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图登字：20-20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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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比美妙的痛苦/（美）格林著；卢宁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3.9

书名原文：The Fault in Our Stars

ISBN 978-7-5448-3122-2

Ⅰ.①无… Ⅱ.①格… ②卢…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11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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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0000册

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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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冲刷过来，荷兰郁金香老爹面朝大海：“它融合而交汇，荼毒且蛊害，它隐匿，却又揭露。——瞧瞧它，起起落落，上下奔涌，把一切都带走。”

“你说的是什么？”安娜问。

“水。”荷兰人说，“哦，还有时间。”

——彼得•范•豪滕《无比美妙的痛苦》

作者按

与其说这是作者按，不如说是作者的提醒：请注意这本书是一部虚构作品，是我编出来的。

不必试图猜测故事背后是否藏着真实事件，这对小说及其读者都无甚裨益。诸如此类的猜测等于是在攻击“虚构出来的故事也有意义”这一观念本身，而这个观念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基本假设。

作为作者，我感谢您在此问题上的配合。

1

我人生第十七个年头的暮冬，妈妈认定我得了抑郁症。主要依据是：我很少出门，大量时间在床上度过，同一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千百遍，不怎么吃饭，还有，把相当一部分充裕的自由时光用来思考死亡。

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关于癌症的宣传册或者网站什么的，他们总是把抑郁列为癌症的副作用之一。可是，实际上，抑郁并不是癌症的副作用。抑郁是死亡的副作用。（癌症也是死亡的副作用。说真的，几乎一切都是。）可我妈觉得我需要治疗，于是她带我去见我的私人医生吉姆，他同意我妈的看法：我千真万确地完全浸没在令人恐惧的临床抑郁症中动弹不得，所以我的药物治疗方案需要调整，还有，我应该参加互助小组，每周一次。

这个互助小组由患有肿瘤引发的各种疾病的不同角色轮番上阵，倾情出演。为什么是轮番上阵？死亡的副作用。

自然，这个互助小组的气氛压抑得像鬼一样。每个星期三，大家在一座新教圣公会教堂的地下室见面，那教堂的形状像个十字架，墙是石头砌的。我们在“十字架”正中心围坐成一圈，也就是坐在构成十字架的两根木头交会的地方，耶稣的心脏所在。

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帕特里克在每次见鬼的聚会时都大谈耶稣之心，大谈特谈我们这些青少年癌症幸存者正不偏不倚地坐在耶稣基督神圣庄严的心里什么的，真能扯。帕特里克是互助小组的组长，也是这里唯一一个超过十八岁的人。

好吧，我主的心里正在上演这样的一幕：我们六七个或十来个孩子，走进来或者坐着轮椅进来，在年头久远的各色饼干和柠檬汽水旁边稍作停留，然后围成一个“信心圈”坐下来，听帕特里克第一千次讲述他那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人生故事——他如何得了睾丸癌，他们觉得他必死无疑，可他没死，而是坐在这儿，坐在全美排名第一百三十七的城市里一座教堂的地下室里：长大成人，离了婚，沉迷于电脑游戏，几乎没有朋友，全靠自己得癌的励志故事勉强糊口，艰难地朝着一个丝毫无益于其职业前景的硕士学位目标努力，跟我们所有人一样，等着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给他一个痛快——嗟夫！他多年之前剑下逃生，癌症夺走了他的两个蛋蛋，但饶了他一条命——多么慷慨善良的人才会把这称为人生。

而你们也有可能幸运若斯！

然后我们一一自我介绍：名字，年龄，病情。还有今天过得怎么样。轮到我的时候我会说，我是海蓁[1]，十六岁。原发性甲状腺癌，但已转移到肺部，有显著且长久的卫星灶。今天过得还行。

等一圈人都介绍完，帕特里克总要问有没有人想要倾诉、交流。然后一轮无聊的所谓互助就开始了：每个人都谈到与疾病搏斗啦战争啦胜利啦肿瘤缩小啦扫描啦。公平地说一句，帕特里克也允许我们讨论死亡。但这里大多数人还不至于很快死去；大部分人会活到长大成人，像帕特里克一样。

（这意味着，竞争相当激烈，每个人都想获胜，不仅打败癌症本身，同时还要打败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你看，我明白这很不合逻辑，但当他们告诉你，你的五年生存率，比方说吧，是百分之二十，这时你的数学头脑就开始运转，算出那相当于每五个人里有一个……于是你环视左右，心想：我必须得比这里四个家伙活得长。任何健康人都会这么想吧。）

这个互助小组唯一的吸引人之处是一个名叫艾萨克的男孩子，长脸，瘦骨伶仃，金色的直发遮住一只眼睛。

他的眼睛就是问题所在。他得了一种离奇得近乎荒谬的眼癌，很小的时候就被摘除了一只眼睛，现在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这眼镜使得他的双眼（一只真的，一只玻璃的）巨大得超乎自然，就好像他的整个脑袋上基本只剩下了这一只假眼和一只真眼，它们一起瞪着你看。艾萨克在小组里倾诉的次数极少，从他的话里我大致得知，他剩下的那只眼睛癌症复发了，有可能致命。

艾萨克和我几乎完全通过叹气声交流。每次有人讨论起抗癌饮食或者用鼻子吸入碾碎的鱼翅粉末之类的话题，艾萨克就会瞟我一眼，轻轻地叹口气；我则微不可察地摇摇头，吐出一声叹息作为回答。

如你所见，互助小组烂透了。去了几个礼拜后，我一想起这事儿就要抓狂。事实上，认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那个星期三，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想逃避去互助小组，那时我正和妈妈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前一季的《全美超模大赛》。十二小时的超长连播，正播到第三段。诚然，我已经看过一遍了，可这无关紧要。

“我拒绝参加互助小组。”

“抑郁的症状之一就是对积极的活动不感兴趣。”

“求你啦，就让我看《全美超模大赛》吧。那也是活动。”

“电视是消极活动。”

“呃，妈，求求你。”

“海蓁，你都十几岁了，不是小孩了。你需要交朋友，走出家门，过你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想让我像个青少年的样儿，就别打发我去互助小组。给我办个假身份证，我就能去夜总会，喝伏特加搞大麻。”

“大麻才不说‘搞’，菜鸟。”

“瞧，你要是给我弄个假身份证，这种事我就会知道了。”

“你必须去互助小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海蓁，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听了这话，我默默闭上嘴，尽管我实在看不出参加互助小组能跟“生活”扯上什么关系。话虽如此，我还是同意去了——当然，讨价还价争来了一点儿权利：让妈妈帮我录下错过的那一集半《全美超模大赛》。

我曾经允许仅受过区区一年半研究生教育的护士用名字稀奇古怪的化学药剂来戕害我，这会儿我愿意去参加互助小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想让父母开心。这世上只有一桩事情比十六岁就得癌挂掉更糟：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得癌挂掉。

四点五十六分，妈妈把车开进教堂后面的环形车道，我装模作样地摆弄了一会儿我的氧气瓶，其实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要我帮你搬吗？”

“不用，没事。”我说。圆筒状的绿色氧气瓶只有几磅重，我还有个轻便的不锈钢小车用来放氧气瓶，走的时候可以拖在身后。这个设备通过一根导管每分钟向我输送两升氧气，导管是透明的，在我脖子下方分开两股，绕过耳后，然后绕回来，插到鼻孔里。这套奇妙的小玩意儿必不可少，因为我的肺本职工作做得很烂。

我下了车，妈妈说：“我爱你。”

“我也是，妈。六点见。”

“交些朋友！”我走开的时候，她从摇下来的车窗里冲我说。

我不想坐电梯，因为在互助小组里，坐电梯是一种带有“最后的日子”意味的行为，所以我走楼梯下去了。我抓了块饼干，往纸杯里倒了点柠檬水，然后转过身。

一个男孩正盯着我看。

我相当肯定我从来没见过他。他颀长匀称、身材矫健，衬得他坐的小学生塑料椅像玩具一样。红褐色的直发，很短。他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也许比我大一岁，用一种显得气焰嚣张的别扭姿势坐在那儿，尾椎骨抵着椅子边，一只手抄在深色牛仔裤的口袋里。

我掉转目光，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万般不足。我的旧牛仔裤，以前还算紧身，现在已经松垮变形，在奇怪的部位鼓了起来；黄色T恤上印着我早就不喜欢了的乐队。还有头发：我留着那种发尾往里卷的娃娃头，可我甚至都懒得，呃，梳一下。更要命的是，我的脸颊圆鼓鼓的，像花栗鼠一样——那是治疗的副作用。我看起来像是个比例正常的人，却长着个大气球脑袋。更别提脚踝了，它肿得跟腿肚子一般，曲线全无。尽管如此——我偷偷瞟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却还定在我身上。

我突然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总说“目光接触”。

我走到圈子里，在艾萨克身边坐下，与那个男孩隔开两个座位。我又瞟了一眼。他还在看着我。

瞧，让我直说了吧：他很帅。如果是不那么帅的男孩不依不饶地盯着你看个没完，往好了说吧，算是尴尬，往坏了说，简直是人身侵犯。但英俊帅气的男孩……唉。

我拿出手机，按了一下，让屏幕显示出时间。四点五十九分。圈子坐满了，一群十二到十八岁的倒霉蛋，然后帕特里克让我们开始念《宁静祷文》：愿上帝赐予我宁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物；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予我智慧，去让我分辨这两者的不同。那小子仍然盯着我看，我觉得有点儿脸红了。

最后，我决定，最佳策略是回盯他。说到底，盯人行业又没有被男生垄断。于是，在帕特里克第一千次感激涕零地谈及他的失蛋人生时，我对那小子审视了一番，很快，一场互盯竞赛就开始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子笑了起来，他的蓝眼睛终于转向了别的地方。当他再次向我看过来时，我挑起一边眉毛回答他：我赢啦。

他耸耸肩。帕特里克滔滔不绝，最后终于到了自我介绍的时间。“艾萨克，也许你今天想第一个发言。我知道你面临着一段艰难时光。”

“好吧。”艾萨克说，“我叫艾萨克，十七岁。那个，好像过几个礼拜就要做手术了。然后我就会失明。我不想抱怨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的结局比我要糟得多。不过，唉，我是说，失明这事儿还是太糟心。不过，我女朋友对我的帮助很大。还有朋友们，比如奥古斯塔斯。”他对那个男孩点头示意，好吧，现在这家伙有名字了。“所以，呃，”艾萨克继续讲，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双手十指交叉，像印第安帐篷“梯皮”顶上戳出来的树干尖儿，“其实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你有我们呢，艾萨克。”帕特里克说，“大伙儿一起说，让艾萨克听听。”于是我们所有人都用单调的声音齐声诵道：“你有我们呢，艾萨克。”

下一个是麦克尔。他十二岁，患了白血病，一直有白血病。他还不错。（也许他只是这么说而已，他是坐电梯下来的。）

丽达十六岁，长得很漂亮，足以成为英俊男孩眼神追逐的尤物。她是互助小组的常客，得过阑尾癌，正在漫长的康复期中。我以前压根不知道还有这种癌。她说她感觉“强壮有力”，自从我参加互助小组以来，她每次都这么说。给我涓涓注入氧气的导管末端弄得我鼻孔发痒，在我听来，她这话无异于夸耀。

另外五个人说完后，终于轮到他了。他微微一笑，声音低沉，仿佛有烟雾笼罩，而且性感得要命。“我叫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说，“十七岁。我一年半之前得过轻微的骨肉瘤，不过今天我是陪艾萨克来的。”

“你感觉怎么样？”帕特里克问。

“哦，棒极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扬起一边嘴角，微笑了一下，“就像坐在一辆一直往上的过山车上，朋友们。”

到我了，我说：“我叫海蓁，十六岁。患甲状腺癌，有点肺转移。我还行。”

时间飞速推进：与病魔的斗争被详加描述；在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几次战役暂时取胜；希望从未放弃；家人得到歌颂，也遭到谴责；大家众口一词，朋友们就是不明白；热泪倾洒；慰藉予取予求。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和我两个人都没有再开口，直到帕特里克说：“奥古斯塔斯，也许你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下你所害怕的事。”

“我害怕的事？”

“没错。”

“我害怕被遗忘。”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害怕被遗忘，就像寓言里的盲人害怕黑暗一样。”

“言之过早吧。”艾萨克说着，咧嘴一笑。

“我是不是太无情了？”奥古斯塔斯问，“我有时候对其他人的感受相当迟钝。”

艾萨克大笑起来，但帕特里克举起一根手指来制止他，说：“奥古斯塔斯，拜托，让我们回到你的话题上来，你的战斗。你说你害怕被遗忘？”

“是的。”奥古斯塔斯说。

帕特里克似乎有些困惑。“有没有，呃，有没有谁想谈谈这个？”

我三年没有正经上学了。爸妈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第三个最好的朋友是一本书的作者，他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是个相当害羞的人——不是爱举手的类型。

不过，这一次，我决定开口说话。我稍微抬了抬手，帕特里克喜形于色，立即说：“海蓁！”我敢肯定，他觉得我终于敞开心怀，成了互助小组的一分子。

我望着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也回望着我。你几乎可以看穿他的眼睛，那么蓝。“总会有一天，”我说，“我们所有人都死了，我们所有人。总会有一天，整个人类，不会有一个人留下来，记住任何人的存在，记住人类所做过的任何事情。不会有人留下来记得亚里士多德或者克里奥佩特拉，更别说是你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建造的写下的思考的发现的都会被忘记，而所有这些——”，我朝周遭做了个手势，“到头来终归全是徒劳。也许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也许还有亿万年之遥，但即使我们能逃过太阳的坍缩，也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有机体产生最初的意识之前，时间就已经存在；意识消亡之后，时间依然长存。人类无法避免、注定要被遗忘，如果这命运令你忧虑，我奉劝你把它置之脑后，不要理会。不是吗？其他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

教我这番话的，是上述我那位名列第三的好朋友彼得·范·豪滕，他是一位离群索居的作家，《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是我所拥有的最接近《圣经》的东西，彼得·范·豪滕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似乎（a）理解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而又（b）没有真正死过的人。

我说完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看到一个微笑在奥古斯塔斯脸上慢慢展开——不是他先前盯着我看的时候刻意耍帅的那种扬起一边嘴角的微笑，而是真正的微笑，大得脸上都挂不住了。“好家伙，”奥古斯塔斯悄声说，“你可真是与众不同。”

接下来的互助时间，我们俩谁也没说一句话。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得手拉手，帕特里克带着我们念诵祷文：“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作为癌症幸存者聚集在此，在你心里，实实在在地在你心里。你了解我们，只有你了解我们如同我们了解自己。你引领我们走过人生，通过最后的审判时刻，到达光明。让我们为艾萨克的眼祈祷，为麦克尔和杰米的血祈祷，为奥古斯塔斯的骨祈祷，为海蓁的肺祈祷，为詹姆斯的喉祈祷。我们祈祷，愿你治愈我们，愿我们感觉到你的大爱，感觉到你所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让我们在内心深处记住那些曾相知相爱的人，他们已经回到你的怀抱：玛丽亚，凯德，约瑟夫，海利，艾比盖尔，安吉丽娜，泰勒，加布里埃尔……”

名单很长。这个世界挤满了太多死人。帕特里克单调的声音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他看着一张纸一一念出名字，因为太长了，没法全记住。我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潜心祈祷，可总是禁不住开小差，想象着我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的那一天，列在那么长的名单的末尾，念到那儿的时候一定已经没有人听了。

等帕特里克念完，我们齐声喊出一句愚蠢的口号——“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就完事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用手一撑椅子，跳了起来，向我走来。他的步子也往一边歪，跟他的微笑一样。他高耸在我面前，不过还好，保持了点距离，我不用伸长脖子去迎上他的目光。“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海蓁。”

“不，你的全名。”

“呃，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他正要开口说点别的，艾萨克走了过来。“等等。”奥古斯塔斯举起一根手指对我说，然后转向艾萨克，“这可比原先以为的还要差劲啊。”

“我告诉过你这活动索然无味。”

“那你干吗还费事来呢？”

“不知道。多少有点儿作用？”

奥古斯塔斯凑近艾萨克，以为这样我就听不到了：“她每次都来吗？”我听不见艾萨克作何评论，但奥古斯塔斯答道：“同感。”他两手扣住艾萨克的肩膀，离开他半步：“跟海蓁讲讲去看门诊的事儿。”

艾萨克伸出一只手撑在放零食的桌子上，用他的巨眼对准我：“那个，我今天早上去门诊了，我跟外科医生说，我宁愿变聋也不想瞎。他说：‘这两者不能互换啊。’我说，‘嗯，我知道不能互换。我只是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宁可当聋子也不想当瞎子，当然我知道我没的选。’然后他说：‘哎，好消息是，你不会聋的。’然后我说：‘谢谢您跟我解释我的眼癌不会把我变成聋子。您这样才华横溢的医学巨人屈尊亲自为我开刀，我觉得我真是太幸运了。’”

“听起来这位真是个人生赢家，”我说，“就为了认识一下这号人物，我也得想办法弄个眼癌得得。”

“祝你成功。好啦，我得走了，莫妮卡在等我。趁我还看得见，我得多看看她。”

“明天一起玩《以暴制暴》？”奥古斯塔斯问。

“当然。”艾萨克转过身跑到楼梯口，一步跨两级地上去了。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转身看着我。“实实在在。”他说。

“实实在在？”我不明其意。

“我们实实在在地在耶稣心里，”他说，“我以为我们在教堂地下室里，但其实我们是在耶稣的心里。”

“应该有人告诉耶稣一声，”我说，“我是说，可能会有危险的，把一帮患癌症的孩子装在心里。”

“我会亲口告诉他的，”奥古斯塔斯说，“不过很不幸，我实实在在地困在他的心脏里面了，所以，他没办法听到我说话。”我笑起来。他摇摇头，盯着我看。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

“你干吗那样看着我？”

奥古斯塔斯露出一丝浅笑。“因为你很美。我喜欢看长得美的人，而且不久之前我刚下定决心，不委屈自己放弃生活中那些简单的愉悦。”接下来是一段短得令人尴尬的沉默。奥古斯塔斯不屈不挠地继续下去：“我是说，尤其是考虑到，你刚才如此动听地指出，这一切都终将归于遗忘。”

我以近乎咳嗽的方式有点像讥笑又像叹息似的吐出一口气，然后说：“我可不美——”

“你就像‘90后’版本的娜塔莉·波特曼，像《V字仇杀队》里的娜塔莉·波特曼。”

“没看过。”我说。

“真的？”他问，“她是个头发像精灵一样、讨厌权威的迷人女孩，明明知道不被允许却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身陷困境的男孩。这简直是你的自传，在我看来。”

他话里有话，每个字都在调情。老实说，他让我有点儿动情了。我以前还从不知道自己真会对哪个男孩动情——至少，在现实生活里不会。

一个更年轻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你好吗，艾丽莎？”他问。对方微微一笑，含糊地答道：“嗨，奥古斯塔斯。”“纪念医院的。”他向我解释。纪念医院是一所大的研究型医院。“你去哪家医院？”

“儿童医院。”我答道，声音比我预料中的要小。他点点头。谈话似乎结束了。“那个……”我边说边向“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楼梯出口方向略一颔首，把氧气瓶推车倾斜一点，让一边轮子着地，然后迈开脚步。他跛着脚跟在我身边。“那么，也许，我们下次见了？”我问。

“你真应该看看，”他说，“《V字仇杀队》，我是指。”

“好，”我说，“我会找来看的。”

“不，跟我一起看。来我家。”他说，“现在就来。”

我停下脚步。“我几乎还不认识你呢，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你可能是个斧头杀人狂。”

他点点头：“有道理，海蓁·格蕾丝。”他从我身边走过，绿色的针织POLO衫裹着坚实的肩膀，后背挺直，步伐稳定而自信，脚步轻快，只是稍微有点儿向右偏，我敢肯定他的右腿是义肢。骨肉瘤有时候要拿走你的一条胳膊腿才饶过你。之后，如果它喜欢你，就会把其余的也拿走。

我跟着他走上楼梯，往上走得缓慢，几乎败下阵来，因为爬楼梯并非敝肺擅长的专业领域。

随后，我们走出了“耶稣之心”，来到停车场。春天的空气清冷得恰到好处，傍晚的幽光中有一种创伤的意味，近乎神圣。[2]

妈妈还没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妈妈几乎每次都会先到，在这儿等着我。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个身材高挑、体态婀娜、深褐色头发的女孩把艾萨克按在石墙上，相当凶猛地吻着他。他们离我太近，以至于我都能听到他们的嘴贴在一起发出的奇怪声响，我还听到艾萨克说：“永远。”而那个女孩也回应道：“永远。”

奥古斯塔斯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边，悄声说：“他们俩都是掌上电脑的忠实拥趸。”

“那‘永远’是怎么回事？”啧啧之声愈发激烈。

“永远是他们的暗语。他们会‘永远’彼此相爱，诸如此类。据我保守估计，去年这两个人用短信互相发‘永远’这个词发了四百万次。”

又有几辆车开过，麦克尔和艾丽莎走了。现在只剩奥古斯塔斯和我了，我们俩观赏着艾萨克和莫妮卡，这一对儿行动飞速，好像丝毫没有觉察到他们背靠着的是做礼拜的神圣之地。男孩的手从衬衫外面摸上女孩的胸部，毛手毛脚，手掌不动，但五指到处乱摸。我怀疑这感觉好不到哪儿去。看起来不像什么让人享受的事，但我决定原谅艾萨克，因为他就快失明了。感官若饥渴难耐，应当得到餍足。

“想想看，最后一次驾车去医院，”我悄声说，“最后一次开车。”

奥古斯塔斯看也不看我地说：“你把气氛都破坏了，海蓁·格蕾丝，我正在观察年轻的恋情呢，瞧那光彩夺目的青涩笨拙。”

“我想他把他女朋友的胸都弄疼了。”

“是啊，很难确定他到底是想挑逗她还是想给她做乳腺检查。”然后，奥古斯塔斯伸手到口袋里，竟然掏出一包烟。他动作熟练地打开盒盖，将一根烟叼到嘴上。

“你来真的吗？”我问，“你觉得这样很酷？哦，天哪，你刚毁了整件事。”

“什么整件事？”他转身看着我问。没点燃的烟悬在他没有笑意的那边嘴角。

“一个不无魅力也非愚钝总之在任何方面都不无可取之处的男孩，盯着我看然后指出‘实在’的错误用法然后把我比作女明星然后请我去他家看电影的整件事。可是当然了，总会有致命弱点，而你的致命弱点就是，哦，我的天，尽管得过该死的癌症，你还会花钱去换取得另一种癌症的机会！哦，我的上帝！让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没法呼吸是什么感觉？烂透了！彻头彻尾令人失望。”

“致命弱点？”他问。那根烟还叼在嘴上，这让他下颌紧绷。他的下颌轮廓迷人得要命，真不幸。

“希腊悲剧中导致英雄人物毁灭的致命缺陷。”我解释完，转身走开，往马路牙子上走去，把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扔在身后，随后我听到街上有一辆车开了过来。那是妈妈。她一定是特意等着我，呃，结交朋友什么的。

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失望混杂着愤怒在我胸中翻腾，我甚至都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什么，真的，我只知道它就快从我胸中喷涌而出，我想扇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一耳光，还想把我的肺和他那本职工作做得不烂的肺对换。我穿着匡威帆布鞋，踩在马路牙子最边缘，氧气瓶小车像绊脚石一样拖在身边，就在妈妈停下车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

我甩开了他的手，转过身来看着他。妈妈这时已经把车停到人行道边。

“烟只有点着了，才会杀死你。”他说，“我从来没有点着过一支烟。这是个隐喻，明白吗？你把致命的东西就放在唇齿之间，但不给它杀戮的力量。”

“是个隐喻？”我半信半疑地说。妈妈让车的引擎空转着。

“这是个隐喻。”他重复道。

“你选择自己的行为，是依据这行为能否在隐喻上唤起共鸣……”我说。

“哦，没错。”他微笑起来，灿烂的、傻乎乎的、真正的微笑，“我是隐喻的铁杆拥趸，海蓁·格蕾丝。”

我转向车，敲敲车窗。车窗摇了下来。“我要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去看个电影，”我说，“麻烦帮我把后面几集《美国超模大赛》录下来。”

[1] 原名Hazel，音译为海蓁，取“蓁”字“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之意；同时英文中“hazel”一词也有榛树、榛子之意。

[2] 此处作者故意模仿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有一种斜落下来的幽光》中的用词。“无比美妙的痛苦”也出自这首诗。

2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开车开得很惊悚。不管是停车还是发动，都伴随着一下猛颠。每次他一踩刹车，我要不是被这辆丰田SUV的安全带绑着，都能飞起来；而每次他一轰油门，我就往后跌去，几乎听见自己脖子啪的一声响。本来我路上应该紧张的——鉴于我坐在一个陌生男孩的车里去他家，而且非常清楚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进展，我的废物肺会让我难于招架——可他的开车技术烂得如此惊人，害得我什么别的事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在这种前仰后合的沉默中开了大约一英里，然后奥古斯塔斯说：“我考驾照考了三次都没考过。”

“真的吗？”

他笑起来，点点头。“嗳，我的假腿兄使不上力，又学不会用左脚踩油门开车。我的医生都说大部分截肢的人也能开车，没问题，可是……嗯，我不行。反正，我第四次去考试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差不多。”我们前方半英里处亮起了红灯，奥古斯塔斯猛踩刹车，把我抛了起来，迎接我的是安全带的三角形拥抱。“抱歉，我向上帝发誓我已经尽力开得温柔些了。对了，后来，反正吧，考试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绝对又没考过，可是教练说：‘你开得让人不太舒服，但技术上来讲是安全的。’”

“我可不确定持相同意见。”我说，“我怀疑这是癌症福利。”“癌症福利”是那些普通孩子没有但患癌症的孩子能得到的小小特权：体育明星签名的篮球啦，迟交作业也可以啦，考不过也能发驾照啦什么的。

“哦。”他说。红灯转绿了，我赶紧支撑好自己。奥古斯塔斯猛地轰了下油门。

“你知道嘛，有一种用手控制的驾车系统，专门给腿出问题的人用的。”我指出。

“嗯。”他说，“也许某天吧。”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让我不禁怀疑他对于“某天”的存在是否真有信心。我知道骨肉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可谁又知道呢。

要了解一个癌症病人大致预期的生存率有许多方式，不必非得直截了当地问出口。我用了一个经典问题：“那么，你还在上学吗？”一般来讲，如果父母觉得你快挂了，他们就不会再让你去学校上学了。

“嗯，”他说，“我在北部中央高中。不过休学了一年，现在上高二。你呢？”

我考虑是否撒个谎。毕竟，没人喜欢尸体。但最后我还是老实说了：“没上。三年前爸妈让我退学了。”

“三年？”他大吃一惊。

我大致向奥古斯塔斯描述了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我十三岁时被确诊为甲状腺癌，第四期。（我没告诉他的是，得到这个诊断的时间是我月经初潮后三个月。这就好像在说：祝贺你成为女人！现在好去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没救了。

我做了个叫作“根治性颈部清除术”的手术，手术几乎和名字一样令人振奋。接着是放疗。然后，他们针对我的肺部肿瘤试验了一些化学药物，肿瘤缩小了，可后来又长大了。那时候我十四岁了。我的肺开始积满水。我当时看起来命在旦夕——双手双脚都像吹气球一样肿起来，皮肤开裂，嘴唇永远是紫的。医生给我用了一种药，让我不至于被自己无法呼吸这个事实吓死，于是这种药大剂量地通过一根PICC中心导管注入我的身体，此外还有十几种别的药。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一种快要淹死的感觉，这非常令人不快，特别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我还是因为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ICU），妈妈跪在我床边说：“你准备好了吗，宝贝？”然后我说我准备好了，然后爸爸不停地对我说他爱我，他的声音都变了，支离破碎。我也一直跟他说我也爱他，我们都手拉着手，我喘不上气来，我的肺绝望地倒抽着气，逼迫我从床上起来，寻找一个可以供给它空气的姿势，我被它的绝望弄得很窘迫，很反感——它为什么就不肯放弃？我还记得妈妈对我说没事，我没事了，我会没事的，爸爸费了那么大的劲忍住呜咽，可他还是经常忍不住，他呜咽起来就像一场地震。我还记得我希望自己再也不要醒来。

每个人都觉得我死定了，可我的癌症医生玛丽亚想法子把我肺里的液体弄出来了点，随后，很快，给我治疗肺炎的抗生素开始起作用了。

我苏醒之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实验药物的临床试用，在“癌症法尼亚共和国”有很多这样的临床实验，以“零疗效”著称。那种药叫作法兰昔弗，是一种附着在癌细胞上阻止其生长的小分子药物，在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患者身上不起作用，但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肿瘤缩小了。

而且没有复发。万岁，法兰昔弗！在过去十八个月中，我的肿瘤基本上没有长大，于是我的肺，尽管本职工作做得不好，但可以想象，它还能苟延残喘，独立工作，只需要吸氧和每日服用法兰昔弗。

诚然，发生在我身上的癌症奇迹充其量不过能给我买来多一点时间（我还不知道这“一点”是多大一点），但是，当我跟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讲的时候，我努力描绘出一幅玫瑰色的图画，并尽量渲染这奇迹的神奇之光。

“那么说你现在该回去上学了。”他说。

“事实上，回不去了，”我解释说，“因为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文凭了。所以我现在在MCC上课。”MCC是我们那儿的社区大学。

“大学女生，”他点点头说，“难怪笼罩着成熟老练的光环。”他对我得意地坏坏一笑。我开玩笑地推了他的胳膊一把，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肌肉，紧实，不可思议。

随着车轮的一声尖叫，我们拐进一个八英尺高的拉毛灰泥墙围起来的住宅小区。他家的房子是左首第一栋，殖民风格两层小楼。我们一个急刹，停在了车道上。

我跟着他走进他家，进门处挂着一块木匾，用草体字母雕刻着这样一句话：“家，心之所在”，随后我发现整座房子里处处装点着这样的警句。衣帽架上方一幅图画写道：“好朋友不易找到，更难忘怀”；仿古装修的客厅里，一个刺绣枕头上一句话写得深情款款：“艰难时世铸真情”。奥古斯塔斯发现我在看，解释说：“我父母管这个叫‘精神鼓舞’，家里到处都是。”

他的爸爸妈妈叫他格斯。他们正在厨房做墨西哥辣椒肉馅玉米卷饼（水槽旁边一块彩色玻璃上用泡泡字体写着：“家是永恒”）。他妈妈往玉米饼皮里放鸡肉，然后他爸爸把它卷起来，放进大玻璃盘。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并不太惊讶，这很说得过去：奥古斯塔斯的确令我感觉自己特别，并不一定代表我真的那么特别。也许他每天晚上都带一个不同的姑娘回家，给她放电影看，趁机上下其手。

“这是海蓁·格蕾丝。”他跟父母介绍我。

“叫我海蓁就好。”我说。

“你好吗，海蓁？”格斯爸爸问。他很高——几乎跟格斯一样高，而且瘦骨嶙峋，到了父母这把年纪的人很少这么瘦。

“挺好。”我说。

“艾萨克的互助小组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格斯说。

“你总是那么扫兴。”他妈妈说，“海蓁，你在互助小组过得愉快吗？”

我迟疑了一秒，使劲考虑我的回答应该瞄准奥古斯塔斯的喜好还是讨他父母欢心。最后我说：“他们绝大部分人真的都很好。”

“可不就是嘛，我们在纪念医院为格斯的治疗焦头烂额的那段时间，那些病友家庭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他爸爸说，“每个人都那么善良，而且坚强。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天主会把最好的人送到你身边。”

“快，给我抱枕和针线，这句话绝对需要记下来，当作‘精神鼓舞’。”奥古斯塔斯说。他爸爸看起来有点儿不高兴，但格斯随后用一只长胳膊搂住他爸爸的脖子说：“我开玩笑的，爸。我喜欢那些怪里怪气的精神鼓舞，真的喜欢。我只是不想承认，因为我是叛逆少年嘛。”他爸爸对这番话报以白眼。

“我希望你会留下来吃晚餐，好吗？”他妈妈问。她小小的个子，有着一头深褐色头发，稍微有点儿紧张畏缩的模样。

“可以吧，”我说，“我十点之前回家就行。哦，还有，我不吃，呃，不吃肉。”

“没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蔬菜的。”她说。

“动物太可爱了，不忍心？”格斯问。

“我想要尽量减少因我而死的生命数量。”我说。

格斯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又停下了。

他妈妈填补了沉默的空白：“哎，我觉得那很棒。”

他们跟我聊了一会儿，说他们做的玉米卷饼是“不容错过”的“著名沃记玉米卷饼”，以及格斯的宵禁时间也是十点，还有他们对任何给孩子的宵禁不设在十点的人都怀有发自内心的不信任，还聊了我是否上学的事——“她是大学生。”奥古斯塔斯插嘴说——还聊了今天的天气，说三月有这样的天气实在是太美妙了，以及春天万物萌生，等等等等，但他们就是一次也没问起我的氧气瓶或我得了什么病。这很古怪，但也很棒。然后奥古斯塔斯说：“海蓁和我要去看《V字仇杀队》了，让她瞧瞧她在电影界的另一个自己，二十一世纪初的娜塔莉·波特曼。”

“去吧，客厅的电视尽管使用。”他爸爸欢快地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想去地下室看。”奥古斯塔斯说。

他爸爸哈哈大笑：“勇气可嘉，不过还是在客厅看吧。”

“可是我想带海蓁·格蕾丝去看看地下室。”奥古斯塔斯说。

“叫我海蓁就好。”我再次强调。

“那么先带‘海蓁就好’去看地下室，”他爸爸说，“然后回楼上来，在客厅看你们的电影。”

奥古斯塔斯不满地鼓起腮帮子，单腿站住，腰身一拧，义肢往前送了一步。“好啦！”他嘟哝道。

我跟着他沿铺着地毯的台阶而下，来到一间巨大的地下卧室。墙上一溜高度刚好和我视线平齐的架子环绕整个房间，被各种和篮球有关的纪念品塞得满满当当：几十座奖杯，都是塑料的小金人，他们朝着看不见的篮筐或跳起投篮，或运球，或带球上篮。还有好多明星签名的篮球和球鞋。

“我以前打篮球。”他解释说。

“你一定打得很好。”

“我打得不坏，但这些鞋和球都是癌症福利。”他走到电视跟前，那儿有巨大的一堆DVD和游戏碟，堆成金字塔模样。他弯下腰去，一把抓起《V字仇杀队》。“我就好像是那种典型的印第安纳州土生土长的白人小孩，”他说，“那时我正打算轰轰烈烈地复兴失传已久的中投绝技，然后，有一天，我正在练罚球，站在北部中央高中体育馆的罚球线上，拿着一球架的球练习。突然之间，我完全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煞有介事地将一个球形物体抛进一个环状物体。这似乎是我所可能做的最蠢的事。”

“我突然想起，以前见过小孩子把圆柱形的玩具塞进圆洞里，他们一旦弄明白怎么做，就一遍又一遍地乐此不疲，可以玩上好几个月，而篮球呢，基本上是同一种运动的有氧升级版。总之，好长一段时间，我就站在那儿一个又一个地投罚球，全投中了，一连八十个，是我的史上最好成绩。可我一边投，一边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两岁的娃娃。然后，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跨栏运动员。你还好吗？”

他的床没铺，我在床角上坐了下来。倒不是有意让人浮想联翩什么的，只是我站得太久就会有点儿累。我在客厅里一直站着，后来又爬楼梯，下来后接着站，对我来说有点儿过量了，我可不想晕倒什么的。我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擅长晕倒。“我很好，”我说，“在听呢。跨栏运动员？”

“啊，跨栏运动员。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想他们跨栏跑的时候，要一个一个跳过这些毫无道理的、完全由人为设置的障碍物。我想，跨栏运动员可曾想过‘如果我们直接把栏架弄走，会更快到终点’？”

“这事发生在你确诊之前？”我问。

“对了，哦，还有那个呢。”他扬起一边唇角微微一笑，“带着存在性焦虑罚球的那天，正巧也是我双腿生涯的最后一天。他们给我排定截肢手术和真正给我动手术之间只隔了一个周末。关于艾萨克此刻的感受，我约略能了解一点。”

