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恐惧

作者 徐超 李虎军 于达维

一篇题为《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传言早已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网文，近日一度引发公众恐慌。

这篇在网络广泛传播、署名为张宏良的文章称：“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国家传来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应，唯独中国传来的是大学生精液质量异常的报告。”

坊间随即流传一个“惊天的秘密”：广西人吃转基因玉米，男人半数不能生孩子！

广西抽检男生一半精液异常的说法，确有出处。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学科主任梁季鸿及其同事曾调查广西200多名大学男生的精液，发现其中56.7%的男生精液质量异常。

不过，从梁季鸿的助手那里了解到，网上那篇文章曲解了他们的研究。事实上，他们所做的调查与转基因玉米没有丝毫关系。

梁季鸿2009年11月接受广西媒体《南国今报》采访时则强调，精液异常并不必然等于没有生育能力；半数男生精液异常，估计与大学生上网久坐使阴囊局部温度升高、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环境因素等有关。精液质量下降也不单单是广西大学生的问题，全球很多地方的男人都为此受到困扰。

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农业部门和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资料，孟山都在广西推广应用的是杂交玉米，并非转基因玉米。可见，转基因玉米导致广西男性生育能力下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

可是，这篇网文耸人听闻的标题、极富夸张色彩的语言，迎合了公众对转基因业已存在的误解和恐惧情绪，愈发让人把转基因技术视为洪水猛兽。

如今，在很多网络社区，网民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反对包括转基因大米在内的转基因食品。

中国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在南京等城市调查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发现七八年前约有2/3的消费者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到去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四成多，“再过几年或许就只剩下10％了”。

转基因监管方面的漏洞，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疑虑。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主粮进入商业化生产，私自种植均属非法。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若干年前曾披露，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和销售，并在随后表示，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中百仓储湖北省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湖南省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2010年3月，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一些农民表示，村里有人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转基因水稻中引入了抗虫蛋白基因，生长过程中不用打农药，因此颇受农民欢迎。

耐人寻味的是，其中有些农民并不信任转基因水稻。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因此，他们收获的转基因大米，全部拿到市场上卖掉，自己并不敢吃。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食品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交锋，达到了新的高潮。反对者采取“公车上书”、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撰写议案和提案等形式，要求暂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支持者则焦虑万分，开始商讨如何建立与公众沟通的长效机制。

目前，在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是唯一入选的农业项目，未来十年的投入将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如果中国消费者不接受转基因农作物，意味着数以百亿计的研发费用将付诸东流，整个生物技术产业也将严重受挫。

为什么在政府投入急剧增加的同时，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却在迅速下降？

安全证书风波

2009年11月的一天，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行政楼三楼会议室，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颁发给了该校张启发教授的研究团队。

这是一个比奥运会颁奖仪式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颁发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中国还属首次。

转基因水稻是转基因技术应用于水稻育种的结果。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带领的研究团队，将一种土壤细菌——苏云金芽胞杆菌（即Bt）的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分别插入到华恢1号和汕优63这两种杂交水稻的遗传物质DNA中，使水稻产生Bt抗虫蛋白，帮助杀死多种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

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产应用范围限在湖北省。业界普遍预计，这两种转基因Bt抗虫水稻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内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张启发的同事、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说，转基因水稻在获得安全证书之后，还须进行区域性试验和品种审定，才能走向大田生产。安全证书的应用范围仅限湖北，相当于在湖北先做试点。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农作物上市销售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张启发团队为此等待了整整11年。但一位在场的研究团队成员回忆说，张启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确实经历了太多”。

实际上，早在2008年12月，农业部主持召开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就已同意为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饲料发放安全证书。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也在2009年8月，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并于10月下旬在其主办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公布。但这个网站平时很少更新，普通公众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11月下旬，绿色和平组织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后，这个消息才通过媒体广为传播。

令人不解的是，农业部在决定颁发安全证书之前，没有与公众沟通；在安全证书获得批准之后，也未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布。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持有人之一、浙江大学教授凃巨民解释说，安全证书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后，还须送到上级部门审核通过才能公布，中间花上一些时间是相当正常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在2009年12月25日接受人民网访谈时，举出结婚证的例子进行辩护：“比方说结婚证，结婚证当然是给结婚的男女双方，没有必要说把结婚证一定要发布到网上，让大家都知道。”

但彭于发的“结婚证”之说很难让公众信服。毕竟，结婚只是男女双方的事情，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应用则关乎公众利益。

