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身怀绝技却始终颠沛流离

腾讯大家

中信出版社

一、给电影人的情书

是否我们都在扮演另一个人

——写于罗宾·威廉姆斯去世之日

红肚兜儿

美国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去世，警方怀疑自杀，经纪人则说，他正备受抑郁症困扰。

一个演了无数喜剧的人，却有抑郁症。这让人想到周星驰，电影里的搞怪无厘头，现实中却沉默孤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当年第一次见到抑郁症患者，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看上去是个特别开朗的人，笑声响亮，喜欢表达自己的感受，他是人群的焦点，总是不停地说话。这么热闹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抑郁症？朋友却告诉我，这个人其实极其敏感，私下里经常失控痛哭。

我才知道，原来过度倾诉也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想起小时候，大人总说，“乖孩子是不哭的”。所以，我尽量忍着不哭，也尽量去扮演一个乐天派。和小伙伴们在一起，我是开心果，模仿武侠片里的旋风腿，讲故事书里的小笑话，或者把鞋底挖一个洞，手指伸进去——都能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但是，笑声最热烈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点寂寞。有次，我一个人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没有别人，没有声响，忽然间，号啕大哭。

见花开伤心，因为想到花落；见人聚伤心，因为想到人散。这林黛玉式的伤感，其实也是抑郁的一种。曾认识一个生性悲观的人，她从来没有尽情高兴过，老公买了新房子，她勉强笑笑，“唉，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升值”；儿子考了满分，她勉强表扬，“唉，都不知道下次能不能考这么好”。她对生活，从来没有满意过，凡事都能看到沮丧的一面。她吃抗焦虑的药已经很多年。

也许，人人都有抑郁症，只是轻重不同。不用刻意去找，朋友同事里随便都能遇到那么几个。有人叹一声郁闷，牢骚几句，也就过去了。而有人跨出阳台，纵身一跃，被情绪用力一推，粉身碎骨。

人都有多面性，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面。演员对着镜头演戏，镜头之外的人们，也在对着生活演戏。曾见过一个入戏太深的人，她一心扮演白富美，声称自己有一个富豪男友在国外，家里住的是顶级别墅，呼朋唤友去她的豪宅聚会，结果只到豪宅小区的门口转了一圈，告诉众人，今天不太方便。她举办了一场只有新娘的婚礼，独自穿着隆重的婚纱在酒席间穿梭，一桌一桌地解释，她的富豪老公有一单重要的国际生意要谈，无暇出席婚礼。

她一直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并要求所有观众配合，奉送鲜花、掌声及羡慕。人们不想拆穿，也不忍拆穿。她真实的一面究竟是怎样？无人知晓。

有人说，活着活着就抑郁了。从那个给一块糖就开心不已的小孩，变成一个置一套房子、买一辆车、结婚都不太高兴的成年人，时间制造无数纷乱复杂，人们的笑点和泪点都越来越高，渐近麻木。有次在电梯里见过一个小男孩，他觉得电梯开关的提示音很好玩，一遍遍模仿，“叮咚，叮咚”，电梯里挤满的成年人们则面无表情，盯着电梯楼层数，他们连笑都懒得笑。

人们懒得笑，所以使人发笑，就成了技术活儿。美国心理学家曾花几年时间找出世界上最让人悲伤、欢愉、恶心、恐惧……的电影片段，其中，最让人欢愉的片段，就包括罗宾·威廉姆斯的现场表演。然而，他把太多笑送给了别人，剩下的是什么？他的死讯公布后，一个朋友说，他相信情绪有份额，笑得太多，容易悲伤。或许，就像那句老话“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一样，一个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有多快乐就有多悲伤，某一种情绪消耗太快，就会被其他情绪吞没。

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容易，走进内心却难。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那么快乐，却满是抑郁。

电影《心灵捕手》里，罗宾·威廉姆斯说：“有关米开朗琪罗，你知道很多，但你连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也不知道吧？你没试过站在那儿，昂首眺望天花板上的名画；关于女人的事，你大可以向我如数家珍，但你没法说出在女人身旁醒来时，那份内心真正的喜悦；如果和你谈论战争，你会向我大抛莎士比亚，但你从未亲临战阵，未试过把挚友的头拥入怀里，看着他吸着最后一口气，凝望着你，向你求助；我问你何为爱情，你可能只会吟风弄月，但你未试过全情投入真心倾倒，四目交投时彼此了解对方的心。”

电影里的少年，遇到了真正能打开他心灵的人，他抛却那个伪装的自己，痛快地哭了一场，然后，重新接受这个世界。电影外的罗宾·威廉姆斯，却永远地闭合了心灵，留给这个世界一个没有笑容的孤独句号。

［资料图：罗宾·威廉姆斯（Robin McLaurim Williams，1951年7月21日－2014年8月11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品有《死亡诗社》《勇敢者游戏》《心灵捕手》等。］

青春是一剂伤身的春药

——写于杨德昌逝世七周年

叶克飞

那年秋天，我在台北晃荡。某日上午，先是在某单位拜会应酬，一番客套、座谈后，终于如释重负，走出那栋街角的大厦。左右都是老街窄巷，遍布两三层的民宅，艳阳下静悄悄毫不热闹。

与向导在门口闲谈几句，他无意朝着一个方向一指，说那头就是牯岭街。

那次赴台，少不得做些攻略，吃喝玩乐各种内容弄了一大本。买书当然也是固定节目，但因为平日购台版书已有各种渠道，反不迫切，牯岭街这等名声在外的书业地标，更因早已被传没落而被我忽视。但当向导提起时，才想起这理应是我赴台的朝圣之地之一，决不可不去。

除了是当年的旧书云集之地，它还带着杨德昌的印记。只是，这个当时已去世数年的人，从来都不是俗世生活中常常念及的选项。似乎只有不经意间，才会想起他的愤怒与坚持，想起是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牯岭街”的存在。

那天，我自己抽时间去了趟牯岭街。清静的街上，偶有老榕树静立。老书店仅余几家，访客不多。当年，这里一度繁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仅旧书摊和书店便达两百余家。早年欧美各地的东亚图书馆，都曾专门来此搜购文史书籍。

那些没落的喧嚣，尽是逝去的时光。

23年前，杨德昌拍摄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时的张震还是个少年。在那四个小时的电影里，张震饰演的小四（片中本名也叫张震）从一个乖乖仔变成了杀人犯，为了当时还是一个少女的杨静怡——她在片子里叫“小明”。

片子的背景确有其事，六十年代初，杨德昌就读学校的夜间部初二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将对方杀死。那年，杨德昌14岁。那时，也恰恰是牯岭街最兴旺的年代。

与许多人一样，我也最喜欢Honey这个角色。他最初是个传说中的人物，逃到了台南，仿似远遁的黑道大哥，三头六臂凶神恶煞。可当他出场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一个人可以单挑一群人的少年，干净清秀，穿着海军衫，戴着海军帽，至死都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看过片子的人，都记得他那段经典台词：“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但是，就像所有的黑道大哥复出之后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江湖已经变了。即使是少年的江湖，亦难逃这规律。Honey依然年轻，却发现自己已经老去，规则不再是那个规则，江湖不再是那个江湖，钱变得比义气更重要。他那时也许并不知道，所有的少年都会死去，或沦为世故之徒，或以生命为保全纯粹的代价。后来，他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老包一样，一个人去找“217”眷村帮的老大谈判。他对对方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那一种吧。”他说对了，对方瞅准机会，将他一把推到来往疾驰的车轮下。你知道的，所有的理想、纯粹，最后都死于阴谋、龌龊与暗算。

可最让我感慨的角色，是小四的父亲。在现实里，他真的是张震的父亲。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勇敢坚持，抵御世俗，身上同样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如果联想历史背景，更会对他的性格了然——一个广东人，在上海读大学，1949年来到台湾。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和余韵，是民国大学教育的成果，礼义廉耻和理想比生存更为重要。

所以，在片子开头，面对小四不及格的国文试卷，父亲选择了抗争，认为老师评判有误。

后来，小四的试卷被滑头抄袭，结果连带受罚，父亲觉得不公，在教务处怒斥老师，说：“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这样的强硬当然会“吃亏”，小四被记过了。但平日里沉默的父亲却十分兴奋，因为他坚守了内心，他还对小四说起了广东话：“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嘅。”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越是这种事，越应该做孩子的榜样，对错是非比什么都重要。

再后来，是台湾政治的敏感时期，父亲因“匪特”嫌疑被隔离审查，后被革职。当小四被校方开除时，父亲苦苦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那是他仅存的希望，寄望于小四能考上大学，改变全家的地位。你当然可以说，父亲“成熟”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成熟”起来的，但你可知道，每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低头，就意味着这世界的又一步堕落？

如果你只会以卑微的方式面对一切，你凭什么认为庸俗、世故、功利和无知比理想和坚持更高明？就凭这你能混下去吗？

一个父亲的老去和妥协，并不保证会有一个儿子接过理想的枪，但起码，小四是这样的。就在父亲苦苦哀求校方时，他拿起球棒，击碎了学校办公室的灯泡。心中偶像的坍塌，反而激起了他与世界为敌的勇气。

在那个孤岛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纷杂时势下，在大多数人沉浸在反攻无望的绝望气氛中选择卑微生活时，唯有少年尚未来得及死去。

适时而来的总有爱情，十几岁的小明，曾是Honey的女人，曾是小四的女友，也曾是其他许多人的女人。这个单亲家庭出身的清秀女孩因为贫困而早熟，因为柔弱而不停寻找依靠。但她是片中最成熟的那个人，她能分得清爱与功利性的依附，比如她爱Honey，喜欢小四，但她更需要其他人的庇佑。比如她对小四说：“你好老实哦，老实人是会吃亏的。这点很像Honey，他总对一些事情看不顺眼，横冲直撞的。我对他说，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

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Honey，那个出来混、敢打敢拼的少年，其实只是有点理想，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她觉得，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她的遗言。后来，她投入了小马的怀抱。那是小四的好朋友，家境优越，背景坚挺，比任何出来混的都更可依靠。小四绝望了，在牯岭街，在那一片旧书市里，他想将小明拉回到自己身边，想让对方不再“堕落”。可是，小明的回答是：“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然后，是一刀又一刀，刺向小明的身体，刺向我们的青春。

许多人在谈及这部电影时，都会引用大岛渚的那句名言“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青春都是极其伤身的。”

青春本就是一剂伤身的春药，如果你像小四一样在乎它，你就会在绝望中爆发，以毫不隐忍绝不“成熟”的方式，来一场玉石俱焚。然后，被这个世界指指点点，说你太不懂事。成年人就是这样，他们鄙视少年的莽撞，却从不想想他们给了少年们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又如何无视少年的孤独。

在这场玉石俱焚的悲剧背后，是大时代的苍凉。那是牯岭街最兴旺的时代，却也是台湾经济起飞前的黑暗期。少男少女隔街对话，美式装甲车当街穿行，一度挡住了彼此的脸，也让他们必须一再提高音量。

后来，他们变成了谁？没错，小明死去，小四必须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青春，可其他人呢？在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台湾已进入解严年代，告别威权统治，六十年代的少年已成为九十年代的社会中坚，也许，他们已经用政治立场取代了当年的好勇斗狠，“外省”与“本省”的冲突，也不再是少年打群架，而是西装革履的政治角力。

至于青春，早已散场。就像小猫王托狱警送给小四的那盒磁带，转头就被扔进了垃圾桶，再加一句“什么玩意儿啊”？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如同一个轮回。杨德昌的电影很难让你想到技巧，因为情绪往往先入为主，浸染了一切。不过，如果你抛开那些疏离淡漠里隐藏的愤怒，就会发现《一一》在技巧上的完熟。

可爱的洋洋总是拿着相机拍别人的背影和后脑勺，他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就拍给你看”。三个小时就这样慢慢流淌，仿似一生。

他起初并不快乐，常常被女同学欺负，还有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小老婆”，这是我们熟悉的童年景象，每个班里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男孩。但他又是快乐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父亲NJ处处不顺，他传统守旧，与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他曾因为不愿违心生活而与初恋分开，可是多年后重逢时，他发现自己走过的路，恰恰是初恋当年的期望。他除了说“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之外，还能说什么？

婆婆在意外中成了植物人，但她却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所在。家人们纷纷在她床前与她说话，为了唤醒她，也为了倾诉。可是，南俊的妻子却迷惘了，忙碌的她以为自己会有许多话说，可每天都只能讲那几句话，描述自己机械般的生活，“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啊？”

