120斤，这没错。但是，作为米的计量单位，米1石=10斗=100升=1 000合，显然这是一个容量单位，而不是重量单位。因此，用重量单位直接换算一石米为多重是完全错误的。

量器升、斗的尺寸

《唐土名胜图会》，（日）冈田玉山等编绘，日本文化二年（1805年）刻印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用明清时代的长度单位计算石的容积，再计算该容积下的米重量是多少。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办法来计算，明清时代的一石米到底相当于现在多少斤重呢？我所见的比较可靠的标准，是吴慧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提到的，该书认为明清时代一升米的重量相当于现在的1.53—1.55市斤，一石米是现在的153—155市斤。我看到过一个支持这个标准的实际例子。晚清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一月初五这一天的日记里面写道：“旧太仓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得百三十斤。”按清制一斤为现在的590克计算，130斤为现在的153.4市斤，这刚好与吴慧先生的计算相符。所以，本书采用了吴慧先生的标准，在对明清时代货币进行换算时按当时一石米为现在153—155市斤的标准来算。

当然，对一石米应该是多少斤重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曾著文分析“石”的含义的变迁，认为清代官方所用的“石”（音shí），原指体积，清末至民国初渐指重量“担”（音dàn），并通过米的体积和重量关系估计18世纪每石约为140.6清斤。有人据此计算，米1石=1.4担=140清斤=168市斤。民国以后，“石”变为重量单位，1市石等于156斤。[150]

另外，我还看到1943年1月21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同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施行细则》第二十一条对一“市斗”小米的重量有个说明：“称‘市斗’者，即指公斗（万国度量衡制）一市斗的小米合旧秤（旧营造库秤制）十三斤半，合新秤（市秤，市秤一斤等于万国度量衡制二分之一公斤）十六斤（此数系约数，米之奸坏不等，亦容有差别，一般均以是为准）。” [151] 从这个说明可以看出，当时的一市斗为旧秤13斤半，合16市斤，与李慈铭所说接近，而一石为10市斗，故一石小米为160市斤。

北京2013年春夏超市普通大米一般是每斤3元光景。这样，假如明清的某个时期米价是一石值银子一两，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大约465元。当然，在进行换算时，米价要有具体的依据，这方面有许多材料，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米价的资料相当多。比如，在海瑞生活的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全国的米价大致是一石米需银0.7两，按这个标准来算，当时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664元钱。我们可以归结一个换算公式：历史上某一时期一两银子值现在的钱＝465元（现在购买155斤米所需要的钱）/米价（当时购买一石米所需要的银子数）。

[149] 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0页、722页。

[150] 参见卢锋、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

[151] 《中国经济年鉴·1947》，“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00册，下编，第三篇，第52页。

后记

本书初版于2008年，迄今已逾五载。此次再版，删除了一些内容，增加了几篇文章，在结构上做了调整，俾使全书的内容更为完备、内在逻辑更加明晰。但是，历史玄奥，个人思力有限，呈现给读者的仍然只是一个半成品，仍需不断完善。职是之故，很希望听到批评意见，读者有任何赐教之处，可发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箱是hongzhenk@sina.com，无论臧否，欢迎之至。

本书在初版写作、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诸多师长、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葛剑雄先生和邹东涛先生曾拨冗撰写短评，欧阳日辉博士、丁骋骋博士、李世文先生曾提出过恳切的建议，于九涛博士促成出版，再次深表谢忱！另外，还应该感谢吴思先生对历史的思考和写作给予我的启发！本次再版，有赖中信出版社王强先生大力支持，尤其感谢！特别感谢现居加拿大的旧日同窗叶盛和彭锦秀伉俪，在我客居京华的日子里，他们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

癸巳初冬

洪振快记于京华无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