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

文/邵建

上面这个题目，所指是陈独秀，缘由是看了《看历史》杂志的一段微博。该微博以“陈独秀的特别履历书”为题，推出一段文字，估计是为该刊的本期文章做广告；但，还是吃惊于它在叙述中所内含的价值取向：

蔡元培当年慧眼识陈独秀，聘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鲜为人知的是，以陈独秀当时的资历，明显是进不了北大的，是蔡元培大胆造假，以假履历与文凭报批，才使陈独秀得以顺利上岗。

实在忍不住，便跟了一帖：这件事居然能做如此肯定性的评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错乱啊。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此人到底做过什么好事（莫非是组党和援引苏俄），以致让我们不惜颠倒价值观来为他辩护。可叹。

陈独秀造假进北大，已有多位学者披露，我这里只是转录：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函后随附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1月13日，时为教育总长的范源廉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据研究者研究，陈独秀一没有获得过日本大学的毕业文凭，二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三也不曾就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让他得以进北大的履历，就是两个字造假，而且通篇造假。当然造假者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元培。

如果事实已经确定，剩下的就是评价。《看历史》对此完全持肯定的态度，其所以如此，乃是陈独秀进北大后“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的确，陈独秀进北大和不进北大，还真不一样。设若没有陈独秀，即使北大历史依然辉煌，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辉煌。《看历史》显然不是认同蔡元培的造假，而是北大后来的辉煌与前此的造假形成了因果。

为果所惑，不仅溯其原、宥其因，且语气之中内含着价值上的认可与欣赏，还美其名曰慧眼识英。但，假如陈独秀进北大，并未给它带来例如我们现在所认可的辉煌，《看历史》还会不会肯定当初的造假呢，肯定不会。

这就是沉潜在该评价中的逻辑：本来造假放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道德的反面；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它带来了正面的成功。因其后面的成功，原先的反面不但可以变成正面，还可以拿出来称颂。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是非观：假如一件事不是以是非本身论是非，而是以后来的结果论是非，亦即以后来的功利论是非；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是非观。其弊在于，它不但混淆了是非，甚至最终泯灭是非，从而导致道德上的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

不过，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也得检讨自己。以上的跟帖。虽然当时未加思考，随手打出；但如果细看，我其实多少也犯了自己指出的毛病。我好像也是从后果来评价前此的造假，从而表示否定。毕竟同样的事体，各人的看法可以完全不同。新文化时期的北大辉煌，已经成为长达一个世纪的主流叙述；但它在我这里的评价却恰恰相反。比如作为新文化领衔杂志的《新青年》，我一直认为它主要就做了两件事，两件坏事：一件反传统，一件引苏俄。这两件事合二为一，给20世纪的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让我们摆脱实用主义的是非观吧，搁置北大到底是辉煌还是糟糕的不同看法，而是重新回到事件本身。当年造假到底对不对，我们本应根据一种正常的道德感做出判断。但，我知道《看历史》的看法并非孤例，不妨看它下面的跟帖，有人说“这假造得好”，有人说“伯乐识马，现在谁有如此慧眼与胆识”，还有人说“蔡元培敢为天下先，造就了北大活跃的学术气氛”！

面对这样的价值错乱，我只想请《看历史》的读者跟帖者做一个测验：假如今天也有类似陈独秀的那样一个人，且不管他进入北大后会如何（因为我们事前不知道）。但北大校长慧眼识英，看中了他的才华，在程序不允许的情况下，也用造假的方式让他进北大。请问，你是赞同呢，还是不赞同。

案：本文主要不是指陈独秀，此人以造假进北大，复以嫖娼出北大，犹如一出情节剧。如有暇，当另文完成标题的后一半。其所指，其实也不在陈独秀，而在胡适之。我相信你一定是后者。

也说陈独秀招妓事件

—— 兼论蔡元培、胡适的是非观

文/袁伟时

陈独秀生前身后是非不断。最近一桩是“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严厉的道德法庭判词，耸人听闻！可惜经不起推敲。胡适赞许“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笔者理应追随先进，略尽微薄。

陈独秀并不特别稀罕进北大，是蔡元培三顾茅庐把他请进北大，并委以重任，请他当文科学长。蔡先生不拘一格选材，历来众多史家赞誉有加。突出如梁漱溟，1911年18岁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相当于高中毕业，却被聘请为讲师。任命文科学长超出校长的权力范围，需要报请教育部批准。蔡校长求贤若渴，为达到目的，不惜造假，替陈独秀编造履历。在下孤陋寡闻，迄今没有看过陈独秀知情和参与造假的材料。换句话说，即使此事该骂，甚至该剐、该囚，都与陈氏无关。以此为标题，先声夺人，塑造陈某道德低下甚至犯罪的印象，如此学风，不足为训。

至于说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如果出自猎奇文人笔下，一笑可也。若是学者所为，稍加检视，漏洞百出，有损作者声誉，实在可惜。

为免节外生枝，先要申明，从逻辑上说，这里摆着两个问题：第一，他当时有没有嫖妓？第二，他何时、因何离开北大？

两个问题都取决于史实厘清，与价值判断无关。

唐宝林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用三页的篇幅力言陈独秀嫖妓是谣言（见该书218～2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可惜没有引用证明这个流言不可靠的直接证据。

陈独秀好这一口，当时流传很广。1979年笔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五四运动讨论会，茅盾提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在八大胡同写出来的。后来说是泄密了，下令紧急收回，当时感到多此一举和十分好笑。

胡适1935年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0页，中华书局北京版）他的意思大约是：

1.陈独秀嫖妓是事实。

2.小报说陈独秀在这一合法的交易中，损伤对方的人身，越过了买卖的底线；纯属不可靠的谣言。

3.私行为与公行为要分开。公共人物的私行为也要受到监督，但要警惕借故兴风作浪的奸计。

作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然是公共人物。但胡适认为陈独秀不应因为嫖娼受到排挤，更不要说惩罚了。这不是矛盾吗？我体会胡适的意思是在卖淫合法化的环境下，一般公共人物应该自我约束，但不必有特别的标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同上，第294页）

蔡元培的态度与胡适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学生热心光顾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但他担任校长期间，在整顿学风的同时，没有因为嫖妓开除学生。1919年4月面对社会上对陈独秀等人的攻击浪潮，他明确表示：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取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话说得非常清楚。按今天的法律，纳妾、狎妓、赌博都是违法行为。但在民国初年，依然视为风流韵事和消遣行为。研究历史不考虑历史环境，那是戏说历史以博一笑的勾当，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因此，尽管当时北大内部一些人出于不同动机，在嫖妓问题上大做文章，陈独秀已辞职等流言满天飞，冀图逼他出校。蔡元培举重若轻，迅速回应，把预定的改革提前实施：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废除文科、理科学长，设立教务处。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神州日报函》驳斥谣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仅是时间挪前而已。

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帽子没有了，但他没有“以嫖娼出北大”。先聘请他为史学系教授，他没有答应，改为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据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96、106、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处原来是中央政府的国史馆，1916年改为国史编纂处，1917年4月划归北京大学领导，由蔡元培兼任处长。换句话说，陈独秀北大人的身份没变。

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乐场派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监视他的当局趁机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压力下被保释出狱。而国史编纂处正好在9月收归国务院领导，陈独秀此后真的要离开北大了，却不是因为嫖娼。

还应该说明一点：与时贤想象不同，这个时候的陈独秀的声誉没有因嫖妓事件受损，却因受政府迫害而进入巅峰状态。“一个最干净的健将”“我们的光明”“救济人类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赞誉乃至溢美之词纷至沓来。

嫖妓事件伤害不了陈独秀的另一证明是孙文、陈炯明等人领导的广东政府筹办的西南大学，盛情邀请陈独秀为筹办员。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月他的众多《随感录》和《本志（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涌，思想光芒没有熄灭。

1920年1月29日，他离京南下；2月他潜回北京，旋即秘密离开，从11月出狱到2月，只要他在北京，当局必然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搜捕。

这些都证明，陈独秀在北大的最后岁月留下的是知识分子被迫害、排挤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值得史家认真探讨。把它演化为吸引眼球的黄色新闻，太不严肃，不敢苟同！

（写于2013年10月9日，陈独秀134岁冥寿）

附，相关阅读：

邵建：《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

不以胡适是非为是非

—— 再论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

文/邵建

“以造假进北大·以嫖娼出北大”，第一次被视为标题党，并赢取骂声一片。但文章还是要做的，现在我就继续领骂吧。记得跟帖《看历史》后，一网友又跟帖我“邵建先生所仰慕的胡适也嫖过吧”，我说：“可是我不会以胡适是非为是非呀”。不敢再做标题党，此篇即以此为题。

陈独秀以嫖娼出北大，不妨分作两事，该不该做这件事和该不该出北大。前一件属于陈独秀的个人自由，他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充分的主权。我在这里连作道德评价的兴趣都没有；兴趣倒在于那篇相传为陈独秀的《乳房赋》是否为他所作。若是，那倒是长留天地间的文字（旁白：独秀啊独秀，多写写这类文字该多好。你看你那个《新青年》，误导了多少正派青年）。

至于第二件，陈独秀该不该出北大，这话未必好直接回答。绕个弯子吧，假如此事做了，天不知地不知人不知，当然不需要出北大，除非自出。但，只要陈独秀做了又没能藏好，让舆论知道了，以他的身份，他就必须出北大。自由是有代价的，这是他为自己的行为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胡适当年不这样认为。1935年底和1936年初，他和推荐陈独秀进北大后又力主其出北大的汤尔和有过若干通书信，交锋的问题就是陈独秀是否该出北大。汤尔和表示：“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故陈独秀已经不适合留北大。但，胡适的看法却相反。

在胡适看来：“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胡适有一点是对的，陈独秀出北大，风流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乃在其他。只是这个借口如果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有其事，陈独秀也只得认栽。此事如果是常人所为，恐怕连看热闹的人都没有。但陈独秀身在北大，又是文科学长，同时兼领公共人物；即使在那时，社会对一般公众和公共人物，哪怕是私行为，也是奉持两种尺度的。这里并不存在胡适所谓的“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而是公共人物没有私行为，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没有隐私，除了你自己收藏好。

在另一封信中，胡适其实也认可了这一点。他说：“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前面的内容无可非议，一个“但”书，却显露了胡适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胡适是如何裁定他人是在“攻击”陈独秀，这种指责性的语词似乎只能是诛心。既然是公人，事情也发生了，舆论也有了，北大哪怕为了面子，也得让陈走人。有人就此提出，理应视为正当，为什么偏偏只作攻击解呢（退步言，尽管是攻击，也是陈活该）。真不知胡适先生是奉持什么样的是非观，好像有问题的不是陈独秀，倒是那些主张陈出北大的人，因为他们在“攻击”。

胡适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因此事让陈出北大。他前后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汤尔和。上面引语分别出自后两封，但第一封却更能见出胡适不愿让陈出北大的缘由：“……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风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此，3月26日那个晚上，“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一夜决定一段历史，未免言过其实。这不重要，问题在于，即使历史事态完全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就不该出北大了。我在前一篇文字中批评实用主义的是非观，这里依然适用。是非就是是非，其是其非，应以事情性质论，而不应以后来的历史结果论。后来的结果是非，盖因人而异。胡适以为罪，正如太多的人以为功。但，无论后来功与罪，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事情本身。陈独秀私德不检，是为非；因而他必须离开北大，乃为是。假如胡适先生以此为非，那么，非未必是在汤尔和，或许正在胡先生自己。

依然以上篇文章的结尾做试验，假如今天北大有一位类似陈独秀身居要职的人物，做了和陈一样的事，不幸没收拾好，舆论满天飞。你说，北大是装作不知道，还是做当年类似的处理。

千万别再跟我说，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上篇文章的众多跟帖就是这样教训我）。好像我们今天进步了，那时人们的道德有多差似的。告诉你，民初的道德状况要比我们今天的每况愈下不知好多少。

注：以上所引胡适几处文字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81～295页。

洪门与青帮

文/张发财

洪门的起源是一本糊涂账。乾隆五十三年捕获了台湾天地会（天地会亦称洪门）大统领严烟，审讯时提及洪门起源，一问三不知：“此教起于何年，我实不能知道。但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

关于发源地，也不清楚。四月十四日，严烟供说：“闻起自川省。”政府当然要细查，将四川翻得翻天覆地，翻成了“川四”也没什么结果。四川总督李世杰实在找不出洪门根据地，八月壬辰上奏：“四川省到处查访，实无天地会之名。”

直到嘉庆十六年，广西东兰州（编注：今广西河池地区）知州董储办理洪门聚众结社案时，在主犯姚大羔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批秘密文件。其中一份后世称为“西鲁神话”的文件，算是给洪门起源一个交代。这份文件佶屈聱牙、错字连篇、晦涩难懂，原始文字如下：

“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众人就取一百锭香炉，当天盟誓。正剩师徒六人，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歃血拜盟，结为洪家。”

按此说法，洪门的起源是很悲凉的。这是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咣当躺下讹人的故事。

