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意义

图1：八十年代第一春，上海川沙县农民在乡村集市买黑白电视机，流露出好奇、喜悦的神情。

前几天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自己一般不怎么选择春节出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有在春节的宝贵七天里，我在街上徜徉时，才能感受几分残留的上海气息。其实，这种怀旧常常因为当事人记忆中对流逝岁月的不自觉美化而显得不那么可靠——直到我们看到谢伟民先生的黑白照片。是的，我们的确经历过那些。

海伦·凯勒有名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诗意地表达了她对未曾经历的美好的心系。假如我得到类似的机会，可以有三天的时间穿越、回溯，我会选择去哪里？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天我会留给八十年代的上海。谢伟民先生的黑白照片，就是我的指南。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被我漠视的一切，影音重现。我走进城市，成为年轻摄影师谢伟民镜头中捕捉的人物，然后又在二十多年后成为黑白照片的一部分，放在另一个王海的案头，让他震惊、不能自已。不说了，布鲁斯·威利斯的《十二猴子》看多了。

并非流逝的总是难忘，而是岁月的魔力总是善于把庸常的生活变为经典——在历经很久很久的沉淀之后，黑白照片如此，我们对于过往的记忆钩沉亦如此。

这是影像的意义，也是生活的意义。

图2：1982年农历新年前夕，购买新衣的顾客把市百一店童装柜台围得水泄不通。

图3：1987年正月初二，虹桥路上拎着奶油蛋糕走亲访友的市民。

图4：1987年正月初二，广元路擦皮鞋的小摊，生意特别好。

图5：1983年正月初三，市内电话局设计部的团员青年，在江西中路设立临时公用电话点，为大家服务。

图6：1987年元宵节前夕，华山路上，一个小女孩嚷着要妈妈买兔子灯。

【拍摄者说】

除夕年年过。1983年的农历除夕让我很难忘。

翻开1983年农历除夕我的日记片段：“今天，家中来了不少客人，无锡德甫大哥和志明外甥等不少亲戚来我家吃年夜饭，家中好热闹。六点多开吃，不到七点就差不多吃完，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播出。三个多星期前，新闻预告中央电视台将举办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的消息，全家一致决定购买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丰富新年的家庭文化生活。”我还记得，那天，全家老小和亲朋好友围坐在电视机前的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因为生存于文化沙漠中太久，突遇涌流出来的一股清泉，急于享受那沁人心脾的甘露。其间，朱明瑛的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恰好唱出了我当时的心情。当时，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快感，绝对有不亚于今天拥有一台宝马等高档房车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经历了太久的一无所有。以至于上海郊区川沙的农民朋友，当买到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时，流露出的是那种令人难忘的表情（见题头照）。

我还想到，那时的春节：拜年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话，于是马路边队伍排得最长的地方就是公用电话亭；还有街上擦皮鞋的摊位，生意永远是那样好；新年走亲访友，人人手中拎着一份标准程式的人造奶油蛋糕。还有……还有……

那时候，全上海都是我家的客厅

图1：1986年夏天，江西南路人民路口，乘风凉的人们。

那时候，全上海都是我家的客厅。

树上的知了依旧在嘶哑着嗓子哼唱，太阳却已下山。竹椅搬出来，躺椅搬出来，赤膊的隔壁头爷叔也出来了。半导体的天线拉出来，四国大战摆出来，扑克牌发起来，刚杀好的西瓜端出来。上海人从亭子间出来，从弄堂里出来，到外边去，到上街沿去，到晚风畅通无阻的地方去。

谢伟民先生摄于二十六年前的这组上海人纳凉的照片，虽不能说涵盖了那个年代上海人乘风凉时的种种情态，但依旧“断代”地为我们保留了那些令人感佩的人文瞬间。

照片上的那种安然自得，在今天非常罕见，依然能够在个别市中心未及改造的旧城区瞥见，但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这是一道再也无法复制重现的城市风景。

那时候，我们的住家很小，但“共同客厅”的外延很大；那时候，树上知了比现在要吵，街上的人比现在要少；那时候，我们都用上海话调笑、骂山门，或者窸窸窣窣议论刚走过的某个姑娘；那时候的夏天很难熬，但夜晚却不乏精彩；孩子们拖着人字拖玩陀螺或刮片弹珠，鞋底还沾着白日融化的刺鼻沥青，爷娘自顾自拍打蒲扇茄山河[1]，无须用警惕而犀利的眼神，跟随孩子奔跑……

没有了，都没有了。知了声没有了，躺椅上赤膊的头爷叔没有了，半导体里的电影录音剪辑没有了，玩弹珠的孩子没有了……我们家那个很大很大的“客厅”没有了。

感谢二十六年前的那个夏夜，摄影师谢伟民的食指。它的微动，让我们偶尔还能钩沉出，曾经属于我们所有人的那些渐行渐远的草根记忆。

图2：江西南路，有人在安静读报纳凉。

图3：江西南路，一边抱着囡囡纳凉，一边茄山河。

图4：江西南路人民路口，打盹小憩的人们。

图5：江西南路人民路口，悠哉的纳凉者。

【拍摄者说】

这组照片，均在1986年7月19日，摄于江西南路人民路口。

弄堂生活，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记忆，与街边的石库门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也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

我的好友，民俗学家仲富兰曾在他的《上海民俗》一书中，试图从民俗文化学视野下解释“乘风凉”“轧闹猛”之类的上海民俗习惯，他认为，“乘风凉”等弄堂生活，对于那时每个生活在弄堂的上海人来说，“有着独特的意味”，这些“陈旧乃至敞陋的里弄，是上海人真正的乐园。上海的弄堂生活之美，美在它具有浓烈的人情味。在这有其他现代居住方式难以形成的亲密邻里关系”，所以说“乘风凉”等习俗给邻里交往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正是这样一种生活空间，使得邻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带来强烈的地域感、安全感和家庭感。

当人们在怀念、感叹上海街头纳凉这一幕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期盼，一种全新居住方式的邻里关系的形成。

[1] 茄山河，沪语，指闲聊。

遗失的美好

图1：1984年2月7日下午，铜仁路一辆48路公交车突然抛锚，乘客和售票员下车一起合力推车。

几幅黑白照，不过是二十几年前的定格，却恍若隔世。

谢伟民先生本版照片拍摄的年代，我差不多上初中。五角场坐75路，不过几站就到黑山路同济中学。有次公交车在政立路上抛锚，也不见售票员动员，车上的男人纷纷下车助力，我也要下去，售票员朝我笑笑：“学生子就算了，坐好坐好。”

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有着一种沉静与慵懒。

当我们随着黑镜头的时光之梭重回那时，很自然地，一种“遗失的美好”油然而生。“遗失”倒也不完全因为人心不古，助人为快乐之本即便在最物欲的时代，也依旧会闪耀质朴的磷光。令我感佩万千的在于，时光翻过去快三十年，助人为乐在今日，经常会成为令人讶异的“新闻事件”并且以一种八卦传播的速度不胫而走。

助人为乐的核心是什么？帮助他人，提升自身崇高感。这两者不可偏废，难说孰前孰后。只有当助人为乐成为一种正向的共识，并且这种行为不会给施行者带来任何“意外”代价时，才会以一种良性循环的方式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任何时代，公众场合的助人为乐，其仪式感均不言而喻，但这种值得赞许的“拗造型”，也正是崇高感的主要来源。

最新的数据，上海目前常住人口接近两千四百万，仅外来人口就比本版照片反映的那个时代多出近一千万。城市的嬗变，在打破城市生活节奏的同时，也给日常的公德书写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图2：被称为铁路老阿姨的路金妹（左4），八十年代初退休后，坚持每天义务上班，为旅客服务。

图3：1986年7月，外滩街头，一批义务执勤退休纠察，被外地游客称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图4：1983年1月26日，大雪过后的鞍山四村，人们自觉走上街头，奋力铲雪。

图5：八十年代中期，南市区王家码头街道紫霞居委会的两位老人，每天出现在弄堂中，为街坊捡垃圾、做好事。

图6：1983年2月6日，“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在北站。

图7：1985年3月，上海章华毛纺织厂女工刘风珍（前中）突遇重病袭击，该厂几十位职工闻讯后，捋袖义务献血，感动了无数上海人。

【拍摄者说】

二十八年前的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1984年2月7日下午，我外出采访时，见铜仁路一辆48路公交车突然抛锚，乘客和售票员下车一起合力推车，我迅速拿起相机，抓取了这一瞬间（见主图）。

照片刊发不久，电视台和《新民晚报》组织了名为“遇公交车抛锚，你怎么办？”的大讨论，“助人为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讨论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两句话。

八十年代，那是个向上的年代，平常人、平凡事中尽现闪光点。

菜场·影子·契约

图1：1984年11月17日，南市区副食品公司曹家街菜场“三姑娘水产柜”的陶丽珍、郑青花、常玉妹三位营业员正在交流服务心得。当时，她们的事迹曾感动了无数的上海市民。

