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不止爱过胡兰成（上）
——张爱玲与桑弧

闫红

日本战败后，胡兰成遁入浙江腹地。张爱玲惦记他，在冬天里，做了件翠蓝的棉袍作为行装，沿着他走过的路，迢迢苦旅，千山万水，来到他藏身的地方。

见了面，来不及诉说别情，她就要开口跟他谈，让他放弃新欢小周。胡兰成错愕而得意：这九天玄女般的女子也会吃醋？却始终不松口。张爱玲发现，他在逃亡路上，又身手麻利地搭上一个范秀美，做起了有朝一日重见天日三美团圆的清秋梦。

《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是哭着离开的，回去后，她写信告诉他，她一人在雨中撑伞伫立，面对着滔滔黄浪，涕泣久之。胡兰成这转述非常的文学化，却也因之浅淡，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则告诉我们，在她消失在他目光中之后，她的痛苦依然轰轰烈烈。

（资料图：张爱玲（1920-1995）。图片来源于网络。）

许多年后她写道：“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她无法忘记他。

“在马路上偶尔听到店家播送的京戏，唱须生的中州音非常像之雍，她立刻眼睛里汪着眼泪。”

“在饭桌上她想起之雍寄人篱下，坐在主人家的大圆桌面上。青菜吃到嘴里像湿抹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

“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朱漆小橱前……在面包上抹果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

她食不知味，靠喝美军留下的大听西柚汁度日。有天在街上，她看见橱窗里走来一个苍老的瘦女人，都被自己的憔悴吓了一大跳，。因为营养不良，她的例假几个月都没来。

就是在这时期，那个名叫桑弧的男人出现在她的生命中。

桑弧这个名字，在《小团圆》面世之前，就一直闪烁在张爱玲的履历里。

桑弧，原名李培林，孤儿出身，少年时在证券交易所当学徒，后来考上了沪江大学新闻系，想当记者，但他哥哥与长姐都希望他能有个安稳可靠的职业，于是他毕业后报考了中国银行。他狂爱戏剧，是周信芳的忠实粉丝，并以颂扬麟派艺术的文章，赢得了周信芳的好感。

在周信芳的介绍下，他进入电影行当，由编剧转导演。在1946年到1947年间，他和张爱玲有过多次合作，出品了《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几部电影。

在当时，小报上便刊有关于他们二位的绯闻，但并没有引起张迷的重视，因有位貌似比小报更为靠得住的资深影人龚之方打了保票，斩钉截铁地说，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只有友谊而没有私情。

他说，解放后他曾经应一干友人之托，想撮合这郎才女貌的一对，他们觉得“张爱玲的心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的那段恋情，没有散失；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所以必须有古道热肠的人出来说合。张爱玲听了他的提议，反应却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让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有了这番经历，龚之方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他们谈话较随意，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有些戏谑，这却是十足地冤枉了桑弧了。

知情者都这么说了，看来桑弧只是张爱玲人生里的一个路人甲。虽然，张爱玲的摇头摇头再摇头似乎也有点蹊跷，这凝重的动作背后，总像是有点难言之隐，可是，许是跟胡兰成的那段恋情太浓烈，让人觉得张爱玲的爱情，不可能这样不落痕迹。要知道桑弧到2004年才去世，那时张爱玲早已再度声名大噪，连她的垃圾都要被好事者拿去大做一篇文章，她的一个旧情人怎么能在大上海万人如海一身藏？

张爱玲的研究者陈子善却总是放不下，曾到桑弧老先生那里打探，对方“很小心，很机警”。他问不出所以然，又去问桑弧的儿子——他以前在华中师大的前同事李亦中，李亦中亦表示对此一无所知。

几番查无实证，自然不好做有罪推断，加上感情线索集中的剧情更为好看，这段纠葛久之便无人追究。要不是一部《小团圆》横空出世，谁能想象桑弧的守口如瓶之后另有隐情？谁能想到在胡兰成之后，在赖雅之前，张爱玲还另有一段如冷泉幽咽、如雨意阑珊的爱恋？

《小团圆》里那个男子叫燕山，出现在以胡兰成为原型的邵之雍之后，这也正是桑弧在张爱玲那里出场的时间。燕山是个孤儿，做了导演，与以张爱玲为原型的作家盛九莉有过合作，这些经历全部与桑弧重合。只是，张爱玲写邵之雍，全照着胡兰成来写，这里却说燕山曾做过演员，与桑弧经历不符，张爱玲做这种技术处理，是想遮掩什么吗？是桑弧的缄默换回的回报？还是张爱玲煞费苦心地为桑弧改头换面，只为更畅快淋漓地叙述那段往事？

反正，张爱玲写桑弧，比写胡兰成时更为慎重，更为小心轻放。

回到小说里，盛九莉在心情最为灰暗的时候认识了燕山，感情方面陷入绝境，在经济上，她也面临极大压力。具体怎么着，小说里没说得太细，还是上面那位龚之方告诉我们，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和汉奸胡兰成的交往成为重大人生污点，有报纸想借她的名字招揽读者，不曾想惹来骂声四起，小报倒是不惧这个，她又不屑与之为伍。一时间创作陷入低谷，生计便成为问题，为了省钱，她连电影都不看。

偏巧有电影公司想将盛九莉的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老板接她去家中商议，许多年后，她依然记得那天自己的着装：“一件喇叭袖洋服本来是楚娣一条夹被的古董面料，很少见的象牙色薄绸印着黑凤凰，夹着着暗紫羽毛。肩上发梢缀着一朵旧式发髻上插的绒花，是个淡白色条纹大紫蝴蝶，像落花似的快要落下来。”

女人常常能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爱人的样子，就要被爱上的样子。

却也不是一见钟情的版本，她独坐一隅时，燕山含笑走来坐下。张爱玲写他“动作太大了些，带点夸张。她不禁想起电车上的荀桦，觉得来意不善，近于乐得白捡个便宜的态度，便淡笑着望向别处去了。”

这女子距离感太强，警戒线太分明，然而读到这段时仍觉得笔触里有柔情，初见时的小尴尬，常常回想起更令人怦然，那点当时不能迅即消化的东西，让那感情更有质感。

即使戒备着，她还是感觉到他与身上那件浅色爱尔兰花格子呢上衣的冲突，格子上衣的闲适，与他不是一个气场，他像是“没穿惯这一类衣服，稚嫩得使人诧异”。

他那夸张的、过于接近的动作，可能不是像荀桦一般想要占她便宜，就像这衣服一样，那是初入场者的稚嫩和缺乏分寸感，后来张爱玲说他们的相处如两小无猜，这调子一开始就定下了。但是，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前，盛九莉曾经在剧院后台与燕山打过照面，他从台阶上下来，低着头，夹紧双臂，疾趋而过，一溜烟地走了，盛九莉觉得他像她也曾邂逅过的梅兰芳，总有怕被人占了便宜的警惕。

警惕的人总是敏感的，发现盛九莉的提防之后，燕山整个人陷入了沉默，那沉默是那样重，令盛九莉震撼——笔者恶意地猜测，也可能是之前胡兰成话太多了吧。

第一次相识，就是这样，如果燕山不再来找她，便成记忆里一点模糊的影像，流水般从身边经过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但是，三个月后，他来了，她已经从和邵之雍梦魇般的爱情里挣扎着冒出了头，那样的时候，她急需抓住一双手，让自己感到身在人间，燕山来得正是时候。

《小团圆》里说，三个月之后，他跟一个朋友来找她。现实中，是桑弧、龚之方一道去张爱玲居住的公寓，劝她写剧本。张爱玲开始还犹豫，在他们的劝说下，终于点头说：“好，我写。”龚之方在回忆文章里很高兴地写到这些，觉得自己促成了一件正经事，他看不到张爱玲与桑弧之间的火花。

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不了情》。

如今看来，那剧情很普通，家庭女教师和男主人的爱情，被一个不被同情的糠糟之妻阻隔，像是在向《简爱》致敬，只是少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张爱玲后来把它改成小说，却加了个前言，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被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这些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这一篇恐怕是我能力所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了，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

“恋恋”两个字用得很是醒目，我无法不猜还有点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她喜欢这故事，也许是因为正贴合她当时的心情。

《简爱》式的故事所以动人，乃因大多数人都曾想爱而不能爱或是不敢爱。《不了情》里的女主角虞家茵也是，她与夏宗豫两情相悦，但不能在一起，因为他是有妇之夫，被他身后的秩序牵制；另一方面，也因她有个猥琐的父亲，年轻时是荡子，晚年是无赖，一次次去找夏宗豫借钱，他自认为有十八般武艺可以施展，却将虞家茵的爱情搅合的七零八落。

张爱玲笔下的女子，有一类世故非常，事事都要精刮上算，另一类却爱得单纯，为了保全一段可以放在水晶瓶里捧在手上看的爱情，宁可先跟对方说再见。虞家茵属于后者，当她父亲的阴影在她的爱情里一点点渗入，她宁可在被完全亵渎前消失。

结尾写到虞家茵独自离开，夏宗豫来到留下的空屋子里，望向窗外，“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

这个故事的调子，很像张爱玲和桑弧的。张爱玲和桑弧认识时，桑弧尚未娶亲，但他出身孤寒，依傍作小商人的大哥成长。长兄为父，那如父如兄的大哥，好容易把他拉扯大，成为江湖上的一号人物，不会容许他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子——这是盛九莉或者说张爱玲的猜测，不知道桑弧是否有过暗示，她总在小说里说自己是残花败柳。

与胡兰成那段交往太张扬，尽人皆知，当时只觉得是绽放，没想到绽放后就会成残花败柳。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的阴影，一如虞家茵的父亲带给虞家茵的阴影，她自己已经出不来了，她不想再带给深爱的人。

张爱玲写虞家茵不辞而别那场，更像是对自己离开后的想象。

可以说，《不了情》里有张爱玲当时的心结，我们从《小团圆》里看，从头到尾，盛九莉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够嫁给燕山。

但人生到底比小说凄凉。小说里，只是虞家茵打定主意离开夏宗豫，夏宗豫放弃得并不甘心，现实中却是桑弧也没打算跟张爱玲在一起，尽管，他对她也是真心。

张爱玲不止爱过胡兰成（下）
——张爱玲与桑弧

闫红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有一大段前奏，有表白，有承诺。《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告诉我们，他为张爱玲离婚，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邵之雍（原型为胡兰成）说，我可以离婚。又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还曾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张爱玲与桑弧的恋情有这些吗？事隔多年，两人皆对此事讳莫如深，关于他和她的那些事儿，我们还是要去《小团圆》里寻找痕迹。

在小说里，张爱玲自己是个叫盛九莉的作家，桑弧叫燕山，是导演。燕山在电影公司的老板那里认识了九莉，想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三个月后，他跟另外一个人来找她，之后，张爱玲就写他们依偎着坐在黄昏里了。九莉的心里永远没有底，她从来不觉得，他最终想要跟自己在一起。

　文中处处有暗示，他是这样青衫磊落的有成青年，家世清白，相貌英俊，在他面前，她自惭形秽。一块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感到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她照照粉盒里的镜子，发现是自己脸上出了油。那粉盒，也是认识他之后才有的，她为他试着学习化妆。

他的脸色未必就与她脸上的油光有关，我们只能看出，她在他面前有多紧张。他在众人面前隐瞒和她的关系，出于自尊，她自觉地不去问他们的将来，却也在心中暗暗地拟想过与他一道生活的情景：要另外有个小房子，除了他之外，不告诉任何人，她白天像上班一样去那里，晚上回去，“即使他们全都来了也没关系了”。

他们，指的是燕山的大哥他们吧，真的在一起，燕山那边有诸多亲友，九莉做好了敷衍他们的准备。对于邵之雍她没有这样过，当邵之雍跟她说“天长地久”，她只觉得窒息，不愿意想下去。她想象的尽头，不过是他逃亡到边远小城，他们在千山万水外昏黄的油灯下的重逢，相对于这浪漫想象，柴米油盐相濡以沫更需要爱的勇气。

盛九莉对燕山有这样的爱，燕山却没说要给她相濡以沫的机会。

盛九莉停经两个月，燕山强笑低声道：“那也没有什么，就宣布……”

后来验出来没有怀孕，盛九莉自认为在燕山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他幸免的喜悦。

她猜到这故事的结局，在他面前流泪。燕山说：“你这样流泪我实在难受。”她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

他说：“我知道。”

他只说他知道，他知道你喜欢他，他也知道他喜欢你。但他不是大开大合敢爱敢恨的江湖儿女，他是土著，他有一个做小商人的哥哥，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背后的脚印规定了他未来的方向，这个方向与你无关。

最伤人的爱情到底是哪一种？是争吵过，心碎过，鄙夷过，冷笑过的？还是从未开始也就谈不上结束，无始无终，拾不起放不下说不清道不明的？前者只要伤心一次就好，后者却会留下永远的悬念，无尽的辗转，确定后再推翻、推翻后再确定的猜疑。张爱玲把那心情写在《小团圆》里：“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是的，下雨你会不来，我还是希望天天下雨，好过晴天里望尽千帆，最起码，这一次我可以以为，你是下雨才不来，不是因为，你对我没那么爱。我宁可你不来，也不愿面对你对我的不爱。

不能怪桑弧薄情，只能说，每一个人对爱的理解不一样。谁规定相爱就得相守呢？只是，相爱的人，常常会有想在一起的意念，有害怕失去的惊悸，“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借了范柳原的口说：人生里总有死生聚散，我们做不了主，但我偏要说，我要与你在一起。

但桑弧无疑没有这样的执著，也许是，他早已知道，这种执念于事无补，作为孤儿，他早已习惯失去至爱，失去、分别这些词对他没有那么可怕，不能吓到他，不足以让他想办法要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她从未怪过他，虽然他比她大五岁，她却对他一直有种心疼。一度他参与的三部电影同时上映，占了六家戏院，他的宣传者在报头写：请看今日之上海，竟为XX之天下。说起来是风云一时，却独有她说：你一得意便又惨又幼稚，永远是那十三岁孤儿。

