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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天才、狂人和梅毒
作者：【美】德博拉·海登
译者：李振昌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ISBN：9787210081173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制作发行中文电子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美】德博拉·海登（Deborah Hayden），独立学者、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系授课。德博拉·海登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侦探，她钻研早就被人遗忘的档案、信件和报导以及最新的资料，揭开了历史上那些天才、狂人与梅毒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历史不轻易做出结论，德博拉·海登的结果也并非盖棺论定，她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

前言

1882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21岁，这年夏天她跟尼采曾经交往密切。1911年，在加入弗洛伊德的小组时，她带着跟尼采交往的许多轶事。尼采告诉了她一些秘密，这是形成尼采后期哲学的许多惊人内幕。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包括当时跟弗洛伊德关系还很好的古斯塔夫·荣格）对尼采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包括梅毒对他的哲学是否产生影响。[1]

1902年，柏林的神经系统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第一次揭露了尼采的诊断书。他写道，早在1881年，即尼采遇到莎乐美的前一年，就已经表现出因为梅毒所引起的兴奋，这是梅毒末期疯狂的前兆。弗洛伊德小组知道这件事以后，肯定质问过莎乐美有关尼采当时心理状态的种种。但她坚决认为，谈论尼采已逾越界线。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读了十几个版本的莎乐美与尼采的故事，发现没有人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年夏天，他们在精神上的关系还相当密切，仅仅几个月之后，尼采就满怀敌意地批评她：如果我现在拒绝你，就是完全谴责你。这把剑挂在你的上头。根据有些人的看法，尼采是因为向莎乐美求婚被拒，导致整个人都崩溃了。也有些人说，是因为尼采跟理查德·瓦格纳是好朋友，是拜罗伊特同性恋圈子里的人，而莎乐美对于散播鸡奸的传闻感到有罪恶感。又或许是她编造了求婚的事情。在探索这件事情之后，我发表了《尼采的秘密》[2]一文，讨论了有关尼采传说的矛盾之处。但是梅毒以及梅毒在1882年夏天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使我十分困惑。

尼采染上梅毒的反应是什么──假设他知道的话？尼采曾经说过，莎乐美和他们的朋友保罗·雷，是他唯一可以讲真心话的两位知己。那他有没有将梅毒这个秘密透露给莎乐美呢？许多学者认为，1889年1月3日，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广场崩溃发疯之前，梅毒完全没有影响尼采。这跟默比乌斯的诊断书正好相反，真是如此吗？尼采的疾病相当传奇，他曾经因为偏头痛与胃肠的疾病，一年之内在病床上躺了118天。他承认自己等于八分之七的盲人。我很好奇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因为梅毒造成的？尼采时代对于梅毒的认识有多少？当时的医生能够预先告知他什么？

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关于梅毒的医学书籍，虽然插图极其丰富但是文字浅显，显然是给门外汉看的。阅读这些旧书，我看到尼采从1879年在巴塞尔大学请病假开始，历经10年极其痛苦的煎熬，而这正是典型的梅毒发病过程。他对自己的健康有深刻反省，经常难以忍受这痛苦，这些能否证明此疾病逼得他发疯？

奥图·艾瑟是尼采的医生，尼采写信跟他说：“我的存在是可怕的负担。如果我没有做那些很具启发性的心理与精神的测试和实验，以这种痛苦的状况，我几乎要完全宣告放弃……整体而言，我比以前快乐。只不过还是很痛苦，一天有好几小时觉得像在晕船，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下很难说话，然后是猛烈的发作。”[3]

我想知道同样的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此我翻阅了法国三位曾经罹患梅毒的名作家传记，分别是波德莱尔、莫泊桑、福楼拜。他们都遭受多年的痛苦，而且长期以来一再旧病复发，都曾经找梅毒专家以水银治疗，不过很少提到这些痛苦与梅毒有关，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梅毒这回事。从尼采与这三位法国作家开始，我走上了探索其他已知罹患或疑似罹患梅毒之人的历程。

我的发现令人讶异。19世纪后期，梅毒专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估计巴黎大约有15%的人感染梅毒。不过，无论是在回忆录或是传记，都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叙述，得过梅毒的人也很少写下他们的亲身经验。梅毒是生活中不可告人的秘密，诊断结果只能偷偷告诉最亲密的友人，以保秘密不会外泄。这种事情羞于告诉别人，所以日记上不会记载，通信时也只以密语拐弯抹角地提到。我很好奇，19世纪的传记文学行文间有多少是隐含着梅毒的意思的？

1907年，小说家茨威格指出，20世纪初维也纳每10个年轻男子就有1～2位诊断出感染梅毒（通常是因为嫖妓）。染病之后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年轻人（或是老年人，或是女人）听到诊断出感染梅毒这个噩耗，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完全禁欲或是冒着传染给爱人的风险。梅毒在开始的前两年传染力很强，然后逐渐降低，可持续七年。当时的治疗药品是有毒的水银与砒霜，有时会产生和疾病本身一样糟糕的严重副作用。染有梅毒的妇女，生下的婴儿很快就会长满黑色的硬疮。由于当时的人们误以为这种疾病是遗传性的，梅毒病人害怕会传给后代子孙，结果造成许多家族香火中断。

在梅毒的所有祸害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久病不愈造成的衰弱。梅毒感染初期的症状是长疮，通常是在生殖器，然后是发烧、长疹子以及异常的抑郁。193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瑟夫·穆尔出版了《梅毒现代疗法》一书，描述接下来产生的症状：“下个阶段的期间不确定，从几个月到终生都有可能，不过平均是七年，这段期间没有出现感染梅毒的外显征候。”[4]潜伏期间“表面静止”，但是寄生物已经在身体内部开始进行“温和且长期”进展缓慢的发炎症状。

今天，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管制中心，在网站上列出的资料与数十年前穆尔的相同：“梅毒的潜伏期从第二次症状消失之后开始。受感染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即使未出现症状还是有梅毒。梅毒仍在体内，开始损害内脏，包括脑、神经、眼、心脏、血管、肝脏、骨头与关节。”

由于梅毒会模仿许多病况，因此以“伟大的模仿者”著称。梅毒专家还列出了一张清单，指明梅毒复发时的症状：难以忍受的头痛、骨头与关节疼痛、肠胃严重的疼痛、发烧、失明、耳聋。简言之，身体每个部位都受到慢性复发的痛苦，许多末期患者将会精神错乱与瘫痪。在这之前，出现短暂不受约束和不寻常的行为，这就是疯狂的预兆。在发疯之前，梅毒会经常给予“奖赏”，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补偿患者长期的痛苦与失望：患者这时会有充满创意的兴奋喜悦、感觉活力充沛、兴致高昂。说得更精确些，则是表现出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敏锐，以及几乎堪称神奇的知识体验。19世纪末，人们普遍认为梅毒可以制造出天才，虽然案例很少。

1495年，那不勒斯流行名为大水痘的传染病，这种病在全身长出奇形怪状的硬块，从此梅毒背负性羞耻的污名达500年。大家非常害怕这种疾病，以为只要闻到就会感染。如果有梅毒患者搬到住家附近，即使是麻风病人也会设法防范。茨威格小说中的年轻人，有适当的理由考虑自杀。

今天，大多数医生从来没有见过长期未接受治疗的梅毒患者。教科书所描述的复杂诊断，在医学史的档案数据上蒙尘，网络世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初期、第二期与第三期的特征众所皆知，但是中间多年的病痛却被遗忘，这些症状就是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而且不容易确认的。1943年发现青霉素可以有效治疗梅毒之后，许多医生认为这种疾病的“潜伏期”暂时不会发作，事实上它在身体各部位慢性发炎，不知不觉造成损害。

本书的医学调查，是从1493年欧洲开始流行该病造成大西洋两岸数百万人的死亡开始，直到1943年，第一个以青霉素成功治愈梅毒的案例为止。第一部分提供有关梅毒的历史、文化与医学的信息，以及引起梅毒的微小寄生物“苍白密螺旋体”。第二部通过医学与文学传记，调查了几位曾经罹患或疑似罹患梅毒的名人。

对于有争议性的案例，本书则不予讨论。之前的梅毒专家都知道，可以从累计许多“可疑因素”以确认梅毒，也就是利用环境证据的优势。以莫泊桑为例，在医生诊断出他有梅毒之后，他还到处宣扬说：“我得了梅毒！”在发病过程这几年，他所抱怨过的症状，跟疾病控制中心所列举的差不多。莫泊桑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死因是一般精神病瘫痪。不过，由于没有验尸，所以没有证据证明他得过梅毒，事实上当时所有的病例皆非证据确凿。也许他的医生将淋病误诊为梅毒；他所抱怨的各种症状，也可能是其他疾病。他到最后也许有精神分裂症，不过我们不排除他得过梅毒。

至于其他疑似梅毒患者，线索也不是很明确，通常是因为声名狼籍的证人散布谣言。有些人的症状显然是其他疾病，因此可以排除感染梅毒；或者患者在症状较明显的第三期梅毒之前过世，因此无法做出诊断。研究者经常因为不正确的理由而认为患者没有感染梅毒，或是没有发狂，或是缺乏特殊的外在症状，或是伴随其他疾病而被掩盖。有人读过希特勒这一章之后说，谁还会怀疑他得过梅毒？另一位读者则发现，希特勒应该得过梅毒。对于这位读者而言，提出再多的“可疑因素”都不会使他改变观点，因为他分别看待每个线索，都以不确定因素予以否定。

这，就是梅毒的魅力，如同荣格所说的“黑暗中的毒药”。

[1] 隆纳德·勒赫（Ronald Lehrer）《在弗洛依德的生活与思想中尼采之存在》（Nietzsche's Presence in Freud's Life and Though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2] 德博拉·海登（Deborah Hayden）《尼采的秘密》（Nietzsche's Secrets），收录于Jacob Golomb、Weaver Santaniello、Ronald Lehrer编的《尼采与深奥心理学》（Nietzsche and Depth Psych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295-315。

[3] 隆纳德·赫曼（Ronald Hayman）《尼采》（Nietzsche:A Critical Life，New York:Penguin，1982），p.219。

[4] 乔瑟夫·摩尔（Joseph Earle Moore）《梅毒现代疗法》（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Springfield，Ill.:Charles C.Thomas，1943），p.8。

仙人掌花幻想曲：梅毒肖像

在皮肤底下有个斑点，可以摸得出来，硬硬的像一颗钮扣，不过几个星期之前，它还是柔软的皮肤，也许……这是一场可怕的风险，一杯冒着热气的苦艾酒，正闪烁着绿色的沉思，现在这朵花就像盛开的仙人掌花。他们说，可浸洗在水仙花的水中。慢慢地，到处都长出颜色黯淡的疹子，脚底、掌心都是，像是甜美的玫瑰。医生肯定地说，没错，这就是可怕的梅毒，是哥伦布带来的美丽疹子，新大陆的果实。我不让别人知道，还得像麻风病人一样自我隔离。哦！真是痛苦！我的喉咙还有骨髓深处都发烧了，这是伤寒吗？或是疟疾？我像是被绑住手脚，然后丢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深井中。吃不下，也不觉得饿。恐惧蔓延着。嘴里长出白苔，不可以亲吻，绝对不可以。本来浓密的头发开始脱落，在烛光下隐约可见头皮的斑点。我悄悄告诉朋友这疾病，疹子消失了，接着是发烧。仙人掌花枯萎，变成小小的疤。治愈了，我痊愈了。

又再度发作了。该死的医生懂什么？药膏、添加玫瑰香水味的水银、蜂蜜、欧亚甘草、干燥的玫瑰花瓣、猪油……涂遍了全身，除了我的心、我的头以及长毛的部位。我身上泛着蓝光，味道像是烤过的马铃薯。吃泻药通肠，害得我腹痛如绞，整夜难眠。这一切都令人厌恶，我的舌头还肿大如牛舌。真是痛苦！水银、庸医、这些都是庸医，他们懂什么？唾液像河水一样不断淌出，牙齿不断打颤与蛀蚀，哦！水银，阴茎的颜色已呈暗蓝灰色。

又治愈了，然后又发烧，骨头与关节都疼痛。现在心也在痛，指头酸痛，眼睛像是吸血鬼，晚上绑绷带，像瞎了眼，老天，请不要让我失明。

又过了几年，真是苦不堪言，头像来来回回被辗碎。一再呕吐。绿魔鬼从第一颗疹子开始，长成那朵仙人掌花。何时拨开云雾见天日？神经紧绷着，这种孤寂极度痛苦，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每个人视我如毒药，血液里充满毒药。像罪犯，又像被逐出的麻风患者。我是恐怖的恶魔，遭到社会的仇视。那是恶魔的花朵。胸口一阵剧痛，晚上总是头痛欲裂，耳鸣不断，恶魔住在耳朵里，给他绿色核果的外皮或是新鲜的辣根。身上没有一处不受尽苦楚。

又再过了几年。看过许多医生，各有各的理论，去他的！药罐、装药粉与药丸的锡罐；以水蛭放血的斑点、晕眩、泡热水再跳入冷水中。烤肉、生鸡蛋、红酒、蔬菜千万不可吃；医生还说不要喝鲜乳。走路带着拐杖，视线朦胧模糊。忧郁症？神经衰弱症？千万别让人知道我的内脏开始腐烂，骨头也开始腐烂，就像陈年的法国卡门贝干酪。小腿现在长疮流脓，用纱布包裹起来隐藏。唉！什么时候结束？

今天，我感到疯狂的翅膀扇来了微风。

就这样结束吗？但是，啊，真是美景。我陷入地底，为这狂喜而哭泣。突然来了一道神秘的光线。那里有神吗？电力点亮我的脑，我是神的电线杆。我是上帝心不在焉随便涂鸦的线条。有一天，世界会明白，世界会探索，因为我。耶稣、穆罕默德、诸神，天使为我歌唱，只为我。什么时候是我的加冕典礼？我怕伤害他人，我的指头蜷曲，写字时字在末端挤成一团，就像一堆疙瘩。我怕我会杀人，杀我自己。

穿上束缚衣，我舔墙壁，他们要毒死我，给我吃大便，偷走我的钱财。我像一只彩蝶追随思绪，我的尿液充满宝石。我尖叫，我狂怒，然后我弹钢琴，温柔轻巧，一切都安好无事。我记得一切。朋友来看我，我们欢笑，然后有一天，我问：镜子里那个人是谁？

伏尔泰称梅毒为西班牙从新大陆采集的“第一枚果实”——在带回黄金等战利品的同时，哥伦布和他的部队还带回了梅毒。国境并不能挡住疾病，从此，梅毒按照人们的交往轨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梅毒这场瘟疫，终于开始“扬名立万”，塑造了人世间多少的祸福输赢。

第一章
哥伦布：第一位得梅毒的欧洲人？

上帝，我将灵魂交到您手上。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寻找前往亚洲的新航线。但是他却抵达加勒比海群岛，停泊在天堂般的港湾。他为丰饶的新大陆带来欧洲文化与天主教，这是幸也是不幸，因为哥伦布同时也带来了疾病，而当地居民缺乏免疫力。麻疹、破伤风、斑疹伤寒、伤寒症、白喉、流行性感冒、肺炎、百日咳、痢疾与天花，这些疾病在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都没有发生过。后来，蚊子带来了疟疾，猪又带来了旋毛虫病。一小撮入侵的欧洲人如何征服整个大陆？一般意义上的征服者以枪、刀、弓箭、猛犬恶意杀害原住民，然而，死于这些新疾病的人是被恶意杀害的人的数千倍。欧洲人征服新大陆，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有一亿人因为谋杀与疾病而死，占总人口的95%。[1]

哥伦布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回到西班牙之后，船上装满了黄金、奴隶、雪茄和异国情调的食物，这些强烈地诱惑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如果说从新大陆掠夺回来的财物使得欧洲人的金库堆满金银，那么那些与大西洋风浪搏斗的船舶满载回来的美食，则从此改变了欧洲人厨房里传出来的香味。以巧克力、红辣椒、花生、马铃薯、西红柿、玉米与鲜艳的甜椒，创造出新菜色。美洲则得到驯养的动物，像是牛、山羊、猪与绵羊，还有稻米、小麦与蜜蜂。

回到欧洲的船只是不是也带回了“看不见的偷渡者”——白人的耻辱、那不勒斯症、法国人病、大水痘、梅毒这些都是梅毒的名称。——中译注，算是美洲的报复？欧洲人没有想到，当他们欢迎从天堂归来的探险者，所收到的大礼可能就是这种疾病。光是死于梅毒的欧洲人就可能达到一千万人，那么全世界的总数是多少呢？此后五个世纪，梅毒的致命性降低，也比较不引人注意，但是全身腐烂、长满脓包、痛苦不堪的景象，还是鲜明地存在欧洲人心中。

图1-1　雕刻师所塑造的哥伦布的形象（Library of Congress）

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和船员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斯港，不久之后，欧洲就开始流行可怕的梅毒。这只是巧合吗？五百年来，流行病学家一直在辩论，致病的有机体是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天的海地与多米尼加）带回西班牙，或者早就在欧洲存在好几个世纪，刚好在哥伦布的船从新大陆回来时产生突变，才成为致命的病毒。有些人认为，1495年那不勒斯（梅毒流行的起源地）同时有许多疾病流行，梅毒只是其中之一，这使得争论更加复杂。

考古人类学家布鲁斯·罗斯柴尔德和同事在哥伦布与船员扎营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显然感染梅毒的人骨，因此美洲是梅毒起源地的可能性较高。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欧洲发现唯一受到梅毒侵害的骨骸，很可能是另一种螺旋体疾病雅司症所致。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蹂躏欧洲的梅毒就是15世纪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他们航行的发现，不仅是经济、文化与精神上的大变动，也引进改变欧洲历史的疾病。

1492年，哥伦布带着120个船员搭乘三艘船航向未知的地平线。以前的探险家已经证实，水手越过地平线不会掉下去，但没有人知道在地平线之外有什么样的风险。哥伦布总共出航四次，他在第一次航行时指出，当地人跟邻居相处融洽，说话的语调是全世界最柔和的。根据神话故事，圣乌苏拉带领11000名处女出航，结果死于匈奴王阿提拉之手。他将这些岛屿命名为维京群岛，以纪念圣乌苏拉。1494年1月初，哥伦布回到此地，带着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与王后伊莎贝尔的17艘船，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北部海岸登陆时，因获得武器装备，态度也完全改变。岛民带着水果与鱼肉迎接，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以及狗却粗暴地接管这些岛屿，任意屠杀、强奸与奴役岛民，甚至一时兴起就将土著的鼻子、耳朵割下来。许多土著自杀并且杀掉自己的小孩，以免遭受入侵的基督徒凌辱。

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历史学家卡撒斯强烈谴责这种恶行：“一般而言，西班牙人都很残忍，而且是极端残忍……他们会砍下印第安人的手，留下一层皮让手悬荡着……他们为了测试剑是否锐利，以及较量力气，将印第安人抓来砍头或是砍身体。他们将俘虏的首领处以火刑或绞刑。”[2]而刚出生的婴儿就扔给狗吃。

哥伦布时代的西班牙刚经过一场大屠杀，历经了700年的战争，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领土，而战士文化已经在西班牙征服者的价值观中生根。他们搜捕异教徒与非基督徒，折磨凌辱之后，绑在桩上烧死、送上绞刑架上吊死，或者砍头，或者剥皮。哥伦布是这个时代与这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用残忍的手法对付他在新大陆所发现的人。

史书中的哥伦布是个英雄人物，他是敏锐勇敢的探险家，1492年从西班牙出海航行发现了新大陆。现在全美国还放假纪念他，许多小孩以他为榜样追寻梦想。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崇拜哥伦布；他还有第二个形象——对当地人而言，他是残暴的征服者。除了历史书中的英雄人物，或是造成南美洲种族灭绝的残暴征服者，现在可以再加上第三个形象。哥伦布晚年时相信自己受上帝所托，这是天使告诉他的。但他在新大陆染病，15年都治不好，而这个问题很少人质疑：哥伦布是否是欧洲第一位得“大水痘”的人？

虽然哥伦布没有画像流传后世，但是从他儿子费南多·哥伦布的传记中得知，他身材略高，脸色红润，一头红发，晚年变成灰白。费南多也让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在疾病的侵袭下如何开始衰弱。1493年9月，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开始生病。1494年4月初，他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伊莎贝拉村断断续续发烧。9月，再度发烧，费南多描述道：“经过圣胡安时，他病得很严重，发高烧并且感觉困倦，失去视力、记忆以及其他知觉。”[3]精神错乱持续好几个星期：“他不省人事躺着，精神恍惚，什么都不记得，视线逐渐模糊，精力逐渐消失，直到舰队进入伊莎贝拉港。”[4]接着病了五个月，无法自己进食或照顾自己。有33天他都无法好好入眠，身体虚弱得要死。对于伊斯帕尼奥拉岛居民来说，哥伦布没死实在太不幸了。

1495年3月，哥伦布身体已经复原，他召集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20位骑兵与猛犬，再加上“上帝的协助”，开始进行大屠杀。往后10年，西班牙人就遵循这个屠杀的模式。哥伦布以砍头与火刑继续其恐怖统治，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到处可见绞刑架上挂着尸体。

他的许多船员病得很严重，都想回家。根据船医迪雅戈·昌卡（曾任国王与王后的医生）的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生病。1496年6月，也是如此，他们抵达时又病又饿，船上有30～40个人病倒。哥伦布被抬上岸，躺了五个月，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1498年，哥伦布第三次航行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率领六艘武装战舰。他在日志上写着，“由于在海上辛勤工作……无人可比”，因此在西班牙“病重”两年。[5]这时候他再度出现发高烧、疲倦、失眠，以及严重的痛风。痛风通常是在四肢和较小的关节出现发炎现象，虽然哥伦布全身痛，但他仍以为是痛风。他祈祷上帝不再让他的眼睛流血，在这次航行途中，他开始听到声音，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特使，是具有神性的人。他认为150年后世界就要灭亡。1498年8月的最后一天，他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160名西班牙人感染梅毒，等于总数的20%到30%。[6]费南多在日记中称之为“法国人病”，这也是1495年梅毒在那不勒斯爆发流行时的称呼。

关于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暴虐统治的传言，使得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派遣特使弗朗西斯科·波巴迪拉到殖民地来视察。1499年春天，波巴迪拉抵达伊斯帕尼奥拉首府圣多明哥。他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绞刑架上吊着七具背叛的西班牙人尸体，还有五个人因为背叛哥伦布的统治，等着被执行死刑。由于哥伦布得到的指令不包括杀害西班牙人，因此他被逮捕，并且戴上脚镣手铐。上船时，波巴迪拉要解开他的脚镣手铐，但是哥伦布骄傲地宣称，唯有得到皇家的命令，他才愿意解开身上的束缚。在卡迪兹街上游行时，他还是戴着镣铐，新大陆的发现者引起了大众的同情。王室下令解开他的镣铐，但也结束他在希斯盘纽拉的统治。

回程时，哥伦布被关在船上的禁闭室里，他经历发烧、酸痛、关节肿胀以及“神经系统过度紧绷”。[7]费南德兹·亚拉医生（Dr.A.M.Fernandez de Ybarra）于1894年，在《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首次公布哥伦布详细的病历，他说：“他开始语无伦次。”[8]疾病导致他“几乎濒临发疯”[9]，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行为，有时候相当精神错乱。

1502年，哥伦布带着150人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航行到新大陆。这次他因为病得太严重而无法视事，因此只好将职责委托给以前的同伴。船队迷失了方向，类似关节炎的疾病和痛风使哥伦布无能为力。他在甲板上搭造一间小舱房，以便躺在床上也可以监视。这次航行途中，他多次抱怨躺在鬼门关前。1502年10月中，在哥斯达黎加的外海上，他出现幻觉，觉得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他也听到一个凄惨的声音，提醒他这是恪守《圣经》的航行，要相信全能的上帝。亚拉医生画了一张55岁的哥伦布这次最后航行的画像，在险恶的大海中与山一样高的海浪搏斗，认定自己被上帝挑选出来，带着“信仰的光明到遥远未开化的非基督宗教世界”，忍受着“最难忍耐的宿疾”，[10]直到1504年他回家为止，他病得非常严重，再度被抬下船。“他的疯狂与断续的咳嗽声，在港口都可听到，她扶着憔悴消瘦又跛脚的主人上船。”[11]1506年，皇家法院迁移时，哥伦布很痛苦地骑在驴背上跟着走，他请求费迪南德国王不要让他骑安达鲁的马，因为骑马对他疼痛的骨头来说震动太大。这次航行结束时，他的脚和肚子已经严重肿胀。

以前的医学作家认为，哥伦布的各种病症是斑疹伤寒、风湿性心脏病以及Reiter综合征所引起的。[12]直到20世纪，恶名昭著的“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发起人之一托马斯·帕伦，才首度提出哥伦布有可能死于梅毒，帕伦后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担任美国的外科总医师。他认为：“胸部以下全身水肿，像是心脏瓣膜受损所引起，四肢瘫痪，脑部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梅毒末期的症状。1506年5月20日，哥伦布死于西班牙的巴利阿多里德。”[13]哥伦布死前一贫如洗，穿着灰色长袍优雅地躺着，神智则半疯狂，他的遗言是：“上帝！我将灵魂交到您手中。”

帕伦之后的研究人员小心谨慎地提出梅毒的可能性。克里斯托弗·威尔斯问道：“哥伦布身染梅毒，是否可以解释为何他的精神逐渐错乱？1504年底，他最后一次航行回到西班牙，显然已经精神错乱，双腿也瘫痪了。”[14]菲利普·戴尔大胆提出：“这可能是梅毒。”[15]安东·卢格尔也赞成：“他的症状很像麻痹性痴呆或是瘫痪，这些都是梅毒末期的症状。”[16]

但是有关哥伦布的文献浩瀚如海，大多数作家不认为这就是欧洲梅毒的根源，甚至不认为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得过梅毒。理由很简单：在争论之前400年，并没有人收集哥伦布的病历。1894年，亚拉首次做这项工作。他宣称哥伦布的探险，在人道的意义上仅次于基督诞生，因此激起大众讨论这个议题。他说：“哥伦布的病历是个沉闷无趣的题目，因为太无趣所以从来没有人研究。”[17]不过，他研究到最后，收集了相当丰富的医学资料。

1494年4月，哥伦布和船员发烧，他们称之为遭受“天谴”。虽然亚拉推测这可能就是梅毒，但他没有看到从感染到死亡历时数十年的完整过程。20世纪初，帕伦和其他梅毒专家才知道梅毒的发病模式，并提出哥伦布一生的症状就是因为梅毒这个问题。为什么后来这问题被忽视呢？可能是因为1943年发现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医学作家不再有机会观察未接受治疗的梅毒病人，因此就像前人一样，不知道梅毒症状模式的意义。

从哥伦布儿子费尔南多与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哥伦布住在伊斯帕尼奥拉时，因为发烧和精神错乱而病倒，而住在那里得梅毒的风险很高。几年后，他再度发烧还有许多梅毒第二期的症状，如眼睛发炎[18]、风湿病以及类似痛风的状况；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并以为自己是上帝的特使，还有许多精神错乱的迹象。他变成瘫痪，而且死于心脏瓣膜受损，这都是梅毒末期的典型症状。1894年，亚拉收集哥伦布的就医过程，直到这时候才有资料可采用，日后的梅毒专家也才发现哥伦布病历的梅毒模式。

哥伦布是欧洲第一位患梅毒的名人吗？这个令人疑惑且感兴趣的谜。将他放在500年来梅毒发展史的开场，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1] 戴维·史坦那（David E.Stannard）提出哥伦布之前的西半球人口估计数字，见《美洲大屠杀：征服新大陆》(American Holocaust:The Conquestof the New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68。

[2] 史坦那，p.70。根据史坦那（pp.74-75）的研究，1496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人口从800万减少到不足500万；1518年，不到2万人；1535年，由于屠杀、疾病或是奴隶贸易，原住民实际上已经灭绝。史坦那的描述令人感到恐怖、震惊。

[3] 寇克帕特里克·萨利（Kirkpatrick Sale）《征服天堂：哥伦布传奇》（The Conquest of Paradise: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Columbian Legacy，New York:Alfred A.Knopf，1990），p.148。

[4] 费南德兹·亚拉（A.M.Fernandez de Ybarra）《哥伦布病历》（The Medical History of Christopher Columbus），《美国医学协会期刊》（JAMA）22，No.18（5 May 1894）:649。

[5] 萨利，pp.174-175。

[6] 山姆·爱列特·莫瑞森（Samuel Eliot Morison）《海上指挥官：哥伦布的一生》（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Boston:Little，Brown，1942），p.564。

[7] 菲力普·戴尔（Philip Marshall Dale）《医学传记》（Medical Biographies，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7），p.18。

[8] 亚拉，p.651。

[9] 萨利，p.149。

[10] 亚拉，p.651。

[11] 亚拉，p.652。

[12] 雷特氏症候群（Reiter's Syndrome）包括关节炎、下泌尿生殖道发炎、眼睛感染、皮肤与黏膜发炎损伤。

[13] 托马斯·帕朗（Thomas Parran）《大地阴影》（Shadow on the Land，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37），p.33。

[14] 克里斯托弗·韦尔斯（Christopher Wills）《黄热病与黑色女神：人与瘟疫共同演进》（Yellow Fever，Black Goddess:The Coevolution of People and Plague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96），p.187。

[15] 戴尔，p.17。

[16] 安东·路格（Anton Luger）《梅毒的起源》（The Origin of Syphilis:Clinical and Epidemiologic Considerations on the Columbian Theory），《性交传染的疾病》期刊（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March-April 1993:112。

[17] 亚拉，p.648。

[18] 萨利使用意义模糊的名词“视网膜出血”（retinal bleeding）。亚拉对于眼睛的问题轻描淡写，只有指出因为在视线模糊的天气中，尽量睁大眼睛寻找陆地，导致眼睛受损。

第二章
美洲的复仇

没有什么比这个野蛮人的毒咒更严重。

——尼可拉斯·斯奎拉秀

阿隆索·平松是哥伦布的探险船队 “品特号”的指挥官，从新大陆回来之后，他必须向医生求诊。为他以及其他船员治疗的是迪亚兹·伊斯拉医生，他们的病是从西印度群岛的女人那儿染上的，他们又传染给巴塞罗那岸边的妓女。[1]这些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是“尼娜号”的舵手，出现发高烧且皮肤受损的症状。

迪亚兹认为，这种不知名的疾病是上天为了正义而送给人的，最初似乎是1493年在巴塞罗那出现。梅毒源自伊斯帕尼奥拉岛，“自从舰队司令哥伦布在停留期间与岛上居民交往并发生关系，自然而然感染这种病之后，很容易就在舰队散播开来。”[2]

迪亚兹的报告指出，1494年，虔信天主教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接纳许多感染此病的西班牙人，将他们纳入军队中，许多人很快就得病了。“就像我们现在讨论出疹子、疼痛与溃疡，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自古就有这种疾病的描述……这是很严重的疾病，脓疮会腐蚀肌肉。”[3]

还有一些人跟随哥伦布到新大陆，感染梅毒之后又回去。1494年，安东尼奥·托雷斯带着26名奴隶从美洲回去，第二年春天又带着300名奴隶回去（另外有200名死于途中）。士兵“跟这些无耻又淫荡的印第安妇女在一起，行为举止也跟着放浪形骸，都染上这种肮脏的疾病。”[4]

1495年，法国军队(连同染病的西班牙人)入侵那不勒斯王国。在18000千名骑兵与20000名步兵围攻之下，那不勒斯人很快就投降。5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乘着四匹白马牵拉的战车，进入他所征服的城市。当地人最初接纳入侵者，甚至表现得很亲善，但是入侵者恣意掠夺与纵情酒色，因此激起反抗，一个星期内就将查理驱逐出去。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在那时将梅毒从西班牙带到意大利，如：跟随哥伦布的水手[5]，从新大陆带回来的妇女，当时被西班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与摩尔人，费迪南派来协助那不勒斯阿方索二世抵抗法国人的西班牙军队，以及伴随费迪南军队大约500名来自各国的妓女。

有许多国王感染梅毒，可怜的查理是第一位牺牲者。勃艮第王宫的历史学家泄露出查理患上大水痘的秘密：“他被一种猛烈、骇人听闻和令人讨厌的疾病折磨，许多随从回到法国也都感染这种十分痛苦的疾病，在他们回来之前，没有人听过这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所以就叫那不勒斯病。”[6]三年后，查理因为头撞到过低的门楣，导致中风而死，年仅28岁。[7]

至于妓女在散播梅毒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参考当地人的说法。解剖学家加布里洛·法洛皮欧回想他父亲说的故事，当时他父亲跟一些西班牙士兵与染病的妓女躲在一个堡垒里，西班牙士兵以食物不够为借口将妓女赶出去，法国士兵很高兴地接收，这也算是细菌战的早期范例。法洛皮欧写道，西班牙士兵从美洲回到欧洲，携带的病菌比黄金还多，在围攻那不勒斯时将这疾病传染给其他欧洲士兵。

1495年6月18日，西西里医生斯奎拉秀（以生动的拉丁文）记载这新的传染病可能最严重的病情：

全身长满化脓的脓包，还有许多致命的狼疮。这个病的症状是：浑身发痒，关节疼痛，迅速发高烧，皮肤肿胀带有令人恶心的疥癣，到处都是肿瘤，最初是紫红色，然后变得比较暗黑。几天后，似乎有好转的迹象，然后又长出瘤，看起来像是被挤干的小海绵，症状持续不会超过一年，但受到感染过的皮肤还是有许多疤痕。通常是从私处开始……我劝你以新的疗法来治疗意大利人带来的疾病，没有什么比这个野蛮人的毒咒更严重。[8]

有人将他们的经验记载下来，留下了可怕又阴森的文献。约瑟夫·葛伦佩克以写实的方式生动描述梅毒（第一本有关梅毒的书）：“这疾病先在龟头出现症状，留下伤疤，双手肿胀几乎无法环抱。”[9]腐臭味的脓汁从嘴巴里的脓疮流出来，全身都是脓包。外表的症状治疗好了，但是静脉、动脉、四肢和关节都还很痛。他以81岁高龄过世，也显示出梅毒的症状难以预测。

赞成梅毒源自新大陆的人，除了引用迪亚兹的观点，还经常提及两位证人的说法。马德里的贵族法兰德兹·奥维多，曾经是唐璜少年时期的侍从，他担任新大陆金矿与银矿的负责人时，写过有关印第安人的历史。[10]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成功归来，带着黄金饰品、奴隶与色彩缤纷的鹦鹉，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设宴庆功，奥维多也出席。他曾访问过哥伦布的水手与新大陆的当地人，对于这个新疾病的报告有其独特见解：

陛下可能认为这种疾病来自印度群岛今西印度群岛。——编者注，印第安人得这种病相当普遍，但在这些岛屿，此病不像我们这里这么危险。……这个疾病第一次在西班牙出现，是在舰队司令哥伦布发现印度群岛回来之后。有些基督徒跟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许多人还去第二次，带回这种“天谴”，他们传染给其他人。[11]

奥维多将这种新疾病归咎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淫荡的女性。18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戈弗雷还加上了巫术和月经的不洁，他引用奥维多的话：“当地妇女生性懒惰，卫生习惯较差，跟虫、蜘蛛、蛇、蝙蝠生活在一起，还吃一种美味的蜥蜴，当地人吃了无所谓，但是其他人吃了会中毒。”[12](总是认为疾病的起源是女性，而非男性，这也不是最后一次有人这么认为。)

第二个证人是卡撒斯，他是以受压迫美洲土著的护卫者著称。卡撒斯写有西印度群岛的历史，确定在哥伦布之前伊斯帕尼奥拉就有梅毒存在：“我不怕麻烦，自己跟岛上的印第安人询问好几次，了解这岛上是否早就有这疾病，他们回答是肯定的……众所皆知，那些无法自制的西班牙人，在这岛上没有守贞而感染。”[13]

反对梅毒源自美洲的人则认为，如果船上有船员腐烂化脓的状况，航行日志一定会记载。征服伊斯帕尼奥拉的欧洲人，应该跟查理八世在那不勒斯的欧洲士兵一样，极易染上这种病，但是，船行日志上没有提到从新大陆回去的水手在船上有腐烂发臭的症状。费南多关于伊斯帕尼奥拉梅毒患者水手的报告，没有提到悲惨的症状。赫南·科提斯可能得过梅毒[1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创建者佩德罗·孟多沙也是，他们都不像欧洲早期患者那样出现丑陋的症状。事实上，迪亚兹只是叙述：“西班牙人以前从来没有遭遇这种疾病，所以当他们感到这种痛苦与其他症状，就认为是海上航行疲劳所造成的。”[15]查理八世的军队体验到这种可怕的‘逐渐消失体力甚至致命的，梅毒症状，却没有人认为梅毒，而是认为这只是白天工作太辛劳所造成的。

哥伦布以及他的水手没有出现脓疮的现象，是不是这种传染病初期阶段有另外一种毒性更强的变种？这种疾病最初在欧洲出现时是什么样子，有些人会提出疑问，如果这种藉由性交传染的病原体会造成全身恶臭腐烂，怎么可能传播如此快速？何况如果1495年那不勒斯爆发大流行之前，梅毒就已存在欧洲存在好几个世纪，为什么以前没有流行过？19世纪梅毒专家乔纳生·哈钦森和许多专家的结论是，一定是水手碰巧带回来某些有机体。由于是在探险家回来之后就迅速散播，所以很难相信以前就有这种病，只是没有造成传染流行。

16世纪的骑士乌尔利奇·赫顿（曾经得过梅毒），是荷兰人类学者伊拉斯莫斯（也得过梅毒[16]）的朋友，他指出，这种新疾病出现皮肤的症状只有七年，之后传播的速度减慢，而且变得隐伏不明显。那些坚持梅毒早就存在于欧洲的人认为，梅毒的病原体本来是比较无害的密螺旋体，忽然突变成致命的性病媒介，几年后又突变成为毒性较弱。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嘲笑说，这种说变就变的演化不适用于密螺旋体。[17]

埃利斯·赫德森是研究密螺旋体的学者，他认为可能不止一种梅毒：“病毒品种本来就易变不稳定，很容易因应环境而转换与改变。”[18]1913年，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机构的野口英世首先在梅毒末期患者的脑中发现螺旋体，他声称已经分离出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病原体的苍白密螺旋体。如果那不勒斯流行时期存在的是一种没有脓疮的病原，那么脓疮型态的病原体在七年后还没有发生突变，那就是比较不成功的病原体。

15世纪费拉拉的医学教授尼可洛·里欧尼塞诺，也是人类学家以及医学哲学的专家，他支持这种观点。1497年，里欧尼塞诺与一群学者在费拉拉宫殿，就可怕的“法国人病”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19]他的评论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是根据那不勒斯死者的解剖报告。里欧尼塞诺从这些验尸报告发现两种互不关联的疾病，一种在外表出现脓疮的现象，一种是关节与神经疼痛但是没有外在症状。解剖没有外在损伤的患者，发现内部有脓疮，里欧尼塞诺说这种情况所受的痛苦更大。

里欧尼塞诺的书面记录提出并解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脓疮最早出现在生殖器上？为什么有些患者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折磨痛苦？里欧尼塞诺相信体液（bodily humor）的理论，他发现生殖器比较容易化脓是因为天生比较湿热。他认为这种病是经由性交传染，因为交合时会产生额外的热能。当然，他并不知道原因在于病原体。里欧尼塞诺回答第二个问题则说，虽然“法国人病”是一种通称，其实有许多变种。

1495年，在那不勒斯性活动相当放纵，入侵军队（伴随着几百名妓女）与迅速投降的居民一起寻欢作乐。各国的军队加上迅速扩张的商业，带来各种新旧疾病。赫德逊森列出当时猖獗的疾病：肺炎、脑膜炎、天花、麻风、斑疹伤寒和伤寒症，“这些疾病都可能碰巧与梅毒一起发生”[20]。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麻疹、痢疾与流行性感冒，而且当时没有抗生素对付这些病原体。赫德森认为早期疾病难以理解的毒性，可能是1495年那不勒斯许多病原体互相影响所造成的。他认为梅毒在短暂的初始期间之后并没有变得比较温和。梅毒专家埃德·汤普森也认为这新的疾病“很有可能因为其他疾病而更复杂。”[21]20世纪坚决反对梅毒起源于美洲的卡尔·苏赫夫认为，当时那不勒斯流行斑疹伤寒，因此造成诊断错误。伤寒症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也是刚被带入西班牙，又随着在塞浦路斯作战的士兵被带到意大利。1490年，教皇曾经下诏书关闭所有麻风患者聚居地，造成好几千名麻风患者流落街上，使得问题更复杂。

由于犹太人拒绝皈依天主教，他们被西班牙的费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逐。1492年8月，有九艘满载犹太人的船抵达那不勒斯，伤寒与虱子引起的斑疹伤寒可能就是在这时候传入。第一艘船离开西班牙时，哥伦布也正驶离同一个港口，这真的是巧合吗？西蒙·威森塔尔推论，哥伦布自己是犹太人，所以选择那天出航，以避免被驱逐。[22]

里欧尼塞诺教授早期的验尸观察发现梅毒的症状有两种，一种是外表很吓人，另一种则是隐而不现，这让欧洲梅毒的起源是欧洲或美洲有很大的争议空间。也许欧洲早就有密螺旋体，逐渐在衣着较好的人群中演变成传染的性病，这些人使用肥皂，至少偶尔用用。也许西班牙人从伊斯帕尼奥拉带回引起梅毒的病原体，也许在动乱的那不勒斯各国男女乱交的情况下，斑疹伤寒、麻风以及其他疾病大肆流行，梅毒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这个辩论继续下去。1993年11月，土伦举行会议纪念欧洲出现第一宗梅毒病例500周年，并且讨论已经热烈激辩五个世纪的问题：梅毒是在1493年之前或之后出现？马赛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刘易斯·安德烈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那不勒斯病是艾滋病吗？”[23]

哥伦布的问题可以从骨头找出答案吗？在激烈辩论中，考古人类学家在大西洋两岸挖掘骨头，从骨骸可以发现遮掩不了的证据，如成年患者大腿骨下端增厚，先天感染梅毒的小孩牙齿会有凹口刻痕（称为赫奇逊齿，根据19世纪梅毒专家赫奇逊而命名）。从1877年，帕罗特医生开始有系统地调查从石器时代可能感染梅毒的骨质，这些骨头侦探就一直在寻找梅毒起源的答案。

在新大陆发现梅毒患者的骨骸，但在欧洲没有发现。从14世纪起，一般认为起源自美洲。但布拉德福大学的研究员发表一篇报告，指出在2000年6月，在英格兰赫尔一家中世纪修道院发现大量受病毒摧残的骨骸，这些骨骸被称为黑衣修士，这又再度引起辩论。以碳元素来测定年代，发现黑衣修士骨骸的年代在1300年至1420年之间[24]，报纸的标题是：“哥伦布没有带回梅毒。”公共电视台也制作特别节目《解开梅毒之谜》[25]，探讨在哥伦布之前欧洲所发现梅毒患者的骨骸。

考古人类学家布鲁斯·罗斯柴尔德则认为，不要太早就下定论。首先，他质疑黑衣修士的发现是否确实，认为这些骨骸没有完全符合梅毒特征，而是雅司症的患者，是一种非性交传染的螺旋体疾病。第二，2000年10月，在公共电视台特别节目播出之后几个月，布鲁斯·罗斯柴尔德与克里斯蒂娜·罗斯柴尔德（还有两名作者）[26]发表他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就是当初哥伦布与水手扎营的伊斯帕尼奥拉——所发现哥伦布之前骨骸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所发现的证据，很清楚就是性病梅毒。[27]

罗斯柴尔德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找到的骨头，确实是梅毒患者的，不像黑衣修士的骨骸，他说：“这就像还在冒烟的枪支，罪证确凿。”[28]“因此，15世纪的多米尼加显然有机会让哥伦布的水手感染梅毒。”[29]

罗斯柴尔德还宣称：“虽然从诊断上发现新大陆有梅毒，但是哥伦布到底是在哪个地区感染则不确定，直到现在才揭晓。”[30]根据他在多米尼加的发现，他认为“如果哥伦布得了梅毒，一定是他到新大陆才得的”[31]。

研究人员会继续辩论，第一个螺旋体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找到性交传染的途径。流行病学家将追踪西班牙人与美洲土著在新天堂交合的情形，考古人类学家将继续在大西洋两岸找骨头，但是对于梅毒的出现是在哥伦布之前或之后的长期辩论，哥伦布自己的骨骸却没有造成影响。哥伦布的骨骸运到塞维利亚，然后运回伊斯帕尼奥拉。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哥伦布骨骸于1795年被搬到哈瓦那另一个地方安葬，不过那些骨骸可能是哥伦布的兄弟或是他儿子迪雅戈的，哥伦布的骨骸还在原地，罗斯柴尔德和同事到今天还在寻找。西班牙科学家则考虑用DNA分析法，以确定哥伦布的骨骸。有些学者可能会对确定哥伦布是梅毒患者忧心。但是，你若现在到圣多明哥的哥伦布纪念堂，问导游说：“你知道哥伦布怎么死的吗？”他可能笑着说：“是的，死于梅毒。”

[1] 艾利斯·赫德逊（Ellis Herndon Hudson）《密螺旋体疾病》（Treponemato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49。

[2] 克劳德·揆特（Claude Quetel）《梅毒史》（History of Syphil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36。迪亚兹·伊斯拉于1539年出版他的论文。

[3] 揆特，pp.36-37。

[4] 揆特，p.45。

[5] 安东·路格（Anton Luger）认为，应该不是那些1493年回来，然后1495年在那不勒斯打仗的水手造成传染，因为前后相距两年又47天，而梅毒具有传染力的时间只有两年。但这并不正确；前两年之后，传染力经常会复发，而且持续好几年。

[6] 揆特，p.11。

[7] 葛拉斯切（H.S.Glasscheib）《医学的进展》（The March of Medicine:The Emergence and Triumph of Modern Medicine,New York:Putnam,1963）。

[8] 揆特，p.42。斯揆拉秀提到这疾病只持续一年，暗示他在那不勒斯战役的前1年，也就是1494年就已经见过病例。

[9] 揆特，p.17。葛伦佩克（Grunpeck）于1496年出版。

[10] 克里斯托弗·韦尔斯暗示奥维多可能是为了治疗自己的梅毒，争取这个职位以研究土著疗法。克里斯托弗·韦尔斯《黄热病与黑色女神：人与瘟疫共同演进》（Yellow Fever,Black Goddess:The Coevolution of People and Plague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96），p.194。

[11] 揆特，p.35。

[12] 玛丽·司彭博格（Mary Spongberg）《女性化性病》（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The Body of the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dical Discours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18。

[13] 揆特，pp.36-37。

[14] 摘自《大英百科全书》：科提斯于1504年航行到伊斯帕尼奥拉，在此感染梅毒。1511年，他已经康复，参与征服古巴和灭亡阿兹提克帝国。他被指控毒害彭斯德里翁（Ponce de Leon），并且谋杀了他的妻子卡特琳娜（Catalina）。

[15] 揆特，pp.36-37。

[16] 伊拉斯莫斯写道：如果第一位梅毒病患被烧死，就可以维护世界的福祉，并且建议已婚男子如果有梅毒就应该割去睾丸，他们的妻子则戴上贞操带。他写这严酷的意见时，是否已经感染呢？巴塞尔教堂为了装设新的暖气系统，而将石棺打开，伊拉斯莫斯的骨骸显示出奇怪的增厚现象，以组织学调查证明是梅毒的迹象。参见《能够回溯诊断吗？》（Can a Diagnosis Be Made in Retrospect? The Case of Desiderius Erasmus），《风湿病学期刊》（Journal of Rheumatology）13 （1986）:1181-1184。

[17] 海奇特（C.J.Hackett）提出突变理论；赫德逊予以反驳，《密螺旋体疾病》（Treponematosis），p.49。

[18] 赫德逊《哥伦布与梅毒史》，（Acta Trop） 25,No.1（1968）:1-16。

[19] 关于费拉拉宫廷（Court of Ferrara）的医学辩论，详情请参阅Jon Arrizabalaga,John Henderson,Roger French《大水痘：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法国人病》（The Great Pox:The French Disease in Renaissance Europ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20] 赫德逊，《密螺旋体疾病》，p.39。

[21] 洛伊·汤普生（Loyd Thompson）《梅毒》（Syphilis,Philadelphia:Lea & Febiger,1916），p.22。

[22] 关于这理论的详情，请参阅赛门·威森索（Simon Wiesenthal）《希望之帆：哥伦布的秘密任务》（Sails of Hope:The Secret Mission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New York:Macmillan,1973）。

[23] 奥利维·都特（Olivier Dutour）等人《欧洲梅毒的起源：1493年之前或之后？》（The Origin of Syphilis in Europe:Before or After 1493?,Paris:Editions Errance,1993）。

[24] 黑衣修士骨骸的挖掘，由于当地居民喜爱吃鱼，可能造成以碳元素测定年代有误差。

[25] 《死亡的秘密：第2部：解开梅毒之谜》（Secrets of the Dead:Part II:Unlocking the Syphilis Enigma），克里斯托弗·梭特（Christopher Salt）导演，公共电视台，2000年。

[26] 布鲁斯·罗斯柴尔德、Fernando Luna Calderon、Alfredo Coppa与克莉丝汀·罗斯柴尔德《最初接触梅毒的欧洲人》（First European Exposure to Syphilis:The Dominican Republic at the Time of Columbian Contact），《临床传染疾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31（October 2000）:936-941。

[27] 今天伊斯帕尼奥拉岛分成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1982年7月9日，《纽约时报》的标题说：5个州通报海地人免疫系统失调，发现34个移民到美国的海地人新型且严重的免疫失调病例，造成16人死亡。当时还在为伊斯帕尼奥拉是否为梅毒的起源地而激辩，也有人怀疑该地是新性病艾滋病的发源地。

[28] 罗斯柴尔德的发现，是根据梅毒与雅司症或非性病性密螺旋体病在人群中出现的模式有差异。“人口中出现病例的频率、未成年人缺乏病例、在手足没有出现显著症状，以及单边的胫骨出现疾病，这些都跟雅司症相反。人口频率、幼童没有感染、单边疾病以及扩散到胫骨，这些模式都可以跟非性病性密螺旋体病互相比较。”罗斯柴尔德等，p.938。

[29] 罗斯柴尔德等，p.939。

[30] 罗斯柴尔德等，p.936。

[31] 一个人信件。

第三章
螺旋体简史

最初他淋巴腺肿大，看起来很可怕，先是感到奇怪的疼痛，整夜难眠。这个疾病因他而得名。

——法拉可斯托洛

梅毒是一种古老的微生物所引起的，称为螺旋体，又叫密螺旋体。马萨诸塞大学生物学家琳恩·马古利斯认为，一亿年前在蟑螂密闭的肠子里，有许多螺旋体。[1]她提出的进化理论颇具争议性：螺旋体进化为鞭状结构提供动力的人的精子尾巴。她还有更大胆的主张：脑细胞互相沟通的轴索与树状突，也是在几十亿年前从螺旋体进化而来。还有人说，几十万年前螺旋体是腐生生物，寄生在死亡和腐败的物质上。[2]

埃利斯·赫德森指出，公元前15000年，螺旋体发现友善的寄主，在炎热的环境下，也许是在非洲，成为人类的寄生虫，可能是从小孩的伤口进入温暖潮湿的皮肤里。玫瑰红的疹子很快就散播给村里其他小孩，然后传给其他村庄，最后传到全世界。这种疾病有一千个名字， yaws、bejel、pinta（以哥伦布的一艘船命名）、bubas、frambesia等都是。[3]

无论螺旋体的起源有多神秘，以及跟人类初期的关系多么不确定，1495年查理八世的法国军队攻打那不勒斯，历史以这个特定的事件，作为梅毒开始传染全世界的诞生时辰（1495年2月22日下午四时）。这场军事行动之后，各国佣兵解散回到家乡，将梅毒散播到全欧洲，然后是世界各地。梅毒席卷意大利，转往法国与德国，沿着欧洲之路蔓延，就像在新的感染者身上经由血管遍布全身。

10年内，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受到这个可怕疾病的袭击。印度也出现这种新的传染病，可能是1498年达·伽马从里斯本抵达加尔各答传来的。然后又传到中国，称为“广东疹子”；1512年传到日本，称为“中国溃疡”。每个国家都怪罪邻国将这种恶疾传入，俄罗斯说这是波兰人病，波兰人说是日耳曼人病，日耳曼人则称之为“西班牙痒”，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也是互相指责，穆斯林则怪罪基督徒。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后来怪罪美洲人（不过她时间计算错误）：“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从美洲传给我们的祖先，至今已经两百年了，迅速毁灭人类。这种疾病传播快速，在我们许多省份造成严重的破坏。”[4]伏尔泰称梅毒为西班牙人从新大陆采集的“第一枚果实”。带有致命梅毒的征服者，甚至将病毒带到这片新大陆以往没有梅毒的地方。

当然，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如何引起梅毒，不过出现许多理论，像是马铃薯、美洲的鬣蜥，或是不正当性行为的天谴。有些人怪罪同类相食，有些人认为是和染有麻风患者的妓女性交。也许是眼睛一眨，微风一吹，就将病菌散播出去。占星家宣称，土星与木星于1484年11月25日下午6点4分相交，就是这性病流行的预兆。更不妙的是，火星与土星联合压制木星，占星家写道：地球将会发生混乱，出现洪水、地震、战争、饥荒以及可怕的性病。这种疾病的初期阶段特征，就是会出现硬块流脓的溃疡，表面有红色光泽。一旦确定这种疾病跟性有关，许多夫妻谨守一夫一妻制，以免将这种接触传染的性病带回家。死亡人数增加到几百万人之后，性成为危险情事；守贞成为新的价值观。

1530年，吉罗拉莫·法拉可斯托洛医师写了一首1300行有关梅毒的拉丁诗Syphilus sive morbus gallicus。法拉可斯托洛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也是医学专家（哥白尼在帕多瓦的同学），他认为有一种看不见的生物引起这种病，因此提出微生物存在的假设。他跟当时的人一样，认为梅毒来自伊斯帕尼奥拉。他的诗中说有位名叫希菲乐思的牧羊人，因为太阳神阿波罗降下旱灾，使国王的羊群都死了，于是他诅咒太阳并且破坏祭坛。显微镜发明之后，可以看见微小的病原体，证明法拉可斯托洛的微生物理论是正确的。人类终于在1905年看到引起梅毒的微生物，柏林一位25岁的女性，由于皮肤有异状且头痛，请教医生埃里希·霍夫曼为什么她的右阴唇长疮。医生割下一小块腐烂的丘疹送交给同事弗里兹·绍丁，他是研究鸭与猫头鹰的寄生虫专家，在他的显微镜之下，出现一种苍白而扭曲的生物（见图3.1）。

图3-1　1905年，弗里茨·绍丁和埃里希·霍夫曼看到的苍白密螺旋体（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Library）

图3-2　梅毒螺旋体（Corbis）

绍丁命名了这两个发现——苍白密螺旋体和苍白螺旋体。第一个名字以分类的观点来看比较正确，不过一般较常用的是螺旋体。11天之后，他检验一位58岁寡妇的检体，再度发现细长的有机体。到了月底，这两位医生发现11个案例。

绍丁看到的银色有机体形状像蛇，长度大约是红血球细胞的直径，4到20微米，宽度是0.1至0.2微米，有6至24个间隔一致的螺旋，两端稍微变细，以波浪起伏的方式不断地从显微镜载玻片的一端游到另一端。相较之下，艾滋病病毒的逆转滤过性病毒是圆形，直径是0.1微米，而大肠杆菌的长度1到2微米。在外膜下有6根内鞭毛，是动力的来源，缠绕着一个内细胞，形成螺丝锥的外观。活动方式有三种：以长轴快速旋转动作、前后运动以及横向弯曲动作。

螺旋原虫的繁殖，每30到33个小时分裂一次，至少在感染活跃期是如此，然后分裂速度减缓，也许6个月才一次。社会史学家克里斯托福·威尔斯计算过，螺旋体在感染期分裂一次所需的时间，大肠杆菌可以繁殖1027次。

从绍丁第一次发现梅毒螺旋体之后几乎一个世纪，对于螺旋体的了解也更具体。1998年7月17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出“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原虫的完整基因系列”。这是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基因研究所与德州休斯顿的德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合作的研究计划成果。研究人员总共发现梅毒螺旋体有1,138,006对盐基，包含1041个预测识别序列。这个信息让生物学家希望有一天能够制造出疫苗。

最可靠的骨头检测，可以区别梅毒与雅司症（一种非性交传染的密螺旋体疾病），将解开黑衣修士骨骸之谜，也将平息哥伦布从新大陆回来之前欧洲是否有梅毒的骨骸之争论。这检测应该不久后就可实现。由于基因序列描绘出来，休斯顿的科学家已经比较梅毒跟雅司症有机体的基因，发现四个地方有值得注意的差别。罗斯柴尔德和其他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哥伦布骨骸原来埋葬的位置发现骨头，现在他们想从这骨头的细菌分离出DNA，以这个方法确认是否感染梅毒。[5]

虽然有这些科学上的发现，苍白密螺旋体仍然很神秘。与其他细菌病原体相比较，我们所知不多，无法持续培养，现有的诊断检测都不够理想。即使以青霉素治疗，有些疾病仍然躲在“密螺旋体庇护所”，如眼睛与淋巴腺就藏有螺旋体。其生命周期有许多细节还是没有答案，梅毒螺旋体和较新的性病病毒，也就是艾滋病病毒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有很大的争议。[6]

苍白密螺旋体还是选择人体为唯一宿主，对于青霉素还没有产生抗药性，然而它继续存留着。

[1] 琳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与多利安·萨根（Dorian Sagan）《有5个基因组的野兽》（The Beast with Five Genomes），《自然史》（Natural History），6 June 2001。

[2] 关于密螺旋体起源的各种理论摘要，参见赫德逊《密螺旋体疾病》（Treponemato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3] 赫德逊《密螺旋体疾病》。

[4] 摩顿（R.S.Morton）《俄国的凯瑟琳女皇得过梅毒吗？》，Genitourin Med 67,No.6（December 1991）:498-502；摘自《凯瑟琳女皇与伏尔泰书信档案》。

[5] 《基因能解决梅毒之谜吗？》，《科学》（Science），11 May 2001。

[6] 梅毒在艾滋病流行中占有什么地位，关于这问题争论的背景，参见加拿大制片人与新闻记者科曼·琼斯（Colman Jones）所拍摄的电视影集《艾滋病的起因》（The Cause of AIDS:Fact and Speculation），请至http://colman.net/aids/video.html。琼斯的影片从20世纪初的梅毒学开始说起。

第四章
光照暗毒

你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要摊在阳光下。

——尤妮斯·里弗斯护士引用塔斯克吉梅毒研究一位实验对象的话

1520年，梅毒已经从那不勒斯散播出去好几十年，伊拉斯莫斯宣称这是所有疾病中最危险的：“如果有人问我，什么疾病杀死最多人，我会说就是这种病……比所有其他接触性传染疾病更令人恐惧。”[1]这个新的性病是很残酷无情的。

几个世纪之后，偶尔还会发现恶性的梅毒患者，长了许多脓疮，就跟当时在那不勒斯看到的一样可怕。19世纪法国诗人特奥菲尔·戈蒂埃（波德莱尔的朋友）看到一支不快乐的法国军队占领罗马：

这里美洲梅毒甚为猖獗，就像弗兰西斯一世的时代。整个法国军队因此瘫痪，腹股沟处长疮肿得像贝壳，脓汁喷出可以跟纳沃纳广场的喷泉媲美……胫骨皮肤呈鳞片状脱落，就像是罗马废墟的古代柱子上苔藓剥落……中尉走在街上，看起来像只豹子，他们身上都是玫瑰疹的斑斑点点、咖啡色的斑块、长出疣与瘤的赘生物，以及角状的突出物，两星期之后，出现第二与第三期梅毒的其他症状。[2]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的梅毒很少见。大部分先出现下疳与出疹子，然后就消失，最初几年复发时只会出现一些伤口。除了这些，其他症状看不出来，因此可以很隐秘，虽然患者经常病得很重，而且觉得中毒，但是疼痛很少被归因于梅毒。

成功的寄生物不会很快杀死宿主，因为具吸引力的宿主，只要不出现流脓的伤口，就有更好的机会找到新的爱人继续经由性交传染。这种沉默的疾病让19世纪的医学界感到困惑与着迷，科学研究致力于了解、处治以及寻求疗方。梅毒学成为医学界受人尊敬及颇具挑战性的一门科目。

