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重来的时代

（腾讯大家No.9）

贾葭 主编

中信出版社

传奇

我为萧红鸣不平

侯虹斌

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对于男作家，我们主要谈他的作品、时代、思想；假如碰巧有一点绯闻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而对于女作家，我们主要谈她的婚姻，她的爱情，她的男人们；假如碰巧有一两部作品实在太突出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

应该说，这种习惯不独中国有，英美文学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尤为特出。这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也跟性别政治有关。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现代被这种习性给“玩坏”的女作家，已经有张爱玲、林徽因，现在恐怕又得加上萧红了。

近期，因为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地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作品是杰出作品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才是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甚至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当然不是。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深深地根植着黑土地的印记。当大部分作家鼓噪放下手里的笔上战场杀敌时，她却在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在此，对萧红的文学成就不多讨论了。如果是一位男作家有这样的文学成就，即使私生活再烂，他也挥霍得起，也照样有拥趸和死忠了——比如胡兰成，成就比萧红小得多，人品再坏上一百倍，还照样有许多粉丝——何况，仔细清算下来，萧红何罪之有？她何止是无辜，甚至已算是非常勇敢、非常有胆识了。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即便在战乱中和病危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纸杂志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来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恋人之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的，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是该杀人放火呢，还是该飞到外星球？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抛弃了。应该说，她的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的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感谢科技，如果萧红的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不过是一位青春女性常见的几次恋爱而已，不会严重地戕害身体，不会丧失体面、丧失尊严，性别差异带来的伤害可以得到极大的缓和。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给她得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如果非要说毛病，那么萧红私生活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充当了一个“人渣吸尘器”。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假如她是一位活在当代的女性，她的确难辞其咎；毕竟抛弃怀孕女友、家暴、遗弃病重妻子都是千夫所指，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常男性还是比较多的，她不该眼光那么不济。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回忆当时的文坛和学界，有几个能在性别意识上超越时代？还不是一场比烂大会？

正如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

人们对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私生活的苛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连张爱玲、林徽因这样私生活已算检点的女性也被安上多少难听的外号，挖得千疮百孔了。像萧红，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新女性，一个男权的受害者，仅仅因为她保护自己的能力弱一些，就应该被一篇接一篇文章地骂吗？

萧红不像张爱玲看得那么透，那么冷清，她就是一个热烘烘的人，就是要轰轰烈烈地投入生命、投入爱情。有时过分热烈而灼伤自己，这只是性格，不是缺点。像我这么性格冷清的人，虽然喜欢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却格外钟爱萧红这样的性格。

我只想为萧红鸣一点儿不平。

双重标准的美丑价值观
——与侯虹斌女士商榷

张耀杰

我近年来埋头从事历史考据，对于现实生活中男欢女爱的是非恩怨十分隔膜。直到在《大家》专栏读到侯虹斌女士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一文时，才忍不住略表一二。

一、萧红是什么样的“励志典范”

2014年1月27日，侯虹斌女士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的《我为萧红鸣不平》一文，其中写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在此先存而不论；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接下来，侯虹斌女士在文中给出了她“万难同意”的几条理由：

其一，“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其二，“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在80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30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其三，“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

关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我在《“人民需要萧红”及其他》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是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奉为导师的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说法，写作时间是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距今已经130多年。假如说这就是人身攻击，首先应该承担这一罪名的应该是恩格斯。

关于上述提及的其一，我要说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民国时代政学两界的人物研究，我所研究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男人或女人，再其次才是政治家、学者、作家、女权活动家、家庭妇女之类的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对于我而言，并不属实。

关于其二，侯虹斌女士文中所谓“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恰恰证明130多年前恩格斯所说的“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和“甘受奴役”，用在萧红身上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科学理性的准确判断。假如非要说“甘受奴役”是人身攻击的话，难道“不智的女人”和“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算是人身攻击？

至于说“20世纪30年代……没有法律保障”，明显是出于对民国社会的严重无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陈独秀、李大钊已经秘密组织了作为当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度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公开活动过。那个年代的教育部佥事鲁迅，是可以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并且能够得到胜诉的。那个年代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田汉、萧红、萧军这些人，是可以不申请书号、刊号而自由出版、自由办报，并且可以自己印制税花来防止盗版的。那个时代，鲁迅的版税是27%左右，而不是今天的区区10%上下。

进一步说，难道在130多年前的恩格斯、80多年前的“时人”萧红和现代的“今人”之间，就不可以找到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标准吗？

关于其三，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类动物，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守护自己的新生婴儿的天然本能，这种动物性的天然本能并没有因为包括避孕在内的医学手段的发展进步而有所改变。萧红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她所生育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像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可以形容为“纵情纵欲”的“动物性的情欲”吗？

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现象”，并不限于充当王权和男权的奴隶，同时也表现为充当自己的本能冲动和价值混乱的奴隶。关于萧红的情爱表现，侯虹斌女士文中先是给出极其正面的讴歌礼赞：“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积极参加革命；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她的实在是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声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转眼之前，侯虹斌女士一文偏偏承认了萧红确实在充当“女奴”角色的历史事实：“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的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

查勘相关资料，萧红是21岁那年怀着汪恩甲的胎儿遇到萧军的，6年后她又怀着萧军的胎儿嫁给了端木蕻良。此时，27岁的萧红已经成为“积极参加革命”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而不再是“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假如不是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话，她是完全有智力和能力依法起诉“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的萧军和端木蕻良的。

我在《民国红粉》一书中写到的23位女性主人公中，绝情舍弃自己亲生儿女的只有萧红和刘清扬，实在不明白侯虹斌女士文中所谓的“当时普遍的现象”是如何普遍起来的？在谴责男权人物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以及张申府负心背叛的罪恶行为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追究一下萧红及刘清扬曾经犯下的舍弃亲生婴幼儿的伦理罪责呢？像这样连亲生骨肉都要绝情舍弃的革命女性，她们的“有声有色”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下才可以成为“励志典范”的呢？

二、专门仇恨中国男人的美丑价值观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相关文章中采用“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之类的字眼评判男女人物，虽然比较严厉却并没有表现单边片面的性别歧视和性别仇恨的主观故意。相比之下，侯虹斌笔下“人渣吸尘器”之类的字眼，所充满的却是对于中国社会另一半的性别仇恨。这种性别仇恨发展下去，便有了充分展现其美丑价值观的《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讲的：“历史学界大牛史景迁前不久去北京做讲座，我在广州无缘得见，心情澎湃。崇拜他有无数个理由，至少我认真读过他的多本著作，他对历史的洞见和才华令我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然而，要说真正理由，我必须羞涩地说：因为他帅。”

与这段话相对应的是前面引用过的关于萧红的一段文字：“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套用这段话的论证逻辑，恰好可以反问一句：“怎么一到外国来的白人男性历史学家，就先从肉体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答案其实是现成的，侯虹斌女士在《我为萧红鸣不平》中写道：“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只是这里的“我们”是作者的专属用语，至少我本人从来不在这样的“我们”之中。

基于这种专门仇恨中国男人的单边片面、双重标准的美丑价值观，侯虹斌女士文中经过夹叙夹议之后给出的结论是：“现在但凡看到一个打扮精细、搭配讲究、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甚至还有一点儿清淡香水味的男性，无论长幼，总叫人疑心：这是gay吧？还往往猜对了。有时我参加某些与时尚和广告沾边的活动，碰到一些看着特别顺眼的男性，私下一打听，唉，人家不喜欢女人。”

为了阐释自己文中提及的美丑价值观，侯虹斌女士文中引用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段话：“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意思是说，侯虹斌文中阐释的这种美丑价值观，在作者自己看来是一种足以与哈耶克、史景迁、卜正民、安克强之类“仪态万方的西方学者”保持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能够与此匹配的中国男人，是几乎不存在的一种“稀缺品”。

但是，在哈耶克等西方学者的价值谱系中，第一位的价值要素并非美丑价值观，反而是恩格斯所说的“自我规定的意志”，也就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自由意志。对于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的男女个人来说，包括自由情爱在内的所有的个人自由，不仅是一种必须加以努力争取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推卸的一种双向互动、契约平等的责任担当。

对于萧红连同替萧红辩护的侯虹斌女士来说，最为恰当的评语依然是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
——写于萧红逝世72周年之际

闫红

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她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自然是表示怀念与惋惜，但这人之常情之外，却另有一些东西，让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比如许广平回忆萧红，肯定了萧红的才华，天真爽朗的性情，却也提到，萧红一度老到她家里来，为了不妨碍鲁迅休息，她不得不自己花很多时间陪萧红。那并不是令人愉快的陪伴。在另一篇文章里，许广平说得更为直截，她说她日复一日地陪着这个不速之客时，心里是很紧张的，那样就没法照料在楼上的鲁迅先生了，以至于有次鲁迅不觉中睡着，她因被萧红困住一无所知，害得鲁迅先生着凉，生了一场大病。

许广平下笔轻淡，未加怨责，还说萧红已经去世，说这些已经没关系了，但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她的耿耿于怀。

胡风的夫人梅志，也著文提到此事，她说她去鲁迅家，总能碰到萧红在那里，“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儿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可见萧红一次次地不请自来，给许广平带来的极大困扰。

梅志这篇文章，主题是怀念萧红，但不知为什么，她写下的细节，都充分说明萧红多么缺乏眼力价。

萧红有个女友S，两人曾经关系很好，萧红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登堂入室了，时不时地跑到人家家里住着。可是有段时间，S生了个孩子，日子一下子变得忙乱，萧红照旧带着端木蕻良到他们家住着。女友很不高兴，“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是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括号里的那句话，仿佛是在替萧红说话，抱怨那位女友的凉薄，但我们用常理来想一下，S初为人母，且喜且惊且疲惫烦乱，一个能搭把手的佣人当然比朋友更重要，而萧红若是真朋友，也应该能领会到S的难处，不会带着男友住到人家佣人的房间里。佣人的不快，可能还不只是因为生活空间被挤占，讲究点儿的人家，都不会容许夫妇俩在自己家同居的。

所以，对梅志写在括号里的那句话，总忍不住想问一句，换成你呢？你真的就能为了朋友不要老妈子？梅志为何要举这么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例子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当然不是，且不说梅志在其他事件中体现的品格可以作为佐证，就是从常理上推断，她和萧红不算特别熟，没有过节，她完全不必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来黑萧红。我只能猜测，尽管梅志非常想表达对于萧红的善意，但作为一个坦率的人，还是不经意地写出萧红的种种不可爱来，这，并不是她的初衷。

梅志的矛盾态度，与萧红很多朋友相似。在萧红活着的时候，萧军和端木蕻良都先后放弃了她，但在她去世之后，她成了他们深情怀念的对象，再加上一个自称萧红曾答应嫁给他的骆宾基，三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敌视，被人笑称为“终身情敌”，他们抱持着对于萧红的怀念，像是抱持着一枚特别的荣誉勋章。

那么，为什么在她活着的时候要放弃她呢？萧军甚至还动手打过她，在朋友面前，萧红说她脸上的伤痕是不小心跌的，萧军却冷笑着说，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打的。端木蕻良倒没有如此残忍，但是萧红怨恨他多过萧军，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出现在她面前。

无论是萧红的爱人还是朋友，概括地说起她时，都满溢着感情，怀念她，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当她那么具体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不复有那样温柔的心情了。

读者也是这样，大家愿意对她大表怜惜，说起她不幸的包办婚姻，却不会说，她反抗那包办婚姻而出逃后，又突然跑回来找她抗拒的未婚夫，与他开始同居生活。似乎她当初的出走，不是为了抗拒这个名叫汪恩甲的年轻人，而是她实在太着迷于抗拒本身。所以她宁愿把一桩名正言顺的婚姻，变成让双方家长都接受不了的放荡形骸。

汪家自然激烈反对，汪恩甲的大哥提出退婚，还被萧红告上法庭，可是汪恩甲却当场反戈，说退婚是他的本意。在两人于旅店里同居一段时日之后，他们欠下巨额房费，某一天汪恩甲说回家取钱，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是被家人拦下，还是另有缘故。不管怎样，到了这个地步，萧红的不靠谱有一半责任。

萧军救了她，她大着肚子跟了他，后来，她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那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她说，孩子太缠人了，麻烦。

她不是一个好母亲。萧军说，她也不是一个好妻子。他的原话是，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华，但她不是一个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句话让我觉得耳熟。是的，我想起李亚鹏曾对王菲说过：“我要的是一个家庭，而你注定是一个传奇。”李亚鹏与王菲的家庭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萧红确实与王菲一样，是个当之无愧的传奇。