她不觉得那样的荣耀，能拯救他宿命的凄苦。在《小团圆》里，她写燕山回忆父爱：“我只记得我爸爸抱着我坐在黄包车上，风大，他把我的围巾拉过来替我捂着嘴，说‘嘴闭紧了！嘴闭紧了！”这回忆让人泪下。

对一个孤儿，你还能要求什么？何况他是如此安然。

他安然帮她做些拾遗补缺的事，帮她写书评，大张旗鼓地推荐，带她去朋友家，想帮她谋点事体，还为她的新长篇拟一个笔名叫做梁京，取“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意境。与此同时，他订婚，《小团圆》里说女方是一个漂亮的小女伶，原本是要嫁给海上闻人的，轮不到他，现在大家都是文化工作者了，他才有了机会。事实上桑弧的妻子确实漂亮，但是个圈外人，张爱玲将桑弧妻子的身份做这样的设定，怎么看都带点恶意，像是有点芥蒂经年不曾消化。

而写她闻知他的婚事那一段，是猝不及防的惊痛。

这天他又来了，有点心神不定地绕着圈子踱来踱去。

九莉笑问：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笑了起来：已经结了婚了。

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

他脸色也有点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她笑问，装作浑不在意，他笑着回答，装作真的以为她不在意。

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三唤不一应，有何比松柏？

念爱情慊慊，倾倒无所惜。重帘持自鄣，谁知许厚薄。

她不忍看见他的忧色，便将自己的心思掩藏在淡然的表情下，“你试着将分手讲得尽量婉转，我只好配合你笑得尽量自然，我就是不愿意最心爱的人显得为难”，有谁能了解帘幕背后她究竟是情深情浅？尽管，他们彼此也许只是心照不宣。

小报上登出他新婚的消息，他担心她看了受刺激，托人去报社说，不要再登关于他私生活的事。他知道她的心碎。

然后，再没有然后了。

张爱玲一直说他俩的爱情像初恋，确实是这样，年轻时的恋情，常常就来得这样深重而没有结果，像《玻璃之城》里的舒淇和黎明，开始爱得那么热烈，说分开也就分开了，生活汹涌而来，压倒所有誓盟。若原本没有立下决心，就更容易瞬间溃散，一个转身，便相见无期。

值得琢磨的是，这“初恋”般的爱情开始在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之后，胡兰成与桑弧，到底谁在张爱玲的情史中占更重要的分量？当事人都说不清的问题，局外人自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只能说，早早爱上老男人的女人，有些后来是会回头爱上年轻幼稚的男人的。因为对老男人的爱，大多是主题先行，缺乏安全感，父爱饥渴，等把这段试完，才能像普通女孩那样，去很单纯地来一段“初恋”，仅仅因为对方的可爱而去爱。只可惜到那个时候，未必就能为“初恋”所接受。

但这对于两人，都未见得不是件好事。若张爱玲真的跟桑弧在一起，她就没法那么利索地离开上海，而桑弧也必然受她连累，不可能再有创作《祝福》《天仙配》《梁祝》以及我小时候看过的《邮缘》等多部电影的机会，当然，有的人爱情至上不在乎，可桑弧，却是非常重视这方面成就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用心揣摩时代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烈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工作中，拍了一部电影《太平春》，“揭露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杀同胞的罪行，为推销我国政府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做宣传”，他自己也承认图解政治，放映后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严厉的批评。

他后来不再拍这类电影，更注意在影片中表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但也经常会接受上面布置的重大任务，比如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获得了一些国际大奖，帮他奠定了在电影界的声名。

他成了上海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与茅盾、夏衍等人过从，陪周恩来出访缅甸。他为人极好，谦虚和善，可以想象，很多时候，他白发苍苍地坐在主席台上，下面那些小资女作家们只当他是个老前辈，有谁知道，这个看上去随和平常的老人，曾经为张爱玲所深爱。他和张爱玲，一个在大陆，谨慎亦艰辛地活着，一个在美国，选了恣意而艰辛的人生。

在《回顾我的从影道路》一文中，他淡淡地说某部电影是张爱玲作的编剧，却在文末特别表达了对妻子的感谢，说：“我们于1941年结婚，这40多年以来，我的创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帮助。特别是‘文革’10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于受残酷迫害致死，或由于不堪忍受凌辱而自寻短见。当时我身处‘牛棚’情绪十分压抑，但我的爱人始终劝慰我，她要我正确对待逆境，对未来要有信心，这才使我度过了那难熬的10年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给予我的鼓励和爱心。”

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完全不同，桑弧满意他理性的选择，他当情人不够痴缠投入，当丈夫却能从一而终。和张爱玲的爱情，于他，也许就像一场遇仙记，美好，神奇，但极不真实，一回头，楼台亭阁俱已化作空无，他回到人间，安心地过他脚踏实地的生活，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些夜晚，想起往昔，亦觉惆怅旧欢如梦？

和他近乎刻意的守口如瓶不同，张爱玲之后再提起他口气自然。1978年4月，她写给宋淇的信里说：“写《半生缘》的时候，桑弧就说我现在写得淡得使人没有印象。”

给邝文美的信里亦曾说：“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如炎樱和桑弧等对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当时也没有苛求），我已经满足。”

她跟桑弧确实不是灵魂上的知交。《小团圆》里她写到，燕山将盛九莉的小说改成电影，改得非常牵强，九莉无法面对，逃出影院，正碰上燕山，他着急地说：“没怎么糟蹋你的东西吧？”虽然那部电影叫做《露水姻缘》，但张爱玲特意写这么一笔，似乎说明，起码第一次合作时，她对桑弧的导演风格并不怎么接受。

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在爱情里，懂得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心情好的时候，谁与谁都能懂得，还是那句话：没有对的人，只有对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地点对了，人也就对了。

她和桑弧，彼此都算不上对的人，但他们在一个对的时间遇上了，所有就都对了。她说：“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幸亏有他。”

幸亏有他，有他那一程陪伴，即使不能陪伴到最后，也无须太多可惜。彼此天各一方，是命运给他们的水晶瓶，让他们，可以坦然安置自己的爱情，让她，在别后经年的回忆里，还能栩栩如生地描述他们在一起的辰光。“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心酸的是那种眼睁睁的感觉，没有背叛，谈不上辜负，从一开始就微笑着眼睁睁地看你离开，不作任何遮挽。但若还能心酸，也很好，这证明，我们曾经真的相爱。

薄幸汉子胡兰成

清连川

——他与张爱玲只是性格不合

有一次途经香港，斗胆向一位专事文学研究的朋友提起一个观点：在我看来，张爱玲是文学界中的达尔文。

她觉得莫名，此话怎讲？

我说，张爱玲的文字，冷冽无情，与世人无亲。她的故事总是让人背脊发凉，不留下一点希望。比如《心经》里隐约然而又明晰的乱伦，比如《倾城之恋》中结尾的那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她几乎都不给情感留下一点空间，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人性，和为了生存而颠覆的内心。这和达尔文有什么差别？我们人类编造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文明、道德、宗教，到最后都也不过为了生存而调适。

当然，我并不是说张爱玲不爱世人。恰因为人世间最大的慈悲不是欺骗，而是真诚。达尔文也是出于对人类的大爱，揭示了进化的真相。

所以当种种说起张爱玲如何与胡兰成纠葛的时候，我就纳闷了：如果张爱玲能够用达尔文式的大慈悲揭发人性的隐微与大义，如何到了她自己身上，反而就那么执著与嗔怒了呢？其实，她内心中亦不过一个小女人而已。

胡兰成和八个女人的故事基本上已经街闻巷知了。一个男人，无论他自己抑或旁人如何为他辩解，他的生命里有了八个女人，并且常常是以有妇之夫之身，抑或对方是有夫之妇之身时，他的薄幸寡情自然就无从逃脱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胡兰成有了《今生今世》这本写自己情感的书，反而让他脱逃了许多政治上的负累。民国时期的文人中，与他一样才华横溢的人有的是，但是因与“汪伪政权”有染，就总落得骂名滚滚，生不如死，其中包括著名的周作人。但是胡兰成的艳名显然大大地高于了他的“汉奸”名（至少是在民间），因而他所受到的政治审判倒是不那么彰显。

要辨析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却不能不辨析他的政治经历。汪精卫系统之中，胡兰成始终是一个异类。汪精卫自己在经历了短短的兴奋期之后，立即跌入了极度的情感痛苦之中，并且一直在悔恨自己的选择，甚至在1940年其政权成立之前，还常“泣不成声”。抗战胜利之前他便已身死，若说是抑郁而终，与事实只怕相去不远；二号人物周佛海在南京受审的时候，咆哮公堂，宣称自己所作所为乃是为了保护沦陷区的人民。凡此总总，无非为自己的背叛行为寻找一种救赎或正名。但胡兰成一生之中，从未为自己的选择做过一字辩解，也从未曾认错忏悔。

胡兰成在汪精卫系统中，官至“宣传部政务次长”，应该算是位高权重了。但是台湾研究胡兰成的专家薛仁明曾经写道，“胡向来皆有‘既是当事者又为局外人’的自觉，故而自信写亲历之汪政府之种种，能如渔樵老者闲话前朝遗事。”

当时在汪系统之中，如同胡兰成一样，并未把政权看成是兵家之事，而仅仅是延续汉家传统文化香火的人大有人在，周作人亦在其中。只是胡兰成恐怕还要更加超脱，事有可为便为，事无可为，“我不过是一败”。

胡兰成一生著述甚丰，但他自己最看重的，就是《山河岁月》这本书。这本书虽然脉络清晰，就是一个世界史的结构，但是看起来拉里拉杂，人间琐事与风云激荡交错逶迤，远离一本严谨史书的框架。但这就是胡兰成一生命脉所系，念兹在兹的格局：“文明是有人的位置，物的位置，不只是空间，却还有人世；不只是地球和国际，却还有天下世界。文明的演绎必是吉祥嘉庆的……”“中国史则不是如此，因为中国的不是社会而是人世。”

他一生都鄙视西洋的文明，始终抗拒社会文明的存在，而是把中国的进展看成是“人世”的进展。人世是相亲的，“日月静好，山川回环”；而社会或者文明，是对抗，是竞争，是“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

还是回头说他的情事吧。胡兰成的原配垂危，他外出借钱不果，索性就在外面呆了三天。“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

胡兰成一生中所经历过的八个女人，到最后得成正果的反而是大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他也和她渔樵闲话一般地把以前的情事都说给佘爱珍听。

这个就是典型的胡兰成，对于他来说，情事就是人世。因为是人世，所以金风玉露一相逢，自然就要有火花，自然就是要在一起的。因此虽然和张爱玲在一起的时候，他到武汉办报遇到了17岁的小护士周训德，他也要在一起；抗战胜利他被追捕逃亡的时候碰到寡妇范美秀，他也要在一起；移居到日本碰到了房东有夫之妇一枝，他也要在一起。在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薄幸，没有什么道德，没有什么人们惯常有的对于一个男子感情的种种束缚。他的确是个“最最无情的人”，从常理上判断就是这样的。

每一个女子对于他都是好的；他对每个女子都是好的。岁月静好，山川回环。他觉得就够了。就好像大兵败、汉奸、革命，这些浩大的名词，他都把来看成是渔樵闲话，或者是匹夫匹妇之怒。

把历史放到3000年，5000年，或者是人类有之而来的历史来看，可不就是那么回事？你把历史看得狰狞，那么便是狰狞；你把历史看得是静好，那么便是静好。但是中国在历经了那么多的血雨腥风、改朝换代、胡汉争霸，到最后就是屈原、苏东坡、纳兰性德那么隽永，儒士还那么温润。倒是西方进来以后这么些年，一直让人心里的暴戾一日日地增长起来。

所以胡兰成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说他薄幸，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后悔，也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那些女子的话。

张爱玲是一个像刀子一样的人物，所以她说得出“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话。张爱玲不是小气，她就是见不得胡兰成那么绵柔。大凡气性大的女子，要的都是决绝。况且张爱玲像达尔文一样，佛耶稣也要杀的人，哪能容得下胡兰成用他的一套话语体系对她说三道四？这基本上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对决。

薛仁明和胡兰成的女弟子朱天文都要为胡兰成辩护，在我看来这却是大可不必。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女子都要的是一个天长地久，古代也是，现代也是，然后他们猜张爱玲也是。要么他们觉得这样把张爱玲说小气了，就觉得张爱玲根本不屑胡兰成。

我只能这么说，他们既低估了胡兰成，也低估了张爱玲。这两个人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欺师灭祖，撞在一起的时候以为志同道合，分开了之后发现参差相隔。好像他们俩打了一架，其实他们只是“性格不合”。

小是小非胡兰成

朱白

胡兰成在《闲愁万种》的上卷《幽怀记》中，无所顾忌地记录自己在日本期间的生活，他将亡命日本期间的所思所想刻画成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那是沉沦与希望都成惘然的日子。

（资料图：胡兰成（1906年2月28日－1981年7月25日）。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写居家生活和琐碎生活，同夫人去医院看病，写与日本文人交往，写送别场面，他还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坐飞机，或者花园的灌木花草，他写邂逅的日本年轻人，也写自己年华的老去和不堪的过往现实……在这些通常可以看作《今生今世》续篇补记的自传性文字中，胡氏风范的文字气质也一直延宕下来，它们一眼即知是胡氏的规模和气度，以小和轻见人。但在这小和轻中你也能看出真与挚，甚至也能捕捉到所谓的人间沧桑、支离破碎及生活中的油烟气味。

在《社鼓溪声》里《羽村》一篇中，胡兰成写青春之美好，那种只有在年华老去之时才能望见的青春美好。“于危险与安全可以这样的不介意，而亦没有一点大意，年青人如花，无论开在悬崖与开在平地晓风里都有一种高绝”，他没有直接写自己的困境和为难，或者对故去的思念，但这种青春在他浑浊的视线下越美好，那种惆怅对于读者来说也就越弥漫。

他还注目女人的细节，无论在何等境地胡兰成对女人的细节都不肯放弃：“搽指甲与搽眼皮真乃女子的严格考试，女子每天的化妆是创作。”修辞还是细节，都有一股胡兰成的气质。

胡兰成对现实的美好，有着充分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甚至不会因为境遇、年纪和身份有所改变。他极其善于对细节的暗自感叹，这也倒符合文人的内心轻浮作态。只是大多数人是内心荡漾，或曲笔述之，而胡兰成是认认真真有板有眼且直截了当地端了出来。“电车行驶中，我立在她跟前咫尺，越看越好。她执钱包的一只手抬起在胸前，那半截露出的臂腕正当我眼下，我看着看着，只觉它是个人世的美好现实。”

