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认错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考量 文/饮冰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用意 文/桥本隆则

日本为什么不认错 文/杨恒均

安倍晋三，是项羽还是刘邦 文/野岛刚

摇摆中的日本自卫队 文/朱江明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骚动的深层 文/刘柠

美国人眼中的中日关系 文/高昱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考量

饮冰

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6日10点33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在职首相参拜，安倍是第一次，距今最早的一次则是2006年8月小泉纯一郎的参拜。毫无疑问，在任首相参拜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

安倍参拜迅速引发舆论沸腾，日本国内褒贬不一，中国国内呈现一边倒的抗议谴责。就在安倍参拜一个多小时前，中国政治局七常委刚刚瞻仰完毛泽东遗容，在这样的时点上参拜更是引发诸多猜测。

　说实话，对于安倍的此次参拜，我也感到有些突然，但并不是因为毫无征兆，而是诸多证实安倍年内应不会参拜的消息均被证伪。实际上，安倍打算年内参拜的消息传出已久，虚虚实实的消息一直未断，直到25日，日本《每日新闻》还明确地报道，“出于对中日、日韩关系的考量，以及同盟国美国立场”，“安倍将放弃明日（笔者注：12月26日）参拜靖国”。

但一切看似冒失的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性，首相参拜绝不会“贸然”，水面下一定都经过对利弊与得失的反复权衡。安倍对靖国神社的信念、感情，不会因为是否任职首相而变，但是否参拜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考量。

去年大选接近尾声时，安倍已稳操胜券，当时就有日媒用首相身边人身份透露称“安倍有意在上任后翌日即参拜靖国神社”。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很难考证，安倍当时是否表达过类似愿望，但也不能否定。从后续来看，安倍上台后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克制”（相较于其参拜的迫切心情而言是一种“克制”）。

之所以“克制”，可以考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安倍的确有过欲改善同中韩外交关系的考量，直到26日记者会上，安倍仍强调“我有一个信念，即稳固同中韩的外交关系符合日本国利益”。中国媒体批评这是安倍的“表面一套”，但不可否认的是，缓和紧张的周边外交对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要，尤其是避免对华关系冷却也的确符合自民党重要支持力量——企业界的期望。

二是，奥巴马政府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事实上，安倍为实现年内参拜，11月中旬曾专门派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赴美协调，卫藤晟一陆续会见了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著名知日派、原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亚洲高级部长）等要人，美方以“奥巴马总统并未对参拜表示理解”“参拜将影响日本国际评价，降低在亚洲影响力”“将恶化日韩关系”“将给中国以口实，适得其反的结果将对中方有利”等理由明确反对。安倍参拜完数小时后，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迅速发表声明对安倍之举表示“失望”（disappointed），其背后根源就在于此，而美国如此明确地公开发声明批评实属罕见。

但是，来自核心支持力量的压力、安倍自身的信念与承诺、同中韩改善关系的无望，以及对自身政权的自信，促使安倍最终决定参拜。

正如共同社分析所言，“安倍周围积压了很多不满，尤以期待其参拜的保守派为甚”。这部分势力是自民党的主流群体，也是安倍的核心支持力量，这些势力确实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实际上，安倍上台后，议员参拜呈现出空前的规模，4月春季例行大祭共166名议员参拜，创下1989年以来人数之最，10月秋季例行大祭多达157名议员参拜。

安倍在上台前的2012年10月进行过参拜，按照“每年至少一次”的惯例，今年10月秋季大祭时就应参拜，但当时正处秘密保护法审议期间，舆论反弹严重，加上伊豆大岛正遭遇台风灾害，安倍未能参拜。这引发保守力量强烈不满，自民党总裁辅佐官萩生田光一不得不召开记者会灭火，安抚称“安倍首相已表示组阁1年内会参拜”“首相反复地说对靖国神社的感情未变，他注意到了任期内某个时点应参拜、至少每年参拜一次的呼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倍在上台满一年之际若还不参拜，就成了“失信”，必然引发核心支持力量的批判。而且，若年末再次放弃，到明年4月春季例行大祭前将没有适当的参拜时机，因此周围对其参拜的期望值陡升。并且，明年4月恰逢消费税增税正式启动，经济景气状况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政权支持率很可能随之出现大幅跌落，从参拜时机选择上而言，拥有稳定高支持率的现在显然要比明年4月更合适。

此外，对于安倍及其周围幕僚而言，同中韩关系的改善显得遥遥无期，而且在短期内显然还需要中国这样的假想敌，以营造日本需要修宪、需要强化安全保障的外部氛围。

明治学院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川上和久也分析认为，“安倍上台后，曾对中国、韩国有所考虑，但两国的‘反日姿态’并未改变，这恐怕也让安倍倾向于走向参拜吧”。在自民党内仍然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小泉纯一郎也在11月中旬明确鼓励安倍参拜，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并非中日关系障碍，辩称“在我之后，日本首相没有一人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因此变好了吗？”，并称赞“安倍首相应对中国的措施很好”。

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下，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实现了其个人在首相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的宿愿，但却让为改善中日关系默默付出努力、期待中日关系回暖的一大批民间及政府人士的宿愿化为泡影。安倍在参拜后发表谈话称“我在战争牺牲者的英灵面前，再次表达了今后将坚持永不再战誓言的决意！”安倍还提到中曾根康弘等首相也曾参拜过，但一样能为中日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安倍恐怕也深知，中曾根康弘参拜了一次即认识到中韩受害国不满后，便及时修正了路线，此后再也没有去，并在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时予以劝阻。中曾根康弘曾在北大的演讲中也强调“中日要永不再战”，但同时也指明了其前提，即“要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我们就必须抱有相信对方的信念。唯有如此，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惊涛骇浪，中日两国关系就像拥有了永不迷航的罗盘针一样不再迷茫”。

但今天的安倍，抱有相信对方的信念了吗？所作所为能让中国相信吗？而中国呢？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用意

桥本隆则

2013年12月26日，恰逢安倍第二次内阁一周年之际，安倍首相突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也是继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2006年）相隔7年以后，在任首相再次参拜。

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因内政与外交之顾，安倍选择了与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策略。所以他暂时放弃了参拜靖国神社，而在辞职离开时，安倍却说没有参拜靖国神社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当去年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以绝对的优势，打败执政的民主党后，外界就在猜测：作为右翼战犯子孙的安倍会在何时参拜靖国神社？但刚坐上首相宝座的安倍却表现得很谨慎。一边说想去靖国神社祭祀英灵；一边也在关注国际舆论的变化，迟迟没有行动，大家都戏称安倍的靴子何时会扔下来。[1]

其中在今年5至7月的安倍特使秘密访华时，日本方面就向中国提出：如果中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安倍今年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今年不参拜不等于明年不会参拜，中国方面基于综合考量，拒绝了安倍无条件恢复中日首脑会谈的提议。

同时安倍政权近期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假想敌，借此或许可以顺利施行安倍内阁提出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达到扩充军备的目的。所以安倍内阁认为：近期不与中国改善关系，反而可以顺利进行国内修宪。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时机的决定，也基于这个结论。

安倍想要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另一个障碍就是韩国。同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因为日本在独岛问题的对应，以及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从上届的李明博政府到本届的朴瑾惠政府，韩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未能改善。就算在本月，日本援助韩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子弹一事，也遭到韩国国内舆论批判。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方面认为：既然韩国与日本关系近期不能改善，还不如先冷到底，再谈改善。

另一个方面，因为朝鲜形势不稳定，韩国现在不会向日本施加太大的压力。从这次日本向韩国维和部队运输子弹的事例就可以看出，韩国军方与日本自卫队在水面下的交往很多。

美国方面也是这样。在两个星期前，日本政府与美国悄悄地讨论了关于普天间基地的转移问题。因为安倍政府的努力，前几届政府均未解决的基地问题出现重大转机，这个举动也受到了美国方面的极高的评价。所以，当日本政府向美国透露，安倍可能在年内要参拜靖国神社时，并没有遭到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或许也只是美国新驻日本大使肯尼迪没有反对）。

回到安倍本身，安倍首相自身一直把要参拜靖国神社挂在嘴边，但安倍也明白参拜行为不能鲁莽进行。

安倍首相从去年到今年一共进行了三次参拜的准备。

第一次是去年刚刚当选，想马上去靖国神社报告好消息；但因一是怕日本国内舆论压力，二是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对此态度尚不明朗，之后只好放弃参拜。

第二次就是今年10月中旬，安倍首相跟周边人说，与其和中国不能进行首脑会谈，不如在这个时机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因国内正在进行《日本机密保护法》的议会审议，怕引发舆论反弹，最后也只能放弃，放出风声是给周边国家一个面子。

第三次就是昨晚，安倍向周边再次下达指示：明天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自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真的就了无遗憾了吗？中韩为何与日本关系紧张，难道靖国神社不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安倍一直辩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不希望美国干涉日本内政，但是不要忘了其中100多万士兵均阵亡于太平洋战争。历史的反省不仅仅是中韩两国的问题，也是亚洲各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日本的要求。

现在，每年还有很多人前往靖国神社悼念各大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西乡隆盛。这位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日本现代军队的奠基人，因为政见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离开政府，离开军队，回到熊本老家。但是因为明治维新触动地方财阀、军阀等各方利益，引发了日本反抗明治政府的西南战役。西乡隆盛被他的学生推举为总元帅，可是西南战争失败，西乡也战死。明治政府认为西乡对明治维新的贡献巨大，所以很快撤销对他国贼的指控，为其平反。政府为他树碑立传，西乡离世后哀荣一片。但是这样的功臣依旧无法进入靖国神社，而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却堂堂正正地接受万民祭拜，对此，日本人有很大异议。

安倍此次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为消除个人遗憾，也是日本向世界表达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但安倍在祭奠英灵时是否想过：当日本政府下令发动战争时，那么多无辜的冤魂向谁倾诉；当日本战败差点遭受亡国之痛时，这些元凶也因自己的罪恶遭到审判。他们是日本国家的英灵，还是亡国的幽灵？

日本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制订《日本机密保护法》，更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提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试图建立国防军，最后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每一步都踏在战前准备的鼓点上，如果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深渊，所谓没有遗憾的安倍，其人生将会遭到更大的遗憾。

[1] 侯宝林先生在相声中提及的典故：一个房客半夜回家，扔完一只靴子后，迟迟不扔另一只。

日本为什么不认错

杨恒均

又到了8月15日。这本来是值得亚洲国家庆祝的纪念日，可偏偏每年都被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阴影弄得阴云密布。同为二战战败国，德国两任总理（勃兰特、科尔）先后跪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让世人感动，也让德国人再次站起来。日本政客不下跪也就罢了，却偏偏去参拜被绞死的战犯。

多少年来，全世界在期盼日本学一下德国，可等来等去，日本人确实开始学德国了，不过不是学战后深入反思的德国，而是学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不久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说，建议借鉴1933年希特勒修改德国魏玛宪法，在静悄悄的环境下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当今一位大国的国家副领导人，竟然说出要学习希特勒，冲破了国际社会早就达成了共识的底线。虽然他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收回所说的话，但把责任说成是人家误解了他。我注意到，他并没有道歉，更不用说反思为啥自己对希特勒脱口而出了。

设身处地的为日本想一下，修改《和平宪法》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部宪法是美国占领日本时，由一位将军（麦克阿瑟）口授的，六十多年几乎没有动过，这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多次修改过自己的宪法。目前，并没有国际法或硬性规定日本不能修宪。但问题是，日本一直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躲躲闪闪，让周边国家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宪法》成为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唯一凭借。如果是德国、意大利要“强军”，国际社会一定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日本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反思自己的罪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有人归咎为日本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我认为这扯得有些远，且说不清，如果一定要说到历史，我倒认为这与战后日本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与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脱不了干系。

美国人占领日本后不久，冷战就爆发了，日本很快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依赖的盟友，而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战败的日本几无发言权。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猛，很快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一时风头无二，反观被他侵略过的那些“战胜国”，一个一个都被它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日本真心反思它的侵略罪行，它还真不太服气。上面提到的“大嘴巴”麻生太郎就曾经说过：台湾现在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因为当初日本占领时实行的日式教育的结果。这话是不是隐藏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当初亚洲不抵抗，都让日本占领，是不是现在发展会快一些？

至少对于日本来说，“占领”不是坏事——日本的崛起就是在美国的占领之下才完成的。很难想象日本这种没有民主思想渊源，也缺乏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严重学偏了的情况下，没有美国人的强力占领与强迫，会成为什么样的祸害。但虽然占领了日本，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战败国。美国根本没有经历、也很难体会到遭受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亚洲国家的感受，这种感受犹如犹太人对希特勒纳粹的一样。

相当部分的日本人至今还坚持认为，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希特勒纳粹，因为希特勒与纳粹头子们并不仅仅是犯了战争罪，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屠杀犹太人，犯下了反人类的屠杀平民、种族灭绝罪。他们辩解说，日本在亚洲没有犯下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罪，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只不过是交战双方，一些“暴行”是在双方交战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我想，这话日本人对美国说，可能符合事实，日本偷袭珍珠港，仍然属于战争范畴。美日太平洋大战，更是飞机对大炮、兵对兵，赢了输了，也就是一场战争，正义与非正义，是由胜利者来定的，并无多大意义。更何况，当初日本人不是打着防止西方入侵、殖民亚洲的金字招牌？

所以，美国人占领日本后，是相当宽容的，根本没有像盟军对待纳粹德国一样，不但从制度与组织结构上，还从社会与思想领域，彻底清除纳粹思想。美国不但保持了日本的天皇制度，还放过了不少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罪行的战犯与屠杀者。对美国来讲，这可能已经够严格了。

可是，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绝对不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日本人在中国屠杀的平民不计其数，强奸的妇女（甚至强奸后还杀死的）根本和军人作战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就亲口告诉我，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村子里一位妇女没有跑掉，大家从山上（避难的山）下来后发现那位妇女被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捅死了。

这种屠杀并不是孤立的，更不用说南京大屠杀与731部队等。日本人对中国人所做的，决不是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而是包含了极深的种族仇视与仇杀的。有些罪行例如种族清洗与仇杀，同类（同族）之间是很难做出来的，集体失去理智进行屠杀的也并不多。这一点，正如自认为优秀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一样，有些暴行很难让你相信是人类对同类可以做出来的。日本人对异族的屠杀正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清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认为“大和民族”是亚洲最优秀的，同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如出一辙。

二战中最终打败日本的是美国，占领日本的也是美国，而美国不但没有遭受到日本的种族仇杀，甚至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与日本很快握手言和，两国联合起来对付曾经被日本占领过的民族包括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下，战后的日本哪里会去深思自己的罪行？

这是美国与日本的责任，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不是没有责任。清算比战争罪更邪恶的屠杀平民与种族清洗，往往要复杂很多。二战后，犹太民族坚韧不拔、坚持不懈，一个一个把屠杀者绳之以法、送上绞架或者送进监狱，且利用自己的财力与影响力，把“纳粹屠杀受难者纪念馆”建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加上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决策，这就促使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惩戒要严得多。我们也知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西方人声称“犹太人大屠杀”是犹太民族虚构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见，定战争罪容易，定反人类的屠杀平民与种族清洗就不那么容易了。

想一下亚洲那些一盘散沙的弱小民族和中华民族，二战还没有结束，我们就自己开打了，随后一折腾就是几十年，关起门来内斗，什么时候想到要对日本屠杀者进行清算？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才想起来重修“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数量超过犹太人数十倍，甚至连经济实力也不差于犹太人，但有几个组织与个人在世界各地揭露日本暴行，游说各国政府重视对日本的制裁？

于是我们看到，前几年，犹太人还从南美抓回了80多岁的纳粹战犯，而日本的战犯和他们的后代呢，一直活跃在日本的政坛上，在同我们搞“日中友好”。日本不反省是他们的事，但有些事，我们也该反省一下。

安倍晋三，是项羽还是刘邦

野岛刚

最近日本政界有不少人在议论“安倍晋三变了”。这话是说与2006年第一次安倍内阁时相比，安倍发生了变化。当然这里是指含有褒义的“变了”。

然而安倍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的日本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现阶段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靠谱的定论。

据我的观察，安倍不是项羽，而是想要成为刘邦。众所周知刘邦和项羽都是中国古代的英雄。秦朝末期楚国武将项羽作为伐秦反军的核心人物，歼灭秦朝成就霸业，被尊称为“霸王”。而刘邦则打败了项羽，成为汉朝的首任皇帝。

安倍究竟了解多少关于项羽和刘邦的故事尚不得而知。但最近的安倍，正打算从项羽式的领袖向刘邦式的领袖蜕变。这一点确定无疑。

过去我在报社曾负责报道与自民党相关的新闻。大约4年前，有一次出席某位政治家的生日聚会时，安倍很偶然地坐在了我的邻座。当时他只不过是在野党自民党的一名议员。

“最近在忙些什么呢？”面对我这样的问题安倍回答道：“向各种各样的人请教，寻找那些将来一旦有什么需要时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是“呵，这个人并未放弃再次担任首相的想法啊！而且他也在反省自己上一次的失败，正努力转型试图改变自己身上的领导者类型”。