她的才情，她坎坷的身世（虽然这与她总想让生活变得戏剧化的爱好有关），她的柔弱和总想要依赖，尤其是她的早逝，都使得她曾经被人嫌弃的一生，像一个哀婉的传奇。

但是，李亚鹏说，他不需要传奇，曾经的萧军以及那些朋友也不需要传奇，作为离她很近的群体，他们更需要一个靠谱的、舒服的、有眼色的普通人。

又但是，人民需要传奇，需要传奇人物，成为他们表达仰慕、爱和关怀的载体，就像信民需要一个烛台，以供奉他们的虔诚与爱意。所以，单单“萧红”这两个字，就能模糊地令人神往，令人想起北方，有才情的女子从冰天雪地里走来，看着她的身影，你就觉得应该爱上她，她代表着与你所在之处不同的、陌生而又新奇的一切。

而当萧红渐行渐远，连萧军、端木们对她也日渐陌生，从她的爱人与朋友，融入“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们也忘记了她曾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忘记自己对她的冷淡、戒备，他们像群众一样爱上了这个传奇，而将彼此视为“终身情敌”。

“人民需要萧红”及其他
——与闫红女士商榷

张耀杰

2014年1月22日是民国女作家萧红去世72周年的日子。被介绍为“著名作家……《误读红楼》《他们谋生亦谋爱》等畅销书作者”的女作家闫红，为此在《大家》专栏中撰文《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以做纪念。这篇文章的开场白是这样的：“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她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自然是表示怀念与惋惜，但这人之常情之外，却另有一些东西，让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本人首先对这篇文章的标题《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感到“怪怪的”。其次，又对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感到“怪怪的”：“对梅志写在括号里的那句话，总忍不住想问一句，换成你呢？你真的就能为了朋友不要老妈子？梅志为何要举这么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例子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高级黑？当然不是，且不说梅志在其他事件中体现的品格可以作为佐证，就是从常理上推断，她和萧红不算特别熟，没有过节，她完全不必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来黑萧红。我只能猜测，尽管梅志非常想表达对于萧红的善意，但作为一个坦率的人，还是不经意地写出萧红的种种不可爱来，这，并不是她的初衷。”

闫红所针对的梅志的原话是这样的：正在生养孩子的萧红的女友S，不满意于萧红带着同居男友端木蕻良随意留宿，便脸红耳赤地向梅志等人抱怨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梅志为此加了一句旁白：“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事实上，在这样一句潜台词里暴露出的并不是梅志的什么“高级黑”，而是以特殊材料性质的高等华人即无产阶级左翼作家自居的梅志，打心眼儿把比她更加无产阶级的“阿妈”，也就是现在需要高薪才能够请到家里的“月嫂”，当成了不可以与朋友相提并论的下等人。像梅志一样以特殊材料性质的高等华人自居的“著名作家”闫红，干脆把“阿妈”的称谓转换成为更加直白的“老妈子”；同时又把像萧红这样“种种不可爱”的女友的功利价值的序列，排挤到“老妈子”之后。

基于这样一种身份等级或者说是身份歧视，闫红接下来“怪怪地”地写道：“但是，李亚鹏说，他不需要传奇，曾经的萧军以及那些朋友也不需要传奇，作为离她很近的群体，他们更需要一个靠谱的、舒服的、有眼色的普通人。又但是，人民需要传奇，需要传奇人物，成为他们表达仰慕、爱和关怀的载体，就像信民需要一个烛台，以供奉他们的虔诚与爱意。……而当萧红渐行渐远，连萧军、端木们对她也日渐陌生，从她的爱人与朋友，融入‘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们也忘记了她曾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忘记自己对她的冷淡戒备，他们像群众一样爱上了这个传奇，而将彼此视为‘终身情敌’。”

在闫红“怪怪的”逻辑概念中，“人民”即“群众”，就是不再把萧红当成“一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把她当成一个“传奇人物”的“汪洋大海”。曾经与萧红既相爱又背叛或者说是“始乱终弃”的萧军和端木蕻良，也像“人民”即“群众”一样，只是淹没在“汪洋大海”中的“终身情敌”。像闫红这样“怪怪的”逻辑概念，最为经典的解释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30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受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

所谓“自我规定的意志”，就是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开始孕育成长的主体个人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自由意志，又叫意思自治。这种自由意志体现在甲乙双方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所达成的便是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合同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根本前提之上的公民社会里，“人民”才会具体落实到每一位活生生的个人身上，并且不容许任何组织和个人绕过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法律条款和制度程序而擅自代表。采用现代工商契约社会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谱系来加以衡量，萧红的情爱传奇和文学创作，都不是能够达标的前文明的本能表达；其价值只在于生动记录了前文明的中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本能冲动和生命活力。关于这一点儿，我在《民国红粉》一书中有相对完整的分析说明。

应该说，擅自代表“人民”的名义“需要萧红”的闫红，说到底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写作《他们谋生亦谋爱》之类“畅销书”的闫红，却必须盲目依附于民国女性半真半假的所谓“传奇”，来实现她自己更加低级的本能，也更加自欺欺人的“谋生亦谋爱”。几年前为《环球人物》写作“民国红粉”专栏时，曾经通过当当网购买过十多本相关书籍，《他们谋生亦谋爱》是其中一本。翻阅几十页之后，竟然没有找到一句经过独立考据和独立思考的有用文字，我只好顺手把这本书扔到了它该去的地方。

行文至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细节：我的老同事崔文华先生是黑龙江省双城市人，他在1983年写作现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期间，曾经专门到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寻访萧红遗迹，在呼兰县城大街上一路问去，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萧红是何许人。我倒是想追问一句闫红女士：萧红家乡20世纪80年代的父老乡亲们，到底算不是“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的所谓“人民”呢？您自己到底是置身于“人民”之中，还是“人民”之外呢？！

扒开萧红的洋葱皮
——谈张耀杰《民国红粉》

端木赐香

没想到一向给人硬汉印象的耀杰兄，居然在蛇尾马首之际给读者奉献了书名为《民国红粉》的一盘新鲜小菜，这本书喜感得不行。

说它新鲜，主要是感觉耀杰兄一向的研究视角在民国年间的那些汉子身上，不管是不是真汉子，至少生物性别上都是男人，主要话题也是集中在政学两界人等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党争、谋杀之类的宏大叙事上。说它是小菜，虽然日常生活中我也很小女人作派，但放诸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对近代中国转型时期诸多风云女性并不感冒，感觉她们奔来突去，也终未逃脱变成中国特色男权宴席上一道小菜的命运。或者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人的解放国人都未搞懂，遑论女人之解放？

好在耀杰兄在他的后记中给我们列出了他的价值坐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这里我只想取其前四个。一者是，前四个对我来说，就够了；二者是，师兄师妹所见略同，我太同意耀杰兄的四大价值要素了。

第一是“自由”，或者“自由自治”。其包括的内涵不外是自由自治、自主选择、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等。

第二是“平等”或者“契约平等”，也就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达成的意思自治、双向选择、互惠互利、平等合作、权利义务充分量化细分的契约关系。

第三是“民主”或者“民主授权”，也就是各种公民自组织及联合组织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自治的民主制度。

第四是“宪政”或者“宪政限权”，也就是国家和地方政权治官安民、宪政限权、依法行政、多元共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制衡的制度框架。

耀杰兄之所以采用这种价值谱系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坐标，不外是这些价值要素乃现代文明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在中国社会里却又是最为罕见的。我不想说，中国古代文明因子中没有这些价值元素；我也不想说，中国人就没有福气享受这些价值要素。我只想说，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者中间持这些价值要素和价值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几乎是屈指可数的。何况耀杰兄做历史研究，除了要高举这些价值要素之外，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凶猛风格和严谨细致的考据癖好。这一切导致耀杰兄的著述，既像持了板斧的李逵大爷，更像剑器舞得密不透风的公孙大娘，简直是“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总之，看耀杰兄的著述，您也得有胆有识才行，否则被吓傻了他是不包赔偿的。

我之所以看得很有喜感，倒不是自卖自夸自己有胆有识经得住吓什么的，而是太了解耀杰兄的套路与文风了，甚至还边看边幸灾乐祸地算计，耀杰兄这次又能吓傻多少读者呢。不说文风与考据，单说那套价值谱系观照下来，民国时代诸多红粉美女就够悲惨了，一个一个粉面失色地跌倒在耀杰兄的板斧和利剑之下，大喊官人饶命。

不能说耀杰兄不懂得怜香惜玉。真正的英雄对美人是有严格标准的。不说现在的耀杰兄，就连身处那个时代的鲁迅，1923年12月给女师大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也认定“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谓堕落，据说是进妓院；所谓的回来，不外是回归传统的男权家庭，继续给男人做傀儡性奴式的家常女人。

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诸多娜拉，不是被男权社会堵在了夹道上，就是自己本身就找不着北。结果虽没有完全进妓院，也没有完全回归男权家庭；但是所谓的女性解放，或者说是所谓的自立、自尊、自爱，于她们竟然无甚干系。

用耀杰兄的观点，她们就是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美好借口而已。用我的观点，论性的解放，她们比不过潘金莲女士；论人的自由，她们不外是革命话语包装下的祥林嫂而已。而那些怂恿个人自由、女性解放的激进男人，不外是西门庆热烈欢迎所有女人在他面前不再坚守贞节而已。正如人类进化史上，女人为男人守贞，是男权社会的集体阴谋一样；近代转型时期，中国女性之身体解放，首先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一种变相怂恿。比如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以及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的张申府就坚持认为：“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基于常识性的价值理念，性交、结婚和爱情，可以是三桩不同的事儿，问题是人生不只这三件事儿，至少在这三件事儿之前，你先得自己养活自己。

以这个标准，要我给“民国红粉”们排个榜的话，高居榜首的只能是张幼仪，落在榜末的当数萧红。张幼仪，自立、自尊、自爱，自我健全，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都表现出了较为充分的责任担当。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和未婚夫在旅店鬼混，欠费若干，最后未婚夫失踪，导致老板差点儿把她卖到妓院；最困顿的时候投身给了萧军，这男人竟跟女人一样无以自立，一男一女竟然长期蹭朋友家里混吃混睡。混吃也就罢了，大白天的，一男一女在人家客厅里情欲大爆发，男人捏着女人的一只大脚丫，两人大眼瞪小眼，欲罢不能，直弄得朋友家的小女儿问母亲他们在干吗，主人赶都赶不走，气得主人太太搬出了自己的家，仍由他们臭不要脸地继续蹭下去。

混吃混睡也就罢了，跟萧军私奔，却生下上任男人也就是未婚夫的孩子。生下又看都不看一眼就弃掉。跟端木蕻良结合，又生下上任男人，也就是萧军的孩子，孩子生下来时好好的，却又在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死掉……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种对自己不负责，对孩子不负责，对社会更谈不上负责的文学青年，能给我们带出一个什么新世界来。

感谢耀杰兄，他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剥洋葱似的，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革命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中的光鲜人物，剥光给我们看。耀杰兄是老江湖了，耐呛；只担心一般读者，被些摧心辣手般的著述摧折得，怕要泪眼婆娑了——泪眼婆娑中，我期待，耀杰兄的这种解构，是传统与现代、历来与未来之间的一盏小灯，既能折射出我们来时的轨迹，还能照耀出我们奔向的路径，也就是俗语所谓的“鉴往以知来”吧！

“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
——萧军在延安（上）

戴新伟

1949年冬天，文艺理论家胡风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其间写给梅志的家书中，将周恩来称为“父周”，将周扬称为“子周”。那时候周扬是负责文艺理论的主管，地位可知。从这个绰号里还可以看出胡风的“不平衡”，他的心态、性格都在家书里表露无遗。

周立民在《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长文中（《简边絮语》，海豚出版社），正是结合胡风同时代的人的言行进行参照对比，他选择的另外两位是巴金和萧军，针对他们在1949年前后这个转折年代的各自表现，发掘其心曲，让这三位文坛巨匠的未来都透露先声。这其中胡风因为“胡风案”牵涉人物众多，话题敏感，先后有不少人对这个受难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梳爬整理分析，有很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这三个人中，我特别注意的却是萧军。萧军的遭遇一直不太为人所知，他被文学史特别记住的是什么呢？东北作家群？“鲁迅的忠实门徒”？“萧红的丈夫”？《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披露了萧军在1949年后的际遇。在胡风郁闷的时候，萧军早就开始了边缘化的生活。他甚至没能出席第一次文代会，他在延安的熟人周扬、丁玲、艾青……政治待遇都比他高得太多了。周扬、丁玲等文艺界领导人在畅谈文艺理论，平民萧军只有在下面发牢骚。他的个人生活更加困顿，无可奈何之下，1952年6月25日，萧军致信中共高干彭真请求帮助：

