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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简历

1954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1971年到1978年曾做过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

书生的英雄主义

颜世安|文

高华走了。一直不相信这一天真的会来。他生这场重病已经快有五年，一直暗暗替他担心，又一直怀着一线希望，因为他的坚韧和积极面对，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至今记得2007年春天，有一天我和高华、朱剑（学报）、余斌（中文系）四个人在阳光广场旁边的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学校组织的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体检时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当时我们也都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以后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鼓楼医院检查怀疑是肝癌，当时便觉着是一个晴空霹雳。打电话给高华，他告诉我确实是这样，准备去上海复查。高华性格中有一种极认真的东西，他平时很随意，谈笑风生，温雅而幽默，但对重要的事，他会认真面对，全力以赴以求解决。怀疑是肝癌以后很快决定去上海寻求更好的检查和医治，便反映了这种性格。从那时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高华一直是以这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病魔。但他一方面认真，另一方面却从不慌张。所有最后这几年接触过高华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印象，他在大病之中从未让人感觉有慌乱和绝望，总是很平静从容。我每次见到他，他都会告诉我病况如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给人的感觉是，总是有办法的。

2009年秋天，他在上海动手术，割去一部分肝脏。我当时在台北，从学生来信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替他难过，知道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年底回南京，立即去医院看他，感觉他明显消瘦。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病情。他说，现在就像堵河堤缺口，哪里水要出来就在哪里堵，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有一句话他没有说：有一天堵不住了，就随它去。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我熟悉他讲话的风格，那一定就是他的意思。但他还是那样平静，不是听之任之的消沉的平静，是认真面对的平静。他语调平和，感觉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甚至仍然时时夹带他那种独有的幽默。

一直到临终前十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还保持着那种认真、平静和幽默混合在一起的风格。那时他已经十分消瘦，气色也很不好。躺在病床上，因为每周需要几次输血，插在腿上的一种什么管子就留在那儿，他不仅下床极困难，翻身也困难，可以想象很痛苦。他肯定知道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但一点没有显出无力的绝望感。他神色安详，向我们几个人讲述现在的病情和治疗的情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告诉我们，前两天医生说，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然后他带有调侃地抱怨说，这个医生就站在我的病床跟前这样说，按理讲他不应该当我的面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金刚了。这完全是开玩笑的语气，与他以前没病时谈话的神气一样。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笑了一下，内心非常沉重，但我们都是高华多年的朋友，我们熟悉和他谈话的这种气氛，某种智力和精神力量混合的东西把过去的岁月和记忆拉到了眼前，瞬间压住了悲哀的感觉。我后来想，那位医生当高华面就讲发病危通知的事，也许真的是因为一直替高华看病，对他的从容平静有深刻印象，才在疏忽中丢掉了医生在危重病人面前通常会有的小心，真把他当作永远不会慌乱的“铁打金刚”了。

那次离开医院以后，我虽然从学生处知道，医生认为他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心里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记得几个月以前我们去他家里看他，他说北京的朋友联系了一个气功高手，他准备各项指标稳定一些以后（当时天天去医院输液），就去北京跟着练气功。我觉得气功治疗这样的方法，在高华身上说不定真有大用。高华生病以后求生意志很顽强，精神力量也很顽强。他说不定能度过眼前这一关，缓和下来以后去练气功，出现什么奇迹也未可知。后来又听人说，高华有去台湾寻求医治的想法。总之此后的日子，心里一直悬着，又带着一丝希望。直到12月27号上午接到他的学生姜超的电话，才真的知道，高华最终还是走了。心里的悲伤难以言喻！不仅因为一位多年的好友永远离去，也因为知道高华一定有特别的不甘。这是熟悉他的朋友共同的感受，因为高华长期的阅读和思考的积累，学术研究正进入黄金岁月，他有许多对近、现代史日渐深入的想法，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写出来。任何人在这样的岁数辞世都会遗憾和不甘，但高华一定是非常的不甘啊！

《诗经·黄鸟》追念秦国三良早逝，说“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规则在哪里）？”这样哀伤的疑问，古今一理。悠悠苍天，为何要在高华步入学术黄金岁月的时候，让他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宇宙中还有另外的世界，高华的生命在那里还会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延续。但这个世界需要高华的思考和写作，高华也需要在这个世界实现他内心里长久的想法，可是这一切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我认识高华是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们相差一届，我同宿舍有一位贺军，是高华自幼的好友。高华经常来找贺军，有时就在我们宿舍聊天，慢慢地就熟起来了。那时不仅我和贺军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许多同学也都喜欢听高华讲国共两党的人物和掌故。高华对国共两党党史的人物关系、事件脉络的熟悉，在读研究生时候就在同学圈子里广为人知。那种知识是很长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可以说是有“童子功”。高华自己在回忆文章里曾经说到他的家庭，他父亲作为一个南京的老地下党员在49年以后受到的不公待遇，家庭变故对他幼年心灵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容易有一种印象，认为高华是幼年生活环境的压抑，才特别注意了解现、当代史的种种事件脉络，人物遭际。这有一定道理，但我的印象有一些不同。我和一些熟悉他的朋友讲起来，大家都认为高华其实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不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那种发愤，而是对影响当代中国人命运的现代政治史有一种真正的兴趣。（其实司马迁早年搜集材料四处游历准备写史书，何尝不是有极大的兴趣。受了宫刑以后才转为发愤。）听他讲国共两党史事和人物，很少有基于义愤深挖某处的黑暗，或痛诋某人的罪恶，他不是那个路子。他总是娓娓而谈，轻松地理出他所看出的事情本相。揭示事情的本相似乎是他生命本能中的一个极大的喜好。熟悉高华的人都知道他其实不是那种义形于色的人，他为人幽默风趣，不是喜欢随便说笑的那种风趣，是用准确的语言把事情的委婉曲折揭穿，又能寓嘲讽于诙谐之中的那种风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高华的成名作，功力甚深，影响极大，语言也平实洗练，但我总觉得，好像与他闲谈时的语言相比，火候还是差一些。当然这也许不一样，写学术著作以客观准确为佳。他的口语叙述有特别的魔力，那是部分来自天生感悟力，部分来自大量阅读，还有部分来自南京市民文化中那种难以言喻的喜剧色彩的调侃诙谐。与他闲聊现、当代史真是快乐的时光，那时的文科研究生差不多个个眼高于顶，自大狂妄，同时视时间如命，但是看到高华一来，大家把书一合，心甘情愿放弃自视甚高的阅读，一起加入欢乐的闲聊。如果只是长期受压抑的忿忿不平，怎能有如此的魅力。

高华醉心于揭示事实，当然他也有立场，这立场的形成也许有一部分幼年家庭遭际的影响，但是我的感觉，主要还是来自少年青年时代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可以这样说，他的立场主要不是党派的和政治的，而是人文主义的。这种人文的视角和立场贯穿在他谈论历史人物事件时的语气中，也贯穿在他后来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读过他书的朋友自然会有印象。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也会有兴趣跑到近、现代史的研究室里面看有关国、共两党的一些资料掌故，看到过一些作者从党派、政治立场写的揭露性质的文字，有时有很深印象。但是与高华的交谈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高华相当熟悉史料，他讲的许多事都是把史料串联起来，构成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脉络，但是组织这些史料的眼光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的眼光。他评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有时赞扬有时揶揄，都是出自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重要革命党，有特有的革命理念，两党的上层人物往往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有各自不同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政治人物在权力场中沉浮，人性中的自私、狭隘和黑暗又常常在不同情况下显露出来，高华的叙述便是在这样的线索中穿行。他有一个深刻的关切，是在革命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价值怎样被激发和生长，有时又因权力搏斗或其他历史原因受到摧折。高华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就他的愿望而言，是想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学者的立场清理事实，但他的人文主义的情感和立场始终是很明显的。