“我这样面对面地觑着她，一点点阻隔亦没有。不在意地，极谨严地，只避免与她的目光相触。而她亦岂有不知，但是她不介意吧？”这般描写非常让人熟悉，无论是《今生今世》，还是这本《闲愁万种》里其他篇章，都不乏胡兰成如此审美的腔调。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胡兰成总是一边流俗地表达轻浮嘴脸，一边令人不得不赞叹其直抒性情，并用人类的一个个美好字词将之呈现出来。

除此之外，胡兰成也写些庞大体量的文章。那些讲理说经以及忧国、缠绵民族政治复兴、民族修行、东方礼仪、中国乱世经典与西方现代科学的互证的，不能说意义不大，但与他的私情叙事比起来，不但过时也显得过于大而无当了。

本册书的后记作者小北说“无奈天涯道远，知音疏希”，不如说读者永远是正确和英明的，时间已然告诉了你一切——胡兰成对于后世的影响，都在那些私情文字中了。

在《<易经>是理论学问的统一场》《理论学问的所在》《中国的男人聪明，连带女人亦变得英气》，以及《民志篇》《劫毁篇》中，胡兰成一如既往地深思熟虑和强记博引，他甚至不惜动用过分的脑力去证明现代数学、物理等科学与中国《易经》的蹉跎关系，结论之一也就是常言道的“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

如果不放弃“个人狭隘视角”这个客观因素，将胡兰成的文字放在“文学”范畴去审美，依我看，他的诸多讲理说经的文章照比《今生今世》的凝重而轻浮的说己论人，实在是差得好远。不说价值，仅从打动人来说，胡氏的说理文章有时代局限，今天再来看这些宏大理性的文章，不是过时就是老迈腐朽，仅可作为作家的文献来读，基本上不存在传世的可能了。

但从善意的角度揣测，胡兰成当初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文字，甚至在他的心念里为何要看重这些文字，只能归结于文人的自古就有的“责任”作怪。倘若“立说”对于任何文人来说都是横亘着无法迈过的一道魔障的话，不仅仅胡兰成自己，就连今天很多批评家也认为，仅靠那些私情文字是无法在那个向度上取得成绩的，进而轻看那些基于生活本身的文字。

正如我们今天很多的周刊、周报、杂志，以及日报的深度新闻一样，非要从记者采访调查的角度切换到社会观察和社会学分析上，才算过瘾，才算有所为的深度和力道。殊不知，以记者的身份和能量，是无法彻底将社会复杂现象分析出来。也不需要这样，否则还要社会学专家和学者干嘛呢。记者的工作之本是采访，而不是所为的“透视社会”，毕竟新闻与社会学无法完全重叠。

而作家当然也可以仅仅著文，而无需或者不一定都要去关心、影响时代和“立说”。作为个体作家，能将自己的敏锐转化成一己之痛的描写，已经是成功一种了。

幸好这个选本中有《反省篇》《社鼓溪声》《神伤尾崎士郎之丧》这样的篇章，它们某种意义上也才是胡氏的价值所在，也是今天读者还可以继续阅读胡兰成的理由。

围绕着胡兰成一生的争议，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在普通的文学审美里，这也是几乎只能作为背景资料，比如他的功过，跟文字呈现出来的独特性没多大关系。还比如他的个人对生活情感处理方式，也几乎与他文章的寓意和遣词造句之美没有必然联系。当然，你说一个作家，他的一生一世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可以影响到他的每一个字，这也是不错的。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在看胡兰成文字之时，可以暂时卸下自己的那点是非观。

即便如此，个人对胡兰成的字里行间所恣意流淌出来的独特情感轨迹和心态，还是要一叹再叹。譬如这段文字——

“……那样的苗条，她的人好像中国江南的水仙花，美到使我不敢随便问她。她的头发梳得非常好，这样自然，而只可以是她这样的人的头发式样。她的衣带、白足袋与草履，无一不相宜于她的坐，与她的亭亭玉立。她手上的钻戒是真的清无点尘，她手里的一串水晶数珠那样好法，亦只可以是她的。她的眉眼与脸型笔笔都挺，凹凸分明，而对你一无隐蔽，你单单与她打得一个照面，就一股秀气扑人。她招呼我，是那样的好意，我才晓得美是慷慨，使我感激……”

这是胡兰成在好友也是日本文学家的尾崎士郎即将被送去火化前遇到的一幕。他花了不小力气和篇幅写葬礼上的少妇之美，以及自己从羞怯到放胆欣赏的过程，你不能不对之视而不见，震惊、遗憾、震撼。你可以就此如胡兰成借当时妻子（佘）爱珍之口说的“兰成啊，你是个最最无情的人”，还可以像大多数人认为的薄情寡义虚妄不知廉耻那样，判定在悼念自己故友的追悼会上，还能有如此闲情逸致欣赏美妇，实在是非人心智。

但换个角度想，胡兰成能将自己一刻的真实情愫如实写出来，当然是对文学和生活的一种真诚。还有，在意淫朋友之妻或者其他常人看来不恰当场合里的美人时，大概也只有胡兰成能写得不那么猥琐。即便这不是什么文人才子，放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多少有点了不起的人吧。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上）

叶倾城

隔壁住了谁？是大爷、大妈还是一个看去平平凡凡的中年女子？

她时常一宅就是很多天，偶尔露面，妆容精致，却黑毛衣黑长裙，一黑到底，说不出的冷淡清寂，只有她手里的购物袋：牛肉、啤酒、乌冬面，带着人类生活的温暖。偶有访客，或者听见电话在一室冷清里响来响去，像忘了被关紧的水龙头。有时她夜深才归，一袭素服全是褶子，倚着电梯壁的样子，像累得脱了形。不施粉黛，身上隐隐有药水香，是家人偶恙，侍病归来吧？她是猫奴，却喜欢在小区里，跟人家牵出来遛的狗儿们眉来眼去，狗狗有时趁主人不备，对她抛个媚眼，一旦主人发现，狗狗就装出一脸的无辜。她说：“虽然说起来为时过晚，但所谓偷情的况味，不就是这样吗？”是写字人一贯的冷俏。事后，才有人想到，或者是她夫子自道。

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认出她，这位自家的“隔壁女子”就是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向田邦子出生于1929年，殁于1981年，正是日本人最恋眷的昭和年间，她笔下的电视剧，更是写尽了昭和面目，以绝妙的对白、巧妙的构思被称为“向田电视剧”。她是日本收视率最高的剧本作家，目前，日本设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编剧最高荣誉奖“向田邦子奖”，《电车男》《自恋刑警》都曾获此奖项。而她，正是标标准准的昭和女子。

《隔壁女子》中文版封面上，直接称她是“大和民族的张爱玲”。这倒让我想起，我有个熟人研究日本中古文学，主攻诗家藤原俊成，我问：何许人也？他答：日本的韩愈。我一惊，他解释道：一样文起八代之衰；一样家喻户晓，进入中小学课本，但大多数日本人没看过——正如你我都没读过韩愈一样。跨民族的比对，难免牵强附会。

单就故事和文字而言，她与张爱玲并无可比性，她们共同拥有的，大概是身为才女，寂寥的命运。张爱玲写的是普通人的传奇，传奇里的普通人，邦子写的，则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却像静寂里的狂潮，微笑时会牵痛的伤口。

《隔壁女子》说一墙之隔，良家女与娼家女彼此羡妒几至生恨，因缘际会，她们似乎交换命运，良家女一夜放浪，娼家女终于进入平凡人家。“其实回家更需要勇气”，她们还是双双回到各自原来的轨道上。《幸福》说一对有爱有憎的姐妹，“妹妹是规矩跪着的楷书，姐姐就是侧着腿斜坐的行书或草书”。妹妹爱上曾与姐姐一度欢爱的男人，明知道男人“还怀念着姐姐的心和身体”。但“哭泣埋怨的人生更给人活着的感受。这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吧”。《木屐》则是一场历时久远的噩梦，好好的一介小白领，被每天送外卖的小弟堵在走廊上：其实我是你的异母弟弟，俺，能叫你大哥吗？两兄弟长得好像，像一双木屐的左右脚……

一篇一篇，说的全是早已分崩离析，但却莫名维持原状的家庭。并不是“甜蜜的家、温馨的家”，而是脏衣服、厨房堆积的垃圾、卧室里混杂的污浊人气、榻榻米上的脚气真菌……一切微细而真实的存在。

最让我感慨万千的，是《核桃里的空房间》（又译作《核桃屋》），一个“后外遇”的故事：失业的中年父亲突然离家出走，与卖关东煮的老板娘同居，小三“不像雷诺阿画中的女人，也不够美艳性感，甚至不像是坏女人”也许，儿女心目中宁肯她是个妖姬，还好用动物本性来解释父亲的自私。母亲崩溃，以暴饮暴食来逃避；弟妹还小，彷徨无依；是长姐桃子，撑起这一切，成为家庭里的父亲。从此桃子拼命工作也大声唱歌，用笑容来给自己打气，英勇无畏如民间故事里的桃太郎。

她放弃了婚恋的可能性，放弃了女子爱美的天性，唯一喘口气的机会，是与父亲的旧同事每月一次的见面聊天。男人握住她的手，唱出：“愿跟你到天涯海角。”但，“这个人有家室”，桃子抽回手。

苦捱三年，却意外发现，母亲竟然在与父亲偷偷约会。“其实大家都在过自己的日子”。那么，桃子的这三年，这绝不原谅，算什么呢？看过邦子生平之后，我才恍然明白：桃子，正是邦子自己呀。

邦子的父亲是个私生子，凡事只能靠自己，日子过得不易，在长官面前只有俯首行礼的份儿，戾气全发在妻儿身上，常毫不怜惜地追打。他酗酒严重，会在餐桌上把家人吼斥得抬不起头，却也曾晚宴归来后，胀红着脸，硬把孩子们叫起床吃打包回来的美味。他脾气暴烈，心底却未尝没有细腻的温情。妻子是韩裔，与丈夫同属日本社会的二等公民，他们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历经贫穷、战乱、水灾，吃尽甘苦。

邦子作为向田家的长女，是唯一会念书的那个，又帮助母亲周旋于灶台井臼，早早就学会做大量家务，“总是被外人称为是能干的千金”。到后来，邦子才感慨道：“女人还是不要被称赞能干比较好哭泣、让别人帮忙的女孩反而较惹人怜爱，最后会有好的结局。”

21岁，她从实践女子专科毕业后，先在专做教育电影的财政文化社做助理，后转职到雄鸡社旗下的《电影故事》做编辑，向市川三郎学写剧本，成为广播剧、电视剧作家。此后20年间，她创作的广播剧集数以万计，电视剧集数以千计，其中《寺内贯太郎一家》生动重现了日本下町三代同堂的生活，在日本1970年代红极一时，其中的顽固老爸寺内贯太郎，一生气就翻桌、拳头比嘴巴快的形象，邦子正是以父亲作为原型。七十年代是她的全盛期，但电视是与时俱进也与时俱隐的艺术，四十年后，电视台不再播出，盗版商也没相中。我不是那种迷到发狂的粉丝，会去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罗，只能徒呼奈何。

无人知晓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中）

叶倾城

而邦子的高产量，也跟她要帮衬家庭有关。家中食指浩繁，父母不合，“只要父母面对面坐在客厅时，气氛马上就变得冰冷”。母亲唯一的依靠是长女邦子，邦子成了幕后支持家人、解决家庭危机的救星。三弟联考受挫，重修的家教是她找来的。成绩不佳的四妹想就读可以直接升学的私立中学，也是邦子带去跟恩师打招呼的——那是个寒冷的雨夜。父亲的薪水不敷使用，母亲不想让邦子担心，绝口不提，邦子却把存折递到她手上，还说：“这都是我的外快，我很会找收入不错的外快的。”

邦子二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外遇，脾气更加暴烈，但邦子从不曾跟父亲顶过嘴或对抗过。父亲再怎么不讲理，她都逆来顺受。“她之所这么做，是担心一旦出了状况，会波及母亲”。当时母亲成日以泪洗面，抑郁难言。

为了赚钱，邦子拼命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在她的书信中，有“在不愉快中完成了6集的《新鲜》，四点上床睡觉。”“接下来我要完成两集的稿件……”等字句。四妹记得自己多次半夜问她：“姐姐，你还在写吗？”这样拼命的邦子，偶尔一次早睡，便无限自责：“昨晚很困，才十二点人便躺平了。这都要怪电毯，那种恶魔般的氛围，十分引人入睡。”而无论熬夜到几点，邦子一定要与家人共进早餐，送父亲出门后才能重新倒头入睡。

邦子始终未婚，家人们问及，她便以手套作喻：22岁那一年，因为没遇到一双心爱的手套，她便赤着双手过完整个冬天。

无人知晓邦子生活的另一面：她与一位有家室的摄影家N先生，有一段十余年的不伦之恋。怎么开始，何时何地，是前缘注定还是阴错阳差？何以既不能走到一起也不曾分开？净是谜团。而四妹和子说：“谜团，才更像姐姐的风格。”

总之，那一年，他34岁，她21岁，N先生为她拍下了第一帧照片。她并不美，照片上的她，却别样灵秀。

没有名份、一晌偏安的恋情，得有格外强大的吸引力才能维系吧？N先生与邦子之间，却浅淡得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他们的往来书信不过是些家常话，N先生如是说“我会每天打电话。千万小心，不要感冒了。也不要吃太多了。”而她回信道：“你好像对冷天有些吃不消，请好好加油！不要为了打电话勉强自己出门。不要忘了戴手套。再见。”隐约的深情，像荷叶下覆盖的粉蒸肉，油渍渐渐地透出叶面。