梅毒专家渴望了解这种疾病，经常要违背医学伦理才能有所突破。预防接种的实验，最有可能的对象是重大罪犯与妓女，但也有仆人，甚至以小孩与婴儿做实验。医生收集脓疮所分泌的脓汁之后，开始注入任何生物体内：他们自己、学生、黑猩猩、猴子、马、兔子、猫与鼠。

19世纪中期最著名的梅毒专家菲利普·利可，是对于预防接种攻击最力的人士之一，也是许多名人的医师，包括拿破仑三世。他出生于巴尔的摩，在巴黎土伦街的住宅有五间候诊室，一生中治疗过许多梅毒患者，这让他很自豪。他以黑色幽默著称，像是：上帝初始创造天堂、地球、男人以及性病。

许多有钱有名的人散布梅毒，是因为利可医生坚持二期梅毒没有传染力，事实上早就确定有传染力。他用阴道扩张器（至少从罗马时代就开始使用）做检查，而妓女很快就称之为“医院的阴茎”。医生利用扩张器，比较容易在阴道中找出梅毒下疳，但是“良家妇女”不可能宽衣解带让医生检查阴道。如果医生够大胆做这样的检查，得要冒险在手指上感染所谓“医生的下疳”，然后跟他的病人一样，擦含有水银毒素的药膏。

著名的波士顿医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讽刺利可是“骨盆医学的伏尔泰”，说他都给患者开蓝色的水银小药丸，甚至连处女也一样。但如果他用手触碰，处女也可能需要这些蓝色小药丸。1835至1838年，他做一项实验，以淋病脓汁让2500人接种（包括巴黎妓女），证实梅毒跟淋病是不一样的。由于梅毒经常伴随淋病出现，而且妓女是最可能经由肌肤之亲接触散布疾病，何况也没有提及这些人不是志愿者，因而这项实验成为医学史上最不道德的事件之一。利可所著的《性病实验论》于1838年出版，里面就记载着数百件预防接种的案例。

阿尔弗雷德·富尼耶是利可最看重的学生，但对实验的观点跟他的教授不同。富尼耶希望讨论人体实验的道德问题，并且告知对方取得同意，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对健康的人体使用刺血针，如果医生想研究与证实一项科学事实，他应该以身试法，而不是拿信任他的患者为对象……如果研究人员不想让实验对象知道接受感染疾病的本质，必须有特殊的原因。”[3]

虽然富尼耶谆谆告诫，医师还是继续使用人体做实验，因为动物无法感染这种病，至少到1903年7月28日以前是如此。这一天，在巴黎医学院的医学讲座上，一只两岁大的黑猩猩在观众面前展露它受到感染的阴蒂。一个月之后，它出现第二期的症状，实验到此结束，因为第三期梅毒只在人类身上出现。

皮肤科医生艾伯特·奈瑟发现引起淋病的淋菌，他在爪哇成立实验室，成功为一千只猴子注射梅毒血清。第一只受感染的黑猩猩，引起医学界的热烈反应，希望动物测试能够取代人类。奈瑟特别感兴趣，他在1895年曾经为一群年轻的妓女（最年轻的才10岁）注射过梅毒血清，尝试能否产生免疫力。这些妓女许多都表现出梅毒症状，这项失败的实验成为一大丑闻，可能是注射梅毒血清引起大众谴责的唯一案例。

梅毒在初期下疳和发烧过后，通常像被治愈了。许多年轻男士吹嘘说，梅毒根本没什么，除了在阴茎留下一些疤痕作纪念，他们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许多精明的医生推测，第一次感染之后会再复发应该是梅毒在作祟。

有两位医师经过仔细观察，最后确认梅毒是终生疾病，使得那些感染过以为治愈的人承受许多痛苦。从感染初期的下疳与发烧，到末期的精神错乱与瘫痪，富尼耶建立完整的梅毒发病过程。哈钦森则发现梅毒模仿许多疾病，因此取名为“伟大的模仿者”，这个名字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富尼耶是在美国出生的法国医师（就像他的老师利可），终生致力研究梅毒。他长期的观察发现，患者如有疼痛瘫痪的症状，后来又叫作“脊髓痨”，通常都得过梅毒，这已经不能解释为巧合了。虽然他这个理论于1876年为人接受，但是1879年他提出另一个相似的模式，认为麻痹性痴呆也是梅毒造成的，许多精神病学家却不愿接受，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是脑部不会受梅毒影响。1884年，官方的医学辞典所列出的第三期梅毒症状，包括：妄想自己是富人或伟人、疯狂的暴力行为、语无伦次、行为失调。不过，富尼耶的报告还是引起强烈的反对，有些人认为初期的感染症状与后期的发疯行为间隔长达数十年，因此难以认定其关系。[4]

在富尼耶之前可能没有人做此联想，因为都认为梅毒无法侵袭脑部。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发现，18世纪没有任何名人死于类似麻痹性痴呆的疾病，19世纪却有许多案例。黑尔在1959年提出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苍白螺旋体在18世纪末期产生突变，因此能够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他认为这种新品种，随着拿破仑的军队迅速散布整个欧洲。2002年9月14日，《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揭露，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发现拿破仑军队士兵的骨骸，是1812年围攻莫斯科失败之后被冻死的。科学家提出报告说，有几具骨骸有初期梅毒的迹象。如果属实，这些士兵是否就是黑尔所说能够侵入神经系统新品种梅毒的带源者？大家一直认为，19世纪有些梅毒个案与天才的创造力有关，但之前却没有这种现象，黑尔的文章为这种说法增添科学上的根据。[5]

第二期症状消失之后，螺旋体到底怎么了？还在身体组织里吗？这个核心问题终于在1913年得到解答，野口英世在麻痹性痴呆患者的脑中发现螺旋体，正式证明富尼耶的假设，即梅毒与麻痹性痴呆确实有关。富尼耶认为梅毒严重威胁到人类，说服政府应该将梅毒患者强制就医，由警察追查患者的性伴侣，对妓女实行管制与治疗。许多目前的公共卫生政策，都是因为他努力阻止梅毒的传播而建立的。

1879年，就在富尼耶认为梅毒后期与发疯有关的同一年，哈钦森（他将所写的梅毒课本献给富尼耶）在英国医药学会发表“梅毒是模仿者”的演说。哈钦森的父亲是信仰教友派的商人，自己则学医当外科医生。他博学通才，过目不忘，也研究其他领域的医学，尤其是皮肤医学、麻风、眼疾、中枢神经系统以及梅毒。他终生观察梅毒所模仿的许多疾病，编成目录，并且以梅毒病历和治疗准则写了一本教科书，是梅毒诊断与治疗数十年来重要的数据源。

哈钦森的演说，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是梅毒研究史重要的转折点，并且成为医学院教授梅毒的基础。他有条不紊地从一种器官系统到另一种器官系统，列出所发现与梅毒有关的症状，鼓励医生在症状显示是其他疾病之外，探求患者有没有得过梅毒。他列出的例子包括天花、麻疹、牛皮癣、狼疮、虹膜炎与癫痫，由于发现这个“模仿或模拟的通则”，使他清楚了解梅毒如何以各种方式显现，却与本来的疾病似乎没有关联。富尼耶所描述的梅毒初期感染与末期的症状之间的差异，因为他的发现而得到解释，感染梅毒之后多年的慢性病痛与各种疾病，都是由梅毒引起的。

哈钦森演说之后六年，泰勒出版了《性病的病状与治疗》一书，一丝不苟地记载梅毒对于身体每个细胞的影响。眼睛水晶体在最初感染数十年后会受到严重影响，只有这一点泰勒没有提到，但是他提到第二期可能发生白内障，有时候眼囊也会受到影响。

1728年，意大利医生朗西西发现大动脉的动脉瘤与梅毒有关，但是直到1875年，英国陆军外科医生韦尔奇发现大动脉瘤破裂的53件案例中，有三分之二的患者以前患过梅毒，这个关系才得到确定。他解剖梅毒病人与非梅毒病人，发现大动脉有显著的改变，更加证实他的假设。

哈钦森发现梅毒中期发生的病况与早期症状有关之后，韦尔奇也证实梅毒引起大动脉受损，富尼耶对于第三期梅毒造成瘫痪与疯狂也有完整的了解，可见，医生探究病人一生的病历，对诊断非常有帮助。医生现在可以看出内脏的梅毒、心脏的梅毒、骨头与神经的疾病，以及心理与瘫痪的症状，这些都是梅毒病害的一部分。

不过，医生平常看诊时，往往未能诊断出梅毒。许多医生对于未曾接受治疗的梅毒患者，问诊时没有回溯病人的生活史，否则可能问出在几十年前曾经出现溃疡又消失，或是发高烧却没有什么后遗症。有时梅毒的症状很像其他疾病，比如风湿病、关节炎、痛风[6]、湿疹、高血压、癫痫、头痛、胃痛、黄疸病、狂躁、沮丧、痴呆、精神分裂症、耳聋或只是“紧张”，经常医生只是看到这些症状，没想到“伟大的模仿者”正静静潜伏在背后，当然无法对症下药。

病人不断换医生，接受各种奇怪又恐怖的治疗法，最后卑微地接受是虑病症。由于梅毒在最初几年之后没有传染力（感染之后的前两年，传染力很强，然后递减，很少超过五年，不过赫奇逊保守估计传染力要七年后才会消失）[7]，甚至有理由相信梅毒已经消失。

19世纪结束之际，苍白螺旋体还没有被发现，也没有痊愈的疗法，但是在富尼耶与哈钦森之后，可以看到梅毒几十年的完整发展过程：从下疳与出疹子到身体各部位都损坏，最后瘫痪、发疯以及急性心脏病而死。将梅毒的进程清楚说明，可让聪明的诊断者了解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症状，它没有自己独特的病征。

梅毒是终生会再复发的疾病，20世纪初的研究人员都接受这个说法。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致力于发现疗法，但美国在收集与分析资料上领先。研究人员进行许多实验以进一步了解梅毒的许多病征与症候，并且改良治疗的准则规范。这些观察结果以及各种表格，提供给临床医师作为使用有毒化合物（早期的化学疗法）的准则，这些方法只能控制、降低疾病的影响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但是无法治愈。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梅毒的传播，因此成为国际问题。由于误以为梅毒是遗传性疾病，因此引起严重关切。富尼耶警告说，人类的未来将受梅毒威胁，这句话也重新引起众人的注意。战后，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协调国际间的梅毒研究，其中有一项计划在美国进行，称之为“合作临床小组”，于1928年至1942年出版许多研究报告，包括早期3244件梅毒案例的检验报告。四所美国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和西储大学，再加上梅奥诊所，全都在公共卫生署的指导下参与这项研究。

1910年，保罗·埃利希利用有机砷研发出新药“胂凡钠明”，病人不但挤满了候诊室，还排队排到街上，都等着注射这种特效药。临床医师仍然继续记录梅毒的细微差别，以及各种治疗方法的成效。信息共享产生大量的资料，教科书满是媒体刊载过的统计数据，引用的研究数据往往涉及数千患者。[8]

约翰·斯托克斯的《现代临床梅毒学》于1926年出版，图文并茂，厚达1332页，字体很小，是最有用的教科书之一。和之前的哈钦森一样，斯托克斯提供临床医师各种案例研究，每个案例都是特殊的诊断挑战。每个案例先是简短的讨论，然后列出其病征与症候，通常会指出许多医生在诊断上为何错误，而他又是如何确定。斯托克斯是宾州大学皮肤医学与梅毒医学的教授，在国联也很活跃。1944年，他与同事合作出版最后的版本，包括涉及青霉素[9]这种神奇新药的信息，以及“合作临床小组”等许多研究的资料。

由于患者诊断确定之后立即就医，科学文献迅速增加，反而缺乏对终生未就医患者发病过程的研究。1890年至1910年，有人填上这段空白。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性病诊所的主任希萨·伯洛克不让2181名早期梅毒患者接受水银治疗，因为他认为以有毒化合物治疗会干扰自身的疗愈能力。胂凡钠明在1910年出现之后，伯洛克测试其药效，就他研究中还能找到的患者给予治疗。

从1925年开始，接任伯洛克职位的布鲁斯嘉追踪473位没有回来接受胂凡钠明治疗的患者，并且将他们与接受治疗的患者比较。结果发现未经治疗的患者，得到神经系统梅毒的比例是接受治疗的患者的4倍，骨头和皮肤有溃疡为26倍，证明胂凡钠明虽然无法治愈，但确实能够改善长期的外表病征。1955年，杰特兰出版图书《奥斯陆未治疗的梅毒之研究》，讨论这项研究。由于许多患者在发病中期失去联络，并且重点在于回顾，这项研究没有充分陈述初期感染之后病况的复杂性。

因此下一次研究未治疗的梅毒患者时，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不过，医学界盼望能观察未治疗的梅毒患者长期的自然发病过程，还是无法实现。1932年，公共卫生署开始进行一项计划，研究黑人社区的梅毒。本来只要做六个月，结果持续了40年，是有史以来最长期以人体进行“未治疗”的医学实验。这是官僚政府体系计划不周的擅自行动，如果曝光一定饱受媒体攻击，引起热烈讨论，并促使制定人体实验的新准则。这个计划叫作“男性黑人梅毒患者未接受治疗之塔斯克吉研究”。[10]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约瑟夫·穆尔，有一本重要著作叫《现代梅毒治疗》[11]，同事斯托克斯说他是“探究领域的巨擘”，他也是塔斯克吉研究的早期顾问［穆尔是用疟疾疗法为芝加哥黑社会首脑阿尔·卡彭（Al Capone）第三期梅毒患者的医生］。这项实验追踪亚拉巴马州马康郡贫穷的文盲佃农感染梅毒未接受治疗的状况。该地有6个郡4万人接受梅毒检测，整体感染率估计为25%，而马康郡约为36%。

这项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男性，瓦色尔曼梅毒检测为阳性反应，且记得最初发生下疳的日期。排除初期感染症状轻微的患者（不记得有下疳），以免发生错误。有些梅毒专家多年来批评说，部分严重的第三期神经系统梅毒患者感染初期症状轻微，也记不得有出现下疳、发烧或长疹子；而有严重感染症状与溃疡的患者，往往病情轻微。只有清楚记得下疳日期的患者才纳入研究中，并排除末期严重神经系统梅毒的人，因此这项研究可能有偏差。最后选择的实验群体399人患有梅毒，控制组则有201位健康男性。根据穆尔的建议，一开始就仔细检查实验对象的病历，包括做胸部X光与心电图，他列出15项身体检查的项目。

虽然是计划做梅毒患者未接受治疗的研究，但一开始这目标就很不稳定。有些患者从计划开始就涂满水银，比没有纳入计划内的患者接受更多的治疗。公共卫生署的冯德尔医生在一封信中要求供应水银与砷，很清楚说明这些人到底是如何“未治疗”。他说，300名患者需要水银治疗，每星期14次，持续18个星期；总共需要75000剂，约300磅的油酸酯水银。他还要求600克的砷，以补充现有的不足。许多实验对象多年来偶尔在其他地方接受治疗，这比完全没有治疗更危险。控制组的人如果感染，就换到实验的另一边。此研究进行30年，仍然存活的“未治疗”实验对象，有96%接受其他治疗。

疾病控制中心定期来收集血液样本，这工作倒是做得很好。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每年都有一群医师到塔斯克吉，每天收集血液样本，长达数星期。到塔斯克吉出差，他们称为“赶集”，有位医生甚至说是“捕捉”实验对象。后来，到塔斯克吉成为年轻公共卫生官员赚出差外快的门道，这些官员大多缺乏临床经验，对于未治疗梅毒的发展过程所知有限。

塔斯克吉研究并非根据医生与患者的关系，而是基于研究人员与实验对象的模式，其成果是血液样本与实地观察报告。公共卫生署性病部门的医疗主任约翰·赫勒医生指出，虽然医生关心的是如何有效获取检查数据，但是有600个检测对象：“他们尽量满足每位患者的个人兴趣，基于时间压力总是无法做到。偶尔会惹恼患者，因为医生无法解决他的特殊问题。”[12]语言是另一个问题，医生不容易理解当地的方言。

温格医生是这项研究早期的规划者之一，冷酷无情，对梅毒患者漠不关心。尤妮斯·里弗斯是护士，参与这项计划整整40年。温格医生抱怨里弗斯开车到乡下访问这些患者，根本就是浪费汽油。他对一位同事说：“我认为，除非这些患者死亡，否则我们对他们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兴趣。”[13]

里弗斯没有受过梅毒方面的训练，但她有许多机会观察梅毒患者长年经历的痛苦状况。她受雇时表示自己缺乏梅毒方面的知识，有人告诉她，那是没有必要的。可见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实验对象，一生承受梅毒的痛苦，没有得到医疗照顾或了解。虽然梅毒发展的所有症状都定期记录下来，梅毒中期更微妙的症状与复发状况却被忽略了。

塔斯克吉研究可能持续到最后一个人过世，但在1966年，旧金山一位公共卫生署的年轻性病访视员彼得·巴敦，午饭时无意间听到有人讨论一位末期梅毒患者接受治疗，其实不应该接受治疗，因为那位患者是一项研究的实验对象。巴敦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有关塔斯克吉计划的一大迭资料，发现这项研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尤其是青霉素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为什么没有对这些患者实施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通知征兵处不要征调这些人服役，以免他们接受治疗。虽然青霉素到目前还是无法根治梅毒患者所受的创伤，但确实能避免进一步恶化。

1938年，巴敦9个月大时随着家人逃离布拉格，他重新审阅纽伦堡军事审判有关人体实验的记录，并且向公共卫生署提出质疑。[14]巴敦提出的问题先是遭忽视，被断然拒绝，最后于1972年向美联社举发他的发现。这个问题曝光之后，引起大众愤怒和极端不满。1973年3月，实验正式停止，美国参议院开始针对人体实验举行公听会。巴敦在参议院健康、教育与福利委员会前作证，主席是特德·肯尼迪参议员。

当塔斯克吉的故事被揭露之后并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后，公共卫生署的官员发现自己被媒体拿来跟纳粹医生比较，感到非常挫折与气馁。大众谴责他们没有告知实验对象并取得同意，还指控他们注射病人梅毒血清（就像19世纪他们的前辈所为），以及进行种族灭绝计划。温格医生在1932年说，这项研究完成之后，他们将惹得满身烂泥巴或是集荣耀于一身。[15]结果证实是满身烂泥巴。

1974年，梅毒学家鲁道夫·坎普迈耶（1943年出版《梅毒学精义》）发表一篇文章，表示他对这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要求告知并取得同意，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战时，美国青霉素的动物测试尚未完成，又有谁告知服用此药的35000名患者？ [16]他发现媒体印煽动性的标题：“许多医生对于这种慢性肉芽肿疾病的自然历史非常无知，也许应该加强。”[17]

后来提出法律诉讼，最后赔偿1000万美元（还活着的梅毒患者每位获得37500美元）。20多年后，1997年5月16日，克林顿总统为政府的羞耻行为，向塔斯克吉计划8位还幸存的实验对象公开道歉，最年轻的已经87岁。

“整体而言，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因为他们的梅毒而损失。”[18]

没有损失？

1993年，自由作家汤姆·朱诺在《致死的医学》一文中，谈到塔斯克吉可耻的失败，他提出这样的质疑。除非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跟哥伦布以来所有的梅毒患者不同，否则他们还是会头痛、肌肉与关节疼痛、皮肤溃疡、虹膜炎、严重的肠胃病痛，以及梅毒病程常见的痛苦。不过，认为这些人没有因为他们“未治疗”梅毒而受到痛楚，这种谬误的观点是塔斯克吉许多遗毒之一。欧朗斯基是最后参与塔斯克吉的梅毒学家之一，1992年，他在《黄金时间现场》对着1000万观众（面带微笑，但是有点紧张）说：“梅毒没那么可怕。”[19]

20世纪初，参与“合作临床小组”的大学做了许多梅毒研究。穆尔根据这些研究的综述，以及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作出结论，他发现初期感染之后，10个有8个梅毒患者经历过痛苦的复发过程。一般人以为只有三分之一患者会发展到第三期，可能是严重低估。例如，许多研究显示，超过50%的梅毒患者，解剖发现梅毒已经造成心脏受损，这还只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之一。塔斯克吉的统计资料经常被引用，但内容乱七八糟。当时大学医学中心进行梅毒实验，环境控制比较小心谨慎，却较少人使用。旧教科书的资料很丰富，但已绝版多时。

近代则有纽约星星监狱的志愿囚犯，他们以前曾经以青霉素治疗梅毒，1956年再度接种，重做19世纪的实验。[20]1986年，史蒂芬·凯亚沙医生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他接受梅毒接种实验，以提供实验用血清。两星期之后，皮肤出现溃疡，接着是严重的结肠炎、“可怕的”沮丧感，以及无法集中心力。他后来接受青霉素治疗。[21]

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从来没有被通知患有梅毒。医生使用行话“坏血”，但是这些人知道自己得性病。在一次访谈中，里弗斯回想有个人说过：“‘你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要摊在阳光下’……我对那些人的表情印象深刻。他们应该知道，只是‘梅毒’这个字眼没说出来而已。”[22]

[1] 克劳德·揆特（Claude Quetel）《梅毒史》（History of Syphil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52。

[2] 揆特，pp.123-124。

[3] 揆特，p.142。

[4] 傅立叶不是第一个发现有这个关系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提出讨论，最后接受这观点的人。

[5] 海尔，《麻痹痴呆的起源与散播》（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Dementia Paralytica），《心理科学期刊》（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105（1959）:594-626。

[6] 在《亨利8世》第一幕中，莎士比亚让霍司塔夫（Falstaff）说：“水痘在痛风中，或是痛风在水痘中，用我的大脚趾耍无赖。”

[7] 哈里逊认为，末期大量的密螺旋体可能使血液受到感染。《哈里逊内科原理》（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New York:McGraw-Hill,1998）Vol.1，Kurt J.Isselbacher等编。

[8] 例如，约翰霍普金斯梅毒诊所研究1200个初期神经系统梅毒的病例，比较胂凡钠明、疟疾药与1种治疗第3期梅毒的药物tryparsamide；库克郡医院有1项研究发现1000个脊髓痨病例中，有许多接受没有必要的手术。

[9] 杰弗里·沙汀（Jeffrey S.Sartin）与哈洛·裴瑞（Harold O.Perry）《从水银到疟疾到青霉素：玛约诊所梅毒治疗史，1916至1955》，《美国皮肤医学学会期刊》32，No.2，pt.1（February 1995）:255-261。

[10] 今天有些人称这项研究为“美国公共卫生梅毒自然史之研究”。

[11] 约瑟夫·摩尔（Joseph Earle Moore）《现代梅毒治疗》（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Springfield:Charles C.Thomas,1943），p.1933。

[12] 瑞华思（Eunice V.Rivers）等人《长期医学研究20年随访的经验》，收录于《塔斯克吉的真相》（Tuskegee's Truth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苏珊·瑞佛比（Susan M.Reverby）编，pp.126-127。

[13] 詹姆斯·琼斯（James H.Jones）《坏血》（Bad Blood: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New York:Free Press,1993），p.134。

[14] 彼得·巴敦（Peter Buxtun），个人信件，25 August 2002。

[15] 琼斯，p.112。

[16] 鲁道夫·康普梅尔（Rudolph Kampmeier）《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结案报告》，《南方医学期刊》（Southern Medical Journal）67 No.110（November 1974）:1349-1353。

[17] 康普梅尔，《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结案报告》，p.1349。

[18] 汤姆·朱诺（Tom Junod）《致死的医学》（Deadly Medicine），收录于《塔斯克吉的真相》，p.523。

[19] 朱诺，p.515。

[20] 初期感染接受治疗的人，有损伤及血液检测阳性反应。那些从未接受治疗〔或是只有在后期才治疗〕的人，重新感染之后没有损伤及血液检测阴性反应。马格努生（H.J.Magnuson）等，《医学》（Medicine）35（1956）:33-82。

[21] 哈理士·考特（Harris L.Coulter），《艾滋病与梅毒》（AIDS and Syphilis:The Hidden Link,Berkeley:North Atlantic Books,1987），p.93-104。

[22] Helen Dibble与Daniel Williams《瑞华思护士访问录》，收录于《塔斯克吉的真相》，p.337。

第五章
饮鸩止渴：从毒物治疗到神奇药物

15世纪末期，梅毒肆虐欧洲之际，医师以各种想得到的方法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使用的疗法经常跟疾病本身一样折磨人，甚至更糟。江湖郎中对绝望又容易受骗的病患吹嘘可以药到病除。发明了各种性交的防护措施，让那些生怕性交传染的人以为安全，而失败之后，还有各种有创意又很诡异的民俗疗法。（见表5.1梅毒历史的关键日期）

男人被告诫说，在危险的性行为之后务必以泡过酒的布将危险的器官包覆数小时，所以，一夜欢愉之后可能就要忙着采购愈疮木的木屑、铜片、水银凝结物、龙胆属的根、红珊瑚、象牙灰以及烧过的鹿茸。如果有出现下疳，溃烂的部分以蜘蛛网与紫色的细绳覆盖。早期其他的疗法包括系紧阴茎的根部，以阻止疾病传到身体其他部位，不过没什么用，因为感染在几个小时内就传遍全身；或者将疮割除。比较好一点的治疗方法包括放血、泻药、特殊食谱、水疗与电流刺激。1665年，有谣言说梅毒可以避免即将来袭的瘟疫，导致男人疯狂涌向巴黎的妓院。

表5.1　梅毒历史的关键日期

1492　哥伦布航向新大陆。

1493　欧洲爆发第一次梅毒。

1495　查理八世与他的军队从那不勒斯传播疾病。

1497　水银第一次用来治疗新疾病。

1530　法拉可斯托洛出版关于牧羊人希菲乐思的诗作。

1834　华莱士开始采用钾盐。

1864　里昂的洛勒特发现吹玻璃人的唾液也有传染性。

1875　韦尔奇发现梅毒与大动脉瘤有关。

1876　富尼耶假设梅毒患者会导致脊髓痨。

1879　富尼耶假设梅毒患者会导致麻痹性痴呆。

1905　绍丁与霍夫曼发现苍白密螺旋体并命名。

1907　瓦色尔曼改良检测方法。

1909　埃利希发现胂凡钠明。

1913　野口英世和穆尔在梅毒病人脑中发现螺旋体。

1927　尧雷纳（Julius von Wagner-jauregg）以疟疾治疗方法赢得诺贝尔奖。

1943　马奥马、阿诺德（Arnold）与哈里斯（Harris）以青霉素治疗四个梅毒病例。

1998　科学家解开梅毒基因码。

2001　罗斯柴尔德等确定1492年之前伊斯帕尼奥拉上的骨骸感染梅毒。

从17世纪开始，有人相信跟健康的处女或处男发生性关系，就可以将梅毒转移出体外，结果许多孩童因此受到感染。[1]这个神话到今天仍然存在。2000年5月22日《旧金山纪事报》报道说：“南非孩童遭强暴的事件日益增加，部分是因为政府没有设法破除可怕的神话，以为男人跟处女发生性关系可以治好艾滋病。”为了预防因这种事而感染艾滋病，家人为小孩购买昂贵的保险，以防万一被传染，有保险可以支付治疗艾滋病的医药费用。

炼金术士帕拉切苏斯在研发长生不老药时，发明了水银治疗法，可以洁净体内的所有疾病。这是由黄金与水银混合而成：黄金既不生锈也不会失去光泽，是太阳的颜色、生命与能量的来源；而水银是从血红色的朱砂矿提炼出来。阿拉伯人几世纪以来就用水银治疗麻风与雅司症，1497年第一次在欧洲用来治疗梅毒。卖药的小贩（主要是叫卖他们的药膏）总是吹嘘可以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到处推销含有水银毒素的药膏，叫quicksilver或quacksilver，声称可以治疗梅毒，结果成为有轻蔑含意的“江湖郎中”。有声望的医师也使用水银为主要的治疗方式，这种化学疗法到了20世纪仍然是“对抗梅毒最有用的武器”[2]。

水银（汞）的化学符号是Hg，重量是同体积水的13.6倍；铁、石头与铅都可以浮在水银的表面。医生以水银药膏减轻病人的痛苦并且清洗溃疡肿瘤，但是他们往往用了太多这有毒的重金属，造成身体上的副作用，包括新的溃疡、皮肤发疹、瘫痪、颤抖、神经性厌食症、胃痛、腹泻、恶心，以及牙齿蛀蚀和松动。梅毒患者接受治疗时每天都要关在蒸气笼里，长达一个月，这时会出现汞剂过量反应，即使口水流了满地还是觉得非常口渴。梅毒患者吸收大量水银时，用一块热铁压制头骨以阻止唾液流出，这是梅毒病患必须忍受的酷刑之一。炼金术士从加热的朱砂中蒸馏出水银，在这液态金属中再加上指甲花与药草，放在干容器上以煤加热。病人坐在小烧锅上，罩上斗篷吸入烟雾。（见图5.1）

图5-1　坐在水银烧锅上的妇女

今天，为了避免微量水银进入身体组织，将水银化合物的牙齿填补物挖除，牙医师还为此争论这样是否正确。可想而知，当时的人为了治疗这可怕的疾病，吸收过量的水银造成严重的流涎症，看来似乎很荒谬，但也说明了有多么绝望。如何杀死螺旋体，而不会杀死患者，或是造成跟原来疾病一样严重的伤害，成为早期医生治疗梅毒所面临的挑战。肿瘤学家今天以化学疗法治疗，也面对同样的问题。

水银增加诊断上的混淆，因为它所产生的症候也是模仿其他疾病，甚至是梅毒本身。例如，医生如何分辨第三期梅毒的神经系统伤害和水银中毒所造成的神经系统伤害？或是水银造成的瘫痪与梅毒造成的脊髓痨？水银可能造成耳聋，但是梅毒也有此后遗症。

18世纪中期，“蓝色小药丸”又叫小剂量灰色粉末药丸，取代药膏成为使用水银的方法，梅毒病患才有了容易实施的治疗方法，也使他们得以隐藏羞于见人的秘密。他们身上不再闪烁蓝色光泽，或是闻起来有炸马铃薯的气味。水银药丸包含玫瑰香水、蜂蜜、欧亚甘草以及干燥玫瑰花瓣。哈钦森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以灰色粉末药丸发现“温暖的拥护者”治疗方法，这可以保持剂量持续稳定而且少量。他建议，根据情况，每六、四、三甚至二小时服用一粒。他也发现，每天四次，每次一粒药丸，就足以消除下疳或是第二期的发疹子。他禁止在治疗期间食用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呼吸新鲜的空气。他特别建议不要治疗不到位，以致发展成为流涎症，除非原本病情就极为严重。

哈钦森相信长期定量以水银治疗的患者，相对不会发展成第三期梅毒。不定期和过量的水银疗法会伤害健康，但是哈钦森认为，只要遵照医生的方法长期以水银治疗，整体而言无损健康。如果有梅毒末期的前兆，哈钦森甚至赞成终生以水银治疗。哈钦森坚持，在梅毒初期阶段，水银会摧毁寄生物，到后期对于消炎止肿很有功效。斯托克斯也证实，他在诊所治疗过一万名病患，用过数十万剂，既有疗效又安全。

有人认为水银必须剂量够才有疗效，顺势医疗论的创办人山姆·海涅曼则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极微之量即可治疗梅毒。他的学生哈特曼写道：“梅毒这个阶段，还有下疳或淋巴腺肿的症状，一剂最好的水银药物就足以永久治疗内部疾病。”至于剂量，“我习惯使用浓度十亿分之一的药剂一两滴或三滴，也就是每次稀释成一百倍的溶液，连续稀释到第六次才用来治疗梅毒。不过，稀释次数越多，到了第30次，药效更彻底更快速也更温和。如果需要一次以上的药剂，可能就不那样稀释，但这种情况很少。”[3]海涅曼说，除非先前使用过量的水银，否则下疳以顺势疗法比较好，他从来没看到梅毒破坏生理系统。

这种疗法对于初期梅毒很有效，因为重金属像是水银、铋以及有毒的砷，足以杀死组织内部的螺旋体。另一种梅毒疗法是用碘化钾来治疗，它的药性更强，通常用来治疗末期梅毒的肿瘤以及侵害心脏的后期梅毒，不过病患抱怨说会有沮丧感。1821年，鲁贝克的马丁（Martin）第一次以碘化物治疗梅毒，使用烧过的海绵治疗喉咙的性病脓疮。1834年，都柏林的华莱士（Wallace）使用钾盐。

另一个种常用的药物是愈疮木，以高价从美洲进口，被认为可以渗透到水银无法到达的身体部位。患者喝下调和该木屑的温水，希望能治好疾病，因为这种木头来自伊斯帕尼奥拉，是梅毒的发源地，因此是上帝的药方。18世纪中期，白色粉末状的砷，主要是治疗皮肤上的脓疮。英王乔治二世获得专利的“希腊水”，就是砷制成的药水。廉价的替代品叫“火热地狱水”，往往会致命。

1907年，德国细菌学家瓦色尔曼第一次以血液做梅毒检测。虽然在早期梅毒检测上证实效果显著，对于末期梅毒总体而言效果不佳。医师发现，阴性反应中有很高的比例是错误的，即使这样，这种检测还是前进了一步。瓦色尔曼检测成为疑似梅毒病例的检查项目之后，有些妻子不知道被丈夫传染梅毒，被骗说是检查贫血。有家公司生产加入少量水银的巧克力，性好风流的丈夫买这种巧克力当礼物，让妻子不断接受治疗，没泄漏自己的秘密，也保持家庭的和谐。

1909年，法兰克福的科学家保罗·埃利希，在第606次修改有机砷化合物的分子时，发现了胂凡钠明，又叫作阿斯凡纳明（后来又有新阿斯凡纳明），他添加水银和碘化物，作为早期梅毒的治疗药物。埃利希在寻找一种“神奇子弹”，可以毒杀四年前绍丁所发现的寄生物，而不会损害寄主的组织。由于这项发现，埃利希经常被称为化学治疗的创始者。以胂凡钠明治疗必须一个星期注射一次，而且疗程很长，对于患者和医生都很难做到，而胂凡钠明的副作用很难受。胂凡钠明刚开始似乎有效，一再复发却又证明效果不好。

20世纪的各种疗法，根据斯托克斯所言，目标只是“很单纯地”要减轻外表的创伤，但相较之下“其复杂程度是富尼耶或哈钦森想象不到的”。他希望未来“发明的幸运之轮能够带给我们确实可以预防与治疗的药物”[4]。斯托克斯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因为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8年发明神奇药物青霉素，1943年约翰·马奥尼与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同事用来治疗梅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带着青霉素，发现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以从尿液中回收再用。[5]

今天，各期的梅毒都可以用青霉素来治疗，但仍然无法痊愈，而且有副作用——“吉海反映”，其特征是发烧、寒战和头痛。如果是第二期梅毒，这时身体内的密螺旋体密度达到最高，90%的病患都会有这种反应。[6]虽然青霉素能够有效杀死螺旋体，但无法全部杀死。接受青霉素的患者，以黑色背景的显微镜来观察，可以在“密螺旋体庇护所”如脑、眼睛的水样液、淋巴结以及太阳穴的动脉，发现螺旋体。将兔子注射梅毒病菌，然后以“适量的”青霉素治疗，再将这只兔子的细胞组织注射到其他兔子，结果会造成感染。

梅毒在今天仍然是公共卫生关心的疾病。2002年6月，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发现梅毒有增加的趋势，在市府的同性恋骄傲周活动中，设计一张海报，图案是一个圆形红色的下疳阴谋攻击健康的阴茎。以前梅毒这个字眼只能隐晦地说，但在那个周末公开度大大提高了。

[1] 哈夫洛克·艾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Philadelphia:F.A.Davis,1910）Vol.6,337,n.1。艾理士说医院里许多孩童感染梅毒，都是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不是疾病的受害者，而是迷信的受害者。”

[2] 波顿·彼得·汤姆（Burton Peter Thom）《梅毒》（Syphilis,Philadelphia:Lea & Febiger,1922），p.202。

[3] 班奈吉（N.K.Banerjee）《淋病与梅毒的顺势疗法》（Homeopathy in the Treatment of Gonorrhoea & Syphilis,Delhi:B.Jain,1995），p.158。

[4] 约翰·司脱克（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168。

[5] 在德国，希特勒第一次听到青霉素，是从他的医生卡尔·布兰特（Karl Brandt）。他的私人医生希奥·摩瑞（Theo Morell）尝试开发青霉素，德国报纸宣称他已经完成，但是他的青霉素无效。

[6] 科特·伊塞巴赫（Kurt J.Isselbacher）等编，《哈里逊内科原理》第13版（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New York:McGraw-Hill,1994）Vol,I,p.736。

第六章
医生的观点

知道梅毒的所有症状与关系，临床上的其他事情都会加到你身上来。

——威廉·欧斯勒爵士，1987

19世纪中期，菲力普·利可将梅毒定为三个阶段：初期（下疳）、第二期（皮肤与黏膜出现创伤）以及第三期（侵入身体内部组织结构——内脏、骨头、关节）。数十年之后，哈钦森与富尼耶证明梅毒会演变成神经系统梅毒——麻痹性痴呆与脊髓痨，等于是加上第四阶段。但是专业术语已经固定了，所以“第三期梅毒”成为用来指称初期感染之后的所有症状。19世纪使用顺势疗法的医生强调，第三期梅毒之前的数十年应该另外分类，因此应分为四期。发现分成三期失之过简，斯托克斯便分成八期，但部分有所重叠，因此只好放弃己见，他得出结论，梅毒“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任何状况”[1]。

想要定出一套完美的分类，将梅毒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从下疳到发疯的所有临床症状都纳入解释，结果只会搞出一大堆术语，如“潜伏期初期”、“潜伏期后期”、“第二期初期或后期”以及“第三期良性初期”，其实根本没有用。《哈里森内科原理》就简单地视初期感染为临床症状〔下疳、发烧、出疹子〕，消失之后称为“潜伏期”（latency，从拉丁文latere而来，意思为隐藏、潜伏、隐而不现、隐瞒），之后的所有症状，很简单，都叫作“末期梅毒”。

那么，“末期梅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根据《哈里森内科原理》，在第二期感染消退之后，立即缓慢进入发炎症状。例如，《哈里森内科原理》将虹膜炎列为“眼睛后期的创伤”，然而，斯托克斯认为虹膜炎通常出现在感染后六个月到两年之间。虽然这种简化的分类很有用，但是“潜伏”一词现在通常是指另一个意思——不活跃的。当初利可描述第三期梅毒会损害到身体内部，并且为梅毒取个绰号“伟大的模仿者”，结果梅毒痛苦的症状因为“潜伏”一词而被低估了。

螺旋体从感染点进入身体，梅毒病患的感染就此开始，螺旋体很快开始分裂复制。《哈里森内科原理》中说，在出现临床创伤之前，螺旋体的密度高达每克人体组织有一千万只。身体的免疫系统进行战争，大量的螺旋体死亡，但有些还群集存活在组织内，并且定期将有机体从这些蓄积地点排入血液与淋巴液中，在许多新的地方造成新的创伤。梅毒是一种慢性发炎，而且不断复发的疾病。

在青霉素发明之前，经常可以看到未接受治疗的梅毒末期病患，这在今天的候诊室几乎看不到。以下就是以前的医生所做的梅毒病程观察记录摘要。

感染：下疳（初期梅毒）

螺旋体从某个人潮湿皮肤的伤口或是黏膜蠕动出来，进入另一个人的伤口或黏膜。潜伏期平均是三个星期，然后在感染点出现溃疡或下疳。伤口可能太小所以没注意到，或者大到在软骨的基部与硬皮边缘形成难看的溃疮，渗出的脓汁充满有传染性的螺旋体。这时候通常不会痛，除非同时感染如淋病的其他疾病。身体开始在下疳部位防卫，高度感染的伤口在二到六星期内消失。螺旋体经由血液与淋巴散布全身，它发现血液不是友善的媒介，于是转到组织内，建立起感染的殖民地。螺旋体在初期阶段就到达脑部。

发烧与出疹子（第二期梅毒）

全身性的感染，发烧、出疹子（见图6.1），以及下疳出现后5到12个星期极度抑郁不舒服。发烧可能轻微，也可能严重，持续性或是忽轻忽重。出疹子可能不太明显，自己都没注意；也可能布满全身，包括手掌与脚底。疹子为铜色，不痛不痒，看起来像麻疹。在口腔喉咙或是嘴唇上出现斑点，会分泌出黏液，充满传染性的螺旋体。头发成束脱落的话，可能造成斑点状秃头〔秃头症〕。

图6-1　第二期梅毒的临床症状（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Library）

这时候，梅毒病患可能觉得骨头与关节疼痛、没有食欲、失眠、喉咙痛、肠胃痛、头痛，每天晚上同个时段发作，早上就消失。一只眼睛出现虹膜炎，然后是另一只眼睛，这是视力恶化的征兆。哈钦森指出，皮肤、眼睛、骨头、关节和神经系统，同时受到影响，“实际上，身体的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摧残。”[2]第二期感染可能几个星期，或者持续长达6个月。初期梅毒模仿其他发烧疾病，如疟疾、斑疹伤寒或是伤寒。

第二期初期：隐藏的梅毒——侵入身体内部组织

全身感染之后几年，在平静无事的表面下正进行两个过程。第一，宿主对于入侵的有机体变得敏锐或敏感。《哈里森内科原理》提到“对于梅毒螺旋体出现一种非常夸大的延发过敏症反应”[3]。身体不再充满螺旋体，而是少量的螺旋体产生破坏性的梅毒瘤，这些梅毒瘤小至需要用显微镜观察，大至长达数公分。除了头发、牙齿与指甲，梅毒瘤在全身各处都可能出现。第二，有机生物聚集之处发生慢性发炎，尤其是在神经系统和血管。

这时候经常完全诊断不出梅毒。本来身体健康的人，突然这里疼痛，消退之后，另一个地方又疼痛，由于经常发作，只好卧病在床或是住院休养。这时会出现严重头痛、呕吐、肠胃痛，关节与肌肉也经常疼痛，还有虹膜炎、耳聋、瘫痪以及许多其他症状。在此发炎阶段，梅毒模仿好几种症候。患者经常觉得中毒，四处寻访名医，诊断书堆积如山，还有神经衰弱症与忧郁症。从解剖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这些症状的隐藏因素是梅毒。斯托克斯说，梅毒在这初期阶段隐而不显，但是症状分散得很广泛。

第二期中期：疾病发展的警告讯号

皮肤损害

出疹子或是溃疡造成的皮肤损害，通常是后期梅毒的第一个症状。后期复发的梅毒疹子，包含不均匀、局部与成群的斑点，有时候会发痒，与第二期初期的疹子相反。

麻痹性痴呆的警讯

麻痹性痴呆在感染后几年至几十年内都可能发作。发作之前的征兆或警讯，往往长达10年，家人、朋友可以明显感受到。亲友常觉得震惊与迷惑，因为有时候行为正常，但有时候行为怪异不受约束，甚至出现犯罪行为，并且违反以前严格遵守的道德价值观。威廉·奥斯勒描述道：“性格改变……亲友皆感讶异”，并且警告要注意“违反行为准则道德堕落的重要迹象”[4]。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最后阶段，人变得非常愉快，极强烈的兴奋，创意不断涌现，而且自大浮夸，时而又严重沮丧，往往想要自杀。狂妄的妄想症、偏执狂、狂喜、易怒、狂怒，以及荒谬反社会的行为，都是要发疯的历程。病患可能突然开始赌博，狂饮作乐、挥霍无度，或是想象自己很有钱。冷静的人变成情绪激动，爱干净的人变成邋遢，羞怯的人变成好斗，往往被误诊为受迫害偏执狂或是精神分裂症。

这时候，梅毒患者可能被这些——感觉脑部有电流、突然头晕、耳中有嗡嗡和咻咻声、晕眩、听到天使唱歌的幻觉——折磨。此警告阶段通常有一种爆发性的现象，患者觉得充满精力，有能力去完成需要最精确控制的表达，所以不会怀疑有梅毒，因为神智非常清楚，完全没有痴呆。

身体出现的迹象和症状，包括偶尔与持续性的麻痹（尤其是四肢）、头痛、失眠、体重减轻、极度疲惫、颤抖，以及语言障碍。身体各部位可能觉得短暂的神经痛，或是风湿病的症状。这时候患者运动会感到筋疲力尽感，不想动，往往连一小段路都不想走。身体变得僵硬，显得迅速老化。脑部可能会感到抽痛，或者像癫痫发作和颤抖。书写时很早就颤抖，笔迹也改变：涂擦、重叠、漏字或是漏字母、在每行最后堆积许多字、字母忽大忽小。

患者通常被误诊为躁狂症或躁郁症。斯托克斯写道：“脑部神经系统梅毒造成躁狂沮丧，可能性有很多种……沮丧的状态较难以区别，似乎没有一种状况足以让我们区分麻痹性痴呆的沮丧与躁狂症的精神疾病……由于两者可能发生完全相同的妄想症，因此在躁狂的阶段也很难区别这两种疾病。”[5]

脊髓痨的警讯

脊髓痨是最痛苦的梅毒症状。在手脚或是眼睛突然剧烈的“电击刺痛”，就是开始的警讯。肠胃极度难受，通常会持续多年，突然的剧痛会让病患倒地抽筋啜泣，呕吐不止导致虚弱与精疲力竭。

心血管梅毒的警讯

心脏性梅毒是末期梅毒最危险的症状之一。感染之初的几个月，螺旋体就表现出对于大动脉有特殊的喜好，开始造成缓慢发炎，数十年后血管封闭，血管壁因为组织受损而变得薄弱。在青霉素发明之前，几乎所有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都是大动脉遭受梅毒感染所致。这通常只有解剖才会发现，因为大动脉会出现第二个声音，造成音调明显改变，是以听诊器诊断往往没注意到，即使发现音调改变，也以为只是高血压。“说起来很矛盾，第一个警讯可能就是猝死。”[6]心血管梅毒在感染五年后有征兆，胸口出现疼痛，害怕会心脏衰竭，不过也有可能30年在临床上都没有明显的心脏症状。

后期：第三期

麻痹性痴呆

麻痹性痴呆通常会出现引人注目的行为，如：妄想症，言行浮夸，对于宗教、神话或是皇室人物产生认同，有时候有狂怒与暴力行为。接下来数月数年，有时痴呆有时神智清楚，神智清楚时好像痊愈。麻痹是逐渐发生的，而患者往往最后几年住在精神病院。麻痹性痴呆造成人格扭曲、行为异常、过度反应、眼神异常、感觉中枢改变、智能损伤，以及口齿不清。

脊髓痨

脊髓痨是因脊髓索状组织的神经细胞受损，这使得患者失去位置感，慢慢地，身体动作无法协调。脊髓痨患者经常有不正常的感觉能力，步伐僵硬蹒跚、走路东倒西歪，有时候拖着脚走，症状有：解尿困难、性无能、视线模糊、手脚麻痹、对温度变化感觉错误。瞳孔缩小不正常，对光线没有反应，但对眼睛调节有反应，称为“阿盖尔-罗伯逊瞳孔”——脊髓痨和麻痹性痴呆经常会出现此症状。

脊髓痨与麻痹性痴呆一起出现时，叫作“脊髓痨麻痹性痴呆”。在这种状况下，尤其是女性，麻痹性痴呆比起脊髓痨轻微。

脑膜的或脑膜血管的梅毒

脑膜的梅毒会出现头疼、恶心、呕吐、脑神经麻痹、紧绷，以及个性改变。脑膜血管的梅毒一开始会使得人感到头痛、晕眩、失眠、心理异常，中风则很普遍。

以上仅略述梅毒的病征与症候，说明各个阶段临床梅毒学家所面临的挑战。

[1] 约翰·司脱克（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26。司脱克的8个阶段其临床症状是：1病菌种入；2初期下疳；3第2期初期：皮肤损害（第一与第2年）；4第2期后期：发疹消失，但是有些症状持续（第2到第6年）；5复发初期：在黏膜表面再度出现感染损害（第2到第6年）；6潜伏与复发后期：损伤较少，因为产生过敏与血管变化，所以破坏性较严重（第4到第8年）；7末期或第3期：像肿瘤的硬块；8退化后期阶段：心脏血管与神经系统损害。

[2] 乔纳生·赫奇逊（Jonathan Hutchinson）《梅毒》 （Syphilis,New York:Cassell,1909），p.99。

[3] 科特·伊塞巴赫（Kurt J.Isselbacher）等编，《哈里逊内科原理》（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New York:McGraw-Hill,1998）Vol,I,p.731。

[4] 威廉·欧斯勒（William Osler）《医学原理与食务》第4版（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New York:Appleton,1902），pp.961-962。

[5] 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017。

[6] 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905。

第七章
热心侦查：追溯诊断的精细艺术

对于喜欢追根究底的人而言，没有其他疾病像梅毒那样，令人又爱又恨。因为梅毒擅长模仿许多其他疾病，甚至解剖检查都看不出来。

——埃文·汤姆斯

“梅毒”这个词在19世纪是忌讳的。很少人会写出来，无论是信函或印刷品，甚至很少说起，只有可怜的患者才会向最亲密的朋友提起，而且都有一种默契，绝对不会再提起。要找可以信赖的医生，才能保守秘密。医生如果知道有传播疾病的风险，经常要面对道德的心理冲突。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损害》中的小镇医生，就面临这样的困境。一位感染初期梅毒的年轻人找这位医生诊治，还打算结婚。医生应该警告准新娘吗？他没有，结果新娘生下一位受感染的婴儿。医生再度面对严重冲突，因为这男人打算为这危险的婴儿雇用奶妈。

很少有人在传记中承认梅毒，而往往采取各种婉转的说法，以其他症状来代替，如麻痹性痴呆，有时候就以“瘫痪”取代末期梅毒。传记作家忽视梅毒对人的影响，通常是因为没有理由怀疑写作对象得过梅毒，或是文献档案无蛛丝马迹。有时顾及还活着的家属，因此故意隐瞒或是略而不提。有些人以引用文章方式附带说明，或是在脚注中提到，最多另辟短文，好像梅毒不过是感冒一样，而非影响终身的重大事件。许多人认为，提到梅毒似乎太粗鲁无礼，作者不愿意指称一位伟大人物感染梅毒这种可耻的疾病，以免作品和梅毒连上关系，甚至只因为稍微提及梅毒，全部作品遭到诋毁玷污。

医学传记作家经常成为“伟大的模仿者”的牺牲品，只看到梅毒模仿的疾病。死后的诊断往往发现梅毒的明显线索，但因喜欢推翻前人结论，结果大家看着一大堆诊断书，搔破脑袋也没有结果，其实唯有梅毒是最适当的解释。专家认定某种疾病，就只专注于相关的病征和症候以找寻证据，却没有退一步看看尸体或其一生，以获取更完整的数据。如果有哪种疾病需要完整了解，才能做出推测和侦查，那就是梅毒。

哈钦森于1887年出版《梅毒》一书（在绍丁以显微镜发现螺旋体之后，到1909年已经修订改版数次），成为医界确认和治疗这种隐藏疾病的指导手册。哈钦森说明各种痛苦又难以理解的状况，其实与梅毒有关。他一生观察数千名病患，利用所收集的案例研究。他觉得很幸运，能看到自己以“蓝色水银小药丸”治疗的年轻人也为人祖父。

对哈钦森而言，梅毒在诊断上有其困难：看起来像是其他疾病，发作时也和其他疾病相符合。“只要是叫得出名字的疾病，几乎没有不被梅毒模仿的，梅毒无法窜改的疾病少之又少。”[1]更令人困惑的是，无法以特殊的症状来证实梅毒：“梅毒没有独属的创伤或形式。”[2]他审视患者的病历，并且仔细观察临床症状，以确定诊断结果。

斯托克斯同意哈钦森的两个诊断挑战：梅毒有特殊的技能“可以模仿任何医学领域的每种疾病”[3]，梅毒从来不会只有一个诊断线索。他呼吁梅毒侦探发挥福尔摩斯探案的精神，随时“注意身边的线索，就像猎人悄悄追踪危险的大型猎物”[4]。他认为要确认梅毒，主要的障碍在于医学专业人员对于这疾病的怀疑度太低，“因为梅毒诡计多端，善于伪装、欺骗、狠毒”[5]。这种疾病隐而不现，症状又很分散，医学侦探必须高度怀疑，像“雪貂一样地追踪线索”[6]

医师如果怀疑有梅毒，通常必须依靠临床观察所获得的资料做诊断。如果初期的溃疡很小，而且发烧轻微，病患可能没有注意，或者需要鼓励才想得起来。梅毒专家最好一再审阅患者的病历，要知道病患想保守秘密的话，多年来已经知道如何说谎隐瞒。询问患者的家属，看看有没有异常甚至犯罪的迹象，因为这是患者在第三期梅毒阶段可能出现的行为。以听诊器听大动脉清晰变化的音调，这是梅毒患者心脏病的警讯。如果疑似感染梅毒，看看有没有关节痛、肌肉痛、头痛、胃痛等绕着全身移转，有没有兴奋与沮丧、紧张、神经失调、显著的虑病症，有没有出现病情危险、发作或是长期住院。不过最重要的是，累积各种线索与征兆，建立梅毒的终生发展模式，这样才能确定是不是梅毒。

如果梅毒学家诊断活着的病人如此困难，怎么可能对死亡已经一个世纪以上的人建立追溯性的诊断？有些案例已经很明确，但有些案例尚有可疑之处，要如何处理呢？传记作者比医生有某些优势，因为医生必须做困难的抉择，是否根据几次门诊就以有毒的水银治疗。传记作者以一生的观点来判断，包括死亡的状况与解剖，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如日记、信函、朋友的日志与信件、医疗记录，再加上先前传记作家和诊断者所累积的作品与洞察。19世纪的人有记录每件事情（除了梅毒）的习惯，而且经常信件往返，也产生大量的档案。查询数据源，必须翻阅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再评估当时对这疾病了解多少，并且设想写作当时可能有什么因素造成偏见。

梅毒学家往往会用许多问题来询问疑似感染梅毒的患者。传记作家可以利用这些问题来挖掘文献档案的资料。首先要问的是，年轻时有没有感染的模式，有没有高风险的性行为，尤其是嫖妓；有没有承认得过梅毒，也许曾经小心翼翼地写信给朋友或亲密的家人；或是医生的诊断，即使是死后才揭露。在可能感染期间，有没有发高烧(斑疹伤寒、伤寒、疟疾)，伴随着极度抑郁？有没有接受水银或砷(后来改以碘化钾)的治疗？本来很健康，突然终生被神秘痛苦的疾病所苦？出人意料地宣誓禁欲？闭门谢客？突然厌世，价值观改变，接受(或抛弃)宗教？

其次要问的是，接下来几十年，此人是否为许多疾病缠身，不同部位轮流发作，疑似梅毒引起？有怪异不寻常的行为？在后期阶段，个性改变，如浮夸、亢奋、盛怒、暴力或犯罪行为、极度沮丧？有没有激烈且神秘的疼痛、肠胃剧烈疼痛，或者步履不稳——这是脊髓痨的警讯？

此人被诊断出有麻痹性痴呆而住进精神病院？有心脏病迹象，可能是梅毒所引起的？解剖报告的资料是否有用呢？最后，“伟大的模仿者”模仿一种接一种的疾病，是否引起诊断上很大的迷惑？斯托克斯进行诊断观察，在病历下方留三寸的空白，写下他的评语。这位生物学的侦探保留大量文件，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数据。

研究疑似梅毒患者的传记，通常可以发现以下的模式：

1.保守秘密。虽然私底下跟朋友和医生说，但是终其一生不会公开承认得了梅毒。

2.诊断出有梅毒。第一本有关此人的医学传记，通常是由患者的医生所写，这位医生有长期观察未治疗梅毒病人的经验，根据此人心理与生理的状况，以及朋友和医生的叙述，认为此人染有梅毒。

3.忽略。后续的传记作者不再讨论梅毒，认为这问题太粗鲁或不相干，于是这个问题遭搁置数十年。

4.错失。档案重新开放，掀起笔战。没有接受过如何辨认梅毒的专业医生，经常对梅毒怀有错误的观念，没有以终生的观点来分析各个线索，而相信医学界一致认为此人没有得过梅毒的结论。

热心收集线索，但也要注意反证，不要急着做出错误的判断。梅毒的迹象必须逐一审视，并且注意生活中的反证。回溯诊断是很危险的游戏，证人可能都不可靠，因为不是每个嫖妓的人会染上梅毒，生殖器的溃疡可能是淋病或软性下疳，也不是每次发烧就是第二期梅毒。痛风、头痛、关节炎、风湿病、虹膜炎的症状，也不全然跟梅毒有关。水银、砷与碘化钾可能用来治疗其他症状。有毒的物质，尤其是水银、铅和饮用的苦艾酒（现在是非法的），可能引起神经与其他问题，看起来很像是梅毒的症状。头痛欲裂可能是癫痫症患者，狂躁、沮丧以及有时候疯狂的行为，可能是躁狂症、精神分裂或是偏执狂妄想症，或是其他心理学家诊断手册上所列出的各种精神错乱。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梅毒患者只得此一疾病。梅毒学家一再指出，必须观察一辈子，单一线索不足为取。

回溯诊断梅毒是根据档案资料，无法以最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实，而不接受在实验室测试之的话，任何诊断都有可能，即使目前先进的实验室测试还是经常出错。梅毒学家的诊断接近确定，但绝对无法完全肯定，经常还需要患者经过（有毒的）治疗，病情好转或传染给爱人，或是死后解剖发现有梅毒性心脏病，才能确定诊断结果。

神经学家麦克唐纳·克利奇利研究梅毒患者，他选择“有名气的神经系统梅毒病患”，他的回溯诊断和临床评估一样确定。实际上，他所选择的莫泊桑、龚古尔、都德、海涅或是丹·雷诺，很少人会提出质疑。但是，那些比较难确定的人呢？

未发掘的秘密、无意间被放弃的案例，以及引起激烈争论的名人，最具有研究的乐趣。在传记中，我们可以追随早期梅毒学家的脚步，寻找最初可疑线索，拼凑出合理的假设，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回溯诊断传记要有探究的热忱，小心谨慎，以及保持良好的怀疑精神。就如精明的私家侦探追踪出可疑的甚至声名狼藉的证人，梅毒侦探必须了解，最好的数据有时候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同行经常阅读的期刊却充满对某种在临床上不再为人熟悉的疾病的错误假设。

梅毒的诊断端赖疾病模式的观察，以其有力的证据（也许再加上一点灵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需要福尔摩斯协助医学人士寻找难以理解的螺旋体。

缺乏证据并不能证明没有罹病

如果诊断无法证实得过梅毒，也无法因此证明没有罹病。

认为没有患有梅毒的意见，即使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也有其意义，应该给予同样的重视。不能因为单一证据，如瓦色尔曼检测呈阴性反应、没有痴呆、瞳孔正常，就认为没有患有梅毒。不能因为当事人从来没有承认，就以为没有；也不能因为此人地位高尚，认为不可能得此隐疾；或是因为先前的研究者没有想到，或是作者不希望这是真的就予以否定。许多医学传记作者因为这些错误的理由，而否认传记人物患有梅毒，和想要证明没有患有梅毒的人，立场都不够稳固。他们顶多增加各种线索和提供更多的证据，对于正反的可能性有加有减。虽然在教科书里，关于梅毒的医学观点已经记述很多，患上梅毒经验的记载却很少，如感染时内心的恐惧（对于新发生下疳的立即观察，尤其有详尽的记录）、在禁欲和冒险传染给爱人之间的选择、决定要不要结婚、担心随时出现破裂的伤口泄漏得病的秘密。也许最糟的是，独自守着这个秘密、肉体的痛苦、觉得被下毒、被宣告发疯，以及无法持续一段时间工作。

这几十年来，传记文学关于如何处理性秘密与丑闻资料的惯例已经改变了。马兹诺·蒙提纳利提到有关1880年尼采性行为的谣言，他提出道歉说：“本人再度涉及此杜撰问题、疾病、性关系、贞节等等，这些问题应该没有人还有兴趣，在此祈求读者诸君见谅。”[7]，并且提高警觉，在看似毫无瑕疵的表面下搜索病理学的过程。不过，我们有兴趣，而且非常着迷。这种疾病影响日常生活各方面、自我认知、社交习惯、生涯、决定要不要结婚生小孩，甚至改变精神状态与个性。传记作家因为尊敬传主，而忽略疾病对他所造成的影响，怎么可能仔细剖析他的生活？