洋洋却不愿意跟婆婆说话，哪怕母亲逼着他，对他说“婆婆是那么疼你，你怎么可以不跟婆婆讲话呢”，可是他坚持认为，反正婆婆听不到。

洋洋的姐姐婷婷情窦初开，却遭遇了只是替代品的悲剧。她的恋情与父亲和初恋的重逢交织，以蒙太奇的方式不断切换。父亲已经不能回到过去，无奈苍凉却依旧对人生充满困惑。婷婷则悲伤地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她还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的世界好美。”

她会慢慢长大，也许像父亲那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像母亲那样机械生活。前者艰难而孤独，可是，后者同样孤独。

这种孤独与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人们却习以为常，或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应对。

只有孩子是那般纯粹，且洞悉一切。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从出生开始便已老去。而且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所谓“沟通”，它似乎不存在于杨德昌的字典，取而代之的是疏离。

这么说似乎很残酷，可杨德昌却愿意撕开这一切给你看。而且，他还会告诉你，一切都没有希望，即使重来，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中年的NJ有一段“总结陈词”——“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对青春的怀缅，苍凉无助。

所有的故事归结到最后，都是青春作怪，《麻将》亦是一例。所谓“麻将”，只是一个四人组合的隐喻，他们骗财骗色，为所欲为。红鱼的理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在这个四人组合里，红鱼长于策划，香港擅长泡女人，牙膏又叫小活佛，他为人预测未来，又暗中给人制造不测，借机显示自己的超能力，以获得回报。至于纶纶，他长于交际，能够帮助几人实施骗局。

后来，红鱼偶遇了父亲的旧友邱董和情妇安琪儿，他以为安琪儿就是当年欺骗父亲的人，立志报复，让香港勾引她，让牙膏欺骗她。但香港勾引不成，反被勾引，精神崩溃。红鱼的父亲又追悔当年，与情人自杀。红鱼也发现了安琪儿并非当年骗子，几重打击下，他杀死了邱董。

纶纶爱上了一个被抛弃的法国女子，几经波折后，他与对方在街头寻得彼此并拥吻。至于牙膏，失去了几个同伴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寻找新的“麻将”同伴。

这是一场青春的赌局，代价甚至是生命。那个街头拥吻的光明结局，是杨德昌罕见的温情，甚至让一些观影者诟病，但如果没有这丝温情，这场赌局是不是太残酷了？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恐怖分子》，它无关青春激愤，却是中年人的进退两难。周郁芳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说她的丈夫在外有女人，已经怀孕，约周出来谈判。正值七年之痒的周郁芳，丈夫在医院工作，自己在家写作。这个恶作剧电话让她失却信心，旧情人适时出现，她选择暂时离开丈夫。丈夫李立中十分苦恼，解释却不被接受，最终铤而走险。

中年人的世界，很难像年轻人那般张扬，美其名曰成熟，实则是懦弱。种种隐忍都是人生常态，但若火山爆发，便只剩铤而走险的那条路。从这一点而言，中年李立中反倒与牯岭街的小四有些相似。

残酷的是，杨德昌还是不愿让中年男人像少年那般来个痛快。所以，片子以双结局告终。你看着他窃枪，然后枪杀主任，枪杀妻子的前男友，对着妻子放了一记空枪，追踪报复打恶作剧电话的淑安。但后来，你又见到他在厕所中自尽，鲜血四处流淌。

还有一种说法，指李立中的疯狂报复行动是梦境，自尽才是真正的结局。可不管怎样，杨德昌终究不会给这中年男人一个爽快的结局。因为，人生本多负累，而人到中年，又是负累最深之时。也因为，杨德昌一向冷静残酷，镜头如手术刀，将所有悲剧命运视若等闲。在《恐怖分子》里，你当然可以寻找话语权和独立意识，但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些——少年身不由己，中年人同样身不由己，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所以，《独立时代》这个片名多少有些讽刺，因为在杨德昌看来，没有真正的独立。片中纷杂的人物，在虚与委蛇中轮番登场，个个面目清晰，却难言独立。

一切都很困惑，琪琪就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向另一个人索要安全感，那么谁会有多余的安全感给别人呢？杨德昌把虚伪、疏离的难题推给了孔子，几句话就点醒作家姐夫的的士司机就是很明显的孔子化身，那口山东口音可谓欲盖弥彰。

只是，我们都知道，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独立，甚至失却了独立的勇气。越长大，就越多牵绊。

有人曾说，杨德昌“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候，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但除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外，他的青春都藏在了记忆、过往、糜烂和怅惘之中，若隐若现。

中年危机、边缘群体，似不指向青春，可那些解决不了的难题，其实从青春时便已出现。

（杨德昌，Edward Yang，1947年11月6日－2007年6月29日，台湾电影导演，其电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

放过那些抱头痛哭的天才童星

毛利

我书架上有一本1994年出版的《神童趣话》，是本给儿童看的超短篇人物传记，罗列了古今中外鼎鼎有名的各大人物，从屈原到毕加索，从李清照到达·芬奇，最后一个就是秀兰·邓波儿，文章标题为《天才童星邓波儿》。

20年后的2月10日，新闻报道邓波儿逝世，有一瞬间竟然感觉太不真实，因为这位黑白片时期的童星，以为早就已经跟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而她在昨天，还跟我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我却一无所知。

对于被遗忘的昨日明星，常常需要死亡才能让人重新眼前一亮。这说法有点残忍，却是现实。一到这种时候，早已有人娴熟地做了剪切粘贴，写好明星生平，因为在很多年前，他已经变成了一段不需要再更改或更新的历史。

而历史一开始就遭人特意篡改。《神童趣话》如此描述邓波儿如何一生下来就尽显天赋：一岁时她像大多数儿童一样开始走路，但却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寻常的事：她用脚尖走路，从迈出第一步起就这样，好像在跳舞。这件万分不寻常的事，其实非常常见，我大姑的孙子一岁时就用脚尖走路，儿科医生是这么解释的，如果在婴儿学走路阶段，大人经常扶站或者扶走，就会出现用脚尖走路的现象。由此可知，邓波儿的全职妈妈有点心急。

不但心急，她可能是能追溯的最早的星妈。一名退役舞蹈演员，对银幕始终有着无限向往，可爱女儿恰好实现了她未能完成的明星梦。邓波儿语：我只过了两年慵懒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禁止童工这条，唯独在影视界不成立。邓波儿自从5岁开始，每天工作5小时，她塑造了史上最成功的小童星，也完全失去了童年生活。其中一个场景是这样的，6岁时她母亲带她去商店看圣诞老人，后者却叫她给他签名。

人们这么塑造一个天才童星，宣称她对音乐的感觉与生俱来，忽略她3岁就开始在舞蹈学校练习舞步，忽略她小小年纪每天付出的努力，只为了打造一个天才儿童的形象。当然，外表一样重要，她母亲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女儿头上恰好有56个卷。这一头卷发让她在无数小女孩中脱颖而出，成为秀兰·邓波儿最标志性的发型。

7岁夺得奥斯卡，被总统罗斯福夸赞：因为这个国家有了秀兰·邓波儿，所以我们会好起来的。想象不出来，还有谁能比她更成功，几乎是一位国家英雄。然而7岁已经到达无数人到不了的顶峰，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将走向下坡路。

人们无法接受她长大，这多少让人尴尬，一个女孩本该拥抱她美好的青春期，欣然接受她身体日益玲珑的曲线和逐渐清晰的五官。但是所有人，没错，所有人都在怀念她童年时期的笨拙和稚嫩。是不是有那么一些艰难时刻，她对成长日益恐惧亦或对青春期充满厌恶？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和MJ曾经抱头痛哭，因为相同的童星经历。为了满足大众永远的纯真记忆，她不得不在22岁放弃一个演员梦。

当童星向大众展现一个孩子所有的纯真时，他恰恰也失去了自己最本真的天真。混沌的社会和迷茫的成人需要一个孩子来重拾美好，这个孩子却会因此陷入迷茫之中。去年《爸爸去哪儿》大热，所有人的视线转向五个小朋友。每个星期五，我抱着两袋零食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些小童星哈哈大笑。但后来看到小朋友们频频曝光，闪光灯一路咔咔咔，摄像机像枪口一样冒出来几十只，总是一次又一次，觉得很不忍心。尽管明星父亲们众口一词，说会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但是天真这东西，好像就是在众人迫不及待的热情中，一点点溜走了。当一个天真的动作在电视中一遍遍地重放和解构，第二次再看到相当的动作时，总感觉已经带了点大人的世故。

邓波儿是幸运的，一大堆命运坎坷的童星中，她少见地拥有了相当成功的后半生，荣耀的工作，幸福的家庭，以至于她无比确信：假如再活一次，对自己的人生不会做任何更改。

但是想想那些跃跃欲试要在电视里表演天真的孩子，那些还没识字已经被人冠以小大人的孩子，我以为科技如此发达，完全可以在电视里造几个孩子，把真正的孩子从繁重的拍摄中解放出来，放他们真的去玩。

编者注：美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大家》作者纷纷撰文悼念，朱白慨叹一个时代宠儿的消失，云也退则言邓波儿就在上帝的身边。生命的印记用书写去留存，这也是后人对邓波儿最好的祝福和宠爱，她没有离开，只是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邵逸夫，那位最后的旧式生意人

黄佟佟

一

许多年了，这个清瘦的宁波男人总会坐着轮椅出现在香港最大电视台的台庆夜里，左右各伴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当年港姐。作为这个电视台的创始人，他笑嘻嘻地享受着镜头与众人的欢呼，成为台庆夜永不变化的一景。人们像嗔怪调皮的孩子一样夸他“精灵古怪”，他也就笑容满面地收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还听不听得懂——毕竟，2007年时邵逸夫就已经100岁了。

邵逸夫几乎经历过所有的娱乐世代，也几乎影响了所有的时代；从默片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时装到古装；由黄梅到武侠；由电影到电视；由电影摄影师到影院老板再到制片人……他几乎是香港娱乐界最有权力的人，但他很少说话。他几乎是对内地最为慷慨的慈善家，几乎每个省的高校里都有他捐助的邵逸夫楼，但他很少露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几乎年年捐出过亿的资金。他说：“人们都说赚钱难，但懂得将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更难。”

二

邵逸夫究竟是谁？

大娱乐家？大慈善家？大富豪……他从来不要这些虚头八脑的称号，认认真真地说道：“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父亲做颜料生意，他继承了父亲血液里的生意基因，按着父亲那一代人的方式做着生意。他脸上带着那股子不松不紧的笑意，低调而精明地扩展着自己的生意帝国。

人人都知道邵逸夫精明过人，他看人选片的眼光极准，又懂得与时俱进，什么好卖拍什么。电影时代，他称霸一方；一旦电影式微，他又毫不犹豫转战免费电视。1967年，他与利孝和成立TVB，垄断了五分之四香港人40年的夜晚生活。TVB的讣告里有一句话用来评价他最为精确——“他以无比的精力和视野，带领无线电视成为香港最大的电视台和全球中文电视业最具影响力的电视之一”。

他天赋异禀会做生意，勤力过人。他18岁就去哥哥的电影公司帮忙。1927年，他跟着三哥邵仁枚跑到南洋推出流动放映车，跑遍了东南亚的穷乡僻壤。名作家蔡澜回忆当时他的老板真是个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工作是他最大的嗜好。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早上5点即起，工作至深夜10点再睡。片子拍得不好就烧掉，“最高纪录，一日看过9部电影”。

“我喜欢做事，这样做人才有乐趣。”他说，他一生不做赔本的买卖，那不是怕亏钱，而是有关智力。人家问他为何不支持艺术，只拍赚钱的娱乐片，他正色道：“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所以，我宁愿专门向大家都喜欢的娱乐着手！我是在做生意，I am running a business。”

三

生意要赚钱，不代表不支持艺术，他捐钱盖了香港艺术中心。他的想法很商人——如果你中意艺术，你就去艺术中心，不必苛求我拍艺术片。他的公司是出了名的对待员工锱铢必较。他手下的艺人从来拿的是全世界最低的工资，但他个人却会赞助有才华的顾嘉辉去美国留学，做他的担保人、照顾他香港家人的生活。他一生笑口常开，对重要的艺人从来都是亲自交涉安抚，客客气气迎来送往，走的是买卖不成仁义在的路数。走了的人都念邵老板的好，和气的邵老板却娶了厉害的拍档方小姐。

“全世界那么多制片家，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我不过是幸运一点。”和所有老派的生意人一样，他对于自己的成功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得。他说过，“成功，当然要努力苦干，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但是，运气都几重要”！命运鬼使神差让他在一毛钱一块地的时节买下许多的荒地，在经济起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本可以大赚特赚，但他宁愿把地荒着。他淡然地说：“我不想挣这么多钱，我的钱就算到孙子辈也吃不完。挣这么多钱来干什么呢？所以我不做地产。”