我点点头。我喜欢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真的，真的，真的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故事以别人结尾。我喜欢他的声音。我喜欢他怀着“存在性焦虑”投罚球。我喜欢他这个“迷人的歪嘴微笑系”的终身教授，何况他还同时受聘于“拥有令我皮肤更敏感的声音系”。我喜欢他有两个名字。我一直喜欢有两个名字的人，因为你可以自行选择用哪个名字叫他们：格斯还是奥古斯塔斯？我呢，一直就是一个名字：海蓁，一成不变的海蓁。

“你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呃？”他似乎有点儿分神。

“你刚才说看小孩子玩玩具什么的。”

“哦，嗯，不是。那是我外甥，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孩子。我两个姐姐比我大多了。她们都——爸，茱莉和玛莎多大了？”

“二十八！”

“她们都二十八了。住在芝加哥，都嫁得挺好，另一半是春风得意的大律师，要不就是银行家，我记不清了。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摇摇头。“那么，说说你的事儿吧？”他一边问，一边在我旁边坐下，但保持了一段令人安心的距离。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事了。我确诊的时候——”

“不，不是你得癌的事。你自己的事。有何兴趣，平日的消遣，酷爱什么，怪异的小癖好，诸如此类。”

“哦。”我说。

“别告诉我你跟那些与疾病合为一体的人一样。那样的人我认识太多了，叫人灰心丧气。就好像说，癌症是增长型行业，是吧？能把人整个吞噬的行业。可是，你肯定没有提早举白旗吧。”

我不禁想到，也许我正是如此。我拼命琢磨着怎么向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推销我自己，哪些生活热情值得标榜，可是在接下来的一阵沉默中，我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多么有趣的人。“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这话我可不接受。想想你喜欢什么东西。随便什么，第一个出现在你脑子里的。”

“呃，看书吧？”

“你都看什么？”

“什么都看。恶俗的言情，矫揉造作的小说和诗。”

“你写诗吗？”

“不写。”

“你看看！”奥古斯塔斯几乎嚷嚷起来，“海蓁·格蕾丝，你是全美国青少年中唯一一个喜欢读诗却不写诗的，这说明了很多问题啊。你一定读了不少了不起的大部头吧，是吗？”

“也许吧。”

“最喜欢哪本？”

“呃……”我说。

我最喜欢的书，高居榜首的，是《无比美妙的痛苦》，可我不太乐意告诉别人。有时候，你读的某本书会让你充满一种怪异的宗教般的狂热，让你深信不疑地觉得，唯有全天下的活人都读过了这本书，面目全非的粉碎世界才能恢复原样。可也有别的书，像《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样的，你甚至不想跟人提起，这些书是独一无二专属于你的私人珍藏，将这份钟情公之于众简直无异于背叛。

这本书甚至谈不上写得多么经典多么好，只是它的作者彼得·范·豪滕似乎对我有着诡异而超乎想象的深深理解。《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是属于我的，就好像我的身体属于我，我的思想属于我一样。

话虽如此，可我还是告诉了奥古斯塔斯。“我最喜欢的书，很可能是《无比美妙的痛苦》。”我说。

“是写僵尸的吗？”他问。

“不是。”我说。

“暴风突击队[1]？”

我摇摇头。“不是那种。”

他微微一笑，向我保证：“我要去读这本里面没有暴风突击队、标题乏味的可怕的书。”我立刻觉得刚才好像不应该告诉他才对。奥古斯塔斯转了半圈，从床边桌子底下的一堆书里抓起一本平装书和一支笔，在扉页题词一般匆匆写了几笔，说：“作为回报，我别无所求，只希望你看看这本才华横溢、动人心弦的小说，是我最喜欢的游戏改编的。”他把书递给我，书名叫作《黎明的代价》，我笑着接了过来。接书的时候，我们的手不知怎么碰到了一起，然后他握住了我的手。“好凉。”他一根手指按住我苍白的手腕。

“准确地说是供氧不足。”我说。

“我喜欢听你说医学术语。”他说。他站起来，把我也拉起来，我们一直走到台阶上他才松开我的手。

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影，彼此相距几英寸。我做了一件彻头彻尾只有中学小女生才会做的事：把手放在沙发上我们俩之间大约等距离的中点，让他知道可以拉我的手。可是他没拉。看了一个小时之后，奥古斯塔斯的父母进来了，给我们端来了墨西哥玉米卷饼，我们在沙发上吃的，味道很不错。

电影讲的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的家伙，戴着面具，最后为了娜塔莉·波特曼而英勇赴死，娜塔莉·波特曼在电影里真是无法无天，而且身材惹火，跟我这张圆鼓鼓的类固醇脸蛋毫无相似之处。

最后出演员表的时候，他说：“真不错，是不是？”

“不错。”我表示同意，但其实心里不同意。这部电影，怎么说呢，是男生爱看的那种类型，我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总期待我们喜欢男生电影，我们又不希望他们喜欢女生电影。“我该回去了，明天早上有课。”我说。

奥古斯塔斯在找车钥匙的当儿，我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妈妈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我可喜欢这句了。你觉得呢？”我猜她看到我一直望着电视机略偏上的地方，那儿正好挂着一幅“精神鼓舞”，一位天使的旁边写道：“没有痛苦，我们怎会懂得欢乐？”

（这是“关于苦难的思索”领域中的一句老生常谈，其愚蠢和浅陋可以讨论几个世纪，但只用一句话反驳就够了：西兰花的存在对巧克力的味道没有丝毫影响。）“是啊，”我说，“美好的想法。”

我开奥古斯塔斯的车回家，他坐在旁边保驾护航。他放了几首歌给我听，是他喜欢的一个乐队，叫作“潮热”。歌儿不错，但因为我以前没听过，所以我对其欣赏程度不如奥古斯塔斯。我一直忍不住偷瞟他的腿，或者该说是他的腿以前所在的地方，我使劲儿想象假腿是个什么模样。我觉得不应该在意这点，但我还是没法毫不在乎。他很可能也在意我拖着氧气瓶。疾病令人避之不及，我很久以前就明白了，我怀疑奥古斯塔斯也明白。

我到了家，在门口停下车，奥古斯塔斯伸手关了收音机。空气好像变得浓稠起来。他也许在想要不要吻我，我绝对在想要不要吻他。我在怀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以前吻过男孩子，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前奇迹时代。

我停车入位，望着他。他真是个美丽的男孩。我知道不应该用这个词来形容男孩，但他的确如此。

“海蓁·格蕾丝，”他说，我的名字在他的声音里显得新鲜而美好，“认识你真的非常愉快。”

“我也是，沃特斯先生。”我说。我觉得害羞，不敢看他。我不敢注视他那热切而明亮的水蓝色眼眸。

“我能再见你吗？”他问。他的嗓音里有一丝令人心动的紧张。

我微笑：“当然。”

“明天？”他问。

“耐心点儿，蚂蚱先生。”我忠告他，“你不应该显得过分急切。”

“没错，所以我说明天。”他说，“其实我想今晚就再见到你，可我愿意等上整整一晚上还有明天的大半天。”我转了转眼珠。“我是说真的。”他强调说。

“你几乎还不认识我。”我说，从车座旁抓起那本书，“这样吧，我看完这本书给你打电话，好吗？”

“可是你都没有我的电话号码。”他说。

“我强烈怀疑你把它写在书上了。”

他绽开一个微笑，傻乎乎的那种。“你还说我们不了解彼此。”

[1] 《星球大战》中银河帝国的精锐突击部队，又译冲锋队，影迷俗称白兵。

3

那天晚上我看《黎明的代价》看到很晚。（剧透警告：黎明的代价是血。）诚然，它不是《无比美妙的痛苦》，但主人翁麦克斯·梅翰上士身上倒也不无可爱之处，如果不去考虑他在二百八十四页里杀了——据我统计——至少一百一十八个人的话。

所以我第二天起床晚了，那是个周四。妈妈奉行绝不叫我起床的原则，因为“全职病人”的岗位要求之一就是：多睡。所以我突然醒来，发现妈妈的手放在我肩上的时候，有点儿糊涂了。

“快十点了。”她说。

“睡眠战胜癌症。”我说，“我昨晚看书看晚了。”

“一定是本很棒的书。”她说着单膝跪到床边，把我的氧气管从那个长方形大制氧机上拧下来。我给那机器起名叫飞利浦，因为它看起来就有点儿像个飞利浦的小家电。

妈妈给我连上便携式氧气瓶，然后提醒我还有课。“从那个男孩那儿来的吗？”她没头没脑地问。

“你是指疱疹吗？”

“你过分了啊！”妈妈说，“书，海蓁，我是说那本书。”

“是啊，书是从他那儿带回来的。”

“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他。”她说着，扬起眉毛，好像得需要当妈的独特直觉才能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似的。我耸耸肩。

“我说得没错吧，互助小组很值得一去。”

“你一直在教堂外面等我吗？”

“是啊。我带了些要处理的东西看。不管怎样，该开始新的一天了，年轻的女士。”

“妈，睡眠，癌症，战斗。”

“我知道，宝贝，可你要上课呀。还有啊，今天是……”妈妈的声音欢欣鼓舞，溢于言表。

“星期四？”

“你真的忘了？”

“好像是耶。”

“星期四，三月二十九！”她脸上挂着神经兮兮的微笑，基本上是在尖叫。

“知道日期真的让你那么兴奋啊！”我也对她嚷嚷。

“海蓁！今天是你的第三十三个‘半生日’！”

“哦哦哦。”我说。我妈对于各种节日庆典真是超级投入、从不放过。“今天是植树节！我们去拥抱树木吃蛋糕吧！”“哥伦布把天花带给了美洲原住民，我们应该去野餐来纪念这个事件！”等等。“好吧，祝我第三十三个半生日快乐。”我说。

“这个特别的大日子你打算干什么？”

“上完课回家刷新连续观看《顶级大厨》集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吧。”

妈妈伸手从我床上方的架子上把小蓝拿了下来。小蓝是一只蓝色的毛绒玩具熊，我大概一岁的时候就有它了——那时候，用朋友的颜色给他们命名还是很符合社交惯例的。

“你不想跟凯特琳或者马特或者谁去看个电影吗？”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倒也是个主意。“当然，”我说，“我会给凯特琳发个短信，看她放学后想不想去逛商场什么的。”

妈妈把小熊抱在胸前，微微一笑。“去商场还像以前那么酷吗？”她问。

“我为自己不知酷为何物感到十分骄傲。”我答道。

我给凯特琳发完短信，去洗了个澡，换好衣服，然后妈妈开车送我去学校。今天的课是美国文学，老师在近乎空空如也的大礼堂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要想不打瞌睡难如登天。九十分钟的课上到四十分钟时，凯特琳回了短信。

太太太棒了。半生日快乐。三点三十二分卡斯尔顿见？

凯特琳的社交生活安排得太紧凑，所以提前约时间需要精确到分。我回复：

听起来不错。在美食中心等你。

妈妈开车到学校接我去购物中心的书店，我在书店买了《黎明的代价》的前两本续集：《午夜的黎明》和《梅翰的安魂曲》。然后我步行到占地巨大的美食中心，买了一杯健怡可乐，此时时间是下午三点二十一分。

我一边翻着书，一边看那些孩子们在海盗船室内游乐场玩。游乐场里有一条隧道，两个小孩一次又一次地钻隧道玩，不知疲倦，怎么也玩不够。这让我想起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还有他投的那些存在性焦虑罚球。

妈妈也在美食中心，独自一人坐在一个以为我看不到的角落，一边吃奶酪牛排三明治，一边看一些纸张。医疗文件，多半是。文件手续永无止境。

三点三十二分，凯特琳准时出现，我正好看到她信心十足地大步走过一家中餐馆门口。我刚举起手，她就看到我了，对我露出洁白闪亮、最近刚矫正过的牙齿，脚下不停。

她穿了一件到膝盖的炭灰色外套，非常合身，戴着遮住大半张脸的墨镜。她把墨镜推到头上，俯下身子跟我拥抱。

“亲爱的，”她略带点英国腔，“你好吗？”大家都不觉得她的英国口音有什么奇怪，也不反感。凯特琳是个成熟至极的二十五岁的英国社交名媛，只不过碰巧待在一个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州十六岁姑娘的身体里罢了。每个人都接受这一点。

“挺好。你怎么样？”

“我都说不上来了。那是无糖的吗？”我点点头，递给她。她用吸管啜了一口。“我真希望这些日子你在学校里。有几个男生出落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帅哥。”

“哦，真的？比如谁啊？”我问。她说了几个跟我们一起上小学和中学的男生名字，但他们现在长成什么样了，我一个也想象不出来。

“我跟德里克·威灵顿约会了一段，”她说，“不过我觉得长不了。他实在是个小男孩儿。不过我的事儿说得够多了。海蓁的小宇宙里有什么新鲜事啊？”

“没什么，真的。”我说。

“身体还好吧？”

“老样子吧，我猜。”

“法兰昔弗万岁！”她笑着发出热烈的赞叹，“这么说你可以长生不老了，对吗？”

“可能还是要老的。”我说。

“不过也差不离嘛。”她说，“还有什么新闻？”

我想了想要不要告诉她我也在跟男孩子交往，或者至少跟男孩子看了一部电影，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一个衣冠不整、行动不便的小矮个也能赢得男孩子的爱慕，即使是短暂的，也肯定会让她大吃一惊。可我其实也没多少可夸口的，所以我只耸了耸肩。

“天啊，那又是什么？”凯特琳指着我手里的书问。

“哦，科幻小说。我有点儿喜欢上了。是一个系列。”

“我震惊了。咱们去购物吧？”

我们去了一家鞋店。一边逛，凯特琳一边不停挑出各种露趾平底鞋给我说：“你穿这双一定很可爱！”这让我想起凯特琳自己从来不穿露出脚指头的鞋子，因为她讨厌自己的脚，觉得第二个脚趾太长了，就好像二脚趾是心灵的窗户之类似的。所以，每次我指给她看一双跟她肤色相衬的凉鞋，她就会说：“不错，可是……”可是的意思是“可是这鞋会把我丑陋的二脚趾公之于众”。我说：“凯特琳，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关注脚趾的躯体变形障碍者。”她问：“什么意思？”

“你知道，就是说，你往镜子里看的时候，看到的并非自己身体的真实面貌。”

“哦哦，”她说，“你喜欢这双吗？”她拿起一双可爱但平淡无奇的圆头玛丽珍鞋，我点点头，她找到自己的尺码，换上一双，走了几步，从斜放着、只到膝盖高的试鞋镜里审视着自己的脚。然后，她又拎出一双暴露的绑带超高跟，说：“这种鞋穿上还能走路吗？我是说，我宁可死也——”然后她突然打住了，看向我，好像在说“对不起”，好像当着快死的人提死字是犯罪。“你真应该试试。”凯特琳接下去说，努力遮掩尴尬的场面。

“那我宁可去死。”我向她保证。

最后我只挑了双人字拖，也是为了不空手而归。然后我在这个美鞋宝库对面的长凳上坐下来，看着凯特琳在货架之间迤逦而行，她购物时的那股子激情和专注一般只有在参加国际象棋职业赛的选手身上才能看到。我有点儿想拿出《午夜的黎明》看一会儿，但我知道那么做太不礼貌，所以就坐在那儿看凯特琳。她时不时会拎一双不露趾的猎物晃回到我身边，说：“怎么样？”我则设法发表两句高明的评论，最后她买了三双鞋，我买了挑中的人字拖。我们出来的时候她说：“去‘人类学’店逛逛？”

“老实说，我该回家了。”我说，“我有点儿累了。”

“哦，当然。”她说，“今后我们应该多见见面，亲爱的。”她把手搭在我肩上，吻了我两边脸颊，然后款摆腰肢，转身离去。

不过我没有回家。妈妈说好六点来接我，我估计她现在要么在购物中心，要么就在停车场，但我还是想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

我喜欢妈妈，但她无时无刻不在的贴身陪伴有时也会让我产生奇怪的紧张感。我也喜欢凯特琳，真的喜欢。但离开学校三年，没有正常的同学交往，我逐渐觉得我们之间出现了某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我觉得同学们总想帮助我走出癌症的阴影，可他们最终发现无能为力。癌症没有“出口”。

所以我有时候会拿病痛和疲劳作为借口，这几年，和凯特琳还有别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也的确总是感到痛苦、疲倦。说实话，总是很痛。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总是很痛，我必须无休无止地提醒自己的肺做它该做的事，强迫自己接受现实：仿佛爪子抓、刀子刮、五脏六腑都扯到腔子外的那种供氧不足的疼痛无药可解。所以准确说来，我并非撒谎。我只是选择性地说出事实。

我在一家叫作“自来水笔集”的爱尔兰礼品店附近找到一张长椅，旁边还有一家卖棒球帽的小店，这个角落就连凯特琳也不会来逛。我坐下来，看起了《午夜的黎明》。

这本书的特色是句子数目和尸体比例达到了一比一。我头也不抬地一路读下去。我喜欢麦克斯·梅翰上士，尽管他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能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冒险永无止境。总是有更多的坏蛋要杀，更多的好人要救；旧的战争还没结束，新的战争已经开始。从小时候开始，我还没看过任何一套像这样的故事，能在一部无尽的小说里从头再活一次，真是激动人心。

看《午夜的黎明》到离结尾还有二十页的时候，梅翰的前景似乎大大不妙，他为了从敌人手里营救一个人质（金发碧眼、美国美人）中了十七枪。但作为读者，我一点儿也不绝望。有他没他，战争都会继续；故事能有续集，也一定会有：他的同伙会继续担起主角的重任，特派专员曼尼·洛克，列兵贾斯帕·杰克斯，还有别人。

我快要看到结局的时候，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说：“你鼻子里那个是什么？”

我告诉她：“呃，这个叫作鼻管。这两根管子能给我提供氧气，帮助我呼吸。”她妈妈突兀地插了进来，阻止道：“杰姬。”但我说：“不不，没关系。”因为的确没关系。然后杰姬问：“这个管子也能帮我呼吸吗？”

“不知道耶，我们试试看。”我把鼻管取下来，让杰姬把管子塞到鼻子里呼吸试试。“痒痒的。”她说。

“我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我呼吸得更好了。”她说。

“是吗？”

“是啊。”

“那个，”我说，“我希望能把鼻管送给你，不过我真的需要它的帮助。”我已经感觉到难受了。我集中注意力呼吸，杰姬把鼻管还给了我。我在T恤上飞快地蹭蹭，把软管绕过耳后，重新安好。

“谢谢你让我试。”她说。

“不客气。”

“杰姬。”她妈妈又叫了一声，这次我让她走了。

我继续看我的书，麦克斯·梅翰上士正悲叹他只有一条生命可献给国家。但我仍忍不住反复想起刚才那个小孩子，我真的好喜欢她。

关于凯特琳的另一点，我猜，就是，我们再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说话了。不管如何故作正常地交往，都只落得沮丧透顶，因为事实刺眼地摆在这儿：我的余生里，每个与我说话的人在我身边都会感觉尴尬窘迫不自在，也许只除了像杰姬这样的小孩，因为他们还不太明白。

总而言之，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待着。我喜欢一个人和可怜的麦克斯·梅翰上士一起待着，他——哦，拜托，他不会真的在身受十七处枪伤后还能活下来吧？

（剧透警告：他没死。）

4

那天晚上我上床比平时稍早，换上了宽松平角裤和T恤爬到被子里。我的床是一张一米五的大床，上面堆满了软乎乎的枕头，我的床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我开始读《无比美妙的痛苦》，第一百万次。

《无比美妙的痛苦》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也是故事的叙述者）和她妈妈的故事，她妈妈瞎了一只眼睛，是个职业园艺师，对郁金香特别着迷。她们在加利福尼亚中部一个小城市过着普通的中下阶层生活，直到安娜得了一种罕见的血癌。

但这不是一本“癌症小说”，因为癌症小说写得都很烂。比方说吧，癌症小说里总是写得癌的人创建了一个为抗击癌症而筹款的慈善基金，对吧？然后这种无私奉献会让这位癌症患者感受到最宝贵的善良和人性，让他/她觉得自己得到了爱和鼓励，因为他/她在身后留下了治疗癌症的馈赠。但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安娜觉得，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创建抗癌慈善基金似乎有点太高调了，所以她发起了一个叫作“癌症病人防治霍乱的安娜基金”的慈善活动。

还有，安娜对于一切都有着无人能及的坦诚：在整本书里，她都将自己称作“副作用”，这简直再正确不过了。得癌的小孩本质上不过是造成了地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那永恒而无情的变异过程的副作用。于是，故事发展下去，她病得越来越厉害，治疗方案和疾病本身争先恐后地抢着置她于死地，而她妈妈爱上了一个做郁金香生意的荷兰人，安娜管他叫荷兰郁金香老爹。荷兰郁金香老爹非常有钱，而且对于怎么治疗癌症有着异乎寻常的古怪看法，但安娜认为这家伙可能是个骗子，甚至很可能压根就不是荷兰人。然后，正当国籍未明的荷兰人和安娜妈妈打算结婚，安娜即将开始一种疯狂的新疗法——一种服用小麦草和低剂量砒霜的饮食疗法——的时候，这本书戛然而止，就在一[1]

我知道这是个非常“文学性”的结局，还有这个那个的，很可能也是我如此热爱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完结的故事总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果故事不能完结，那么它至少应该永远地继续下去，就像麦克斯·梅翰上士和他的小队的冒险故事一样。

我明白，因为安娜死了，或者她病得太重，无法写作，这个故事只得就此结束，而最后那个未完的句子意在反映真实的生命如何戛然而止之类的，可故事里除了安娜还有别的人物，我永远也没法得知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这太不公平了。我前后写了十几封信给彼得·范·豪滕，通过出版社转交给他，每封信都是问故事结束后的事情：荷兰郁金香老爹到底是不是骗子，安娜的妈妈到底有没有嫁给他，还有安娜的（她妈妈讨厌的）笨仓鼠怎么样了，安娜的朋友们有没有高中毕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回过我任何一封信。

《无比美妙的痛苦》是彼得·范·豪滕唯一的作品，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似乎都仅限于：书出版后他离开了美国，到荷兰去过起了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我想象过他也许在荷兰全心写作续集——也许安娜的妈妈和荷兰郁金香老爹最后搬到了荷兰，想开始新的生活。可《无比美妙的痛苦》出版后已经过去了十年，而范·豪滕连一篇博客都没有发表过。我总不能永远等下去。

这天晚上我重读的时候，一直心猿意马地想到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也在跟我读相同的文字。我想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或者他会不会觉得这本书在装腔作势。然后，我想起答应过他，看完《黎明的代价》就给他打电话，于是我从扉页上找到他的号码，给他发了个短信。

《黎明的代价》读后感：尸体太多。形容词不够。《无比美妙的痛苦》怎么样？

他一分钟后回复：

我记得，你答应的是看完书打电话给我，不是发短信。

于是我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接起电话说。

“你看了没？”

“哦，还没看完。这书有六百五十一页，而我只有二十四小时。”

“看到哪儿了？”

“四百五十三页。”

“然后？”

“我要先保留看法，直到全部看完。不过，我要说，现在我觉得给你看《黎明的代价》有点儿丢人了。”

“别。我已经在看《梅翰的安魂曲》了。”

“火花四射的续集，为这一系列增色不少。那么，话说，那个卖郁金香的家伙到底是不是骗子？我对他有不好的感觉。”

“拒绝剧透。”我说。

“如果他与真正的绅士相差哪怕一点儿，我就要把他的眼睛抠出来。”

“看来你沉迷其中了。”

“保留看法！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当然得等你先看完《无比美妙的痛苦》。”含糊其辞的感觉真好。

“那我最好挂了看书去。”

“最好如此。”我说。然后他什么也没说，电话嘟的一声挂断了。

调情我还是新手，但我很喜欢。

第二天上午我在MCC有二十世纪美国诗歌课。讲师是个老太太，她成功地讲了九十分钟西尔维娅·普拉斯，却没有从她的诗里引用一个字。

当我走出教室，妈妈正在大楼前面的人行道上无所事事。

她匆忙跑过来，帮我把氧气瓶和推车搬到车上去，我问她：“你一直就在这儿干等吗？”

“没，我去干洗店取了衣服，又去了趟邮局。”

“然后呢？”

“我有一本书看。”她说。

“你看，你还说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微笑，她也努力回了我一个微笑，但其中有些苍白无力的东西。

一秒钟后，我说：“想看电影吗？”

“好啊。你有什么想看的片子吗？”

“我们就随便碰碰运气，去电影院，有什么就看什么吧。”她替我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我们开车到了卡斯尔顿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会说话的沙鼠的3D电影。老实说，还挺好笑的。

我出了电影院，发现四条未读短信，都是奥古斯塔斯发的。

告诉我这本书最后二十页是被撕掉了还是怎么的。

海蓁·格蕾丝，快告诉我这本书还没完。

哦天哪他们到底结婚了没哦天哪这是啥呀

我猜安娜死了，所以就完了？太残酷了。有空时给我打电话。希望一切都好。

于是我到家之后，跑到后院去，坐在锈迹斑斑的格子庭院椅上给他打电话。这天天气多云，这是典型的印第安纳天气：裹挟着你，令你无处可逃。我家小小的后院中央耸立着我孩提时代的秋千架，如今看起来饱经风雨，模样十分凄惨。

奥古斯塔斯在铃响第三声的时候接了电话。“海蓁·格蕾丝？”他说。

“欢迎来到《无比美妙的痛苦》的甜蜜折磨——”我突兀地停下了，因为我听到电话那端传来剧烈的呜咽之声。“你还好吗？”我问。

“我好极了，”奥古斯塔斯答道，“不过，我和艾萨克在一起，他看起来简直快要心脏代偿失调了。”我又听到一阵痛哭，好像受伤的动物临死前的哀号。格斯把注意力转向艾萨克。“伙计，伙计，互助小组的海蓁来的话你会感觉好些还是更糟？艾萨克，注意，听，我，说。”一分钟之后，格斯对我说：“你能来我家吗？二十分钟能到吗？”

“当然。”我说完挂上电话。

如果能开车走一条直线，那么从我家到奥古斯塔斯家大概只需要五分钟。但没法开直线，因为假日公园正好在我们两家之间。

尽管这造成了地理上的不便，但我还是打心底里喜欢假日公园。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常和爸爸一起在白河里蹚水。常会有那么一个美妙的时刻，爸爸把我扔到空中，真的就直接扔出去。我飞起来，伸出双臂，他也会伸出双臂，然后我们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俩的手够不到对方。没人能接住我，这下我们俩结结实实地吓得魂儿都飞了。然后我就会手舞足蹈地摔进水里，然后毫发无损地从水里钻出来，水流会把我带到爸爸身边，我大喊：“再来，爸爸，再来！”

我开到车道上，停在一辆黑色旧丰田轿车旁边，估计那是艾萨克的车。我用小车拖上氧气瓶，走到大门口，敲门。格斯的爸爸来开的门。

“‘海蓁就好’，”他说，“见到你真高兴。”

“奥古斯塔斯说让我过来——”

“对，他和艾萨克在地下室。”话音刚落，一声痛哭从楼下传来。“那是艾萨克，”格斯爸爸说着，缓缓地摇了摇头，“辛迪开车出去了，那声音……”他说着走开两步，“总之，我猜他们在等着你下楼去。我能帮你拿，呃，氧气瓶吗？”

“不用了，我自己来，没事。谢谢您，沃特斯先生。”

“叫我马克。”他说。

我有点儿害怕到楼下去，听别人痛苦地号哭不在我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列。不过我还是去了。

“海蓁·格蕾丝。”奥古斯塔斯听到我的脚步声说，“艾萨克，互助小组的海蓁正在下楼。海蓁，温馨提醒：艾萨克正处在精神错乱发作期。”

奥古斯塔斯和艾萨克都坐在那种直接搁在地上的和式游戏椅上，盯着巨型电视机。电视屏幕从中间分成两半，左边是艾萨克的视角，右边是奥古斯塔斯的。他们俩在一座炸成废墟的现代都市里并肩作战，我认出了画面上正是《黎明的代价》里描写的地方。我走近些，没看到什么不寻常之处，不过是两个男生坐在巨型电视机的荧光里假装杀人罢了。

直到我走到他俩面前，我才看到艾萨克的脸。眼泪从他涨红的脸颊上源源不断地流下来，整张脸仿佛一张紧绷的痛苦面具。他直瞪着屏幕，一边伤心地咆哮，一边重重地对游戏手柄又拍又打，瞟都不瞟我一眼。“你好吗，海蓁？”奥古斯塔斯问。

“我很好。”我说，“艾萨克？”没有回答。没有一丝哪怕最轻微的迹象表明他意识到我的存在，只有眼泪不停地从他脸上滚落到黑色的T恤上。

奥古斯塔斯的目光短暂地离开屏幕往我身上一晃。“你真漂亮。”他说。我穿了一件多年以前买的刚过膝盖的连衣裙。“女孩子总觉得只有正式场合才能穿连衣裙，但我决定要像一个女人，我对自己说：‘我要去看一个神经紧张到崩溃的男孩，他自己的视觉都快弃他而去了，管他娘的，我要为他穿条裙子。’”

“可是，”我说，“艾萨克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他对莫妮卡爱得太深了，我估计。”结果这句话引来一阵灾难性的呜咽。

“这话题有点儿敏感。”奥古斯塔斯解释说，“艾萨克，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似乎感觉我们被敌人从侧翼包围了。”然后他对我说，“艾萨克和莫妮卡合作社已经停业了，不过他现在不想谈这事。他只想哭，还有玩《以暴制暴2：黎明的代价》。”

“合情合理。”我说。

“艾萨克，我越来越担心我们正处在不利位置。如果你没意见，往那个发电站跑，我掩护。”艾萨克朝一座难以形容的建筑物跑去，奥古斯塔斯跟在他身后，边跑边用机枪疯狂密集扫射。

“不管怎样，”奥古斯塔斯对我说，“跟他说说话总没坏处。如果你有什么从女性角度出发的名言警句，不妨劝劝他。”

“老实说，我觉得他的反应或许挺正常的。”我说。这时一个敌人从一辆烧焦的皮卡残骸后面探出头来，艾萨克毫不迟疑地一通扫射，把他干掉了。

奥古斯塔斯眼睛盯着屏幕点点头，说：“痛苦要求被感受到。”这是《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一句话。“你肯定我们背后没人吗？”他问艾萨克。没过多久，曳光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哦，该死，艾萨克，”奥古斯塔斯说，“我不想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批评你，可你让我们被包围了，现在恐怖分子和学校之间什么阻隔也没有了。”艾萨克的游戏角色跳起来，朝着炮火的方向，在狭窄的小巷里沿之字形跑去。

“你们可以过桥，然后再包抄回来。”我说。这么聪明的战术是从《黎明的代价》里学来的。

奥古斯塔斯叹了口气。“可惜，那座桥已经被叛军控制了，拜我这位心碎的同伴所赐，他制定的战略很成问题。”

“我？”艾萨克喘着粗气说，“我？明明是你建议我们躲进那个见鬼的发电站去的！”

格斯的眼睛离开屏幕一秒钟，露出他那歪嘴角的笑容看了艾萨克一眼。“我就知道你能开口，老兄。”他说，“现在，我们去救几个虚拟的小学生吧！”

他们俩沿着小巷并肩跑去，时而射击，时而躲藏，最后他们到了一座只有一间平房的校舍。他们蹲伏在马路对面的一堵墙后面，瞅准时机，把敌人一个一个撂倒。

“他们为什么想进学校去？”我问。

“要抓小孩当人质。”奥古斯塔斯答道。他砰砰地敲着游戏手柄上的按键，肩膀耸起，胳膊紧绷，血管清晰可见。艾萨克身体向屏幕方向前倾，游戏手柄在他细长的手指间舞蹈。“来啊来啊来啊。”奥古斯塔斯说。恐怖分子一波波涌上来，他俩则将其悉数干掉，射击精准度惊人，当然他们也必须如此，因为一旦失手，敌人就会对学校开火。

“手榴弹！手榴弹！”奥古斯塔斯嚷道。我看到什么东西在屏幕上画出一道弧线，弹起来飞到学校的门口，然后又滚到门边。

艾萨克沮丧地扔下手柄：“那伙杂种抓不到人质就会直接把他们杀了，然后栽赃说是我们干的。”

“掩护我！”奥古斯塔斯说着，从墙后面跳出来，往学校冲去。艾萨克抓起手柄开火，枪林弹雨落在奥古斯塔斯周围，他挨了一枪、两枪，但仍往前冲。随后奥古斯塔斯大喊一声：“麦克斯·梅翰是杀不死的！”随着最后一阵疾风骤雨的组合键，他的身体扑到手榴弹上，手榴弹在他身下爆炸了。他的身体四分五裂，像喷泉一样炸开，屏幕瞬间红透。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任务失败。”但奥古斯塔斯似乎不这么看，他望着屏幕上的残迹微笑，抽出一根烟，胡乱塞到齿间。“至少救了孩子。”他说。

“暂时的。”我指出。

“所有的救赎都是暂时的。”奥古斯塔斯尖锐地反击，“我给他们争取了一分钟。也许正是那一分钟能给他们争取一个小时，那一小时又能给他们争取到一年。没人能给他们争取到永久，海蓁·格蕾丝，但我牺牲了性命给他们争取了一分钟。这不能说是徒劳。”

“哇噢，好啦，”我说，“我们只是在讨论一堆像素。”

他耸耸肩，好像相信这游戏真的可能是真事。艾萨克又痛哭起来，奥古斯塔斯扭过头去看他。“再来一次，下士？”

艾萨克摇摇头。他倾斜身子绕过奥古斯塔斯望着我，开启紧涩的声带吐出几个字：“她不愿意等到过后。”

“她不想甩掉失明的家伙。”我说。他点点头，眼泪汩汩而下，不像眼泪而像无声的节拍器——稳定、没完没了。

“她说她应付不来。”他对我说，“我马上就要失明了，应付不来的人倒是她。”

我掂量着“应付”这个词，想到所有那些我们无能为力而最终被“应付”过去的事。“我为你难过。”我说。

他用袖子胡乱抹了两把湿漉漉的脸。艾萨克的眼睛在眼镜后面显得那么大，好像他脸上别的一切都消失了，只有这两只脱离了躯体的眼睛空洞地飘浮着，盯着我——一只真眼，一只玻璃的。“我没办法接受，”他对我说，“完全没办法接受。”

“那个，公平点看，”我说，“我的意思是，她可能的确没办法应付得来。你也没办法，但她跟你不一样：她不是非得应付不可。”

“我今天一直在跟她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而她一直大声压过我的声音，一次也没再对我说‘永远’。就好像我已经不在了似的，你知道吗？‘永远’是个承诺！人怎么能违背承诺呢？”

“有时候，人们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并不懂得自己在承诺什么。”我说。

艾萨克狠狠剜了我一眼。“没错，当然。但不管怎样都要信守承诺，那就是爱的本质。爱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恪守承诺。难道你不相信真爱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觉得，假如真爱真的存在，这倒是个相当不错的定义。

“哦！我相信真爱，”艾萨克说，“而且我爱她。她也承诺过。她对我承诺‘永远’。”他站起来，向我走了一步，我直起身子，以为他想要一个拥抱或者什么，可随后他又一拧身子转了过去，好像突然记不起自己之前为什么要站起来。然后，奥古斯塔斯和我都看到他脸上逐渐呈现出狰狞的怒色。

“艾萨克。”格斯说。

“什么？”

“你看上去有点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一语双关，朋友，不过你眼睛里有些东西令人担心。”

突然，艾萨克对着他的游戏椅飞起一脚，椅子朝格斯床的方向翻了个筋斗。“来吧。”奥古斯塔斯说，艾萨克追着椅子又踢了一脚。“好！”奥古斯塔斯说，“来吧，把椅子踢个屁滚尿流！”艾萨克又踢了椅子一脚，它弹起来撞到格斯的床上，然后他捞起一个枕头，对着床上面放奖杯的架子下面的那部分墙面一通乱打。

奥古斯塔斯扭头看我，嘴上还叼着烟，露出半个微笑。“我一直在想那本书，停也停不下。”

“我知道。不是吗？”

“他再也没说其他的角色后来怎么样了？”