五六岁的时光，我几乎每天都随我奶奶去菜场买菜。那时家里都没有冰箱，买菜是每日的必修课。大约五点的样子，奶奶窸窸窣窣起床，蒙眬中我一个激灵醒过来。必须去，菜场有我迷恋的奇景。

国定路上的路灯散发着幽暗的光线，一老一少两下无言，朝政通路方向踽踽而行，奶奶包过小脚，走得很慢，我百无聊赖一路踢着小石砾。

菜场在政通路一条弄堂进去，立新小学的对面。走进菜场，光线依旧昏暗，人们低声交谈，营业员在砧板上乒乒乓乓挥舞着寒光四射的刀具，恍若一场恐怖的梦境。

每个摊位前边，稀稀拉拉排着队伍，在队伍的中间，排列着一长串稀奇古怪的物件——倒扣的箩筐、一团旧报纸、一段草绳、一只残破不堪的搪瓷碗，甚至是一小块竹板。这就是我所说的奇景，上海八十年代菜场里的“影子部队”。

在取号机被发明并付诸实际生活之前，上海人民已经用自己的智慧发明了“结绳记事”般的菜场排队模块。每个人来到菜场，第一件事情是寻找足以区别其他的标志性物件，在各个摊位前替自己排队。然后，你自可以笃悠悠安心采购，放心，你的“影子队员”会受到公平对待，队伍挪动时，活人会帮你朝前顺位。

这个模块被所有人严格恪守。那么些年里，我很少看见排队的物件被人丢弃，或者两个人为一团揉皱的报纸或者一只搪瓷破碗的归属发生争执。其实你打算冒认也不会得逞，排队的人群里，总有个把神奇无比的人，有着抓摄网页快照般的神秘能力，能够准确无误地检索出，半小时前，是谁谁谁在这里丢过一段打过死结的草绳，而不是那谁谁谁。

三十多年前，在五角场昏暗的室内菜场里，我游走在这堆稀奇古怪的物件之间，若有所思，拍案惊奇，第一次感受到契约的力量。犀利的契约无须勒石以记，它刻在我们的心里。

图2：1984年3月8日晨，巨鹿路菜场“新风摊”的卖肉姑娘微笑迎客。“不短斤缺两，贴心待客”，是“新风摊”的服务特色。

图3：1985年4月22日，黄浦区宁海东路菜场的营业员在卖菜之余，还办起了“春季时令菜肴烧法吃法介绍会”，当年，该菜场的配菜供应（盆装菜），曾风靡申城（图中站立者为该菜场营业员、市劳模楼光荣）。

图4：1984年3月8日，巨鹿路菜场“顾客评议台”前，一位顾客正在填写“服务意见表”，由于表述意见中肯、点评到位，意外获得了菜场方奖励给她的一只活鸡。

图5：八十年代，上海建立了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枢纽，地方批发市场为骨干，遍及城乡的产地批发市场为依托的批发市场网络。图为1990年开设在中山西路上的上海华亭副食品交易市场一景。

【拍摄者说】

今年的10月1日，家中来了客人，我被差遣到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如今的菜场，宽敞明亮，找不到八十年代上海大部分露天菜场的影子；品种繁多的菜摊前，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营业员在吆喝着顾客买菜，竖耳静听，怎么也闻不到昔日菜场营业员那熟悉的乡音。

翻开我八十年代拍摄的上海菜场照片，思绪又一次让我回到从前：清晨，顾客们去菜场摆篮头（排队）；凌晨三四点，近郊农民踩着发出吱吱嘎嘎声响的载重黄鱼拖车，大汗淋漓地送菜进城。那情景，每位老上海人都难以忘怀；其中，最难忘的那一幕幕，便是我曾经采访、拍摄过的那些菜场营业员。

菜场营业员，那时，作为菜场的灵魂人物，真的让我深感可爱又可敬。老实说，那阵子，我喜欢逛菜市场，那时的菜场营业员多为年轻女性，她们不矫揉造作，朴素的服装、不施脂粉的装扮，活脱脱一副邻家女孩的模样。买菜时，温馨、亲切的语言，让人想不买她的菜都难。男营业员们吆喝卖菜，则又是另外一种风情，他们懂女主顾的心思，帮家庭主妇选菜的时候，往往会把自己家庭做菜的经验与她们分享，侬家小孩子几岁啦？你先生最近发达啦，往往是他们和身边老顾客套近乎、拉关系的好机会。那时候的菜场每位男营业员手下，都有他们一批基本的女顾客，这情、这景，每天发生在你身边的菜市场、流逝在我们的生活中。

八十年代的菜场营业员是难忘的，八十年代的“菜篮子”工程也可圈可点。那年代，上海的菜场卖点啥？白菜、青菜、黄瓜、茄子、西红柿、毛豆等时令蔬菜，大都来自本地种植，市郊农民种蔬菜大都用的是猪榭[1]，他们很少用化肥、完全不施农药，全程的质量监督、卫生检疫体系，全市还建立了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枢纽，地方批发市场为骨干，遍及城乡的产地批发市场为依托的批发市场网络等为主要内容的“菜篮子”工程，使大多数的上海居民能吃上放心菜。

[1] 猪榭，猪圈里铺的稻草，是庄稼的好肥料。

卖大饼的姑娘

图1：1982年1月9日，杨浦区抚顺路街头，刚出校门没多久的四位待业女青年，自主创业，在自家门口摆摊，卖起了上海人喜欢吃的大饼、油条。

本文的题目，是三十年前上海一部热播电视剧的名字，由当时最为上海人熟悉喜爱的几名女演员主演，我记得有赵静、吴海燕，还有当时的当红少儿节目主持人燕子姐姐陈海燕。如今你上网搜视频，还能看到这部片子。片子的开头，一间典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街头小吃店，烫着波浪头身穿漂亮花衬衫的燕子姐姐笃悠悠在摆弄自己的指甲，身后顾客排成长龙……

那是个大饼油条摊都是上海人自己在做的年代。

那还是个相信漂亮姑娘即使去摊大饼炸油条也会有灿烂未来的纯真年代。

我查了下，电视剧是1981年出品的，本版题照摄于1982年的1月9日，四名待业女青年，我猜是受到了这部影视作品的鼓励，勇敢地在自家门口自主创业。照片中几位女孩神色坦然、开朗，几乎见不到惶然迷惑；当然，令她们无所适从的时代，彼时尚未显山露水。

记忆中，国家对毕业生实行包分配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等我1993年大学毕业时，已经属于“双向选择”。但无论是被动地接受指派还是主动出击，新鲜出炉的年轻人，时隔多年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都会感慨，与时代的洪流相比，我们都是一颗小沙粒，无论你的第一份工作是摊大饼还是进了“四大”。

本版三幅照片记录的时间跨度不过三十年，但让我唏嘘之处在于，上述场景如今已然灰飞烟灭，这让今天《申报》的读者，犹如翻阅文献般目击本版。就不指望你了，给你的爸爸妈妈爷叔阿姨看看吧，如今out的他们，曾有过不输于你们的青春。

话说反了，岂止不输于，从幸福感上，谁能说卖大饼的姑娘就不如LV店里山青水绿的seller？

图2：1981年11月17日，上海钢椅厂冲压车间的生产场景。那时，该车间生产一线的工人，大都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他们为自己能进入市属工矿企业工作而高兴。

图3：1984年5月3日，安徽黄山茶林场十队的上海籍知青，在田间采茶时的情景；十队的上海知青大都是七十年代末来到茶林场工作的。

【拍摄者说】

案头的三张照片，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1973年，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国家对我们的就业还算大包大揽，我是家中的长子，按照当时的毕业分配划档政策，我被分配去近郊农场（第一档：市属工矿企业；第二档：近郊农场，包括部分市属在江苏的农场如“海丰”和安徽的黄山茶林场；第三档：外地农场等；其他：身体有残疾、不服从分配的等，则在家待业）。中学毕业包分配的政策，记得一直延续到了八十年代初。

这三张照片，分别代表了当时每位学子人生中第一次的工作经历，有的人去了工厂上班，有的去农场种地，也有的选择了自己创业，尽管后来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给这个时代抹上了鲜明的印记，让我们记住那个时期，记住那个群体。

粮食的故事

图1：1987年6月，位于福建中路广东路口的黄浦区第六粮油商店的柜台前，营业员正在热情接待顾客，以做小生意闻名的该店，是当时上海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每笔生意的平均利润只有区区的几厘、几分铜钿。