（资料图：日本著名编剧向田邦子（1929-1981）；图片来源于网络。）

也像一般情人一样，他们有过决裂，但邦子从N母那里得知N先生借酒浇愁后，又回到他身边。邦子33岁那一年，N先生脑中风病倒，从此不良于行，与母亲共同生活。从向田家步行两站路，30分钟，就是N先生与母亲合住的家。隔三四天，邦子会过去一次，为他做自己最拿手的八宝菜。N先生记在日记里就是：“邦子来了，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题……邦子躺在沙发上休息，十点前回家。年关将近，她也是十分忙碌，真是辛苦了。”邦子，就像大部分住在父母家中的女孩子一样，外宿是需要重大理由的。

听邦子写的广播剧，是N先生每天的功课，写在日记里：“《高级主管》以妇女从军歌为配乐对白衣天使发出礼赞，感觉很好。《阿九》天马行空地从盆栽谈到原子弹的误爆，感觉普遍。”他大病未愈，苟延残喘，不能在经济上、身体上、社交上给予她任何帮助，也许，“收听”已经是爱她唯一的方式。N先生写道：“邦子趴在暖炉桌上，显得很满足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她很可怜。”卿须怜我我怜卿的相濡以沫，不过如此。

也许因为自家生活太辛苦，虽然邦子与N先生没有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感觉上，那却是邦子的另一个家，是“能够理解她、随时热情地欢迎她、是她可以安心休憩的地方吧”。难怪三妹迪子曾说：有N先生这样的伴侣，是值得羡慕的。

是的，他们有过非常温情的时刻，一封信中，邦子对N先生说：“好久没一起吃饭了，我们去哪儿用餐吧？”仿佛不经意地加一句，“因为是邦子的生日嘛。”小女生撒娇的声口跃然纸上。而N先生在日记里写了，“从上个月起就开始留意邦子的生日快到了。”那个晚上，他们一起吃饭、喝酒、逛商场，是恋人间很普通的节目。但普通平常，对邦子来说，或者已经是罕有的美好了。

但，无望的病情，被弃绝般的人生，事事都要仰赖邦子。“午餐：昨天邦子买给我的沙拉和蕃茄、面包。”给邦子信中也说：“这个礼拜有足够的热食可以吃，所以请放心，好好工作吧。蔬菜和罐头也都OK。”生无可恋，死念一萌，也许只是刹那间的事。总之，N先生毫无预兆地自杀了。而在他前一天的日记里，还看不出任何迹象，仍在平静地记录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听了什么广播……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不拖累邦子才自杀的。这简直像是过时的安慰，只为了让痛不欲生的邦子稍稍好受些。

邦子是如何承受这件事？作为已有亲人生离死别过的中年人，不能假装不知道那天崩地裂。

总之，N母把他们多年的往返书信及N先生的日记都送还她，她就封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并且绝口不提，如同封印心魔或记忆。这牛皮纸袋，在她猝逝后十年，才被四妹开启，又十年，内容才终于公诸于世。为了尊重对方家庭的立场，四妹隐去了N先生的名字。

不过是生活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下）

叶倾城

N先生去世于1964年，那年她三十五岁，与父亲一次激烈争吵后，终于搬出家独居。事后，父亲说，看她已经老大不小，还要扮演承欢膝下的角色，凡事都小心翼翼。心中不忍，借故逼她搬离，给她一点能自由呼吸的天地。搬出家门那一天，正是日本奥运会开幕式，万众欢呼，邦子却在巷子里到处奔走找房子。

什么都不能磨没邦子对生活的热情。

她爱美食——所以N先生会提醒她不要过量，吃个日式早餐也要津津有味写在信里：“有海苔、味噌汤、蛋卷、煎鲑鱼、腌菜。甜点吃了一个昨晚回来路上买的橘子。”又因一时嘴馋，一次性吃掉五块蛋糕，之后喝了海苔茶，宵夜吃了三个饭团。结果“铁胃也有吃不消的时候”，必须腹泻呀，害得工作进度落后半天，只好向印刷厂五体投地道歉。

她不尚名牌，却大手笔买下数件同款不同色的爱马仕衬衫，因为易于搭配。顺带说一声，她是金牌编剧，稿费大概是剧集制作费的十分之一，远不是苦哈哈的中国小编剧们可比。她爱旅游，曾在亚马逊上空遇险，还以此为一枚戒指命名。

她爱古董，用来装点生活，朝鲜李朝白瓷瓶用来插花，青瓷双鱼碟则变成烟灰缸；她甚至与妹妹们合开了一家料理店，叫“妈妈屋”。若干年后，她的中文译者张秋明前往妈妈屋，朝圣的心情大过一切，所以“别问我滋味如何”。物是人非，每一口都滋味复杂吧。到现在，妈妈屋当然早就关张。

（资料图：日本著名编剧向田邦子（1929-1981）；图片来源于网络。）

命运从不肯饶过邦子，46岁那年，她罹患乳癌，切除时又并发了血清性肝炎。这么大的事她竟然隐忍不说，直到手术结束，才在文集的后记里告知母亲。之后右手几乎瘫痪，不适合工作量太大的剧本，她转而用左手写随笔和小说，照样产量惊人，且“猛然乍现，成了名人”。

1980年，她以《花的名字》《水濑》《狗屋》三篇小说获得直木奖。直木奖就评奖规则而言，是给已出书的大众文学作家的荣誉肯定，而当时邦子的小说还不曾结集，只在杂志上刊载。关于她是否有资格得奖，一时争议极大。最后作家山口瞳一锤定音：“向田邦子已经51岁，不可能活太长年纪了……”也就是说，多么有怜恤孤残的意味。

这三篇作品，照样说的是小人物的卑微与不自觉的残忍。试举《水獭》为例：里面的妻子，当然不是个坏人，却情不自禁，会在公公的葬礼、丈夫病重时，绽放出异样的活泼，平淡日子忽然有了过节过年般的喜气洋洋：终于发生不一样的事了，她终于是主角了。就像水獭，会把猎物摊开来展示一样。一念及此，读者必须毛骨悚然，邦子把生活中我们视而不见的庸常之恶都摊开来了，像被剪破的棉被，露出里面蠕蠕的螨虫。

居然有无名氏打电话给她，让她辞去奖项；还有人批评她笔下的中年妇人都歇斯底里，让她要知道羞耻。邦子毫不退让：“我二十年来专注文学，牺牲了妻子的身份和孩子，一切都牺牲。身边也有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文学好友。外界略有了点浮名，评判给了个普通的奖，就有人让我辞去，实在令人怒不可遏。”

不过除了这少许不和谐音，大部分都是亲友的祝福。有人上来就说：“祝贺你得了芥川奖！”芥川奖也是日本文学界的重要奖项，授予纯文学的新人作家。邦子都过五十了，还领新人奖吗？她很想纠正，但看对方兴高采烈，没好意思。收了无数花篮，接电话到手软。终于电话坏了，花篮的花静静枯萎，世界安静下来，真让人松口气。

到此时，已经是她乳腺癌手术后五年。癌症患者的痊愈，一般以五年计算。手术后撑过五年，理论上便算已经治愈。老父已经过世，老母尚待相依为命，宁静漫长的晚年即将展开，手套虽然还没买到，但冬天总会过完。

而第二年，1981年8月22日，向田邦子乘坐的飞机在去往台湾途中坠毁，史称“三义空难”。她与机遇难，享年52岁。山口瞳的无心之言，竟成谶语。最后一刹那，如果她心中有未了之事，该是什么呢？我不能妄自揣测。

逝后二十年，向田邦子纸袋中的信件与日记，终于大白于天下。她的生平原比她写作的每一部剧集都更令人唏嘘，更让人觉得“才女命薄”，也因此成就了长寿剧集《向田邦子》。而她，生是电视剧的编剧，逝后是编剧们的题材。

到了这年纪，我渐渐明白，命运是火是暴水是无边沼泽，不是可以扼在咽喉间的事物。尤其身为女子，太容易被家世、父母阴影、家务琐碎、疾病、碱水般掉进去就脱一层皮的恋情……所困，轻易陷落。每一个小有所成的女子，都必须克服这一切，且独自上路。天才男作家、音乐家、画家……都能遇到自己的缪斯，外加任劳任怨承担家务的田螺姑娘，她们合二为一，也不出奇，巴赫夫人、傅雷夫人全是这般第一流的贤内助。但作家、艺术家前面的定语一旦换为“女”，那么，对不起，你在成就自我之前，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做饭是比写作更重要的本分。

你的家人再爱你，也很难觉得你据窗发呆是在工作，他们不断安排你去买个菜、给孩子洗个澡、送个垃圾，而且理由是“换个脑子嘛”。他们都是大好人，但确实很难理解，脑子一换过去，再换回来，麻烦得很。大概只有邦子这样的人，能把写作与赚零花钱的家庭副业同等看待，随时上手，随时放下。

因此看向田邦子，我如何能不为她的强大力量震慑：在累累长卷之外，她竟有余力，照顾家庭、病残的情人、一家料理店及四只猫。也许，令残败的世界仍然屹立不倒的，正是这些千手观音般的女子，每只手擎着一片天空。真正的天才，不会被尿布淹没，如果你不能一手抱娃一手持笔，那只说明：你内心怯弱，有些梦想，是你不想追求。真正的强者，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拖出地狱，家事多艰、情路跌宕、孤绝、恶疾，都不能奈她何。

而她与张爱玲一样，不曾被读者忘记。她原著的《核桃里的空房间》《隔壁女子》，陆陆续续，由不同的导演重新演绎，重新搬上荧屏。为了贴近观众，时代和人物背景会有所变动，但故事的内核，人类永恒的贪嗔痴以及善意之花，恒久不变。

正如邦子自己，她的早逝，反而令世界留下她永恒的容颜，永远对世界微微含笑，她的温柔坚强，是任何厄运不能击溃的、澎湃的女性力量。

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更廉价

邵建

徐志摩的身份不言而喻是诗人，尽管他作为诗人其实未必出色；但既是诗人，不免读诗评诗，这方面功夫如何，我们何妨围观？

（图注：现代诗人徐志摩（1897-1931）资料图片；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1923年5月22日，《努力》周刊刊登徐诗人一篇杂记性质的文章，题目是《坏诗，假诗，形似诗》，批评新诗流行的三种弊端。撇开一前一后的坏诗和形似诗不论，什么是假诗呢，“无病呻吟的陋习，现在的新诗犯得比旧诗更深。基调多愁善感的怪癖（此句原是英文），看了真使人肉麻。”看来诗人是把为文造情，且没有节制因而失实的描写视为假诗。下面是徐诗人的举例：“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

徐诗人说的这位诗人，是当时新诗领军人物郭沫若。这首诗是郭诗人写于1921年的《泪浪》。全诗用赋笔完成，多用排比，属铺陈性质，乏阙余味。徐诗人批评的主要是它的最后几句：“飞鸟有巢，走兽有穴，游鱼有港/人子得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我被驱逐了的妻儿今在何处/抑制不住啊，我眼中的泪浪。”徐诗人想不通的是“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其实是徐诗人有所不知。郭诗人在日本娶妻生子，租赁房屋，但经济困窘。1921年诗人回国三个月，待再回日本时，房子已经人去屋空。原来妻儿交不起房租，被迫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待郭诗人寻到自己的儿子时，郭公子面带菜色，“首如飞蓬”。于是领去理发，复路过故居，诗人屋内盘桓，眼有所见，心有所触，正如诗人后来自语：“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了起来。”

可是徐诗人并不这样看，“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的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的理由。”因而他认为泪浪滔滔是一首假诗，并进一步推论：“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不得不说，徐诗人这段文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郭诗人本身就是个薄情儿，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相信郭诗人那时真是动了感情，动情的缘由也远大于踩死了一只蚂蚁；而且情激出泪，也符合他的平素性情。可是，假如郭诗人当时即便没有流泪，就不可以笔下流泪么。文学，尤其是诗，如果一定要如此据实，还有什么诗和文学可言。通观诗作，诗人没有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发；它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此该诗乃是一首真诗而非假诗。

另外，徐诗人不但对郭诗人缺乏同情之理解，而且如此评诗，真的有些武断和不讲理。为什么泪浪滔滔不行，泉涌、雨骤就可以，不都是夸张吗？写过此文不久，徐诗人有过一次在北师大附中的讲演，谈的就是“诗人和诗”。内中徐诗人声称“诗人中最好的榜样：我最喜爱中国的李太白，外国的Shelley（雪莱）”。

其实郭沫若的诗，走的正是李白和雪莱的道路。他几乎和李白一样喜欢夸张。那么，李白能“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郭诗人何以不能“泪浪滔滔”。徐诗人手拿一把尺，泉涌和雨骤没问题，却要打“泪浪滔滔”的手心；这就好比李白“白发三千丈”是合度的，“白发三万丈”就“形容失实”了。看来徐诗人评诗的尺度，缺乏内在的自洽。

徐诗人掐架郭诗人，惹恼了创造社。成仿吾为郭沫若出头，在《创造周报》上发布了他写给徐志摩的“绝交信”。见信后的徐志摩为平息事端作了篇解释性的文字《天下本无事》，发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徐诗人这样解释：“那天我写那篇杂记的时候，也曾想从我自己的作品中去寻标本，因为适之也曾经说有人说我的诗有Affectation（矫情）的嫌疑；结果赦免了自己，却套上了沫若，实在是偶然的不幸。我现在真觉得负歉，因为人家都是那样的认真。”

除这最后一句婉而含讽，其他足见徐诗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不是要诋毁郭诗人，只是就诗论诗而已。倒是创造社诸位气量狭小，听不得负面的话，且小题大做，未值一哂。这其实是他们心理不健全的表现。

相比之下，徐诗人评诗无甚高明，但人格心理非常健康。比如他在谈论该问题是，先切入一个引子，引用的是英国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受过最高教育的凭据，就在他能嘲笑自己，戏弄自己，高兴他自己可笑的作为：这也是心理健全的证据。”徐诗人本来就不惮曝露自己，他把胡适说有人指他的诗为矫情也很坦然地说了出来。徐诗人当然不是矫情诗人，但他的某些诗还真给人矫情感，比如《再别康桥》。显然，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诗的问题。人不矫情诗矫情，这就要追问诗家的手腕。