“没。”我告诉他。艾萨克还在用枕头对墙实施谋杀。“他搬到阿姆斯特丹去了，搞得我以为也许他在写续集，讲荷兰郁金香老爹的故事，可他什么也没发表。他从来都没接受过采访，似乎也不上网。我给他写过一堆信问后来的事，可他从来不回信。所以……”我住了口，因为我发现奥古斯塔斯似乎没在听。他正眯起眼瞧着艾萨克。

“等等。”他对我喃喃说道，走到艾萨克身边，扳住他的肩膀，“伙计，枕头打不碎。换点儿能打碎的东西。”

艾萨克伸手从床上方的架子上拿了一座奖杯，举在头顶，好像在等待许可。“好，”奥古斯塔斯说，“好！”奖杯落到地板上被摔得四分五裂，塑料的篮球运动员的胳膊飞了起来，还抓着球。艾萨克往奖杯上重重地踏了几脚。“摔得好！”奥古斯塔斯嚷道，“再来！”

然后他望着我。“我一直在想怎么告诉父亲我其实有点儿讨厌篮球，现在看来我们找到办法了。”奖杯一个接一个应声落地，艾萨克跳起来踩踏着、嘶吼着，而奥古斯塔斯和我站在几英尺开外，见证这疯狂的场面。塑料篮球运动员可怜的残肢遍洒在地毯上：这里是挡开了球的一截断手，那里，跳起投篮的两条腿孤零零的，已身腿异处。艾萨克一直疯狂地进攻奖杯，双脚在上面又跳又踩，长声尖叫，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最后倒在尖锐锋利的奖杯碎片上。

奥古斯塔斯朝他走过去，低下头：“感觉好些了吗？”他问。

“没。”艾萨克胸口起伏，喃喃道。

“痛苦就是这么回事，”奥古斯塔斯说，然后向我这边瞟了一眼，“它要求被感受到。”

[1] 此处作者故意模仿《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的写法，中途戛然而止，并非排版错误。

5

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说，“你好吗？”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洗耳恭听。”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我轻声说。

“这么说太文艺腔了，”他说，“对不起。”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但它没完。”

“对。”我说。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正确。”

“无迹可寻。”

“正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很不幸，是的。”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发之电子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在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仍有地理概念存焉，可喜可贺。”

“奥古斯塔斯，搞什么鬼？”

“他有个助理，”奥古斯塔斯说，“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我找到了她，给她发了电邮，她转给了范·豪滕。他老人家从助理的邮箱账户回复的。”

“好的，好的，快接着读。”

“秉承先辈的光辉传统，我的回函是以纸笔写就的，后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转录为一系列1与0的排列组合，再通过近年来将全人类一网打尽的乏味网络传送出去，因此我要为可能导致的错漏之处提前致歉。

“对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男女而言，娱乐业的狂欢盛宴处处唾手可得，因此不管是谁，不管身处何处，若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去读我这本小书，我对他们都十分感激。但我尤其想对你，先生，致以衷心谢忱，一方面是因为你对《无比美妙的痛苦》的慷慨盛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不辞辛苦地写信告诉我这本书——请容我在此引用你的原话——对你‘意义重大’。

“然而，这一评论令我陷入思索：你用‘意义’一词是何意思？考虑到我们的挣扎最终皆为徒然，艺术给予我们的转瞬即逝的意义之冲击究竟有无价值？抑或，价值仅存在于尽可能舒适地消遣度日？一个故事，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奥古斯塔斯？警世钟声？战斗号角？还是一剂吗啡？当然，就像宇宙中的所有疑问一样，这一通质疑也必将引导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借用一句为烦扰所累的十六岁孩子们常说的而你势必不以为然的话：‘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

“我的朋友，我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将来若能接触到我的作品，你也不会从中得到多少鼓舞。不过该回答你的问题了：不，我没有任何别的作品，今后也不会再写。我觉得将我的想法继续与读者分享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无甚裨益。承蒙盛意赐函，再次感谢。

“顺祝近祺，彼得·范·豪滕，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哇噢，”我说，“这不是你编的吧？”

“海蓁·格蕾丝，试问，你觉得以我贫乏的才智，能编出彼得·范·豪滕的信吗？满纸‘我们这个耀武扬威的数字化天下大同之时代’之类的话？”

“不可能，”我表示赞同，“能不能，能不能给我邮件地址？”

“当然。”奥古斯塔斯说，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我来说有生以来最棒的礼物。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给彼得·范·豪滕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似乎我每次重写都比前次写得更差劲，但我情不自禁。

亲爱的彼得·范·豪滕先生：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交）

我叫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我的朋友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在我的推荐下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他刚收到您发自这个地址的电子邮件。我希望您不会介意奥古斯塔斯给我看了那封邮件。

范·豪滕先生，我从您给奥古斯塔斯的邮件中得知，您不打算再出版任何作品。我多少有点儿失望，但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再也不用担心您的下一部书是否能不负原作的辉煌完美了。我是四期癌症患者，确诊后已经侥幸活了三年，我可以告诉您，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您把一切都写得恰如其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您的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好像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感受，并将其付诸文字。我已经反复读了好几十遍。

但我还想问您，是否介意回答几个问题，是关于故事完结后的事。我明白在这本书的结尾，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无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就那么结束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安娜的妈妈怎么样了——她和荷兰郁金香老爹结婚了吗？她后来有没有再生孩子？是不是一直住在坦普尔西街917号？诸如此类。还有，荷兰郁金香老爹是骗子还是真心爱着她们母女俩？安娜的朋友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克莱尔和杰克，他们还一直在一起吗？最后一个问题——我意识到这正是您一直希望读者会问的那种深刻问题——仓鼠西西弗斯后来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已经纠缠我好几年了，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去等待答案。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而您的书里充满了重要的文学问题，但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

当然，如果任何时候您决定写什么别的东西，即使不想发表，我也非常希望能读到。坦白地说，就算是日常购物单我也想读。

对您满怀倾慕的

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16岁）

我发出邮件之后，又给奥古斯塔斯打了电话，我们一直聊到很晚，谈《无比美妙的痛苦》，我给他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1]，范·豪滕的书名就是从那首诗里来的。他说我有一副适合朗读的好嗓子，换行时候的停顿也不算太久，然后他告诉我《黎明的代价》系列里的第六本《以血证明》，开篇也引用了一首诗。他花了一分钟才找到那本书，但终于还是把引文念给我听了：“假如你的生活抛了锚。上一次醉心的吻/已是多年以前。”

“不坏，”我说，“但有点矫情。我相信麦克斯·梅翰会称之为‘娘娘腔的狗屎’。”

“没错，说的时候牙关紧咬，毫无疑问。老天，梅翰在这几本书里咬牙咬得太多了，绝对要得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如果经历这么多浴血奋战还能侥幸偷生的话。”一秒钟之后，格斯问，“你上一次醉心的吻是什么时候？”

我思考片刻。我的吻全是前癌症时代的事了，大都口水过多、令人不适，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时接吻总觉得像小孩儿故作成熟装大人。当然，也已过去很久了。“几年前吧。”我最终说，“你呢？”

“我心醉地吻过几次前女友卡罗琳·玛瑟斯。”

“几年前？”

“最后一次是不到一年前。”

“出了什么事？”

“接吻的时候？”

“不，你和卡罗琳之间。”

“哦。”他说，然后顿了一秒钟，“卡罗琳已不再为尘世皮囊所苦了。”

“哦。”我说。

“嗯。”他说。

“我很抱歉。”我说。当然，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人，我认识很多，但从没有和任何一个约会过。我连想象都无法想象，真的。

“不是你的错，海蓁·格蕾丝。我们都不过是副作用，不是吗？”

“紧紧攀附在意识这艘货柜船底的藤壶。”我引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话。

“好吧。”他说，“我得睡了，快一点了。”

“好吧。”我说。

“好吧。”他说。

我咯咯笑起来，又说“好吧”。然后，电话那头安静了，但并没挂断。我几乎觉得他仿佛就在房间里陪伴着我，但比那感觉更好，就好像我不在我的房间，他也不在他的房间，我们一起在某个看不见的、稀薄的第三空间，只有电话才能通向的处所。

“好吧。”过了永远那么久，他才说，“也许‘好吧’会成为我们的‘永远’。”

“好吧。”我说。

最终还是奥古斯塔斯先挂了电话。

彼得·范·豪滕在奥古斯塔斯发出电子邮件四个小时后就给他回了信，可这次，两天之后范·豪滕还没给我回邮件。奥古斯塔斯向我保证说，那是因为我的邮件写得更好，回复起来更需要深思熟虑。还有，范·豪滕正在忙着回答我的问题，而好的小说写起来是要花时间的。但我还是担心。

星期三，在上“傻瓜美国诗歌入门101”课的时候，我收到了奥古斯塔斯的短信：

艾萨克刚做完手术。一切顺利。他现在正式NEC了。

NEC的意思是癌细胞已根除。几秒钟后，第二条短信又进来了。

我是说，他失明了。所以挺不幸的。

那天下午，妈妈答应把车借给我，让我开车到纪念医院去看艾萨克。

我在五楼找到了他的病房。门开着，但我还是敲了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请进。”说话的是位护士，正在处理艾萨克眼睛上的绷带。“嗨，艾萨克。”我说。

他说：“莫？”

“哦，不是，抱歉。我是，呃，海蓁。呃，互助小组的海蓁，记得吗？碎奖杯之夜见过的。”

“哦，”他说，“嗯，大家都说我的其他感官会补偿性地变得更灵敏，不过很显然，还没到时候。互助小组的海蓁，你好。到这儿来，让我亲手感受一下你的脸，看到你的灵魂深处去——没瞎的人可做不到这个。”

“他在开玩笑。”护士说。

“是的，”我说，“我明白。”

我朝床那边走了几步，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握住他的手。“嗨。”我说。

他也回以“嗨”。然后有一阵子我们什么也没说。

“感觉如何？”我问。

“还好吧，”他说，“我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我问。我看着他的手，因为我不想看他被绷带蒙住眼睛的脸。艾萨克喜欢咬指甲，我可以看到他指甲边上一些倒刺根部有血迹。

“她甚至没来看我。”他说，“我是说，我们在一起十四个月了。十四个月是很长一段时间。天啊，好痛。”艾萨克放开我的手，摸索着找镇痛泵，将那东西按一下按键就可以把少量麻药注入身体。

护士换完绷带又转回来。“才过了一天，艾萨克。”她的语气隐隐有些故作亲切，“你得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恢复。还有，十四个月并不是那么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算长。你只是刚开始不适应，孩子。等着看吧。”

护士离开了。“她走了吗？”

我点点头，随后想起他看不到点头，于是说：“对。”

“让我等着‘看’？有没有搞错？她当真那么说？”

“好护士必备品质：开始。”我说。

“第一，不拿你的残疾说双关语。”艾萨克说。

“第二，取血必须一针见血。”我说。

“说正经的，这可要命。我是说，这他妈的到底是我的胳膊还是飞镖靶子啊？第三，不故作亲切。”

“今天怎么样啊，宝贝？”我嗲声嗲气地问，“现在我要用针扎你一下了哦。可能会有一点点疼哦。”

“我的小面团儿没精打采，生病了咩？”他接上。然后，过了片刻，他说：“其实她们大部分都挺好的。我只是想从这鬼地方出去。”

“这鬼地方指的是医院？”

“嗯，也算。”他说。他抿紧了嘴，我可以看到其中的痛苦。“坦白说，我对莫妮卡想得比我的眼睛多多了。这是不是疯了？真是疯了。”

“是有点儿疯。”我赞同。

“但我相信真爱，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每个人都一定要双眼俱全或者永不生病什么的，但每个人都应该有真正的爱情，它持续的时间至少应当跟生命一样长。”

“嗯。”我说。

“有时候我真希望整件事从未发生过，癌症这事。”他说话慢了下来，药物开始起效了。

“我很抱歉。”我说。

“格斯早先在这儿。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翘了课过来的。他……”他的头往一边偏了一点。“好些了。”他轻声说。

“痛得好些了？”我问。他轻轻点头。

“好。”我说。然后，我真讨厌听到自己问：“你刚才说格斯怎么了？”但他已经睡着了。

我去了楼下那间没有窗户的小礼品店，问坐在收银机后面板凳上的志愿者老太太，哪种花的气味最浓烈。

“所有花的气味都一样，全都喷了‘超级香氛’。”她说。

“真的？”

“是啊，全都喷上了。”

我打开她左手保存鲜花的冷柜，嗅了嗅一打玫瑰，然后又俯下身去闻康乃馨。一样的香味，而且很浓。康乃馨要便宜些，所以我搞了一打黄色康乃馨，花了十四美元。我回到病房里，他妈妈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她很年轻，非常漂亮。

“你是他的朋友？”她问，在我听来这个问题属于那种过于宽泛、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虽然是无意的。

“呃，是啊，”我说，“我是互助小组的。这些花是给他的。”

她接过花，放在膝头。“你认识莫妮卡吗？”她问。

我摇摇头。

“哦，他在睡觉。”她说。

“嗯。我刚才跟他聊了会儿，正赶上他们在换绷带还是什么的。”

“我真不愿意把他一个人留下，但那会儿不能不去学校接格雷厄姆。”她说。

我宽慰她：“他还不错。”她点点头：“我应该让他睡会儿。”她又点点头。我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邮箱。

lidewij.vliegenthart@gmail.com终于回信了。

亲爱的兰卡斯特女士：

我恐怕你错付了信任——但话说回来，信任本就常遭错付。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至少无法书面回答，因为那些答案如果要全写出来，足以成为《无比美妙的痛苦》的续集，而你可能将其出版，或者公布在如今已取代了年轻一代的大脑的网络之上。电话是个选择，然而，你也可能录下我们的对话。当然，倒不是我对你不信任，但我的确是不信任你。呜呼！亲爱的海蓁，我永远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除非面晤，然而你在彼国，而我在此地。

明确这点之后，我要承认，由弗里根塔芙特女士处意外收到你的来信令我欣喜：得知我的作品能对你有所帮助，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啊！——纵然那本书离我已经如此遥远，仿佛完全是出自另一人之手。（那部小说的作者多么单薄、多么脆弱，相形之下多么乐观！）

然而，假若你发现自己置身阿姆斯特丹，请务必拨冗来访。我常年在家。我甚至会让你看一眼我的日常购物单。

顺祝日祺

彼得·范·豪滕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转达

“什么？！”我大叫出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妈妈跑进来。“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赶紧让她安心。

妈妈还是很紧张，跪下来检查“飞利浦”是不是还在正常制氧。我想象着同彼得·范·豪滕一起坐在铺满阳光的咖啡店里的画面，他手肘支着桌子，从桌上俯身过来，用轻柔的声音说话。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听到那些角色后来的结局，我惦记了他们那么多年。他在信里说不能告诉我，“除非面晤”，随后竟邀请我去阿姆斯特丹。我把这些告诉妈妈，然后说：“我必须得去。”

“海蓁，我爱你，你知道我会为了你做任何事，但我们没……我们负担不起国际旅行，还有你所需设备随行的费用——亲爱的，这实在不——”

“好的。”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傻，这个念头想都不该想。“别为这个担心了。”但妈妈看起来很担心。

“这对你真的很重要，是不是？”她坐下来，一只手放在我的小腿肚上，问。

“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知道故事结局的人，除了作者之外，”我说，“那一定相当令人惊叹。”

“的确令人惊叹。”妈妈说，“我去跟你爸谈谈。”

“不，别去，”我说，“真的，我说正经的，请你们别在这上头花钱了。我会想办法的。”

我意识到父母没有钱的原因出在我身上。法兰昔弗的自付部分耗尽了家里的积蓄，妈妈又不能出去工作，因为她得全职围着我打转。我不想让他们去借债。

我跟妈妈说我要给奥古斯塔斯打电话了，好歹把她弄出了房间，因为我受不了她脸上写着“我没法满足女儿的梦想”的伤心表情。

我以典型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风格给他读了那封信以代替问候语。

“哇噢！”他说。

“我知道，不是吗？”我说，“我怎么才能去阿姆斯特丹哪？”

“你有愿望额度吗？”他问。他指的是一个叫作“神灯基金会”的机构，他们致力于帮身患重病的孩子满足心愿。

“没有了，”我说，“我在前奇迹时期就用掉了。”

“你干什么了？”

我重重地叹口气。“我那时候才十三岁。”我说。

“别告诉我是迪斯尼。”他说。

我没吭声。

“别告诉我你去了迪斯尼世界。”

我还是不吭声。

“海蓁·格蕾丝！”他喊了起来，“你不可能用了你唯一的临终心愿和爸妈去迪斯尼世界！”

“还有艾波卡特中心。”我小声嘟哝。

“哦，我的天啊！”奥古斯塔斯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迷恋上了一个心愿这么老套的女孩。”

“我那时候才十三岁嘛。”我重复一遍，不过当然，满脑子只想着迷恋迷恋迷恋迷恋迷恋。我受宠若惊，但立刻改变了话题：“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

“我翘课了，来陪陪艾萨克。不过他现在睡了，我在医院大厅里做几何作业。”

“他怎么样？”我问。

“我看不出他是单纯没准备好接受从此残疾的事实呢，还是真的更在意被莫妮卡甩了的事。反正除了这事他不愿意谈别的。”

“唉。”我说，“他还要在医院住多久？”

“几天吧。然后他得去一个康复培训之类的地方，不过过一阵子就能回家了，我猜。”

“真糟。”我说。

“我看到他妈妈了。我得挂了。”

“好吧。”我说。

“好吧。”他答道。我可以听到他一边唇角扬起的微笑。

星期六，爸妈带我去洪波村的农贸市场。这天阳光明媚，是印第安纳州四月少见的好天气，农贸市场的每个人都穿上了短袖，虽然气温其实还没到那一步。我们印第安纳土著对夏天总是乐观过头。妈妈和我并肩坐在长椅上，对面是一个卖羊奶皂的人，穿着连体长罩衣，不辞辛苦地跟每一个路过的人兜售。没错，这是他自家养的山羊；不不，羊奶皂闻起来没有山羊味儿。

我的电话响了。“谁来的？”我还没看，妈妈就问。

“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是格斯。

“你现在在家吗？”格斯问。

“呃，不在。”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现在正在你家。”

“哦。嗯，好吧，我们这就要回去了，我猜。”

“好极了。一会儿见。”

我们拐进车道时，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束鲜艳明亮的橙色郁金香，含苞欲放。他在抓绒外套里面穿了一件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运动衫，这套搭配和他完全不相称，不过他这么穿的确很好看。他双手一撑，跳起来出了门廊，把郁金香递给我，问：“想去野餐吗？”我点点头，接过花。

爸爸从我身后走过来，与格斯握手。

“那是里克·史密茨的球衣吗？”我爸问。

“一点儿没错。”

“天，我喜欢那家伙。”爸爸说。他们俩立即投入到一场篮球谈话中，我没法（也不想）插嘴，于是拿着郁金香进屋了。

“要我把花儿放到花瓶里吗？”我进屋时妈妈满面笑容地问。

“不用了，没事。”我对她说。如果把花儿放到客厅的花瓶里，那就成了大家的花儿了。而我希望它们是只属于我的花儿。

我回到自己房间，没换衣服，只梳了梳头发、刷了牙，涂了一点唇蜜，喷了最微量的香水。我的视线一直无法从花儿上移开。明艳的橙色恣意张扬，色彩之夺目几乎损害了它的美。我没有花瓶什么的，于是把牙刷从牙刷插杯里拿出来，放了半杯水，然后插上花儿，就留在浴室里了。

我再回到房间时，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于是我就在床边上坐了一会儿，竖起耳朵隔门偷听。

爸爸：“那么说你和海蓁是在互助小组认识的。”

奥古斯塔斯：“是的，先生。您的家真是格调高雅，我喜欢您家这些艺术品。”

妈妈：“谢谢你，奥古斯塔斯。”

爸爸：“你自己也是幸存者吧？”

奥古斯塔斯：“是的。我没把这老伙计整个锯掉纯粹是出于对它的热爱，尽管这实在是减肥良策。腿可重了！”

爸爸：“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奥古斯塔斯：“十四个月没有发现癌细胞了。”

妈妈：“那真是太好了。多亏如今的治疗方案多种多样——这可真是了不起。”

奥古斯塔斯：“我知道。我很幸运。”

爸爸：“你得明白，海蓁仍然有病，奥古斯塔斯，而且她很可能一辈子也好不了。她也许想跟上你的脚步，可她的肺——”

就在这时候我现身了，他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你们打算去哪儿？”妈妈问。奥古斯塔斯站起来在她耳边悄悄说了答案，然后举起一根手指挡在唇上。“嘘，”他说，“这是秘密。”

妈妈微笑起来。“你带电话了吧？”她问我。我举起电话给她看，握住载氧气瓶的小推车车把一歪，两轮着地，迈开步子。奥古斯塔斯急忙跑过来，把胳膊伸给我，我毫不客气地挽上了，手指正好贴住他的二头肌。

很不幸，他坚持要自己开车，以免提前泄露惊喜。我们朝目的地一路颠簸而去，我说：“你简直把我妈迷得神魂颠倒。”

“嗯。正好你爸爸是史密茨的球迷。你觉得他们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你。不过，有啥关系啊？就是爹妈而已。”

“他们是你爹妈啊。”他说着瞟我一眼，“再说，我喜欢被人喜欢。是不是发傻？”

“哎，你用不着冲过来帮我开门或者昧着良心说一堆好听的，我仍然会喜欢你。”他猛踩刹车，我身体重重向前一倾，顿时感觉呼吸怪异紧张。我想起了预约的PET扫描。别担心。担心也没用。但我还是担心。

我们从停车标志牌底下轰鸣着起步，然后向左拐往名不副实的美景镇（该地有一片高尔夫球场的景，我猜，但谈不上美）。这个方向我能想到的唯一去处就是墓地。奥古斯塔斯把手伸向中控台，利索地打开一整包烟，拿出一根。

“这些烟你到底扔不扔啊？”我问他。

“不吸烟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一包烟能坚持到永远。”他答，“这包烟我都揣了一年了。有几根烟在靠近过滤嘴的地方折了，不过我觉得这一包支持到我十八岁生日应该没问题。”他把过滤嘴夹在两根手指之间，然后叼到嘴上。“那么，好吧，”他说，“好吧。列举几个你从来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见过的事物。”

“嗯，骨瘦如柴的成年人。”我说。

他大笑起来：“很好。继续。”

“呃……海滩。家庭餐馆。地形志。”

“非常好的例子，都是我们缺少的。还有，文化。”

“对，我们是有点儿缺乏文化。”我说。我终于发现他要带我去哪儿了。“我们这是去博物馆吗？”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哎，我们到底去不去那个公园什么的啊？”

格斯看上去有点儿泄气。“没错，我们要去那个公园什么的。”他说，“你都猜到了，是不是？”

“呃，猜到什么？”

“没事。”

博物馆后面有一个公园，一堆艺术家在那儿创作了巨大的雕塑。我听说过，但从没来过。我们开过博物馆，把车停在篮球场旁边，篮球场上满是红蓝颜色的巨型不锈钢弧线，绘出想象中篮球弹起的轨迹。

我们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很容易被当成小山的地方走到一片空地，许多孩子在一片巨大而夸张的骨架雕塑上爬来爬去。雕塑的每块骨头大约到腰那么高，大腿骨比我身高还要长。整片雕塑看起来就像一幅人体骨架的儿童画，整个从地面上升起来。

我的肩膀疼起来，令我担心肺部的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我想象着自己的骨头，也许肿瘤已经转移到此，在我的骨架上到处钻洞，就像一条居心险恶、暗藏杀机的鳝鱼。“《时髦骨骸》，”奥古斯塔斯说，“乔普·范·利斯豪特的作品。”

“听名字像荷兰人。”

“就是荷兰的。”格斯说，“里克·史密茨也是。郁金香也是。”格斯在空地中央停下脚步，将背包滑下一边肩膀，然后从另一边取下。骨架雕塑就在我们面前。他拉开拉链，拿出一条橙色野餐垫，一品脱橙汁，还有几块用保鲜膜包好、切掉外皮的三明治。

“这么多橙色是啥意思？”我问，还是不愿让自己把这一切和阿姆斯特丹联系起来。

“荷兰的颜色，当然。你还记得奥兰治亲王威廉什么的吧？”

“他可不在高中毕业文凭考试范围内。”我微笑，内心欢欣雀跃却装作不动声色。

“三明治要吗？”他问。

“让我猜猜。”我说。

“荷兰奶酪，还有西红柿。西红柿是墨西哥产的，抱歉。”

“你总是这么令人扫兴，奥古斯塔斯。难道就不能搞点橙色的西红柿吗？”

他哈哈大笑，我们默默地吃起三明治，看着孩子们在雕塑上玩耍。我没办法向他问个究竟，所以我只能坐在一片荷兰气息的包围中，觉得又窘迫又满怀希望。

远方，一群孩子沐浴在本地珍稀而完美无瑕的阳光中，将一具骨骸变成了游乐场，在那些假骨头之间跳来跳去。

“我喜欢这座雕塑的两点。”奥古斯塔斯说。他指间夹着没点燃的烟，轻掸了两下，好像在弹烟灰，然后又放回嘴里。“第一，那些骨头之间的距离刚刚好，如果你是个孩子，你绝对抵抗不住那种冲动，要在上面跳来跳去。比方说，你就是想从肋骨跳到颅骨上去，不跳不行。这就意味着：第二，可以说这座雕塑迫使孩子们在骨骸上玩耍。这其中的象征意味是无尽的，海蓁·格蕾丝。”

“你真的很喜欢象征啊。”我说，希望把谈话引回到野餐上那众多的荷兰象征上去。

“对了，说起这个，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吧？为什么你在这儿吃着糟糕的奶酪三明治喝着橙汁，而我穿着一件从事自己都开始厌恶的运动的荷兰球员的球衣？”

“似乎有那么一闪念。”我说。

“海蓁·格蕾丝，你就像之前的那么多孩子——请注意我是带着深厚的感情说这番话的——把你的‘愿望’匆匆用掉了，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后果。握着镰刀的死神就在面前瞪着你，你深恐来不及实现心愿就死掉，这种恐惧让你慌不择路地奔向你能想到的第一个‘愿望’。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你选择了主题公园那种冷冰冰的人造乐趣。”

“其实去迪斯尼那次我玩得很高兴。我见到了古菲狗和米……”

奥古斯塔斯打断了我：“我的独白刚进行到一半呢！这是我写在纸上背下来的，如果你打断我，我会彻底弄得一团糟。拜托你了，吃你的三明治，听我说。”（三明治干巴巴的，简直无法下咽，但我还是面带微笑照咬不误。）“好吧，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人造乐趣。”

他把那根烟放回烟盒。“对了，主题公园那种冷冰冰的人造乐趣。但请允许我指出：‘愿望工厂’里真正的英雄乃是那些默默等待的年轻人，就像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像贞静贤淑的基督教女孩等待婚姻一样。这些年轻的英雄坚忍寡欲、无怨无悔地等着他们唯一的真正‘愿望’到来。当然，他们可能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为了维护‘愿望’这个理念已经尽了绵薄之力，因而能在坟墓里安心长眠。”

“但另一方面，也许在你有生之年，这一天真会到来：也许你会意识到，你唯一真正的‘愿望’就是去拜访才华横溢的彼得·范·豪滕，到他的自我放逐之地——阿姆斯特丹去，那么你会为自己保留了‘愿望’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奥古斯塔斯这次停下的时间长得让我觉得他的独白结束了。“可我没保留我的‘愿望’啊。”我说。

“啊，”他说，然后，短暂的停顿（我觉得他是事先排练过的）之后，他补上一句，“但我保留了我的。”

“真的？”我很惊讶，没想到奥古斯塔斯也有满足愿望的资格，因为他还在上学，而且进入康复期一年以上了。要让神灯基金会接受为帮助对象的孩子必须病得相当重才行。

“我用一条腿换来的。”他解释说。阳光明亮地照着他的脸，他得眯起眼睛看我，皱起鼻子的那副样子真讨人喜欢。“要知道，我可没打算把我的‘愿望’让给你什么的。不过我对于见彼得·范·豪滕也很感兴趣，而如果见面的时候，将他的书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不在场，那就不合情理了。”

“绝对不合情理。”我说。

“所以我和神灯基金会谈过了，他们完全赞同。他们说阿姆斯特丹在五月初阳光明媚。他们建议我们五月三日出发，五月七日返回。”

“奥古斯塔斯，这是真的吗？”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他要吻我了。我的身体紧张僵硬，我想他看出来了，因为他收回了手。

“奥古斯塔斯，”我说，“真的，你不需要做这些。”

“我当然要，”他说，“我找到了我的‘愿望’。”

“老天，你真好，无与伦比。”我对他说。

“我打赌你对所有帮你支付国际旅费的男孩子全都那么说。”他答道。

[1] 即《有一种斜落下来的幽光》。

6

我回家的时候，妈妈正在一边替我叠衣服，一边看一个叫作《观点》的电视节目。我告诉她，今天的郁金香啦荷兰艺术家啦什么的都是奥古斯塔斯设计的，因为他要用他的“愿望”带我去阿姆斯特丹。“这有点过头了，”她摇摇头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陌生人呢。”

“他不是陌生人。他多半可算我第二好的朋友。”

“排在凯特琳之后？”

“排在你之后。”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但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我想去阿姆斯特丹。

“我要问问玛丽亚医生。”过了一会儿妈妈说。

玛丽亚医生说若我想去阿姆斯特丹，必须有一名对我的病情极为熟悉的成人陪同才行，基本上这就只能是我妈或者是玛丽亚医生本人。（我爸对我癌症的了解程度跟我一样：模模糊糊、一知半解，与普通人了解电路和潮汐的水平相当，但我妈对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的了解超过了大多数肿瘤科医生。）

“那么你会陪我去吧？”我说，“灯神会付你的路费的，灯神很阔气。”

“可是你爸爸怎么办？”妈妈说，“他会想我们的。这对他不公平，可他上班又不能请假。”

“你开玩笑吗？你不觉得爸爸能享受几天自在日子会很高兴吗？他终于可以看点儿跟胸怀大志的模特无关的电视，可以每天晚上叫比萨外卖，用厨房纸巾当盘子，逃避刷碗。”

妈妈大笑起来。终于，她也开始热血沸腾，把要做的事一项一项输入手机：她得给格斯的父母打电话，和灯神谈谈我医药方面的需要，问他们订好酒店了没有，还有哪些导游书最好，如果只有三天我们应当事先做功课，诸如此类。我有点儿头疼了，于是吞下几片镇痛药，决定去小睡一会儿。

但结果我只是躺在床上，脑子里从头到尾反复重播跟奥古斯塔斯一起野餐的情景，忍不住地想着他碰到我的时候我全身紧张的那一刻。不知为什么，那种温柔的亲近之举感觉不太对劲。我想也许是因为整件事都策划得过于精心，当然奥古斯塔斯好得没话说，但野餐时的一切他都做得有点儿过火，比如那些带着隐喻却很难吃的三明治，还有不许人插嘴的独白朗诵。这些给人的感觉是浪漫主义，却不浪漫。

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他会吻我，还没到水到渠成渴望这种事发生的时候。我得说，的确，他英俊迷人，我为他心动。借用中学里的一句俗话：我对他“有感觉”。但真正的接触，现实中的碰触……完全不对头。

随后，我发现自己在担心会不会因为要去阿姆斯特丹而不得不跟他亲热，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因为（a）首先，我想不想吻他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b）为了免费旅游而吻某个人非常危险，几乎等同于十足的卖身，而我必须承认，尽管我没把自己设想成格外正直的好人，但也绝没想过我第一次真正的性行为可能是妓女式的。

不过话说回来，他并没有吻我的意思。他只是摸了摸我的脸，这甚至没有任何性意味。算不上是调情之举，但肯定是事先设计好的，因为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擅长临场发挥。那么，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而我又为什么本能地抗拒接受？

思来想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对这次会面进行凯特琳式的分析，于是我决定给凯特琳发短信，请教她的意见。她立即给我打来电话。

“我遇到个交往难题。”我说。

“快说来听听。”凯特琳答道。我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她，包括令人尴尬的摸脸事件，只保留了阿姆斯特丹之行和奥古斯塔斯的名字没讲。“你确定他够帅？”我说完后她问。

“非常肯定。”我说。

“运动员型的？”

“嗯，他以前在北部中央高中打篮球。”

“哇噢。你怎么认识他的？”

“可怕的互助小组。”

“哈。”凯特琳说，“出于好奇问一句，这家伙到底有几条腿？”

“差不多……一点四条吧。”我微笑。在印第安纳州，篮球运动员是很有名的，尽管凯特琳没上北部中央高中，但她的社会关系网还是很广的。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她说。

“呃，也许吧！”

“哦，我的天哪，我在聚会上见过他。这男孩要是落到我手里，什么事做不出来？哦，我是说，现在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当然就不会啦。可是，哦，上帝耶稣老天爷啊，我真想骑着那匹独腿小马一路狂奔到马厩。”

“凯特琳。”我说。

“抱歉。你觉得你是不是只能在上边？”

“凯特琳。”我说。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你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也许……你是同性恋吗？”

“我不觉得啊！我是说，我绝对喜欢他。”

“他的手难看吗？有时候长得美的人手却很难看。”

“不，他的手棒极了。”

“嗯……”她说。

我不知该说什么。

一秒钟之后，凯特琳说道：“还记得德里克吗？他上个礼拜跟我分手了，因为他认定我们俩内心深处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如果我们的关系进行到底，只会让两人都受到伤害。他把这叫作‘防患于未然的分手’。所以，也许你也有预感，你们俩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合不来，所以你的举动是防患于未然。”

“呃……”我仍旧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刚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德里克的事，很抱歉。”

“哦，我已经恢复了，亲爱的。我吃了整整一筒薄荷口味女童子军饼干，花了四十分钟才忘掉那个男孩。”

我大笑：“哎，谢谢你，凯特琳。”

“如果你跟他真好上了，我盼着听到香艳的细节哦。”

“那当然。”我说。然后我听到凯特琳对着电话亲了一下，我说：“回见。”于是她挂了。

我在电话里听凯特琳分析的时候，意识到，我对奥古斯塔斯怀有的不是伤害他的“预感”，而是“后感”。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查找卡罗琳·玛瑟斯。她与我外貌上的相似殊可惊人：一样由类固醇造成的圆脸蛋，一样的鼻子，一样的大致体形。但她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我的眼睛是绿色的），她的肤色也更深些——可能是意大利裔什么的。

上千人——毫不夸张，真的有数千人，留言悼念她。电脑页面似乎无穷无尽地往下滚动，挤满了思念她的人，我点了一个小时鼠标才看完“我很难过你离我们而去”的纪念墙，来到“我为你祈祷”的纪念墙。卡罗琳一年之前死于脑癌。我能够链接到一些照片，比较早的照片里还有奥古斯塔斯的身影：他冲着她光头上一道犬牙交错的伤疤竖起大拇指；两人手挽手在纪念医院游乐场上的背影；卡罗琳举着相机自拍的接吻照，所以只能看到他们的鼻子和闭着的眼睛。

最近的照片都是她以前健康时的照片，由朋友们在她死后上传的：卡罗琳是个美丽的女孩，蜂腰翘臀，曲线玲珑，漆黑的长直发散落在脸上。我健康时的样子和她的健康时的样子没什么相似之处，但我们俩得癌后的模样活像两姐妹。难怪他第一次见我那天一直盯着我看。

我一再点鼠标回去看两个月前发的一个帖子，是她一个朋友在她去世九个月之后写的。“我们都那么想念你。没有尽头。就好像我们都在你的战斗中受伤了，卡罗琳。我想你。我爱你。”

过了一会儿，爸妈宣布开晚饭了。我关上电脑站起身，但没法将那个帖子挥出脑海。不知为什么，它让我觉得紧张，以致忘了饥饿。

我不禁想到我的肩膀疼和头疼也一直不好，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我刚才在想死于脑癌的女孩。我反复告诉自己要冷静，要隔离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圆桌上（就其直径而言，三个人用可能大了点，两个人用绝对太大），专心对付软塌塌的西兰花和干巴巴的红豆汉堡，全世界的番茄酱都没法改善它的口感。我告诉自己，别一味瞎想脑子或肩膀出现癌转移什么的，这对我身体里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因此，所有这些念头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人的一生本质上来说无非是由有限的时间集合构成。我甚至试着告诉自己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