“今年我不预备再写什么了，想寻些工作做。不知在你们市府范围内，是否可代寻一工作？我除开可做语文教学工作外，如军事研究（我住过讲武堂）、武术研究（我曾学习过相当时期，现在还未扔下）、古物研究（我来北京后对于碑帖、瓷器、印章收集了一些，也继续深入研究了一番，甚有兴趣）、京剧研究等工作，我全可以参加。”

萧军的一生，经历复杂，身份复杂，他是军人、编辑、作家、出版人、医生、文物专家。更因为时代的因缘际会，他是历史的见证者。当我们长远地看他的一系列经历时，就会发现，这个人所遭受的挫折与不公，远远不止这个转折年代。要了解这个人，其日记是一大关键。

日记在《萧军全集》（华夏出版社）中有刊载，而今年所出的两卷本《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香港牛津）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从中更能了解萧军的性格、人格以及与整个左翼文坛的冲突，与权力的冲突——这无疑也是自延安时期之后他人生的主要冲突，既包括了他为何要向彭真这样的高干求告，也包括了他与丁玲、周扬、艾青等人的恩恩怨怨。

萧军嫉恶如仇，且不畏权势，即使是在革命圣地延安，流浪的经历让他并不害怕冲突，而且往往也不害怕使用暴力。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从1940年8月开始，到1941年夏天和毛泽东建立联系，萧军过了将近一年备受夹磨的日子。他作为进步的左翼作家，来到革命的地方，却觉得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惯，对以革命为名的各种特权、官僚化深恶痛绝而又没有办法。他的大女儿萧歌放到保育院受到的待遇尤其让他接受不了。于是，他便不断地和那些基层的办事员起冲突，甚至是红小鬼。家庭生活也让这个专业作家不省心，当时他和王德芬刚结婚不久，也多有磨合，日记里充满了他的怨诉、吐槽。

在这个时期，萧军和不少左翼作家还相处甚安，那时他经常和丁玲聊天，深入地谈文学，交换彼此的看法，包括政治上的、对延安周遭的看法。两人一度很亲密，走得很近。但当丁玲通过了党的考察，准备接收为党员时，两人的关系渐渐淡了下来，日渐疏远，并且后来在文学理论、文学政策上不时地擦枪走火。

刚到延安的萧军满腔抱怨，日子过得很差，精神也很差——于是日记便成了一种宣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这是萧军特别的一个地方，看他在日记里几乎可以看到这个人，鲜活、袒露、真实。他更是记录了他的梦想、宏愿（尤其是文学上的），还有无数的家庭零碎事，友朋之间的交往、交恶，有些充满了个人看法，剑拔弩张，而有的则公正厚道。他先后与熟人、挚友翻脸，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青是他非常反感的一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好话。相比之下，张仃算是摩擦最少的。他尤其看不起艾青的诗歌，“艾青的诗是水掺得太多的酒”，他这样断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萧军同样写大量的诗歌，虽然他对自己的文学期许极高，但他的作品普及得相当少，反而是艾青的诗歌一直脍炙人口。

他1952年向彭真求助，那是因为延安时期他在毛泽东那里认识了彭真，两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中共高层都有接触，因此都在日记里留下了白描式的观感，他说林彪看上去“不寿”，但农民出身毫无知识分子趣味的朱德却让他吃惊又感动，花了很多笔墨去描述这个忠厚的人。他也详细地记录了见毛泽东的经过，记录了他眼中的毛泽东和江青——以及他们的关系。但萧军日记里最主要的并非这些掌故式的东西，甚至不是这些历史见证，最有价值的是他始终独立的个人主义，即使受到无数的攻击也不改其志。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心曲——在经过不断大浪淘沙的20世纪，文字上已经少有这样的“薪火相传”了。

萧军看不惯文艺工作者与党员之间明显的差异待遇，更看不惯那些没有什么文艺见解、习惯于颐指气使的官僚，他径直呼之为“小党人”。在他眼中，小到势利的红小鬼服务员，大到如刘白羽、艾思奇、胡乔木，都是这样的人。同时在文艺工作者内部，也充满了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理论，更有各种各样的文人习气、小道消息，这让生性刚烈的萧军如何不去斗争？更何况他一直以鲁迅的门徒自居，一心想在延安建立舆论，将鲁迅精神发扬光大。

这个时期的萧军，是文化人与政治性之间冲突的表现者，他作为矛盾的爆发点，集中体现了那些隐藏的人和事，他是一个可值得注意的标本人物——遗憾的是，像他这样的人是极少数。

甚至可以说，萧军身上一直体现着自由作家与政治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即使在后来他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即使对党政的了解更多更透彻，但终其一生，萧军都是体制外人士，并且为自己的看不惯、敢言和坚持己见吃尽了苦头。

必须要这样来看待他1941年的经历。

“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
——萧军在延安（下）

戴新伟

1941年7月8日，萧军在日记里写下：“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一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做一次谈话。”次日他便收到了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回信，告诉他可以将意见写出寄给毛。此后他陆续写了两封信给毛。到7月18日，萧军终于收到胡乔木的信，“说毛泽东约我谈话”。

萧军详细地记录了他和毛泽东见面的情形，毛和他谈到了鲁迅，但更多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在文艺界的反应，这是两人都关心的。萧军向毛谈了自己的看法，包括作家在延安的境遇，共产党工作的不足，使他长久以来在延安的郁闷得到倾泻。据日记所载，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极好。此后毛泽东也有信给他，8月11日还回访萧军，在萧军住的窑洞里与几个文艺工作者一起畅谈。

日记中全录了毛泽东8月2日的来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萧军的回信也有存底，也颇有价值：

“‘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

在当年12月31日的日记总结中，萧军列出“已做的事”，第七条是：

“和毛泽东谈话近六七次，讨论党内外等关系，接着组织部就开始调查等工作，此影响甚大，改正了党内一些上下不通以及官僚主义作风。有多少被怀疑的人被理解了。我自问这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从1941年年中到次年，萧军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与毛泽东等党内高干频繁接触，在萧军等人看来是反映情况，而在共产党则是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如何对待文艺工作者，如何制定文艺政策，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萧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致信萧军就提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各家的意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也是自己这两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5月2日日记，当天第一次座谈会召开。）到5月底，第三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总结讲话，后来第一次与第三次会上发表的“引言”和“结论”，合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金科玉律。

尽管萧军清醒地认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有他的努力，但对于这次文艺政策的方向、共产党的出发点在何处，他未必如此清醒，从他参加会议的发言来看，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甚至胡乔木还和他辩论起了鲁迅的“发展”观。从历史发展来看，对文艺工作的总结、指导，与彼时延安的政治气候、与世界格局都有关系。

当文艺创作的政策出炉时，作为自由派作家的萧军将何以自处，关系微妙——他一生服膺的是鲁迅。因此他虽然三次都参加了座谈会，三次都谈了自己对文艺的看法，但在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具体到与毛的关系）有所不协调了。而他又恰好此时想去绥德前线体验生活，对此，萧军是有负气成分的，而他向毛泽东报告去向时，看得出毛的冷淡。

5月25日的日记里，萧军做的摘记如下：

“我曾于座谈会上发过誓言，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

“我要还在延安吃所欠下的馍。

“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

“培养坚强的灵魂的力。在诱惑的歧路上，只有灵魂坚强，目标确定的人，才能得度。”

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与萧军日记对照，可能会得出所谓真实与虚假的部分，但人自己的看法、判断相应地证明他自己。似乎是因为“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那种独立创造性使然，但“诱惑的歧路”大概让萧军明白了何谓“自己人”，想到了“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也有可能是他一直以来的个性使然，又或者是作为自由派作家对党派的天然警惕，总之，我们并没能看到一个为这个重要会议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反而是一个格格不入，像堂吉诃德那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身影。他似乎还没有明白自己的处境，也许是满不在乎。他评价自己在会上的辩论时这样写道：“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真理是在我这面。”

何其不可救药的老天真！

导致萧军与共产党关系僵化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他在6月4日参加中央研究院对“托派”王实味的第二次斗争会上。因为他实在憎恶那种批判式的发言，在王实味话没说完的情况下就有人叫他去自杀。萧军再也忍不住，向大会主席抗议，没想到，这把火就烧到了他的身上，几乎有将其与王实味“捆绑”在一起的危险，他身边的朋友也逐渐因为“原则”疏远了他。

在这一年10月18日的鲁迅纪念会上，萧军受到了作家们的围攻，从此他便走了“下坡路”。跟各种基层人员的纠纷不愉快，各种牵制各种刁难再次接踵而至。因为一次打架，萧军被法院判刑6个月，他的边区参议员资格也没有了。加上1943年整风，萧军已经成为边缘人物，并且随时有“特务”的嫌疑。在这样的气氛下，萧军一家主动下放延安农村生活，自食其力，从1943年11月到1944年3月，远离了“政治风暴”，但在农村依旧很受了一些夹磨，就因为他从不低头。据日记记载，最后是他要求回去，才被允许回到延安工作。

对萧军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服软”。但即使如此，萧军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仍然是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并没有像很多同行一样入党，虽然他一直在考虑，差一点儿就入了；他也没有像很多同行那样，从此学乖一些，学聪明一些，如鱼得水一些。在他的日记里，依然充满了抱怨，充满了看不惯——而且还会付诸行动打抱不平。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1946年回到哈尔滨之后，又受到东北局大规模的批判，从此长期身在另册。不论萧军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但其身上的勇敢、果决，坚持独立的、不被权力所驯服的精神，实为近代以来的作家文人所少有。作为鲁迅的门徒，萧军尤其合格，或许当我们重温那个著名的假设——“鲁迅活到1949年后要么不出声，要么在监狱里”时，应该在萧军的经历上多停留一会儿。

尽管萧军对朋友对妻子（王德芬）也常常不客气，但他对萧红提得不多，更不要说涉及两人的关系了（反讽的是，我们现在提到萧军，却多半是因为萧红的原因）。在萧红病逝香港的消息传到延安后，以萧军为首的作家写了纪念文章，举办纪念活动。他听到几个女性朋友的指责，大意是说假如你和萧红在一起她便不会如此死去。这样的说法让萧军非常愤怒。然而，日记中涉及萧红的地方都是正面的，萧军并没有大谈其恩怨（看得出来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对两人的分手始终坚持不解释、不辩解的态度。

在这个刚烈、冲动、粗糙又敏感的性格中，还包容着这样一种品行。聂绀弩在1946年为萧红写的文章《在西安》，叙述萧军、萧红的分手，无一字责备萧军。但像萧军听到的那些流言蜚语一样，世间一样有人津津乐道于“钩沉”这样的关系，不管你是萧红还是张爱玲。

如果说萧军的日记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指出的，我想就是这样对萧红的态度；读这部日记，当然可以看出这绝非一个完美的人，然而如果仅仅去关注他的隐私，只会让这部作品继续下沉或者掩埋，毫无发掘之理。推及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理解，也是成立的。

独立之路

女性独立三重门
——“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鹤马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宫二诉说练武之人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这样一位民国女性有此践行，实属难得。

但宫二毕竟是幸运的。民国至今，大部分女性根本达不到“见自己”，她们人生的三大课题是“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在“见自己”之前

春节伊始，一则广告在荧屏地毯式播放，年迈的外婆“垂死病中惊坐起”三度逼婚，高学历外孙女愧疚表示“今年一定要结婚，就算是为了外婆”，毅然决然走进某相亲网站的实体店。这则广告很快遭到网友铺天盖地的抵制，但广告主拒不道歉。

春节硝烟未散，情人节来临。北京一家高端玫瑰花品牌，在情人节之前就几次三番预告库存售罄。一朵玫瑰卖出999元，大众匪夷所思，情侣趋之若鹜，只因为它主打“一生只送一人”，男士购买需注册，收花者姓名毕生不能更改，许多女孩就要这“一生唯一”的名额。

三八妇女节，源于国际女权运动的节日，在中国莫名变成了“洗脚节”。诸如“妈妈，洗脚”之类的煽情公益广告历来是央视的拿手好戏，宣扬母爱的无悔付出，也是基本腔调：“等你长大了妈就幸福了”“等你结婚了妈就幸福了”“等你有孩子了妈就幸福了”。

三则广告相连，很容易发现当代女性的处境——传统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未祛魅，只是变了形式存在。“婚姻和家庭”依然是社会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

活在千年道德桎梏和凶猛消费主义夹缝之间的女性，常常左顾右盼、踟蹰不前。如果说她们“父为子纲”尚有叛逆意识，对“夫为妻纲”和“子为母纲”的反抗，则常被湮没在“真爱”和“母性”的温馨粉饰中。