研究生毕业时，因为那时高校大量需要培养年轻师资，我和高华都留在系里任教。高华那时已经成家生子，学校给他一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大概只有十个平方米，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住在里面。记不清楚这样有多少年，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次排队点房，他点到了上海路一个两家合住的套房，他有一大一小两间房，还有一个小厨房，合用卫生间。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很长时间。我最近看过一些高华的外地朋友写的回忆文字，说到高华居处的窘迫和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就说到这个住处如何逼仄。但我记得，刚分到这个房子时高华夫妇是很高兴的。房子已经点到手，还未拿到钥匙时他们夫妇去看房，那次我也一起去，同去的好像还有刘广明（哲学系），当时他的妻子刘韶洪站在那一大间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年幼的高欣的脑袋高兴地说：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高华从那时起有一个自己的小书房，是个朝北的房子，水泥地，大概只有七、八个平方，他十分满足。天天坐在那个小房间里看书写东西，常常一边放着他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声音低低的，一边做自己的事。有时我晚上去找他闲谈，音乐也不关掉，就在里面聊天。高华喜欢猫，有时他工作猫就伏在旁边。他出去散步，猫就跟在脚后面。后来那只猫被人偷走了，高华失魂落魄好几天，跟我说什么事也做不了，并痛心地说以后再也不养猫了。几年以后儿子渐长，需要一间单独的房子，那间小房让给儿子，高华又失去书房。晚上就到厨房的饭桌上工作。外间所传高华的书是在厨房里写出来就是这个时候。

高华那时居住条件、经济情况肯定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工作的年轻教师许多都是那样。一个真正对书有兴趣的人，能有一个安安静静读书思考的环境，不经常被莫名其妙的事情打乱，就有很大的快乐。我记得那时跟他聊到过这事。有句话说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我们在一起嘲笑这话。这话的意思好像是说，人生本来应该“热”，但要把学问做好必须“冷”。好像还伏了一个意思，能够下决心“冷”一段，就能迎来人生的“热”。当然提倡坐“冷板凳”的前辈应该不是这个想法，他们是希望后辈不要浮躁，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是“坐冷板凳”还有“耐得住寂寞”这类说法，实在不是形容学者生活的好说法。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思考，与二三好友时时聚谈，这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快乐，就是悠闲、自由和有趣，思考成熟的时候可以有所创造。一个人选择做学者，就意味着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决不是为了学问名声而“耐住寂寞”，为了迎来“热”而卧薪尝胆地“冷”。当然外地的朋友描述高华清贫是事实，高华也一直有经济生活上的压力，希望改变，有时甚至也有着急，这都是人之常情。举个例子可知他那时的情况，90年代上半段开始，他除在历史系完成教学工作之外，还额外到中美文化中心给留学生代课，主要目的就是挣一份讲课费。那时好像平均每周要上四节课，还要给学生答疑、改作业，月收入大概几百元，真的是辛苦钱。所以说他清贫是准确的，但我想说出我熟悉的年轻时代的另一个高华。他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搞清楚，对此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生性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大概只有抽烟），就是喜欢看书、思考，读书与研究带给他许多快乐。因为这些快乐，他常常是平和、有趣而幽默的。其实不仅熟悉他的朋友，凡是听过高华课的历史系的学生，都会对高华特有的有趣和幽默有很深的印象。真正的幽默来自智力，也来自平和静观的生活姿态，常把自己搅到利益纠葛里面忿忿不平的人，很难有幽默感。

高华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这本书，他准备材料可能很早就开始了。但决心系统地清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的印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那时面临的问题是这样：他如果按常规的方式做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可以较早发表研究成果，申请职称等等。他早年一系列有关孙科的论文应该就属于这样的研究。但他学术上最有心得之处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说到选择研究课题的事。他后来决心丢开可以申请研究经费的课题，把自己最有想法的问题做出来，促成这个决心有多方面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书生不肯辜负自己的生命。谁也不愿辜负自己的生命，但各人性情不同，生命的展开方式也不同。高华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他选择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内心认可的真学问，是性情所致。当然这是我的旁观，高华写这本书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幼年时的生活经历、长期的思考、一个认真的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等等。但我想说，高华的性情决定了他就是要选择做最好的学问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否则的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负责。做学问也可以先虚张声势，举旗夺塞。东汉末年的民间古诗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是一种离乱失败时代的人生醒悟，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氛围，特别容易让知识人领会这样的人生醒悟。我们这一代学者总体上的表现，已经显示不少人都是这样醒悟的。但高华与许多人不同，他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是认真地做有价值的好学问。他开始准备写书是90年代初，那时写这样的作品，既不能发文章也不能申请经费，也不可能出版（当时尚未想到可以在海外出版），对于争取个人前程来说，完全不合时宜。记得那时他曾对我和朱剑说，他现在不想这些事，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写出来先放在那儿。这是20年前的事了，他的原话记不清楚，我打电话与朱剑核对，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肯定不会错。很多朋友提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我完全赞同。我的感觉还有一点，他的出众的才华和学识，让他醉心于做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哪怕不能出版也在所不顾。他做这样的工作时真的不是“耐住寂寞”，他是内心里有极大的热情。他那时每写一个部分，都要把全部相关资料再看一遍。然后一个人出去散步，静静地思考，把许多不同的历史记录和回忆资料参照对比，慢慢地在心里追踪事情的真相。他看不到档案，所有相关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也许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也同意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我特别想说，这在高华同时是一个欣喜、自得的过程。

我的专业不是中国现代史，《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学术上的成就和得失，我没有资格评判。这部著作已经在国内外有重大反响，将来一定还会持续地产生很大影响。我想回顾的是高华这个人。高华要写延安整风的书，我们几位来往较多的朋友一直知道。但是直到他的书写完付梓，我都没有看过其中的章节，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专业相近的朋友看过付梓前的初稿。因为没有看过具体章节，一直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可能会造成的冲击。直到快要完成时，我才有点知道这本书在内容上的严峻性，开始替高华担心，怕他会遇到麻烦。高华的性格还有一个方面，是他的谨慎和敏感，对可能的危险，对别人可能带给他的伤害，他都很敏感。惟其如此，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真是显示了他的勇气。记得出版前有一次我和朱剑跟他在一起，知道了他拟定的书名，我们两人都有些吃惊，觉得这是醒目的书名，但担心太刺激，建议他选择更学术化的书名。但他当时好像没有太多的犹豫，说不改了，就这样吧。高华心里一直有一种坦然，他觉得自己是做学术性的研究，不是站在党派立场做褒扬或贬抑，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这书的内容的敏感和可能带来的冲击他怎会不知？对书出版以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当然是有估计和精神准备的。如果他是一个粗爽豪放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惟其是一个细心和敏感的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才特别显示出他的勇气。我想这是一种书生式的英雄主义，一定要艰苦探索挖掘事实真相，同时一定要把自己探索的果实公布出来。纵然事事谨慎，这件事却顾不了那么多。所以我总是想，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高华个人生命中最有灿烂光华的一段。我不是就这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是就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而言。