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安倍晋三作为年轻首相充满自信，像项羽一样事事都自己冲在前面。这种姿态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当时安倍是意识到了前任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姿态。作为项羽式的强势领导人，小泉在任5年时间里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安倍曾经也认为自己能成为小泉式的领袖。然而实际上，除非具备小泉身上的那种独特个性，否则在重视“共识决策”（注：决策过程中注重集体意见）的日本社会里，项羽式的领袖很难取得成功。

军事天才项羽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战争中百战百胜，还特别受美女青睐。可以说事事顺利。据说每当获胜之时项羽都对部下说“何如”。大意是“我表现怎么样？很厉害吧。”

另一方面，农民出身的刘邦虽然不学无术，但他能认识到自己能力不高，充分发挥那些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的潜力。虚心倾听他人意见的刘邦夺取了天下。韩信、张良等人都集结在刘邦麾下，最终攻破项羽成就大业。据说刘邦的口头禅是“如何”。意为虚心向别人征求意见。

在当时的众多有能之士看来，与常说“何如”盛气凌人的项羽相比，以“如何”的姿态虚心征求意见的刘邦更有领导者资质。他们认为拥立刘邦做领袖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10年前当首相时候的安倍只顾着理想、理念先行，政治能力尚未成熟。他身边没有特别值得信赖的智囊，周围多是惟命是从的老好人。所以时逢重大局面之际，安倍在决断和政策上的失误接连不断。民意是现实而残酷的。很快他就人气尽失，最终辞去首相之职。可以说这很像当年项羽的败北。

相比之下，如今第二次安倍政权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重要领域都汇集了才干超群的军师。金融政策方面的智囊是耶鲁大学教授浜田宏一，对安倍经济学给予理论性支持；经济政策领域的智囊是原经济企划厅长官、评论家堺屋太一；外交政策方面的智囊是原外务省事务次官、早稻田大学教授谷内正太郎……这些专家有时作为安倍的老师传授给他建议，据说他们也曾向安倍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看起来安倍确实变了。

眼下关于安倍政权，日本社会总体上是给予支持的。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安倍虚心听取智囊们的意见，试图努力将他们所提倡的政策落到实处。

不过即使假设安倍能成为刘邦式的领袖，但仅凭这一点也未必能解决好日本社会的诸多难题。例如最近曝出的福岛核电站高浓度核污水泄漏事故，外界批评日本政府应对迟缓。据说当地一些情况紧急的现场信息并未完全传递到安倍那里。把很多工作都委任给部下去做的话，有时领导人的果断决策就会变得很难。核污水泄漏事故就是个很好的实例。

今后，核电站事故的相关问题能否解决？消费税率增加到10%的政策能否实施？长期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能否走向复苏？日本能否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重振外交？……难题堆积如山。7月份参议院选举大获全胜后的1年时间，对于安倍来说无疑是一段宝贵的时间——让他亲自去证明自己能否成为“刘邦”。

摇摆中的日本自卫队
——兵器篇

朱江明

近日，一则标题为“曝美日对华战术自卫队单扛中国第一波攻击“的新闻中，一位军事媒体的主编认为美国将日本定位于“牺牲打”：如果在东亚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日本需要独立扛住中国的第一波打击，美国才会介入时态收拾局面。事实上，这并非一次如棱镜门一样的美国泄密事件，只是某位学者的个人观点。媒体用这样的标题主要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

与上一则新闻相比，日本刚刚发布的新《防卫白皮书》显然更为权威，在这份白皮书中提到，“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严峻性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防军费不断增长，军事和安全保障的透明度不足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关切事项；考虑到中国公务船多次驶入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日将通过参加联合军演等方式提高自卫队作战能力“。这并不是日本近期发布的唯一有关提高自卫队作战能力的官方文件。就在本月日本执政自民党向安倍政府提交了新一年度的《防卫计划大纲》，大纲草案中提到，自卫队除了应该建立海军陆战队之外，还应该拥有攻击敌人基地的能力，建议日本采购美军新配发的鱼鹰直升机以及战斧导弹等先进武器。

日本自卫队未来可能的战略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外界很难确切获知，但是我们可以从其历史发展情况，分析出自卫队的一些特点。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变为美军在东亚最重要的前进基地。基于美国冷战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军当时将台湾、韩国视为前线，日本则被视为二线主要支撑点。1955年美国允许自卫队成立，同时将美军在东亚地区的补给后勤业务交给日本，日本自卫队的军工体系技术也都来自于此。刚成立的自卫队受到的限制并不苛刻，一战后德国不能拥有坦克和战斗机，美国不仅允许日本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和坦克，还允许日本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就在自卫队成立的那年，美军向日本转移了F-86F喷气战斗机的生产技术，并且提供了M48坦克的部分生产技术。根据这些技术，日本后来研发出自己的61式坦克并且能自行生产战机。从自卫队建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自卫队的战略角色一直相对模糊。根据日本宪法规定，他们没有交战权，没有集体自卫权，政府也没有任何战略规划权。当然，此时的日本确实面临苏联方面的压力。苏联控制下的北方四岛距离日本最近处仅有20海里，前苏联海陆空火力均可以威胁到日本本土。为了应对可能的苏联登陆，日本不得不全力发展坦克武器等陆军装备，希望以此来抵消苏联的装甲优势。在冷战结束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居然装备了上千辆坦克，其中还包括曾被媒体排名为10大坦克之首的90式坦克。反观与日本类似的岛国英国：在冷战结束后，挑战者1、2型坦克的装备总数不到800辆；1993年干脆关停了坦克生产线，等现役坦克退役之后英国将彻底没有主战坦克。亚洲其他的岛国如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家，干脆就没装备过主战坦克。

整个冷战期间，日本自卫队除反苏联登陆作战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战略需求，其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也是立足与美军协同作战的需求。在冷战期间，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依托本国岛链封堵苏联太平洋舰队，避免其进入西太平洋威胁美军以及韩国的安全。基于二战的教训，日本还在积极发展反海上封锁的军事力量，重点就是反潜和海上扫雷。日本现在仍然具有世界第二的反潜能力和世界第一的海上扫雷能力，以避免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遭到敌方的封锁。

前苏联的彻底消失，使得自卫队失去了对手。很长一段时间，自卫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定位。新型装备虽然仍旧不断地投入现役，发展方向却依旧模糊。海上自卫队研发了3个型号的两栖攻击舰，尴尬的是，两栖攻击舰有了之后，自卫队中却一直不存在海军陆战队的编制（没有陆战队的两栖舰艇跟没有飞机的航母差不多）。

在长达10多年的冷战后时期，日本自卫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作之后，终于在本世纪初，日本防卫厅给自卫队找到了新的角色----积极配合美军进行国际安全行动。2001-2002年，自卫队出现了三个标志性事件：研发新一代主战坦克、研发新一代大型运输机和成立防卫本部直属的快速反应部队（就是近期被媒体炒得火热的自卫队准海军陆战队西普联）。新研发的10式坦克比过去的90式坦克重量下降了6吨，方便快速部署。显然，日本已经放弃了冷战期间的设计思路，坦克兵器主要任务从对抗苏联红军装甲集团转变为海外部署。新型坦克不仅重量有所下降，设计上更偏重于城市作战。新坦克和上一代90式坦克并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上一代90式坦克仍会继续装备在北海道的自卫队中，以对抗俄罗斯方向的登陆；新坦克则用于快速海外部署和城市作战。新一代运输机除了对战术性能的要求之外，还对其飞行经济性提出了要求，最终成为日本现在的C-2大型运输机，该机的运载重量超过30吨，正好相当于前苏联IL-76运输机的水平。

国内评论员普遍认为，日本一直希望通过渐进式的方式，隐蔽地实现强大军力。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恐怕高估了日本的战略规划水平。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在2008年之前的文献中未明确自己的对手到底是谁。此前日本虽然在积极发展远程机动能力，可是从其新研装备来看，更适合伊拉克和阿富汗此类低强度治安战。例如其新研发的10式主战坦克，重量就比老90式坦克轻了10吨，仅有48吨。而同期研发的欧美新型主战坦克普遍重量超过55吨，代表欧美主流的豹2型坦克和阿布拉姆坦克重量已经超过60吨，以应付更多的空中和地面火力威胁。日本减轻重量的核心原因还是希望更多的参与到美军在海外的反恐行动中，重型坦克并不利于长途机动。

2008年之后，日本的官方报告中才开始正式将中国列为可能的对手。如果日本在2002年已经准备好武力解决钓鱼岛问题，那么其装备发展方向应倾向制海和制空。而事实上，日本现在仅有自产F-2战机具备现代制海能力，其总数只有95架左右，其中28架在2011年的地震中被海啸淹没报废，只剩不到70架的现代制海战机无法对抗日益强大的中国海空军。日本装备F-15J战机已经近30年，全部电子器材过于老旧无法进行现代化空战，中期升级计划却一直因为预算问题无法通过。吊诡的是，C-2运输机一类支援型装备却能够顺利通过预算审核。仅从装备的发展情况来说，日本政府高层对于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发展一直很模糊，并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这种战略上的不确定，导致自卫队的训练和装备进步很慢。现在看来，日本自卫队曾经一度领先于中国的海空军力量，但是已经被迎头赶上。2005年以前，除了二炮部队之外，中国海空军力量对日本自卫队均处于绝对劣势，而现在却都已经可以分庭抗礼。核心原因在于日本武器装备研发无远期规划，对新的战略转变支持不足。同时冷战后日本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武器装备的研发，消耗掉原本具有的科技工业先发优势。未来日本要在海军装备上重新全面压倒中国，存在很大的困难。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骚动的深层

刘柠

（资料图：中国展示钓鱼岛归属的历史证据——编者注）

2012年9月11日，日本野田（佳彦）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将尖阁诸岛（日方对钓鱼岛的称谓）“国有化”的决议。至此，折腾了大半年之久的钓鱼岛“所有权归属”问题，便以这种为日方单方面操作的“非法、无效”的形式，划下了句号。然而不承想，句号竟成了一出大戏的序幕——这恐怕是中日两国都始料未及的：9月15日开始的一周，在中国内地五十多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规模空前。激愤的人群打着“还我钓鱼岛”“抵制日货”等反日标语，朝日本使领馆内投掷鸡蛋、饮料瓶，袭击日系车辆和车主，焚毁日资公司和店铺……影响所及，不仅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庆典等两国政府计划中的一系列纪念活动被迫中止，舆论对峙、文化反制（如涉日图书下架、新书禁止出版，影视作品从相关视频网站遁形等）日益升级，已严重波及两国经贸，致中日关系大幅后退，甚至有“归零”的风险。

如此结果，当然不是中日两国的愿望，其巨大代价，更是中日关系难以承受之重。那么，日本何以会在四十周年的节骨眼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铤而走险，点燃钓鱼岛“国有化”的导火索呢？在笔者看来，日本之所以走这一着险棋，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远因、近因综合“发酵”的结果。其中，既有日本“内急”的因素，也有作为“外因”的中方的刺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先谈远因。日本作为岛国，对海洋有先天的依赖。一方面，大海是一道天然屏障，使岛国得以偏安于东海之一隅，远离大陆的兵燹战祸。“神风”的传说，既是民族记忆，也是文化基因。另一方面，近代开国以来，海洋又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资源的保障：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均有赖于海上交通航道。因此，明治维新以降，日本所有对外的强烈主张，包括历次对外战争，无一不是在捍卫“通商国家”权益的名义下展开的。典型者，便是山县有朋的所谓“生命线”与“利益线”说。可以说，日本的海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单纯是近代启蒙的结果。

同样，出于这种基因，日本对大陆邻国海权意识的觉醒极为警惕。甲午一战，日虽然大获全胜，信心大增，却也强化了维护海上霸主地位的心理负担，看待外部世界的心胸变得更狭窄。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一向极其重视台湾。在它看来，台海只要维持目前现状，中国便无法真正成为海洋国家，而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一个缺乏出洋口的大陆国家便不足以对日本构成威慑。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并没有那么焦虑，或者说心里其实比较踏实。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海权意识却在猛醒。这不仅仅是源于近代以来备受列强凌辱的“伤不起”的近代史，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也使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并深受其益，从一个前工业化国家，迅速转型为“世界工厂”，对能源、资源及国际市场的依赖已成为不可逆的现实需要，且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视界越过大陆的边界，直抵海洋是必然的。远的不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降，受《河殇》洗脑的两代人已负笈重洋，学成归来，成为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或权力精英，所谓摒弃“黄土地文明”、拥抱“蓝色文明”的说教，已不仅是主观诉求，借用日文的表达，更成了某种诉诸“皮肤感觉”的东西，直接而生猛。诸如突破第一岛链，确保通向太平洋的出洋口，从而在21世纪成为“海洋强国”的思维，早已突破精英话语的框架，成为政、军、财三界的共识。这一点，从过去十年来主流商业媒体对海权问题的关注度和“辽宁舰”从引进、改造，到实现零的突破上亦可见一斑。

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高度增长，对国际市场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加剧，对受制于内陆资源不足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担忧日益强烈，鉴于因人均耕地有限而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4），因“世界工厂”的能耗剧增而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为纯石油进口国，不到二十年间进口依存度达到2010年的55.6%，已接近60%～65%的警戒线），及因环境破坏和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而面临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人均淡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值的1/4，北京等大城市则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3）的三重危机的大背景，中国近年来确立了“向海洋要粮食，向海洋要能源，向海洋要资源”的战略方针，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明显提速。以海上石油开发为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与相关海外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储量，198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并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正式致力于油气开发，增长却相当快：1990年生产量达100万吨，1996年达1000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实现了“海上大庆”（即海上石油产量与大庆油田相当）的战略目标。至2010年，石油增产量的八成，是靠海上石油实现的。其中，虽然钓鱼岛所处的东海海域的开发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却引发了日本极大的担忧和警惕。2008年，在关于钓鱼岛周边海域几个油气田的合作开发的谈判中，日方一再表示，因中方的“开发”活动，“中间线”（虽然中方并不承认所谓“中间线”原则）以东（即日本一侧）的油气资源不无被中方“吸过去”的危险，在专业人士中间传为笑谈。

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在海洋开发战略上的高调推进，确实刺激了日本。但日方在不同的时期，却呈现出不同的反应。譬如，1992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对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和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对此，日本仅以书面照会的形式表示“抗议”，却并未作出过激的反应。与此同时，反而率先解冻了对华贷款。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开1989年后西方政府首脑访华之先河，力促中国“复归”国际社会。应该说，在彼时中日两国当政者的心中，尚存在并珍视对钓鱼岛的“搁置”共识。甚至在中日关系空前恶化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虽然围绕靖国参拜问题和历史问题，两国严重对立，双方媒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但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共识却并未被颠覆。

急转直下是在2010年。那一年，中国继北京奥运之后，成功举办上海世博，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救市主”的角色，中日两国经济大国地位也历史性地易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老二”。9月，一只中国渔船在钓鱼岛周边水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海保）巡逻艇发生冲撞，船长詹其雄遭逮捕，并被日本那霸地方法院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起诉，遂引发中方强烈反弹，迅速升级为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并道歉、赔偿；日方则坚持以所谓“国内法”严肃处置的立场，誓将詹姓船长付诸司法程序，送检、审判。后在中方强大的外交压力下，由执政民主党大佬小泽一郎出面，说服首相菅直人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又由中央政府出头，对冲绳县地方政府和那霸地方法院施压。17天后，詹其雄获释，乘中国政府的包机回国。

一时间，日本列岛被一片悲情的海洋淹没：双方船只在经过短时间的追逃、对峙后，中国渔船掉头猛撞“海保”巡逻艇的视频画面被反复播放；赴任未久的首任“民间大使”丹羽宇一郎，在北京被中国副外长、外长连续五次深夜紧急召见、表达抗议等细节被放大；作为“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一向引为标榜的“司法独立”在外压之下呈露破绽，行政干预司法的“耻部”在中方的眼皮底下毕露无遗；不仅如此，詹船长前脚获释回国，对日稀土禁运等报复性措施接踵而至……羞愤难当的日本，造了一个新词来泄愤——“暴力中国”：难道这就是那个日本曾长年提供巨额经援，在其遭遇困难时，为其无私输血，力助其实现对国际社会复归的、曾几何时“中日友好”不离口的大陆邻国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日本来说，撞船事件是一个拐点。至此，曾长期为中国所奉行的“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外交政策成为过去时，代之以“有所作为”的强硬姿态——中日关系从此进入“后2010”时代。日本最著名的意见领袖之一、《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在2010年10月6日的报纸上，以《致中国友人的一封信》的形式如此写道：“不承想，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那个秋天祝捷的礼炮，竟然是对日禁运……”作为一路见证了邻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左翼知识人，他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报复性措施与“韬光养晦”政策的“扬弃”联系在一起，并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通货、贸易、海洋，对于曾给中国带来巨大实惠的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体制，中国为什么不（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呵护、培育它而付诸更大的努力呢？”在文章的最后，他断言道：“如果中国的这种做派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除了与其长期斗争外，别无选择。”