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女性：生于小城市，毕业后留在家乡，借助关系进入“体制内”工作，25岁之前嫁给一个在政府或银行工作的男人，早早地生了孩子，因为“28岁后生娃身材恢复不好”。工作闲散、生活安逸，热衷代购奶粉，育儿话题，以为“这就是人生”。假若同学聚会，会自然地问旁人：“结婚了吗？”

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毕业于重点大学，在一线城市打拼。她们有姿色但不绝美，有能力但没背景，中等偏高工资，时常被父母念叨“回家考公务员吧”。她们渴望安定又向往自由，期盼婚姻又害怕束缚。即便曾经海外留学，每逢年节亦会遭遇逼婚。巨大的价值观冲突足以让她们精神分裂。假若同学聚会，多半会哀叹“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前者甘于平庸，后者不甘平庸，但她们共同的苦闷是：找不到自己。

民国婚恋观的镜鉴

五四运动，中国女性扔掉裹脚布，走出闺阁，探索独立之路。

学者郭于华认为，“民国女性的处境和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很像”。的确，两个时代给女性提供了相似的资源：商业繁荣、海外留学潮流兴起，女性接受新媒介和思想更为快捷，“一夫多妻制”存废游移不定，避孕和生育技术的进步……民国女性和当今女性，都是“在混乱中成长”的群体，价值观的激荡和变革，集中体现为参差多态的婚恋抉择。

杰出的民国女性中，不乏抱持先锋婚恋观念的实践者。比如终身未婚的吕碧城；和胡也频、冯雪峰在西湖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丁玲；为了支持丈夫梅兰芳的事业而选择绝育的王明华……民国女性在婚恋乃至生育观念上的激进之举，若放在今日，未必能得到公众舆论更多的宽容。

回溯历史，今天的女性，是否比民国更进步、更自由？——真不见得。无论是“生完孩子这辈子就到头了”的悲观论调，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犬儒主义，本质上，女性依然没有脱离对男性、对权力的依附。

民国那些探索“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杰出女性，在对“父女”“夫妻”“亲子”三重关系上，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或可为今日镜鉴。

一重门：见父亲

父亲往往决定女性的起点，也寄托了女性对异性的最初想象。古语言“女儿要富养”，“富养”不仅为女儿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更是要破除父权的专制主义，真正在父女之间建构起精神的关爱。

遗憾的是，民国大多数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都是被“穷养”的。被家族视为“不祥”的萧红，一生逃不开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被一个男性抛弃、凌辱之后必须找到下一个男性做依靠，为此不惜被凌辱虐待，最终贫病交加地死去。

“世事洞明”的才女张爱玲，幼年无法得到父亲的保护，遭致冷落虐待。于是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集合了憎父、怨父、恋父的复杂情感。她总是不自觉地选择年长的男性作为伴侣，并不自觉地担当一个保护男性、资助男性的圣母角色——从胡兰成到她后来的美国丈夫赖雅，莫不如此。

“富养”的林徽因如何？随父亲游历欧洲，为林徽因奠定了一生见识的基础。借由父亲，她认识了在她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男性：徐志摩和梁思成。但林徽因与父亲之间缺少世俗的温度。自小耳濡目染父亲对母亲的冷落，让这份父女之爱蒙上了雾霾。于是，她处理婚姻和爱情的态度理智而聪明，有了很多因“父爱不满”形成的气息：自恋、暴躁、情绪化，从“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陈醋”的典故中即可见一斑。

二重门：见丈夫

民国不乏才子佳人。受新思想冲击，女性更勇敢地追求爱情，并将爱情作为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战火激荡的年代，女性的婚姻面临着比以往更严酷的两个课题：背叛和死亡。

逃婚私奔的大家闺秀蒋碧薇，陪丈夫徐悲鸿在法国追寻艺术，却遭遇了他的背叛。异国他乡，势单力薄，蒋碧薇只能通过歇斯底里的哭闹、撒泼来挽回局势，却将徐悲鸿越推越远。

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则隐忍得多。当郁达夫宣布要与王映霞同居时，孙荃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独自抚育三个孩子。

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可以说是孙荃的升级版。于凤至颇具商业头脑，投资地产，经济高度独立，在政界也颇具地位。她仍然恪守封建社会的正房道德，从不责怪用情不专的丈夫，对情敌赵四小姐，嘘寒问暖，从无怨言。

孙荃去世时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活在“好女人”符号里的她，最终只能如殿堂中圣母像般冰冷。同样，晚年于凤至迫于政治势力和张学良签署离婚协议，甚至未能满足与张学良合葬的愿望。

“与其在崖头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也许，率性的蒋碧薇，活得更性情洒脱。尽管她一生纠结于徐悲鸿、张道蕃之间，进退维谷，但至少勇敢追随了本能，破除了“从一而终”的执念。

三重门：见子女

传统观念里，忍辱负重是美德，相夫教子是天职。无论孙荃还是于凤至，都践行着作为女人的“美德”和“天职”。尤其是教子，考问着女性作为母亲的意义。

颠沛流离中，孙荃自力更生，硬是把三个孩子都拉扯大，还都接受了高等教育。20世纪40年代末，她得知郁达夫已经去世，下半生都投身于郁达夫作品的出版事业中。

于凤至更甚，除了自己的孩子，对赵四小姐的孩子也视如己出。张学良被幽禁，她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抚养幼子张闾琳，自己留下照顾张学良。疲累交加中，她罹患乳腺疾病，不得不去治疗，从此失去了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

相较于孙荃、于凤至的母仪天下，萧红、张爱玲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反生育”倾向。“民国四大才女”中，萧红一生认为孩子是她的负累，张爱玲则乐于在作品中展现母爱的畸态。她甚至可以因为男人的一句话把孩子流产。庐隐先后爱上并试图托付终身的几位男性，都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让这位名噪一时的才女深深被柴米油盐所累，最终死于难产。

她们的人生都难以称得上幸福。

那么，对“见父亲、见夫君、见儿女”这三种关系上，有没有哪位民国女性的处理方式足够理性和智慧，最终得以“见自己”，抵达“众生”和“天地”?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女人

张大千的女弟子、国画家方召麐是一个样本。

1914年出生于无锡世家的方召麐，自幼学画。11岁时，因战乱，她遭遇幼年丧父，目睹父亲被子弹射中。此后她性格益发坚强。23岁留学伦敦，婚后与丈夫历经十年战乱逃难，终定居香港。不久，丈夫却因医疗事故身亡，遗幼龄子女八人。

中年丧夫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之巨大，难以想象。但方召麐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打理丈夫留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抚养孩子。但不论多忙，她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画画，并拜师岭南派名家赵少昂。

40岁时，方召麐毅然申请再度留学牛津大学，婆婆让她带走八个孩子，意在让方召麐断了这条心。但她用两年时间缓冲，克尽艰难，终于成行。在英国安顿后，陆续将几个孩子接到伦敦求学。艰难时期，她为出版商画贺卡换取生活费，长子则放学后拎着水桶擦车赚钱。

方召麐从不刻意教育子女，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写成画的题跋，给孩子看。最终，八个子女性格独立，各有所成，在香港社会有“方氏一门八杰”之称。次女陈方安生是香港首位华人布政司，后为政务司司长。四子方顺生则任联合国即时传译部部长。

教子之外，方召麐亦不放弃自己。1953年，她拜师张大千，于美国西海岸“可以居”随侍一年，潜心研习画艺，形成独特的方氏艺术风格，终成一代国画大家。晚年的方召麐功勋卓著，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世界各地展出。她本人获得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以及港大和日本创价大学的名誉博士。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伦敦大学送的礼物是她的“磐石图”；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上流社会人士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

从37岁丧夫到92岁逝世，方召麐后半生却并未再婚。曾有人问过她为何不曾再嫁，她笑着说：“追我的人很多呀，可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结了婚就得给他们做饭，哪有时间画画？”

另一个值得打量的样本，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

经历了丈夫背叛、丧子之痛后，张幼仪被徐家父母认为养女，成为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她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不久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

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合法妻子陆小曼无力操持，张幼仪冷静果断地处理了后事。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邻居苏医生向她求婚，张幼仪有些踌躇，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征求意见。阿欢回信道：“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张幼仪和苏医生举行婚礼，共同生活20年。1988年，她逝世于纽约，墓碑上刻下“苏张幼仪”四个字。

出生于封建大家庭，张幼仪曾是最正宗的“大家闺秀”。年幼时，她听话；婚后，她隐忍；被弃，她承担。但最终，张幼仪通过经济自由在社会立足，从而自由地选择配偶，获得儿女的尊重。

正如她在回忆录里所说：“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是什么支持一个女性真正成为自己？

答案在风中飘荡，却又如此清晰。

吕碧城：没有爱情也可以

闫红

作为一个高冷的人，鲁迅先生不会轻易地欢欣鼓舞。比如大家都争相表扬娜拉出走的觉醒时，唯有他冷静地发问：“娜拉出走之后呢？”他在易卜生结束的地方开始想象：摆在娜拉面前的，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到妓院里去。

他的提问有现实意义，“五四”之前后，很多女人忽而觉醒，离异逃婚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离开家，就能走向光明吗？似乎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数年之后，呼兰小城里一个名叫张荣华的姑娘，像娜拉一样拒绝被掌控的命运，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去异乡，走异路，寻找新的可能。

也许是因了张姑娘才情卓然，她没有回来，也没有堕落，还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尝尽艰辛，遗弃、家暴，各种困顿羞辱，31岁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都不甘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对，张姑娘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红，她亲证了鲁迅的说法，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单方面的勇气，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然而，世态芜杂，案例多种多样，距萧红拎起箱子关上家门的20多年前，也有一个女子，逃出了让她备感窒息的家。她没有堕落，也没有无奈地归来，相反，她走出了一个新天地，走进自己亲手开启的无限光明里去。

那个女子名叫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亲曾任山西学政。吕碧城12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两个异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没有男嗣，吕家的财产因此为族人觊觎，甚至将吕氏母女囚禁，后来在官方的干预下，吕家母女获得自由，但光景已经大不如前。

在古代的戏剧里，官宦人家的公子小姐，会早早订下婚事，吕碧城10岁那年，与同乡的汪家定亲；按照戏剧里的逻辑，订婚的人家，若有一方中落，另一方必然会嫌贫爱富地赖婚，通常是女方嫌弃男方，到了吕碧城这里，颠倒过来，汪家见吕碧城今非昔比，老实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是一种羞辱，许多年后，吕碧城的另一个同乡胡适之对包办婚姻多有腹诽，但怕伤了母亲的心之外，更怕毁了一个女孩的幸福，放弃他的异国恋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这个说法推想，吕碧城算是被毁掉了，注定要在同乡的冷眼与白眼里，过她万劫不复的一生。

对于认命的人，自当如此，但我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吕碧城是不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她有个舅舅严朗轩，当时任塘沽盐课司大使，吕夫人携带女儿投奔兄弟而去，虽然严朗轩不过是八品小吏，但相对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风气之先，能够跃身到一个更大的天地，是命运送给吕碧城的第一桶金。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严朗轩官署里有位方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想要随行，看看有无深造的机会。严朗轩大光其火，这不难理解，这时还是光绪年间，一个女孩子要外出就学，让这个小吏舅舅实在难以理解。倔强的吕碧城没有被舅舅的怒火吓住，在秘书太太离开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一个人来到了火车站。

在光绪二十九年，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出现在火车站，没有娜拉的箱子，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靠逃票上了火车。还好，在车上，她遇到了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到达天津的第一晚，吕碧城便给住在大公报馆的方太太写信，这封信，凑巧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吕碧城那一笔飘逸字体首先入了英敛之的眼，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怜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访了她，将她接到大公报馆。那晚，这对比吕碧城大了十几岁的夫妇，和这个年轻的女子畅谈到深夜。

他们大概谈到了女权等话题，吕碧城当晚挥毫作了一首《满江红》：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頻违，情空惹。

第二天，英敛之将这首词作发表在《大公报》上，还以夫人之名写了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将吕碧城推荐给严复、傅增湘、方若等津门名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带她出入于老男人饭局，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铁花馆主寿椿楼主纷纷与她唱和，《大公报》杂俎专栏，几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园。

这次离家出走，对于吕碧城真是一趟梦幻之旅，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的酬唱也许还有对萝莉作家的隐秘情结，但秋瑾侠女作为同性也对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为笔名，一次拜访之后，表示，此生不再用这个笔名，留给吕碧城专用。

无疑，英敛之是吕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个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报》创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经历，如今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难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笃的他，几番交往下来，对她竟有了异样的感觉。