延安整风的书出版以后，给高华带来很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带来一些压力。那时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有些上层重要人物对这书有很严厉的否定评价。类似的传闻难辨真假，高华不可能没有听说。依他敏感的性格，内心一定是有压力的。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这两件事的时间我都记不清，大约都是2005年以前。一是曾有一位律师从香港带他的书入境被海关查扣，这位律师状告海关，说禁入海关的书目上没有此书，海关查扣无依据。后来律师胜诉。当时这事颇为轰动。但我知道律师开始告状时，高华是很担忧的。那时学者在海外出书，上层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因为官司的事情闹大，上面要是对高华的书加上什么定性，就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至少会影响他的安安静静的研究。还有一次是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机构召开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讨会，邀请他去参加，他就比较欣慰。他不是想进入官方的研究系统，到里面分享经费什么的。他在意的是，这样的邀请表明官方研究机构（至少是其中一些有决定权的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表达政治意见。他一直希望别人（包括官方）以学术的眼光看待他的书，这符合他研究的初衷，也免于给他带来诸多压力和困扰。我现在回忆这事，说明高华的谨慎和小心，不是想说他胆小。相反，我是想说他的勇气。高华不是斗士性格的人，他是一个学者，有学术上的兴趣，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研究问题，是想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是特别想反对谁。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面对事实时他没有任何回避，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是他的勇气。书稿完成后明白出版可能会带来风险，这是怎样的风险当时很难估计，但他仍然决心出版，这也是他的勇气。书出版以后，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遇到很严重的麻烦，但这是后来的情况，当初谁也不知会怎样。2008年春天，在他查出患肝癌以后大约一年左右，有一次在上海请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诊治，这位老专家怀疑他不是肝癌，可能只是肝硬化。要他注意定期复查。他听了非常高兴，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遇到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他说：“老颜，我们都是凡人啊！”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当时他儿子高欣也站在旁边。高华说的一点不错，他是一个凡人，有经济压力，要孝敬老人，要养家糊口，要还房贷，也要规避风险。可是在学术上他不肯取巧，不肯打马虎眼，勇敢面对事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他，要特别敬重他的地方。有人曾经跟我说到，高华患肝癌，可能与长期的精神压力有关。我想这是有可能的。高华90年代初患乙型肝炎，当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但这可能是一个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的劳累，书稿完成以后精神上的压力等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延安整风的书稿出版以后，高华获得很大的学术声誉，他比过去忙碌了，经常去海内外各处开会讲学。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学术界的，也有一些不是学术界的，其中也接触了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弟家属。广泛的交流和对话，更使他扩大眼界，进一步反省和提炼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如果不是患病，他再把新的交往和资料消化，渐渐沉淀下来，一定又会有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出来。香港中文大学计划出版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中1969—1971年卷本来是由高华撰写，他对林彪事件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如果写成出版，一定对这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有新的剖析和梳理。可惜身体情况迫使他不得不终止写作。这只是一项研究，如果假高华以时日，他不知会有多少重头的研究成果出来。即使在患病期间，高华仍然坚持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看他最后几年写的东西，思想愈加深沉，文笔愈加客观、老到。高华真的是到了一个学者最成熟的时候，却不幸一病不起，再无提笔的机会，伤如何之！

追悼会上，看着安安静静躺在花丛中的高华，不禁悲从中来。高华去世这些天我一直引导自己这样想：高华虽然年寿不长，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在质量。高华写出了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影响了很多人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他的生命已经质量很高了，应该无所遗憾。可是看着安睡的高华，我总忍不住想起年轻时候在研究生宿舍里他敲门而入，大家合上书聚拢闲聊的时候；想起在他小书房里低低地放着音乐，闲谈各种问题的时候；想起他晚上散步思考问题，一只猫安静地跟在脚边……那个生动的、有趣的高华再也没有了，这是任何功业也无法抵消的沉痛哀伤！

高华辞世已有半月，内心一直沉郁难解。本来准备过一阵等心情平静再写纪念文章。高华夫人告知香港中文大学要出纪念文集，嘱我撰文，敢不从命！谨以此简短回忆，献于亡友灵前。

愿高华安息！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说明：这篇悼念文章是在高华去世后不久写的，文章原名就是《悼念高华》。后来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纪念高华的文集，文集的编辑为避免与书名重复，更名为《君子坦荡荡》。现决定用本文的一个中心意思命名。

拂去历史的尘埃

熊景明|文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

一本书的高华

徐庆全|文

在中国社会进入到泛娱乐时代之后，浮躁之风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连一向被认为宁静的学界，也不例外，“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也成为社会浮躁之风的助力，真正下潜的学者少得可怜。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就是这“少得可怜”中的一个。

题目说“一本书的高华”，不是相对“量为先、质为次”的学风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说他只写了一本书——与现在“著作等身”的学者比，他是著作“少得可怜”的一个，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个当今党史学界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的的确确因为一本书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威名。

由书识人

初读高华，是2001年元旦。首先读到的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罢，震撼无以言说，冷不丁冒出的是辛弃疾《西江月•遣兴》的词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高华这本书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高华？我先后做编辑的《炎黄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这七八年的编辑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与高华熟悉起来，谈起当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说：也不能怪你，在“红太阳”出版以前，我虽然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那都是在学术圈内的刊物上，在圈外还是没有影响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样的阅读习惯：一旦一个作者走进你的视野，他就不会轻易走出去，日后他的作品就成了你寻找的目标。读过“红太阳”后，我经常搜寻署名为“高华”的文章来读，寻找高华的有关信息。亦步亦趋之际，也了解到高华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面。触类旁通，他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同时包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回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后，我几次与高华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写点稿子，却始终没能与他通上话。2006年3月2日，我接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邀请函，邀请我到中心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学者。邀请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心有许多学者来过，现在高华就在。我当即发邮件索取高华的E-mail。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华的邮件：“熊景明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点来香港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老师和我几次谈起你，我这学期在中大历史系客座，平时就在中心看资料。”

渐渐熟悉起来后，他不仅允诺给我写稿子（2006年3月20日即给我发来他为胡伯威《青春•北大》写的序言：《“思想”的累与痛》一文），还愿意在我赴港的申请表上担任“推荐学者”。2006年4月10日到港与他见面时，我们仿佛已经是老朋友了。

同好高华和我都抽烟。在香港那个既禁烟又禁酒的地方，我们这个不良嗜好可谓众矢之的。高华说，他住在雅礼宾馆，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只能在宿舍抽，为了吸烟不妨碍他人，他用布条将宿舍的门堵上，可隔壁一名高鼻子的外国学者还是提出抗议，只不过抗议的方式有些特别：趁高华不在时，在他门上贴一字条：“如果你不吸烟，会更好。”高华说，这样一来在宿舍也不好吸烟了。

在中心查阅资料时，烟瘾上来我们俩就一同到楼下；参加学者聚会的饭局，就一同到餐厅外吞云吐雾。我倒是庆幸自己与高华有同样的嗜好，因为这样的时间很多，与他的交谈也大多是这个时候进行的。

交谈的话题，首先是他的“红太阳”一书。我说，从你书中的后记看，从“文革”期间你注意到“延安整风”这个词，到2000年这本书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剑。高华说，人这一辈子所走的路，与年少时候的读书有很大的关系。我在后记中追溯了自己的读书历程。古人说，读书使人明智，那是指你会读书的时候。年少时读书，倒是让人困惑的时候多。等你有机会或有能力弄懂的时候，这些困惑就会一个个冒出来。就以延安整风来说，我是“文革”期间读到一些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一些“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子后，注意到延安整风运动的。1978年上大学后，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材料。看的越多，困惑也越多。解开这个困惑就成为一个需求。这个过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开始动笔。写作过程又是七八年。

我问，你知道这本书在海内外的反响吗？他答，知道一点，不过我不大关心。我倒更关心每年的版税。因为我买房子的贷款，每年就靠这本书的版税来支付。这回答让我们俩开心大笑起来。高华很关心我的研究。我告诉他，我来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资料，补充修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始末》一书。我说，你在“红太阳”一书中，也谈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时的作为，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高华对我的这个研究兴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对丁玲命运关注的历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

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读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对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做出反思？等等。

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高华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惭愧。我的书只是采取“纪事本末体”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根本没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上。我立即恳求他抽出时间看我的书稿，并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给予教诲。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一边看一边在吞云吐雾的时候把他的意见提供给我。就这样，在高华的指导下，我重新进行了修改。从香港回北京后，高华仍然通过邮件多次指导。当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他审阅时，我同时提出请他作序。一如既往，他爽快地答应了。

在书进入发排阶段后，高华发来了一万多字的序言《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权力与政治》。他以丁玲的命运和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切口，寻找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这一命题。

在高华看来，革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他们的利益、心理、情感要求，知识分子却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知识分子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平等”，对敬仰和服从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革命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定了知识分子以悲怆结局的命运。丁玲一生的经历，她命运的起落沉浮，伴随着高华冷峻的叙述，慢慢展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成为解剖其他知识分子命运的参照。高华往往能从一个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揭示隐匿在其后的历史普遍发展逻辑，从单一个体的命运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他的序言，就这样地从丁玲个体的命运出发，勾勒出中共党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运。

在书的后记中，我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老师得知我的研究后，以渊博的学识助我，以兄长般的宽厚鼓励我，书稿完成后，他在百忙中通读全书并作序为之添彩。”这是我的由衷之言。关于《革命年代》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史学丛书”第二辑中，收录了高华的论文集，书名为《革命年代》。尽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过，但在拿到书后还是一口气读完，并情不自禁地写了书评。