关于人生，他有许多独特的看法，“我不赌钱，也不想lead a wild life（拥有狂野的人生）”。他将之简单地归结为“不做不正常的事”。他人生里最爱的也许就是美女。盛年时他也曾名花簇拥，但从来也不见有什么荒唐的事曝光出来。他老实承认盛年时爱和女明星出街吃饭跳舞，但他一定说明：“我like to风流！But never下流！”他总将方方面面都处理得妥妥当当。对于宽容自己的黄氏夫人，他人前人后都称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也不曾亏待跟随他一生打下江山的红颜知己方小姐，哪怕90岁了也要跟她正式结婚，因为他欠她一个名分。

四

2011年，他以86亿元卖掉他一生创立的TVB，做完了他人生最后一笔生意。3年之后，1月7日早上，他在西贡嘉澍路清水湾大厦里驾鹤西去。他这一生行事周到有致，似乎从没有辜负任何人，也没有一处不合于礼仪规范，他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完美的中国式生意人的榜样，拥有几乎完美的一生。人家问他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叫逸夫，说惯英语的他蹦出一句广东话“安安逸逸咪好咯”。

他的离去，在意料之内又在意料之外。人们之所以震动莫名，大约因为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那种焚香静坐、安闲丰农的旧式生活真的就此渐行渐远……是的，台庆夜永远地没有了邵爵士，人间也永远地没有了Sir Run Run。斯人远去，告诉我们天荒地老总有尽时，此时此际也就只余惘然。

二、文学的光泽有一道属于他

文学的光泽有一道属于他

——写在文学翻译家孙仲旭去世次日

朱白

文学翻译家孙仲旭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这是一位文学品位与我很接近的翻译家。我相信他一定喜欢他笔下翻译的那些作品，也零星半点地从他写下的关于译作的一些文章中，读到过他在文学上的一些偏爱和见解。

J.D.塞林格、乔治·奥威尔、雷蒙德·卡佛、E. B. 怀特、V. S. 奈保尔、林·拉德纳、伊恩·麦克尤恩、雪莉·杰克逊、詹姆斯·瑟伯、理查德·耶茨、伍迪·艾伦……从这一系列孙仲旭翻译过的作家名字中，你也能看得出作为一名他自己所说的业余翻译家有着怎样一种品位。如果根据这些作家的名字为孙仲旭的翻译品位贴上几个标签，那么可以是边缘、另类、底层、小人物、优美、刻薄、童真等等。

这样冒失地划分或者总结当然不够客观，一名翻译家可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但无论是翻译家还是文学爱好者，谁说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偏爱性审美？哪怕是这种审美伴随着狭隘或者偏激，那也是人固有的并不可超越的一种局限。

我愿意将一名年轻翻译家与上述这些名字直接联系到一起，也许即便孙仲旭没有翻译他们的那些作品，它们早晚也会与中国读者见面，但这正是在冥冥之中，他和它互相选择了对方。它散发出魅力和吸引力，而他经过漫长的文学阅读乃至训练，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气质，面对乔治·奥威尔或者理查德·耶茨没法说“不”。

我自己在没有细心对比的情况下，不敢贸然称就是喜欢孙仲旭的翻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喜欢他翻译的大多数作品，不但是在不同时间读过它们，也曾经很多次意料之外地被击倒过。

个人理解的“业余翻译”就是不以此养家糊口的意思，当然也不指望它能带来丰厚的名利。既然为业余，那么可以虚无一点，或者即便寄托也可以全部对之寄托关于虚无的东西，而不用再去拿这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换回基本生活物质。

我自己只是喜欢看外国小说，并以此与孙仲旭发生过多次交集，作为同在广州的读者或者文学爱好者，我们也没见过面。曾经有过一次互动，我大概记得那是卡佛作品集《火》出版后，我看到李敬泽的一篇极尽高高在上嘲讽之能事的文章，既是对自己喜欢的卡佛感到不服，也是对这种盛气凌人不屑一顾式的批评感到愤怒，就在转载的文章后面评论道：“这篇烂文章透着一股批评家的狡猾和自负，意思就是卡佛、布考斯基这种作家不足道，甚至连百度都懒得去看一下，所以错误百出、谬论比比皆是……这种阴着脸的最恶心，你还不如直接说你不喜欢你看不上你呢。”再后来看到孙仲旭称：“差点收入书中当序言，我力争之下，未用。”

李敬泽这篇《谁更像雷蒙德·卡佛？》据说当时是应出版社序言之邀所写的，正如孙仲旭所称，是译者的强力制止才避免发生重大历史笑话。在这篇文章中不但将译者的名字搞错了，甚至连关于卡佛生平的资料都是捏造的，虽然后来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卡佛作品集中，但仍然被作者发表了出来，我们才有机会目睹这样一个丑剧和丑态。

之所以在孙仲旭辞世的日子里想到这样一件事，一来算是一点有限的接触，二来更是因为这也可以看出孙仲旭身上的文学气质。我们都喜欢那种来自于底层并极力塑造他们所熟悉的底层生活的作家作品，尽管在文学史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被归为“小人物”，但生活中没有小人物，作家要花费力气完成的也正是这些看似小人物的逼真、无奈的人生。

既然在文学审美上暴露出这样的倾向，那么对反之或者持其他审美方式的作家和作品自然就抱以“敌对”态度。翻译家不是文学史撰写者，所以不必公平和兼顾，任何一名翻译家都能将他自己所擅长和喜欢的东西极力尽善尽美地翻译出来，已经是善莫大焉了。

我一直以为，翻译是为人作嫁衣裳，从某种刻薄极端的角度来说，翻译作品甚至不能算是译者自己的创作作品，因为这里的转换程度大于创造意义，逼真的转换比流露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贴上自己的符号更重要，甚至后者在轻重程度上完全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那些在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时，强行将自己意念和符号植入的行为，只能令作品蒙羞，那种不管翻译谁的作品、翻译哪部作品最后都变成自己的作品，是失败的翻译。作为读者，我也接受不了一名译者将翻译作品的扉页上署上“献给我的母亲”之类的话，这毕竟是转换而非真正意义的创作，译者有什么必要和资格将之当成自己的作品献给他人呢？虽然翻译也是一项劳动成果，但如此冒失的行为，怎么保证作品的真正作者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呢？

在我看来，孙仲旭保持着老牌翻译家的美德，刻板，甚至有点呆板，对于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伦理的遵守接近原教旨主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会轻易越过自己的边界。这是常识般的美德，但在今天已经实属难得一见。

如果可以通过他所翻译过的作品对一位卓越的翻译家进行缅怀，那么我愿意相信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巴黎伦敦落魄记》《动物农场》《有人喜欢冷冰冰》《作家看人》《恋爱中的骗子》《火》这些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从英文到中文，渐渐变成自己笔下的一个又一个呈现出独特美学风格的作品，这一定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这些作品原本的光泽中，也一定有一道是属于译者的。换言之，对于译者，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透露出来的特质和倾向，看到一位常年坚持在翻译这个孤独寒酸行当的人的品质和卓越之处。

像风一样逝去，留下的是情爱

——情爱大师渡边淳一散论

姜建强

【一】

精神的意淫没有能使他益寿，肉体的欢愉没有能使他延年，他的生命终止于伞寿。这应该是个很不错的期望年岁了，但对于一个始终有情爱在燃烧的人来说，还是显得仓促了些。

4月30日在东京都内的自宅，渡边淳一去世。死因是前列腺癌。

渡边在日本素有“日本情爱大师”之称。这当然是溢美之词。如果通俗表述的话，就是“下半身作家”。渡边的看点就在这里。而他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喜欢女人”。那么，他的前列腺癌与“情爱”与“女人”是否有关？这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男女情爱小说，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随人物冲动而冲动，随情节高潮而高潮。

被确诊为患上前列腺癌的2010年，渡边76岁。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尽管是76岁了，尽管是患上不能情事的病了，但喜欢女人不变。去年10月24日，他坐上轮椅，出席了银座妈妈桑们为他举办的八十庆生会。他对自己能迎来伞寿感到吃惊，并开玩笑地说，坐上轮椅，就再也不能偷偷地密会了。而不能密会，对人来说则是致命的。渡边对情爱的独到见解是：每个人的情爱只限于自己的一代，因此是永远没有进步的领域。所以情爱永远是文学的主题。读者也不会厌倦这个主题，因为它总是在一代人所理解的情爱世界里，将情爱表现出来。对于他的去世，日本文坛表现出一片惋惜之声。

直木奖获奖作家藤田宜永说，在日本，为男女恋爱倾注全身精力的作家已经不复诞生了。

日本笔会会长、作家浅田次郎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木讷些，但渡边的作品一直具有青壮年所具有的能量，他是小说家的样板。

与渡边有30年交情的女作家林真理子说，他始终坚信对女性的喜欢，对酒的喜欢，真是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食粮。在书卖不出去的出版界又失去一位领袖。这不是一个作家的死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坛将会在冲击中崩溃。

在电影《失乐园》中扮演女主角的黑木瞳说，得知讣报，一个人在哭泣。这位纯爱先生到最后都是非常洒落，非常绅士，让人感受到男人的美学。

【二】

毫无疑问，渡边在日本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人们或许将他的畅销归功于情爱与情色的描写。确实从情色描写的角度来看，渡边的情爱小说与官能小说有一致的地方。就是极尽能事地将情交描写得再新颖些，再出奇些，再激烈些。读《失乐园》，读《爱的流放地》，读《紫阳花日记》，甚至读历史小说《天上红莲》，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情色的刺激与兴奋。以致他的《失乐园》刚出中译本时，被删去所谓涉“黄”的3万字。

但问题是小说描写情爱与色情就能畅销？不见得。日本每年要出版很多的官能小说，但很难有畅销的纪录。日本读者对这类小说的兴趣似乎也不是很大。所以问题还是在于要有一种哲学，要有一种观念上的关照。这才是畅销的推手。

那么渡边的小说暗地里涌动了一种怎样的观念呢？我们注意到他的作品总是放置于感伤与无常这个大主题之下。岛国人的存命，偶然性是他们的必然，必然性是他们的偶然。因此，无常观是他们最大最深厚的生命哲学。

岛国人的感受性来自景色怡人的四季。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天还轰轰烈烈的樱花，明天就飘洒如泥。生出的自然是一股感伤的情绪。既然一切是稍纵即逝的，既然一切是无常不测的，那么在感伤与无常之间，如何捕捉现实当下的人生快乐？如何享受鲜活肉体的那种欢快？

色香终散尽，人生本无常。这是岛国人才有的思维定向。因此在渡边的笔下，生与死，性与爱，青春与老迈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感伤与无常的文学化和人物化。

在渡边的笔下，《失乐园》被观念成一种非常稀有但很有力量的纯爱。而到达顶峰的纯爱，没有比死这件事更纯粹更清朗的了。如果两人欢爱的结果是最后在一起，过着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者成了一对时有争吵常有翻脸的世俗夫妻，那纯爱而引发的性爱，就将失去它的全部意义，或者这种性爱将不堪忍受世俗之重而变得委琐。所以小说中两个人最后选择以最纯粹的方式完成纯爱，那就是死。如小说中有这样的着笔：

“好可怕……”

久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悄悄窥视着凛子的表情。

久木宽阔的后背覆盖了凛子那纤巧而匀称的身体。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只见凛子紧蹩着眉头，眼睑微微颤动，像是在哭泣。

凛子正临近快乐的巅峰，她的心灵和肉体已经挣脱了一切束缚，一步步沉入了愉悦之中。

这种时候她怎么会说出“可怕”来呢？

久木轻声问道：“你说怕什么？”

耳畔热乎乎的气息使凛子浑身倏地一抖，她没有吭声。

“你到底怕什么呢？”

久木再次追问时，凛子才懒懒地低声说道：“我只觉得身体里的血在倒流，简直要喷涌出来了……”

哦。原来如此。临近快乐的峰巅，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作为男人的久木是无法体味的。小说最后写道：凛子紧紧贴了上来，久木用力搂住她那灼热的身躯，真切地感受到了凛子的新变化。这是种怎样的新变化呢？就是体验到了绝顶性爱的身心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死亡之路的通行证。

【三】

渡边说过，男人总是渴望成为女人的第一个男人，而女人则希望能够成为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道出了男女在体验情色上的差异。2006年推出的情色之作《爱的流放地》，就是渡边试图对这种差异做出解构的一种努力。小说先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一年多，受到白领男女们的热烈追捧。“因为爱她所以杀死她。”这是令日本女检察官官织部美万分不解的一句话。

小说写一位上了岁数的小说家村尾菊治和喜欢读他的作品的入江冬香。三十多岁的冬香是一位已婚少妇。他们第一次幽会是在八层楼的宾馆，可以从窗口俯瞰整个京都。已经下起了毛毛雨，京都的街道被蒙蒙烟雨打湿了。即将到来的情色二人世界，天气若是太晴朗，便了无情趣，秘密幽会以阴天或雨天恐怕为最适。小说这样描写道：