在日记里，英敛之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而他那本来对吕碧城十分热情的妻子，也觉出几分异样，为之伤感，居然要发奋进学，不落吕碧城下风。

如此一个有才有情有品位的成功人士，爱上了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姑娘，为她做了很多很多，简直像韩剧里的题材，或者“浪漫总裁爱上我”之类的玛丽苏小说，哪怕她清高如简·爱，也不可能不为之心动，起码弄点儿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愫吧。你看萧红，当即就爱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萧军。

可是，偏偏，从头到尾，没有资料证明，吕碧城对英敛之有过非分之情。

不但对他，她一生遇到的出众男子多矣，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李鸿章的孙女婿杨云史，以及诗友费增蔚，等等，都算是她广义的男闺闺，但她谁都没有爱上。她甚至认为，包办婚姻都好过自由恋爱，包办婚姻若不幸福，还可以归咎于父母，自由恋爱若是失败，其懊恼悔恨，远甚于包办婚姻。这种奇谈怪论，只有没有心仪对象的人才会发出。

没办法，她真的看不上谁，严复曾说她：“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

她自己则对朋友这样解释：“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细看这段话，她其实看得上梁启超和汪荣宝，可见她并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是机缘不凑巧。有人非要问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与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别人都清楚。

可问题是，你用得着这么清楚吗？你只能与自己看得上的人恋爱吗？要是都像你这样，这世上只怕就没有恋爱这件事了。

以萧红为例，当初她是因逃婚才从家里出走，毫无疑问，她看不上那个汪殿甲，但当她到外面的世界飘荡了一圈再回来，居然选择和汪殿甲在一起，你要说这是权宜之计吧，汪殿甲的哥哥提出退婚，她都不同意，还为此打起了官司。

就算这是困顿中的无奈选择，后来她成了名，还应邀去过日本，在当时的文坛颇有些地位了，稿费收入亦不少，她居然还会和她极其看不上、称之为“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端木蕻良在一起，让她的朋友聂绀弩百思不得其解。

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错，张爱玲是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但张爱玲也说过，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快乐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当时跟胡兰成都没见过几面，这个男子，怎么就值得她低到尘埃里了？而胡兰成自己后来也描述过他在张爱玲面前的紧张感，觉得说什么都荒腔走板，倒总是张爱玲一再点拨他。

没错，他没有那么高，她也没有那么低，但女子想要爱的心情，让她俯下身去，装作以为他是一个可以崇拜可以爱的人。没办法，谁让爱情对于女人是刚需呢？对，我又用到这个房地产专用名词。我还可以进一步说，爱情对于女子，是刚需中的刚需。

胡适有个绯闻女友，名叫陈衡哲，她曾和胡适有过一次对话，陈衡哲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陈衡哲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这位陈衡哲先生，对，她的江湖地位，是可以作为女性而被称为先生的，她是清华高才生，留美硕士，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诗人、女作家，但她的爱情观、人生观和《还珠格格》里紫薇她妈基本一致。

那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说：“我爱了一辈子，盼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可是，若是没有那个可以爱，可以盼，可以怨的人，这一生，又有什么意思？”而在小人鱼的故事里，老祖母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人只有被深爱过，才会获得永恒的灵魂，否则即便活上300年，依旧是大海里一个易碎的泡沫。他没说我们也明白，他指的主要是女人。

这种古今一般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爱情理念，或许是那么多女人在爱情这件事上使劲折腾的原因。“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痴情，“我死之后，化为厉鬼，使君妻妾，不得安生”的凄厉，乃至于像《色，戒》里，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在灯下温柔怜惜的笑容，心中轰然一响，以为遇到真爱，于是放过他送了自己的性命，都算是为那个爱情梦想买的单。

当人们为之荡气回肠感慨万千之余，似乎没想过，她们为爱情这件事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当然，人只有这一辈子，都投在所爱上也没什么，我可惜的只是，太多的爱情，都像王佳芝所以为的，易先生对自己的爱，不过是个山寨货。

上帝造人，送了各样配置，但并没有将爱情作为标配列入其中，借林黛玉一句话来形容，那是个稀罕东西，岂能人人都有？有的人运气好，遇上了；有的人运气不好，没有遇上，这跟你是否聪明美丽善良没有一点儿关系，它也许能使你被爱，却不能使你去爱。

清醒孤高如吕碧城，“不遇天人目不成”，她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即便这一生都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她自称“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因此，当那个呆子吴宓自说自话地为她写推介文章，盛赞她的才华之后，居然以须眉浊气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怀”：“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之所在。”他以为的恭维，却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吕碧城拒绝与他见面，还怒斥他为无聊文人，可不是，无聊文人眼中只有小姑闺怨，哪里理解得了她这样的磊落巾帼。

但她的决绝磊落，也让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脚的机会。爱情是个好借口，让你接受自己的软弱，容忍自己的懒惰，你躺在哀怨的温床上，放弃了自我建立的机会，好像是得到或者没有爱情拖垮了你的人生，这样你就不必亲历亲为地承受各种挫败——我怀疑人们夸大爱情的意义，主要是好逸恶劳的本性使然。

只有真正勤劳勇敢的女性，才能够面对她的人生真相。与爱无缘的一生，吕碧城做了太多事情，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她不觉中以亲身经历证明，即便对于女人，LOVE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最多是锦上添花，蛋糕上的樱桃。作为一个女学的创办者，她的人生对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是你自己，而不是别的人，决定你的一生，最终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若是遇不上，没有爱情也可以。

不作不折腾就是没活过
——兼谈萨冈和萧红的人生路径

席越

作为一个按照传统意义已近中年，有着一份固定工作，有一个收入比自己高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每年会选择夏威夷或者墨西哥这样的北美人民喜爱的地点度假的妇女，现在让我回首青春，就像讨论《哈利·波特》这样的小说。这样骑着扫把和龙对话的念头我曾经有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天上飞过。或者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吃人参果，匆匆，囫囵而过。

我唯一与北美90%的职业妇女不同的地方是，每个星期会用相当于大约1/4的工作时间写文章。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写得更多，甚至比全职工作还多，而且当年所有的写作都不是为钱，或者说基本上都没有收入。我告诉所有的人，这是因为至爱。偶尔在深夜闭上眼睛，双手合于胸前——据说人总要每隔一段时间花5分钟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深夜尤益，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因为写作，我才会在各种财务报表，或者各种分析报告和审计之余对另外的一群人的青春和生活轨迹感兴趣。所有的财务工作者，基本上都对其他财务工作者的青春或者童年或者梦想不感丝毫兴趣，这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工作只是和数字有关，全无感性而言。或者她们从小就决定了要循规蹈矩，寻找最稳妥和安全的生活方式。我说的这一群人和财务工作者、中层白领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人——或者说和大部分人生相反的人。

她们在年轻时代就没有准备驯服自己。

比如少年萨冈，她在18岁就出版了《你好，忧愁》，这本书几个月之后就卖出了84万册。在此之前，她时常旷课，经常喝酒、抽烟，被两所学校开除，到第三所学校才完成中学学业，却没有通过会考。成名之后，她更加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她个性鲜明，行为有些离经叛道，她写作、赛马、酗酒，还用版税买了一辆性能一般却在那个年代最为拉风的美洲豹汽车，四处飙车……她22岁嫁给了第一任丈夫，两年之后离婚。离婚之后却又和前夫保持着同居的关系。随后嫁给第二任丈夫，生下一个儿子后，没有多久就离婚。她差点死于一场由于超速飙车导致的车祸中，60岁时还因转让和吸食可卡因而被判处缓刑一年的监禁和罚款……她的一生就好像一个漫长的青春期。而她本人，是60年的法国最著名的青春代言人。

还有萧红，她19岁为了逃婚和表哥离开了家乡到达北平，不久回到故乡被家人软禁，又逃到北平。后来被未婚夫追回，并经历未婚夫家庭的退婚。为此，她到法庭状告未婚夫的家人，使得她本人逃婚、退婚之事成为当地众人皆知的新闻，她的父亲官职被贬很多。即使如此，她还是和已经退婚的未婚夫同居并怀着身孕被抛弃在一家小旅店中。这些都是她22岁和萧军写出《生死场》之前的经历。除了逃婚、退婚这些事迹，其间她为了继续读书和父亲做了一年的抗争、帮佃农求情而惹恼了伯父，几乎被家人处死。她生活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对女子的道德礼仪约束和封建社会没有什么大的改进的时代。因此，萧红似乎比萨冈更离经叛道，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反抗和斗争。在她30岁离世的时候，她一直在自己的多情和男人的薄情中沉浮。这就是中国“30年代洛神”的青春。

萨冈和萧红并提，是因为她们都是天才型的作家，都年少成名，都像她们生活时代中的“坏女孩”，没有规规矩矩地遵守她们被计划好的人生。可是，若让一个平庸度过自己青春期的女子来评价，是好是坏是疯癫是糊涂，她们才真正地有过自己的青春。

假如你没有冲撞过，没有反抗过，没有早恋过，没有翻着墙逃离自己的家或者那个权威的象征，又怎么叫作有过青春？甚至是那个自以为从小就懂得很多大人事，懂得珍惜金钱的张爱玲，她何尝不是从父亲和继母那里逃出，投奔了更自由和开通的母亲？这些早慧而任性的孩子，从此要么以一生作为她们漫长的青春期，要么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已经有了一颗古老而忧愁的心。

至于那部关于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女导演许鞍华说，民国是属于那些文人的黄金时代。好像电影中有鲁迅、丁玲、萧军等一圈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人士。还没有看过电影，但是已经开始担心她把萧红拍美了，顺带把那个年代也美化了。我不是要和“民国范儿”唱反调，也不是觉得那个年代没有它的意义，可是，民国在我看来，也像是一群孩子的“青春期”，每样新的事物都在品味，每种思想都在跃跃欲试，每个人都想尝试未尝试过的恋爱，然后每个人都以时代的荷尔蒙或是梦想而亢奋着又跳又唱。所有的一切终究以为底子尚薄，心情漂浮而不够深厚，那个类似于人生30～40岁的壮年，思想和见识都镀了金的时代，终究没有到来。或者像萧红一样，早逝了。

这样的天才而动荡的青春，是不是要比一份安稳而平静的生活好？这是一个充满了“围城”逻辑的问题。因为像张爱玲那样少年成名的女子，也会适时地告诉自己“岁月静好”。而静好，让我等凡人俗子看来，就是不作，不折腾；就是有着医保、社保，有着每年的假期，有老公有孩子，周末去图书馆动物园，每天没到下班就计划买什么样的菜做晚饭，信用卡从不拖欠，房贷一定要提前10年还清的生活。

偶尔我也会质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铿锵着、嘶吼、重金属地过一个青春。答案是，我不是萨冈，也不是萧红、张爱玲，甚至三毛。

但，假如重塑自己就像割个双眼皮一样容易的话，我绝对想回头把自己的青春敲碎了，好好折腾。因为每段传奇都有一个碎过的青春、不驯的青春。

女性解放，唯有靠自身

大家沙龙

【编者按】

此次的主题是谈民国女性在传统与现实间的挣扎，缘起于《大家》的多位作者不久前对萧红不同角度的评价，争执很大。刚好张耀杰老师的新书《民国红粉》更加系统地梳理了民国时代的几位女性的命运，我们亦邀请了文史学者张耀杰、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著名企业家王瑛，湖南商会的伍继延，几位嘉宾讨论了在中国传统的男权视角中，如何解读近代女性走出家庭、争取权利的多元面貌，以及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郭于华：女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独立】

张耀杰：2012《环球人物》杂志找到我写历史的专栏，后来确定为“民国红粉”，结集出版了书。这本书的价值，我比较骄傲的是在做考据，好多人说了假话我会考证出来。这里面要说比较有硬材料的，一个是关于宋庆龄的材料，大家有耐心的话可以看看；另外一个是关于冰心老人的。

关于萧红，在腾讯《大家》上有些争论，我写了一个书评，说得有点儿过，后来又有两篇文章商榷，我现在的简单回应就是人要有自制，要能自我健全，你不能越界干你不应该干的事。比如萧红17岁时和表哥反叛家庭，回头又和未婚夫同居了，最后生了孩子没人管，这两个男人都不是好男人。接着出现一个萧军把萧红救了，带到了上海，然后萧红又怀孕了，可萧军又去找了别人。这就是萧红的命运。

腾讯《大家》：郭于华老师是社会学研究方向的，我们今天有幸首次听到郭老师对民国女性的看法，包括对张耀杰老师的回应。

郭于华：刚才说到了萧红的一些情况，因为张耀杰做考证，伪造的历史材料要重新理解和认识，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都应该做这样的工作。那天我看见某个评萧红的文章，像扒皮一样，既不厚道，也没有意义。