《革命年代》收录了高华近20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全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主要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三辑主要研究延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民国政府的南京十年，还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话语体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看似都是一个个“点”，但细读起来，都是历史的横断面。“革命”成为这多个横断面的连缀词。

在高华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

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这种思考和追索，最后串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主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条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条路径差异甚大，目标却是共同的，就是追求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独立的国家。

同样的目标，同样是“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的结局大相径庭。高华的思考，把读者带入历史深处的隧道。在《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中，高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被称之为“火红的年代”的话语体系入手，上溯至苏联革命话语体系与毛泽东革命话语体系的关联，考察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伴随着这套革命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共“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毛泽东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以及此后的“继续革命”，种种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种思考中得到启迪。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华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产儿，是吮吸着革命的红色血液畸形成长的一代人。有论者评说，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因为稀缺，“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也曾与他迎面相撞。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河流水面如镜时，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

如此，“革命”一词，顺理成章地由历史走入当下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不论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告诫，还是加缪的“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的向往，“以革命的名义”总是与血泪、痛苦、死亡和激情与理想相伴随。与李泽厚式的“告别革命”的呐喊相比，高华仍如流水般的平和：“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邮件：“高华怀疑肝癌，有幸在例行体检时发现，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医院求诊。”我感到震惊。此后，朋友间的邮件，高华的病情成为必说的话题。萧公秦教授写于2007年4月30日的一封邮件，在朋友中广为流传，他不但为朋友传递了高华的病情，更传达了学界对高华的一片心声。为此，我把这封邮件转录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医院三号楼探视高华。我骑摩托到那里也只有十五分钟。他昨天刚动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有点热度，是手术后的自然现象，相信几天后会好一点。他家人中没有患过癌症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过几个月的乙型肝炎。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烟也有一定关系。他说从此要把烟真正地戒了。他没有任何关于患病的自我感觉，这说明还处于亚临床期。

查了一下网上资料，肝癌被称为癌王，一旦进入临床期，那就只有两个月了（孙中山就是如此），好在他自己警惕性高，及早查了出来。我前天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得与过去我们听到的一样，也许是这几天他的第一次笑。今天小刘（高华的夫人刘韶洪）告诉我说，他为了我的这句话很感谢我。小刘送我出来时，我对小刘说，这是我的真心话，中国没有人比高华把中共历史人物看得如此透彻。他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他能从历史中剥离出埋于历史深处的真实来。我说，这方面他绝对是天才，小刘说我过奖了，我说我三十年来见到过多少教授，但我从来没有称别人是天才过。其实，他有时与我谈的看法中，有许多比“红太阳”里写的更精彩，我总是提醒他让学生把他的话录下来，他都没有足够重视，真担心这些精彩的东西很可能有许多不再能变成铅字了，一想这些，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不会在他面前谈这些。他仍然充满自信，反复地说，发现得早，入院得早，手术进行得早，而且是全国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他还告诉我，黄菊就是在这个医院做介入法的。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只希望上天给他五年时间，当然更长也更好，这是我的判断，因为我说你写东西五年后再说吧，他听了后没有回答，也许他觉得五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谈话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他这个姿态语言也许无意中表明他进入人生战斗的决心。谈了四十分钟左右，我发现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辞。

2007年，高华的病还是“疑似”阶段，但朋友们都揪心。我的朋友李乔（著名学者，《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是肝癌患者，经过治疗后，恢复得非常好，朋友们都为他庆幸。我特意让李乔给高华电话，让俩人在电话中交流治疗的经验。李乔很热情地建议高华，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来治疗，并允诺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为高华来京治疗提供帮助。李乔与高华素未谋面，他这样倾心，自然怀有与萧公秦“中国不能没有你”一样的心态。

8月20日，高华给我发来邮件“我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6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疗，7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医生又说不需再做，待这月底去复查，几次检查，验血都是正常的，问题在CT，请向李乔问好！北京武警总医院肯定是最好的，但医生要我先不考虑，先看我复查和康复的情况再说，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稳定，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前不久全家还应朋友之邀去云南避暑一阵，由头就是庆贺熊（景明）老师荣休。”

高华病情稳定的消息，令人惊喜。更惊喜的是，他11月29日竟然到北京来了。在来京之前，他给我邮件，告知了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11月30日，我赶到他所下榻的国宾酒店。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关心学界、关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诉我，想利用在北京这段时间见见朋友。我说，你想见谁，我帮你通知，我当司机，饭局也由我安排。

从那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高华的病情时好时坏，一直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很多人都有萧公秦教授一样，希望能够把高华比“红太阳”更精彩的看法留下来。2010年12月15日，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参加《看历史》杂志的一个活动。本来，高华也担任这次活动的评委，也应该莅临会议。他没有来，他的病情成为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景明在主持会议时，特意向大家报告了有关高华两个消息：1.高华病情稳定；2.“红太阳”一书即将在内地出版。

（作者为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

国宝级的史学家

刘瑜|文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从林达老师那里听说，高华老师重病。我是去年秋天才回来的，所以之前对高华老师私人的情况不那么了解。她对我说了以后，我觉得我必须去看一下他。然后就和尚红科、许知远，还有当时新京报的一个记者刘晋锋，我们4个，一起看望了高华老师。我之前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的私人接触，要了他的电话以后，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说高华老师，我想去看一看你。纯粹是一个读者，想去看一个作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读者对于一个给予自己很多恩惠的人的答谢。当时我就去了，高华老师基本上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特别亲切，虽然当时好像是刚做完手术，身体不太好，我们只聊了半个小时。不过我们只聊了不到5分钟，他立刻就进入了他热爱的话题，讲到苏斯洛夫等等，而且神采飞扬，一点也不像一个刚做完手术的重症病人，完全把病置之度外的状态。

我之所以决定去看他，就是因为在知识上，我受惠特别多。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博士，2003年左右，我就决定博士论文写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更多地从政治分析的角度。当时，我决定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完全是一头雾水，因为史料太多了，我对于很多问题，还不是太了解，当时有两本书，对我来说获益最大，一个是国外的学者，Robert Lifton，写了一本书《思想改造和全权主义心理：中国的洗脑研究》，那本书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翻译成中文；还有一本书，就是高华老师的这本书，讲延安整风的。

为什么这两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呢？就是因为，它们把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最独特的地方点出来了，就是思想改造问题。中国革命实际上非常独特，计划经济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有，但是中国式的思想改造，就是这两本书，把它们点出来了，分析得特别透彻。中国式的思想改造，几乎像流水线一样，从延安整风开始，学习文件，然后来检查或自查你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你的出生、学历，到你的生活，然后进入小组学习，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在某些案例中，进行体罚，暴力威胁，也就是书里说的抢救运动，然后再进入到党挽救你时的感激涕零。这一套东西，其实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在中国非常独特呢？这个洗脑这一套东西，在中国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里面，是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的，这与东德、苏联，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督，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够维系这个体系的运转。

那么，他们这个思想改造，洗脑的技术，所谓制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技术，就是发源于延安，所以我觉得高华老师的贡献，其实就在这里，他把延安模式到底是什么，给说清楚了。因为之前，我们反省左祸祸根的时候，追溯到“文革”，追溯到反右，追溯到土改，但是我觉得追溯得还不够，追溯得最深远的就是高华老师。他把思想改造的东西给说出来，别人在反思左祸的时候，是在把一个神话的枝枝节节给砍掉，他是把神话是连根拔起了，对我来说，这个启发是非常大的。

刚才其他很多老师也都说过了他的道德勇气，我觉得道德勇气，当然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另外一个老师说的，高华老师除了道德勇气之外，还有他作为专业学者的严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可贵的。刚才很多老师说到了，高华老师有特别好的直觉和第三感，但是我觉得，所谓的直觉和第三感，本质上还是来源于他在历史资料方面掌握得极其深厚，才体现出来的第三感和直觉；就是因为你对史料，已经烂熟于胸，看到两个看似无关的，比如回忆录的细节，才能够把它们勾连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特别同意，这个老师说的，高华老师是一个国宝级的史学家。说他是国宝级的，是因为在今天中国的学者里面，能够兼具道德勇气，专业上的严谨，极好的记忆力和知识积累，兼具洞察力，把这些东西能够综合起来的，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是很难复制的。哪怕我们有一天，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各种历史研究的基金，砸到这个方向去，也很难“打造”出这样一个百年难遇的学者。