作家刘恒早年有小说《狗日的粮食》，写尽旧时代人们对于粮食盘桓舍予的刻骨铭心。把时针朝前拨三十年。上海。人们对于粮食的情愫，远非今日之寻常、漠然。

本版照片所反映的人们购买粮食及粮食制品的场景，通常发生在那个年代上海各区属的核心商业地段。我要说的，则是谢伟民先生镜头之外的“粮食的故事”。

我幼时居住的五角场国定路550弄，在八十年代，是一个由五角场生产大队的农户与城镇居民混居的里弄。和其他地方的农村不同，550弄的农户们并不种粮食，他们拥有和居民一样的购粮证和粮票。通常的粮食采购，大家必须前往五角场镇上唯一的粮店，粮店距离里弄的距离，大约有四公里。也有例外——镇上的粮店送粮进里弄的时候。

具体的频率我记忆模糊，大致是一月一次。那个日子，几乎是里弄内孩子们狂欢的节日。现在回想一下，那种兴奋多少有点无厘头。粮店的设备前一天就运到了居委会常年闲置的一大间平房里，和镇上的一样，两只储米柜，一只存粳米，一只存籼米。每个柜子有一只方形斜斜向下的出米口，正对出米口的地上，放置一张方形木托盘——经常有顾客米袋口没收紧，造成米粒倾泻满地。

正式卖米的那天，通常是休息日，里弄里半大的孩子和成年闲人，早早就在临时粮店外排起长龙，大家吵吵嚷嚷互相追打调笑，队伍可以长达数十米，和今日排队抢购iPhone的场景有一拼。

卖的还是那点米，呒啥大花头，而且可以卖一天，但大家每次依旧很踊跃。很久之后我才有所感悟：除了轧闹猛的成分，里边其实还有一点对于粮食的原始尊重。仪式感里，平添了几分神圣。

记忆里，那个年代的人们，饭量极大，每次不到一个月，一袋米一家人就吃得精光。于是，去镇上买米的任务通常就落到了十一二岁的我的身上。没有自行车，没有公交车，十五斤的一袋米，我搭在肩膀上，一路走回。八十年代初，如今紧靠复旦新闻学院北墙的政通路上，小河潺潺，杨柳依依。

我记忆中的粳米价格，永远停留在每斤一角七分。

图2：1983年5月11日，上海南市区第六粮店的工作场景。买切面，要半斤，手一抓，分量基本正确；进货、出货盘点，算盘一打，从没兜不拢和错账；粮店里，赤豆、黄豆、大西米，样样卖。

图3：1983年5月11日，上海南市区第六粮店的工作场景。

图4：1980年12月26日晨，杨树浦路上一家粮店，卖切面的生意特别好。

图5：1981年12月三十日晨，排队领取粮票的人群在杨浦区鞍山二村票证发放点门前等开门。八十年代的上海，上海市民要凭票才能购买到粮油、副食品等商品。

【拍摄者说】

八十年代的上海城区，在我们每家每户的不远处，都有这样一家家我们所熟悉的粮店。

在我小时候的回忆里，我们凭购粮证和粮票购米，那时和爸爸一起去粮店买米，觉得是件好开心的事，带着自备的米袋，套在粮店储米柜的出口处，营业员一声：“准备好了吗？”然后，听到“哗”的一声，米从大漏斗中一倾而下的情景，曾给我很美妙的人生记忆；当时也常听父母讲，粮店的营业员们和蔼可亲，他们诚信经营、老少无欺。利润薄、分量实、服务好，是八十年代申城粮店的普遍特点。

1980年，我成了一名摄影记者以后，经常喜欢朝粮店跑，我镜头里记录下的这些画面，曾是那个时代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场景。

挑水的故事

对大多数没有真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而言，上海普通人的生活你永远无法想象。一个描写上海人做派的小品不行，一部哪怕烟火气已经非常足的电视剧也不行。从外滩这样的上海“样板间”里，无法窥见真实的沪上生活。

八十年代早期，对于杨浦、南市、闸北这样相对比较边缘化的棚户区或者里弄的居住者而言，喝水一直是一件每天都必须付出体力劳动的“真生活”。谢伟民先生的镜头，真实定格了这段已经翻篇的历史。

1981年，我十岁，开始给家里挑水。国定路550弄的居民们，唯一的水源位于里弄中间——水站，整个里弄的地标所在。开始取水之前，每家每户必须去居委会指定的一家人家买竹制的筹子，再拿筹子去水站打水，筹子上刻了字，具体我已经忘记。看水站的是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太太，我同学的太外婆，当时绝对已经超过八十岁。

老太太坐在竹椅上，穿一件蓝色的中式上衣，纽襻在侧面腋下的那种，一双小脚够不着地，吊在地面上晃悠。老太太鹰隼般的目光时刻在打水的小子们身上梭巡，不怒自威。何人何时在她脚下的铅桶丢了几根筹子，该打几桶水，老太太思路煞清。任何企图多贪多占的行为都会招来老太太的厉声呵斥。水站有木质的水桶，每根筹子可以一次拎两桶水。

因为水站的水桶自重太重，我拿自家的铝制水桶前去和看水站的老太太谈判。铝制水桶的容量比水站的标准水桶小。但到底小多少目测说不准。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每根筹子可以挑走三桶水。

换句话说，我每给老太太两根筹子，可以挑三次水。由于筹子的数量和挑水的次数不对等，常常还不在一天挑完，老太太也很头疼。最后基本沦为我随意给筹子，挑多少完全看我自觉。

挑水的动力除了换取邻居惊叹的虚荣之外，还和文学有关。里弄有个卷毛头青工，矮胖、俗气，有着与其外形极不相称的爱好——喜欢看文学杂志，《收获》《十月》之类。我文学少年的潜质当时已初显。问卷毛头借杂志，他很邪恶，提出我用挑水换杂志看，每挑四桶水换一本杂志。于是，我每天放学挑水不止，如愿以偿借到了卷毛头所有的文学杂志。

整件事情的代价是，我初三就蹿到了一米七六，然后之后的二十多年，再也没有拔高过一毫米。

【拍摄者说】

图为1981年11月26日晨，南市区（现黄浦区）王家码头街道紫霞路某弄的老伯老妈在弄堂口公共给水站等候取水时的情景。

那个年代，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弄堂口的公共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时，在本市的南市、闸北、杨浦、虹口等弄堂和棚户区域的公共给水站前，站满了排队用水的人们，有打水回家的，有在池边洗脸漱口、淘米洗菜的，一声声李家阿婆长、张家阿婆短的招呼声中，揭开了市民们一天生活的序幕。

不少地方的公共给水站由于用水人数众多，居民们想出了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人排队的方法。遇到天冷，水管子冻住了，还要用开水去浇龙头，有时管子被冻爆裂，没水了，坏了大家一天的心情。当时，还可看到给水站旁这样一个有趣场景，那时的公共给水站多用竹筹子作为取水筹码，水龙头上方一个小箱子，是放筹片用的，打一桶水，须先投入一个竹子做的筹片，大家都很自觉地扔到小箱子里，晚上各家轮流负责清点回收。

据载，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全市有给水站四千四百九十座，用水人口约一百八十万，平均五百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

消失的“雨点”

图1：1986年7月16日清晨，南市老城厢，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上海男人、女人在弄堂口倒洗马桶。

有一种“雨点”，无数次在微熹中粗粝地侵入我的童年梦境。它不似江南春雨般绵软而淅沥，而是一种近乎暴力的鼓点，密集而铿锵，单调重复、无穷回转。

这种“雨点”，和“锅盆瓢碗交响曲”一样，曾经是上海最草根的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最常见的音符。从听觉审美上，它不算“和谐”，从视觉上，亦有碍观瞻。但这就是必须得Hold住全国人民调戏的上海人的真实生活。在“上海制造”风光无限的几十年里，在光鲜背后的弄堂，它是一千多万普通上海人的“立体声”。

谢伟民先生的这幅照片，生动定格了距今二十六年前，清晨，南市老城厢一隅的“过去进行时”。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南方周末》那篇著名的新年贺词：“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头。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头，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紧握自己的心事。”虽然两个场景各自白描的时节不对，但文字的洗练与影像的力度却异曲同工。《南方周末》的贺词发表于1999年，距离本版照片拍摄的时间过去了十三年，距离此刻，同样过去了十三年。

二十六年过去，曾经最为我们熟悉的“雨点”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虽然间或还令人讶异地存在），我们扬弃了不堪、逼仄，似乎开始从容逸致，但同时，新的不堪与逼仄开始弥漫。这就是生活，没有令所有人满意的“现在进行时”，所谓好与不好，只是版本高低的区别。

新世纪的日历一页页撕去，这个“新”如今也陈旧起来。在新与旧的交替轮回中，黑白影像的记忆，比我们的大脑沟回更能钩沉出曾经属于我们的真实生活。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我的潜意识居然避开了那两个字，它的名字。作为应有的尊重，我打算用刘德华的一句歌词作别我童年的伙伴吧——“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上有个窟窿……”