艺术艺术，要艺而有“术”。徐诗人和郭诗人有一些作品一味走铺陈道路，把诗撑得满满，让人读得吃力，但文本本身，却缺乏想象的空间。郭诗人的“泪浪”之前，该诗题名为《重过故居》，其中还有这样的段落：“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奇/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我禁不住我的泪浪滔滔/我禁不住我的情涛激涨。”“情涛激涨”，就“泪浪滔滔”，如此下笔，我等便能，何必还要诗人。

我以上为郭诗人辩护，只是感觉徐诗人眼光没有瞄好准星，以致评论脱靶；但并非表明我在审美上认同郭诗人。相反，郭诗人的诗，在我个人眼里，它只具有20世纪诗歌史的价值，却鲜有审美价值。即以此诗而论，它的情感无疑是真切的，哪怕它同时也可以是表浅的。问题是情真可以出真诗——在这个意义上，《泪浪》无论如何不是“假诗”——但真诗就必然是好诗吗？

真，不等于美。如果一首诗，诗人自己泪流满面，但却不能打湿我们，或唤起我们的想象与回味，这样的作品就很难说它在审美上成功。我曾经在我的课堂上比较过两首诗中的眼泪。一首便是郭诗人的《泪浪》，另一首则是当代诗人舒婷的《思念》。后一首诗的结尾是这样：“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当这两首诗中有泪的句子摆在学生面前时，同学们的审美认同几乎一边倒。

这里，我们无法比较两位诗人情感上的真与伪，或深与浅，我们只能比较它们如何表达了诗人各自情感的结晶：眼泪。当郭诗人放纵自己的泪腺，让它泪浪滔滔时，岂不知这样的情感如同注水，甚至比水还不值钱。《思念》不然，“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两个句子，互相帮衬，合力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反差空间，让读者感受到内中回旋而出的审美张力。本来，重洋之下，更容易走向泪浪滔滔；但该诗却反向营运，偏偏让泪珠只有两颗。然而，这两颗泪珠分明是整个重洋的凝聚。不用说，谁都知道，情感稀释的泪浪，和内敛着一个重洋的泪珠，它们各自的情感含金量。

以上是20世纪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段故事，我更多是当一段轶事来看。两位诗人，一作一评，何其雅也。做得好，当为双赢；做得不好，也不妨一得一失。但这次，郭诗人于其情感，一仍旧贯，只会放，不会收；徐诗人则贸然出手，不幸没搔到痒处，反而得罪了对方，招致类乎绝交式的反弹。这叫双输。我这位历史的后来者，笑把当年这陈旧的宗卷，阅毕写毕，唯余一叹。

民国第一“红娘”胡适之

林建刚

明末文人张岱有名言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按张岱的这一标准，难怪胡适的朋友遍天下了。但其实胡适是一个有多种癖好的人。

考据癖时常缠绕着胡适。他去庐山游玩，发现一个和尚的墓碑，为此写了8000多字的考据文。晚年原本要写《中国哲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由于考据《水经注》浪费太多精力，他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卷先生”。跟人打麻将时，屡屡败北的胡适大呼“麻将里面有鬼”，开启了他对麻将的考据。

此外，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还喜好收集火柴盒。他的这一癖好被媒体记者曝光之后，成千上万的火柴盒纷至沓来，结果整栋屋子都放不下了。晚年的时候，胡适还高举怕太太的理论旗帜，并美其名曰：大凡一个国家的历史故事中有怕太太的故事，这个国家就容易走向民主宪政。不过，他伪装惧内的癖好还是被胡祖望、何炳棣、李敖等人看穿了。提倡怕太太，不过是胡适之的晚年幽默也。

说了这么多胡适的癖好之后，我要点出胡适最热衷的癖好：证婚癖。

五四时期，虽然胡适之提倡民主与科学，但青年们明显偏爱的似乎是个性解放下的“自由恋爱”。我们的这位文艺复兴之父，回安徽绩溪老家与江冬秀结婚时，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婚礼更多地采用了传统仪式。不过很快，从安徽绩溪回到北平的胡适，开始了他为人证婚的历史。

（资料图：著名学者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一）

最文明的婚礼。1921年，赵元任和杨步伟在东城小雅宝胡同49号请胡适吃饭。当时，胡适估计他们饭后就会宣布婚礼，于是准备了一本他考证的《红楼梦》。果然，饭后赵杨二人宣布结婚，胡适适时地送上了自己的贺礼。作为见证人与证婚人，胡适认为他俩的婚礼是“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式”。第二天，采访了胡适的《晨报》记者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这件事。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银婚纪念照。资料图。）

难度最高的婚礼。这当然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当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恩师梁启超都不同意这场婚恋。徐父还要求必须让梁启超出面讲话。重重困难之下，徐志摩求助于胡适。而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也威胁他，坚决不同意他帮助徐志摩。结果，一意孤行的胡适还是先后说服了徐申如与梁启超，成全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结婚时，胡适还亲自去观礼，并送了一幅“一只茶壶配一只茶杯”的画。

才女学者的婚礼。1926年，陈西滢与凌淑华结婚，邀请胡适作为证婚人。婚礼上，胡适发表证婚演说：“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

（陈西滢与凌淑华。资料图。）

与之相似的还有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他们是在燕京大学结的婚，据冰心回忆，她与吴文藻结婚时，女方介绍人是张君劢，而男方介绍人是胡适。后来冰心还将司徒雷登在燕大办公的楼命名为临湖轩，并请胡适题写了“临湖轩”的匾额，挂在了大厅。

（冰心与吴文藻。资料图。）

（二）

师生恋的婚礼。1929年，执掌中国公学的胡适聘请沈从文去教书，结果教书先生沈从文爱上了学生张兆和，疯狂地给她写情书。张兆和去胡适那里告状，结果作为校长的胡适竟然做起了沈从文的说客。在胡适的帮助下，这个乡下人，终于喝到了甜酒。

（沈从文与张兆和。资料图。）

志同道合者的婚礼。同样在中国公学时期，胡适的得意弟子陆侃如跟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都研究中国诗歌史，同时又都是中国公学的教员。志同道合的他们最终相恋。结果却遭到冯友兰及其母亲的坚决反对。陆侃如求助于胡适，胡适成功说服冯友兰，而冯友兰又做通了父母的工作，陆冯二人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为语言学家证婚。1929年回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很快认识了胡适，并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当时，昆曲爱好者李方桂爱上了同样是昆曲爱好者的徐樱。徐樱是徐树铮的女儿。两人相差七八岁，但年龄不是问题。1932年两人结婚，证婚人也是胡适。

给革命青年证婚。20世纪30年代，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更是给无数的青年学生做了证婚人。1936年元旦，革命青年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胡适亲往证婚。据千家驹回忆：“1936年1月1日，他（胡适）拿出一本‘鸯鸳谱’来要我们夫妇签名在上面，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三）

北大校长为北大教授证婚。1946年，从美国回来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红娘”的角色当得游刃有余。1947年，经济学家蒋硕杰与马熙静结婚，胡适是证婚人。蒋硕杰与胡适在1945年时相知相识，胡适对蒋硕杰非常推崇，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失败时，胡适还曾向蒋介石推荐蒋硕杰。

1947年，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与北大教授王岷源相恋。张元济不太放心，专门询问王岷源的家世。在回信中，胡适写道：“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文学系的副教授，现兼任训练印度政府派来北大的十一个学生的华语学习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习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收到胡适的信之后，张元济大喜。王岷源与张祥保很快结婚。证婚人是胡适。

刀光剑影的婚礼。胡适给人证婚，照理说都应是喜气洋洋宾客尽欢的。不过晚年胡适给马之骕、沙昌佩证婚时却有些刀光剑影的味道。据范泓《胡适为马之骕证婚》一文介绍，马之骕当时是杂志《自由中国》的职员。而当时《自由中国》的言论触怒了最高当局，在马之骕的婚礼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派特务潜入婚礼现场，暗中监视。不过，在证婚人胡适的妙语连珠中，婚礼还是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四）

替人证婚之后，胡适会让新娘新郎在他的“鸳鸯谱”上签字。可惜，胡适保存的这本“鸳鸯谱”不知现在何处。胡适日记中，虽也经常有为人证婚的记载，但胡适的一生中到底替多少对新人做过证婚人，似乎不好统计了。幸好，这个问题，高宗武的妻子沈惟瑜有过记载：“他（胡适）尽管工作很忙，但有一件事却很乐意充任，从未拒绝，即主持中国人的婚礼。他只是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他在那时已主持过一百五十多次婚礼。”

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与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因为两家太熟悉了，胡适就鼓励沈惟瑜来写他的传记，为此，胡适还给沈惟瑜提供了不少材料，沈惟瑜所说的“一百五十多次婚礼”应该就是胡适亲口告诉她的。

按照这一说法，20世纪50年代的胡适，就已经主持了一百五十多次的婚礼，说他是民国第一“红娘”，应该不是太过分的判断吧！

当然，胡适也不是一味的给人证婚，他有时候也会劝他的朋友慎重对待。胡适的好朋友蒋梦麟，其妻陶曾谷逝世之后，打算续弦。话说陶曾谷原是蒋梦麟的好朋友高仁山的妻子，倾向革命的高仁山被北洋军阀杀害之后，蒋梦麟跟其遗孀陶曾谷结了婚，胡适是证婚人。陶曾谷死后，蒋梦麟爱上了徐贤乐，于是决定跟徐贤乐结婚。但胡适听他的朋友说徐贤乐此人靠不住，她之所以跟蒋梦麟结婚，主要是看上了蒋梦麟的财产。为此，胡适写信给蒋梦麟，劝他慎重考虑。

可惜，此时的蒋梦麟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执意要跟徐贤乐结婚，结果，两人婚后不久，就闹离婚。后悔不迭的蒋梦麟，这才想起胡适的逆耳忠言，后悔没有听胡适的话，不过，此时的胡适，已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了。

沈佩贞：一位民国政治宝贝的花样人生

端木赐香

称沈佩贞为政治宝贝不是我的创造，发明专利应该给一个名叫高芾的家伙。高芾说：“宝贝一词，在过去大致有三种定义：（一）珍贵的物件；（二）对孩子的昵称；（二）明清太监指称其命根子。现在‘宝贝’好像专门用来称呼某类妇女，从上海宝贝到足球宝贝。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我选沈佩贞。”

英雄美女所见略同，我也选沈佩贞！

一个名叫萨苏的家伙说：“在我的记忆中，沈佩贞的名字只是和‘女流氓’联系在一起的”。啧，可能还不如“女流氓”呢。田遨在《杨度外传》里借杨度的视角对沈佩贞作了如下贬抑：“杨度第一眼看到她时，不由自主地将她和远春作了奇异的比较。远春是个纯洁女子，而她，是个堕落女人。纯洁的身在妓院，堕落的身在官场，还经常出入总统府。这个世界是多么颠倒呀。”这里的“她”是沈佩贞，“远春”是花远春，“聚福清吟小班”里的姑娘，卖艺不卖身，杨度的风尘知己。不过，与其说这是杨度的意思，不如说是田遨借杨度之小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呢。总之，在一些男人眼里，我们的革命女将不如一个妓女，这种情结在历史与文学中传承开来，也就怪不得萨苏一提沈佩贞就只能想到女流氓了。不过萨苏在看了沈佩贞的那张戎装照后，看法有所改变，他说：“这张照片上的沈佩贞却给人另一种印象，没有淫荡和势利，乃至疯狂，却有一种志士的坚定和冷峻。而且这张照片上的沈男性化特点强烈，让我很怀疑那种和她关系暧昧的政治人物欠缺健康的审美观。”除此之外，他还用了两个词：“气宇轩昂”“不亚男儿”。

萨苏这些话嘛意思呢？我读出的信息是：第一，人家沈佩贞长得根本不像个女流氓嘛；第二；这明明是位沈哥嘛，那些与她暧昧的男人是性取向有问题呢，还是审美观有问题呢？

我觉得萨苏不解风情：第一，女流氓和女妖精不是一个概念，而他给人家混同了。女流氓仅是态度问题，而女妖精则是长相问题加态度问题；女流氓与貌美无必然关系，女妖精才与貌美有必然关系，也就是说，能称得上女妖精的，前提条件必须得漂亮才行。有人说秋瑾当时的着装是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但是我看秋瑾的照片至少透着诸多英俊之气。唐群英呢，照片有些女性家常化，看不出啥豪气来，但却不丑。唯有沈佩贞那张当年扯出众多眼球的戎装照让我看着其丑无比，跟大街上卖了好几天还没出手的锅盔似的，只能让我想起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红卫兵来，而且还是个老女红卫兵。真要找个代表的话，喏，就是《芙蓉镇》里的那个女干部啦，好像名叫李国香吧！第二，正因为女流氓与貌美无必然关系，所以不见得都丑。你看人家七仙女，在大街上公开劫男人，够流氓了吧，但人家漂亮啊。我一个曾经的男同事，大学刚毕业那几年，经常对着我们一些同事叫唤，怎么就没有女流氓劫他啊，后来甚至降低条件，说女贼也行啊，欢迎半夜爬我窗户啥的。估计是安阳太保守，或者说没有仙气，最后气得他移民深圳了，也不知深圳那边风水如何，是否如了这小子的愿。第三，我估摸着与沈佩贞暧昧的那些男人，性取向没问题，审美观也没问题，就是个口味调节的问题。试想那个时候的男人所能见到的女人不外是香汗淋淋娇喘吁吁之类，突然来个臭汗哄哄豪气如牛的另类，让你眼前一黑，那是多么刺激的一种视觉、嗅觉与感觉的多重享受啊！

为嘛要选沈佩贞为政治宝贝？且看她当年的演出脚本：

第一幕：辛亥革命前，日本留过学，同盟会女会员。

第二幕：辛亥革命期间，杭州女子敢死队一员（雌）虎将。

第三幕：南北和谈期间，在上海组织女子尚武会，自任会长。与一般女性团体不同的是，她的主旨是效仿花木兰、梁红玉上阵杀敌，并且对外宣称已得沪都陈其美批准，计划招生五百名，培训半年后放到战场上。问题是根本等不到半年，尚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南北和议就成了。虽然女子尚武会没有派上用场，但沈佩贞则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明星，那张戎装照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舆论界称其为“女界之伟人”。