事实上，船桥的文章，成了两国关系“后2010”时代的宣言书。紧接着，2010年底，日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大纲》。作为民主党政权下出台的第一部“大纲”，与2004年出台的前一个版本相比，大大强化了西南诸岛的防御力量（包括增派驻军、增设潜水艇、提高日美联合军演频度等），并提出了旨在周边事态恶化的状况下，可与同盟国（即美国）密切配合，以灵活应对非常事态的“动态防卫力”（Dynamic Defense）的全新概念，其针对性十分露骨。对此，中方自然看在眼里，在强化反制措施的同时，基本形成了对所谓“日本新军国主义化”的共识。

今年1月17日，《人民日报》首次将钓鱼岛列为“核心国家利益”区域，着实让日本大吃一惊。在日本政治精英看来，中方所谓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定位，此前只用于台湾、西藏和新疆。把钓鱼岛“核心国家利益”化，表明了中方在该问题上不妥协的强硬立场，给日本以沉重一击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右翼鹰派保守势力提供了一个在该问题上趁机制造事端的借口。后来的事态证明，从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有化”，到野田内阁的“国有化”，应该承认，日方的“借力回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而从二人在石原运作“都有化”之初便开始接触，野田早在今年5月，便在首相官邸召集高官对“国有化”问题做出过详细指示的背景来看，似乎亦不能排除二者从起初就合演一出“双簧”的可能（一种猜测，并无确证——聊备一说）。

再谈近因。先说结论：即使上述远因统统成立，且无一不充分发挥作用，钓鱼岛问题也断无非得在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节骨眼上“发酵”的道理（包括两年前的撞船事件，可以说都蕴含着其他的可能性，可却偏偏导致了最坏的结局）。之所以导致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除了两国关系中官方主导的“顶层结构”过于肥大，而民间交流的“低层结构”严重不足、基础脆弱的先天不足之外，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民主党政权的执政经验不足，对此前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传统、思路和资源未及充分消化、吸收，而急于贯彻自己的外交路线和主张，结果不免捉襟见肘。

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比较民主、自民两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应对时注意到，自民党的操作体现出一定的政策灵活性。说白了，就是面向国内舆论和中方的“两张皮”：对内，虽然它也从未明确承认过主权争端，但面向中方时，却比较照顾对方的立场和“面子”，大体恪守了“默认”的底线。而民主党则尚未学会这种狡狯的“政治智慧”，给人以比较“嫩”的印象。

其次是民主党政权鉴于过去自民党时期官僚集团过于强势，力主以“政治主导”取代“官僚主导”，即由选举上台的政治家（阁僚）说了算，而在身份上属于公务员的官僚靠边站。在外交口，则表现为外相直接指挥“民间大使”，被称为“中国帮”（China School）的、长期从事对华外交的职业外交官集团受到整肃，被边缘化，以至于外交官阶层的能力和智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被认为是民主党政权对华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6月，丹羽大使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批评石原慎太郎的钓鱼岛“都有化”方案，“将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其重大的危机”。这明明是活跃在对华外交现场的“民间大使”的肺腑之言，且对牵制石原的盲动、拂拭北京的不爽不无助益，却反而招致外务省的不快。结果，年逾古稀的丹羽大使被紧急召回东京，接受比自己年轻二十五岁的外相玄叶光一郎的训诫。如此光景，或多或少挫伤了职业外交官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使他们为避免动辄得咎，尽量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这也是在此番“国有化”骚动中，日外交口未能与中方充分沟通，进而起到“减震装置”（Cushion）作用的原因之一。

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当然，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是一贯反对任何旨在使日方的“实效控制”合理化、合法化的法律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都有化”，还是“国有化”，结果都一样——统统是“非法、无效”的。可虽说如此，在持续半年之久的事态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可检讨的空间。譬如，既然中方对日方单方面所实施的任何打破钓鱼岛“搁置”现状的法律操作，都采取“零容忍”立场的话，为何不在石原操作“都有化”的阶段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以强烈的信号敦促日方“悬崖勒马”呢？如此，是不是可以避免后来从中止“都有化”，到实施“国有化”，直到以极端暴力、反文明的反日运动收场的连锁反应呢？痛定思痛，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反日运动的代价实在是太过惨痛了。

最后一点，必须承认，石原对中方的发难，其对时机的把握堪称精准。他料到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庆事件及应对十八大的情况下，难以对其挑衅采取极端的反制措施，遂试水“都有化”。对石原父子来说，无论“都有化”本身成功与否，他们都不会是失败者。野田其人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以“国有化”取代“都有化”，既可牵制石原挑衅中方的“暴走”，又不失为对中方的“恻隐之心”，同时一举实现日本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念兹在兹的战略梦想，自己俨然可跻身战后最伟大的首相之列……

然而，这幅看上去很美的构图，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中方的承认，至少是默许。否则，一切白搭。而事实恰恰表明，事态正朝着后者的方向转化。

美国人眼中的中日关系

高昱

导语：在华盛顿看来，钓鱼岛和靖国神社不过是些围绕次要甚至微不足道的利益而争斗，却可能会迅速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对抗乃至战争，美国不得不卷入并站在日本一边，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要说服美国民众支持，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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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游学期间，由于语言不太过关，我每周还到Cambridge市的公共图书馆上两次免费的英语课。班上的学生自然来自五湖四海，亚洲的学生除了来自中日韩，还有来自泰国、伊朗、斯里兰卡以及来自印度的一对老夫妇；拉美的学生以来自哥伦比亚、巴西为多；欧洲的学生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

因为是免费课，学生并不固定。经常有半路回国的，自然也有很多中途加进来的，所以经常要进行的一个活动是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老师和同学们会针对你提一些问题。有一回，我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中国的新闻周刊编辑，右手的一个新同学接着站起来，介绍他也是一名媒体编辑，来自日本的共同社。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历史恩怨的两个国家或民族的人，在这里碰到一起是很常有的事。一般情况下，外人会有意回避，但当事人大多可以坦然面对。比如和我们同期的尼曼学员有一个越南独立作家，还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围绕中国是否自古就不断侵略和奴役越南，展开激烈而认真的讨论。但这个来自日本共同社的编辑先生非常谨慎，我问他如何看中日关于钓鱼岛和靖国神社的争议，他嗯嗯啊啊地，搞不清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回答，让人觉得很没意思。

当然，日本人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他们衣着整洁，态度谦恭，频频微笑点头，是最有教养的对话者。在哈佛跟美国知识分子说起中日关系，他们首先都会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表示同情，然后慨叹兽化了的日本人暴行是多么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谦逊教养跟变态邪恶是如何共存于日本民族性深处的。如果你遇到的正好是一名心理学教授，他或许还会跟你探讨一下力比多、荷尔蒙与战争中人性的关系。

相当多普通美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是：日本100年前侵略和欺负过中国，后来二战胜利，日本被缴械了。而今的中日冲突，一方面固然有日本死要面子不认历史错误的缘故，更主要的现实原因是，中国在转移国内矛盾。在他们眼中，现在的日本比中国更像个正常国家，这当然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别。

总体而言，美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观感更好一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日本二战后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更早地进入了西方体系，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交流更为便利和频繁。不过，一些情况在发生改变。一个带孩子来哈佛上夏令营的华裔日本母亲告诉我，他们在东京，很难找到美国人做女儿的英语老师，语言学校里基本没有美国教师。我跟她讲，现在北京上海，从学前班到成人英语教育的培训机构里，美国外教毫不稀罕。她感叹道，那是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景，现在没有什么美国人去日本工作了。

更大的变化在于，很多美国知识界和政经界精英，已经把中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了。与普通美国人不同，他们不会只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而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待日美同盟、东亚局势以及中美在全球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日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维护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所领导的东亚和西太平洋秩序。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军事力量崛起，必然会破坏美国眼中的地区稳定。因此，无论是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国务卿希拉里提出重返亚洲战略，还是第二任期国务卿克里支持加强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日本酝酿军备全面重整方案，都是在加强美日军事安保合作，遏制中国冲破岛链。

但另一方面，中日冷战日渐激化，也让美国烦恼不已。《华尔街日报》最近说，中日关系中毒了，也是这种心态的体现。目前中日关系的两大导火索，一是钓鱼岛归属，二是参拜靖国神社，韩日冲突也类似。在华盛顿看来，这不过是些围绕次要利益甚至微不足道利益的争斗，却可能会迅速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对抗乃至战争，美国不得不卷入并站在日本一边。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要说服美国民众支持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那些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住人的小岛和神神叨叨地据说还有二战罪人牌位的祭社，跟美国民众有什么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马上公开表示失望，显然是不满于日本当局“只顾小我不顾大我”。卡罗琳·肯尼迪有资格说这番话，她是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女儿，日本人非常怀念肯尼迪总统时期，日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以及伴生的日本黄金时代，那是几代日本人的美好往昔。卡罗琳去日本皇宫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时候，听说还有好多日本人夹道欢迎。

日本固然依赖且不敢挑战美国，但美国人似乎忘记了，即使是机器人，拥有智力后都会产生自我意识，更何况，压倒中韩的世界观从未离开过日本政治精英的脑海——这是超越历史和理智的宿命。

我们不懂的日本

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文/刘柠

该怎么看待“神风特攻”队 文/俞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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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刘柠

由于历史的积怨，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及文化差异，中日两国媒体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焦点模糊、失真，甚至错位。这种状况会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会妨碍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因为媒体会把一个扭曲并放大了的邻国像（日本像或中国像）强加给读者，从而影响其日本观或中国观；其次，在相互理解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出台的外交政策，易受制于民意，往往带有很强的反制、报复色彩，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隔绝；再次，中日关系频密颠簸、持续紧张的状况，反过来损害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双方的“国益”，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对全球化的依存已不可逆的今天，这一点根本无须诠释。

最近的例子，是因安倍去年秋天的靖国神社参拜等所作所为，两国媒体从互指对方国家是“军国主义”，发展到两国大使在国际讲坛上互詈，演出了一场“伏地魔”活剧，惹得美、英等第三国都“友邦惊诧”，不禁为中日关系忧心忡忡。

俗话说，孤掌难鸣。架打到这份儿上，双方肯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政客、外交当局及媒体的责任，却是由各自的国民来买单。日方的罪错，是日本国民来买单，我虽然也替我的东瀛友人们糟心，但毕竟还感觉不到肉痛。可中国要是错了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买单主体的一分子，谁也跑不了——兹事体大！

理解一个国家，本质上是理解一种异文化，免不了要夹杂想象。但这种想象，务须是建基于对其主要社会特征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否则，对异邦的想象，就成了“想象的异邦”；对它的谈论，是“飘忽的照准”——基本上等于虚构的文学创作。

那么，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无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非一言两语能说清。但如果以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社会是一个儒教社会的话，这就跟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行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一样——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远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地方，而东洋社会的文化，亦非儒教的“温良恭俭让”所尽可涵盖。

毋宁说，日本社会是一个彩色多面球，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呈现不同的面向和光泽：既有残酷的社会竞争，又有家族式的温馨；既有代表世界最高工业文明水准的、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又有代代相传、手工作坊式经营的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源于神道教的武士道文化可以与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基督教文化并行不悖，甚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境地。

恐怕没人否认，中国社会高度的复杂性、混杂性，既有现代性的一面，也有部分后现代的特征，甚至不排除尚停留在前现代的部分。一个北京城，从东往西，或从北往南横切，不出五环，便能看到几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子社会，既有CBD、奥运村那种橱窗般光鲜亮丽、完全西化的现代社会，也有小胡同里的大杂院那样传统的市井社会和垃圾场旁边的上访村那样的“贱民部落”。与之相比，日本则是一个单纯得多的均质化社会，这个社会在当下的最主要特征，在我看来，不是别的，而是后现代性。

（一）后现代性是关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顾名思义，是“现代主义”（Modernism）之后，指20世纪70年代以降，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定型并日益做大的一种迥异于此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文化。

詹明信说：“表面、缺乏内涵与无深度，这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鲍德里亚则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电视就是世界”。原先那种靠全社会共有的传统叙事和规范意识来共同维系的社会秩序令年轻人感到压抑、窒息，他们选择“逃亡”，或干脆背过身去。于是，现代主义下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个性自由、自我决定论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开始受到肯定，只以自我的方式和节奏生活，注重自我感受而不在乎社会评价，“爱谁谁”的年轻人群激增。

这种崭新的文化景观并非在日本率先出现，但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后长期的经济萧条等原因，在日本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御宅族”（OTAKU，或“宅男”“宅女”；台湾则通称“阿宅”“宅人”）为代表的，以漫画、动漫、电玩、影像等平面形式的视觉消费为中心的亚文化趣味共同体开始形成。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群体开始凭借其氛围独特的“萌”（MOE）文化向全社会辐射价值观，影响之深远，甚至溢出国界，蔚为大观。

作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后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上，在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均有所体现。但中国媒体，包括许多学者并不理解邻国社会的这种潮流新动，往往喜欢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想当然地往日本身上生搬硬套，无异于借别人的酒来浇自己的块垒，用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兹举两个例证，来说明对日本的误读。

一是对“宅”现象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陷入持续萧条怪圈，经济低迷。对此，政府实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调整的主要思路是从传统的日式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即导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日本企业多承袭“终身雇用”的传统，且有独立工会等劳动方权利保护机制的约束，裁减冗员并不容易。企业为确保利润，遂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削减正式雇佣规模，同时大量采用“派遣”人才（从人才派遣机构招募的临时雇佣者）。

如此，未出十年，“飞特族”〔freeter的音译，系由英文free（自由）和德文Arbeiter（劳工）合成，意为自由打工族〕、“尼特族”〔NEET，系“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既未就学，亦未就业或参加职业培训）的缩写，指15~34岁的既未就学、亦未就业的青年，日社会统计称之为“若年无业者”〕等青年非就业人口激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贫困的现象，被社会学者三浦展命名为“下流社会”〔三浦展《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光文社，2005年9月初版）〕（据日总务省统计局在《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中的统计，2002年，15～34岁的“若年无业者”达231万，1992年以来的十年间净增80万）。

但是，一般来说，被认为构成了“下流社会”基本盘的“飞特族”“尼特族”，是不包括“御宅族”的。二者虽然有交集，也有共同点（均为非就业），却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一勺烩”，因为前者是社会学概念，后者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前者，有精确的社会学统计。最新的数据表明：2012年度，“尼特族”再创历史新高，达63万，占同龄人总数的2.3%；“飞特族”多达180万，占同龄人总数的6.6%（据内阁府2013年版《子ども・若者白書》）。可对后者的实态，碍于对“御宅族”及近年出现的另一个被称为“HIKIKOMORI”〔日文写作“ひきこもり”，指那些终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必需的购物和兴趣需要之外，基本不外出的15～39岁青少年。据日内阁府统计，2010年度，全国约有69.6万〕的现象的定义莫衷一是，始终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连其人口规模都迄无定论（这方面最极端的数据，来自矢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认为日本全国人口的25%为“御宅族”）。

但“御宅族”是一个在日本社会早已存在，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扩大的人群。“前御宅族世代”（Pre-OTAKU）是“50后”，20世纪70年代即登场；“第一代御宅族”是“60后”，登场于80年代。其后，直至“第四代御宅族”的“90后”，代有人才，各领风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甚至开始“越界”——向欧美，乃至中国蔓延。今天，“宅男”“宅女”不但早已在中文中定型，且有种时尚味。英语中，语义上与“OTAKU”近似的表现是“Nerd”，指深陷于某种兴趣之中的趣味“中毒”者。而电脑和电子产品的“中毒”者，则称为“Geek”。

正如“夏虫不可以语冰”，对宅男（女）们不可以谈就业，一谈就“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就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选择从主流社会“脱轨”，不为别的，为的是自己的趣味，或者说“趣味的事业”，这是一群真正的、纯粹而坚忍的理想主义者。

如村上春树被认为带有很强的宅男倾向，他的小说，尤其是成名作《挪威的森林》被看成是宅男（女）的“圣经”。另一位新锐作家、芥川奖得主田中慎弥，出生于1972年，从一所工业职高毕业后，没“工作”过一天，职历为零，每天关在家里写小说，二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堪称宅男模范。他甚至没有与女性正经“交际”的经验，平生接触的女性除生母之外，至多是街上便利店的女收银员和出版社的女编辑，但这并不妨碍其小说中“出位”的性描写。

更多的宅男（女）从事艺术和媒体行当，却也并不隶属于某一家艺术或传媒机构，而是以自由艺术家、自由摄影师、自由编辑、独立记者、独立作家的身份工作，自由创作，以自己的艺术文化产品，赢得尊严和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不必风里雨里、朝九晚五，不必在通勤高峰时赶拥挤的电车，不必在意上司的目光和绩效指标，尽可以自己习惯的节奏（My Pace）练活，爱谁谁。这种“宅男型”生活方式（或曰生产方式）原本就颇有魅力，“3·11”巨震后，更以其“低碳性”获得更多时尚青年男女的青睐，悄然做大——我个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的开端。

譬如，今天颇有些小众趣味的文化杂志，完全不同于《文艺春秋》《周刊朝日》等传统杂志的做法，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自己约稿、写作、编辑、出版，面向特定的读者层定制发行，出版物的版权页上甚至连法定地址都没有，却是合法出版、进入主流书店并拥有固定读者群的杂志。

如果哪天，你在涩谷或下北泽的一爿廉价咖啡馆里见一群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边争论、边用笔记本电脑在记录什么的话，请勿见怪，那说不定是编辑部在开选题会，你兴许就是他们的读者呢。