后面的章节是从许多著名人物的生活来探讨梅毒的问题。这些人极大地影响西方文化，他们都很有创造力，最后一位则很有破坏力。在我们探讨患上梅毒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必须问如何确定诊断无误。今天任何人如果翻阅文献数据，应该不会反对舒伯特、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布里森与舒曼，都曾经得过梅毒。大多数人也同意尼采得过，虽然还有些争议。贝多芬、王尔德与乔伊斯，则有很大的争议空间。关于林肯夫妇，大多数人小心谨慎避谈这问题；至于研究梵·高的人，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问题。希特勒的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希特勒大量的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完整，或是以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数据。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8]），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病患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第二部分

[1] 乔纳生·赫奇逊（Jonathan Hutchinson），赫德逊于《密螺旋体疾病》（Treponemato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引用，p.26。

[2] 赫奇逊《梅毒》（Syphilis,New York:Cassell,1909），p.250。

[3] 约翰·司脱克（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41。

[4] 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34。

[5] 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8。

[6] 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38。

[7] 马兹诺·蒙提纳利（Mazzino Montinari）《百年前的尼采与华格纳：1980年补遗》（Nietzsche and Wagner One Hundred Years Ago:1980 Addendum），收录于《尼采在意大利》（Nietzsche in Italy,Saratoga,Calif.:ANMA Libri,1988），托马斯·哈里逊（Thomas Harrison）编，p.117。

[8] 班奈吉（N.K.Banerjee）《以顺势疗法治疗淋病与梅毒》（Homeopathy in the Treatment of Gonorrhoea & Syphilis,Delhi:B.Jain,1995），p.212。

在梅毒长达5个多世纪的流行史中，有数不清的帝王将相、天才大咖罹患梅毒。贝多芬谱写《欢乐颂》时，正因为梅毒末期引起心理亢奋；美国总统林肯于1835年左右因为嫖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说的就是自己被性病折磨的痛苦……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同一种疾病的罪与罚——梅毒。大独裁者希特勒更是恨毒了梅毒，以至于大花笔墨在自传《我的奋斗》中阐述在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第八章
贝多芬：绿眼魔鬼的玩笑

那个绿眼魔鬼跟我开可恶的玩笑，我的健康糟透了。

——贝多芬

1994年12月1日，一个木质的椭圆形小黑盒，里面有两片玻璃压着一绺贝多芬的头发，有棕色、灰色与白色（582缕），在苏富比拍卖行卖了7300美元。新的买主是亚利桑那州诺格勒斯的泌尿科医生爱佛瑞多·切·桂瓦拉和布里连特贝多芬中心的埃拉·布里连特。《纽约时报杂志》发现新买主计划检测头发样本，认为他们想从中找出水银与砷，证明贝多芬得过梅毒或是被下毒，觉得这可以做成封面故事，标题为“贝多芬的头发说明一切”。[1]

我写了一封富想象力的信给该杂志编辑，他们也刊出来了。我说：“贝多芬的头发能够‘说明一切’吗？19世纪制作帽子的帽楦会用到水银，因此有‘疯狂帽商’一说；而砷早在1498年就用来治疗梅毒。如果贝多芬的头发含有水银与砷，就表示他得过梅毒吗？还是他被下毒？或者只是因为他戴帽子！”[2]何况水银会随着头发生长而排出体外，临终前的头发根本无法断定年轻时有没有接受治疗。头发检测的结果被当成秘密小心保护，最后在罗素·马丁的《贝多芬的头发》一书中揭露。这本书还蛮有趣的，以贝多芬的生活穿插头发样本来叙述，关于水银的问题，书上说：“贝多芬的头发所含水银量过低，因此探测不到。”[3]这句话的逻辑似通不通，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桂瓦拉与布里连特对此科学探索很认真，根据马丁所言，两人很不高兴大报社说他们“一心想找出贝多芬得过梅毒”，因而对他们的发现很高兴；在头发中发现铅，而且含量不低，达百万分之六十。铅中毒可能引起贝多芬许多症状，包括耳聋。作者推测，铅可能来自盘子，或是用铅盖的葡萄酒。大众媒体知道了这个故事，报纸、广播、电视很快就宣布这令人吃惊的新闻：贝多芬毕竟没有患上梅毒。但是，梅毒的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解决。

贝多芬可能是铅中毒且得了梅毒。

马丁指出，30多年来，“贝多芬乐迷”深深怀疑贝多芬患过梅毒。圣荷西州立大学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的网站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没有用头发做梅毒检测。有趣的是，桂瓦拉不认为自己是“贝多芬乐迷”，因为菲利普·魏斯访问他时，对于梅毒问题他表现得没有偏见，说：“要知道，当时梅毒与淋病很猖獗，非常猖獗。

图8-1　贝多芬（Library of Congress）

问题是，我们知道贝多芬经常嫖妓。他一位拉大提琴的朋友有此记载。贝多芬是一位浪漫的人，他需要被爱……请记住，梅毒感染有许多不同的症状。耳聋是其中之一。”[4]

自从1879年，乔治·格罗夫出版著名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揭露这个诊断之后，关于贝多芬梅毒的问题便展开激烈的论战。格罗夫的结论是，解剖贝多芬的听觉系统，显示听觉不正常，这“最有可能是早期梅毒造成的结果”。[5]从此以后，支持这项发现的人跟反对者针锋相对。乔治·马雷克写道：“有10位权威人士说他得过梅毒，就有10位权威人士说他没得过。”[6](也许又有10位权威人士忍不住要出来说话。)

在贝多芬生活的时代，就有许多人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而在20世纪青霉素发明之前的数十年，当时对梅毒的兴趣正高，也有相同的赞成意见。站在认同这一边的，还有安德烈亚斯·贝托里尼，他担任贝多芬的医生10年（1806年至1816年），也是贝多芬的朋友；贝多芬最有名的传记作家，美国的年轻律师亚历山大·惠洛·塞耶；以及名医和梅毒专家威廉·奥斯勒爵士。格罗夫提到有两张贝多芬名字的处方，这两张处方本来是一位耳科医生亚当·普利兹的，他也是第一本《耳科史》的作者。他的资料来自塞耶，塞耶则是贝托里尼告诉他的。贝托里尼是贝多芬的医生，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塞耶是以爱挑剔出名的传记作家。塞耶写贝多芬的生活到1817年，根据一些资料来源，当他听到这消息时因憎恶而放弃。贝托里尼认为贝多芬已经处于梅毒末期，他烧掉贝多芬所有的信件与笔记，还说丝毫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学者都感好奇，什么样的医学资料有如此杀伤力？除非是有关梅毒。

1910年，耳科专家李奥·雅各布布森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引起第八对脑神经受损而耳聋，以及肝脏疾病（1927年，他再度如此认为）。1912年，专研贝多芬的学者与医师西奥多·佛利莫写道：“如果不是先前感染所造成，那就说不通的。贝多芬的耳聋是症状，这疾病本身有另一个名字。”[7]佛利莫写道：“关于这件事，还有些细节我可能无法完全保持沉默，许多年前塞耶给我一些资料，是关于贝多芬其他疾病明确的书面事实。”[8]塞耶也说，贝多芬的疾病许多人都知道，病名则羞于启齿。[9]简言之，许多早期的传记作家都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而且是众人皆知。

1770年，贝多芬生于波恩一个贫苦家庭。他学习古钢琴、钢琴、中提琴和管风琴，很小的时候就能进行钢琴的即兴表演，因而入选波恩的宫廷乐队。传说他曾经在莫扎特面前演奏，莫扎特说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注意到他。贝多芬眼神明亮，皮肤有瘢点，有人说这是他小时候得过天花留下的。他穿着高雅，就像是宫廷乐师；海绿色的连衣裙外套、裤脚束紧长及膝部的绿裤带有扣子、黑色丝质长袜、以金线刺绣的背心，还有打折的帽子。为了炫耀，银制腰带上挂着一把剑。22岁时，他得到一笔津贴，可以扶养母亲和两个弟弟，父亲则因酒精中毒刚去世。他有了这笔钱，举家搬到维也纳。他向海顿学艺，还向其他人拜师。他卓越的钢琴即兴演奏，在维也纳的王公贵族中享有盛名，也赢得赞助，包括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鲁道夫大公，大公还拜贝多芬为师。

除了有时肠胃痛之外，贝多芬年轻时相当健康，也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他在维也纳的第一年，有一次发烧改变了他的一生。阿洛伊·魏森巴赫是贝多芬的医生，他提到1797年另一次发高烧：“他曾经患有严重的斑疹伤寒，从此神经系统受伤，甚至可能损及听觉，对他真是一大灾难。”[10]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发烧是他长期健康问题的迹象吗？

贝托里尼诊断的资料，引出另一个问题：这几次发高烧是否因为第二期梅毒？有可能。1907年，奥斯勒爵士提出假设，认为贝多芬感染伤寒其实是因为梅毒。[11]奥斯勒的意见值得好好思索，他是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医师之一，也是英语世界最有名的医师。他所写的《医学原理与实务》数十年来广为采用，他建立医师毕业后训练制度至今仍然遵行。奥斯勒也是研究梅毒的优秀专家之一。

贝多芬一生的性关系不得而知，有些传记作者曾经怀疑贝多芬终其一生是处男。今天，大多数人都同意贝多芬经常上妓院。梅纳德·所罗门解读贝多芬写给朋友智梅斯卡的信件，其中提到Morsche Festungen，字面上的意思是“发臭的堡垒”（rotten fortresses），其实就是指妓院和妓女。在好几封信中，他提到“堡垒”都跟性、疾病、危险以及感伤有关。例如：“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太重视肉欲——形形色色堡垒的经营者、主管！”“我不必再警告你，小心不要在附近的堡垒受伤。”“远离那些发臭的堡垒，那些堡垒的攻击比那些妥善防护的堡垒更要人命。”“要热心防卫帝国的堡垒，你也知道，他们早就失去童贞，已经遭受好几次攻击。”“我衷心感谢你，亲爱的Z，谢谢你提供堡垒的信息，我想你一定认为我不希望停止到软而湿的地方。”[12]但是，他渴望的更多：“只有肉体的欢愉，没有灵魂的交流总是粗鄙的；之后，丝毫没有高尚的感觉，只有遗憾悔恨。”[13]

梅毒专家深入审阅贝多芬的医学记录，发现有：高危险的性活动，造成他健康急转直下的高烧，有位医生诊断出梅毒，许多医生也都同意这个诊断，以及水银药膏治疗的迹象。下一步骤就是查看接下来几十年的病历，是否有梅毒发病的迹象，如：健康时好时坏；许多无法解释的疾病，而且没有合理的诊断。若贝多芬如同奥斯勒所说，在1797年感染，那么贝托里尼医治他时，这疾病已经有10年了，他将发现梅毒难以根除。如果贝多芬用过水银药物，也无法知道他用多久。水银可能造成他当时的一些症状。

许多学者问到，如果贝多芬耳聋是梅毒造成的，但他其他的疾病大多被忽视，那么“伟大的模仿者”潜伏在其他疾病背后所造成的症状又如何。贝多芬的病历包括：严重的肠胃痛（痛得要死的腹绞痛）、可怕的头痛（他拔掉几颗牙齿，希望能够缓和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1815年，此后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健康）、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复发过一次）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齐，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作品81a，《告别》），晚年时脸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14]

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与眼睑内层的黏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辛德勒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史麦塔纳 [15]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16]诺伊迈尔发现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与结膜（连接眼睑与盖住眼球的细致黏膜）”[17]。

贝多芬自诉许多症状也许只是健康不佳。不过，发高烧然后长期生病，包括风湿病、关节炎、痛风、眼睛发炎、头痛、胃痛以及其他症状，不禁令人怀疑是梅毒引起的。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他不太相信医生，说他们是“医界之驴”（至少15次）。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1821年11月12日）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了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18]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贝多芬失去听觉极其沮丧。1801年6月，他写给魏吉勒的信上说：“那个绿眼魔鬼跟我开可恶的玩笑，我的健康糟透了。过去三年，我的听觉每况愈下。”[19]他在戏院里听不到乐器和歌手较高的音调，以甜杏油治疗没有帮助；格哈德·威林医生以某种树皮治疗也没有效果，只是在他的两臂造成痛苦的水泡，原本还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的耳鸣（威林“对这种疾病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与耐心”[20]）；格拉夫医生建议磨碎新鲜的辣根，以棉布包起来插入耳朵内也无效；约翰·施密特医生则建议电疗，直接以电流治疗他的听力。甚至在贝多芬死前七个月，他还满怀希望提到有个治疗耳聋的新方法——绿色核果仁的外皮泡在微温的牛奶，然后滴几滴入耳内。

他跟魏吉勒说，耳聋就像鬼一样纠缠着他；想象他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悲哀。但是他经历心境转变，以及快乐与沮丧轮流交替：“运用和展现我的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我要掌握生活，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被击倒。——啊！生命是如此美丽，我要再活一千次。”[21]

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22]

1802年10月6日，贝多芬到维也纳郊外一个村庄，写下自杀遗书给弟弟(但是没有寄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将他的失望归咎于失去听觉：

你们认为我是坏心肠、顽固或不愿与人来往的人，其实你们都错怪了我。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从小内心与灵魂充满善良，也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想到这六年来，我遭受到无望的折磨，那些无情的医生使我病情更严重，年复一年，骗我说有改善的希望，最后被迫面对持续不断的疾病（治疗需要多年，也许根本不可能治好）。虽然我天生热情主动，甚至对社会上各种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我很快就被迫自我退缩，孤独过活。有时候我想要忘记所有一切，但是突然警觉到我失去听觉，让我备感哀伤……有人站在我身边，他能听到远处的笛声，但我却听不到，或是有人听到牧羊人在唱歌，而我还是听不到，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这种事情几乎令我感到绝望；再绝望下去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我的艺术能让我活下去。啊！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世界，除非我能带走内心的一切。所以我苟延残喘活下去，对于一个敏感的身体，这样真是痛苦。我的身体可能突然之间从最好的状态变成非常差……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帮助你们，应该会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吧。——我满怀喜悦奔向死亡。[23]

四天后，他写了一封遗书，痛苦地告别家人，放弃治疗的希望，期盼纯粹喜悦的一天；他的内心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喜悦。

贝多芬的病历与他日常生活的细节，有什么迹象说是梅毒造成耳聋？梅毒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耳聋通常是在初次发烧第一年之后出现的症状。这是因为第八对脑神经受损所造成的。耳鸣发作时，老是听到铃声、嗡嗡声或嘶嘶声；先是听不到高音，然后所有的音域，包括说话的声音。失去听觉是渐进的，有时候会减轻，经常是在压力之下失去听觉。以梅毒造成耳聋的迹象为起点，我们从贝多芬传记中找出以下蛛丝马迹，至少第一位耳科医师的意见就足以证明，例如：

·第八对脑神经。诺伊迈尔写道：“贝多芬耳聋最可能的原因，是内耳或迷路的听觉神经失调。”[24]

·逐渐发作。诺伊迈尔继续写道：“一开始几乎没有发觉，随着内耳或是听觉神经结构的病理变化，不知不觉中失去听觉。”[25]拉金说：“贝多芬的耳聋是渐进的，有一阵子还是停顿的。”[26]

·耳鸣。1801年，贝多芬写道，威林医生给他胃药与治疗耳疾的茶，让他觉得健康好转，但是他的耳朵“不分日夜，不断有呼呼声与嗡嗡声”，他写道“如果魔鬼不要住在我的耳内，我会很高兴。”[27]

·意外事件造成听力突然受损。1810年，贝多芬狂怒之下跌倒在地，他写道：“我爬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耳聋，从此就一直失聪；医生说神经已经受损了。”[28]

·贝多芬指出，一开始是听不见高音。他在耳内放棉花以抑制低音，造成很大的痛苦。

哈钦森曾写道：“根据他所描述变成耳聋的模式，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解剖他的耳朵。”[29]他不知道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耳朵已经被解剖过。贝多芬的病理报告揭露，听觉神经已经萎缩，缺乏正常的一层髓磷脂，而且左边的听觉神经比右边细。[30]约翰·瓦格纳与卡尔·罗奇坦斯基在贝多芬家中进行解剖，为了更仔细检查，瓦格纳锯开头部两边的颞骨。这骨头本来放在玻璃罐中，存放于维也纳大学，后来失踪了。谣传是被系里的助教偷走，卖给国外的医生。

1863年，贝多芬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放在金属棺材中保存，这次从头盖骨中拿出更多的骨头。格哈德·布鲁宁将贝多芬的头盖骨放在他的卧室九天，才拿去重新入葬。1888年，贝多芬再度被挖出来，这次头盖骨已经腐烂，无法制作内部表面的模子。掘尸报告说得很没有礼貌：“贝多芬的头盖骨，实在很难让我们联想到美丽与悦耳。”[31]

解剖报告有检查梅毒吗？耳科医师肖恩·赛拉斯认为可能有，他说：“解剖发现脑干周围有变化，显示有局部的脑膜反应，可能是梅毒引起的脑膜发炎。同时代的医护人员诊断为梅毒，也为他进行治疗。他当时的硬化也是同样的疾病引起的。”[32]

贝多芬晚年，经常有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大街上疯狂跺脚，头发飞扬，边走边哭，或是哼着走调的曲子，似乎在与生命搏斗。他走路时大声怒吼，像是在赶牛。街上小孩爱作弄他，有一次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窥视住家的窗户，看起来像流浪汉。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外表，朋友晚上进入他的房间，将干净的衣服放在床边，他似乎都没发觉。

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传言四处散布。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33]他经常发脾气。弗朗茨·李斯特也发现他的不平衡，因而写道：“我公开表示佩服与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属于……今天所谓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不久之前，有人解释说，这种风格是因为贝多芬耳聋与精神失常造成的，这样说太不尊敬了）。”[34]

拉金描绘出贝多芬的晚年情景：“健康一直很糟，情绪低落，精神很紧张、多疑、觉得受迫害，在压力之下很不稳定，有时候狂躁，易冲动有攻击性，要求完美，耳聋，易怒。”[35]贝多芬曾经将一锅炖肉倒在侍者身上。梅纳德·所罗门总结说：“神经异常的征兆——突然发怒、无法控制情绪状态、对于金钱越来越着迷、觉得受迫害、无缘无故怀疑，持续到贝多芬去世。这都让维也纳人认为，这位最伟大的作曲家，是个极端怪异的疯子。”[36]这些症候与梅毒麻痹性痴呆阶段的症状吻合。

1827年，贝多芬患上肺炎。经过长期病魔缠身，显然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他写下简短的遗嘱，侄儿卡尔是唯一的继承人。手稿中纠结的字母、重复书写以及歪曲的线条，都是麻痹性痴呆开始的征兆。沃鲁克医生向他的朋友提出警讯，说他来日不多，贝多芬要求请牧师来。朋友围绕着他，他以拉丁文说：“朋友们，鼓掌吧，戏已经演完了”[37]。四瓶葡萄酒送过来之后，贝多芬喃喃说出最后的话：“可惜，可惜，太迟了。”[38]他死于1827年3月26日。

过去30年来，为什么潮流完全改变，不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要寻找这个答案，必须从医学文献去探索。许多专家都想推翻前人的结论，企图找出不一样的诊断，足以解释贝多芬的许多症状，结果往往只是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中某种发炎的症候。爱德华·拉金于1970年发表论文《贝多芬的病历》，这篇文章成为贝多芬诊断史的转折点，其结论是：“贝多芬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得过淋病，但是没有证据说他一生的病痛或耳聋是梅毒造成的，许多医学作家则做出其他诊断。”[39]

拉金认为贝多芬得的是全身性红斑狼疮，此论点被库巴与杨格驳斥为“不太可能”，该文发表于1996年的医学刊物《刺胳针》。库巴与杨将之前许多医学传记作家的意见，以“解剖刀开肠剖肚”[40]，逐一列出反驳的意见，认为变形性骨炎、结核病、肉状瘤、骨炎、惠尔普病都不可能，有可能的是克罗恩氏病 (结肠发炎)。结果被《刺胳针》的读者投书驳斥，列举出贝多芬的解剖报告完全无法支持结肠炎的诊断。虽然梅毒最足以解释为何贝多芬百病缠身，但是作者还是不列入考虑，只有在最后推测耳聋的原因时简略提到。他们的结论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全身都是病。”罗素·马丁在《贝多芬的头发》中低估梅毒的危害，他写道：“梅毒显然无法解释贝多芬遭受疾病的荼毒。”[41]

拉金1970年的论文，所包含的资料有贝多芬的梅毒诊断、水银治疗、早期传记作家对于他得梅毒的意见，以及从病历明显可以看出梅毒的发展过程，一直到逐渐精神失常。简言之，他的论文虽然否认梅毒，却为我们重新开启这个问题。同样地，诺伊迈尔的贝多芬健康摘要，虽然强烈地否认梅毒，但所提供的病历都指向梅毒。

贝多芬最后几个月的症状，显然是麻痹性痴呆发作。这阶段是警告梅毒的病程已经走到可怕的尽头，个性与行为可能发生改变。不一定会痴呆，但是会出现狂喜和狂怒。麻痹性痴呆的警告期间可能持续好几年，特色是狂喜、极端与甚至奇怪的状态，而且要求最完美精准，贝多芬行为上的改变与第三期梅毒初期并不相符。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贝多芬是否患有梅毒，这问题就被搁在一旁。偶尔有人写文章驳斥一番，通常只是支离破碎考虑一些线索，因此没有什么新发现。不过，以19世纪医学的观点来看，贝多芬曾经出现许多警讯的迹象，精明的临床梅毒专家应该会怀疑他患有此病而给予治疗。

为什么否认梅毒？概括而言，虽然贝多芬经常上妓院，但可能没有感染梅毒，原先的诊断可能是淋病而非梅毒。早期关于感染的资料“根本是不实的耳闻”[42]；可能是指其他性病；水银药膏可能是治疗其他症状（根据托马·裴佛曼所言，他认为以治疗lues的处方作为梅毒的证据，是“无知与恶意伤人”[43]）；发烧可能只是伤寒；年长之后的各种疾病可能不相干；个性的改变只是因为年老又失聪的作曲家变得任性古怪；萎缩的听觉神经与脑膜发炎可能是其他疾病造成；最后，因为没有发生痴呆现象，所以没有神经系统梅毒。

没有痴呆现象，这问题值得另外讨论。裴佛曼发现，反对梅毒最有力的理由，是贝多芬一生没有出现跟这疾病相符合的症状。这不是先天性梅毒，不是脑膜炎(漠视解剖所发现的脑膜状况)，不是脊髓痨，也不是梅毒瘤。他同时宣称这不是麻痹性痴呆，因为“麻痹性痴呆通常在三年内死亡”，而且贝多芬没有痴呆。“有时候古怪疯狂，但是没有痴呆。”[44]大家都以为麻痹性痴呆等于痴呆，忽略之间一段复杂且冗长的警告时期，这时候头脑灵敏清晰，但是下一步就是痴呆。一旦转成痴呆，麻痹性痴呆可能会在三年内致命，虽然经常不至于死亡，但这和贝多芬的案例是不相干的。

贝多芬认为自己得梅毒吗？如果他以水银治疗梅毒，可能知道是为什么。当时还不知道发疯与麻痹和梅毒有关，但是他可能知道，贝托里尼医生也可能知道，他的长期健康恶化就是从感染开始的。1819年，在一本对话簿中他提到一本书，书名就叫《论各种性病的确认与治疗之艺术》，作者是L.V.乐古南。贝多芬提到他无法改变的疾病，这个病逐渐将他带入死亡。[45]他在整封信中提到，他的“疾病”显然与耳聋有关，但因为耳聋不会引起死亡，因此致命的一定是其他疾病。

有三位值得信任的观察者——贝托里尼、塞耶与格罗夫，他们都认为贝多芬有梅毒，并且以水银治疗，还有好几位医生同意。贝多芬也在信中提到跟妓女有关的疾病。他年轻时发过高烧，从此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威廉·奥斯勒爵士认为，这场高烧与梅毒有关。海利根斯塔特遗书泄漏出自杀的沮丧，以及等待死亡的逼近。贝多芬的后半生，生理上有许多病痛，特征符合第二期梅毒。拉金将这些年的各种症状做出摘要如下：“结肠炎、风湿病、风湿性发烧、皮肤异常、脓疮、不断感染、眼炎、动脉发炎退化”[46]，都是梅毒的症状。第八对脑神经受损显示梅毒恶化，造成耳聋。谣传他晚年发疯，同时代的人指出他个性改变、狂怒、行为古怪、思想偏执，这些都是麻痹性痴呆发作的前兆。这时候贝多芬作曲的形式与表现达到最灵敏精致。

19世纪的医学界都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尽管如此，过去30年来贝多芬的乐迷还是否认，安东·诺伊迈尔是反对最卖力的人之一。这位临床医生、音乐家和病理学家，于1994年斥责塞耶，说他将梅毒这“恶魔”带入文学：“严肃讨论贝多芬病情的医学文献要永久排除这论调。”[47]他还谴责雅各布布森医生是“疯狂赞同这论调的人”。 诺伊迈尔抱怨说，有许多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任意猜测，有时候也有著名的医生加入，他发现布伦侯·斯普林格（跟塞耶一样是律师）犯了大错，将贝多芬也写进他的《才华横溢的梅毒病患》一书中。斯普林格责备贝多芬的医生使用过量的水银。诺伊迈尔大声斥责说：“这些非专业人士以治疗方法与处方来推测，得出性病的结论，是令人困惑又不正确的。”[48]他直截了当地否定梅毒，因为解剖并没有发现脑部有软斑块，覆盖脑部的黏膜没有病变，也没有梅毒瘤。(但是还没到梅毒第三期，这些症状在脑部会呈现出来吗？)不过，诺伊迈尔也知道，解剖报告描述脑部底层有肿起的柔软脑膜，这就足以让其他人认为是梅毒。

梅纳德·所罗门在他的贝多芬传记没有提到梅毒，但是以附注方式指出“据说他可能得过轻微性病，经过治疗效果卓著”[49]。这句话很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这性病轻微又成功治愈，而且是因为在贝多芬的生活中，性病的重要性只是附加说明而已。马瑞克说：“如果当时很难诊断活人，更不可能诊断已经死了一百年的人，无论是无心或有意，只会使事实更混乱。”他对于“许多医师”出版贝多芬的回溯诊断，但没有一致的结论，感到非常难过。[50]

为什么许多学者讨论贝多芬有没有得梅毒，只讨论初期阶段，却没有想到许多其他症状和他晚年心理不平衡可能就是线索？以贝多芬为例，可能是因为他雄壮宏伟的作曲风格改变音乐的发展，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不敢造次。诺伊迈尔写道：“他的不朽作品神圣不可侵犯，今天没有人敢表示轻蔑的批评。贝多芬的音乐让我们觉得好像进入圣殿，内心充满景仰。”[51]

理查德·瓦格纳对大师的平静沉着表示尊敬：“一位失聪的音乐家听到内心的和谐，不受生活噪音的干扰，他从内心深处告诉世界，而世界对他已经无言奉告，现在他像是一位先知。……没有任何艺术像A大调与F大调交响曲，带给这世界如此平静，所有的作品关系都很亲密，作曲者是在完全耳聋的时期创作出来。”[52]海涅(他有梅毒)发现贝多芬的晚年生活有个不祥的预兆：“他内心的声音不再只是记忆，而是幽灵的死亡声音，他后来的作品都印上死亡的标记，令人闻之颤抖。”[53]

我们想要找出梅毒的证据，可是没有。赛拉斯认为，如果从维也纳遗失的样本罐找不到，就无法得出确实的结论。但是耳骨能否提供确实的证据，甚至都还有疑问。贝多芬后期的音乐是音乐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快乐颂》，简直是超越完美之作。有人问贝多芬关于钢琴奏鸣曲，他说这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创作。贝多芬有没有得过梅毒，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马雷克提出他的意见说：贝多芬的病痛是因为螺旋体或是肉刺，毋庸置疑，这会造成很大的区别，至少对音乐是如此。[54]

[1] 菲力普·魏思（Philip Weiss）《贝多芬的头发说明一切》，《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30 November 1998。

[2] 德博拉·海登给《纽约时报杂志》编辑的信（10 January 1999）。

[3] 罗素·马丁（Russell Martin）《贝多芬的头发》（Beethoven's Hair,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0），p.227。

[4] 魏思，p.108-110。

[5] 爱德华·拉金（Edward Larkin）《贝多芬的病历》，收录于马丁·库柏（Martin Cooper）《贝多芬最后十年》（Beethoven:The Last Decade 1817-1827,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51。

[6] 乔治·马瑞克（George R.Marek）《贝多芬》（Beethoven:Biography of a Genius,New York:Funk & Wagnalls,1969），p.312。

[7] 马瑞克，p.12。

[8] 马瑞克，p.312。

[9] 伊丽莎白·普利格医生（Dr.Elisabeth Prieger）住在波昂，也是贝多芬乐迷，她的结论是水银处方“可以证明无疑是这个疾病。这些处方在著名的耳科医师普利兹手中。”普利兹的女婿向她保证，这些处方没有问题。普利兹注意到这个疾病的初期会损害第8对神经，他因而出名。传记作家纽曼（Ernest Newman）也没有怀疑：“贝多芬疾病的事实，似乎已经没有争议了。”（拉金，p.450）

[10] 拉金，p.449。

[11] 马瑞克，p.312：“早在1907年，著名的医生威廉·欧斯勒就认为，贝多芬那些伤寒感染的症候，其实是性病感染。”

[12] 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贝多芬》（Beethoven,New York:Schirmer,1977），p.220。

[13] 安东·纽梅耶（Anton Neumayr）《音乐与医学》（Music and Medicine:Haydn,Mozart,Beethoven,Schubert,Bloomington,Ill:Medi-Ed,1994）Vol.I，布鲁斯·库柏·克拉克（Bruce Cooper Clarke）译，p.258。

[14] 纽梅耶，Vol.I,p.232。

[15] 卡尔·史麦塔纳（Carl Smetana）医师，不要与捷克作曲家史麦塔纳（Bedrich Smetana）搞混了，史麦塔纳因梅毒导致耳聋，最后死于布拉格的精神病院。音乐学家怀疑，史麦塔纳1876年《弦乐4重奏》〔从我的生活（From My Life）〕的最后乐章，就是表现梅毒病患耳鸣的声音。

[16] 纽梅耶，Vol.I,p.274。

[17] 纽梅耶，Vol.I,p.274。

[18] 艾略特·傅比世（Elliot Forbes）编，《塞耶的贝多芬生活》（Thayer's Life of Beethove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Vol.II,p.779。

[19] 纽梅耶，Vol.I,p.240。

[20] 纽梅耶，Vol.I,p.242。

[21] 纽梅耶，Vol.I,p.244。

[22] 马瑞克，p.216。

[23] 菲利普·奥特克瑟（Philippe A.Autexier）《英雄作曲家贝多芬》（Beethoven:The Composer as Hero,New York:Abrams,1992），p.104-106。

[24] 纽梅耶，Vol.I,p.320。

[25] 纽梅耶，Vol.I,p.320。

[26] 拉金，p.440。

[27] 纽梅耶，Vol.I,p.312。

[28] 纽梅耶，Vol.I,p.310。

[29] 赫奇逊，《梅毒》（Syphilis,New York:Cassell,1909），p.111。

[30] 解剖报告：“脸部神经异常粗大，相对地，听觉神经却萎缩缺乏神经元；相邻的动脉膨胀得比乌鸦羽毛管还粗大，而且软骨化。左边的听觉神经很细，由3根非常细的灰色条纹连到第4脑室，右边则是由1根白色较粗壮的条纹连到第4脑室。”库巴（Adam K.Kubba）与杨格（Madelaine Young）指出，没有出现endarteritis obliterans的症候，通常它会伴随梅毒出现。《贝多芬医学传记》，《刺胳针》（Lancet）347,No.8995（20,January,1996）:167

[31] 纽梅耶，Vol.I,p.310。

[32] 史恩·赛拉斯（Sean Sellars）《贝多芬的耳聋》，《南非医学期刊》（South Africa Medical Journal）48（3 August 1974）:1585。

[33] 所罗门，p.256。

[34] 奥特克瑟，p.117。

[35] 拉金，p.460。

[36] 所罗门，p.262。

[37] 纽梅耶，Vol.I,p.301。

[38] 纽梅耶，Vol.I,p.301。

[39] 拉金，p.453。

[40] 库巴与杨格，p.167。

[41] 马丁，p.227。

[42] 托马斯·裴佛曼（Thomas G.Palferman）《贝多芬》，《伦敦皇家医学院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26（1992）:112-114。

[43] 裴佛曼，p.113。

[44] 裴佛曼，p.114。

[45] 马瑞克，p.6。

[46] 拉金，p.439。

[47] 纽梅耶，Vol.I,p.238。

[48] 纽梅耶，Vol.I,p.315。

[49] 所罗门，p.263。

[50] 马瑞克，p.313,315。

[51] 纽梅耶，Vol.I,p.225。

[52] 奥特克瑟，p.111。

[53] 奥特克瑟，p.79。

[54] 马瑞克，p.314。

第九章
弗朗茨·舒伯特：一生饱受折磨

烂如污泥贱如土，身心煎熬泪已枯，一生饱受折磨苦，末日已近归尘土。

——弗朗茨·舒伯特

贝多芬的头发样本最后落在桂瓦拉与布瑞安的实验室，不过根据《贝多芬的头发》一书的描述，这不是唯一的样本。另外一绺大师的头发，可能是舒伯特的。安东·辛德勒是舒伯特的朋友，是第一位帮他写传记的人，还曾经在舒伯特死前拿了他的60首歌曲给贝多芬。贝多芬好像说过，舒伯特内心有天才的火花。舒伯特经常在外套上别一朵白色的百合花，在维也纳举行的贝多芬葬礼上，他是持火炬者之一。

贝多芬耳聋之后，以书写的方式与朋友沟通，在这有名的对话簿中就提到过舒伯特。1823年8月，贝多芬的侄子卡尔提及，虽然舒伯特名声响亮却不爱曝光。舒伯特的确很隐蔽，因为他怕社交时显露出梅毒复发的迹象。最初他对此事严格保密，但朋友逐渐都知道了，互相在信件中告知，当然并没有提到名字。流言可能是从约瑟夫·本哈特医生告诉自己的女婿开始的。他为舒伯特与他的朋友弗朗茨·弗洛里安治疗，这两人似乎同时罹患梅毒。朋友都认为舒伯特被弗洛里安带坏了。舒伯特曾将自己的歌曲献给本哈特，两人因此成为至交。

舒伯特死后几十年，他的3位友人：约瑟夫·肯纳于1858年、威廉·柴利于1863年，以及弗朗茨·弗洛里安于1868年陆续小心谨慎地说出舒伯特得过梅毒的事情。肯纳说：“认识舒伯特的人都知道他有两种天性，而且差异很大，渴望欢愉的力量将他带入道德堕落的深渊，”他的结语暗示，“舒伯特的生活出现了一段插曲，很有可能是这段插曲造成了他的早熟与英年早逝。”[1]

图9-1　弗朗茨·舒伯特（Bettmann/Corbis）

1907年之前，没有任何刊物指出舒伯特得过梅毒，当时是奥托·埃里克·多利奇谨慎地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此事并举证明确，从此没有人再怀疑。尽管如此，大多数医学权威还是假设舒伯特死于伤寒，直到1980年，埃里克·山姆斯发表《重验舒伯特的疾病》[2]，将原因做一摘要，大家才接受舒伯特死于梅毒的事情。舒伯特在染病6年后死亡，享年31岁。

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天主教家庭，家中有14个小孩，父亲是老师。他从小在家学习小提琴与钢琴，并且在教堂学习管风琴。后来，他因为甜美的少年歌声而进入皇家神学院，唱诗班的老师是莫扎特的对手安东尼奥·萨利耶里。舒伯特16岁写出第一首交响曲，到死前他总共创作了一千多首曲子，包括6百首充满悲伤与渴望的辛酸歌曲，以及众多浪漫的抒情曲。他的音乐首演大多在夜间的私人聚会，人们称之为“舒伯特晚会”。除了亲密的朋友，他终生没有得到过赏识，日子过得很穷困。

大多数学者现在都认为，舒伯特1822年12月感染梅毒，当时他25岁。他本来非常健康，从此就经常生病而且很沮丧，偶尔表面看起来健康，就这样时好时坏。但没有记录显示，舒伯特在1822年12月参加过任何社交活动。1月7日，“舒伯特几乎完全康复，本哈特一直都陪伴他。”[3]1月31日是他的生日宴会，兴致高昂，接着是两星期的斋戒。2月，施温德告诉弗洛里安，说舒伯特不再戴假发，“第一次露出他的小鬈发”。[4]1823年2月28日，他写信给音乐出版商说：“我的身体状况还是无法走出房子。”[5]这可能是指他的梅毒有传染力，或是症状很明显。这个月他创作了A小调奏鸣曲，曲中充满悲哀、悔恨且郁郁寡欢。

3月初，他觉得好多了，他写道“每件事情都不一样”。不过，本哈特限制他的饮食，开了一份特殊的菜单——面包汤与小牛肉扇贝、大量的茶，而且要沐浴斋戒，这是典型的治疗初期梅毒的方法。但是，病情没有持续改善。舒伯特说：“没有人知道他人的痛苦。”[6]几天后，他写信给利奥波德·库贝威瑟，表示他对自己的状况完全绝望：

一句话，我非常不快乐，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想象一个人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只会更糟，不可能改善；我说，想象一个人最光明灿烂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只剩下深沉的痛苦，他对美好事物的热情“至少有些刺激”即将消逝，问问你自己，这不是一个最可怜、最不快乐的人吗？——“我无法平静，心情沉重，再也无法恢复往日情景。”这首歌我现在每天唱，每晚就寝时真希望就此长眠不起，每天早晨只让我想起昨天的悲痛。[7]

他充满深情地结束此信，然后送给朋友一千个吻。3月29日，他在笔记本上写着：

“痛苦与不悦，更加深理解，也加强理性。”

7月，库贝威瑟向弗洛里安报告，他听说了舒伯特生病，后来又报告说他“病得非常严重”。8月，舒伯特觉得好些了。他通知弗洛里安说：“我忙着跟沙菲尔通信，现在身体还不错。能否完全复原，我很怀疑。”[8]11月12日，他自己报告说“现在病得很重”。[9]10月或11月，他在维也纳总医院接受了几个星期的治疗。此时的他非常沮丧，不过也全心投入工作，谱出一整个系列的曲子。他写给信弗洛里安说：“我希望恢复健康，只要能康复，我就会忘记许多忧愁。”[10]

施温德在圣诞夜写信给弗洛里安说：“舒伯特好些了，他因为疹子必须将头发剪掉，不久就会再长出头发，他现在戴的假发很舒适。”[11]梅毒第一次发烧与出疹子，通常伴随着秃头症或是局部掉发，但是舒伯特12月的状况似乎是疹子复发，因为施温德的笔记提到，他的头发是剪掉而非脱落。

其次，他因为左臂太痛而无法演奏钢琴[12]，对这种疼痛他的说法是“痛彻骨髓”。口腔与喉咙受伤，让他无法唱歌，再也没有“舒伯特晚会”了。他觉得自己好像中毒。不过，他还可以作曲。他写信给哥哥费迪南说：“确实，快乐时光一去不复返，当时每件东西对我们而言，似乎都闪耀着年轻的光辉，但是这段时间我体认到痛苦的真实，我努力以想象力去美化〔感谢上帝〕……我作了一首雄伟的奏鸣曲与变奏曲，以自己为主题，都是四手联弹，我已经写好了，可以证明我说得没错。”[13]舒伯特所说的就是《钢琴二重奏》，C大调奏鸣曲与降A大调变奏曲。

1824年11月，舒伯特的健康再度改善，此时的他觉得“又变年轻了”。但是，没多久他又住院了。这一年的年中本来无恙，后来却病重到无法参加新年宴会。在他健康状况良好期间，施温德说舒伯特“像云一样无忧无虑，而且很健康”，弗洛里安对于朋友康复也表示欣喜。安东·奥腾瓦尔特提到有一次复原后：“舒伯特看起来健康又有活力；他心情愉快，谈话很友善，是那种发自内心真正的愉悦。”[14]舒伯特很欣喜地写信给父母说：“很高兴每个人都健康，感谢上帝，这让我自己觉得更健康。”[15]在这段康复期间，舒伯特为英国诗人司各特的抒情诗《湖上美女》谱曲，其中包括《圣母颂》。舒曼发现这时期的奏鸣曲“令人闻之落泪”。

1826年夏末，舒伯特又发病。他的朋友鲍尔菲尔德在日记中写道：“舒伯特病重，他应该吃‘年轻的孔雀’，[16]文艺复兴时期喜欢自夸的金匠与雕刻师切里尼声称吃孔雀治好了他的梅毒，有人推荐这个秘方给年轻人。”

这时候舒伯特正在谱写甜美感伤的歌曲集《冬之旅》，他感到非常空虚沮丧。朋友史包恩写道：“有时候舒伯特心情阴郁，看起来筋疲力尽。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说：‘你今天到施勒伯来，我唱一些感伤的歌曲给你听。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些歌曲比其他更令我感动。’他说得没错，我们很快就都倾心迷恋这些感伤的歌曲……目前没有比这更优美的德文歌曲了。”[17]舒伯特以充满感情的歌声，为朋友演唱完整的《冬之旅》。他们被这歌曲的阴郁感动得说不出话，从许多朋友的记录看出，他们发现舒伯特此后一直病得很严重。

1828年3月26日，舒伯特在朋友的要求下举行独唱演奏会，结果非常成功。这次演奏会是他作品最具创意时期的开端，包括他自己的安魂曲——降E大调弥撒曲。这时候他长期头痛、头昏眼花、血压突然直冲脑门。他也开始酗酒，脾气变得暴躁无法控制。柴利就指出：“他血液中的酒精增加之后，就躲到角落，很快就又出来大发脾气，破坏一切东西，像砸碎杯子盘子等，这时候他会龇牙咧嘴，眼睛紧闭。”[18]

1828年9月，舒伯特离开维也纳，跟着哥哥搬到郊外一栋新房子。一天晚上他和费迪南吃晚餐，费迪南在回忆录中提到：“10月最后一个晚上，他打算吃鱼，在吃了一口后突然扔下刀叉，说这食物让他感到恶心，好像吃毒药一样。从这时候开始，舒伯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吃药而已。”[19]

舒伯特每天散步3小时，他认为运动有帮助，但是在11月12日，他写信给弗洛里安说：“我生病了，有11天几乎没吃没喝，我在椅子与床铺之间步履蹒跚走来走去。林纳为我治疗。即使我吃了东西，也会很快就吐出来。”[20] 11月14日，舒伯特觉得很虚弱，继续躺在在床上工作，修改《冬之旅》。死前两天，他说头好像在燃烧。11月17日，舒伯特开始精神错乱，疯狂地唱歌，很难待在床上。11月18日晚上，他想象自己在地底下，要求费迪南不要放他一个人在那里。他死前对医生说：“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终点。”

舒伯特最后所听的音乐，是贝多芬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第131号，这是应他的要求在床前所做的私人演奏。舒伯特的葬身之处与贝多芬只隔了三座坟墓，后来，两人都被挖出来再重新埋葬。舒伯特的头还被切割下来，并且拍照。

对外正式宣布的舒伯特的死因是神经热，这很暧昧。山姆斯指出，为什么用这个名词而不是伤寒，毕竟大家已经接受伤寒一段时间了，显然是因为舒伯特死前的症状与伤寒很不一样。9月时，舒伯特曾经因为晕眩以及脑部充血接受治疗。当时他状况很好，还津津有味地阅读詹姆斯·库柏的书，还校对了错别字。他的朋友指出，他的状况看起来并不严重，当时的他还在规划未来。山姆斯提出问题：“伤寒的症状很明显，而且症候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对于一个垂死的末期伤寒热病患，这样的论断可以理解吗？”[21]

他进一步推测，舒伯特觉得被下毒以及晕眩、失眠、头痛，可能是因为水银中毒。舒伯特最后的医生是约瑟夫·威林，威林的父亲在1801年夏天为贝多芬治疗过，约瑟夫写了两本有关梅毒的书，以及一本有关水银的用法——《以汞剂治疗梅毒》。在第一次为舒伯特检查，并进一步做血液分析，就发现舒伯特没救了。

山姆斯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前的医学权威没有推测舒伯特的死因是第三期梅毒。他指出，严重贫血是第三期梅毒的特征，并且引用1963年肯纳医生的意见指出：末期的症状还有大脑动脉闭塞，“这是脑部梅毒直接造成的结果。”[22]舒伯特自知得了梅毒，这不仅在他的信中表明，在他充满死亡哀思的浪漫音乐中更是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这都是他最辛酸的证言，使我们更加了解梅毒患者的切身体验。舒伯特作品的旋律，表现出一个年轻人面临死亡的惧怕心境。他活得不够长久，没有体验到末期梅毒在最后阶段有时会出现的愉悦心情。他只知道梅毒初发阶段的痛苦：“每天早晨只让我想起昨天的悲痛。”

[1] 布理安·纽博德（Brian Newbould）《舒伯特》（Schubert:The Music and the M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178。

[2] 艾利克·山姆斯（Eric Sams）《重验舒伯特的疾病》（Schubert's Illness Re-examined），《医学时代》（The Musical Times）112,No.1643（January 1980）:15-22。

[3] 安东·纽梅耶（Anton Neumayr）《音乐与医学》（Music and Medicine:Haydn,Mozart,Beethoven,Schubert,Bloomington,Ill.:Medi-Ed,1994）Vol.I，布鲁斯·库柏·克拉克（Bruce Cooper Clarke）译，p.372。

[4] 纽梅耶，Vol.I,p.372。

[5] 奥托·多利奇（Otto Erich Deutsch）《阅读舒伯特》（The Schubert Reader,New York:Norton,1974），Eric Blom译，p.270。

[6] 纽梅耶，Vol.I,p.273。

[7] 纽梅耶，Vol.I,p.373。

[8] 多利奇，p.286。

[9] 纽梅耶，Vol.I,p.370。

[10] 多利奇，p.301。

[11] 纽梅耶，Vol.I,p.372。

[12] 纽梅耶肯定发现梅毒，但是他考虑到，手臂的疼痛是因为演奏钢琴太多，头痛是因为眼睛疲劳，因为他假设梅毒从1824年起就治愈。但是，梅毒在当时并没有药可医。

[13] 多利奇，p.363。

[14] 纽梅耶，Vol.I,pp.377-378。

[15] 纽梅耶，Vol.I,p.379。

[16] 纽梅耶，Vol.I,p.382。

[17] 纽梅耶，Vol.I,p.386。

[18] 伊丽莎白·麦凯伊（Elizabeth Normal McKay）《舒伯特》（Franz Schubert:A Biogra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147。

[19] 纽梅耶，Vol.I,p.391。

[20] 纽梅耶，Vol.I,p.393。

[21] 山姆斯《重验舒伯特的疾病》，p.19。

[22] 山姆斯《重验舒伯特的疾病》，p.21。

第十章
罗伯特·舒曼：“我是梅毒病患”

1831年，我是梅毒病患，以砷治疗。

——罗伯特·舒曼

天使（对着舒曼）口述舒伯特所有作品的精神，这是舒曼突然发疯之前一个星期的经历。1854年2月10日星期五晚上，舒曼突然严重耳鸣，强烈而痛苦的听觉混乱持续了一星期，直到变成音乐与“奇妙的”天使声音，包括一组天使主题的五首变奏曲。舒曼在1828年的日记里，祈望舒伯特能上天国。他在听到舒伯特死讯的晚上，彻夜哭泣：“舒伯特，你来自天国，太快就被召回去……你是天国的精神，春天的花朵是你的殓布。”[1]

图10-1　舒曼（Library of Congress）

这次发作之后，舒曼被送到波恩附近的精神病院，他的医生弗朗茨·里夏茨每天记录这位著名的病人，包括他的饮食、医疗、发怒、幻想。有时候舒曼发脾气和妄想症病发，里夏茨就记下：“不安、狂暴、喧嚣；殴打护理员，说‘每个东西都有毒’；晚上不断兴奋、咆哮、狂怒。”[2]其他时间平静理智，弹奏钢琴、作曲、写信、写日记。里夏茨的一则日记特别重要：“1855年9月12日，舒曼忙着计算财务之后，非常平静。最近写下各种简短的反省，以及内心忧郁的内容，例如‘1831年，我是梅毒患者，以砷治疗。’[3]

舒曼死后多年，里夏茨的日志都没公开，里夏茨姨妈的教子将日记传给教子的侄儿艾利伯特·雷曼，他在1973年继承之后，按照叔叔的要求，遵守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保密约定，将日记放在家中。他为此犹豫不决，经常因此失眠，最后在1991年，将日志交给柏林的艺术学院档案处。“即使著名的期刊”都曾报导，说克拉拉·舒曼为了跟布拉姆斯继续恋情，将丈夫硬塞到精神病院。医学史家与病理学家弗朗茨·弗兰肯根据这日记提出报告，平息此谣言。他的结论是，传说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是对“怨偶”，根本就胡说八道，而且忽略了一个事实，舒曼的命运是日耳曼浪漫主义最凄惨的悲剧。[4]基于里夏茨的记录中，提及“动手攻击医师”、“将给他喝的酒吐到火炉里，因为他觉得是尿”以及“殴打护理员”，他认为克拉拉将丈夫送到里夏茨的诊所，有其正当理由。

弗兰肯问道：“里夏茨的病情报告现在澄清舒曼疾病的诊断吗？这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确。里夏茨描述大脑退化的特征，与梅毒引起的进行性瘫痪显然有关。”[5]弗兰肯列出里夏茨报告中各种进行性瘫痪症状，指出舒曼说话困难且较难理解、抽搐、人格退化，以及最重要的是瞳孔放大程度不同。解剖报告也指向梅毒：“他描述在大脑底部有黄色凝胶状的团块，我们在一1981年就已怀疑很可能是梅毒瘤。”[6]在头骨底部所发现的骨瘤，也令人起疑。还有心脏的状况，彼得·奥斯华德形容为“肥大、软弱、所有的心室都太大”，他的评论是：“如果舒曼有梅毒，影响到心瓣膜或主动脉，可能引起心室扩大。”[7]里夏茨诊断为不完全的瘫痪；法兰肯认为这在今天是不证自明的，因为里夏茨不知道舒曼之前得过梅毒，所以不晓得与进行性瘫痪之间的因果关系。

“1831年，我是梅毒病患，以砷治疗。”这段话有明确的时间与治疗方法，显示舒曼知道自己感染梅毒。他可能隐藏这个秘密20年以上，有告诉克拉拉吗？克拉拉的传记作家之一南希·瑞琪认为，克拉拉不知道丈夫感染，也和舒曼的医生一样，认为舒曼工作过度而精神出状况。但也有可能他们共同保守这个秘密到最后。舒曼之前在日记中都没有提到，为什么最后说出这秘密？濒临死亡、害怕发疯、由于里夏茨认为外面的访客可能会刺激舒曼不断痴呆因此无法跟克拉拉见面，这些原因都可能使舒曼觉得，他的秘密不再那么重要了。他可能私自匆匆写下，不知道里夏茨将日记仔细抄录在他的医生日志中。

舒曼的父亲打破家族耕种的传统，成为书商与作家，他的母亲是外科医生的女儿，歌声媲美歌剧的演唱家。舒曼从小很有艺术天份，作曲、写诗、唱歌都行，还会演奏长笛、大提琴与钢琴。他到莱比锡学法律，这并非他的兴趣与所长。他向母亲抱怨说：“我对乏味的法律学永远不会有兴趣，一开始冰冷的定义就让我倒尽胃口。”[8]他活泼好动，喜欢剑术、骑马、体育。他在1830年7月30日的日记写道：“我整个生活就是在诗歌与散文，或者说音乐与法律之间，挣扎了20年……现在我站在十字路口，心里想着何去何从？”[9]最后，舒曼说服著名的钢琴老师德里希·维克收他为学生，终于选定以音乐为职业。

舒曼第一次见到魏克的女儿克拉拉时，她才9岁。克拉拉是天才儿童，她举行演奏会，在欧洲享有盛名，有一次在私人演奏会上，甚至连歌德也赞赏不已。虽然克拉拉是舒曼一生最钟爱的人，也是舒曼小孩的母亲，但是1831年，舒曼的感情放在一位名叫克里斯特尔的女人身上，日记中有时称他为夏丽塔斯。就在这一年，舒曼因为感染被送进医院。克里斯特尔住在魏克家中，可能是女佣或学生。

他提到夏丽塔斯，显然都和性欲有关，像是“夏丽塔斯完全达到高潮，还流血”、“充满热火般的热情”、“ 克里斯特尔兴奋一分钟”、“ 克里斯特尔也没有达到高潮”。1831年5月，他的日记提到在阴茎上有“创伤”，导致“刺痛与锥心之痛”，接着写下一句箴言：“只有罪恶带来复仇的女神。”克里斯特尔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发白。这对不幸的恋人分别向舒曼的朋友大提琴家克斯蒂安·格洛克请教。格洛克刚从医学院毕业，建议舒曼以水仙花的水浸泡脓疮，这是从盖伦时代就使用的药草疗方。舒曼在日记中写道：“包皮因为浸泡水仙花的水而感到刺痛。”[10]

这次发作之后不久，舒曼向母亲说觉得自己得了霍乱或类似的疾病。他因为无法集中思绪，在房中待了六天，忍受胃痛、心痛与头痛，再加上记忆丧失和觉得愤怒。看过格洛克之后，他写道：“但愿我可以成为天才，将那些烂人都杀死，我要把他们装入大炮里射死。”[11]6月8日， 21岁的他取得继承权，并且有义务服兵役。

格洛克规定要禁欲。6月15日，舒曼再度和克里斯特尔做爱，但是这次“心怀恐惧也没有那么享受”。他开始酗酒，并且在日记中透露想要自我毁灭的可怕倾向。“我又沉沦在烂泥中，难道没有人从云中伸手拉我一把？”[12]他提到“罪恶的日子，希望上帝和我的心灵可以原谅我。”[13]舒曼的病情转变，他的心情也好不起来。9月21日，他写信给哥哥尤利乌斯：“我心情乱糟糟，真希望一枪射穿脑袋。”那一天，他吩咐母亲，万一他死掉，应该如何处理他的财物，包括他的钢琴。

这个“创伤”是梅毒下疳吗？症状像是霍乱的发烧，还有伴随而来的忧伤，是第二期梅毒的症状吗？初期下疳通常不会痛，但如果伴随另一种性病的超级感染，就可能非常痛。散布全身的病痛、失去记忆、发烧导致无法集中精神以及所造成的忧伤，都是第二期梅毒的症状。

虽然1831年是最可能感染的时间，不过这只是因为舒曼觉得他在这一年感染，事实上可能更早或更晚。1825年，舒曼的姐姐埃米莉因为“日渐痴呆造成悲痛”而自杀，可能是溺毙或跳楼。当时埃米莉29岁，比舒曼大14岁。埃米莉有慢性皮肤病，必须“将毒药投入她身体上最宝贝的部位”[14]。就皮肤来说可能有牛皮癣，但是生殖器也有感染，而且沮丧忧伤不断加重，再加上“偶尔沉默的发疯”，都是梅毒的症状。奥斯华德认为：“埃米莉当然可能是器官中毒引起的精神病，甚至是梅毒，才引起皮肤病。”[15]如果埃米莉有梅毒，她可能因为共享杯子或是湿毛巾而传染给舒曼。根据斯托克斯估计：“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人得梅毒，那么其他家人有20%到40%的几率也会感染。”[16]

山姆斯提出第三种假设，认为舒曼是在学生时代感染梅毒。他曾经由弗朗茨·海特曼治疗，海特曼是使用顺势疗法的医生，也是顺势疗法创办人塞谬尔·海涅曼的学生。山姆斯追踪海特曼诊所的记录，发现有位病人因为梅毒造成指头下疳求诊。这个病人是舒曼吗？虽然这个假设证据薄弱，不过跟舒曼日记上一句话有关。舒曼到莱比锡上学之前，曾经去度假，并且记载“漂亮的女孩；旅馆老板可爱的妻子；罗珊童贞难保；渴望的吻持续不断；微笑的女侍；手指在裙底抚弄。”[17]只要几只螺旋体通过小擦伤的伤口，就可能进入皮肤，引起“梅毒下疳”。

舒曼右手的第三、四指僵痛，且“疼痛渗透到手臂”[18]。由于这时候他计划成为钢琴演奏家，手指僵硬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他四处寻访名医。1832年6月，他写信给母亲，说尤利乌斯会告诉她，他遇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他（跟着魏克）到德累斯顿找医生。8月时，他告诉母亲，他的公寓看起来像一间药房。他害怕开刀，因此拒绝看外科医生。他使用一套机器强化手指的力量，维克称为“手指酷刑”。虽然认为手指无法治愈，舒曼还是寻求各种偏方。卡尔·库尔教授建议一种奇怪的疗法，叫作“动物浴”。舒曼将生病的手插入一只刚屠宰的动物腹部，直到动物尸体变冷。他发现这方法不好玩，但至少可以增加力量，不过他害怕牛的天性可能会跟他自己的天性混在一起。库尔也叫他将手整天泡在温过的白兰地中，睡觉的时候以药草将疼痛的手臂包起来。

舒曼去看奥托医生，他以电击法治疗，用直流电使生病的部位麻木没有知觉。1832年11月，他放弃钢琴，告诉母亲说，以后他将演奏大提琴，因为这乐器只需要用左手的手指控弦。1833年3月，他接受卡尔·波尔蒂乌斯的治疗，此人宣称以电磁设备可以读出心灵的质量，舒曼向他母亲保证，这个人“不是吹牛或骗子”。[19]1838年，舒曼写给克拉拉说：“有时候我觉得很不快乐，尤其是我的手生病之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情况更糟了。……我只能将两根手指绑起来演奏，因为一根手指会绊到另一根……现在你成为我的右手。”［[20]舒曼的朋友罗伊特医生为克拉拉与舒曼这对情侣传信，他们因为克拉拉的父亲阻挠而分开，罗伊特医生为舒曼写两封陈情书，让舒曼免服兵役。罗伊特医生说因为舒曼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有时候半麻痹，因此无法使用来复枪。梅毒可能引起手的问题，或使本来的毛病更加严重。

1833年夏天，莱比锡一名非专业的开业医生海特曼，也是公认以顺势疗法治疗梅毒的权威，他告诉舒曼，使用对症疗法的医生无法治好他的病。海特曼承诺自己可以在三个月内治好舒曼的病，但不知道他说的是梅毒或手疾。虽然舒曼发现顺势疗法效力“薄弱”，但是海特曼的保证带给他信心。海特曼坚持严格控制饮食，不能喝咖啡与酒，只能喝点啤酒，他还开个药方，是奇怪的“微量药粉”[21]——可能就是砷，舒曼在精神病院还记得。两年后梅毒第二期应该会复发，顺势疗法经常用白色的砷治疗梅毒。

舒曼再度发烧而病倒，海特曼认为他会传染而将他隔离14天。舒曼写信给克拉拉说：“今天我将所有包扎伤口的绷带取下，医生不让我写信，我当着医生的面跟他开玩笑。我甚至威胁要攻击他，如果他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我就将疾病传染给他。现在他肯让我做了。”[22]如果绷带盖住的是第二期梅毒复发的伤口，海特曼这样做是对的。

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都无异议接受比乌斯（第一位揭露尼采得梅毒的神经学家）的诊断，认为舒曼是得了疟疾。奥斯华德则加上一个有趣的曲解，说疟疾是梅毒的现代疗法。不过，诺伊迈尔认为舒曼的症状根本不是疟疾。顺势疗法的医生指出第二期梅毒与疟疾之间的相似：“可能都很轻微，或者忽轻忽重，但最重要的特点是周期性，看起来像是疟疾，有时发高烧到华氏105度（摄氏40.5度），持续好几个月。”[23]

虽然舒曼发烧，他母亲约翰娜还是叫他回家，因为他哥哥尤利乌斯肺结核病危。从舒曼的回信可以看出他病得很严重：“你好像不了解我的病有多痛苦……每次呼吸都是一阵痛……每次去拿信，回来就直接躺到床上休息，累得好像再也爬不起来。”[24] 尤利乌斯死了，舒曼的大姨子罗莎莉也死了。关于罗莎莉的死，舒曼写道：