当然也是个扯淡的故事。“西鲁神话”离奇怪异荒诞不经，没一个情节能跟历史印证，首先根本没有这个西鲁番。甘肃也从来没有过少林寺，不过甘肃缺水少土，光秃秃土地上矗个寺庙硬说是“少林”寺，勉强说得过去。但“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就是扯淡了，128人以一当百杀得整个西鲁番人仰马翻？只有一种可能，这128人是从横店影视基地来的。嗯，或者是城管。

出现越晚的文献，“西鲁”情节越荒诞。同光年间的西鲁版本就是一本飞行员日记，108人根本不在地面行走全都在飞。文本分析其故事，来源全部出自小说。揭榜征西出自《说唐》，白石香炉五虎上将出自《三国演义》，一百零八将结义出自《水浒》……洪门创始人不清楚，军师倒是很清楚，肯定是单田芳。

起源直到民国也没搞清楚。洪门中职位很高的“双花红棍”孙中山，在《孙文学说》提及洪门也是稀里糊涂：“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说着说着感动了，留下几滴晶莹的泪花后擦了擦眼睛，唠别的去了。

唯一收获是洪门的创始时间，按照“甲寅年七月廿五日”说法，洪门诞生于1674年8月26日。日子很有趣，262年后的这一天，音乐家任光写了一首歌叫《打回老家去》，更有趣的是1949年的8月26日，解放军真的攻占了甘肃兰州……本人专栏，专注跑题200年。

虽然起源扯淡，但事情闹得确实轰轰烈烈。风云200年，其分支组织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袍哥……仿佛白内障患者一样天天闹着要“反清复明”。最厉害的应该是洪门堂主袁静雪，几乎打入敌人内部，甚至打进敌人的被窝。她是袁世凯的女儿，溥仪选妃时的种子选手。可惜十进八时被淘汰了。

200年的发展，洪门的组织变得庞大，出现了管理漏洞。于是叛徒出现了。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叛变。这次叛变导致一个新的帮派诞生——就是青帮。

青帮的叛变有点无奈，按照与青帮关系极为密切的杨方益先生在《漫谈清洪帮》说法，清朝皇室与政府以及八旗驻军的粮米必须取自南方。政府核算南米北调的运营成本后决定走水路——杭州到天津的运河。志在反清的洪门当然清楚这条运河是清政府的命脉所在。一旦发难全线响应，切断粮草危及京畿。于是派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在运河上建立组织发展会员，以借物流之名发展活动……写到这，才想通为什么快递物流公司个个都像粗蛮不讲理的黑社会，原来是源远流长的行业传统和企业文化。

“小小竹排江中游，洪兴罩我去战斗。”

当清政府意识到运河安全的重要性时，洪门组织已经渗透到全线的粮船上了。考虑到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可能会激起事端，于是将翁岩、钱坚、潘清请去喝茶晓以利害。政府当时大棒胡萝卜两手准备：听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不听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端枪瞄准毙了。翁钱潘三姓兄弟马上三姓家奴，叛变了。说除了身上的“刺青”听起来有点犯忌，像“刺杀清室”的缩写外，并无不轨行为。并且这个组织不是洪门而叫“安清帮”，安保清室的意思，铁血丹心忠贞爱国……

这是青帮起源一说，但据日本神学家加藤玄智考证：“青帮乃一自力宗教，别异于在理教之他力宗教，寻根究底，盖源于禅宗也。”按照这一说法，青帮与洪门没什么渊源，其前身是创始于明朝中期的罗教。证据也很多，其一罗教的创始人名字就叫罗清。其二罗教源自禅学实行禅宗制度是拜师入帮，会众以师徒相称……

青帮起源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青洪两帮同为秘密结社组织。安全性决定内部资料不可能公开，其隐蔽性使得后世研究者眼前发黑。但青帮与洪门的组织构架有很大不同。洪门属于帮会性质的团体，青帮则倾向于行会，并且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和纲领性文件。所以表现形式也有很大不同。

青帮与洪门还有一点不同：辈分问题。

洪门的“西鲁神话”里108人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所以后世洪门弟子皆以兄弟互称，是横向关系。而青帮的关系不一样，青帮信罗教，会众以师徒相称，是纵向关系。因为师徒关系，所以有字辈。

青帮字辈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觉。但据青帮大字辈张镜湖所持有的《通草》来看，其版本与前面略有出入，为：罗祖真传，佛法玄妙，普门开放，万象依归，园明性理，大通悟觉，嘉律传宝。好笑的是，青帮字辈到清末用完了，找了洪门“白纸扇”秋瑾女士后续了24辈。

另一点差异是青帮“许充不许赖”——你可以不经过开香堂的程序而对外声称自己是青帮人，但出事后不能否认自己是青帮人。有点“为当年吹过的牛奋斗终生”的意思。就是这一点，使其组织迅猛发展。青出于洪，而胜于洪。远远超出了前身的规模。至民国，已经蔓延全国。洪门正相反“许赖不许充”，出事可以否认洪门身份——许赖不许充，我是临时工。

青洪两帮的差异性大概就这两点。其共性无需赘言，都属地下组织。有趣的是这两个边缘组织总是给主流社会输送总统。蒋介石算青帮弟子。孙中山出身洪门……

地上地下的瓜葛和缠绵，剪不断理还乱……江湖与庙堂从来不是对立的。

可怜的秋瑾小丈夫(上)

文/端木赐香

不知是世人的偏爱，还是历史的无情，总之，相对于秋瑾（1875—1907）的伟大光正形象，秋瑾的那个小丈夫，王家三小（一说四小）王子芳，却可怜巴巴地蹲在历史的角落里，头上布满灰尘，脚下一地泥泞。偶有提及，也是白眼相向，掷一句“典型的没落阶级的纨袴子弟”而已。

王子芳果真如此不堪么？

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人。其父王黻臣与曾国藩乃拐了几个弯儿的表亲关系，原先卖豆腐，得益于曾国藩的改革开放政策，卖着卖着就先富了起来，举家迁居湘潭。到了湘潭后开始经营当铺与钱庄，所居宅院占地几十亩，房屋数百间，乃当地著名的豪绅大户。子芳乃王家最小的儿子，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子芳长得很漂亮，据秋瑾那位庶出的弟弟秋宗章所言，自己这位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而姐姐秋瑾却“伉爽若须眉，瑟琴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据秋瑾女儿王灿芝（后改名秋灿芝）所言，自己的父亲王子芳“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最得父母的欢心”。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对秋瑾丈夫的第一印象，则是“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第二印象还是那样：“一见面还是那么腼腼腆腆的，有话想讲，又吞吞吐吐地讲不出来。”透过这些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估计，这小子不是小虎队乖乖虎那样的，就是贾宝玉水做的那样的。总之，一个女性化的帅哥，遭遇了一位男性化的英雌。下面我们看看繁子对秋瑾家庭的回忆。

繁子说：“秋瑾兴致勃勃地给我谈起她的家庭。原来，她丈夫也是个南方富户，比秋瑾小两岁。他们有两个孩子都才四五岁。小丈夫温文善良，对秋瑾的意志和行动一点也不加约束，秋瑾自由得很。”

繁子来自男尊女卑的日本，她拉着秋瑾的手说：“在你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你是你们家庭中的女王，不，是女神。中国有句话叫‘怕老婆’，说的就是在家里有威严的女神。你便是女神的典范，你丈夫是女神的崇拜者。”

繁子说，“秋瑾圆圆的眼睛骨溜溜一转”，说：“夫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不不，这并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人屈服。夫人，我要做出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繁子伤感地望着秋瑾，说：“秋瑾，你沉溺于空想，而理想太少，所谓希望丈夫强暴一点就好了之类的话，不过是嘲笑这家的媳妇。男人强是男人的本性，但有时也软弱；女子弱是女子的本性，但有时也坚强。女子毕竟是女子，你硬要战胜男子，反而表现出你软弱的本性。”

秋瑾略改口气说：“不过，夫人，我不甘心无所事事地活着，我一定要胜过男人。”

看明白了吧，这就是王子芳的悲剧所在。

有人说，秋瑾是包办婚姻。但对王子芳来讲，也是包办婚姻。两家子也算是门当户对。1895年，秋父秋寿南调任湖南湘乡厘金局总办。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创始于1853年，本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权宜之计，结果却成了全国通行的正式税种。

厘金局在国内的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给过往商人征收一定数值的过路费。当然，坐地商也包括在内。行商叫行厘，坐商叫坐厘。用道上的话来讲，此关是我设，此地是我管，哪个在发财，请交厘金来。

所以清末官场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的谚语。秋父的厘金局总办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这意味着秋家官风钱风都不弱。也正是因为不弱，才摊上了当地富商大贾王家的亲事。

1896年，王子芳与秋瑾结婚了。这一年，秋瑾虚岁22，而她丈夫虚岁才18。关于秋瑾的出生，还有1876年说、1877年说、1878年说和1879年说。我这里只取1875年说，因为持这一说的，不但有秋瑾的同父异母弟秋宗章，还有秋瑾的女儿王灿芝。

总之，女性化的小丈夫，娶了男性化的大姑娘。常言说，女大三，抱金砖；那女大四的王子芳能抱住什么呢？

按秋瑾的诉说，王家刻薄小气。在她的自传性弹词《精卫石》中，她给公公苟百万起名“苟无义”，给丈夫起名“苟才”，说什么“有个财主苟百万，家中新发广金银。公子今年十六岁，闻言像貌尚堪憎”；“其父名叫苟巫义，为人刻薄广金银”；“一毛不拔真鄙吝，苟才更是不成人，从小就嫖赌为事书懒读，终朝捧屁有淫朋。刻待亲族如其父母样，只除是嫖赌便不惜金银。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更改。虽只年华十六岁，嫖游赌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恃豪华不理人，亲族视同婢仆等，一言不合便生嗔。要人人趋奉便欢喜，眼内何曾有长亲？如斯行动岂佳物，纵有金银保不成。相女配夫从古说，如何却将才女配庸人？”“深嗟彩凤配凡禽”云云。

问题是，刚结婚时，婆家是很大气的，把湘潭城内一家钱庄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儿媳。至于她所咒骂的公公苟无义（王黻臣），在她女儿王灿芝笔下，则是“容貌修伟，器宇轩昂”，“生性慷慨，乐善好施”，赈灾济贫，惊动了清中央的，而且自己的外祖秋寿南正是相中了王黻臣的“纯良方正”才跟对方结的亲家。

还有就是，结婚时王子芳虚岁十八，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富二代要怎样才不是“庸人”“凡禽”呢？或者说，对于王子芳这样的人来讲，人家要的就是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如果知道你是一个潜伏的革命党（秋案发生后，街坊邻居把秋瑾称作“女匪”，都不让孩子跟他们家孩子玩了），打死人家也不会娶你了。

我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里面是有些默认前提的。比如说，不管男方女方，结婚不想要孩子，必须婚前向对方声明，不能结了婚，才说我坚决不要孩子，否则涉嫌欺诈性交易嘛；再比如，秋瑾结婚后要做革命党，也是对家庭的背叛，对丈夫和子女的背叛。想做职业革命家可以，但不要连累自己的妻夫儿女。话又说回来，你也完全可以不结婚不生子女嘛。一句话，不管做啥，除了职业精神，还得有负责精神。

秋瑾赴日时，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3岁！秋瑾牺牲时，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6岁。事实上王灿芝的书里，对母亲是有责备的，说母亲赴日时抛下了自己，寄养给一个谢家干妈，那干妈并不负责，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害得自己小命儿差一点就丢了。

由于谢家不缺孩子，并不稀罕她，养了几年怕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交代不过去，就还给了王家。王家接过这满头虱子面黄肌肉的孩子后，整整半年才让孩子恢复过来。但是宠这孩子的，仅仅是她的爷爷，爷父相继去世后，奶奶开始可着劲儿地虐待这孩子，因为她一看到这孙女，就想起了给全家带来不幸的儿媳秋瑾。所以整天骂孙女为杀头鬼！这孙女稍大后以求学的名义出走了这个家庭。

至于秋瑾的儿子，虽然甚受王家宠爱，但是长大成人后，比母亲咒骂的父亲还不堪，那是真正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妻妾成群、沉迷鸦片。秋瑾若泉下有知，不知又会如何咒骂这样的儿子。

结婚头几年，秋瑾还算恪守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1897年，生子元德；1901年，生女灿芝。但是好景不长，1901年的冬天，秋父死了，家里唯一的摇钱树与靠山没了。估计是为了接济亲家，王家与秋家合资办了个“和济钱庄”。