无论如何，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的消息一经传出，犹如火药桶被点燃。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多位公众人物也以不同形式表达他们的反对态度。其中，近年来频频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电视台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指斥转基因食品的“带毒性”。

“公车上书”

2010年“两会”召开之际，在“乌有之乡”网站颇为活跃的张宏良等人，将一封百余人联署的公开信邮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开信称，种植转基因主粮不仅在生命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可能危及民族与国家安全”，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责成国务院撤销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另一个群体也选择了“公车上书”的方式传递其诉求。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刊登的一封公开信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是在未经充分论证基础上发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我国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将受到重大冲击”。

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大多是人文社科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等。

他们中的一些人，堪称反对转基因阵营的代表人物，曾多次撰写文章抨击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支持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则认为，这些反对者尽管在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但其观点缺乏科学事实的支撑。

据媒体报道，董必武之女董良翚和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还在全国政协分别发起提案，“反对在未经确保安全实验的前提下，就将（转基因）主粮进行商业化推广”。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压力，农业部在全国“两会”前后以“答记者问”和“问答”等形式，陆续公布了与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有关的些许信息。但诸多具体信息对公众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团。

2010年2月1日，北京律师魏汝久向农业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获取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相关信息。三个多星期后，农业部在书面答复中公开了转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识产权，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名单这两项信息。

不过，据魏汝久介绍，农业部以属于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两种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试验情况。于是，这位律师在当年3月17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对农业部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判令其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详细试验信息，但法院未予立案。

“行政审批惯例”

长期以来，农业部习惯于关起门来评审转基因农作物。

彭于发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就提到，自从1997年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管理以来，审批文件都是直接发给申报者，没有说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政府部门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各种审批文件，以及相关的详细试验信息，都是对外公开的。

即使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中，中国农业部的这个“惯例”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位食品安全专家说，农业部的做法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偷偷摸摸”，而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感。

根据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国务院建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参与者包括农业、环保、卫生、检验检疫等部门的人员。但了解内情的专家表示，实际操作中容易形成农业部一家独大的局面，环保、卫生等部门的声音则可能被忽视。

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看来，《条例》还有一个先天缺陷：没有鼓励公众参与的条款。他分析说，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政策制定者中，或许有人认为公众对此问题不太感兴趣；有人认为这类问题太复杂、专业性太强，公众参与的能力不够；还有人认为，由于公众参与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可能引导不实际的、混乱的决策。

但薛达元指出，以上原因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公众参与制度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中，要求各个缔约国必须达成的一个最低标准。中国自然也不应当例外。

据他介绍，环保部当初也起草了一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其中包括公众参与的内容。但最终由国务院颁布的，是农业部牵头制定的《条例》。

由农业部主导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证书发放拥有生杀大权。不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来自环保和卫生系统的专家并不多。至于民间团体和消费者的代表，则仍然是空白。

“如果缺少真正的信息，也就没有真正的讨论。”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说。

安全监管漏洞

除了审批，农业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还负有监管责任。但2005年发生在湖北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事件，让公众对其监管能力产生怀疑，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疑虑也因此被进一步放大。

当年4月13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公布《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向媒体披露湖北出现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且转基因大米和米制品已经流入湖北市场，并且很可能销售到广州等南方市场。多家媒体随即赶往湖北进行调查，刊发了大量报道。

农业部则在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的第二天向媒体提供书面材料，称中国境内进行转基因产品调查和检测必须遵照中国标准，绿色和平组织委托德国的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农业部无法认同其结果。农业部还表示，将依据湖北省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但普通公众所关心的，并非采用什么检测标准，而是转基因大米到底有没有非法流入市场，以及政府部门有没有能力进行监管。

事发两个月后，湖北省农业厅的调查结果仍未见诸天日。绿色和平组织遂再次赴湖北进行调查，并指称华中农业大学旗下的公司参与了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武汉家乐福十升店也在销售转基因大米。

2005年8月9日，湖北省农业厅终于打破沉默，“驳斥绿色和平组织的有关说法”。不过，湖北省农业厅承认，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试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农业执法机构已对其进行处罚，并对未按审批要求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予以彻底铲除。

根据从武汉工商部门查询到的资料，武汉科尼植物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股东包括华中农业大学、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等，注册资金1亿元。其中，华中农业大学所占股份为35%，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列为第一大股东。2005年7月，这家公司被注销。