在东京西郊中央线的沿线，分布着大批青年艺术家、漫画家的工作室。如果把手冢治虫工作室、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比作是日本动漫产业的“机关车”的话，那么，机关车的后面，还挂着一长串车厢，像一条繁忙的生产线似的，昼夜运转。而那些宅男（女）及其工作室，基本就相当于挂在后面的车厢，或者是车厢的一部分。不仅是动漫产业，东洋庞大的文化艺术产业，乃至广义的内容产业中相当大的份额，其实是靠宅男（女）们支撑的。

因此，中国媒体一提到日本的社会贫困现象，动辄便与宅男、宅女相提并论，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想当然地把东洋“御宅族”想象成中国“啃老族”那样的寄生人群，认为是“国家的负担”，甚至“社会之痈”，不能不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与多数“飞特族”“尼特族”不同的是，“御宅族”恰恰是日本当下活色生香、魅力四射的青年亚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使命的承担者，由他们开创的一种不同于既往的、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的新型消费文化及这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正方兴未艾，说不定代表了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不一样的“医疗崩溃”

另一个以中国现实来想象日本的误读是所谓医疗崩溃问题。中国社会近年来有一种很不阳光、很不好的做法：为了规避舆论的批评，把一些明显是“中特主义”的物事往大里整，动辄“国际化”。如汶川地震后，鉴于中小学校舍大面积坍塌的事实，地方政府发言人出来表态说，在大地震中，诸如医院、校舍等大型公建的倒塌是一个“国际性难题”。言外之意是，既然各国均如此，又何必只揪住我的问题不放呢？但稍有常识者，便可识破这种话语游戏。道理很简单，就是被“国际化”了的“事实”很难成立，或者说根本就不成立。

好，权且回到“医疗崩溃”问题。鉴于中国的医疗改革经过多年“试水”之后，结果失败，面临方向性调整的事实，这样一个本土的问题再次被“国际化”：政府发言人出来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主要国家美、欧、日，都有自己的问题。于是，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再次被拎出来“陪绑”，接受中国舆论的“审判”。

那么，日本的“医疗崩溃”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应该说，发改委发言人总算“言中”了一回。但是，且慢，此“崩溃”毕竟不同于彼“崩溃”。个人在拙著《“下流”的日本》（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版，154页《漫谈日本的“医疗崩溃”》）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不厌其详的功课。就结论而言，中国的问题是公共医疗领域财政投入的刚性不足、医疗资源分配高度不均造成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日本的问题，则又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因此，基本不具备可比性。

大约从2006年起，日本的医疗现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呈慢性不足，医生劳动强度过大，动辄“过劳死”，开始出现“超医疗格差”（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富人患者可以在五星级酒店般的高档病房中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但同时，约有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问题。媒体危言耸听地预言，现行的全民覆盖的普遍医疗保险制度（于1961投入实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转，由于人口老龄化、年金积累不足等原因，将于2020年前后面临实质性崩盘的局面。

但是，如细加考察，便不难发现，日本所谓的医疗崩溃前兆，并非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等外部因素所致，而是医师不足等医疗体制内部的因素所引发的。简而言之，是社会达到普遍富裕之后，人们对财富追求的热度开始下降，代之以对自由、闲暇、舒适等的追求。且越是富家子弟，这种诉求越强烈。医科大学学费贵、学制长，毕业后到成为独挑一摊的主治医师还要经过漫长的历练。即使好不容易熬成了“一把刀”，也要定期上手术台，节假日还得出急诊，工作强度极大不说，万一出了医疗事故，还要面对诉讼的压力。因此，从医师供应链的上游——医学院，便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

如著名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是顶尖水准的国立医科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全无就业问题，且年薪不低于3500万日元，长年以来是富人子弟云集的学府，竞争极其激烈。然而，如此精英学府，近年来却深陷招生不足的怪圈，遑论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今天，日本的“富二代”“富三代”，早已不再青睐“白色巨塔”里的成功，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诸如艺术、语言学、文学、博物馆学等远离实务的“务虚”专业。

这种状况，已持续有年，酿成了日国内各层级医疗机构医师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儿科、妇产科医师严重短缺，成了困扰医疗现场的紧迫课题。五年前，东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惨剧：临盆的产妇急于送医，在救护车上辗转数家医院，均被告知“病房已满，无法接收”，结果产妇在救护车上大出血死亡。这种案例，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和放大，在发达社会国民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挥之难去。未来，日本政府也许不得不克服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障碍，从海外大量招募医师和护理人才，奥巴桑、欧吉桑们将不得不尝试并习惯与操着非母语的日语或英语的外国医师们沟通病情。

这，才是日本“医疗崩溃”的实态。与中国医改所面对的，完全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问题与矛盾。

（三）语义含混的“他者”

记得上一次京城持续大雾霾的某天中午，我戴着猪嘴型防PM2.5的口罩，穿过大半个城市，从邻近东五环的家，赶赴位于大钟寺附近一家著名新疆餐馆的饭局。途中，望着车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混沌，心生绝望，头一次严肃地思考移民的可能性，并随手发了一条微信：“雾霾、通胀、地沟油、堵车、地铁安检，帝都生活五大不爽，没一个能望见解决出口。”一时间应者如云，倒也不无热闹。

提起这些问题，我首先想到这些年来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对日“借鉴热”。借鉴什么呢？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唯日本曾经历过从战后废墟上，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奇迹般的发展崛起，其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期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挫折，才成为国人和本土媒体所格外看重的“他者”镜像，笔者自己也屡屡接到过这类稿约。一个总的感觉是，谈成功经验的少，谈失败教训者多。

我一般不大愿意谈这些，岂止是不愿谈，简直是反感谈，千方百计回避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所谓他者经验教训的泛泛而谈，非但没好处，反而是有害的！但同时，我也发觉，有些媒体特别喜欢谈这个，有的简直像吸毒一样，上了“借鉴瘾”。随便在网上检索一下新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发生某些社会性事件的时候，人民系、《环球时报》等媒体一准会在第一时间推出一篇甚至一组借鉴“他者”的文章。而被借鉴的“他者”，十有八九是日本，如：毒饺子事件发生后，借鉴了和歌山毒咖喱事件；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借鉴了森永牛奶投毒案和雪印毒牛奶事件；动车事故后，被借鉴的是兵库县尼崎列车出轨事故；华北地区连续大雾霾发生后，又借鉴了四日市化工厂毒气污染，造成大量市民罹患哮喘病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如果细读这些“他者”借鉴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们只热衷于向你传达异域也发生过这么一件类似的案例，却很少告知解决的结果，对解决的过程更是语焉不详。这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他者”借鉴的目的何在？诉求是什么呢？更吊诡的是，那些借鉴文章的写手，很多是做日本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者旅日华人作家，他们明明对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一清二楚，但是，却缄口不言。

去年，我曾在一个出版会上说，所有以中日两国媒体为平台发表意见的公共写作者，在涉及日本的“他者”经验、教训时，都有义务与责任向中国读者传达准确、全面、完整的信息，包括那些历史事件及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案、路径与结果。否则的话，对那些日复一日在雾霾中艰难呼吸，且不知还要呼吸到何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对所谓他者经验的片面借鉴的实效很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你的“借鉴”，无非是为中国当下发生的众多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注脚而已。而这些问题本身，不仅解决遥遥无期，而且会因你的关注及以所谓他者名义“高大上”的注脚，得以“国际化”，反而成了拖延解决的“理由”。这么多年下来，你见过一例因借鉴异域的“他者”经验，而获得圆满解决的本土民生案例吗？

2005年，国内曾引进出版了一本书《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大出版社，2005年4月版），作者是长年跑司法口的日本著名社会记者、《每日新闻》社会部部长山本祐介。在书中，山本复原了日最高法院从1947年成立，至1997年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追踪了从战后初期的几桩著名政治黑幕疑案，到经济高度增长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害、民生大案的司法审判轨迹。

其中有些案例，是近年来颇受中国媒体关注的公害诉讼大案，如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案、富山县妇中町的痛痛病案和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案等等。我们应当看到，包括这些当时就震惊全日本，甚至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不断被中国媒体反复“借鉴”的大案、要案在内，日本在过去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错，酿成的一系列民生问题，经过其国民、舆论的长期斗争，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很多案例，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在事件已然尘埃落定一代人之后的今天，经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仍被维持，在加害者的企业法人和受害者及其家族之间，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仍在支付。

这，是我们在谈论日本的“他者”经验时，务须正视的事实。只谈问题，而不谈解决的方案、路径和结果的话，不仅是对日本的不公平，更主要的，是于事无补，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你“舍近求远”，借鉴“他者”的目的何在？难道不是着眼于中国的当下吗？

（四）解决的路径：“组合拳”

那么，日本社会解决公害、民生问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四点：

政治空间：战后日本，从1955年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3年，被称为“55年体制”的自民党独大的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则体现为“自民党VS社会党”的所谓保（守）革（新）对决的构图。因此，在冷战时代，左翼在野诸党，其实有不小的政治反对空间。

此外，由于日本奉行高度的地方自治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姓“自”（自民党），但具体到不同的地方，也不乏姓“社”（社会党），甚至姓“共”（日共）的地方自治体。某个地方发生公害、民生事件时，政治反对势力会率先动起来。当然他们最大的诉求，可能是反执政党。但对政治反对势力来说，最有效的反对，不啻通过某个具体的公害或民生案例，来做成自己的“业绩”。姑且不问政治反对者的内心诉求，这种政治博弈本身，客观上无疑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民生。

民间推动：在问题发生之初，责任方主体的企业法人或国家机构凭借其强势，动用各种资源，呼风唤雨，对受害者威逼利诱，甚至不惜公关媒体，诉诸恐怖手段，受害者往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呼声尤为重要。何以整合民间的诉求，唤起舆论和全社会的关注，使其成为一种对责任方施压的有效砝码，对问题解决的进程及解决的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围绕成田机场建设问题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如果没有以当地农民和原住民为主体的“三里冢斗争”的话，很难想象会取得那样坚实的成果（巨额赔偿；变更建设规划，从当初的三条跑道妥协为一条，且改道；修改《土地征用法》）。

媒体曝光：在日本，有挺各派政治势力的媒体，可以说政治光谱有多宽，媒体的“带宽”便有多大。因此，理论上，不大会发生某个有政治反对势力介入、民间已发展到一定火候的事件，完全不被舆论关注的状况，只不过是报道力度大小的问题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体之间舆论博弈的问题。

法律支持：包括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很简单——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哪怕责任方主体的企业或机构再强势，强势到不惜动用庞大财力聘请超一流律师团，试图影响审判结果，却基本不存在司法机关拒绝受理、受害者上告无门的情况。其次，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通过代议制功能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立法。如在成田机场斗争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数度修改《土地征用法》，大幅提高补偿水准，且在与仅有的几户“钉子户”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放弃使用《土地征用法》，宁可飞机跑道改道，也绝不强行动迁的妥协方案。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四种路径，其实很难分先后、主次，作用的大小、轻重。不同案例，在不同的阶段，某些因素的重要性会凸显，得以优先应对。但多数情况下，为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四种路径往往同时展开，左右开弓，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是一套“组合拳”。

该怎么看待“神风特攻”队
——遗书之前的问题

俞天任

当初大家讨论联合国总部设在哪里时，有人曾提议把联合国总部放到德国首都柏林去，就放在国会大厦的边上，周围一公里半径之内维持当时一片废墟的现状，再把联合国大厦建造成一座透明的玻璃建筑物，如果有谁在里面吵架的时候就把他领到墙边看一眼：“不能好好谈吗？一定要战争的话，请看一下：‘战争就是这样。’”

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说的真假，但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这个传说所试图传达的意义：战争带来的就只有灾难，如果人处在战争所造成的废墟现场，也许会更多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争取一下和平——而维护国际和平就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宗旨。

还有另一件真实的事情，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月17日被发现在施潘道监狱上吊身亡，时年93岁。为了防止施潘道监狱成为纳粹崇拜者的圣地，这个监狱被拆除了。一开始，是依照赫斯遗愿将其与父母合葬在拜仁州的小镇文希德尔（Wunsiedel），但因为此后每年忌日前后，许多新纳粹会到他的墓地举行纪念活动，因此在2011年7月20日，经与其后人协商，他的墓地被清除，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记忆”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日本鹿儿岛县的南九州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将其“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所收藏的三百多份太平洋战争末期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家信登录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保存。南九州市市长霜出勘平的说明是这样的：“明年是战后70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战争而作为国家政策的牺牲者的特工队员们的真实声音和想法。”

所谓“特攻”是这么一回事：太平洋战争末期，面临着国力根本就不在同一层面的美军的压力，濒临崩溃的日本军部为了扭转颓势搞出来了一个“特攻”，特别攻击的改革措施，就是使用飞机或者潜艇等舰船抱着炸弹对美军海军舰船进行自杀式攻击。

这种自杀式攻击作战也被称为“神风攻击”，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元朝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的侵日战争。元朝军队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东征，都因为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元朝的舰队损失，东征告吹，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认为是应神天皇（八幡大菩萨）的灵魂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元军，从而也逃脱了有可能被元朝灭国的命运。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部也指望这种自杀式攻击能够像当年的“神风”一样，再把日本帝国从亡国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整个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付出了近四千名神风特攻队员的生命，至少击沉了47艘盟军舰船和击伤了300多艘各种盟军舰船，但特攻行动并没有能够挽救日本帝国灭亡的命运。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第二天，于1944年10月20日亲自指挥了第一次神风特别攻击行动、从而被称为“特攻之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切腹自杀。大西在自杀时既没有使用短剑，也没有介错帮忙，自己一个人足足折腾了15个小时才算死成。一般都认为，大西中将采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自杀是在对特攻队员们谢罪。

对于美军以及其他盟军军人来说，那些携带着500公斤航空炸弹呼啸而来的零式自杀攻击飞机是真正的噩梦，与实际造成的物理损失相比，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震撼要更大一些，不少参战的美国军人表示无法相信那是有理性的人类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必须说明，促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使用原子弹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这种疯狂的“神风特攻”行动。

事实上，飞行员在战斗中生还无望时与对方同归于尽，一直都有，各国都有。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有飞机坠落的空战实际上就是飞机的互相撞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8月25日，俄国飞行员彼得罗·纳斯特洛甫（Pyotr Nesterov）就驾驶着他的飞机撞向一架奥匈帝国的飞机，和对方飞机的两名驾驶员同归于尽。过去在苏联有一项叫做“纳斯特洛甫杯”的荣誉，授予最优秀的特技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飞行员也有这样的举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机场叫“亨德森机场”，为了争夺这个机场，两国曾展开了一场死战，而“亨德森机场”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中途岛战役中的美国海军航空英雄洛夫顿·亨德森少校（Major Lofton R. Henderson），他在自己飞机的左翼着火之后还是操纵着飞机扎向了日本的飞龙号航空母舰，虽然没有成功。

纳斯特洛甫和亨德森的行为是英雄行为，但是神风特攻行为就不能这么说，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而简单地否认日本的一切，而是神风特攻和亨德森少校在性质上完全不一样。亨德森少校是个人行为，而神风突击队则是日本国家组织的，前者是完全自愿的选择，而后者是强迫性的，因此神风特攻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犯罪行为。战争犯罪里的屠杀罪不仅对敌方有效，对己方也同样有效。神风特攻已经不仅是以士兵们的“死”作为进攻手段了，而且可以说是作为作战目的，这就违反了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

神风突击队员们都是一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几乎刚刚展开的人生，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们绝不会这样无谓地死去。如果从这点出发，让更多的人知道神风特别攻击的残酷和野蛮，让人们都知道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和平的宝贵似乎也不是不可理解，而现在南九州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理由似乎也有点这层意思，那是不是就可以同意他们的申请呢？

（资料图：“神风特攻”队）

笔者认为不应该同意他们的申请，问题在于对神风特别攻击的评价上。

撇开神风攻击是日本帝国的国家战争犯罪来谈论“特攻队员的无奈和悲惨”不仅无助于反战以及和平的宗旨，反而会使人因对特攻队员的同情进而产生一种尊敬和崇拜，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肯定的共感。要知道，日本文化的美学观点中原就有轻视生命而重视生命消失的那一刹那的倾向。

经常能听到特攻是基层部队官兵的自发要求，联合舰队和军令部只是顺应了群众呼声的说法，这是在有意曲解事实，为日本帝国的战争犯罪辩护。要知道那些特攻队员们都是在皇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军国少年，确实有“七生报国”的思想。这些20岁左右的飞行员们出生在1925年前后，他们上小学时就是被称为“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他们上中学时是被称为“支那事变”的“七七事变”，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当兵报国、效忠天皇以外的生活道路。

再者，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是“耻文化”，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处都会尽量避免使其家族蒙受耻辱的行为，所以即使实际上是极端地不愿意去死，但也绝不会向外表露出来，所以，实际上能看到的那些遗书基本上都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情调，可能简单地说这是他们的心声吗？