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更年轻的学者来说，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将来自己做学问的时候，能够像高华老师那样，深入到矿井的最深处去，不但要有勇气跳进矿井，而且要有技术把油田给开发出来，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沿着高华老师的这条路，再往下走一点吧，我就说这些。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

他对中国命运有一种整体关怀

徐友渔|文

我认识高华较早，记得20年前，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想做一套关于毛泽东的选题，把我们一些人从全国各地请到上海，商量策划这个选题，我就在那次会上认识了高华。

报到后我们一帮人在一起聊天，晚上才去旅馆休息。高华先到，他大概有些疲倦，没有加入我们的聊天，到出版社的旅馆先睡下了。旅馆是4人一个房间，条件很简陋，高华去了以后，自然占了可能是位置最好的一张床，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所谓最好的，就是离门最远的那个床位，高华自然而然地就去那张床睡了。我们一大帮子人后来过去，其中有个鼎鼎有名的人。我们去了以后，高华起来和我们说话，那人觉得那张床当然应该是他的，根本不管高华已睡在那里了，行李也已放下，他就大大咧咧地占了那张床，睡下去。当时我觉得他太不礼貌、太霸道了，我仔细地观察高华，如果高华要抗议、要争，我肯定会支持他，但是高华一声没吭，在另外一张床上躺下。这件事，我对高华有好感，他不愿意为了别人占据自己的床位而争吵，不为小事情而计较，不为那个有自己是大人物心态的人完全无视自己存在而生气。我想，在场的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第二天，我们开始讨论问题时，就形成了一个与上述场景相反的现象，与前一晚可以不管别人无视自己存在的印象相反，高华全然成了会议的中心。几乎谈任何一个问题，涉及最重要的观点和材料时，大家都只有听高华发言的份。当时参会的，上海方面有朱学勤、许纪霖、萧功秦，还有从福建赶来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汪澍白老先生，都是大名人。我们开了两三天，谈毛泽东、谈中国革命史、谈中国近代史，最有意思的话都是高华说的。朱学勤每次开会都要说一次——大概说了三五次：“有高华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发言了。”一发言，说得好听的就只有高华，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谈谈我对他的观察和体会。我和他交往还是比较多的，不时在一起开会。还听说了一些他的趣事。高华抽烟，抽得很厉害。有一次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他在那里作访问，当时香港已经规定，整个大学之内不能抽烟了，他半夜忍不住，悄悄在房间里抽，第二天别人给他房间里塞上一张纸条，他非常自觉地就不抽了。但到了半夜忍不住了，他就出门去，校园里不能抽，正式走出学校又太远，他就按最短路线走到校园围墙边，把上半部身子伸出校园的围墙，就这样抽，很辛苦地抽，但总算是在校外抽的烟，然后缩身回来，退到校内，再回到房间里去。

我和高华接触，感到他做历史不仅是学问好，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境界和底蕴。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纯粹的学者，但他又是高于这一点的，他对中国命运有一种整体关怀。我不是说，他是因为这一点，才去研究历史，把研究历史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我一点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由于自己从童年起的经历、遭遇，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全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和其他一些只是学问做得好的历史学者，是不一样的。

高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关心现实。对于今日中国处在什么阶段，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知识界中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高华对这些分歧和争论很熟悉、很关注，他对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说法非常反对。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篇高华的文章，就是前面卢跃刚提到的，是发表在《二十一世纪》2000年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这篇文章我非常欣赏（当然我首先喜欢他送我的《红太阳》一书）。汪晖等新左派，尤其是崔之元，一贯说，毛泽东那套实践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的人是轻易地就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他们要去打捞鞍钢宪法、大跃进、学大寨这套东西里的“有价值”的因素。在对这种论调进行驳斥时，高华发出了致命一击，他点名批评崔之元，说他们那套后现代的、左的东西，否认了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追求，他们的观点建筑在一个虚构的历史神话上。针对崔之元鼓吹毛泽东提倡的所谓体现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他把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及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到底是怎么来的，最后的惨败后果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平稳，材料太扎实了。他最后总结说，崔之元等“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这篇文章出来后，我观察到，新左派对毛泽东的很多说辞不敢说了，在这之前，甘阳、崔之元等说得非常多。在这方面，高华做学问、谈问题，不仅关注具体的现实，而且背后是对中国当代命运的关注。

另外一点，我觉得高华最大的优点，是在解释历史时，受到现有意识形态污染最少，他几乎没有受到污染，他的很多解释并不是非常复杂的、高深的。首先，他有个优点，他不用什么历史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比如说，他做历史从来不引证比如克罗齐是怎么说的，汤因比、科林伍德是怎样讲的，有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以为说得越深就越高明。他的立论建基于事实和常识。

如果做个比较，把高华和某些同时做中国现代史，也掌握、发掘了大量新史料的学者做比较，他们在解释毛泽东的政策，在解释现代中国历史重大问题上，真有差别，高华更是纯粹一些，根本没受污染。我感到，中国有些思想上最勇敢最深刻的人，其实还没有完全摆脱所受教育，所受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也怪不了他们，从小就是，从幼儿园、小学起，听的、看的全是这些，中国人其实很容易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中。

我很少能够看到，有人像高华那样晶莹剔透地完全没有受意识形态污染。也许，有人比高华更有才华，对历史解释更有洞见，但是我觉得，高华没受任何意识形态污染，忠实于事实，他写的东西最真实、最可靠，这一点就够了，足够做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徐友渔：学者）

不可复制的高华

章立凡|文

我们身边有很多杰出的人，甚至伟大的人，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特质，只把他当做一位朋友；只有在他走后，才突然发现他的杰出和伟大之处。我个人觉得，日常生活中的认识或交往与否，其实也不重要，神交的朋友是不一定要见面的。有的朋友没见过面，在网上互读文章很多年，一见面即如故交，相互的理解一点不比见过面的朋友差。

谈谈我理解中的高华：史景迁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历史侦探学”；我觉得高华治学其实有这种特质，他很会做拼图，可以对很多日常公开的资讯进行综合解析，看到它们背后面秘密，这是一种特殊的治学方法。有人说，英国人特别适合做间谍，因为英国教育注重培养历史、文化的素质，高级情报人员不一定要像007那样行动，他们在利用公开资讯和档案综合分析上占据优势。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们搜集各种报纸和公开发行物，用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就能把资讯组合成拼图，解析出背后的真相。进入互联网时代，资讯呈几何级数式爆炸，也成为一个问题，要从海量的资讯中去筛选真相。

我读高华的书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资料资讯把握上非常到位。例如，很多人留下了回忆录，其中有的内容不可信，使大家对回忆录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觉得肯定只讲好的，不讲对自己不利的。但是高华可以从各个角度综合分析各种回忆录，找出真相的公约数来，这是他治学的高明之处。刚才朋友说他是党史研究的开先河者，在这个最缺乏真相的领域，我也很认同高华的治学特色。

我感觉高华是能耐得住寂寞的人。过去我所在的近代史所有一句所训，即老所长范文澜先生的“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学人了。回忆我自己刚进研究所的时候，还是勤勤恳恳抄卡片的；开始有了电脑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有了互联网之后变化更大了。上世纪末我与郑也夫聊天，展望21世纪，我说未来的治学模式将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有了电脑、互联网等便捷的科技手段之后，组合一篇论文将变得何等容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比比皆是，而像高华这样严谨地利用资料，用独特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演绎，最后得出无法推翻的成果，这样做学问的学人几乎已不可复制，也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以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今后很难再复制出一个高华了。刚才张鸣讲到，现实体制不允许你再变成高华这样的人，这正是最大的痛苦。我非常理解张鸣在高华的灵前的呼喊：在微博上，凡遇有“五毛”围攻你，我就坚决支持你并持续反击。