我苦苦思考良久，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在网上写给另一个（而且是已故的）陌生人的东西竟令我如此困扰，而且令我担心自己的脑袋里长了东西——脑袋疼是真的，但多年经验早已教会我，疼痛是直截了当的诊断依据，却并不准确。

因为这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没发生地震，所以父母都超级关注我，因此我没法隐藏这突如其来的焦虑。

“一切都还好吗？”我吃饭时妈妈问。

“嗯哼。”我说。我咬了一口汉堡，咽下去。努力想出几句脑子没有被恐慌浸透的正常人会说的话。“汉堡包里放了西兰花吗？”

“一点点。”爸爸说，“你要去阿姆斯特丹，真让人兴奋。”

“哦。”我说。我努力让自己别想“受伤”这个词，但结果当然是越不要想越要想。

“海蓁，”妈妈说，“想什么呢？”

“瞎想吧，我猜。”我说。

“春心萌动了。”爸爸微笑着说。

“我又不是兔子，再说我没爱上格斯·沃特斯，谁也不爱。”我答。防守之态过于明显。受伤。就好像卡罗琳·玛瑟斯是一枚炸弹，她爆炸时，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被飞溅的弹片刺伤。

爸爸问我学校里有没有什么功课。“我有些相当高深的代数作业，”我对他说，“高深得都不可能跟门外汉解释清楚。”

“你的朋友艾萨克怎么样？”

“瞎了。”我说。

“你今天相当叛逆啊。”妈妈说。她似乎有点儿恼火。

“这不正是你盼望的吗，老妈？让我像个青少年的样儿。”

“哟，可不是这种叛逆方式的青少年。不过当然，你爸爸和我都很高兴看到你像个年轻姑娘的样儿了，交朋友，谈恋爱。”

“我没谈恋爱。”我说，“我不想跟任何人谈恋爱。这个主意糟透了，无比浪费时间，而且……”

“宝贝，”妈妈说，“出什么事了？”

“我觉得，就像，我就像个手榴弹，妈。我是个手榴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我想尽量减少伤亡，好吗？”

爸爸把头稍微偏向一边，像只挨了骂的小狗。

“我是个手榴弹。”我再说一遍，“我只想离别人远远的，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事，跟你们待在一起，因为只有对你们的伤害我无能为力——你们已经投入太多。所以拜托就让我这样，好吗？我没有抑郁，我不用再多出门走走。我也不可能做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因为我是个手榴弹。”

“海蓁。”爸爸说着就哽咽了。我爸，他真的很爱哭。

“我要回屋里去看一会儿书了，行吗？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只想去看会儿书。”

我摒除杂念，打算看一本学校布置的小说，但悲剧的是，我们住的房子墙板太薄，因此接下来的轻声对话一大半都落入了我耳中。我爸说：“我心都碎了。”我妈说：“这种话正是她不需要听到的。”爸爸说：“对不起，可……”妈妈说：“难道你不知足吗？”爸爸说：“上帝，我当然知足。”我拼命集中精神看故事，但却没法不听他们说话。

于是我打开电脑听音乐，我以奥古斯塔斯最喜欢的乐队“潮热”作为背景音乐，回到卡罗琳·玛瑟斯的纪念网页浏览，看她多么英勇地与疾病战斗，大家多么想念她，以及她去了更好的地方，会永远活在大家的记忆里，每个认识她的人——无一例外——都因她的离去而伤心欲绝。

也许我应该对卡罗琳·玛瑟斯心怀嫉妒什么的，因为她曾和奥古斯塔斯相恋。但我没有。在那些浩如烟海的纪念辞中，我看不太清楚她，但她身上似乎没什么好嫉妒的——她似乎就是一个全职病人，跟我一样。这让我不禁担心我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能说我英勇地与疾病战斗过，仿佛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得癌。

不管怎样，最后我开始看卡罗琳·玛瑟斯的日常点滴记录，实际上其中大部分是她父母写的。因为，我估计，她得的那种脑癌，在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之前会先把她变得不像自己。

这些记录大都如下：“卡罗琳仍然有严重的行为问题。因为无法说话而产生的愤怒和挫败令她挣扎得很艰难（当然，这些事情让我们也倍感挫败，但我们有更合乎社会规范的应对愤怒的方式）。格斯近来喜欢管卡罗琳叫‘绿巨人①出击’，医生们也热情响应。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轻松的事，但能幽默的时候幽上一默总不坏。希望周四能回家。我们会继续向大家汇报……”

不用说，她周四没能回家。

所以，他碰我的时候我当然紧张了。跟他在一起就是伤害他，无可避免。那就是他伸手碰我时我的感受：觉得自己就好像在对他暴力犯罪。因为实情就是如此。

我决定给他发短信，因为我想避免就此展开长篇大论的对话。

嗨，好吧，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但我不能吻你什么的。倒不是说你一定想吻我，但我真的不能。

当我想以那样的眼光看你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将来会让你遭受何种痛苦。也许这对你来说无法理解。

无论如何，对不起。

几分钟后他回复了。

好吧。

我回他：

好吧。

他回道：

哦，天啊，别再跟我调情啦！

我只说：

好吧。

过了片刻，我的手机又振动起来。

我刚才开玩笑的，海蓁·格蕾丝。我理解。（但我们俩都知道“好吧”是个风情万种的词。“好吧”简直调情指数爆棚啊。）

我很有冲动想再回一个“好吧”，但我想象了一下他出现在我葬礼上的情景，这有助于我回了个措辞适当的短信。

对不起。

我试图头戴着耳机入睡，但过了一会儿妈妈和爸爸进来了，妈妈从架子上拿下小蓝抱在胸前，爸爸坐在我桌前的椅子上，这次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哭：“你不是手榴弹，对我们来说不是。想到你的死让我们悲伤，海蓁，但你不是手榴弹。你棒极了。你不能理解，亲爱的，因为你没有孩子，没有亲眼看着你的宝贝长成一个聪明伶俐、热爱阅读，同时兼对可怕的电视节目感兴趣的年轻人。但你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远比我们为你的病痛感到的悲伤要多得多。”

“好吧。”我说。

“是真的，”爸爸说，“在这一点上我不会拿废话来骗你。如果你的价值还抵不过带来的麻烦，我们会直接把你扔到街上去的。”

“我们可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妈妈面无表情地补上，“我们会在你的睡衣上别一张纸条，把你偷偷扔到孤儿院去。”

我笑起来。

“你不必非得去互助小组，”妈妈说，“任何事都不是非做不可，除了上学。”她把小熊递给我。

“我想小蓝今晚可以睡在架子上。”我说，“请允许我提醒你，我已经三十三‘半岁’了。”

“今晚抱着它吧。”她说。

“妈——”我说。

“它很孤单。”妈妈说。

“哦，我的天，妈。”我说。但我接过傻瓜小蓝，依偎着它睡着了。

事实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一只胳膊还拥着小蓝。那时凌晨四点刚过，一阵世界末日般的疼痛从我脑袋中心无法触及的地方向外蔓延。

7

我用尖叫吵醒了爸妈，他们冲进我的房间，但对我脑袋里的超新星爆炸，爸妈也束手无策。仿佛有一挂无穷无尽的鞭炮在我头颅里炸响，我觉得这次一定是一了百了的永别了。我告诉自己——以前也这么告诉过自己——当疼痛太过难忍，身体会自动停止运转，告诉自己意识是暂时的，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但就像以前一样，我并没有逃脱。我被扔在岸边，海浪冲刷着我，但我却无法溺毙。

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跟医院通电话；我躺在后座上，脑袋枕在妈妈膝头。无事可做——尖叫只会让疼痛加剧。事实上，一切刺激都会让疼痛加剧。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尽力让这个世界消失，让它再次变得黑暗、沉寂、杳无人烟，回到大爆炸之前的那一刻，回到只有“道”[1]的太初，独自活在那片没有造物的茫茫虚空中，唯有“道”相伴。

人们喜欢谈癌症病人的勇气，我并不否认那种勇气。我经年忍受针刺刀割和毒药戕害，而仍能坚持前行。但请不要怀疑：在那一刻，如果能死去，我将非常非常高兴。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ICU。我能认出自己在ICU，因为我没有自己的病房，也因为这儿有太多哔哔作响的设备，还因为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儿童医院的ICU不允许家人二十四小时陪伴，因为病人有感染的风险。我独自一人，于是我按了呼叫按钮。

几秒钟后一名护士出现了。“嗨。”我说。

“你好，海蓁。我是你的护士，艾莉森。”她说。

“你好，我的护士艾莉森。”我说。

说完这句话我又开始觉得非常疲倦。但爸妈进来时我稍微清醒了点，他们哭着反复吻我的脸，我伸手抱他们，想使劲搂紧一点，但我一使劲浑身上下都疼。爸妈告诉我，我没得脑癌，头疼是由供氧不足引起的，而供氧不足是因为我的肺又浸泡在液体里了。医生从我胸腔成功地抽出了一升半（！！！）液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会觉得肋骨处有点儿不舒服，那儿，“嘿瞧瞧那儿”，有一根管子从我的胸腔出来通到一个塑料囊，里面装了一半液体，不管怎么看都像爸爸最喜欢的琥珀色麦芽啤酒。妈妈告诉我，我很快就能回家，绝不是骗我，我只需要时不时把这些液体排出来，还有，晚上要使用一种BiPAP呼吸机，它能强迫空气从我的垃圾肺进进出出。他们还说，我来医院的第一晚就做了个全身PET扫描，结果很好：肿瘤没有扩大，也没发现新的癌细胞。我的肩膀疼是缺氧引起的，心脏负担过重导致的疼痛。

“玛丽亚医生今天早上说，她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乐观。”爸爸说。我喜欢玛丽亚医生，而且她从来不说瞎话蒙人，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肿瘤也只是一种东西，海蓁。”妈妈说，“我们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

我点点头。然后“我的护士艾莉森”礼貌地把他们请出去了。她问我要不要来点碎冰，我点头，于是她在我床边坐下，用勺子把碎冰送到我嘴里。

“你昏迷了几天。”艾莉森说，“……我们来看看你错过了什么……有个名人嗑药了。几个政客意见相左。另一个名人穿了件暴露身体缺陷的比基尼。有支队伍赢了场体育比赛，不过另一支队伍输了。”我笑起来。“你可不能就这样跟大家玩失踪，海蓁。你错过太多劲爆新闻了。”

“还有吗？”我对她手里的塑料泡沫杯子点头示意。

“本来不应该给了，”她说，“但我天生叛逆。”她用塑料勺又喂了我一勺碎冰。我喃喃说了声谢谢，赞美上帝赐给我好护士。“有点儿累了？”她问。我点头。“睡一会儿吧。”她说，“我会帮你应付一下，在有人来检查生命体征什么之前让你能睡上几个小时。”我道谢。在医院里总要道谢很多次。我尽量在床上躺好。“你不要问问男朋友的情况吗？”她问。

“没男朋友。”我说。

“哎，有个孩子自打你进来之后就一直守在等候室，几乎寸步不离呢。”她说。

“他没看见我这副样子吧，有吗？”

“没。只有家人能进。”

我点点头，沉入睡眠的水底。

我要六天之后才能回家，这六天暗无天日，我终日瞪着隔音天花板发呆、看电视，要么昏睡要么疼痛，希望时间快点儿过去。我没有见到奥古斯塔斯以及除爸妈之外的任何人。我的头发像鸟窝，走起路来一步一蹭像痴呆病人。但每天感觉都比昨天好一点：每天从睡眠中醒来的这个人都更像我自己一分。睡眠战胜癌症，我的私人医生吉姆一天早上被一群实习医生簇拥着在我身边打转时第一万次说。

“那么我就是个和癌症战斗的机器。”我对他说。

“谁说不是呢，海蓁。继续休息，你有希望很快就能回家。”

星期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星期三就能回家了。星期三的时候，两个实习医生在基本没人指导的情况下给我拔了胸管，可拔管的感觉反而像扎了一刀那么疼，总体情况不太好，于是他们决定让我待到星期四。我几乎开始揣测我是不是成了什么永久性延迟满足的存在主义实验的对象，不过星期五早上玛丽亚医生出现了，她在我身边踅探了一分钟之后告诉我，可以出院了。

于是妈妈打开她的超大皮包给我看，她一直都带着我的回家服。一个护士进来帮我取下了静脉通道，我感觉终于解放了，虽然还得拖着氧气瓶。我进浴室洗了一周来第一个澡，梳洗完毕出来时，累得只能躺下歇气。妈妈问：“你想见奥古斯塔斯吗？”

“也许吧。”我想了一分钟说。我爬起来，勉强挪着步子到靠墙的塑料椅那儿坐下，把氧气瓶塞到椅子后面。这点动作就把我累坏了。

几分钟后，爸爸带着奥古斯塔斯回来了。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盖在额头上，一看到我，便绽开一个真正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式傻傻的微笑，我也忍不住对他微笑。他在我身边的仿皮躺椅上坐下，身体朝我这边倾过来，似乎无法抑制脸上的笑意。

妈妈和爸爸出去了，让我们单独待着，令人感觉尴尬。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迎着他的视线，他的眼睛好看得让人难以注视。“我想你。”奥古斯塔斯说。

我的声音比我原本打算发出的还要小。“谢谢你没有在我一团糟的时候坚持要见我。”

“老实说，你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糟。”

我笑起来。“我也想你。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这一切。我只是想，那个……算了。不可能总是心想事成。”

“是吗？”他问，“我以前还总觉得这世界是个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呢。”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他太美了。他伸手想拉我的手，但我摇摇头。“不。”我轻声说，“如果我们要交往，那就得，嗯，不能那样。”

“好吧。”他说，“哎，说起满足心愿，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哦？”我说。

“坏消息是，很显然，在你好转起来之前，我们没法去阿姆斯特丹。不过，等你身体恢复到合格状况后，灯神会施展他们大名鼎鼎的魔法。”

“那是好消息？”

“错。好消息是，在你睡觉的这几天，彼得·范·豪滕向我们展露了一点点他过人的才华。”

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来，这一次，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带有深深折痕的信纸，信头上印着“彼得·范·豪滕，退休小说家”。

我一直等到回了家，在我自己空空的大床上安顿下来，再没有可能因医疗问题受到打扰之后，才开始读这封信。光辨认范·豪滕倾斜潦草的笔迹就花了我半晌工夫。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

你四月十四日之电子来函业已奉读。发生在你身上的莎士比亚式复杂悲剧令我深为感动。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有着磐石般无法撼动的致命弱点：她痼疾难医，而你康健如昔。假如她的身体再好些，或者你的健康再差些，灾星[2]之祸恐不至于如此无可救药，但灾星逆行原是天地本色，而莎士比亚最大的错误便是假凯歇斯之口说：“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3]若你是个罗马贵族（或莎士比亚！），这么说说当然容易，但我们凡人的命运中，实在不缺少错误。

既然我们说到了莎老头的不足，你信里写到年轻的海蓁，让我想起这位诗人著名的十四行诗中的第五十五首。自然，开篇是这样的：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你将永远闪耀于这些诗篇里/远胜过那被时光涂脏的石头。”（时光真是个荡妇，它把每个人都搞了。）这首诗优美，但却不诚实：我们的确记得莎士比亚强劲的诗句，但诗里所说的那个人我们又记得些什么？什么也不记得。我们非常肯定他是男性，其他的一切就全属猜测。莎士比亚用语言做棺柩掩埋了此人，关于此人他向我们透露得极少。另外，请看，我们谈论文学时用现在时态，但谈到死去的人，我们就不那么宽和了。为逝者写作，不能令斯人不朽。语言只能埋葬逝者，却不能起死回生。（大曝光：我不是第一个发表此番言论的人。参看麦克利什[4]的诗作《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其中有这样一句英雄体诗行：我要说你将死去，无人铭记你。）

我离题了，但其实问题就在这里：死者只有在记忆那可怖的无睑之眼中才能显形。而生者，感谢上天，生者仍有令人吃惊、叫人失望的能力。你的海蓁是活生生的，沃特斯，而你绝不应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的决定，尤其是深思之后所作的决定。她希望帮你免于痛苦，你应当让她这么做。你也许觉得年轻的海蓁的逻辑不足以说服你，但我涉足这“泪之溪谷”[5]时间较你更久，从我的角度来看，她并非疯狂无稽。

祝好

彼得·范·豪滕

这真是他写的。我舔湿手指，轻触纸面，墨水洇开了一点，于是我知道这真的是真的。

“妈。”我说。我没有提高音量，不过也用不着，她总是时刻准备着。妈妈从门口把头伸进来。

“你还好吧，宝贝？”

“我们能不能给玛丽亚医生打电话？问问如果飞国际长途我会不会死。”

[1] 语出《圣经·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此处作者借用了源于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序诗中“starcross’d lovers”一语，“命运让两家仇敌生出一对恋人，爱情的悲剧在襁褓中早已注定”（朱生豪译文），常译为“灾星下的恋人”。

[3] 莎士比亚名著《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

[4]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5] 泪之溪谷：vale of tears，英语中代指（充满烦恼悲伤的）尘世。

8

几天之后我们开了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一拨医生、社工还有理疗师之类的有关人员就会在会议室碰头，围着一张大圆桌讨论我的情况（不是关于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情况，也不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的情况，是癌症情况）。

玛丽亚医生主持会议。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拥抱了我，她特喜欢拥抱。

我感觉好一点儿了，我猜。整晚戴着BiPAP呼吸机睡觉让我觉得我的肺几乎跟正常无异了，不过，当然，我其实已经不记得用正常肺呼吸是什么感觉了。

人到齐了之后，大家都煞有介事地关掉手机呼机什么的，一心一意关心我。然后玛丽亚医生说：“好消息是，法兰昔弗依然有效地控制着肿瘤生长，但很明显，我们还有个严重的难题，就是胸腔积液。所以现在问题是：下一步如何继续？”

然后她就只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答似的。“呃，”我说，“我好像不是房间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她微笑起来：“没错，我在等西蒙斯医生的意见。西蒙斯医生，您看呢？”那是另一位很有能耐的肿瘤医生。

“嗯，我们从其他病例得知，大部分病人的肿瘤最终会有办法克服法兰昔弗的药效而得以生长。不过如果是那种情况，扫描结果上就应该能看到癌细胞扩散，而我们没看到，所以还没到那一步。”

还没到，我想。

西蒙斯医生用食指“笃笃”轻敲桌面。“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是法兰昔弗加剧了积水，但是如果停掉法兰昔弗，我们可能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玛丽亚医生补充：“我们对法兰昔弗的长期效果还不清楚。用这种药的时间像你一样长的病人非常少。”

“所以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打算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玛丽亚医生说，“但我们得多费点儿力气防止胸腔积液。”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有点儿恶心，好像要吐了似的。总体而言我讨厌所有的癌症小组会议，这一次尤为讨厌。“你的肿瘤没有消失，海蓁。但是我们见过跟你同等程度的肿瘤病人，也有存活时间很长的。”（我没有问很长时间到底是多长，那个错误我以前就犯过了。）“我知道刚从ICU出来感觉很不好受，但你的胸腔积液问题，至少目前来看，是可控的。”

“我不能做个肺移植手术什么的吗？”我问。

玛丽亚医生抿紧了嘴：“很不幸，你不会被评估为移植手术的有力人选。”我懂了：把健康的肺浪费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没有用。我点点头，努力不露出受伤的神情。爸爸开始流眼泪。我没有看他，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他压抑的抽泣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声音。

我决不愿他受到伤害。大部分时候，我可以忘记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也许他们有我在身边的确高兴，但我却是我父母全部痛苦折磨的源头。

就在我的奇迹发生之前，我在ICU里看起来危在旦夕那一次，妈妈告诉我，放手也可以，我也想放手，但我的肺始终在寻求空气，妈妈扑在爸爸怀里泣不成声地说了句话，我真希望自己没听到，也希望她永不知道我听见了。她说：“我再也不是一个母亲了。”这话让我非常难受，仿佛摧心剖肝，五内俱焚。

在整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期间，我不停地想起那句话。我没法把当时的情景从脑海中赶走，她说那句话时的语气，仿佛自己再也好不起来了，而这很可能是真的。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决定维持原样，只不过要更频繁地为我排出积液。结束之前，我问大家我能不能去阿姆斯特丹，西蒙斯医生笑了，是真的笑出了声。随后玛丽亚医生说：“有何不可？”西蒙斯满腹狐疑地问：“有何不可？”玛丽亚医生说：“是啊，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去，反正飞机上都有供氧装置。”西蒙斯医生说：“他们会让呼吸机过安检门吗？”玛丽亚说：“嗯，要不然也可以在飞机上为她准备一台。”

“海蓁是接受法兰昔弗治疗最有前途的存活者，起码是其中之一——让这样一个病人飞八小时，其间无法与最熟悉她病情的仅有几位医生联系，在我看来这是灾难性的处方。”

玛丽亚医生耸耸肩。“会增加一些风险，”她承认，但随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不过这是你的人生。”

可惜这人生并非真由我说了算。开车回家的路上，爸妈达成一致：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除非医生认可此行毫无危险。

奥古斯塔斯那天晚饭后打电话给我。我已经上床了——目前晚饭后等同于我的上床时间。我背靠无数枕头，小蓝依偎在身边，膝头放着电脑。

我接了电话，说：“坏消息。”他说：“靠，什么？”

“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了，我的一个医生觉得这不靠谱。”

他一秒钟没出声。“天，”他说，“我早该自己掏钱买票，应该那天带你直接从《时髦骨骸》雕塑出发去阿姆斯特丹。”

“那么一来我很可能在阿姆斯特丹缺氧丢掉小命，我的尸体只好用飞机货舱运回来。”我说。

“哎，嗯，”他说，“不过在此之前，我高贵的情圣姿态绝对已经打动了你，让我得逞了。”

我哈哈大笑，笑得太厉害，让我感觉到之前插胸管的地方隐隐作痛。

“你笑是因为我说准了。”他说。

我又笑起来。

“我说对了，是不是？”

“多半不是。”我说，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世事难料。”

他苦恼地呻吟一声。“我到死都是处了。”他说。

“你是处？”我惊讶地问。

“海蓁·格蕾丝，”他说，“你手边有纸和笔吗？”我说有。“好，请画一个圆圈。”我照办。“现在在那个圆圈里画个小圆圈。”我照办。“大圆圈是天下处男处女，小圆圈是所有十七岁的独腿少年。”

我又笑起来，然后对他说，大部分社会交往都发生在儿童医院，同样也无助于滥交。然后我们聊起彼得·范·豪滕才华超群的绝妙评论，时间如荡妇。尽管我在床上，他在自家地下室，感觉却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行存在的第三空间，那真是一处我喜欢和他一起驻足的好地方。

然后，我挂了电话，爸妈跑到我房间来了。老实讲我的床不够躺三个人的，但他们还是一左一右挤在我身边，一起在我的小电视上看《全美超模大赛》。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赛琳娜被淘汰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高兴异常。后来，妈妈帮我安好呼吸机，掖好被子，爸爸在我额头上留下一个满是胡茬感的吻，然后我合上眼睛。

呼吸机基本上完全接手控制了我的呼吸，这种感觉令人相当不快，但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声音。我吸气，它就隆隆作响；我呼气，它又发出呼呼声。我一直想，它的声音就像一只龙在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好像我有一只宠物龙，它蜷在我的床旁边，对我无比依恋，以至于连呼吸节奏都要跟我一致。我就这么想着，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我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查了电子邮件，然后，我开始炮制一封给彼得·范·豪滕的电邮，告诉他我没法去阿姆斯特丹，但我可以拿我母亲的生命起誓，我绝不会把关于角色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还有，我根本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极端自私。还有，拜托他可不可以就告诉我荷兰郁金香老爹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娜的妈妈有没有嫁给他，还有仓鼠西西弗斯怎么样了。

但我没有寄出这封邮件。就连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太可悲了。

三点左右，我猜奥古斯塔斯应该已经放学回家了，就跑去后院给他打电话。我一边听电话铃响，一边坐在草地上，草地上杂草丛生，到处都是蒲公英。秋千架还在那儿，我小时候为了荡得高，在地上蹬出了小沟，现在小沟已经长满野草。我还记得爸爸从玩具反斗城把这套秋千买回家，请邻居一起帮忙在后院安装的事。他坚持要第一个坐上去测试一下，那玩意差点儿被他压垮。

天空灰沉沉的，充满了雨的湿气，但还没下雨。我听到电话转到奥古斯塔斯的语音信箱，就挂了，把电话放到身边的地上。我一直盯着秋千架看，心想，我愿意拿余生所有生病的时间交换几天健康的日子。我努力告诉自己，本来还可能更糟，告诉自己世界不是个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还有，我和癌症和平共处而不是被它逼至绝路，我不能在它弄死我之前就放弃生命。然后，我开始喃喃地一个劲儿说“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没完没了，直到意义与声音脱节。直到他回我电话。

“嗨。”我说。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又说。

“你在哭吗，海蓁·格蕾丝？”

“也许吧。”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让他告诉我故事结束后的事，还有，我就是不想要我的人生。还有，天空让我沮丧。还有，这儿有一套旧秋千架，我小时候爸爸帮我搭的。”

“我得立即看一看这座泪之秋千架，”他说，“我二十分钟后到。”

我待在后院没进屋，因为我一哭妈妈就关心过头，让我透不过气来。因为我不常哭，我知道她一定会想跟我“谈谈”，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治疗方案什么的，一想到那全套谈话我就有点反胃。

倒不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什么特别辛酸、清晰如昨的画面：健康的爸爸推着健康的孩子，孩子喊着“再高点再高点”，或诸如此类带有隐喻性回响的时刻。并非如此。秋千架就伫立在那儿，被抛弃了，两个小秋千一动不动，悲伤地悬在灰沉沉的木架子上，秋千座的轮廓就像小孩涂鸦画出来的微笑。

我听到身后的推拉玻璃门打开的声音，扭过头，是奥古斯塔斯。他穿着卡其色裤子，纽扣领短袖格子衬衫。我用袖子擦擦脸，对他露出一个微笑，说：“嗨。”

他花了一秒钟在我身边坐下，相当不雅地一屁股落地，同时皱了皱眉。最终他说：“嗨。”我看着他。他望向我身后，目光投到后院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用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肩说，“那他妈的确实是座悲伤的秋千架。”

我把头埋到他肩上。“谢谢你过来。”

“你明白即使跟我保持距离，我对你的深情也丝毫不减。”他说。

“也许吧。”我说。

“一切试图让我幸免于你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说。

“为什么？你为什么竟然会喜欢我？这一切你难道还经历得不够吗？”我问。我想起了卡罗琳·玛瑟斯。

格斯没回答。他只是紧抱着我，手指有力地按在我的左臂上。“我们要处理一下这该死的秋千架。”他说，“相信我，百分之九十的问题出在它身上。”

我情绪平复后，我们进了屋，亲密无间地并排坐在沙发上，笔记本一半搁在他的（假）膝盖上，一半在我膝盖上。“好热。”我说笔记本底座。

“现在吗？”他微笑。格斯打开了一个叫作“免费无忧”的赠物网站，我们一起写了个广告。

“标题？”

“秋千架需要家。”我说。

“孤独绝望的秋千架需要温暖的家。”他说。

“轻度恋童癖的孤独秋千架寻找孩子的小屁屁。”我说。

他大笑。“这就是原因。”

“什么？”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你知不知道遇到一个会把‘恋童癖’这个词变成褒义的热辣美女有多难得？你忙着做你自己，完全没意识到你有多与众不同、空前绝后。”

我用鼻子深吸一口气。世界上的空气从来不够用，但在那一刻缺得特别严重。

我们一起写广告，你编辑我的，我修改你的，最后捣鼓出下面这样一篇东西。

孤独绝望的秋千架需要温暖的家

一座历经风霜但结构坚固的秋千架正在寻找新家，与您的孩子一起创造美好回忆。将来有一天，他/她或他们望见后院时，会感到一阵绝望的伤怀愁绪隐隐作痛，恰如今天下午我的感受一样。世上一切都脆弱速朽，亲爱的读者，但这座秋千架会温柔而安全地帮助您的孩子逐渐见识到人生的起起落落，也会教会您的孩子（们）最重要的一课：不管你蹬得多用力，不管你荡得有多高，也永远不可能翻过去。

该秋千架目前定居于斯普林米尔83号。

做完这件事，我们打开了电视，但找不到什么可看的，于是我去我房间，从床边的桌上拿了《无比美妙的痛苦》回客厅，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给我朗读，妈妈一边做午饭一边旁听。

“妈妈的玻璃眼往里一转……”奥古斯塔斯开口读起来。在他的声音里，我落入了情网，过程同入眠一样：开始蒙蒙眬眬，然后突然坠入。

我一个小时后查邮件，发现我们的秋千架有了好多个追求者，可以挑挑拣拣。最后，我们选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奥尔瓦雷的家伙，他附上了一张三个孩子玩电子游戏的照片，主题写着“我只想让他们到外面去”。我给他回了邮件，让他有空来取。

奥古斯塔斯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互助小组，但我真的很累，因为我这个全职癌症病人一天到晚工作太辛苦，所以我说不去。我们本来一起坐在沙发上，他直起身子作势要走，却又倒回沙发，偷偷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奥古斯塔斯！”我说。

“出于友谊。”他说，然后又直起身子，这次真的站了起来，朝我妈那边走了两步，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我妈张开双臂打算拥抱他，他却凑过去吻了我妈面颊一下。然后奥古斯塔斯转身看着我：“看见了？”

吃完晚饭我就上床了，呼吸机的声音淹没了我房间之外的整个世界。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座秋千架。

我睡了很长时间，足足十小时，可能是因为我在缓慢恢复中，也可能因为睡眠战胜癌症，还可能因为我是个没有特定起床时间的青少年。我身体还太虚弱，不能回MCC去上课。我迷瞪半天最终决定起床，摘掉了呼吸机的鼻罩，插上氧气鼻管，打开氧气瓶，然后从床底下摸到笔记本电脑，那是我昨晚藏在那儿的。

我收到了一封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发来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海蓁：

我收到神灯基金会的消息，说你要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及你母亲一起来阿姆斯特丹见我们，五月四日抵达。只有一个星期了！彼得和我很高兴，简直等不及认识你们。你们下榻的费罗素夫酒店离彼得家只有一条街。也许我们应该给你们一天时间倒倒时差，对吗？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将在五月五日早晨在彼得家见面，也许十点钟吧，可以喝杯咖啡，让他回答你关于他作品的问题。然后，也许稍晚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或安妮·弗兰克故居游览一番？

但愿诸事如意。

《无比美妙的痛苦》作者

彼得·范·豪滕先生之执行助理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

“妈。”我叫。没有回答。“妈！”我大声嚷。还是没有回答。再大点声：“妈妈！”

妈妈冲进来，胳膊底下裹着一条磨薄了的粉红色旧浴巾，浑身滴水，神色慌乱。“出什么事了？”

“没事，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淋浴。”我说。

“泡澡。”她说，“我刚想……”她闭上眼睛，“我刚想花五秒钟泡个澡。对不起。什么情况？”

“你能不能给灯神打电话，告诉他们旅行取消了？我刚收到彼得·范·豪滕的助理发来的邮件，她还以为我们要去呢。”

妈妈抿起嘴唇，眯着眼睛斜望着我。

“怎么了？”我问。

“我不该在爸爸回家之前告诉你的。”

“怎么？”我再问一遍。

“旅行没取消。”她终于说，“玛丽亚医生昨晚给我们打电话了，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你应该过你自己……”

“妈，我太爱你了！”我大叫起来，妈妈自觉走到床前投怀送抱。

我给奥古斯塔斯发短信，因为我知道他在学校。

五月三号还有空？：-）

他立即回了短信：

万事俱备，只欠沃特斯。

只要我能再坚持活一礼拜，我就能知道安娜的妈妈和荷兰郁金香老头的秘密了！我低头透过衬衣看着胸口。

“给老子坚持住。”我悄声对我的肺说。

9

我们出发去阿姆斯特丹前一天，我又去了互助小组，这是与奥古斯塔斯相识之后我第一次回那儿。在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里倾情出演的阵容稍微有些变化。我到得早，有足够的时间一边靠在甜点桌上吃杂货店买的巧克力饼干，一边听常年“强壮有力”的阑尾癌幸存者丽达给我更新每个人的近况。

十二岁的白血病患者麦克尔已经去世了。丽达对我说他战斗得很顽强，好像还有不顽强的战斗似的。其他人都还在。肯接受过放疗后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卢卡斯复发了，她说这句话时悲伤地微笑了一下，还稍微耸了耸肩，表情如同说酗酒者酒瘾复发一样。

一个胖乎乎的可爱姑娘走到桌子前面，跟丽达打招呼，然后向我介绍说她叫苏珊。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但她脸上有一条伤疤，从鼻翼经过嘴唇一直延伸到面颊。她用化妆掩饰那条疤，结果却更加突显了。我站得太久，觉得有点儿喘不上气，于是说：“我得坐下来。”这时电梯门开了，从里面出来的是艾萨克和他妈妈。他戴着太阳镜，一只手紧紧攥着他妈妈的胳膊，另一只手拿着根手杖。

“互助小组的海蓁不是莫妮卡。”我等他走近才说。他微笑起来，说：“嘿，海蓁。你好吗？”

“挺好。自从你眼盲之后，我修炼成了真正的魔鬼身材哦。”

“那还用说。”他说。他妈妈把他领到椅子边，吻了吻他的头顶，拖着脚走回电梯。艾萨克低下身子摸索一番才坐下。我坐到他旁边的椅子上，问：“你怎么样？”

“挺好。很高兴回到家，我猜。格斯前几天告诉我你进了ICU？”

“是啊。”我说。

“真糟。”他说。

“我现在好多了，”我说，“明天我要和格斯一起去阿姆斯特丹。”

“我知道。你的事情我知道得挺多的，因为格斯，从来，不，谈，别，的，事。”

我微笑。帕特里克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能否都坐下？”他与我目光相遇，“海蓁！”他说，“见到你太高兴了！”

大家都坐下了，帕特里克开始再次讲述他的失蛋人生，我立即进入互助小组的例行程序：和艾萨克通过叹气声交流；为房间里的每个人感到难过，也为房间外的每个人难过；在谈话声中走神，专心感受我的呼吸困难和疼痛。世界照常运转，永远如此，即使没有我的全心参与亦然。直到有人说了我的名字，我才从神游天外的冥想里惊醒。

那是强者丽达。处在康复期的丽达。金发、健康、壮实的丽达，高中时还曾是游泳队一员。仅仅失去阑尾的丽达说着我的名字，她说：“海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真是这样。她一直坚持战斗，每天早上醒来，无怨无悔地投入战争。她那么坚强，比我坚强多了。我真希望自己有她那么坚强。”

“海蓁？”帕特里克问，“这让你感觉如何？”

我耸耸肩，朝丽达望去。“我可以把坚强让给你，如果我像你一样在康复期。”话一出口，我就觉得内疚起来。

“我觉得丽达不是那个意思，”帕特里克说，“我觉得她……”但我已经没在听了。

我们为生者祈祷，又为死者念完了无穷无尽的祷文（末尾加上了麦克尔的名字），最后我们手挽手，说：“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

丽达立即飞奔到我面前，满口道歉，不住解释。我说：“不用，不用，真的没关系。”我好不容易挥手送她离开，然后跟艾萨克说：“愿意陪我上楼去吗？”

他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一起往电梯走去，我暗自庆幸有借口避开楼梯。快走到电梯时，我看到他妈妈站在“耶稣之心”的角落里。“我在这儿。”她对艾萨克说，于是艾萨克放开我的胳膊，挽住他妈妈，然后说：“要不要来我家？”

“当然。”我说。我为他感到难受。尽管我讨厌人们对我表露出同情，我却无法阻止自己对他产生同样的感情。

艾萨克住在麦瑞迪安山，他家是一栋平房，旁边有一所高级私立学校。我们坐在客厅，他妈妈去厨房做晚饭，然后他问我要不要玩游戏。

“当然。”我说。于是他让我给他拿遥控器。我给了他，他打开电视和与之相连接的电脑，电视屏幕是黑的，但几秒钟之后，从里面传出一个低沉的嗓音。

“骗局。”那个声音说，“一个玩家还是两个？”