一个人就这样突然走了，想起来就觉得恐怖，最可怕的是因为“我失去理智”而被上天惩罚。我不断想到这点，所有的安慰和祈祷都没有用，反而像是轻蔑与嘲笑。我到哪里都感到焦虑，一想到“如果再也不能思考，怎么办？”我的呼吸就会中断……我恐惧万分，求诊时告诉医生所有的事情，比如我经常好像失去感觉，由于太焦虑不知道哪里要转弯，无论我是否完全无能为力都无法给人家保证，我可能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25]

那一年，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母亲：

我简直像一尊雕像，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热。只有强迫自己去工作，才感觉生命一点一滴回来……一阵强烈的潮热，说不出的害怕，无法呼吸，随时可能会失去意识，现在比前一阵子好多了。忧愁沮丧完全打乱我平静的心，如果你能略知一二，就会原谅我没有写信给你。[26]

1834年，舒曼可能向一位名叫欧妮思汀的女子求婚，虽然对方接受，但是后来舒曼了改变心意：“以我目前的病痛，我很怕在我受诅咒的手指上戴上珍贵的珠宝。”[27]克拉拉的父亲一直反对女儿与舒曼结婚，1840年，舒曼经过长期法律诉讼之后，终于跟克拉拉结婚，之后有几年过得很快乐。[28]舒曼娶克拉拉时，已经过了传染期多年。

弗兰肯写道：“在典型的潜伏期之后，舒曼最迟在1850年就开始神经衰弱，这是进行性瘫痪的前兆。”[29]如同我们经常看到，对于梅毒病患的研究，总是注意初期感染与末期症状，而跳过中间数十年“典型的潜伏期”，好像这期间发生的事在医学上无意义。但是，我们看舒曼这段时间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发作，而且大多是梅毒发展的症候。

罗伊特医生诊断出舒曼有容易中风的体质：“脑部、心脏与大血管充血，引起头昏眼花”，因此有中风的危险。舒曼不断抱怨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悲伤的忧郁症”，以及急性腹痛，并且因为沮丧忧愁而施以水疗与泻盐治疗，但是更加沮丧。克拉拉发现他费好大的力气，几乎无法走过房间。他说工作之后有严重的抑郁，有时候生病，有时候很有活力。他的日记充满这样的评语：“晚上发病——整夜失眠”、“生病，半想象，半真实”。他自诉的病情有：“精神疾病”、“中午十分焦虑”、“病恹恹的”、“焦虑与沮丧”、“忧郁症”、“虚脱”与“虚弱”。他描述自己“活在一个有妄想症的国家”，谈的是“愚蠢的妄想症想法”。舒曼请教海涅曼学校另一位顺势疗法的医生沃夫岗·米勒，穆勒认为药物的毒性使得许多病人病情加重。舒曼还请教骨相学家。他经常忧郁、紧张、急躁，也表示很害怕会发疯。

舒曼在一次“严重精神病发作”之后，与卡尔·卡鲁斯医生约诊。他们讨论他眼睛目前的问题，卡鲁斯开给他一些药。第二位医生黑尔比希则施催眠术来治疗，认为舒曼在作曲时陷入病态。舒曼拒绝黑尔比希医生的药，但是接受他的建议，以海绵沾冷水洗澡。他的耳朵开始有问题，不断听到歌唱与急流的声音，每个噪音都变成音调。他有不眠症，也抱怨脚有“可怕的风湿病”。

1852年3月，一场严重的精神病发作，舒曼的健康急转直下。那年夏天再度发作，这次更严重，胃口尽失，而且整个人更加虚弱。有一次度假，走完一段费劲的山路，舒曼昏倒了。回到家之后，他去看米勒医生，米勒认为只是太过劳累，处方是跳入莱茵河冷水中18次。舒曼听他的话。6月，他描述说：“还是很不舒服”[30]，几次之后，他说：“体力更差，非常疲惫。”[31]

克拉拉说她的丈夫“神经会抽搐”[32]。8月，他说神经持续震动，9月“后脑勺有烧灼感”以及“神经性头昏眼花”。指头与背骨有刺痛的感觉，以水蛭放血，有一次头昏眼花“听觉被奇怪的声音折磨”。他说话困难，并且会抽搐。

舒曼开始举行降灵会，跟已死的作曲家沟通。他捶打桌子，奏出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命运》的开头曲式。有一次到波恩，风湿病发作非常严重，向多米尼克·盖特医生求诊。艾利欧·史烈特认为，这时候脑血管中风可能和梅毒有关：“脑充血加上临床上非常短暂的中风，在麻痹性痴呆初期常见。”[33]他“说话的器官很奇怪地衰退”[34]，笔迹变得无法辨识，不过他的乐谱还是很整齐。舒曼指挥时开始掉指挥棒，他用绳子将指挥棒绑在手腕上。有人告诉他，除了他自己的音乐以外，再也不可以指挥其他人的曲目，他回答说：“莽撞、放肆。”[35]克拉拉也附和说：“主事者太粗俗。”[36]11月，这对夫妻到荷兰演奏一个月。舒曼的听觉问题更严重。

他第一次发疯，一开始在星期五晚上他听到天使跟他说话，到了第二天早上那声音变成魔鬼的声音。舒曼是罪人，要下烈焰地狱，土狼与老虎包围着他。1853年2月24日星期日，他工作得“非常欣喜”，满身大汗，他害怕自己会伤害克拉拉，坚持要去精神病院。他整理出要带的东西，第二天，暴风雨中到屋外游荡，走向莱茵河，因为身上没有钱，将丝质围巾给桥上的收费员。他纵身跳入河中，但是被一位渔夫救起。

3月4日，舒曼终于被送到精神病院。克拉拉悲叹道：“我好痛苦！……我的心都碎了，再也不知道他过得如何，他在做什么，是否还能听到声音……他睡得好不好，白天在做什么，他有没有问起我呢？”[37]狂妄的症候消退之后，舒曼又平静下来，但此后几个星期，他脾气暴躁，严重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出现幻觉且讲话毫无条理。医生对他的病历所知不多，因为没有请教克拉拉。布拉姆斯写信给克拉拉说，舒曼问到她是不是死了，因为他很久没有听到她的音讯——她寄来的信被扣住了。

尤利乌斯·格林前来探视，他说他的朋友说话温柔，似乎很和蔼可亲，看起来健康强壮，胖了一点。但是晚餐时，舒曼将酒倒在地上，说这酒被人下了毒药。他觉得院方拿其他病人的排泄物给他吃。布拉姆斯也来探视，他说舒曼状况很好，头脑清醒灵敏。医生告诉布拉姆斯，舒曼有时错乱有时清醒。舒曼也写点东西，但是笔迹混乱难认，而且经常忘记一小时前做过什么。

舒曼住院第三年去世，布拉姆斯前来探视时，他说话含糊不清没有条理。克拉拉要养家，还要支付住院费用，一听到他恶化的消息，就暂停旅行演奏来看他。她回想起他迎接她时，“他对着我笑，费尽力气拥抱我，因为他无法控制四肢。我永远不会忘记，全世界的财富都无法与我交换这个拥抱。”[38]第二天，她去看舒曼时，他四肢痉挛，说话狂暴。舒曼喝了一点她带去的酒，她认为舒曼还认得她。隔天，1856年7月29日下午四点，舒曼去世，当时克拉拉与布拉姆斯已经到火车站。她的日记写她回来后，“我站在他的遗体旁，我挚爱的丈夫已经安息了；我只想到上帝，感谢他终于解脱了。我跪在他的床前……似乎一个伟大的精神围绕着我——啊，但愿他能带我走。”[39]布拉姆斯颂扬道：“回想起舒曼的往事，这对我是很神圣庄严的。我永远以这位高贵纯洁的艺术家作为我的模范。”[40]

舒曼精神健全的最后四年有50首作品，关于这些作品的价值意见分歧。山姆斯认为在水平之下：“1849年的作品明显变差；往后更是如此，先是急剧升降，然后有些急躁。”[41]约翰·达华利欧则不同意此观点，他说任何人觉得舒曼后期的音乐成就衰退，是因为没有深入了解。舒曼最后的作品，有些克拉拉认为没有价值便销毁了。

舒曼的遗体葬于波恩。他和舒伯特一样，头颅被切下来做科学研究。贝多芬的部分耳骨在解剖时被取下，最后不知下落，舒曼的头骨也一样。

如果里夏茨的日志能够早日公布，精神病学家可能早就将舒曼的精神问题归之于梅毒。结果他们费了好大劲寻求适当的诊断，所列出的各种假设，看起来就像美国精神医学会诊断标准手册的目录。舒曼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综合说来有精神病、精神分裂、躁狂症压抑、优柔寡断、自恋、紧张性精神分裂症、偏执狂、压抑，以及强制性妄想症。

诊断的文献可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舒曼是精神分裂症，另一派认为舒曼得的是躁郁症。默比乌斯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年轻的汉斯·格鲁勒教授和默比乌斯意见相左，认为舒曼的病是“循环性精神病型态的躁狂症压抑”。默比乌斯反驳说，精神分裂与躁狂症压抑失调通常很难分辨，但是他坚持舒曼的状况不是因为外物入侵（如螺旋体）造成的。

彼得·奥斯华德（他引起大家公开讨论梅毒的问题）一直认为舒曼是精神病，不认同精神分裂也不赞成躁狂症压抑失调。安东·诺伊迈尔很委婉地反对同事奥斯华德，他提出一份很复杂的诊断：复合型精神病或周期性的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涉及大部分基本的精神疾病。他说：“精神分裂症有一种症候与周期性忧伤的症候很像。”[42]

奥斯华德写道：“天才与疯子经常被认为有某种关联。在舒曼的生活中，很难划分天才与疯子清楚的界线。多少传记作家、音乐理论家与精神病学家，为了分辨舒曼的创意与精神病行为，而感到困惑不解。目前没有一个诊断能够解释这些现象。”[43]梅毒能够解释所有的症状吗？舒曼的状况有没有不符合梅毒的症候？

山姆斯清楚地将舒曼梅毒的症状摘要如下：经常全身不舒服、耳鸣、眩晕、不眠症、头痛、抑郁、发疯的征兆、麻木、痉挛、书写困难、言语混乱、丧失记忆、中风、骨头与关节疼痛、精神病，以及验尸所发现的症状。

虽然还有些争议，目前学术界都倾向于是梅毒。诺伊迈尔说：“从1850年起，舒曼脑部的器官病变已经很明显，目前无可争辩，都认为这是梅毒引起的进行性瘫痪。”[44]约翰·达华利欧补充说：“虽然一直怀疑舒曼早年得过梅毒，但我们现在可以合理地肯定，确实是梅毒。所有的疑问都得到解答。”[45]

舒曼虽然疾病缠身多年，但还是创作不辍。麻痹性痴呆被称为“浮士德式的交易”，因为在发作之前几个月虽然很痛苦，但会周期性出现心情愉快的欣喜作为补偿。舒曼显然错失这项奖品，除了在他崩溃的时候，短暂出现天使合唱的歌声，以舒伯特的天国演奏会为他祝福。另一方面，他与克拉拉婚姻美满，和小孩关系稳定，许多梅毒病患则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

[1] 安东·纽梅耶（Anton Neumayr）《音乐与医学》（Music and Medicine:Hummel,Weber,Mendelssohn,Schumann,Brahms,Bruckner,Bloomington,Ill:Medi-Ed,1995）Vol.II,p.238。

[2] 1994年，柏林艺术学院档案基金会的一份文件中，有法兰兹·理察斯（Franz Richarz）在日记中引用舒曼的话。在这份文件中包括雷曼（Aribert Reimann）撰写的《舒曼的晚年：疾病记录》（The Last Years of Robert Schumann's Life:Record of an Illness）以及法兰肯（Franz Hermann Franken）的《舒曼在恩登利奇精神疗养院》（Robert Schumann in the Mental Institution at Endenrich）。

[3] 法兰肯，p.11。

[4] 法兰肯，p.8。

[5] 法兰肯，p.7。

[6] 法兰肯，p.7。

[7] 彼得·奥斯华德（Peter Ostwald）《舒曼：音乐天才的内心声音》（Schumann:The Inner Voices of a Musical Genius,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p.298。

[8] 纽梅耶，Vol.II,p.242。

[9] 纽梅耶，Vol.II,p.252。

[10] 纽梅耶，Vol.II,p.256。

[11] 奥斯华德，p.76。

[12] 奥斯华德，p.78。

[13] 奥斯华德，p.78。

[14] 奥斯华德，p.21。

[15] 奥斯华德，p.21。

[16] 约翰·司脱克（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1075。

[17] 纽梅耶，Vol.II,p.241。

[18] 纽梅耶，Vol.II,p.263。

[19] 纽梅耶，Vol.II,p.264。

[20] 约翰·达华利欧（John Davario）《舒曼》（Robert Schumann:Herald of a "New Poetic Ag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79。

[21] 奥斯华德，p.97。舒曼1833年6月28日给他母亲的信。

[22] 纽梅耶，Vol.II,p.266。

[23] 班奈吉（N.K.Banerjee）《淋病与梅毒的顺势疗法》（Homeopathy in the Treatment of Gonorrhoea & Syphilis,Delhi:B.Jain,1995），p.175。

[24] 奥斯华德，pp.99-100。

[25] 奥斯华德，p.101。

[26] 奥斯华德，p.103。

[27] 奥斯华德，p.113。

[28] 艾利欧·史列特（Eliot Slater）《舒曼的病》（Schumann's Illness），收录于《舒曼》（Robert Schumann:The Man and His Music,London:Barrie& Jenkins,1972），沃克（Alan Walker）编，p.409。

[29] 法兰肯，p.7。

[30] 奥斯华德，p.249。

[31] 奥斯华德，p.250。

[32] 奥斯华德，p.248。

[33] 史列特，p.410。

[34] 奥斯华德，p.259。

[35] 奥斯华德，p.270。

[36] 奥斯华德，p.270。

[37] 奥斯华德，p.278。

[38] 奥斯华德，p.292。

[39] 奥斯华德，p.294。

[40] 达华利欧，p.489。

[41] 山姆斯，《重验舒伯特的疾病》，p.276。

[42] 纽梅耶，Vol.II,p.362。

[43] 奥斯华德，p.xi。

[44] 纽梅耶，Vol.II,p.359。

[45] 达华利欧，p.484。

第十一章
夏尔·波德莱尔：“被诅咒的诗人”

我们血液里都有共和的精神，就像我们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是民主的，也是梅毒的。

——夏尔·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的主题是美与堕落，当时震惊了同时代的人，被指为淫秽。其中有6首诗与女同性恋、吸血鬼有关，被法国内政部公共安全局查禁。福楼拜看完之后写了一封深表愤慨的信给这位年轻人，问说到底他冒犯了什么？宗教？还是公共道德？福楼拜写道，告发一本诗集，这实在很新鲜。波德莱尔告诉母亲，《恶之花》见证了他对每件事情的憎恶与仇恨。诗人保罗·魏仑称他为“被诅咒的诗人”。

图11-1　波德莱尔（Spencer Museum of Art，University of Kansas）

波德莱尔的憎恶与仇恨，有多少是跟他知道自己得了梅毒有关呢？波德莱尔从来没有公开提起他的疾病，不过在家书中有提到。1861年5月6日，他向母亲承认道：“你知道我年轻时得了性病，后来我以为完全治愈。1848年之后，在迪戎复发，又消退了。现在转变成新的型态，皮肤留下疮疤，所有的关节都很僵硬。你可以相信我，我知道怎么回事。除了所遭受的悲惨状况，更糟的是我内心非常惧怕。” [1]这种悲伤和波德莱尔著名的狂放声明——“作家第一次看到校对清样时，像学童第一次出水痘一样骄傲”[2]——形成强烈的对比。

传记作家从波德莱尔与弟弟的来往信件中推断，他感染的日期是1839年11月或12月，当时他18岁，住在巴黎的拉丁区。他刚被军校开除，因为拒绝交出他写给另一位同学的纸条，反而将纸条吞下肚。他自己准备考试，并且考试通过。他住在拉丁区两年，从事写作，直到1841年母亲安排他去印度，希望他能因此放弃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提前回到巴黎，得到一笔巨额遗产之后，过得很奢华。1844年，他将遗产挥霍大半，家人向法院申诉，因此往后由法定监护人发放零用金给他。波德莱尔在巴黎写评论、散文、诗歌，他对库尔贝与德拉克洛瓦的艺术批评，得到某些人的赏识。他也完成自传体的小说《芳法罗》，翻译爱伦·坡（疑似梅毒病患）的书，称爱伦·坡是他的“灵魂双胞胎”，并在刊物上发表诗。

20年后，波德莱尔警告他的好友与出版商普莱·马拉希要小心他的梅毒，因为以他自己复发的经验，外表没事，不代表就治愈了。他觉得有可能治愈，他自己就很幸运治好了，他说：“你所说的症状，我以前也有。不过，我敢说，得过梅毒完全康复之后，身体更健康强壮。”[3]但是，他后来没有更健康强壮，因为他的梅毒并没有治愈。

波德莱尔的爱情生活是个谜。有些传记作家认为他和让娜·杜瓦尔只是窥淫狂的关系，而波德莱尔是个处男。由于他得过性病，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可能是妓女的地址，因此这种论调很难让人认同。纳达研究波德莱尔，副书名就叫“处男诗人”。纪德在日记上（1912年）记载，普鲁斯特认为波德莱尔是同性恋。纪德的日记写道：“‘你不会相信他曾经做过’……普鲁斯特说：‘什么！他大叫说，我知道的正好跟你相反；你怎能怀疑他做过？他，波德莱尔！’”[4]

波德莱尔与杜瓦尔断断续续同居1年，她是波德莱尔写作《恶之花》中“黑维纳斯”的灵感。我们对她所知不多，她话少，也没有留下文学作品。他们相遇时波德莱尔是个有钱人，虽然后来比较穷，还是设法时常接济她——无论他们有没有同居。她离开他时，他向母亲吐露，她是他唯一的娱乐、唯一的乐趣、唯一的同志。他10天没睡，经常呕吐，而且还哭泣。

传记作家可不像他一样喜爱杜瓦尔。罗杰·威廉斯描述她是“邪恶且贪得无厌的妓女，淫荡的动物，沉溺在各种性爱中。她无心无肝无血无泪，即使不是妓女，也有妓女的专业技能与天性。她很快就带领波德莱尔堕落，而且知道如何操控他。” [5]其他人则说杜瓦尔是个愚蠢淫秽、肮脏邋遢、虚伪不实、吸毒酗酒的女人。波德莱尔自己描述她是“没有感情冰冷的女神，冷酷无情、狡猾奸诈、性感却又孤高，只能崇拜她冷漠的形象以及毁灭性的性感。” [6]杜瓦尔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1870年，当时她正撑着拐杖独自走在巴黎街头。

波德莱尔24岁时，曾经留下遗书以及自杀声明给杜瓦尔，然后自己刺伤胸部（并无大碍）。“睡觉也累，起床也累，无法忍受下去。我要自杀，因为我对其他人而言没有用，对我自己则很危险。” [7]不过，他还要痛苦好几年才会死。

波德莱尔后来自诉的许多肉体上与心理上的病痛，都是梅毒复发的征兆。“疾病使得智慧与意志干枯，或是精神的怯懦使得身体疲惫？我不知道。我只觉得非常气馁，无法忍受这孤寂，一直担忧莫名的灾害，对我的力量完全没有信心，一点欲望也没有。” [8]在一次轻微瘫痪后，他自诉有消化不良与神经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这跟以前感染梅毒有关。1858年初，他向母亲抱怨说：“我想我生病了，我是个病人，即使这疾病是想象的，我还是个病人。我一直恐惧、心悸、喘不过气，尤其是在睡觉时，这不是生病是什么？” [9]

波德莱尔留下一段最有诗意的描述，暗示他精神错乱：“我以欣喜与恐惧培养歇斯底里，我现在眩晕，今天，1862年1月23日，我体验到一个不平常的警告：我觉得疯狂翅膀的风吹拂过我。”[10]

1865年2月，他曾经描述过发作情形：

现在病情暂缓，趁机写信给你。有时候激烈发作，今天早上我花了一小时才读完你的信……你祝我身体健康。过去一星期，我简直生不如死。感冒与神经痛或风湿病轮流发作，造成双眼肿胀。你也知道，我的肠胃有问题已达4个月之久。8月与9月里，这儿比较明亮温暖，我才好过一点。但是过去两个月，半夜总是会发烧。连续战栗与发冷好几个小时，最后天亮时我才筋疲力尽睡着，根本无法利用失眠的晚上写作，醒来时吓出一身冷汗，连睡觉也很疲惫。尤其是过去一星期，越来越痛苦。你也知道，痛苦之下没有勇气，除非是被动的勇气。完全放弃意志力……既痛苦又无聊……我都没有离开房间。[11]

他又说：“有好几次我以为康复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却又复发。” [12]他写信给他的法定监护人安塞勒说：“我的头神经痛发作，已经持续两星期。你知道这会让人愚蠢与发疯，今天为了写信给你和我母亲，我必须用纱布包扎头部，每个小时纱布都要拿去泡冷水。头痛没有去年严重，但是持续的时间更长。”[13]头痛让他意识模糊不清，他服用鸦片、洋地黄、莨菪以及奎宁。由于医生不知道他过去已经服药成瘾，所以他服用鸦片的药剂常是加倍或4倍。后来，他也服用鸦片酊，为了治疗晕眩还服用乙醚，以及自缬草根茎采制的镇定剂。

1866年1月，为了一件包裹，他在雨中的邮局忍受寒冷等了4小时，引起严重偏头痛。第二天他就病倒，在地上翻滚呕吐。他的医生可能不知道他得的是梅毒，而认为是歇斯底里。有位医生警告他不要阅读或作研究，好一个奇怪的处方，但波德莱尔也遵照医嘱。这个医生真是畜生，比起另一位强迫他戒酒的“血腥残酷”医生更糟。此时，他又自诉：“我又病了，病得很重。3天来不断晕眩与呕吐，只能躺在床上；因为即使我蹲伏在地板上，还是会跌倒……我刚才想回到床上，费了一番手脚，因为我很怕将扶靠的家具给推倒。” [14]波德莱尔告诉“畜生”马克医生详细的病情：“我想你开出的忌口食谱完全没有用，反正我都不会饿，我可以好几天不吃东西。心情激动，心智朦胧，喘不过气，头痛欲裂，感觉郁闷，充血，头昏眼花。站着就跌倒，坐着也跌倒；都是很快就倒下来。每次一想到，我就不舒服。头发高烧，冒冷汗。” [15]

1866年2月，波德莱尔写信给朋友夏尔·阿谢利诺，说他这20年来几乎都在生病。他描述说，头部严重神经痛，风湿病产生激烈的刺痛感，跌倒，以及呕出胆汁。有时候状况很好，然后无缘无故意识朦胧，接着头痛得要死，出冷汗、呕吐以及不省人事。他没有想到这跟梅毒有关，而是问道：“你知道这种病吗？以前有没有看过？” [16]雨果的妻子经常探视波德莱尔这高贵稀有的灵魂，此时她告诉雨果：“他的心智逐渐失常，有神经方面的疾病，这些因素造成他患上忧郁症。”[17]

波德莱尔在比利时的最后几个月，喝了许多白兰地，因此他怀疑自己因为洋地黄与莨菪中毒。1866年3月，他的麻痹性痴呆开始发作，文艺界开始传言他酒精中毒与滥用药物。他与摄影师涅特共进晚餐时，他神情忧郁，眼神迷离，而且言语困难。皮埃尔·迪费的记录指出：“他茫然失神，不断发抖，眼睛游移不定，好像被一阵恐惧点亮。” [18]晚餐后，波德莱尔到酒馆喝白兰地。涅特在酒馆发现他，扶他回到旅馆；翌日早晨发现他半瘫痪。确实的日期不得而知，可能接近3月20日，那天波德莱尔最后一次以自己的手写信。

“亲爱的母亲，我没有生病，但也没有很好。”[19]

两天后他就因为右半身瘫痪，必须躺在床上。他第二次发作，但是复原不错，还可以招呼雨果夫人。第二天雨果夫人就告诉她先生：“波德莱尔完了……这疾病几乎完全摧毁他的脑部，他们对病情感到绝望……这实在很悲哀，因为波德莱尔的精神是很稀罕的。” [20]

4月，普莱·马拉希发现，虽然波德莱尔还能思考，但头脑已不太清楚，他可以从朋友的脸上感受信息，但就像闪电一闪即逝。

波德莱尔瘫痪又无法说话，被送到慈惠姊妹会所开设的疗养院。他从来不肯跟着修女在胸前画十字，出口就是脏话，于是修女只好通知他母亲。他母亲先将这个亵渎神明的儿子送到米诺旅馆，再安排送回法国。起初她计划送他到布朗什医生在柏斯开设的著名精神病院；布朗什医生拜访诗人内赫瓦时曾经见过波德莱尔。不过，他母亲最后在1866年7月将他送到另一家疗养院。1867年8月31日，他面带微笑死在母亲的怀里。死因是脑出血或中风。

罗杰·威廉斯认为波德莱尔是在梅毒“潜伏期”，因此没有出现症状，他写道：“无论如何，波德莱尔认为1848年与1861年的疾病，都与1839年的性病有关，我们必须推论后来的疾病与梅毒无关。” [21]因此威廉斯的结论是，波德莱尔对于疾病的声明，有一种夸张的口气。威廉斯认为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病情发作时，是因为担心金钱而引起的。

虽然众所公认波德莱尔染有梅毒，但是笔迹专家分析他从1858年起的手稿，发现心理失调的迹象明显符合麻痹性痴呆，却缺乏其他心理疾病（如夸大狂）的先兆，因此认为他在脑梅毒发展初期就死了。

波德莱尔数十年来每天忍受梅毒的各种折磨：发烧、心悸、胃部紧张、腹泻、疲惫、风湿痛、神经痛、肠胃抽痛、偏头痛、喘不过气、肠疾、晕眩、瘫痪、严重沮丧，以及害怕发疯。在他的诗中，很清楚自己将是自己心灵的吸血鬼，被人抛弃，永远没有欢笑。如果他在诗中表达这种厄运：

一步一步，我们走进地狱

欢乐欣喜，经过黑如沥青的刺鼻蒸气

不过，他也能写出许多快乐的喜悦。如果他在腐烂的肉体中看到高雅，他还是守着这身臭皮囊，穿着像个洁净的花花公子，拿着顶端镶金的拐杖，穿戴着粉红色的手套、精致的白衬衫、长背心与长裤。

[1] 艾利克·锺吉（Alex de Jonge）《波德莱尔》（Baudelaire:Prince of Clouds,New York:Paddington,1938），p.55。

[2] 罗杰·威廉斯（Roger L.Williams）《恐怖的生活》（The Horror of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5。

[3] 发信日期1860年2月10日，威廉斯，p.48。

[4] 麦可·路希（Michael Lucey）Gide's Bent:Sexuality,Politics,Writ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

[5] 威廉斯，p.43。

[6] 锺吉，p.58。

[7] 威廉斯，p.10。

[8] 锺吉，p.180。

[9] 威廉斯，p.30。

[10] 威廉斯，p.52。

[11] 乔安娜·理察生（Joanna Richardson）《波德莱尔传》（Baudelaire:A Biograph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415。理察生认为波德莱尔1直为梅毒所苦，只有少数的传记作家认为波德莱尔久病缠身和梅毒有关，理察生是其中之一。

[12] 理察生，p.417。

[13] 理察生，p.432。

[14] 理察生，p.434。

[15] 理察生，p.434。

[16] 理察生，p.437。

[17] 理察生，p.443。

[18] 理察生，p.446。

[19] 理察生，p.446。

[20] 理察生，p.452。

[21] 理察生，p.49。

第十二章
玛丽·塔德与亚伯拉罕·林肯

我现在是最悲惨的人，如果我的感受能够平均分给每个家庭，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脸上会露出欣喜。

——亚伯拉罕·林肯

玛丽·塔德出身肯塔基州名门世家，1839年，她遇见亚伯拉罕·林肯，当时林肯是自学成才的律师与州议员。经过长期追求与一次取消婚约之后，两人于1842年结婚。他们生了4个小孩，只有长子罗伯特长大成人。1860年，林肯开始第1任总统任期，玛丽成为第一夫人。林肯一上任，南方11州就宣布独立。

内战接踵而至，打了5年，估计造成629000人死亡，有些人认为，其中有一半是死于疾病。1864年，林肯竞选连任。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福特戏院被约翰·布斯枪杀，第二天去世，玛丽成为寡妇。林肯死后，玛丽前往欧洲旅行，最后搬到芝加哥。

芝加哥的人发现她很古怪，穿着黑色寡妇绉绸，将现金与可转让的债券别在衬衣里，漫游街头。她疯狂购物，不知节制，原本没有房子可以装潢，却买了许多窗帘布。林肯资产的管理者大卫·戴维斯认为她在不到一个月内购买84双小孩的手套，根本是疯了。1875年，她和儿子罗伯特住在太平洋大饭店时，误以为电梯是浴室，服装不整就走进去。旅馆员工帮罗伯特带她回房间，她大叫儿子要杀害她。旅馆员工报告说，她很紧张容易受刺激。还有一名侍者听到她不断说：“我害怕，我害怕。”

罗伯特失望之余，只好申请拘捕令，以保障她与小区的安全。接受庭讯时，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只花了10分钟，就判决她因为发疯适合住在州立医院，也等于说她不适合在其他地方生活。芝加哥一位顺势疗法的医生维勒斯·丹福思作证指出玛丽“精神错乱”且“脑袋发烧”。她幻想有个印第安的鬼灵，从她的眼睛拉出线，取出她的颊骨以及下颚骨的弹簧，掀开她的头皮然后再把头皮放回去。

山谬·布雷克医生补充说，她的脑部退化，也就是痴呆，情况越来越严重。她认为有个穷凶极恶的男人跟踪她，这并非完全是幻想，因为罗伯特雇用私人警卫侦探平克顿公司的侦探跟踪她。罗伯特的证词确定她必须被拘押，他说：“我不怀疑母亲已经发疯，她一直造成我很大的焦虑。”

玛丽叹息道：“啊！罗伯特，想想我儿子竟然这样对我。”

当时甚至有家报纸的标题是：“精神错乱寡妇，悲惨生命又一章。”

随后，玛丽被送到私立的贝勒鲁精神病院，罗伯特·佩特森医生在

图12-1　玛丽·塔德·林肯（Library of Congress）

图12-2　林肯（Library of Congress）

此照料25名有教养的女士（他拒绝已知的梅毒病人）。他的诊断独创一格：玛丽·塔德得了“道德精神病”，产生一种强制力，无视于“对女性而言很重要”的道德天性。[1]降灵师召开降灵会时，太多的血液集中在脑部造成这种疾病。玛丽说她与死去的丈夫和3个儿子，经常以这种方式沟通。佩特森医生说，这就造成了精神失常。玛丽住在贝勒鲁精神病院不到4个月，法院就决定撤销拘留她的理由。

1882年1月1日，4位医生提出一份医学意见书，要求国会提高玛丽·塔德的寡妇抚恤金。他们向国会报告，玛丽有各种症状，包括“脊髓的索状组织失常，虹膜反射作用瘫痪。” [2]脊髓的症状是渐进的，最后会造成四肢瘫痪。没有辅助工具，她无法安全行走，视力也退化到正常视力的十分之一。

其中一位医生路易斯·沙伊告诉《纽约时报》说，林肯夫人因为在巴黎从椅子上跌下来，造成脊髓重伤。国会大表同情，将抚恤金由3000美元提高为5000美元，另外拨发15000美元作为背部医疗费。还没拿到一毛钱，她就在1882年7月15日死于中风。

1999年，诺伯特·赫希霍恩与罗伯特·费尔德曼审阅了当时的4位医生关于玛丽·塔德进行性脊髓疾病的报告，随后他们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他们从玛丽·塔德的病历判断她得的是梅毒。[3]赫希霍恩与费尔德曼发现这是很明显的脊髓痨病例，相信当时的医生都很清楚脊髓痨大多是梅毒引起的，医生们说她在法国从椅子上跌倒，脊髓受伤造成脊髓痨，很可能为了她的名誉（也为了保护利益，以免被喜欢吹毛求疵的国会扣留津贴）。

“1881年底，关于脊髓痨的医学知识已经很普遍，应该想到最可能的原因（梅毒），但是这4位医生无可避免选择最没有贬抑的诊断，在先进的医学中找出最可以接受的说辞。” [4]

哈钦森的结论是，众所公认脊髓痨“几乎只”发生在以前得过梅毒的病患身上。默比乌斯更进一步指出：“我越是深入思索，越肯定没有得过梅毒就不会有脊髓痨。” [5]赫希霍恩与费尔德曼指出，脊髓痨也可能因糖尿病引起，当时的医生并不知道。由于玛丽·塔德也可能有糖尿病，他们选择最无伤大雅的诊断，不过也不排除梅毒的可能性。[6]

脊髓痨的诊断对于玛丽·塔德的监禁，给了一个新的解释：“在庭讯时归因于精神病的症状，显然是脊髓痨所造成的。”[7] 赫希霍恩与费尔德曼指出，脊髓痨闪电般的极端痛楚，患者可生动地描述出，像是眼睛被拉出线，或如同玛丽自诉的，被人用刀碎尸万段、背部有锐利烧灼的痛楚，或是觉得像身受火刑。

但是，脊髓痨只能解释与肉体痛苦有关的精神症状，佩特森医生所描述的“道德精神病”，以及德赫希霍恩与费尔曼所提到的其他古怪与缺乏判断力的行为，又要如何解释呢？德赫希霍恩与费尔曼提到的行为，实在不像第一夫人所为，根本就是罪犯：“玛丽·林肯被公然指责收贿、暗中侦察、敲诈、浪费与偷窃，唯一没有被指控的只剩下通奸。” [8]

赫希霍恩与费尔曼指出，许多迹象暗示也有通奸的可能：“当时许多人传言她有通奸行为。”[9]例如，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耶茨，曾谨慎小心地对参议院说：“女人应该对丈夫忠实……我不该说得太详细。我很珍惜林肯先生身后的名声，愿上帝保佑亚伯拉罕·林肯的声誉名望。”威廉·赫恩登不喜欢玛丽·林肯，他曾写信给杰西·魏克说：“你知道有人说林肯夫人淫荡不贞之类的话。” [10]

玛丽·塔德至死都还相当敏锐机智，没有出现言语模糊或其他麻痹性痴呆的迹象，所以没有发展到麻痹性痴呆的成熟期，但还是有初期的症状，可能持续许多年，而且有异乎寻常甚至犯罪的行为，也就是旧教科书上所说“道德失检”。强迫性购物狂也是症候之一。[11]玛丽·塔德以前笔迹工整，后来有明显的退化。在她1882年写给诺伊斯·迈纳的信中，显示出神经性梅毒的警讯，每行最后的字母又大又挤，信纸的右边乱成一团。

玛丽·林肯可能有脊髓痨性麻痹的警讯，这是后期梅毒常见的症状，生理与心理上的病征都符合。[12]由于女性患脑梅毒者属于非典型，发病过程比男性长但较温和，精神病的特征也不是很明显，玛丽·塔德行为的改变经过许多年，有渐进性瘫痪、瞳孔固定以及急剧的病痛，因此推论她1882年死亡时可能有出现梅毒迹象的警讯。

威廉·赫恩登是林肯的朋友，曾经为林肯作传，两人合伙律师事务所18年。据赫恩登所言，林肯曾经告诉他，1835或者1836年，林肯在胡子镇感染梅毒。1891年1月，赫恩登写信给林肯传记合著者“友人魏克”，希望他不要将这个秘密写进去：

1887年，我在绿堡跟你提过，林肯还是小男孩时就得了梅毒，我一直没有详细说明，现在且让我道其原委。

大约在1835或者1836年，林肯在胡子镇和一位女孩有一段邪恶的激情，并且因此染上恶疾。林肯告诉我这件事，我记在心里，后来一时愚蠢写在我的小记事本上，又将记事本借给拉蒙，却忘了将这件事擦掉。1836到1837年，林肯搬到斯普林菲尔德与斯皮德住在一起，两人相当亲近。我想这时候他开始发病，他写了一封信给德瑞克医生（可别指望相信我们的医生），信的后半部他没有给斯皮德看——他不希望他知道这件事。斯皮德告诉我，林肯这封信有一部分不让他看。斯皮德写信给我说，他认为林肯给德瑞克医生的信有提到他、林肯对于安·拉特利奇的疯狂迷恋等等以及她的死亡。你可以在我们写的《林肯的一生》中找到斯皮德写给我的信。给德瑞克医生的信，一部分是关于他的疾病，并没有斯皮德以为的疯狂着迷情事。我记事本上所写的是一件荒淫的事，不该让世人看到。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将那笔记涂掉或烧掉。我写信给你，唯恐当年的荒淫往事将被揭露与误解。戴维斯法官说林肯不只对许多女人有强烈的热情，据我所知，这是很明确的事实；他对于结婚多年的妻子很冷酷，这也是事实。我写这封信给你详细解释，以备未来之需。我非常后悔对这件事情的所作所为。[13]

赫恩登在信末附言又提到，戴尔夫人看到这笔记，并且抄录下来，他很怕因此泄漏出去。

赫恩登说，林肯于1836到1837年搬到斯普林菲尔德与斯皮德住在一起，根据这封信所言，“我想这时候他开始发病，并写了一封信给德瑞克医生（可别指望相信我们的医生）。”但是，在《林肯的一生》书中，有一封斯皮德写给赫恩登的信，两者有奇怪的差异。斯皮德说写信给德瑞克，是好几年后的事情：

林肯写了一封信给辛辛那提的德瑞克医生，描述他的病情，此信很长，他还念给我听，发信日期是1840年12月，或者1841年1月初。我想他一定也告诉德瑞克医生他对拉特利奇小姐的爱慕，这一部分他没有念给我听……我记得德瑞克医生的回信说的是他没有亲自看诊无法为他开药方。[14]

第一份资料说的是，与德瑞克医生联络的时间是1836至1837年，应该是在胡子镇初次感染的一两年内，这时是有高度传染力的阶段。第二份资料说的则是1840年12月到1841年1月，这已经是胡子镇之后的4～5年，已经进入中期。德赫希霍恩、费尔曼与格里弗斯认为，与德瑞克医生联系应该是较后期。[15]

1840年12月到1841年1月，林肯发生不平常的事情，因此跟医生约诊治疗，是不是就是为了梅毒感染发作？林肯跟玛丽·塔德解除婚约时，提到“那要命的1841年1月1日”。根据赫恩登所言，他在新年那天留下她在圣坛：“新娘穿着白纱礼服，披着面纱，坐在隔壁的房间里，紧张兮兮地玩弄头上的插花。” [16] 这个故事尚有争议。林肯曾经发生严重的症候，他称之为“虑病症”，整个议会会期只去了一星期。他非常沮丧，以至于朋友不得不将他的刮胡刀收起来。这些事情与他秘密约诊德瑞克医生治疗梅毒有关吗？

对于不小心让胡子镇的事情泄漏出去，赫恩登在信中深表后悔。戈尔·维达尔认为，林肯“高山仰止”的形象，使得大家不愿意接受赫恩登的供述，而维达尔尔认为赫恩登的话是最可信赖的。“因为赫恩登没有理由说谎，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这事实。但是，因为没有圣人曾经得过梅毒，所以大家认为赫恩登说谎，一致反对他的说法。”[17]

赫恩登认为玛丽·塔德与亚伯拉罕都染患梅毒，因为林肯有3个小孩夭折。“可怜的小孩，他们现在都死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小孩的死因是什么？我有我的看法，可是不能跟任何人说。” [18]当时的人们认为梅毒有遗传性，赫恩登会这样想也不足为奇。

维达尔在NBC《今日》节目，以及在拉里·金的节目中，都提到玛丽·塔德有第三期梅毒或是麻痹性痴呆，这引起了林肯爱戴者的愤慨。维达尔还推测玛丽是被林肯传染的，这令林肯爱戴者更加愤怒。维达尔根据多年前芝加哥一位医生朋友告诉他的数据，而断定玛丽的精神状态。这位医生说：“对林肯夫人进行解剖（但是只解剖头部，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程序），发现脑部有生理退化现象，因此不只是神经官能症，以前都认为她的行为异常是因为神经官能症。” [19]维达尔并不知道曾进行过验尸解剖，他怀疑罗伯特·林肯可能销毁验尸报告，这报告或许能在美国瓦尔特瑞陆军研究院搜集的大量的总统资料里找到。它可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验尸报告与他的7根骨头放在一起。（解剖一事源自巴顿《林肯的生活》一书。）[20]

专研林肯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科伦特反应非常激烈，他说如果维达尔“稍微关心点事实真相”，翻阅《默克全科医疗手册》就应该知道，林肯夫人的症候完全不符合脑梅毒病患。维达尔在《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篇文章辩护，同样引用《默克医疗手册反驳》科伦特，还给科伦特取了个绰号，说他是历史系的“脱线先生”，出其不意地让科伦特颜面尽失。

麻痹性痴呆一开始是没知觉的，其特征是行为改变、无法做正确判断、头痛、失眠等，这些都符合当时人所看到林肯夫人的行为。他说：“我要感谢科伦特交给我这个罪证确凿的证据。” [21]他们可能都没有错：玛丽·塔德没有麻痹性痴呆，因为还未发作。

默克手册描述其开始是不知不觉的。

德赫希霍恩、费尔曼，再加上格里弗斯[22]，他们发表有关玛丽·塔德脊髓痨的文章之后，接着又在赫恩登所写的信上发现：“林肯先生大概每星期服用一次蓝色药物，以促进排泄。” [23]他们发现水银是蓝色药物或蓝色药丸的重要成分，林肯长期服用这种药。他们甚至依照1879年的配方，在实验室重制蓝色药丸，其中包含欧亚甘草根、玫瑰香水、蜂蜜、糖，再加上水银与枯萎的玫瑰花瓣。作者认为林肯可能被认为是忧郁症，以蓝色药丸治疗。由于梅毒病患也有沮丧与许多神秘的疾病，往往自认为是忧郁症，可能是因为他“梅毒开始发作”，同时有忧郁症，因此开给他蓝色药丸。

赫希霍恩、费尔曼和格里弗斯在《林肯的蓝色药丸》一文中，发现林肯对于药物治疗一事遮遮掩掩，他们的解释是：“对一个要竞选公职的人，诊断出有虑病症，等于是贴上耻辱的标签。” [24]如果是梅毒的话那更要慎重，最好是向外地的医生求诊。他们认为林肯是因为水银中毒造成神经系统行为的问题，比如狂怒。赫恩登回想起林肯在脾气无法控制时有如魔王，他曾经猛烈摇晃一个人，直到那个人牙齿格格作响。[25]他看起来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但是也有人看过他自言自语“狂乱而且没有条理”。他失眠、头痛，担心签名会颤抖。1863年，有人注意到林肯“显然日渐衰弱。我看他写张纸条，手不停颤抖，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他看起来疲乏憔悴。” [26]林肯也有预感自己已活不久，而且担心会发疯。林肯可能早就服用蓝色药丸，直到1861年就职典礼之后几个月，他还在服用。玛丽·塔德于1869年12月开始尝试，不过，她很快出现严重的药物反应，立即停止服用。

林肯被票选为美国历任最受欢迎的总统，玛丽·塔德的悲伤遭遇也一直令人怜悯。简·莫里斯在《一个外国人的探索》中提到：“所有的美国人对于第16任总统的爱戴，几乎已经到精神错乱的地步了。” [27]林肯自己对赫恩登说曾经得过梅毒，这段供述一直遭到漠视实在不是很奇怪。

赫希霍恩与费尔曼的文章认为玛丽·塔德确实罹患脊髓痨。后来他们又与格里弗斯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林肯向德瑞克医生求诊治疗纠缠他的梅毒之后，就开始服用蓝色水银小药丸，这更可以证实林肯夫妇都得了梅毒。果真如此，林肯的“虑病症”与忧郁症，以及玛丽·塔德晚年的怪异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

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健康医疗博物馆，是军方病理研究所的附属单位，展出有林肯头骨的碎片、他死后的几绺头发，以及他被暗杀后参与急救的一位医生衬衫袖口沾染的林肯血迹。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以林肯的这些遗物做DNA测试，看看是否有“马凡氏症候群”，这是一种基因疾病，其特点是手指特长、指节嶙峋，脚很大，脸部憔悴枯瘦。还曾为此召开委员会，讨论这种检测的道德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维克托·麦库西克，也是专门小组的发言人，他说在法律与道德上可行，但是检测可能会损毁这些脆弱的样本。也许有一天，军方病理研究所会宣布骨头检测结果，以平息这一问题。

林肯描述自己是最悲惨的人，他的一生除了梅毒，当然还有许多凄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赫恩登的供述，林肯自己说年轻时得过梅毒，那么我们就不能漠视该病也是他日后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赫希霍恩与两位同事所写的两篇文章，将林肯夫妇有关梅毒的历史与医疗信息摘要整理出来。他们不像维达尔，没有说林肯夫妇染患梅毒，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开启这问题，找出关联甚至相符之处，以新的方法与更严谨的态度来讨论。

[1] 珍·贝克（Jean H.Baker）《玛丽·塔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New York,1987），p.330。

[2] 《国会记录》（Congresstional Record），47th Cong.,1st sess.,Ap.430; No.77; House 578,pp.652-653。

[3] 诺伯特·赫希霍恩（Norbert Hirschhorn）与罗伯特·费尔曼（Robert G.Feldman）《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Mary Lincoln's Final Illness:A Medical and Historical Reappraisal），发表于《医学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54（October 1999）:315-332。

[4] 赫希霍恩与费尔曼《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p.535。

[5] 哈维（A.McGehee Harvey）与麦克库希（Victor A.McKusick）编，《再访欧斯勒的教科书》（Osler's Textbook Revisited,New York:Meredith,1967），p.342。摘自《医学原理与实务》，1982年初版。

[6] 赫希霍恩与费尔曼引用普莱斯（T.D.Pryce）《糖尿病的运动失调》（Diabetes with Ataxia），《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1887,I,883。关于此假设详见535-536页他们的论文。

[7] 赫希霍恩《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p.525。

[8] 赫希霍恩《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p.513。

[9] 赫希霍恩《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p.513。

[10] 伊曼纽·赫兹（Emanuel Hertz）《林肯秘闻》（The Hidden Lincoln:From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William H.Herndon,New York:Viking,1938），p.220。

[11]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在麻痹性痴呆警讯阶段也是一名强迫性购物狂，他与妻子珍妮（Jenny）最后一次在欧洲旅行时，带回他所购买的大量物品。

[12] 约翰·司脱克发现，48%的神经系统梅毒患者有脊髓痨，18.5%有麻痹性痴呆，7.4%有脊髓痨性麻痹。司脱克《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976。

[13] 赫兹，p.259。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L.Wilson）引用这封1891年1月的信，说：“以前都没提过，现在我向大家完整解释这件事情。大约是1835或1836年，林肯在胡子镇和一位女孩有过一段邪恶的激情，并且染上恶疾。”《荣耀之声》（Honor's Voi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98），p.127。接受布瑞安·蓝姆（Brian Lamb）电视访问时（1998年3月29日），威尔逊说：“如果我们相信赫恩登的话，林肯告诉过他，认为自己曾经得过梅毒。”

[14] 威廉·赫恩登（William H.Herndon）与杰西·魏克（Jesse W.Weik）《林肯的一生》（Herndon's Life of Lincoln,New York:De Capo Press,1983,173 n10）。

[15] 赫希霍恩、费尔曼、格里弗斯（Ian A.Greaves）《林肯的蓝色药丸》（Abraham Lincoln's Blue Pills），《生物学与医学展望》（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44,No.3（Summer 2001）:323。

[16] 赫恩登与魏克，p.169。

[17]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52-1992美国散文》（United States Essays:1952-1992,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693。

[18] 维达尔，p.667。

[19] 维达尔，p.692。

[20] 详见赫希霍恩与费尔曼《玛丽·林肯最后的疾病》，p.532。

[21] 维达尔，p.693。

[22] 赫希霍恩、费尔曼、格里弗斯《林肯的蓝色药丸》，pp.315-332。

[23] 赫兹，p.199。

[24] 赫希霍恩、费尔曼、格里弗斯《林肯的蓝色药丸》，p.328。

[25] 赫希霍恩、费尔曼、格里弗斯《林肯的蓝色药丸》，p.318。

[26] 赫希霍恩、费尔曼、格里弗斯《林肯的蓝色药丸》，p.319。

[27] 詹·莫理斯（Jan Morris）《一个外国人的探索》（A Foreigner's Quest,New York:DeCapo,2000），p.12。

第十三章
居斯塔夫·福楼拜：妄自尊大的偏执狂

没有人一出生就开始堕落。

——居斯塔夫·福楼拜

染患梅毒之前，福楼拜就知道有梅毒这东西。1836年，15岁的福楼拜和母亲的一位女佣初试云雨，他写道：“快乐就像梅毒，太快就得到，并且损害你的身体。” [1]

后来他果真染患梅毒——可能是在巴黎求学时，梅毒也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在巴黎时穿着黑色衣服，配上白领结与白手套，即使是大清早上课也是如此。金黄色的长发飘逸，海蓝色的眼珠，身材魁梧，相当引人注目。他的穿着高雅，但是行为轻狂。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曾经除夕夜在妓院与那里最丑的妓女性交，朋友在旁观赏，他说这话时嘴巴还叼根雪茄以示蔑视。可能是有位妓女把梅毒传染给他，算是报复吧。因此，本来性生活很活跃的他，1842年突然宣誓禁欲。根据各种资料显示，包括埃德蒙·龚古尔的《日记》，他真的禁欲好几年，不过1843年的信件也透露，他再度寻花问柳。

1849年福楼拜写信给朋友舍瓦利耶，其中一段显示他知道自己多年前感染梅毒，而且会一再复发；这段话一直遭到查禁。最初的感染症状似乎很轻微，因为他回想道：“你要知道，你的朋友似乎得了某种梅毒，身体逐渐损坏，什么时候得的无从查考。虽然症状已经治愈，但是经常复发。我有神经系统的症状，现在还会间歇地发作，以我目前居住的环境是无法治愈的，可能没有其他因素。” [2]

“神经系统的症状”开始于1844年1月1日，福楼拜第一次神经痛发作时正驾着双驹马车，他痛得跌在马车的地板上，看起来好像死了，持续时间有10分钟之久。哥哥立即帮他放血，他父亲是鲁昂著名的外科医生，在那之后接手照顾他，并且经常为他放血——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症状是因为体内血液过多造成的。福楼拜在两星期内又发作4次，2月里，他自诉：“我被灌肠又放血，他们用水蛭治疗，不能碰美酒佳肴，我是个死人。”[3]

图13-1　福楼拜（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迪康知道福楼拜得过梅毒，他目睹福楼拜多次发作，并且做过描述，所以对他而言不是秘密。他曾经问道：“你的神经状况好吗？你的梅毒，你很自傲的可爱梅毒好吗？”[4]福楼拜之后从父亲的藏书中寻找了有关神经疾病的资料来看，并且告诉舍瓦利耶他脑部充血，称之为“轻微中风”。他说他的神经像小提琴的弦在震动，他的胃、肩膀、膝盖像是树叶在抖动。痉挛发作时，一开始左眼感觉好像火在烧，然后是右眼。他躺在床上抽搐，然后睡着。后来他写信给情人露易丝·科莱说，他觉得自己在一场火焰洪流中被冲走。瞬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影像，就像烟火一样。“神经系统出血”时，他的灵魂好像从身体里被揪出来。

迪康“暗示福楼拜知道自己疾病的真相，因为感到羞耻而想要隐瞒。” [5]不过迪康没有说清楚是梅毒还是癫痫，或两者都有。福楼拜说神经痛可能与梅毒有关，这一点显示出他认为梅毒和癫痫是一样的。他可能是对的，因为梅毒性癫痫在感染梅毒第一年后是种相当严重而复杂的病。罗伯特·赫蓝·蔡斯说：“癫痫型态的发作是最严重的充血，一声惨叫之后，突然失去知觉，脸色苍白然后发红，口吐白沫，并且抽搐。”[6]迪康指出福楼拜的父亲福楼拜医生“羞辱、绝望、有一种屈服上帝听天由命的心态。” [7]他不愿谈论儿子的疾病，而且他从来没有做诊断。

1844年初，福楼拜涂抹水银药膏。他皮肤出现伤口，自己推测是梅毒引起的。虽然夏天病情比较不严重，但是他回到巴黎去法学院注册，却几乎每天复发，只好放弃学业回到家中。迪康仔细追踪朋友的病情，发现福楼拜的状况是他一生的转折点。福楼拜后来告诉露易丝·科莱，他的青春期因为持续两年的神经痛而匆匆结束。父亲福楼拜医生在鲁昂附近买了栋房子给他隐居写作，他也因此被称为“克鲁瓦塞隐士”。疾病与隐遁孤寂的生活，成为福楼拜日后写作经常出现的主题。

遮遮掩掩、宣誓禁欲、水银药膏、福楼拜认为与梅毒有关的皮肤出疹尤其是迪康提到的“你很自傲的可爱梅毒”，都说明当时福楼拜得的是梅毒。医学文献对于这几次发作还有许多争议，许多人提出各种假设，包括颞叶癫痫、歇斯底里、中风，甚至包括因为对学习法律感到仇视。1849年5月，福楼拜求诊了巴黎一位医生，得到的诊断是“长期慢性梅毒”引起神经失调。后来的学者作家相信福楼拜得的是癫痫，因此批评这位医生误诊神经系统的症状。

罗杰·威廉斯认为福楼拜不是重癫痫病发作，而是局部性或是癫痫型态的发作，这种病在1863年被称为“杰克逊氏癫痫”，以纪念修林斯·杰克逊医生。[8]这并非排除梅毒。约翰·斯托克斯在《早期神经系统梅毒的病理学与临床症状》一章中，描述了梅毒病患的癫痫，其特色是有癫痫型态的抽搐，并指出了临床的迹象：“可能出现杰克逊氏癫痫或是在其他受感染区域有局部的症状，没有后遗症。” [9]他也指出“杰克逊氏癫痫的特性与梅毒没有清楚的区分，因此必须从血清以及其他可靠的临床证据来确认。真正的癫痫与梅毒患者癫痫型态的抽搐，在临床上很相似，有些案例难以辨别。” [10]

福楼拜离开巴黎成为作家而不是律师，“克鲁瓦塞隐士”写出《包法利夫人》而不是诉讼状，也许就是因为梅毒。他推动写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宣告浪漫主义小说的结束。小说《包法利夫人》描写一位浪漫的少妇，嫁给平庸无趣的小镇医生之后，追求幸福爱情的故事。这部小说原本遭到查禁，最后提起诉讼翻案成功（波德莱尔对此大为赞扬）。

1849年秋天，福楼拜走出隐居生活，开始一年半的旅行，接着与迪康到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希腊与意大利。他母亲认为旅行应该有益健康，因此同意他外出。福楼拜与迪康在埃及住了两个月，然后搭乘双帆的蓝色小船溯尼罗河而上。

1850年3月13日，福楼拜告诉路易·布耶他与著名交际花库恰·哈涅共度春宵的情形：“我狂热地吸吮着她，她的身上满是汗水，跳舞之后很疲惫，身体发冷。我帮她盖上毛皮大氅，她就睡着了，她的手指和我的紧紧相扣。我几乎没有阖眼，整夜都在无边无际地幻想……妓女都不错——第三个特别有劲，最后一个很温柔。” [11]

他（浪漫地）想着，不知道她会不会记住他。如果不会的话，其他人应该会。他的家书是很棒的旅行报导，但是写给路易·布耶的却是性爱旅行日志以及散播性病的报导。1850年11月14日，福楼拜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布耶：

亲爱的先生，我告诉你，我在贝鲁特时出现7个下疳（我最早注意到是在龙之地罗德），最后合并成两个，然后成一个。我在这种情况下，骑着马从马尔马里斯到土每拿。每天早晚，都要为这承受痛苦的器官包扎敷药。最后它自己好了，两3天内伤疤将会愈合。我现在很小心照料，我怀疑是玛洛尼那个女人给我的这个礼物，或者是一个土耳其小女人。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哪一个？真麻烦！[12]

他继续说道：“上星期迪康发现有两处伤口，虽然他已经有6个星期没有性交，但我看很像是双头下疳。如果是的话，这是我们出发以来他第三次感染梅毒。这根本不像是为了健康而旅行” [13]——该怪自己还是别人！

3个月之后，他告诉布耶（1851年2月10日，在派特斯）：“至于我呢，我可怕的下疳终于愈合，硬块还是很硬，但似乎逐渐消失。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在消失，而且更快，那就是我的头发。” [14]整趟旅行福楼拜都很虚弱疲惫，不断发烧，下腹部出现小红斑。抵达罗马时，已经病了6个月。一粒睾丸有问题，脸部神经痛非常难过。

由于梅毒再度感染并不会出现下疳或红疹，福楼拜在埃及感染的可能是类似软性下疳的其他性病。菲力普·利可的名言是：你不会得两次梅毒。不过，现在知道，由于后来的感染不会产生惯常的初期伤害，这种“沉默的再感染”可能诊断不出来。《默克全科医疗手册》上说：“感染接受过治疗，并不能因此免除下次再感染。”福楼拜下腹部的小红斑是局部的，并不像是第二次感染的全面性红疹。

福楼拜和他的朋友听说埃及男妓很普遍。由于他们旅游是要增广见闻，而且肩负政府交代的任务，因此他们认为有责任测试这种“射出模式”。福楼拜对朋友说，他在土耳其浴室里和一个缠头巾有痘疤的年轻男子做得很成功。他承诺说，这个实验一定要继续做。他们在开罗参观一家医院，在院内感染梅毒的奴隶脱掉裤子，掰开屁股露出他们的下疳。在回家的归途中，他们顺道前去意大利与希腊。无论是因为梅毒或是其他新感染的性病，福楼拜以水银按摩全身，但头发仍迅速脱落。班雅曼·巴尔特指出，福楼拜继续以“水银甚至更多的水银” [15]治疗自己许多年来感染的性病。

这两位好友在贝鲁特拜访一处法国人聚居地，福楼拜自称在午饭前享用3名年轻女子，吃过甜点后又一位；他在这些女子面前清洗生殖器，让她们感到震惊。迪康虽然于埃及出现下疳，还是在这次午餐中有过一次性交。他们在君士坦丁堡都感染性病，迪康是第三次。福楼拜一天两次用水银敷药处理下疳，他认为在贝鲁特那次午餐狂欢会就开始出现。他到男妓区参观，但是因为病痛在身，只是看看而已。

朱利安·邦尼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中，说福楼拜是个好人“除了他在埃及那件事情之外，他身染梅毒还想跟妓女上床。我承认这有点虚伪自私。” [16]这妓女发现他有脓疮，于是将他赶走。洛特曼发现，“现代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当时没有预防疾病的观念，甚至不在乎传染给他人” [17]。

第二年，福楼拜经常思考他的许多疾病，一直不确定自己出了什么毛病。他写信给乔治桑说：“我的体内一直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一定有隐秘的原因造成我的沮丧。我觉得苍老、疲惫、厌恶一切……可能是工作让我生病，因为写这本书简直要让人精神错乱。” [18]在给嘉涅特夫人的信上，他很担心地说：“至于我则更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人也都不知道，‘神经官能病’这名词代表许多不同的现象，也说明医师的无知……从我每天晚上睡10至12个小时来判断，可能是脑部受损。我很想知道，脑部是不是开始软化了？” [19]

他继续说道：“我喜怒无常，黑色看起来像粉红色。”他感到很迷惑：“尤其是过去6个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感觉病得很严重，但是无法说得更明确。” [20]去瑞士旅行之前，他说自己非常疲倦，很虚弱，而且很愚昧，觉得行将就木。他的神经像是绷紧的铜线，拿起笔来好像沉重的桨。

根据自述，福楼拜的症状包括胃痉挛、肠子不舒服、极度紧张、风湿病（服用溴化钾镇静剂）、皮肤病让他觉得像是麻风病、不断咳嗽、背部和头部严重疼痛、失眠、慢性头痛与腰痛。

1854年8月，福楼拜告诉布耶，打算向名医利可求诊，但显然没去。他以水银与碘化物治疗梅毒肿瘤，曾批注说“可怕的水银流涎症”，说明他采用强烈的水银疗法；就这种疗法而言，流出3品脱的唾液也是很可观的。福楼拜描述他的治疗方式，相当生动：