过去很少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高华走后，留给我的思考非常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做不完了，想做的课题可能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愿望了。

这也给我们以惕励：想做的事，想说的话，得赶紧说，赶紧做。如果来不及做，是不是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有哪些需要协作，把该做的工作赶紧做了。各位，我年龄不算很大，但朋友走了会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会有这种震撼：人真的是很脆弱的动物，说没有就没有了。但人是有精神的，我们要继承高华的精神，要坚持我们的信念。

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落后的体制没有可持续性，必将发生变化，时间不会太长了。作为历史学者，能够亲历并记录一场历史变迁，是一种百年不遇的幸运，我相信大家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并亲自见证那段历史。

（章立凡：历史学者）

重提知识界

崔卫平|文

我也是南京大学的，与高华应该同期在。但是我没有见过高华，在学校时没有交往。他文章中提到，因为对文学有兴趣，他去中文系听了全部的现代文学史的课，那么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教室里听过课。现代文学史课是一个大课，包括77、78级都在一个教室学习，几个老师轮流上下来的。现在我非常想看到他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可能会想起来他当时是什么样子。

他在南大肯定是个非常低调的人，非常甘于寂寞的人，不显山不显水那一种。那时候文史哲几个系同学，互相交往挺多的，每个同学在搞什么伟大的研究，大家都有小道消息，就他一点消息没传出来。

所以后来，2002年去香港中文大学时，看到《红太阳》我大吃一惊，这本书仿佛从天而降，南大还出这么一个异类。当然，这与南大本身无关。

对于他的学问，我只有感佩。目前我还不具备谈论他的著述的准备。想谈一点。这次高华去世，这么多他的朋友来纪念他，让人很有感触。那天在三联书店，听章诒和说她要去南京，当时觉得很感动。然后，在微博上看到周志兴先生在说，张鸣、秦晖还有别人都是特别去了南京。当时就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互相认同，这种认同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这是一种价值认同。

人们都说这几年来高校被科研经费“包养”，甚至变成了利益的所在地。利益总是分化的，而只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念，才能把人结合在一起。而人们自发地前往南京纪念高华，这样的行为释放了不同于世俗的特别价值。

也看到了朱学勤在当天下午追思会上的发言，他说1990年代以后，80年代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逐渐瓦解，被“第一学术圈”（应该是指体制的权力）所分化吸收。这让人想到，是不是这个“第二圈”在眼下又在形成，慢慢，很明显地在寻找一种新的认同。包括去年蔡定剑去世，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东西。

金雁刚刚说的“生死契约”，她说的离去的朋友与活着的朋友之间的一种前赴后继的契约，听着就特别感动。我们也许应该重提“知识界”这个概念。在共同的价值理念下，一起工作，及时分享互相工作的成果。

很多东西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利期待某种光明。这种光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一些男男女女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在几乎各种环境中点燃的、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通常是微弱的灯光，它照亮了尘世的时光距离。”

“知识界”的意义在于——在“知识界”的名义之下，重构属于知识界的标准和价值，它不应当淹没在各种化了妆的利益和欲望之中。在重构社会的今天，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共同体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坚守和超越

景凯旋|文

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的报纸、旧的报纸和书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是令人感佩的。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然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它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最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命。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他们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知识分子的良心

张鸣|文

我在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其实高华在我眼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是2008年或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得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就写了。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作者系人民大学教授）

追忆导师高华

丁以德|文

导师高华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在跟随他八年多时间里，我获益良多。前不久，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老师纪念文集《史家高华》时，我就想写点纪念文字，可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现在将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说出来，表达对高老师怀念之情。

（一）

2003年，我有幸进入南京大学跟高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之初，我去高老师那儿报到。那天，高老师问了我过去的经历和学习打算后，说博士阶段学习可能和我以前的学习不一样，需要有学术创新，他会重点打开我的学术视野。他提到他刚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一文，对打开学术视野会有帮助，建议我找这篇文章看看。他考虑我是从外地过来，是否能很快适应南大的学习和生活，说周锦涛师兄和我一样是从外校考过来，让我去和周锦涛聊聊取点经验，对我尽快适应博士生活会有帮助。

博士阶段，在上课外更需要经常和老师交流汇报学习心得和疑问，老师进行点评和提出改进的建议。刚入学时，我还不习惯主动与老师交流和向老师汇报学习，还是按以前习惯上课和看书。高老师在一个多月后对我进行了批评，提醒我看书后需要多与他交流，否则只是在原有水平上打转，很难有层次的提升。他让我有空多去他那儿，陪他散散步。他有时会让黄骏通知我和他一道去高老师那儿。今天的我已然明白当时老师的一片苦心。去过几次高老师那儿后，每次都会感到很有启发和收获，逐渐和老师联系多了。

高老师曾说，博士阶段重点要打开学术视野，培养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他上课时经常介绍秦晖、朱学勤、萧功秦、杨奎松、沈志华、王奇生、张鸣、何清涟、陈永发、徐中约等当代学术名人的著作和观点。这些介绍确实开拓了我的眼界，接触到原先未曾接触的知识。自己逐渐也学会了关注和搜寻当代学人的著作和文章。那时，高老师告诫我们学术研究中既要有大的学术视野，也要注意历史细节。学术研究中，一要注意材料的实证性，二是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历史材料，三是要注意历史在社会生活的细节部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解读材料。在引领我进入学术之门的过程中，高老师还随时发现和纠正我原有的不好习惯。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深刻，在他开设的当代中国研究问题课程上，当讲授到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向党国体制转换时，提问我民国初年议会政治被放弃的原因。我回答时用了当时人民不满意议会政治的说法。高老师要求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等我回答完后，他提醒我学术研究中不要使用空泛的政治概念，用词界定范围和表述要力求准确。我一直记得这个重要教训，此后写文章时注意力求用词准确。

我确定了博士论文题目后，高老师要求我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看找到的材料是否可以支撑论文，尽快弄出论文大纲。我在搜集和阅读材料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信心却不断降低，觉得自己难以把握，因而怕向老师汇报论文的进展，论文也一拖再拖。在这期间，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向高老师解释，感觉欠了他债似的，于是躲着老师。我曾给高老师打过电话并见过他几次，道歉说论文还没有做好。他看出我的心态不稳，安慰我说没那么严重，论文慢慢做就好，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让我有时间就去他那儿聊聊关于论文的最新想法，还让把已经写的文章给他看看。他的宽厚让我每想起就感觉愧疚。2009年3月，我将论文初稿送给高老师。他当时已经身体不好，在家休养。看完论文初稿后，他给我提出修改论文意见让我尽快改好。这本批改的论文我一直保留着，如今已是永久的纪念。2010年12月底，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答辩那天下午，我去医院看高老师和师母。当时我因前段时间忙于准备答辩事宜而疲态尽显，他和师母开玩笑说那是属于产后忧郁症之类，并嘱咐我要多注意休息尽快恢复身体。

（二）

我论文答辩前后这段时间，高老师病情已比较严重，一直在住院治疗。2011年1月份，高老师在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肠道出血后转入八一医院进行伽马刀手术处理癌栓。经过多次手术，他已瘦得皮包骨头，胳膊上都是打点滴的针眼，后背还不时出现疼痛感。有时疼得太厉害，他会让揉一下以减轻点痛苦。这一时期，他每天做常规的身体检查，测体重、量腰围、记录小便数量，两三周左右时间验一次血。他在制定治疗方案前一般多方征询情况和方案，和医生讨论自己的身体感觉，还将医院验血等各种检查数据复印下来，将不同期的数据对比分析。我从中感觉到了他那种学术研究的严谨。春节后，高老师出院回家调养。在师母精心照顾下，高老师气色明显好转不少，说话也多了一些中气。我告诉他这些发现后，他显得比较高兴，说，“是吗，希望是这样”。其实情况还是比较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只是和他前期的病情相比好一些。我和其他同学看高老师时，他有时疼痛到不能坐着说话，只能躺着和我们说话。