【拍摄者说】

时光倒流回八十年代，那时的上海家庭，多数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居民如厕，多用马桶，当时统计，沪上家庭大约有八百万只马桶。每到清晨的四五点钟，在上海的弄堂里、尤其是南市老城厢，都会准时听有人在吆喝，“倒-马桶！”“马-桶-拎-出-来”，这抑扬顿挫的“男高音”或“女高音”有着无比的穿透力，且风雨无阻，格外准时，当时人们都戏称为“调好的闹钟”。

外婆那时住石库门，每天清晨，她总是伴着倒马桶的声音而起，因为她知道，错过了当天倒马桶的时机，那就意味着，那天的感觉是不好受的；有时，她吃不消时，第二天会叫我外公一早起来倒，外公当然不敢懈怠，只要是他负责此任务，他总是拎起马捅抢先第一、第二赶到弄堂口，因为他知道，错过了前面几个位置，就意味着马上到来的众多马桶和马桶车，会有一股强烈异味弥漫整条弄堂的上空，接下去，几十把马桶刷的捣鼓下发出的唰唰声，又是那么的不协调和刺耳。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上海，今天，我们虽已经告别这一生活场景，但是，倒马桶的生活记忆，却还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因为，这曾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上海，虽清苦，却又令人回味。

那些年，我们一起蹚过的大水

图1：1982年8月5日外滩大水，民警引着人们过马路。

整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差不多从我学龄前直至中学左右，“发大水”一直是令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抓痕。闭目冥思，那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夜半，我从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皎洁的月色斜斜地透过窗棂照到床前的水门汀地板上。然后，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我那双人字拖居然生了腿一般左右摇摆着朝门口滑过去……我一个激灵彻底醒来，高喊：“爷爷，发大水啦！”

那是在大杨浦的里弄里。发大水的日子通常长达数日。在本版谢伟民先生拍摄的那些上海主要道路的大水消退之前，里弄里边的水是不可能下去的，这是“大河涨水小河满”的逆理。那时节，白天，大人用抹布塞住门槛的渗水部位，再用搪瓷盆子朝外舀水，孩子们快乐地在水中嬉戏，个别幼童则像连环画《说岳全传》里那样，模仿小小岳飞坐在盆子里在水中随意漂游。入夜，如果大水仍未退去，大人会用陆砖[1]将床铺的四条腿垫高，然后，一家人与大水共眠。

谢伟民的黑白镜头，在本版锁定了八十年代的两地三刻：外滩，武康路，1982年，1986年，1987年。其中外滩的几张颇具人文史料价值。熟悉上海道路的，可以辨认一下，照片上的究竟是哪一段的外滩。

至于淮海中路武康路的武康大楼，旧称“诺曼底公寓”，因在“文革”中多人从楼上跳下而被称为“上海跳水池”。二十六年前的6月20日，一场大雨过后，武康大楼下，真的水漫金山。

图2：1982年8月5日外滩大水，民警随时准备着。

图3：大水后，公交车缓缓驶过外滩。

图4：1986年6月20日，一场大雨过后，淮海中路武康路水漫金山。

图5：1987年7月6日，上海下大雨，外滩也积了大水。

图6：1987年7月6日，上海下大雨，外滩交通些许堵塞。

【拍摄者说】

30年前的上海马路，曾经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

据上海气象台和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资料显示，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区地面平均已下沉逾1.5米，市中心地面高度多已处于平均高潮位以下，那时，市区排水主要以低潮自排为主，因此每逢天文大潮和暴雨过后，由于市区下水道的老旧造成排水不畅，许多地方都会大面积的积水。1982年8月2日到8月5日三天，正值天文大潮，上海连续几天下雨，龙华气象观察站实测雨量达200毫米，其中5日这天为91毫米，市区地面高程在3.8米以下的低洼地区普遍积水，仅黄浦区和长宁区就有3万多户民居受淹，那天的大雨，还造成市区部分公交车一度停驶，上海不少工厂进水停产。

本版的部分照片，正是摄于30年前的8月，令很多老上海人至今记忆犹新的那场“大水”。

[1] 上海人将造房子的红砖称为“陆砖”。

怀念“狼”

图1：1986年10月23日，卢湾区工业公司门市部刚到货的七十双耐克运动鞋，不到两小时就销售一空。

十八岁前，我没穿过皮质的运动鞋。“回力”是八十年代中学生最常见而草根的装备，鞋子穿久了，会在鞋面周边湮出浅黄的汗渍，每个周日我都会自己洗鞋，碰到汗渍无法彻底清除，周一到校后可以用白粉笔修饰一下，那是那个时候男孩子都拿手的PS。

1986年，我上高一，就是本版照片中“耐克”鞋在卢湾区工业公司门市部销售一空的那年，班上的男生开始流行穿皮质运动鞋，不过，基本没人达到“耐克”的档次。我的同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技校毕业进厂做了青工，他是班上的小富翁，他姐用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加上哥哥的积蓄，送了他一双“狼”牌运动鞋。全班男生垂涎欲滴又无计可施。

同桌带我去过销售“狼”牌运动鞋的门市部，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里边除了“狼”牌，还有“火炬”牌，价位差不多，记得正品四十多元，有点瑕疵的二十多到三十元不等。“朝圣”完毕，我依旧回家刷我的“回力”。不说“耐克”了，即便是“狼”抑或“火炬”，于我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我真正拥有一双自己的“狼”牌还要到三四年后。大一的冬天，我去城隍庙捣腾了一批贺年卡，流窜于上海各个高校，以女生寝室为主大肆倾销，仅仅一周就赚了四十元。没有片刻迟疑，我回到了心中的“圣地”——横浜桥的那个门市部，盘桓再三，买了双稍有瑕疵的“狼”牌，三十元出头。从此，我再也没有刷过“回力”。

一年之后的某个冬日，我的“耐克梦”“阿迪达斯梦”“迪爱多纳梦”无情地破碎在东体育会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食堂里，一个可恶的“黑猫警长”，没收了我的全部货品。我羞愤难当无地自容，交涉未果后从外国语学院的保卫科办公室夺门而出。

图2：1987年2月20日晨，北京西路石门路上蒙丽莎时装公司橱窗前，等开门的顾客。

图3：1985年4月16日，南京东路上的海鸥照相材料商店举行了“海鸥系列照相材料产品展销”活动。两天的展销期间，因顾客众多，可供的商品又少，店家采取了限购物品数量和购物人数，并请了警察来维持购物秩序的措施。

图4：1985年元旦，中百一店地下室洗衣机柜台，刚刚到货的一百五十台双鸥牌洗衣机不到一小时即告售罄。

图5：1980年1月23日，上海电视一厂门市部，顾客在凭票购买金星牌黑白电视机。

【拍摄者说】

整理旧照，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那年春节，父亲无锡老家的一亲属的孩子结婚，欲购一台沪产彩电。那时，彩色电视机属紧俏商品，须凭证购买。最后，用足了我全部的人脉关系，如愿购得一台十八英寸彩电，电视机运回无锡老家时，引来街坊邻居的一片羡慕声。

八十年代，物质尚不丰富，“物欲横流”这四字，与那年代绝对扯不上半点关系。买电视机排队，买漂亮时装排队，买自行车、缝纫机排队，甚至买菜、买副食品等也要排队，排队买东西，似乎是那个时期上海人的生活常态。那时的上海，物质并不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却让人知足而亲近。

今天，我把那些曾让大家十分熟悉却又被城市飞速发展的车轮无情碾碎的生活场景、把几乎已经沉入了许多人记忆深处的光影，再次呈现在你们面前，无非是想告诉读者，这是我们的城市曾发生过的温暖细节，这一切，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大家似乎不能就此淡忘；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收拾当下的心情，理理心头的思绪，让我们重新出发。

八十年代大玩家

图1：1986年6月21日，上海大世界屋顶剧场，看杂技演出的人们。当时，精神文化产品的匮乏，即使普通的一场文艺演出，也能够吸引成百上千的人。

一切都还在，一切都似乎有了升级版。

大世界还在，看杂技马戏的却去了《时空之旅》；走街串巷的“叫蝈蝈”小贩依旧有着我们童年熟悉的那种神情；节日的热带风暴还在“下饺子”；霹雳舞？现在流行的是鸟叔的“骑马舞”，张嘴就是“偶爸刚弄死他”……

任何时代的大玩家们，风尚如影随形，只不过，八十年代，绝大多数我们玩的，都是“真的”。

本版几张照片拍摄的年代，我正是一名消费能力极其有限的中学生，年龄正介于谢伟民先生那类“甜蜜蜜”的上班族与尚在玩弄堂游戏的小孩子之间，我当时玩什么？

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我爱看话剧，不过第一次看话剧是在电视上，看的是《戴手铐的旅客》；最大的爱好：在刚拿到的《每周广播电视报》上用圆珠笔把一周之内打算看的节目仔细画出；最大的开心：央视集中放过一大批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老电影；最奢侈的享受：初三时由老爸带去江湾游乐场，在当时亚洲最大的三环轨道大回环过山车上坐过两个来回，每次消费高达两元；游乐场旁边的江湾造波池也去过，丢过一条西短……