长期关注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薛达元说，他非常担心政府部门的管理跟不上。好几年前，当新疆还未被允许种植转基因棉花时，转基因棉花就已在新疆不少地区开花结果。

此外，薛达元说，转基因大米未来获准上市销售后，一旦管理不力，在非转基因的大米和米制品中很容易混入转基因大米成分，而欧盟等地不允许进口含有转基因大米成分的产品，这将给中国的加工食品出口带来影响。

薛达元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实际上，湖北“非法转基因水稻”事发近5年之后，转基因水稻非法流入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在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中洲村调查时，多位村民均表示村里在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

与传统杂交稻相比，转基因抗虫稻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的使用，村民们形象地将前者称为“打药的”，后者称为“不打药的”。

一位年轻的村民说，现在村里人很多不愿意干农活儿，年轻媳妇们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大家更愿意掏钱请人来打农药。与“打药的”相比，“不打药的”省时省力，每亩地要少花百把元的农药钱。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传统杂交稻和转基因抗虫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有村民表示，现在不种转基因水稻了，“2005年记者曝光之后，不让种了”。但也有村民说，村里不少人仍在种植转基因水稻，一些不法商人也在偷偷兜售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乱了套，没人控制”。

一位年长的村民还带着笔者去镇上的种子站，购买转基因水稻的种子。从种子站的仓库出来后，这位村民手中多了11斤水稻种子，三袋3斤装的，还有一包两斤散装的。

3斤装的袋子上，写有“抗优559”和“湖南省慈利县种子公司”的字样，并没有转基因抗虫稻的标识。但上述村民肯定地说，这就是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普通的杂交稻种子是10多元一斤，而这个种子是25元一斤，“种子站都是藏着卖，认识的人才能买到”。

在是否食用转基因水稻这个问题上，村民们的态度不一。有村民说，“不打药的”能吃，只是没有“打药的”好吃，吃上去像糙米一样。但也有村民认为，“不打药的”对身体有坏处，虫子都不吃人哪能吃。

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指控，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大米从稻田通往百姓餐桌的链条并未中断。该组织在2010年3月15日向媒体披露，中百仓储武汉市水果湖路店和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均检测出转基因大米。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于次日公开回应：“有网站报道湖南、湖北两省个别超市销售非法转基因大米的消息，农业部已责成两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内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此前，农业部曾经表示，目前国内并没有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监管不到位，很容易使转基因水稻被进一步妖魔化。3月18日，媒体报道说，转基因水稻种子曾经在湖南省汨罗市销售，疑似已经种植多年。3月20日，湖南省农业厅发布通告称，在沃尔玛长沙黄兴南路店购自湖南省汨罗市龙舟米厂的“猫牙米”中，抽样检测结果未发现含有抗虫转基因成分，但公众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

谁来占领阵地

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公众中所引发的强烈反对，促使一些科学家开始反思。

2010年2月下旬，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与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转基因生物育种的高层研讨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而这次会议的初衷之一，即是如何研讨应对日益高涨的抵制转基因水稻“风波”。

会议的气氛有些凝重。一位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家说，大家不同程度地感觉到最近有一场风波在形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场风波是估计不足的”。

在这些支持者看来，一些反对转基因技术的“意见领袖”向公众传递了很多错误信息，致使转基因技术被妖魔化。例如，在呼吁暂缓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公开信中，反对者称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国家。但实际上，转Bt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玉米已经在美国等国家得到种植批准，并可作为食品销售，而玉米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

很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认为，之所以造成今天很多公众恐惧转基因技术的局面，并不能责怪公众。科学家群体过去没有主动做好“科普宣传”，对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有很大责任。一位与会科学家说：“我们不占领这个阵地，别人就会占领。”

在中国的科研体制下，科学家要想获得政府研究经费，通常只需得到评审专家甚至是领导的认可，而无须对研究经费的实际提供者——纳税人做出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中国科学家疏于与公众沟通。相比之下，欧盟框架计划与中国的合作科研项目中，5%的研究经费必须作为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费用。不少参与项目的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研究方面的指标，却没按要求花掉那5%的钱，欧盟遂不予验收。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朱祯，是少数较早主张与公众及时沟通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众有权得到信息，科学家也有义务去向公众进行解释。

浙江大学教授凃巨民也说：“公众现在有很多批评，这其实也是监督我们，让我们考虑怎样做得更好，怎样在技术上更为完善，更让人放心。”