第四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她与唐群英等人合组女子参政同盟会，开始为女子参政权而奋斗，且态度激烈远超唐群英。这里可来几个特写镜头：

镜头一：1912年3月20日，女将们因女子参政权被否决而大闹参议院时，有一个卫兵被踢倒在地，据说就是沈佩贞的拳脚功夫。鲁迅为此还说过风凉话：“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周树人同志嘛意思呢？一、人家卫兵是假摔；二、人家卫兵好男不跟女斗。不管啥意思，沈佩贞会拳脚，谁也拦不住！

镜头二：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带着一群娘子军当场质问，为嘛把男女平权的政纲给删掉了？这些娘子军里，首先就包括沈佩贞，最后她们赏了宋教仁诸多雌拳：“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所以在诸多版本里，干脆就是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了。

镜头三：1912年8月27日，沈佩贞、唐群英等前往孙中山处告状，孙中山解释此事俺有难处啊，人家议员都不同意咱也没法不是？一步一步来嘛。辩论不过，沈佩贞拿出了另一独门武器，当场“哭声震天”，问题是孙中山比长城还耐震！

镜头四：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会上女党员们群情激愤，首先发表演说的就是沈佩贞，且大大发挥了骂人的特长，直骂宋教仁为无耻小人。当然，男人的特长也用上了，表示要组织暗杀团、先锋队，以炸弹手枪对待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镜头五：1912年9月17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开会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三位访华代表。三位代表发言后，首先发言的还是沈佩贞。她说，女子欲得参政权，必有仨条件：一、教育完全；二、发达女子之实业；三、不借男子之保护。对于最后一条她发挥说：“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维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此话一出，舆论笑翻。若真能实行，女人们会把男人倒逼得，不说钓鱼岛了，中华光棍早一统宇宙了！

第五幕：女子参政运动闹了一年。1912年底，主将之一唐群英开始息影家园，后来还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但沈佩贞却华丽转身，贴上了袁大总统门生的标签，做了总统府的女顾问。按许指严的说法，这是老袁对几个英雌、同盟会老资格女会员的一种慰安，把母老虎收拢到自己笼子里，免得她们兴风作浪。按刘禺生的说法，老袁倒是有些养女门客的心思呢，鸡鸣狗盗都收拢了。他说，洪宪帝制议起，袁世凯手下活动的女人分为三派：一派是高尙派，典型代表是安徽才女吕碧城，时为大总统府顾问，善文学，接触者多名门能文女子，绝不与时髦女子往还，曾被袁世凯称誉为女子模范云云。一派是运动派，典型代表是安静生，虽然也能文，但主要搞女子参政——设中国妇女请愿会，认为请袁大总统当皇帝不光是你们男人的心愿，还有我们二万万女人呢，自署名“女臣安静生”。一派是流浪派，典型代表就是我们的女主角沈佩贞，附其后者有刘四奶奶、王三太太、蒋淑婉等。

不管啥说法，沈佩贞从此牛气大了。

其一，沈佩贞弄了一张吓死人不偿命的名片，中书“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书“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这腿劈得也太远了，跟中华国民副总统黎元洪、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老家都有一腿似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民间野史还都八卦，说沈佩贞第一腿劈的就是黎元洪，还是人家黎元洪的小妾发觉了，愣是逼得黎元洪把沈佩贞赶出武汉才罢休。至于袁项城，大家话里话外也认定他被沈佩贞劈过。我个人倒是觉得，以黎元洪与袁项城的身份与审美，不见得如此的粗细都下。只不过大总统门生什么的，袁可能笑纳了，因为她读过北洋学堂。只有香山是个谜，到底是孙中山的香山呢，还是北京的香山呢？问题是你看见这个香山，首先想到的是哪个香山呢？如果首先想当的是孙中山的香山。这不就得了！宝贝要的就是你这种想象力。

其二，光跟三大头劈腿还不算，沈佩贞还劈了袁总统手下两大亲信：一个是九门提督（时人与报刊喜欢称步军统领，老官衔念起来过瘾吧）江朝宗，老江成了她干爹之后我们会发现，干闺女坑干爹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早已有之；一个是袁世凯的干儿子段芝贵，小段成了她叔父，估计是没法弄俩干爹的缘故，只好将就称其为干叔了。有袁大总统这么一位老师、老江这么一位干爹、小段这么一位干叔，沈佩贞马上红得发紫发黑。出入总统府，门卫不禁；干爹还给干闺女设立一个办事处，配备干事和秘书，沈佩贞俨然处长，表面上说是赞助帝制，实际上搞成一个寻欢作乐的交际沙龙：干爹干叔没有公干的时候，就来此处宴饮取乐，反正这里不缺“女志士”；图谋官位的投机者，前来这里奔走结纳。所以在世人眼里，这里不似妓院，胜似妓院。这革命女将的名声不臭能行吗？

不过这臭顶多还是在小圈子里，后来，整个北京都知道了。事情的缘由是，沈佩贞和闺蜜刘四奶奶因争风吃醋闹翻了，沈佩贞遂搬动京城警厅冲进刘府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袁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名震帝都！

再后来，整个民国都知道她了。1915年6月《神州日报》发表《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描写沈佩贞等一伙男女在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之种种丑态，也不知咋编排的，居然连刊三天。可把沈大门生惹急了，立即要求报刊主编汪彭年摆席请罪并登报声明，汪不但不听，还继续揭其隐私，并语涉沈的干爹与干叔。于是干闺女亲率刘四奶奶等二十多名女将，干爹还给配备了九门提督卫士，由少将黄祯祥率领，浩浩荡荡杀进了汪公馆。汪彭年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主办的《神州日报》乃革命报刊，好歹与沈佩贞曾是革命战友；晚清民国著名的报刊家、政论家，声名赫赫。但是再革命，再赫赫，也抵不过政治宝贝那一怒，溜之乎了。恰有众议员郭同客居在汪家，出来理论，结果汪家被娘子军捣了个稀巴烂不说，他本人也挨了一顿痛扁：“郭乃袒裎跣足，诟骂诸女。诸女蜂涌而前，有握其发者，有捉其耳鼻者，有扭其左右手者，有抱其左右足者，如举婴儿，大呼‘滚去’，郭已圆转落丹墀中。”刘禺生路过此地，看见郭同满身污泥，左手提袴（有人解释为提着裤子，袴应该不是裤子，应该是套裤或者内裤。还有人解释沈佩贞踢了郭同裤裆），右手正指着诸女痛骂呢，而诸女也回以不堪入耳之言。经刘禺生一番调解，才散了。

事后郭同也想算了，但是舆论不同意，被一群女流氓揍得提袴护裆的，岂能算了？你还是爷们不？告她！于是郭同一纸诉状告到了首都地方审判厅。北京城的居民就开始编段子了，更有文人写《新华竹枝词》刊到了《上海时报》，其中一首曰：“最是顽皮汪寿臣（汪彭年字），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上海时报》唯恐事儿不够大似的，同时刊登了讽刺袁世凯另一亲信、内务总长朱启钤女儿的一首诗，诗中云：“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民国办报自由，言论也自由，他们居然不怕诽谤罪。真的不怕，因为那时的老大是袁世凯，袁世凯一看报纸，急了。不是跟办报的、写稿的急，而是跟这些闺女的干爹亲爹急——北京的闺风让你们糟蹋成啥了？肃政使夏寿康，给我写个折子，看咋整顿一下；那个老朱，好好管管你闺女（这个时候是三闺女，老朱后来有个闺女更出风头，马君武讽刺张学良的那一句“赵四风流朱五狂”，所指朱五就是老朱家的五闺女，当然国民党文人政客养就的革命习惯，造谣起来眼都不带眨的，所以马君武这种把朱五与张学良扯到一块儿的扯蛋诗不能信，但朱五小姐风流倜傥可以是真的）；至于沈佩贞，老袁命令严办！

干闺女这下完了！

北京《顺天时报》有《打〈神州报〉案观审记》，贼精彩，这里可以看看刘禺生的节录：“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彭年），次传证人刘（四奶奶）。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实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

这场景，让我想起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群众最爱批斗破鞋；还让我想起了威尔海姆·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性压抑产生的性犯罪感扼制了性能量，使得性能量以各种病态的方式爆发出来，反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是性问题。总之，围观者和演出者、批斗者与被批斗者，都可以归结为性问题——性替代与性替代下的性亢奋！偶有人对沈佩贞表示一下同情，其他围观者马上批评他：你瞧你，这么好的热闹不瞧！

性亢奋之后，郭同胜诉，沈佩贞禁押半年（另有版本说禁押仨月，赔款40大洋）。宝贝哭了，说：“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干爹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

宝贝别哭泣，不是不爱你，干叔也不愿意，又让你受罪。

自此，宝贝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们再也寻不到她的踪影（只有各色文学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反复书写她的兴趣）。相形之下，现代的某些干闺女整出事儿后，不但不退隐江湖，还张牙舞爪的跟观众对峙呢。我估摸着，一则是人家的干爹可能比九门提督江朝宗还要厉害；二则她们“上面的人”不像袁世凯那样开明正气。不过也有更有意思的说法，据许指严说，当时同盟会的英雌中能兴风作浪但作到最后作成笑柄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人，其中沈佩贞最重，所以袁世凯故意的：“袁氏实纵之使恣，然后以禁锢随之也。”闹了半天，敢情是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降伏雌虎有术啊。先把你掼到天上，再瞪眼看着你狠狠地摔地上！问题是，老袁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不是，跟几只母虎，还犯不着动心机，他只是一贯的厚道，你们不就是图个中南海里的公务员，领个高薪混个吃喝吗？好，我可以养着你们。但是你得闷声发大财，不能过分招摇，让我这里挂不住。

其实不是老袁挂不住，而是革命将士自己挂不住。我们常说，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里可以补充一句了：神圣，多少龌龊假汝之名以立！还是趁早散了吧！

附参考资料：

1.萨苏：《重新一识沈佩贞》，《那些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刘东黎：《沈佩贞：流光容易将人抛》，《北京的红尘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刘东黎：《民国年间的朱氏八卦》，《北京的红尘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4.高芾：《政治宝贝》，《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刘禺生：《洪宪女臣》，《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

6.刘禺生：《娘子军打神州》，《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

7.黄凯存，王蕾：《沈佩贞大闹<神州报>老板住所之谜》，《中国近代之谜》，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

8.田遨：《杨度外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许指严：《新华秘记·后编》，清华书局，1918年版；

10.黄湘金：《“英雌”的陷落：关于沈佩贞历史与文化形象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5）。

“高陶事件”中的万冰如

张耀杰

（1931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全家合照于天坛。左二为万冰如。）

万冰如，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乡下的耕读世家。万家从明代起就人才辈出、累世为官，民国名将万耀煌，是她众多族兄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万冰如虽然从小没有进过学堂，父亲万信民却一直鼓励她与姐妹们，在操持家务之余在家里熟读诗书。她因此得以擅长诗词，每遇大事往往出口成章。1918年2月，16岁的万冰如嫁给世代联姻的陶家19岁的读书种子陶希圣。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宗武、陶希圣追随1938年12月19日出逃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参与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方面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征服占领中国领土；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其实是完全彻底地屈服投降。1939年10月20日，正在上海追随汪精卫集团的陶希圣在写给女儿琴薰的家信中表示：“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11月12日，陶希圣又在家信中写道：“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

带领众多儿女滞留香港的万冰如从信中判断，陶希圣已经产生脱离“汪伪”集团的打算。11月25日，陶希圣委派亲信学生鞠清远到香港告知自己困难状况，万冰如断然决定带领五个儿女前往解救。琴薰、泰来、恒生专门办理休学手续，晋生、范生因年幼尚未入学。用陶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一文中的话说：“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们便出人意外的全家到了上海。”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住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汪公馆里形同监禁的陶希圣，因此获得了搬出汪公馆与家人同住的合理借口。为了进一步打消汪精卫和日本人的怀疑，琴薰、泰来、恒生都到附近学校去报名上学。

1939年12月26日，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基本结束，双方决定于30日正式签字。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警告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从此称病不起，打电话给愚园路汪公馆告假，从而躲过了签字仪式。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的周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于1月5日抵达香港。他们乘坐的轮船离开吴淞口后，陶希圣从船上发一电报向万冰如报告平安。万冰如随即按照事先约定，把陶希圣留给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信件分发出去。1月12日，购买13日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冒险离开的万冰如，得知自己和家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与汪精卫夫妇见面。关于这次会见，万冰如晚年在《逃难与思归》中写道：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我答：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所住宅都可以。

我答：听说七十六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们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二千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陈璧君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我起身告辞，汪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万冰如离开上海日租界的愚园路汪公馆回到法租界环龙路之后，发电报通知陶希圣自己即刻前往香港，面商一切。1940年1月13日，她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十六铺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三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18岁的琴薰站在码头大哭，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对哭。一家人再一次走到生离死别的危急关头。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正要前往青岛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以及华北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梁鸿志举行会谈的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因此吃下了一颗兵不厌诈的定心丸。在这种情况下，迫在眉睫的是如何救出依然滞留上海的两家亲属，以及追随高宗武的几名亲信学生。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秘密联络，协助留在环龙路陶宅的三个子女离开上海。

经过万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两个弟弟的机智应对，陶家三兄妹与曾资生于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铺码头的意大利邮轮，于1月22日上午10时安全抵达香港。

就在陶家兄妹登上轮船的1月20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命令，专程由重庆飞抵香港，准备公开揭露由高宗武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于1月20日当天由专人送达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在陶家兄妹抵达香港的1月22日公开见报。同样是在1月22日，陶希圣、高宗武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

日本方面与汪精卫之间被称为“日汪密约”的上述文件的公开揭露，在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对于汪精卫一方卖国求荣的当事人，更是造成沉重打击。该项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高陶事件”。在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并不是主要当事人高宗武、陶希圣，而是成长于湖北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人民需要萧红这样的传奇
——写于萧红逝世72周年之际