秋瑾与世人都喜欢骂王子芳“纨袴”，但我觉得更纨袴的应该是秋家兄妹两个。这钱庄，1902年初开办，到年末就赔得精光精光了。

按秋瑾弟弟秋宗章的解释：第一，钱庄经理陈玉萱看着老实，实则刁狡——明摆着是秋家兄妹不会用人嘛；第二，大哥秋誉章不懂商业利弊，姐姐秋瑾日处深闺，为旧礼教所束缚，不能亲往查核，且胸无城府，陈某遂上下其手，任意侵吞——不懂商业开吗钱庄呢？至于秋瑾，搞革命不计男女之嫌，开个钱庄倒足不出户贞女烈妇了？第三，年末钱庄倒闭，持票者纷纷前来挤兑，秋家为了信誉，秋誉章破产以偿，秋瑾典钗卖珥。饶是如此，秋誉章还是没有发现经理的问题，经理把已经兑换的票从后门带出，然后派遣其爪牙打扮成贩夫走卒的样子从前门进，重新兑银，秋誉章“据案持筹核算，不暇旁骛，末烛其奸”。更严重的是，钱庄伙计都不跟主家一气，对于重来兑现的，“立于付款，不稍留难。辗转弊混，又损资巨万”。

秋家起初还想“背城借一，重振旗鼓”的，结果难以为继，关门了事。子芳摊上这么一个无能的大舅哥能帮衬得起吗？更帮衬不起的是老婆。亲友中有洞悉陈某之奸者，托秋誉章之名，把陈某告到了县衙，县衙把陈某拘押起来给秋家追钱。秋瑾可怜陈某，跟哥哥说：钱已经没了，再追人有啥用？宽大待人，放过他吧。于是就把陈某放过了——试问，秋家兄妹败自己的家也罢，王家能由着他们败吗？

一者是父死，二者是帮衬不起的破产倒闭，秋家与王家的婚姻就有些门不当户不对了。

按一般的说法，从此秋瑾在王家更是受到了冷遇。我觉得，所谓的冷遇也应该辩证地理解，至少不能受秋瑾一面之词的影响。因为秋瑾不是接受冷遇的人儿，王家也不会恁般势利。就说秋瑾东渡留学吧，一般的说法是丈夫阻拦不成，不予资助，导致秋瑾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珠花珠帽还被丈夫窃取了）。

事实上，秋瑾1903年随夫上京后，就跟丈夫闹分家了（公婆觉得他们上京生活需要花费，所以给他们一笔巨款），王子芳闹不过她，分给她一万余元，她则交给亲戚合伙做生意，结果跟前面所说开钱庄一样，等1904年想东渡日本时才发现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了。——我到很想知道秋家这亲戚是谁，怎么秋瑾跟谁合作，就让谁把钱全给弄走了，有猫腻不？总不会是秋瑾娘家人吧？除此之外，秋瑾还有私蓄。但是当她听说维新志士王照关在刑部大牢里，需要钱打点时，就把私蓄的一半拿了出来，托人送给了王照。

总之，不是丈夫不给她钱，而是不但给她钱，还分了产，可惜被她眨眼工夫就玩完了。很快没有了钱继续和丈夫要，当然不好要了。无奈之下，只得变卖首饰。

还有，按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本想去美国，后来改去日本，并希望繁子带她前往。繁子与丈夫都不同意，理由是秋瑾思想过激，对她说美国合适你，日本不合适你云云。但秋瑾的丈夫却为此找到繁子门前，为妻子求情，按繁子的说法，秋瑾丈夫“惶恐而又害羞”地请求说：“夫人，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日本，她不知如何苦我呢，尽管她一去撇下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也好，任她去吧。要是留学，在日本我还有三四个朋友，可以托他们照顾，不会给夫人添麻烦，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与其让她跟别人去，不如拜托给夫人更使我放心。我知道服部先生在日本是大学者，我感谢他帮助中国办新教育，我也钦佩夫人的仁慈，为中国的女子教育竭尽自己的力量。带她去吧！请夫人考虑。”

繁子感叹说：“还真会说话哩。我若拒绝了他，他就会受到家庭女神的惩罚，那实在可怜。”于是繁子改口说：“我可以带秋瑾去，但要提一点要求。”秋瑾丈夫恭敬地说：“夫人对我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一定尽力去做。”繁子扑哧乐了：“不是对你有什么要求，是说秋瑾的思想太激进了，那是我们日本所不容的。如不改变她的思想，很遗憾，我是不能带她去的。”

繁子的话说得非常坚定，王子芳说：“我明白了，她的思想我也不赞成。好吧，只要她在贵国，我就不让她有这种思想。”虽然繁子很怀疑秋瑾是否肯依从丈夫的话，但当秋瑾跟繁子表态，到日本自己憋着些不再激进后，繁子这才答应带她到日本。

1904年王子芳带领一子一女送妻赴日，使得繁子第三次看到了秋瑾这个小丈夫：“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像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两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忍心离去的母亲。”

可怜的秋瑾小丈夫(下)

文/端木赐香

站在秋瑾的角度，父亲死亡，家道败落，人情世故上当然很不适应。她在致哥哥秋誉章的信里多次骂亲友们嫌贫爱富，翻脸不认人，家无势力了，就都不趋奉咱了。当然，骂得最多的还是她那个小丈夫，那是声声仇字字恨的。

其一，1905年6月19日，秋瑾从日本归国省亲，在绍兴致函居京之长兄秋誉章，大骂曰：“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篡取，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为无物，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怨毒中人者深，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非妹不情也。

“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二妹讨取此银时，不妨决裂。盖妹思之熟矣，为人奴隶，何不自立？后日妹当可自食其力，何必为人妇者？况仇怨已深，断无好结果。况一年之久，未通一函，即视我母兄，彼何曾一置念耶？闻早娶妇矣。待妹之情义，若有虚言，皇天不佑。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

此信透露诸多意思：第一，秋瑾的珠帽与珠花让丈夫王子芳给扣了。第二，秋瑾希望妹妹去王家给自己讨些银两回来。第三，听说丈夫王子芳另娶新妇了。第四，自己以后出了名，不让王姓加到自己姓名前；若出不了名，填不饱肚子，就跟王家打官司，把他家的钱财弄过来，不成，无非一个死字。

其二，还是1905年，日月未具，当是秋瑾第二次东渡日本后的7月下旬，从东京致信大哥：“二妹常有信来否？讨取百金，不妨决裂，因彼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为无人，妹已啣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今日虽稍具时誉，能不问心自愧耶？……他是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

此信透露两个意思：第一，除了珠花珠帽，她还想让二妹跟王家讨取百金。第二，强烈的出人头地之心，而且出人头地后，也不带丈夫王子芳玩儿，不让他沾自己的名气之光。

其三，1905年9月12日，秋瑾从东京致信大哥。估计是王家致秋母一函，想让秋瑾回家什么的。所以秋瑾在信中告诫兄长，王家不会变好的，放心吧。她还猜测王子芳要么新娶的媳妇儿不好(作者注：人家王子芳终身未再娶，够贞男了)，要么王家听说我名声还不错，想沾我的名气之光(作者注：这个就有些自恋了，人家不过觉得你是孩子的亲娘罢了)，但我不会和王子芳和好的，免得“妹后日之名誉有损”。

她给兄长表态说：“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惟钱财一端，妹正困于此，况彼守财奴物，取之无伤于廉。”

——这小娘们，居然也不牵挂孩子，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她一门心思在身后万世名，但目前主要是弄钱，所以交代兄长，就说哥哥可怜妹妹，借给妹妹千金，造个字据上王家要钱去；还说自己也给子芳写信了，索取百金和珠花珠帽，并且在后面写着“经济困难，商借千金”云云，如果不回信，或者不借给，“则遗书断绝往来，此后王宅不得云有秋氏之女为媳事”；再者，咱还可以跟他谈判离婚……

此信透露的信息很多很微妙。它让我对秋瑾刮目相看：果真具有女光棍精神啊！

后面的信更有意思了，由于希望二妹前往王家索钱百金，结果二妹写信给她，说自己劝哥哥去十二叔家借钱，借不到再找王家，不愁借不到手云云。秋瑾就怀疑二妹想图谋那百金。总之，一家子为了钱，转着圈儿地考虑合适人选与下手方法。

最后还是秋瑾亲自下手了。由于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事宜，1905年底，秋瑾赌气回国，在中国本土展开了革命活动。当然第一要务还是弄钱，1906年，秋瑾带着几个革命伙计上王家“诱款”去了，文献资料说的是“诱”，实际上有些吓人家，试想媳妇儿带着几条汉子放旅店里，自己又女扮男装地往门里一叉，说自己要转着圈儿地找王家的亲戚募捐呢，王家不给行吗？由于王子芳在京做官，所以公公告诉儿媳，亲戚家都困难，你千万不要找人募捐去，我给你筹备。结果给儿媳筹备几千元(作者注：一说二千元)！这就是传说中的打秋风吧？

你说王子芳摊上这么个老婆，他能对付得了吗？

下面我们再看看闺密眼里的秋瑾。

其一，秋瑾闺密徐自华回忆曰，秋瑾要徐自华去上海替她为《中国女报》驻沪数月，徐自华以母病辞之，秋瑾就不愿意了：“颇不悦，责余忘公益恋家。”——秋瑾弃家不顾了，要求闺密也得弃家不顾才行！而且这里可以补充一则，秋瑾死后，徐自华都不知道秋瑾的儿女是她亲生的，估计从未与闺密谈过孩子，所以徐自华疑惑地说：“一子一女，有云系妾出，末知孰是？”

其二，徐自华说秋瑾“雅量，虽一二十巨觥不醉。酒后纵谈更豪，余不喜饮，常强之使醉”。强迫别人喝酒也罢，醉后舞倭刀，要求徐自华也舞，徐回答我可没有你英雄。秋瑾说：“既知英雄，胡不具俊眼？子看我如古时何人？”徐自华回曰：“子好兵器，刚毅英勇，如孙夫人，未识谁为刘先主？见子战栗而跪乎！”于是秋瑾拍着徐自华的肩膀曰：“子工诗文，不亚徐淑，吾为子再觅秦嘉可乎？”徐自华失笑曰：“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语！”秋瑾说：“吾与子相等。子可觅秦嘉，吾亦有刘先主。”徐自华说：“余味其言，知其隐矣！”

——这段更好玩儿，秋瑾不但以孙尚香自居，还说自己自有一个“刘备”，然则谁是她的刘备呢？肯定不是王子芳！

其三，一次，徐自华发现秋瑾在卧室里哭泣，就问她是否身体不舒服。秋瑾不答，遂问她“思家乎”？秋瑾曰“我无家可思”。又问“思亲乎”？对曰“母虽老，嫂甚贤”。最后问“忧国乎”？还是摇首。于是徐自华猜测曰：“今日三月十九，乃前明亡国之期，子得毋感触于此乎？”秋瑾这才高兴起来，握着徐自华的手曰：“慧哉子也！既解此，胡不与我同志？”这小娘们，时刻不忘扩大队伍。徐自华无言慰之，只好开玩笑说，你不是长公主，就是费宫人转世耶！

——大跌眼镜，闹半天，秋瑾要么是崇祯家的长公主，要么是崇祯家的忠贞宫女啊！

其四，徐自华说秋瑾“擅辨才，口角不肯让人。遇顽固者，常当面讪诮”。她讲了一个故事，一日与秋瑾同游张园，秋瑾发现一留学生领一雏妓也在游园，看不惯，就想上去骂人家，徐自华拦都拦不住。秋瑾用日语骂人家，留学生“面有惭色，雏妓则怒目，独至阶下，即乘车去”。徐自华对秋瑾说：“子真煞风景。”秋瑾回曰：“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其五，秋瑾与徐自华一块梳头，秋瑾学着隋炀帝的小样儿执镜自照曰：“好头颅，孰断之？”徐自华不能听这种恶话，上去给她夺了镜子，不承想失手致镜堕地，碎之。秋瑾大笑曰：“你想听吉语，我这儿偏只有恶谶！”

其六，秋瑾另一个闺密吴芝瑛评秋瑾：“女士性伉爽，遇有不达时务者，往往面折庭争，不稍假借，以此人多衔之”；“女士生平好负气”；“芝瑛守家学而秋好为高论，以此每见必以箴规之言进，秋不服即相争，争不已，家人辄进酒一醉而罢”。

看来这娘们真不好治，别说王子芳了，你说哪个男人能与她琴瑟合鸣起来？刘备吗？一声雌喝，筷子不掉地上才怪呢！

可怜小丈夫王子芳，最后是被吓死的。1907年秋案发生后，王子芳连惊带吓，一病不起，1909年去世——公公也是被吓死的，爷俩相继去世，如果不是王家朋友多资产厚，四处托人打点，全家可能都被端掉；还有，据秋瑾女儿回忆，王家当时逃到乡间僻野，秋瑾晚上还去吓王家一家，导致她的婆婆屈氏哭叫，四嫂四嫂，不要吓坏了你的儿女啦。秋瑾连来三个晚上，婆婆无奈，只好让下人放鞭炮，总算把秋瑾的鬼魂吓跑了。秋瑾女儿解释曰，俺娘生而为英，死而为雄，魂兮归来，也不是啥稀罕事！

王家虽然公开宣布与秋瑾断绝关系了，但1909年秋还是顶着政治风险，把秋瑾与王子芳合葬了。可怜小丈夫王子芳，死后继续受惊吓，一是阴间继续受老婆的气，二是秋瑾坟墓屡迁屡毁：清朝时不得安生，好不容易被闺密吴芝瑛冒着坐狱的风险安葬，却有官员建议政府平而毁之，不得已，迁；民国时不得安生，政府为了褒奖英雄，迁来迁去的，甚至湖南与浙江还抢呢，导致秋瑾棺木被挖出后在外停放数月之久无法入土；新中国诞生后，革命小将们比秋瑾更革命，秋瑾的坟又被一毁再毁！