政府部门对于公众沟通和科学普及的重视程度，更是远远不够。据了解，一些科学家曾提议，由政府部门拿出上亿元经费，支持科学普及和公众沟通，但这笔经费最终“在几位处长那里被否决了”。多位科学家还指出，农业部在决定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时候就应大力宣传，而不是事后宣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呼吁：“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纳入科普宣传部分，就可以制定一个长期的宣传教育计划，逐步减少科学家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百姓还是渴求科学知识和通情达理的。”

如今，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开始亡羊补牢，成立专门的生物科学传播中心，并开通了一个名为“绿道”的博客，撰写和转载与转基因水稻有关的文章。

“生物产业发展不应单单看作一个产业的发展，还应该看作一种社会责任完成的过程。”朱祯说。

张启发：“功臣”还是“汉奸”

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中国研究和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功臣；与此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眼中，他又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汉奸。他就是走在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前列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

2009年8月，张启发研究团队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率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走到这一步，张启发历尽艰难。

绿色超级稻梦想

张启发是湖北公安人。1985年，张启发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遗传学会主席的罗伯特•阿拉德（Robert Allard）。

次年，张启发回到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日报》2004年的报道说，时任华中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济中教授拍板，在张启发回国时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

渐渐地，张启发不缺研究经费了。根据前述报道，张启发主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所争取的科研经费，一度占到整个华中农业大学的三分之一。

张启发赶上了中国大力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好时候。中国政府多年来已在转基因生物育种方面投入数以亿计的研究经费。2008年启动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投入更是将高达200多亿元。很多科学家认为，转基因生物育种可以造福大众，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张启发的同事、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教授举例说，近年来中国多个地方连续干旱，如果寻找到抗旱基因，“那是很了不得的，还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在转基因抗虫水稻研究的基础上，张启发不失时机地提出“绿色超级稻”的梦想：转基因技术今后不仅帮助实现水稻高产，还能同时做到“少打农药，少施化肥，抗旱节水，优质高产”，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的影响。

1999年，年仅45岁的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在这一年，张启发团队研究出转基因抗虫水稻，开始瞄准产业化。

2004年，张启发团队向农业部申请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证书，未获通过。当时，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在中国发起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媒体上也陆续出现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

第二年，研究团队再次提出申请，仍然未获通过。有专家提出，华中农业大学是当事人，不应该自己来做或自己找人来做评价试验。于是，农业部组织第三方进行试验。

申请屡屡受挫，外界很难体会张启发的心情。2007年，一项荣誉或许多少给他带来了安慰。这一年，张启发与袁隆平一起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到2008年年底，第三方试验完成以后，张启发团队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没有提出更多质疑。2009年8月，他们的申请正式获得批准。

国内其他的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至今仍在排队等待安全证书的审批。张启发的研究团队拔得了头筹。

“给你涂上黑油漆”

张启发等来了渴盼多年的安全证书，却也换来一顶“大汉奸”的帽子。

2010年2月，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当张启发提到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博士是“大汉奸”时，与会者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位列几个“大汉奸”之首的，正是张启发本人，其“罪状”是与美国孟山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农产品公司有过合作。

与国外公司进行合作，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网民将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惧和不满，宣泄到张启发和黄季焜这几位从事转基因技术或者是政策研究的科学家身上。

与“大汉奸”这顶帽子相比，张启发更担心的是，各种关于转基因的不实言论给公众带来误解，并且影响到决策者。他曾经感叹说：“给你涂上黑油漆，你就洗不干净了。”

一些媒体和公众对张启发等科学家在转基因产业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诉求提出质疑，张启发则和同事们提出了将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公益化的设想。在张启发门下攻读过博士的浙江大学凃巨民教授说：“如果国家同意，这个产品完全可以公益化。”

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声音，让张启发深陷舆论的漩涡。如何与公众更好地沟通，也是他需要直面的难题之一。

转基因水稻安全吗

长期以来，关于转基因技术，存在很多的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交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食用安全、环境安全以及经济安全。

食用安全

无论在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还是在那些“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中，都能看到食用转基因大米不安全，或者是安全性“尚无定论”的观点。

2010年2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主管生物技术产业的副主任张晓强，到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调研时，曾问及转基因水稻研究负责人张启发：“食用转基因大米是否安全？”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回答说，转基因抗虫水稻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饮用水更加安全。

张启发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中，有毒的亚硝酸盐含量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一，而转基因抗虫水稻中抗虫蛋白基因的含量为百万分之二点五，一个人每天可以饮水几公斤，却吃不了1公斤大米。不仅如此，Bt抗虫蛋白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是完全无毒性的。