他先是轻轻地触摸她的乳头，而后在其周围画圆般地爱抚，然后又返回到乳头来。两个乳房都在受着刺激，冬香缩了缩脖子，难耐地摇晃起头来。她那隐忍不发的风情，让菊治觉得可爱无比。看来冬香对自己的爱抚反应十分敏感。菊治为冬香的单纯感到高兴的同时，这意外的发现也刺激了菊治的好奇心。至少一个月以前，在饭店的咖啡吧里，和祥子一起见面的时候，他绝对想象不到冬香在床上会有这副陶醉的神态。当时，冬香忽然举手至额前，遮挡刺眼的阳光。于是，菊治脑海里浮现出戴着低低压在眉间的斗笠跳风盆舞的女人，而此刻的冬香与这一印象大不一样。但是，菊治就喜欢女人出乎意料的另一面。平时把各种各样的情感悄悄地深埋心底，平静度日。这样的女人受到男人意想不到的爱抚时，就会变得沉醉而放纵。

看来，菊治想要窥探一下隐藏在文静外表下的另一个冬香。想到这些，菊治内心的情欲之火燃烧了起来。他要进一步挑逗冬香，让她疯狂到极点。越是外表上端庄、贤惠的女性，他越是想要彻彻底底地剥去她们的假面具。

二人完事后，冬香仍然躺在床上，稍稍侧身背对着菊治，衬裙右肩头的吊带已滑落到了胳膊上，裙底边也微微卷了起来。这种毫无防备的姿势更是别具风情，菊治轻轻把冬香抱进怀里。冬香慢慢翻身似的转过身来，菊治又往怀里搂了一下，她便紧紧依偎过来。这是两个人交合后的第一次拥抱。现在已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和踌躇了。菊治把紧紧贴着自己胸前的冬香的吊带衬裙，从头上脱去，冬香也没有任何反抗。菊治再一次面对面地紧紧抱住赤裸的冬香。

刚才躺在菊治怀抱里的冬香，无论是那雪白柔软的皮肤，微微张开的嘴唇，还是那灼热的私处，全都曾经被她丈夫抚摸，任由其施爱，最终生出三个孩子来。菊治越想越难受，越憋气，他赶紧打消这些怪念头。

一次次的情事，一次次的高潮，一次次的最新体验，冬香也由最初的提心吊胆变得越来越大胆。在她生日那天两人来到箱根再次偷情。在他们激情交缠冲向高潮的那一刻，冬香突然向菊治提出“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请把我掐死吧”的要求。冬香说完，菊治的手伸向了她的脖颈。不过就在冬香快要断气的一刹那，菊治松开了双手。“杀了我吧？我幸福得直想死！”冬香的这句话成了菊治心中的一个魔咒，每次菊治以最直接的方式爱对方的时候，冬香的心中就会升起赴死的激情，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强烈，越陷越深……

就在这天晚上，冬香在达到高潮后感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难耐，又一次让菊治掐死她；而这一次，菊治也被冬香的忘情感染，伸出因激动而颤抖的手，伸向冬香那白皙滑腻的脖颈，一点一点用力……

原来，不伦之爱才是纯爱，而纯爱是要献身的。从肉体到精神，从精神再到肉体，这种升华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成年人纯爱的方程式？在爱和性达到最高潮时死亡，是很美好的。它不同于情死，也不同于情杀。这是让爱留住，让高峰体验留住的最完美的方式。这里，死不是爱的毁灭，而是爱的重生。

渡边淳一要解明的情色主义是：如果说男人的情欲只是偏向好色的话，而女人的情欲一旦开启那道“最爽”之门，是所有男人在性爱中无法体验到的。和丈夫做爱，女人只有自然反应的性快感；与情人偷情时，女人是用身体和心一起做爱，是情欲的彻底拨动和最完美的表现。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曾写下：“情欲是人将死之前高涨的生命力。”而渡边的小说场则对这句话做了可重复的验证。

【四】

原本是执刀医生的渡边，看过太多的血肉，看过太多的死亡。或许他总是习惯性地向人的最深处窥望；或许他才更深地领悟到肉体何以死亡，死亡的肉体何以安魂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而性爱与死亡相连，则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他说，阴茎与阴道、雄激素与雌激素的差别，决定了男女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我的小说就是要把这种不同揭示出来。两人爱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男人的爱与女人的爱仍有本质的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魂断阿寒》中的纯子，只有18岁，但她仍然懂得只身前往白雪皑皑的阿寒湖，以沉睡入雪地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青春胴体。这让人惊叹不已。这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相当的观念关照才行。渡边说，这位纯子就是自己高中时期的初恋对象。他说，我至今还记得接吻时，她瞳仁的样子。但后来渡边才发现，这位纯子在与他交往的同时，还与另外5个男友交往。这促使渡边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她究竟最爱谁？她为何同时交往复数男性？

这里的问题难点在于，纯子能在这样的年纪就能如此坦然地周旋于男子之间，这是为什么？而渡边笔触所到之处表明，这与其说是一种青春的猎奇和骚动，还不如说是渴望成长，渴望遇见自己瞬间美，渴望得到真爱的一种极端。于是这种灵魂里最深层的悸动，最终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与白雪融为一体的自杀。这是救赎自己的最终手段。她不爱我们，她最爱自己。她喜爱表演，甚至主动去堕落，冲破一些道德观念。她仿佛在和人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艺术，才能在于生与死的边际体验绝对的安静与新鲜。

渡边万事从下半身思考问题，有时倒也柳暗花明。如《源氏物语》里留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源氏与六条妃子发生了多次情事之后，对她渐行渐远？作为身心成熟的“未亡人”六条妃子，为什么对源氏没有更强的吸引力？小说没有这方面的交代。或许作者紫式部是个女人，她厌倦事事巨细的性描写。而渡边给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见解为：六条妃子的“秘所”有问题。也就是说，在情事方面，她的“秘所”不能吸引身经百战的源氏。源氏交际佳丽无数，但就其知性的天分来看，数六条妃子最高。是否知性之女，“秘所”必有其功能性的欠缺？活着就是生命的意义，感官的欲望才是我们每一天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一存在主义哲学，在渡边的笔下，化为无数鲜活的生命个体。

【五】

这几天，北海道札幌市的渡边淳一文学馆，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吊唁者说：他像风一样逝去了，留下的是情爱。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是佛教的境界，也是渡边的境界，这个境界后人是无法复制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人将很难再复制一个渡边淳一的情爱大脑，将很难再有超越《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的情爱作品。

是的。天下最好的东西往往与最坏的东西相似。纯爱与情色：一个是无心，一个是刻意，完全的异质，但日本人则能异质相容。于是诞生了适合他们风土的，我们看起来有点另类的情色文化。这就有点像轻舟从雾中穿过，到了湖边，才看见那么一条细痕。或者干脆说：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就令人想起雪莱的一句话：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何足挂齿；同情爱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

有雪莱这句话相伴，渡边淳一可以安然闭目养神了。

没有罗孚，哪有金庸梁羽生

许骥

五月凶猛。

进入五月的第一天，台湾传来噩耗——诗人周梦蝶过身；没想到第二天，香港也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报人罗孚去世。接踵而来的讣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罗孚，作为传媒工作者，谁人不知其大名？然而，罗孚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报人，是作家，又是作家的伯乐，更是“统战高手”，这才是最难得的。

说实话，目之所及，其实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传媒人是不多的，文笔好的也不多。不少传媒人，都是靠资源、人脉上位，写的东西经过时间历练，大多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凤毛麟角，例如早前从《苹果日报》荣休的散文家董桥，是很可以称得上亦报人亦作家的角色。罗孚也可称得上一位，其《西窗小品》《北京十年》等书都值得一读，而他却正是很早就写过文章，向内地介绍董桥的人。

1989年4月，应著名的《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之邀，罗孚用笔名“柳苏”写了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旋即在内地掀起一股“董桥热”，可谓一直热到今天。那时候，内地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董桥，更加难以想象香港有这样好的散文家。

而且，罗孚文章还写道，董桥不仅散文写得好，同时董桥也是藏书家，对马克思主义也很精通等等，简直是全方位的人才，并且那时候董桥才不过区区47岁而已。至为重要的是，罗孚在文末点出这样一种观念：“董桥的散文不仅证明香港有文学，有精致的文学，香港文学不乏上乘之作，不全是‘块块框框’的杂文、散文。他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他们大约只能算半个香港或几分之几的香港吧。董桥可以说就是香港。”以此来说明，董桥对香港的重要性。

罗孚是很爱香港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为香港正名。

2009年时，罗孚接受内地记者李怀宇采访，解释为什么会在《读书》上写《你一定要读董桥》这篇文章：“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罗孚又说：“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他很直截了当地指出：“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是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香港文化被几个简单的符号所代表——而香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谈及金庸和罗孚的关系，2010年已故香港文坛前辈方宽烈出版过一本著作：《香港文坛往事》。书中有一篇名叫《香港文艺界奇人——陈公哲》的文章，其中略微提及罗孚：“陈公哲又编撰一册《精武观之吴陈比武》详细记述太极派吴公义、白鹤派陈克夫两位宗师在澳门新花园比武的经过，这事当年相当轰动，加上这书的渲染，港澳人士几乎没人不知，罗孚那时在香港《新晚报》任总编辑，见这情形，马上叫副刊编辑查良镛和陈文统各自撰写武侠小说。陈首先用‘梁羽生’笔名撰写《龙虎斗京华》，跟着查良镛用‘金庸’笔名写《书剑恩仇录》，分别在《新晚报》《大公报》连载，读者反响不错，销量大增，后来竟造成金大侠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梁羽生亦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家，这册《吴陈比赛》应居其功。这书主要的几章是：1.吴陈比武之起因，2.新光楼头之签约，3.事前设法之劝阻，4.社会反感之公论，5.预测决斗之结果，6.比武场面之纪实，7.吴陈斗后之检讨。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写陈公哲为主，但点到了金庸和罗孚。

实际上，当时罗孚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也是该报旗下《新晚报》的主编。那年的武林盛事，确实闹得很大。当时摄像技术虽不发达，但吴陈二人的比武却有影像为证（今日仍可上网看到），足见重要性。上年纪的香港人、澳门人，不少还记得这件事。而罗孚一方面极为敏感，立刻趁热打铁请人写武侠小说；一方面慧眼识金，叫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人去执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应该说，没有人想到后来金庸竟然能够凭借武侠小说成为“文坛霸主”，更加不会想到金庸成了很多人心中等同于香港的文化符号。所以到了1989年，罗孚才要浓墨重彩地推介董桥的散文。只可惜，对香港的简化后来似乎愈演愈烈。

和大量南来的文人一样，罗孚也是心怀大中国之人，他一生的志业，都是推动整个中国朝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港之于南来文人者，暂栖之地罢了。

192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罗孚，中学毕业即加入《大公报》工作。不久之后《大公报》转去重庆，罗孚也去了重庆。再后来接受任务，到香港继续工作，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香港。罗孚是众所周知的中共党员，也是无人不晓的“统战高手”。论人脉，香江几乎无出其右者，无论大事小情，他都能搞定。

香港专栏作者许礼平有篇小文《雾里看花说罗孚》，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罗孚的神通广大：

“记得港穗直通车开通不久，一票难求，但一托罗公，立即办妥。谢稚柳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有事须延期留港，那个年头，要邀请单位中大发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华社（即今之中联办）申报，又要经谢公所属单位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主管机构文化厅同意，还有人民入境事务处等等，一连串麻烦事务让谢公头痛，但我领着谢公上《大公报》找到罗公，一切都好办。罗公又乐意助人，怪不得能交这么多朋友，端的是共产党统战高手。”可窥一斑。

恐怕谁也不会否认，香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几次三番地强调不宜过早收回香港的理由。然而，罗孚却不像有些南来文人那样，觉得香港有“义务”推进中国的进步，甚至认为为了整个中国，牺牲香港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罗孚一直都有反求诸己，感觉他在香港住的时间越久，就越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1967年，香港发生过著名的“六七暴动”，罗孚是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向全港市民致歉的左派。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罗孚有官方身份，他仍然获得不少香港民主派的尊敬。罗孚去世之后，香港记者协会第一时间表示哀悼，称他有着“承担及面对错误的勇气”。

1983年之后，罗孚在北京“闲居”了十年。对于导致这十年的原因，至今仍有很多种说法，并无定论。我们只知道罗孚公开的罪名是“间谍”，而且和美国有关。2011年，香港书展上有一本畅销书，叫《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罗孚的儿子罗海雷，该书后来还获得了当年的“香港书奖”。书中提到不少小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不易。