最后要感谢日本女人服部繁子，好歹给可怜的王子芳三次记载，得以让我们瞅见革命话语系统背后，秋瑾丈夫的另一面。相形之下，我们这边的革命话语就有些滑稽了，秋瑾骂什么，大家跟着骂什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唯恐骂得不够。此有趣事一桩，就是夏衍在左联同志的鼓动下，写了剧本《秋瑾传》，里面把王子芳写得很不堪，导致人家女儿都不愿意了，有大律师传话给夏衍，说人家女儿王灿芝准备起诉你呢，说你侮辱人家的父亲！

啧，人家女人骂自己的丈夫“流氓”“挨千刀的”，你邻居女人也跟着骂人家丈夫流氓”“挨千刀的”，你说你把你自己摆什么位置了？

注，参考资料：

1.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穆长青：《秋瑾评传》，甘肃教育学院内部印行1982年；

4.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

6.秋灿芝：《秋瑾革命传》，联合书局1963年版。

对付报纸，他们是这么干的

文/老猫

1785年，英国的《泰晤士报》出版。当时的英国政府可不愿意有这么个报纸整天念叨自己，可又找不出不让它出版的理由，就想了个办法，收税。每出售一份报纸，收税四便士。税一重，报纸售价就上去了，一般群众看不起了，发行大受影响。不过摊贩们也有自己的办法。你限购不是吗？那好我不卖了，出租总行了吧？租一份报纸看，只收费一便士。

对于这种做法，英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重罚。对出租报纸者课以罚金五十英镑。

至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做得就更过分了。有的报纸鼓吹无政府主义，支持虚无党，政府经常命令军警干涉，拘捕报纸主笔，不少人还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这些事情，都是清朝末年中国的报纸刊登的。1903年12月2日的《新民丛报》说起这些事，评论道：“今日中国政府，时时有禁阻新闻纸之事。然此等举动，非独中国有之，昔日各国，亦多有类此者。而从今日文化发达之后，追思当日政府之状态，实多有可笑者。虽然，文明高下之程度，则固可由此而见也……特在英国，则已成为笑谈既往之轶事，而在中国，则犹视为正当不易之政策。”（据《苦榴花馆》）

每当有社会大变革要发生的时候，媒体就特别繁荣发达，清朝末年也不例外。清朝的报纸有好几种，一种是官办的“官报”，由各地政府出资创办，基本都是官样文章，甚至不讲究文法，毫无可读性，被称为“三无报纸”（无新闻，无评论，无副刊）。还有一种，是民办的报纸，经常受到打压，不过往往也有官僚在幕后支持。再有一种，就是洋报纸了，大股东往往是洋人，政府轻易不敢动，说些过分的话，政府也只好忍着。这里面办得比较有名的是《万国公报》，据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在光绪皇帝住过的宫中发现了整套的《万国公报》，这让报社大受鼓舞——你们瞧瞧，我们报纸的读者都是谁？

对付民办商办的报纸，清政府可是厉害多了。1905年，北京的《中华报》独家报道了在天津的北洋军务处秘密处死康梁同党的消息，让袁世凯大为震怒，立马查封了这家报纸，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评论”。报人杭辛斋被递解回原籍，彭翼仲发配新疆，监禁十年。（《北京报刊史话》）

这个狠劲儿比沙皇一点都不差吧？

还有更狠的。1903年，清朝正和沙皇密谈《中俄密约》，结果这事被天津的《新闻报》捅了出来。慈禧大怒，将三十一岁的记者沈荩拿到刑部，判斩立决。因为正赶上慈禧生日，砍人不吉利，又改成杖毙。为此刑部还特制了大板子。沈荩被打到二百多板子的时候，已经“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板子打上去都没声音了。打完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沈荩念叨：“我怎么还没死啊”，最后还是用绳子绞死了他。

情况如此详尽，是因为自沈荩被捕之后，天津《大公报》就一直在追踪报道此事。沈荩的惨死，也导致中外舆论鼎沸，清政府的形象瞬间崩坏，各国公使夫人们见到慈禧，也总说沈荩冤枉，弄得老佛爷颇有悔意。沈荩是第一个被政府处死的记者，当然此后受这样酷刑的，也没有了。当然，监禁、流放、罚款还是络绎不绝的。

为了保护自己，当时国内的许多报纸，都想办法找个洋靠山，让洋人入股，或者在租界办报。这样相对安全一点，但注意，只是相对的。

上海租界里有一份报纸叫《苏报》，向来激进，在章士钊当了主笔之后，不仅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还发表了章太炎的文章，把光绪皇帝都给骂了。这一下，就是再有背景，朝廷也坐不住了，和租界谈判，由西捕出面抓人。最后章太炎被判了三年，主动投案的邹容却病死狱中。

这件事情和沈荩案时间差不多，可能是因为涉及租界吧，好歹是有法庭审判了。

当然，对付报纸，清政府还有特别的办法——比如出钱。

1908年，上海道台蔡乃煌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的办法是两个，一是自己出资创办报纸，貌似民办，实则官办，占领舆论阵地，出现“不同声音”。二是出资入股或者收购民营报纸，然后利用出资人的影响力，让这些报纸转向。不过这种“文明”的办法只能对濒临生存困境的小报管用，大报也不灵。后来，蔡乃煌的靠山端方，因为派人在慈禧和光绪的葬礼上照相，以“大不敬”罪名罢官，蔡乃煌也受牵连被撤职，他的渗透计划也戛然而止了（据《纸上的火焰》）。

想控制舆论，还知道投资，算是一种进步吧。连钱都不投，就想让别人听自己的，那就太霸道也太愚蠢了，更和现代文明不沾边。

两位曾经的报人(上)

—— 旧时海归之丁崇吉与曾笃恭

文/叶克飞

晚清的知识分子，除出仕为官外，投身洋务、担任买办，或专注技术，从事铁路、电报等新行业，都是流行出路。此外，报人也是一个后起的职业，办报者或针砭时弊，或记录世情，前者的典型例子是《苏报》案中的章太炎与邹容，后者则更为持久中肯，契合报业本质，如堪称近代中国史头号资料库的《申报》。

不过，作为一代精英的留美幼童，曾为报人者却不多，这显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幼童们初回国时，报业尚不发达，仅租界内有些许施展空间，而当清末报业日渐发达时，幼童们又多已功成名就，官场中的大多位高权重，技术领域则有詹天佑这样的翘楚人物，即使籍籍无名者，四五十岁的年纪也使得他们很难从事这一工作。

目前可查的曾从事报业的留美幼童仅有三名，分别为唐国安、丁崇吉和曾笃恭。

作为清华首任校长，唐国安曾任上海《南方报》编辑，1905年，他与颜惠庆合作开辟该报英文版，面向读者群是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后来，他赴京任职外务部，进入官场，便结束了自己的报人生涯。

丁崇吉的经历与唐国安类似，报人经历只是人生过渡，他的“人生主旋律”是任职海关，曾出任海关副税务司，改变了海关高级官员多为洋人充任的局面。

至于曾笃恭，报人经历比前二者都长。他也曾入官场，却没做过清廷的官，而是任职于民国政府。这也是当年留美幼童中颇罕见的，他那些曾经为官的同学们，多半横跨晚清和民国，两朝为官，少数则像梁诚那般，清亡后便退出官场，曾笃恭却刚好相反。

视野改变命运

在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了一半多，其他也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比如宁波籍幼童便为数不少，其中1873年6月出洋的第二批幼童中有四人，分别为丁崇吉、陈乾生、王凤喈和王良登，1875年10月出洋的第四批幼童中则有沈德耀和沈德辉兄弟二人。

那时的江浙地区，虽不似广东那般开放，但也因航运和上海开埠的缘故，远较内陆地区开放。

因为身在侨乡，对华侨史一向感兴趣，如今又“盯上”留学史的缘故，我翻查、阅读了大量有关华人出洋的资料，并顺带着读了不少其他学科的相关书籍，比如涉及中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近代中国建筑史。读得越多，便越发感受到视野是何等重要。

即使同为一贫如洗的出身，有些人一辈子无法走出大山，有些人则从小就见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并心生憧憬。早年漂洋过海的粤籍华工，就是“敢为天下先”的最佳例证，而南粤地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华侨大屋，中西合璧的风格也是其文化交融的见证。

视野往往可以改变命运，甚至改变时代。比如容闳与他的同学黄宽、黄胜，尽管均出身贫困，却在澳门的教会学校里接受了先进文化，并敢于出国留学。也恰恰是容闳，主导了幼童留美，而在那个闭塞的时代里，又有100多对父母敢于签下生死各安天命的协议，将孩子送往大洋彼岸那一切未知的国度，尤其是以出洋和买办闻名于世的珠海唐家，更是无比积极。也正是留美幼童中的唐家子弟唐国安、唐绍仪和他们的留美同学梁诚、梁敦彦及欧阳庚等人，一起努力，促成了庚款留美，缔造了一代影响中国百年的精英。

薪火相传的背后，是这一代代人的开放视野。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是否沐浴过海洋文明，仍可极大程度上左右人的视野。

出生于1860年的丁崇吉，其实家境极为贫苦，若在内陆地区，最大的可能便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在他的家乡浙江定海，则多了一条可影响一生的路。

丁崇吉六岁那年，母亲去世，兄弟姐妹九人全靠父亲丁长绶做豆腐维持生计。排行第六的他从小就常年以稀饭和盐巴果腹，甚至因为床铺不够，睡在做豆腐用的大缸缸盖上。但即使如此，丁家仍重教育，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丁崇吉就于九岁那年进了私塾。他的两个哥哥成年后都随着叔父赴上海从事外贸生意（丁家后来亦因此而发迹，逐步成为定海第一大户人家，后文详述），也使得丁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江浙家庭一样，视野逐渐变得开阔。于是，在容闳招收留美幼童时，丁长绶便决定送丁崇吉出洋。据说，除了老六丁崇吉之外，丁长绶还打算将老七也送出去，但老七不愿去，方才作罢。

赴美后的丁崇吉，先在麻省某高级中学读书，后考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宁波丁”，据载，哈佛现在仍保存着他的入学卡。但一年后，留美幼童们被强行召回，丁崇吉也未能毕业。可这段经历，已足够改变其一生。

“益仙”之名用一生

丁崇吉字“益仙”，也称“艗仙”，这个字是留美前所取。

据《留美幼童》一书记载，当时清廷认为幼童出洋，事关天朝脸面，所以不仅人人须背景清白，姓名也要有书香门第的气息才行。所以，不少出身贫苦的孩子还在临行前被改名或加字。

丁崇吉的“艗仙”，拆开便是“益舟山人”，也许是取“一个对舟山有益的人”之意。据丁崇吉后人回忆，丁崇吉等留美幼童远渡重洋、在西海岸登陆后，在横跨美国的途中遇上了著名的劫车大盗杰西·詹姆斯，虽有惊无险，却让他们记忆犹新。后来，丁崇吉曾带儿子去看一部以杰西·詹姆斯的故事为背景的美国电影，还告诉儿子就是此人劫了他所乘坐的火车。

据载，在留学期间，丁崇吉曾经爱上一位名叫Sussie的美国姑娘，他晚年时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孙女丁秀瑞，就为之取了英文名Sussie，而“秀瑞”这个中文名亦是Sussie的音译，又取容貌秀丽、品行高洁之意，没有跟随同辈的“珠”字排行。

回国后的丁崇吉，最先被分配至天津大沽炮台鱼雷队，专门研究鱼雷操作。当时，鱼雷的操作可算是洋人的不传之秘，所以清廷专门延揽一群年轻人研究学习。李鸿章曾上奏朝廷，表示“其习水师者，内如鱼雷一种理法最为精奥，洋师每有不传之秘，该学生等讲习有年，苦心研究，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该学生等现有派充营哨各官及管驾、教习、官医各项差使者，亟应量其才能，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戎行而资策励……为此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念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业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值此风气初开，确有成效，准予照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可为培养人才渐收实用之一助……”

在这份奏折后面，他还附录了一份申请破格提拔的人才表，其中写道：“谨将拟保美国回华及天津招募学习水师、鱼雷、水雷、电报、医学各学生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丁崇吉……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以上各生，现在兵船、鱼雷、水雷等营充当管带、帮带及蚊船、练船、兵轮、雷艇各项差使。”

把总为基层军官，又称“百总”，意为统管百人。丁崇吉晚年也曾对后人述说这段经历，说自己做过百人官。不过，他次年（1885年）就离开了军方，前往上海，为上海各家英文报纸进行采访工作。据说，当时记者还是个新鲜职业，国人多对此不了解，采访屡吃闭门羹，可丁崇吉却乐在其中。