张启发及其同事已经食用转基因水稻多年。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教授称，试验田的转基因水稻收获以后他会带一些回家吃，“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

但仍有不少人担心，转入Bt毒蛋白基因的水稻连虫子都不敢吃，对人体难免也会有影响。

很多科学家则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浙江大学凃巨民教授说，Bt蛋白本身是没有毒的，其发挥作用需要高pH值的环境和可以与之结合的特殊受体。只有在昆虫体内才有这种受体，或者说生物分子。此外，昆虫的胃液pH值在9至12之间，是碱性的。而人体胃液是酸性的，也没有这种特殊受体，“一个钥匙一把锁，只有这个钥匙能够开这把锁”。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表示，转基因抗虫水稻“实验室里非常成熟，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会显现”。对此，很多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并不认同。“新语丝”网站创办人方舟子就撰文公开批评袁隆平的这一观点：“我们也可学他的语气说，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杂交水稻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此外，支持者们强调，转基因食品也并不是要转掉人体的基因，而是将外来基因转入作为食品来源的某种植物或动物体内。

有不少反对者指出，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新事物，应当做到“绝对安全、零风险”。但支持者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安全的食品。各国政府部门在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时都遵循一个原则：实质等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也就是说，将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的同类食品进行比较。

在农业部网站上，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光，以及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黄昆仑署名的文章表示，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的检测验证，证明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与非转基因水稻同样安全，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在支持者们看来，转基因农作物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14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有数十亿之众，至今未发现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确凿证据。

同样在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的朱祯还认为，转基因技术的益处远远大于可能存在的风险。与传统的杂交水稻相比，转基因抗虫水稻实际上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使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陈君石也持类似观点，他说经过严格审批过程的转基因作物，并不涉及食品安全问题。

“我从来不认为转基因食品问题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这句话可能一些官员和老百姓都不同意，但是我坚持。因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定义是，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影响消费者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而转基因食品中并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更谈不上对健康的影响。”陈君石说。

环境安全

根据农业部网站最近刊发的一篇文章，“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的抗虫基因和转基因抗虫棉所用的基因是一样的，“试验分析和检测结果表明，该转基因水稻在国内生产种植对生态环境是安全的”。对于益虫等主要昆虫种群，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这篇文章的作者彭于发，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水稻可能造成的环境和生态影响，人们的担心并未完全消除。其中，转基因作物在种植期间是否会通过基因漂移“污染”非转基因作物，并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所谓基因漂移，是指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外来基因，通过花粉传播等途径，转移到相邻的其他作物或者野生植物之中，从而改变其他作物或野生植物的基因组成。

彭于发曾经发表论文说，大面积试验表明，转基因抗虫水稻的最大基因漂移距离可达320米，但90％的基因漂移距离不超过16米。

为了避免基因漂移对其他作物或野生植物资源造成的不利影响，各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都要求，在转基因作物田地周围设置一定距离的隔离带。但在中央民族大学和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同时任职的薛达元担心，在一些地方，农民恐怕很难真正遵守隔离带的要求，“老百姓会不会知道，野生稻周围100米内不能种植转基因水稻？”

除了担心基因漂移，薛达元认为，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对其他昆虫和生物群落的长期影响也值得关注。此外，还须关注虫子吃了转基因抗虫水稻之后，会不会产生抗性，“抗性一旦出现，是个麻烦的事情”。

经济安全

过去两年中，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多次发表报告，认为中国目前主要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无异于将粮食主权和农民生计，拱手送给持有这些专利的外国公司。

“绿色和平组织说我们侵犯了12项国外专利，但后来我一查，结论是这样的，在国内推广种植这两个转基因水稻产品不侵犯任何专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说，“这12项专利在中国申报的只有4项，其中有一项没有进入审查程序，已被淘汰，另外3项和我们这个材料没有任何关系，不可能覆盖我们这个材料，而另外8项只在国外申报。再说，其中很多专利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申报的，过了20年保护期是保护不了的。”

林拥军还表示，如今任何高科技产品要想完全规避他人专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转基因抗虫水稻中的两个核心专利，涉及培育这个材料的方法和过程，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申请了中国的国内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部长张清奎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证实，“华恢1号”的培育人已就“转基因水稻的培育方法”获得中国专利授权。他还透露，截至2009年年底，涉及植物转基因技术的中国专利申请总量为6030件，其中，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申请人申请了3395件，所有国外申请人共申请2035件。