作家、历史学家也好，除了澄清真相以外，要去寻找这些人的苦难悲剧，社会的、历史的根据，我觉得不是一味地这样道德谴责。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问题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吗？仅仅是性别问题吗？其实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要拿人当人的问题，包括张耀杰的一些具体表述方式，在写冰心和林徽因的争风吃醋，善妒。这是女性的特点，还是人性的特点？我觉得是后者。

我想说两点感想，读了他的书以后，我觉得让我们联想到很多重要问题，一个是根本性的问题，女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独立，有很强的依附性，或者形成了一个依附性的人格，在很多人格当中都有依附性的体现，这也是张耀杰特别想揭示的问题，比如说依附于丈夫，依附于夫家。在传统社会当中，帝国时代，乃至民国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还有依附于权力，依附于金钱，甚至依附于革命，依附于组织，无论依附于谁，都是一个不独立的依附性存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哪怕到了今天，我不认为真正地解放了，民国时代这些女性，很多人用自己的生命追求解放，追求独立的自由，但是也没有能够达到，甚至很多男性认为今天女性解放得已经过头了，现在应该是解放男性了。所以，这个问题就特别值得讨论。我想提一句，所有的解放都不是恩赐，不是别人给的，不是别人来解放你，所有解放都是自己的解放，自我解放，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那么，女性怎么去除依附性？怎么样独立自主、自尊、自强？从张耀杰的书里面各个人物来看，她们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和资源的，这当中的人物不同，占有资源不同，她们能走多远也是不一样的。资源当中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当然还有她们自身的因素，比如说她们的理念、思想。

不光是女性，作为人来讲，真正靠得住、一辈子不离不弃的、你能依靠的唯有自身，我觉得这也是张耀杰这本书非常充分揭示的一点。可以这么说，没有资源的话很难独立，但是你有了资源的话未必独立，比如萧红也好，后来病死的女学生李超也好——即使强大的女性，也很难摆脱她的家族的制约，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王瑛：旧式家庭对女人的打造不全是负面】

王瑛：我觉得张耀杰提供了一系列的样本，去看女人的解放。因为这里面我看好像没什么太老实的女人，都是不安分的，想要证明自己的。尤其是这30年，随着改革开放，可能我们真正出现一个非常多元的时代，如果回头看“民国红粉”这些人物，那么丰富多彩也是由于这种多元——100多年来层层出现的，在民国出现过。从这些不安分的女人身上，证明那个时代给她们的空间，给她们在这个时代留下来的痕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这30年也会看到女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我反正是经常很吃惊的，吃惊之后觉得很欣慰。

看张耀杰写的萧红，我挺难过的，我首先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张耀杰爱憎分明，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他的行文里面都看得见。张耀杰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萧红很小的时候，家族里面认为她是一个不祥的人，包括她的父亲母亲也如此认为。她很小的时候摧残就已经开始了，她的一生会有那么多的坎坷，她来不及站起来就摔趴下了，这个人就没有真正站起来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很同情萧红的。

张幼仪在过去大家庭里面是特别受青睐的那种女孩子。不要看徐志摩不喜欢她，我们的旧式家庭非常用心去打造张幼仪这样的女孩，也会给这种女孩非常高的评价和肯定，我不认为所谓的旧式家庭对女孩子的这种打造全是负面的，不是的。我们中国社会这样的一个文明形态生生不息到今天，大家庭对于需要什么样的女孩子去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繁衍，能够发展，是有要求的。张幼仪在这个过程当中跟萧红完全不同，萧红是被否定的，被看成是一个妖怪，她大伯甚至要活埋了她。而张幼仪不同，即使像徐志摩这样前卫的男人不要她，双方的家庭也离不开她。我们以前听到离婚不离家就是这种，因为这个大家庭太需要她了。张幼仪碰到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仅仅看到她和这个大家庭之间良性的互动，而在这种互动当中家庭的利益仍然是大于张幼仪个人的利益的。从张耀杰的考据里面，我看到了张幼仪另外的故事——她实际上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作为妖孽的萧红是可怜的，作为榜样的张幼仪也是可怜的，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制度里面人没有人的地位，尤其是女人，更没有人的地位。女人在这样的制度下是双重的压迫。

伍继延：我记得关于女性的话题，在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也是特别火爆的，我记得和当时的女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她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女人的问题不是天生的，是社会造成的”。这个观念对80年代念大学的女生是非常大的突破，我们说要自由，结果自由完发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制度，还有文化。比如两人住在一起了，过了几年，有人就会问怎么不生孩子。再过若干年问题就来了，关于家庭，关于女性的问题。

【张耀杰：中国社会几千年最多的问题就是男人不行】

张耀杰：今天争论的一个角度是男权、女权，一个美女作家也问过这个问题。人性是分层级的，第一层级就是普遍人性，普世价值层面的人性，不管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在普世价值和普遍人性的前提之上，第二层级是男人性和女人性，男人性和女人性才有公共社会的社会性、民族性、党派性、国民性。我们第一层级没有合格，女权程度比较差，归咎于完全是制度造成的，我认为制度是第三层的，制度是人造成的。实际上中国社会几千年最多的问题就是男人不行，男人不行才有后来的女人不行，男人让女人裹小脚就说明男人太不行了，你太不自知。

萧红作为文学天才是不可置疑的，她的作品是有价值的，我的书不是谈的文学，我是从普世价值来谈的。我只能用我的角度，用我的切入点来说我应该说的，并不是说我不同情，其实比萧红更值得同情的叫作庐隐，她出生那天外婆死了，她父母就说她是个灾星。后来她找了一个男人成为她的未婚夫，她母亲拿私房钱供未婚夫读大学，她还没毕业就又嫁给了郭梦良，最后郭梦良担当不了家庭责任，她跟着他就当一个小妾，后来又找了一个小男人，最后难产死了。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寸，也可能像王瑛大姐说的，有的层面要求太高。男人确实应该比女人强势，承担更多。所谓怕老婆就是自己承担责任，人家说的，咱就多听一些，我在生活中也在实践这一点。

【郭于华：民国女性的处境与当下环境更像】

腾讯《大家》：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想提问的？我们可以多一些互动。

观众：这个问题想提给郭老师。今天的话题是民国女性，郭老师说民国时代女性是依附权力的，我们现在也有以民国思维考虑问题，我们如何看待？

郭于华：这背后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涉及不同的时代，不同社会之间比较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也不成熟，就是做一个探讨。我觉得民国女性的处境跟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似乎更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资源条件增加了，比如说选择性比较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条件比较多，也是工商社会开始繁荣，个人发展空间、能力和学识的增长，包括思想理念的先进，各种各样的能力，甚至包括个人美貌都是一些资源和条件。这两者之间比较接近，但是可以回想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30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那个时候女性要依附的话似乎只有强权，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所以经济方面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相对于女性在家庭当中地位比男性更为局限。那个时候只有打着革命名义的无产阶级这种标榜的权力是可以依附的，要想成功或者想要生活得比较好，大家都只有冲着那个东西去了。

观众：王瑛老师，您对现在的女性有哪些建议？

王瑛：你是指女孩子该怎么活着、怎么做人？这些真的需要靠自己。我们这30年应该说作为女孩子来讲，活得挺是时候的，各种各样的选择真是以前没见过的，你如果真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能够想清楚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所谓可以依附和依赖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成立的一个原则。不见得说你不会吃苦，不会碰到障碍，可是你总有出头的那一天，你会不时地看到亮，路途当中也会不时地受到激励，慢慢地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及人生观，靠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郭于华：我觉得老子说过一句话，对我们有很好的启发，叫“上善若水”。女性似乎看上去柔弱，但经过我们的努力，把柔弱变成柔韧，你看上去很美丽，不是那么强大，很小的东西其实可以生长出非常强韧的力量，女性朋友在这一点上都做出这样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瑛姐也是一个榜样，内在的东西可以生长。我总是说柔弱而美好的东西是任何强大力量不可战胜的，我们共勉吧。

【郭于华：我赞成相亲相爱的社会，不主张女权至上】

观众：关于对单身女性群体进行保护，您觉得什么样的社会更加文明一点儿？

郭于华：如果一个政府有这样的制度对单亲父母有这样的保护，我是肯定的，他可以选择跟男人结婚，跟他组成家庭，也可以选择不跟你结婚，自己把孩子养大，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制度，是可以去肯定的。但我从来不认为女权就至上，你从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难道不是自始至终是男女配合，谁也离不开谁的？最早的原始社会，维持生计方式是叫作采集狩猎社会，那个时候也有性别分工，男人打野兽，女人采野果什么的，在生计获取上谁也离不了谁。某种程度上女性作用可能更重要，因为打猎是一件没有保障的事情，不一定每天都打得到，弄不好还会被动物吃掉了，但是女性采果，每天相对来说更有保证，提供生计能力不比男性差。我觉得两性之间是一个合作与配合，是相亲相爱的一个社会，不主张女权至上。

观众：我觉得男权社会里男人会把女人当成财产。

郭于华：女权社会里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财产、工具啊。

观众：通常评价一个女性，会从她的感情角度做评价。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女性独立，对学识的增加，但你们的观点有点儿不一样，两位女老师的观点是女性不应该依附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人，尽量做到独立寻找幸福。刚才武老师说法国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那批人，都很独立，却不一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不知道张耀杰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耀杰：每个人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张耀杰：我一直的观点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第一，对自己必须要有一个边界，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去做，做不到的不要去做。每个人该承担责任的时候一定不能放弃责任，你只要不放弃责任，无论做大做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王瑛大姐也是在力所能及地一步步地做大的。

郭于华：我们各司其职、恪守本分，我觉得这跟讨论制度、文化和人性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着眼于制度的概念，只着眼于人性的改变。我的意思是，你破局的地方是制度改变，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应该承担你自己的责任。我也跟很多做公益的朋友说，首先要安身立命，第二步，你有能力、条件的情况下做得更多，帮助更多的人。先把自己活好了，才有基础做得更多，时间更长，走得更远，这一点和张老师的观点没有区别。

王瑛：跟着他们俩说一句，我们的前30年，都是想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后30年，是只有成功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成功标准里很大一块部分是要有多少钱。这次我到台湾待了13天，真是感触非常深，没有那么多人认为只有成功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其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能够很好地去做人，能够去做好自己的生活路径，自己的角色，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踏踏实实的，我觉得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安于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好的社会，不是一定要很多钱，让很多人都知道你。如果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只追求一种生活，我觉得就要出毛病。不是说你想要的东西一定得到了才能对自己满意了，而是你想要的东西，自己努力了，你就对自己满意了，我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幸福一些。

观众：今天两位女性嘉宾，我觉得你们的气质非常好，说话非常温和，非常有见地，是两位非常智慧的女性，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自己欣赏的女性存在？

王瑛：我是一个不太给自己找偶像的人，咱们就说张幼仪，如果在她身上加上点儿什么，我就觉得我欣赏她。她在面对她的家族和徐志摩的家庭给她提出的问题时，没有放弃，她自己要站起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更有价值的人生的努力，我觉得她更符合我的想法。

张幼仪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她那么善良，后来徐志摩出事以后，她对所有事情的料理都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品性的人。看完了张耀杰写的张幼仪后我觉得她挺可怜的，还是没有能够挣开原有的教育对她的塑造。我很想就这些民国人物和今天的观众说一句话，女性解放最终一定要看她自己，就是靠她自身的觉悟程度，才能造就一批新的人，在这里面形成突破，无论是从自己的人性更完善，还是从制度上去突破等等。我们都是普通人，整个人生、社会、国家等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是我们的作业确实是从自己做起，我们自身的觉悟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很好地去参与和接受观念变迁，在这个过程当中使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郭于华：我也赞成王瑛姐说的，简单地说幸福比成功要重要得多。特别讨厌一个词是“成功学”。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努力了，能达到什么程度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我跟王瑛姐一样，没有一个崇拜的偶像，但有欣赏、敬佩、喜欢的人，还是就民国女性来说，虽然张耀杰说她们不怎么样，相比较而言我钦佩张幼仪、林徽因、宋美龄，她们都有值得可取的地方，最主要是她们的独立、自尊，尽了自己的力量承担了应有的承担。

谁的黄金时代

一个女作家的黄金时代

黄佟佟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么几句话：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这也许正是编剧李樯要用《黄金时代》做萧红传记电影名字最直接的来由，作为一位有野心的编剧，他蛰伏三年写一个剧本原是要“透过人的精神触摸历史的本质深处”，按我庸俗的理解，他试图通过一个柔弱多情的文学女人一生的际遇展示那个激越的大时代，那个充满了勃勃生机，每个人都挥着锄头要去锄金，大师们成堆出现的时代，那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包括鲁迅、丁玲、许广平、胡风、梅志、茅盾、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他们围绕在这个叫萧红的小女人的身边，伟大的心灵互相撞击、互相激发、互相碰撞、相互伤害，激荡出的点点火花照亮了20世纪中国黝黑的天空。