放弃军方的铁饭碗，离开体制内，跑去当一个当时并不受待见的小报人，这种选择在当时而言颇为奇怪。有人认为，此前发生的中法战争，尤其是马尾海战一役，可能是丁崇吉离开体制的重要因素。当时丁崇吉并未上战场，但也曾经待命，经此战役后难免对清廷失望，何况，在美国的民主共和氛围下浸淫多年的留美幼童，本来就多半对清廷颇为淡漠。另外，丁家此时在上海已拥有了家族生意，想必也是丁崇吉离开体制“下海”的原因。

也是在1885年，他得到哈佛校友德鲁的推荐，在担任记者的同时又供职于上海海关，任办事员。

摸爬滚打23年后，1908年初，丁崇吉被任命为海关统计科代理副文案，并兼任海关代理副税务司，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出任海关副税务司的华人。

自从国门被强行打开后，中国海关一直为如赫德之类的外国人掌握，高级官员更是清一色洋人。1906年，清政府任命另一位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以魄力著称，且极强调中国的自主权，在权益之争上向来寸步不让。赫德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唐绍仪上任后，立刻要求各税务司“嗣后如遇用人之际，再不可多用洋员，漫无限制。其洋员向来职掌，须陆续多派华员中之通英文者充当”，还任命张福廷为偏远的亚东关署理税务司，任用华人帮办10人，试图以此赢得唐绍仪的信任。

丁崇吉能够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也是因为唐绍仪的“威力”。据载，丁崇吉所担任职位的确切表述应该是“Acting Deputy Commissioner”，即“代理副税务司”，有些史料称“海关监督”，其实有误。“海关监督”是另一个职位，为清政府任命，有职无权，纯属挂名。

丁崇吉在海关声望极高，这与其为人有关。作为华人，他长期为华人同事争取权益，频频上书总税务司。比如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赫德的继任者安格联，为华人同事争取升迁和加薪等权益，“今为最后而最要者，为等级之分别问题。此项问题，职屡次呈请，但未蒙嘉纳。如王锦屏，服务海关42年，始获得超等正前班同文供事之职位，有《职员录》可凭。然此项职位，他人尚未必可以达到，因有多人以年高之故，迫而告退，遂致《职员录》中，高级者尚多空白也。近年来洋内班中等级，业已重行分别，而于华人供事人等，则未之闻也。支给薪俸之标准，为前总税务司于1908年所订，今于供事中，仍然适用；不知现在生活，除受战事影响之外，已去昔时远甚！抑有更进者，海关升递之举，较之邮政、盐务等方面，最为迟缓。故职员等呈请供事中等级之分别，亟须研究，而升迁之举，须如此办法，以每两年升一级；供事中之等级，亟应缩小，而有功于职务，特别保荐者，更须正当奖励之亟也。”

在这封信里，他还详细列举了海关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在房租津贴、医药设备、病假、长假和差旅费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以说明华人职员与洋职员待遇之悬殊。

据载，他退休后，同事送他一只银盾，上面刻满了赠送者之名，他十分珍爱，放在家中最显眼之处。

两位曾经的报人(下)

—— 旧时海归之丁崇吉与曾笃恭

文/叶克飞

丁崇吉自海关退休后，在家族生意中担任管理工作。

在经商领域，他可算老资格，早在任职海关初期，便已与其弟合开商业公司。退休后则担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经理，这个自家生意主营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批发，在上海还有些房地产生意，此外，还曾参股合营老家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艘轮船。

丁崇吉的幼子为其晚年所生，他曾回忆老父晚年时的逸事，比如“他个子较矮，留着白胡子，喜欢吃鱼冻和溏黄的鸡蛋，稍不留神，鱼冻或蛋黄沾在胡子上，滑稽的样子引人发笑”。当年的留美幼童们虽多严重西化，但到了晚年，仍是穿长衫者多，丁崇吉却常年西装，也不喝茶，酷爱白兰地和雪茄，办公室桌底更是长期摆放一箱白兰地。

不过，他晚年并非只是享受。

据其后人回忆，他长期订阅China Press等报纸，还常备一套1899年出版的八部头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教程，一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因词典体积大，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如乐谱架般的木架子，将词典置于其上，长期翻阅。此外，他还常备一套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编撰的七大本《汉英词典》，也因其体积大，打了一个分格的箱子，一本本分别存放，随时翻阅。他还常去家乡的私塾，坐在后排与孩子们一起听课，他说自己从小出国，中文底子太差，于是常读古书、练书法。

出身留美幼童的他，对教育和留学的事情自然也相当看重，曾将儿子丁金生送往留美同学梁诚等人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将儿子丁联生送往美国留学，侄儿丁汉保赴美留学时，他亦给予资助。他所喜爱的小孙女丁秀瑞在读完初中后，因家族中颇多老人有浓厚封建意识，不准她继续读书，丁崇吉则力排众议，还为她交付学费。

1941年，因对日军暴行深感激愤，他不幸中风，后来又摔了一跤，卧床不起，1942年逝世于上海，时年82岁，在留美幼童中可算高寿，他去世时，故人多已零落。

定海北门丁家的荣耀

丁崇吉出身贫苦，但在上海打拼的哥哥却逐渐闯出一番事业，到了民国时代，定海北门丁家更是成为定海第一名门。

据载，丁家的发迹始于19世纪中后期（即丁崇吉留美前后），独家经销德国礼和洋行缝衣针，也就是丁崇吉退休后担任经理的锦章号。至1890年前后，锦章号开始兼营德士古火油。到了清末，锦章号已成为上海滩上最大的五金和火油商号，当时的经理丁钦斋于1905年被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二任议董，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二、三、五、六任会董。

丁钦斋除在上海广开业务外，还在老家定海开拓船运业。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定海城南海岸线上有个“可贵码头”，专供可贵轮停靠，可贵轮于清末开始运营，来往于上海、定海和海门，所有者即为丁家。

1840年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水上交通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把持，民族资本不可在内河航运中运营。直至19世纪末，清廷才允许商人自办轮船公司。锦章号就是在这时开始涉足船运，创办“锦章航船局”。1902年，“锦和”客轮开航上海至宁波、镇海至定海这两条航线。其后，便有可贵轮的运营。丁家此举也带动了民族资本参与船运的热潮，宁波籍大商人朱葆三和虞洽卿等都进入了这一行业。

锦和轮几年后“退役”，可贵轮则于1916年在海门触礁沉没。至于丁钦斋，则于1919年因病猝亡。

丁钦斋与丁崇吉是兄弟，而且，丁钦斋之后的丁家掌舵人丁梅生，原本是丁崇吉的次子，只因生母猝亡，才于几个月大时过继给了连生五个女儿的丁钦斋。丁梅生曾留学日本，学习农业，1918年当选为定海农会会长。

丁梅生接掌锦章号后，大力开拓经营，1920年赢利达八十万两银子，还与朱葆三、朱祺祥等人共同捐资建造定海体仁局分局。

1922年，他又与朱葆三、许廷佐等合资32万元，创办上海舟山轮船公司，朱葆三任总董，许廷佐、程庆涛任副董，在上海瑞荣船厂打造了一艘800吨级的“舟山”轮，行驶上海、定海、穿山、海门航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发起人和最大股东（占股份48%），丁梅生并未担任总董和副董，但担任副董的程庆涛却是丁家心腹，锦章号的副经理。

据载，这位程庆涛是前清举人，丁钦斋的秘书，后担任锦章号副经理，在上海商界声望极高。丁钦斋死后，他又尽心尽力辅佐少主人丁梅生。因为丁梅生那时年轻，名气也不大，难与朱葆三和许廷佐相较，于是才推程庆涛担任副董。而且，丁家人在舟山轮船公司中所占分量也最重，根据其筹资股票上的签名可知，丁梅生的堂弟丁益生（丁益生是丁崇吉的第四子，所以二人名为堂兄弟，实为亲兄弟）与丁钦斋的女婿徐翔生均担任董事，经理丁似兰也为丁家人。

可惜的是，丁梅生也仅仅执掌锦章号五年，便英年早逝。其后，其堂兄丁慎庵(清末至抗战时期的美孚火油汉口总买办，统管长江上游美孚火油的销售)、生父丁崇吉和堂弟丁益生等相继担任经理。丁崇吉任经理期间年事已高，实际掌舵人亦为丁益生。不过直到1942年丁崇吉去世后，丁益生才真正冠以经理头衔。

舟山轮的历史颇为坎坷。抗战时，因日军封锁海面，定海至上海的中国客轮停航，舟山轮改名海福轮，挂德国礼和洋行的旗号，并委任一名礼和洋行的德国人为船长，继续在定海、上海、海门和温州之间航行。丁家与礼和洋行的合作亦有数十年历史，发迹亦依托礼和洋行，此次又借其相助渡过难关。而礼和洋行的相助，也是丁家在舟山轮船公司地位的体现。1949年，舟山轮又运载着国民党伤兵，被强行驶往台湾，长期停靠于基隆港，1962年左右被丁似兰变卖。

那位丁钦斋的女婿徐翔生也值得一提，他又名徐虎臣，民国著名资本家。他在上海开有鸣昌营造厂，还拥有大量房地产和股票。他与锦章号共有的上海永生金笔厂大楼，在1949年之前曾长期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使用。1949年后，他退出所有生意，坐吃股息，“文革”时被抄家，财产被查封，“文革”后才得解封。

报人曾笃恭

另一位报人曾笃恭，经历不似丁崇吉这般丰富。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可算是丁崇吉的师兄，1856年出生，潮州人。

据载，他曾先后入读美国埃尔姆街文法学校、斯普林菲尔德高中、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考入耶鲁大学。

关于他的事迹，如今所留不多，即使是《潮州市志》这样的权威文献中，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极爱读的《听雨楼随笔》（高伯雨著，香港牛津版）中，曾提到他与另一位潮州籍留美幼童曾溥，指后者是潮阳县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

钱钢所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中则提到了二人，有人还综合此书与马幼垣所撰《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研讨会论文》等各种资料进行考证，发现曾溥和曾笃恭其实是亲兄弟，1854年出生的曾溥是兄。

这一考证相当有趣：既然曾溥是兄，为何曾笃恭是第一批幼童，曾溥反倒是第二批？而且，曾笃恭作为第一批幼童，16岁的年纪已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曾溥以19岁“高龄”入选第二批名单，更是奇怪。想来也正是因为年纪的问题，在四批留美幼童的出洋资料中，他是唯一未注明年龄之人。

个中内情倒也不算复杂，主要与二人的父亲有关。二人之父名为曾兰生，本名曾恒忠，祖籍潮州，生于新加坡，父亲为潮州人，母亲为马来人。父母双亡后，他进入美国领事馆当侍从，在美国传教士引荐下入读教会学校，1843年更是前往美国，1846年留学于汉密尔顿大学，比容闳入读耶鲁还早四年。也正因此，有人将他视为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但他出生于新加坡，严格来说只能算华裔。另外，因学费无着，他读了两年后便辍学，因此容闳作为首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华人则全无争议。

辍学后的曾兰生随即来到中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工作。1850年，他与同为中马混血儿的南洋女子结婚，1853年前往上海经商，曾溥和曾笃恭均在上海出生。

1866年，曾兰生应聘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教员，1872年5月被委派到上海，在出洋肄业局设立的留美幼童预备学校里教授英文。由于曾家平时一直习惯用英语交谈，曾溥和曾笃恭也有相当基础，便一起任教。据说，因父子三人授课时都极其严厉，幼童们称曾兰生为撒旦，称曾家三人为“三恶魔”。

曾笃恭一边授课，一边参与了幼童选拔，得以入选首批幼童。曾兰生则作为首批幼童的翻译随团出行，而且与陈兰彬、容闳等人单身前往不同，曾兰生全家都随团赴美，包括其妻子和三子三女。也正因此，曾溥在美读书时也受到清政府资助，并被列入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中。

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后，曾笃恭返回上海，曾在上海的《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任编辑。他的报人生涯持续多年，其间还担任耶鲁大学中国校友会副会长，帮助编译校友会目录。直到民国成立后，他才进入南京政府外事局工作。晚年的他还曾任职于铁路局，任津浦铁路秘书和株萍铁路局长，直至1916年去世。

至于他的哥哥曾溥，在美期间同样考入了耶鲁大学。幼童们被召回后，他又个人返回美国，继续就读于耶鲁，是四批幼童中第一个耶鲁毕业生。此后，他又前往德国弗赖堡大学攻读采矿业硕士，回国后成为矿业工程师。1889年12月赴香港出差时暴病身亡。

据潮州文化研究者记载，曾溥之所以事迹不彰，是因为他留学美国时，西化严重，是最早剪辫的幼童之一，属于清政府眼中的“顽劣之辈”，因此对其历史刻意抹灭，不予记载。我倒觉得这说法有点想当然，清政府固然不满幼童们的西化，因此才将他们强行召回，但要说反感一个年轻人，并在其去世后刻意抹杀其事迹，倒还不至于——在历史上，这可是反臣的待遇啊，曾溥只是性格叛逆，却非谋逆之人，清政府对他只是讨厌，却未必会重视。

其实，曾溥被历史遮蔽，只因他并无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当年的留美幼童中，有唐绍仪、詹天佑这种大人物，但更多的则是曾笃恭和曾溥这种无甚名气，但颇有贡献者，他们是一代精英中的基石。