泻药、通便、水蛭、发烧、绞痛、3个晚上失眠，许多麻烦的事情，这个星期我就是这样过的，敬爱的先生。从星期6晚上起，我就没吃东西，而且我到现在才能开始说话。简单说，星期六晚上舌头突然开始肿大，我以为要变成牛舌了。舌头从我嘴巴里突出，我必须将下颚拉开。我可以告诉你，实在很难受。不过，多亏水蛭与冰块，从昨天起觉得好多了……整整病了一星期，可怕的水银流涎症，我敬爱的先生；我无法说话或吃东西——发高烧等等。多亏通便、水蛭、灌肠剂！！！以及我“强壮的体格”，终于摆脱折磨。如果我的肿瘤与发炎消失，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毕竟已经消除一半了……6个星期内我不会去找伟大的利可医生。同时我要经常服用碘化物。[21]

1880年5月8日，福楼拜准备好行李要去巴黎，洗过热水澡之后觉得晕眩。他召唤女佣去请医生，医生到达时发现他倒在土耳其沙发床上，心脏还在跳动，壁炉架上他的烟斗仍有余温，里面还有许多烟草。他脖子皮肤的表面可以看到“黑色项圈”。莫泊桑赶去了克鲁瓦塞，他回忆说：“在渐渐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他瘫在沙发床上，庞大的身躯，脖子肿胀，喉咙发红，像是一个被击倒的巨人，看起来好可怕。” [22]他花了3天的时间处理尸体，并协助医生为福楼拜穿上寿衣。他写信给屠格涅夫时，谈到了“黑色项圈”。

多年来关于福楼拜的死因有许多说法，除了梅毒性心脏病之外[23]，还包括中风与癫痫。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埃德蒙·勒杜所提出的，福楼拜是自己在浴室上吊。朱利安·邦尼说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其实就像在说他以安眠药使自己触电致死一样不可能。

福楼拜的葬礼，有300人参加，之后他长眠于鲁昂。葬礼的插曲之一是因为墓地太小，挖掘坟地的工人无法将棺材放进去。龚古尔全程参与了葬礼，他后来在《日记》里记载此事：“啊！可怜的福楼拜，在你遗体周围的种种人情世故，你可以用来写成小说。” [24]

[1] 朱利安·邦尼（Julian Barnes）《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New York:Vintage Random House,1990），p.24。

[2] 艾尼德·史塔基（Enid Starkie）《福楼拜》（Flaubert:The Making of the Master,New York:Atheneum,1967）Vol.I，p.91。

[3] 赫柏·洛特-加龙省曼（Herbert Lottman）《福楼拜》（Flaubert:A Biography,Boston:Little,Brown,1989），p.57。

[4] 洛特-加龙省曼，p.57。

[5] 罗杰·威廉斯（Roger L.Williams）《恐怖的生活》（The Horror of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127。

[6] 罗伯特·赫蓝·蔡斯（Robert Howland Chase）《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esis:Practical and Clinical,Philadelphia:P.Blakiston's,1902），p.133；哈钦森《梅毒》（Syphilis,New York:Cassell,1909）：“一般典型癫痫与因为神经末梢受到刺激（如梅毒）而发作的癫痫，杰克逊辨别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杰克逊癫痫通常只有一只手或脚开始痉挛，在病人失去知觉之前，有间隔暂停”；卡尔·布朗宁（Carl H.Browning）与艾维·麦肯辛（Ivy Mackenziem）《梅毒诊断与治疗的新方法》（Recent Method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yphilis,London:Constable,1924）：“癫痫性或癫痫型态的抽搐在梅毒各阶段可能发生。梅毒第2期渗出性脑膜炎的前兆可能就是癫痫性发作。梅毒瘤和肿瘤1样，可能引起局部性现象的杰克逊癫痫”。

[7] 洛特-加龙省曼，p.57。

[8] 关于福楼拜发病的各种假设，尤其是有关赞成与反对癫痫症，请参见威廉斯，p.204-212。诊断文献一直都忽视梅毒，因为有些人认为福楼拜后来才感染，有些人则不熟悉梅毒性癫痫。威廉斯认为“也许福楼拜1849年前没有罹患梅毒，之后才疑似感染”（p.154）。朱利安·邦尼也认为是以后才感染的：“1850年，福楼拜在埃及感染梅毒”，p.29。

[9] 约翰·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614。

[10] 约翰·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一版（Philadelphia:Saunders,1926），p.945。

[11] 弗朗西斯·斯第玛勒（Francis Steegmuller）编译，《福楼拜书信集1830-1857》（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7。

[12] 斯第玛勒，p.129。

[13] 斯第玛勒，p.129。

[14] 斯第玛勒，p.135。

[15] 班哲明·巴特（Benjamin Bart）《福楼拜》（Flaubert,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7），p.221。

[16] 邦尼，p.134。

[17] 洛特-加龙省曼，p.94。

[18] 亨利·特洛亚（Henri Troyat）《福楼拜》（Flaubert,New York:Viking Penguin,1992），乔安·平克汉（Joan Pinkham）译，p.283。

[19] 特洛亚，p.282。

[20] 特洛亚，p.282。

[21] 斯第玛勒，pp.239-240。

[22] 特洛亚，p.338。

[23] 雷诺（M.Renault）于《医学文集》（Le Concours Medical,22,January,1939），认为梅毒是福楼拜的死因。让·茂理恩（Jean-Maurienne）认为福楼拜大动脉的动脉瘤破裂，因此造成黑色项圈，由于大动脉瘤通常是梅毒造成的，因此他被指控破坏福楼拜的声誉。

[24] 史塔基，p.305。

第十四章
居·莫泊桑：“终于，我得了梅毒！”

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

——居·莫泊桑

埃米尔·左拉是在福楼拜家中的午餐会认识莫泊桑的，左拉眼中的莫泊桑是这样的：“中等身材、虎背熊腰、肌肉结实、脸色红润。他是一个令人敬畏（令人钦佩？）的划船手，喜欢在塞纳河上一天划上50。”[1]这位年轻人最初是很害羞的，后来却很喜欢吹嘘他的爱情生活，这让他和福楼拜一样成为大笑话。莫泊桑宣称他可以连续20高潮。据说，有一次他在证人面前，一小时之内与6名妓女性交。他以收集情人著称，就跟他人喜欢收集鸟蛋或邮票一样。莫泊桑的传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却认为有关他年少轻狂的故事都是假的；唉，可怜的莫泊桑最后还是成了风流鬼。

莫泊桑许多朋友都知道他得了梅毒。谢拉德叙述过这对他生活与作品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用过“梅毒”这个字眼，而是使用了比较婉转浪漫带有诗意的说法，比如“无限小的妖怪，却带来喜马拉雅山一样庞大的痛苦”[2]，“那不勒斯的魔鬼”以及“从哥伦布时代以来，人生中可能遭遇的最残酷最危险的东西，已经侵袭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且正“偷偷摸摸展开其残暴的行为”。他最喜欢使用的同义字是“大悲”，毫无疑问他指的是梅毒，因为他在前言中说莫泊桑的疾病开始被了解，是因为人们在1905年发现螺旋体，接着发现“苍白螺旋体”和精神错乱的瘫痪有关。（谢拉德的王尔德传提及梅毒时也使用了婉转的说法。）

莫泊桑说他20岁时被一位迷人的划船同伴传染梅毒，但自己当时不知道，也不晓得和他日后的疾病有关，直到后来才知道。1877年3月2日，他在写给鲁昂一位市立图书馆管理员罗伯特·潘雄的信上说：“你绝对猜不到医生刚刚在我身上所发现的……因为我的体毛都掉光了，也没有再长回去，我父亲大惊小怪，母亲放声恸哭，从埃特塔尔都可以听到。我抓住医生的衣领，告诉他说：‘找出我得什么病，你这笨蛋，否则有你好看的。’”在这样的威胁之下，莫泊桑终于得知真相，因为医生告诉他的是：“梅毒。”后来莫泊桑在19世纪文学上，留下了对梅毒感染最坦白不讳的承认，并且表现得狂妄危险，实在令人震惊：

图14-1　莫泊桑（Bettmann/Corbis）

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很生气，但是最后我说：“有什么治疗方法？”他回答说：“水银与碘化钾。”于是，我去看另一位外科医生，诊断结果也一样，还说这是“老梅毒，六七年前感染的。”

……简而言之，这5个星期我每天吃4克的水银以及30克的碘化钾，觉得好多了。很快地，水银成为我的主食。我的毛发开始生长……屁股上的毛正在长……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不是不屑一顾的淋病、菜花之类的，是梅毒，法兰西斯一世就是死于梅毒。雄伟的梅毒，纯粹简单；优美的梅毒……我得了梅毒……我觉得很骄傲，去他的布尔乔亚。哈利路亚，我得了梅毒，所以我再也不必担心被他人传染，和街上的妓女与荡妇干过之后，我跟她们说：“我得了梅毒。”她们都恐惧莫名，我则是大笑。[3]

如果是六七年前感染的，那么就是在1869或1870年，他大约20岁。他开始的病灶很轻微，因此没有注意或觉得不重要，多年之后却死于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证实了有关梅毒的传说：初期感染轻微的话，死的时候会更加难受。

他如此目空一切地传染给别人，成为他后来小说中的主题。莫泊桑短篇小说《第29号病床》中的艾匹文上尉，英俊潇洒、双腿修长、体格健硕、留着小胡子（自己形象的美化？），令女人神魂颠倒，在鲁昂与美丽的伊尔玛谱出恋曲。后来，他被征召参加普法战争，这对爱侣共度良宵依依话别，留下倾倒的家具，凌乱的衣服散置地毯上。战后他获颁勋章光荣返乡，却发现伊尔玛消瘦萎靡，躺在梅毒病房的第29号病床上。她要求他吻她，于是他克制内心的厌恶，将嘴唇放在她苍白的额头上。“走廊里塞满得了这种可耻恶疾的女孩，他闻到了肉体腐烂流脓的味道。”[4]她解释说，她是被入侵的普鲁士士兵传染的，所以她设法传染给许多士兵作为报复。艾匹文指责她跟敌人通奸，她则是骄傲地说她杀死的敌军比他多；她尽可能地毒杀敌人。第二天，她就死了。

在龚古尔的《日记》中，1891年2月1日这一篇记载了莫泊桑传染给其他人的故事。他在阴茎上画出下疳，在女人面前炫耀，然后强迫受到惊吓的女伴跟他性交。

1850年，莫泊桑出生于法国的迪埃普。他在诺曼底省长大，这也是他许多小说的背景。11岁时，父母离异。普法战争爆发后，他放弃在巴黎攻读法律，自愿加入战争。战后复员的他加入左拉、屠格涅夫、亨利·詹姆斯与福楼拜的文艺圈。福楼拜不仅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良师（曾经有传言说福楼拜是莫泊桑母亲的情人，也是莫泊桑的生父）。1878年7月15日，福楼拜写信给这位年轻的朋友，提出成为大师的建议：“你必须——有没有听我在说，年轻人？——你必须比现在更努力。我开始怀疑你有点懒惰。”减少划船，减少运动；文明人不需要“像医生说的那么多运动。你天生应该写诗的”[5]。

谢拉德说，“大悲”（也就是梅毒）使得莫泊桑在1876年左右开始感到悲伤与绝望，虽然他假装活得兴高采烈，不让任何人看到“啃啮他内心的毒蛇”。谢拉德在此引用的是海涅的话，可能不知道海涅也有梅毒。莫泊桑没有好好遵守“隐藏你的生活”的信条，虽然他没有写日记，也很少有信件来往，但是字里行间常泄漏他的疾病，也许是因为他早期不是很慎重，像是他写给罗伯特·潘雄的信就提到过。

莫泊桑喜爱塞纳河，年轻时经常在下班后就跑去玩水。他在《苍蝇》的前言中写道：“啊！这美丽、宁静、发出恶臭、满是污物的河流。我好喜爱，我想是因为此河就像我，给我一种有生命的感觉。”[6]在政府部门的同事回想起莫泊桑时，会说他整天只是想着星期天的划船竞赛。每天早上天刚破晓他就起床，清洗他的船、桨与帆，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赶火车去上班。他酒量很好，睡得好，一个人的食量比得上4个人。

他在教育部工作了8年，虽然工作时经常找时间写作，还是觉得非常无聊。平常他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一星期上6天班。他的健康变得如同谢拉德所说的“非常非常糟糕”，从此他有理由一星期请3天假。最后他申请3个月的带薪假，到瑞士水疗以“治疗神经的疾病”。他在文坛上小有成就之后，就离开公职专心写作，不过他还是以停薪留职的方式保留公职多年，这样万一文艺生涯不顺或是健康不佳，还有条退路。事实上，他不需要回去每天被束缚，他的作家生涯进展顺利，福楼拜也不再担心他的年轻朋友偷懒。他在发疯之前，10年内总共出版27本书，包括短篇小说300多篇、6部长篇小说、3部剧本，还有游记与诗集。

莫泊桑主要的健康问题是眼睛；他害怕失去视力，然而，1880年他的右眼几乎全瞎。眼科医师阿巴迪发现他的右眼已经无法调节。龚古尔的《日记》中记载了莫泊桑请教眼科医生埃德蒙·朗多的事情，那时他发现“祸根就在眼睛”。谢拉德指出，引起精神病瘫痪的病因，也使得眼睛的视神经萎缩。[7]莫泊桑的瞳孔放大，朗多后来回忆说：“这个小毛病不是很明显，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预见，由于会引起各种机能的问题，这位目前活力充沛的年轻作家，日后（10年后）将会有悲惨的健康问题等着他。”[8]格拉茨医生（Dr.Gratz）描述1891年的莫泊桑“即将全身瘫痪”。[9]谢拉德解释说，他所求诊的许多医生都警告过他，要小心皮肤的小斑点、眼睛疲劳、短暂的听觉丧失或是轻微的头痛，这些都可能是“致命祸根”的征兆。

谢拉德以华丽的辞藻表达了他对梅毒的知识。他写道，这种恶疾的可怕特性之一，就是在表面下残酷无情地进行破坏，“无数的螺旋状细菌在骨髓、细胞与脑部中来回冲撞”造成组织极大的损伤。他还思考了一件奇怪的事，莫泊桑在1876年还文笔平庸，后来就突然文思泉涌，写出了使他成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羊脂球》，成为了1880年巴黎最会说故事的作家。谢拉德认为，这可能与脑细胞受到这种疾病的重大刺激有关。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认为梅毒病患的脑部，在梅毒后期阶段有时候“有不平凡的创造能力，比他们没有感染时更有能力”[10]。谢拉德一再重复这个观念，认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梅毒直接造成脑力衰退，但也可能使天才更上一层楼。

虽然莫泊桑的母亲认为，她在1888年的短篇小说《水上》看到儿子发疯的第一个迹象，许多朋友在往后几年也注意到改变，说他讲话开始变得很狂暴。龚古尔就曾看到他在火车上，脸色赭红，表情呆滞，龚古尔说：“他好像没有看到我的存在。”[11]鲁昂的福楼拜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时，是个下雨的星期天，龚古尔看见憔悴的莫泊桑在发抖，龚古尔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会看到那张脸，在雨中发抖，一双大眼绝望地闪烁垂死的光芒，好像对这邪恶的命运表示抗议。”[12]莫泊桑自己感到了疯狂的迹象逼近，他拜访《新杂志》的编辑朱丽叶·亚当时非常激动；她说他说话像个疯子，他回答说：“我那哥哥已经发疯；是的，发疯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不在安蒂贝，而是住在私人精神病院里吗？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呢？”[13]龚古尔在6月的日记中写道，莫泊桑经常恐惧死亡，为了逃避这个念头，不断在陆地与海之间跑来跑去。

莫泊桑向巴黎名医大卫·葛拉碧求诊，葛拉碧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包括梅毒）开始执业行医，病患包括梵·高、都德、海涅、肖邦与乔治桑。葛拉碧开给莫泊桑特别的食疗处方：每天吃3次煮马铃薯，尽可能多吃鸡蛋，一天两夸特（约一公升）的牛奶，每餐都吃海水鱼以及大量的肉类与禽类。禁止吃绿色蔬菜、野味与葡萄酒。谢拉德推测莫泊桑贫血，而且因为服用大量的水银，对冷特别敏感。名医富尼耶就曾经描述水银是“气压计糖浆”。他非常怕冷、神经痛、对于噪音敏感、失眠，而且四肢疼痛。他尝试蒸汽浴，但是害怕会中风；7月他到艾克斯雷邦做水疗。

莫泊桑的创意卓越，他经常长时间构思小说，然后挥笔立就。7月，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他从来没有以这个方式描写，但是“就在我心里完整地出现”［[14]。这篇小说他写了4天，大约14000千字，一字也没改。他还将稿件誊写一遍，以保留原稿。

1891年是莫泊桑头脑清楚的最后一年，也是忙乱的一年。他搬来搬去，以逃避巴黎的空气与噪音，他说噪音引起他可怕的头痛。“可怕的疼痛没有任何酷刑可以比拟，头壳像是被砸碎，好像要发疯，脑筋一片糊涂，记忆像是被风吹散的灰尘消失无踪。头痛纠缠着我，只能躺在床上，鼻孔下面放着一瓶乙醚。”[15]罗杰·威廉斯不完全相信是梅毒，他认为头痛是恨意的表现，由于对家庭的仇视造成神经官能症。[16]

莫泊桑对于嗥叫的狗感同身受：“他们的嗥叫是一种哀伤的泣诉，不对任何人，不为任何事，不说任何话。”[17]同时他自我感觉状况甚佳，甚至还计划写一本《天使》，认为那将是他最好的作品：“我感觉极好，非常适合写这本书，它完全在我的脑海中，以一种惊人的能力构思而成。这将是我文艺生涯的扛鼎之作。”[18]但是他害怕发疯，经常提到要自杀。弗兰克·阿里斯说：

莫泊桑死前3或4年，早年的沉溺放纵直接造成他发疯与短命……先是纵欲使得他眼睛半瞎，然后是严重的神经痛以及经常失眠，他的著作显示出他非常害怕……然后是绝望与长期抑郁，但有时候会欣喜万分兴奋莫名……总是有无法形容的心理悲痛，他称之为无可言喻的抑郁。[19]

1892年，莫泊桑骑脚踏车的时候昏倒，肋骨瘀伤。他写信告诉母亲，瘀伤很痛，但他同时宣称自己的健康突然变得很好；他计划在巴黎过时髦的生活3个星期，准备做更多工作。不过，一到巴黎他就感到沮丧。同年11月，他从坎城报告说：“我整天觉得好像要瞎了，脑筋像被掏空，只是人还活着……我想到的构想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我忘记每样东西的名字，我的幻觉以及痛苦将我撕成一片片。”[20]他认为以前用盐清洗鼻孔，使得他的脑部产生一种有盐味的发酵，脑浆被溶解流到鼻孔。他在巴黎宣称已经被封为伯爵，坚持别人要这样称呼他。龚古尔的《日记》记载说，文艺圈都认为莫泊桑精神不正常。

圣诞夜，莫泊桑带着两名女子驾驶帆船，似乎一切正常，但是他说自己刚才看见鬼。新年那天是转折点，深夜两点15分，仆人发现他的喉咙被割破。“你看我做的好事，法兰秀斯，我将自己的喉咙割破了，真的是疯了。”[21]他还想举枪自杀，但是伤得不太严重。医生帮他缝好伤口，给他穿上束缚衣。昏睡一整天之后，他醒来说已经宣战，他必须上前线。朋友带他去看他的船，希望能引导他回来。1893年1月6日，莫泊桑穿着束缚衣到巴黎，被送进布朗什医生在柏斯著名的精神病院。

后来几个月他有时候会恢复理智，以可笑的故事取乐访客；有时候会有幻觉，会出现暴力，必须束缚起来。从4月起，莫泊桑的身体加速衰败，医生每天做记录。莫泊桑最后的信件提到大笔的金块与宝藏，他想象自己是圣母玛丽亚富有的小儿子。他在花园种植嫩枝，希望发芽长成小莫泊桑。他舔自己囚室内的墙壁，他还保留自己的尿，认为这是以钻石与珠宝做成的。他像狗一样嗥叫，让人想起他曾经羡慕狗可以用嗥叫表达苦恼。他的脑袋似乎不再有思维，焦虑地到处寻找思维（“你有没有在哪儿看到我的思维，有没有？”），他以为他的思维变成蝴蝶，黑色的代表悲伤，粉红色的代表欢乐，紫色的代表通奸，他看到蝴蝶就很高兴。蝴蝶轻快地飞过时，他会想要去抓住他的想象。

他在死前变得很暴力，必须以机械设施将他束缚。1893年7月7日，莫泊桑魂归天国，护理人员说他就像油尽灯灭一样去世。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黑暗，黑暗”。

莫泊桑感染梅毒之事，在他生前并未公开，但已有传言。谢拉德说，1892年年底，王尔德写给桃乐丝·纳维尔夫人的信中就提及，他担心可怜的莫泊桑活不久了，莫泊桑的一位“朋友”刚刚跟他说，在大街上遇到莫泊桑的医生。这位朋友其实就是谢拉德本人，他自己在后来所写的王尔德传记中，无意中透露这件事情。

谢拉德批评阿里斯说，莫泊桑算是他的朋友，但是莫泊桑在“我的朋友布兰琪医生的精神病院”期间，阿里斯都没有来探望问好，谢拉德又说：“他很清楚莫泊桑的状况，因为我跟布朗什医生谈过之后告诉王尔德，他又立刻将这消息告诉纳维尔夫人，纳维尔一定会转告阿里斯。”[22]莫泊桑的状况当然是精神性全身瘫痪，只是整个消息传播途径没有人说出来而已。

[1] 罗伯特·谢拉德（Robert Sherard）《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The Life,Work and Evil Fate of Guy de Maupassant,New York:Brentano's,n.d.），p.189。

[2]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ix。

[3] 克劳德·揆特（Claude Quetel）《梅毒史》（History of Syphil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p.128-129。令人想起波德莱尔也有相同的夸大：”作家第一次看到校对清样时，像学童第一次出水痘一样骄傲。”

[4] 莫泊桑《第29号病床》，《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Guy de Maupassant,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5），p.574。

[5]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153。

[6]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159。

[7]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203。

[8]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208。他以“私人信件”引用。

[9]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206。

[10]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235。

[11]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65。

[12]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68。

[13]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53。

[14]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60。

[15] 罗杰·威廉斯（Roger L.Williams）《恐怖的生活》（The Horror of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258。

[16] 威廉斯，p.230。

[17]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72。

[18]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75。

[19] 克利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脑部的天才盛宴》（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New York:Raven,1979），p.213。

[20]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78。

[21] 谢拉德《莫泊桑的生活，作品与厄运》，p.382。

[22] 谢拉德《萧伯纳、阿里斯与王尔德》（Bernard Shaw,Frank Harris,and Oscar Wilde,New York:Greystone,1937），p.259。

第十五章
梵·高：肉身与灵魂的抉择

这是一个充满电的人。

——梵·高

《荷兰先锋报》曾经指派记者肯·威尔基写过一篇关于梵·高的特别报导，接受任务之后，他开始追寻梵·高一个世纪之前的脚步，访问亲戚朋友的后人。文章刊出之后，威尔基就开始被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困扰。从1885年11月开始，梵·高从安特卫普写信给弟弟西奥，为什么都表示他害怕发疯与死亡？为什么死亡突然成为他艺术的主题？恐怖狰狞的《叼着香烟的骷髅》，明显和以前的主题不同，还有《吊在衣橱里的骸骨》，一只黑猫凝视着碎裂的骸骨。威尔基好奇的是：梵·高健康逐渐恶化与他在艺术上的改变有没有关系？

图15-1　《叼着香烟的骷髅》，安特卫普，1886年1月初（Vincent van Gogh Foundation，Amsterdam）

图15-2　年轻时的梵·高（Vivcent van Gogh Foundation，Amsterdam）

正当威尔基不知如何着手时，他想起传记作家特拉包特医生告诉过他，在梵·高一本素描簿背后发现写着卡芬涅尔医生的名字，还注明看诊的时间。他从这里开始探索，首先，他查了安特卫普的电话号码簿，很讶异地发现有卡芬涅尔医生这个名字（特拉包特说，他已经证实这个家族姓氏的正确拼法有两个l）。更令他讶异的是，当他打电话过去时，接电话的是阿玛迪斯·卡芬涅尔医生，他正是修伯土斯·阿玛迪斯·卡芬涅尔医生的孙子。他们见面时，医生请威尔基坐在他祖父看诊时病患所坐的椅子，梵·高很可能也坐过这张椅子。卡芬涅尔告诉威尔基：“我祖父1885年时为梵·高治疗过许多次。”

威尔基问道：“你祖父有没有告诉过你，梵·高自诉的症状为何？”他的回答令威尔基大为震惊。他说：“祖父说他为梵·高治疗梅毒，他开了水银的药方，送梵·高到史图温堡医院做臀部蒸汽浴。”[1]梵·高要求说明详情，医生告诉他这个病可能影响他的大脑，也可能致死。这次看诊是在富尼耶发现梅毒导致麻痹性痴呆之后没几年，这显示出当时人们普遍认知到，梅毒病人会有精神疾病，而且这消息通常会告知病患。从那时候开始，梵·高有理由害怕，也知道自己可能因第三期梅毒而发疯。梵·高以一张画像当看诊费，这张画已经遗失了。

威尔基再仔细看特拉包特写的传记，发现他对此事也很清楚：“此外，梵·高得了梅毒。”特拉包特提到一项事实，“可能是在安特卫普，这当然对他生理与心理的状态都有影响。”[2]梵·高从安特卫普写的信透露出许多健康不佳的症状，比如经常发烧与虚弱以及肠胃方面的问题。他久咳不止，痰呈灰色。[3]威尔基有一本特拉包特写的书，“梅毒”这字眼被圈起来，在旁边空白处写上一个很大的“不”字，署名是“W.V.v G.”代表Vincent Willem van Gogh，是画家梵·高的侄子。威尔基访问这位侄子时，他强烈否认梅毒的可能性。

学者对于梵·高有没有罹患梅毒，很难获得一致的结论。《纽约时报》（1990年11月）曾经统计过，对于梵·高身后的诊断，值得注意的共有152件，可能是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新纪录。在这些身后的诊断中，梅毒的可能性无法轻易排除，因为有梵·高在素描簿上写医生的名字以及约诊的时间、卡芬涅尔的诊断、威尔基发现他突然对于死亡非常关注，以及卡芬涅尔孙子（也是一位有声望的医生）的供述。一位梅毒专家有上述的资料，将会提出以下的基本问题：有没有在高危险的性经验之后出现发高烧的症状？本来很健康的人，突然终生被梅毒相关的疾病所纠缠？最后，个性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显示出麻痹性痴呆的迹象？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梵·高罹患梅毒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梵·高和弟弟西奥书信往来频繁，其中深入探讨了疾病对于个人生活工作的影响，其数量之庞大，大概只有尼采的书信可相比拟。梵·高的信共有874封，将近85万字。在这些信中，看不出来他们苦恼的因素是梅毒，但是西奥有梅毒，作为哥哥的梵·高也知道，如果卡芬涅尔医生诊断出梵·高也有梅毒，他告诉弟弟这个消息，那么或许可以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找出互相告知的信息。保罗·高更和梵·高兄弟也有通信，他毫无疑问感染过梅毒，这使得事情更复杂。信中提到高更的疾病时，是否知道高更得了梅毒呢？

1853年3月30日，梵·高生于荷兰，父亲是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母亲说这位蓝眼珠、红头发、长满雀斑的儿子，是她6个存活小孩中最强壮的。20岁时，梵·高尝试过各种行业：在巴黎与伦敦的谷披公司做过艺术经纪、在莱姆斯盖特当过老师，在书店当过职员。他也曾经考虑过当牧师，但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学校的训练过程，所以教会安排他到比利时的博里纳日煤矿区当传道士。他跟矿工过着贫苦的生活，开始描绘当地艰苦的生活情景。1880年，他决定终生奉献艺术，这股热情直到他自杀身亡，总共只有10年的时间。生前，他的画作没有卖出去；可悲的是，他从来不期望被赏识。

1881年，梵·高爱上孀居的表姊凯，但是她拒绝了梵·高：“不！绝对不行。”于是梵·高写给西奥的信上说：“西奥，我爱她——没有其他人——永远爱她。”[4]虽然他发誓永远爱凯之后，还对其他女人有欲望似乎不合常理，但是如果她不能爱他，他也不可能永远活在没有爱情的生活。他说：“我需要女人，我无法，我不能，我不要一个人活着。我是男人，一个热情的男人；我必须找个女人，否则我会冰冻起来或变成石头——或者简单说，我受不了……我认为没有爱的生活是罪恶与不道德的。”[5]在凯之后，他的求爱倒是很成功。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不年轻也不貌美，但是她略带沧桑的风韵对他有一种魅力。他不是摇篮里的婴儿，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无法抗拒对女人的感情（与爱情），对讲道的牧师而言，喜欢女人是不应该的。

梵·高以大哥的语气教诲说，偶尔应该去找妓女，不要犹豫，找个可以相信和感觉一种被需要的女人，这样才能保持身心健全。但是，如果这妓女传染梅毒给他，结果反而是造成精神不正常与长期生病。特拉包特从梵·高与卡芬涅尔医生约诊推测，梵·高是1885年在安特卫普感染的，但也可能医生已经治疗他的梅毒好几年了。1882年1月，梵·高发高烧，他写信给弟弟说：

今天早晨我觉得很痛苦，所以又上床，我头痛，由于担心而发烧，我很怕这个星期，不知道如何熬过去。然后我起床，但是又回去床上；现在我觉得好些了。[6]

下一封信他写道：

我现在很气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感觉就像是手脚被绑住，躺在又深又黑的井中，完全无能为力。现在我已经好多了，所以昨天晚上起床仔细整理东西。今天早上模特儿自己跑来，虽然我没有很盼望她来，我还是在助手毛维的协助之下，让她摆出正确的姿势，然后画了一会儿；但是我做不下去，整个晚上觉得很痛苦又虚弱。[7]

梵·高说他以前很健康，从来不需要一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似乎健康出了问题。“过去两个星期我都很虚弱，觉得很不舒服；但我没有退让，继续做我的工作。但是，我有好几个晚上无法睡觉，发高烧而且很紧张。我强迫自己继续工作，因为已经没有时间生病。我必须继续。”[8]由于梵·高从这时候开始健康恶化，接着又发烧以及出现第二期梅毒的症状。

大约在他发烧的时候，梵·高写信给西奥说，他发现有个家庭愿意让他画：一个女人、她母亲和她女儿。“这个年轻女人不好看，还有天花痘，但是身材很好，对我有一种魅力。而且她穿着很好，黑色麦利诺呢绒、女帽式样甚佳，还带着漂亮的围巾。”[9]这女人名叫克拉希娜·胡妮克，又叫希恩，她也愿意当裸体模特儿。

梵·高的书信详细描述过希恩，这揭露了19世纪许多妓女的艰辛生活。这些女人通常很快就被感染，在具有传染力的期间传播，在往后几年里复发，一辈子不断与疾病奋斗。从发烧的时间以及希恩可能不再有传染力来看，应该是12月那个妓女而不是希恩传染给梵·高。虽然都是当洗衣女工，而且都有一个女儿，但12月这个女人“强壮且健康”，不像可怜的希恩，因此比较可能是刚得病的病原体携带者。

希恩因为怀孕被一个地位较高的男人抛弃，在街上游荡，不久就病倒被送到医院。她遇到梵·高时又再度怀孕，梵·高收容了她和她女儿。梵·高写信给画家安东·拉帕德说：“我在跟一个女人交往，我遇到她时，她已经一脚踩进坟墓里，她的神经紧张，情绪不稳。”[10]

1882年，对梵·高与希恩来说，是徘徊在疾病与贫穷的一年，也是徘徊在爱情与感情的一年。他打算娶她，即使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无所谓。他告诉西奥，描述了对凯失去的爱情相对于现在新发现的爱情的情况：“去年我写给你许多信，都是在谈论爱情。现在我不再谈论，因为我忙着要付诸实行。”[11]他坚持自己不要打破对婚姻的誓言，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我们都渴望家庭生活，亲密生活在一起；我们工作上每天彼此需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12]

1882年6月，梵·高因新的病情而住进海牙市立医院。他告诉西奥，过去3个星期排尿很痛，简单说，就是得了淋病——“不过，只是轻微症状。”[13]他告诫弟弟，不要忽略这些毛病而加重病情，他也要求保密。梵·高接受奎宁治疗，尿道以明矾溶液清洗，必须张开尿道，痛苦不堪：“他们用的探条逐渐加大，每一次插入的东西都将尿道越撑越大。”[14]膀胱插入导尿管，让他觉得好虚弱。绘画使得全身发热，于是他只能看书。“但愿我能够再度康复！”[15]6月22日，梵·高写信说他没有如医生预期那么快康复，因此还要继续住院两星期。他问医生是不是有并发症？医生说没有。

有位传记作家写道：“梵·高必须住院治疗淋病，他是被希恩传染的。”[16]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希恩几个星期前才生小孩，应该很高兴不必再去街上出卖皮肉。她认为他有其他女人[17]，这让他很失望且迷惑。梵·高写给西奥的信上说，“每个爱之中都有许多爱”。所谓原则就是要坚持不懈，想要多变化的人应该忠诚，想要认识许多女人就必须与一个女人固定来往。”[18]凯仍然在他心中：“我没有忘记另一个令我心动的女人，但是她已经远离，拒绝见我；而对于这个在冬天街上游荡的女人，她又病又饿又怀孕——我不禁心生怜悯。”[19]

梵·高住院时，希恩生下一个瘦弱又有黄疸病的男婴。在她坐月子期间，有位医生说她几年内就可以恢复健康，前提是要有稳定简单的生活；与她一起生活的这个男人，可以托付终身吗？她对医生说，现在这个男人值得信任。梵·高写信告诉西奥，他和希恩在一起很自在；他们发展出互相需求的情感。西奥前去拜访他们时，看到的确实像个家庭，有个男孩还在摇篮里。

梵·高出院不久又住院，在再度住院的前一晚，他写信给西奥说他对希恩的感情：

这是一种内心深刻的感受，必须认真对待，她跟我都有一段阴郁的过去，当然会在内心形成阴影，我已经写信说过了——就像是有邪恶的东西威胁，我们必须终生不断奋战……女人恋爱时，就会改变；没有人关心她，她就失去灵魂……女人要的，就是永远跟着一个男人……所以她现在和去年冬天相比，简直是脱胎换骨的另一个人，眼睛看起来不一样；她的眼神平静祥和，脸上洋溢着幸福。[20]

如果有人要拆散他们，他们就一起离开这个国家。

没有钱身体又不好，虽然难以生存，但我们宁死也不愿分开……我不会离开希恩；没有她，我就一文不名，我的工作与一切也就毁了……希恩爱我，我也爱希恩……她和我之间有爱情，有互相信任的承诺……现在我已经复原，身心都在康复中，希恩也是，如果我们被迫分开，可能会要我们的命。

梵·高与希恩都对健康抱持希望：“康复的感觉让她感到激动，想到回去工作以及全神贯注在工作，就让我觉得兴奋……我渴望她与我能完全康复，渴望平静祥和，特别渴望你的一点同情。”[21]

希恩辛苦生下儿子之后非常虚弱。梵·高写信告诉西奥：“我发现她看起来好像要枯萎，真的就像树木被又冷又干的疾风吹袭，嫩芽都干枯了；这小男孩看起来也像枯萎了一样……我很明确地向她保证，绝对不会离开她——不过，我所能做的实在有限，只能给她口头保证。尽管如此，她内心还是怀疑不安——但是只要我再三保证，很快就疑虑尽消。”[22]他又说：“我不希望她又堕入我发现她时的悲惨状况，我将她从贫病交迫下救回来。这是我做的事情，我必须继续做下去。我不要让她再度觉得被抛弃与孤寂。”[23]

但是可怜的希恩对于梵·高的承诺不放心，并非没有道理。1883年9月11日，梵·高前往德伦特的沼泽地，结束他在海牙的时期，他在此总共创作300多幅素描、水彩、版画与油画。希恩和两个小孩到车站跟他挥手道别，他只回来看过她一次，而且还是回来拿他的东西。梵·高很怕希恩再回去当妓女，但是她没有，而是当了洗衣工。由于无法养活小孩，她只好将小孩交给家人抚养。1901年，她嫁给鹿特丹一位男士，3年后跳水自杀，正如她经常威胁的那样。

虽然梵·高说希恩很可怜，希望跟她结婚，并且说没有她，自己就一文不名，传记作家对于希恩却很奇怪地刻薄，总是说她邋遢、没教养、诡计多端、悲哀、丑陋、粗鄙、未老先衰、酗酒。大卫·斯威特曼在所写的梵·高传里说得很中肯：“她曾经堕落，梵·高愿意拯救她，但是如同她抽烟那张画所显示的那样，她的个性是只顾自己，对他人漠不关心，让人不禁认为她是那种自甘堕落的女人。”[24]虽然希恩的医生与梵·高都很确定，阻街的生涯将会害死她，斯威特曼谈到“因为卖淫容易讨生活。”素描《忧伤》画的就是希恩，是梵·高最喜爱的一张，也是以辛苦可怜女人为主题的一系列素描的第一张。有位传记作家说，这是艺术史上最丑陋、最无法令人感动的女人。

图15-3　《忧伤》：希恩素描画（Vivcent van Gogh Foundation，Amsterdam）

图15-4　梵·高自画像（Wadsworth Atheneum）

在德兰特住了两个月之后，梵·高搬回去和父母同住，忧郁阴沉的《吃马铃薯的人》就是这时候画的。然后他搬到安特卫普（他在这里看卡芬涅尔医生）住了几个月，他在码头画水手与妓女，再搬到巴黎住了两年。他先是投靠西奥，造成两人关系紧张；西奥后来说，他自己的病使得他无法忍受哥哥。梵·高学习印象派绘画，并且认识莫奈、雷诺阿、莫奈、修拉、罗特列克与高更等画家，其中高更成为他的好友。1888年2月，梵·高听从罗特列克的建议，搬到法国南方的阿尔，罗特列克鼓励他到南方追求丰富的色彩，还介绍他服用苦艾酒。梵·高邀请高更一起住在他的黄色小屋，两位画家一起煮饭、画图，并且“详细讨论德拉克洛瓦与林布兰特等人。我们的讨论非常激烈，有时讨论之后，我们的脑袋好像用过的电池一样空虚”[25]。但是，1888年12月23日，梵·高以剃刀攻击高更，然后割下自己的部分耳垂，送给当地妓院一位妓女——至少大家都是这么传说的，不过新的说法是被高更割下来的。西奥从巴黎赶去，照顾哥哥。

梵·高被送进医院，出院后遵照医生的建议，申请住进圣雷米的精神病院，他在圣雷米住了一年，画了户外风景与许多复制品。1890年5月，他搬到巴黎北边，靠近西奥一家人。西奥家里还有西奥的妻子乔安娜以及刚出生的男婴，西奥以兄长之名将婴儿也命名为文森特。加谢医生照顾梵·高，他是使用顺势疗法的医生，也是业余画家。

1890年7月23日，梵·高写道：“这种悲惨永远不会结束。”7月27日，他带着画架和画，还有一把手枪，走到野外对着自己的心脏开枪。子弹偏斜射入横隔膜，他摇摇晃晃走回了家。加谢医生赶来，并将西奥请了过来，西奥赶到哥哥身边，在他抽烟斗时跟他说话，西奥爬到床边抱着梵·高。梵·高最后的遗言是：“我希望就这样走了。” 7月29日半夜一点半，一代天才画家文森特·梵·高去世。天主教会拒绝让他安葬，不过附近的小镇接纳了他。棺材覆盖着他最喜爱的黄花：向日葵与大理花。

威尔弗雷德·阿诺德在《梵·高：化学药品、危机与创造力》一书中，整理出101种梵·高死后的解剖诊断，比《纽约时报》152种诊断还少。其中有十几种值得参考，他发现最重要的有癫痫、躁郁症、精神分裂症、梅尼尔氏病，以及铅与苦艾中毒。其他还有松脂中毒、中暑、创造力引起的高度紧张。阿尔医院院长乌帕医生认为是“急性狂躁症与全身性精神错乱”。[26]阿诺德认为是急性间歇发作的卟啉病，这是一种先天性新陈代谢异常疾病，影响神经系统，会引起妄想症、癫痫发作、偏执狂。

梵·高逝世一百周年时，《美国医学协会期刊》宣称确定是梅尼尔氏病，推翻以前所认定的癫痫症。阿诺德认为这两种说法都错了，因为没有梅尼尔氏病的症候，而癫痫早就被否定。1992年，凯·杰米森在《英国医学期刊》提出反驳，认为阿诺德说的卟啉病不太可能，她认为梵·高与西奥比较可能是躁郁症。当然，躁郁症的症状与梅毒很难区分。

阿诺德基于两点理由排除梅毒：第一次感染与精神错乱的间隔太短，而且其间病情舒缓的时间太长，这也是认为西奥没有感染梅毒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都不成立：约翰·斯托克斯就说过，梅毒病例“有的病程相当长，有的相当短，有的有舒缓期，有的没有。”[27]阿诺德更进一步举证说，这些书信都没有提到梅毒，但是当时的习惯不会白纸黑字写下梅毒，而且仔细阅读之下，有许多地方透露梵·高与弟弟都很清楚彼此的疾病，他们以安全隐秘的字眼代替。

哲学家、心理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专门研究过梵·高晚年心理状态与他当时绘画的关系，他所出版的书是这方面最深入的著作（可与他对尼采的研究相媲美），他认为无法证明是癫痫，因为没有癫痫发作的记录。他的结论是“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精神分裂症或是一种瘫痪的过程”[28]。瘫痪在此的意思就是梅毒。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这两种之中最有可能的，因为梵·高经常发作严重的精神病，有两年之久，但还能控制主要的官能。不过，因为梵·高自己记述时手有点不稳，再加上一些“放荡的”行为，雅斯贝尔斯也不完全排除瘫痪的过程。如果他知道卡芬涅尔的诊断，就可能比较倾向于梅毒。威廉·朗热·艾克包姆曾经提到天才与疯狂的关系（他也研究过尼采），所提出的诊断与雅斯贝尔斯两种假设相符，但是他增加了癫痫的成分。他认为梵·高得的是“急性梅毒的精神分裂症与癫痫状的倾向。”[29]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诊断，再一次证明困扰梵·高的有可能就是伟大的模仿者——梅毒。

西奥与高更都发展到第三期梅毒。他们3个人可能都感染梅毒，从他们来往书信的内容，再看看他们死前的生活，很可能他们以自己的暗语分享彼此悲惨的秘密。

梵·高葬礼之后几个月，西奥就崩溃了。根据他的画家朋友埃米尔·贝尔纳指称，西奥暂时性瘫痪。1890年10月10日，西奥的岳父安德烈·邦格写信请加谢医生来看西奥，西奥过度兴奋与生气已经无法控制。根据毕沙罗写给儿子的信，西奥突然发疯，猛烈攻击妻儿。同时，他发了一份浮夸的电报给在布列塔尼的高更，向他保证到热带的旅费没有问题。西奥暴力行为发作两天之后被送进医院，又过了两天又被送到布朗什医生在柏斯著名的精神病院，莫泊桑就是在那里度过精神错乱的余生。加谢去看西奥时，无法跟他沟通。路易斯·里韦特医生曾经治疗过这两兄弟，认为西奥的病情比梵·高“严重得多”，一点希望也没有。[30]由于西奥死于梅毒，这暗示里韦特医生知道梵·高也有相同的疾病。

根据高更传记的作家大卫·斯威特曼所述，高更可能第一次在里约热内卢发生性行为时感染。当时高更14岁（1891年），他开始咳血，一天咳出一公升，而且痛得好像心脏要跳出来。他变得爱睡觉，没有精神。1892年，他被送进大溪地首都巴比堤的军医院，治疗梅毒性心脏病，根据斯威特曼所说的，高更服用顺势疗法的特效药，也就是洋地黄，但是斯威特曼没有再进一步说明。高更从来不承认梅毒，“好像他就是无法面对所发生的事实”[31]。

高更在马克萨斯群岛度过余生，两只小腿都是流着脓的疮，以肮脏的绷带包住，他拄着拐杖蹒跚地晃荡，拐杖头刻着一根勃起的阴茎，绿色的苍蝇跟着他嗡嗡地飞。他全身到处疼痛，为了止痛而服用吗啡上瘾，还服用鸦片酊以及饮用苦艾酒。他的情绪逐渐变得躁狂，因为腿上有伤痛所以使用砷，还曾经到山上服用砷自杀，但是毒性不够只使他呕吐而已。他自诉体力流失，晚上都无法入眠，因此筋疲力尽。眼睛受到感染，可能是结膜炎。斯威特曼写道：“梅毒的蹂躏不只是使他身体化脓，也造成他精神不正常。”[32]1903年，高更病亡，他的朋友当地人提欧卡取下他一片头皮，这是岛民召唤死人回来的传统方式，但是已经唤不回高更了。

梵·高与西奥的书信充满对于艺术与健康的哲理，以及对他们医生的评论。没有提到确实的病症诊断（除了最后有提到癫痫），但是他们经常提到一种神秘的疾病，有迹象显示他们谈的就是梅毒。虽然里韦特是他们的主治医生，梵·高与西奥也常去看住在巴黎的匈牙利医生大卫·葛拉碧，他以治疗梅毒闻名。[33]书信中透露他们接受葛拉碧医生的治疗相当长一段时间，梵·高提到接受治疗一年。1888年5月4日的信，就曾讨论他的治疗方式。

在这封信中，梵·高表示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以便疗养。他说自己认识一位瘫痪的人，说自己就跟那个人一样，梵·高还提到要去巴黎治疗中风，然后告诉西奥有一种治疗方法“非常痛苦。疾病本身反而没那么痛苦。”他说葛拉碧对于这病例的建议很对：“吃得好，住得好，少去找女人，简言之，要事先安排好生活，就像是这个人已经有脑部与脊髓的疾病……当然这就像是抓住公牛的双角，必须不畏艰险，反正是不会错的。”[34]梵·高继续说道：“毕竟，听从里韦特与潘格洛斯的聪明建议，应该对自己最好，这些卓越的乐观主义者，是血统纯正天性乐观的高卢人，他们让你保持自尊。”

为什么将里韦特与潘格洛斯扯在一起？在伏尔泰的《憨第德》中，潘格洛斯是某城堡的家庭教师，后来因为饱受梅毒的蹂躏，流落街头行乞，最后吃掉自己的眼睛与耳朵。潘格洛斯说，梅毒来自新大陆，是一位跟着哥伦布航行的人带回来的，但是到头来成为一种必要——毕竟，如果没有哥伦布的航行，欧洲就没有巧克力！梵·高仿照潘格洛斯的评论说：“如果我们要生活与工作，必须非常小心照顾自己。冷水、新鲜空气、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而且不要女人。”[35]

两星期之后（1888年5月17日），梵·高写了第二封信，提到里韦特“让病人了解所得的病”：

你写信谈到去看葛拉碧，令我很悲伤，但是你去了还是让我感到很放心。你有没有晕眩——觉得非常困乏——可能是心脏衰弱引起的，这样的话，碘化钾就和衰竭感没有关系吧？记得去年冬天，虽然我没有服用碘化钾，但是昏昏沉沉的，完全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偶尔画画。假设葛拉碧告诉你不要服用任何……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去找里韦特。我现在经常想到葛拉碧，而我完全康复……里韦特顺其自然……他使病人坚强起来对抗疾病，我认为，他让病人了解所得的病，才能保持斗志。如果你可以在乡下住上一年，和现在一样接近大自然，葛拉碧的疗法就会更容易些。我希望他可以使你承诺，不要再跟女人有关系，除非是有必要，但还是能免则免……我认为碘化钾可以使血液与整个系统纯净，若是不行呢？……当葛拉碧紧紧闭上他的嘴说——“不要找女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脸很像莫奈……如果你无法完全摆脱也没关系。葛拉碧会给你强壮身体的食谱……如果你下一封信说你没事，我是不会相信的。[36]

葛拉碧的食谱可不简单：都德曾经用来治疗梅毒（莫泊桑也是），结论是宁愿死掉算了。碘化钾在当时是标准的治疗梅毒药物，梵·高认为这使得他的心智状态好些：“无法忍受的幻觉已经结束，现在减轻到只是作恶梦，我认为这是碘化钾的效果。”[37]

梵·高认为梅毒引起自己的疾病，还有另一个迹象，他认为：“所以我不要求你告诉别人说我没事，或者说我以后也不会有事。不要用利可的理由跟大家解释这一切，而要用拉斯帕伊的。”[38]提到利可很明显会想到梅毒，因为利可是当时的梅毒权威，但是他偏好拉斯帕伊的“解释”，是因为他赞成拉斯帕伊的梅毒理论更胜于利可的？或是他认为拉斯帕伊有梅毒以外的解释？拉斯帕伊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提出假设，认为一种寄生虫会引起秃头症，也就是局部斑点秃头。秃头症通常伴随第二期梅毒发烧与出疹子之后出现，但是也可能没罹患梅毒而有秃头症。梵·高为拉斯帕伊的健康年鉴封面画了一幅画《画板与洋葱的静物画》。

梵·高病情开始发作，但他不觉得与梅毒有关，而认为是癫痫引起的。他从阿尔的精神病院写信给弟弟说：“大多数癫痫病患咬到自己的舌头而受伤。费立·雷伊医生告诉我，他看过一个案例，有人割下自己的耳朵，就跟我一样。”[39]雷伊也告诉他，癫痫初期通常会出现听觉与视觉上的幻觉。“这里每个人都发烧、幻觉或发疯。”梵·高发现，如果和其他疾病比起来，例如梅毒，他们的发疯也没那么可怕。但是，卡芬涅尔曾经警告说梅毒会影响他的脑部，是不是也发生过呢？当他说“我是发疯还是癫痫症？”这句话时，是否想到卡芬涅尔？[40]

在梵·高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长时间工作不辍，他曾经描述自己是充满电的人。疯狂的宗教观念占据他的心，在这些陈述中，他说他的心情兴奋，总是关心无限永恒的生命。“我尽我的能力做好工作，”他写道：“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胜利了，就是我疾病最好的避雷针；我将会出人头地。”[41]画笔在他的手指上滑行，飞快得有如小提琴上的弓。他充满活力，以浓艳的蓝色背景营造出神秘的效果。他画的咖啡屋色彩丰富，是个会让人发疯犯罪的地方。宗教的影像太过兴奋刺激，他想画耶稣与天使，却失败了。他开始以更大的画布作画，他还会想到自己未来在艺术的地位。西奥说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有一天可以与贝多芬媲美。梵·高写道，必须让真正的火燃烧起来，才能达到他在绘画上的辉煌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这样的色彩。只有在疯狂投入工作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他的脑筋绷得紧紧的，简直快破裂，他能在半小时内想一千件事情。他头脑清醒时就投入工作，然而，他逐渐变得不省人事；有时候，他的绘画过程像是做梦。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更加虚弱，但是也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越来越高。

雅斯贝尔斯说在梵·高的最后阶段，感情激烈与狂喜交相混杂，但总是有条不紊。他有无穷的活力，他极其强烈的兴奋，也拥有几近神秘的热情，再加上他不断说害怕发疯以及活不久了，引出一个可能无法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疯狂作画时期，是否经历过麻痹性痴呆发作前的狂喜与痛苦阶段？由于他自杀身亡，这些抑或将是一个永远的谜团。

[1] 肯·威尔基（Ken Wilkie）《寻找梵·高》（In Search of van Gogh,Rocklin,Calif.:Prima Publications,1991），p.146。

[2] 特拉包特（M.E.Trabaut）《梵·高》（Vincent van Gogn,New York:Alpine Fine Arts,1981），pp.177-178。

[3] 罗讷多·立乌（Ronald de Leeuw）编，《梵·高书简全集》（The Complete Letters of Vincent van Gogh,Greenwich,Conn.:New York Graphic Society,1958），Vols.I-III,Letter 448。

[4] 立乌，Letter 158。

[5] 立乌，Letter 164。

[6] 立乌，Letter 172。

[7] 立乌，Letter 173。

[8] 立乌，Letter 200。

[9] 立乌，Letter 178。

[10] 立乌，Letter 21。

[11] 立乌，Letter 195。

[12] 立乌，Letter 198。

[13] 立乌，Letter 206。

[14] 立乌，Letter 209。

[15] 立乌，Letter 208。

[16] 帕斯卡尔·波纳佛（Pascal Bonafoux）《梵·高：磨难中的热情》（van Gogn,New York:Henry Holt,1990），p.38。

[17] 立乌，Letter 268a。

[18] 立乌，Letter 268a。

[19] 立乌，Letter 192。

[20] 立乌，Letter 215。

[21] 立乌，Letter 216。

[22] 立乌，Letter 268a。

[23] 立乌，Letter 217。

[24] 大卫·斯威特曼（David Sweetman）《梵·高的生命与艺术》（van Gogn:His Life and His Art ,New York:Crown,1990），p.158。

[25] 立乌，Letter 564。

[26] 特拉包特，p.287。

[27] 约翰·斯托克斯（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1128。

[28]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史特林堡与梵·高》（Strindberg and van Gogh:An Attempt at a Pathographic Analysi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7），p.187。

[29] 特拉包特，p.287。特拉包特也提到都比涅（Dupinet）诊断为“脑脊髓膜脑炎梅毒（meningo-encephalitis leutica）”。

[30] 赫思可（J.Hulsker）《梵·高与西奥传》（Vincent and Theo van Gogh:A Dual Biography,Ann Arbor,Mich.:Fuller Publications,1990），p.454。

[31] 大卫·斯威特曼（David Sweetman）《高更》（Paul Gauguin:A Complete Life,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5），p.135。

[32] 斯威特曼，《高更》，p.468。

[33] 关于大卫·葛拉碧的详情，请参见克利塞（John Thorne Crissey）、帕瑞希（Lawrence Charles Parish）《19世纪皮肤学与梅毒学》（The Dermatology and Syphilolog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Praeger,1981）。

[34] 立乌，Letter 481。

[35] 立乌，Letter 481。

[36] 立乌，Letter 489。

[37] 立乌，Letter 574。

[38] 立乌，Letter 434。

[39] 立乌，Letter 592。

[40] 立乌，Letter 589。

[41] 雅斯贝尔斯《史特林堡与梵·高》，p.166。

第十六章
腓特烈·尼采：随时可能爆炸的机器

我过的生活真的很危险，我是那种可能爆炸的机器。

——腓特烈·尼采

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广场上，尼采神志不清地抱住一匹被马夫鞭打的马的脖子，从此开始发疯。[1]还是他的房东大卫·费诺发现这位哲学家躺在广场上，将他带回家。那天晚上，尼采又唱又叫，还猛弹钢琴，吵得每个人无法入眠。他画了一系列疯狂的明信片，大部分被都灵的邮局没收。少数寄出来的，有一张寄到梵蒂冈，署名“手脚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的人”，还有一张是寄给老朋友，巴塞尔大学教会史教授弗朗茨·奥弗贝克：“我刚被所有反闪族的人射杀”[2]，尼采署名“狄奥尼索斯”（编注：即酒神名）。他以前的同事雅各布·布克哈特收到一封4页的信，那是尼采以细小又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诉说他很不稳定。布克哈特立即和奥弗贝克商量，请他赶紧跑一趟都灵，协助受到惊吓的费诺，以免尼采被逮捕。尼采在都灵广场的事件，让人想起舒曼、波德莱尔、雨果·沃尔夫与莫泊桑，他们都是突然从外表上精神正常转变成梅毒引起的发疯。

奥弗贝克向尼采的朋友彼得·加斯特报告他到都灵抢救尼采的详情，他说有些事情他必须“对病人的每位朋友”保持沉默，至少目前如此。尼采曾经痛哭失声并且拥抱奥弗贝克，然后大声歌唱、胡言乱语、口中喃喃说出“他最近生活所经历的思维世界的残缺片断，有时候是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压低声调说出简短的句子，道出他崇高神奇的洞彻思想。听到无法以语言表达的可怕东西，说他自己是死掉的上帝的继承者，整个过程都在钢琴上发生，也在钢琴上结束，接着就是更多的抽搐与发作。”[3]尼采是新永恒的戏谑者：这次发疯非常彻底，奥弗贝克不禁怀疑，取走尼采的性命可能才是朋友该做的。

第二天，奥弗贝克说服尼采跟他去巴塞尔，骗他说那里为他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奥弗贝克描述这是一次“寂静得令人害怕”的火车之旅。有位牙医协助且陪伴他们，因为他以前处理过疯人。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祖父的哥哥瓦尔特也在这列火车上，他将目睹的经过告诉年轻的马尔罗。

他们钱不够，只能搭三等客车。一位农妇用笼子关着一只母鸡，与他们同坐在一间小厢房。瓦尔特担心会有暴力意外。经过圣哥达隧道时，有35分钟完全置身黑暗中，这时，尼采开始吟诵他最近作的一首诗《威尼斯》，伴随着笼子里母鸡的啄食声。瓦尔特认为尼采的有些诗很平庸，但是这一首——“喔，天啊，真是千古绝唱。”[4]尼采在巴塞尔住进维勒医生的精神诊所，维勒医生是精神性全身瘫痪的专家。在住院单上写着：“腓特烈·尼采，巴塞尔教授，年龄23，1866年，感染梅毒。”

图16-1　尼采（Hulton Archive/Gett）

有些学者发现，尼采最后的作品最能成熟表达他的哲学，因此不认为他有任何即将发疯的迹象。尼采从这一生思想的巅峰突然变成胡言乱语的痴呆，经常被形容为好像一把剃刀将精神健全与第三期梅毒分割得一清二楚，似乎1月3日那天，梅毒螺旋体的大军睡了几十年突然醒过来，并且一起进攻脑部，而不像是一般的麻痹性痴呆，先出现征兆再经过多年的渐进发展。其实，在著名的抱马事件之前，尼采就已经多次出现明显的麻痹性痴呆迹象，他在精神病院有时看起来很正常，朋友觉得奇怪，以为可能全是他在耍花招。加斯特注意到说：“是否应该帮尼采的忙把他唤醒，这问题必须先搁置……我看过尼采在某些状况下，令我有一个可怕的想法——他是假装疯狂的，好像他很高兴就这样结束。很有可能他只能在疯狂的状况下才能写出他的‘狄奥尼索斯’哲学。”[5]奥弗贝克同意说：“我不禁有个可怕的想法，是暂时的，虽然我见过尼采精神疾病发作好几次，仍觉得他的发疯是假装的。”[6]

大多数尼采学者都认为，尼采最后几个月（以及最后几年）所写的文章精细敏锐，证明当时他可能没有受到梅毒的影响。学者克劳迪亚·克罗馥有篇文章讨论尼采最后几年的著述产量，很能代表这方面的见解。她认为尼采最后几年产量超越以往，尤其是1888年最后一季，在《偶像的黄昏》、《反基督》、《瞧！这个人》、《瓦格纳事件》，以及他的笔记与书信，都看不出“夸大狂与即将疯狂的症候”，或是“疯狂退化的迹象”，[7]只觉得他神志清醒，作品有种伟大风格，充满预言与启示。尼采的文章是要实行他破坏两千年来反自然的计划，扮演“在心理学上与耶稣及苏格拉底同等地位的救世主。”[8]尼采对于人性的要求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企图提升人性，包括不断破坏所有退化与寄生的东西。”他拥有与表达出来的“意志力量”，是前人所不及的。

不过，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在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最后神志清醒的阶段，可能出现的特点是：有神秘的洞察力、以救世主自居的预言能力、浮夸的自我定义、清晰明澈的表达力和几乎无法抑制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维持精确细致的个性。这么说来，他最后的著作超然卓越，与他即将被麻痹性痴呆所毁灭，两者间并没有不符或是互相冲突之处。尼采最后的著作一再表现出，紧紧控制住能量与内在爆发力的影像。自传《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之神》，宣告会出现危机，全世界大火蔓延数十年，出现前所未有的战争，并且确定尼采这个名字将与这些都有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他的才智似乎无边无涯。1888年12月18日，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福克斯说：“从9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我所知道的事情比以前更广泛。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也简单得像游戏；我的健康就像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好，感觉有无穷的才智与坚定。我无法告诉你做完多少事情——每件事情我都结束了。未来几年，这世界将会重新开始：因为旧的上帝已经退位，我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9]圣诞节那天，他承诺在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即将爆炸的机器，托马斯·曼形容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就像是“被狂喜入神下了咒”。[10]卡尔·雅斯贝尔斯描述说，这些最后的著作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11]由于尼采一生所出版的书籍，在他生前只卖出几百本[12]，他最后的宣言似乎太过浮夸。但是他对于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问，他的极端自我夸大是否另有未被证实的隐情。