例如，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这是全人类的一件大事。罗孚准备将此事作为头条前报道，只保留大标题，头条留给其他新闻，以免过于突出美国。然而即便如此谨小慎微，第二天仍然收到外交部的电报，指责罗孚丧失立场——这是罕有的严厉批评。

不久后，中美开始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基辛格秘密访中、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交……罗孚接到新的任务，就是对美工作。他曾于1971年组织“北美第一团”访问北京，但听闻这也招来非议。罗海雷说，当时有人闲言碎语：“罗孚不会英文，却负责对美工作。”

据说，罗孚晚年不太喜欢说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别人的事。他的理由是：身为报人的操守——不少当事人已经过身，事后说他们的故事有点不厚道。但是，罗孚三缄其口的理由大概没有这么简单。毕竟，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其位上知道太多事情，说或不说，都很为难。随着罗孚离世，很多真相恐怕再无人知。也有可能不少笔墨官司，即将甚嚣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少身后事，留与后人说。

马尔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写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辞世之日

叶克飞

在我记忆中，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第一次大概是在三四年前，我在某报上读过一篇关于书展的稿子，记者直接把马尔克斯写成了“已故作家”。可能是大师成名太久了吧，以至于在某些人心里，他早已自动离去，非安居天堂，不足以让人高山仰止。

打开微博，又是满屏的蜡烛，满屏的《百年孤独》，也许其中有些人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名字吧。跟风是一些人的强项，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作品同样素不相识）表示悼念，同样是一些人的强项。这让我想起前几年，那个在“文革”中上蹿下跳，如今又以“含泪”闻名的作家来城中亮相，一群人以“大师”称颂，书店里也摆满了他的书，据说销量一时剧增，友人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即使是一坨大便，很多中国人也会循味跟风。”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最庆幸的是：有几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坦言自己没读过《百年孤独》，或是压根没读下去——愿意放下面子讲真话的朋友，总是相对靠得住的。

大师本寂寞，何况是马尔克斯，他的晦涩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属于大众读物。他也未必在乎你是否读他的书，读不意味着高明，不读也不意味着失去了什么，但他肯定不喜欢有些人跟他装熟。

说起马尔克斯，很多人言必称《百年孤独》，我则独爱《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更喜欢它的台湾版译名——《爱在瘟疫蔓延时》。

我最喜欢的达明一派，也曾有一首《爱在瘟疫蔓延时》，那是周耀辉作为填词人的初试啼声，颇为惊艳。一句“不必亲近在这天，不想今后独溅泪”，俨然标准伤情歌，可是副歌部分的“独舞疲倦，倦看苍生也倦”，以及那句“静听天怨”，便让人听出了末世情结和大时代的悲怆——当然，若对那时的香港地区、那时的中国缺乏了解，你不会理解这悲怆。

马尔克斯的文学之路，同样与大时代息息相关，以至于他和一位好友常常被人相提并论。那是1948年的“波哥大事件”，那年4月9日，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自由派人士豪尔赫·盖坦被暗杀，首都波哥大陷入混乱，动乱导致数千人死亡。当时正在波哥大读大学的马尔克斯，从此对肮脏政治深恶痛绝，潜心文学。而当时正以学生代表身份在波哥大参加国际学联会议的另一位年轻人，却一心要“武装夺取政权”，他是卡斯特罗。

这种在大时代面前的际遇与人生选择，在历史上并非孤例。比如五四运动时，也有一个青年在一片热血沸腾中摇头叹息，准确地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暗面，他是梁实秋。

暴力并未终止，1949年到1962年，哥伦比亚始终政局动荡，近三十万人丧生。此时的马尔克斯，坎坷困顿，一度流亡欧洲，他的《百年孤独》，要到数年后才开始创作，并完成出版。1955年，他出版了《枯枝败叶》，1962年，他出版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它们必须要沾后来者《百年孤独》的光，在他成名后才成为经典。

拒绝政治的马尔克斯，无法在作品中回避政治。即使是并不魔幻现实，在技巧上极为传统的《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在哥伦比亚的混乱背景下衍生剧情。那个海港城市喀他赫纳，在战争和霍乱中沉沦，仇杀与劫杀遍地。即使爱情无比热切，哪管天昏地暗，仍逃不开这乱世宿命。

这种大时代背景，使得那句人们熟知的“广告词”有些单薄，“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没错，故事真的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

死亡与孤独，是与爱情并存的母题。在那个城市里，因为内战、霍乱和混乱的治安，到处都是腐臭的尸体。如果没有爱情，你还能从哪里获取勇气，在满目疮痍下生活？

但爱情本身，往往是最容易遭受阻挠的玩意儿。马尔克斯就借费尔米纳之口说：“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

人们总是乐此不疲，毁掉别人的生活，然后，再毁掉一次。有时，他们甚至不需要借助战争，也不需要借助瘟疫。

霍乱曾真实发生，但它同样是一种意象，它的本质是孤独。人生而孤独，没有人能改变独个儿前行的命运。凄风冷雨中的仓皇，未必是每个人的肉体必经，却是灵魂不可逃避的路程。

霍乱还隐喻着爱情。爱情本就是一种病，疯狂的爱更如瘟疫蔓延。

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个13岁的教会学校高傲女生，会与一个消瘦、近视的私生子电报员相爱。你更要相信，即使两人后来决裂了，可是在51年9个月又4天后，他会对新寡的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不仅仅是瘟疫，也是一场两个人的灾难。

那年，他76岁，她72岁。他“鼓足勇气用指尖去摸她那干瘪的脖颈，像装有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肩膀满是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冷的皮肤里……”

在那漫长的等待里，他用了25本笔记本，记录了622场与污秽城市、持续瘟疫和无尽死亡并存的爱情。因为内心的期待，他最喜欢寡妇，直到老去。当她的手在他的下体“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时，他说“它死了”，还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虽然，第二天，他能够以“迅速而可悲”的状态，完成与她数十年间的第一次做爱。他们错过了青春和美妙肉体，但也避过了琐碎生活的纷扰，直抵死亡。

在《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的十年前，马尔克斯还写出了《家长的没落》。在他看来，这部构思十余年，并花费七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仅次于《百年孤独》的重要作品。

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即使他远离政治，也不可能避开那个世纪里困扰人类的魔咒——极权。

与《百年孤独》的隐喻不同，更与《爱在瘟疫蔓延时》隐藏于爱情之后的暗流不同，《家长的没落》的故事直接以独裁者为主角。

它有点魔幻，有些情节还很夸张。它有散文诗的风格，却像一个寓言。那位大独裁者、某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推行高压统治，大搞情报网，以暴力镇压为手段，大肆捕杀政敌和反抗者，甚至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瘟疫状态，授意军队随意屠杀民众。他情妇无数，孩子有几千个，连刚出生的儿子都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出卖主权，将国家的专利权和铁路航运权都让给了外国人……他对自己的第一夫人言听计从，但有一天夫人被猎狗吃掉，他为此杀人无数，而趁机将近千人诬为“仇敌”并将之杀掉的德拉巴拉，则成了他的心腹。

我不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尔克斯如何看待世纪魔咒，但就在1958年底古巴革命时，他一度倾向左翼，并与卡斯特罗成为好友。《家长的没落》出版后，世界文坛为之轰动，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拉美文学界以及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拉美人来说，这部小说尽管魔幻，却处处可以找到原型。在那个一度无比混乱的大陆上，有太多这样的独裁者。比如宣布死讯又突然复活的“桥段”，便曾真实发生。但作为寓言存在的它，足以全面影射上世纪摧残半数以上人类的极权魔咒。

但对于马尔克斯来说，政治从来都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母题。他自己也曾说过，除了政治的肮脏，他还想表达人类在这肮脏中的艰难困顿，自我挣扎。早在他创作《枯枝败叶》时，他就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偏偏在那个时代，哥伦比亚政治动荡，民不聊生，他的观点很容易引起朋友们的抨击，责难他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让人想起郁达夫，当年左联那些没有作品、只会喊口号的所谓作家们热衷于派传单、上街游行抗议时，他静静写下一句“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引来众多讨伐之声，并被开除出左联。

只是，喊口号容易，甚至一辈子喊口号都很容易，可始终悲悯地看待这个世界，却非大师不能。马尔克斯从来都不是某些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内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阶级分明的作家”，他只是坚持探寻人类的本质——孤独。

那些乱世中的孤独、爱情中如瘟疫蔓延的孤独，还有不被时间所改变的百年孤独。

【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华网墨西哥城4月17日电（记者陈寅）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17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出生于哥伦比亚，1961年移居墨西哥继续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行销全球的《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所有作品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部。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章诗依

灾难在造就死亡与痛苦的同时，往往还附带造就一样东西：明星记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如此。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为他铺下了通往明星记者的红地毯。那是1954年，他刚刚加入哥伦比亚第二大报纸《观察家报》不久，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一个城区发生恶性地面坍塌，导致多人死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调查很快指向政府管理上的疏忽。他在报道中说，由于缓慢涌出的地下水并未疏导，塌陷事实上从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这篇报道奠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接下来的两年里的报道气质：以详尽的调查、反思，反驳官方版本，展现国内的现实状况。

很少有作家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幸运，人还在世，就被读者与评论界齐心协力抬入“伟大作家”的殿堂。同样，也很少有作家像他这样，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仍然对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一往情深。他甚至认为，斯德哥尔摩的评委们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一半原因是出于对他新闻事业的肯定。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反，许多记者出身的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后，对自己当年的饭碗都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崇敬的两个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在成名之后，非但没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对新闻职业充满感念之情，相反却屡屡施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在他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中，主人公之一“我”，是一个看破红尘的英国记者，活得相当疲惫与空虚，同时又对新闻业怀有一股驱之不散的乡愁，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者已经不复像用气球传送新闻的时代，那个时候，记者们还能够从容地写出好的新闻报道。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中，格雷厄姆·格林对新闻这个行当的厌弃，通过笔下塑造的记者帕尔金逊这一形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且看他是怎么描写帕尔金逊的吧：“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躯里，因为缺乏新鲜空气，道德感早已腐烂、死亡了……除了支票的数目大小，任何东西也不会叫他难过或失望。”或许，格雷厄姆·格林是在向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伊夫林·沃学习吧。同样是记者出身的后者，在上个世纪初写作的小说《独家新闻》中，毫不客气地将新闻人描绘成了群丑。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双峰并峙、恩怨交加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有过新闻从业的经历，在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他直接将一个记者塑造成了敲诈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他对新闻业的咏叹持久而深情。他了解新闻业的黑暗面，但知道光明也并不虚妄，他愿意放大这光明。1996年，身为伊比利亚美洲新闻基金会会长的他，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美洲报业协会第52届大会的开幕致辞中，做了题为《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的演讲。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已名满天下，但是，回望新闻业，他表达的是生死以之的热情。演讲的末尾，他说：“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死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这简直就像对爱人的抒情，能诠释这种热情的中国新闻人，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前的张季鸾。这位天才的报人，在烽火燃遍大半个祖国山河的时分，为新闻燃尽了生命之火。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操心《大公报》社论的写作，其遗嘱中，语不及私，都是砥砺、期望《大公报》同仁团结奋发争取国家、民族复兴之词。

热爱过的人，才说得出那样的话。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业的热情，既不夸张，也非矫情。在多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中，记者生涯都是浓墨重彩的篇章。记者之于他，是饭碗，是生存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抱负的手段，当然，更是他小说创造的灵感源泉。

用详尽的事实还原真相，反驳官方版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鼎盛时期的典型风格。代表这一风格的最负盛名的新闻作品，是对一次海难的颠覆性报道。1955年2月下旬，哥伦比亚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途中舰艇失去控制，除了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汉德罗·维拉斯科幸存，其他船员均遇难，事故原因的最初说法是遇到了暴风雨。维拉斯科在没有食物、很少饮用水的情况下，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后获救。立时，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总统授勋，媒体追捧，到各地巡回演讲，光环逼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维拉斯科做了十四次、每次约四小时的采访，无意中揭露出军舰并非在暴风雨中颠覆，而是因为载有走私货物而下沉，而军舰的安全程序也有欠完善。报道让军政府扫尽颜面，也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政府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对于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信奉的原则。事实上，他采访幸存海军军官时，这起海难已经是一桩旧闻了，《观察家报》的负责人对于报道这一题材并无兴趣。然而经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非凡努力，对这桩旧闻的报道，成为当年的头等新闻事件、文学事件与政治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名后，根据该报道结集的《船难水手的故事》一书，25年间售出1000万本。

对于铁幕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中的另一笔绚烂之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光谱复杂，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反独裁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倾心社会主义，是他青年时期坚定抱持的政治立场。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绝非简单的教条主义者。他相信的社会主义，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基于诚实而犀利的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9年发表的系列报道《铁幕后的九十天》，成为特殊历史时刻的非凡见证。而他本人，则被誉为有先见之明地批评苏维埃体制弱点的一位心怀善意的观察家。