“两个，”艾萨克说，“暂停。”然后他转向我，“我总和格斯玩这个游戏，但常被他气个半死。他完全是个自杀型的电脑游戏玩家。他，怎么说呢，太好斗了，总豁出去拯救平民什么的。”

“嗯。”我说着想起了碎奖杯之夜。

“解除暂停。”艾萨克说。

“玩家一，身份验证。”

“这里是玩家一的超级性感声音。”艾萨克说。

“玩家二，身份验证。”

“我猜我就是玩家二吧。”我说。

（麦克斯·梅翰上士和列兵贾斯帕·杰克斯醒来，发现置身一间黑暗、空旷的屋子里，屋子大约十二平方英尺。）

艾萨克指指电视，好像我应该对着它说话还是怎么的。“呃，”我说，“有电灯开关吗？”

（没有。）

“有门吗？”

（列兵杰克斯发现了门。门是锁着的。）

艾萨克插进来。“门框上面有把钥匙。”

（正确。）

“梅翰打开门。”

（仍然一片黑暗。）

“拿出刀。”艾萨克说。

“拿出刀。”我也跟着说。

突然从厨房蹿出来一个小孩，我猜是艾萨克的弟弟。他大概十岁，瘦长结实、精力过剩，他差不多是跳着掠过客厅，然后大喊一声“杀死我自己！”模仿艾萨克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

（梅翰上士把刀放到自己脖子上。你确定你——）

“不。”艾萨克说，“暂停。格雷厄姆，别让我揍你。”格雷厄姆兴奋得咯咯笑着从走廊偷偷溜走了。

作为梅翰和杰克斯，艾萨克和我在这个黑洞洞的地方摸索着前进。我们撞到一个家伙，用刀捅死了他，但在此之前从他嘴里套出了信息：我们身处一座乌克兰洞穴监狱，位于地下一英里外。我们继续前进，奔流的地下河水声、乌克兰语和带口音的英语说话声等声音效果指引着我们穿过洞穴，但这个游戏里没什么东西可看。玩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听到一个绝望透顶的囚犯的哭喊声：“上帝，救救我！上帝，救救我！”

“暂停。”艾萨克说，“就是这儿，到了这儿格斯总是坚持要找到那个囚犯，根本不顾这么做会输掉游戏。实际上真正解放囚犯的唯一方法是赢得游戏。”

“是啊，他玩游戏玩得太一本正经，”我说，“他对隐喻有点儿过于倾心了。”

“你喜欢他吗？”艾萨克问。

“我当然喜欢他，他那么好。”

“但你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耸耸肩。“很复杂。”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想给他一些他无法应付的东西，你不想让他‘莫妮卡’你。”他说。

“也许吧。”我说，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我不想“艾萨克”他。“为莫妮卡说句公道话，”我说，“你对她做的事情也不怎么好。”

“我？我对她做了什么？”他戒备地问。

“你知道的，失明还有其他这一切。”

“可那不是我的错。”艾萨克说。

“我没说那是你的‘错’。我只是说那不算‘好’。”

10

我们只能带一个旅行箱。我拿不了箱子，妈妈坚持说她拿不动两个，因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地争夺黑色旅行箱里的空间。这个旅行箱是爸妈得到的结婚礼物，可怜这老古董本应在异国风情中度过大好年华，结果却只落得常年往返于代顿和本地之间，因为爸爸供职的莫里斯房地产公司在代顿有个办事处，爸爸常去那儿出差。

我和妈妈据理力争，说我应该占旅行箱略多于一半的空间，因为说到底，要是没有我和我的癌症，我们根本就去不了阿姆斯特丹。妈妈迎头反击，说因为她的体积是我的两倍，她需要更多的实体织物来维持端庄得体，因此她至少有权占领旅行箱的三分之二。

最后，我们谁也没赢。就这么着吧。

我们的航班中午才起飞，但妈妈早上五点半就把我叫醒了，她打开灯，大叫一声：“阿姆斯特丹！”整个早上她都跑来跑去确认我们带没带国际转换插头，检查了四五遍我们旅途带的氧气瓶数目是否无误，氧气是否全都装满了，等等。在此期间，我则滚下床来，穿上我的“阿姆斯特丹旅游行头”——牛仔裤，粉色紧身背心，还有一件黑色羊毛开衫，怕飞机上太冷。

六点一刻，行李都装上了车，妈妈坚持说我们应该和爸爸一起吃早饭，可是我从道义上反对天亮之前吃早餐，因为我又不是需要攒足体力在地里辛苦一天的十九世纪俄国农民。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往肚子里填了点鸡蛋，爸妈则美餐了一顿他们最喜欢的自制改良版鸡蛋“麦满分”。

“为什么早餐非得吃早餐吃的东西呢？”我问他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早餐不吃咖喱？”

“海蓁，快吃。”

“可是到底为什么啊？”我问，“我是认真的，为什么炒鸡蛋一直就是早餐的专属材料？你可以用培根做三明治，谁也不会大惊小怪。但是一旦三明治里有鸡蛋，哟！那就成了‘早餐’三明治了。”

爸爸嘴里塞满了吃的说：“等你们回来，我们就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满意啦？”

“我不想‘吃早餐的东西当晚餐’。”我答道，把刀叉交叉搁在我几乎没怎么动的盘子上，“我想吃炒鸡蛋当晚餐，但不想听这种荒谬的解释，说什么只要有炒鸡蛋就是早餐，即使晚上吃也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你得谨慎挑选自己的战斗，海蓁，专心更容易成功。”妈妈说，“不过如果这就是你想捍卫的事业，我们都会站在你身后支持你。”

“我要站远一点。”爸爸补充说，妈妈大笑起来。

无论如何，我知道这很傻，但我真的有点儿为炒鸡蛋感到难过。

他们吃完之后，爸爸洗盘子，送我们去车上。当然，他哭了起来，吻了我的脸颊。他湿漉漉、满是胡茬的脸贴着我，鼻子抵在我的颧骨上，悄声说：“我爱你。我真为你骄傲。”（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在心里想。）

“谢谢，爸。”

“几天之后见，亲爱的。我太爱你了。”

“我也爱你，爸。”我微微一笑，“再说只去三天。”

我们在车道上倒车的时候我一直对他挥手，他也一直向我挥手，哭个不停。我突然想到，他很可能在想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很可能生命中的每一天早上出门上班时都这么想，而那很可能糟透了。

妈妈和我开车到奥古斯塔斯家，到了之后，她让我待在车里休息，但我坚持跟她一起往门口走去。走近他家的时候，我听到房子里有人在哭。一开始我没想到那是格斯，因为那声音和他平时说话的低沉声线完全不一样，可后来我听到一个绝对是他的但有些扭曲的声音说：“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妈妈，它属于我。”我妈妈飞快地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肩，把我转了个方向，推着我往车那边快步走去，我说：“妈，出什么事了？”

她说：“我们不能偷听，海蓁。”

我们回到车上，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外面。

我们对他家的房子注目片刻。房子这东西有一点颇为诡异，就是虽然它们包容着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看起来却永远是一副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我想知道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建筑的意义所在。

“嗯，”过了一会儿妈妈说，“我们来得太早了，我猜。”

“说的好像逼我五点半就爬起来的人不是你似的。”我说。妈妈伸手到我们俩的座椅之间拿出咖啡杯，啜了一口。我的电话振动起来：奥古斯塔斯来了短信。

实在难以决定穿什么好。你喜欢我穿POLO衫还是纽扣领衬衫？

我回复：

纽扣领。

三十秒后，大门开了，奥古斯塔斯微笑着出现在门口，身后拖着带轮的旅行包。他穿着一件熨过的天蓝色纽扣领衬衫，下摆掖在牛仔裤里；嘴唇上，一根骆驼特醇香烟晃晃悠悠。我妈妈下车跟他打招呼，他暂时把烟拿下来，用我熟悉的那种自信十足的嗓音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夫人。”

我从后视镜看着他们，直到妈妈打开后备厢。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打开后面的车门，开始从事单腿爬进汽车后座的复杂活动。

“你想坐前面来吗？”我问。

“绝对不想。”他说，“另外，你好，海蓁·格蕾丝。”

“嗨，”我说，“好吗？”

“好吧。”他说。

“好吧。”我说。

我妈上了车，关上车门。“下一站，阿姆斯特丹。”她宣布。

这话并非完全准确。下一站是机场的停车场，然后有一辆大巴载我们去航站楼，然后是敞篷电瓶车送我们到安检通道。通道尽头，安全管理局的那家伙嚷嚷着说，我们的包里最好别有枪支啦弹药啦超过三盎司的液体啦，我跟奥古斯塔斯说：“观察评论：排队也是一种受压迫的方式。”他说：“千真万确。”

我不愿意被搜身，于是选择从安检门过，不带轻便小推车、不带氧气瓶，甚至把塑料鼻管也取下来了。我从全身扫描X光机里走过，这是好几个月来我在没有氧气帮助的情况下迈出的第一步，那种感觉棒极了，轻装前进，如同恺撒渡过卢比孔河。X光机用沉寂宣告：我是一个未曾金属化的生物，不管这种状态为时多么短暂。

我觉得掌握了自己身体的主权，那种感觉很难准确描述。我只能说，小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沉重的大书包，走到哪儿都背着它，里面装着我所有的书。如果我背着包的时间太久，终于把它放下来时，我就会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了。

十秒钟之后，我发觉我的肺如同傍晚的花朵，好像要收缩起来似的。我赶紧在机器旁边灰色的椅子上坐下，努力调整呼吸，我咳得像咯咯作响的阵雨，感觉难受极了，直到最后我终于又插好了鼻管。

即使插好鼻管之后也还是很痛。疼痛一直存在，它把我往自己体内拉扯、拖曳，要求被感觉到。当身外世界里的什么东西需要我的评论或者注意时，我总感觉好像是突然从疼痛中被叫醒。妈妈担心地看着我，她刚说了句什么。她说的是什么来着？然后我想起来了。她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

“阿姆斯特丹！”她低声嚷道。

我微笑起来，也说道：“阿姆斯特丹。”她伸出手，把我拉起来。

我们在预定登机时间前一个小时来到登机口。“兰卡斯特太太，您真是个守时的人，令人难忘。”奥古斯塔斯说着，坐在我身边，候机区基本上没什么人。

“嗯，严格来讲我并不很忙，所以容易做到。”她说。

“你够忙了。”我对她说，尽管我觉得妈妈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我。当然了，当我爸的妻子是另一个职责，因为爸爸对于很多事都有点儿不太在行，比如理财、做饭、请管道工，除了在莫里斯房地产有限公司上班之外的事情，他全一窍不通。不过我妈最主要的职责还是照顾我。她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和我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全然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登机口附近的座位逐渐开始有人了，奥古斯塔斯说：“出发之前我要去买个汉堡，要不要帮你买什么？”

“不用了。”我说，“不过我真的欣赏你拒绝屈服于早餐方面的社会习俗。”

他稍微歪歪头，困惑地看着我。“海蓁刚就炒鸡蛋被孤立和边缘化的问题产生了疑问。”妈妈帮我解释。

“炒鸡蛋和早晨有根本上的联系吗？我们居然都轻率地接受了，这种敷衍了事的人生态度简直令人尴尬。”

“我想深入讨论这点，”奥古斯塔斯说，“不过现在我快饿死了。马上回来。”

二十分钟后奥古斯塔斯还没回来。我问妈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从那本难看的杂志上抬起头来，只说了一句：“他可能只是去洗手间了吧。”

一个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过来把我的氧气瓶拆掉，换上飞机上专用的。那位女士跪在我面前操作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为了掩饰尴尬，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

他没回复。妈妈似乎并不担心，但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对阿姆斯特丹之行构成毁灭性打击的命运转折（拘捕，受伤，精神崩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无关癌症。

验票台后面的女士宣布，需要额外时间的人士可以开始提前登机了，候机区的每一个人都直截了当地朝我看过来。就在这时，我看到奥古斯塔斯一瘸一拐飞快地朝我们走来，单手拿着麦当劳的袋子，背包挂在一边肩膀上。

“你去哪儿了？”我问。

“排队排得超级长，抱歉。”他说着伸手拉我起来，我接受了，我们肩并肩走到登机口去提前登机。

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看着我们，猜测着我们有什么病，会不会死，还有我妈妈真是个英雄母亲，如此种种。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患了癌症之后最糟糕的一点：有形有质、咄咄逼人的疾病证据将你和他人分隔开来。我们是他者，不可调和。而当我们三个走进空荡荡的机舱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空中乘务员满怀同情地向我们点头，示意我们的座位在靠后的地方。我们三个人坐一排，我在中间，奥古斯塔斯靠窗，妈妈靠走道。我有点被妈妈包围的感觉，于是往奥古斯塔斯那边挪了挪。我们的座位正好在飞机翅膀后面。他打开袋子，打开汉堡包的包装纸。

“关于鸡蛋的问题，”他说，“是这样的，早餐传统赋予了炒鸡蛋某种神圣符号的意味，对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给自己弄点培根或者车打奶酪，墨西哥玉米面卷也好，早餐三明治或焗奶酪也罢。但炒鸡蛋呢？炒鸡蛋很‘重要’。”

“荒唐。”我说。这时候人们开始鱼贯走进机舱了。我不想看他们，所以我转过头，而转过头就等于看着奥古斯塔斯。

“我只想说，也许炒鸡蛋是被孤立了，但同时它也是特别的。炒鸡蛋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时代，就像教会一样。”

“你错得不能再错了。”我说，“你完全吃了你父母的十字绣抱枕上多愁善感的那一套。你的观点是脆弱、罕见的东西之所以美丽，纯粹因其脆弱和罕见。但这是假话，你也知道。”

“你真是个难以安慰的人。”奥古斯塔斯说。

“轻易得来的安慰不是安慰。”我说，“你以前也是罕见娇弱的花儿，你记得那是什么滋味。”

他有一阵子说不出话。“你真的知道怎么堵上我的嘴，海蓁·格蕾丝。”

“我有这个特权，也有这个责任。”我答道。

我还没脱离他的目光接触，他说：“听着，很抱歉，我避开了候机区。麦当劳的队伍其实没那么长，我只是……我只是不想坐在那儿让那些人看我们。”

“大部分时候是看我。”我说。单单瞟一眼格斯，很难知道他以前得过病，而我的病却是随身携带，这也是我成了宅女的主要原因。“奥古斯塔斯·沃特斯，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大家，现在却因为坐在带氧气瓶的女孩旁边感到难堪。”

“不是难堪，”他说，“是因为有时候他们让我恼火。而我今天不想恼火。”一分钟之后，他从口袋里挖出一包烟，打开盒盖。

大概九秒钟之后，一名金发空姐飞奔到我们的座位边，说：“先生，你不能在这趟飞机上吸烟。别的飞机也不行。”

“我不吸烟。”他解释道，说话的时候烟在嘴上舞蹈。

“可是——”

“这是个隐喻，”我帮他解释，“他把致命的东西放在嘴边，但不给这玩意儿真正杀死他的能力。”

空中小姐大惑不解，但只思考片刻便说：“那么，今天的航班上禁止这个隐喻。”格斯点点头，把烟放回烟盒。

我们终于在跑道上滑行起来，机长说“各位飞行乘务员，准备起飞”，然后两架巨大的喷气引擎轰鸣着，我们开始加速。“这感觉跟坐你开的车一样。”我说。他微微一笑，但仍然绷紧了下巴，于是我问：“还好吗？”

我们正在加速，突然格斯一把抓住扶手，睁大了眼睛，我把手放在他手背上，问：“好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瞪大眼睛望着我，我说：“你怕坐飞机？”

“过会儿告诉你。”他说。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我们离地了。格斯向窗外注目，望着地面在我们身后缩小，然后我感觉到我的手下面他的手放松了。他瞟了我一眼，又转向窗外。“我们正在飞。”他宣布。

“你以前从没坐过飞机吗？”

他摇摇头。“看啊！”他指着窗外压低声音叫道。

“嗯，”我说，“嗯，我看到了。我们好像在飞机上一样。”

“整个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他说。他满腔热情的样子看上去好可爱，我忍不住凑过去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提醒一句，我可在这儿，”妈妈说，“就坐在你身边。你的母亲，小时候牵着你的手领你迈出第一步的母亲哦。”

“是友谊之吻。”我提醒她，转过去也在她脸上来了一吻。

“感觉不特别像友谊。”格斯用刚能让我听见的声音喃喃道。当姿态高贵、钟爱隐喻的奥古斯塔斯变成吃惊的、兴奋的、单纯的格斯时，我完全无法抗拒。

我们先经过短暂的飞行到达底特律，然后下飞机，一辆小电瓶车接上我们，把我们送到去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这班飞机上每个座椅背后都有电视，我们飞到云层之上后，奥古斯塔斯和我就算好播放时间，同时在我们各自的屏幕上开始看同一部爱情喜剧。可惜，尽管我们按下播放键的时间完全同步，他的电影却比我的早开始几秒钟，于是在每个好笑的地方，我还没听明白笑点是什么，他就已经哈哈大笑了。

根据妈妈的周全计划，我们应该在飞行的最后几个小时睡上一觉，因为飞机早上八点降落，这样我们到达市区后，就能直接投入战斗，汲取生命的精华[1]什么的。于是，看完一部电影后，妈妈、奥古斯塔斯和我都吃了点儿安眠药。妈妈几秒钟之内就坠入梦乡，而奥古斯塔斯和我还很清醒，我们一起看了会儿窗外。天空澄澈，虽然我们看不见太阳落下，但能看到天空上倒映的余晖。

“天哪，那可真美。”我喃喃自语。

“初升的太阳在她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他说，那是《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句子。

“可这不是初升的太阳。”我说。

“在别的地方是在初升。”过了片刻他说，“观察评论：要是能坐一架超快的飞机，满世界转着圈儿追赶日出一定棒极了。”

“而且还能活得长一点。”他听到这话歪着头看着我。“你不知道吗？是因为相对论什么的。”他还是很困惑的样子。“跟静止不动相比，我们飞快运动的时候，要衰老得慢些。所以，眼下时间对我们来说比地面上的人过得慢些。”

“大学妞儿，”他说，“脑瓜真好使。”

我翻了个白眼。他用（真的那只）膝盖碰了一下我的膝盖，我也回碰一下。“你困吗？”我问他。

“一点不困。”他说。

“哦，”我说，“我也不困。”安眠药和麻醉剂对我不像对一般人那样起作用。

“想再看个片儿吗？”他问，“这儿有一部海蓁时代的波特曼演的电影。”

“我想看个你没看过的。”

最后我们看了《斯巴达三百勇士》，是部战争片，讲述了三百个斯巴达人为了保卫斯巴达，与进攻的上万波斯大军血战的故事。奥古斯塔斯的电影又比我的开始得早，每当看到电影里某人惊心动魄地被杀的镜头，他就忍不住爆出一句“该死”或者“必杀”，听了几分钟后，我侧身把头伸过去靠在他肩膀上，看他的屏幕，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真正一起看一部片子了。

《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主演是一帮高大健壮、裸着油亮上身的年轻小伙子，所以倒不算特别虐待眼睛，但这片子基本上从头到尾挥舞着剑却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尸体堆积成山，可我搞不太明白为什么波斯人那么坏，斯巴达人那么牛。引用《无比美妙的痛苦》中的话：“当代性这种东西最擅长这样一种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没有人失去有任何价值的任何东西，也许只除了他们的生命。”这些火并的泰坦天神也正是如此。

电影快到结尾处，几乎每个人都死了，有这样一个疯狂的片段：斯巴达人把死者的尸体堆起来成为一座尸墙。死者成了阻挡波斯人进入斯巴达道路上的一座巨大路障。我觉得这样血流成河未免有些无谓，于是我转开一会儿视线，问奥古斯塔斯：“你觉得总共死了多少人？”

他挥挥手不搭理我。“嘘，嘘。这段太过瘾了。”

波斯人进攻了，他们必须爬上那堵死亡之墙，而斯巴达人占领着尸山顶上的制高点。随着殉难者的增加，死尸之墙越垒越高，于是愈发难爬，每个人都疯了一般地挥剑/射箭，血流之河从死亡之山上滔滔而下，等等。

我把头从他肩膀上挪开，从一片血红中暂时拔出眼来喘口气。我看着奥古斯塔斯看电影，他无法抑制地咧嘴傻笑着。我眯着眼偷看我自己的屏幕上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最后波斯人终于占领了斯巴达，我又去看奥古斯塔斯。好人刚输了战斗，而奥古斯塔斯看上去却一脸十足的快乐。我又依偎到他身边，但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战争最终落下帷幕。

片尾滚动字幕的时候，他摘下耳机说：“抱歉，我刚才完全被高贵的牺牲感动得七荤八素了。你刚说什么来着？”

“你觉得一共死了多少人？”

“你是说，那个虚构电影里死了多少虚构人物？不够多。”他开玩笑。

“不是，我是说，那个，自古以来。那个，你觉得自古以来一共死过多少人？”

“我碰巧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目前活着的人有七十亿，死去的人大约有九百八十亿。”

“哦，”我说。我还以为，现在人口增长那么快，也许活着的人数会超过有史以来所有死去的人数呢。

“每个活人对应十四个死者。”他说。片尾的演员表还在滚动。我猜，一一标明所有尸体的身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的头仍靠在他肩上。“几年之前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奥古斯塔斯继续说，“我想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被记住。我是指，如果我们有系统地给每个活着的人分配一定数量的尸体，活人的数量足够记住所有的死者吗？”

“够吗？”

“当然。任何人都能说出十四个死人的名字。可是我们作为哀悼者是杂乱无章的，于是，结果许多人记住了莎士比亚，而没有一个人记住他的第五十五首十四行诗所写的那个人。”

“嗯。”我说。

一分钟的静默，然后他问：“你想看会儿书吗？”我说当然。我拿出诗歌课布置的一首长诗来读，是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格斯在重读《无比美妙的痛苦》。

过了一会儿他问：“写得好吗？”

“这首诗？”我问。

“嗯。”

“哦，好极了。诗里的这帮家伙嗑的药比我还多。《无比美妙的痛苦》怎么样？”

“仍然完美无瑕。”他说，“读给我听听。”

“这可不是那种可以坐在睡着的母亲旁边大声朗读的诗。里面写了，那个，鸡奸和天使粉。”我说。

“你刚提到了我最喜欢的娱乐项目之二。”他说，“好吧，那读点别的给我听？”

“呃，”我说，“可我没带别的诗……”

“那太糟了，我现在正满怀诗意呢。你还记得别的诗吗？”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我紧张地背起来，“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2]

“慢点儿。”他说。

我觉得有些羞怯，就好像我第一次告诉他《无比美妙的痛苦》时候的感觉。“嗯，好吧，好吧。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带着阴险的意图/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让我们快点去作客。”

“我爱上你了。”他轻声说。

“奥古斯塔斯。”我说。

“真的。”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可以看到他的眼角微微眯起，“我爱上你了，而剥夺自己说实话的简单乐趣——这种勾当我不打算干。我爱上你了，我知道爱只是虚空中的叫喊，我知道遗忘不可避免，我知道我们都注定在劫难逃，总有一天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重归尘土，我知道太阳会吞噬我们唯一拥有的地球，可我爱上你了。”

“奥古斯塔斯。”我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觉似乎身体里的一切都造起反来，好像我就快要在这奇异的痛苦的欢乐中溺毙，但我无法回应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看着他，也任由他看着我。最后他点点头，抿起嘴唇，转过头，把头靠在舷窗上。

[1] 汲取生命的精华：suck the marrow out of life，《瓦尔登湖》里的名言。

[2] 英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此处采用查良铮译文。

11

我想他后来肯定睡着了。最终我也睡着了，飞机放下起落架的时候才醒来。我嘴里的味道糟透了，为了不毒害飞机里的空气，我闭紧嘴巴。

我转过头去看奥古斯塔斯，他正注视着窗外。此刻，飞机缓缓下降，落入低垂的云层，我直起腰来看荷兰是什么样子。这片土地似乎就要整个沉到海里去了，只见一个个小小的绿色矩形，四面八方都被运河包围着。事实上，我们降落的轨迹就与一条运河平行，仿佛两条并排的跑道：一条我们用，一条水鸟用。

取到行李、过了海关之后，我们挤进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白得像面团儿，光头，英语说得溜极了——可以说比我说得还好。“能否去费罗素夫酒店？”我问。

他说：“你们是美国人？”

“是的。”妈妈说，“我们从印第安纳来。”

“印第安纳，”他说，“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偷了土地，只留下名字，嗯？”

“差不多吧。”妈妈说。出租车上路了，我们朝一条竖满了蓝色标志牌的公路开去，标志牌上的地名全都有双元音：Oosthuizen，Haarlem。公路两边，大片平坦宽阔的土地绵延数英里，只偶尔点缀着一些公司总部的巨型建筑。一句话：荷兰看起来跟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样，只不过汽车小一点。“这是阿姆斯特丹？”我问司机。

“是也不是。”他说，“阿姆斯特丹就像树的年轮：越靠近中心越古老。”

景色的变化发生在突然之间。一下公路，我就看到了想象中成排的房屋，摇摇欲坠地倚着运河而建，自行车无处不在，咖啡馆外的招牌写着“宽敞吸烟室”字样。我们经过一条运河，从桥上能看到水上停泊着船屋。这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它看上去就像一幅古老的画作，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晨光里，一切都充满诗情画意、田园风光。我想，如果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切几乎全是由已死的人建造的，那该是多么奇妙而又奇怪呀。

“这些房子很古老吗？”妈妈问。

“运河边的这些房子大多都是黄金时代建的，那是十七世纪。”他说，“我们的城市有丰富的历史，纵然许多旅游者只想看红灯区。”他顿了顿，“有些旅游者觉得阿姆斯特丹是一座罪恶之城，但事实上，这是一座自由之城。而绝大部分人在自由之中找到的只是罪恶。”

费罗素夫酒店的房间全都以哲学家命名[1]，妈妈和我住在一楼的克尔凯郭尔房间，奥古斯塔斯住在我们楼上，房间名叫海德格尔。我们的房间很小，一张双人床紧靠墙边，我的BiPAP呼吸机、制氧机和十二个可充装氧气瓶都放在床脚边。这些设备的另一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佩斯利旋涡图案的旧单人沙发，颜色灰暗，坐垫已经陷了下去。床上方有一排书架，上面放着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集。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藤编篮子，里面放满了灯神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有木鞋、一件橙色的荷兰文化衫，还有巧克力和糖果。

费罗素夫酒店临近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冯德尔公园，妈妈想去公园走走，但我已精疲力竭，于是她把呼吸机打开，把鼻罩按到我脸上。我讨厌戴着这玩意儿说话，但还是说：“你去公园吧，我醒了给你打电话。”

“好的，”她说，“睡个好觉，宝贝。”

几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妈妈坐在角落里那把古老的小沙发上读一本导游书。

“早上好。”我说。

“事实上现在是傍晚。”妈妈说着叹了口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她走到床前，往轻便推车里放了一个氧气瓶，连上导管，同时我取下呼吸机鼻罩，把鼻管塞进鼻子。她把氧气瓶设定在一分钟二点五升，也就是说这一瓶可以用六小时——然后我起了床。“你感觉怎么样？”她问。

“挺好。”我说，“好极了。冯德尔公园怎么样？”

“我没去。”妈妈说，“不过在导游书里读到了详细介绍。”

“妈，”我说，“你不用待在这儿的。”

她耸耸肩：“我知道，但我想这样。我喜欢看你睡觉。”

“听起来像游戏里的变态偷窥狂。”她自嘲地笑起来，但我还是感觉很糟，“我只想让你玩得开心，知道吗？”

“好的，我今晚就去找乐子，好吗？等你和奥古斯塔斯去吃晚餐的时候，我就去体会一把疯狂老妈的感觉。”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问。

“对，我不去。事实上，你们的位子已经订好了，在一个叫‘橙意’的餐厅。”她说，“范·豪滕的助理安排的，那地方在约旦区，从导游书上看来，是个非常高级的餐厅。这附近就有个电车站，奥古斯塔斯知道怎么走。你们可以在露天吃饭，看水上的小船划过。一定会很愉快的，非常浪漫。”

“妈。”

“我只是说说而已。”她说，“你该换衣服了。或许，穿那条吊带裙？”

这一荒唐情景简直要叫人惊叹：一位母亲打发她十六岁的女儿和十七岁的男孩单独出门，而且还是在以开放著称的异国城市。然而这也是死亡的副作用之一：我不能跑步、不能跳舞、不能吃含氮丰富的食物，但在自由之城里，我是它最无拘束的子民之一。

我果真穿了那条吊带裙——花朵图案、蓝色印花及膝裙，Forever21出品，配连裤丝袜和低跟玛丽珍鞋，因为我喜欢比他矮很多的感觉。我在那间小得可怜的浴室里和睡觉时被压得一塌糊涂的发型搏斗了一会儿，最后一切都恰到好处，我看起来活像二○○五年前后的娜塔莉·波特曼。下午六点整（美国印第安纳时间的中午）响起了敲门声。

“谁呀？”我在屋里说。费罗素夫酒店的门上没有猫眼。

“好啦。”奥古斯塔斯的声音。我可以听出他嘴里叼着烟。我低头看看自己，这条吊带裙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了我的胸部和锁骨，奥古斯塔斯绝对没见过。倒不至于色情什么的，但基本上就我的极限而言，能露的都露了。（在衣着方面我妈有一句格言，我也坚决支持：“兰卡斯特家的人绝不露腰。”）

我拉开门，奥古斯塔斯穿了一件窄翻领的黑色西服，剪裁无懈可击，里面是浅蓝色礼服衬衫和黑色细领带。他一边嘴角扬起，另一边叼着一根烟。“海蓁·格蕾丝，”他说，“你看起来美极了。”

“我……”我张口结舌，拼命希望下面的话能跟着通过声带的气流自己跑出来，但什么也没发生。最后，我说：“我感觉自己穿得不够隆重。”

“啊，又来这一套？”他微笑地望着我说。

“奥古斯塔斯，”妈妈在我身后说，“你看起来英俊绝伦啊。”

“谢谢您，夫人。”他说。他向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他，回头望了妈妈一眼。

“十一点见。”她说。

我们在一条交通繁忙的宽阔马路上等1路电车，我问奥古斯塔斯：“这是你参加葬礼穿的西服吧，我猜？”

“事实上，猜错了。”他说，“我参加葬礼的西服可比这套差多了。”

白蓝相间的电车来了，奥古斯塔斯把我们的乘车卡递给司机，但司机说应该在一个圆形的感应器上刷一下。我们上了拥挤的电车，一位老人站起来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想告诉他不用，请他坐下，可他坚持向座位比着手势。我们坐了三站，我靠在格斯身上，一起看窗外。

奥古斯塔斯指着路边的树冠问我：“看到那个没？”

我看到了。沿着运河处处都生长着榆树，它们的翅果漫天飘飞。榆树的翅果长得并不像果子，而是像极了漂去颜色的微缩玫瑰花瓣。这些苍白的花瓣在风中追逐聚集，就像一群群鸟儿——成百上千的鸟群，又像春天的暴风雪。

给我们让座的那位老人看到我们在留意翅果，就用英语说：“这是阿姆斯特丹的春雪。榆树扬起彩纸碎屑在迎接春天呢。”

我们转了一趟电车，又坐了四站，来到一条小街，一条美丽的运河穿街而过，古意盎然的桥和运河旁风景如画的红砖房倒映在河水里，随波荡漾。

橙意餐厅离电车站只有几步之遥。餐厅和露天座位分别位于街道的两边，露天座位设在一个高于地面的水泥台上，紧邻运河。女招待看到奥古斯塔斯和我向她走过去，眼睛亮了起来：“沃特斯先生和太太？”

“也许吧……”

“你们的桌子在这边。”她一边说一边指向街对面一张小桌子，离运河只有几英寸远，“香槟是我们免费赠送的。”

格斯和我对视一眼，微笑起来。我们走过街道，他替我拉开椅子，我坐下时他又帮我把椅子推进去。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上，果然有两只高脚玻璃杯盛着香槟。傍晚的阳光正好抵消了空气中的些许寒意，许多人骑自行车从我们身边路过——衣着考究的男男女女下班后骑车回家，漂亮得不像话的金发女郎侧坐在朋友自行车的后座上，没戴头盔的小不点儿在爸妈背后的塑料座椅上一路颠簸。我们的另一边，运河里，成千上万的翅果铺满了河面，砖垒的岸边停泊着积了半船雨水的小船，有的已经快沉了。河里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船屋浮在趸船上；运河中央，一条平底敞篷船上随意摆放着花园椅和便携式音响，闲闲地向我们漂过来。奥古斯塔斯拿起香槟酒向我举杯，我也举起酒杯，尽管我除了啜过一两口老爸的啤酒，从来没喝过酒。

“好吧。”他说。

我也说：“好吧。”然后我们碰了碰杯。我轻抿一口，香槟里那些微小的泡泡在我嘴里融化，然后一路向北，直冲大脑。甜蜜。清新。美味。“真好喝。”我说，“我以前从来没喝过香槟。”

一位长着金色波浪鬈发、身材结实的年轻侍者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可能比奥古斯塔斯还要高。“你们知道吗，”他有着好听的口音，“唐培里侬修士发明香槟之后说了什么？”

“什么？”我问。

“他对身边的修士喊道：‘快来呀，我尝到了星星的味道。’——欢迎来到阿姆斯特丹。你们想看看菜单吗？还是直接点厨师推荐？”

我看着奥古斯塔斯，他也看着我。“厨师推荐听起来不错，不过海蓁是素食者。”这点我对奥古斯塔斯只提过一次，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

“这个不是问题。”侍者说。

“好极了。另外，我们能否再来一杯这个？”格斯问的是香槟。

“当然，”侍者说，“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星星都装到瓶子里了，年轻的朋友。哦，这翅果！”他说着，轻轻从我裸露的肩头拂下一枚翅果，“好多年都没这么严重了。到处都是，非常烦人。”

侍者走了，我们看着碎纸般的翅果从天空飘落下来，随着微风在地上翻滚，最后落入运河。“有点儿难以置信，竟然有人会觉得它们烦人。”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说。

“美的东西看久了就习惯了。”

“我还没看习惯你呢。”他微笑着回答，我感觉到自己脸红了。“谢谢你来阿姆斯特丹。”他说。

“谢谢你让我绑架了你的愿望。”我说。

“谢谢你穿那条裙子，真是——哇噢。”他说。我摇摇头，努力忍住不对他微笑。我不想当手榴弹。可是话说回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不是吗？他也有选择的权利。“嘿，那首诗是怎么结尾的？”

“嗯？”

“在飞机上你背给我听的那首。”

“哦，普鲁弗洛克？结尾是这样的——我们流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

奥古斯塔斯拿出一根烟，用过滤嘴轻敲餐桌。“愚蠢的人声总是能毁了一切。”

侍者端来了另外两杯香槟，还有一道菜，叫“薰衣草汁浸比利时白芦笋”。

“我也从来没喝过香槟。”侍者走后，格斯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还有，我也没吃过白芦笋。”

我正在品尝第一口。“好吃极了。”我说。

他也咬了一口，咽下去。“上帝，如果芦笋总是这么美味，我也要当素食者了。”下面的运河里，有一条涂了漆的小木船朝我们划来，船上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金色鬈发女子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向我们遥遥举杯，喊了句什么。

“我们不会荷兰语。”格斯也喊回去。

另一个人把那句话翻译了喊出来：“漂亮的一对儿，赏心悦目。”

这里的菜肴令人惊艳，每上一道菜，我们谈话的热情就转移一分到食物上，逐渐演变成有一搭无一搭对美味的赞颂：“我希望这个意大利紫胡萝卜烩饭变成人，那我就能把它带到拉斯维加斯跟它结婚了！”“甜豌豆冰果露，你真是美妙迷人，出乎意料。”我下午要是饿得更厉害些就好了。

侍者上了意式青蒜土豆团子配红芥菜之后说：“接下来是甜点。还要再来点星星吗？”我摇摇头。两杯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对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耐受性都比一般人高，香槟也不例外；两杯之后，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还不至于晕头转向。但我不想喝醉。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可不是平时常有的，我想要记住今晚。