弗洛伊德称赞尼采最后著作的成就时，知道麻痹性痴呆的影响。1908年10月28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在当天晚上开会，纪念尼采的遗作《瞧！这个人》出版。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记录在《会议记录》）：

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他《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13]

弗洛伊德说，疾病成为他的宿命。托马斯·曼更进一步指出：“他的天命就是他的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有另一个名字：疾病。”[14]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尼采内省反思所达到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必须加上去：麻痹性痴呆在尼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麻痹性痴呆形成一种松开的过程，使得他有能力看透各种层次，并且认清最基本的直觉，达到非凡的成就。他以这种方式，将脑梅毒的特性转变成为科学服务。”[15]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也同意；麻痹性痴呆的人可能有非凡的成就。

尼采在精神病院可以认出母亲弗兰齐斯卡，她与奥弗贝克安排尼采从维勒的诊所转到耶拿大学的心理诊所，以便就近照顾。诊所的主管施图茨医生结论是：“数据显示进行性麻痹是正确的诊断。几乎没有可疑之处。”[16]最初的检验是由住院主治医师齐亨医生执行，在耶拿大学的检验发现阴茎有个疤，可能是以前梅毒下疳所留下的。斯托克斯写说，下疳消退“大多只有在表面上留下很小的疤痕”[17]约瑟夫·摩尔在做塔斯克吉梅毒研究时，为了找实验对象，也是检验生殖器上的疤痕，以确定是否为梅毒患者。这个疤痕可能是另一种性病软性下疳造成的。尼采心烦意乱时字迹会颤抖，说话时不断用手势表达以及做出奇怪表情。前5个月，他仍然很激动，经常没有条理——用粪便弄脏自己、喝自己的尿、尖叫，其他时候看起来非常正常。他接受水银药剂治疗。根据当时的观念，家人只会更刺激脑梅毒的病患，因此尼采的母亲有6个月不能探望他，就像克拉拉·舒曼不能到精神病院探望罗伯特·舒曼一样。

尼采住进耶拿诊所，住院单是这么写的：“疾病名称：瘫痪性心理疾病。”耶拿诊所的主管奥托·宾斯万格是全身性瘫痪精神错乱的专家，发表的有《进行性麻痹的病情与差别诊断》，以及《脑梅毒与麻痹性痴呆，临床与统计的研究》。宾斯万格教授曾经在课堂上以尼采作为麻痹性痴呆的案例研究。宾斯万格经常通知奥弗贝克病人的状况。他写道，尼采讲话条理较清楚，较少突然尖叫，有一些妄想症与幻听。复原的机会不大。

第二年的3月，尼采获准出院，此后一直由母亲照顾，直到1897年母亲过世。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母亲女佣伊万的协助下，接手照顾，直到最后。从1894年年初起，尼采就被关在家里。1895年，他开始出现身体瘫痪的迹象。奥弗贝克回忆他最后一次探望尼采时，见到朋友半蹲在角落，只希望不受打搅，而刚才他还相当兴奋，又吵又叫的。

反对尼采有神经系统梅毒所持的论点，是认为他在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后，有11年的时间处于精神错乱的模糊地带。不过，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麻痹性神经梅毒的病程3至6个月，如果是缓慢恶化的状况，最长可能到30年以上。[18]这种缓慢进展或是“滞留型麻痹性痴呆”，与症状明显的“急性麻痹性痴呆”不一样。斯托克斯写道，心理创伤的刺激可能引起患脑梅毒者发作，其他时间则保持非活动性，尼采那次抱马事件就是受到刺激。[19]

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中风。葬礼是传统路德教派的仪式——正是他的哲学所嘲笑的对象。他没有进行解剖检验。伊丽莎白承认，在他哥哥死亡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想到要解剖，事实上也没有医生建议过。她又说，此外，当时还没有人“可憎地怀疑”尼采染患梅毒。当然，在他的病历上有梅毒，但是很可能诊断结果没有告诉家属，而且医生认为没有理由要公开。

没有一位档案保管员，像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那样做了那么多评论。她是崇拜哥哥的小妹妹，从小就开始搜集尼采的手稿，将哥哥最早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柜子里。这份收藏后来发展成为“魏玛档案馆”，这是伊丽莎白所建的一栋可爱房子，存放她哥哥的文件，也安置了她哥哥；尼采在这房子的楼上度过他最后精神错乱的日子。伊丽莎白筹钱，谈出版合约，并且管理一群员工将尼采的作品分类（希特勒掌权后，这些人大都成为纳粹党）。她从1892年开始出版尼采所有的作品，还有81篇文章与3本传记。她以女文学家与尼采遗产监护人，在欧洲甚有名气，跟科西玛·瓦格纳不相上下，科西玛监管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伊丽莎白曾经被提名3次角逐诺贝尔奖。

但是奥弗贝克警告说，伊丽莎白是个不一样的妹妹，颇具危险性。奥弗贝克的评论直到今天还是没错。为什么学者一致批评非难伊丽莎白？她是虔诚的路德教派，反闪族的激进分子，崇拜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因此不适合代表一个反闪族与反爱国主义的人。尼采曾经写过上帝的讣闻，尼采的著述都是要推翻她所虔诚相信的事物。尼采一直不想让母亲与妹妹知道，他与家乡的基督宗教美德已经有多大差距，最后还是让她们知道了。多年来，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她与哥哥的道德观产生可怕的矛盾，每个步骤都扭曲真相，以配合她自己的希望。

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她，将造成一大遗憾，因为她以自己的喜好编辑尼采著作，以自己的意思窜改书信，甚至毫不掩饰她窜改的痕迹。传记作家现在礼貌上称她是不可靠的见证人，有些就不客气地说她是强制性病态的说谎家、非常令人受不了、偏执固执以及故意刁难作对。她汇整编辑了尼采的著作，尤其是《权力意志》一书，包括从他笔记里抽出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尼采根本不想出版。尼采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所住的房间里，被他扔到垃圾桶的只字词组，也都被捡起来任意编排出版。伊丽莎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档案交给希特勒使用。

1932年2月，伊丽莎白在魏玛的国家剧院第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正上演班尼托·墨索里尼（后来他也捐款给尼采魏玛档案馆）所合写的有关拿破仑的戏剧，这次会面部分是伊丽莎白策划的。希特勒在大批军警护卫下来到魏玛，听说尼采的妹妹也在戏院里，便捧着一大把玫瑰到她的包厢。她本来对他很冷淡，因为她认为希特勒参选总统应该会输给兴登堡（果然如此）。但是，一年后希特勒掌权，她就开始赞美希特勒：“我们陶醉在热情之中，因为我们政府的领导者是一位神奇杰出的人物，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希特勒总理。”[20]她回忆说，希特勒迷人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人看穿。她过世时，希特勒在她的棺木上放置了一顶桂冠。

伊丽莎白所创造出来的尼采传奇故事，当然不会提到梅毒。若非她要刻意隐瞒，尼采的病也许不会公之于世，说起来还真是讽刺。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莱比锡著名的神经学家与精神病学家莫比乌斯，取得尼采在巴塞尔与耶拿的病历。如果伊丽莎白想借着莫比乌斯之手塑造出众人对于尼采生病的同情，那么她被骗了。1902年，莫比乌斯出版《病理学的尼采》，虽以影射方式而非直言不讳，但是不仅了泄漏诊断结果，更糟的是还暗示尼采心理不稳定的现象早在1881年就出现，而且“激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

伊丽莎白可能不知道当时的诊断结果；如果她知道，就不会给莫比乌斯病历。维勒医生准许尼采住进巴塞尔医院，但可能没有告诉忧伤的母亲，她儿子真正得的是什么病，耶拿的医生也一样。不过，秘密泄露之后，伊丽莎白尽全力补救。莫比乌斯是很有干劲的病理学家，他警告大众小心病态的哲学家，说只有心智被蒙蔽的人才看不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含有潜在的进行性麻痹。“如果你发现一颗珍珠，不要以为一整串都是珍珠。要有怀疑的心，因为这个人脑子生病了。”[21]莫比乌斯宣称，尼采的心理状态本来就已经有病，后期梅毒的症状又渐渐侵袭加重。伊丽莎白大发雷霆，指控他“恶意诽谤”，不只是因为他泄漏她哥哥的疾病，也因为他暗示尼采被妓女所传染。哲学家与心理学家雅斯贝尔斯称许莫比乌斯，首先发现尼采早在1880年代就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他的结论是，莫比乌斯的洞察没有得到认同，因为过程充满荒谬。

莫比乌斯访问了许多尼采学生时代的朋友，想要追溯尼采的性活动，但是没有收获。他的结论相当站不住脚，他认为，虽然性对尼采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他缺少对性的强烈欲望，一个健康的男人有这种正常需求，才会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一位女性”[22]。但是尼采一定对性相当好奇，至少会去尝试一次。传记作家霍林代尔持相反的意见：尼采“性欲很强，并且对女人非常有兴趣”，只是没有任何记录，甚至没有任何暗示，他曾经和同班任何女生（或任何女人）上过床。尼采对女人很有兴趣，这与所有已知的证据相违背。

伊丽莎白没有放弃，她努力要洗清这可耻的诊断以及可能的不名誉后果。如果无法阻止梅毒的传言，至少可以平息嫖妓的谣言。1923年，她请尼采的一位医生来处理这件事，即健康委员会的武尔皮乌斯，曾经是宾斯万格在耶拿的助手。武尔皮乌斯发现左眼虹膜肿胀，确定是进行性麻痹：“右眼瞳孔比左眼张开得相当大，这是很不正常的，但都显示对光线没有反应。左眼虹膜有点变色，轻轻附着在水晶体前的被膜上，以阿托品滴几滴在眼睛一角，虹膜大部分就消失。”[23]

武尔皮乌斯回忆说：“我当学生时，曾经很热衷研究这个人的著作，遇见他的影子也让我深深感动。所以我着手处理我的病人，不仅是因为医学，也有心理上的兴趣，因此福斯特—尼采博士（名誉学位）夫人信任我，要我对她哥哥的病历以及相关的恶意争论写一篇评论。”[24]武尔皮乌斯的合作与富于幻想的理论，转移性交染患的传言，至少可以满足伊丽莎白：

这个毒素偶然进入尼采的体内，也就是说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最明显以及最有可能的，是1870年战役他担任志愿陆军医护兵时，尤其是在卫生条件恶劣下搬运流行性感冒与白喉的病患。为了克服恶心，也可能是他以为有一点消毒保护作用，所以他在救护车里抽烟。如果他在拥挤的车里，为了协助病患而放下雪茄，很容易因此感染毒素。[25]

这听起来好像是嘴巴内黏膜的螺旋体可经由雪茄传染。里昂一位医生约瑟夫·洛勒特，证实第二期梅毒除了性交传染之外，其他接触途径也有传染力，他发现有位吹玻璃工人嘴里黏膜有感染病菌，他将吹玻璃管子给一位同事吹，结果传染梅毒给同事。1864年，洛勒特有15个这样的研究个案，因此确定第二期梅毒有接触传染力。但是，武尔皮乌斯没有理由认为尼采是这样被传染的（也许他只是跟伊丽莎白开玩笑），而且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说明尼采根本不是这样被传染的。尼采只在1870年担任过志愿医护兵，但是莫比乌斯宣称拥有两位莱比锡医生的信件，他们曾经在1867年为尼采治疗过梅毒。莱比锡信件的资料，是精神医师威廉·朗热—艾克包姆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提供（他在1931年写过《尼采的精神病问题》）。在这篇专题论文中，他说柏林有位精神医师告诉他，有关这些名医的治疗内容。瓦尔特·考夫曼在《哲学百科全书》[26]的尼采条目内加上这资料，不过他指出无法证明这些信件存在。根据霍林代尔所言，理查德·布朗克研究年轻时的尼采“找出证据，1867年有两名莱比锡医生为尼采治疗梅毒，这是毫无疑问的”[27]。尼采的临床记录说他1866年有两次感染，所以第二年的治疗符合第二期梅毒的时间。虽然莱比锡治疗之事无法证实，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莫比乌斯说他有这些信件。

伊丽莎白指出，尼采于1867年得过两次“霍乱”，那两次很可能就是第二期梅毒的发烧症状。另一种可能性是他更早之前就感染，但到这时候才首次治疗。1861至1866年，他自诉头痛，颈部、胸口、喉咙都痛，声音嘶哑，风湿病，咳嗽；推测可能是梅毒感染之后的初期脑膜炎。

伊丽莎白的第二个计谋，就是让梅毒诊断失去公信力。1905年5月，她指派在档案馆工作的加斯特，写信给卧病在床的奥弗贝克，请他承认在耶拿的病历上记录梅毒，是他根据尼采登记住院时的注明所写的。奥弗贝克生气地回答说，宾斯万格教授于1890年2月告诉过他，事先还要他发誓保密，宾斯万格认为尼采的瘫痪无疑是梅毒引起的。“我已经保守宾斯万格告诉我的秘密，除了你的之外，加斯特先生。”[28]这次书信往来又是伊丽莎白的一大失算。她想要掩饰诊断，却很不聪明地留下证实的文件。她要求伊达·奥弗贝克取得临终前的供认，伊达拒绝并且控告伊丽莎白诽谤，因为指控她丈夫在都灵遗失《权力意志》的部分手稿。1922年，宾斯万格指称，虽然尼采的病源无从得知，但是进行性麻痹的诊断是不容怀疑的。根据目前的科学，尼采感染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29]

不屈不挠的伊丽莎白也企图将尼采的麻痹解释成药物造成的结果。1881年夏天，一位荷兰人给他一种“爪哇催眠剂”，这是印度大麻花及叶制成的液体麻醉药，告诉尼采说一杯水只要加几滴即可，千万不可太多。伊丽莎白尝试过，有令人振奋的效果，但是她不喜欢这种感觉，并且恳求哥哥使用时要节制。1885年，尼采承认他多服用了几滴就倒在地上，狂喜过后变成痉挛的大笑。伊丽莎白说巴塞尔的维勒教授告诉她，尼采所用的催眠剂没有经过科学实验。所有这些都是在莫比乌斯的书出版之后，伊丽莎白才透露出来，目的在说明尼采的瘫痪是“麻醉剂造成的瘫痪”。[30]她还暗示说，尼采所服用的安眠药，让他到第二天早上还很兴奋。虽然伊丽莎白尽了全力，梅毒诊断还是没有消失。

关于尼采在哪里感染梅毒，最常被引用的说法，其实也是最不可能的。1865年2月，尼采还是波昂大学的学生，自己到科隆旅游。他请门房带他去餐厅，结果被带去妓院。尼采和朋友保罗·多伊森谈及这次探险的故事：“我突然发现自己被6个穿戴亮光饰片与薄纱的幽灵包围，她们渴望地看着我。我顿时哑口无言，然后我弹奏钢琴，好像这是我唯一能够展现灵魂的事情。我弹奏几个和弦，让我不至于瘫痪，然后我就逃走了。”[31]

多伊森写道：“根据这个故事以及我所了解的尼采，我倾向认为史坦哈特以拉丁文对我们提到的柏拉图传记，有一句话可以用在尼采身上，那就是：他从来没有碰过女人。”[32]尼采对于这些妓女很清楚地表现出反感，因此得到的结论是，在科隆的那次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上妓院，也使得他感染梅毒。许多传记作家都提到这件事，这家妓院在一般文献中成为尼采最可能感染梅毒的地方。

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中的主角安德烈·莱韦尔金，就是以尼采为雏刑，也可以看出这种曲解的理由。尼采向多伊森提到的妓院，应该是关键的地点。叙述者说：“到这时候他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对我来说，这没有争论的余地。”但是，托马斯·曼改变一些细节：在他的小说中，安德烈碰触过一位妓女的脸颊。尼采对妓女感到嫌恶，但在小说中，嫌恶后来变成迷恋。安德烈到处寻找有致命性接触的女人，并且选择感染“令人振奋但具有破坏力的疾病”，即使她警告他离开。

“天哪！这也不是爱情，那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诱惑，让人疯狂不顾后果，被迫对于罪恶的惩罚做出妥协？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渴望恶魔的念头，在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化学作用，使得他希望挣开命运的锁链，让他开始鄙视警告，坚持要占有这肉体？”[33]

托马斯·曼在一篇讨论《浮士德博士》灵感的文章中，提到为什么他虚构的尼采，在妓院事件之后要等上一整年才开始找妓女。他说过尼采感染两次梅毒，写道：“耶拿所保留的病历是1866年第一次感染，换句话说，在他逃离科隆妓院之后一年，没有魔鬼的指引下，他回到类似的地方，并且感染疾病（有人说是故意的，当作自我惩罚），这疾病毁灭他的一生，但也使他的生命更添无限力量。”[34]

但是托马斯·曼只是猜测，就像霍林代尔说的：“他是如何感染的，全属猜测，虽然这问题不难解开：像尼采这样的年轻人，除了在妓院感染，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安格斯·弗莱彻表达他身为学者的迷惑：“尼采自己的叙述相当模糊且有变动，也是不可靠的。他有没有碰妓院的女人，或者只是弹钢琴？”[35]但是，尼采的叙述并不模糊：“我弹奏几个和弦，让我不至于瘫痪，然后我就逃走了。”学者就是想从他说的话中挑毛病。

对尼采学生时代私生活提供更多详情的人是古斯塔夫·荣格，这倒是出乎意料。荣格探索过尼采的生活，尤其是关于他的性生活与疾病。他不屈不挠地自行调查，秘密访问认识尼采的人并收集资料。在他的回忆录《梦、记忆和思考》中，荣格说尼采的经验如何成为影响他个人一生旅程最重要的事，尤其是他的堕落变成他自己的无意识。除了在回忆录中略微谈到，他没有将知道的内情出版，但是曾向别人提起，在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发现。例如在弗洛伊德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星期三的会议记录中，以及1934年与1939年，由荣格主持以英文举行的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研讨会课程笔记（共1544页）。[36]

荣格在回忆录中说，他还是医学院学生时，开始对尼采有兴趣。他一直不敢阅读尼采的作品，因为有一种“神秘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喜欢他，可能被迫承认自己也是“怪鸟”，有一种病态的第二个性。这种想法让他不寒而栗。尼采可能让他产生自卑感，因为尼采能以多种语言读写，而荣格只会巴塞尔方言，让他觉得容易受到批评。

虽然尼采因为健康问题永远离开巴塞尔，距离荣格开始调查也已有19年，不过还是有人认识尼采，还能准确无误地回想起一些趣闻，像是他假装自己是个贵族。尼采喜欢咬文嚼字的夸大炫耀，巴塞尔的学者还记得。[37]在查拉图斯特拉研讨会上，荣格说尼采走在巴塞尔街头，戴着灰色高帽，穿着像是来到瑞士的英国人。“他如同故事书中走出来的英国绅士，此景非常好笑。这使得他自己很有特色，因为巴塞尔没有人敢像他这样走出来。”[38]

在查拉图斯特拉研讨会上，荣格叙述尼采做过一个癞蛤蟆的梦（来自尼采与奥弗贝克的书信）：

在这信中，他提到尼采总是受到一种奇怪的恐惧所苦，当尼采看到一只癞蛤蟆，就会觉得应该将癞蛤蟆吞下去。有一次，尼采晚餐时坐在一位年轻女子的身边，他告诉她自己所做的梦，梦里他能看到自己手的所有解剖结构的细节，透明清晰，像水晶一样，然后一只丑陋的癞蛤蟆坐在他的手上，而他必须将这只癞蛤蟆吞下去。各位都知道，癞蛤蟆一向被怀疑有毒，所以这代表一种神秘的毒物，隐藏在黑暗中，因为癞蛤蟆都是夜间活动的。这就像尼采真正发生过的事，非常神经敏感的人感染到梅毒。这是历史事实，我认识治疗过他的医生。当时他23岁。我确定这个梦反映出致命的印象，这个纯净的身体感染了黑暗中的毒素。[39]

这场即兴演说谈到尼采的梦，此段有两则非常重要的信息跟梅毒有关：荣格认识治疗尼采的医生，以及尼采是在1867年23岁时感染的，这和莫比乌斯所说的莱比锡两次治疗时间相符。只要花点心力去探索，就知道荣格认识奥托·宾斯万格。奥托的侄子路德维希是荣格的同事，也是弗洛伊德星期三晚上小组的一员。路德维希刚以荣格为字词联想实验的对象。1908年2月（这一年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召开两次有关尼采的会议），荣格与路德维希拜访著名的叔叔奥托。荣格从耶拿寄明信片给弗洛伊德，因此日期确定，署名人是荣格与路德维希。[40]

图16-2　尼采（Bettmann/Corbis）

虽然荣格谈到尼采如何与朋友保持距离，但也提到尼采与弗朗茨·奥弗贝克有一种令人讶异的关系：“奥弗贝克和尼采来往时总是戴着手套，我认识他。他是一位典型的历史学家，非常有学问，总是很有礼貌，小心翼翼不去碰任何烫手的东西。他很欣赏尼采的天才，但是与尼采接触时非常小心谨慎。”[41]荣格又说，尼采精神错乱时能写出最惊人的色情文学，被伊丽莎白销毁，但是奥弗贝克看过。荣格还暗示曾经和他讨论过：“里面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的病理状况。”[42]奇怪的是，荣格没有明确说出，是什么病让他如此讶异。

荣格与伊丽莎白通信，这些信件可能相当正式。他至少有一次的机会向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提起。莎乐美是尼采以前的知己密友，那时已是1911年，他们参加第三届心理分析大会。

荣格通过自己的调查了解尼采的秘密，他在1908年4月1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会议上间接透露此秘密。保罗·费德罗说：“根据可靠的来源，尼采某个时期是同性恋，在热那亚的同性恋妓院罹患梅毒。”[43]1908年10月28日的会议上，费德罗又提到一份报告，指出尼采是同性恋，并且因此感染。弗洛伊德当时提供报告的资料来源：“荣格宣称获悉尼采在同性恋妓院感染梅毒。”弗洛伊德又说：“生命完全被疾病切断，他转而研究还跟着他的唯一物体，这物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跟着他，那就是他的自我。”[44]

1934年，弗洛伊德和年轻好友阿诺德·茨威格讨论写一本有关尼采的浪漫小说，间接提到说：“首先，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对性的看法，就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尼采是个很大的谜团。甚至有人说尼采是被动的同性恋，在意大利的男妓院感染梅毒。”[45]荣格的谣言很令人怀疑：除非尼采当学生的时候偷偷去过热那亚，否则不可能在23岁的时候感染。

尼采的性史是个疑问。

大多数传记作家将他描述成在性关系上严肃，在爱情却遭遇不幸的人，可能暗中去嫖妓。柯勒尔的传记说尼采喜好男色，在梅西纳的同性恋族群相当活跃。[46]1882年夏天，尼采与知己密友莎乐美和友人保罗·雷相处甚欢，如果莎乐美被认为只是两位男同性恋者的好友，以及想要为尼采写传记的作家，那她与尼采应该不会发生爱情，后来则是拒绝了尼采。尼采写道，他遇见莎乐美就想过要跟她结婚，但那是最多为期两年的婚姻。他告诉他们的朋友玛尔威达·迈森堡，他想和莎乐美结婚，也考虑自己的责任，计划一起住在巴黎。不过，他的求婚不太可能只有这样，莎乐美为什么一再提起求婚这故事，动机则不明。[47]尼采还建议保罗·雷应该娶她，认为莎乐美可能也有点心动。除了详细的安家计划，尼采还有许多计划，莎乐美将成为尼采的追随者以及继承人，如果他短命而死，她继续完成他的工作。

那年夏天，他跟莎乐美透露关于“永恒回复”与查拉图斯特拉的计划，莫比乌斯曾经说这是尼采脑梅毒发作之前第一个受到的启发。也许是因为尼采后来极其强烈的兴奋与痛苦，使得莫比乌斯看到麻痹性痴呆的发展过程。尼采写道：“每片云包含某些型态的电，突然电到了我，将我打入彻底的悲惨中。”[48]他觉得他应该参加巴黎的电力展。“也许我在那里，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够被接纳。”[49]1881年8月，他告诉加斯特：“像是有个高高在上的力量，要试试我的新笔，在纸上乱涂一些曲线。”[50]“我思想的水平线升起，是我以前所没见过的……有时候我认为我过的生活真的很危险，我是那种可能爆炸的机器……每次我散步时，想起前一天总是啜泣不已，没有多愁善感的眼泪，只有欢欣之泪。我唱歌谈论无价值的东西，以一种新的态度支配。我是第一个达到这种程度的人。”[51]

莎乐美是个热心的聆听者；她回想说，如果有人听过他们谈话，会认为有两个魔鬼在对话。那年夏天瓦格纳的《帕西法尔》歌剧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演，尼采因为听了伊丽莎白的挑拨，因此两人关系破裂。他后来看穿了伊丽莎白的告发，并且了解瓦格纳不是散布谎话的人，很懊悔关系破裂，但是创伤已经造成。

跟随尼采是莎乐美人生中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1911年加入弗洛伊德的小组时要求不提尼采的事情，私底下很可能与弗洛伊德讨论过。1895年，莎乐美出版第一本深入研究尼采的书，许多评论相当精彩。但不出所料，伊丽莎白指控莎乐美报复可怜生病的尼采，当时尼采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

无论莎乐美是否知道尼采染患梅毒（梅毒和其他慢性疾病有什么关系，尼采自己又知道多少），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莫比乌斯于1902年揭开秘密之后，成为众所皆知之事，1908年弗洛伊德的门徒都热烈讨论这件事，这时候她一定也知道了。莎乐美参加1911年于魏玛举行的第三届心理分析大会，她因为年轻时跟尼采过从甚密，甚受瞩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会议中心前的草地上照相留念，弗洛伊德坐在中央，荣格弯着腰以免看起来比弗洛伊德高。莎乐美穿件毛皮大衣站在前排，后面是她的爱人——瑞典心理治疗师保罗·贝瑞。1905年，贝瑞出版《天才的精神错乱》，关于尼采的部分也同意莫比乌斯所言，麻痹性痴呆的第一次警告与最后崩溃可能间隔许多年。贝瑞认为梅毒的毒素是造成麻痹的因素。（他是否看到当年萧定所出版关于螺旋体的书？）另外两位与会人士，汉斯·萨克斯与埃内斯特·琼斯在休息时间拜访伊丽莎白·尼采。

我们只能想象，弗洛伊德、荣格、莎乐美、贝瑞、萨克斯、琼斯，以及其他人在魏玛会议中心漂亮的草坪上踱着步，他们可能谈到尼采、他的精神错乱、他的天才、他的性行为以及他的梅毒。

皮娅·富尔茨的博士论文有最完整的尼采病历，包括一长串各种假设的诊断：癫痫、中风、遗传性狂躁症、脑发育不全萎缩、偏执狂、精神分裂、不小心中毒。除了梅毒引起的狂躁与沮丧，许多学者认为是躁郁症。富尔茨认为是梅毒，由于她深入研究尼采，因此她的意见非常有意义。[52]

许多解释千奇百怪，从貌似有理到异乎寻常都有，有的说尼采得过梅毒，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明何处、何时、为何、如何感染，以及尼采本人知道什么。以下是一些推测：尼采并不是因为性关系而感染梅毒；以嫖妓感染作为下意识自我惩罚的形式；误诊而背黑锅；他以为已经治愈；不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根本不是梅毒，而是幼童时期被虐待的压抑记忆；只是一段悲惨的性意外；尼采所有的疾病起于身心失调。小说家史蒂芬·茨威格写得很阴郁，尼采将等着他的大灾难误认为有毒的细菌之启发。鲁道夫·施泰纳后来拜访尼采，他想象尼采是方济会修士转世，前生在祭坛前跪太久，膝盖都瘀青；这个痛苦跟着他的肉体转世，所以尼采完全没有肉体上的欲望。还有，尼采自己曾经说过，是瓦格纳的音乐使得他神经衰弱。

1844年10月15日，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牧师的长子出生，因为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生日同一天，因此也以弗里德里希为名。卡尔是普鲁士的宫廷牧师，父亲也是牧师，他为儿子洗礼时，没有想到他、他的王室资助者以及他刚出生的儿子，最后都死于心理疾病。1844年，牧师与年轻妻子弗兰齐斯卡为第一个儿子的出生而欣喜万分。两年后，以3位公主来命名的女儿伊丽莎白·泰瑞斯·亚历山德拉出生。

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摧毁了家庭的和谐。尼采牧师深受挫折，退休做图书馆的工作，接着听到他的国王在革命的要求声浪中退位。不久，显然是其他因素造成他抽搐与失去记忆。病了11个月之后，最后变成瞎子，语无伦次，在极度痛苦中过世，卒年36岁，死因为“脑软化症”。

尼采4岁时找耶拿的眼科学教授检查，发现瞳孔大小不一，这是遗传自母亲。罗纳德·赫曼指出，尼采牧师的死因，可推断尼采是先天性梅毒，虽然他很晚才会说话、头痛、近视、风湿病，但是“这都不足以证明”[53]。先天性梅毒通常很明显，因为出生时会出现创伤，或是出现著名的哈钦森牙齿，即牙齿有槽口，但也可能小时候正常，疾病一直潜伏，直到成年才出现。通常病患15岁以上，第一次出现症状，不过也有到60岁才出现的先天性梅毒案例。梅毒学家波顿·彼得·汤姆说，这种梅毒“和后天梅毒一样，身体上没有一个器官或组织可以幸免”。但是，尼采似乎不像是先天性梅毒。

后来，尼采离家到著名的新教徒住宿学校舒勒普发塔上学，然后到波昂、莱比锡读大学。非常年轻就受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1876年因为健康恶化请病假一年，离开古典文献学者的生涯。3年后，他以同样的健康理由辞职。往后10年，他在意大利与瑞士到处旅行，找寻“清澈的天空”以养病，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与一些遗产俭朴地过日子。

虽然尼采是否染患梅毒的争议，主要在于麻痹性痴呆何时首次出现警讯，第二个问题为在这10年浪迹天涯之前与这段时间，尼采肉体上的痛苦是否由梅毒引起却很少人注意。大家都假设说，如果他得了梅毒且潜伏着，他的症状是白天头痛、呕吐、筋疲力尽，这都是典型的偏头痛。尼采的书信与笔记有许多是对于痛苦的深思，痛苦是希望死亡的理由，并且反转成对生命的灵感。莎乐美最初吸引尼采，是她的诗《给痛苦》描述这方面的主题，尼采为此诗谱曲《生之祷》。尼采的书信主要就是描述每天这些肉体上的病痛，书简选集将这些内容删去。如果尼采的病症是梅毒引起的，那么他的档案是现存有关梅毒最丰富且最有文采的记录。

1875年6月，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格斯多夫诉苦说：“即使是遵照最严苛的饮食规定，胃部的症状还是无法减轻……最激烈的头痛一再发生，持续好几天。即使什么东西都没吃，还是呕吐好几个小时。换言之，这部机器好像要故障了，我也不否认，好几次我都想死掉算了。”[54]

这一年暑假，尼采在黑森林一位胃病专家的诊所度过。他被诊断出“胃黏膜炎”，胃部扩张导致血液无法流到脑部。每天早上要灌肠，一天吃3次烤肉，以及生鸡蛋、红酒。以水蛭在尼采头上吸血。到了7月，他的胃好多了，但是医生无法改善尼采其他症状——神经失调。那年12月，尼采写信给朋友罗德说他筋疲力尽躺在床上饱受折磨，已经不想活了。尼采一度严重发作，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脑部受损。

1876年，他写信给伊丽莎白：“亲爱的妹妹，我身体有问题，我可以感觉到！不断头痛，虽然不是顶严重，却感到很疲倦。昨天我可以听《女武神》，但是只能在黑暗的房间里，用我的眼睛是不可能的。”[55]他请教那不勒斯的一位医生，医生向他保证没有脑瘤，只是神经痛，可以治好。

1877年，他写信给母亲：“我的头似乎还是缺血；过去10年，我用脑过度，众所周知，这比‘工作过度’更严重。”[56]他又写给伊丽莎白说：“我身体很不舒服！这14天来，我有6天在床上，发作了6次，最后一次相当险恶。”[57]他又说，如果不要完全牺牲他的健康，他必须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

1877年5月，他到巴德拉格斯4星期，去看医生以及沐浴治疗。奥弗贝克前去探视，尼采告诉他，秋天回去教课应该没有问题。6月，他写信给伊丽莎白：“我的头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只要用脑过度，立刻头痛不已。你无法相信用脑跟用眼睛工作有多疲劳和多勉强。”[58]在圣莫里茨，他尝试“喝水疗法，以治疗严重的神经疾病”[59]。他写作阅读时，必须将纸张拿到距离眼睛5公分的距离。

他从海拔4000英尺的高山写信给迈森堡说：“我于索伦托病倒在床，全身都痛，每天都痛；空气越稀薄，我越能够忍受。我还没有开始用圣莫里茨的水治疗，那会让我忙上好几个星期。”[60]

9月，尼采回到巴塞尔，最麻烦是眼睛的状况，显然是梅毒引起的。10月，他请教奥托·艾瑟医生，艾瑟介绍他找一位同事，眼科医师古斯塔夫·克鲁格，克鲁格发现在双眼内层的两边都有发炎，诊断发现是视网膜绒毛发炎，这是仅次于虹膜炎的梅毒病患最常见的眼睛疾病。[61]

哈勒的阿尔佛雷德·格雷费医生又做了一次检查，提出一个更悲观的建议：尼采必须停止阅读或写作；避免强光；戴蓝色太阳眼镜；避免刺激性食物、咖啡与烈酒；而且身心都不要太操劳。艾瑟开了奎宁的药方，并且写信给瓦格纳，他推断尼采的眼疾是因为手淫过度。艾瑟后来认为《人性，太人性》是尼采心理衰退的开始。看过两位医生之后，尼采向校方延长病假6个月。艾瑟的报告说，尼采告诉他，他遵照医嘱，有过几次性行为，并且两度感染淋病，但是从来没有得过梅毒。由于1867年时，梅毒的下疳很难与淋病区别，尼采应该有接受治疗，这很可能表示当时尼采被误诊。艾瑟和拜罗伊特社交圈很熟，而且不太重视病人的隐私，所以尼采可能不想对他承认梅毒。但是，这报告显示尼采认为他没有梅毒，虽然在莱比锡可能两度接受治疗。他获准住进精神病院时，在阴茎上发现有疤痕，证明不是这么一回事。

尼采2月去看艾瑟，艾瑟认为情况不乐观。他告诉奥弗贝克，尼采这个病例他从来没有排除脑疾；事实上，另一位同事鲁道夫·马西尼检查尼采之后，认为脑疾是很有可能的。马西尼建议尼采辞去部分教职，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承受太多的刺激。1878年9月，尼采的出版商恩斯特·史梅特纳记录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印象：“尼采已经崩溃，他看起来很害怕。他处在崩溃的状态。”[62]

1879年，尼采指甲下因组织腐败而引起发炎，越来越严重。他写信回家说：“星期一很糟，星期二发作，星期三很糟，星期四与星期五又有一种新且剧烈的疼痛发作，好像无法停止。今天感到筋疲力尽与虚弱。”[63]教书令他精神耗弱，他提到最糟的时候不断抽搐，右眼无法睁开好几个小时，然后抽搐遍及全身。

他确定眼睛的状况无法教书，头痛持续6天，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因此以冷水治疗，还考虑要休息5年。“你不了解那是我头脑的紊乱或我的视力在消逝。”[64]“我这一生病痛的时候比健康的时候多……但愿我瞎了！这个愚蠢的愿望现在是我的哲学。因为我不应该看书，而我却看了——就像我不应该思考——而我却思考。”[65]他回到巴塞尔请教一位眼科医生，确定眼睛退化。

1879年5月2日，尼采最后一次请病假，因为他认为巴塞尔的气候是造成他头痛的部分原因：“巴塞尔的天气恶劣，有害身心，我失去健康也将失去生命。”[66]伊丽莎白写信说她几乎不认得她亲爱的哥哥，如此筋疲力尽又如此苍老。

完成《漂泊者及其影子》后，尼采告诉加斯特说他知道心智操劳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痛。他走路时在小笔记本上写着，然后忍受痛苦抄下来。大约有20个较长的见解（“不幸的是，这些是精华的见解”），在他潦草模糊的笔迹中无法辨认。“我必须从受苦难的脑中，偷偷收集几分钟的‘脑能量’使用。”[67]他呕吐了3天，圣诞节陷入昏迷。此后，他觉得自己快死了。

他向艾瑟诉苦说：“我的存在是个可怕的负担：如果不是我想做这个实验，看看在忍受痛苦的情况下，心理与道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否则我实在很想抛掉负担，几乎完全放弃……整体而言，我比以前更快乐。不过，还是持续痛苦；每天有好几个小时感觉像是晕船，半瘫痪很难说话，接着是剧烈的疼痛。”[68]

1880年一月，他写信给迈森堡：“我这一生可怕的折磨几乎没有间断，使得我渴望一死了之，我从一些迹象认为，得到解放自由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关于折磨与自我否定，过去这几年我的生活不逊于任何时代的苦行者；尽管如此，这几年的痛苦使我的灵魂更纯净光辉，我不再需要借着宗教或艺术才能达成那个结果。”[69]

他写给奥弗贝克说（原文为拉丁文）：“我很沮丧，一直在痛苦征服我的肉体与意志。这几个月来，这个夏天，我可真凄惨！我的肉体折磨就像是我所看到天空的云，又多又有各种变化。每朵云都有某种形式的电，突然击中我，让我痛苦不堪。我曾经5次要求医生让我死，昨天我希望就这么结束，结果没有死。问苍天何处是我晴朗宁静的天空，我的天空在哪里？再会了，朋友。”[70]

他又写给奥弗贝克说：“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很久没写信给我了。不过，或许我欺骗自己，其实也没多久，我不知道每天要做什么：我对什么都失去兴趣。内心深处有种无可撼动的黑色忧思，我也感到疲惫不堪。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这对我是最明智的事情。我已经变得非常瘦，瘦得令人讶异。我发现有家很好的饮食店，可以让我吃胖点。但最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即使是再活个半年，每件事都很无聊、痛苦、混乱。我已经忍受牺牲太多，觉得我以前整个精神生活是一种不完美、错误以及灾难，超出所有可理解的范围。”[71]

新年时，尼采遭遇最痛苦的一次发作。2月，他从热那亚写信说：“发烧、寒战、半夜出冷汗、头痛欲裂、经常疲惫不堪、没有胃口、味觉迟钝。”[72]他已经到达极限，说他宁愿自杀，也不愿再过这样的冬天。

尼采从西尔斯玛丽亚写信给奥弗贝克诉苦说：“我在热那亚这几年，即使是为了征服自我，也不是任何人能忍受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体内的暴君’，这无情的暴君，这次我也要征服自制力（关于我肉体的折磨，其时间之久、程度之严重与变化之繁复，我敢说无人能及；而我精神上所遭受的折磨也与肉体不相上下）。”[73]

尼采在《瞧！这个人》写道：“在这折磨之中，连续3天头痛欲裂，呕吐出黏液，但我像是辩证学家，头脑非常清晰优越，思路非常敏捷锐利，我在健康状态下反而无法如此敏捷、如此锐利、如此冷静。”[74]

1888年年底，尼采出现电光石火般的能量，以白热般的温度著述新书，他唯恐会发疯和死亡、疾病与痛苦令他意志消沉，但也指引着他。他一直沉思这问题，想到未来，他知道自己的著作能够被人了解与欣赏。同时代的梵·高也出现类似的情形。纯粹是创意的灵感、心理疾病，或是脑梅毒患者无可抑制的才能表现：无论是怎么样的组合，结果都是很惊人的。

[1] 克里斯托弗·米德顿（Christopher Middleton）发现都灵的居民说，马匹事件可能在他崩溃之前好几天就发生了。无论如何，尼采的精神错乱是突然发生的。克里斯托弗·米德顿编译，《尼采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p.352。

[2] 米德顿，p.346。

[3] 米德顿，p.353。

[4] 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反回忆录》（Anti-Memoirs,New York:Nenry Holt,1968），p.23。

[5] 格拉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灵魂的组成》（Composing the Soul:Reaches of Nietzsche's Psych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373。

[6] 帕克斯，p.373。

[7] 克劳迪亚·克罗馥 Nietzsche's Psychology and Rhetoric of World Redemption:Dionysus versus the Crucified，收录在Jacob Golomb等编的Nietzsche and Depth Psych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272。

[8] 克罗馥，p.272。

[9] 克罗馥，p.335。

[10] 托马斯·曼（Thomas Mann）Nietzsche's Philosoph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History，Richard Winston,Clara Winston等编译，Last Essay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

[11]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尼采》（Nietzsche: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Philosophical Activity,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5），p.95。

[12] 参考威廉·薛哈伯（William Schaberg）《尼采作品集》（The Nietzsche Can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记载尼采一生中所卖每一本书的数量。

[13] Herman Nunberg and Ernst Federn编，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 Vol.II,1908-1910（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7），p.30。

[14] 托马斯·曼《Last Essays》，p.144。

[15] Nunberg and Federn,Vol.II,pp.31-32。

[16] 艾瑞克·普达克（Erich Podach）《尼采的疯狂》（The Madness of Nietzsche,New York:Putnam,1931），p.236。

[17] 约翰·斯托克斯（John 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 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479。

[18]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002。

[19]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002。

[20] 彼得斯（H.F.Peters）《查拉图斯特拉的妹妹》（Zarathustra's Sister,New York:Marcus Wiener,1985），p.220。

[21] 普达克，p.61。

[22] 山德·吉尔曼（Sandor L.Gilman）编，《与尼采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Nietzsch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

[23] 吉尔曼，p.257。

[24] 吉尔曼，p.257。

[25] 吉尔曼，pp.257-258。

[26] 参考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哲学百科全书》中有关尼采的部分，Vol.V.（New York:Collier Macmillan,1967）。

[27] 霍林代尔（R.J.Hollingdale）《尼采其人与哲学》（Nietzsche: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Boston:Ark Paper-backs,1985），p.33。霍林代尔引用布朗克（Blunck）《少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Kindheit und Jugend）。

[28] 彼得斯，pp.184-185。

[29] 皮娅·富尔茨（Pia Daniela Volz）Nietzsche im Labyrinth seiner Krankheit:Eine medizinisch-biographische Untersuchung（Wurzburg,Germany:Konigshausen& Neumann,1990），p.227。

[30] 普达克，p.58。

[31] 霍林代尔《尼采其人与哲学》，p.33。

[32] 吉尔曼，p.24。

[33] 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Dr.Faustus,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155。

[34] 托马斯·曼《Last Essays》，p.145。

[35] 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Music,Visconti,Mann,Nietzsche:Death in Venice，收录在Thomas Harrison编的《尼采在意大利》（Nietzsche in Italy,Saratoga,Calif.:ANMA Libri,1988），p.303。

[36] 我很感谢约瑟夫·韩德森博士（Joseph Henderson），他曾参加荣格查拉图斯特拉研讨会，在研讨会中他提到荣格对尼采所做的评论。

[37] 荣格（C.G.Jung）《梦、记忆和思考》（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New York:Vintage,1989），p.101。

[38] James L.Jarrett编，《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Nietzsche's Zarathustra:Notes of the Seminar Given in 1934-1939 by C.G.Jung,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Vol.I，p.637。

[39] John Kerr《一个最危险的方法》（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Freud,and Sabina Spielrein,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pp.175-176。

[40] Jarrett《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Vol.I,p.635。

[41] Jarrett《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Vol.I,p.635。

[42] Jarrett《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Vol.II,p.1492。

[43] Nunberg and Federn,Vol.I,p.359。

[44] Nunberg and Federn,Vol.II,p.31。

[45] Ernst L.Freud 编，《弗洛伊德与茨威格的信》（Th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and Arnold Zweig,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70），p.85。

[46] 柯勒尔（Joachim Kohler）《查拉图斯特拉的秘密》（Zarathustra's Secre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47] 有关这段传闻的求婚，参考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ion）《露夫人》（ Frau Lou,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48] 罗纳德·赫曼（Ronald Hayman）《尼采的一生》（Nietzsche:A Critical Life,New York:Penguin,1982），p.235。

[49] 赫曼，p.235。

[50] 赫曼，p.235。

[51] 赫曼，p.232。

[52] 富尔茨，pp.298-305。

[53] 赫曼，p.24。

[54] 赫曼，p.179。

[55] 米德顿，p.146。

[56] 米德顿，p.155。

[57] 米德顿，p.156。

[58] 赫曼，p.194。

[59] 赫曼，p.195。

[60] 米德顿，p.160。

[61] 洛伊·汤普生（Loyd Thompson）《梅毒》（Syphilis,Philadelphia:Lea & Febiger），p.357。

[62] 赫曼，p.206。

[63] 赫曼，p.210。

[64] 赫曼，p.211。

[65] 赫曼，p.211。

[66] 赫曼，p.212。

[67] 赫曼，p.215。

[68] 赫曼，p.219。

[69] 米德顿，p.171。

[70] 米德顿，p.179。

[71] 1983年2月22日。

[72] 赫曼，p.261。

[73] 米德顿，p.214。

[74] 雅斯贝尔斯，p.113。

第十七章
奥斯卡·王尔德：坠落于巅峰的天才

历史只是流言蜚语。

——奥斯卡·王尔德

“我的壁纸与我正在拼死决斗，我们其中之一必须走。” 奥斯卡·王尔德说出这样的怪话不久，壁纸胜利了。临终的王尔德躺在床上所拍的照片上，背景的装潢设计五颜六色俗艳不堪，他手持《玫瑰经》，表示临终前皈依天主教。

1900年9月，他死前最后几个星期住的是巴黎阿尔萨斯旅馆破旧的房间，陪伴他的是挚友罗比·罗斯与瑞吉·蒂尔内、医生、医生助手，以及热心慷慨的旅馆老板，还有许多访客。王尔德的朋友弗兰克·阿里斯通过书信不断往返，也知道王尔德在阿尔萨斯旅馆的人生最后一场戏的来龙去脉。餐饮从当地的餐厅送来，他喝的是香槟。

大使馆的塔克医生照料王尔德，罗斯描述塔克是“一个无聊、和蔼、杰出的人”，他到旅馆房间来探视了68次。但是，当时的塔克还不是耳科医师（后来才是），当王尔德发生棘手的中耳感染时，他找来了一位专家（不知其名）。10月10日进行的手术。于是，王尔德打电报给罗斯：“昨动手术，速来。”然后是：“极虚弱，请来。”[1]罗斯赶了过来，和蒂尔内守在床边，在王尔德病情恶化时，请了各种医生前来诊视。他们也很担心他的财务状况，王尔德自己宣称，他在死前就已经破产。

图17-1　王尔德（Library of Congress）

在脑膜炎威胁到王尔德生命时，他们找来了一位知名专家——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保罗·克莱斯。有些传记作家认为克莱斯有进行过手术，但他实际情况是他11月25日才到现场。王尔德由一位名叫埃尼翁的手术后伤口包扎员照料，他向罗斯警告说，不要低估王尔德病情的严重性。他说，耳朵其实不那么重要，要注意重大的症状。感染散布到脑部，王尔德的状况继续恶化。最后他非常痛苦，有时候头脑清楚，大部分时间是精神错乱。1900年11月30日下午1点50分，王尔德逝世。

克莱斯与塔克发表正式声明，确认引起王尔德长年疾病的原因，是耳朵感染引起的脑部发炎：

11月25日，星期日，由下列署名的医生检查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又名梅尔莫斯，确认大脑有明显的病变，这是右耳的宿疾脓疮引起的，已经治疗过多年。

27日，症状恶化。经诊断确定是脑膜炎，没有迹象显示是局部化的脑膜炎，因此无法采用环锯手术。

建议的治疗方式只能用药物，外科手术似乎不可行。[2]

如果王尔德对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爱慕，是“不敢说出口的爱”，那么梅毒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秘密：不敢说出口的病。

根据他的密友罗伯特·谢拉德所言，王尔德“知道自己感染梅毒”[3]。在王尔德去世多年后，在其书信以及四位朋友：谢拉德、蒂尔内、罗斯与弗兰克·阿里斯的出版物中，都透露出他们知道他的秘密，而且阿尔萨斯旅馆的医生已经诊断出病因是耳朵感染导致脑部感染，死因则是脑部感染。

王尔德死后一个月，罗斯明确地指出，王尔德的耳朵感染与末期的脑部发炎有关：王尔德“耳朵着凉，英国医生说没关系，法国医生却认为很严重。然而，脓疮最后导致脑部发炎”[4]。过了几年，蒂尔内给谢拉德的一封信上写得很清楚，阿尔萨斯旅馆医生的诊断为第三期梅毒之症候。蒂尔内写道：“我认为，耳朵的问题于牢里开始出现，只是在他死前没多久，耳朵问题诊断为第三期感染的症状，这是他20岁时被传染的。医生告诉他，只要好好照顾自己，还可以活许多年。”[5]这段话可以解读为梅毒的婉转说法：“我认为，耳朵的问题于牢里开始出现，只是在他死前没多久，耳朵问题被诊断为梅毒。”

王尔德去世12年后，有刊物上第一次出现有关他得梅毒的诊断，这是由亚瑟·瑞森所写的传记。由于这本传记献给了罗比·罗斯，他可能事先审阅过，所以谈到王尔德的死因，有这么一段也就不足为奇：“他已经习惯喝酒，无法戒酒，因此加速死亡。喝酒的直接原因是脑膜炎，而脑膜炎是第三期梅毒的后遗症。”[6]瑞森揭露了真相。当时很少人直接用梅毒这个名称，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说脑膜炎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而是说这是其后遗症之一，也就是耳朵感染的结果。后来，他在1913年的版本，将涉及梅毒的部分删除（谢拉德称许他这么做），理由是避免伤害遭受此痛苦的人。但是这说法已公之于世，后来的传记作家蒙哥马利·海德与赫德基思·皮尔逊便重述了此说法。

1916年，弗兰克·阿里斯所写的传记（也是由罗斯审阅）提及，梅毒造成耳朵的感染，也是王尔德皮肤一再出疹子的原因。阿里斯和蒂尔内一样，也避免使用那禁忌的名词，且修辞更加婉转：

该局部性疾病（耳朵问题）有发炎现象，如同我之前所言，是因为更全身性与更可怕的疾病所造成的。王尔德自诉在胸前与背后出现红疹子，是因为吃贻贝引起的，但医生认为是另一种更可怕的疾病所造成的。他们警告他立刻停止喝酒抽烟，过最节制的生活，因为他们发现他有这种可怕疾病第三期的症候，愚笨的假道学让这疾病任意毁灭英国男子的精英。[7]

同样的一段话，如果婉转的修辞改用梅毒这个字眼，读起来有多么不同：

该局部性疾病（耳朵问题）有发炎现象，如同我之前所言，是因为梅毒所造成的。王尔德自诉在胸前与背后出现红疹子，是因为吃贻贝引起的，但医生认为是梅毒所造成的。他们警告他立刻停止喝酒抽烟，过最节制的生活，因为他们发现他有梅毒第三期的症候。

阿里斯又说，身体内所有的组织都因为这种可怕的疾病而衰弱。

30年后，最著名的王尔德传记作家理查德·埃尔曼认为，梅毒是了解王尔德的关键：

他（王尔德）从来没有承认得过，许多权威人士也否认。证据不很确凿，所有案例几乎都如此，因为在王尔德以及其后的时代，这种疾病令人联想到耻辱、羞愧与秘密，而且可能法院都不承认。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王尔德染有梅毒，我对王尔德的特质以及他后半生许多事情的解释，都是以这个信念为中心。[8]

这个信念成为他解释王尔德特质的“中心”，不过埃尔曼将这个关键的真相藏在脚注中，这是值得注意的，显示了梅毒是如何在传记中被隐藏着。

挑起王尔德早年感染梅毒这问题，最应该负责的朋友就是谢拉德，他是继罗斯、蒂尔内与阿里斯之后，第四个提到梅毒的人。他是最该负责且最具争议性的人：谢拉德非常尊敬王尔德，他回想他们在巴黎一起生活的日子，含泪写下3本回忆故人的书：《一段不幸友情的故事》、《王尔德的生活》、与《真正的王尔德》。在前面讨论他写的莫泊桑传记中，我们已经知道他具备梅毒医学的知识。他以刻意扭曲的修辞（“无限小的妖怪，却带来喜马拉雅山一样庞大的痛苦”[9]）来形容，而不用那个字眼。

谢拉德是威廉·华兹华斯的曾孙，因在牛津混得很不好而离开（因为债务被赶走），1833年到了巴黎，完成一部小说。他在巴黎遇见王尔德，王尔德刚从美国得意扬扬地回来，住在伏尔泰旅馆一间可以俯瞰塞纳河的精致套房，写作《帕杜亚公爵夫人》。王尔德品位高雅，讲究穿着，还曾经有杂志模仿他。谢拉德最初不喜欢王尔德的浮华炫耀，但后来非常敬佩这位“我所见过的全世界最会说话的人”[10]，并且受到王尔德的激发：“对我来说，这是新鲜欢愉的生活，是灵魂永不停止的盛宴，每一天我对我的新朋友都更加真心的钦佩。”[11]当时王尔德收入颇丰，可以奢华款待他的年轻朋友。不写作时，他们就到巴黎的文艺圈喝咖啡。

王尔德第一个同性恋爱人是罗比·罗斯，到1886年，王尔德与康斯坦丝·劳埃德结婚后就中断了。有人说谢拉德并不知道王尔德的性向，直到有一天从窗户看到王尔德与罗斯在做爱才明白。谢拉德坚决相信同性恋是一种病变，他认为自己的朋友是个完美的绅士，“言行都是正人君子”[12]，只是无意中被“神经错乱”与“谄媚奉承的恶魔”所蛊惑（好像这不是他的意愿）。谢拉德生怕如果王尔德的性行为倾向被人知道，他的文学作品可能因为作者的关系，被“永远遗忘在永恒的黑夜”。[13]

谢拉德在文章中提及王尔德的同性恋情事时小心谨慎，但纪德就没那么保留了。纪德于自传中谈到王尔德在阿尔及尔的故事，这件事终于触怒了谢拉德，逼得他说出了梅毒的秘密，因为梅毒是两项罪恶中较次要的一项。谢拉德以“荣誉团骑士”的头衔，于1934年发表《为王尔德再度辩护，驳纪德的邪恶谎言与阿里斯的残酷诽谤》，挺身护卫王尔德。谢拉德义愤填膺说：“老天！这工作就像是赶走名人坟前的土狼。”[14]

纪德所说的故事如下：

1895年，他与王尔德在阿尔及尔一家咖啡厅，一位“令人惊叹的少年”走到他们桌前，开始吹长笛，然后端咖啡的男孩也加入。纪德回想自己对这位男孩的赞美：“他的眼睛又黑又大，有一种抽印度大麻的慵懒倦怠；他的肤色像是橄榄；我称赞他修长的手指、少男瘦颀的身材、白色短裤外是一双细长的双腿。”[15]王尔德在外面与纪德交头接耳说：“亲爱的，你喜欢那个小音乐家吗？”纪德想到王尔德的心思，便以哽咽的声音说“是的。”那天，王尔德带他到了一处人烟稠密的地方，他们走进一栋有两个房间的小公寓。接着一位向导带着那两位年轻人出现，他们的脸都藏在连帽斗篷里。王尔德送纪德与那个吹笛者穆罕默德到一个房间，然后和那个倒咖啡的男孩到了另一个房间。纪德回想道：“我很兴奋，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也没有后悔。但是，当我赤裸的双臂紧紧抱住这个完美的男孩，我要如何形容当时狂喜的感觉，如此狂野，如此热烈，如此昏暗的淫荡？”[16]两年后，还有个插曲，这次没有王尔德，纪德发现他的朋友丹尼尔在跟同一个男孩穆罕默德做爱。这次他的感觉很不一样。他看到丹尼尔像是一个巨大的吸血鬼，在穆罕默德的身躯上吸血，而穆罕默德好像在恐怖尖叫。这个纤细的穆罕默德已经堕落，他从吸食大麻变成服用苦艾的堕落者。[17]

而谢拉德说出的故事是这样的：

王尔德20岁的时候在牛津，“由于英国伪善态度的白痴制度”而感染梅毒（他指的是娼妓制度？回想阿里斯所说的，英国愚笨的假道学引起梅毒）。1886年，他结婚后又有一次发作，这“无疑是他以后心理、道德与肉体各种错乱的根源”。谢拉德也驳斥荷兰医生雷尼尔，说他“要我们相信善良、人性、慈父般的王尔德，知道自己可能带有这种恶疾，还放荡地与小他30岁的男孩奸淫。” 谢拉德结论说，王尔德可能是同性恋又不爱负责任，但是他绝对不是虐待狂或罪犯。他又说，有位著名的批评家告诉他，如果没有“梅毒专家”的合作，写不出准确合适的王尔德传记。[18]

在谢拉德写给亚瑟·西蒙的一封未出版的信中，他很遗憾在为王尔德辩护时有所遗漏：

我应该在《为王尔德再度辩护，驳纪德的邪恶谎言与阿里斯的残酷毁谤》中加上一则附注，提醒指控王尔德的人是如此罪大恶极，因为他们说他知道自己有梅毒——如果他犯下如同纪德（以及雷尼尔）所说的严重不道德行为——在奸淫这阿拉伯男孩时，他是故意将可怕的疾病传染给这名受害者。哦！秉性善良的奥斯卡·王尔德！[19]

谢拉德显然不知道，梅毒在后期是没有传染力的。由于他认为在1886年传染力复发，因此传染给康斯坦丝，而往后几年还是有危险性。梅丽尔莎·诺克斯（目前赞同王尔德染患梅毒）认为，王尔德于1895年到阿尔及尔时，可能已经不再那么善良仁慈：“麻痹性痴呆摧毁了这些特性。”但其实王尔德没有麻痹性痴呆，可能连神经性梅毒的症状都没有。他顶多有缓慢进展的梅毒轻微症状，而且是在他死前才进入后期阶段。

王尔德死后35年，谢拉德在拜访传记作家鲍里斯·布拉索时，告诉过他各种细节，这些后来出现在布拉索写的传记中，成为有关王尔德早年感染的最完整资料：

奥斯卡·王尔德……在牛津感染梅毒，以注射水银治疗。可能是因为这种治疗，王尔德的牙齿变黑，而且蛀蚀。在向康斯坦丝·劳埃德小姐求婚之前，王尔德到伦敦看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保证他已经完全治愈，不会对婚姻造成障碍。不过，生下二女儿维维安没多久，王尔德发现梅毒仍潜伏在他体内，现在又再度发作。他明白如果继续与妻子做爱，可能会生下患有梅毒的小孩。[20]

1937年5月，谢拉德写信给亚瑟·西蒙，回忆道：“我记不得我是如何知道王尔德20岁在牛津感染梅毒的了，但那是在我写作攻击阿里斯（与纪德小册子的最后部分）之后。我很满意那篇文章，不过去年校订时发现有些疏漏，心里很遗憾。”[21]在那个月给西蒙的另一封信上，谢拉德写道，康斯坦丝也提到了这疾病：“他们还同居时，这个该死的东西又再度发作……从后来的数据与深思中我发现，她将健康受损归因于他一年来对她婚姻的疏忽。”[22]

1935年4月，谢拉德在给西蒙的信上终于使用这禁忌的字眼，提到“他20岁时在牛津感染梅毒，1886年再度发作，并且破坏了他的婚姻”[23]。后来谢拉德说他不确定王尔德的死因，所以“如果我重新写他的一生，我会将以前疏漏的疾病说出来，这样才对得起良心，这些伪善以及不学无术的人，认为这疾病就是他道德堕落的证据。”[24]

西蒙自己有第三期梅毒症状，这个谢拉德通信的对象对此疾病很了解。不过，他是最不寻常的案例，有可能被误诊。1909年8月，詹姆斯·乔伊斯写信给他的弟弟：“亚瑟·西蒙有精神性全身瘫痪。”[25]伦敦神经病学家黎新·罗素确认了这个诊断，在西蒙从波隆那一家机构转出来时，安排西蒙住进英国的精神病院。西蒙宣称自己是教宗、百万富翁以及康瓦尔公爵。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火，每根血管都在震颤，鼻孔在扩张”[26]，这是梅毒患者狂喜时常有的描述，接着他得了肺炎，变成“语无伦次表情古怪的疯子”。罗素说他只有两年寿命，并且不收费用。但是西蒙愚弄了每个人，后来的他完全康复，甚至比文艺圈每个人都更长寿，享年79岁。