一直就有人把神风特攻和日本文化放在一起讨论，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平松洋一在谈到“日本人还会不会再次进行特攻”的问题时讲过一段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回答‘还会’。战后由美国进行的日本战后改革大幅度改变了日本人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虽然战后改革动摇了日本人的思想，但是深层心理和思想没有改变，到现在还是随处可见的同窗会的向心力，对公司的忠诚心等，作为日本民族原点的‘村落社会’依然存在。”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对神风特别攻击问题上国家层次的战争犯罪进行彻底追究，再加上日文中本来就非常浓厚的“暧昧”性，很可能会产生别的问题，比如这次南九州市长所表达的意见就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只有在特攻发生的根源以及特攻的真实含义得到共识之后，才能开始讨论特攻队员的个人悲剧，否则很难避免出现因对这些年轻人的同情进而产生赞许甚至肯定特攻作战本身的思潮。

笔者认为，起码在现阶段对于“神风特攻问题”就采取类似于把联合国总部建到柏林去的想法还为时太早，只能采取类似与拆毁施潘道监狱、清除赫斯墓地的行动，只有那样才有助于东亚和平。

甲午宣传战日本完胜

雪珥

【1】

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作为检验中日两国各自改革开放成果的残酷赛场，其中不仅有枪杆子之战，也有笔杆子之斗。

战前，为了拖延从朝鲜撤军，日本提出将改革朝鲜内政作为前提条件，并邀请中方参与这一改革。

日本将其提出的朝鲜内政改革案，包装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一场较量，向西方强力推销。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东京时报》（Tokyo Times）的美国编辑豪斯（Edward Howard House）为其捉刀。58岁的豪斯曾是《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记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军界赏识，成为向西方发动宣传战的不二人选。

西方对日本的朝鲜改革案大为激赏。《纽约先驱报》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她一旦失败将令这一隐士之国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社论，则指责中国将朝鲜控制得如此死板，令“这个可怜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她的一千万人民的任何野心都会被轻轻掸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毫无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关，赢得了大多数欧美媒体的支持，将其作为进步的象征，“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同情日本，一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明和进步”（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s）。

当时德国社民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主席贝蓓尔（August Bebel）在议会演说时认为，德国公众普遍对日本这个小国家敢于挑战庞大的中国、并不断赢得胜利而十分钦佩，一些德国报纸已经将日本称为“东方普鲁士”。

【2】

　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塑造中，除了运用“文明”“进步”等普世价值观自我包装和拔高外，在技巧上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主动接纳、积极利用的姿态，身段相当柔软，手腕相当娴熟。

起初，日本官方，尤其军方并没有适应新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当西方媒体纷纷申请随军采访时，日本军方秉承传统习惯，断然予以拒绝。同时，日本当局试图加强新闻控制，甚至对美国海军官兵经由日本发回美国本土的所有信件，实行检查乃至涂改，这令美国人相当不满。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月（1894年8月），日本一线外交官换人，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外交官栗野慎一郎（Kurino Shinchiro）出任驻美公使，他推动日本“外宣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效率大增。

在栗野慎一郎及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前任日本外相）等的推动下，西方记者立即得到了随军采访的许可。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仅从日本出发的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象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

为了争取西方媒体，栗野慎一郎还亲自撰稿，并组织日本外交人员以及学者，积极向美国报刊投稿。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的日本外交使团，成为新闻策划中心。青木周藏也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大量的媒体公关，亲自写稿。

日本的宣传攻势，首重为其国家政策辩护。他们向欧美读者痛诉中国如何阻挠日本在亚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给欧美民众造成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的顽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机乃至战争的根源。日本学者向美国人解释说，日本正在努力唤醒千百万昏睡的中国人的灵魂。

其次，日本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挑战邪恶的庞大帝国的勇士。在这样的形象反差下，当日本在军事上获得胜利时，西方人的惊诧和敬佩便更为强烈。

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的秘书塞西尔（Cecil Spring-Rice），认为栗野慎一郎的确十分精通“美国式的诡计”，会娴熟地利用美国媒体。在日本的推动下，加上甲午战争本身涉及远东国际秩序的重大调整，吸引了西方媒体的极大关注，这是第一次来自东方的消息经常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

日本人紧紧抓住西方社会的特点，十分重视对欧美民众，而不仅仅是官方的公关。1900年，日本政府还将甲午战争期间所收到的一百六十一封德国民众的贺信，结集出版了《在对清战争中德国人对日本的祝贺》（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书，以日、德文字发行，成为“公民公关”的成功范例。

【3】

战争中，日本十分重视对华战地宣传，将战争包括为一场从“夷狄”之手拯救“中原”的解放。

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4】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的西方记者们，尤其《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克里曼（James Creelman）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震撼世界，一时，有关日本是“文明国家”的声调急剧衰退。

面对西方舆论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开始全面公关。他们首先将这些屠杀行为解释为是对中国军队残忍行为进行的正常反应。西方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说，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残忍地杀害并遭到肢解。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Frank G. Carpenter）为日本辩护道：“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本军有区别吗？”美军上校格里高里（E. F. Gregory）也在报端撰文，认为“无论如何，战争毕竟是战争”，在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以及俄土战争中，都有过同样血腥的事件，怎么就非揪住日本人不放呢？日本的辩护者们认为，旅顺大屠杀只是一次过激了的以血还血的报复而已，那些“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西方媒体普遍对旅顺大屠杀所持的宽容，正是得益于日本对媒体的开放态度。假做真时真亦假，日本充满自信的、积极主动的开放，反而令其比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成功地实行媒体公关。

化解了这次公关危机后，日本开始进行更积极的形象重塑。在经过血战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日本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为艺术”式的宣传。他们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的灵柩离开威海。

所有这些，都在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的众目睽睽下进行，并通过公开的报道和秘密的情报渠道向全世界传播，大大扭转了旅顺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形象。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Holland）就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这支“文明之师”中的很多成员正是参与了旅顺大屠杀的同一批人。

【5】

反观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媒体的运用均相当漠视和迟钝。

在日本频繁进行宣传战的同时，中国官方基本保持了沉默；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也没有为任何一家本土中文媒体签发采访证，这直接导致本土中文媒体（彼时都不是官方媒体）的报道甚至比西方媒体更滞后、更不可靠，甚至出现错误报道。忽略媒体、钳制媒体的后果是不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导致了对政府更为反感的情绪蔓延。

而当时各口岸的中文报业，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多在租界内办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经办的，清政府那时尚未认识到控制“新闻导向”的重要性，即便认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因此，本土中文报业的自由空间其实远高于日本同行。但是，吊诡的是，彼时的中国媒体人，却自觉过滤新闻，热衷于报喜不报忧。

最为典型的，就是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本土媒体群起喝彩，不久战败真相暴露，各方相当被动。平壤战役的假新闻，通过路透社（Reuters）传往全球，也给这家通讯社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真相澄清后，美国媒体转而更多地依赖合众社（United Press Service）供稿。

本土的自由媒体人帮助传播假新闻，对中国的形象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美国《舆论》（Public Opinion）杂志对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主要媒体的编辑们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日本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蒋介石在日本学到了什么

野岛刚

上周我来到日本国内著名的“大雪圣地”新澙县上越地区的高田。适逢日本海沿岸遭遇寒潮，我从东京坐新干线换乘“在来线”（除新干线以外的旧铁路线）3个半小时后到达高田。受前一天的寒潮影响这里普降大雪，高田街上的积雪有1米高，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

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在日本的军旅生涯从高田起步，他在这里打下了军事基础。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高田还有纪念蒋介石“在日体验”的场所，这在日本人中也几乎无人知晓。

日本曾战胜清朝时的中国和俄国，蒋介石想要学习日本的军事制度。在接收海外赴日军事留学生的预备校、东京“振武学校”里学习3年后，1910年12月5日，蒋介石被分配到驻扎于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连队第5中队。

该师团在日本第一个将滑雪正式导入军队。当时的师团长是在日俄战争中因攻打203高地而军功卓著的长冈外史。现在高田还保留着一部分当年的驻屯地，陆上自卫队第5设施群和第2普通科连队等约1000人规模的自卫队驻扎在这里。

当时，蒋介石作为“清国留学生队”成员，以一等兵的身份乘坐军队专列从东京来到了高田。那时蒋介石用的是上学后的学名蒋志清。据说与他同年级的、被分配到高田的中国人有15人。蒋介石在1911年6月成为上等兵，同年8月晋升为下士。但当年10月同一批士兵们晋升为中士，只有蒋介石一个人没能晋升——蒋介石绝非成绩优秀，19连队的中国人中，他的成绩排在成绩册最后面。

（自卫队高田驻屯地的蒋介石资料室，作者供图。）

然而，就在他为此忧心忡忡没多久，蒋介石在高田的生活因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而突然终止。

以蒋介石为首的多名留学生希望回国，他们直接去找长冈师团长交涉。但对方表示“在日本成为一个优秀的士官后再回国多好”，不同意他离队。为此，蒋介石假装休假离开了连队，回到中国。蒋介石10月8日到达上海，赶上了参加革命。而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当时的记录，蒋介石在1911年11月11日被记录为“因事故而退队”。他并没有因为逃脱连队而遭受处罚，看来那个年代的日本人有时还挺宽宏大量的。

高田驻屯地内有一处“乡土资料馆”，原封不动地使用旧陆军时代的建筑物。在该资料馆内一角有个“蒋介石资料室”。

展品包括与蒋介石相关的照片、蒋介石日记的影印以及他的书籍等。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发表一段因“以德报怨”而闻名的演说，这段演说的日文和中文版也张贴在资料室的墙壁上。

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个大挂轴，它由蒋介石在高田入连队时拍的照片和他送给长冈外史的题字照片等组成。蒋介石后来再次到访高田时，曾赠送给长冈外史一幅题字“不负师教”。据驻屯地方面介绍，是谁在何时赠送来的已经无从考证，因为当年没有留下记录。但上面的“赠送者”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和另外一个人——“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楚瑜”。秦孝仪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从1976年至1991年，很难推定具体时间，但宋楚瑜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在1984年至1987年。所以大概是在这段期间于某地将这个大挂轴赠送来的吧。

据该驻屯地介绍，时不时会有像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到访这里，但从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人还没有。对外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偏僻之地。

蒋介石原本非常想进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对当时的中国年轻军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憧憬的事，这也是他克服重重难关赴日本留学的最大理由。如果蒋介石那时不回国的话，因为他已被认定为“第一种学生”（将来应可成为将校者），所以1912年他应该会在高田的连队结束训练期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然而，蒋介石选择了参加革命之路。结果，虽然蒋介石在日本的军队履历比其他人都差，但却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镀上了一层闪耀的光环。这对蒋介石日后的出人头地来说，比留在日本更有意义，这一点非常明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在1911年这一极其重要的时期所做出的人生决断、选择的道路可以说是正确的吧。

只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一种荣誉，是所谓的“最高学历”。被日本人视为“军阀”的阎锡山、孙传芳等人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的6期毕业生。蒋介石的部下张群是10期，何应钦、谷正伦是11期毕业生，这些如同璀璨群星般的人物都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在台湾的一些资料中有时可以看到关于蒋介石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的记述。蒋介石自己的身份证上“教育程度栏”里也写的“日本士官学校”。蒋介石谎称自己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这件事，在他生前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年代里没有人能大声指出这件事。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虚荣心之强，以及想要美化自己的性格。

那么，蒋介石在高田都学习了什么呢？

蒋介石在后来的演说中提到自己在高田的生活时写道：“完全是军旅生活，非常单调且严肃紧张”“正是有了这一年的士兵生活和训练所打下的基础，自己一生的革命意志和精神才像今天这样强固，不畏惧任何事”。据说有一次蒋介石没把马匹整备好就想牵马回马厩，被上司狠狠责备，并在一段时间内禁止他骑马。当时的战场上骑兵是主力，战马的价值非常高，军队中甚至有“士官、下士官、马、兵卒”的说法。

另外关于严寒的天气，蒋介石曾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么大的雪在我国北方也几乎很少见”，“不管天气有多冷、雪下得有多大，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起床后端着脸盆去井边，用冷水洗脸”。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出深刻的教训：“我们如果想实现民族复兴、讨敌雪耻的话，比起谈论武器，首先必须要谈论用冷水洗脸。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战胜不了日本人的话，其他的就无从谈起了。”

对蒋介石来说，用冷水洗脸的行为象征着日本的道德观和精神性，这也是最根本的“在日体验”。蒋介石将侵略中国的日本成为“日寇”，在抗日战争中与之殊死战斗。但他对日本军人的尊敬之心并未消逝，其原点无疑就是在高田的日日夜夜。

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文/裴毅然

反腐的目的并不是惩治腐败——日本如何在四年内解决“公款吃喝” 文/俞天任

抗灾能力是在抗灾中增强的——浅谈日本灾后应急机制 文/俞天任

难以学习的日本应对地震经验 文/饮冰

日本灾区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上） 文/林楚方

日本灾区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下） 文/林楚方

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裴毅然

早稻田大学建筑学教授古谷诚章设计长野车站，获2007年全国建筑设计一等奖，成为日本建筑设计界精英。他向我们介绍了未来东京城市规划，他们设计的时间跨度为一千年。1995年，日本建筑中心开始一项宏大国家项目，研究设计“超超高层建筑”，由日本大型建设公司、建材生产厂家、电梯生产厂家、设计事务所、大学研究者等90家企业、20余名研究者组成项目工作组，从规划、结构、材料、施工、维持管理等14主题展开研究。研究的设定条件为“三个一千”：千米高度，千顷建筑面积，千年使用寿命。研究目标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城市开发思维，建设高度信息化的未来城市。“未来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是向空间发展，向天空要空间。他们的设计方案是尽量将东京这座大都巿托举耸立，结束东京摊大饼状式的拓展现状。他们的设计将新宿第二代超高层从一幢幢过渡到空中连结，构建立体化城市。

如今的东京，各种建筑已向四周延伸几十公里，生活效率及舒适性都很差。从市中心长距离上下班的满员电车，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都负担很重，交通耗能也很大。同时，日本人又普遍希望拥有土地以建造私宅，造成东京平面无序扩大。这一状况不仅日本如此，世界其他超大城市也如此。因此，“超超高层设计”的研发，对全球超大城巿的未来规划具有突破性的普遍意义。

以千年为单位进行设计，如此前瞻，深感震憾。我知道中国建筑设计时距目前还未达到百年。组织20余名超一流研究者围绕14个主题展开研究，规划未来城市的千年设计，体现了高度整合能力。从绝对意义上，有多大整合能力，决定有可能搭建多高的平台，决定能够看得多远与走得多远。日本人已经想到千年以后了！尽管他们说：不可能设想得很完美，需要渐渐拾遗补缺，需要后人不断修正完善，但已令我深深震惊。

日本建筑设计师不仅关注外形构造、空间设计，更关注建筑空间对思维的影响，其建筑宗旨是空间设计必须体现自由选择这一人文理念，而不是用明确的空间区隔限制甚或规定人们的思维。这一点，怕是我们的建筑设计师想都不可能想到的，因为中国建筑设计师还未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自然更不可能用自己的设计体现“自由”。

（资料图：东京地标建筑——东京铁塔（Tokyo Tower），塔高332.6米。图片源自网络）

日本建筑设计师明确表示不要求十全十美，但必须考虑地震、维修、寿命、实用等基本元素，必须体现人文理念；承认不可能想得很完美，承认认识只能一步步前进，相信后人的智慧，同时强调历史与传统的连续性，而非让传统在现代城市戛然终止。在外形美观与内涵功能上，日本设计师更看重内涵功能。这些，都使我感受到什么叫差距。

古谷诚章先生认为他们的这一未来城市设计，30～40年后将形成决心，投入具体建造。从日本学者身上，能够嗅出一股强烈的职业自豪与价值自信，他们都以能够为国家提供自己的专业智慧而骄傲。日本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度较高，是他们能够获得这一价值自信的台基。专业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国人文学者最常自问的两个词汇，在日本学者那里，则是根本毋须考虑的绝对神圣体。

花田达朗先生乃早稻田大学新闻学教授，留德十年，多次访华，与京沪新闻学界广有接触。他认为十九世纪日本才有民族国家这一概念。此前封建社会，国家不统一，江户幕府背景很强烈，明治维新就是要制作近代化统一国家，“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发展方向的标志性口号。由于日本是带着自身社会矛盾走向现代化，且为追赶型后起之国，走了学英法依靠侵略求发展的道路，因此侵略了中韩等国。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乃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国内诸多矛盾，为了掠夺国内稀缺的各种资源与劳力。同样由于是追赶型的现代化，前面有英法德这样“老师”，后面又有种种诱人利益，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动了战争。

明治维新的主课题就是如何发展民族国家，日本送贵族子弟留欧（主要是英法德），让青年知识分子学习政治制度等，然后发现英国的国会制（君主立宪）较符合本土民情，不像中国留学生只学习军事兵器。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一代日本留欧青年认为科技学德国、海军学英国、学术学法国，兼采众长，成功提出被日本社会普遍接受的折衷型口号——和魂洋才，即保留大和民族的传统精神，积极运用西洋才技。虽然“和魂洋才”有点类似我们戊戌后的“中体西用”，但人家日本的“和魂”并不固守君主政制，他们认识到通过国会能够采集民间信息，既得到广大人民的智慧，又让民众有机会参与国务，有利于各种社会矛盾解决于初起阶段。我们从帝制转型立宪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应该承认这就是中日差距的最初之源。