即使在今天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半个世纪前对苏维埃体制的观察，仍然闪耀着睿智的光芒。在东德，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尽管吃着火腿和鸡蛋的早餐，但“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在苏联，他思考着苏维埃政权能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能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上，这个政权却显得如此失败。对于外来者，莫斯科一派光鲜，呈现最好的一面，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说：“我不想认识整理好头发之后才出来待客的苏联。一个国家就像女人一样，你要在她们刚起床的时候认识她们。”

“所有的共产政权都被退化的遗传密码所诅咒”，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的事实。但是，他仍把对美好社会的希望放到最后的寄存之地——古巴，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招来了苏珊·桑塔格的无情批评：“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厚颜无耻，他爱上了他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成为大统治者的朋友。”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在思考与成长，最终，他倾向于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体系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上最好的职业”里坚持了近三十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他新闻生涯的告别演出。当时，他经常给以“对抗假消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为办刊目标的杂志《抉择》撰写政治评论，这是他成名之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

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关注新闻业的变迁，并深致忧患之情。十六年前，他就已经觉察到，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他对创立于十五世纪的新闻这门行业的名称新闻学，如今被改为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颇不以为然，调侃为“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他认为当下的新闻教学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隐去。谨以此文，献给这位刚刚隐去的新闻业老兵。

春天，十个海子没有复活

李静睿

海子活了二十五年，死了二十五年，到今天，他是一个中年人。

海子不会想成为中年人，二十岁的时候他有一句诗：“岁月呵，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海子喜欢关于黑色的意象：黑色火把、黑色土地、黑色太阳、黑色木轮车……最后是黑色的复活。岁月身穿黑色衣服，死神也是如此，但海子选择了后者，这大概因为他对岁月不仅恐惧，而且厌恶。在写给叶赛宁的诗中，海子说“春回大地，大地是我死后爱上的女人”，叶赛宁投缳自尽，海子不会喜欢这种死法，他希望死亡干净、清晰、充满尊严，“我用头颅雕刻太阳，逼近死亡 死亡是一簇迎着你生长的血红高粱，还在生长 除了主动迎接并且惨惨烈烈，没有更好的死亡方式”。当他写下“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时，距离死亡还有十二天，诗里有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句子：“这是一个黑色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时间复制粘贴了一次他生命的长度，同样是一个春天，倾心于死亡的十个海子没有复活，一个也没有。

海子死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以身殉诗，连身边随身带着的几个橘子也被认为是象征太阳。作为他的朋友，诗人西川说自己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形而上精神层面的原因，却也列举了那些在今天会被我们直接概括为抑郁症的理由：坚持不结婚、生活孤独封闭、被诗人界边缘排斥、练气功练出幻觉。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自杀前的周五见到初恋女友，海子喝醉了，然后在酒醒之后坚信自己讲了很多伤害她的话，万分自责。你看，所有选择都有来路可循，没有人是必然将会走向山海关的铁轨，即使他是一名倾心于死亡的诗人，有时候，死和不死之间，也许只是一盒百忧解的距离。在海子死后，北大诗人中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骆一禾脑溢血突发身亡，戈麦自沉于万泉河，这三个人总被同时捆绑提起，但我反对在这中间寻找任何臆想的联系，诗人总是孤零零的，不管是在人世，还是在死亡。

海子以前曾经自杀过，在1986年11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下来了，我，一个更坚强的他活下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强者的尊严、幸福和神圣……我体会到了生与死的两副面孔，似乎是多赚了一条生命。这生命是谁重新赋予的？我将永远珍惜生命，保护她，强化她，使她放出美丽光华。”这件事他在坚持三年后陡然放弃了，“永远”是一句誓言，但绝大部分誓言都不会实现，有时候关乎爱情，有时候关乎生命。在未完成的作品《太阳·七部书》中，海子让“生命”一词反复出现，最触目惊心的一处是“生命，生命是我们与自己的反复冲突”。在这冲突不可调和之时，海子带上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瓦尔登湖》、海雅达尔《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在一个清晨从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址出发，前往山海关。海子这一生爱过四个女人，只看过一场电影。电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白痴》，四次恋情都是悲剧接连悲剧，他叫她们“四姐妹”：“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在离开的时候，海子两手空空，他抓不住尘世的一切：爱情，荣誉，一颗泪滴。

每一个十年里的人都会有那么一些些优越感，觉得自己经历了下一个十年错过的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尤其如此。海子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八十年代的显赫回忆，他只是在死前两周留下了一段关于城市的神秘预言：“北京啊/你城门四面打开/内部空空/在太平洋的中央你眼看就要海水灭顶/海水照亮这破碎的城/北京”，在众多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中，海子几乎是不可躲避的背景板，他的死和另外一些事，终结了那十年，一个国家难得的青春期。那些写给八十年代的文字，绕不开这些关键词：诗，酒精，困窘，女人，哲学，精神危机。这两天我重读了《北大往事》，当中最让人揪心的，依然是八十年代的篇章，在下一个十年中，北大和整个中国一起，抛弃了那些游移不定的东西，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不是海子的世界，他的死让人痛苦，却也正当其时。海子的名字在这本书中间或出现，他的诗，他关于太阳的幻觉，他的孤独。有个从来没有见过海子的诗人说，他一直以为，自己将与海子在微笑中相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同样没有什么不好，不用惋惜。

最早阅读海子时，我比他年轻，臣服于他对于世间万物的种种定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众人齐集河畔高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太阳太远了/否则我要埋在那里”“人们啊/所有交给你的/都异常沉重……没必要痛苦地提起他们/没必要忧伤地记住他们”……

读海子读了十五年，我早已超过他离开时的年纪，惊异地发现他的生活远远比我贫瘠。他是一个多可笑的人啊，不会跳舞，不会游泳，连自行车都不会骑，走进小酒馆想朗诵自己的诗，以换取酒喝，但是老板给他酒喝，条件是让他不要朗诵自己的诗。然而我还是读他：“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爱上我”“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为什么一个人总有一条通往地下不再回头的路/为什么一支旧歌总守望落日捆住的地方”……我可能会活得很久，但这个年轻早亡的诗人负责提供的那些，再长的人生，永远也提供不了。

今年是诗人海子去世25周年，今年也是海子诞辰50周年。25年前的今天，25岁的诗人海子躺在铁轨上，远处阳光刺眼……他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留给了后人。海子的死曾被过多阐释，值此，更多的人选择无声但充满诗意的悼念。诗人麦冬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海子，晚安，春天！”

“我注定一生无大建树”

——纪念翻译家傅惟慈

云也退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有本小说《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读起来很拗口，原文其实很简单——《A Burnt-Out Case》，适合作为英语汉译之困难的佳例。中译本的第一版早在32年前就出了，包装很难看，封面上的译者署名是“傅涛涛”。很多年前，有一位资深读书人向我推荐这本小说：“傅涛涛翻译的，这是傅惟慈的儿子。”言下之意是名不虚传，质量可以信赖。傅惟慈是资深翻译家，德语、俄语、英语文学他都译过。但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外交官之子的谈吐举止中得出“不愧为外交官之子”的结论，却不能从一个优雅大方的外交官身上，推论出他的子女必定也像他一样。对于翻译家，也是如此，翻译这种行当积聚而成的“门风”能如何影响到下一代，还真不好说。

《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六年前出了新版本，我看到译者署名改成了“傅惟慈”。我只是瞎猜，也许当年署儿子之名是出于父亲的激励，也许当时八十多岁的老译家做了全面的订改。我不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本小说太深刻，我愿意向每个认识的人推介它的价值和名声。格林写了一个中年人的逃避之旅，他名叫奎里，跑到西非，溯刚果河而上，进入麻风病疫区，在那里帮助当地人的有医生，也有天主教神职人员。奎里怀疑一切——财富，信仰，爱情，活着的价值，他什么都有，又一无所有，身体强健，心如死灰。这就叫“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是的，离我们很遥远。

1981年10月，这个译本尚未出版，傅惟慈却见到了格雷厄姆·格林本人，这位先生时年78岁，漫长的人生曲折传奇，说是“名满天下”不为过。傅惟慈还翻译过格林的另两本名作《问题的核心》和《布赖顿棒糖》，他同格林聊的东西，都围绕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打转。事后，他以他那个年纪和经历的中国人特有的谨慎写了篇回忆，开头还有句交代：“翻阅一下旅居伦敦的记载，同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点儿因缘……现在想要写下点什么来，很多细节都要像讨取欠债似的向记忆追索了。”

一种过分的、让人叹息的诚实。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畅销书”的概念，假如一本书卖得特别好，人们会注重此书产生的社会影响，而不是“畅销”这一纯市场经济概念。因此，译者的心也如同古井一般不起波澜，翻译是一个单纯的爱好。傅惟慈的家境不错，运气也可以，母亲留下的一座200平方米的大院，他竟能从1949年后一直住到终老于此，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住”这一项不成为困难的前提下，他像绝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一样，长年过着缺钱的日子，后来履了教职，再拿点翻译稿费。他在《问题的核心》以及《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里看出“暴力、犯罪和死亡是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题”——西方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不写真善美？小说不应该尽力产生一些正面的社会效应吗？

有一个人一路跟着奎里，他叫帕尔金逊，他想把奎里的故事写成能让自己一举成名的报道。不是有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吗？他在非洲治病救人的事迹感动了世界，帕尔金逊想炒出一个“史怀哲第二”。奎里很厌烦他，就像他厌烦那些天主教修士，他们一看见慈善行为，就说是追随上帝的结果；帕尔金逊则从另一个角度强奸他的动机：奎里是从文明社会逃过来的，他想摆脱那些无聊的人和无聊的解读，他不觉得自己在“行善”。他说，如果别人需要我，我会感到镇静，而不是兴奋。

这就是“病毒自行发完”的涵义所在——奎里觉得自己身染沉疴，毒火攻心，才故意选了一个瘴疠之地，远离熟悉的、正常的环境，聊作放逐；但在这个过程中，在与当地人，尤其是与另一位与他有着同样自省和怀疑精神的医生的交往中，他自愈了。难以想象译者傅惟慈能够理解这些，他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徜徉在“格林国度”里，迷醉的对象更多的是非洲的奇特环境；至于“思想”，他最多只能解读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揭破文明的表象”这一层。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于是他说：

“出生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在解放前战乱的恶年代中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用一句俗话表达，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料……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毋庸讳言，杰出的中文语感和不错的外语基本功，以及对自己所译文学作品之“理解不能”，常常同时集中在那些生于民国年代的老译者身上，他们的“自知之明”发自肺腑。不只傅惟慈，多少老译者对自己所读所译的文学作品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借此打发了运动、戴帽、下放、牛棚劳动乃至蹲大牢的茫茫黑夜。这种类型的读和译，不一定能达到什么学术深度，却是最为纯粹的。“注定一生无大建树”的傅惟慈，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连他自己都未必清楚，有价值的事情和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出于逃避的目的做出来的——因为为了逃避所做的事，是一种需要；其他人是不会懂的，就像帕尔金逊不懂奎里为什么反感他的跟踪炒作。

傅惟慈也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无欲无求，晚年却会有那么多读书人来找他。有人未必读过他的译作，却想图他一个签名本；有人则只是因为他谦抑随和，有问必答，想为他做点文章；也有人真心感激他的文字。每一种动机都不是过错，然而，正是成千上万正当的动机和追求布成的噪音之网，困住了奎里的精神世界。《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的深意，对它的中文读者而言不再是秘密了。

翻读傅惟慈的回忆随笔集《牌戏人生》，我想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所能保持的最为轻松简单的关系，是一个逃避者和企图诱捕他的网罗。正如傅先生所写：“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话里的意思可能很俗，“精神遨游”之类的词就更老套了，但它树立了一个很容易效仿、也很值得效仿的人生样板。这样的人不会说自己“幸福”，他只会说，我很幸运。

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生于1923年，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傅惟慈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毛姆、格林厄姆·格林作品的中文译者，主要译作有格林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备受中国读者欢迎，影响巨大。

中国不会再有这样的才子

——小记金应熙先生

袁征

一

刚进走廊，我就觉得大势不妙。

我加快脚步，到教室一看，座位已经所剩无几。那是历史系最大的教室，能坐七八十人，而我们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很快，椅子坐满了，好些人站在教室后面。再过一会儿，黑板底下坐了人，窗台上头也坐了人。好在我早到几分钟。