侍者离开后，奥古斯塔斯依旧扬起一边嘴角微笑，望着运河下游，而我往上游望去。可看的东西太多，因此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但我想要一切都完美无瑕。也许已经堪称完美了，但我总感觉好像有人努力把我想象中的阿姆斯特丹呈现在我面前，结果反而很难忘记这顿晚餐，包括这趟旅行本身，都是癌症福利。我只希望我们自在地聊天、开玩笑，就像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可面前这一切的背后却有某种紧张感挥之不去。

“这不是我参加葬礼穿的西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初得知我的病情时——嗯，他们告诉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可能。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胜算了，但我一直在想，这无异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是说，我要经历地狱般的六个月到一年，丢掉一条腿，可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不起作用，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不明白。我从来就是晚期，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生命，而不是治好癌症。法兰昔弗给我的癌症历程带来了几分模糊的可能，但我和奥古斯塔斯不同：在我确诊的那天，生命的终章就已经笔墨落定；而格斯则像大部分癌症幸存者一样，活在不确定性里。

“对了。”他说，“于是我从头到尾折腾了个够，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们在皇冠山公墓买了一小块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去转了一圈，我自己选了个地方。我把自己的葬礼整个都计划好了，最后，就在做手术之前，我问爸妈我能不能买身西服，嗯，真正的好礼服，万一我挂了，嗯。后来吧，总之，我一直没机会穿。直到今天。”

“所以这是你进棺材穿的礼服。”

“对。你没有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吗？”

“有啊，”我说，“是我为十五岁生日宴会买的一条连衣裙。但我可不想在约会时穿那个。”

他的眼睛一亮。“我们这算是在约会？”他问。

我垂下眼帘，感觉有点儿难为情：“别追问啦。”

我们俩都吃得好饱，但甜点太美味了——鲜美多汁、口味浓郁的百香果奶油布丁，不尝一点儿简直辜负人生，于是我们慢慢吞吞地吃着甜点，希望肚子重新饿起来。太阳就像个坚决不愿上床睡觉的两岁小孩，已经过了八点半，还到处一片光明。

突然，奥古斯塔斯没头没脑地问道：“你相信永生吗？”

“我觉得永久是个错误观念。”我答道。

他得意地一笑：“你才是个错误观念。”

“我知道，所以我才被踢出局，提前结束游戏。”

“一点儿也不好笑。”他眼睛望着街道说。两个女孩骑一辆车路过，其中一个侧坐在后座上。

“好啦，”我说，“开个玩笑嘛。”

“想到你提前出局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好笑，”他说，“不过，说正经的，关于永生你怎么想？”

“不相信。”我说，然后又修正了一下，“嗯，也许我不会走极端全盘否定。你呢？”

“我相信，”他的声音里自信满满，“绝对存在。不是说在天堂里骑着独角兽弹竖琴、住在云朵做的大房子里那种，但我相信有死后的生命。我相信一定有点儿‘什么’，一直相信。”

“真的？”我惊诧了。坦白说，我一直把相信有天堂的人和智力缺陷联系在一起，但格斯，他不傻啊。

“是啊，”他平静地说，“我觉得《无比美妙的痛苦》里那句话说得好：‘初升的太阳在她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我觉得，那就是上帝——初升的太阳，光明过于明亮，她的眼睛‘黯淡’，但并非失去光亮。我不相信我们死后还会回这个尘世纠缠生者或者安慰生者，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儿什么。”

“可你还害怕被遗忘。”

“当然，我害怕在尘世里被遗忘。可是，我是说，倒不是学我爸妈的腔调，但是我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而且我相信灵魂能长存。害怕遗忘是另一回事，我害怕献出了生命却什么也换不来。如果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大众福祉做出贡献，至少应该可以为大众福祉而死，明白吗？我害怕的是我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毫无意义。”

我只是摇头。

“怎么？”他问。

“你着魔了，尽想着死有所为，或者死后留下点了不起的英雄主义符号什么的。真是怪异。”

“每个人都想活得非同寻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我简直无法掩饰我的恼怒。

“你生气了？”

“我只不过……”我开了口，可是却说不下去了。“只不过，”我再次开口，烛光在我们俩之间摇曳，“你那么说太伤人了，说要为追求什么而活，为追求什么而死，否则就毫无意义。对我说这样的话真是太过分了。”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这样就像个小孩。我吃了一口甜点，努力做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时候想的是我自己。”

“是啊，没错。”我肚子太饱，无论如何吃不完甜点了。事实上，我有点担心自己可能会吐，因为吃完东西后呕吐对我是常事（不是因为神经性贪食症，是因为癌）。我把甜点盘子推到格斯面前，他摇摇头。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次，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由他握着，“我的情形有可能更糟的，你知道。”

“怎么会？”我逗他。

“那个，我家浴室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写着：‘每天都沐浴在上帝慈爱的话语中’。海蓁，我有可能比现在糟糕得多的。”

“这样沐浴貌似不大卫生啊。”我说。

“我可能更糟的。”

“知道了，你可能更糟。”我微笑。他是真的喜欢我。也许是我自恋什么的，但那一刻，在橙意餐厅，当我意识到这点，我变得更喜欢他了。

侍者来收甜点餐具时说：“二位的晚餐已经由彼得·范·豪滕先生付过钱了。”

奥古斯塔斯微笑：“这位彼得·范·豪滕老兄真不赖。”

天黑下来了，我们沿着运河走去。从橙意餐厅往北走了一个街区后，我们停下来在长椅上休息，周围是锁在自行车停车架上的自行车，锈迹斑斑，有的还锁在一起。我们并排坐着，面朝运河，他用一只胳膊环抱着我。

我可以远远地看到红灯区那边的一片光晕，尽管那儿叫“红”灯区，但从那片地区散发出来的却是一种阴森诡异的绿光。我想象着成千上万旅游者在窄窄的街巷里酩酊大醉，在弹子球赌场乐而忘返。

“我简直不敢相信明天他就要告诉我们了。”我说，“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而彼得·范·豪滕明天就要告诉我们那个众所周知未曾付诸笔墨的结局了。”

“而且他还帮我们付了晚餐的钱。”奥古斯塔斯说。

“我忍不住想象他要先对我们搜身检查，没有录音设备才肯告诉我们呢。然后他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坐在我们俩之间，小声透露安娜的妈妈到底有没有嫁给荷兰郁金香老爹。”

“别忘了仓鼠西西弗斯。”奥古斯塔斯提醒。

“对对，当然还要讲仓鼠西西弗斯的命运如何。”我向前俯身，往运河望去。运河里有那么多榆树的苍白花瓣，多得荒唐。“只为我们而存在的续集。”我说。

“那么你猜结果怎样？”他问。

“我真的不知道。我思来想去，考虑了差不多有一千遍了。每次重看那本书，我就会冒出个新想法，你知道吗？”他点点头。“你有什么推测吗？”我问他。

“有啊。我猜荷兰郁金香老爹不是骗子，但也不是真的那么有钱，虽然他让别人都以为他很有钱。我觉得安娜死了之后，安娜的妈妈跟他一起去了荷兰，她以为他们会永远一起住在荷兰，但结果还是做不到，因为她想离女儿近一些。”

我以前从没意识到，关于这本书他有那么多想法，原来《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本身对格斯也那么重要，并不光是因为我。

在我们脚下，河水轻轻拍打着石头垒成的堤岸；一群人成群结伴骑着自行车路过我们身边，用带喉音的荷兰语机关枪一般急速地互相嚷嚷；不比我身高长多少的那些小船积满了水在运河里载沉载浮；太过沉静又沉静了太长时间的水散发出奇异的气味。他的胳膊把我往怀里紧了紧；他那条真正的腿和我的腿挨得紧紧的，从大腿根一直到脚尖。我往他身上靠过去一点，他一皱眉头。“抱歉，你没事吧？”

他吐气般说了个“还好”，声音明显很痛苦。

“对不起，”我说，“肩膀太骨感。”

“没事的，”他说，“事实上，感觉很好。”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最终他的手弃我的肩膀而去，停留在我身后的长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交谈，只静静注视着运河。我想了很多：他们是如何保住这块本应已经沉到水下的土地的，对玛丽亚医生来说，我也像是阿姆斯特丹，载沉载浮，几近倾覆。这又让我想到了死。“我能问你卡罗琳·玛瑟斯的事吗？”

“瞧你还说死后万事皆休。”他回答时没有看我，“不过，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如果我死了，他会不会没事。我不想当手榴弹，不要变成我所爱的人们生活中的恶性力量。“就是，嗯，发生了什么。”

他叹了口气，呼出的气息那么悠长，对于我的垃圾肺来说简直好像是在炫耀了。他把一根新的香烟叼在嘴边。“你知道吧，大家都知道——最少有人玩的地方就是医院的游乐场？”我点点头。“嗯，我在纪念医院住过几个礼拜，做手术锯腿什么的。我的病房在五楼，正好能看到游乐场，当然，那个游乐场总是杳无人迹。我简直被医院天井里空荡荡的游乐场这个隐喻的回响给淹没了。可是，后来，有那么一个女孩儿，独自一人出现在游乐场里，她每天都去，孤零零地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于是我让一个比较和善的护士去帮我打探一下，结果那个护士带她上楼来看我了。那就是卡罗琳，然后我就发挥我所向披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她的芳心。”他停了下来，于是我决定开口。

“你可没那么魅力非凡。”我说。他拒不相信，露出嘲弄的神情。“你主要就是长得帅、身材好。”我解释。

他一笑置之。“关于死者有这么一回事。”他说，然后又停下来，想了想，“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不用理想化的语言美化他们，你就会显得像个浑蛋。但事实……很复杂，我想。比如说，你熟悉那种坚忍克己的癌症患者形象吧，以超人的毅力英勇地与病魔搏斗，永不抱怨，一直微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诸如此类？”

“的确如此。”我说，“他们心地善良、灵魂慷慨，每一呼吸都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莫大鼓舞’。他们那么坚强有力！我们对他们钦慕已极！”

“没错。但事实上——我是说，当然咱们俩不在此列——得癌的孩子从统计学上来讲并不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更有爱心，或者更坚持不懈什么的。拿卡罗琳来说吧，她总是郁郁寡欢、喜怒无常，但我喜欢她这样。我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她选中了我，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她不讨厌的人。于是我们所有在一起的时间都用于抱怨别人指责别人，你知道吗？抱怨护士，还有别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所有一切。但我不知道是她原本如此还是肿瘤使然。我是说，卡罗琳的一个护士有一次对我说，肿瘤也有不同的医学分类，她得的那种肿瘤被叫作‘王八蛋肿瘤’，因为它会把人变成怪物。所以，这个姑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大脑，又刚刚复发了‘王八蛋肿瘤’，所以她不是那种坚忍的英雄主义癌症小孩的光辉典范。她……那个，诚实地说，她就是个泼妇。但你不能那么说，因为她得了这种肿瘤，而且她，我是说，她，已经死了。而她有足够的理由不讨人喜欢，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知道《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有一段，安娜正穿过足球场去上体育课还是什么的，突然摔倒了，趴在草地上，就是那时候她明白癌症又回来了，转移到了神经系统。然后她爬不起来，脸就贴在足球场地上，离草只有一寸远，她只能趴在那儿，看着近在咫尺的草，注意到光线如何落在草叶上……我不记得原话了，反正就是安娜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惠特曼式的启示，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就是，有机会为造物的神奇壮丽而惊叹什么的。你记得那段吗？”

“我记得那段。”我说。

“所以后来，当我被化疗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决定要打心底里充满希望。不是专门关于活下来这个问题，而是跟书里的安娜一样，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惊叹之情本身就足以让我兴奋不已、感激不尽。

“可同时，卡罗琳的病情每况愈下。她过了一段时间后回家住了，有那么几次，我以为我们可以，那个，正常交往了，但其实，不行，因为她的思想和言语之间根本没有分隔。这很不幸，令人不快，而且常常很伤人。可是，我是说，你不能甩一个生了脑瘤的姑娘。何况，她父母喜欢我，她还有个小弟弟，是个非常棒的小孩。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跟她分手呢？她就快死了。

“过程简直永无休止。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对我来说这一年里交往的对象是这么个姑娘：她会突然没头没脑开始大笑，嗯，然后指着我的假腿，管我叫‘残腿人’。”

“太糟了。”我说。

“是啊，我是说，那是因为脑瘤。肿瘤吃掉了她的脑子，你知道吗？但也许不是因为脑瘤。我无从得知，因为这两者无法分离，她和肿瘤。但她后来病得越来越重，她会重复讲同样的故事，自己评论，然后哈哈大笑，哪怕那个故事她当天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比方说，她一连几个礼拜开同一个玩笑：‘格斯的两条腿棒极了——哦，不对，是独腿。’然后她就会笑得像疯子一样。”

“哦，格斯，”我说，“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没看我，我也不敢看他，怕太唐突。我感觉到他往前挪了挪。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定定地看着，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会儿，然后又放回嘴里。

“嗯，”他说，“公平地说，我的独腿的确棒极了。”

“我很难过，”我说，“我真的很难过。”

“都没事了，海蓁·格蕾丝。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在互助小组，当我以为看到了卡罗琳·玛瑟斯的鬼魂的时候，我并非喜出望外。我是盯着你看了，但并不是出于怀念，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他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把烟放了回去。

“我很抱歉。”我说。

“我也是。”他说。

“我根本不想让你遭受那样的事。”我对他说。

“哦，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海蓁·格蕾丝。我的心能为你而碎，是我的荣幸。”

[1] 费罗素夫在荷兰语中是“哲学家”的意思。

12

我在荷兰的早上四点醒来，神采奕奕，一切重新入睡的企图都告失败，于是我躺在那儿，任凭呼吸机将气体泵进去、吸出来。我喜欢听宠物龙的呼吸声，但心里还是希望能自己决定怎么呼吸。

我重新读起《无比美妙的痛苦》，直到六点左右妈妈醒来，翻个身凑到我身边。她把头挨在我肩上蹭了蹭，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隐约有点奥古斯丁[1]的感觉。

酒店把早餐给我们送到了房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早餐主打肉类熟食，还有许多别的食物也都颠覆了传统美国早餐的构成。我本来打算今天穿去见彼得·范·豪滕的裙子昨天去橙意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提前穿了。于是，冲完淋浴，好歹把头发弄得平整些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跟妈妈逐一讨论余下的选择中各自的优缺点。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我最终决定照着书里的安娜打扮自己：穿她常穿的匡威帆布鞋和深色牛仔裤，再配一件浅蓝色T恤。

T恤胸前印了勒内·马格里特[2]一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他画了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用连笔草体写道：Ceci n’est pas unepipe.（“这不是烟斗。”）

“我实在搞不懂这件T恤。”妈妈说。

“彼得·范·豪滕会懂的，相信我。《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提到马格里特大概有七千次。”

“可这明明就是烟斗啊。”

“不，不是。”我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懂吗？所有对一件事物的艺术表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抽象的。非常巧妙。”

“你怎么变得这么成熟的？老古董的老妈搞不懂的东西你全明白。”妈妈问，“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七岁的小海蓁天为什么是蓝的。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天才。”

“那天到底为什么是蓝的？”我问。

“因为呗。”她答道。我笑起来。

离十点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想到要见奥古斯塔斯，紧张；就要见到彼得·范·豪滕，紧张；我的衣着会不会不合适？紧张；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个样，我们能不能找到要找的房子？紧张；我们会不会迷路，再也回不了费罗素夫酒店？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妈妈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可我简直听不进去。我正要叫她上楼去看看奥古斯塔斯起床没的时候，他敲门了。

我打开门。他低头看看我的衣服，微笑起来。“好玩。”他说。

“不许说我的胸部好玩。”我答。

“我可在这儿呢。”妈妈在我们身后说。但我已经让奥古斯塔斯脸红了，他暂时出局，我也终于能抬起头来直视他了。

“你确定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我问妈妈。

“我今天计划好要去国立博物馆和冯德尔公园。”她说，“此外，我实在不懂欣赏他的书，请别见怪。替我们向他和李德薇问好，好吗？”

“好的。”我说。我抱了抱妈妈，她在我的耳朵上方吻了一下。

彼得·范·豪滕的联排别墅在冯德尔大街，正临公园，离酒店也就是一拐弯的工夫。158号。奥古斯塔斯一只胳膊挽着我，另一只手拖着氧气推车，我们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漆成深蓝色的大门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自从我第一次读到那半途戛然而止的结尾时起就一直惦念的答案，如今离我只有一门之隔。

房子里传出低音贝斯沉重的节拍声，几乎把窗棂震得咯咯直响，令我怀疑彼得·范·豪滕家是不是有个喜欢说唱音乐的孩子。

我抓住狮头形状的门环，试探性地敲了两下。音乐节拍依然故我。“也许音乐声太响，他听不到？”奥古斯塔斯问。他抓住狮子头用力敲，声音大多了。

音乐停下了，继而响起了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锁住的插销打开的声音。又一只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迎着阳光眯起眼睛。他下颌松弛，胡须大约一个礼拜没刮，穿着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浅蓝色男式睡衣。他的脸和肚子都圆滚滚的，胳膊又特别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面团上扎了四根细棍儿。“范·豪滕先生吗？”奥古斯塔斯问。他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到门后面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尖厉地嚷道：“李——德——薇！”（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助理名字发音应该是“李德——阿——薇琪”。）

门里边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来了吗，彼得？”一个女声问。

“有——李德薇啊，有两个小鬼在门外边显形了。”

“鬼？”她带着轻柔悦耳的荷兰腔问道。

范·豪滕连珠炮般地答道：“幽灵鬼魂幻象魑魅魍魉阴魂冥界那个鬼啊，李德薇。你一个正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的人怎么能表现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英语语言能力呢？”

“彼得，他们不是冥界阴魂。那是奥古斯塔斯和海蓁，你跟他们通过信的，你的读者。”

“他们是——什么？是他们——我以为他们住在美国呢！”

“没错，但是你邀请他们来这儿的，你应该记得。”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美国吗，李德薇？是为了这辈子再也用不着见美国人。”

“可你自己就是美国人。”

“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了。但说到这两个美国人，你必须告诉他们立即离开，告诉他们，出了个可怕的误会，告诉他们该死的范·豪滕提出会面邀请是修辞性的，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告诉他们这类邀请只能象征性地解读。”

我觉得我可能要吐了。我朝奥古斯塔斯看去，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我看到他的肩膀垮下来。

“我不会这么做的，彼得。”李德薇答道，“你必须见他们，非见不可。你应该看看他们，你需要看看你的作品有怎样的意义。”

“李德薇，这事是你背着我故意安排的吗？”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最终，门又打开了。范·豪滕仍旧眯着眼，像节拍器一样把头从奥古斯塔斯脸上转到我脸上。“你们两个谁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问。奥古斯塔斯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范·豪滕点点头：“你搞定那个妞儿没？”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到彻底哑口无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他好不容易开了口，“呃，我，海蓁，嗯，那个……”

“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智力发育迟缓啊。”彼得·范·豪滕对李德薇说。

“彼得。”她语带责备。

“好吧，”彼得·范·豪滕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无论如何，见到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生物我非常高兴。”我握了握他浮肿的手，然后他又跟奥古斯塔斯握了手。我在想“本体论”是什么意思。不过不管啦，我喜欢。奥古斯塔斯和我同属于“不可思议生物俱乐部”——我们俩，还有鸭嘴兽。

当然啦，我本来希望彼得·范·豪滕是个神志正常的老人家，不过这世界又不是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最重要的是，大门敞开，我已经迈过了通向《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故事的门槛。这就足够了。我们跟着他和李德薇进了屋，路过一张只有两把椅子的巨大橡木餐桌，来到一个简洁得令人脊背发毛的客厅。这儿看起来就像个美术馆，只不过空落落的白墙上没有一张美术作品。除了一张长沙发和一把安乐椅（都是不锈钢和黑色真皮材质），房间里似乎一无所有。然后我注意到，沙发背后有两个大大的黑色垃圾袋，装得满满的，扎着口。

“垃圾？”我对奥古斯塔斯喃喃道，声音很小，我觉得其他人听不见。

“读者来信。”范·豪滕说着坐进安乐椅，“十八年来的读者来信。没法拆开。可怕极了。我回复的第一拨长函就是你们的，可你们瞧，让我落到什么地步。坦白地说，现实中的读者委实令我感觉索然无味。”

原来如此，所以他从来没有给我回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信，尤其是，还放在一间原本空荡荡的正式会客厅里。范·豪滕把双脚高高跷起，放到搁脚凳上，两脚交叉。他又指了指长沙发，于是奥古斯塔斯和我并肩坐下，但靠得不算太近。

“你们想吃点早餐吗？”李德薇问。

我想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刚开口就被彼得打断了。“现在吃早餐太早了，李德薇。”

“哎呀，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彼得，所以他们身体里的时间现在是午后了。”

“那么吃早餐又太晚了。”他说，“不过，既然说到身体里是下午之类的，我们应当来点儿鸡尾酒了。你喝不喝威士忌？”他问我。

“我喝不喝……哦，不用了，谢谢。”我说。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范·豪滕冲格斯点点头问。

“嗯，我不要了。”

“那么，就我一个人要，李德薇。请给我来杯威士忌加水。”彼得把注意力转向格斯，问道，“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怎么做威士忌加水吗？”

“不知道，先生。”格斯说。

“把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然后把水的意念召唤到脑际，再然后把真实的威士忌和抽象概念的水掺到一起。”

李德薇说：“还是先吃点早餐吧，彼得。”

他看着我们，用有意让人听见的低语说：“她觉得我酗酒。”

“我还觉得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呢。”李德薇说。话虽如此，她还是转身去客厅的吧台伸手拿了一瓶威士忌，往玻璃杯里倒入半杯，然后把酒拿给他。彼得·范·豪滕浅啜一口，在椅子上坐直身体。“这么好的酒理当以最好的姿势品尝。”他说。

我有些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的姿势，也把脊背挺直一点，又整了整鼻管。爸爸总是告诉我，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侍者和助手等服务人员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如果这么看，彼得·范·豪滕很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白痴的白痴。“那么说，你喜欢我的书。”他又啜了一口酒，对奥古斯塔斯说。

“是啊，”我代表奥古斯塔斯回答道，“没错，我们——嗯，奥古斯塔斯，他把来见你作为他的‘愿望’向基金会申请了，所以我们才能来这儿，听您告诉我们《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发生了什么。”

范·豪滕什么也没说，只从杯子里长吸了一口。

一分钟之后，奥古斯塔斯说：“说起来，是您的书让我们走到一起的。”

“可你们没在一起啊。”他看都没看我地评论道。

“您的书让我们几乎走到一起。”我说。

于是他转向我。“你是故意穿成她的样子？”

“安娜？”我问。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有点儿吧。”我说。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皱起眉。“我不酗酒，”他宣布，声音高得没有必要，“我跟酒的关系是丘吉尔式的：我可以说笑话也可以治理英格兰，可以做任何事，只是不能不喝酒。”他瞟了一眼李德薇，冲酒杯点点头。于是她过来拿了杯子又去了吧台边。“只要意念的水哦，李德薇。”他发出指示。

“嗯，知道。”她说，这次口音听起来几乎是地道的美国音了。

第二杯酒上了，范·豪滕又一次满怀敬意地挺直了脊背。他踢掉了拖鞋，脚长得真难看。他基本上已经把我心目中什么作家的非凡天赋之类的东西整个毁掉了，但他手里握着答案。

“那个，嗯，”我说，“首先，我们想发自真心地感谢您，昨天晚上的那顿晚饭还有……”

“我们昨天付钱请他们吃晚饭了？”范·豪滕问李德薇。

“是的，在橙意餐厅。”

“啊，对了。唉，相信我，你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李德薇，她在替我花钱方面具有极其出众的才华。”

“我们荣幸之至。”李德薇说。

“那个，无论如何，谢谢。”奥古斯塔斯说。我可以听到他嗓音里有几分气恼。

“既然都来了，”过了一会儿范·豪滕说，“说说吧，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呃。”奥古斯塔斯说。

“这孩子笔头上看着很聪明的呀，”范·豪滕对李德薇说，“也许癌症已经在他脑袋里抢滩登陆了。”

“彼得——”自然，李德薇给吓了一大跳。

我也十分惊骇，但有人如此面目可憎、不屑于对我们另眼相待，竟也有几分让人高兴。“我们的确有几个问题，没错。”我说，“我在电子邮件里提到了，不知您是否记得。”

“不记得。”

“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李德薇说。

“但愿我的记忆力愿意妥协。”范·豪滕针锋相对地答道。

“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再次提醒。

“她用了皇家人称‘我们’[3]呢。”彼得说，但没有明确的说话对象。又一口酒。我不知道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不过如果跟香槟差不多，那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怎么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喝得这么多，还这么快。“你熟悉芝诺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悖论吗？”他问我。

“我们的问题是关于小说结尾之后，书里的角色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安娜的……”

“你以为我需要听完你的问题才能回答吗？你想错了。你知道哲学家芝诺吗？”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哎呀。芝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据说他在巴门尼德世界观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十个悖论——你当然知道巴门尼德是谁了？”他说，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过巴门尼德，但其实没有。“感谢上帝，”他说，“芝诺非常专业地揭露了巴门尼德理论中的不准确和过度简化之处，这倒不难，因为巴门尼德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错得令人叹为观止。巴门尼德存在的价值恐怕恰好等同于这样一位相识：你每次带他去赛马场，他都能选错马，回回如此，绝无例外，敬请放心。但芝诺最重要的——等等，先告诉我你对瑞典嘻哈音乐有几分了解。”

我简直不知道彼得·范·豪滕是不是在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替我回答了：“了解有限。”

“好吧，但我窃以为你应该知道‘失语与污秽’乐队的精华专辑《雪花》？”

“我们没听说过。”我替我们俩回答。

“李德薇，立刻放《Bomfalleralla》来听。”李德薇走到一台mp3播放器前面，转了转旋钮，然后按了一个键。一首说唱乐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听起来除了歌词是瑞典语之外，这是一首各方面都相当正常的说唱。

音乐放完后，彼得·范·豪滕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小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怎样？”他问，“怎样？”

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懂瑞典语。”

“哎呀，那是当然的，我也不懂。谁他妈懂瑞典语啊？重要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废话，不是歌手‘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嗓音‘感觉’如何。当然你应该知道，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而‘失语与污秽’能在两者之间自如来去，那种能力在瑞典以外的嘻哈音乐里你压根儿就找不到。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你是在开玩笑吗？”格斯说。

“抱歉，什么？”

“这是不是什么整人节目？”格斯抬头看着李德薇问，“是吗？”

“恐怕不是，”李德薇回答，“他并不总是……今天实在反常……”

“哦，闭嘴，李德薇。鲁道夫·奥托说得好：如果你没有遭遇过神圣，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与‘令人战栗的神秘’非理性的相遇，那么他的作品就不是为你写的。而我也要对你们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不出‘失语与污秽’的音乐中对恐惧虚张声势的答复，那么我的作品也不是为你们写的。”

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那是一首绝对正常的说唱音乐，只除了是用瑞典语演唱的。“嗯，”我说，“那个，《无比美妙的痛苦》里，安娜的妈妈，故事结束的时候，她正要……”

范·豪滕打断了我，接下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敲着玻璃杯，直到李德薇来重新给他倒上酒。“那么，芝诺最有名的悖论是‘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和乌龟赛跑，乌龟在你前面十码起跑。当你跑过这十码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也许一码，然后当你赶上这一码的距离，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如此下去，距离永远存在。你比乌龟跑得快，但你永远也追不上它，只能无限缩短和它之间的距离。”

“当然，如果真赛跑的话，你会直接跑到乌龟前面去，不去考虑其中涉及的原理。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极为复杂，谁也没有真正破解，直到康托[4]向我们证明：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嗯。”我说。

“我觉得这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然后从杯子里慷慨地啜了一大口。

“还没有啊，”我说，“我们想知道，在《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

“我拒绝对那本令人作呕的小说负任何责任。”范·豪滕打断我说。

“不行。”我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不行，我不接受，”我说，“我能理解小说结尾叙述中断了，是因为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没法继续写下去了，但你答应告诉我们每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才来了这儿，而我们——我，需要你告诉我。”

范·豪滕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好极了。你想知道谁的故事？”

“安娜的妈妈，荷兰郁金香老爹，仓鼠西西弗斯，还有，就是——每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范·豪滕闭起眼睛，鼓起双颊，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抬眼望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木头横梁，它们像棋盘一般纵横交错。“那只仓鼠，”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只仓鼠被克莉丝汀收养了。”——那是安娜得病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得通。书里写过几次克莉丝汀和安娜一起跟西西弗斯玩的场面。“它被克莉丝汀收养了，在故事结尾之后又生活了几年，最后在它的仓鼠睡梦中得以安宁终老。”

现在我们终于略有进展了。“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好吧，然后是荷兰郁金香老爹。他是骗子吗？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了没？”

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

“他们是虚构的，”他说着又轻轻敲起玻璃杯，“没有什么后来。”

“你说过会告诉我的。”我坚持说。我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定、自信，我需要让他迷乱的头脑关注我的问题。

“也许吧，但我当时有个被误导的印象，觉得以你的身体状况，无法作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我是想……给你一点儿安慰，我猜。可我太蠢了，不应该那么做，想都不该想。但是，让我完全坦白地说：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小说的作者就一定对小说里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十分荒唐。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

“不，”我说着直起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我明白你说的，但我不可能不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们想象未来的人。安娜的妈妈一定发生了什么，她要么结婚了，要么没有。要么跟荷兰郁金香老爹搬家到了荷兰，要么没有。要么生了别的孩子，要么没有。二者必居其一。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怎样了。”

范·豪滕紧紧抿起嘴唇。“我很遗憾不能纵容你这种异想天开的孩子气举动，但我不会用你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去怜悯你。”

“我不要你怜悯。”我说。

“所有生病的孩子都一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你嘴上说不要怜悯，但你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它。”

“彼得——”李德薇这时说话了。但他斜倚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醉得舌头都大了。“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变得犹如困兽。你们命数已定，时日无多，到死都是孩子，和确诊那天一样——只有孩子才相信小说结尾之后还有故事。而我们，我们成年人对此感到怜悯，所以我们花钱给你们治病，给你们购置氧气机，给你们好吃好喝，尽管你们可能都活不到……”

“彼得！”李德薇喊道。

“你们就是副作用，”范·豪滕说，“进化过程的副作用，进化过程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关心。你们是变异失败的实验品。”

“我辞职！”李德薇喊道，她眼里含着泪。但我并不愤怒。他无非是在寻找最伤人的方式来讲出实情，但当然，实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好几年来，我夜夜瞪着天花板，不管是我自己的卧室还是ICU病房，所以我也早就找到了想象自己的病的各种最伤人的方式。我向彼得走了几步。“听着，无赖，”我说，“关于疾病，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就一件事，告诉我了，我就永远走出你的生活：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朝我略微扬起肌肉松垂的下巴，耸了耸肩。“我没法告诉你她后来怎样了，就像我没法告诉你普鲁斯特小说里的叙述者后来怎么样了或者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妹妹怎么样了，哈克贝利·费恩溜之大吉去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怎么样了！”

“胡说！全是胡扯淡。你倒是告诉我呀！随便编点什么！”

“不行。另外，如果你能不在我家说脏话我会很感谢你。这可不是淑女所为。”

我仍然没有生气，一点儿也没有，但我非常在意一定要得到他答应过告诉我的东西。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我俯下身，朝那只拿着酒杯的浮肿的手一巴掌扇过去。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全洒在了他那张阔脸上，玻璃杯从他的鼻子上弹起来，跳芭蕾舞一般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落到年头久远的硬木地板上，一声脆响，粉身碎骨。

“李德薇，”范·豪滕平静地说，“我要一杯马丁尼酒，麻烦你。里面的味美思只要放一星半点就行了。”

“我已经辞职了。”李德薇沉默了一会儿说。

“别傻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软的不灵，硬的也没用。可我需要答案，为了它，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还劫持了奥古斯塔斯的“愿望”。我需要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话更含混了，“为什么对那些傻问题这么在意？”

“你答应过的呀！”我嚷道，耳朵里回响的全是砸奖杯那个晚上，艾萨克因无能为力而绝望的哀哭。范·豪滕没有说话。

我还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对我说些什么，这时我感觉到奥古斯塔斯的手落到我的胳膊上。他拉着我向大门走去，我跟上了他的脚步。范·豪滕在我们身后大叫大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文明社会已然灭亡，而李德薇连珠炮般地爆出一串荷兰语回答他，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你们一定得原谅我的前助理，”他说，“荷兰语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咽喉疾病。”

奥古斯塔斯拽着我出了房间，穿过大门，走进近午的春光和飘落的翅果中。

对我来说，逃跑这种事永不可能做得敏捷利落。奥古斯塔斯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我们沿台阶而下，然后往回走，回费罗素夫酒店。人行道上铺着纵横交错的长方形地砖，坑洼不平。自从秋千架旁那次之后，我第一次哭了。

“嘿，”他把手放在我腰上说，“嘿，没事的。”我点点头，用手背胡乱擦擦脸。“他是个大烂人。”我又点点头。“我给你写个续集。”格斯说。这句话让我哭得更凶了。“我会的，”他说，“一定写。比那个老醉鬼写的任何垃圾都要好，他的脑子都让酒精蛀得全是洞了，跟瑞士奶酪一个样。他连写过小说都不记得了。我可以写得比那家伙强上十倍，书里会有鲜血、有勇气、有牺牲。《无比美妙的痛苦》和《黎明的代价》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他抱住了我，用有力的胳膊将我拉近坚实的胸口，我把他的POLO衫哭湿了一片，但终于恢复到能说话了。

“我把你的愿望花在那个大脸无赖身上了。”我伏在他胸前说。

“说得不对，海蓁·格蕾丝。我向你承认，你的确花了我唯一的一个愿望，但不是花在他身上，而是花在我们俩身上了。”

我听到身后传来高跟鞋奔跑的“笃笃”声，转过身，看到了李德薇。很自然，她饱受惊吓，泪水晕开的眼线在脸颊上留下两道黑痕。她追着我们来到了人行道上。“也许我们该去安妮·弗兰克故居看看。”李德薇说。

“我不想跟那个怪物一起去任何地方。”奥古斯塔斯说。

“没邀请他。”李德薇说。

奥古斯塔斯仍然保护性地抱着我，一只手贴在我的脸旁边。“我不想……”他张开嘴，但被我打断了。

“我们去吧。”我的确想要范·豪滕给我回答，但这不是全部。和奥古斯塔斯一起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只剩两天了，我不想让一个可悲的老头毁了这两天。

李德薇开着一辆笨重的灰色菲亚特，这车引擎的响动听起来就像个兴奋过头的四岁小姑娘。我们驱车开过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路上她一再道歉。“我非常抱歉。没有借口强求你们原谅，他病得太重了。”她说，“我原以为跟你们见面会对他有帮助，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对活生生的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我非常抱歉。这真是非常令人难堪，太难堪了。”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没有说话。我坐在后排，就在奥古斯塔斯后面，我偷偷把手伸到他的座椅和车身之间去找他的手，可没找着。李德薇继续说：“我坚持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天才，也是因为报酬很高，但我没想到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猜他靠那本书挣了不少钱。”

“哦，不不，他是范·豪滕家族的后人，”她说，“他的先祖是荷兰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研制出了可可豆压榨和碱化技术，发明了能溶于水的可可粉。后来范·豪滕家族有些人移居美国，彼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完成那本小说后又搬回了荷兰。他是那个伟大家族的耻辱。”

引擎尖叫起来，李德薇换了挡，我们像子弹一样冲上运河上的一座桥。“都是境遇使然，”她说，“是境遇把他变得这么残忍，他不是个坏人。但今天，我真没想到——他竟说了那么些可怕的话，我真不能相信。我非常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我们在离安妮·弗兰克故居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停了车，然后，李德薇去排队给我们买票，我坐在地上，背靠一棵小树，看王子运河里停泊的船屋。奥古斯塔斯站在我面前，懒洋洋地推着我的氧气小推车转圈，看轮子打转。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坐着，但我知道对他来说坐下很困难，再站起来就更困难了。“没事吧？”他低头望着我问。我耸耸肩，伸手摸摸他的小腿肚。那是他的假肢，但我把手放在上面不动。他低头看着我。