花田教授认为中国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疆土太大，不好操作。这当然是一种外交辞令，实质是说我们老大中国，封建文化积重难返，不易维新。毕竟西方民主政制与东方专制存在价值方向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历史悠久，船大难调头，不肯轻易放下中央大国的架子。日本历史既浅，积负亦轻，反而船小好调头。他们通过对比，弃汉唐儒家文化就西方法治文化，史称“脱亚入欧”。

1894年甲午之后，日本夺朝鲜、占威海、割台湾、索赔款；“九一八”、“七七”，给中国造成多少深重灾难。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点民族伤痛感是不可能的。承认这个曾经的敌国某些优长，需要一点“勇气”。他山之石，看看人家快速进入现代化的轨迹，总还是必要的吧？

反腐的目的并不是惩治腐败
——日本如何在四年内解决“公款吃喝”

俞天任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笔者主持了一个科研项目，项目完成之后按规矩要开个鉴定会。中午按规矩当然要吃一顿饭，那年代的规矩还不是很重，首先除了接待外宾之外还不太有去高级饭店开席的，都是在自己单位的小食堂里吃，再就是真的是“吃饭”，没有酒水的。

那天走进小食堂就觉得和往常有点不一样，饭桌上的菜盘子不是放在桌子中间，而是分散放在每位来宾的面前，四盘一堆的一放。一打听原来是因为上面有精神，说是要整顿风气，吃饭只准上“四菜一汤”，但又怕来宾们不高兴，于是就来了一个把“四菜一汤”解释为“一个人面前四个菜一碗汤”的名堂。实际上不管是菜肴的品种还是数量反而变得更加多了，而且饭桌上还有了一个能够一边吃一边绕有风趣调侃评论的话题，皆大欢喜，对项目顺利通过鉴定大有好处，唯一被扔在了一旁的是上级指示的真正精神。

这就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文在表示某人很重视某事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汇：“三令五申”。但是在禁止使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问题上就算还没有到“三万令五万申”的程度，也已经远远不止“三百令五百申”了，在这件事上几乎真的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到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八项规定里面还又讲到了“三公消费”，就包含了使用公款大吃大喝的问题。看起来这些“令”和“申”的效果似乎都等于零，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可是真要是仔细想一下还不是简单地“等于零”，而根本就成了一个负数，因为现实就是用公款吃喝的规模和豪华程度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二十几年前和今天相比根本就是云泥之差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看来官也是以食为天的。从根本上来说，经常在讲的所谓“反腐”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规范政府部门公职人员行动的问题，几十年来政府人员的行动不但无法规范下来，反而变本加厉，难道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就这么难？

来看看另外的一组数字吧：

1995年：3亿九千万日元；

1996年：1亿六千万日元；

1997年：1亿1千3百万日元；

1998年：1亿零3百万日元；

1999年：9千1百万日元；

2000年：9千3百万日元；

2001年：8千7百万日元。

这组急速下降的数值是日本各县（日本“县”的行政级别相当于中国的“省”）每年花费在“食粮费”上的平均值，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可以按照100︰1的进行近似计算。

日本的所谓“食粮费”是指中央和地方各政府衙门花费在购买食品上的开销，只要是花在了吃的喝的上面的钱统统进入这一项，连监狱拘留所里犯人的伙食支出也在内，当然如果各衙门要迎来送往咪西咪西一下的话也是在这个项目中报销。上述的这笔数字表明了一个事实：日本各县的食粮费开销在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年内，急速下降到了四分之一以下，其中1995年开始一年中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当然不可能是监狱拘留所里关押的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这种减少是说明食粮费中能够压缩的部分被压缩了，也就是说日本也有过用公款吃喝的问题，这就是被压缩的那部分，而1999年之后食粮费开销趋于平稳是不是表明了这个问题在1999年之后得到了解决呢？

还真是这样，从1995年左右开始，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很蓬勃的规范政府部门公职人员行为的运动，矛头直指政府公职人员侵吞公款建小金库以供自己吃喝的行为。

其实真要凭良心说的话，本来日本政府公职人员在吃喝方面的开支也并不是一个什么很吓人的数字，就拿水平最高的1995年做例子，每县吃掉的近四亿日元也就只能买十套左右普通公寓房，和其他国家相比还真不能说算高。但即便是这种低水平的吃喝也激起了很强烈的社会反应，在经过四年之后，这项开支降到了四分之一以下而且稳定了下来，也就是说正常化了。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在日本传媒上已经看不到有关“食粮费”的字样，日本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日本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在短短四年之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十年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1980年，大阪出现了一个叫“市民ombudsman”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号称他们既不追随任何政党，也不接受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企业的补助，他们的活动目的就是监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不正当行为。

这个ombudsman制度本来是瑞典等北欧国家的一种行政监督官员的名称，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瑞典从1807年开始就有了这个制度，那年在内政外交都一塌糊涂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被政变所废黜之后，瑞典就结束了绝对王政制度，议会为了监督政府的行为就设立了这么一个具有独立调查权的职位来中立地对政府部门公职人员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来进行调查，并提出改进的建议，有时甚至可以采取有法律效力的行动。笔者上大学的时候所使用的英语教材《New Concept English》中第3册第53课“In the public interest”中就介绍过这种制度，用过这套教材的人都应该记得。

要注意到这种行政监督制度的关键在于独立性和中立性，如果仅是强调行政监督本身的话，那中国早在秦朝就已经有了御监史制度了，但那种监督和被监督的行政权同样属于绝对皇权的一部分，所以和这种ombudsman式行政监督制度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的御史制度从来就没有能够成功地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一个一个的封建皇朝以同样的模式再三被推翻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现在使用这种方式解决行政的效率和廉洁问题已经不仅是瑞典，也不单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了，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十个国家有了这种独立行政监督官的制度。在香港这种ombudsman被称为“申诉专员”，是专门调查市民对公职人员就延误处理、不公平对待等事宜所提出来的控告的特派员。香港申诉专员是申诉专员公署的首长，负责调查及调解市民对政府部门及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公营机构的投诉。

但是日本反而没有，即使在现在除了川崎市等少数几个地方之外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官方行政监督机构，行政监督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叫“市民ombudsman”的民间组织在操持，这个组织在经过十五年不间断的活动之后，主旨越来越深入人心，最后终于在1995年结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日本全国市民ombudsman联络会议”，这个全国性组织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使用公款吃喝的所谓“官官接待”。

之所以要追查官官接待的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已经用市民们缴纳的税金给各级政府公职人员支付了薪俸，所以政府公职人员再也没有理由使用税金去吃喝了，涉外宴请是一回事，警察消防等特殊行业因为能够理解的理由也需要支付午餐费，但其他的公职人员是找不出理由来吃喝的。就是说不是讨论到底应该吃几个菜几个汤，应该把政府公职人员们的吃喝控制在一个样的程度的问题，而是政府公职人员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使用税金去吃喝，要吃请自掏腰包！

从1995年4月开始，“日本全国市民ombudsman联络会议”（以下简称“联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提起了一系列诉讼要求各地政府公开食粮费明细以便查明官官接待的实情，因为被追查的官员们制造出了种种理由拒绝和“联络会议”合作，不肯公布食粮费的明细。所以“联络会议”只能求助于法庭。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法庭的支持，各地的法庭纷纷做出了要求政府以及其他公用机构公布食粮费账目的判决。

有了法庭支持的“联络会议”在得到了食粮费的明细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法院开始了新的一轮诉讼，这次是要求参加接待的政府公职人员返还所花费的接待费用——因为如何处理这些使用公款进行官官接待的官员是各级政府人事部门的内部事务，市民不好干预。但市民却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拒绝将自己缴纳的税金给那些政府公职人员去吃喝并试图追回那部分被非法侵吞的税金的意愿。只要被吃喝掉的那些税金回来了，那些参加吃喝的官员是不是受到了行政处分并不是市民们关心的问题。

这些诉讼的结果是到1998年7月为止，日本全国25个都道府县的政府工作人员们被迫返还了303亿9千万日元（大约三亿美元左右）的官官接待费用，而日本所有的地方政府也都在1996年左右明确表示再也不使用公费招待政府公职人员，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这样使用公款吃喝首先就违反了法规，而且在被市民组织发现之后肯定还会面临要求返还的诉讼，而且法庭肯定会支持市民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谁去动用公款吃喝的脑筋呢？

当然，参加了官官接待并且情节严重的那些公职人员最后不少受到了行政处分。

另一方面，政府公职人员接受私人企业的接待早就已经明确属于受贿行为，这样政府公职人员的吃请问题就算在法律和实行层面上解决了。

这就是从1995年开始只花了4年时间到了1999年之后日本就不存在食粮费问题了的原因。

解决了政府机关的官官接待问题之后，接下来“联络会议”又把矛头指向了警察的小金库问题，还是采取和解决政府食粮费同样的做法，在他们的努力下，到2010年底为止，13个道县的警察被迫返还了14亿3千余万日元非法积蓄的小金库资金。2007年之后“联络会议”又开始了对各地方议会议员经费开支的调查和要求返还活动，到去年底为止已经迫使地方议员们吐出了9亿5千余万日元的不正当经费开支。

日本人有一种才能，就是他们很善于学习，在引进了别国的先进经验之后很快就能消化而且还能进行发展，就连拉面和咖喱饭都是这样。这次在ombudsman的行政监督方面还是这样，日本不但实现了对行政进行监督，而且连别的国家供养“ombudsman”行政监督官员的政府经费都省了下来，只靠民间的志愿者就干成了。

这个例子告诉人们，规范政府公职人员行为这个问题既不复杂也不困难，真要想做的话也很简单。既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也有成功的实例。

但是要想规范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政府公务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司法的公正，否则是不可能解决的。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曾经指出“财政资金、公共资产都是纳税人的钱，管好用好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方面。……首先要改革预算，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把政府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二是要深化税制改革，正税清费。三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权职权相匹配。四是继续推进国库制度集中收付和公务卡制度改革。……基本要求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宜公开，或暂时不宜公开的，要有一套细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

能够把这段话解读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腐思路。

反腐的目的并不是要惩治腐败，反腐的目的应该是要阻止腐败。政府公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是阻止腐败重要的第一步，走出这一步远比抓几个贪官或者严惩被抓的贪官要重要得多，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官员即使想贪也无法贪。

抗灾能力是在抗灾中增强的
——浅谈日本灾后应急机制

俞天任

唐山大地震的当时笔者在农村插队，当时上面发下来了不少材料告诉人们遇到地震应该怎么办，笔者学了之后还向老乡们宣传，俨然很知道如何应付地震。

后来笔者到了日本，到日本不久就遇上了死亡人数6500人，伤者上万的1995年7.3级的阪神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笔者抱着四岁的儿子带着老婆赶紧跑出来，还有一位住在隔壁的国内来的交流学者也跑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才有日本人跑来问你们蹲在马路上干吗？因为住的房子没有垮掉，所以人家不理解我们的行动，这才知道其实我们当时的反应是错误的，是国内那种不伦不类的地震教育的结果。

这几天听广播，电台里还是有各种挂着很吓人头衔的专家跑出来教人遇上了地震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应该往哪儿躲什么的。一听就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地震，实际上小的地震就是晃那么一下，大的地震也就只有十来秒时间，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等反应过来，地震也已经结束了。只有一位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工作的地质学教授说的话内行，他说人们在发生地震的那一瞬间能做到的就只是用手护着头，其余的什么“安全三角区”都是一些可遇不可求的玩意。

实际上在真正遇上了地震的那一刹那，人就只能被动地承受了。能做的是事先的防灾减灾工作和事后的救灾重建工作。

当然这一次的芦山地震比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规模和范围上要小得多，但是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还是可以知道中国在应对地震救灾方面已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整个救灾过程无论是从救灾人员的动员还是救灾物资的调配方面看来已经是有条不紊多了。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应付地震方面很有一套经验，但实际上从这次来看两国的差距已经很小了，起码不是像五年前那么大了。现在的道路交通体系比五年前更加发达，更加畅通了，救援部队的装备也更加精良，像直升飞机的保有数量就已经是五年前所不能比拟的，这样在把握灾情，向急需的地方运送人员物资方面有了更大的选择权。

信息通讯系统和五年前也大不同了，手机互联网系统对于地震这种自然灾害的重要性在前年日本3·11地震时就充分体现了出来，这几年来智能手机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的普及，更是为信息的传递提供了畅通的信道。

五年前，笔者曾在博客上设想武警部队成立一两个师的专门救灾部队，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这次看来，部队和消防力量所拥有的救援装备和使用这些装备的能力比五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接受了上次地震救灾的经验教训，除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之外，一般人的行动也逐渐规范起来，像这次在一开始就有相当多人主动倡导呼吁无关的人员不要一窝蜂去往灾区，以免不但起不到作用，反而还会给救灾工作添乱。对于爱心捐助工作也不像上次那样到后来成了一场单纯互相比金额的表演，而是更注意实际。

但是对比一下中日两国之间的地震救援工作，还是能够看出中国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地方主要都体现在软件上。

日本在发生大地震之后和中国的主要流程实际上差不多。实际上世界各国都一样，救灾都是军队唱主角，这是因为只有军队才能在人员、组织、开销以及体能方面满足救灾工作所必需具备的苛刻条件。

但日本的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好一些。

日本平时就对各处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准备好了很可行的预案，比如就物流来说，救灾物资的运送由物流公司运到灾区之外的指定地点，能够进入灾区的只有自卫队“救灾出动”的车辆，这样整个物流通路显得很干练。只要道路畅通就不至于会发生大规模堵塞或者进了灾区以后找不到卸货点和加油站的事故。这一套方法在3·11地震时一开始被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内阁给取消了，他们认为救灾物资在灾区外重新装卸一次是在浪费时间，结果反而造成了极大混乱，后来不得不恢复了原来的做法。

从公布出来的信息上可以看出，虽然到处都口口声声是“启动了应急预案”，但这些“应急预案”的内容有待于改进的地方似乎还很多。比如从公布的信息来看，灾区缺少很多物资，但其中有不少像急救药品和粮食这样的物资在平时就应该储备起来，准备在灾情袭来的时候使用，这一点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各地政府都有自己能够使用几天的灾害储备，定期点检更换，这样就是在受到灾害，道路完全断绝的情况也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前年的3·11地震之后，大量在东京工作的人因为交通网断了而无法回家从而成为“归宅难民”，于是东京都特地制定了《归宅困难者对策条例》，规定各用人单位都必须确认所有员工在发生灾害时的回家路线，在本单位房子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要把员工留在本单位以免造成混乱，所以各单位必须储备三天以上的饮用水和口粮以及防寒毛毯。这种以法令规定下来的防灾减灾准备很值得学习。

在进行防灾准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把可能发生的灾害规模预想的大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在灾害真正到来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余地来对付。有些地方只考虑到“别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情绪”，有意无意地乱打极为廉价的安全包票，经常能够看到各种专家在告诉人们这里几百年不会发生地震，那里几千年不会发生地震，其实他们自己都根本不知道这些铿锵有力的包票的根据在何处。这样做的结果是恐慌情绪是没有了，但是防灾减灾的准备工作也就跟着松懈了。

前年日本的3·11地震时，地震带来的损失并不大，主要都是海啸带来的，当时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海啸预报不准确，不少人听信了预报未能及时逃生。痛定思痛，日本人认为在海啸预报一时还无法做准确的时候，使用模糊的语言反而有可能更加提醒人们警觉。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日本不再预报海啸的预计高度，而只用“高海啸”“巨大海啸”等模糊字眼来催促居民赶紧逃生。

也就是说在防灾减灾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方针，是要最大限度地引起人们的警觉，而不是什么“安抚人心”，因为那样只会带来松懈大意。

防灾、减灾、抗灾和救灾这一切对付自然灾害的能力都是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传媒系统。只会报喜不报忧的媒体是无助于事的，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高达24万，可这个数字几乎在十年以后才由钱钢先生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告诉人们。全国人民都被蒙在了鼓里，不知道唐山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个时候的传媒只是在粉饰太平。

记得唐山地震后，有一部纪录电影叫做《英雄抗震灾》，人们就只能看到一队队军队在跑步进入灾区，一个又一个人被救出来，高喊一句“毛主席万岁”之后就马上精神抖擞地去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去了。哪里是一场吞没了几十万人的大灾难，简直是一场郊游。所以在经过了这么一场大灾难之后，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知道地震到底有多么恐怖，甚至不少搞建筑工程的都仅仅知道防震很重要，却并不真正知道为什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年的新闻封锁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各媒体都详细地报道了地震的凄惨，之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开口就来“地震不可怕”的傻话，相反防灾减灾的意识都大有提高，即使实际工作还没有跟上，但起码不会有抵触了。

日本在发生大地震时，从内阁到地方政府都是传媒攻击的对象，无论采取了什么行动，在传媒看来首先是“愚蠢”。这种攻击有些有道理，有些则根本没有道理，但这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批评。不能用“别人在流血流汗，你们却在一边指手画脚”来反驳，只有在即使是批评错了，也只是在某件具体的事错了，但对于其他地方可能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比如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中的消防问题，就是这样，当时地震震坏了煤气管道造成煤气泄漏，不知道这件事的电力公司在停电之后强行送电打出的火花点燃了煤气，遇上日本还是木制房屋居多，这就烧了起来。当时是束手无策，道路全垮了，消防车根本来不了。就是来了，水管也全垮了，消防水栓里出不了水，救不了火，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烧。