再就是听流行歌，看武侠书。买过一盘磁带，以为是“齐秦”的，唱得一模一样，结果某天发现是“齐泰”的；买过一本“古龙新作”，结果我同桌发现作者其实叫“古龙新”，然后我受到启发，严正指出他的“金庸”其实是“全庸”抑或“金唐”……

八十年代，上海的收音机里刚开始有流行音乐排行榜，这在全国也是领风气之先。1989年，我有同学考到清华上学，应寝室同学强烈要求，他妈每周给他邮寄从收音机里录下来的排行榜节目磁带……

八十年代的玩乐，有些想起来十分好笑。高一的某个周日下午，我在家睡觉，一个男同学过来敲我家门。“啥事体？”“走，跟我去白相。”“去哪里？”“参观新客站！刚开业，伊拉讲老灵额！”“神经病！”

图2：1986年8月，申城街头卖“叫蝈蝈”的小贩。听蝈蝈的叫声，曾是我们欢乐的童年之爱好。

图3：1985年9月1日，人山人海的高桥海滨浴场。

图4：“霹雳舞进军营”。1989年1月6日，驻沪部队某部军营，两位战士正在练霹雳舞。

图5：1987年8月3日，江阴路花鸟鱼市场内蟋蟀交易的热闹场面。

图6：1987年8月22日，一场精彩的拳击对抗赛在上海举行，看台上的拳击迷大开眼界、大呼过瘾。

【拍摄者说】

十月黄金周与家人郊游途中，女儿问我：八十年代，你们玩些啥？

八十年代玩些啥？这是一个需要想一会儿，才能答出的问题。

八十年代，还是孩提时代的那一群，他们的回答应该是：踢毽子、打弹子、跳橡皮筋、跳绳、滚铁环、过家家、老鹰捉小鸡、斗蟋蟀、捉迷藏之类的弄堂游戏。

八十年代的我曾这样玩：那年头，时值我谈情说爱的时光，为讨女朋友的喜欢，晚上下班约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看电影，那时，每当有新的译制片出来，总是抢先去排队买票；《青春万岁》，我们先后看了三遍；1986年上映的那一部《芙蓉镇》，当看到剧中一段长达三四分钟的男女主人公接吻的镜头，我承认，自己的心脏曾一度受不了；观到外国片剧情中，情侣们双双携手去海边度假旅游的画面，也只有羡慕的份；那时上海的电视荧屏，频道少，节目内容枯燥，一部二十五集的港剧《上海滩》在电视上播出，曾造成万人空巷，几十人围坐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屏气观看的场面。那时的夜晚，没有爵士吧、歌舞厅和网络可以消磨时光，我和女朋友二人依偎在襄阳公园的长凳上，听着耳机里播放的一遍又一遍邓丽君唱的《甜蜜蜜》，已感莫大的享受，兴致高时，去外滩情人墙走走，数数天上的星星，憧憬着我们的未来……

八十年代，我们的生活有些无奈；八十年代，我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精彩。

1987年的马赛克

图1：1987年6月23日上午，在公交401路上拍到的不雅一幕。此照当时在上海的媒体发表后，曾引发了公众“如何做文明乘客”的大讨论。（注：考虑到乘客的隐私权，对她的脸部做了马赛克处理）。

1987年的时候没有微博，否则老谢的这张照片会在网上掀起点波澜。当然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平媒在受众中的影响远非今日可望其项背。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这个城市的人们“保暖思文明”的开始，老谢抓拍过不少和市民文明举止有关的新闻照片，在纸媒发表之后引发过不少热烈的大讨论。

今天，“发表”一张照片的壁垒几乎为零。在微博上，更多的人随拍随发，鲜活而犀利。所不同的，今年我们看到某条地铁上的不文明举止，常被贴了地域的标签，而1987年的时候不会——只有在一个城市中感觉异常放松的时候，才会肆无忌惮不吝暴露出举止中值得商榷的一面，而往往这样做只有两个原因：此地是我家，想哪能哪能；“我们的人”在此地为数众多，心理上我不犯怵。1987年时，上述两个原因其实只是一个原因。

伴随着“马赛克”，是八十年代上海人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苦逼。没有任何地铁和城市高架道路，公交车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1985年，我初二那年，班长组织了一帮同学去中山公园玩，从虹口公园坐21路到中山公园，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而北京六十年代就修建了地铁。以至于我八十年代初在看一部谍战片《熊迹》里主人公和苏修特务在北京地铁站里英勇搏斗时，疑惑地问我老爸：这是啥地方？

直到老谢这张“401路上的马赛克”发表之后的第六年，上海才开始“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当年，上海有了第一条地铁一号线，试通车的那天，是5月28日。

那天其实只是南段的试通车，一号线的全线贯通还需时日。当年七月我大学毕业进入一家报纸，接到的第一个采访任务的主题是“夜间工作的人们”，我和一个早我一年进报社的女孩分到了建设中的一号线地下采访。我俩从今天淮海中路黄陂路中环广场（当年还是比乐中学）那里下到地下，盾构仍在隆隆工作，到处沾满了泥浆，我们像是被扔进一个硕大无朋的下水道里。女孩那天居然穿了中跟凉鞋，泥泞中站立不稳，一个趔趄眼看摔倒，惊呼声中她下意识抓住了我的牛仔衬衣。

一粒牛仔衬衣钮扣飞了出去，永远地留在了一号线的路基下边。

图2：1983年2月，时值上海大寒。公交49路车队的司售人员冒寒在汉口路站点设立乘客评议台，听取乘客的服务意见。

图3：1985年4月的申城街头，上海公交车辆上第一次出现车身广告。

图4：1989年2月6日，26路公交徐家汇终点站，等着上车的苦逼上海人。

图5：1989年2月6日，零陵路72路公交车站，车子“脱班”，一乘客面露焦急表情。

图6：1989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公交26路徐家汇终点站上车的乘客。

图7：1989年3月16日晨，公交19路车队的司售人员，正在做出车前的准备。

【拍摄者说】

到现在为止，脑海中还常常浮现出那年代，我们家坐公交车的一些难忘画面。

记得是1978年的夏天，随母亲去外婆家做客。出门后在长阳路上了一辆22路公交车，上车后，还是延续小时候的习惯动作，喜欢坐到车厢中央的“香蕉位”，听听车辆转弯时，车子发出的吱嘎声，那是一种曾伴我成长、在我听觉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声音。车开后不久，一个大转弯，由于没有把握好身体的重心，我从“香蕉位”上被甩了出去，头角还流了血。

许多年后，我们家还常常谈起此事，那是一场“痛”的回忆。在我父亲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公交车，特定的时间段显得特别拥挤。上班的早晨，他都要去大连路坐79路公交去杨树浦的单位上班，每次要提前半小时左右去车站，因那时上班高峰时，公交车少，车辆还常发生“吊尾”而脱班。那时，常常可看到这样的一幕：因坐车的乘客众多，最后的几位乘客，常常要靠车下的乘客帮忙推，才能上得去。

我母亲乘公交车的回忆似乎比我们来得轻松，七十年代末有段时间，因工作要三班倒，她上车那时段，车厢内都特别空。有一次晚上中班下班回家途中，因实在太困，竟然到终点站还没有醒，最后是一位好心的乘客叫醒熟睡中的她，因担心我母亲的安全，她还特意陪她坐了几站。后来她们还成为了好朋友，常有来往。

老谢的愧疚

图1：1986年11月21日下午四时光景，南塘浜路的打浦街道南塘托儿所，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在冬日懒洋洋的落日中，骑着改装后的人力三轮车，送一群放学娃娃回家。

人的境界是不同的，同样看到这张“小囡大篷车”的照片，于我是稀奇惊艳，在老谢那里勾起的则是“迟到的愧疚”——他的报道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万一孩子们在简陋的“校车”上遭遇车祸怎么办？

不存在假设了，至少在“校车”诞生后的五年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的确，用老谢的话说，工作中人的责任心往往比硬件重要。一个冒失鬼，你给他悍马开，他都会出事——让自己出事。

1986年的上海人，按说已经见过更大的世面了。然而，这样品质的“校车”居然还令不少幼儿园、托儿所纷纷仿效，这才是新闻背后令人心酸的地方。当一个地方的居民，他所理应享受的福祉与他的贡献完全不成正比时，类似“小囡大篷车”的怪咖就会应运而生。它是时代的忠实印记，也许它从未成为过主流，却是一个坚实的存在。二十七年过去了，即便“校车”从未在上海一般意义上的学校中普遍存在过，我们依然会为这样的“大篷车”发出纯上海式的惊叹：哦，册那。