“我真希望……”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显然，世界不是满足愿望的大工厂。”这话逗得我微笑起来。

李德薇拿着票回来，但她的薄唇抿得紧紧的，看上去很担心。“那儿没有电梯，”她说，“我非常非常抱歉。”

“没事的。”我说。

“你不知道，那儿楼梯太长了，”她说，“又长又陡。”

“没事的。”我又说了一遍。奥古斯塔斯想说什么，但被我打断了。“没关系，我能行。”

我们首先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在播放录像，介绍犹太人在荷兰的情况，纳粹入侵以及弗兰克一家人。然后我们上了台阶，走进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做生意的营业所，一栋运河边的房子。爬楼梯很耗时，对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是，但我感觉还挺有力气。很快，我看到了那座著名的书架，它后面的暗门里曾经是安妮·弗兰克、她的家人和另外四个犹太人的藏身之地。书架被挪开了一半，背后是一段更陡峭的台阶，宽度仅容一个人通过。我们身旁围着很多别的参观者，我不想耽搁他们，但李德薇说：“请大家耐心一些，谢谢。”于是我开始往上走，李德薇在我身后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格斯在最后。

一共十四级台阶。我一直在想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成年人，我感觉有些尴尬，好像自己是个既安慰人又纠缠人的鬼魂。但最后我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一个空得诡异的房间里。我靠在墙上，大脑不停地告诉我的肺“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没事的”，而肺则对大脑说：“哦，天啊，我们要死在这儿了。”我甚至没看到奥古斯塔斯上楼，他走过来，用手背抹抹额头，好像舒了一口气似的说：“你是冠军啊。”

靠墙休息了几分钟后，我走到下一个房间，安妮和弗里茨·菲弗就曾住在这里。房间极小，空空荡荡，没有家具。除了安妮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还原封不动地贴在墙上，根本看不出这里曾住过人。

另有一段向上的台阶通向范·佩尔斯一家住过的房间，这段台阶有十八级，而且比刚才的更陡，根本就是个豪华版的梯子。我走到台阶跟前，抬头往上看，心想我可能上不去了，但我也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

“我们往回走吧。”格斯在我身后说。

“我没事。”我轻声回答。这很蠢，但我忍不住一直觉得我欠她的——我指的是安妮·弗兰克，因为她死了而我活着，因为她一直安安静静，永远关着窗帘，没有做错任何事，可她还是死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爬上台阶，去看看盖世太保到来之前那些年里她藏身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

我像小孩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起台阶。一开始我爬得很慢，这样才能喘得上气。但后来加快了速度，因为我知道自己喘不上气了，想在最后一丝气力消耗殆尽之前爬到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十八级台阶，地狱一样陡峭。最后我爬到顶的时候，已经恶心欲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胳膊腿的肌肉全体尖叫着索求氧气。我靠着墙扑通坐倒，喘息着发出不那么尖锐的咳嗽声。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空玻璃橱，我透过它注视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别晕过去。

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

我们走到房间尽头，格斯停下来说：“你还好吗？”我点头。

他指指背后安妮的照片。“最糟糕的是她差一点儿就能活下来了，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距离集中营被解救只有几个星期。”

李德薇走开几步去看一个录像，我抓住奥古斯塔斯的手，走到下一个房间。那是一间A字形房屋，里面存放着奥图·弗兰克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里写给人们的信。房间中央的墙上，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图·弗兰克的录像，他说的是英语。

“还有没有漏网的纳粹党人？”奥古斯塔斯问，“我要去追捕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正倚在玻璃陈列橱窗上看奥图的信，还有那些令人心碎的回信——不，解放之后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

“我想他们早就死绝了。不过说起来，纳粹党人又没垄断邪恶的专利权。”

“说得是。”他说，“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海蓁·格蕾丝：我们应该精诚合作，组成一个义务的除暴安良残疾双人组，震撼全世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保护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

这是他的梦想却不是我的，但我还是迁就了他，毕竟，是他先纵容了我的梦想呢。“我们的英勇无畏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说。

“我们的事迹将被人写成故事，一直流传到人类的声音消失的那一天。”他说。

“就算到了那一天之后，每当机器人回忆起人类荒谬的牺牲和热血，也会想起我们。”

“他们会用机器笑声笑话我们英勇的蠢行，”他说，“但他们钢铁的机器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会向往、会渴望，希望能像我们那样活过和死去——完成英雄的使命。”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抬头看着他，心里想着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不应该吻别人，然后我又想起，安妮·弗兰克她自己归根结底也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吻过别人，那么她的家要是变成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的地方，她很可能再欢喜不过了。

“我必须承认，”录像里，奥图·弗兰克用带着奇怪口音的英语说，“我对于安妮的思想之深刻感到非常惊讶。”

然后我们俩接吻了。我的手松开了氧气推车，伸到他脖子后头，他揽住我的腰拉向他，我得踮起脚。他嘴唇稍启，迎上了我的双唇，那一刻我感觉喘不上气，但却跟以前不一样，令人着迷。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复存在，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的身体，这具饱受癌症摧残的躯壳，我几年来拖着它来来去去，但突然之间，它似乎值得我去挣扎搏斗，那些胸管、PICC导管、肿瘤对我身体永无休止的背叛——似乎全都值得了。

“那是和我所了解的女儿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安妮，她从来没有真正展露这样的内心感情。”奥图·弗兰克继续说。

我们吻得没完没了，奥图·弗兰克在我们身后一直说下去：“因为我和安妮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父母都并不真的了解他们的孩子。”

我发现我一直闭着眼睛，于是睁开眼。奥古斯塔斯正注视着我，他的蓝眼睛从没有离我这么近过；而在他背后，一群人几乎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们。我觉得他们很生气，乃至惊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荷尔蒙太旺盛，竟然公开亲热，全然不顾头顶上的录像正播放着失去女儿的父亲那破碎的嗓音。

我推开奥古斯塔斯，他趁我低头望着自己的球鞋时飞快地在我额头上轻啄一下。然后，他们却开始鼓起掌来。所有的人，所有那些大人，居然开始鼓掌了，有一个人竟还带着欧洲腔叫了声好。奥古斯塔斯微笑鞠躬，我大笑起来，非常轻盈地行了个屈膝礼，这下又引起一轮掌声。

我们让那些大人先下楼梯，然后也下了楼，就在我们到咖啡厅之前（很幸运，咖啡厅有升降电梯把我们送回一楼和纪念品商店），我们看到了安妮日记里的几页，还有她的名言摘抄，没发表过的。摘抄本正好翻到记录着莎士比亚名句的一页。“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她写道。

李德薇开车送我们回到费罗素夫酒店。酒店外细雨纷纷，奥古斯塔斯和我站在人行道的砖地上，身上渐渐濡湿了。

奥古斯塔斯：“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我：“我没事。”

奥古斯塔斯：“好吧。”停了一下，“你在想什么？”

我：“想你。”

奥古斯塔斯：“想我什么？”

我：“我不知道更爱什么，/是回肠荡气呢/还是藏而不露，/是乌鸫的婉转啼鸣/还是之后唯余寂静。”

奥古斯塔斯：“老天，你真性感。”

我：“我们可以到你房间去。”

奥古斯塔斯：“这主意还不算太坏。”

我们一起挤进小得可怜的电梯，电梯里每个平面，包括地板上，都镶了镜子。我们得从里面用力把门拉上，然后这老掉牙的机器才吭哧吭哧地缓缓升向二楼。我很累，浑身是汗，隐隐担心我不论是看相还是气味都好不到哪儿去，但我还是在电梯里吻了他。然后，他抬起头来，指着镜子说：“看，无穷无尽的海蓁。”

“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我故意模仿范·豪滕，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

“真是个浑蛋加小丑。”奥古斯塔斯说。电梯爬上二楼简直花了一辈子那么久，最后它终于抖动一下，停住了。奥古斯塔斯推开镶着镜子的电梯门，刚推到一半，他突然痛苦地全身一紧，一下子没抓住门。

“你没事吧？”我问。

一秒钟之后，他说：“哦，没事，门太重了，我猜。”他又推了一次，把门打开，很自然地让我先走出去，但我不知道出了电梯该往哪个方向走，于是我站在电梯门口没动，他也站在那儿不动，脸孔仍然有些扭曲。我又问道：“没事吧？”

“只不过缺乏锻炼，海蓁·格蕾丝。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就那样站在走廊里，他不领我去他的房间，我也不知道他的房间怎么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他是在想法子避免跟我亲热。我觉得自己刚才压根就不该提出这个建议，太不淑女了，所以让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觉得反感了。他站在那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一定是在想办法从眼下这种局面里礼貌地脱身。然后，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说：“在我膝盖上方，它就是……有点变细了，然后就是……皮肤，有一道可怕的伤痕，但看上去就像……”

“什么？”

“我的腿，”他说，“只是想让你有所准备，以免，我是说，以免你看到什么……”

“哦，别自以为是啦。”我说着，上前两步吻住他，狠狠地把他按在墙上。我吻个不停，他则伸手去摸房间钥匙。

我们爬到床上，我的自由多少受到氧气瓶的限制，但并不妨碍我在他上面，脱了他的衬衫。我品尝他锁骨下方皮肤上微汗的滋味，对着他的皮肤悄声低语：“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爱你。”听到我这么说，他的身体放松下来。他伸手想把我的T恤扯下来，但却跟氧气管缠到了一起，我笑起来。

“你每天是怎么做到的？”看着我把T恤从氧气管上解开，他忍不住问。我突然很白痴地想到：我的底裤是粉红色的，和紫色的文胸不搭。其实男孩子哪里会注意这些嘛。我爬到被子里，把牛仔裤和袜子踢到外面，然后望着暖被像波浪一样起舞，在波浪下面，奥古斯塔斯先脱了牛仔裤，然后取下假肢。

我们俩并肩仰面躺着，一切都藏在被子里。一秒钟过后，我伸手摸到他的大腿，让手慢慢滑下去，来到他截肢的地方，覆盖着伤疤的粗糙皮肤。我的手握住他的残肢，仅一秒，他躲了一下。“疼吗？”我问。

“不疼。”

他翻身成侧躺，吻了我。“你真是英俊性感。”我说，我的手还在他腿上。

“我开始怀疑你对截肢有恋物癖了。”他一边吻着我一边含糊地说。我笑起来。

“我对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依恋成癖。”我说。

这整件事情跟我之前想象的恰好相反：缓慢，耐心，安静，既不特别痛，也没让人欲仙欲死。套套方面出了不少问题，我也没看得特别清楚。床头板没坏，也没有尖叫声。老实说，这很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一次没有说话的时间了。

只有一件事在意料之内：事后，我把脸贴在奥古斯塔斯的胸膛上，听着他的心跳，奥古斯塔斯说：“海蓁·格蕾丝，我实实在在地睁不开眼睛了。”

“实实在在这词用错了。”我说。

“没。”他说，“太——累——了。”

他把脸转向另一边，我的耳朵贴在他胸口，听着他的肺逐渐安稳下来，进入睡眠节奏。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找到费罗素夫酒店提供的文具，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亲爱的奥古斯塔斯：

你的

海蓁·格蕾丝

[1] 指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忏悔录》的作者。他的母亲对他影响极大。

[2] 勒内·弗朗索瓦·吉兰·马格里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3] 英语中，地位高贵者如女王、教皇等常用“我们”自称，有点像汉语里皇帝自称“寡人”。据说起源是教皇总是代表“上帝和我”说话，故称“我们”；也有说法认为国王、女王等都是代表全国臣民说话，故称“我们”。

[4] 康托（Georg Cantor，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立人。

13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待的最后一个整天，妈妈、奥古斯塔斯和我步行到半个街区以外的冯德尔公园去。我们在荷兰国家电影博物馆的阴影里找到一家小咖啡馆，点了拿铁，侍者跟我们解释说荷兰人管它叫“伪咖啡”，因为里面的牛奶比咖啡多。我们在一棵巨大的栗树丝缕斑驳的阴影下喝着拿铁，给妈妈讲我们遭遇那位了不起的彼得·范·豪滕的情景，讲成了一个好笑的故事。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悲伤的故事要怎么讲述，你总有选择。而我们选了好笑的方式：奥古斯塔斯瘫倒在咖啡店的椅子上，扮演那个大着舌头、吐字不清的范·豪滕，醉得连站都站不起来；我则站在他面前，扮演我自己，气势汹汹地咆哮着：“起来，你这个又胖又丑的老家伙！”

“你当时说他丑了吗？”奥古斯塔斯问。

“别管那么多啦。”我说。

“我可不丑。丑的是你，鼻子插管子的丫头。”

“你是个懦夫！”我低沉地说，奥古斯塔斯撑不住笑场了。我坐下来，我们又给妈妈讲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但没告诉她接吻的事。

“你们后来回范·豪滕家去了吗？”妈妈问。

奥古斯塔斯甚至没给我脸红的时间，迅速答道：“没，我们就在一家咖啡馆里待了会儿。海蓁给我讲了几个维恩图的笑话。”他瞟了我一眼，老天，他好性感。

“听起来真不错，”我妈说，“听着，我要去散会儿步，给你们俩一点儿谈话时间。”她看着格斯说，好像话里有话，“然后，也许晚一点我们能去运河上坐一坐游船。”

“嗯，好吧……”我说。妈妈在咖啡碟下面放了一张五欧元的纸币，然后吻了吻我的头顶，悄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比平时多两个爱呢。

格斯指指树枝投在水泥地上的影子，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又分开：“好美，是吧？”

“是啊。”我说。

“多好的隐喻。”他喃喃地说。

“这也是隐喻？”我问。

“事物被风吹到一起，又被吹得四散分离，就是这样的负片影像啊。”他说。好几百人从我们面前路过，有的慢跑，有的骑车，有的蹬着旱冰鞋。阿姆斯特丹是一座为运动和活力而造的城市，这里的人不爱开车出行，因此，我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被排除在外了。但上帝啊，这幅景象多美：小溪环绕巨树流过，雕刻出一条小径；一只苍鹭静静地临水而立，在水面上漂流的成千上万翅果之中寻找一顿早餐。

但奥古斯塔斯没有注意。他专心致志地看着晃动的树影，最后说：“我可以像这样看上一整天，但我们得回酒店去。”

“我们有时间吗？”我问。

他悲伤地微微一笑：“但愿。”

“出什么事了？”我问。

他向我们背后酒店的方向偏偏头。

我们默默地走着，奥古斯塔斯走在我前面半步。我太害怕了，不敢深究自己是否有理由害怕。

那个，有这么一样东西，叫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简单说来，这个叫作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家伙因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而闻名：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某些需求必须先被满足，之后才可能有其他层次的需求。看起来就是下面这样：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

对食物和水的需求一旦满足，你就会向高一层次的安全需求发展，然后再高一层次，再高一层次，而最重要的是，在马斯洛看来，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前，你甚至根本不会去考虑安全或者社会需求，更别提“自我实现”了，这一层次的意思是——比方说吧，进行艺术创作，或者思考伦理道德、量子物理之类的问题。

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我就是被困在金字塔的第二层了，没办法对自己的健康感到安全，因此不可能去追求爱和尊重还有艺术还有种种别的玩意儿，而这一套，当然，全是胡扯：创作艺术或者哲学冥思的冲动不会因为你生了病就平白消失。这种冲动只会因为疾病而变得更美更高尚。

马斯洛的金字塔理论似乎是在暗示我跟别人比起来，不算是个完全的人，而大部分人似乎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奥古斯塔斯例外。我一直以为他之所以能爱上我，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病痛；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也许他仍正在经受病痛。

我们进了我的房间克尔凯郭尔。我在床边坐下，等着他来坐在我身边，可他蜷起长腿蹲坐到了那把颜色暗淡的佩斯利旋涡纹沙发上。那张小沙发，有多大年岁了？五十年？

我嗓子眼里好像堵着个团子，看到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双唇之间，我感觉到嗓子眼那个团子发硬。他往后一靠，叹了口气。“就在那次你进ICU之前，我开始感觉髋关节疼痛。”

“不。”我说。恐惧如潮水滚滚而来，我被拖到水底。

他点点头。“于是我去做了个PET扫描。”他停下话头，突然把烟从嘴里拿出来，咬紧了牙关。

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在爱我的人面前忍住眼泪，因此我知道奥古斯塔斯在做什么。咬紧牙关。眼睛往上看。告诉自己如果他们看到你哭，他们会受伤，而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就只能扮演悲伤之源，可你绝不能变成悲伤的化身，所以你不能哭——你在眼望天花板时告诉自己这番话，然后，尽管嗓子眼里什么也没有，你还是吞咽一下，然后看着爱你的那个人微笑。

他扬起一边嘴角，绽开一个微笑：“PET显像结果上全是亮点，海蓁·格蕾丝，我像是一棵挂满了灯的圣诞树。胸膜，左髋部，肝脏，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这句话在半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站起来，拖着我的身体和氧气推车，从年头久远的地毯上走过去，奥古斯塔斯永远也不可能活到这地毯的年岁了。我在沙发跟前跪了下来，把头靠在他的膝上，抱住他的腰。

他轻抚着我的头发。“我非常难过。”我说。

“我很抱歉没有告诉你，”他说，声音很平静，“你妈妈一定知道了，她看我的神情……我妈妈一定告诉她了，或者透露了什么。我早该告诉你的。我太蠢了，而且自私。”

当然，我知道他先前为什么闭口不谈：跟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ICU里的样子的理由一样。我根本无法对他生气，一点儿也不。直到现在，我自己所爱的人成了手榴弹，我才明白，自己先前拼命想保护别人，不让他们因我即将粉身碎骨而受到伤害有多么傻：我没法停止爱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也不想停止爱他。

“这不公平，”我说，“这真是太他妈不公平了。”

“这世界，”他说，“不是满足心愿的大工厂啊。”随后，他突然难以自制地落下泪来，只是短短一刻，他的啜泣声无力地回响着，就像没有闪电相伴的一阵雷鸣，其深可畏惧的狂暴，倒常常会被挨痛受苦界的业余人士误认为软弱。后来，他把我拉到面前，他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坚决地说：“我会战斗到底。我会为了你战斗到底。你别担心我，海蓁·格蕾丝，我没事。我会找到办法，长长久久地待在你身边，让你心烦。”

我在哭。但即使这个时候，他仍然强壮有力，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能看到他环抱着我的胳膊上坚实的肌肉。他说：“我很抱歉。你会没事的，都会没事的。我保证。”他又挑起一边嘴角微笑起来。

他吻了我的额头，然后，我感觉到他强健的胸膛稍稍瘪下去一点点。“我猜我到底还是有那么个‘致命弱点’。”

过了一会儿，我拽着他到床边，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他告诉我，他本来已经开始接受保守性化疗，但为了来阿姆斯特丹，他半途放弃了。他父母非常生气，一直想要说服他，直到那天早上，我在他家屋外听到他尖叫说身体属于他自己。“我们可以重新安排时间的。”我说。

“不，不可能的，”他回答，“反正，化疗也没起作用。我能感觉到，没用。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全是鬼扯，整个这一套。”我说。

“等我回了家，他们会试试别的治疗方案。他们总有新方案。”

“是啊。”我说。我自己也当够了做实验用的针插。

“说起来，我多少欺骗了你，让你以为爱上了个健康人。”他说。

我耸耸肩：“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

“不，你不会的。不过我们不可能都跟你一样了不起。”他吻了我，然后皱起眉头。

“疼吗？”我问。

“不。没事。”他盯着天花板注视良久，才开口，“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喝香槟。我喜欢不抽烟。我喜欢荷兰人说荷兰语的声音。而现在……我甚至连一场战役都没有，连作战的机会都没有。”

“你和癌症作战，”我说，“那就是你的战役，你会一直战斗到底。”我对他说。我其实很讨厌人们总想夸我鼓励我，做好准备与病魔战斗，但我也这么对他了。“你会……你会……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现在这就是你的战争。”我都鄙视自己这滥情伤感的调调，但我还能拿出什么别的呢？

“好一场战争。”他心灰意懒地说，“我在向什么开战？我的癌症。我的癌症又是什么呢？我的癌症就是我。肿瘤是我的一部分。毋庸置疑，就像我的脑子我的心是我的一部分一样。这是一场内战啊，海蓁·格蕾丝，胜败已经注定了。”

“格斯。”我说，可我什么别的也说不出了。他太聪明了，我所能提供的种种安慰都无法真正安慰他。

“好啦。”他说。但并不好。片刻之后，他说：“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那个地方我真的很想去——可是骗谁呢？你和我谁也没办法走完博物馆。不过我们出发前，我还是去网上看了那儿的展览。如果你要去那儿（希望有一天你能去），你会看到许多以死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你会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会看到一个脖子被刺的老兄，还会看到人们死于海上，死于战场，烈士和殉难者纷纷亮相。可是画里，没有，一个，得癌，的，小孩。没有因瘟疫天花或者黄热病之类而挂掉的家伙，因为疾病没什么光荣之处。它没有意义。因病而死毫无荣耀可言。”

亚伯拉罕·马斯洛，我谨为你引荐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此人的存在性求知欲令他那些丰衣足食、备受关爱的健康同胞们相形见绌。当大众都过着纵情消费、醉生梦死的生活时，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却在从远方审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艺术品。

“怎么？”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问。

“没事，”我说，“我只是……”我说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是非常，非常，喜欢你。”

他弯起一半嘴唇微笑起来，他的鼻子离我的鼻子近在咫尺。“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我认为你没法把它忘掉，也没法不把我当作快死的人来看待。”

“我可没觉得你快死了。”我说，“我觉得你只是偶染癌之微恙。”

他微笑起来。绞架下的幽默。“我坐在一辆一直往上的过山车上呢。”他说。

“我得一直跟你在一起往上，我有这个特权，也有这个责任。”我说。

“如果我想亲热，会不会荒唐透顶？”

“没有什么好想的，”我说，“只有行动。”

14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们在云朵之上两千英尺，云朵在地面之上一万英尺，格斯说：“我以前想过，要能住在云上一定很有趣。”

“对啊，”我说，“就像待在那些充气蹦床城堡什么的玩具里一样，只不过更棒，因为可以一直待在里面。”

“可是后来，中学的科学课上，马汀尼兹老师问，我们之中谁曾经幻想过住在云上？每个人都举了手。然后马汀尼兹老师就说，在云上面，风速是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温度零下三十摄氏度，而且没有氧气，我们都会几秒钟就死翘翘。”

“听起来真是个和善的好人。”

“让我告诉你，海蓁·格蕾丝，他的专业就是扼杀梦想。你觉得火山棒极了？去跟死在庞贝城的一万具尖叫的尸体说说吧。你还在心底暗暗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元素？世界上只有毫无灵魂的各种分子随机地撞来撞去。你担心如果父母死了谁来照顾你？正该好好担心才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都会变成虫子的食物。”

“无知是福。”我说。

一位空中乘务员推着饮料车从我们身边走过，压低声音问：“需要饮料吗？需要饮料吗？”格斯从我旁边侧身过去举起手：“我们能要点香槟吗？”

“你们满二十一岁了吗？”空乘怀疑地问。我动作明显地调整了一下鼻子里的氧气管，空乘微笑起来，然后瞟了一眼我妈妈，她睡着了。“她不会介意吗？”

“不会。”我说。

于是她在两个塑料杯子里倒了香槟给我们。

格斯和我举杯祝酒。“为你。”他说。

“为你。”我说着跟他碰了碰杯。

我们浅啜一口。比在橙意餐厅尝过的星星要黯淡些，但仍然很美味。

“你知道，”格斯对我说，“范·豪滕说的一切全是真的。”

“也许吧，但他也用不着说得那么浑蛋。他为仓鼠西西弗斯都设想了未来，我没法相信安娜的妈妈却没有份。”

奥古斯塔斯耸耸肩。他似乎突如其来地失神了片刻。“还好吗？”我问。

他微不可察地摇摇头。“疼。”他说。

“胸口？”

他点点头，拳头握得紧紧的。后来，他将其描述为仿佛一个独腿的肥胖男人穿着细高跟鞋踩在他的胸口正中一般。我把我的座椅靠背调回直立锁定位置，往前俯下身子从他的背包里翻出药片来。他就着香槟吞了一片。“还好吗？”我又问。

格斯坐在那儿，握紧拳头上下晃动，等着药物起作用。这药的作用与其说是让疼痛消失，不如说是把他和疼痛（也和我）隔离开来。

“那时他好像充满个人情绪，”格斯悄声说，“好像他因为什么原因在生我们的气。我是指范·豪滕。”他快速地大口喝光了剩下的香槟，很快就睡着了。

爸爸在取行李区等着我们。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豪华轿车司机之中，那些人都举着印有客人姓氏的标志牌：约翰逊，巴灵顿，卡迈克尔。爸爸也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美丽的家人”，然后下面一行在括号里写着“及格斯”。

我拥抱了他，他哭起来（当然）。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格斯和我给爸爸讲了阿姆斯特丹的各种故事，但我一直没有说起格斯的事，直到我安全到家，把管子连上了制氧机“飞利浦”，和爸爸一起在膝盖上垫着餐巾吃起美国比萨，看着我想念的美国电视剧。

“格斯复发了。”我说。

“我知道。”爸爸说，他朝我身边挪过来一点，然后接着说，“他妈妈在旅行之前告诉我们了。我很抱歉他没早告诉你，我……我很难过，海蓁。”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说。我们看的电视节目讲的是人们挑选想要买的房子。“那个，你们不在的时候，我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爸爸说。

我抬头看着他。“哦，酷啊。你觉得如何？”

“挺好的。有点太高深，超乎我的理解能力。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记得吗？不是文学青年。不过我真希望这本书有结尾。”

“是啊，”我说，“大家都这么抱怨。”

“另外，这本书有点绝望色彩，”爸爸说，“有点失败主义。”

“如果你说的失败主义是指‘坦率’，那我同意。”

“我不觉得失败主义等同于坦率，”爸爸答道，“我拒绝接受这点。”

“那么说，发生的一切都有缘由，我们最后都会住在云朵上的大房子里弹竖琴？”

爸爸微笑了。他伸过胳膊抱住我，把我拉近，在我脑袋侧面吻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相信什么，海蓁。我原来以为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并非如此。”

“是啊，”我说，“好吧。”

爸爸对我又说了一次他为格斯感到难过，然后我们继续看电视，那些人选好了房子，爸爸的胳膊仍然环抱着我，我开始有点犯困了，但还不想上床睡觉。然后爸爸说：“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是一门非常棒的数学课，教课的是个小个子老太太。她当时正在讲快速傅里叶变换演算法，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说：‘有时候，好像宇宙也想被人注意到。’”

“那就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宇宙也想被人注意到。我想宇宙对于有意识的生物偏心得不讲道理，它对智慧生命慷慨回报，一部分是因为宇宙喜欢有人发现自己的美妙。而我，我是什么人？历史沧海中的一粟，我有何立场去对宇宙说，它——或者我对它的观察——是暂时的？”

“你相当聪明啊。”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相当会拍马屁啊。”爸爸答道。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格斯家，和他父母一起吃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给他们讲阿姆斯特丹的故事，而格斯就在我们以前一起看《V字仇杀队》的客厅沙发上小睡。我从厨房刚好可以看到他：他仰躺着，头朝向与我相反的一侧，身上已经插上了PICC管。医生采用了一种新的抗癌鸡尾酒疗法：两种化疗药物加一种蛋白受体，他们希望以此来抑制格斯癌细胞里的致癌基因。格斯的父母告诉我，格斯很幸运，被选中了参与这个实验。幸运。我知道其中一种化疗药物，光是听到它的名字就让我恶心欲呕。

过了一会儿，艾萨克的妈妈带着他来了。

“艾萨克，嗨，互助小组的海蓁，不是你邪恶的前女友。”他妈妈领着他往我这边走来，我从餐椅上站起来拥抱他，他的身体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我，然后他用力地回抱我。

“阿姆斯特丹怎么样？”他问。

“好得不得了。”我说。

“沃特斯，”他说，“你在哪儿呢，老兄？”

“他睡着了。”我说，我的嗓音哽住了。艾萨克摇摇头，谁也没说话。

“真操蛋。”一秒钟后艾萨克说。他妈妈拉出一把椅子，领着他走到椅子前面。他坐下来。

“我还是可以在《以暴制暴》里把你的瞎屁股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塔斯说，他没转过来看我们。药物让他的语速慢了一些，但也只是慢到跟正常人的语速一样。

“我非常肯定所有的屁股都是瞎的。”艾萨克回答。他伸出双手寻找他妈妈。他妈妈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起来，然后他们走到沙发那边，格斯和艾萨克笨拙地拥抱了一下。“你感觉怎么样？”艾萨克问。

“不管吃什么都觉得有一股硬币味儿。除此之外，一切都好，就像坐在一辆一直往上的过山车上呢，小家伙。”格斯答道。艾萨克笑了起来。“你眼睛怎么样？”

“哦，好极了。”艾萨克说，“我是说，唯一的问题是它们不长在我头上了。”

“棒极了，可不是嘛。”格斯说，“倒不是故意想压你一头什么的，不过我全身上下全是癌细胞了。”

“听说了。”艾萨克说，使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摸索着找格斯的手，却只摸到了他的大腿。

“我时日无多了。”格斯说。

艾萨克的妈妈拿过来两把餐椅，艾萨克和我在格斯身边坐下。我握着格斯的手，在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地方轻轻画着圈。

大人们去地下室互诉同情什么的，只留下我们三个在客厅里。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朝我们转过头来，他清醒得很慢。“莫妮卡怎么样？”他问。

“她一次也没联系过我。”艾萨克说，“没有卡片，没有电邮。我现在有个机器，可以帮我读电子邮件，棒极了。我还可以自己调声音的性别和口音什么的。”

“看来我可以，比方说，给你发个色情小说，然后你能让一个德国老男人的声音读给你听？”

“正是如此。”艾萨克说，“不过摆弄这机器还得要我妈帮忙，所以你那个德国色情文学还是等一两个礼拜再说吧。”

“她难道连短信也没发一个，问问你怎么样之类的？”我问。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公平得登峰造极、不可理喻。

“彻头彻尾的无线电静默。”艾萨克说。

“荒谬。”我说。

“我已经不去想这事儿了。我没时间交女朋友。我就像是在全职做一份‘学习怎么当瞎子’的工作。”

格斯又转开脸，透过窗户，注视着后院里的露台。他合上眼睛。

艾萨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很好，他告诉我互助小组新来了一个声音非常热辣的女孩，他需要我去帮他看看，她长得是不是也那么热辣。然后，突然，奥古斯塔斯没头没脑地说：“不能就那么对前男友不闻不问了——在他两只眼睛从那见鬼的脑袋上被切掉之后，不能那样。”

“只有一……”艾萨克开口。

“海蓁·格蕾丝，你有四块钱吗？”格斯问。

“哦，”我说，“有吧……怎么？”

“好极了。我的腿就在咖啡桌下面，帮我找找。”他说。格斯支起身体，慢慢挪到沙发边缘，我把他的义肢递给他，他用慢动作安上。

我扶他站起来，然后借一只胳膊给艾萨克，带着他绕过那些突然变得碍事起来的家具。同时我意识到，几年来，我竟然第一次成了房间里最健康的人。

我开车，奥古斯塔斯坐在副驾驶座上，艾萨克坐后排。我们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遵照奥古斯塔斯的指示，我下车买了一打鸡蛋，而他和艾萨克就坐在车里等我。然后，艾萨克凭记忆指路，带我们来到莫妮卡家，那是一座乏味得嚣张的两层楼房，就在犹太人社区中心旁边。莫妮卡那辆翠绿色宽轮距的九十年代款庞蒂亚克火鸟就趴在车道上。

“到了吗？”艾萨克感觉到我停了车，问道。

“哦，到了，”奥古斯塔斯说，“你知道它看起来什么样吗，艾萨克？就像我们还蠢得怀有希望时所有的希望加在一起。”

“那她在家吗？”

格斯慢慢地回过头去看着艾萨克。“谁管她在不在家？这事儿跟她无关，只跟你有关。”格斯抓起放在膝头的鸡蛋盒，打开车门，拖着两腿下车，走到街上。他帮艾萨克打开车门，我从反光镜里看着格斯把艾萨克扶下车，他们俩肩碰肩互相倚靠着，从肩往下又逐渐分开，就像祈祷时手掌并不完全合拢的双手。

我摇下车窗，从车里往外看，因为随意破坏他人财产这种汪达尔[1]人作风让我紧张。他们朝那辆车走了几步，然后格斯打开鸡蛋盒，递给艾萨克一个鸡蛋。艾萨克扔了出去，没打着车，离车足足有四十英尺。

“偏左一点。”格斯说。

“我扔得偏左了一点还是我需要往偏左一点瞄准？”

“偏左一点瞄准。”艾萨克抡圆了胳膊。“再左一点。”艾萨克又抡了一次。“对了，非常好。这次用力扔。”格斯再递给他一个鸡蛋，艾萨克扔了出去，那个蛋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从车顶上飞过去，砸在房子平缓的屋顶上摔得稀烂。“正中靶心！”格斯说。

“真的？”艾萨克兴奋地问。

“没有。你扔到车那边了，差不多远了二十英尺。还是要用力扔，但要低些。另外，稍微再往右一点。”艾萨克侧身伸手从格斯捧着的蛋盒里拿了一个蛋，扔了出去，砸中了一盏尾灯。“对了！”格斯说，“中了！尾灯！”

艾萨克再去拿一个蛋，这次扔得太偏右；然后又一个，又太低了；然后再一个，正中后挡风玻璃。接下来，他一连三个准准地砸到了后备厢。“海蓁·格蕾丝，”格斯回头冲我嚷道，“照张照片，等以后发明了机器眼，艾萨克就能看到这一幕了。”我直起身子，人还坐在车里，但胳膊从车窗伸出去，胳膊肘搁在车顶上用手机照了一张：奥古斯塔斯嘴里叼着没点着的烟，勾起的半边嘴角上挂着令人心动的微笑，一个空了大半的粉红色鸡蛋盒顶在他头上。他的另一只手搭在艾萨克肩上，艾萨克的墨镜并没有完全朝着镜头。在他们身后，绿色火鸟的挡风玻璃和保险杠上，鸡蛋黄正缓缓往下流淌。再后面，一扇门打开了。

“怎么了？”我拍完那张照片之后片刻，一个中年妇女嚷道，“这究竟是——”然后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夫人，”奥古斯塔斯对她点点头说，“您女儿的车刚被一位盲人扔了鸡蛋，这是咎由自取。请您关上门，回到屋里去，否则我们就要被迫报警了。”踌躇片刻之后，莫妮卡的妈妈关上门，消失了。艾萨克飞快地把剩下三个鸡蛋一连串扔了出去，然后格斯领着他回车上。“瞧，艾萨克，你只要——我们现在走到马路牙子了——你只要把正当合法的感觉从他们身上剥夺，只要把事情颠倒，让他们觉得在那儿旁观自己的车被扔鸡蛋才是犯罪——再走几步——他们就会迷惑、害怕、担心，他们就会回到——车门把手就在你面前——回到自己绝望得无声无息的生活里去。”说完这番话，格斯匆匆绕过车前，把自己塞进副驾驶座。车门关上了，我发动汽车，咆哮着开出几百英尺后，我发现自己正冲一条死胡同而去。我赶紧掉头，再次从莫妮卡家门口飞速驶离。

后来我再没给他拍过照片。

[1] 为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是肆意破坏和亵渎圣物的代名词。

15

几天之后在格斯家，他的父母、我的父母、格斯和我一起挤在餐厅里的圆桌边吃酿柿子椒，桌上铺着桌布，按照格斯爸爸的说法，上一次用这桌布还是上个世纪的事。

我爸爸：“艾米莉，这个意大利烩饭……”

我妈妈：“美味极了。”

格斯的妈妈：“哦，谢谢。我很乐意把做法告诉你们。”

格斯咽下一口烩饭：“你知道，我对这个味道的第一感觉是：并非橙意出品。”

我：“观察力敏锐啊，格斯。这顿饭，尽管十分美味，但没有橙意餐厅的味道。”

我妈妈：“海蓁。”

格斯：“这个吃起来就像……”

我：“饭菜。”

格斯：“对了，正是如此。正常饭菜的味道，做得非常好的饭菜。但没有那种滋味，该怎么说呢，很微妙的……”