但这不成为理由，事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愤怒的是：为什么不用直升飞机？神户就在海边上，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发生森林火灾，人进不去的时候不就是用直升飞机吗？而且当时的陆上自卫队有453架直升飞机，其中187架装备有消防设备，为什么不用？

不用的原因是，在1995年时，直升飞机只能用于森林火灾，不能用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理由多得数不清：消防水里的添加剂对人体有害；火焰的热量影响飞机的稳定；直升飞机无法瞄准，不一定能把水浇到要浇的地方；飞机无法控制水压水量，会伤害地面的人员和建筑物，这样在二次灾害之上还会弄出一个三次灾害出来，等等等等。

这么多理由能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人们问的是，有这么多困难和问题，你们是不是作了努力去克服和解决？如果没有，那就是失职。因为地震时消防车无法工作是你已经知道的，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

从那次以后，各个地方自治体就开始真的和自卫队一起成天搞空中消防试验。现在陆上自卫队已经可以用15架CH-47大型直升飞机编队以“地毯轰炸”的方式对指定的居民区进行水压水量得到控制的消防作业。没有传媒的鸡蛋里挑骨头，到现在是怎么回事也不好随便猜想了。

前年日本的3·11地震，道路全垮了，码头也都被海啸冲坏了，救灾物资运不上去，也是媒体在骂自卫队拥有大型气垫式登陆艇为什么不用，这才提醒了自卫队。就是民主党内阁改弦更张造成灾区内部的交通混乱也是在被传媒批评了之后才得到改进的。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让人说话，哪怕是牢骚。那些在行家眼里不屑一顾的外行牢骚，很可能孕育着一个好主意。救灾人员当然辛苦，值得感谢，但是正因为这样才应该想法子让他们减少一点辛苦或者以后可以不要这么辛苦。

指责传媒“为什么对99%的成绩视而不见，却津津乐道那1%的缺点”是毫无意义的。站在与己无关的立场上，可以扯99%和1%的蛋，但如果你是灾民的话，救灾及时不及时就是100%和0%的关系，得到了救援就是得到了，没有就是没有，和没有得到及时救援的人去说另外的99%已经得到了那叫没心没肺。

行政当局是由人组成的官僚机构，肯定会出错，肯定有遗漏，有嘴的传媒不提就没有人来提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1%是冷酷无情的，自然灾害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还会出来，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和所有人都有关。谁都希望行政当局在救灾的时候能够以更有效、更透明、更公正的方式运营，以避免或减少自己在遇到自然灾害时成为1%的可能性。要做到这样，除了传媒和公众不断地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之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难以学习的日本应对地震经验

饮冰

芦山地震后，媒体间又掀起了新一轮学习日本防灾救灾经验的热潮。细数了一下邮件和微博私信，笔者收到这方面的约稿不下10篇，其中有一些是常打交道的媒体，实在是却之不恭，但也实在是难以动笔。

动笔的原因或许千奇百怪，但不动笔的原因恐怕大致上只有两个：“不能动”或“不想动”。在日本防灾救灾经验这一话题上，笔者之所以久不动笔，可以说是二者兼有。“不能动”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日本防灾救灾经验”已陆续介绍到了中国，虽然很多都只是一些零碎的信息点，但也无太多要点遗漏，该写的差不多都被写了。

之所以“不想动”，是实在不想在泥沙俱下的海量文章面前，再徒增一些似曾相识的文字，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增添佐证，何况实在觉得写了也白写，不想做一些无用功。所以，所谓“不想动”准确点说是“不想凑”。

产生“写了也白写”这样的想法为时已久，客居日本，身在中国这一庐山外，只看到“盛世”美景让一些人醉得不轻。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大谈包括震后救灾在内的“日本经验”，如同被东施绑架身心的悲催男在畅谈隔壁西施如何吸引人，但就算把西施迷人的笑容肢解得一清二楚，东施恐怕也未必会真的学习和借鉴。

日本在震后救灾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虽也有诸多瑕疵，但无疑亮点多多，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暂时真的学不来，即使努力去借鉴学习，恐怕也只能止于表面改进，而难以达到根本改善。

若细数日本应对地震灾害的经验，可以为文数篇，但若简单概括，无非就是震前防震（意识培养，建筑物抗震设计，地震监测、分析、预警）、地震来时各司其职、地震之后安置处理，并将整个过程通过法律来保证做到信息公开、责权分明。

但这样的“经验”，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比如，人人皆知日本社会的防灾意识比中国强太多，但若进一步追问“为何”，恐怕会有人回答：这是因为日本地震频发，地震多了自然就锻炼出来了，而中国相对而言地震较少。

在中国，很少有人出来怀疑这样的说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曾在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科学技术月报》（2009年1月号）上刊登过一篇文章《中国地震防灾的现状与展望》，不妨在此翻译引述其中的一段。

“中国是多地震、地震活动频繁的国家。因地震活动的范围广、震级高、震源浅，所以经常造成人员死伤、财产损失等重大损害。据记载，历史上在中国发生的强震约100回，其中造成死亡20万人以上的大震有4回（全世界共16回）。……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地震频度是：5级以上年均20回、6级以上年均4回、7级以上每3年2回。在20世纪，中国的地震死亡人数达56万，占同时期世界震灾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仅就20世纪而言，中国因各种自然灾害的死亡者中一半以上系地震死亡……”

“中国潜在的地震形势异常严峻。在历史上，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都曾发生过里氏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中国地震安全区划研究表明，中国全部国土的41%、都市部分的50%、人口百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70%都处于可能发生里氏7级以上地震的高震度危险区内。……面临着重大的潜在地震灾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我们必须对此特别重视。”

很显然，中国曾经遭遇的地震灾害以及面临的地震威胁，相比日本并不算少。日本应对地震灾害的强烈意识，只不过是其整个国家危机感强烈的延伸，而中国从政府到民间，却少有这样的危机意识。

2013年的地震局预算中，住房保障支出高达1.54亿元，远高过其他单项，地震预报监测支出却仅为3822万元，少得可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但结果是将人民的钱都“服务”进了一部分人口袋中，这一切奇怪乎？在监督失灵的体制下，不奇也，甚至地震局系统的某些人士还会喊冤吧，因为相对于其他肥水衙门而言，地震局只是油水不多的“冷衙门”罢了。

在这样的“东施”面前，还是少谈些“日本经验”吧。其实，在满屏都是抗日剧的大形势下，还能允许学习“日本经验”的声音出现，至少说明了“日本经验”还被有识之士认可，断不会在救灾如火如荼的当口遭到无情痛批，这已是万幸，足矣足矣。

日本灾区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上）

林楚方

2011年4月16日，也就是日本海啸地震过后一个月，我和王小山去了趟日本灾区，亲历了日本人的灾后重建，那是一次让我震撼的旅行。我们和一组志愿者一起行动，这组志愿者的任务是给灾民“泡脚”，这让我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足浴的事？

4月18号上午谜底揭晓，在“泡脚志愿者”培训会上，讲师告诉大家：“大部分灾民一个月都洗不了一次澡，你们给他们泡脚，对他们来说是次享受，能让他们放松。而且肌肤接触最容易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信任，只要信任你们，就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你们晚上回来再把这些告诉班长，班长汇总后告诉组长，组长汇总后告诉给组织者，组织者汇总后告诉志愿者中心，志愿者中心再根据这些需要安排新志愿者……”

志愿者做的这一切，除了为了灾民舒服外，还要带回灾民的需求。当地朋友说，日本很少有异性按摩。但这次给灾民泡脚，却要异性服务异性，目的是要让被服务的人舒服，舒服就能讲真心话。讲师特别解释：“不用担心发生恋爱，都是老头老太太。”

当地朋友还告诉我们，这个讲师很有经验，曾参与过1995年阪神地震的志愿者工作，当时，神户有个老大爷，家没了，家人也找不到了，接受完一个女孩按摩后居然开起玩笑，“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儿给我按摩，死也值了”。在女孩的提醒下，老人提出了很多需求。

在日本，内向的人很多，而且大多数日本人，不愿意求助别人，有困难就忍着，因此，怎么掌握灾民需求，就被当做很重要的事。“按摩拿需求”，就是阪神地震志愿者们总结出来的。一些资料显示，阪神地震时，志愿者工作非常混乱，之后，日本人总结了教训，再发生灾难，就有条不紊了，因此，阪神地震被称为日本志愿者元年。

回到足浴培训，培训会持续将近四个小时，讲师讲了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不要上来就问不舒服的问题，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对话：孩子呢？失踪了。亲戚呢？联系不上了。家产呢？冲没了……“要等双方气氛融洽后，让对方主动谈”。

更细致的问题不断被提出。一个女孩问：“如果对方想要我照顾孩子怎么办？”讲师答：“你告诉对方，你没有看护小孩的资格。要是对方还坚持，你就请示班长，但不要主动跟灾民说自己有看护小孩资格，如果你说你会看护小孩，灾民就会照顾你的感受，想着给你提供表现机会，这实际上可能加重灾民负担。”

一个女孩问：“要是对方（被按摩的人）到时间不愿走怎么办？”讲师答：“一边按摩，一边聊天，很可能忘记时间，但这个时候按摩的人，不要说‘到点了，您该走了’，这样会让对方伤心的，刚才还好好的，马上就这么冷淡，不好。这个时候你就让旁边送水送毛巾的志愿者说‘到点了，还要服务别人’。”

一个女孩问：“第一次见面要不要摘口罩？”讲师答：“和灾民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要摘下来，泡脚时就很自然地戴上。对方就不会察觉，否则会让对方觉得不礼貌。”一个女孩问：“听不懂对方的方言，会不会伤害对方感情？”讲师愣了一下：“这个……我也不知道……”又是满场笑声，“主要是要方便灾民尊重灾民。”

这次培训还有一个环节，是讲师和一个志愿者模拟泡脚情境，中间的对答几次让全场爆笑。我曾以为日本人总是很严肃，看来有误解。当地朋友说，他们是想让培训变得有意思，要不没人听得进去，“因为比较急，这次培训算是比较粗了，要搁平时，哪怕两天的工作，也要拿出一天来培训”。

培训结束后：近百个互不认识的男女，迅速组成三个组，几分钟内产生组长，每个组又迅速分成几个班，然后产生班长。整个过程不超过半个小时，看起来一盘散沙的人们，便高度地组织化了。

日本灾区志愿者是怎么工作的（下）
——志愿者需要一系列细节

林楚方

这两天，中国媒体集中批评了“无规则献爱心者”，给灾区增加负担，爱心，也是需要门槛的。

上一篇的文章，我讲了日本泡脚志愿者们有组织地进入灾区，今天继续讲，接下来的事，他们的经验也许对我们有帮助。

上次说到志愿者接受培训，接下来，培训结束后，我们和志愿者出发去受灾最严重的石卷。大巴上，讲师严肃地告诫这些80后：“你们要去的地方，城市一半被淹过，会很惨。有的人可能会被刺激，就觉得一定要加油干活，卖命干活，才对得起受灾的人——但千万别这样，你这样会感染其他人一起加油干活，大家一起加油，会增加灾区各种负担，比如，灾民的心理负担等。记住，做好你们该做的就行。回来后，如果觉得心理不适，可以给心理康复中心打电话，发给你们的资料里有康复中心的电话，他们会提供帮助。”

康复中心也由志愿者组成。

2011年4月18日晚6点左右，我们到了石卷市志愿者接待站，我们和志愿者都被安排住进一个卡拉OK店。

当时，很多商店震后几天就开张了。他们不会被当做发国难财，而是觉得震后迅速营业，能让别人买到东西，是种负责。但卡拉OK店老板可能觉得，这时候提供卡拉OK服务不合适，就把店给志愿者中心用了。

在我印象里，灾区，哪怕是日本灾区，也会放弃很多讲究，但我错了，即使在灾难打击最严重的地方，日本人对卫生也毫不含糊。

我们进楼后都领到一双拖鞋，志愿者中心负责人要求，这里必须保持清洁。此后发现，我们去的每个地方，无论是灾民泡脚的地方，还是灾民安置中心，都要重复一个动作：换拖鞋，换拖鞋……

第二天，我们到了泡脚现场。志愿者的准备工作细密熟练：放好煤气罐，摆好大盆，打好凉水烧开，在一个像是仓库的大房子里铺好塑料布。一个多小时后，志愿者们开门接客。

之前，志愿者们被要求异性按摩，但我发现好几对同性按摩，我问日本人：“不是说异性按吗？”他说，同性太多了，总不能专门等吧，“自然就好”。

灾民看起来很享受这种服务，现场总有笑声。虽然事先说尽量不要拍照，但当我们征求意见时，灾民都微笑地配合“摆拍”。

在灾区我们还遇到清泥志愿者，需要补充的是，他们的志愿者分的很细，有泡脚的，有理发的，还有清除淤泥的。

我们到的前一天赶上周末，清泥志愿者数量创了纪录，达1580人，是平时的两倍还多。晚上，我旁观他们的挖泥总结会，白天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拿到会上解决，比如能否雇更多当地人参加，这样可以增加当地停工者的就业机会，会上还讨论了该雇哪些人，说的也很细，具体我忘了。

还听到会场总有笑声和掌声，翻译告诉我，笑声是因为有个志愿者说，“烂泥比屎还臭”；掌声是因为有个100人的小队清理了12栋房，而另一个小队40人清理了35栋，前面的被嘲笑了，后面的被鼓掌了。

还有人说，有个寺院地下室里都是遗骨，他们要把遗骨取出来，但地下室洞口很小，只能下去一个小个子，这个人在里面呆了好久，“里面像电影一样恐怖，可怕极了”。

回头说日本人的组织能力，熟悉情况的日本人说，现在大家觉得很有秩序，那是因为有阪神地震的教训。阪神地震时，数以万计无规则献爱心者进入灾区，但当地没有接待机制，有需求的找不到人，有人来了却找不到需求，很多人转一圈就回去了，还有人冒充志愿者在当地做生意，就是发国难财，总之，秩序非常乱。

后来，日本志愿者组织在全国建立志愿者接待中心，并形成了联系机制，让志愿者参与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

通过“泡脚”了解灾民需求，也是阪神地震中的教训。志愿者木村奈奈惠曾经历过那次地震：“当时没有泡脚手段，大家在避难所找闲人收集信息，可灾区的闲人都是小孩，根本收集不到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些‘我要回家’‘我想要我的住房’‘我想要我的亲人’……我们根本满足不了。但有了足浴之后，人和人距离很快拉近，边享受服务边说心里话，真没想到足浴有这么大作用。”

此次灾区，志愿者浦田尚美白天服务了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撩开衣服后吓一跳，“因为太脏了，他一个月只洗了一次澡，因为老伴卧床，自己又没法离开”。

老人告诉浦田尚美，避难所的木板太硬了，他需要毛毯。“我已经把他的需求报告上去了。”浦田尚美认为之前的培训非常重要，“我们都非常在意不给灾民带来一点点伤害。”

而一个叫夏本茂男的男生则开玩笑说：“日本的教育把人教傻了，都不会独立思考，所以才问那么多细节问题。”

夏本茂男是送水志愿者。“这次来灾区，我想的不是做什么好事，只是寻求一种体验，我不想在将来和孩子说，这次地震的时候爸爸什么都没有做。”在以前，夏本茂男更喜欢美国，有时被他的同胞认为是个亲美者，但这次，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很多好的一面。

有一个细节让他永难忘记，有个小女孩给志愿者一块糖。“我们说不能要，但她非要给。我都快哭了，就拿了一块留作纪念……我觉得日本是有希望的，小女孩受到的教育非常好”。

美发师浦田尚美给那个小女孩理了发。

“退一步看，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通过这次灾难，我看到人和人之间重新重视交流和关爱，这就是志愿者的主要作用。”

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日本想靠外交压倒中国 文/桥本隆则

中日关系该向何处去 文/桥本隆则

中日军备竞赛未必是坏事 文/朱江明

中日外交之春将遥遥无期 文/饮冰

日本想靠外交压倒中国
——安倍积极外交背后的故事

桥本隆则

一直说安倍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的领导人，在重新执掌政权以后，对前政权以及之前日本政府的很多做法进行了改变，其中的一件就是加大了对外访问。一般的日本首相每年的外交出访次数是有限定的，原因是日本的首相都是从日本议员中选出，所以首相根据规定如果无特殊情况一定要参加议会的各项议案的审议。安倍刚上台时就抱怨：因为在国内议会中无休无止的议案审议，让日本丧失了很多国际机会。

安倍上台后为日本外交绝地反击。在2013一年间差不多访问了29个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去过两次，在2013年底，一家日本报纸对安倍一年的国际外交总结中透露，安倍很自豪地认为，2013年是日本首脑在外交中收复失地的一年，他一个人出访国家数超过了中国领导人2013年的出访国家总数。