朱祯也说，中国的转基因水稻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些问题涉及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但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办法来解决。即使是国外大公司也不一定拥有某个转基因产品的所有知识产权，通过知识产权的交换、购买、授权等进行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属于很正常的商业活动。

实际上，一些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认为，研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恰恰是为了确保中国水稻的经济安全。他们举例说，中国每年从美国等国进口数千万吨转基因大豆，直接影响中国大豆的经济安全。这些进口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成本低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大豆，很受色拉油生产商的欢迎，也走进了数亿中国人的厨房。但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手中根本没有成熟的转基因大豆技术。因此，这些支持者希望，转基因大豆的故事不要在转基因水稻身上重演。

转基因大米的异域命运

金色大米或许会比中国的转基因抗虫水稻更早走上餐桌。笔者从国际水稻研究所获悉，金色大米最早有望于2012年在菲律宾率先获得认证并上市销售。这种转基因大米可以帮助人们补充每天必需的维生素A。由于含有可以生成维生素A的β-胡萝卜素，它呈现金黄色泽，故称“金色大米”。

不过，围绕金色大米的争议至今没有停息。一心想在贫困地区推广这种转基因大米的科学家们，还需要耐心地说服更多的公众和决策者。

拯救百万儿童的愿望

在中国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属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金色大米则是最早出现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之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解释说，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主要目的是抗病虫害、抗除草剂、抗干旱或抗盐碱地等，第二代则主要是改善品质和增加营养等。

2000年，瑞士理工学院的英格•波特里科斯（Ingo Potrykus）和德国弗赖堡大学的彼得•拜耶尔（Peter Beyer）合作，将黄水仙中三个合成β-胡萝卜素的基因转入稻米。针对贫困地区非常广泛的维生素A缺乏症，这种技术提供了一种解决可能，从而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当年7月的美国《时代》周刊，还以封面报道形式进行介绍。

维生素A缺乏症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世界四大营养缺乏病之一。缺乏维生素A，会导致儿童免疫力下降，出现干眼病，甚至致盲。一般来说，维生素A可以依靠食用奶、肉、鱼、虾、蛋、肝脏、蔬菜和鱼肝油来补充。因此，对于膳食比较丰富的富裕国家，这种问题并不严重。而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尤其是那些较为贫困的地区，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显得比较突出。

早在1984年，两位科学家就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讨论推出金色大米的可能性，并于1992年正式启动研究。

波特里科斯退休之后，与拜耶尔等人共同成立了金色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Golden Rice Humanitarian Board），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广金色大米。从2008年4月起，金色大米在菲律宾开始大田试验。参与力推金色大米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正是位于菲律宾。

谁拥有最终发言权

金色大米问世已有10年，一直无法登上人们的餐桌。波特里科斯及其合作者对此也感到无奈，虽然他们早已放弃相关发明专利，任何国家和组织都可以无偿地对本地水稻品种进行类似改良。

金色大米的反对者对其必要性和安全性都提出了质疑。绿色和平组织水稻项目菲律宾负责人伯乌•贝肯古伊斯（Beau Baconguis）说：“为什么一定要靠金色大米来补充维生素A？还不如直接吃蔬菜呢！”在她看来，维生素A缺乏不是食用大米造成的，而是因为贫穷，而贫穷的状态很难被金色大米改变。

波特里科斯说，由于绿色和平等组织的反对，导致很多公众和政府产生抗拒心理，担心转入基因后可能污染野生品种，或者担心转基因技术被大公司的贪婪所利用，而无法帮助穷人。

在他看来，反对者华丽的宣传可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对转基因没有根据的抵制，而这会导致上百万儿童的失明和死亡。因此，科学家有责任告诉公众这是多么危险和不道德的游戏，“阻止一个人获得能够拯救其生命或视力的食物是一种犯罪，对上百万儿童这么做则是严重犯罪”。

朱祯也表示，如今的转基因作物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业内人士都不认为有什么风险，安全性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没什么两样，“风险是吃得太多。胡萝卜素积累太多，也会中毒”。

尽管遭到众多环保组织的反对，但金色大米已经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到曙光。国际水稻研究所新闻发言人索菲•克雷顿（Sophie Clayton）表示，金色大米在菲律宾最早可以于2012年获得认证，并在不久之后进入市场。她还透露，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科学家也在根据本地的水稻品种，开发相应的金色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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