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是文学家的黄金时代，社会动荡，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纯真的青年们奔赴延安，去追寻远方的理想，萧红本人裹挟其间，但她可能从没有意识到她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信中的“黄金时代”仅仅是因为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不用为钱发愁的日子，“最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儿也不压迫”，平常女人触手可及的现世安好她来说近乎奢望，早几年与表哥私奔的疯狂，大着肚子被未婚夫抛弃押在地下室的仓皇，跟着一个粗鲁的东北男人东奔西走的漂泊，以及她之后马上要遇到的更为混乱的感情生活……都让她跟安稳没有一丁点儿关系，贫与病，是她31岁生命里的主题，所以她对于这种罕见地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安稳岁月有点儿发慌：“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女人，她在幸福面前卑微，在爱情面前卑微，甚至连衣食无忧也深感不安，像那些从小没有得到过正常关怀的小姑娘，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略微好一些的东西。曾经有厉害的史学家诟病她混乱的感情生活，投奔延安时的三人大被同眠是最平和的八卦，最严厉的指控升级到“打着女性解放的招牌给自己低劣的生物本能与情欲放纵找堂皇的借口”。是的，她确实是两次都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开始了和新的男人的同居生活，只不过这不是出于她旺盛的情欲（她身体实在太差），只能说出于命运，一次是被无端抛弃，一次是与萧军的彻底决裂，无数次的眼皮子底下并不隐讳的出轨以及酗酒和暴力，让她无法继续，她离开时曾对聂绀弩说她依然爱着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累，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的情欲与其说是情欲，倒不如说她太贪恋温情，她是一个典型的“爱饥渴”患者，自小没有母爱也没有父爱，在冷酷如冰的东北小镇里长大，唯一的温暖来自爷爷。美国心理学大师米尔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储爱槽”，小时候如果没有受到足够的关爱，他长大以后就不知如何爱人，萧红如饥似渴地渴望着来到身边的每一滴爱意，无论是粗蛮的萧军，还是胆小的端木蕻良，只要他们给她一点儿爱，她就制止不了自己向苦难滑动的脚步。女作家是一种什么生物？是一种神经裸露在空气中的生物，对于爱，对于恨，对于痛苦，她们比平常人敏感一百倍，萧红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的旧日生活，情欲的唯一作用是让她更加受苦，让她的神经更敏感，让她更感同身受于人类共同的困境。

有多少人在暗夜里祈求老天爷给他们灵感，但只有少数人得到的上帝暗中授予的那一支笔，他们只要坐下来，就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来，跟井喷似的，就像严歌岺，就像萧红，她们总是写得又快又好，就是在她最失意的香港岁月里，她也写出了伟大的《呼兰河传》和半部《马伯乐》，她唯一的死穴在于她羸弱的身体，最青春的十年她随时处于“坏之极的状态”“心脏过量地跳，全身的血液在冲击着”。“写几天就要病几天”，临死之际还在感叹“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1941年，萧红去世，离她最珍惜的黄金时代其实只过去了五年。如果她有丁玲那样强健的体魄与性格，她至少可以将她的黄金时代延续到1949年。

真可惜啊，一个女作家在黄金时代过早地折戟沉沙。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幸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真的要感恩上天，要用力地享受你的生命，要用力地享受你的天分，折腾不折腾，倒是悉听尊便，唯一要做的是像新时代的天才女作家严歌岺一样，“每天游个一千米”。

一个女人的黄金时代，最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别的都是扯淡。

我们要什么样的黄金时代

余少镭

时近清明，隔壁的银河公墓又热闹了起来。空虚寂寞冷了一年的先灵们，又可得到后人的例行拜访了。站在我家阳台上，远眺三四百米外的墓园，有时会装兮兮地想，熙熙攘攘之中，有没有人是去给萧红扫墓、献花的？

是的，萧红，那位写《生死场》《呼兰河传》的奇情女子，1942年病逝于香港，1957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迄今已57年。而我跟她毗邻而居，也有13年了。

最近，因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这个曾经差点儿被人遗忘的女作家，又重新热了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萧红堪称中国作家中的女神；许鞍华是当代导演中的女神；主演汤唯，则是影迷心目中的女神——三个女神一出戏，《黄金时代》让人不期待也难。

【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

萧红的情史，她和萧军不得不说的故事，已有多人论及，不再赘述。《黄金时代》这个电影名，便取自她给萧军信中的一句话：“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信我没看过，不知前后语境；没考证过，写于何时也不得而知。萧红1932年结识萧军，1934写出《生死场》，1935年底正式出版，轰动文坛。1938年，二萧分手——常理推断，萧红此信，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应该不会错。

从个人史来看，萧红是有理由、有底气说这句话的。此前她情路坎坷，创作颇丰却名气不大，甚至还为她带来危险。结识萧军后，其才华又得到鲁迅等“文学大佬”的赏识，进入圈子，成为耀眼的文学新星，爱情、事业双丰收。这不正是她的黄金时代吗？

个体的黄金时代，关乎私人感受，却也跟整个时代大环境密切相关。

民国史资料告诉我们，从1927年4月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这十年时间，是民国史上著名的“艰苦建国的十年”，在西方人眼里，也是中国的“黄金十年”。这十年，中国几乎年年都在打仗，北伐刚过，是蒋阎冯中原大战，接着是宁粤对峙、九一八……偏偏就在这十年里头，中国经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单是1931年至1936年的工业增长率，就平均高达9.3%；电信、邮政的增长速度也快，交通方面，修建2万余公里铁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公路，开辟了长1.5万多公里的12条空运航线。而全国总人口，也从1911年的4.1亿增加到1936年的5.3亿。

跟“作家”这个群体息息相关的是，那十年，报业、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已走上轨道，相应地也有了正规的稿费制度，因此，当个职业作家是很滋润的。我们无从知道萧红的稿费标准是多少，《生死场》最后拿了多少版税，但在20世纪30年代，平均稿费标准是千字2～3个元（编者注：银元，下同），名家就更高了，鲁迅给《申报》副刊写稿，千字6元；畅销书作家张恨水的版税，是千字8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据《银元时代生活史》的陈存仁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每月工资8元，但“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5元”。租房，上海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元。当时的北平呢？租一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张恨水用版税买了一个大宅子，面积超标，装修超豪华，以至于很多人都说他买了一座王府。另一可以参照的，是风月消费，据鲁迅日记1932年2月15日载：“……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按目前的市场行情，随便在二三线城市的KTV里请个小姐来“略坐”，小费最少都要人民币200元。

从这些原始数据中，我们可以管窥，在那个年代里，物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普通的码字为生者，是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的。

当然，智商再低，也不至于认为，国民经济发展快、脑力劳动报酬高、物价消费水平低的历史时期，就是全体国民的黄金时代。对于萧红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风渐开，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传统封建势力的束缚减弱，像萧红这样走在潮流前头的知识女性，不仅可以“想爱就爱”，更关键的还是可以“想不爱就不爱”，哪怕离家出走，也能自立自强。

仅止于此，尚不足以称“黄金时代”。萧红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写作者。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虽“城头变幻大王旗”，却是相对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年代，左翼作家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治黑暗的反政府言论及著作，得以连篇累牍地见报、出版。被萧红引为导师、挚友的鲁迅，以杂文为武器，火力十足地向当局开炮。萧红所写的《生死场》及其他短篇作品，直面社会黑暗、底层血泪，几乎就是民国小说版的《中国农民调查》，同样也得以毫无阻碍地出版，甚至一纸风行。

对于写作者来说，能提供弥足珍贵的自由空间的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

文人的黄金时代，不等于就是其他群体的黄金时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要什么样的黄金时代？

针对这个问题，前不久，腾讯《大家》联合主办了一个相关主题沙龙。在“你认为什么样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及“明天会更好吗”的主题下，一位嘉宾侃侃而谈，先说他去了一趟朝鲜，发现还是中国好。接着又下结论说，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我认为明天是一定美好的。我身临其境，1979年考上大学，我感觉到很幸运，中国这30多年有了很好的发展。今天能探讨也是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我觉得现在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

本来，对于“黄金时代”的感知，跟“什么是幸福”是同一个命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权利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还是“黑铁时代”。比如今日的朝鲜民众中，也会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就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黄金时代。该嘉宾最后那句“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也已说明，他知道他的结论会受到很多质疑。所以，作为一个没机会发言的观众，只能在这里，针对该嘉宾言论，抒抒己见。

几千年来，中国人备受战乱之苦，在付出亿万生命的代价后，总结出一句血的教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而儒家老祖宗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也说过一句颇具生存智慧的话：“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论语·泰伯第八》）渴望太平，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而庆幸，这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和平年代就是“黄金时代”吗？嘉宾一开始说他去过朝鲜，觉得那里实在很糟糕，又得出一个如此结论——我就奇了怪了，朝鲜这60年，不也是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吗？何以朝鲜的和平年代就不是“黄金时代”，中国的就是呢？就因为中国目前经济比朝鲜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朝鲜高，还拥有更自由的空间？

若是此原因，那么，我想跟该嘉宾说，其实，所谓的“和平年代”，有真假之分。真正的和平年代，除了没有战争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无法随意剥夺人民的一切合法权益，而人民可以自由行驶对政府的监督权。也就是说，权力必须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而不能在外面张牙舞爪的。

至于说“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那就更不值一驳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也好，前面提过的民国“黄金十年”也好，确实不是和平年代，但在这些历史时期，却是什么都可以探讨，先不说真正的“百家争鸣”，就说民国的“黄金十年”，各种思想、理论，哪怕是跟“三民主义”大相径庭的，不但可以“探讨”，甚至遍地开花。

最后，我想重复这句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嘉实自有他的立场，我想再引用孔子之语，与该嘉宾共勉。在“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后面，孔子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把每天活成黄金时代

大家沙龙

此次沙龙由电影《黄金时代》发起的系列跨界对话“黄金沙龙”主办，腾讯《大家》频道联合主办。李樯、刘东明、杨瑞春、沈浩波作为对话嘉宾，与腾讯《大家》作者柴子文、贾选凝、黄佟佟、余少镭，文化艺术界人士、产业界企业家共聚一堂，分享关于明天的希望，自问个人的担当，兼忆过往年代的思想华章，以《黄金时代》为起点，发问并探讨“明天会更好”。

【沙龙嘉宾介绍】

李樯，著名编剧，从《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到《立春》，李樯编剧的三部电影的女主角都获得了不同奖项的肯定。《孔雀》获得了第55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李樯凭借《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由李樯担任编剧，许鞍华担任导演，汤唯等众多明星倾情加盟的史诗大片《黄金时代》也即将与观众们见面。

刘东明，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任陕西《三秦都市报》编委兼新闻部主任，华商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辽宁华商晨报社总编辑，陕西华商传媒集团总经理。

杨瑞春，199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现任腾讯微博副总编辑。曾任《南方周末》专题部主任、新闻部主任、编委，《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主编。曾长期担头版编辑，并推动了《南方周末》在特稿方面的实践。2006年—2007年，斯坦福大学奈特奖学金访问学者。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有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记事》《蝴蝶》《命令我沉默》。

胡野秋，文化学者，作家。本次沙龙主持人。

【如何评判你生活的时代？】

胡野秋：

“明天会更好？”这个题目，我拿到之后首先想到当年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的一本书，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看到名字就把这个书买下来了。1918年某一个冬天，他父亲正要出门，正好梁漱溟要进门，父子俩一擦肩，他父亲问他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当时20多岁，就回答了一句，说：“世界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他父亲说：“未知可否。”

明天更好吗？我们今天似乎是有一点儿怀疑。我不知道各位觉得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李樯写了《黄金时代》，写了那么多好剧本，你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如果给这个时代下一个断语，你会怎么评判它？

李樯：

这个题目庞大极了，你是问这个时代怎么样。我只能粗浅地说，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纷繁、难以言表的时期，好与坏纠缠不休。

杨瑞春：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个时代，就是“不确定性”。今天过来大梅沙的出租车上，司机是一个话唠，他问了我许多完全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说，马航的飞机到底飞哪儿去了；比如说，克里米亚的公投投了弃权票，未来对中国的影响。

我当时想，难得深圳还有这么关心时事的出租车司机，北京这样的的哥倒是一找一大堆。他提了这么多问题，我很难跟他说我有一个什么答案，就像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我觉得也很难有一个答案。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身边的世界明天会是什么样子。