系里一些教师来了，校外有些学者也来了。其他年级的同学来了，外系的学生也来了。听说1949年以前清华、北大有类似的盛况，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暨南大学主要招收港澳青年和侨生、侨眷，“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1978年复办。可能是要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加上副省长杨康华兼任校长，手里有权，政府特别调了一批名家到暨大。例如邝公道先生任医学院教授，刘逸生先生任中文系教授，金应熙先生任历史系主任。

（金应熙像 陆林汉绘）

金应熙老师的博学和才智在广东史学界尽人皆知。他会七种外语，不但懂英、俄、日那些常用的语言，还懂得研究佛学的梵文。这是让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惭愧的硬功夫。我们班上有同学在省委理论组干过，亲眼看到金老师躺在宿舍双层床的上铺，望着天花板，同时走底下三盘象棋。

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师请教，她说她不懂那个问题，叫我去问金老师：“你们本科生想知道的事，不论古今中外，他都能讲出来。”

不过找金老师请教不容易。他原来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73年去了省委理论组，1979年调进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暨大历史系主任是兼职。他还住在东山的省委宿舍，来学校的时间不多。

二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闹完，外界都想多知道中国的事。联合国的一个文化项目邀请中国学者用英语讲中国通史。多数中国史学家干不了这事，政府好不容易找到金老师。

金老师在香港大学毕业，懂得国际惯例，不是找几本中文书拼凑讲义，而是系统地看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论著。回国之后，他宣布给我们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金老师中等个头，清瘦，戴着厚厚的眼镜，讲话谦虚文雅，衣着整洁，一看就让人钦佩。他没有讲稿，有时翻翻带来的几个笔记本，随口说出外国各个流派观点，挥洒自如。金老师告诉我们，郭沫若的主张随着政治气候变动，在国际学术界不大受尊重。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中国史学家是顾颉刚。

金老师似乎永远平静，但他的话就像在教室里丢了一个炸弹。当时郭沫若在我们课程里的地位，相当于朱熹在明清的科举。大多数听众根本不知道有个顾颉刚。金老师讲了顾先生创造性的理论，讲了顾先生如何正直不阿，还讲了他怎么跟鲁迅吵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三

金老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最敬佩陈先生的学问。他说陈先生懂得十三四种外语，双目失明以后还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这让原来只知道保尔·柯察金的学生惊叹不已。金老师一再介绍外国学者对陈先生的评论和陈先生自己的观点。

一次在兴头上，金老师用粉笔写了陈先生的一大段话，全凭记忆，密密麻麻布满整面黑板。

他写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解释说，西晋时外族入侵，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准备渡江避难。两人觉得，要是过江后还讲原来的佛理，恐怕不吸引人，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另外编造了一套教义。

后来那道士跟僧人说，我们的教义根本讲不通，不过想混饭吃而已。还是别这样胡闹，背叛佛祖，“遂负如来”。陈先生多次讲这个故事，就是教人不要为了生活上的好处，出卖灵魂。

金老师指着黑板念道：“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这是说日本入侵，陈垣先生留在北平，陈寅恪先生避到昆明，尽管生活动荡，两人都不肯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金老师赞叹道：“这些句子写得多漂亮，节奏铿锵，一看就知道是陈先生的风格！”

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老师的一些做法惹恼了陈寅恪先生。

我在图书馆借过一本回忆陈先生的书，有个读者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段批语：“这本书好像对金应熙网开一面。”他觉得作者对金老师缺乏足够的义愤。

这位读者可能太年轻，难以理解当时的局面。在那个年头，百姓没法知道境外的情况，只能听到统一的宣传，以为没有别的生路。如果宣传说什么是错的，大家就以为那一定是错了。几乎人人都说过傻话，还有不少人做了荒唐事。

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看穿了唱起高调骗人的把戏，知道天底下有很多精彩的活法，就不再那么蠢了。

直到“文革”结束，做错事的多数是傻，少数是坏。“文革”结束以后反过来，做错事的多数是坏，少数是傻。

金老师给我们讲了陈先生在香港大学对他的教导，认真地说：“如果我毕业后一直按陈先生的话去做学问，那真是完全不同了。”

才气大，麻烦就多。过去金老师不断被官厅叫去帮忙：五十年代初就到广州市委干了接近三年；六十年代参加写“九评”，跟苏联共产党骂仗；七十年代又去省委理论组写批判文章。诸如此类，花掉很多时间。后来他离开省委，到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我真高兴，心里想，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金老师会写出多有才华的著作！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讲了一个学期，场场爆满。回头去看，金先生是我一生遇到过的最博学的老师。人不潇洒，就不会有才气。现在大家很实际，没人在乎不能考试、不能挣钱的奇技淫巧，我估计中国不会再有像金老师那样的才子。

五

1988年，我在北方拿到学位，折回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已经被提拔为社会科学院，给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金老师在几个月前离开了。为了准备收回香港，政府希望了解那边的情况，请金老师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做研究。

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说，他曾经当面跟金老师讲：“您要在书架上争个地位。”在金老师面前，他不但是晚辈，而且是下属。但金老师不以为忤，笑着点头。金先生确实是个大好人，所以得到我们后学的爱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平日谦厚的微笑。

金老师特别随和。据说他很听太太的话。在婚礼上，王越教授看到他们的恩爱场面，即兴写了一副对子：“小娘子指挥若定，大丈夫从谏如流。”王先生的才华也着实了得。我想金老师的家庭生活一定特别美满，可是我不知道做学问是不是也应该随和。

1991年，金老师在香港病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金老师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香港概论》。这本书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没有拜读过。另外，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不可能是金老师独特的一家之说。

除了在国外讲中国通史和给我们介绍外国学者研究的讲义，像金老师这样的旷世奇才居然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学术专著，真是让人扼腕痛惜。

陈寅恪先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教人不负如来，还教学者远离命题作文。看到有些同行为了拿到项目资金，灵活地改变研究方向，我常常想起一位朋友的话：“那可是用命来换的。”

金应熙（1919－1991），广州市人。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较高学术成就。曾兼任学术职务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三、光辉岁月的匆匆落幕

曼德拉家事

连清川

［1958年，曼德拉与同样致力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温妮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走入婚姻殿堂。］

从2013年早期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曼德拉的最后岁月已经到了。到了下半年，他已经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了，只能依靠机器生存。他可以看电视，可动一动手，甚至看见儿孙来到身边时，展露出一贯迷人的微笑。但一切都是幻象，他所有的生命机体都绑在了机器上。

曼德拉的医生团队，其中有来自军方的医生，一直保持着沉默。但是，他的乡人、朋友和战友去探望他的时候，都已经看出来了，他的苟延残喘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连南非总统祖马都公开表示过，曼德拉应该接受“自然的进程”了。

曼德拉的失语把是否拔掉和机器连接的决定，完全放在了他家人的身上。曾经和曼德拉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穆朗格尼在看望曼德拉之后说：“他的家人应该放手了，是时候让上帝接手了。一旦他的家人放手，南非人民也会跟随。我们会说，谢谢上帝，你给了我们这个人，现在我们放手了。”

但是他的家人们一直坚持不肯放手，甚至不愿意接受医院送他回家的建议，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留住曼德拉。在外界看来，曼德拉或许是一个盖世英雄，而在一个庞大家族中，他是维系一切的中心，家族的黏合剂，而且还有钱财和声名。

虽然他是全世界的英雄和启示，但他个人的生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曼德拉结了3次婚，生过6个孩子。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3个女儿，17个孙辈和14个重孙辈。

曼德拉的第一个妻子是护士伊芙琳，和他一起生活了13年，生过4个儿女，2004年去世。伊芙琳是一个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色，媒体久已不曾对她关注。她生来一个小女人，无法忍受曼德拉无穷无尽的工作和政府如影随形的迫害，要求曼德拉退出政治。36岁时，他只能选择退出婚姻。

曼德拉真正引人注目的婚姻是第二任温妮。曼德拉对温妮一见钟情：他在一个巴士站遇见了当时在做社工的温妮，就立即展开了追求——而他当时仍在和伊芙琳的婚姻之中。1958年，他和伊芙琳离了婚，开始与温妮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婚礼低调而惊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被当局带走了。

之后的4年时间算是温馨而幸福的，但是却是南非当局迫害曼德拉的巅峰时期。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儿。在二女儿刚满18个月时，曼德拉入狱了，接着是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

温妮在曼德拉的囚禁期间成为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一面旗帜，她成为南非国民大会党的一名领袖，经常性地被南非政府骚扰甚至软禁，她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南非国母”的称号。

但温妮却同时成长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她被指控极其富有控制欲并且暴力倾向浓厚。在曼德拉仍在狱中的时候，南非国民大会党曾经要求开除她，被曼德拉否决了。但是，她的保镖团队直接卷入了一名14岁女孩的绑架杀害案。温妮数度遭到检察机关的起诉和法院的审判。在最后一次审判中，她被判刑6年，在申诉之后法庭改为了监外执行。

1990年当曼德拉终于被释放的时候，温妮迎接了他并和他手拉手接受了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但是他们的婚姻已经几近结束。1992年他们宣布分居，1996年离婚。离婚的情形极其难堪，曼德拉甚至站在离婚法庭上，指控温妮和一位律师有婚外情。

但是曼德拉的个人情操却超越了一个痛苦丈夫的本能。穷其一生，曼德拉都宽宥着温妮。他认为恰恰因为自己一生都处在动荡和离乱之中，没有能够给予温妮正常的家庭生活，才导致了温妮的乖张行为。即便在离婚法庭上，他也多次感谢温妮所付出的爱和照料。

而无论温妮做过什么，她一生的挚爱显然也都给了曼德拉。她自认并非一个政治型的女人，曼德拉未曾入狱时与他的战友、群众的关系实际上都给了她极大的压力和痛楚。即便如此，当丈夫入狱之后，她悖离了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接管了丈夫的光辉与影响，为丈夫也为自己赢得了实至名归的荣誉。她曾经这样说道：“我只有那么少的时间去爱他，这些爱在那么多年的分离之中依然幸存。也许我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认识他我会发现他的缺点。但是我只有那么点时间去爱他并且一直渴望着他。”

即便在离婚之后，温妮仍然经常出现在曼德拉的家中。在曼德拉的最后岁月中，温妮从未曾缺席。

曼德拉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晚年才到来。1998年，他和格拉萨结婚。格拉萨是曼德拉前战友、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的遗孀，他们结婚时，曼德拉80岁，格拉萨53岁。在曼德拉最后10多年的岁月中，他才享有了正常的爱情生活。格拉萨的出现的确极大地抚慰了曼德拉痛苦的个人生活。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抚平曼德拉在个人和家庭中所遭受到的巨大痛苦。

曼德拉的第一个女儿在出生九个月之后就夭折了；他用这个逝去女儿的名字命名了之后出生的女儿玛卡兹薇。1969年，他的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当局拒绝放他出狱参加葬礼。2004年，曼德拉仅存的儿子勒旺尼卡患艾滋病去世。2010年，他的大孙女真娜米又死于一场车祸。

如果这还不算给这个伟大的老人以足够的折磨的话，他在有生之年中也目睹了家族之间残酷的争斗。

曼德拉所遗留下的财产价值超过1000万英镑。他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专门维持他去世后的家族生计。实际上，他一共设立了27个这样的基金，防止家族的不测之变。曼德拉生前出版过多本全世界畅销书籍和自传，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商业性活动和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

但是他的财务安排并没有让他的家人满意。从去年开始，他的两个女儿就开始打官司争夺曼德拉遗产的控制权，试图开除管理基金的律师——其中一位律师是1962年曼德拉的辩护律师，在他的身边已经战斗了40年。

除了这些基金之外，曼德拉家族在110个贸易公司中有频繁的活动。他的家族甚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一款名为“曼德拉之家”的葡萄酒。他90岁生日时，两个孙女儿上了一个脱口秀节目，开始售卖名为LWTF的时装：Long Walk To Freedom，自由长跑，曼德拉的战斗口号。

家族中的暗战甚至明战早就开始，曼德拉家族内烽烟四起。最重要的一场官司发生在曼德拉的长孙曼拉和女儿玛卡兹薇之间。按照南非的传统，家族应该有一个男性领袖，曼拉是曼德拉的政治继承人，已经进入了南非国会，似乎自然继承家族管理者职位，但是玛卡兹薇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玛卡兹薇纠集了曼德拉家族的15个成员，起诉了曼拉，理由是曼拉在没有征询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下，擅自迁移了曼德拉三个孩子的陵墓。而曼拉迁墓的动机，是因为他想把曼德拉家族的墓地集中在自己的辖区之内，而后建设一个旅游区。官司以曼拉失败而告终，但是争夺家族控制权的战争几乎在曼德拉过世之后，就会立即重启。