“牢狱”政治学

—— 百年《苏报》案（一）

文/韩福东

章炳麟是1903年6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的。一天前，《苏报》将其所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要刊出，触怒清廷。他成了政治犯，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只不过在当时，“政治犯”叫“国事犯”，“反革命分子”实为“革命分子”。

章炳麟的文章只是个导火索，实际上，早在10天前，他所任教的爱国学社就引起两江总督魏光焘这样级别的高官注意。魏光焘在给外交部的电文中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之邪说，已饬查禁密拿。”[1]请注意，这里说的是“革命之邪说”，而非“反革命邪说”。是“革命”而非“反革命”，才符合颠覆政府的本意。爱国学社以蔡元培为学校总理，吴稚晖为学监，的确是个反清联络机关。

被清政府拿来说事的，除了章炳麟的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有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章炳麟的文章没被《苏报》刊登之前，清廷已经决意查办爱国学社，他只是一不留神正好撞到枪口上而已。他算运气比较差了；但严格意义上讲，34周岁的章炳麟不是运气差，而是运气有点好。《苏报》案，让其名声大噪，全国一等一公知的地位至此底定。坐牢的经历，也成为他在革命成功后的资本。

《苏报》案的另一主角邹容时年才18周岁，刚从日本留学回来，《苏报》案本来预示着他未来不可量的前途，可惜因为缺乏革命的好身板，1905年即将出狱前夕即瘐死。

“坐牢”本身是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坐等坐牢的章炳麟，则是中国较早对其进行实践的异议分子。

早上6点，巡捕赶到爱国学社时，章炳麟正在账房里算账。巡捕拿出拘票，问现场有无章炳麟、邹容等人，章炳麟回答说：其他人都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把他带走。章炳麟本来想回宿舍取点东西，被巡捕拒绝。爱国学社的核心发起人之一、学监吴稚晖晚上得知消息后说，“他以坐牢为荣，亦很好”。听者微笑。[2]

章太炎被抓前一天，吴稚晖等人被俞大纯（他的儿子黄敬曾在新中国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江青前夫。）约去“大兴里7号进士第杨”，说是有要事商量。这“大兴里”是附近有名的上等妓院。俞大纯曾留学日本，与爱国学社关系比较密切。

在大兴里，俞大纯的父亲、候补道台俞明震[3]正在等吴稚晖。俞明震说，《苏报》闹得太厉害了，吴先生要劝他们温和一点。我昨天专程拜访陈范，正赶上他出门。

这个俞明震本是朝廷命官，奉命缉拿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但他却把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密令拿给吴稚晖看。吴稚晖居然不怕，只说：“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也。”俞明震却连称“笑话笑话”，然后将话题转到出国留学去了，表示自己的儿子要去美国，留学可帮助国家“改新”。一面大骂西方，一面又送子女出国，这现象原来在清朝覆亡前就存在。

吴稚晖和俞明震散后不久，巡捕就去《苏报》馆主陈范处抓人了。陈范和蔡元培等人和俞明震很熟。陈范字梦坡，俞明震对此很清楚，却故意在拘票上，将“陈范”和“陈梦坡”分作两人（吴稚晖认为，俞明震欲借此表示事不由他）。巡捕来时，陈范就在现场，巡捕认识他，却并不实施拘捕，反而带走了他的儿子陈仲彝，及与此案没一点关系的《苏报》账房陈吉甫。

这是《苏报》案发前革命者与官僚暗通款曲的政坛实况。俞明震事先向陈范、吴稚晖通风报信，最后抓捕时，也只挑小虾米下手。如果不是章太炎坚决不逃跑，邹容自首，《苏报》案等于就是一个笑话，另4人要么与案件无关（如陈范之子陈仲彝、《苏报》账房程吉甫），要么关系不大（如被控准备起义的广西人龙积之），被关押数月后开释。

陈范本人，在儿子和账房等被巡捕带走后，才在家属的劝说下出去避了风头。当时章炳麟非常不屑，表达了鄙视之意。章炳麟也在拘票名单里，他当然比陈范有勇气。但老实说，当时不逃跑，所能预估的风险并不大。陈范避走，有家眷劝说的原因。

之所以说风险不大，除了国内很多官僚纯属应付差事、对清廷早无效忠之心外，还因为《苏报》所在的上海公共租界，可以得到洋人的保护。譬如租界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半个月前，还向吴稚晖等人表示，只要不藏兵器，仅发表言论，捕房会保护他们。

对搞政治的人而言，“坐牢”是一门学问。坐牢做得不对时机，可能就是个雷震，再幸运点，是施明德，时机恰好，或许就出个陈水扁来。章炳麟大抵算是中国较早领悟到“坐牢”政治学的先锋人物。吴稚晖也称，《苏报》案被抓者，“有幸有不幸”，“独太炎（章炳麟号太炎）受禁二年，成为大名”[4]成为《苏报》案的最大赢家。

这也是为什么章炳麟被抓后，还写信叫邹容自首，而邹容真的就去自投罗网了。他某种程度上算被章炳麟害死的。7月1日，邹容被抓捕到案之前，章炳麟等5人被押到公共公廨，他们都昂首挺胸的样子，根本不觉害怕。“咸直立案前，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喝令跪下，诸人不服，相率蹲踞于地。迪君嗤之以鼻，令屈双膝，诸人知不能再售其奸，乃始帖耳而伏。”[5]

英领事坚持嫌犯下跪程序。案件进入公廨审判程序，虽然仍有政治力干预，但需遵守法庭仪轨，依法办案。这中间仍有博弈空间。接下来，是考验章炳麟和邹容辩护策略的时候了。

[1]《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版。

[3]“俞明震”在吴稚晖文章中误作“俞明颐”。

[4]章炳麟实坐牢3年，非2年；

[5]《申报》1913年7月2日报道《会党成擒》。

政治犯怎样辩护

——百年《苏报》案（二）

文/韩福东

1903年7月15日凌晨，几十名印度巡捕骑马持械，在捕头的带领下，簇拥着两辆密不通风的马车，风驰云卷般从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出发，过浙江路大桥，然后抵英美租界。他们奉旨拘拿《苏报》案被抓捕的章炳麟、邹容等6人前往会审公廨进行庭审。钟鸣10下，谳员（法官）孙建臣和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迪比南等人升堂，然后控辩双方律师、翻译官和被告也先后进入法庭。

上午十点一刻，庭审正式开始。

按照《申报》的报道，章炳麟颇具个性，“长发毵毵然披两肩，其衣不东不西，颇似僧人袈裟之状”。邹容很西化，剪掉辫子穿西服。其他四名被告则仍穿传统华装。他们到了堂下，即一律双膝着地长跪，不再像初到会审公廨时那样倔强不驯。章炳麟被问及“得自何科”——有过什么功名没有？这是章炳麟的短板，他16岁参加县试的时候，癫痫发作，从此就放弃了科考。章炳麟看了一眼邹容，尔后微笑着给了一句章氏风格的答复：“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言下之意，科举犹如鸟窠。当时《申报》立场明显倾向清廷，在报道中反讽说：“殊不知‘满天飞’类于强盗诨名，章（炳麟）奈何竟当堂自认乎嘻？！”

此次庭审颇为简单。代表中国政府起诉的洋律师古柏，指控《苏报》污蔑朝廷大逆不道，其刊文中有“与满人九世深仇”“保护中国不保护满人”及“排满灭清贼”之语，尤其是本月初五日，报中直呼皇帝之名指其为小丑，初十日又论说“有四万万之同胞不共戴天，仇杀满人及杀尽胡人方罢手，快哉！”等悖逆之词。《革命军》被认为尤为大逆不道。在法庭现场，邹容承认该书为他所作，章炳麟亦表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言出于自己手笔。尔后他们又被押回老巡捕房。

真正的抗辩，要等到4个多月后的12月3日。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迪比南以观审的名义继续出庭，谳员则由孙建臣换为邓鸣谦，此外还多了上海县知事汪瑶庭。《申报》对庭审的现场亦有描述，但过于简略。当时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则在12月4日至17日连续登载庭审实录，颇为详尽。[6]从中可以看出章炳麟、邹容等人的辩护思路。

《苏报》案发后，因为清廷执法官员有意放水，被抓的6个人中，除了章炳麟有些名气外，其他均是小虾米——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回国的18岁学生。租界也在设法保护这些政治犯。这是《苏报》案庭审的大背景。

再说章炳麟的个人小背景。章炳麟性情颇为古怪，平素不爱沐浴，喜深思辩论，是一个标准愤青。在此次被捕之前四五天，章炳麟还和爱国学社的学生大吵，结果被胡敦复等五六人按住手脚，章士钊的弟弟章陶严脱下皮鞋，连续打了他四五个大嘴巴，尔后大家一哄而散。[7]在知悉清廷将要抓捕他们时，《苏报》馆主陈范决定暂避风头，章炳麟则一副英雄不怕死的样子。邹容算是章炳麟的子弟兵，也在章的鼓动下投案自首了。

既然对陈范等人的避走非常不屑，章炳麟必然要在法庭上展现硬骨气。但随着牢狱生涯的延续，人的思维会发生变化。尤其在洋律师介入之后，一个清晰的辩护思路开始呈现，章炳麟和邹容表示自己对《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出版毫不知情。

这个辩护策略，保证了他们既能维持在革命同仁间的良好声誉，又不至失去自由太久。中间还是有专业技术含量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他们希望以尽量小的成本（少坐几年牢）来获得尽量大的收益（因政治受难而积攒的声誉）。坐30年牢对革命声誉的提升未必比3年高太多，但却可能让被隔离囚禁的受难者失去了对现实的敏感理解，也错失时代变革所带来的产出。章炳麟和邹容未必有太精密的经济人理性计算，但意识中减少受难成本的念头却是明确的。

1903年的中国，政府缺乏专业的现代法律理解。7月15日的庭审，只确定章炳麟和邹容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的作者，就认为证据确凿了。结果在12月的庭审中，章炳麟辩称自己从未给《苏报》写过文章，他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托人带到香港，通过邮局寄给远在新加坡的康有为，该文的草稿则丢进了废纸篓。至于这篇文章为何被出版，他一无所知。言下之意，或许康有为出版了它，或者谁从废纸篓里捡起发表，亦未可知。

邹容则表示，他在日本读书时写了《革命军》，原稿放在东京的行李里。他回国后，发现该书已被出版，非常奇怪，还打算回东京调查此事。他也从未给《苏报》投过稿，而且现在觉得《革命军》里的观点错误，已转向社会主义。

章炳麟和邹容当然是在说谎，他们对文章的发表与出版一清二楚。但这样的辩白，成功将法庭上的攻防焦点转移。辩方律师认为章炳麟的私人书信和邹容的课堂笔记，只是自由思想的一部分，如同日记，他们不应为自己不知情的出版后果承担责任。

很难说章炳麟与邹容的辩护策略发生了多大作用。这两个“革命犯”主角，最后分别被判3年和2年监禁，罚做苦工，刑满释放后驱逐出境。原本可以杀头的罪嫌，最终却如此轻判，更多是得益于审判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进行，洋人在暗地里予以保护。政治犯的量刑，更多出于政治考虑，但带有技术含量的控辩攻防，经由自由舆论的传播后，本身亦成为政治运作的一部分。

《苏报》案占据了一个先机。在此之后，类似的政治案件遵循了收益递减规律。

[6]《字林西报》的庭审实录，可参照王敏翻译的《苏报案审讯记录选译》。《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七、八、九辑，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10月版。

[7]《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对抗战的“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 谋国者胡适(一)

文/林建刚

一、对中日战争的“大胆假设”

关于治学方法，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写了许多考证文章。20世纪30年代，胡适也曾用“大胆的假设”来预测中、日的局势。

20世纪30年代初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同于青年学生的高调抗日，胡适希望与日本妥协，谋求几年和平喘息的时间。在胡适看来，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按照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贸然与日本开战，无异于民族自戕。

然而，一个闻着肉味的老虎是不会放下口中的美餐的。充满虎狼之心的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逐步蚕食中国。面对这种情形，低调的胡适开始从国际局势的演变方面来找寻拯救中国的途径。

1935年6月20日，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信中，胡适对中日战争的局势做出了自己的“大胆假设”：

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的一切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45页）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审视胡适的预测，我们不得不惊叹胡适的预见力。不过，胡适的这个预测，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凭空想象。他的思想灵感，似乎来源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1933年8月，胡适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汤因比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谈到日本时，汤因比从日本的国民性出发，认定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绝不会满足，它很可能还会侵略美国，而进攻强大的美国，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无疑于是开启其民族自杀政策。汤因比写道：

况且，在某种情形之下自杀，本是日本民族的遗风。如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整个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腹”的路，也不是绝不可能的事。（《胡适书信集》中册，第444页）

受汤因比的启发，胡适在1934年4月29日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一文。文中，胡适除了介绍汤因比对日本局势的判断之外，还做出了他自己的论断，他写道：