高老师这一期间还在指导我和孙云的博士论文、金晶和陈声玥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中，我的论文可能让他最为费神。2010年9月，他刚在人民医院做完胃套扎手术不久，我带着修改后的论文二稿去找他。高老师在说了手术状况后，让我留下论文。因我毕业延期已拖得太久，高老师想让我尽快毕业。他在手术刚过身体比较虚弱状况下，每天看论文的一部分，即时给我提出意见，让我回去修改。他看完论文后，叮嘱我尽快完成修改，争取在年底完成答辩。2010年11月，高老师病中替我的论文最后一稿进行把关。他审阅论文时，特别注意刚刚写的前言和后记部分的用词是否合适，发现我原先排版中存在的问题。我当时为看起来方便，将近40万字的论文单面打印的。他当时已经衰弱到几乎无力拿起论文，我记得他对我说，“小丁你应把论文打印成两本，我真的有点拿不动了”。现在，我每当想起这句话都羞愧不已。

这一时期，还有几个一、二年级的硕士生到高老师家里或病房中去向高老师汇报学习状况或论文的思路及进展。高老师给予点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改进。他对其他的学生也时时关心着。姜超要在暑假去美国访学，他先是担心姜超缺少社会经验，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外生活；后来，他听说姜超在美国适应的很好。我国庆去看他时，高老师还高兴的提起姜超的事。付启元和卢立菊两口子都是高老师的学生。病重期间，他俩带着小孩来看他。高老师高兴他们来，但说医院的环境对小朋友不好，让小付陪高老师说话，让卢立菊带小孩离开，并嘱咐以后不用带小孩到医院来。

高老师病重期间认真配合治疗，显示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让别人很难从外表上判断出他是如此病重的人。他在别人看望介绍病情时，口气显得平和。别人看他说话和精神状态，不会感觉他的病有多重。不少同学来看他之后，说高老师身体和精神看上去还好，感觉比较宽慰。这种精神不仅给了身边的人以安慰，也感染着其他人。记得和他同一病房的一位老先生在发现自己患癌症之后，精神立即萎顿下去。在了解到高老师的病情，看到高老师正常看书和研究的生活后，那位老先生也振作起来。老先生自己也承认受到了高老师精神的感染。

（三）

高老师在病重期间除了治疗、指导学生外，一直还在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在最后一年半左右时间中，发表了《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新解博、毛、周“三国志”：评〈博古和毛泽东〉》、《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等几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我至今都难以想象，非常虚弱的他是怎样做到这些的。或许这不奇怪，他在病床上一直在坚持看书，师母会根据他的指定，经常从家中更换他所需要的书。看书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病中也未曾改变。来看过高老师的人，一般会注意到他病床边的桌上始终摆放着一摞书。他这样不断地积累功力，各种资料已经融会贯通，因而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他看书极多，写文章也极其认真。那篇《“革命叙述”的兴起、延续与转型》，是财新记者采访后将采访稿给他修改的。我亲眼目睹，他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甚至一个一个词语地反复斟酌、推敲。

在陪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感觉他已将学术和生活融为一体。和他在一起，随时能够学到东西，有很多收获。这一点，可以从他在病中常看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剧体会出来。他比较喜欢看《湘西大剿匪》《金婚》这类有历史时代感的电视剧。有时，他的反应和一般人相似，有时也会评说这比较真实，或那比较虚假。不过，以高老师的历史知识背景来要求电视剧，那也太难为编剧们了。陪他看诸如《辛亥革命》等电视剧时，剧情之外，他还会注意到说话者间的称呼是否符合历史习惯、编剧和顾问的学术背景等。陪他聊天，让我随时都感觉有收获。

有件事情，可以顺便提一下。作为他的学生，我曾揣摩他的学术方法。从他的文章来看，我觉得他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三个变化。早期文章，包括他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是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主要通过对大量史料爬梳剔抉，还原勾勒出历史的本来图景。1999年发表的那篇《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文中已带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迹象。他后面几篇文章中，诸如《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就已开始运用一些解构主义的方法了。我感觉他在借鉴这些理论分析方法时，并非套用某种框架，而是在解读历史资料时多一些新的认识视角。在病中，我曾和他聊起我发现的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文章特点。学生研究他，他似乎有些高兴，但回答我说，他在文章中可能会带有这样的特点，但主观上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去做。

（四）

2011年9月份后，我已经去浙江上班，也给高老师打过电话，给他说说我去浙江后工作和生活的状况，询问他的病情状况。11月底，高老师因为胆囊问题引发病情恶化。我得知消息后，通知了陈仲元和周锦涛等一些师兄弟。12月13日，张福运、李巧宁、周锦涛等几位已毕业多年的师兄、师姐知道消息后，从天南海北聚到南京，一起去看望高老师。

12月3号，我去南京看高老师。他那时刚刚做过人工肝手术，额头和脸上的黄黑色尚未完全褪去。那天，蒋瑞和陈声玥也在，高老师精神状态不错，兴致也好，说了很多话。他说起刚刚做的人工肝手术后，医生对他报过二次病危了。他说得很平静，仿佛是很平常的事情。我陪着他在医院的过道中散了一会儿步，他还是不放心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提醒我要注意上课时讲话的语速。第二天，我去医院时，他让师母带来了杨奎松教授新出的一本书。他说书中有新的文章，让我看看。他的气色比我走时更差。但是，和他在一起时，看他已经闯过一关又一关，我觉得他不会有事的。

12月20号，我给高老师打了个电话，问他身体的状况。他告诉我刚刚又做了人工肝手术，之后血液有点儿不适应，那几天人感觉比较难受一点。我在电话那边，很难过，却无能为力，只是说让他多保重这种苍白的话。我告诉他，12月底我的课程就结束考试，元月初可以到南京去看他了。

12月27日早上，我接到了黄骏、周孜正、陈声玥发来的短信，说的是同一件事：高老师昨晚已经走了。那几天，感觉有点心神不宁，可真没想到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告别会，高老师躺在鲜花丛中，看上去比我上次看到时还要消瘦一些。高老师就这样走了吗？当师母喊出那声“高华，我们舍不得你啊”时，我心中一揪，不由抓紧了旁边的刘握宇的衣服。

高老师走了，可总感觉他似乎没走远，依然在我身边。有时，一个人在房间拿出他的讲课录音来听，从中依然会得到新的启迪，宛若他在身边给我指引和帮助。

(作者为浙江海洋学院教师，曾师从高华就读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

先生常在

刘握宇|文

在大学里，对一位老师上课的评价，往往会在同学中口耳相传，甚或于学长和学弟间“代代相传”，如此，便会影响到这位老师讲课“上座率”的高低。说到南大“上座率”高的老师，历史系的高华教授当然算得其中的佼佼者。

高华教授的课堂，始终是热闹的：他的全校公选课，上百人的阶梯教室每次必是“人满为患”；他的研究生课，几十人的教室常挤得满满当当，几乎再无插足之地；他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春秋两季的课程，受到国际学生的普遍欢迎，不少人更是慕名而来，这使他在“中心”也成为高“上座率”的教授之一。

这自然缘于高华教授上课的吸引力。你可以完全以放松的心情来到他的课堂，不必担心点名，也不必担心冗长的作业，只随他进入那扑朔迷离的历史隧道好了。顶好是听他讲复杂的历史事件，千头万绪，他会交待得一丝不乱；来龙去脉，他会讲个清清爽爽，一定使你听得兴趣盎然，如沐春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不妄加褒贬，往往只一两句点睛之笔，其中滋味，各人自有体会。由此而得人生之启迪，洞察世事之能力，无论长幼，都会受益不尽，享用终身。高教授的课堂上，听众年龄分布之广，盖应为此吧。于是，每每讲到会心处，听者或颔首微笑，或奋笔疾书，或凝神思考，或彼此轻声感叹，这种种情形，于高华教授的课堂上，是司空见惯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华教授之所以能将课堂上的“戏”唱得有声有色，实因为他平时下了大量的“功”。这“功”又可分为“硬功”和“轻功”。所谓“硬功”者，乃“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中国传统史家精神。高教授常说：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治史者说话，最忌空无凭据。他是这么要求学生的，自己更是模范地谨守这条治学原则。他写的每一篇论文，所提出的每一个论点，无不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之上的。要做到这一点，说似简单，做起来却非易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要想穷尽，虽耗毕生精力犹恐力不能逮，不少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因此望而却步，更多时候是在史料的搜集与应用上显得功力不足。惟其如此，高华教授在史料运用上的严谨态度和扎实功力，方显得尤为可贵。他平时极重阅读，大量的阅读使他不仅积累了雄厚的“史料资本”，也能及时掌握学术研究的最新动向。正因为他对史料了然于胸，运用起来方能调动自如，将它们一条条安置得贴切妥当；正因为他随时关注学界动向，他的研究能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让人常看常新。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硬功”。