“校车”上的孩子们，今天正是三十三四岁的年纪，你们的孩子也到了照片上你们乘坐“大篷车”的时候。但是当年你们惬意地将手臂搭在“大篷车”的挡板上，向外眺望的那个城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如果是你们，记忆许可的话，会把乘坐“大篷车”的故事，原原本本说给自己的孩子听。

至于说“愧疚”，当然应该有人为之愧疚，但不该是记录者老谢。

【拍摄者说】

时间：1986年11月21日下午四时光景；地点：上海一条名叫南塘浜路的马路，有家“打浦街道南塘托儿所”；画面内容：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在冬日懒洋洋的落日中，骑着改装后的人力三轮车，送一群放学娃娃回家。

翻开当时上海的报章，有家报纸在介绍我拍摄的这幅图片时，用了这样的词语：“为解入托幼儿家长们的后顾之忧，南塘托儿所‘小囡大篷车’闪亮登场”。一时，上海的不少托儿所、幼儿园纷纷仿效，将此种类型的“校车”移植到自己的园所。1990年11月时，我还续写了一则新闻稿，向读者介绍“南塘托儿所接送师傅责任心强，‘小囡大篷车’开出近五年来，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的有关情况。

看这张新闻照片，有心人可从中了解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八十年代上海大部分幼儿园、托儿所没有校车；第二，工作中，人的责任心是多么的重要；此外，图片或许还间接地告诉我们，那时上海的路况曾经不错。

今天，当我再次拿出这张照片，并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我以前的这张图片内容，我则觉得有份愧疚感，这是因为，当时万一小朋友坐这简陋“小囡大篷车”遭遇车祸怎么办？因为我的这张图片，无心为它做了广告，媒体无形之中也成为推手，现在的读者会问：媒体人的知识、道德和责任心到哪里去了？

八十年代的我曾经幼稚，八十年代的上海也经历过无奈。 

青春的证明

图1：1986年7月21日，黄陂北路上海美术馆门口，看完展览，接女朋友回家的一男子。

说来有点羞怯，虽然老谢比我大十几岁，但看完他写的拍摄心语，我恍然想起：八十年代，都是我们各自开始恋爱的岁月。奇妙的八十年代啊，在青春的跑道上，三代人同场切磋，要说不同，有人在正常比赛，比如当年的小谢；有人在偷跑，比如高中生的我；而剩下的一拨被严重耽搁过青春的老爷叔们则在补考。

混沌在二十多年后彰显——当年偷跑也没跑出啥名堂的我的同龄人，如今很多正在和老爷叔们的闺女正经谈恋爱。

之所以说八十年代奇妙，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解构后得以安心重建的岁月里，出生于1950～1970（须精确截止到七十年代初）的三拨人，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段里，领受了庶几无二的文化、情感滋养。上两拨大哥大姐，犹如归来的“急冻超人”，我们看一样的电影、一样的书，对近似的价值取向颔首认同。所以，一天在网上，申报《底片年代》的一名读者对我说：我生于五十年代，但我怎么感觉你和我是同一时代的人？

在八十年代的白纸上，我们随意涂鸦，各自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青春无须自证，那就是我们青春的证明。

图2：1988年8月3日，人民广场一对牵手并行的情侣。

图3：1987年7月12日晨，华山路370号静安面包房门前，排队买面包的年轻市民。

图4：1988年12月25日，买新年贺卡的青年男女，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贺年卡”销售专柜围得水泄不通。

【拍摄者说】

八十年代，我的青葱岁月。

那个年代，我在恋爱；我在浪漫。恋爱时，囊中羞涩；浪漫时，手足无措。

那时候，女朋友们善良、贤达，很少要这要那；丈母娘们通情达理，没那么多的指标下达。于是，我如愿追到了女友，房子还是她家的。外出约会，肚子饿了，常常是一碗馄饨打发。逢年过节，一张写满温馨、俏皮话的贺卡，将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不会忘记外滩的“情人墙”，襄阳公园进门右起的第五个木板凳，静安面包房她爱吃的法式长棍，大光明电影院我俩午夜的半价电影专场。

于是，有了我们那年南丹东路223弄10号之行（徐汇区民政局结婚登记处），

有了我们温情浪漫的那一刻。我会记住那时年轻人情感世界一帧帧的美妙画面，记住那令人难忘、美好的八十年代。

上海爷叔

图1：1985年1月7日清晨，寒冬。北京东路某弄堂。凛冽的寒风中，一位父亲用自制的“校车”，送孩子入托。

上海话里，“爷叔”有时是“爷叔”——泛指大叔，有时真的是“爷叔”，爸爸的亲兄弟，你的叔叔。

本版拍摄的三个八十年代的上海爷叔，和我的亲爷叔有着差不多的年纪，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留着差不多的短髭，有着属于八十年代的那种单纯而执着的神情，夜班回家会给我从工厂的图书馆带回订成一厚本的连环画，甚至约会的时候会带上我，和穿着乔其纱的姑娘一起去和平公园看老虎，去外滩的情人墙挤挤挨挨地呢喃。我小时候觉得爷叔最神奇的地方是上了公交车从来不掏钱买票，而是含混不清地朝售票员嘟囔一声“月票”。有一次我跟在后边高喊“月票”，引来全车大笑。

当然，月票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爷叔和我一起长大了。不知哪一天起，我不再央求他给我带连环画回来。爷叔梳起了时髦的背头，穿起了肥大的喇叭裤，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猫王的style。周末的午饭时间，他总是把收音机的频率调到“外国轻音乐”，听詹姆斯·拉斯特、保尔·莫利亚或者曼陀凡尼。爷叔成了里弄里半大小子的时尚启蒙教父。

后来，爷叔也成了奶爸。再后来，里弄没了。面目仿佛的火柴匣子般的工房平地起，爷叔住进了新房。我和爷叔分开了。

很多年过去，我也成了别人眼里的爷叔。我很少回到我爷叔现在住的地方，偶尔去过几次，早已从工厂买断工龄在家赋闲的爷叔变得寡言。我爸大我爷叔十五岁，我爷叔又大我十五岁。看着不语的爷叔，我觉得在面对一个沉默的兄弟。

我走在昔日弄堂的土地上，和其他的那些个面熟陌生的爷叔们擦肩而过。他们的青春和梦想，依稀留在了遥远的八十年代。

图2：1987年8月5日，盛夏。福州路上。一位“上海奶爸”去粮店买米归家途中，手抱熟睡的幼儿，在路旁小歇。那天，上海中心气象台的天气预报称：“今天，本市气温创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

图3：1981年11月23日，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这几位工程技术人员，为攻克这款新型小功率内燃机的技术难关，已连续三天顾不上回家。那时候，他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不到人民币八十元。

【拍摄者说】

这是一组关于上海男人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这些上海男人，一个为我们展现出顾家男人的本色；另则表现出男人心灵手巧的一面；第三个群体，则以他们出色忘我的工作，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民族复兴添砖加瓦。

在百度上搜索“上海男人”词条，共跳出三百多万条相关内容。有关上海男人的亚文化，频被当作谈资。人们在议论它的可谈性、可读性的同时，误读却也时常发生。

八十年代的上海男人，为各自的家庭和社会的幸福、稳定，任劳任怨，辛苦劳作；八十年代的上海男人，为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脱胎换骨，贡献出了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上海孃孃

图1：时间定格：1986年8月12日下午。拍摄地点：15路公共汽车徐家汇终点站。画面场景：公交15路公共汽车上一男乘客（右）逃票，一女售票员追下车，向他理论，男青年居然口出恶言，扬言打人，并用上海话嚷道：“戆边样子，侬吓起劲做啥，钞票又不到侬袋袋里。”女售票员自卫反击、据理力争：“侬不买票，还骂人，男人腔调呒。”当时，一旁的围观者纷纷指责逃票者的行为。

前一阵写过一篇《上海爷叔》说八十年代的上海男人，今天奉上同一时期的女篇。

“孃孃”是那时上海里弄里的小孩子对于年长自己一辈的年轻女性的统称，并非特指自家的女性长辈，隔壁邻舍的、路上邂逅的，在我们学会对男女统称“师傅”之前，就是这么一路“爷叔”“孃孃”叫过来的。

八十年代的上海孃孃在做什么？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几乎全部是她们。曾经不止一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生告诉过我，她们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高峰时节，自有一番号令千军的气魄，用特制的小器具在车票上麻利地打洞，车子快进站时，手中的三角红旗在车厢外侧敲得乒乓响。遇上逃票还要犯横的主儿，她们会像本版题头照那样，一个箭步上前，并且不怵爆粗。