曼德拉终其一生，一直以爱、宽容和慈悲，面对他的国民、他的世界和他的家人。但是他身后，除了这样的精神财富，却同样有声名、金钱和权力。他自己从不在意这些，对于前后三任妻子伊芙琳、温妮和格拉萨，他都始终亲近而宽容。

我们这个世界很少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鲜有瑕疵的政治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在个人生活层面鲜有瑕疵的丈夫、父亲和祖父。

曼德拉的一位孙女曾经说过：整个世界都以曼德拉的名字来看待我们，而忽略了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庞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差异。

这的确是一个箴言。我们看得见伟人的光环，却看不见他的泥沼。这恐怕就是世界的真相：为了成就一个伟大的、没有战争和偏见的世界，他牺牲了自我，也牺牲了自己的家族：那里面，充满了战争和偏见。

“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

——纪念南非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

夏榆

【隔膜与相知】

“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对同胞的福祉负责。”这是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过的话。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2004年1月，笔者就“作家为什么从公共领域消失”的议题采访中国作家王蒙，当时作为介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范例，谈及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我见过她，1986年我参加国际笔会纽约年会的时候看到过她。那是个说话做事都很绝断的人，她坐过监狱，因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隔离，跟曼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她是一个白人作家，但是她站在黑人一边，一生都把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当成自己终生奋斗的理想。”王蒙对戈迪默并不以为然，他继续说，“曼德拉因为坐过监狱，深感做犯人的痛苦，一生憎恨监狱，主张用西方文明对待国民，例如废除死刑。但是现在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又面临着自己的新问题。面对新的现实，戈迪默话似乎不多，因为她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达到了，但是达到了又是这样的境况。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他的理想最后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与当初设想不可能全然没有差异，他该怎么办呢？这样的经验中国作家也不陌生。”

事实上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对纳丁·戈迪默是陌生的，在书店很难找到她的著作，仅有的中译版《我儿子的故事》初版于1998年，现在图书市场也很难见到。比较起来，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籍南非裔作家J.M.库切对戈迪默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为《纽约图书评论》两次撰写过戈迪默的评论，显示出对其甚深的了解。库切写道：“如果有某个重要的原则，使戈迪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南非民主化期间的作品充满活力，那就是对公正的追求。她笔下的好人都是无法在不公正环境下生活或获益的人；而被他拿来严厉审问的人，则都是那些想方设法窒息自己的良心、使自己顺应世界现况的人。戈迪默所渴望的公正，要比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政治分配更广泛。在某种较不容易定义的程度上，她还渴求私人领域的公正关系。”

【故乡的叛逆者】

1989年5月24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专访。访问中，格罗斯与戈迪默谈到她的故乡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区小镇斯普林斯。格罗斯问：“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是叛徒？”戈迪默回答她很早就离开那座小矿城，不清楚当地人如何看自己。“我在那里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会对此感兴趣。”直到她的第一本书出版，故乡的人才感到恼火，因为作品的自传性呈现了生活之地的真实境况。

出生于1923年的戈迪默9岁开始尝试创作，15岁在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昨日再来》，25岁的时候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年开始她第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戈迪默的早期小说更多是对她的生活之地的书写，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是戈迪默的家乡，那是一座淘金的小城，周围是众多的巨大的金矿，距她家一公里处就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场子”或“营地”的地方，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来的黑人矿工，他们是临时被雇用的季节工，没有妻室，没有儿女。1948年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建立，戈迪默对黑人矿工命运的认识源于阅读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这部描写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工人生活，因其揭露残酷黑幕吸引戈迪默，由此她明白黑人矿工为什么被成群地奴役。

戈迪默对所在环境的认识还来自她就读的修女学校，这是南非的一所全白人学校。在学校读书不会产生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后来她明白没有黑人孩子是因为他们被隔离。黑人孩子不准进学校就读，不准进图书馆，不准进电影院。戈迪默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由东欧立陶宛到南非的移民。母亲对镇上的黑人生活有内疚感，看见他们遭受虐待会同情。母亲是少有的把黑人当人看的白人，她与当地的妇女组织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孤儿院和诊所。成年之后戈迪默对南非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30岁的戈迪默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纽约时报》将她与英国作家伍尔夫相比，称她的作品“成熟、洞悉人生”。次年她在结束第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与商人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开始她在非洲大陆的旅行，也更广泛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忧患。此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恋爱季节》《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七月的人民》等。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是戈迪默的思想同道和文学知音，2004年3月，苏珊·桑塔格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参加过首届“纳丁·戈迪默讲座”，她在发表主题演讲《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时说：“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其作家。”她在论及戈迪默的文学价值时讲道：“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和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的和令人欣赏的，什么是可悲的和什么是激发欢乐和赞许的。”

【写作姿态与个人立场】

在二十世纪，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文学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作家与道德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戈迪默的写作姿态和个人立场始终鲜明，她在自述中说：“任何一位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制的人们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被打入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内心唤起的道德使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日益严酷的时期，黑人的反抗运动也日益炽烈。随着文学影响力的扩展，戈迪默开始对南非政局发表看法，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她与民权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的结识，使她的人生进入真正叛逆的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黑人抵抗运动，1962年曼德拉被控犯有颠覆罪受到监禁，戈迪默协助曼德拉起草演讲词《为理想我将献出生命》，她在此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通缉的多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者。

（纳丁·戈迪默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摄于2005年。）

戈迪默回应外界对她的政治意识的诘问时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无论其性别或肌肤如何。”她在1988年出版的评论集《基本姿态：写作、政治和地域》里写道：“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为同胞的福祉负责。”

戈迪默的创作能量丰沛，先后出版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她的写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因其作品有批判种族隔离制度倾向，她的著作被当局所禁，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被禁十年之久，《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被禁十二年之久，《博格的女儿》被禁的时间短，有四个月时间。然而戈迪默的文学业绩使她广受瞩目，多次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她是法国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1986年，戈迪默谴责南非当局对国际笔会采取新闻检查制度，次年她协助创立南非作家大会，98%的会员为黑人。

1991年戈迪默在68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个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个进程的发展。”戈迪默是南非历史上第三位与诺贝尔奖谱系产生关系的获奖者，此前在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卢图利，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人权活动家德斯蒙德·图图主教，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纳尔逊·曼德拉，他们是南非不同时期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灵魂人物。

1990年2月18日被监禁多年的曼德拉获释，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选举制宪大会，非国大赢得62%的选票，此次会议选举曼德拉为总统，种族隔离制度由此废除。然而新的南非也有新的问题出现，新政府出现的贪腐渎职，政府管理的低效，社会贫困难以根除。2003年还是南非籍的作家J.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形成南非文学的异质表达。在新世纪戈迪默逐渐退隐到时代的暗处，但是她并没有中断写作，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新生》和中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6的黑人》，新作聚焦南非新时代的问题，呈现她面对新生活的思考。

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在约翰尼斯堡的家中安详辞世，享寿90岁。］

历史没给他时间证明自己

——沙龙，从强硬到温和

闾丘露薇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昏迷八年，终于去世。电视新闻中，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说：“其实很多人早就把他忘记了，不过他的死讯，倒让很多人又想起了他，或者知道了他。”

确实，在一个奉行选举政治的国家，八年的沉寂，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足以被人们淡忘。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用来形容他最多的一个词：争议性。

在以色列右翼的眼中，沙龙是一个叛徒，因为他拆除了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在左翼的眼中，他是一个和平的破坏者，因为他兴建了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隔离开的隔离带；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战争英雄，他参加了从以色列建国开始的所有战争，英勇善战，保卫了国家；但也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战争罪犯，因为有平民在黎巴嫩战争中死去。

如果把沙龙一生做过的事情放在一起，确实充满了矛盾，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配上年份，却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转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从军事将领向政客转型。从部队退休后，他加入了利库德党，并且出任多个部长职位。他保守，坚持反对巴勒斯坦人立国，并且推动和参与落实了在加沙河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发生了贝鲁特大屠杀事件——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黎巴嫩一个基督教武装组织的屠杀，外界认为，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沙龙需要为此事件负责。虽然沙龙拒绝辞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但是却保留部长级身份。一年之后，他又开始在不同时期的利库德政府担任部长，从房屋、工贸到外交，在这期间，他主张和参与了苏联犹太人回流定居计划。

（1982年6月15日，黎巴嫩贝鲁特，沙龙坐在推进的装甲车内。）

1999年，沙龙成为利库德党主席。2000年，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举动：视察圣殿山（Temple Mount）。

如果觉得以巴问题有些复杂的话，或许可以先了解圣殿山的宗教背景。

这里是犹太教的圣地，传说犹太先祖亚伯拉罕在此领受上帝旨意、祭献儿子；他的孙子雅各在此和天使摔跤，并被赐名“以色列”（与神角力），是曾经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但对于穆斯林来说，这里是“应许之地”，是伊斯兰第三大圣地，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是先知穆罕默德离开家乡后去得最远的清真寺，而旁边的岩顶清真寺，则是他骑飞马得道升天的地方。

以色列一直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一统且永恒的”首都，但巴勒斯坦人希望，把耶路撒冷东城作为未来建国的首都。伊斯兰“应许之地”，建在了犹太教最神圣的圣址。而在中东“六日战争”后，虽然以色列宣称对圣殿山拥有主权，但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把清真寺区的控制权交给了伊斯兰宗教委员会。

圣殿山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以巴和谈的关键，而为了避免冲突，犹太人一直被禁止在山顶祈祷。沙龙在一千多名以色列警察的护送下，冲破巴勒斯坦人的抗议人潮和组成的人墙，进入了阿克萨清真寺，打破了这个禁忌，而后果，则是爆发了连续四年的暴力冲突，而第二年，沙龙赢得了总理的位置。

（2000年9月28日，时任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沙龙在军警护卫下强行进入坐落在圣殿山上的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参观。）

上任后，沙龙对阿拉法特毫不手软，派兵包围对方在安姆安拉的总部，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直到阿拉法特病重为止。

不过同一时间，沙龙也开始转趋温和。2003年，他公开表示支持由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提出的和平路线图，甚至表示支持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计划，也愿意和阿巴斯进行谈判。他开始拆除在加沙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到了2005年9月，所有的以色列军队撤出了加沙。

沙龙的行为，被右翼认为是叛国者的行为，一群保守派的拉比，更是向他下了死咒。但是沙龙的行为获得了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支持，这证明了他的政治判断。当时的民调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赞成这样的做法，而沙龙也凭借自己的温和路线，在党内遥遥领先对手内塔尼亚胡。而在2005年，在以色列人评选出来的最重要的250个以色列人物中，沙龙名列第8。

这个时候，只要留在利库德，沙龙一定可以赢得选举获得连任，但是他却决定组建新党。2005年11月，沙龙和一批追随者组建了前进党。沙龙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我留在利库德，我可能赢得初选，也可能带领利库德赢得大选。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安全的布局，但却不是服务以色列的方式。留在利库德意味着花费时间在政治斗争，而不是为国家服务上。”

而他的一名助手也向媒体透露，沙龙的打算很清楚，他要开启和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但是目前利库德党内的组成却意味着啥也做不到。他需要空间和自由来实现他的想法。

可惜，一个月之后，他中风。经过几天治疗，他迅速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很快，他又陷入了第二次中风，这次，他陷入了长期昏迷，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

他组建的这个走中间路线的政党，赢得了2006年的大选，并且组建了联合政府，2009年又成为国会席位最多的政党，但领导利库德的内塔尼亚胡成功联合其他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2013年大选，经过一次次的分裂，前进党只赢得了2个席位，成为国会内的最小党。

八年之后来看，沙龙的新政党，更像现在以色列的左翼，因为在刚刚大选中冒起的中间政党，他们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要求政府关心苦苦挣扎的中产，要求社会的公平，对于以巴问题并不关心。只是，这有点像是埋在沙漠中的鸵鸟，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逃避，却没有选择。

政治人物会不会改变？沙龙就是一个例子，改变，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当然，也会有人觉得，是为了选票。这样做是否正确，是否有效，可惜，历史没有给沙龙机会去证明自己。

就在一天前，以色列宣布兴建1400套定居点住房，当中800套在西岸。2004年，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有23万人，当时外界一致预期，只要沙龙连任，他将会像对待加沙一样，撤销西岸的所有定居点。而现在，西岸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30万。定居点问题，一直也是和谈的关键。

如果沙龙没有中风，他会不会撤军？撤军之后，以巴的和平路线图，是否会走出点距离？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最新的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三的以色列被访者，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裔，都反对以色列从西岸撤军。至少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现在的政治判断显然符合主流民意。释放巴勒斯坦人囚犯虽然向巴勒斯坦释放了善意，给了克里一个面子，但是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们的不满，因为这些囚犯毕竟都是杀人犯，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一步，退一步，也许是保险的做法。

如果是沙龙，以他的个性，又会如何处理？可惜，还是那句，历史从来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