闫红

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她的朋友们写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自然是表示怀念与惋惜，但这人之常情之外，却另有一些东西，让人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比如许广平回忆萧红，肯定了萧红的才华，天真爽朗的性情，却也提到，萧红一度老到她家里来，为了不妨碍鲁迅休息，她不得不自己花很多时间陪萧红。那并不是令人愉快的陪伴，在另一篇文章里，许广平说得更为直截，她说她日复一日地陪着这个不速之客时，心里是很紧张的，那样就没法照料在楼上的鲁迅先生了，以至于有次鲁迅不觉中睡着，她因被萧红困住一无所知，害得鲁迅先生着凉生了一场大病。

许广平下笔轻淡，未加怨责，还说萧红已经去世，说这些已经没关系了，但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她的耿耿于怀。

胡风的夫人梅志，也著文提到此事，她说她去鲁迅家，总能碰到萧红在那里，“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可见萧红一次次的不请自来，给许广平带来的极大困扰。

梅志这篇文章，主题是怀念萧红，但不知为什么，她写下的细节，都充分说明萧红多么缺乏眼力价。

萧红有个女友S，两人曾经关系很好，萧红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登堂入室了，时不时地跑到人家家里住着。可是有段时间，S生了个孩子，日子一下子变得忙乱，萧红照旧带着端木蕻良到他们家住着。女友很不高兴，“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括号里的那句话，仿佛是在替萧红说话，抱怨那位女友的凉薄，但我们用常理来推一下，S初为人母，且喜且惊且疲惫烦乱，一个能搭把手的佣人当然比朋友更重要，而萧红若是真朋友，也应该能领会到S的难处，不会带着男友住到人家佣人的房间里。佣人的不快，可能还不只是因为生活空间被挤占，讲究点的人家，都不会容许夫妇俩在自己家同居的。

所以，对梅志写在括号里的那句话，总忍不住想问一句，换成你呢？你真的就能为了朋友不要老妈子？梅志为何要举这么一个经不住推敲的例子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高级黑？

当然不是，且不说梅志在其他事件中体现的品格可以作为佐证，就是从常理上推，她和萧红不算特别熟，没有过节，她完全不必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来黑萧红。我只能猜测，尽管梅志非常想表达对于萧红的善意，但作为一个坦率的人，还是不经意写出萧红的种种不可爱来，这，并不是她的初衷。

梅志的矛盾态度，与萧红很多朋友相似。在萧红活着的时候，萧军和端木蕻良都先后放弃了她，但在她去世之后，她成了他们深情怀念的对象，再加上一个自称萧红曾答应嫁给他的骆宾基，三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互相敌视，被人笑称为“终身情敌”，他们抱持着对于萧红的怀念，像是抱持着一枚特别的荣誉勋章。

那么，为什么，在她活着的时候要放弃她呢？萧军甚至还动手打过她，在朋友面前，萧红说她脸上的伤痕是不小心跌的，萧军冷笑着说，别不要脸了，什么跌伤的，还不是我打的。端木蕻良倒没有如此残忍，但是萧红怨恨他多过萧军，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出现在她面前。

无论是萧红的爱人还是朋友，概括地说起她时，都满溢着感情，怀念她，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当她那么具体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就不复有那样温柔的心情了。

读者也是这样，大家愿意对她大表怜惜，说起她不幸的包办婚姻，却不会说，她反抗那包办婚姻而出逃后，又突然跑回来找她抗拒的未婚夫，与他开始同居生活。似乎她当初的出走，不是为了抗拒这个名叫汪恩甲的年轻人，而是她实在太着迷于抗拒本身。所以她宁愿把一桩名正言顺的婚姻，变成让双方家长都接受不了的放荡形骸。

汪家自然激烈反对，汪恩甲的大哥提出退婚，还被萧红告上法庭，可是汪恩甲却当场反戈，说退婚是他的本意。在两人于旅店里同居一段时日之后，他们欠下巨额房费，某一天汪恩甲说回家取钱，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是被家人拦下，还是另有缘故。不管怎样，到了这个地步，萧红的不靠谱有一半责任。

萧军救了她，她大着肚子跟了他，后来，她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跟了端木蕻良，那两个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果断送人，她作为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她说，孩子太缠人了，麻烦。

她不是一个好母亲。萧军说，她也不是一个好妻子。他的原话是，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华，但她不是一个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句话让我觉得耳熟，是的，我想起李亚鹏对王菲说：“我要的是一个家庭，而你注定是一个传奇。”李亚鹏与王菲的家庭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萧红确实与王菲一样，是个当之无愧的传奇。

她的才情，她坎坷的身世（虽然这与她总想让生活变得戏剧化的爱好有关），她的柔弱和总想要依赖，尤其是她的早逝，都使得她曾经被人嫌弃的一生，像一个哀婉的传奇。

但是，李亚鹏说，他不需要传奇，曾经的萧军以及那些朋友们也不需要传奇，作为离她很近的群体，他们更需要一个靠谱的、舒服的、有眼色的普通人。

又但是，人民需要传奇，需要传奇人物，成为他们表达仰慕、爱和关怀的载体，就像信民需要一个烛台，以供奉他们的虔诚与爱意。所以，单单“萧红”这两个字，就能模糊地令人神往，令人想起北方，有才情的女子从冰天雪地里走来，看着她的身影你就觉得应该爱上她，她代表着与你所在之处不同的、陌生新奇的一切。

而当萧红渐行渐远，连萧军、端木们对她也日渐陌生，从她的爱人与朋友，融入“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他们也忘记了她曾是一个具体的女人，忘记自己对她的冷淡戒备，他们像群众一样爱上了这个传奇，而将彼此视为“终身情敌”。

娇蛮女与痴情汉的情缘
——林徽因与梁思成情感纠葛

杨早

十年之前，我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专栏《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后收入2005年版的《野史记》。内容是“正在西山养病的前外交次长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车自西山驶出。在事故现场，确曾留下一包精心捆扎的橘子。显然，摩托车技术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赌赛的头筹，如果不是发生了车祸的悲剧……”

这篇文字引来林徽因粉丝的一些抗议，亦有别的书煞有介事地“辨正”此事之有无。不妨在此表白一句：梁思成脚部残疾，来自车祸不假，但从《晨报》当年的新闻报道，到《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所收梁任公给大女儿思顺的信，都说明是梁思成兄弟同往参加1923年“五七国耻”游行，被财政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金永炎不来道歉，梁夫人还大闹了一场总统府。自家人言之凿凿，又有历史材料佐证，当然更可信。

然而拙文里的说法，也非空穴来风。我是从陈从周教授的书中看到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其事的真伪。陈从周教授虽然是徐志摩的表弟，但跟梁林两家未必有什么交情，站在同情表哥的立场，对林小姐有所不满，故此记下这则逸闻也未可知……关键在于，就算这则轶事是陈从周道听途闻而来（后来在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里也看到类似记载，据陈巨来说是闻之于陆小曼），何以会传成这个样子？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即所谓“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鲁迅说过，外号如与本人不贴切，那是随便怎样都叫不长的。你在墙上写一万遍“小三子是王八蛋”，旁人也不会把小三子叫成“王八蛋”，因为不贴切。同样，这则传闻虽然不太雅驯，但能流传开来，说明所传之事符合林徽因的性格行径，至少符合众人眼中的林徽因形象。

（林徽因与梁思成合影。图片源自网络）

这个小妮子跟所有清末民初出生的世家闺秀一样，跟父亲母亲，大家族里的所有人，都有着一层灵魂的隔膜，“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出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梁再冰《倏忽人间四月天》）。这种遭际，张爱玲亦有，而她们俩，不过是两个后来出名的样本。多少当时的锦绣门第，都在新与旧的伦理冲决中将子女的童年与梦想磨得粉碎！

然而林徽因算是幸运的，她拥有父亲真心的钟爱，十六岁即可以随父亲游历欧洲，长居伦敦。反过来，爱护之愈切，管束之愈严，林总长可不会放任他的女公子走上一条“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之路。在林徽因出国之前，梁林两家就已经定下了长子长女的婚事。

梁思成与林徽因，由于双方都名高才显，亲朋戚友，莫不许为神仙眷侣。倒遮盖了这是一桩传统的政治联姻的本质。梁启超的说法是“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真是由自己决定？那梁任公日后又何必长篇大论写信去训斥徐志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暗示你不要来坏老子的好事。

因为，梁林联姻，一开始就已注定。福建、广东，虽然临海，开化最早，家族意识之稳固、家庭秩序之严饬，反居清末民初诸省之上。金岳霖晚年接受采访，评论徐志摩“不自量、不知趣”，因为“他们是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岁数大，怎么能这样呢？”两小无猜说不上，男的女的1918年才相识，1920年女的就出国了，“岁数大”其实是怪蜀黍徐志摩的优势，只有“世家”是正解。这个湖南人到底是搞逻辑的，比较清白。

从个人角度看，梁林配，是典型的文艺女搭理科男，这还是在康桥被徐志摩熏陶出来的极品文艺女青年！偏生又长得好，搁现在也是“知性女神”的不二人选。1931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此时梁林已结缡三载，但林徽因还是一副文青范儿：“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柱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飖中吟哦酿制佳作。”

她的堂弟林宣回忆说：“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梁思成不愧是清华毕业的，一说话就把人堵在了墙上——燕京大学毕业的冰心亦有同感，看她为夫君吴文藻（梁思成的同级窗友）写的“宝塔诗”：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不是学问不好，只缘不解风情，连校长梅贻琦都无辞可解，只得续上两句解嘲：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这话得分两头儿说。吟风弄月，清华学子多不擅长，当丈夫可是百里挑一，其时北平少女择婿，有口诀曰“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在“买橘子”的故事中，林徽因“骑士公主”模式的欧化情调，美人一念的无边魔力，梁思成清华出身的认真劲儿，超强的动手能力，事故发生后，由歉生憾的情感纠结，补偿式的以身相许，再扣着两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个故事便具备了流传一时的所有元素。谁去在意梁思成林徽因有没有背上娇蛮女与痴情汉的黑锅？社会不要平淡的百年好合，要的是波澜起伏的《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真价值

顾则徐

（林徽因，民国绝代佳人。福建闽县（福建福州）人，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图片源自网络）

2012年我写了篇为保护北京东城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呼吁的文章（注：《依法严惩拆毁者才能保护古旧建筑》），有一些网友留言，意思是认为梁思成还算个人物，林徽因并没有什么真价值，不过就是到处流传的桃色故事才有了名声。

这不能责怪作如是看法的网友，因为他们所目染的信息，多是泛泛称林徽因是美女加才女，并且多是想象多于事实的关于她的情感故事：民国时期最有浪漫名声的徐志摩，加上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复加上弟子如云、一生未婚的哲学家金岳霖，有些作者还用暧昧笔法暗示、推论有其他著名男人。

不妨列举一些关于林徽因的书籍题目：张红萍《林徽因画传：一个纯美主义者的激情》、田时雨《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黄杨《一世情缘：梁思成与林徽因》、刘炎生《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刘炎生《绝代才女林徽因》、刘东黎《北京的红尘旧梦·一代才女林徽因：三个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张红萍《民国四女子：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蒋碧薇》，等等。这些书很多是以围绕林徽因女性角色而展开浪漫叙述乃至凭空想象。她的所谓才，不过是烘托她故事的佐料，以突出她的特异。

当然，并不能说这些书写的不是林徽因，更不能说不可以写涉及她的浪漫故事。但是，毕竟要知道，这并不是林徽因的真价值所在。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林徽因的真价值在哪里呢？她美丽，但自古美女多如沙。她有才，但自古才女多如云。恋她、赞她的名士多，但自古让男人要死要活的女子从来不缺。林徽因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女性试图摆脱数千年性别束缚，走向职业化，在自己的职业中争取与男性平权，显示并不弱于男子的天智、能力，创造出可以站在时代最高峰的成就。林徽因善画，但并不顶级。林徽因擅文学，但并不卓越。与同时代男人一样达到最高成就的，是她的主业——建筑。

建筑之于人类是最古老的发明之一，它从物理空间把人类与动物隔离了开来，当其发达则成了人类文明的实体形式。但是，建筑从来就属于男人的创造，女人仅仅是建筑的拥有者、使用者、赞叹者，并在这中间养成对男性的崇拜。这一男性独占的领域终于由林徽因打破。从世界而言，林徽因是不是卓有成就的女建筑师，第一人尚难确认，但我暂时也没有看到更早的女性人物资料。从中国而言，即使不论成就如何，林徽因也是女建筑师第一人。

林徽因的伟大并不只是在于打破男性在建筑领域的垄断，并不只在于她是第一个进入这一业界的中国女性。而更是在于她取得了卓越的专业成就，证明了女性不仅可以从事建筑，而且可以与业界最优秀的男人一样站到专业的最高峰上。从而，用实力证明了女性具有与男性进行平权的资格和能力，使得建筑领域再也无法拒绝女性有如旋风般地进入，日趋于平分秋色。如果要突出林徽因作为女性的意义的话，可以认为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高于了她的丈夫梁思成，因为伟大的男性建筑师并不只有梁思成，而伟大的女性建筑师则迄今唯有林徽因。

当不考虑林徽因的性别角色，仅仅从专业成就而言，林徽因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意义著名建筑师之一。但她的主要成就不在建筑设计方面，而在于三个方面：一、中国建筑专业教育的奠基者之一；二、中国建筑史的主要整理者之一；三、中国古典建筑理论营造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这些成就的意义，远远大于具体的项目设计，也大于她参与国徽等设计。不仅意味着现代建筑学在中国的开拓，而且意味着中国古建筑理论最终完成了现代性的系统化、理论化。

当然，林徽因的成就总是与她的丈夫梁思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并不能因此就以为她仅仅是梁思成的附属者。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二位一体，林徽因即意味着梁思成，反过来，梁思成也意味着就是林徽因。事实上，梁思成走上建筑道路，恰恰是由从国外回来了的林徽因所促动。是林徽因首先立志于建筑，向梁思成描述了自己对于建筑的想法和理想，为梁思成打开了思维空间和确立了人生志向。从而，两人才携手一起奔向了共同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梁林一体，这是当时人及业界向来的共识，并有非常充分的书面证据可以证明。

不懂得林徽因的真价值，她别的什么故事就都没有意义。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一）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端木赐香