那是个女人可以当男人使的年代，很少有一种职业会特意对女人高树壁垒。我见过乌黑亮丽的大辫子把工作帽塞得鼓鼓囊囊的女车工、把55路公交车开得如野马奔腾的女司机、造船厂里铁面人造型的女焊工……当然也见过市百一店柜台后边对你爱理不理的女店员、四新汤团店里把碗盏在我面前拍得山响的女服务员。

一块馒头搭一块糕——和上海孃孃们的彪悍相比，上海爷叔们的温良甚至是驯良，共同构筑出一幅专属于七十后的上海风情画。

图2：1987年10月26日，全国劳动模范、公交71路售票员郑亚琴在家与丈夫切磋养花技艺。工作中，亚琴出众一流；生活里，她挑起了烹饪、洗刷、孩子家教的大部分家务活。

图3：1984年10月7日，住徐汇区新乐居委会退休女教师，义务为辖区的孩子办起幼儿英语班。这位早年圣约翰毕业的高才生，把自己的余热贡献给了这群孩子。

【拍摄者说】

这是一组关于上海女人的故事。

百度上搜索“上海女人”词条，也会跳出三百多万条相关内容。八十年代的上海女人，虽然谈不上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她们以自己的言行，向大家表明，她们是最棒的。在男人面前，她们是女人；在孩子面前，她们是母亲；在长者面前，她们是女儿。温柔、可亲、孝顺；坚韧、执着、聪慧；好听的名词一大堆。

八十年代的这些上海女人，一个为我们展现出泼悍、据理力争和坚持原则的风范；另则表现出女强人能干、称职的家庭主妇女和她小鸟依人的一面；第三位可敬老人，则以她忘我的工作，为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尽了心、出了力。

开电驴的外国人

图1：1983年3月1日，上海工业大学教授黄孝善为巴基斯坦留学生扎米尔缝补衣服时的情景。学习上黄教授对留学生们认真负责，生活中黄老师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他们关爱备至，被留学生亲切地称为“教授妈妈”。

十字路口，黄灯闪烁。“嗖”一声，斜刺里杀出一匹电驴，驮着一名金发碧眼的痴肥老外直奔红灯而去。须臾间，已不见踪影。路口的协管员爷叔无奈地蹦出一句上海切口：“××，充军啊！”

这是上海中心城区如今经常可见的一景。在经过了对老外的好奇围观，也经过了老外对我们的好奇摸索之后，至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部分“国民待遇”已经开始施行。高帅富老外玩翻斗摩托，屌丝老外玩电动摩托，一样在大街上呼啸而过。不守规矩的，照样被我们骂“册那”。有时候，我不知道这算时代进步了，还是我们让人家和我们一样了。

是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闯红灯的外国人，随地吐痰的外国人，高声喧哗的外国人，朝着姑娘毫不掩饰粗俗淫笑的外国人，买起盗版碟片眼皮不眨的外国人，坐在黑暗料理的长条凳上胡吃海塞的外国人，上海话说得比普通话还溜的外国人，你的刀绝对斩不到他他不斩你就算不错了的外国人。有一次，我在回上海的班机上，甚至看到一个用中文发短信的老外，在飞行途中，我看《暮光之城》，他看《厚黑成功学》，中文盗版书。

在这个已经有超过两千三百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里，“二外（外国人，外地人）”已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准确地表达，上海人反而变得日益“小众”。不妨魔幻一下，或许到了2052年，已经八十多岁的我，颤巍巍走到街上，会被“二外”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兴奋得不能自已——“快看啊，一个上海老头子！”

在当晚的日记里，我会颤巍巍地写道：在中国，在上海，我得到了动物园猩猩般的待遇。

图2：1982年5月13日，外宾在曹阳新村参观时，引发路人的围观和好奇。

图3：1985年5月3日，六百多名上海青少年代表在国际海员俱乐部（现海鸥饭店），欢迎来上海访问的外国青年代表团。

图4：1984年9月25日，来沪访问的日本农民代表在上海县[1]农民家庭做客。好客的主人用大鱼大肉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图5：八十年代开始，上海部分大学院校开始有规模地招收外国留学生。图为1983年2月22日，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在同济大学阶梯教室听课。

图6：1988年11月6日，来沪参加第二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交流展览的外国知名摄影师与中国同行切磋交流。

【拍摄者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常见媒体报道外国人在国内游览时遭国人围观的报道，那时有一新闻，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当时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的一员来到重庆小镇涪陵教书时，这位来自异域的面孔走到哪儿都会被当地人围观，有好几次达千人之多，以至于他发出这样的声音：在中国，我得到了动物园猩猩般的待遇。

曾几何时，我们闭关锁国。有资料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七十年代末，来中国的外国人凤毛麟角；八十年代初开始，紧锁的大门刚刚开了一条缝，1980年全年，来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人数全年只有74万（2011年，外国人入境量为5412万人次）。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当年，我们看老外的眼神，曾是那样的迷恋和好奇，接待的热情也是好客有加。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小学颁布的《小学生守则》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要尾随、围观外国人。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迎接客人”，八十年代的上海，来了许多老外，在大学校园，我们看到中国老师像慈母般对待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子；好客的上海农村的家庭，见日本友人来访，端出了大鱼大肉招待他们；许多上海姑娘和小伙，情定异国恋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来到上海；自信的中国人民，也走了出去，到国外读书、旅游、打工和通婚。文化的交流、财富的流动、人种的融合，不正是显示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吗？

[1] 1992年，上海县与老闵行区合并，成立新闵行区。

雪在烧

图1：1983年1月23日早晨，一场大雪过后。住杨浦区鞍山新村的小朋友，在路边堆雪人。那时候的上海，冬天比现在冷，积雪比现在厚。

我开始回想距今天最近的上海的那场雪。大概在一个月前，黄昏时分。我从南京西路拐进茂名路，蓦地，一种奇妙的感觉袭击了我的鼻翼——像碰撞，也似撩拨，其实更类似一名久别老友的街角邂逅，你并非眼角瞥见，而是若有若无的那种熟悉的味道，让你们同时定格。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仰头张望。街上的很多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动作，神情讶异而惶惑。雪。上海下雪了。淅淅沥沥，纷纷扬扬，初而审慎委婉，继而稍稍恣肆，但绝无奔放。

果不其然，翌日，我从二十一楼朝下望去，仅见隐隐“霜迹”残留。她来了，又倏忽逃逸。我出生在新疆，经历过最雄性气质的豪雪。和新疆的大雪相比，上海的雪，即便有过豪迈，也是那种纯上海式的带着些许契约味道的爽气。

我记忆中，上海酣畅淋漓的大雪，全部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没有查过气象记录。我的记忆或许靠谱，或许仅仅是“八十年代追忆综合征”的发作。

那个时候，大雪的造访绝不会令人雀跃。和银装素裹带给人虚幻的圣洁感相比，务实的上海人总是不能忘记雪化时污秽横流的不堪。八十年代，我住的上海里弄偏安大杨浦一隅，内多为居民自建私房，并无公用建设之排污设施。遇到下暴雨积水，夸张到几岁的孩子可以坐在木制脚盆里在门前的水域划水打仗。积雪融化的几日里，很多人不得不借助套鞋进出，或用红砖一串一串搭成绵延数百米的长蛇阵，在上边跳将着行进。

至今我的左手中指上端依然有点畸形，那是随八十年代几场漫天大雪而来的冻疮给我的礼物。国定小学的教室极冷。窗外大雪飞扬，落在领操台上，操场上，落在秋天时我们四五年级男生从木材加工厂和体育老师一起车回来的巨型滑梯上。大雪让校园变小了。我想。忽然我觉得左手中指微微发烫，我屏住呼吸，甚至感觉指头里仿佛有一颗小心脏，正在我的注目下顽强跳动。我偷偷环视了一下周围，一些女生的双手，正拢在自带的棉袖筒中。而我的同桌，一个卷毛头男生的左手，已经变成一只正在腐烂的红萝卜。多年之后，我在汶川地震遇难孩子照片中一只从废墟里伸出的小手上，看到了我同桌左手的影子。

那年冬天，上海连续下过好几场大雪。第二年开春，我悲哀地看着自己的左手中指，心想：它大概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了。

至少最近十年，上海再无令我印象深刻的雪。上海真是个尴尬的地方啊，既没有北到坐享集中供暖的待遇，又不至于像南国的兄弟姐妹那样，不离开家乡，永远亲近不到真正的雪。上海是领教过雪韵的，但现在雪迹罕至，变成了一件奢侈品。人们常不自觉地翘首以盼，但雪偶尔峥嵘之后即掉头径自远去。这个悲哀，犹如见识过光明又被禁锢在黑暗中的那些人，他们内心的凄凉，大约比天然失明的更甚吧。