胡野秋：

我认为这是瑞春作为传媒人比较专业的认识。你刚才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北京过来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深圳的司机可能不太关注这个，他们关注股票比关心政治多。深圳人发现我们口袋的厚和薄跟这个时代和国家是有关系的，恰恰反映了一种民意。

沈浩波：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是外在和平而内心动荡的时代。之前有媒体采访我，问什么样的时代是好的时代，我说和平的时代是好的时代，因为和平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颠沛流离，不至于餐风宿露。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时代对于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动荡，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我们既不知道明天互联网的快车会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国家被雾霾笼罩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业。我身边40多岁、50多岁的朋友就面对这样的选择，这个时代不断把人往下淘汰，变化太快。

刚才杨总讲的这样一个不确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危险，所以我觉得既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内心充满了危机、动荡的时代，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是充满内心危机的。

【你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图景？】

胡野秋：

刚才各位不约而同地用了不确定性。我想问一下四位，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在中国哪个时代是黄金时代，或者你心目中觉得什么样的时代才够得上黄金时代这样的标配？

李樯：

萧红认为她的黄金时代是比较确定的，1936年在日本做到衣食无忧就觉得是黄金时代。我的黄金时代，我现在也不太知道。对于我来说难以回答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是过去时、未来时还是现在进行时，我是很困惑的状态。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似乎是已经离去的和还没有来临的，用比较浪漫的话说是已经失去的和没有来临的，身在其中我比较困惑，我没法回答。

胡野秋：

米兰·昆德拉出去，移民官曾经问他想去哪儿，给他一个世界地球仪，当时米兰昆德拉把地球仪转了两圈，然后说你能给我换一个地球仪吗？就像你说的，每一个人都不觉得他所在的时代是黄金时代。刘总呢？

刘东明：

我认为明天是一定美好的。我身临其境，1979年考上大学，我感觉到很幸运，中国这30多年是很好的发展。今天能探讨也是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是和平年代，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探讨。我觉得现在是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当然大家可能各抒己见。谢谢。

胡野秋：

刘总已经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黄金时代。

杨瑞春：

我觉得中国这一百年来很难讲哪一个时代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比如说在思想界，大家会觉得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代，每个人都充满了朝气，充满对知识的渴望，整个社会寻求的是积极向上、蓬勃的状态。但是我想，以我的成长经历，其实80年代很大程度上在物质上是有匮乏的，比如说李樯编剧写的《立春》，其实呈现的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状态，它还不是一个物质比较充足的时代。

真正说到黄金时代，会让我想到美国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物质已经达到了一个层次，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上又开始呈现出一种追求解放、追求个性的思潮，我觉得中国这一百年还很难说有这种类似的时代做比较。但是假如说非要在这里面选出来的话，就精神的状态、整个社会的表现来说，或者说是从人们心中存有的希望来说，我觉得80年代应该是一个黄金时代。

沈浩波：

刚才杨瑞春讲的是精神上的黄金时代，刚才刘东明讲的是物质上的黄金时代。实际上黄金时代的纬度是非常多的，今天是3月21日，今天是一个我的节日，是联合国的世界诗歌日。我给大家读几句诗，是俄罗斯伟大的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我发现容貌容易枯萎……而恐惧如何在短促的干笑里战栗。”

阿赫马托娃当时处的是恐惧、战栗、被流放的时代，老公在坟里，儿子在牢里。但是那个时代被我们认为是白银时代。说是白银时代，我觉得还是很谦虚的，因为对比的是普希金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讲中国的古典诗歌，讲李杜的时期，我们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期，但那是中国历史上颠沛流离的时代，从盛唐的天宝年间到后来中国人口减少70%。所以我们如何看待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纬度。

我们不要总是被虚妄的想象迷惑。我们来怀古或者盼望未来，不如活在今天、活在当下，每个人如果把每一天活成我们自己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李樯编剧在一部一部地编伟大的作品，我觉得他就在黄金时代。

【期许未来需要从容态度和回归内心】

胡野秋：

我想问一下李樯，作为一个编剧、一个作家、一个电影人，你觉得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你自己对这个期许准备付出一些什么？

李樯：

当然希望很有钱（笑）。这个问题太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我能一直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希望我不要有阶段性，希望有钱也是真的。哈哈，开玩笑。我希望我能处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很从容的状态，这就足够了。

胡野秋：

你写了这么多好剧本，应该足够有钱了吧？

李樯：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特别穷。

能用剧本换钱我已经很开心了，最起码这是我想做的工作，热爱的东西，还能换来衣食温饱。我不怎么期许，作为理想主义，我总是觉得明天会更好，当我作为怀疑主义，我就会问会更好吗？作为现实主义，就觉得赶紧过完这一天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人生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变化的，是不稳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还是什么其他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陀螺一样，看从哪个纬度讲。

胡野秋：

刚才用了一个词是“从容”，有钱挣很好，没有钱挣退而求其次，也挺好。我发现刘总是比较积极进取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期许可能比我们更多一点儿。

胡野秋：

我问一下瑞春，作为媒体人对这个世界的期许是怎样的？

杨瑞春：

从媒体人责任的角度，我记得当时在《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向熹经常说来鼓励同事的一句话，他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方向的问题，没有解决方法的问题。所以，思考中国怎么往前走，选择哪个路径是最好的，对中国是最适合的。我觉得这是作为媒体人的责任和期许。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甚至在一段时间以来，放弃了去追求对外界的期许。刚才我说的，不确定性让你有更多焦虑，让你有不安全感。我觉得其实如果从外在去寻求安全感，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得可能还是要往内寻求内心的平和、平静，像刚才李樯编导说的，要从容地面对，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你的内心总是充实、喜悦的。

胡野秋：

女性比较感性，所以她刚才的期许把我们这些本来有点儿焦虑、有点儿硬心肠的慢慢软化下来了，特别有女性色彩。浩波是诗人，既有男人的刚硬，又有女人的柔软，他既是一个诗人，活得很好，又是出版人，出了很多书，而且最近又想做电影，你对世界的期许是不是比我们更多一点儿？

沈浩波：

我既是诗人，也可以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家，我之所以要选择做赚钱的事情，是因为我当一个诗人是养不活自己的，我如果单纯地做一个诗人会被饿死，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无法养活家庭。我当企业家也是想自食其力，想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当年杜甫30多岁做的就是到处乞讨吃喝，从30多岁一直到死，死的时候是漂泊在湘江上的船上，几乎是饿死的一个艺术家。

我有时候觉得对未来不敢期许，这个时代会期许什么？但是总会有幻想，做白日梦。当我回到一个诗人身份的时候，我有时候做白日梦希望天下大乱，希望活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活在杜甫的年代，也许那样我就能写出伟大的篇章。我有时候甚至担心，我赚一点儿钱没有事，有钱的文学家是有的，但是我没见过有钱的并伟大的文学家，我怕老天会把文运给收了，所以要适可而止。

作为诗人的时候，我觉得乱一点儿，我会这样想。但是当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看到两个孩子，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看到他们开心、没有负担地慢慢成长。

当我做一个出版人，做文化生意，我希望国家变得快一点儿，希望我们多出一点儿好书，能多挣一点儿钱。

【扪心自问：我为时代做过什么】

胡野秋：

梁漱溟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从封面照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鼻子都气歪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好的。但是我们得活着、得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每个人做一点儿什么。或者为自己做，或者为自己的家人做，或者为身边的朋友做，或者说大一点儿，为社会做一点儿什么。在座的几位都是公众人物，你们对世界多少会做出一点儿东西，比如说李樯写《致青春》，至少很多人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勾起很多人初恋的感觉，李樯觉得这个时代你能做什么，已经做了什么，还想做什么？

李樯：

我是一个没有本体论的人，我能做的就是都活过来了。下面要做的很普通，如果一切顺利，我还是多写一点儿剧本，但是这个剧本对别人有什么作用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天都像上班一样，比如说第二天来临，我觉得我的写作和作品就像农民下地种粮食、工人上班，每一天都在劳动中度过。因为我很懒，希望我不太懒，每天能够按时工作，工作是挺美丽的。我挺认可，工作者是最美丽的，这是我对未来的期许。

胡野秋：

瑞春曾经在《南方周末》做了很多年的主任，对你来说可能更多是想改变一些东西，或者改变一些现状，或者通过你的笔或者记者告诉大家真相，我想听一听你作为传媒人的角度，包括南周、包括你的经历，对这个世界做哪些贡献？

杨瑞春：

《南方周末》对我来讲是个人最理想主义的时期，报纸在传递启蒙的价值，也希望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个时候，中国的传媒整体上也都处于一个释放自己的能量、蓬勃向上的发展期。

我现在加入新媒体将近三年时间了，说起来新媒体跟传统媒体虽有一些区别，但是做的事情是一脉相通的。过去这一年，一些重要的事情是源发在腾讯微博，我们也希望通过新媒体的力量做一些贡献，比如说首都机场的爆炸案，很多人最开始谴责作案人冀中星的时候，并没有理解背后的故事和动机。他的微博就是一种声音的传递，而且我们也派出了腾讯微博的特派员，去他家里面看他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毕竟还是有一个公众的身份，要尽到责任，尽可能守护公众利益，去维护那些当年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胡野秋：

浩波写了很多诗，出了很多书，都有争议，我想听一听看，你是怎么用你的力量、用你的书和你给别人出的作品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对这个世界做出一点儿什么。

沈浩波：

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做什么的动力不够，我觉得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是很心灵的事情，我并不希望它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也希望它能够被这个世界记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知音。但是靠写作改变世界，我觉得很虚妄。

从我从事的出版行业来说，我觉得我们并不具备条件说出现一个伟大出版家的世界，但是尽可能得出一点儿好书，也不光弄那一些来挣钱，多少要出一些好书，这一个我没有放弃，我对这个没有使命感，就是觉得是一种本能，就像做一个好人一样。

我觉得人就是活在特别现实的世界里。如果问我现在怎么规划我的人生，就是两个，一个是拼命写诗，对得起我的内心；拼命挣钱，对得起我的生活，同时做到心安理得。

【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何时到来】

胡野秋：

说回到电影，我们今天为《黄金时代》而来，谈一谈《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都在期待这个电影，有几个点让我感兴趣，一个是民国。民国的年代戏大家都喜欢看，但是民国究竟怎么样，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特别想问一下李樯，你这么年轻，写民国，你的时代感或者对民国时代的把握、任务的把握是怎么做到的？怎么给我们呈现一个民国？

李樯：

其实大的方面来讲历史很难复原，包括一个历史任务，这是很虚妄的事情。我主要还是做很笨的阅读工作，看了很多关于民国的资料，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也只有这种办法。

我会特别注意看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就是所谓个人史的东西。民国还好，有一些影像都可以留下来，就是可以做复原的工作。再加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基本上就是很笨的办法。

胡野秋：

听说你写这个本子是用了三年时间，是吧？

李樯：

实际上写了有七八个月，主要是在阅读，因为要读很多书。我读了特别多的书，对于人物我不敢乱写，每个人物都要查阅，比如涉及丁玲等很多人，我不敢用所有的戏剧或者电影方式直接写历史人物，我是没有这个胆量的，我还是把能够找到的所有传记都看一遍，用了很笨的办法。

胡野秋：

今天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我最后请一位，深圳的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深圳女专栏作家黄啸。我本来想让黄啸给李樯出一点儿难题的，因为她是以刁钻古怪而著名。

最后想问一下李樯，我们知道这部片子大家很期待，中国电影逐渐走热，越来越多的人到电影院去，电影究竟是商业、艺术，好看的电影还是叫座的电影，这个中间你给一个你的判断。

李樯：

其实电影叫座和票房是不矛盾的，我只是觉得中国电影的多样性不够，但是都一窝蜂地做某种类型。其实电影的构成应该像金字塔，基础的东西应该赚钱，极品的东西应该是小众的，用这些电影来养艺术品，并不是你讲究品质就没有票房，有票房就没有品质，我觉得不是，而是电影类型的划分不够，有的电影就是纯娱乐赚钱的，就是通俗商品，包括很多人骂郭敬明的电影，其实用不着，其实他就是吸引比较低龄的观众群，他没有什么错。你喜欢思考、喜欢思索，就看一些元素的电影，这应该是供需的东西，中国现在就像一个超市，里面货太少了，都是奔畅销的东西，你想要高端的东西可能没有。我觉得是多样性没有，如果多样性有了，赚钱的东西会赢，比较独立的探索创新的东西也会赢，我觉得就是多样性不够。

胡野秋：

黄金时代非常短，我们对黄金时代、对明天更好有更多的讨论，尽管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台上的几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