1926年8月26日，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许广平与鲁迅一同离京，前往广州就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被杨荫榆斥为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的她开始为人师表，但是她的表现跟杨荫榆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做学生，她骂杨荫榆是恶婆婆；做老师，她又叹自己乃童养媳。如果把许广平做学生的一面定作A面的话，那么做训导主任就可称作B面了。观察许广平的A、B两面及面与面之间的切换路径及心理历程，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文章很长，分期载发，读者诸君要有些耐心呵。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的第一封信发出，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封信中，许广平谈到了她对于学校的困惑：“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1]

我们得先谈谈这封信的背景：

其一，这是许广平写给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鲁迅的第一封信。许广平，笔名景宋，当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三年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当时驱杨比较“慷慨激昂”的，乃是她同班的林君、P君、W君，她们都是学生会会员，有纠察等职务。而她自己“还冷静，私自向同室而又同乡的林君提醒，闹起风潮要当心，不要被人利用。她很聪明地放手，不去过问了。”[2]

问题是，自己人可以放手，别的人不可以放手，待听说P君和W君也都放手后，许广平不愿意了：“虽然直接感觉到讨厌杨荫榆的一些德政，但是阅世不深，惟恐动辄被人利用的观念太牢固地主宰着我，所以不但劝林君置身事外，同时自己也和她取一致的态度。可是，当一个大的浪潮打到涯岸的边缘的时候，是没有一粒砂石能够不被冲击的。在眼看到瘫软下来的一个个激剧变动的人们，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透。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2]

这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内。你提醒好友林君别被人利用，别闹了，那人家P君和W君就没有好友提醒？事实上，这两个女生乃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附中主任（许广平专门括注是女性）找她们谈了谈话，之后她们就放手了，而且其他附中出来的女生也不闹了。按许广平的话音，谈话的精神不外是女人当校长应该拥护。[2]

是啊，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不正是女权的标志吗？女生不该拥护吗？可是总有更激进的女生，管她女校长不女校长，反正我们看不惯。看不惯仅是情绪，但这种情绪，恰恰可能被利用。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某些政党给学生灌输的道理不外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3]遂致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3]一句话，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自运动变成了被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学生就赢得“丘九”之称！[3]

这一点，连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1889-1949）都看不下去了。从年龄对比，石原莞尔比许广平大九岁，上学时也跟老师搞不好关系（原因据说是太聪明太骄傲了）。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进驻武汉。这家伙早想来中国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驻在朝鲜，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他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日本泛亚主义的一种共同情绪，就是中日一体，黄色人种合力抵抗白色人种云云。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与日本政要，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经常与孙中山如此共鸣，互相感动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却是放烟幕弹。石原莞尔当时对中国抱了无限的希望，也是可以有的。但是等他到了中国，考察一年之后，便彻底失望了。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的话转述，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王希亮的这番话，见之于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节目《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看到节目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查资料，想查出石原莞尔完整的中国观，很遗憾，没有。现在的障碍是：第一，咱不懂日文；第二，懂日文的不给咱翻译。就是王希亮先生也忒小气，明明懂日文，却自个儿独吞，偏偏不给我们翻译过来！今天上午查找了诸多王老先生的论文与论著，至今还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我将继续追查。

为嘛我很关注这番话呢？很简单，同是老大学生（石原陆大毕业时虚岁30，考察中国时虚岁32；许广平闹学潮时虚岁28，1926年女师大毕业时虚岁29），从中日两个大学生的对比中，是不是我们也能发现些什么呢？从石原莞尔对民国学生的评价中，是不是更能发现些什么呢？也许这就是差距。

其二，被驱之杨，也就是女师大时任校长杨荫榆，妇女解放的先驱。她年轻时以激烈行为抗拒包办婚姻，和夫家断绝关系后终身没有再嫁。1907年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1月由于开除三名学生引起了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学生称“驱羊运动”）。

其实这仅是导火线，按许广平的回忆，则是这样的：“综合反对杨荫榆者们的心理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学业前途的日见黑暗。许多不大必要的课目存留或增添，和不孚众望的教师的延聘，却反而把提高女子教育到北大、师大一样课程的文科教师们，倒坚决地日见有计画的在削减。她们多冒了千辛万苦，经过家庭多少斗争才获准许升学的一群，怎么能够忍受？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喊喊喳喳，低声媚笑的。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拥护女人掌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为了那娇声戏谑，那酒食熏腾的散播，怕惹是非或稍自爱重的都不大愿意到储藏室去领东西，有时就必定等到两三个人一起才敢走去。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这成了什么样的世界！正本清源，为了女学前途，非扫去这些渣滓不可的感觉弥漫在全校生徒的心中。”[2]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3]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相比之下，和珅临死才被判了“二十大罪”），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3]杨回复曰，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师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4]实在太好了你们还闹腾啥呢？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成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成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份内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众所周知，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5]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3]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复。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坏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3]

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当时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所谓的前途从客观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从主观上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拿许广平与杨荫榆来讲，既同是妇女解放的先驱性人物，又同是新旧夹缝中的矛盾型人物。许广平呢，在天津读书就俨然社会革命家了，但后来却做了鲁迅的二夫人，相当于古时的妾，人情伦理及道德法律上，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

杨荫榆呢，此后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臭名远扬，在整个社会的激进情绪及国共两党对于学生运动及舆论的操控下，被迫辞职，回家乡任教。最后因抗议日军侵略行为而被日军杀害，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回过头来我们看学潮。许广平写信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北京各界人士决定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前往参加，但为杨荫榆所拒。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讲，校长不叫干啥，偏要干啥；如果听话，就是反动落后无疑。所以学生不但参加了公祭，还公推身为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向杨荫榆提出关于要求她立即去职的决定，“驱杨运动”升级。

现在的学生若知道，民国时几个学生出面一忽悠，就可以开除校长，他们会多么的神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时代？

（待续）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三年版；

[4]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二）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端木赐香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怀中婴儿）在一起；图片来源于网络）

许广平3月15日致鲁迅的信中，发泄了对于只知道学习的女生的不满：“归结一个题目，就是文凭好看，文凭好看，……中国女子的教育，我干脆请它即日关门大吉。她们配谈什么问题？死捧着线装本竟日假在作缮录员，能够在那里面发明了多少新大陆？愈读愈龙钟曲背老气横秋。什么时事新闻报纸杂志，都以为是无聊的出产品，何尝觉得它是多少照出当时社会形状的一部分。”

鲁迅的回信还比较客观，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在现在，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

鲁迅毕竟做了人师，位置及角色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不同，所以他明确告诉许广平，傻读书的学生还算好的。许广平则回信说自己的个性“天生就一种倔强，落落难与人合”。个性可以是天生，但是这个性的嚣张，又何尝未受到时代的怂恿呢？

许广平3月26日致鲁迅的信中有几段话值得注意。

第一段：“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

许广平这里所谓的“色彩”当然是指运动背后的党色彩了。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何况许广平还是持证的“国民党左派”。所以她个人驱杨云云，纯粹是哄“鲁迅吾师左右”的鬼话。

第二段：“学生历世不久，但南北人士，同学相遇，亦不乏人，求其头脑清醒者有几？明白大势者有几？数人聚首，不是谈衣饰，便谈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亦从而举手之赞成反对，意见毫无也，或功则攘诸身，过则诿诸人，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心死莫大之哀。今日青年，尚复何望？！！暗沉沉天日无光，惨淡淡神州陆沉。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

这一段有意思。“广平兄”明明是有组织的人了，却还冒充无组织人士来鲁迅这里寻找“同志”，她是想拉鲁迅入伙呢？还是嫌国共两党合力不够？可不可以推测她给鲁迅写信都是组织的安排，奉旨统战乎？还有，她也知道学习好的不革命，而革命的都是学习不好的，很不幸，她就是后者。

第三段：“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忠于一种我以为对的主义之下，不管这团体是直接间接，成立与未？总之建设与努力，学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小喽啰虽然没大用，也不防令他摇几下旗子。”

此段更进一步，表面上要做鲁迅的马前卒小喽啰，事实上是统战手腕，要把鲁迅纳入她背后的“联合战线”。与我的观点相反，我师兄张耀杰认为是鲁迅在收编许广平。我觉得，师兄太低看许广平这种大龄女生了。事实上，鲁迅后来恰好是按照她的统战思想来的，所以，与其说是许广平给鲁迅推车，倒不如说是鲁迅给许广平拉套。

许广平4月6日的信，狠狠地恶心了教务长薛燮元，只因他陪教育部的人视察学校，看见几张驱杨标语即上前撕毁，捧满双手云云。许广平骂他“傻瓜”“幼稚”“卑下”“狐鼠成群，狼毒成性”。

凭心而论，不管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价值偏向，身为教务长的薛燮元自然应站在校长一边，试想世界上哪个正常的教务长可以不抓校纪不抓教学，而是对着学生喊，都上街闹革命都来开除校长呢？因为撕毁几张标语，就遭遇了学生的谩骂，所以薛燮元发表公开信并提出辞职。许广平们掌控的学生自治会当然不怕教务长辞职，或者说要的就是对方辞职，所以也发出公开信与之对仗。

许广平4月10日致鲁迅的信再次恶心她们的教务长：“薛先生当日撕下一大束纸条，满捧在双手中，前有学生，后有教部人，他则介乎二者之间，人物俱在，我想教部人见他这种进退维谷的狼狈景状，着实好看煞人。”对于薛的辞职，她说：“固然走得滑稽，但总较不走的算是痛快一点。”不过她也承认：“贴在教务处骂他的条纸，确有点过火，……固然写的人欠幽默，可是群众的事，一时未预先防备得到，总不免闹出有失慎重的时候。只怪我们当时没有眼见，不及防事未然。”

薛的辞职信和“群众”的轻浮，这里有必要展示一下：“同学诸君，今日部视学来，忽在各墙壁上有匿名揭贴之发现。愚以其迭出轨范，与全校同学名誉大有关系，当即亲手撕去。乃有金涵清、孙觉民、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诸君声言揭贴系出同学公意，不应扯掉，气势汹汹，几不可遏。逾时未久，遂又在教务处门旁贴有此等揭贴：薛先生你真没人格当杨荫榆的走狗还想当我们的教务长么快滚蛋吧……愚自惭无才，不善应付，已即日引退。”

还是4月10日的信，我们看看许广平自己的牢骚：“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长为宜的冬烘头脑，闭着眼问学生‘你们是大多数人反对吗？’的人长教育。在此君手里，能够得个好校长么？一鳖不如一鳖，则岂徒无益，而又害之，迁延不决，则恋栈人的手段益完全，学生软化消极的愈多，终至事情无形打消，只落得一场瞎闹，何苦如此的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除此之外，还有对上流女性的不屑：“现时的女性所谓上流人物，挟其末长，目空一切，闻誉则喜，闻责则掩过，而且自私，嫉妒，好高骛远，求名舍实的恶根性一点也没改革清楚，所以不足与言共事。好在小鬼还够不上女性中上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4月14日的回信，他给自己的学生汇报曰：“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

这里所谓的“章太太”是指时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太、老同盟会员吴弱男；某太太是指国民党元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石曾太太、著名女强人姚同谊。此处透露的信息是：学生固然驱杨，但是合适的其他校长并没有。何况一校之长的撤换怎么也轮不到由学生自治会的几个学生来定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固然有诸多主客观弊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堂堂的大学教育，可以没有制度与规则，任由学生横行。但是不得不承认，闹潮的学生恰恰是横着来的。

许广平4月16日致鲁迅的信中也表示，现时的太太类没有一个配得上做她们校长的，还说“薛已经厚着面皮回校任事了”！而他们掌控的学生自会当即会议是否仍认他为教务长，但四年级毕业在即，表示留意，他们反薛者成了少数便不能有所动作了。

看来天天造反的学生，临到毕业时才明白自己的身份与本业。有意思的是鲁迅的回信：“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太劳苦一点了。”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通信，老大不小即将三十岁的许广平都自称鲁迅的“小鬼”了，但鲁迅对薛还是很公道的。还是那个原因，同为人师，自然明白为人师的不易与苦衷，特别是管理学生者，自然比纯为人师者更为辛苦！这一点，许广平待自己做了教师兼训育主任后才明白。问题是她明白后也没有度己及人的去体谅曾经的校长与教务长。这才是我最在乎的，也是触动我写此文的主要原因。

许广平4月20日致鲁迅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求职意向，让鲁迅帮她打听《民国公报》招考编辑一事。4月25日的信中，她围绕自己的求职谈到：“现社会实在黑暗，女子出来做事实是处处遇到困难。”发这些牢骚的时候，不知她脑子里是否想到了同为女子的杨荫榆“出来做事”的难处？

4月30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曰：“缝纫先生当校长，我们可以专攻女红了！！！（何缩小细菌之多也！）自后描龙绣凤，又是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这梦作成否，然无论如何，女人长校的观念的成见，是应当飨以毛瑟的，可恶之极！‘何物老妪，生此……’”

所谓的缝纫先生，是指新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为平息女师大风潮，希望聘任其为女师大校长的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黄国厚，黄国厚毕业于日本某职业学校，归国后在湖南省各女校教授过缝纫等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的偏见：第一，女子解放首先就是自立，自立当然要学技艺，前面托鲁迅帮自己找工作，这里却对缝纫表现出强烈的偏见；第二，许广平对女人长校特别反感，其妇女解放思想处于很二的状态。只知道男人长女校是解放，却不知道女人做校长更是解放；第三，批判的武器上升为武器的批判，观念不同就叫嚣着“飨以毛瑟”，很有二两红卫兵精神；第四，骂人够恶毒，“何物老妪，生此……”云云，难道想不到自己是女人生的、以后也会生孩子更会慢慢变老？

鲁迅对此的回复是：“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鲁迅这是第二次声明：能办好女师大的校长目前还没有。既然如此，许广平们的驱杨运动不就是为驱逐而驱逐么？更何况，杨荫榆的前任、鲁迅的终身挚友许寿裳也是因女师大一些师生的不满而辞掉校长职位的。还是那句话，当时的驱杨，既有校长职位之争，更有国共联手给北洋政府制造事端之意。

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

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运动、事后也被批准入党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5月9日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运动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运动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

记住这里，许广平做了训育主任后也是这样干的。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参见张耀杰：《<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