图2：1983年12月29日，在中山东一路14号大楼的顶层，看到飘着鹅毛大雪的外滩。

图3：1989年1月5日，外滩地区雨夹雪。

图4：1983年1月23日，在杨浦区的苏家屯路上，一位叫不上名的老伯，正在为清理路上积雪的老伴打伞。

【拍摄者说】

整理出八十年代上海曾经下大雪的几张照片，看到题头照的画面时，忍不住又想多说上几句。

1983年1月23日早晨，一夜的鹅毛大雪之后，把上海东北角的杨浦区鞍山新村大地染成雪白。那天，在我的相机镜头里，记录了这样的画面：洁白的世界映忖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快乐的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戏，叠罗汉、打雪仗、堆雪人，孩子们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快乐一刻（见题头照）。

此时，忽然想到我小时候熟读的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当年这篇几乎能熟背的文章中，因为羡慕作者儿时百草园里的那般快乐生活，我也想着法地去亲近大自然。星期天，与同学去共青森林公园玩，一待就是一天；有几次偷了母亲的钱，悄悄与同学相约去了金山海边，回来时还被父亲臭骂。那个年代，我们常常可在上海的小马路上、弄堂里，看到三三两两的小朋友在玩着打弹子、滚铁环、造房子、打陀螺、老鹰抓小鸡等儿童游戏；各区的少年宫活动中心，则有“航模”“剪纸”“编织”“谚语”等兴趣小组。

此刻，我想到了我的一个侄女，因为要应付中考，繁重的课堂作业、没完没了的课外补习，实在压得她喘不上气，心疼她的父母好几次想在星期天、节假日，牵着女儿的手，带她去海边走走，去商店和公园逛逛，都被她拒绝。以至于她父母给我打电话时说了这样的话：正当玩兴时的孩子不想玩，不会玩，我该怎么办？

国庆十点钟

图1：1989年9月30日晚，国庆之夜外滩的观灯人潮。

小时候看过一部惊悚片，名字叫《国庆十点钟》，说的是一帮特务企图在国庆当晚十点钟制造一起爆炸案，最终被我智勇双全的公安战士擒获的惊险故事。自从那时起，每当我在国庆之夜如潮的观灯人群中随浪前行时，总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异常惊悚的联想。当然，从来都平安无事。

按照年纪，我作为一名热衷国庆观灯的拥趸的岁月，也正在谢伟民先生本版黑白照片定格的八十年代。一名生活在闹市边缘的五角场小镇的少年，也只有在国庆的特别时刻，才会获得父母恩准，邀三五同学，在这天晚上到外滩去，到人民广场去，到塞满无数欢乐人群的城中大道去。没有更多的娱乐了，在那个时代，观灯人群中甚至连充气榔头这样简易至极的追打嬉戏类玩具都未出现。

但是，我们依旧很快乐。因为有光，炫彩的平日罕见的光，照在外滩轮廓线上无数威严而不知来历的建筑上。灯影浮动，人声鼎沸。我们被簇拥着从一条街莫名转向另一条街。无须计划也无法计划，唯一需要做的是事先缚紧回力球鞋的鞋带。也就在那时，我才深刻理解到“裹挟”的物理含义。

国庆观灯的区域，实际就局限在外滩至人民广场沿线——过去，现在，也许将来，都是作为上海样板间之一的地域里。当年所观之景观，如今审视，或觉寒酸，却是当时的年度嘉年华之一。具体的场景，记忆模糊，但人群所过之处，似也未见狼藉满地。“狼藉”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方能达成的“破坏性美学”。那个年代，我还穿着顶头破洞的二手回力鞋。

国庆十点钟快到了，嘉年华落幕在即。少年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沿外滩朝北行进。自行车或许停在吴淞路某个弄堂口，或许停在四平路转角那里了。存车费五分。看车的老头子早已不见踪影。

我们打着哈欠，飞身上车，朝着暗黜黜的五角场，前进。

图6：1984年国庆前夕，淮海中路夜景。

图2：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南京路、人民广场之夜。

图4：1984年国庆夜晚，南京路的游人们在仰望烟花。

图5：1984年10月1日晚，一群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观看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文艺演出和烟火表演。

【拍摄者说】

在我的回忆中，八十年代，每逢国庆这特殊的日子，我总会去南京路、外滩等处看灯、观烟火。

当时，我上班的地点在外滩中山东一路14号，每年的9月30日、10月1日晚的国庆之夜，不到晚上六点，公安交警等部门为控制看灯的人流，在南京路、外滩和人民广场等灯饰、放烟火区域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尽管这样，从四面八方来到市中心看灯、观赏烟火的人群还是早早地把南京路、外滩和人民广场等处，围得水泄不通。在我办公的外滩大楼的顶层，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十万观灯的民众，站立在外滩的道路上，他们前行的方式几乎是被拥挤的人群推着往前走，尽管这样，他们的脸上还是挂着微笑，沉浸在喜悦中。

八十年代国庆之夜，上海高楼大厦等的灯饰大多数是由白炽灯组成，1989年开始，也只是在外滩的几栋高楼上尝试使用泛光照明，且形式单一，缺乏变化。如今，申城的节假日和国庆之夜，琼楼璀璨展千姿，星夜流光溢彩弛。城市的灯饰从原来几百万白炽灯，已被上千、数亿只节能LED灯和多形式的泛光照明所替代。如今，市民观灯不再局限于外滩、南京路市中心，每个区、县都具有独自的观灯高潮区域；夜景灯光实现科学化管理，形成了覆盖市中心各区域的夜景灯光监控网络，灯光开启、闭合以及动态艺术设定，均采用无线远程控制和计算机技术管理。

黑白的上海，多彩的申城，其实都想说声：我爱你！

春天的回忆

图1：1988年4月11日，蓝天白云下的西郊公园。参加春游活动的五位小朋友灿烂的笑脸。

思春是人所能拥有的思虑中最温暖的，无论是春情春色还是春意春光。今天，摄影师谢伟民先生的黑白镜头，把我们带到了八十年代的春天。

那是个四季分明的年代，能冻出冻疮的可怕冬季刚过，柏油马路被晒成黑色软泥的“泥泞”夏日尚未来到，简单而和煦的日子，就这么刻在了记忆里。春天有神清气爽的奔跑，值得一夜辗转反侧等候黎明的春游、有其他与青春有关的记忆。这些今天也都有，那可口而绝不令人生疑的食品呢，温暖的蜗居呢，孩子们快乐熙攘的校园呢，静谧而闲散的街市呢？

简单的诘问无助于消解现实的拧巴。然而对于春天的回忆还是必要的，它具备这样的治愈功能：我曾经度过那些日子的每一秒钟，回忆的影像或许进行过不自觉的锐化，但它的确真实地存在过，并且正在记忆的彼岸朝我凝望。只要我愿意，它触手可及，仿佛从未远离。

撷取一段八十年代我的某个片段吧：白衬衣、蓝色卡其布裤子（裤线前一晚开了，我自己穿针缝上）、微微泛黄的飞跃牌球鞋，满手油污的我骑着二十八寸的长征载重自行车沿着政立路狂奔。五分钟前，我刚修好脱落的自行车链条，而十分钟后，学校的集体舞大赛即将开始。

我按时赶到了大礼堂，在最后一刻冲上舞台，立定，喘息。Boney.M的《土风舞》音乐响起。那一刻我瞥见右手虎口有一滴未洗净的油污，我下意识紧了紧右手，舞伴的左手正被我捏住，她微微怔了下，一言不发。文娱委员领舞了。舞台上的五对同济中学初三（3）班男女同学开始旋转。

我一直记得那场舞会发生在春天。但某次同学聚会的争议又让我的记忆不自信起来。春天，关乎季节，也关乎心境。有些我们以为是发生在春天的事情，实际上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季节。

图2：1983年春天，中福会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室，一名刚出生的婴儿在称量体重。

图3：1985年3月11日，下午放学后，杨浦区某小学小朋友们在绿茵场上奔跑时的情景。

图4：1980年4月19日的长风公园。去银锄湖垂钓、划船、攀铁壁山、走勇敢者的道路。是八十年代春天的记忆。

图5：1986年5月2日，上师大一附中阅览室。午间休息时分，翻上几本流行期刊杂志，我要跟上这时代的节拍。

【拍摄者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春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

1987年3月，女儿在这季节出生，呱呱落地那刻，迎接她的是春风拂面、春暖花开。5.3厘米的脚模拓印，57元3角的分娩收费记录，一直存我心中。那年，找不到“月子中心”，“红包文化”还没影。平实的生活，给我尊严与温暖。

家庭相册中，记录了女儿的成长记录。襁褓中的岁月，裹的是棉布被单撕下做成的尿垫；几角钱一袋的光明牌简装奶粉、粗食淡饭，却让她长得白白胖胖。上小学时，不多的家庭作业，没应试教育的环境，让她轻松，整天想玩。那时，生活虽简单，有女伴成长，蜗居也温暖。

今天，女儿长大了，说想回到那难忘的童年。刚刚发现，其实她不想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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