我认为安倍外交2013年的主要功绩有两个：一是通过对东盟的密集访问，加强了日本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日本在经历近20年的经济低速成长以后，需要有个外部的市场来支撑日本的经济恢复，这个市场要大，并且与日本的关系良好，于是日本首选东盟。

最初的目标是刚刚经过政治变革的缅甸，安倍内阁的重要阁僚都曾经飞往缅甸开展安倍的积极外交。一时间，日本外交的重心就是缅甸的舆论也在形成。很多投资顾问公司、企业，以及相配套的服务设施都前往了缅甸，同时日本还把ODA大量的资金送往缅甸，外界把这样的攻势看作官民合作的银弹外交。

开始时，好消息不断传来，在安倍的外交斡旋下，日本各大公司或许会获得来自缅甸的大量定单，甚至有些日本媒体还把缅甸称为亲日国家。根据当时外界所知，日本政府期待拿下两大缅甸国家项目：缅甸仰光国际机场的扩建，以及缅甸国内通信网的构筑。这两个是国家级大工程，日本方面若一举夺下，不但可以获得收益，而且还可以树立信心。当开动了宣传机器、投下了巨额资金后，这两个项目突然从日本民众眼中消失。日本政府、媒体都不再提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日本方面竞争失败，订单飞走了，安倍的首脑外交也失败了。

当然安倍的外交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这就是“就算日本不能获得订单，也不会让中国获得”，这也是安倍外交的最低底线。今年9月左右，中国军工曾经有一个大单的意向签订，这就是中国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红旗9出口土耳其的合同签订，虽然不是最后的合同，也震惊了世界军工行业。

日本在这方面坐不住了，在草签合同不久，安倍首相飞抵安卡拉，与土耳其首相埃尔杜安会面，希望土耳其停止进口中国的防空导弹，并且同意土耳其可以与日本开展军事合作。虽然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存在，安倍还是绕过这个障碍，暗示日本与土耳其的战车引擎研究可以迅速开展。

同时安倍还向土耳其许诺，为土耳其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土耳其改善其交通状况，现在日本企业已经进入土耳其的交通建设项目，包括地铁的建设，港口的建设，土耳其也不想得罪日本这个财神爷。因此中国的防空导弹的出口订单，就被土耳其方晾在一边。

日本国内对于安倍频频出访而不参加国会的审议的行为意见还是很大。但是这种意见都没有成为一种气候，原因就是安倍首相的出色的口才，这次安倍再次回到权力中心，学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说漂亮话。中国有一句俗语：吹牛不上税。

安倍现在每一项活动都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使你没有理由反驳他。安倍的频频出访也是这样。他说这是提高日本形象，为日本经济打开国际市场的重要工作，并且他还举例子，中国领导人每年频频出访，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增加，所以日本要超过中国，领导人一定不断出访。

但是现在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阻止了安倍的脚步。根据日本内阁官方的消息，安倍首相因为在2013年频频出访，把首相的外出住宿预算全部用完，这样日本外交也到了首相没有钱出访的境地。据传今年1月的安倍即将出访非洲、中东以及印度的行程，就因为没有钱，要想办法从其他的项目资金中支取，然后等补充预算下来后归还。

现在日本首相每年的外国访问经费大约是3450万日元（约合230万人民币），按照一般的情况这笔预算只有多出来，而不会不够用，现在日本预算年度还剩下3个月时间（注：日本预算年度，是从每年的4月初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底为止）预算已经全部花完，太出乎一般人的预料。

关于2014财政年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已经指示，要求增加预算，充分支持首相的外交活动。所以4月份开始的新的财政年度，安倍首相的外游预算增加到4070万日元，针对这个预算金额，已经有人担心，会不会到2014年10月份就全部使用完。因为安倍2014年的外交预定已经公布，新年度主攻欧洲，这样花费将更大。

安倍的积极外交的目的是为了日本国家利益，所以反对安倍外交的声音并没有形成一股力量，对于安倍虽凭巧言鼓动，却几乎没有结果的外交周游，日本国民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的外交将是失败的外交。

中日关系该向何处去
——日本人为何支持安倍的强军政策

桥本隆则

世界史上与船有关的故事很多。有些王朝的兴起源于一艘船，有些王朝灭亡也因为一条船。南宋最后在广东崖山海面，与蒙古水师决战，力战不敌败退，宰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从一艘船上跳入伶仃洋（又作“零丁洋”），南宋的百多年王朝就此灭亡。

而日本近代崛起也与船有关。幕府末期，美国海军佩里黑色舰队来到横滨，要求日本开放海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来袭事件。迫于美国利舰强兵，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向列强开放港口与贸易，促成之后日本内部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即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百多年以后，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本有着豪迈之心，要用经济实力征服世界，却因泡沫经济之累不得不蛰伏于亚洲一角，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失去的十年”，这个痛苦经历使得日本国内一直有立志强国的愿望，却苦无进入重振之门的通道。

同时，亚洲邻邦的中国却突然崛起，经济开放、工业发展，当2010年日本GDP总量被中国超过时，日本上下都在惊呼要注意身旁的“中国龙”。这种呼吁当时还只停留在口头，虽然那些日本“爱国人士”常在各种场合呼吁：“警惕中国的入侵，警惕中国的崛起”，但鲜有市场，大气候还是经贸为主，和平友好是主旋律。

因日中两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往来，经济有着极好的互补性，所以对中国国力的警惕与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交织在日本财界以及政界领导的心中。

这时，一条船的出现打破了表面的安静，2010年一条中国的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捕鱼，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根据《中日渔业协定》规定，中国渔船可在钓鱼岛海域捕鱼），当日本海上保安厅要求停船检查时，船长詹其雄却突然开足马力逃跑，于是就在这片海域上演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渔船与阻拦的海上保安厅船只相撞，这就是有名的钓鱼岛撞船事件。

之后，渔船船长被日本逮捕扣留，一度传出要判刑的消息，中国方面要求日本立刻释放被扣的本国渔船与船长。两国上空响起了警报。

民主党上台后，与中国政府间的联系渠道并不通畅，唯一与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前干事长小泽一郎也被最高当局勒令停止党籍反省，而在台上的人，都没有有效的渠道能与中国进行斡旋，于是所谓的正面突破意见占据主流，硬碰硬是当时日本外交的不二方针。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缺少与日本的沟通渠道。与自民党各派建立的联系，因自民党下台无法发挥作用，通过一般人士的斡旋对民主党也不能起到作用。

中国就被扣留船长交涉无果以后，恰有4位日本人因擅闯中国军事禁区被审查。双方手上都有了对方人员。同时，中国还宣布将停止向日本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中国方面的多管齐下，让民主党政权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用政府特别方式，暗示冲绳那霸地方法院无罪开释中国船长。这场中日外交纷争以中国胜利日本服软收场。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钓鱼岛撞船事件让日本财界、政界对来自中国的力量有了实际感受，一向有危机感的日本政界与财界开始联手对付中国。首先披露出来的就是日本制造业开始寻找稀土替代品，也就有了日本考察船在日本周围海底转圈勘探稀土的故事。

同时，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方面有这样的考量：现在中国是用停止稀土、扣留人员等施加压力，明天如果又遇到相同情况，还会有更加激烈的手段。这样日本所有财界、政界的领导在私下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日本要有集体自卫权，也就是战争的主动权。

随后，本来交流不畅的日美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修复，中日间的小插曲为日美同盟再认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民主党的施政能力，以及在日本大地震时的应对，遭到了日本国民的强烈质疑，这时的日本民众开始回忆起之前自民党时代的安定生活，好在还有一个选举，正好高喊要“强化军备”“保卫钓鱼岛”的安倍（晋三）出现，日本民众毫不犹豫地把他选上了台，因为安倍是他们声音最好的代表。

现在，日本朝野已达成共识，也就是日本一定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加强自身国力、提高军备能力，以保卫日本的国土安全。

回忆起来，当撞船事件发生以后，中方的组合拳虽迫使日本释放了船长，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安倍之流，让他们获得重新抬头的良机。有人会说就算没有撞船事件，也会有其他事件出现，但是我想说：“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平时间越长，对自己国家越有利。”在国家整体利益（经济发展）前面，是否要拿出全部底牌来制衡对方，这值得好好考虑，毕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否则就像我遇见的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条船唤醒了日本民众认识，成为日本中兴的动力。”

中日军备竞赛未必是坏事

朱江明

近日虽然朝韩危机进入低潮，中日之间的关系却依旧持续向冷。

日本方面多次高调宣布强军计划，中国方面也宣布下水第十艘中华神盾舰并且多次召开临战级别的会议。俄罗斯媒体更是很不低调地报道，2012年俄罗斯军品销售总额高达150亿美元，比两年前几乎增长了50%，大部分增长来自于亚太地区。美国自然不会落后，去年就开始调整对亚太地区的军事产品出口政策，宣布进行“再平衡战略”，避免亚太地区出现因为中国崛起而军力失衡，这直接导致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军事产品出口迅速增加。不仅日本开始雄心勃勃的整军计划，连菲律宾这个经济持续低潮且总量低下的国家，也开始对军事产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着各国军备热情的持续升温，现在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东之外最具活力的军事产品市场。

　这种情况导致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一般而言，军备竞赛阶段是战争准备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各国疯狂建造无畏级战列舰和各种巨炮；二战前的”虚假和平“时代，不仅纳粹德国在疯狂地扩充他的陆海空军，大洋彼岸的英美和日本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海军造舰竞赛。

如今，这种大战前的军备竞赛似乎正在今天的亚洲重演。不仅日本和中国在努力制造航空母舰、直升机母舰和神盾驱逐舰，连韩国也宣布考虑加入建造航母的行列。仅从其国防需求而言韩国并不需要航母，然而，除朝鲜之外，韩国周边国家全都拥有航母或者准航母。这次高调宣布将会筹建航母显然是因应地区形势作出的判断，属于被迫跟进航母的典型。

从韩国打算造航母这个事件基本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趋势已经无可避免，并且将会愈演愈烈。那么到底是什么带动了本轮军事竞赛发展呢？很多评论家往往将原因归咎于美国或者日本，舆论则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防发展是基于自身国防的需要，外人无权指手画脚。理论上来讲，这个论调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是周边国家显然不可能随便看着力量的平衡翻转，所以自然也会对自家国防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己加油，中国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阻止周边国家加强军力，尽管从历史上来说军备竞赛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现象。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军备竞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情况无非以下几种：

某个国家认为到了某个时间节点，自己的军备达到顶峰，而对方尚处于劣势，发动战争可以阻止对方赶上，并且获得相应的利益。德国在一战前就是基于这个判断而发动了战争，事实证明当时德国的选择是错误的。

某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军备水平足以轻松获胜，并且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巨大利益。二战中的日本对华侵略，就是基于这种判断。

某个国家认为自己的军备水平虽然不能获得完全的优势，但是可以通过突然发动战争而获得优势，并且因此而能够保持优势。二战中日本对美国的偷袭，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以上所有的开战判断，全部是某个国家基于军备上的优势或者通过开战可以获得军备上的优势而自己选择开战，这在传统武器时代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想法，然而这种想法在核武器时代却行不通。因为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即便对方的核武器数量高于你1000倍，你仍旧有让对方重伤的机会。在两国传统武器的较量中，如果相差太远就会被对方轻松击败，而对方的收益与损失相比却可以是微不足道。

这种武器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战略决策的结果，整个冷战中苏联和美国都在进行全方位的军备竞赛，而两国却并未因此爆发战争。甚至两国在处理代理人战争的问题上，都必须极端谨慎小心，以免因此可能引发两国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在东亚地区，中国、朝鲜、俄罗斯都拥有核武器，日本和韩国被美国的核保护伞笼罩。军备竞赛如果发展成战争的话，虽然韩国和日本无法进行核反击，东亚的核国家却仍然很难选择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甚至还必须考虑到，对方的核保护伞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的问题。其中典型的情况就是，如果东亚某个小国使用弹道导弹对日本或者韩国的大城市进行突袭，那么对方很难判断这是否为一次核进攻（任何弹道导弹的发射均会被美、俄的战略武器检测网络侦查到和进行跟踪），只有等落地后才能辨别这是常规进攻还是核武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日韩除了拦截之外必须做出有效的反应，那么此时美国的核保护伞将会发挥威慑的作用。至少会做出姿态宣称自己将会进行核反击，以应对可能的弹道导弹攻击。这个小国再进行下一次导弹攻击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后果。事实上，任何核国家即便是进攻没有核武器的日本和韩国时，都必须谨慎选择自己的攻击手段，以免造成误会。

显然，在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下，因军备竞赛而升级成战争的风险其实并不大。相反，由于中日韩均为制造业大国，适量的军备竞赛其实有助于提升各自的重工业发展。苏联的解体虽然和军备竞赛有关，实际上却是自己工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对于中日韩这种工业门类齐全而且军民制造业市场化的国家而言，有限度的军备竞赛并不一定是坏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中日外交之春将遥遥无期

饮冰

在本月初的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称，现在的中日关系“可能是历来最差的”。在上月底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也直斥安倍晋三是“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如是形容安倍的还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与此同时，安倍则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称，目前的中日关系似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彼此经济相互依赖，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彼此有着重大共同利益，“但这样的经济关系并未阻止大战的爆发”。日本的外交相关部门也指责中国才是“地区麻烦制造者”。

“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曾是美国用来指责朝鲜、伊朗等所谓“无赖国家”领导人的词汇，如今却被中日两国频繁使用来指责对方。中日两国甚至还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外交拉锯战，说直白点就是借助第三方平台指责、抹黑对方。这样的外交战在英国展现得淋漓尽致，两国驻英大使互相指责对方是“历史上最危险的巫师——伏地魔”。

中日两国间的这些眼花缭乱的明争暗斗，在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国家看来，恐怕与两个尚不成熟的小孩子吵架差不太多。不过，中日若仅仅是持续这样的口水战、舆论战，那么局面或许大可不必担心，真正让外界忧虑的是中日两国间虚虚实实地“挑衅”对方底线的行动——虽然中日都声称己方并未挑衅、是对方在挑衅，正如在最引人关切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指责是日本单方面破坏了安定局面，日方则认为正是中国近些年野心勃勃的海洋进出迫使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不得不采取反制。孰先孰后，孰因孰果，恰如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双方总能找到各取所好的答案。但毫无疑问，类似中国去年11月在东海设置防卫识别区，安倍在12月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都深深刺痛了对方的敏感神经。

尽管从目前情况来看，中日走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但中日关系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最危险的两国关系，正如90岁的基辛格在慕尼黑全球安全会议上所言，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加剧，战争的幽灵正在亚洲徘徊，“亚洲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

这样的对立局面在2014年恐怕也难以缓解，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因为中日关系中潜在的不可测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中日关系仍未从战争阴影的记忆或记忆传承中解脱出来，中国国内仍在大范围地播放异常夸张的抗日剧，对当年战争的前因后果仍受困于意识形态的桎梏而难以深入，日本国内亦是半斤八两，近期热映的电影《永远的0》备受追捧恐怕就反映出日本社会在讴歌和平、生命的同时对当年战争的界定仍然是暧昧、模糊的，电影剧本作者百田尚树身为NHK运营委员2月3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更是引发轩然大波。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无疑缺乏历史性和解的深厚基础，数十年的中日关系之所以脆弱到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日友好”是建立在脆弱根基上的海市蜃楼。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氛围下，中日在领土问题上基本上无解，只会彼此走向情绪化，而难以出现所谓的“外交智慧”。

其次，虽然概率性很低，但双方试探对方底线的“挑衅”行动潜藏着招致严重后果的误算风险。在看不出中日双方存在行动默契的前提下，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将“捍卫领土”（在对方看来就是“侵犯挑衅”）的行动常态化，那么出现失误的危险性将大大增强，这样的失误何时出现基本上无法预测。随着中国崛起而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对外交走向产生强大的影响，而日本国内主导政策走向的群体也越来越将中国崛起视为不得不防的长期威胁，这些因素的增长将让“失误”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大。

此外，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虽然事实上经济处于唇齿相依、互相依赖的状态，但毫无疑问彼此对对方重要性的认知在下降。在华企业多达23000家，雇佣着1000多万中国员工，但近些年日企“脱中国化”的趋势异常明显，战略性转向东南亚已是大势所趋。同样地，中国的实力渐增以及整个社会缺乏发展实业的基础，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可以不再依赖日本。显然，经济依赖度（或对彼此依赖重要性认知）的降低，会助长政治上的对立程度。

因此，2014年的中日关系无疑让人难以乐观。加上安倍几乎必然会在今年将修宪、赋予自卫队集体自卫权等话题提上议程（虽然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会刺激双方的情绪和舆论），以及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外交之春的到来，恐怕将遥遥无期。

到访过京都的人大都去看过岚山公园内的周恩来诗碑，1919年，21岁的周恩来游岚山时写下的《雨中岚山》至今传为经典，短短的80个字精雕细刻在一块千年不化的马鞍石上，篆刻人是大名鼎鼎的高城芳三郎，他的另一件名作就是著名的“日中不再战”石碑。若再向前追溯，田中角荣40年前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双方也曾举杯立下“中日永不再战”的誓言。

如今，碑依然在，可矗立千年不化，但这样的誓言，已空留余响，短短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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