在日本这一只铁手套掷下之后，第一个牺牲者当然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在准备受最大最惨的摧毁的时刻，终不能不相信我们的强邻果然大踏步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胡适书信集》中册，第446页）

二、对中日战争的“小心求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中国。应蒋介石的邀请，胡适前往庐山参加了牯岭茶话会。当蒋介石向胡适询问华北情形时，胡适直接诘问蒋介石：中央是不是真的不要华北地区的土地与人民了？

胡适慷慨激昂的话让蒋介石非常动容。多年以后，王世杰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你（指胡适）那天说的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天下午，蒋先生见冯玉祥，冯也责备中央放弃华北。那天晚上，蒋先生在室中独自走路,，走来走去，到九点钟，忽下命令，令孙连仲、庞炳勋的军队开进河北。战局就此决定了。”（转引自：章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

按照王世杰的说法，胡适的一番话坚定了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此后不久，蒋介石希望胡适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并派王世杰去游说。

一向偏爱个人自由的胡适不想进入政府做官，他委婉了拒绝了王世杰。王世杰只好让傅斯年再去游说胡适。游说胡适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傅斯年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号啕大哭，他希望胡适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牺牲他最看重的个人自由，为国家分担自己的公民责任。

傅斯年的哭谏，让胡适做出了他人生中艰难的决定之一。1942年9月10日，在给王世杰、傅斯年、钱端升、翁文灏、周炳琳、张忠绂的信中，胡适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出国五年，最远因起于我写给雪艇（即王世杰）的三封长信（廿四年六月），尤其是第三封信（廿四、廿六、廿七）；次则廿六年八月尾蒋先生的敦促，雪艇（即王世杰）的敦劝；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即傅斯年）的一哭。

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309页）

胡适最终去了美国，后来更是做了驻美大使，成了“过河卒子”。对胡适的这一行为，许多囿于意识形态的人嘲笑胡适成了国民党的马前卒，成了国民党的帮凶与帮闲。这未免将胡适看窄了，胡适做驻美大使，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国民党，他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了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民众。在胡适眼中，党之上还有国，国之上还有人。

胡适去美国做驻美大使，他的妻子江冬秀很不以为然，1939年9月21日，胡适专门写信给江冬秀，解释自己做驻美大使的原因：

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91页）

此前，胡适已经对中日战争有了预测，当有人询问他应对战争的看法时，胡适的回答是：苦撑待变。苦撑在我，待变在日。

苦撑，指的是中国方面。此时面对日本的侵略，没有其他国家援助我们，我们只好用空间换取时间，苦撑下去。

待变，“待”的则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指的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变化。一旦日本侵略美国，美、中将结成抗日同盟，一旦有了美国的帮助，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就有了保障。

到美国之后，胡适旅行数万里，作了上百次的演讲，为中国的抗战鼓与呼。他的演讲，激起了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遭到日本大使馆的强烈抗议。当时，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最重要障碍是美国的《中立法》，为修改《中立法》，胡适付出了许多努力。此外，在胡适和陈光甫等人的努力下，中美之间签订了“桐油贷款”。

这期间，胡适的一个重大贡献还在于他阻止了日本与美国谋求和平的努力。据罗家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披露：

1941年秋天，日本派莱栖和野村为特使，前往美国商量太平洋的和战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方案，要美日双方同意一个三个月的妥协。（《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

与胡适关系密切的罗斯福总统特地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征求了国民政府的意见之后，胡适竭力阻止了美国与日本谋和的行为。

1941年12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罗斯福总统约见了胡适，并对他说：

那两个家伙（指日本特使莱栖和野村）来过了，我已经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请你告诉蒋委员长叫他放心，可是太平洋战事随时可能爆发，可能在菲律宾、关岛这一带。（《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

跟罗斯福聊完之后，胡适先是去了美国国务院查看动静，之后回到大使馆，就在他吃晚饭的时候，白宫来了电话，罗斯福要跟胡适通电话，电话中，罗斯福叫道：“胡适，Japs对我们在珍珠港用空军海军一道开始攻击了，战事已经开始，请你打电话报告你本国政府。”（《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

1945年，在跟罗家伦谈天时，胡适曾回忆他接到罗斯福这个电话时的心情，他对罗家伦说：“这时候我觉得大事已定，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去。”（《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115页）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胡适当时的心情。他当然有理由高兴，日本对美国的侵略，恰好证明了他对中日战争的预言，一旦美国参战，有了美国这个盟友，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就有了很大保障。

果然，珍珠港事变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紧接着，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完成这一件大事之后，胡适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一次他睡得很沉，一下睡了两个小时。此时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了。他出使美国，就是为了“小心求证”而来，而他，终于求证成功了。

胡适眼中的“国进民退”

—— 谋国者胡适(二)

文/林建刚

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对“平等”的过度热情，以及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多人无形中陷入了计划经济的制度迷思之中。而这种对计划经济的崇拜，则往往使他们对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苏俄产生迷恋与幻想。罗隆基、吴景超、储安平、翁文灏等人，都有这种倾向。胡适，则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之变化、对无为而治的推崇、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洞穿……这些无不体现出他的深谋远虑。

（一）20世纪20年代：财政公开与轻视私有财产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文中，胡适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这三种主张中，“宪政的政府”，指向的是政治制度层面；“公开的政府”，其中包括政府财政的公开，指向的是经济层面；“有计划的政治”则要求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要提高效率，不能没有基本的计划。

有学者从胡适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推论胡适此时主张“计划经济”，这似乎是对胡适的误读。此时的胡适，在经济层面，关注最多的其实是财政公开。当时，北洋政府在教育方面屡屡欠薪，导致大学学潮频发，胡适希望通过公开财政的方式来解决大学学潮。当然，要求财政公开，也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这一时期，在经济层面上，胡适并没有主张计划经济。他在经济层面的缺陷是对私有财产的忽视。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对私有财产是非常重视的。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土地公有制的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差距愈来愈明显。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26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写道：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胡适文存》第三集，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第11页）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暧昧，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来审视，是致命的失误。人的私有财产，是捍卫自由的最基本保证。洛克的《政府论》中，在论述国家合法性时，其中重点提到了国家对人的私有财产的合法保护。可以说，没有对人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没有自由。

（二）20世纪三十四年代：无为而治下的经济自由

20世纪30年代是计划经济风靡世界的时代。一方面，随着苏俄五年计划的成功，无数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青睐有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爆发的经济危机让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为了挽救经济，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也让人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好感。在这一潮流引导下，“独立评论”派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成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翁文灏、丁文江、钱昌照等人都开始大力鼓吹计划经济。与他们的经济主张相反，此时的胡适则大力提倡“无为而治”。在《建设与无为》中，胡适写道：

“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胡适文集》第11卷，第423页）

当时的胡适，主张无为而治，希望政府将自己的权限缩小到“警察权”的范围，也就是说，希望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要对经济进行干涉。胡适这种反对政府干涉经济的做法，暗合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政府，为国家分忧解难。应蒋介石的要求，胡适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后来成为驻美大使。而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为政府设计经济制度时，再次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地体现在农本局局长何廉与经济部长翁文灏身上。

作为民国时期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何廉的经济主张与胡适相似。他主张政府不要自己办企业来干涉经济，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回忆录中，何廉写道：

“那时在中国，国民党人赞成一概搞国营企业，而私人企业则百分百赞成企业私营。中国的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先是由政府所有和经营（官办），90年代后是私人经营，政府监督（官督商办）。这是贪污腐化的根源。……而在这个体制中，我尽力设法将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在心底里，我是反对流行的赞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主张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北京第1版，第226页）

作为经济学家，何廉从晚清洋务运动“官办企业”的发展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坚决反对搞国营企业。站在何廉一边的还有蒋廷黻，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祖师，蒋廷黻对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的惨痛教训也深有感触，此外，刚从驻苏俄大使一职卸任的蒋廷黻可能也看到了苏俄计划经济的弊端。

不同意何廉经济主张的除了国民党人之外，还有翁文灏与钱昌照。受苏俄的影响，他们认为计划经济的实施可以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这，无疑有利于抗日建国的工作。因此，翁文灏与钱昌照所掌握的资源委员会，主张大力发展国营企业，走“国进民退”之路。

对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的成员王征。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太密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8页）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下的计划经济。而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48年9月27日，针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信苏俄“经济平等”“经济民主”的主张，胡适在演讲中说道：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当国民政府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失败之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可惜，对胡适的推荐，作为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态度消极，此事不了了之。而翁文灏态度消极，可能与蒋硕杰等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涉，而翁文灏则是凯恩斯的信徒。

推荐主张市场经济的刘大中、蒋硕杰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胡适对市场经济的偏爱。

（三）20年代50年代：胡适的忏悔与台湾经济的起飞

当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恋经济平等时，胡适并没有陷入这一陷阱之中。晚年，他对私有财产也有了新的看法。

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平等”的关注及对贫富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的反感，胡适一度讴歌苏俄式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也显得暧昧。那时，他对自由与平等内在的紧张关系似乎并没有察觉。

这个问题，直到胡适晚年才得到解决。随着他在《自由中国》上看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胡适开始反思他1926年对私有财产的认识。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也对胡适有一定影响。在跟胡适交流时，周德伟曾说：“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世界上的纯正经济学家，无赞成这种制度的可能及事实。”（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第288页）

受他们的影响，晚年的胡适重新为资本主义正名。1954年，在《从〈到奴役之路〉》的演讲中，胡适说道：

“什么叫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们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时能吃得饱，年成不好时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能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

“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佛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作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2377页）

同样是在这篇演讲中，针对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经济主张，胡适也有严厉的批评，他引用周德伟写给他的信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374页）

胡适竭力主张“民进国退”的自由经济，对国家控制下的“国进民退”主张保持警惕。到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硕杰、刘大中等人的经济主张，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台湾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从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高效治理国家，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再到晚年对“国进民退”的警惕，无不体现出胡适在经济层面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

胡适为什么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 谋国者胡适(三)

文/林建刚

1926年，国民党北伐的时候，胡适正在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当时，留英学生沈刚伯曾询问他对国民党的态度。胡适回答说：

“我本来是反对暴力革命同一党专政的。当时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耿云志：《胡适年谱》第127页）

当时，胡适认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喜欢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而不是像某些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说的苏联公社。”（江勇振《日正当中：胡适》下册，第391页）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国民党的这一误判，1927年的胡适对国民党充满期待。

胡适对国民党的期待，在他回到上海之后，很快落空。他完全不能适应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开始，由于跟蔡元培的良好关系，胡适还曾参加国民党的教育委员会。但是，当他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不”的时候，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公开斥责胡适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以胡适（时任私立中国公学校长）为首的新月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这时的胡适，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完全不能认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为了迫使胡适屈服，国民党迟迟不给私立的中国公学立案，直到迫使胡适辞职为止。

20世纪30年代，胡适前往北大教书之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缓和了很多。随着抗战的爆发，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美国寻求援助。但此时的胡适，对国民政府也并不是完全认同，他虽然做了驻美大使，但他是为了国家，而非国民党。

然而，1946年底，当国民党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宣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候，胡适不顾朋友的劝说，毅然决然参加了国大，并作为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将通过的宪法亲手交到了蒋介石手中。

在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在北大的老朋友周炳琳曾竭力劝他不要参加。在周炳琳看来，这次国民代表大会是假的，蒋介石完全没有实施宪政的诚意，但胡适却不这么看，他非要参加这个大会，两人吵来吵去，吵得面红耳赤。

胡适为什么非要参加这个国民代表大会呢？这要从胡适的政党观说起。

当时，胡适将世界上的政党分为两种类型：甲式政党、乙式政党。甲式政党是欧美式普通政党，人们可以自由入党自由脱党，享有各种自由。乙式政党则是苏俄式政党，入党与脱党都有一定困难，其政党工作作风与欧美式政党截然不同。

在胡适看来，国民党原本属于苏俄式政党。但国民党的这次行宪，则意味着国民党从苏俄式政党向英美式政党的转变。在胡适看来，国民党这种政党形式作风的转变将会给国家的制度转型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胡适给予了巨大支持。纵观胡适与国民党的恩怨情仇，胡适这一次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似乎意味着他对国民党的正式认同。

参加完会议之后，胡适还对英国大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47年3月18日胡适日记记载：

“五点访英大使Ralph Stevenson。我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是最后阶段，只认为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胡适对英国大使所说的这些话，估计在跟周炳琳争论时，也曾说过。对此，周炳琳自然不同意。不过，对胡适的这些说法，王世杰非常赞同。1948年3月22日，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

“关于政府改组问题，目前形势似乎既不易写成一个剧本，尤其不易有唱角。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改组如能实现，尽管像是一种形式的改变，其影响绝不是形式的。兄对英使的讲话是一种深刻的看法。政治上我们不能看轻了形式的重要性。

“日昨枚荪（周炳琳）来谈，弟曾提出两点：一、他应该尊重一个八年在外的人（指胡适）的冷静见解。二、蒋先生（指蒋介石）在过去七八年间，思想和性格的变迁是极慢的，但是我相信是极根本的。”（张友仁编《周炳琳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第283页）