根据谢拉德的说法，王尔德是在牛津（莫德林学院）读大学时，从唯一的校园妓女“老洁丝”那里感染梅毒的[27]。理查德·埃尔曼猜测最可能的时间是1878年3月，王尔德刚完成得奖的诗作《拉维那》。埃尔曼写道：“在牛津，有件事情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王尔德感染梅毒，据说是被一名妓女传染的。”[28]

《刺胳针》曾经有一篇读者来信，认为老洁丝可能也传染给了伦道夫·丘吉尔爵士 [29]，真是无巧不成书！多年后这个社交圈又再度交会，伦道夫的儿子温斯顿·丘吉尔控告王尔德的爱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毁谤；道格拉斯在苦艾树丛监狱服刑6个月。

在老洁丝事件之后不久，王尔德生了重病，躺在床上好几天，四周围满了鲜花。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又可怜又生病，希望赶紧离开牛津。他在皇家贝斯旅馆渐渐恢复健康。他请教塞巴斯蒂安·包登这位常使富人皈依而出名的牧师，包登写信谈到他“世俗的不幸”：“让我很严肃地再说一遍我昨天说过的话，人性本恶，你就像每个人一样，你受到心理与道德的不良影响，以及确实的罪恶，更加堕落。”[30]王尔德的孙子墨林·荷兰认为，“世俗的不幸”是跟王尔德所得到的遗产比他所期望还少有关，但是这无法解释包登所说的确实的罪恶与堕落。王尔德考虑皈依宗教，但是就在他安排好要皈依时，他却只是送上一大把百合花。在《厌世》一书中他写道：“在那个嘶哑的洞穴，我白色的灵魂第一次吻上罪恶的嘴。”埃尔曼猜测这首诗可能说明他是被妓女所传染。

芭芭拉·贝福特（认为王尔德没有得梅毒）在她所写的王尔德传记中，认为他不太可能跟那些粗俗的年轻贵族到大街上嫖妓：“在他们自我吹嘘夸耀时，王尔德可能捏造自己去嫖妓的故事。”[31]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嫖妓来吹嘘夸耀？王尔德在当时对女人非常有吸引力（康斯坦丝不是他第一个想要结婚的女人），后来的陈述也清楚说明他喜欢找妓女，至少后来如此。在巴黎时，他告诉过谢拉德这些经验，包括跟一位很有名的后来被谋杀的阻街女郎玛丽。“我们真是一群畜生，罗伯特。”[32]贝福特认为王尔德没有染患波德莱尔得过的疾病，她的结论是埃尔曼想要让王尔德“有点异性恋的神态，让他博取更多同情”[33]，所以他选择自妓女那儿感染梅毒的说法；不过从王尔德最初跟康斯坦丝婚姻幸福，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孩，足以证明他对异性还是有兴趣的。王尔德晚年对妓女显然比较没兴趣，出狱之后，诗人埃内斯特·道森带他上妓院，以公开行动证明他“改过向善”。后来，王尔德对他吐露秘密，说这是10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经历让他觉得像是吃冷羊肉。

在追求康斯坦丝的时候，王尔德所写的情书热情洋溢：“亲爱的心上人，我在此地，你在另一头。多么可恨的事实，使我们的唇无法亲吻，虽然我们的灵魂合而为一……空气中充满你的乐音，我的灵魂与身体似乎不再属于我，而是与你糅合成一种精致的狂喜，没有你我觉得不完整。”[34]康斯坦丝也热爱王尔德，她写信告诉哥哥：“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跟奥斯卡·王尔德订婚了，一定完美幸福到疯了。”[35]1884年5月29日，他们完全照王尔德的风格于圣詹姆斯教堂举行婚礼。康斯坦丝和伴娘的服装由他设计，乳白色的缎子配上黄色流星花。婚礼后他们到巴黎度蜜月，王尔德后来还在此地与谢拉德散步，详述当年新婚的幸福，还说他的新娘是个处女，让这位年轻朋友感到很尴尬。

回到伦敦后，这对夫妇搬到泰德街上的“美丽之家”。他们生了两个健康的小孩，西里尔生于1885年，维维安生于1886年。王尔德从1887到1889年担任《妇女世界》的编辑。1888年，他出版童书《快乐王子》，接着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格雷的画像》，还有几本短篇小说选。此后，他成为名利双收的剧作家，推出《帕杜亚公爵夫人》、《温夫人的扇子》与《无足轻重的女人》，名震伦敦。1895年，他的剧作家生涯达到巅峰，在圣詹姆斯剧院上演《不可儿戏》；在海马克剧院上演《理想丈夫》。王尔德剧作首演之夜，威尔斯王子前往恭贺。当时的媒体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康斯坦丝华丽的服饰。

但是，在美丽之家也不是事事如意。康斯坦丝的理想丈夫在她怀孕期间对她产生反感：“我试着要对她好；强迫自己抚摸亲吻她；但她总是害喜——啊！不堪回首，这实在令人憎恶……我习惯洗我的嘴巴，打开窗户让纯净的空气清洗我的唇。”自然状态令人作呕；玷污了灵魂的圣坛。他反而较喜欢“我自己的男孩” 道格拉斯的红色玫瑰花瓣嘴唇。

1895年是王尔德成功的巅峰，也是他垮台的一年。他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热恋，这激怒了勋爵的父亲昆斯伯瑞侯爵。侯爵是昆斯伯瑞拳击规则的作者，他送交了王尔德的俱乐部一张名片，在背面潦草地写着：“给王尔德，摆出肛交姿势的那个人。”除了拼法错误之外，名片上的用字遣词也很醒目：昆斯伯瑞没有说王尔德肛交，而是说他摆出这种姿势。王尔德鲁莽地控告他诽谤，辩方毫无困难地找出许多愿意作证的男妓。

昆斯伯瑞被宣告无罪，而英国司法制度立刻反控王尔德犯罪。警察机构等到下午4点，最后一班渡轮已经开往加来，他们到卡多冈旅馆拘提喝得茫茫然的王尔德。他被控以“与另一位男性从事猥亵行为”，最高处以两年徒刑。这条法律是1885年刑法修正案的第11条，后来被称为“敲诈者许可证”。[36]第一次开庭陪审团没有做出判决，但是第二次判决宣告王尔德有罪。他被处以最高徒刑，监禁两年做苦役。

王尔德被判刑入狱，摧毁了康斯坦丝的生活。美丽之家因破产而出售，所有的财产在王尔德判刑之前被拍卖。朋友手忙脚乱地挽救他的手稿，王尔德因在狱中分检棉絮而伤到手，康斯坦丝改姓为荷兰，并且搬离伦敦。王尔德出狱后，在欧洲大陆旅行所用的名字是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康斯坦丝还有些个人收入，她会给丈夫一点零用钱。

王尔德在狱中两年的生活真是凄惨。[37]他被关在13英尺乘7英尺的牢房里，睡的是木板床，禁止跟其他犯人交谈，最糟的是，监狱经常不给他刊物阅读，也没有写作的文具，他经常害怕自己会发疯。他会问前来探视的人是否觉得他的脑筋正常。后来他以精神错乱要求提早开释，他在申请书上说他的牢房是还没死的人的坟墓。他向阿里斯描述说，没有书本可以阅读的被隔离感：好像心智被石磨磨碎，上面那块石磨叫懊悔，下面那块叫自责。他抱怨每条神经都因为疼痛而颤抖，一阵阵的歇斯底里使他受尽折磨，无法睡觉或吃饭。

1897年，王尔德获释，他知道康斯坦丝正为脊髓瘫痪所苦。她几乎无法提笔写字，虽然找到一部打字机，但是很难使用。她无法自行照顾小孩，只好找一位德国家庭女教师来照顾。医生建议她每天散步10分钟，但即使散步都很困难。她的左臂半瘫痪，王尔德对她的严重病情很沮丧。他本来希望她带着孩子与他在法国会合，显然她无法做到。他写道：“我不在乎我的生活破碎——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想到可怜的康斯坦丝，我真想杀死我自己。”[38]王尔德从那不勒斯写信给罗斯说，他和道格拉斯又在一起，因为当他孤独时就想自杀。他们住在俯瞰那不勒斯海湾的别墅。他又写信告诉康斯坦丝他与达格拉斯又住在一起的事，她惊叫说这是疯子写的信，并且停止供应他零用钱。他跟达格拉斯分手之后，她才恢复供应，并且安排好万一自己比他早死仍能继续供应他的钱。她艰难地写信给维维安：“不要因为你的父亲感到惭愧。”[39]有人认为写这封信时，康斯坦丝已预见自己即将死亡。她在热那亚一家疗养院动手术以减轻痛苦，这是第二次手术。然而，手术没有成功，1898年4月7日，康斯坦丝去世。

家人说康斯坦丝脊髓瘫痪是因为在泰德街的家中从楼梯上摔下来，有人怀疑此事。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1886年，王尔德的传染力复发未必确实，假设王尔德在牛津感染，她有可能在之前，也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感染，当时还在有传染力的期间，虽然第6年已经是最后期限（哈钦森说传染的最高年限是7年）。也许她发觉他有罪。谢拉德回想起曾看到一封康斯坦丝写给王尔德的信：“你知道你害我生病。”

克莱尔·艾夫曼曾经把王尔德的故事编成小说《男同性恋妻子的案例》，他想象康斯坦丝当时已经知道，故事一开始是假设王尔德染有梅毒，并且质疑从楼梯上摔下来造成她脊髓问题的真实性。艾夫曼用这些状况当故事的开始，康斯坦丝的残疾是因为对丈夫仇恨心理的压抑，所造成的自然情绪激动。

从康斯坦丝神经系统失调的细节来看，任何诊断都必须考虑到脊髓痨。不过，除非有更多关于康斯坦丝的信息，这问题必须暂搁。她的生活与健康需要进一步研究。[40]

1899年夏天，王尔德出现脸发红的症状，第一次让他感到担心，弗兰克·阿里斯说这是“归因于……另一个重大的原因”，这是否就是第三期梅毒的迹象？这里有一封关键的信，日期是1900年2月28日，是关于王尔德这时候的状况与全身的病痛，被认为是他死前最后的书信，日期被改成好几个月前。他写道：

我亲爱的罗比，我病得很重，医生做了各种试验。我的喉咙像是石灰窑，我的脑筋像是火炉，我的神经像是一条生气的猪鼻蛇……我看你就像我自己，已经成为神经衰弱的人。我已经这样子4个月了，每天到下午才能起床，无法写任何信件。医生以砷与番木鳖素治疗，但是没什么效果，我吃贻贝也没什么效果，只是造成中毒而已，所以你应该了解，我现在过的到底是什么悲惨的生活。贻贝的毒非常痛苦，洗澡的时候，身上斑点看起来像是花豹。希望永远不要吃贻贝。[41]

复活节的时候，王尔德到梵蒂冈旅行，身体似乎好些了。他认为这要感谢教宗的祝福：“我看到身穿白袍苍老的罗马教宗，耶稣12使徒的继承人，所有基督徒的父亲，在人群簇拥下经过，他转身祝福我，我跪下接受，我觉得身体与灵魂的疾病像是一件破旧的袍子掉落地上，我又合而为一。”[42]

虽然王尔德将豹子的斑点归因于贻贝中毒，但是皮肤的状况不能以贻贝中毒草率带过。克利奇利分析过各种贻贝的毒素，发现没有一种会造成慢性皮肤炎。[43]疹子一再复发，也不是因为贻贝中毒。王尔德写信给阿里斯说：“我很好，弗兰克，但是疹子继续发作，像鬼一样说来就来。”[44]

后期梅毒病患的出疹有许多型，而且很难与其他出疹区别，甚至梅毒学家都建议找皮肤科专家检查。后期梅毒皮肤创伤的确认与治疗是很重要的，所以皮肤科与梅毒科成为姊妹科，往往由同一位医生执行诊治。约翰·斯托克斯写到，皮肤的创伤对于诊断者很有价值，疑似病患可以从皮肤确认是不是梅毒。[45]虽然皮肤创伤不像第三期梅毒内部溃疡性的创伤那么严重，但是皮肤出疹是最可怕的后期梅毒的征兆，因为人人都看得到。王尔德到后来出现脑膜炎的迹象，请了保罗·克莱斯来看诊，就是因为他出版过这方面的书籍。克莱斯也发表过皮肤科与第三期梅毒的报告，所以这位后期梅毒的专家可以整合王尔德疾病的各种症候，包括脸发红不是因为吃贻贝，而是阿里斯所说的其他“重大原因”。

由于王尔德自诉皮肤出疹很痒，理查德·埃尔曼排除是梅毒的因素，后续的作者引用埃尔曼的意见，寻找其他可能的病因，包括染发引起的过敏[46]，以及酗酒造成维他命缺乏引起的皮肤炎。王尔德喝酒过量；阿尔萨斯旅馆的业主都彭瑞说王尔德每天喝一公升以上的白兰地以及大量的苦艾酒。

埃尔曼因为发痒而排除梅毒是错误的。虽然基本上初期梅毒的疹子不会发痒，但是第三期梅毒的局部出疹通常会很痒，甚至很痛。以王尔德的案例，发痒并非排除梅毒，而是将许多可能的因素减少。斯托克斯在“发痒的梅毒疹”中列出两种后期良性的创伤：滤泡疹与丘疹鳞屑性梅毒疹。王尔德的梅毒疹是哪一种，没有足够的数据可判断，但是因为在教科书里，又痒、又有疤、又会复发的局部性后期梅毒疹子有许多种[47]，而且阿里斯指称医生怀疑疹子是梅毒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王尔德在洗澡后出现的豹斑，是非常可疑的因素。在梅毒的教科书中，有几张插画显示某些后期梅毒会发痒的疹子，看起来很像是豹的斑点。

如果王尔德有梅毒疹，可能是好消息。因为根据《亚克比皮肤病图解》，后期皮肤发疹，很少会演变成全身性麻痹或是脊髓痨。[48]这似乎与王尔德梅毒的进展相符合，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不愿意认为王尔德有梅毒的关键因素。19世纪的神经性梅毒比较引人注目，其他比较没那么夸张的症状就被人遗忘。王尔德从来没有出现麻痹性痴呆的警讯：像是言语浮夸、兴奋狂喜，或是异常不符合个性的行为，虽然在他1897年至1900年的信件中，已经显示情绪有很大的转变。有个可疑的迹象，就是他的写字能力退化，这是麻痹性痴呆的征兆——他以前漂亮的希腊体字已经变成潦草模糊的笔迹。王尔德至死都还神志清楚敏锐，但也无法因此排除麻痹性痴呆，因为在麻痹性痴呆发作前保持心智敏锐是很普遍的。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像之前或者说他的判断力有时会出错，就是他控告昆斯伯瑞，许多人觉得这太鲁莽，简直是自找死路。但是其他环境也可能对他后来的心理状况造成伤害，尤其是可怕的监禁以及酗酒。如果后期梅毒病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心情愉快，那就是每天喝一公升的白兰地。在他被监禁那段时间，康斯坦丝说他已经发疯三年。但是，她可能认为同性恋也算发疯，当时的人都这么想。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王尔德全身机能退化再加上病情严重，令人怀疑染有梅毒。他在牛津时运动方面相当活跃，从事游泳、草地网球、骑马、打猎，后来他连短距离都要搭车。罗斯指出，他的朋友有“奇特的笨拙步态”。他也有痛风，以及经常头痛发作，当然喝酒过量也可能引起剧烈头痛，还有就是他经常白天睡到很晚才起床。

他坐牢时的眼睛问题比较明确。王尔德以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他觉得眼睛神经非常虚弱与疼痛，近距离的目标都变成模糊。出外放风运动时，明亮的阳光往往引起视神经疼痛，最后4个月他知道自己视力退化，造成他很大的焦虑，万一继续坐牢，除了精神错乱，失去理性，还可能会眼瞎耳聋。”[49]他牢房里的瓦斯灯是否可能造成这些问题？

在《格雷的画像》中，一位年轻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犯罪生活，他永远青春地享受唯美欢愉，但是在阁楼上，每当他犯下一次罪，他的画像就逐渐变化。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这部小说是他供认对于隐疾梅毒所遭受的苦恼以及他知道这疾病正在摧毁他的身体，还有他可能传染给他人的罪过？如果谢拉德说得没错，王尔德知道自己得了梅毒——这本书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知道——那么格雷就成为对于梅毒的恐惧，被描绘得最深刻的人物。写这本书时，他“病得极其痛苦”，早期的感染造成神经质的高度兴奋，而这种兴奋代表旧病复发。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达格拉斯的信，收录在《从我深处》中，里面有一句：“我无忧无虑享受生活的欢乐，忽略了其他人的生活”，他这么说是否表示以前对这个疾病太不在乎？

理查德·埃尔曼认为格雷就是王尔德染患梅毒的寓言，他认为王尔德在“螺旋体开始侵入他的脊椎进入脑膜时”[50]，选择水银而非宗教，以有效治疗他的可怕疾病。虽然埃尔曼这个比喻相当贴切，却没有医学根据；螺旋体并非从脊椎，如同一位作家所说的，去找寻他们最喜欢吃的甜点——脑部；螺旋体在此病最早期就已经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格雷锁上门，审视他的画像：

他看不出有何变化，除了眼睛看起来狡猾奸诈，嘴角曲线有点伪善。这事情还是令人憎恶，甚至比以前更令人憎恶，手上的鲜红色露水似乎更鲜艳，像是新沾上的血迹。然后他颤抖，这只是虚幻，要他做出一件好的行为？或是需要干下轰动的事件，如同亨利爵士以他嘲弄的笑声所暗示的？或者是有时候想要让自己更热情？或者都有？为什么红色斑点比以前更大？就像是可怕的疾病爬过布满皱纹的手。脚上有血，好像刚滴下，甚至没有握刀的手也有血。认罪？这是不是要我去认罪？放弃自己，被处以死刑？他笑了。他觉得这想法太怪异。[51]

红色的斑点在他的皮肤上像是可怕的疾病爬着，这让我们想起王尔德最后一年皮肤上都是红色斑点。王尔德在坐牢时写道“邪恶……深入他的肉体”，散布全身“像是麻风，他身上像是奇怪的疾病在进食”。

他总是承受过去的重担？他真的去认罪？从来没有。只有一点对他不利的证据，画像本身就是证据。他要毁灭证据，为什么他要保存这么久？看着画像改变与衰老，曾经让他感到愉快，最近他已经没有那种乐趣。画像让他晚上失眠，如果他必须离开，又担心其他人会看到这画像。带来的忧郁多过于热情，光是回忆就毁了许多快乐的时光。这就像是良心，是的，这就是良心。他要毁了它。

于是，格雷以刀子猛砍画像，仆人听到了痛苦的叫声。后来警察赶来，他们进入房间，发现墙上挂着主人高雅的画像——就像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一样，是一位服饰讲究的年轻漂亮男子。躺在地板上的是具男尸，穿着晚礼服，心脏刺着一把刀。看起来很衰弱，满是皱纹，表情令人憎恶。他们从戒指才指认出他的身份。

1959年，特伦斯·考索恩在皇家医药学会医药史部门演讲时，开始提出王尔德罹患梅毒的假设，之前没有人认真质疑过。他指出到目前为止文献上的错误，他说：“除了弗兰克·阿里斯，王尔德的传记作家没有一位从他的死因，怀疑神经性梅毒可能是他最后致死的疾病。”[52]

不但没有任何王尔德的传记作家暗示有神经性梅毒，也没有人暗示任何型态的梅毒是脑部发炎的原因。如前所述，文献上一致认为脑炎是耳朵感染留下的后遗症。回想蒂尔内所写的：“我认为，耳朵的问题在牢里开始出现，只是在他死前没多久，耳朵问题被诊断为第三期症状，这是他20岁时被传染的。”所以，虽然塔克与克莱斯医生，蒂尔内、罗斯与阿里斯等朋友，以及许多传记作家（包括埃尔曼，他接受死因是脑膜炎，这再度引起争论）都同意脑膜炎是因为耳朵感染造成，许多医学作家受考索恩的启发而走向岔路，不完全相信神经性梅毒是脑部发炎的原因（这是正确的），然后下结论说（这是错误的），如果王尔德没有死于神经性梅毒，他就根本没有得梅毒。莱昂斯写道：“理查德·埃尔曼提出神经性梅毒是死因，这诊断和埃尔曼本人与其他人所描述的临床症状几乎不一致。”[53]但是，埃尔曼从来没有提过神经性梅毒。

王尔德耳朵的问题为什么是第三期梅毒的症候？在王尔德逝世一百周年时，《刺胳针》刊出南非耳科医师肖恩·赛拉斯与精神药理学家阿什莉·罗宾斯的文章，医学界注意的焦点又回到耳朵。由于王尔德耳朵手术没有医学记录，因此手术名称还是个谜[54]，他们研究手术后已知的状况，以及从当时手术过程仔细研究，推论在阿尔萨斯旅馆昏暗灯光下所进行的手术，可能是相当激进的手术，将病变的乳突（耳部在颞骨后面的部位）、中耳与残骸切除。[55]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伦敦各大报报导了内容，许多媒体与广播、电视争相访问作者。为什么文艺界一项神秘的琐事，刊登在医学期刊上竟然引起这么大的注意？因为这似乎可以制止梅毒的传言，因此有新闻价值。《卫报》的标题是“王尔德死于慢性耳疾，而非性交”。王尔德的孙子墨林·荷兰告诉BBC一位采访者说：“维多利亚时代，大约25%的男性会得梅毒，他也可能有，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他不是死于梅毒。”[56]荷兰这份声明是个关键，因为他显然不反对王尔德染有梅毒，而是反对超越事实的假设所下的结论。

赛拉斯与罗宾斯提出假设，耳朵状况可能是胆脂瘤引起的，中耳内的皮肤组织生长，破坏中耳内的骨头与乳突。这导致慢性化脓感染，可能扩散至脑部，造成潜在的致命结果。鼓膜贯穿、流出恶臭液体、耳聋以及疼痛，都是这疾病的特色。[57]胆脂瘤在当时相当普遍。如果他们对于这手术的本质是正确的，如果在阿尔萨斯旅馆的手术与梅毒有关，那么他们割去的会不会是梅毒瘤？

梅毒教科书告诉我们，答案是可能的：梅毒病患常见的肿瘤颇具破坏力，像橡胶似的，可能在身体各部位出现，包括脑部与乳突，受到感染时可能引起复杂的情况。如果疑似有第三期梅毒，那么化脓的中耳感染就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可能是乳突有梅毒瘤。如果发现有梅毒瘤，就要切除乳突，以免造成致命的脑部感染。简言之，王尔德的耳部感染很可能是梅毒瘤引起的，1900年的医生（尤其是克莱斯，他著有关于第三期梅毒的书籍）以王尔德的状况，一定会考虑梅毒瘤的可能性。

梅毒专家波顿·彼得·汤姆将状况做了个简单的摘要，引用一位同事的看法“在许多个案显示，长期中耳化脓都是因为梅毒。我同意。第三期梅毒会影响中耳与内耳的骨头结构，由于包括听小骨在内的细致骨头结构遭破坏，可能造成耳聋，但是通常没有人想到。如果乳突受到梅毒瘤感染并且化脓，就有可能造成脑膜炎，必要时以手术减轻症状”[58]。

有没有办法知道，进行王尔德手术的神秘医生，是否发现胆脂瘤或是梅毒瘤？假设阿尔萨斯旅馆房间内光线不足，并且缺乏外科手术的显微镜，外科医生可能无法在手术前做出诊断。没有实验室检测组织样本，外科医生能够在手术时或手术之后鉴定症状吗？威廉·艾伦·普西便说：“梅毒瘤深藏在体内，过去最大的困难是，无法只以临床方式确定梅毒瘤的特点。”[59]

蒂尔内认为医生进行耳部手术的理由是梅毒，如果他的说法正确，那么就很可能是梅毒瘤。即使这肿瘤是梅毒引起的，而且感染已经扩散到脑部，最后造成死亡的因素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后期脑部发炎。

塔克与克莱斯关于王尔德健康状况的书面声明出现后，于1982年在苏富比拍卖。学者质疑，如果医生认为梅毒是导致王尔德最后病情的原因，为什么这声明中没有提到？在19世纪，梅毒是个禁忌的字眼，连医学界也有所顾忌。在文献记录上，一般是只提真正的死因，而不提长期附随的梅毒感染，以尊重死者的名誉。梅毒专家约瑟夫·摩尔写道，梅毒的死亡率统计往往不正确，因为医生不愿将梅毒列为死因，唯恐有损病患的名声，或让死者家属更伤心，或是担心领不到保险金。而且梅毒善于伪装许多疾病，这样导致人们往往不会发现梅毒是死因。欧斯勒爵士根据1915年英国的统计报表提出一项结论，梅毒在致死的传染病中排名第10，其实有许多病例没有通报，实际排名是第一。以王尔德这个声名狼藉的案例，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克莱尔·艾夫曼在《男同性恋妻子的案例》中虚构了在阿尔萨斯旅馆内两位医生的对话：

“脑膜炎，然后呢？”

“啊，是的，”他沉思道：“到时候我们当然会在死亡证明上写脑膜炎。你这么告诉他的家人。可以安息了。”

他靠得更近一点说：“但是，朋友，有个秘密别告诉别人……”[60]

王尔德早期在瑞丁监狱的耳部感染，并不排除是梅毒瘤，而他在狱中至少看过7位医生，没有人诊断是梅毒，但不能因此排除有梅毒瘤。这些医生笨手笨脚地治疗原先的耳疾；还有个医生在笔记本上记成另一边的耳朵。王尔德指责他们粗鲁恶劣，更糟的是，对于犯人的舒适或健康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理由要怀疑王尔德染患梅毒，王尔德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下也不太可能将以前的诊断说出来。顺便提到另一个假说：王尔德在狱中提到的耳聋，可能是因为梅毒造成第8对脑神经受损。

有谁知道王尔德是否得过梅毒？什么时候得的？重要的是，谁说的话可以相信？历年来的发现可说是迂回曲折，甚至使得王尔德的个性更加引起争议，众人互相指控对方说谎或提起诽谤诉讼。当然，是王尔德自己先开始的，他控告昆斯伯瑞侯爵二败诉。道格拉斯控告传记作家亚瑟·瑞森诽谤也败诉，谢拉德严厉谴责纪德与阿里斯（当时人们还指责阿里斯美化事实），并且说罗比·罗斯的《奥斯卡的最后日子》要引人怜悯。

墨林·荷兰在《传记与说谎的艺术》中，说谢拉德是愚昧的假造者与盲信者，认为他的梅毒资料完全不可采信（另一只在名人坟墓前的土狼？应该要赶走）。然而，他在这篇文章其他地方说谢拉德致力于让世人记得王尔德，就有点令人尴尬。为什么谢拉德要为他的英雄杜撰这样的故事？为什么王尔德其他三位朋友，在不同的时间也都同意有这件事情？阅读这些人所揭露的事情，我越加坚持要探索秘密，不愿就此放弃。

荷兰否认谢拉德所说的真实性，其基础是逆向逻辑：如果王尔德死于脑膜炎，他就不是死于梅毒；如果他没有死于梅毒，那么“谢拉德捏造他得过梅毒的故事，就不再有合理的基础”[61]。但是，得梅毒的人也可能死于其他疾病，所以并不能排除死因是以前感染过梅毒。

王尔德有没有得梅毒？其可能性挑起许多问题，在有关王尔德的文献中引起热烈争论：他在牛津念书时，一位可能名叫“老洁丝”的妓女传染给他？谢拉德说谎散布这个故事？王尔德的牙齿因以水银治疗而蛀蚀？有位医生保证他不会传染，因此与康斯坦丝结婚没有问题？他曾经告诉康斯坦丝得过梅毒？他的传染力复发，造成她脊髓瘫痪与死亡？他死前几个月病得如此严重，是因为症状的恶化？他晚年身上的豹斑是第三期梅毒的疹子？医生认为他末期的脑部感染是梅毒瘤、肿瘤或胆脂瘤所引起的？

《格雷的画像》可能就是这毁坏了他身体的疾病的秘密寓言。从王尔德的一生来看，很可能染有梅毒，若果真如此，格雷就代表对于梅毒伤害的觉悟，是进一步了解王尔德一生作品的基础。

[1] 墨林·荷兰（Merlin Holland）与儒波特·哈特-大卫斯（Rupert Hart-Davis）编，《王尔德书简集》（The Complete Letters of Oscar Wilde,New York:Henry Holt,2000），p.1199。

[2]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王尔德》（Oscar Wild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p.582。因为第一次的签名不清楚，埃尔曼误把克莱斯的名字认作“Cleiss”，法国一位神经学家看出塔克的同事就是保罗·克莱斯（Paul Claisse）。

[3] 致道格拉斯·威廉·葛雷（Douglas William Gray）先生的信，1993年12月3日，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4] 荷兰与哈特—大卫斯，p.1228。

[5] 致罗伯特·谢拉德（Robert Sherard）的信，1934年1月3日，Clark Memorial Library。

[6] 亚瑟·瑞森（Arthur Ransome）Oscar Wilde:A Critical Study，收录在诺克斯（Melissa Knox）《王尔德》（Oscar Wilde: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xix。

[7] 弗兰克·阿里斯《王尔德：他的生活与自白》（Wilde:His Life and Confessions,Garden City,N.Y.:Garden City Publications,1930），p.376。

[8] 埃尔曼《王尔德》，p.92。诺克斯同意梅毒是有影响性的：“梅毒对王尔德的写作发展影响很大，他对疾病的恐惧呈现在每一部作品中。”参见《王尔德》（Oscar Wilde:A Long and Lovely Suicide），p.45。

[9] 谢拉德 The Life,Work and Evil Fate of Guy de Maupassant（New York:Brentano,n.d.），p.Ⅸ.。

[10] 谢拉德《一段不幸友情的故事》（Oscar Wilde:The Story of an Unhappy Friendship,London:Greening,1908），p.17。

[11] 谢拉德《一段不幸友情的故事》，p.36。

[12] 谢拉德《一段不幸友情的故事》，p.14。

[13] 谢拉德《一段不幸友情的故事》，前言。

[14] 谢拉德《为王尔德再度辩护，驳纪德的邪恶谎言与阿里斯的残酷毁谤》（Oscar Wilde Twice Defended from Andre Gide's Wicked Lies and Frank Harris's Vicious Libels,Chicago:Argus Book Shop,1934），p.76。

[15]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如果我死去》（If I Die:An Autobiography,New York:Random House,1935），p.285。

[16] 纪德，p.289。

[17] 埃尔曼提到王尔德为纪德拉皮条，介绍1位年轻人给他，但是却技巧地略过这一段，因而激怒了谢拉德。

[18] 谢拉德《为王尔德再度辩护，驳纪德的邪恶谎言与阿里斯的残酷毁谤》，p.10。

[19] May 1937,Clark Memorial Library。

[20] 鲍里斯·布拉索（Boris Brasol） Oscar Wilde:The Man,The Artist ,the Martyr（New York:Octagon,1975），p.384（Orig.pub.1938）。

[21] 1937年5月，Clark Memorial Library。

[22] 1937年5月13日，Clark Memorial Library。

[23] 给西蒙的信，1935年4月24日，Clark Memorial Library。

[24] 墨林·荷兰《传记与说谎的艺术》（Biography and the Art of Lying），《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4。

[25] 里昂（J.B.Lyons）《亚瑟·西蒙患有精神性全身瘫痪吗？》（Did Arthur Symons Have G.P.I?），《Thrust Syphilis Down to Hell》（Dublin:Glendale,1988），p.80。

[26] 里昂，《亚瑟·西蒙患有精神性全身瘫痪吗？》，p.88。

[27] 麦当劳·克利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王尔德的医疗反应》（Medical Reflections on Oscar Wilde），Mem Acad Chir（Paris）30（1962）:73-84。克利奇利提到，在他的私人收藏中的1封信里，谢拉德透露这一信息，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收信人是谁。

[28] 埃尔曼，p.92。

[29] A.G,Gordon《王尔德的诊断》（Diagnosis of Oscar Wilde），读者投书，《刺胳针》（Lancet）357（14 April 2001）:1,209。

[30] 埃尔曼，p.94。

[31] 芭芭拉·贝福特（Barbara Belford）《王尔德：真正的天才》（Oscar Wilde:A Certain Genius,New York:Random House,2000），p.Ⅻ。

[32] 埃尔曼，p.218。

[33] 贝福特，p.Ⅷ。

[34] 埃尔曼，pp.265-266。

[35] 埃尔曼，p.245。

[36] 欲知更多法律方面的事情，参考Gary Schmidgall,The Stranger Wilde:Interpreting Oscar（New York:Dutton,1994）。

[37] 参考H.Montgomery Hyde《王尔德传》（Oscar Wilde:The Aftermath,New York:Farrar,Straus,1975）对王尔德的监禁有悲惨的细节描述。

[38] Anne Clark Amor《王尔德夫人》（Mrs.Oscar Wilde:A Woman of Some Importance,New York:Sedgwick & Jackson,1983），p.215。

[39] Amor，p.224。

[40] 比较因跌倒而导致的脊髓瘫痪与脊髓痨，参考诺伯特·赫希霍恩（Norbert Hirschhorn）与罗伯特·费尔曼（Robert Feldman） Mary Lincoln's Final Illness:A Medical and Historical Reappraisal，《医学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54（October 1999）:pp.511-542。

[41] 荷兰与哈特—大卫斯，pp.1174-1175。

[42] 克利奇利《王尔德的医疗反应》，p.205。

[43] 克利奇利《王尔德的医疗反应》，p.205。

[44] 特伦斯·考索恩（Terence Cawthorne） The Fatal Illness of Oscar Wilde，Ann Otol Rhonol Laryngol 75（1996）:664。

[45] 约翰·斯托克斯（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一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26），p.581。

[46] J.P.Nater Oscar Wilde's Skin Disease: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接触性皮肤炎》（Contact Dermatitis）27,No.1（July 1992）:PP.47-49。贝福特错误地指出，疹子只是第2期并不是第3期梅毒的特征。

[47] 例如，George Clinton Andrews 形容梅毒疹子有如蛇皮癣，是局部有斑点的疹子，发现在胸口、背部以及手臂，通常在春天与秋天发作，会使器官受损，扩散迅速，几个星期之后自然消失，但会再度复发。这是疾病开始攻击前的症状，另外还有精神抑郁以及喉咙痛。《皮肤的疾病》（Diseases of the Skin,Philadelphia:Saunders,1947）。

[48] Henry MacCormac Jacobi's Atlas of Dermocromes 第4版（London: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1926）Vol.II,p.166。

[49] Hyde，《王尔德传》，p.74。

[50] 埃尔曼，《王尔德》，p.95。

[51] 王尔德《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Mattituck,N.Y.:Amsron House,1982），pp.222-223。

[52] 考索恩，p.657。

[53] 里昂， What Did I Die of? The Deaths of Parnell,Wilde,Synge,and Other Literary Pathologies （Dublin:Lilliput Press,1991），p.123。J.G.O'Shea 同意：“王尔德的心智能力并未受损，这点与埃尔曼对神经梅毒的诊断并不一致。”Unsullied Wilde，Journal of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24 No.3（July 1990）。

[54] 罗斯写道“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荷斌（Hobean）进行手术。”但是，研究王尔德的学者阿什莉·罗宾斯（Ashley Robins）发现当年在法国医界登记注册的名单中，没有此一名字，也找不到王尔德手术后替他处理伤口的包扎员埃尼翁（Hennion）的名字。王尔德称埃尼翁为外科医生，在阿尔萨斯的人亦称他为“医生”，不过，罗宾斯确定，埃尼翁是男护士，是处理伤口的包扎员，而手术是由巴黎顶尖的耳科医生执行，但身份始终未确定。

[55] 弗兰克·阿里斯（Frank Harris）认为，罗斯所提到的手术是切除肿瘤，是王尔德在监狱中跌倒，导致耳朵溃疡所造成。

[56] BBC访问，2000年11月24日。

[57] 阿什莉·罗宾斯与肖恩·赛拉斯（Sean L.Sellars） Oscar Wilde's Terminal Illness:Reappraisal After a Century，《刺胳针》356,No.9244（25 November 2000）:1841-1843。

[58] 波顿·彼得·汤姆（Burton Peter Thom）《梅毒》（Syphilis,Philadelphia:Lea & Febiger,1922），PP.459-460。其他的梅毒病理学家有相似的看法，詹姆斯·柯比·赫利斯（James Kirby Howles）：“梅毒瘤也许会模仿急性化脓耳炎。”A Synopsis of Clinical Syphilis（St.Louis:Mosby,1943），p.296。约瑟夫·摩尔（Joseph Earle Moore）曾写道，第3期梅毒耳朵的创伤，并与急性脑膜炎有关。

[59] 威廉·艾伦·普西（William Allen Pusey） Syphilis as a Modern Problem（Chicago: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915），p.88。

[60] 克莱尔·艾夫曼（Clare Elfman）《男同性恋妻子的案例》（The Case of the Pederast's Wife,Chester Springs,Pa.:Dufour Editions,2000），p.182。

[61] 荷兰，p.13。

第十八章
凯伦·布里森：“生活中痛苦难堪的秘密”

我自己是所有物体中最轻的，因为我的命运已取走了一切。

——凯伦·布里森

28岁时，凯伦·布里森到东非旅行，嫁给了表哥布洛·布里森—芬克，因此获得男爵夫人的封号，并且开始在内罗毕附近种植1500英亩的咖啡。她大半辈子住在英属东非，种植咖啡豆，狩猎狮子，以本姓的笔名伊萨克·丹森写小说。她的作品包括《七个神奇的故事》与《冬天的传说》。《远离非洲》是她自传体的作品，曾经拍成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与罗伯特·雷德福主演。她两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是由她丈夫的好朋友海明威得奖。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故事中的白人猎人，就是以布洛为蓝本创作。3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则是由加缪获得。

布里森于1914年初嫁给布洛，年底就因为梅毒而病倒。可能是因为布洛到马赛部落探险，当地相当流行梅毒；但也可能是在他们的朋友圈中被某位女人传染。她发现他有许多不贞的行为，她描述过自己内心的嫉妒，感觉有如利爪抓心，或是被野生动物所扑倒。在这种状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杀掉这个男人，或是忍受这一切。她的选择是跟着嫉妒与梅毒一起生活。1926年9月5日，她写信给弟弟托马斯·丹森说：“如果听起来不会那么令人不快，那我会说，这世界就是这样。为了成为‘男爵夫人’，染患梅毒还是值得的。”[1]

她发烧、失眠、体重减轻，起初以为是得了疟疾。次年2月，她仍然为失眠所苦，于是她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布洛发现她不省人事。吐了两天之后，她请内罗毕一位英国医生检查，确定是病因是梅毒，“跟士兵得的梅毒一样严重”，医生给她开了一年的水银药片。她的口腔与齿龈肿胀，而且体重不断减轻。

接着她到山上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狩猎旅行，一个月后就发着高烧回了家。她遵照医生嘱咐，回到欧洲治疗。几位巴黎性病专家告诉她，治疗过程漫长又痛苦，最好是在家里进行。其中一位告诉她，他很怀疑能不能治好——终其一生她都在想这个问题。6月，她回到哥本哈根，找皮肤与性病教授卡尔·拉斯医生看病，往后10年都由拉斯医生治疗。他施以瓦色尔曼检测，血液呈阳性反应证实感染梅毒，也发现水银中毒的迹象。他打算为她注射七剂胂凡钠明治疗，第二个胂凡钠明疗程也已规划好，但她打了四针之后就停止了这“地狱般的治疗”（当时知道这药无法治愈，不过可以减轻梅毒的症状）。口服砷药水使得她头发脱落（她戴着头巾），皮肤变得又黑又粗。1919年，两次水银药膏疗法（虽然之前有水银中毒）之后，她就不再接受梅毒治疗。

梅毒对于凯伦·布里森来说是“生活中痛苦难堪的秘密”。她回到欧洲治疗时，选择住在一般病房，以免家人知道她的疾病。不过，她先告诉母亲，后来其他人都知道了。她的几位非洲朋友也知道，但是她病情没有发作时，朋友觉得她很强健，因此不太相信；还有人说她是假装的。死后16年，她得梅毒的事情被公开，因为她的一位医生摩根·佛格在凯伦·布里森学会的第三本年鉴中刊登一篇文章透露了这一消息。她有多年胃痛，佛格诊断出的原因是脊髓痨，而其他医生认为她的胃痛是心理过度劳累造成的。佛格还发现一封1922年1月13日的信，信中描述了严重胃痛，应该是第一次发作。她膝盖与脚踝脆弱以及腹部的感受力变弱，也更加确定这个诊断。1956年，布里森有溃疡穿孔因而动手术，这也是脊髓痨的另一个症状。

虽然布里森最初诊断染有梅毒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她疾病的进程却引发一些争论。她有许多自诉症状指向梅毒，但是在她有生之年以及后来的医学文献，不认为是和梅毒有关。她长年多病，许多症状令医生很困惑，不是与诊断不符，就是被诊断为其他疾病，像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中暑、血液中毒、疟疾、变形虫痢疾、胆石、奇怪的热带热病、颚骨红肿发炎、脊椎发炎、溃疡，但都可能跟梅毒有关。身体健康时，她还能够游泳、骑脚踏车、种植花草，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这么多疾病都跟梅毒有关，也怀疑过自己的病痛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

布里森好几次觉得随时会死，却又完全复原。1922年4月，她在一封给母亲英格堡·狄妮森的信中回想道：“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躺在苏黎世旅馆的床上，看着广场以及城市的大钟，想到我很确定自己即将在苏黎世安息，唯一的问题是我还剩下几个小时可以看着这个大钟——但是，你看！我现在又跟任何人一样健康，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好像那只是一场梦。”[2]次年，她写信给弟弟托马斯：“我因为病情发作被送到医院，我真的相信我快要死了；但是不到一星期的恢复期，我又回到农场开始工作。”[3]她经常低估自己的状况，1923年4月，她告诉母亲：“可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人永远健康，如果小心注意，我想这是最容易对付的疾病。”[4]

1924年6月29日，布里森自诉有新的疼痛：“目前此地非常寒冷，我不知道是否跟这有关，我被腰痛折磨，有时候简直快疯了。我想一定与神经有关；我不是说我神经过敏，而是经常感到可怕的疼痛，像是牙痛在不同的部位，脚跟、手、耳朵——总是会有某个地方痛。”[5]她的描述像是牙痛，暗示这种在四肢的疼痛就是脊髓痨。虽然她在梅毒发展过程中担心会精神错乱（她曾经说过担心自己像尼采一样成为夸大狂患者），却没有出现这些精神疾病，我猜想可能是转移成为腰痛或是脊椎发炎。医生也发现她的疼痛与脊髓痨的模式不符，她自己则怀疑是不是心理因素。传记作家茱蒂丝·瑟曼以后见之明很确定地说，造成她的病痛是梅毒，不是心理因素。

布里森描述她的疾病像浮士德式的交易；她的灵魂是魔鬼的，用来交换她说故事的能力。她是魔王的儿女，天使的歌声不是为她而唱，她也无法过正常的肉体生活，这对年轻女子是很大的牺牲。在罹患梅毒初期，她仍希望和布洛生个小孩。有位医生还保证说，他们俩都会好起来，可以为人父母。37岁时，她曾经怀过孕，是与爱人丹尼斯·芬奇·赫顿有的，可能是第二次了。她用丹尼尔的名字打电报给他，这是他们表示有小孩的密语。然而对方显然不感兴趣，回电说：“强烈主张取消丹尼尔的来访。”这次她流产了。

布洛·布里森的梅毒症状较轻微，初期感染之后，只在1924年有一次复发，其他时候都很健康，直到车祸身亡。后来，他提出离婚，在等候决定时，跑去乌干达猎象。1924年4月，凯伦写信给弟弟说：“他有某种病，毫无疑问，他自己知道这是老毛病；他写信先说他全身长疮，现在所有的关节都发炎，僵硬又肿胀，还不断发高烧与麻痹。”[6]那里没有医院，他没有钱，他们的朋友不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与小孩接触，所以她可能认为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除了回到她的农场，甚至假设他可能大受感动。“我不能让他像狗一样躺在那里等死。”[7]

然而，据说布洛在旅行时的帐篷里摆的是双人帆布床，因为许多猎人的妻子都想跟他睡觉。布洛传染梅毒给妻子，用尽她的钱财，又要离婚；当她在欧洲时，还在她的房子里与马赛人狂欢作乐。对于最后一项，布洛的支持者们是有所怀疑的，他们说他与马赛人交往都在他的大牧场，这才符合他的身份。还有一点更可以说明他的个性：他用妻子最好的水晶杯当枪靶。[8]

20世纪30年代，布里森失去平衡感，走路都很困难。她还伴有持续胃痛，突然一阵呕吐，腹部激烈疼痛，有时候她坐在地上像动物一样哀嚎。梅毒教科书说这种激烈胃痛是因为脊髓痨。约翰·斯托克斯写道：“剧烈疼痛，绞痛或是抽筋，很快就让病患无助地啜泣。”[9]后来她接受了两次手术，通过切断脊椎的神经索状组织以减轻一些疼痛。无数的手术使得她“所有的腹都被切开过”。

这些外科手术有必要吗？关于脊髓痨引起的胃痛，鲁道夫·康普梅尔写说，腹部疼痛如果检查不够详细，可能会误诊以及动没有必要的手术。“我们看到有个病人，因为脊髓痨疼痛，动了8次腹部手术。”[10]斯托克斯说有个病人因为脊髓痨引起胃部疼痛，腹部有5个刀疤，都是不必要的手术留下的，他说：“这个错误一直持续，令人无法置信……如果将重点放在从病历与检验观察脊髓痨引起的症候，而不是以血清反应与脊髓抽出液检验，两者可能呈阴性反应，这个错误就几乎不会发生。”[11]

布里森也曾经尝试热疗法，就是使用一种实验性的蒸汽盒，这可怕的新发明让人想起数百年前以水银蒸汽治疗的方法。她蒸了四五个小时，因为导致幽闭恐惧症无法继续。这种高热疗法发展成另一种后期梅毒普遍的疗法，即通过给予病患疟疾病原引起高烧来治疗。1927年，尤里乌斯·瓦格纳—尧雷格因为发现后期梅毒病患感染疟疾可以改善病情，因而获得诺贝尔奖。此外，还有另一种治疗方法“凯特琳电子密室”，用来取代疟疾疗法，是发明汽车

图18-1　凯伦·布里森（Library of Congress）

电子点火的科学家在通用汽车公司研发出来的。新玩意儿是用灯泡升高体温，达到可以杀死病菌的程度。法国小说家柯莱特就曾经在一位著名的梅毒专家建议下，尝试这种实验性疗法，连续一星期将体温升高到40.5摄氏度。布里森以乙醚止痛，也从来不承认被她丈夫传染梅毒。美洲原住民的熏汗小屋也是加热以高温逼出汗水，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令人猜想可能有助于梅毒病患减轻症状。

1959年，布里森到美洲旅行，由于太虚弱以至于无法自行穿衣，必须由秘书随行照料。有一天，一位园丁带她回家，她脆弱的骨头变得又黑又蓝。医生告诉她说，她有集中营犯人所有的症候。1962年9月6日，凯伦·布里森去世，享年77岁，死因是衰弱。她最后靠果菜汁、蜂王浆、牡蛎、饼干过活。“这时候我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我自己是所有物体中最轻的，因为我的命运已取走了一切。”[12]

1995年，丹麦医生凯瑞·魏斯曼怀疑脊髓痨的诊断，提出布里森可能是慢性重金属中毒的假设。[13]魏斯曼指出，布里森贫血、晚年形容枯槁，都是中毒的结果。但是虚弱与体重减轻也是脊髓痨的症状，所以并不是定论。无论有没有脊髓痨，水银、砷、胂凡钠明一定程度损害了她的健康，就像她服用安非他命一样。

魏斯曼反对脊髓痨的论调，主要是根据她的结论，因为佛格诊断出只有一种症候，就是胃病。但是布里森除了胃痛，还有教科书上所指脊髓痨的许多症状：在布里森的手、脚跟、耳朵有神秘的“牙痛”；上下楼梯困难；脚踝与膝盖反应退化；最后是胃溃疡穿孔需要开刀。魏斯曼排除胃痛是脊髓痨的症候，但是提不出适当的说辞辩驳大量梅毒文献中相反的论调。1874年，著名的医生马丁·夏尔科第一个发现脊髓痨中有胃痛的症状。

布里森在最初瓦色尔曼检测呈阳性之后，做过7次腰椎穿刺检验，结果在瓦色尔曼检测下全部呈阴性反应。魏斯曼提出结论说：“为什么脊椎液在1920年至1925年是正常的，这实在难以理解。”[14]梅毒学家康普梅尔提供一个答案：“不像是全身性瘫痪，脊髓痨在临床上，可能脊椎液检验是阴性的，而血液梅毒检验则不一定是阳性。”[15]斯托克斯也认为：脊髓痨“正在进展，脊髓液呈阴性反应，尤其是营养改变与病情危险时，经常在一般诊断中误诊，尤其是有外科的因素介入。”[16]

凯伦·布里森于1914年感染梅毒，这是无可争论的。这么多年来，她所受的痛苦有多少是因为梅毒，以及有多少是因为她服用的有毒药物，或者因为其他疾病，都很有得争议。她的个性没有任何改变，亦即没有出现麻痹性痴呆的警讯，虽然她和任何梅毒病患一样，非常担心可能变成麻痹性痴呆。

在以一年的时间写《最后的故事》时，布里森“两只脚有一只半已经踏入棺材”。这本书被“英国书籍学会”与“每月好书俱乐部”所拒，可能是因为《第三红衣主教的故事》的内容涉及一位感染梅毒的女人。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当作咖啡桌上华丽的装饰书本，有精美的插图。在这故事中，佛罗拉·戈登女士是一位很有钱的苏格兰贵族，国王后裔。故事的叙述者是萨尔维蒂红衣主教，他描述戈登外表威风凛凛，人长得不丑，只是太大只：她的牙齿可以跟他斑点灰马的牙齿相比；她的手脚与他教堂里的天使一样巨大。在佛罗拉女士故事的最后，红衣主教加了一段结语，描述他最后看到的她。当时他去蒙地史卡卓温泉，这个温泉可治疗梅毒、偏头痛与风湿病，不过他没有用梅毒这个字眼。他只说温泉浴的病患，跟着金星一小时的时间，却要付出10年时间跟着水星，这句话引自温泉浴场有名的警句。佛罗拉女士曾经以水银治疗，她现在非常瘦，假发取代她原先一头灿烂的红发。她告诉红衣主教，她是如何被传染的。

摘自《第三红衣主教的故事》

烛火在圣彼得铜像之前点燃。薄暮时分，铜像看起来非常巨大。我凝视良久，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会。在我伫立之际，一根烛火闪烁了一下；看起来好像使徒的脸变了，好像他的唇微弱地动了一下。一个穿着棕色斗篷的少年走进教堂，走过我身旁，亲吻铜像的脚。他经过时，我嗅到汗水与马厩的味道，一种人的味道。他走过之后，我才真正注意到他，因为他站立不动许久，嘴唇一直贴着圣彼得的脚；最后他走了。他体型颀长，所有的动作都很优雅。我没看到他的脸。主教，我不知道这时候是什么力量让我学着他的动作。我向前一步，跟他一样，亲吻圣彼得的脚。我以为铜像是冰冷的，但因为那年轻人的嘴亲过，竟然是温暖的，而且有点湿，让我吓了一跳。跟他一样，我的唇吻着脚好一阵子。

四个星期之后，我在帕特雷湾的米索隆吉时，发现嘴唇上有疮。我的英国医生陪伴着我，立刻诊断出这种疾病，并且告诉我疾病名称。我不是无知的人，我知道这疾病的名字。

大人，我站在镜子前看着我的嘴。然后，我想起雅各布神父。我在想，这像什么呢？一朵玫瑰？还是一个印记？[17]

图18-2　上唇的梅毒创伤

[1] 伊萨克·丹森（Isak Dinesen）《非洲书信集》（Letters from Afric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281。

[2] 丹森《非洲书信集》，p.127。

[3] 丹森《非洲书信集》，p.165。

[4] 丹森《非洲书信集》，p.151。

[5] 丹森《非洲书信集》，p.221。

[6] 丹森《非洲书信集》，p.213。

[7] 丹森《非洲书信集》，p.214。

[8] 布里森的传记作者琳达·唐纳森（Linda Donelson）发现布洛是一位好心肠的人，“他的慷慨表现于对女色的沉迷，将感染以各种方式分享给别人。我发现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摘自《斯堪的那维亚新闻》（Scandanavian Press）6,No.1（Winter 1999）:18-21。

[9] 约翰·斯托克斯（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1012。

[10] 鲁道夫·康普梅尔（Rudolph Kampmeier）《梅毒学精义》（Essentials of Syphilology,Philadelphia:Lippincott,1943），p.365。

[11]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015。

[12] 伊萨克·丹森《远离非洲》（Out of Africa,New York:Random House,1938），p.379。

[13] 凯瑞·魏思曼（Kaare Weismann） Neurosyphilis,or Chronic Heavy Metal Poisoning:Karen Blixen's Lifelong Disease，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22（1995）:137-144。

[14] 魏思曼，p.142。

[15] 康普梅尔，p.369。根据约翰·斯托克斯所言，之前接受过砷治疗的脊髓痨患者，只有56%的人其血液与脊髓的瓦瑟曼检测俱呈阳性反应。资料来自临床合作研究。

[16]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1011。

[17] 伊萨克·丹森《第3红衣主教的故事》（The Third Cardinal's Tale），《最后的传说》（Last Tales,New York:Vintage,1957），pp.97-98。

第十九章
詹姆斯·乔伊斯：“脓痘恶魔的诱惑”

他放出克利丝蒂·哥伦，然后他嘴里带着囚犯不可说的东西回来。

——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记》

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警告说，都柏林的“夜城”地区“对他这种年纪的年轻人真的是死亡陷阱。”[1]《尤利西斯》的作者自己就有这个死亡陷阱的经验。

1904年，乔伊斯逛“夜城”，结果带着性病回家。乔伊斯的朋友奥利弗·圣约翰·葛加提于1904年2月13日写信给他说：“你那蠢事怎么了，说来听听。”同时也训诫他应该要守贞。一个月后，葛加提写道：“恭喜你，我们的圣母判你活该得到这耻辱——如果我大胆提出一个意见——你因为时常犯下原罪，得到慢性淋菌性尿道炎。但是你会没事的。下次发作时要小心，不要希望一次就治好，这个过程是时断时续的。”[2]

图19-1　乔伊斯（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同一天他替朋友写信给米克·瓦许医生，介绍说：“乔伊斯先生，他被感染的部分所包围，如果你能医治他，我会很高兴。他可能等得太久，已经有慢性淋菌性尿道炎。”[3]5月，葛加提同情“长久被忽略的女士”，继续说道：“不要相信我们无法被治愈，幸运的老人：将这个给‘艾伍德痘’。”还附上一首诗：

在妓女居住的屋子里

除非以手套包着

一个小小的汉特氏肿瘤

让他们喜爱的部位长痘子。

葛加提加上一段附注：“这首诗还在父亲脑中，混乱——给艾伍德／结果将是／当他尿尿时烫伤／现在他对水星祈祷／谁是无神论者”。[4] 同时，葛加提提到下疳已经攻击雅特。

1904年，葛加提与乔伊斯曾经是室友。这一年乔伊斯从医学院退学，葛加提则继续学业，成为耳鼻喉科医生，也是诗人、小说家与讽刺作家。他有首叙事歌谣，写一位得梅毒的水手辛巴达身体里充满水银，在靠近暖炉时昏倒失去意识。1906年，葛加提写了一篇有关性病的散文，他说性交传染疾病是运气不佳。

慢性淋菌性尿道炎是因为淋病引起的慢性尿道发炎。有些传记作家认为乔伊斯从“夜城”感染的，只是症状较轻的淋病，但是葛加提曾提到“艾伍德痘”与水银，则暗示着梅毒，还说这状况会复发。葛加提的“小小的汉特氏肿瘤”，可能给了我们答案：乔伊斯可能两者都得了。可怜的约翰·汉特医生在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很有名，因为他在自我接种的实验中出错，假定两种疾病无法并存同一个器官中。1767年，汉特使用刺胳针从一名妓女的伤口取下脓汁，接种到自己身上；不幸的是，这名妓女感染两种疾病，不久后他也是。有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有点出入，说是汉特以两种疾病接种在一位实验对象上。乔伊斯可能也一样不幸。乔伊斯在《尤利西斯》写到了“脓痘与尿道炎贩子”以及“脓痘恶魔的诱惑”。

6月3日，在谈及关于艾伍德的命运与计划时，乔伊斯使葛加提消除疑虑：“艾伍德几乎好了。我与安妮·朗顿有约会。”可怜的安妮·朗顿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这个月里他遇到另一个女人诺拉·巴纳克尔，是他生活的伴侣，也是他孩子的母亲，我们则知道她的未来将如何。诺拉传记的作者布兰达·马多克斯描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乔伊斯带她到废弃的港口区，“令乔伊斯感到又惊又喜，她解开他裤子的纽扣，将手滑进去，把他的衬衫解开，以一些非常有技巧的动作（根据他后来的叙述），让他成为一个男人。”[5]这次特殊的事件发生在1904年6月16日，也就是《尤利西斯》所有事件发生的日子。1904年10月，乔伊斯与诺拉离开都柏林，开始一起在苏黎世生活。他们旅行第三天，乔伊斯写信给弟弟史坦尼斯劳斯告知这个消息：那个早晨，诺拉不再是个处女，虽然他怀疑她早就不是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莱昂斯不认为乔伊斯得过梅毒，认为最初的感染是性病，但不是梅毒，因为即使是“最大胆的爱侣”在当时也不会做爱，不过我们知道他跟诺拉确实做了。乔伊斯可能认为艾伍德已经治好了，无论他以为艾伍德是什么疾病。乔伊斯与诺拉在苏黎世过得并不快乐，他当时有各种病痛，都可能是第二期梅毒的症状：风湿、扁桃腺炎、结肠炎与神经过敏。诺拉也提到神经过敏与神经崩溃。他们都提到沮丧、焦虑、失眠与哭泣。[6] 1904年12月28日，乔伊斯写信给史坦尼斯劳斯谈到他胃部抽筋，以及视力有问题、葡萄膜炎、青光眼。由于梅毒在最初几个月传染力最强，诺拉也很危险。她与乔伊斯生了两个健康的小孩，但她怀鲁西雅时服用“可怕的砷药物”，那是很明显的梅毒线索。怀孕的女人几乎没有其他理由需要服用砷。乔伊斯后来也因为手臂上长疮而服用砷。

写乔伊斯传记最有名的就是理查德·埃尔曼，他1959年出版的书中，对夜城之事轻描淡写，也小心回避“淋病”这个字眼：“3月13日，他（乔伊斯）整夜在外不归，不久他写信给去牛津的葛加提，提到一位医生的名字，这位医生能够医治他在夜城冶游所感染的小毛病。”[7]不过，这小毛病可不小。

埃尔曼的学生凯瑟琳·费里斯注意到，在这本厚重的传记里，关于乔伊斯的健康有些重要的资料，尤其是有关梅毒，他却略而不用，不禁感到疑惑。费里斯发现足够的线索继续追踪，最后她认为乔伊斯有严重的脊髓痨。她很幸运可以请教一位著名的梅毒学家确定她的假说，那就是1943年出版教科书《梅毒学精义》的康普梅尔[8]。在他的协助之下，费里斯于1995年出版《乔伊斯与疾病的负担》，大胆指出她的教授所写的著作“不完整而且误导”。乔伊斯的朋友与亲人提供给埃尔曼许多协助，也让他参阅许多文献资料，费里斯说埃尔曼为了避免破坏跟他们的关系，许多证据避而不用。费里斯没有这样的人情压力，所以大量采用这些证据。她说，乔伊斯过世已经50年，“他的生活还有许多未曾揭露的部分，没有一位传记作家曾经探讨过”[9]。