至于“轻功”，非人人可以练得，多为“天赋”也。其实，做什么事不需要天赋呢？高华教授在治史上有天赋，这么说怕是不会错的。历史在后人看来，就是一样样的史料。同样的材料摆在那儿，有的人只能看到东西本身，有的人却能从中还原出历史来。造成这种差别的，除了后天的努力，还有天赋的因素在里面，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治史者，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更需有感觉历史的“惠心”。无此“惠心”，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转，哪能参透历史人物形形色色的复杂心态，又何以悟会林林总总欲说还休的历史记录？有了这颗“惠心”，治史者便能深入历史的立体空间，游刃于黑白文字经意或不经意的记载之中，体察各色人物的心灵悸动，与历史的脉搏齐跳跃，写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史来，为后人揭示出一幅幅虽旧还新的历史景象。这“惠心”即是对人情的练达，对世事的洞察，这既是人生阅历的积累，又是天赋的一种灵性。以此“惠心”来触摸历史，即便未亲历其事，写出来的史，亦能处处透着身逢其时的感觉，令当事者读了心有慽慽焉。高华教授的研究著作，得到许多至今健在的“老同志”的积极回应，便是对此最好的明证。

这内外兼修的“功”，成就了高华教授的“史”。他实证主义的严谨、朴实的学风，得到海内外诸多学者的赞誉；他新颖深刻的研究成果，在学界、知识界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他谦虚平和的性格，使初见他的人倍觉亲切。他的朋友中，包括大陆的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的许多同行，也多与他长期保持着亲密、坦诚的友谊。2001年杨振宁博士访问南大时，曾特别提到高华教授，对他的学术成绩和学术能力予以了高度评价。

高华教授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历史学家，可你如果把他想像成个大学究，那就错了。在他学生的眼中，他既是学业上于人于己严以要求，常为一个词斟酌半天，追求每一个注释都完美的教授；又是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随意聊天的长辈和朋友，而许多隽永的思想和为人处世之道，正是在这一圈圈烟雾中悠悠荡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身边的人。与他接触，你不难发现，他对新事物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有些只爱读书的“好学生”，什么“东北人人活雷锋”啦、什么“刘老根”啦，他说起来竟也那么顺溜。其实，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强大的接纳能力，使他始终保持着活力，这活力渗透进他的著作中，便是一篇篇鲜活的史，这活力与他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考相结合，便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注。此外，你还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兴趣和知识实际大大超越了历史学的范畴，他可以如文学教授般对你大谈西方文学，又会将欧洲的大导演及其经典作品，如数家珍般向你娓娓道来……总之，如此有色彩的一位教授，岂是这一小篇文字所能说完的？

2001年3月

附记：

以上是差不多十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如今读来，当年与老师相处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

2011年11月底与高老师的另一位学生周孜正兄通了越洋电话，得知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那一晚的梦中都是老师的身影，次日醒来枕边全是泪渍。12月25日，终于在冬日的南京街头与正兄会合，他的眼睛红红的。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老师。出乎我的意料，老师虽然消瘦了许多，面色也有些蜡黄，但依然目光明亮，思路清晰，与常时无异。他和我们、还有师母刘阿姨、范骏师兄谈笑风生，从社会百态聊到历史掌故。当回忆起年轻时为儿子高欣编的小故事，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孰料，仅仅过了一天，12月26日晚便突然接到正兄发来的噩耗！我立刻想起这一年夏天我返回美国前到老师家告别，恰巧那一天，老师的父亲在卧病数年后离开了人世。在有些昏暗的客厅里，老师眼含泪花，喃喃低语道：“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毕竟从此阴阳两隔了。”此时此刻，这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回响，竟成了自己的心理写照。

从27日到29日安葬前的几天，前来老师家吊唁的客人络绎不绝。直到夜阑人静时，我们几个学生才能静静地守候在老师的灵前。那晚，我望着狭小客厅里堆积如山的花篮，不由想起大约十年前，也是12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帮老师从上海路搬到如今龙江的这个家。那一晚，我们买了一只小花篮送到老师的新居，祝贺他乔迁之喜。而后，像往常一样，我们围聚在温暖的客厅里，听老师娓娓道来说不尽的历史“秘辛”。谁承想，十年后的今天，同是这个客厅，竟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篮，而讲故事的主人却已一去不返。按照习俗，灵堂的门窗皆不可闭，我们只能枯坐无语，任寒风穿堂而过，吹干眼角的泪水。

这些天，在我的脑海里，老师的形象已与龙江和上海路的两个家融为了一体。他时而在上海路的家中用拖把清洁着嘎嘎作响的地板；时而在龙江的客厅里和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看着连续剧。有时，他出现在上海路的小厨房里，一边吃着再简单不过的午饭，一边将收音机的天线拉得长长的收听新闻；有时，他又坐在龙江的饭桌旁同我们共进晚餐，桌上必然少不了刘阿姨为招待学生特地买来的南京烤鸭。傍晚时分，老师或是披一件衬衣站在上海路大院的高坡上，和我们边聊天边望着马路上的车来人往；又或是与我们并肩在龙江的广场上一圈圈地散步，而刘阿姨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周围健身的人群中。如今，上海路的庭院静谧依旧，龙江的广场热闹如常，可哪里都不能再寻见老师的身影了。

随老师远去的，还有我们这些学生的青春年华。大约十三年前的春天，我还是南大文科强化班的大三学生，需要从文、史、哲中选择一科作为日后专攻的方向。许是命运的安排，正当我举棋不定时，某一天的傍晚时分竟在南大浴室与老师不期而遇。其实那时与老师并不熟，仅上过他半学期的课，而老师却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便趁机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出乎我的意料，老师并没有推荐历史，而是要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及日后就业的前景来决定。现在想来，老师当时正处于修改书稿的最后阶段，深知从事历史研究的艰辛，因此并不愿他的学生贸然踏上这条荆途。

与老师的对话虽只寥寥数语，却促成了我立志学史的决心。此后的时光真是令人愉快而兴奋。犹记当年一边为老师录入文稿，一边倾听他讲解如何行文运思、推敲字句；他不仅在课堂上春风化雨，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客厅里为我们妙语释疑；我们还时常随老师出入各色书店、讲座，又一起流连于校门口的那几家碟店，翻捡着帕索里尼、阿莫多瓦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此外，我们更在老师的客厅里结识了许多背景各异、但同样热情、纯真、向往自由与真理的年轻人。

十几年来，老师客厅里的年轻人走了一批又一批。直到2011年岁末，我们从四面八方再次相聚南京，送老师最后一程。很多当年的学生如今已过而立，但忆及往事，老师的一言一行仍那么清晰生动，历历如昨。追悼大会上，透过依稀的泪光，凝视着躺在鲜花丛中的老师，我总有一种幻觉，觉得只要回到龙江，便可以看到老师如往常一样埋首于堆满斗室的书丛中，间或燃一支烟，在客厅里踱步，等待学生的来访。我甚至有股冲动，想拨通老师的电话，希望再听一听他那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然而，毕竟是阴阳两隔了，耳畔又响起老师的叹惜。

其实，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在最需要启蒙的时候遇到了老师。您犹如高擎火烛的摩西，为我们开辟混沌，照亮内心。如今，请让我们逝去的永恒的青春伴随您一起去往天国，而您的教诲将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继续照亮我们的前程。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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