在胡适、王世杰看来，让国民党一下子推行真正的宪政，自然很难。但是，只要以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认定了宪政的大目标，只要他们不否定宪政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胡适等人就会支持这个政府。因此，王世杰才会对胡适说：“这次改组如能实现，尽管像是一种形式的改变，其影响绝不是形式的。……政治上我们不能看轻了形式的重要性。”

而且，在王世杰看来，蒋介石虽然在思想和性格上变迁极慢，但是这次从思想上转移到民主宪政上来，这是极为根本的思想变化。如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氏父子在台湾所推行的白色恐怖来看，王世杰的这个判断未免隔靴搔痒，但是，蒋氏父子毕竟还承认民主的价值，至少还会做做样子。

在这件事上，胡适、王世杰的政治智慧可能就在于：他们希望通过蒋介石为民主装门面的行为，通过这些预留的政治缝隙，弄假成真，并由此使中国的制度建设真正走上轨道。“叶公好龙”虽然是假的，但叶公至少知道“龙”是个好东西。附庸风雅的人似显庸俗，但至少还知道风雅的价值吧。

不同于胡适，周炳琳判断蒋介石所推行的民主，一定是假民主、假宪政，是虚伪的。所以周炳琳不抱丝毫希望，他绝不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民主形式的重要性。

对1947年国民党结束训政走向宪政的行为，当下学者已经有了高度评价，刘仲敬在《民国纪事本末》中评价说：

“孙文行宪三阶段论，五权宪政论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立宪政体与二十世纪全能国家之中间过渡状态，于真正全能国家社会革命缺乏预见，以至行宪始于兵火仓皇之际。法统徒具形势，强人玩弄神器。”

“虽如是，法统形势之有无，仍然关系甚大。何也？所谓立宪政体，不外乎观念形式高于事实权力之婉语。大凡有形态政治，无论如何虚伪，改组为立宪政体，无非在既有框架内调整比例，其道甚易。赤裸暴力，事实政权鄙视虚伪形式，因自身无所依傍，无中生有，火中取栗，其道甚难。”（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258页。）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弄假成真似乎远远优于推倒重来。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建立在戡乱条款基础上的戒严法一旦解除，制度转型之路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启了。

红色领袖在法国的故事

文/任大刚

动荡年代，很容易结识大人物，县人周光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

50多年后，周先生在县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以十分恭敬的笔墨，写下一篇《陈毅元帅和我相处的年代》，回忆自己年轻时候与陈毅的7年交往，其中重点谈到了共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

“与大人物交往记”之类的文章并不少见，而周先生的“交往记”，读起来颇有趣味，其间也透露出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历史细节。

当时周先生在成都第一期留法预备学校，与陈毅是同班同学，而“陈毅出生在小川北地带，乡音颇重，对学习法语颇为不利。至于R的弹音，大家都不易学好”。陈毅于是创造出一种方法，他“常仰面把清水注入喉间发出自然的弹动，很快就掌握好R弹音”。

为什么必须学好法语？因为只有学好法语，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公费资助，否则只能自筹经费，一同前往。

在留法预备学校学了一年之后，周先生和陈毅及陈的哥哥陈炎（注：后曾当过国民党第43军26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12月在四川乐山率部起义）参加考试，都在前30位之内。按照规定，只有前30位可以有政府的旅费资助。其余18位只能自筹资金。后来还有20位非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经权贵游说，也自筹资金，一道赴法。

很多人后来很惋惜地设想，要是毛主席也一道赴法，晚年便不至于犯错误，云云。毛未能赴法，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学不好法语，二是没钱，三是甘愿留在中国了解国情。想来学不好法语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毛不仅学不好法语，相对发音较为简单的英语，同样学不好。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回忆称：“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这样一看，设想可以，惋惜就不必了。对毛主席来说，口音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某些走向，现在的影视剧一律让“毛泽东”讲纯正国语，实不应该。

谈到对留法勤工俭学的资助，过去很多研究不太注意。周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省府拨款两万元作为资送赴法勤工俭学特款”。每生资助额达400元。而当时赴法费用为500～600元，很多贫寒学生还是付不起，2002年第6期的《湖南师大学报》所刊《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郭细英、徐胜萍著）一文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各界的组织和支持，以政府为主，对赴法勤工俭学的经济资助，使这些贫寒学生得以成行：

——1919年1月，广东省长张锦芳训令各县知事选送学生赴法留学，并饬令由各县补助留法学生半数学费；

——1919年7月，湖南省长张敬尧亲自批示，沅江县、浏阳县和湘阴县酌情办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川资。8月，长沙县决定对川资困难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每人补助100光洋。李富春、罗俊明是最早得到这100光洋补助费的留学生；

——1919年12月，河南省议会通过了省长赵倜的提议案，决定用招生办法每年招赴法勤工俭学生20名，每人给予津贴700元；

——1920年，湖南地方督军谭延闿捐赠16万元光洋，专用于湖南旅法学生还账及补习法文；

——时任山西省督军的阎锡山也曾派人到北京与蔡元培接洽，在法文高等专修馆内特为山西省开办留法工业科两班。该省还为本省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留法学生各提供贷款270元，特殊情况的还能多贷一些；

——浙江省议员王爱斯等也提出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旅费300元。

1919年10月，安徽省赴法勤工俭学生沈宜甲在寄回该省的“第一次报告书”中，就各方面对勤工俭学的态度有个较为详细的记述：

——（留法学生）以湖南为最多，几占全数之半（注：最终四川人数第一，湖南第二）。而各省当道及本地名人皆极力提倡。如湖南则有熊秉山、杨怀中及该省教育厅帮理一切，且闻已设立华法教育分会；而学生之来法者，又多给以津贴，鼓舞其志气，此其所以人数为各省之冠也。

——直隶方面，则本会根据地，其发达情形自不待言。前次开中法协进会时，上自总统及各部总次长、段督办、李长泰等皆捐巨款；

——且曹督军对于保定之预备学校，除捐款两万元以外，还捐机器三座，专为预备留法学生之用。

——山东方面，则该省有国会议员王纳等组织华法教育分会外，该省省议会、教育厅更是发给学生每名四百元之旅费，并以后常年津贴数百元；且各生县中，给常年津贴数百元。

——山西方面，则有励精图治之阎锡山省长，自闻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发起，即立派选学生九十一人至北京预备，其费用则由省县分担；且其外更提先派遣学生来法，近已到二三十人，凡该生等学成后，皆须回本省服务。

——四川方面，则除该省前办有预备学校外，此次熊督军以数万元送第一次留法学生六十余人来法，以后并常年如期由预备学校毕业后即以公费送来。（注：此说与周先生所述略有差异。）

赴法勤工俭学能够大规模兴起，离不开法国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法国政府极为赞成“华工学校”的开办，不仅借给校舍，每年还给津贴1万法郎；1919年7月，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赴法勤工俭学生；1921年1月，法国政府嘉许福建留法预备班，并寄赠1500法郎表示赞助。

以政府资助为主，在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达到1700人之多，这也导致赴法者思想复杂、派系很多，但是，多数还是抱定“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目的，而“像蔡和森那样在出国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并明确去法国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并不多”。

1919年9月底，初到法国，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呢？

在周先生的笔下，一开始他们的宗旨仍然是“勤工俭学”。周先生自己被分派到法国西部勒拿佛港附近“史莱德大铁厂”学习钳工，同车间的法国老工人以前参加八国联军到过北京，他亲手教周先生如何学习。法国老工人每日工资高达50法郎，比学徒工资高5倍，令一同学习的６名华人学徒十分羡慕；李富春则与周先生在同一个长案上学习钳工；李维汉在另一个车间，勤奋地学习翻砂技术。

但是周先生等人在这个工厂干了10个月，尚未“转正”成为正式工人，多数人便离开了。没有“转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时“法国经济一天天不景气，工厂关门也一天天加多”。恰在这时，周先生家里寄钱来了，他离开了工厂，到巴黎赁屋而居，寻找出路。

到了巴黎，周先生与陈毅兄弟重逢，原来陈毅兄弟一到法国就生病住院，病愈后被派到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而正好蔡和森、向警予也在该校学习，于此可见，陈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最初的领路人即是蔡和森。几个月后，陈毅也到工厂工作，不过一进工厂就遇上经济不景气。

1921年1月，经济不景气，很多勤工俭学生失业，为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华法教育会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与之脱离经济关系，不再提供经济资助。周先生等人为此三五成群向使领馆请愿。

而陈毅认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于是同周恩来、蔡和森一道，组织起来掀起“反饥饿、要工作、要读书”运动，2月28日当天，约400人集中在使馆附近的公园，对驻法公使陈箓发出喊打之声，陈不得不由法国武警护送进入使馆，与此同时，武警又用警棍打散示威者，绝大多数被打入地铁，几个人被拘。

之后，中法政府合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管理赴法勤工俭学生，硬性地将允诺发放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拨入指定的几所学校，迫使学生入校学习食宿，周先生和陈毅等50人搬进一所叫作“阿尼尔商专”的学校食宿。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5亿（注：一说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担保条件是印花税、验契税和成渝铁路、两粤铁路建筑权。而这一时期，也恰好直、皖、奉三系军阀争夺最激烈，购买军火无疑用于作战，且以国家利益为抵押。借款活动本来是暗中活动，结果“泄密”了，这引起勤工俭学生的愤怒。

于是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迅速联络巴黎的华人组织1300多人，其中华工队就占700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说到会有300来人），在哲人大厅（公共集会场所）要求公使陈箓答话，而陈箓并未到场，按周先生的解释，是陈箓知道“勤工俭学阵营中有不少五四运动参加者和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惧不敢来”。而派出王姓一等秘书和沈姓二等秘书前来。果不其然，王秘书“官僚气十足，意图把运动镇压下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遭受签字认罪的大大失败”。

把中国使馆一等秘书打得“头破血流”一事，金版《周恩来传》并未提及，只是说“会上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则虚构了一个叫“宗旭之”的人物，到会提交一份“修正案”搅局。

不过无论周先生、金版《周恩来传》和文艺作品《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如何记述不同，经此一击，大借款告吹，勤工俭学生大获全胜。

经此“拒款运动”，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政府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代价很快需要付出。

中国政府方面似已发现，勤工俭学运动已偏离当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成了一场海外版的“五四运动”，于是把刚刚“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中法里昂大学”入学权给予了新从国内招收的另一批学生，结果招致勤工俭学生的不满，照周先生的说法：我们“来法较早，更加有权学习”。于是挟拒款胜利之余威，陈毅、周恩来等人发动了“占校运动”。结果，法国方面以搞“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名，将其中104人，包括周先生在内，驱逐回国。

不过此驱逐尚算文明，中方领事馆给每人发四等舱船票一张，另有500法郎的零花钱。法国方面也给这些人发了“肄业证”，在马赛的总领事署以西餐招待一番。

发轫于1907年的勤工俭学运动，历经14年有余，掀起高潮之时，便很快宣告终结。

不过拉长历史的视野，可以发现，这场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实在是有些低估了。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主要研究的是西方社会问题，如果它不远万里传到东方，而它的东方信徒中却少有人亲眼到西方近距离观察过西方社会，那么它渗入中国的时间将更为漫长。而中共早期著名人物、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心领导成员，有过赴法勤工俭学经历或参与其事的，不在少数，他们口中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亲力亲为，对普通党员和群众来说，更有说服力。

其次，大部分勤工俭学生赴法不久，就遇上法国经济不景气，对这一群体政治上的“左倾”化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赴法之际，法国在所有人心目中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全体赴法者心目中的楷模，不仅工业发达，可以从其“实业”经验中找到“救国”办法，而且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同时法国又是世界文化教育先进国家，也可以找到“救国”道路。但是一场经济不景气，很快使很多法国人失业，勤工俭学生也面临饿肚子的威胁。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恰好是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如果之前很多人还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最直接体验的“失业”，简直成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再次，不能不说，当时的北洋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勤工俭学运动投入了巨大热情，但事与愿违，这场运动并没有按照事先设定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方向发展，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造就掘墓人。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勤工俭学生归国后，周先生与陈毅兄弟先后到了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还有数年深交。此后，一同赴法的同学也逐渐产生了分化，据周先生记述：1929年，周先生有机会在南京上海一带漫游，遇到当年的勤工俭学生时，已有陌生感。有一次，竟然在上海街头遇见陈毅兄弟二人。

话说某天，周先生在外滩坐电车，隔着玻璃门，忽然看到三等车厢里陈毅兄弟二人正在同看一份报纸，陈毅是长衫打扮，俨然大学生派头，哥哥陈炎衣冠楚楚，类似一名小政客，周先生本拟上前打招呼。可是当在三大公司下车时，人多拥挤，找不到陈毅兄弟二人了。陈毅当时正在苏区做“梭镖师长”，为何到上海？周先生当时不得而知。

不过事有凑巧，几日后，周先生却在街头巧遇陈炎：

“孟熙（注：陈炎字孟熙），仲弘（注：陈毅字仲弘）来上海吗？”周先生问。

“你胡说，莫造谣！谁说的？活见鬼！”他答。

周先生只有向他赔笑脸，不敢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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