费里斯还追踪了乔伊斯成年的生活，从他感染、第二次疾病、脊髓痨的症状与发展，一直到他死亡与遗体解剖，是将他感染梅毒拼凑出完整面貌的第一人。然后她采取第二步骤，以梅毒为主题探索乔伊斯的作品假定梅毒是很重要的弦外之音，也是他个人惭愧的认罪。她将乔伊斯著作中许多提到梅毒的地方列举出来，认为利奥波德·布卢姆与斯蒂芬·迪达勒斯这些小说中的主人翁都和他们的作者一样，有相同的梅毒症状。

学者不得不注意，修·肯纳在书评中承认费里斯在建立梅毒诊断上表现卓越（她找很好的医学顾问，列举的症状分类也井井有条），但是他不赞许她试图将梅毒写成“主宰这些杰作的主题”。他举例说明她推理过度，并批判说：“当然，她一直这样穷追不舍，将本世纪架构最伟大的文章说成以作者疾病为中心的一团密码。他是有可能得这疾病，但是他的心思不会永远都在想这个。”[10]

费里斯是否推理过度？想想看吧，一个人活在梅毒的羞耻与秘密中，担心他可能传染给妻女，也担心无可避免地残障，甚至最后变成疯狂（虽然他的病程演进是成为脊髓痨）、眼睛半瞎、不断疼痛、弯腰驼背、没有拐杖就无法走路。然后再想想看，费里斯说乔伊斯内心想的都是梅毒的问题，也许没有错。从这观点来看，费里斯指出作品中提到有关梅毒的内容，似乎也不算太多。

埃尔曼故意忽略梅毒，或是如同肯纳，认为乔伊斯生活中对于梅毒的关心程度只是普通而已？费里斯认为梅毒显然是左右他意识的重大因素，而埃尔曼也许认为梅毒没那么重要，也许故意不提以作为对其亲友提供文献的善意回报。他写王尔德传记时，就大胆说梅毒是王尔德生活与著作的中心，但他只在该页下端的脚注中表明他的看法。

莱昂斯是乔伊斯与诺拉的朋友，他在一次演讲中否认梅毒这问题，然后在随后出版的《将梅毒打入地狱》书中也予以否认。他说这是个态度恶劣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乔伊斯得了梅毒。”[11]他很高兴地说，无论是先天性梅毒或是后天梅毒，乔伊斯都没有。莱昂斯确信乔伊斯没有虹膜炎症状，因为“2～8星期之后，虹膜炎就消退，没有再复发。”[12]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根据斯托克斯所述：“眼睛最常见的复发症状或病程进展就是虹膜炎。”[13]莱昂斯指出，医生发现乔伊斯的女儿没有梅毒，但是鲁西雅没得梅毒并不能因此排除乔伊斯没得梅毒，当然也不能说她是从他那里遗传的，稍后我们会讨论有关鲁西雅的一些猜测。莱昂斯说解剖遗体没有发现梅毒的迹象；这跟昆恩说的相反，昆恩说有淋巴球渗透血管，可能是梅毒的迹象。[14]总而言之，莱昂斯排除梅毒的理由远不如费里斯的证据充足。

费里斯是第一个在乔伊斯生活中追踪梅毒的人，但她并非第一个暗示乔伊斯染有梅毒的人。佛罗伦萨·瓦瑟尔在国际乔伊斯基金会上，不止一次谈到她认为乔伊斯患有梅毒的论点，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她。1974年，她与柏顿·威思布伦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乔伊斯改写《都柏林人》第一篇故事《姊妹们》，很明确让芬宁神父变成麻痹性痴呆。作者认为乔伊斯学者忽略了神父的症状，因为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瘫痪”在这故事里等于麻痹性痴呆或是精神性全身瘫痪。他们甚至认为，乔伊斯在整个系列小说中，以瘫痪为主题代表他的国家心理的瘫痪。试看此信：“我的意图是写一章我的国家的道德史，我选择都柏林为场景，因为这城市对我而言似乎是瘫痪的中心。”[15]

在《姊妹们》中，小男孩听到大人讨论一位神父的死亡，知道这位老人心理上有问题。这短篇故事刊载于1904年8月13日的《爱尔兰家园》，那是一份农民日报。史坦尼斯劳斯有一篇日记，日期也是8月13日，描述他哥哥的构想：“他谈到欧洲梅毒病患的接触传染，目前正在写一系列梅毒在都柏林的研究，实际探索相关资料。他谈话的改变似乎这感染是先天的，而且无法治愈，许多精神错乱都是因为梅毒造成的。”[16]

图19-2　詹姆斯·乔伊斯（Bernice Abbott/Commerce Graphics Ltd.，Inc.），1926

威思布伦与瓦瑟尔探讨了改写的细节，他们认为乔伊斯是根据他的医学知识，增加麻痹性痴呆症候的描述。他们的调查做得很好，乔伊斯于1902、1903年念过医学院，1904年与好友葛加提住在一起，和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学生一起到酒馆喝酒。作者认为如果乔伊斯计划增加麻痹性痴呆在故事里，一定会参考当时重要的教科书——威廉·欧斯勒的《医学原理与实务》（1902年第四版），这在当时爱尔兰皇家医学院得到证实。他们比较故事细节的改变，对照欧斯勒对于麻痹性痴呆性的叙述，得到如此推测的结果。例如，他们比较“脸部（脸部的外观可看出特定的疾病与状况）有奇怪的麻木感觉”（欧斯勒）与“麻痹患者沉重的灰脸”（乔伊斯）。他们将神父症状的改变，逐一对照欧斯勒对于麻痹性痴呆的描述。最后，他们认为神父的死和道德改变有关：“最后的修订本需要特别评论，在原先的版本中，都没有使用瘫痪与瘫痪患者这些字眼，现在则是重复3次，而且很明确地和恶魔与罪恶有关。”[17]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另一项关联：1904年春天，乔伊斯到“夜城”冶游，葛加提认为他“活该得到这耻辱”。乔伊斯当时研究麻痹性痴呆的可怕，将研究结果写入《姊妹们》，并且在他自己感染的第一个月，将都柏林、爱尔兰与欧洲比喻为瘫痪。

有人怀疑乔伊斯的父亲得过梅毒。史坦·格布勒·戴维斯在他写的乔伊斯传记中，在附录中引用1975年5月9日《爱尔兰医学时报》上刊载的柯尔坎尼的沃许医生所写的一篇文章。沃许医生说乔伊斯的父亲约翰承认有梅毒下疳，当时是1867年，他是医学院的学生，用石炭酸烧灼下疳部位。沃许算过乔伊斯医生共生了10个小孩，两个死产，两个出生没几天就死了，两个未成年而死。戴维斯认为约翰·乔伊斯是个和蔼可亲的恶棍，可能“在他血液里携带着病原，让詹姆斯·乔伊斯无法治愈、眼盲，甚至可能被这疾病害死。”[18]1975年，梅毒不会遗传已经是众所皆知，但是梅毒有可能经由乔伊斯的母亲先天性感染。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乔伊斯有先天性梅毒，所以1904年后天感染是最有可能的。

乔伊斯持续有眼疾，因此有人再度认为是与先天性梅毒有关。在乔伊斯写给哈莉·萧·威弗的信中，提到一位法国年轻的眼科医师说，只有先天性梅毒才可能造成他的眼疾。亚瑟·科林森医生是乔伊斯在巴黎的眼科医生之一，是执行乔伊斯眼睛手术较年轻的一位医生，他说梅毒是可能的原因。乔伊斯眼睛的第一次手术是虹膜切除术，移除部分虹膜以扩大瞳孔。

1916年，乔伊斯曾经送给庞德一张照片，庞德写信给乔伊斯，说他的眼睛“有点可怕”。乔伊斯后来告诉威弗，庞德可以从照片看出他眼睛的病情。庞德知道或怀疑乔伊斯有梅毒？他仔细追踪乔伊斯的病情，甚至曾经介绍医生给他。

乔伊斯也有青光眼与白内障，并且发炎。瑞士一位专家阿尔佛雷德·沃果医生替他动手术恢复了一些视力，后来沃果医生告诉乔伊斯说，他提早两年来治疗就好了，因为右眼已经钙化无法医治，而现在他的左眼需要再动两次手术。沃许（在《爱尔兰医学时报》上）质疑为什么沃果医生没有为乔伊斯做梅毒检测，以乔伊斯的眼疾来看，这在当时是例行程序；他的结论是根本没有想到这样著名的文学家会感染梅毒。另一个可能性是：乔伊斯已经检测过，结果列为高度机密。

1906年，乔伊斯写道：“我认为，欧洲很少人不担心早上起床发现自己成为梅毒病患。”[19]运气不佳的人感染之后，担心梅毒会演变成麻痹性精神错乱，乔伊斯这么关心麻痹性痴呆，显示他染有梅毒，其症状多年来演变成脊髓痨，加上肠胃疼痛、眼睛受损、神经崩溃、身体虚弱、视力与听力有错觉，以及走路步伐拖曳。

乔伊斯的病痛很早就开始。史坦尼斯劳斯从1906至1908年，逐日记载哥哥的病情，可分为消化不良、胃痛、背痛、神经痛与到处转移的风湿痛。1907年，从7月中到9月，乔伊斯在翠斯特治疗严重疾病。葛加提身为医生，一直密切注意朋友梅毒进展的迹象。乔伊斯这时写信给葛加提，他回信说很高兴看到乔伊斯可以写信，因为他前些日子听说他的朋友有“极严重的精神紊乱”及瘫痪。[20]乔伊斯四肢与背部疼痛，腹部曾经剧烈疼痛，诺拉哀叹说：“上天啊！请拿走吉米的痛苦。”[21]剧痛经常让他好几个星期无法工作，其他时间，他早上11点起床，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就疲倦得无法做下去。他到处寻访名医，没有人给他好的诊断；有个医生告诉他，最后7年的病痛是神经引起的身心失调。

鲁西雅出生时没有梅毒迹象，但是她后来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乔伊斯认为这是他的过错。保罗·雷昂说：“每天都有人对她的疾病提出新的解释，唯一没有改变的即他是犯错的人。”[22]由于梅毒当时认为具遗传性，乔伊斯有理由担心女儿的心理疾病和他有关。

荣格在一本讨论《尤利西斯》的书上写序，说这本书的特点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可以理解这让乔伊斯感到很苦恼。但是在一封信上，荣格说最后40页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是“名副其实的心理学佳作”。鲁西雅在她房里生火，因此不得不给她穿上束缚衣，显然她需要长期住院监管，最后乔伊斯认为荣格也许可帮助他的女儿，至于他自己则不会找荣格看诊。荣格是她第20个医生，起初荣格还能让她敞开心思说话，后来她变得很严重，认为他是个“注重实利的肥胖瑞士人，想要控制我的灵魂”[23]。荣格发现父亲与女儿有类似的想象创造力，他还与乔伊斯多次见面讨论她的病例。

鲁西雅发疯有人说是精神分裂，也有人说是麻痹性痴呆。虽然有几个线索指向麻痹性痴呆，她的医生或则对此持有怀疑。乔伊斯与荣格讨论过这个可能性吗？鲁西雅于1934年进行过热疗。费里斯请教一位神经学家，他说鲁西雅的热疗“实际上是瓦格纳—尧雷格著名的以疟疾热疗麻痹性痴呆方法的再版”[24]。乔伊斯来看她时，鲁西雅告诉他不要假装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得梅毒，不过是自己的错，而非他的错，这就让人捉摸不透。

乔伊斯回到苏黎世，他与诺拉几乎40年前就在此生活。1941年1月，他严重胃痉挛，用担架抬进医院。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必须立刻动手术。起初他拒绝，最后屈服了。他需要输血，在听说捐血的两位瑞士士兵来自纽夏特后，他说这是好兆头，因为他喜欢纽夏特的葡萄酒。1月13日，诺拉在半夜被叫到医院，但是她抵达时已经迟了。乔伊斯已经于2时15分过世。他在下雪天入土。在通知鲁西雅父亲的死讯时，她的回答是：“他在地下干吗？这个白痴，他什么时候决定出来？”[25]

对于写《尤利西斯》，乔伊斯这样说过：“我在这本书设置了许多迷津，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26]梅毒是不是作品的主题，是不是作者痛苦可怕的真实生活，让这迷津更加扑朔迷离。

[1]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尤利西斯》（Ulysses,New York:Random House,1986），p.534。

[2] 康乃尔大学，奥林（Olin）图书馆，“乔伊斯收藏”No.31；凯瑟琳·佛瑞斯（Kathleen Ferris）《乔伊斯与疾病的负担》（James Joyce & the Burden of Disease,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5），p.26。

[3] 康乃尔大学，No.534。

[4] 康乃尔大学，No.536。

[5] 布兰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诺拉传》（Nora:A Biography of Nora Joyce,New York:Fawcett,1989），p.27。

[6] 马多克斯，p.141。

[7]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50。

[8] 康普梅尔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媒体处理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方式。

[9] 佛瑞斯，p.5。

[10] 修·肯纳（Hugh Kenner）Review of James Joyce and the Burden of Disease，Th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70,No.2（Summer1996）。

[11] 里昂（J.B.Lyons）《乔伊斯与医药》（James Joyce and Medicine,Dublin:Dolmen,1973），p.204。

[12] 里昂《乔伊斯与医药》，p.204。

[13]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641。

[14] 昆恩（J.D.Quin） James Joyce:Seronegative Arthropathy or Syphili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46,No.1（January 1991）:86-88。

[15] 柏顿·维恩布伦（Burton A.Waisbren）与佛罗伦萨·瓦瑟尔（Florence L.Walzl） Paresis and the Priest:James Joyce's Symbolic Use of Syphilis in "The Sister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80（1947）:758-762。

[16] 维恩布伦与瓦瑟尔，p.760。

[17] 维恩布伦与瓦瑟尔，p.761。

[18] 史坦·格布勒·戴维斯（Stan Gebler Davies）《乔伊斯》（James Joyce:A Portrait of the Artist,London:Granada Publishing,1982），p.392。

[19] 戴维斯，p.169。

[20] 有人认为风湿热是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但是里昂在 Thrust Syphilis Down to Hell and Other Rejoyceana:Studie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iterature and Medicine（Dublin:Glendale,1988）中认为，具虹膜炎症状的风湿病症候群应归因于肉状瘤病或是雷特氏症候群。

[21] 里昂，p.26。

[22] 马多克斯，p.291。

[23] 马多克斯，p.301。

[24] 佛瑞斯，p.111。

[25] 埃尔曼《詹姆斯·乔伊斯》，p.755。

[26] 戴维斯《乔伊斯》，p.290。

第二十章
阿道夫·希特勒：独裁者崛起的转折点

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阿道夫·希特勒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记载可谓浩瀚无边——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研究调查。然而，尽管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有关希特勒的文献可谓车载斗量，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第三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平、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图20-1　希特勒（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希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以及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本日记中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先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历，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在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时，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他从事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病患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斯泰格是他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于维也纳感染。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是否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著名的纳粹捕猎者西蒙·威森塔尔，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露希特勒得了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于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的还时间相差甚多。寻索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与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自称被一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这正是传染给希特勒的那一位。他的见证当然不被采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是梅毒第三期。威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数据是道听途说，结论为：“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1]

威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因为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病患。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之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啦啦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还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撰写希特勒以及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与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与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与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与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与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2]

鲁道夫·宾尼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讶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病患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3]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弗里兹·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梅毒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3年。一般人关于梅毒如何散播，仍抱持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世纪前的观念，那时的人们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波利尔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西斯·蓝钦，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4]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了《我的奋斗》一书，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的，这段自白和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被城市的魅力所迷惑。”[5]希特勒自己也完全被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威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这本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威森塔尔在20世纪80年代以唐·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找寻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威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站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6]，实在很不公平。

威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费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病患，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费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于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威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1952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与病历数据。罗纳德另一个数据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波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与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与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安维尔·戴维斯以及希特勒红疹的故事《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27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司图加特的皇家旅馆说了这个故事，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与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烹煮餐饮。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有。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数据：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科特·克鲁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8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鲁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7]克鲁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依希特勒的环境，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个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效果”[8]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在希特勒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与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与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9]他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和他的仆从汉兹·林吉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给安维尔·戴维斯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与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无可避免将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很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纳（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与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与画笔扔到街上。汉纳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4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纳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纳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图20-2　希特勒在纽伦堡大会上演讲（Corbis）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自己也有，并且还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与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救世主胜利的心态看见光明的前途。”[10]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人们几乎找不出任何他性活动的证据，传记作家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爱娃·布朗（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罗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一篇文章上说的。[11]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

根据希特勒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就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与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12]。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爱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与精神错乱的后代？

威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波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上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他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上网络搜寻，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与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威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13]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个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1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个疾病，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说：“终于，不过：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病患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15]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来龙去脉，《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与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与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威尼弗雷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制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

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病患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与智能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

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

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散布负责。

将疾病的散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那时的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小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16]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盖勒调查了对犹太人的这种看法，是梅毒血液中毒之说的起源，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与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与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17]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18]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百年内世界上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19]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20]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散播急遽增加，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提到梅毒病患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找出治疗英国人民梅毒的方法，这是最燃眉之急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佛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与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21]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防止性病继续散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22]。他提议解决这问题必须有“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与外科手术的方法”。[23]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全心全意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希特勒公开演讲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与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与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与考克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里乌斯·史崔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还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史崔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两百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唯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史崔乔是少数几个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的人（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史崔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了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史崔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24]史崔乔后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对犹太商店的杯葛。1946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9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疗霍夫曼后，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并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于是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与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罹患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威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与军需部长艾伯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与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与谷类。

1936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那时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将直接（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之后，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25]梅毒病患的胃痛与内脏疼痛发作时，一般都会痛

图20-3　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Bettmann/Corbis）

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比较神经痛发作起来，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26]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病患内脏疼痛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成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27] 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28]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29]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确实，6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了莫雷尔相当于纳粹将领4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与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因此还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与戈林。

担任希特勒的医生时，莫雷尔已经49岁。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当船医时则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批评，并且指责他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Nux vomica）包含有莨菪（belladonna）；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的Homoseran。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形。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与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30]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战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到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31]莫雷尔指出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是1942年7月，希特勒在乌克兰的总部文尼察：“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32]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与疖。莫雷尔以电热垫与湿敷布热敷他的胃与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X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成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还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着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状况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症候群，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3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做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对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33]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3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与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应该比其他症状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与教科书有所改变……观察时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与大动脉的梅毒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死因。”[34]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35]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与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字眼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36]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摩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37]。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与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

1940年1月9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

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

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38]。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39]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T波，大动脉梅毒病患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T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40]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非常神秘，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T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ST明显降低，而T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T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41]他发现1944年的心电图“T在所有3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讶异”[42]。

20世纪40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43]“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44]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对于梅毒心血管病患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45]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是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百分之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使用Septoid时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20%葡萄糖溶液与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与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与10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46]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与碘化物，每天注射2到3次。

1941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觉得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47]斯托克斯与其他人[48]则是建议，梅毒病患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病患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49]，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是梅毒病患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哈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乔辛·雷门多普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艾德温·纪辛来治疗他的耳朵，纪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无论多么积极治疗，病患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病患A”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50]，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像是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51]。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自己好像在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而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洛林教授，后者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与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 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洛林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纪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8年之久，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这被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是后天梅毒。纪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与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成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52]此时的希特勒说话困难，写字的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6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5位医生（纪辛、莫雷尔、哈塞尔巴哈、勃兰特以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维德·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53]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威纳·马瑟强烈反对：“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54]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伯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克里尼，克里尼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黑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在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克里尼还特地飞去治疗他。克里尼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伯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55]舍伦伯格向希姆莱报告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与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与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身份个性与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威森塔尔怀疑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56]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57]，有几次差点炸死他，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纪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纪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是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自己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58]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4、5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病患的狂躁与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有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数据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有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59]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在最后的暗杀行动时，对于希特勒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60]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16英尺厚的混凝土与6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是这样描述他的衰弱的：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常脱离现实，进入自己的幻想世界。[61]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是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在20世纪40年代，梅毒病患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病患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会对战争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年底，莫雷尔与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立克·克斯腾，后者于1956年出版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腾出生于爱沙尼亚，在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中归化芬兰。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在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与贵族的客户，那时的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在克斯腾的回忆录上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62]。

克斯腾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腾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与失眠的人吗？’”[63]克斯腾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病患，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腾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64]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与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65]

克斯腾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腾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间，只有在元首领导下才能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66]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彻底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象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腾？”[67]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腾记录了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腾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希特勒，克斯腾建议采用瓦格纳·姚瑞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腾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与瘫痪”[68]。克斯腾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腾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腾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权力争夺。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年2月4日，负责黑衫队禁卫军总部的博格将军问克斯腾说，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与进行性瘫痪之事。希姆莱曾经暗示地问，克斯腾知道什么？克斯腾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博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腾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博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69]

克斯腾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跑去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却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70]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曼·戈林也知道。克斯腾问他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腾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腾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希特勒的副官尤里乌斯·邵伯说：“从来没有克斯腾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71]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里乌斯·邵伯怎么可能知道在希姆莱保险箱里有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腾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与莫雷尔的日志相比，就知道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病患的医疗记录，克斯腾的文件比较之下才能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腾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有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腾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腾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腾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钦·贝思金后来发现了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了克斯腾出版的资料。贝思金经克斯腾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了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腾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腾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上有勃兰特医生与莫雷尔医生的签名”。[72]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思金放在书中最后一段。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与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黑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与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腾在他出版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露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维持正常运作，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变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后来取代了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还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次两人拆伙是因为纪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6颗黑色药丸，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发现马钱子碱是其中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象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哈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73]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与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与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医生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与莫雷尔关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纪辛与哈塞尔巴哈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哈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74]医生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与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象，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像是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些医生在囚禁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以编造这些假数据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唐尼亚·隆恩，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帕泽瓦尔克报告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是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他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为何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贰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必须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袍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比较不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独自被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月13日晚上（正确日期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与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袍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睛如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75]

希特勒恢复了视力，但是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度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与枕头中。”[76]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见证人》一书是相当令人注目的虚构报导，该书描述了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故事，鲁道夫·宾尼恩阅读此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有参考真正的文件，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P医院为“AH”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爱德蒙·福斯特，然后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包括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莱佛斯华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13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是因为要与美国的版本一别苗头。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终于出版德文版《见证人》。1977年，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举枪自杀，这时德军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丽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P医院，他治疗在战场上心理创伤的士兵，像是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病患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77]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78]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AH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

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79]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AH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3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于是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后来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13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80]

最后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回去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了那些折磨！原来，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马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AH病患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见证人描述了状况：

有一天，他（赫马）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P医院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81]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AH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82]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象，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83]他说，这就像是找寻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

希姆莱黑色档案有一部分是莫雷尔与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有梅毒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帕泽瓦尔克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数据，所以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数据，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医疗记录数据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像是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之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不确定在希特勒核心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黑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伯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数据，那么他委请勃兰特与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霍格纳从政变时代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1933年才被盖世太保夺走。[84]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霍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威廉·卡纳里斯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与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腾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与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与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3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伯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于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与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林思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于密谋时间之前在家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一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史崔乔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霍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能，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85]

诊断与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忽略梅毒

欧文于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迷思，因为莫雷尔于1940年以“病患A”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病患可能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86]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在许多研究中，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至1821年，梅约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病患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病患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对于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感到质疑，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病患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病患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治疗过。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不认为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腾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87]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者与医疗学者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88]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与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甚至不能相信“病患A”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病患A”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对于希特勒的研究可谓车载斗量，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89]。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作者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斯泰格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止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与生理，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90]

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他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写成，在莫雷尔的报告中，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T253，reels 34-45），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4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数据，它“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T253，reel 62）。

雷奥纳多·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研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他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在希士顿夫妇的著作上写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对他与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91]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行事历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腾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尤其善于模仿其他疾病。”[92]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无可避免会造成痴呆，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洛林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93]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数据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洛林没有发现瞳孔固定与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与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94]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的感染表示会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有梅毒的暗示：“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与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间歇性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失去能力。”[95]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96]；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罹患这种疾病的可能性。”[97]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的是脑梅毒，即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信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30多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度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98]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着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字眼），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像是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99]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警讯阶段。”

虽然迄今为止，人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从他的生活中显然可以看出梅毒病患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1] 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Did Hitler Have Syphilis？，参考威森塔尔Justice Not Vengeanc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9），p.132；另请参考艾伦·利瓦伊（Alan Levy）The Wiesenthal File （Grand Rapids,Mich.,:William B.Eerdmans,1999），pp.17-22。

[2] 恩斯特·汉夫斯泰格（Ernst Hanfstaengl）《希特勒：失去的年代》（Hitler:The Missing Years,New York:Arcade,1994），pp.123-124（Orig.pub.1957）。

[3] 与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ion）的个人通讯，2000年8月3日。

[4] 克劳德·揆特（Claude Questel）《梅毒史》（History of Syphili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77。

[5]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1），p.257。

[6] 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诠释希特勒》（Explaining Hitler,New York:Random House,1998），p.197。

[7] 艾伦·怀克思（Alan Wykes）《希特勒》（Hitler,New York:Ballantine,1970），p.23。

[8] 希特勒，p.247。

[9] 怀克思《医生与他的敌人》（The Doctor and His Enemy,New York:Dutton,1966），p.40。

[10] 怀克思《希特勒》，p.98。

[11] 《纽约客》在1994年9月19日刊登1篇书评，评论Frederic Spotts所写的《拜罗伊特：瓦格纳节的历史》（Bayreuth:The History of the Wagner Festival,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书评中提到1则传闻：“似乎将小瓦格纳放到床上后，希特勒予以性侵害。经由小瓦格纳其中一个孩子向Spotts透露此事，揭露了这件事。不过，因Spotts认为此事与书没有什么相关，出版之际，Spotts将此1情节删除。”（p.110）

[12] 埃恩·科萧（Ian Kershaw）《傲慢的希特勒，1889-1936》（Hitler 1889-1936:Hubris,New York:Norton,1998），p.44。

[13] 罗伯特·威特（Robert G.L.Waite）The Psychopathic God:Adolf Hitler（New York:Basic Books,1977），p.410。很遗憾，威特在此处并未标示出信息来源。

[14] 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C.Fest）《希特勒》（Hitl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4），p.204。

[15] 希特勒，p.257。

[16] 希特勒，p.246。

[17] 希特勒，p.59。

[18] 希特勒，pp.255-256。

[19] 希特勒，p.256。

[20] 希特勒，p.250。

[21] Mary Spongberg《性病女性化》（Feminizing Venereal Diseas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7），p.160。

[22] 希特勒，p.255。

[23] 希特勒，p.249。

[24] 希特勒，p.562。

[25] 约翰·斯托克斯（John H.Stokes）《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Modern Clinical Syphilology,Philadelphia:Saunders,1944），p.819，研究梅毒病人中有严重胃痛者，其中56%的人瓦色尔曼检测呈阴性。

[26]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一版，p.938。

[27] 詹姆斯·柯比·赫利斯（James Kirby Howles）《临床梅毒概要》（A Synopsis of Clinical Syphilis,St.Louis:Mosby,1943），p.417。

[28] 约翰·杜兰（John Toland）《希特勒》（Adolf Hitler,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6），p.824。

[29] 李奥纳德·希士顿（Leonard L.Heston）与芮内·希士顿（Renate Heston）《希特勒的医学个案》（The Medical Casebook of Adolf Hitler:His Illness,Doctors,and Drugs,Briarcliff Manor,N.Y.:Stein & Day,1979），p.17。

[30] 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The Secret Diaries of Hitler's Doctor,New York:Macmillian,1983），p.87。

[31]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97。

[32]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51。

[33]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Hitler:Diagnosis of a Destructive Prophe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4-235。

[34]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893。

[35] 希士顿请两个美国心脏医生检视希特勒的心电图，并没有发现特殊的S波与T波变化，因此认为心脏不正常的原因不明。弗里茨·雷德利希请4位心脏医生检视医疗记录，根据他们的报告，雷德利希认为，血管变化的原因不能确定。大卫·欧文让哈利·史崔（Harley Street）检视心电图，他们认为，以希特勒的年纪有那些问题是正常的。

[36]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906。

[37] 致美国卫生局副局长Taliaferro Clark博士的信，参见《塔斯克吉的真相》（Tuskegee's Truth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Susan Reverby编，p.79。

[38]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27。

[39]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50。

[40]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56。

[41]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292。

[42]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300。

[43] 约翰·斯托克斯《护士的皮肤学与梅毒学》（Dermatology and Syphilology for Nurses,Philadelphia:Saunders,1937），p.229。

[44]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959。

[45]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944［鲁道夫·康普梅尔同意，在梅毒病程或复发的反应中，若是属于侵袭心脏血管的梅毒，症状无法因接受胂凡纳明的治疗而显著减缓。参考康普梅尔 Final Report on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67,No.11（November 1974）:1349-1353］【随文注=。】梅毒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随文注=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2版，p.959。

[46]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自1941年8月7日开始写日记。

[47]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p.79-80。

[48] 约瑟夫·摩尔（Joseph Earle Moore）指出，心脏血管受梅毒侵袭而仍能行走的病人，若施以洋地黄治疗，会有呼吸困难的情形。《现代梅毒治疗》（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Springfield,I11.:Charles C.Thomas,1943），p.290。

[49] 有1项关于夜惊的报告（称之为阵发性夜晚呼吸困难），通常发生于严重病情发作之际，如气喘发作。Hermann Rauschning回忆道：“希特勒在夜晚醒来，惊厥地尖叫着，恐惧地颤抖，大喊一些混乱而难以理解的话，他喘着气，好像快窒息……希特勒站在房间里摇摆着，眼神狂野地看着他。”伯特·艾德华·帕克（Bert Edward Park）《疾病对世界领导人的影响》（The Impact of Illness on World Leader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6），p.163。此段叙述引用时得小心，因为Rauschning善于编造有关希特勒的故事。帕克认为，这种阵发性而无从解释的恐惧，可能是患有心理性肌肉运动癫痫。

[50]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3版，p.932。

[51] 斯托克斯《现代临床梅毒学》第1版，p.826。

[52]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50。

[53] 希士顿提到4次，马瑟补充道，史坦普菲格认为不是帕金森氏症，参见威纳·马瑟（Werner Maser） Hitler:Legend,Myth and Reality （New York:Harper & Row,1971），p.231。

[54] 马瑟，p.231。

[55] 当马瑟看到克里尼与舍伦伯格在为史坦普菲格准备一些药时，他认为有暗杀的阴谋正在酝酿，但对这项揣测的背景并没有加以说明。

[56] 雷德利希，p.293。

[57] 详细的暗杀次数，参见费斯特。

[58] 始自1944年8月31日的晚上会议。

[59]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引言，p.13。

[60] 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 Dictators in the Mirror of Medicine:Napoleon,Hitler,Stalin （Bloomington,I11.:Medi-Ed,1995），p.240。

[61] 施佩尔（Albert Speer）《第3帝国的内幕》（Inside the Third Reich,New York:Macmillan,1970），p.472。

[62] 崔若伯（H.R.Trevor-Roper）为克斯腾（Felix Kersten） The Kersten Memories:1940-1945一书所写的引言，（New York:Macmillian,1957），p.11。

[63] 克斯腾，p.165。

[64] 克斯腾，p.166。

[65] 克斯腾，p.166。

[66] 克斯腾，p.168。

[67] 克斯腾，p.166。

[68] 克斯腾，p.171。

[69] 克斯腾，p.171。

[70] 克斯腾，p.171。

[71]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122。

[72] 阿钦·贝思金（Achim Besgin）Der Stille Befehl:Medizinalrat Kersten,Himmler und das Dritte Reich （Mu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0），p.175。

[73]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91。

[74] 美国驻欧洲剧院军事情报中心总部第APO 752,2 未出版之联合审问报告资料，“医生们眼中的希特勒”，1945年10月15日。

[75] 希特勒，pp.201-202。

[76] 希特勒，p.204。

[77] 恩斯特·魏斯（Ernst Weiss）《目击者》（The Eyewitness,1963;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95。

[78] 魏斯，p.106。

[79] 魏斯，p.139。

[80] 魏斯，p.159。

[81] 魏斯，pp.184-185。

[82] 罗森伯姆，p.xlvi。

[83] 罗森伯姆，p.xlvi。

[84] 鲁道夫·宾尼恩（Rudolph Binion）《德国人中的希特勒》（Hitler Among the Germans,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6），p.5。

[85] 杜兰，p.723。

[86] 斯托克斯《护士的皮肤学与梅毒学》，p.202。

[87]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40。

[88] 欧文《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p.8。

[89] 科萧在脚注中接受瓦色尔曼检测的结果：“后来有谣言认为希特勒被1犹太妓女传染而得梅毒，这是没有根据的，1940年的医学检验显示，希特勒并没有感染梅毒。”《希特勒，1889-1936》，p.618 n.146。

[90] 艾伦·布鲁克（Alan Bullock）《希特勒暴政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New York:Bantam Books,1958），p.392。

[91] 施佩尔在《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引言，p.11。

[92]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115。

[93]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115。

[94]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21。

[95] 李奥纳德·希士顿与芮内·希士顿《希特勒的医学个案》，p.22。

[96] 诺伊迈尔 Dictators in the Mirror of Medicine:Napoleon,Hitler,Stalin ，p.280。

[97] 帕克，p.348。

[98] 科萧《希特勒：1889-1936》，p.52。

[99] 雷德利希，p.231。

第二十一章
梅毒名人展：梅毒之迷思

利可医生被控告，因为他说到处都看得到梅毒，利可反驳道，我看的还不够多呢。据艾利斯·赫德逊估计，未经治疗的人口中，密螺旋体疾病的感染率是15%。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此一大众健康危机的可怕之处，请想想看，要是在今天的人口中，有15%的人感染了这一慢性的、无法治愈的、经由性所传染的疾病……当然，很多人马上会想到艾滋病。

梅毒之所以被低估，在于个人得病后的保密、误诊与死亡证明没有载明。虽然，在1943年青霉素被使用之前，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受到梅毒感染，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只记得其中一小部分知名的患者。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芝加哥教父阿尔·卡彭与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爵士。

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恶意的，许多人都被贴上梅毒的标签，但往往没有什么实证。20世纪初期，认为梅毒来自伊斯帕尼奥拉的伊万·布洛克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叔本华在1813年受到了感染[1]，因而开始了他的悲观主义。叔本华当时采用了最富幻想的预防疗法，把阴茎放在一杯添加了漂白粉的水中清洗。小罗斯福总统第一次竞选时，有人恶意中伤他患有梅毒；当他过世时，却没有验尸，于是谣言再度流传。根据施佩尔所述，这是希特勒最爱一再提及的故事。在《爱因斯坦的女儿》一书中，作者米歇尔·扎克海姆提到爱因斯坦也许将梅毒传染给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塞尔维亚人米列娃·马瑞克，但却没有多做评论。

疑似（或已知）梅毒患者包括前乌干达总统阿明、达尔文、多尼采蒂、陀斯妥也夫斯基、丢勒、列宁、梅里韦瑟·刘易斯、莫扎特、拿破仑、帕格尼尼、爱伦·坡、拉伯雷、斯大林、托尔斯泰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梅毒病患的名单，包括了国王、王后、皇帝、教宗、主教、崇高的艺术家以及邪恶的罪犯。沃尔西主教被指控在亨利八世的耳边吹气，而将梅毒传染给他。血腥玛莉有有先天性梅毒的迹象。优雅地生活于咖啡馆与妓院的画家罗特列克，35岁时因麻痹死于疗养院。下列小故事的主角是若干知名的梅毒患者，他们的确患有梅毒，但戈雅是其中例外，他的故事仍有争议。

恐怖伊凡（1530—1584）

俄罗斯的伊凡四世是最残忍的梅毒患者之一，人称“恐怖伊凡”。伊凡23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发着高烧，这也许是他梅毒症状的开始。后来，他在卧室里从冒着泡泡的大锅中吸取大量的水银。

在他主政时期，他的敌人被鞭打、吊死、烧死，或受到其他各式的肢体伤残。传闻诺夫哥罗城谋叛，为了报复，数千人被鞭打致死、在小火里被烧烤，并被推进冰里。尸体使得河水溢出了河岸。一群忠实的军人跟随着他，人称“奥波奇尼基”，他们身着黑衣，骑着黑马，蹂躏乡野。伊凡放任这些人残虐百姓，举行强暴与拷打的仪式。

在一次争吵中，伊凡刺死了儿子，争吵的原因是伊凡出手打媳妇，导致媳妇流产。伊凡一生娶了8个老婆，当他在新婚之夜，发现第7任老婆玛莉亚不是处女时，第二天就把她淹死了。伊凡还声称自己为一千位处女开苞。

伊凡最后死于中风，那时他正准备下西洋棋。过世前的一段日子，他甚至无法入睡，变得很恐怖，他还抚摸着自己收藏的珠宝，声称它们有治病的威力。

戈雅（1746—1828）

46岁时，戈雅被疾病缠身数月之久，导致耳鸣、耳聋、失明、失去方向感、腹部不适、衰弱以及精神抑郁。他的朋友萨巴特说，戈雅的疾病是因为行为不检，疑似因性交而传染得病：“他缺乏自省而招致恶果，现在我们要对他的耻辱寄予同情，对一个生病的人，要尽一切力量治疗他。”[2]戈雅后来病情转好，但是依然耳聋。

戈雅是去安达鲁西亚的旅途上染病的，当时因为病得太重以致无法继续旅程，于是他在加迪斯停下，住在友人夕巴斯汀·马提涅兹的家中，因腹绞痛而缠绵病榻两个月。萨巴特回信给马提涅兹，担心戈雅的病情：“因为他这种病十分可怕，我不禁担忧他复原的情形。”[3]马提涅兹说，因为头痛，戈雅不能写字，“所有的毛病都在头”。戈雅失去胃口，而且因为昏眩无法上下楼梯，情绪也极不正常，常常有“胡言乱语的幽默，我都无法忍受”。[4]

戈雅得病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以前感情丰富的明亮色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风格，主题都是些精神错乱或巫术魔法之类，例如有些画的名称是《睡眠所产生的怪物》以及《老妇与骷髅的进食》。1819年，戈雅又生了一场重病。1825年，他患有泌尿上的问题，3位医生发现戈雅的膀胱麻痹并且变硬。戈雅死于波尔多，享年82岁。

《是什么让戈雅痛苦？》一文的作者指出，虽然一些早期的调查者怀疑戈雅患有梅毒，但也认为诊断可能有问题，因为戈雅在得病之后，又活了36年，而且一直很有创作力。可是也有人认为，从梅毒的发展进程来看，40年并不稀奇；而比较不寻常的是，戈雅得病时间略晚。戈雅患病的其他原因包括：铅或奎宁中毒、疟疾、麻疹、小柳原田症候群、柯刚氏病、脑膜炎、脑炎以及大细胞动脉炎。

海涅（1797—1856）

下面这一段是克利奇利对德国诗人海涅的描绘，他把海涅列为“患有神经系统梅毒最杰出的5个人”之一，尼采曾形容海涅是德国人之中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海涅的脊髓痨症状始于1837年，眼睛剧烈疼痛，但直到1849年才被匈牙利医生大卫·葛拉碧诊断出来，并开始治疗。海涅身体上的衰败，在他的诗中很抒情地表达出来：

我只是煤渣，

只不过是麻烦、垃圾、腐烂的火种，

失去了出生时的形体，

腐朽而终归于尘土。[5]

他说麻痹有如铁线绑在胸腔之上，左眼失去视力，他得用手指撑开掉下的眼睑才能看东西，无知觉的唇，无法感受到妻子的吻，食物吃起来有如尘土，他的腿像棉花般无力。他自修医学书籍，开玩笑说他要在天堂教这些愚蠢的医生如何医治脊髓的疾病。威廉·夏普的自传生动地描述了海涅的情形：“一直的发烧，烧焦了他的血管，活生生地掐住他的肌肉，尚未出现的痛苦已占据毁坏的神经。”[6]当海涅的诗被翻成日文时，他抱怨这远播的名声对他已不重要，因为他的现况是如此可悲。“当热情的年轻人与女士为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加上桂冠，但同时，一名老护士正用她枯萎的手在我的耳后把斑蟊捏死，这一切对我又有何益？当玫瑰盛开，而在我阴郁的独居卧房里，我什么都闻不到，闻到的只是热毛巾上的香水味，这一切又有何益？”[7]在他临终之时，有人问他是否已与上帝讲和，海涅回答道，你不用担心，上帝会原谅我，那是他的责任。

海涅下面所写的诗，曾被舒曼谱成乐曲：

疯狂在我的灵魂中翻搅，我的心又病又痛，

血从眼中淌下，从身体奔流而出，

热血记录着我所受的苦难。[8]

儒勒·龚古尔（1830—1870）

埃德蒙·龚古尔描述他看见弟弟儒勒·龚古尔轻度瘫痪时，自己亦深感绝望，认为两人的生命已到尽头。这心智退化的症候，最初是发生在餐厅，儒勒把一整瓶盐洒在鱼上，用双手狂乱地抓住叉子。在社交聚会时，儒勒不再得体机智。

儒勒的征兆之一是再也无法长时间工作。身体上的神经失调损毁了对快乐与悲伤的感知程度，并以极端的方式呈现。他哥哥注意到，儒勒的面容变得“憔悴而无知”[9]。演讲退化成破碎的句子。儒勒在被单下恐惧地蜷缩着，病痛占据了全身，手臂扭转，嘴角冒出血泡。儒勒昏迷48小时之后过世，时为1870年6月20日。

奥古斯都·马奈（1832—1883）

奥古斯都·马奈的脊髓痨使他不良于行，便以为自己患有风湿病。他儿子爱德华·马奈在画《奥古斯都·马奈先生与夫人的画像》时，奥古斯都的身体已部分瘫痪。如同父亲一样，爱德华·马奈患有脊髓痨。1878年，他的左腿开始疼痛，然后不良于行，开始用拐杖。当时巴黎的报纸刊登消息，说是马奈生病了，马奈要他们重发声明，说他的跛行只是因为足踝扭伤；他的秘密因而得以保全。

马奈死于截肢，他的腿因为麦角症而生坏疽，病毒是一种在黑麦以及其他谷物上生长的真菌，会使肌肉组织变得平滑。他的医生曾警告他不要过度使用双腿，到了8月14日，马奈的腿变黑，5天后，他在自家的画室把腿截掉。在混乱之中，他把腿丢到壁炉里，马奈死时非常痛苦而且精神错乱。

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

弗兰克·阿里斯这位夸张故事的叙述者说下面这个故事时也许有些夸张，那是关于他的朋友伦道夫爵士染病的经验。经过一夜的喝酒，伦道夫在一个奇怪的房间醒来，口中有着讨厌的气味，他看到一绺脏乱的灰发躺在他身旁的枕头上。他被吓坏了，同床的是一位老妇，只有一颗黄牙，当她叫他“爱人”时，黄牙还在颤动。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丢在床上，恐惧地落荒而逃。3星期后，他发现有梅毒疮，开始接受水银治疗。

罗伯特·格林布莱特描写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爵士的垮台，不是因为善变的政治风向改变，而是狡诈的螺旋体毁灭了一个大胆而有天赋的灵魂，在他的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就毁灭了他的生活。”[10]伦道夫于1874年当选议员，进入国会，服务了20年，格林布莱特简述了伦道夫的许多症状：“脑脊髓梅毒的症候，包括失去心智的机敏、头疼一再复发、易怒；脊髓痨的症候则包括阳痿、闭尿……夏尔科氏关节、步履蹒跚、运动失调、脚步沉重；以及潜伏的全身性瘫痪症状，如个性改变、判断力降低、说话困难、痴呆导致的全面性失能。”[11]伦道夫同时会晕眩、手部麻木、耳聋加剧、说话不清楚，书写也变得颤抖。

作为一个暴躁的国会议员，伦道夫爵士原本应该既聪明又邪恶，是少数梅毒患者在生前病情即为大众所知。他在国会的演说变得令人尴尬；“当伦道夫站起来……他的脸显得早衰，手在颤抖，从第一句开始，演讲就变得断章取义，令人难以理解，国会议员都逃到大厅上……伦道夫的脸变得可怕疯狂。”[12]

更多有关伦道夫病情恶化的消息，来自于她的太太珍妮，她陪伴伦道夫去世界各地旅行。她真是非常勇敢，因为伦道夫的疯狂行径正逐渐增加。有一次，伦道夫在火车包厢中用枪威胁珍妮，是她解除了伦道夫的武装。当伦道夫进行疯狂大采购时，珍妮小心地跟在他后面，把他所买的东西退还。他们在旅行时还带着一口铅棺材，因为医生觉得伦道夫可能随时会过世。

都德（1840—1897）

小说以及短篇故事作家都德有一本日记[13]，详细地记叙他患有脊髓痨的巨大痛苦，以及在19世纪的温泉浴场一个可怕的治疗过程。朱利安·邦尼在写《福楼拜的鹦鹉》时，找寻过梅毒的资料，他发现了都德长路漫漫的痛苦过程，也曾私自计划将之翻译出来。

都德的梅毒是被一位上流阶层的女士传染的，她是法院的速记员。都德44岁时第一次出现脊髓痨的迹象，生病13年后过世。他将闪电般的痛苦形容得很生动：“火焰凌厉地点燃我的躯体……拉扯着人体上的弦，调整乐器……人体痛苦的管弦乐……燃煤的火舌，尖锐有如针刺。”[14]都德觉得自己有如变形的女神，渐渐变为树，变为石头。“我昨天晚上脚后跟与身体侧边所受的苦痛，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只能呐喊。”[15]染病之后的都德小便有困难，对噪音极敏感，抱怨身体麻木，对自己的步履蹒跚感到羞愧，胃部不适，几乎每天呕吐。

都德有一位著名的医生朋友马丁·夏尔科，也是弗洛伊德的老师之一，他是夏尔科氏关节的发现者，在1874年第一个说明脊髓痨对胃部所造成的伤害。夏尔科诊断出都德患有脊髓痨，另一医生却没有发现，反而送他去温泉浴场进行在俄国采用过的实验性牵引式疗法。都德先是被吊在天花板的钩子子上达数分钟，然后下颚被悬挂达60秒。埃德蒙·龚古尔看到此一景象，觉得不可思议：“真像是戈雅。”[16]

因为阴囊肿大，都德曾在1884年求诊阿尔佛雷德·富尼耶，这已是富尼耶发现脊髓痨与梅毒感染之间的关系8年之后。此次拜访瞒着都德夫人，随后都德动了手术，并接受碘化物的治疗。夏尔科证实了都德的情况很严重，都德说：“与夏尔科长谈之后，与我想的差不多，我终生不愈。”[17]到最后，因为实在太痛苦，只有大量的药剂可以让都德不尖叫。

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目睹了朋友10年来的痛苦，他发现都德被疾病所提炼，甚至净化：“我看到这位英俊的病人因苦痛而美化，这位诗人把痛苦变为诗歌，就像铁因为接近磁石而产生磁化，这位诗人将自己抽离，完全奉献给我们，全神投入我的未来，以及其他朋友的未来，让我们神魂颠倒，赞美快乐与爱。”[18]

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

兰波在19岁时写了最后一首诗，如果传记作家史塔基说得没错，兰波是在1887年才得梅毒，那么，兰波是作品未受梅毒影响的诗人。当时，兰波到索马里沙漠和哈拉雷旅行，因为“不够小心或是因为比别人不幸”感染了梅毒。在哈拉类时，由于嘴巴里有溃疡伤口，兰波小心地不使用别人用过的器皿。1891年4月，因为膝盖上的肿瘤，兰波被以担架抬离哈拉雷，他历经内部器官渐进式瘫痪，还有不良于行。他曾想使右手臂再度恢复生机，但是失败了。11月，他住进医院，1891年11月10日兰波去世。

雨果·沃尔夫（1860—1903）

1897年9月19日，雨果·沃尔夫吓坏了他的朋友，因为他自以为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总监，妄想自己可以解雇马勒。当天晚上，雨果攻击了门房。朋友了解到，雨果出了大问题，他们骗雨果要去剧院签约，结果把他带到精神病院。雨果在那儿还是有妄想，不时以为自己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丘比特，或是精神病院院长正计划要治疗尼采。

雨果后来因为情况大有改善而出院，但是无法再工作。“最微小的心智工作都让我感到疲倦，我想疾病战胜了我，我不能读、不能作曲、不能想；换言之，我茫然无所从。”[19]1897年10月的时候，他投入河里，但不是真的要自杀，而是又游回岸上。他去了另一家精神病院，情况好的时候，他可以弹琴；但其他时候，他忘了自己是谁，朋友拜访他时，也叫不出朋友的名字。他经历了麻痹的痉挛与扩散式的麻痹。1901年8月，他被幽禁在像一个笼子的床上，直到1903年2月22日过世为止。在一场嘉年华会中，雨果的遗体被抬过维也纳的街道，埋在贝多芬与舒伯特附近。

一些音乐理论家追踪雨果过1877年到1888年雨果最重要的作品中的痛苦声音，以便找出他何时被感染。埃内斯特·纽曼认为音乐形式中最伟大的大师不是贝多芬，也不是瓦格纳，而是雨果·沃尔夫。也许这项推崇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906年当纽曼介绍到雨果的生平时，只有提及他进行性瘫痪与脑部疾病，却未提及他所知雨果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梅毒。根据马勒的妻子爱尔玛·马勒的说法，雨果17岁时在妓院受到感染，当时，他的钢琴家朋友亚德伯为了酬谢而送他礼物，就是与一位年轻女人共度一夜，雨果后来将这可怜的礼物带回了家，不过，雨果的“创伤始终没有痊愈。”[20]

阿尔·卡彭（1899—1947）

为阿尔·卡彭写传记的罗伦斯·博格林认为，他是得了梅毒之后才成为帮派分子的。年轻时的阿尔安静而内向，后来变为凶残的阿尔。“我们所记得的阿尔是疾病的产物，疾病让他的个性变得夸大。梅毒让阿尔草菅人命。”[21]性情变得喜欢杀人。在他麻痹性痴呆以前，丧失了判断能力，“幼稚而不顾一切”地豪赌。

在狱中，这位40886号囚犯接受铋的治疗。出狱后，他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著名梅毒专家约瑟夫·摩尔的病人，因为不喜欢有此恶名昭彰的病人在医院中，摩尔要求阿尔另取别名。这是摩尔向他朋友孟肯透露的消息。另外，根据孟肯所述，阿尔的妻子梅伊没有染病，是因为阿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染病。

阿尔在亚特兰大狱中开始出现麻痹性痴呆的症状，1937年被转往亚卡拉，出现抽搐现象，他接受了疟疾治疗，但在9次的寒战之后，抽搐又发作，遂放弃这种治疗。出狱后，阿尔前往巴尔的摩找摩尔医生诊治，摩尔再次施以疟疾治疗，阿尔的妻子梅伊了解很多帮派手法，她以为疟疾疗法是要害死他。最后，阿尔接受了青霉素的治疗，但为时已晚，没有多大作用。阿尔是一个冷静的病人，一般时候看起来很正常——除了有时会妄想自己很伟大，有一家工厂，有2.5万名员工。阿尔在巴尔的摩接受4个月的治疗后回到佛罗里达。在与大家玩扑克牌时，如果他输的话会叫对手把他给毙了，此时大家都会笑，他们当然不会当真。

[1] Havelock Ellis《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Philadelphia:F.A.Davis,1910）有关伊万·布洛克对叔本华的假说，参见 Medizinische Klinik nos.25-26（1906）。

[2] Ravin and Ravin What Ailed Goya?，Survey of Ophthalmology 44,No.2（September-October,1999）:166。

[3] Ravin and Ravin,p.166。

[4] Ravin and Ravin,p.166。

[5] 克利奇利 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New York:Raven,1979），p.205。

[6] 克利奇利 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205。

[7] 克利奇利 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p.205-206。

[8] 彼得·奥斯华德（Peter Ostwald）《舒曼：音乐天才的内在声音》（Schumann:The Inner Voice of a Musical Genius,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p.149。

[9] 克利奇利 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207。

[10] 罗伯特·葛林布莱特（Robert B.Greenblatt）《伦道夫·丘吉尔爵士羞辱的死亡》（The Humiliating Demis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1849-1895），Postgraduate Medicine75,No.1（January 1984）:134。

[11] 葛林布莱特，p.134。

[12] Ralph G.Martin《伦道夫·丘吉尔夫人的一生》（Jennie:The Life of Lady Randolph Churchill,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1969），p.321。

[13] 朱利安·邦尼（Julian Barnes）在写《福楼拜的鹦鹉》时，开始对梅毒产生兴趣，后来这本书翻译为《痛苦之地》（In the Land of Pain,London:Jonathan Cape,2002）。

[14] 克利奇利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209。

[15] 罗杰·威廉斯（Roger L.Williams）《恐怖的生命》（The Horror of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293。

[16] 克利奇利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210。

[17] 威廉斯，p.293。

[18] 克利奇利The Divine Banquet of the Brain，p.211。

[19] 埃内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雨果·沃尔夫》（Hugo Wolf,New York:Dover,1966），p.146。

[20] 纽曼，p.xii。雨果的医生是Joseph Breauer，医生的小孩当时向雨果学钢琴，医生的同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亦治疗雨果。

[21] 罗伦斯·博格林（Laurence Bergreen）The Man and the Era（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46。

结语

写《天才、狂人与梅毒》这本书，一开始是因为我想更了解尼采的疾病，而好奇梅毒对波德莱尔、福楼拜及莫泊桑在生活上的影响。但我发现一个接一个的相关资料隐讳不明，在涉及高层次的文化与政治议题时颇具争议性，使案子变得越来越大。

贝多芬加入名单之中，与目前医界普遍认同欧斯勒爵士（William Osler）的说法相抵触，医界认为贝多芬是因为性交而染患斑疹伤寒。阿什莉·罗宾斯（Ashley Robins）讨论到王尔德末期手术，开启了这棘手案例的意见交换。凯瑟琳·佛瑞斯（Kathleen Ferris）找出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活与小说主题。以计算机搜寻康斯坦丝·王尔德的脊髓瘫痪资料时，结果发现诺伯特·赫希霍恩（Norbert Hirschhorn）有关玛丽·塔德·林肯的医疗史，我发现梅毒这妖怪也找上了玛丽的先生。最后，西蒙·威森塔尔求证有关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的一些谣言，让我对纳粹德国做了一次最长且最具挑战性的调查。

关于梅毒如何大幅地改变了文化，若想达成一哲学性的结论，我马上会谦卑地了解到，此一项目的挑战并不是要推断梅毒对生活、工作的影响，或是要对争议性病例有所定论（每一章篇幅有限，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作是搜集线索，找出可资辨认而一再重复的模式，把问题留给大家讨论。因此，藉由研究梅毒感染的传言、朋友的说法、医生的诊断、医疗方式、传记作者与医疗历史学家的意见交换，并且，在古老的梅毒参考书上找寻其中的珍贵数据，我开始讲述这些人的梅毒故事。

今天看看这些故事，我震惊于梅毒晚期患者戏剧性的精神错乱，致使他们在精神错乱之前，长年的苦痛与久病不愈显得相对失色。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一点都不抽象。许多传记作者忽视梅毒与健康此一主题，似乎它们是无足轻重的。传记作者或许是因为不想玷污记忆，或是为了尚在人世的传主家人，或是避免因此一性病显得品行不端，或是不想处理传记人物的私生活。

有些人认为，这羞耻的5百年秘密应该继续静静地覆盖着，潘多拉的盒子应紧紧地关上。但是今天，这古老的苍白密螺旋体依然有传染力，悄悄地再次感染新的牺牲者，它与性交所传染的艾滋病毒交互作用，让科学家们继续受挫。也许看看这些前人遗留下的记录，载写着那让人痛苦、衰弱而有时心情愉快的发病过程，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与这顽强寄生物一起分享的悠久历史。

致谢

这本书的完成，多亏了鲁道夫·比尼恩不断给予鼓励，早在10年前，我们就讨论过他关于莎乐美的心理分析传记。已故的尤金·法伯博士，是著名的梅毒专家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皮肤医学前主任，他慨然地逐章审阅本书。特别感谢阿什利·罗宾斯博士，他是心理分析药理学家，也是南非开普敦的王尔德研究学者，我们以电子邮件讨论了19世纪医药的哲学。我很怀念已故的加州柏克莱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韦伯斯特，因为他历史观点一直是那么的睿智。衷心感谢约瑟·斐乐第一次关于尼采的课程。感谢以下的医生，他们解答我的疑惑，并且审阅各章：罗伯特·伯杰，诺伯特·赫希霍恩，弗兰克·约翰逊，艾德丽安·凯恩，乔纳森·米勒和拉里·扎洛夫。

也感谢写作过程中惠我良多的读者：爱丽丝·比尼恩，皮特·巴克斯顿和詹姆斯·琼斯审阅了关于罗伯特·舒曼的部分；大卫·布鲁克审阅了关于梵·高的部分；凯瑟琳·费丽尔审阅了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部分；艾伯特·赫尔曼，穷·弗拉与金·特纳审阅了关于玛丽·塔德与亚伯拉罕·林肯的部分；赫斯顿·伦纳德审阅了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部分；丽思·奥斯特瓦尔德审阅了其他音乐家部分；大卫·罗斯了审阅王尔德与其他部分；布鲁斯·罗斯柴尔德审阅了关于哥伦布的部分；比尔·斯卡伯格审阅了许多章节；凡·哈瑞与沃特·索克尔审阅了关于尼采的部分。

感谢科尔曼·琼斯与约翰·赛斯，他们对于青霉素发明之前的梅毒有很深刻的认识。我要特别感谢以下的朋友：维克多·巴碧丽，大卫·柏林，瑞克·伯克利，比尔·都德，多萝西·金，丹尼尔·费歇尔，卡洛琳·弗雷姆根，帕特·格尔本德，杰夫·吉尔克里克，帕姆·格罗斯曼，卫斯理·汉特斯，宝拉·亨特利，皮特·凯威尔，阿兰·拉金，戴安·莱宝，利特曼·凯伦，帕特尼克·麦克奴迪，简·皮尔逊，拉斐尔·霍华德，金·西蒙和肯·史密斯。也很感谢约翰·拉康姆的网站设计，以及贝丝·库珀的编辑协助和精神支持；感谢Basic Books的编辑乔安·米勒；最感谢的是我的经纪人罗莎莉·西格尔，她是最早提出本书构想的人。

读者若想与我联络，请上我的网站：www.poxhistory.com。

附录：发现神秘梅毒的10个线索

1.高风险性行为与感染的迹象

·有嫖妓的记录

·在好友或家人的信件中透露感染

·通常是在某人过世后，朋友传言他感染

2.发高烧，重病

·轻微或严重的疹子，局部秃头，伤口有分泌物

·从健康良好突然变成久病不愈

·自认为被排斥

·发誓要禁欲，害怕传染给他人，决定不要生小孩

3.梅毒医药治疗，有时候是在死后发表

·找梅毒专家诊治

·接受水银、砷、钾或碘化物的治疗

·向许多医生与执业者求诊，对各种神秘的病痛接受不寻常的治疗，如水疗或是特殊的饮食

4.各种病痛（疾病发展过程中）

·头：严重头痛、脑膜炎

·骨头：骨头关节疼痛、风湿与关节炎疼痛

·内脏：腹泻、结肠炎

·眼睛：疼痛、发炎、畏光

·耳多：痛、耳鸣、半聋、全聋、晕眩

·心脏：胸口痛、担心有心脏病

·肝：黄疸

·肌肉：疼痛、间歇性的麻木或瘫痪

·神经：自诉神经焦躁与发作

·皮肤：局部起疹，机能受损

·胃：急性肠胃病痛

·喉咙：疼痛、沙哑、无法说话

5.后期梅毒患者情绪以及行为上的警讯

·反社会、怪诞、异于寻常，甚至有犯罪的行为

·狂热、心情兴奋、夸张、极度亢奋

·沮丧得想自杀、有自杀的倾向

·不理性的暴怒、暴力行为

·担心发疯或死去，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灾难

·虑病症、神经衰弱症

·自认为是上帝的特使；听见天使之音

6.身体的警讯

·笔迹改变

·不良于行、瘫痪

·瞳孔呆滞、迟钝或是大小不一

·颤抖

·神经麻木的脸

·心跳声改变

7.精神错乱或瘫痪

·突然或渐进式的痴呆

·被送精神病院

·被诊断出患有麻痹性痴呆、精神性全身瘫痪、痴呆中风或是脊髓痨

8.死亡

·死于大动脉瘤或中风

·验尸报告显示患有梅毒

9.死亡后诊断混乱

·进行许多诊断，诊断没有下文

·被怀疑有梅毒，但因理由不足而被否认

10.在创作上，梅毒是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