我：“没有那种滋味——就像上帝他老人家亲自下厨，用天堂当食材做出全套五道大菜，配上几只明亮的、盛满气泡和发酵的等离子体的球形天体，一起端上运河岸边的餐桌，而实实在在的花瓣追逐着流水，正从餐桌旁经过。”

格斯：“说得妙。”

格斯的父亲：“我们的孩子有点儿怪异。”

我爸爸：“说得妙。”

那次晚饭过了一周之后，格斯因为胸口疼进了急诊室，当天晚上就住院了，于是我第二天早上开车去纪念医院，到四楼病房看他。上次看过艾萨克之后，我就没再来过纪念医院。这儿跟儿童医院不一样，没有那种鲜艳得叫人发腻的红黄蓝墙壁，也没有小狗开车的画镶框挂在墙上，但这里单调乏味至极的模样反倒叫我怀念起儿童医院那些开心宝宝鬼画符了。纪念医院过于“功能性”了，它是个储存场所。火葬场预演。

电梯到了四楼，门开了，我看到格斯的妈妈在等候室走来走去，拿着手机讲话。她很快挂了电话，拥抱了我，主动帮我推氧气推车。

“没事，我自己来。”我说，“格斯怎么样？”

“他晚上过得很糟，海蓁。”她说，“他的心脏负荷过度了。他需要减少活动量，从现在开始要坐轮椅。医生给他用了一种新药，应该对抑制疼痛效果好些。他的两个姐姐刚开车过来了。”

“好的。”我说，“我能看看他吗？”

她双臂环抱住我，用力搂了搂我的肩膀，感觉有点儿怪异。“你知道我们爱你，海蓁。但眼下我们需要一家人聚在一起，格斯也同意了。好吗？”

“好吧。”我说。

“我会告诉他你来过。”

“好吧，”我说，“我想就在这儿坐一会儿，看会儿书。”

格斯的妈妈从走廊回他的病房去了。我理解，但我还是很想他，还是觉得，也许我会就此错过最后一次见他的机会，跟他告别什么的。等候室地面铺着棕色地毯，还有垫着厚软垫的棕色布面沙发。我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氧气推车搁在脚边。我特意穿了球鞋和那件“这不是烟斗”T恤，两周前，“维恩图笑话”的那个傍晚，我穿的就是这一身，可今天他看不见了。我开始浏览手机上的照片，手机相册就像最近几个月时间倒流的动画活页本，以他和艾萨克在莫妮卡家外面那张开始，我给他照的第一张照片为结束，那是我们开车去看《时髦骨骸》的那天。感觉恍如隔世，就好像我们拥有过一段短暂但却无穷的永世时光。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两周以后，我推着格斯的轮椅，穿过艺术公园，往《时髦骨骸》雕塑走去，格斯膝头放着一整瓶非常昂贵的香槟酒和我的氧气瓶。香槟是格斯的一位医生赞助的——格斯就是有那种本事，能使得医生心甘情愿把自家最好的香槟送给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坐下了，格斯坐在轮椅上，我坐在发潮的草地上，离《时髦骨骸》很近，是轮椅能达到的最近距离。我指指那些互相怂恿对方从肋骨跳到肩胛骨的小孩子们，一片喧闹中，格斯用我刚好能听见的音量回答：“上次，我把自己想象成小孩。这次，是骸骨。”

我们用印着维尼熊的纸杯喝香槟。

16

和癌症晚期的格斯共度的典型一天：

我大约中午去他家，这时他已经吃过早餐，也吐过早餐了。他坐着轮椅在大门口迎接我，他已不再是那个身材结实、英俊非凡、在互助小组盯着我看的男孩子了，但仍然带着半个微笑，仍然叼着没点燃的烟，他的蓝眼睛仍然明亮生动。

我们和他父母一起在餐厅吃午饭。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和昨晚剩的芦笋。格斯没吃。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他说，“你呢？”

“不坏。你昨晚做什么了？”

“我睡了好久。我想给你写个续集的，海蓁·格蕾丝，但我就是一直都他妈那么累。”

“你可以讲给我听啊。”我说。

“好吧，我仍然坚持前范·豪滕时代我对于荷兰郁金香老爹的分析。不是个骗子，但也没有他故意让人以为的那么有钱。”

“安娜的妈妈怎么样了呢？”

“关于她还没有最后决定呢。耐心点，蚂蚱小姐。”奥古斯塔斯微微一笑。他父母一直安静地看着他，分毫也不愿挪开视线，好像他们想趁“格斯·沃特斯演出季”还没结束之前尽情欣赏。“有时候我梦见我在写回忆录。回忆录正是我所需要的，能让我留在热爱我的公众的心里，永志不忘。”

“你都有我了，干吗还需要热爱你的公众？”我问。

“海蓁·格蕾丝，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吸引人的外貌和人格魅力，让认识的人钟情于你不是什么难事。但让陌生人也爱你……那可是有诀窍的。”

我翻了个白眼。

吃完午饭，我们出门到后院去。他的身体还可以，足以自己开动轮椅，过门槛的时候还使了个小小的前轮离地平衡特技。就算到了这时候，他的运动员素质还在，协调性和敏捷的反应能力还在，大量的麻醉药物也无法完全掩盖。

他父母待在家里，但我只要往餐厅窗户里瞟一眼，就能看到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

我们在外面沉默地坐了一分钟，格斯说：“有时候我希望我们没送走那个秋千架。”

“我家后院那个？”

“是啊。我的怀旧感简直登峰造极，竟开始怀念一架我的屁股从来没有真正碰过的秋千了。”

“怀旧是癌症的副作用。”我对他说。

“不，怀旧是死亡的副作用。”他回答。我们头顶上有风吹过，树枝的阴影在我们的皮肤上晃动，纠结缠绕。格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这一生很不错，海蓁·格蕾丝。”

他需要用药时，我们进了屋，药物是和营养液一道通过胃管输送的，那是一条塑料管，末端消失在他的腹部。他安静了一会儿，失去了意识。他妈妈本想让他小睡一会儿，但她一说，他就拼命摇头不愿意，于是我们就让他坐在椅子上，半睡半醒地待了一阵子。

他的父母看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录像，是格斯和他两个姐姐——录像里她们大概跟我现在一样大，格斯大概五岁。他们在车道上玩篮球，不是现在这栋房子。尽管格斯才一点点小，运球的动作却像个天生的篮球运动员。他围着两个姐姐转圈跑，把她们逗得大笑。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打篮球。“他打得真好。”我说。

“你真该看看他高中时候，”他爸爸说，“高一就进学校代表队了。”

格斯喃喃道：“我能到楼下去吗？”

他妈妈和爸爸推着他坐的轮椅下楼去，一路颠簸得厉害，简直有可能发生危险——如果此刻谈危险还有意义的话。然后，他们留下我俩独处。格斯上了床，我们一起躺在被子里，我侧躺着，他仰面朝天，我的头靠着他瘦骨支离的肩膀，他身体的热度透过POLO衫辐射进我的皮肤里，我的双脚和他的单脚缠在一起，一只手放在他脸颊上。

当我离他的脸近到鼻子都快碰上时，我的眼里只能看到他的眼睛，这时我看不出来他是个病人。我们亲吻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躺着听“潮热”乐队的同名专辑，最终我们就那样睡着了：一堆管子和身体组成的量子纠缠。

后来我们睡醒了，垒起一列长枕头，舒舒服服地坐在床边上玩《以暴制暴2：黎明的代价》。当然，我玩得很烂，但这样对格斯倒很有用。他更容易死得漂漂亮亮，要么跳起来挡住一颗狙击手的子弹，为了我牺牲自己，或者干掉一个正要对我开枪的岗哨。他是多么陶醉于救我的命啊。他嚷道：“你今天别想要我女朋友的命，国籍不明的国际恐怖分子！”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假装出个状况，窒息或者什么的，给他一个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我施救的机会。也许这样他就能摆脱那种恐惧——觉得他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没有为大众福祉做出过贡献。可是随后我想象了一下，他的体力可能不足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于是我不得不露馅，表明其实这是一场骗局，最后我们只能双双落得一番羞辱。

若初升的太阳在你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这时还想维持尊严难如登天——这就是我们在一座并不存在的城市的废墟中猎杀坏人时，我脑子里在想的事。

最后，格斯爸爸下楼来把他拖回楼上，在进门的通道处，一块谆谆教导我“友情亘古长存”的“精神鼓舞”下面，我跪下来跟他吻别，互道晚安。我回家和爸妈一起吃晚饭，留下格斯自己在家吃（然后吐）晚饭。

看一会儿电视之后，我去睡觉。

然后醒来。

中午时分，我再去他家。

17

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一个月之后的一个上午，我开车去他家。他爸妈告诉我他还在楼下睡觉，于是我走到地下室大声敲门，然后一边喊着“格斯”一边走了进去。

我发现他在含糊不清地嘟哝着自己创造的语言。他尿床了，糟透了。我甚至连看都没法看，真的。我大声喊了他的父母，他们下楼来给他收拾，而我上楼去了。

等我再次下楼来，他正慢慢从麻醉药的作用中醒过来，开始遭受新一天的折磨。我给他摆好枕头，我们俩在没有床单的床垫上一起玩《以暴制暴》，但他太疲倦虚弱，没法好好玩，技术简直跟我一样烂了，我们坚持不了五分钟就双双死翘翘。死得一点儿也不悲壮、不英雄，只是默默无闻的路人死法。

我跟他什么也没说。可以说我想要他忘记我刚才在场，但愿他不要记得我亲眼看到心爱的男孩躺在自己的一摊便溺中精神错乱的模样。我一直在心里有点盼着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哦，海蓁·格蕾丝。你怎么来了？”

可不幸的是，他都记得。“时间每过去一分钟，我对‘耻辱’这个词的理解就变得更深刻一分。”他最终开口说道。

“我也尿过床，格斯，相信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以前，”他说着急速地吸了一口气，“总叫我奥古斯塔斯。”

“你知道，”过了一会儿他说，“也许很孩子气，但我一直觉得我的讣告会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觉得我会活过值得讲述的一生。我一直在心里秘密地怀疑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你是与众不同的。”我说。

“好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我的确知道他的意思，我只是不认同。“我才不在乎《纽约时报》给不给我写讣告，我只想要你给我写一个。”我对他说，“你说你并非与众不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了解你，但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了解你啊。”

可他没有道歉，只是说：“我想我没办法给你写讣文了。”

我简直被他弄得心烦意乱。“我只希望你有了我就够了，可光有我在你眼里永远也不够。这一切对你来说永远不够，但你只能得到这些。你有我，有你的家人，还有这个世界。这就是你的人生。如果它很烂，我很抱歉，但你不会是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你也不可能成为NBA明星，也不可能去追捕纳粹党徒。我是说，瞧瞧你自己，格斯。”他没有回答。“我的意思不是……”我再度开口。

“噢，你就是那个意思。”他打断我。我想道歉，但他说：“不用了，对不起。你是对的。我们好好玩游戏吧。”

于是我们继续好好玩游戏。

18

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那铃声是格斯最喜欢的“潮热”乐队的一首歌，这意味着电话是他打来的——或者是别人用他的手机打的。我瞟了一眼闹钟：凌晨两点三十五分。他死了，我想。我心里一切都坍塌了，变成一个奇点[1]。

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声“喂？”

等着听筒里传出他爸爸或妈妈万念俱灰的声音。

“海蓁·格蕾丝。”奥古斯塔斯虚弱地说。

“哦，感谢上帝是你打来的。嗨。嗨。我爱你。”

“海蓁·格蕾丝，我在加油站，出问题了。你得帮帮我。”

“什么？你在哪儿？”

“高速公路八十六号出口，通向迪奇路的地方。我好像把胃管弄坏了，怎么也搞不好，我……”

“我这就打911。”我说。

“别别别别，他们会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海蓁，听我说，别打911，别找我爸妈要不我永远也不原谅你求你了别……你过来就行过来把他妈的那胃管弄好就行。我，天哪，这是最蠢的事。我不想让爸妈知道我出来了，拜托。我带着药，就是输不进去。求求你。”他在哭。我从来没听过他哭成这样，除了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在他家屋外听到的呜咽声之外。

“好的，”我说，“我现在就过来。”

我把管子从呼吸机上取下来，接上氧气瓶，把氧气瓶装上便携推车，穿上和我的粉色棉质睡裤相配的软帮球鞋，套上一件巴特勒篮球T恤，这是格斯的旧衣服。我从妈妈常放钥匙的厨房抽屉找到了钥匙，又留了张字条，怕他们醒来发现我不在。

我去看格斯了。事情很重要，抱歉。

爱你们，H

我开车去加油站的几英里路上，逐渐清醒了，开始奇怪格斯为什么大半夜的出门。也许他产生了幻觉，或者英雄主义殉难情结发作了。

我在迪奇路上加速冲过了好几个黄灯，开快车部分是因为我想赶快找到他，也有一部分是希望某个警察出来把我拦下，让我有借口告诉别人，我的病危男友被困在加油站外，胃管也不起作用了。但终究没有警察冒出来替我作决定。

停车场只有两辆车。我停在他的车旁边，打开他的车门，车内灯亮了起来。奥古斯塔斯坐在驾驶位，全身都沾满了他自己的呕吐物，两手按着腹部胃管插进体内的地方。“你好。”他喃喃道。

“哦，天哪，奥古斯塔斯，我们得送你去医院。”

“麻烦你帮我看看就好。”我屏住呼吸，弯下腰检查他的肚子，肚脐上的地方，医生做了手术，把胃管插入他身体。他腹部的皮肤发热，又红又亮。

“格斯，我想你这里感染了。我弄不好这个。你为什么在这儿？怎么不在家？”他刚才吐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力气把头扭开。“哦，宝贝。”我说。

“我想买包烟。”他含糊地说，“我那包丢了。也许是被他们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说再给我买一包，可我想……自己来。自己做一件小事。”

他直直地瞪着前方。我悄悄地掏出手机，垂下眼帘拨了911。

“对不起，”我跟他说。“这里是91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您好，我在高速公路通向迪奇路的八十六号出口，需要救护车。我一生挚爱的恋人胃管出了问题。”

他抬眼看着我。这情景惨不可言，我简直无法直视他。那个叼着没点燃的烟、勾起一边嘴角微笑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复存在了，替代他的是这个坐在我面前绝望而饱受羞辱的可怜人。

“就这样了。我连想不抽烟也不可得了。”

“格斯，我爱你。”

“我哪还有机会成为某人的彼得·范·豪滕呢？”他虚弱地砸了一下方向盘，趁着喇叭响起的时候哭了。他仰头靠着，往上看去。“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这一切我恨这一切我让自己觉得恶心我恨我恨我恨啊就让我他妈去死吧。”

按照这一类文学的传统，我应当写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保留着幽默感，一刻也没有放弃勇气，他的精神像不可战胜的雄鹰般翱翔，直到这个世界再也容不下他那欢乐的灵魂。

可现实是，一个可怜的男孩，绝望地不想被人可怜，他尖叫、哭泣，被感染的胃管戕害——这胃管维持着他的生命，却又不足以让他真的生活。

我给他擦了擦下巴，双手捧住他的脸，在他身边单膝跪下，好看清楚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仍然鲜活。“我很抱歉。我希望能像那部电影一样，波斯人和斯巴达人那部。”

“我也是。”他说。

“可惜不能。”我说。

“我知道。”他说。

“没有坏蛋。”

“是啊。”

“就连癌症也并不是坏蛋：癌细胞只想活下去。”

“是啊。”

“你没事的。”我告诉他。我听到了急救车的汽笛声。

“好吧。”他说。他开始失去意识了。

“格斯，你得向我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给你买烟，好吗？”他看着我，眼睛在眼眶里无神地颤动。“你必须保证。”

他稍稍点了点头，然后双眼合上了，头转来转去。

“格斯，”我说，“坚持住。”

“给我念点东西吧。”他说，这时那辆见鬼的救护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径直往前开走了。于是我在等他们回头来找我们的时候，给格斯背了我能想到的唯一一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①的《红色手推车》。

多少东西仰仗于

你

一辆红色的手推

车

闪亮地缀着雨

滴

旁边是群白色的

鸡

威廉斯是医生，在我看来，这也很像一首医生的诗。诗念完了，救护车还在继续离我们远去，我只好续写下去。

我告诉奥古斯塔斯，还有多少东西仰仗于，被头顶枝条分割开的蓝色天空。多少东西仰仗于，紫色嘴唇的男孩肚里长出的透明胃管。多少东西仰仗于，这个宇宙的观察者。

他意识淡漠地瞟了我一眼，喃喃道：“你还说你从不写诗。”

[1] 物理学上的概念，指空间或时间的边缘或边界。

19

几天之后他从医院回家了，这次，他的所有雄心抱负终于都被剥夺殆尽，一去不返。需要更多的药物才能消除他的疼痛，他永久地住到了楼上，被安顿在客厅窗户近旁的一张病床上。

这些日子的记忆里充满了睡衣、胡茬、嘟哝和请求，还有他没完没了地对每个人道谢，谢他们为他做的一切。一天下午，他向房间角落里放的洗衣篮方向虚指了指，问我：“那是什么？”

“那个洗衣篮？”

“不，那旁边。”

“旁边什么也没有啊。”

“那是我的最后一丝尊严。它非常非常小了。”

第二天，我自己开门进了他家。他们现在不喜欢我按门铃了，因为门铃声可能把他吵醒。他的两个姐姐在，还有她们的银行家丈夫和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一拥而上跑到我跟前，唱着“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然后在门口转着圈地飞跑，仿佛肺容量是可再生资源似的。我以前见过他姐姐，但这是第一次见到孩子们和他们的爸爸。

“我是海蓁。”我说。

“格斯有个女朋友。”一个孩子说。

“我知道格斯有女朋友。”我说。

“她有咪咪咧。”另一个说。

“真的啊？”

“你为什么带着那个？”先前那个孩子指着我的氧气推车问。

“帮助我呼吸用的。”我说，“格斯醒了吗？”

“没，他还在睡觉。”

“他快死了。”另一个孩子说。

“他快死了。”第三个孩子突然变得很严肃地加以证实。接下来的片刻鸦雀无声，我正在想我该说什么，随即一个孩子踢了另一个一脚，于是他们一下子又开始飞奔追打起来，往厨房去了。

我走到客厅去见格斯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夫克里斯和戴夫。

我还没有跟他的两个姐姐正式见过面，但她们都拥抱了我。茱莉坐在格斯的床边，对沉睡中的格斯说话，用的完全是人们跟小婴儿说你有多可爱的语气：“哦，格西[1]，格西，我们的小格西格西。”我们的格西？他是她们的所有物吗？

“怎么了，奥古斯塔斯？”我努力以身作则，树立得体言行的榜样。

“我们漂亮的格西。”玛莎说着俯下身去看他。我开始怀疑他是当真睡着了，还是故意给自己重重按了一下止痛泵，好躲开好心姐姐们的攻击。

过了一会儿，他醒了，说的第一句话是：“海蓁。”我得承认这让我有点儿高兴，就好像我也是他家庭的一员。“外面，”他轻声说，“我们能去吗？”

我们去了外面。他妈妈推着轮椅，他姐姐、姐夫、爸爸、外甥们和我跟在后面。天气多云，无风、闷热，因为夏天已然到来。他穿着长袖海军T恤和抓绒运动裤，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很怕冷。他想喝点水，于是他爸爸去给他拿了。

玛莎想让格斯说话，跪在他身旁跟他说：“你的眼睛一直都这么美。”他稍稍点了点头。

两个姐夫中的一位把胳膊环在格斯肩头说：“新鲜空气感觉如何？”格斯耸耸肩。

“你需要药吗？”他妈妈问，她也跪下来，加入了围绕在他身边的一圈人里。我后退一步，看着他的几个外甥飞奔着穿过花圃，跑到格斯后院里的一小块草地上，然后立即投入了一场主要内容为把彼此推倒在地的游戏。

“孩子们！”茱莉含糊地喊了一声。

然后她转回头对格斯说：“我只能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能成为体贴、聪明的年轻人，跟你一样。”

我努力抵制发出呕吐声的冲动。“他没那么聪明。”我对茱莉说。

“她说的对，只不过大部分真正长得美的人都很蠢，所以我超乎预期了。”

“没错，他主要是长得帅。”我说。

“帅得闪瞎人们的双眼。”他说。

“实际上他的朋友艾萨克真的被闪瞎了。”我说。

“可怕的悲剧，那真是。但我能控制自己不要美得这么致命吗？”

“你做不到。”

“真是沉重的负担啊，这张完美的脸。”

“更不用说身材了。”

“说真的，我健美的身躯——这个话题简直提都不能提。你绝不想看到我的裸体，戴夫。看到我的裸体让海蓁·格蕾丝都无法呼吸了。”他用下巴指指我的氧气瓶。

“好啦，够了。”格斯的爸爸说。然后他爸爸突然搂住我，在我的脑袋侧面吻了一下，悄声说：“我每天都感谢上帝有你在这儿，孩子。”

无论如何，那是我和格斯在“最后的好日子”之前所度过的最后的好日子。

[1] 格斯的爱称。

20

描写癌症儿童的文学作品有一条不算太胡扯的传统，就是“最后的好日子”，书里的癌症患者会发现自己有一段意想不到的时光，突然之间，原本势不可挡的恶化和衰败停滞下来，进入了稳定期，疼痛似乎也暂时变得可以忍受。当然，问题在于，当事人无从得知那最后的好日子就是“最后的好日子”。在当时，那只是又一个好日子。

我有一天没去看奥古斯塔斯，因为我自己也有点儿不舒服：不是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疲倦。那天我懒洋洋的，奥古斯塔斯下午五点刚过的时候打来电话，我已经用上呼吸机了，呼吸机拖到了客厅，好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

“嗨，奥古斯塔斯。”我说。

他用让我倾心的嗓音答道：“晚上好，海蓁·格蕾丝。晚上八点左右，你觉得你能到‘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来一趟吗？”

“嗯，可以吧。怎么？”

“好极了。另外，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帮我写一篇悼词。”

“哦。”我说。

“我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我回答。然后，电话挂了。

妈妈把电视调到静音。“没什么事儿吧？”

我看了她一秒钟，挑起眉毛。“我猜你那是个反问句。”

“可为什么——”

“因为格斯需要我。没事，我可以开车。”我胡乱拨弄着呼吸机，想让妈妈搭把手把它取下来，但她没动。“海蓁，”她说，“你爸爸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简直见不着你的面了。”

“特别是我们两个里每星期正常上班的那个。”爸爸说。

“他需要我。”我说，终于自己把呼吸机的管子取下来了。

“我们也需要你，娃娃。”爸爸说。他抓住我的手腕，就好像我是个要撒腿跑到外面去的两岁孩子一样，握得紧紧的。

“好吧，得个绝症，爸爸，那我就会在家里多待些时候。”

“海蓁。”妈妈说。

“以前不想让我宅在家里的也是你。”我对她说，爸爸还紧紧抓着我的胳膊不放，“现在你却恨不得他赶快死掉，好让我回到家来，关在这儿不出去，让你像以前那样照顾我。可我不需要，妈。我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你了。你才是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人。”

“海蓁！”爸爸吼道，手上加重了力气，“跟你妈妈道歉。”

我使劲想把胳膊扯出来，但他就是不松手，可我一只手没办法安上鼻管。这真叫人生气。我只不过想扮演个老套的叛逆少年，愤然拂袖而去，跺着脚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然后打开音响放着“潮热”的歌，愤怒地写一篇悼词。可我做不到，因为我他妈没法呼吸了。“鼻管，”我哀叫着，“我需要鼻管。”

爸爸立刻松了手，冲过去帮我接上氧气。我可以看到他眼里流露出负疚的神情，但他还是很生气。“海蓁，向你妈妈道歉。”

“好吧，对不起，但求求你们让我去吧。”

他们什么也没说。妈妈只是抱着胳膊坐在那儿，甚至都不看我。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回房间去给奥古斯塔斯写东西了。

妈妈和爸爸分别来敲了几次门，但我只告诉他们我在做重要的事。我不知花了多久来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但即使写出来了，我也不是特别满意。我还没正式结尾，就发现已经到了七点四十，这意味着就算我不换衣服，也要迟到了。于是最后，我穿着浅蓝色棉质睡裤，人字拖和格斯的巴特勒T恤就出门了。

我走出房间，想从爸妈眼皮子底下溜走，但爸爸说：“我们不同意，你别想出家门。”

“哦，我的老天，他说让我给他写悼词，好吗？从今往后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每天，晚上，都，他妈，在家，了，行吗？”这终于叫他们不说话了。

我一路上都在努力平息对爸妈的怒气，到了目的地才终于平静下来。我开到教堂后面，把车停在半圆形的车道上，奥古斯塔斯的车后面。教堂的后门被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顶住，没有关上，我考虑了一下是否爬楼梯，但最后决定等那台老掉牙、吱呀作响的电梯。

电梯门往两边滑开后，我来到了互助小组的房间，椅子还像以前一样摆成一圈。但现在我只看到格斯一个人坐着轮椅，瘦得像鬼一样。他坐在圈子中央，面对着我。他一直在等着电梯门打开。

“海蓁·格蕾丝，”他说，“你真是美丽迷人。”

“我知道，不错吧？”

我听到房间里一个阴暗的角落传来脚在地上蹭的声音，艾萨克站在一个小小的木质诵经台后面，双手紧紧抓着诵经台的边缘。“你要坐下吗？”我问他。

“不，我要开始致悼词了。你来晚了。”

“你要……我……什么？”

格斯示意我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和他并排坐在圈子中央，他把椅子转了一下，面朝艾萨克。“我想参加自己的葬礼，”格斯说，“顺便问一句，你能在我的葬礼上发言吗？”

“嗯，当然，没问题。”我说着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我把胳膊从他背后伸过去，把他和轮椅一起搂住。他疼得躲了一下，我松开手。

“棒极了，”他说，“我希望能够作为鬼魂参与自己的葬礼，但为了保险起见，我想还是——倒不是为了让你下不了台，但我今天下午才想到，可以安排个预葬礼，而且我精神相当好，因此没有别的时候比现在更合适了。”

“你倒是怎么进这儿来的？”我问他。

“如果我说他们整晚都不关门，你相信吗？”

“嗯，不相信。”我说。

“不信得好。”格斯微微一笑，“反正吧，我知道这么做有点儿自我吹捧之嫌。”

“喂，你剽窃我的悼词了，”艾萨克说，“我一开头写的就是你是个自吹自擂的浑球。”

我大笑起来。

“好吧，好吧，”格斯说，“悉听尊便。”

艾萨克清清嗓子。“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是个喜欢自吹自擂的家伙。但我们原谅他了。我们原谅他，不是因为他有一颗比喻意义上好极了，正如字面意义上烂极了的心，或者因为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不吸烟的人都更知道怎么拿烟最有范儿，或者因为他只有十八年的时间，而本应该有更多的。”

“十七。”格斯纠正他。

“我是假设你还有些日子好活，爱插嘴的讨厌家伙。”

“我跟你们说吧，”艾萨克继续说，“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话多极了，多到在他自己的葬礼上他也会插话。他喜欢装腔作势：亲爱的耶稣基督啊，那小子从来就连撒泡尿也要深刻思考一下人体排泄机制的深远之隐喻回响。他还很自负：我相信我从没见过一个容貌魅力超过他，而又比他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外貌魅力的人。

“但我要说：当有一天，未来的科学家出现在我家里，带着机器眼球叫我安上试试的时候，我会叫科学家们滚远点，因为我不想看到一个没有他的世界。”

到这时候我有点儿眼泪汪汪了。

“然后呢，既然我已经用修辞手段把关键意思讲清楚了，我会安上机器眼球，因为我是说，有了机器眼，很可能能透视姑娘们的上衣什么的。奥古斯塔斯，我的朋友，祝你如意。”

奥古斯塔斯抿着嘴唇缓缓点头，然后冲艾萨克竖起大拇指。等恢复到平静自若之后，他补充道：“要我说，就该把透视姑娘们的上衣那句删掉。”

艾萨克仍然紧紧抓着诵经台的边缘。他哭了起来，埋下头把额头抵在台面上。我看到他肩膀抖动着，然后，他终于说：“该死的，奥古斯塔斯，你竟然编辑自己的悼词。”

“别在‘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里说脏话。”格斯说。

“该死的。”艾萨克又说了一遍，他抬起头来，喉头动了一下，“海蓁，能过来帮把手吗？”

我都忘了他没法自己走回圈子里来。我站起来，把他的手搭在我胳膊上，领着他慢慢走回格斯旁边我刚才坐的椅子上。然后我走到诵经台上，打开手里的纸，上面打印着我写的悼词。

“我的名字是海蓁。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是我的平生挚爱，灾星下的恋人。我们的爱情故事荡气回肠，我没法开口讲这个故事，因为只要讲一句，我就会化成一潭眼泪。格斯知道。他现在也知道。我不会跟你们讲我们的爱情故事，因为——就像所有真正的爱情故事——它会跟我们俩一起进坟墓，也理应如此。我本来希望是他站在我的葬礼上为我致悼词，因为我不愿意别的任何人……”我开始哭了，“好吧，怎么才能不哭，我怎么才能——好吧，好吧。”

我深呼吸了好几下，然后接着念：“我没法讲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我会谈谈数学。我不是个数学家，但我知道这个：在0和1之间有无穷多的数字。有0.1，0.12，0.112，还有其他数字的无穷集合。当然，在0和2之间，有一个更大的无穷的数字集合，还有0到100万。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这是一个我们以前喜欢过的作家教我们的。世上的日子，有那么多，而我怨恨属于自己的无限集合只有这么小。我还能得到的日子，我希望更多。还有，上帝啊，我但愿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仅有的日子也能更多。可是，格斯，吾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小小的无穷让我心里多么感激。就是给我整个世界我也不换。你在有限的日子里给了我永远，我满心感激。”

21

预葬礼后的第八天，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死了，在纪念医院的ICU病房，作为他自身一部分的癌症让同样是他自身一部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临终时，他的妈妈、爸爸、两个姐姐都和他在一起。他妈妈凌晨三点半给我打来电话。当然，我已经知道，他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我睡前还跟他爸爸通过话，他告诉我：“可能就是今晚了。”可即便如此，当我从床头桌上抓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格斯妈妈”的时候，我心里的一切顷刻坍塌了。她在电话那头只是哭，然后对我说她很难过，我也说我很难过，她对我说，他临终前有几个小时已经失去意识了。

然后我爸妈进来了，脸上带着等待确认的神情，我只点点头，他们倒在彼此的怀里，我敢肯定，他们感觉到了迟早会直接找到他们头上的那种恐惧的谐振。

我给艾萨克打电话，他诅咒人生诅咒宇宙诅咒了上帝本人，还说那些该死的奖杯呢要砸的时候怎么偏偏找不到。然后我意识到，没有别人可以打电话了，这是最悲伤的事。我真正想谈论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之死的对象只有一个人，那正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

爸妈一直待在我的房间里不走，直到早上，最终爸爸说：“你想一个人待会儿吗？”我点点头，妈妈说：“我们就在门口。”我心想：这我可毫不怀疑。

无法忍受。整件事。每一秒钟都比刚才更糟。我不停地想要给他打电话，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有人接起。过去几个礼拜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已经只用来追忆往事，但那也不是一无所有；现在，我回忆的乐趣也被夺走了，因为已经没有人跟我一起回忆。感觉就像，失去一个同忆者就意味着失去了回忆本身，就好像与几个小时之前相比，我们从前一起做过的事也变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去急诊室，医务人员叫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从一到十的评估表评估你的疼痛等级，他们依据这个来确定用什么药，用得多快。几年来，这个问题我被问了几百次了，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次，我喘不上气来，觉得胸口好像着火了，火舌从里面舔舐着我的两肋，想要杀出一条路烧出我的身体，爸妈把我送到急诊室，一个护士问我痛得怎么样，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举起了九个手指头。

后来，他们给我用了不知什么药之后，那个护士进来了，给我量血压，同时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坚强的吗？因为十级疼痛你只说是九级。”

但她其实说得不太对。我说九级是因为我想留着十级以后用，而现在时候到了，巨大的、可怕的十级，一遍又一遍地猛烈摔打着我。我独自躺在床上，静静地凝视着天花板，让巨浪将我抛起，摔到岩石上，随后又将我扯回海里，好再一次把我推到尖利的悬崖上，最后让我一个人脸朝上在水里漂荡，却留下一条命。

最后我真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铃声响了五下，然后转到了语音信箱。“这里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语音信箱，”他的声音说，那曾令我倾心的清亮嗓音，“请留言。”然后是哔的一声。电话那头死寂的氛围如此诡异，令人悚然。我只想和他一起回到那个尘世之外的第三空间去，我们以前在电话里聊天时去过的秘密之地。我等着那种感觉，可它再也没出现：电话那头的死寂气息毫无慰藉之意，最后我只好挂断。

我从床底下拿出笔记本电脑，开机联网，上了他的纪念墙主页。已经有吊唁的信息潮水般涌了进来。最近的一条是这样的：

我爱你，兄弟。来日彼岸再见。

留言的是个我从没听说过的人。事实上，不停地有新的留言帖子，出现的速度跟我看的速度一样快，而几乎所有留言的人我都没见过，格斯也从没说起过。如今他死了，那些人赞颂着他的各种美德，不一而足，尽管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们几个月也没见过他一次，也没表露过任何去他家看他的意思。我开始好奇如果我死了，我的纪念网页会不会也是这副模样，又或者，我是否已经远离学校、远离正常生活太久，足以逃过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我继续看。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兄弟。

我爱你，奥古斯塔斯。上帝保佑你，留你在他身边。

你会永远活在我心里，大人物。

（特别是这条留言惹恼了我，因为它暗含的意味是：那些活着的人是不死之身，你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会永生不死！现在我是你的神了，死掉的男孩！我拥有你！自认为不会死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你一直都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个朋友，我很抱歉在你离开学校后没有多去看看你，兄弟。我打赌你此刻已经在天堂里打篮球了。

我想象了一下对这条留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式分析：如果此刻我在天堂里打篮球，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天堂”这么一个实质存在的地点，里面有着实质存在的篮球？那么这些篮球是谁制造的呢？天堂里也有些不那么幸运的灵魂在天上的篮球制造厂工作，好让我有球可打吗？还是说，有个全能的上帝无中生有地从真空中造出篮球？这个天堂是存在于某种无法观察的宇宙里，物理定律在那儿不起作用吗？设若如此，我明明可以飞来飞去、看书看报、欣赏美人或者干点儿别的我真心喜欢的事，到底为什么我还非要打篮球不可呢？简直可以这么说，你对我死后生活的想象既不能说明我曾经的人生，也不能说明我如今的境况，只能说明你自己。

他父母中午时分打来电话，说葬礼五天后举行，是个星期六。想必到时候教堂里会挤满认为他喜欢篮球的人，我想象了一下那幅情景，有点儿想吐，但我知道非去不可，因为我还要发言什么的。我挂了电话，又回去看他悼念网页上的留言：

刚听说格斯·沃特斯在与癌症进行了漫长的搏斗之后去世了。安息吧，兄弟。

我知道这些人的悲伤都是真心的，也并不当真生他们的气。叫我生气的是宇宙。即便如此，我仍然激怒于心：当你再也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所有这些朋友都冒出来了。我对那个人的留言写了一条评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热衷于创造意识随后又将其摧毁的宇宙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是在与癌症进行漫长搏斗之后，而是在与人类意识进行漫长搏斗后去世的。宇宙需要制造然后又毁灭一切可能之物——他是这一定则的牺牲者，他日你也相同。

我把评论发了出去，等着别人回复，我刷新了一遍又一遍，可什么也没有。我的评论消失在雪片般涌来的新帖子里。每个人都会那么思念他。每个人都为他的家人祈祷。我记起范·豪滕的信里说：写作不能起死回生，它只能埋葬逝者。

过了一会儿，我到客厅去和爸妈坐在一起看电视。我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节目，看了一会儿，妈妈说：“海蓁，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只能摇摇头，又哭了起来。

“我们能做什么？”妈妈又问。

我耸耸肩。

但她一直问个不停，好像真有什么她可以做的事，直到最后我半躺在沙发上，把头靠在她膝上，爸爸过来抱住我的腿，抱得紧极了，我的双臂整个环抱住妈妈的腰。就这样，潮水滚滚而来时，他们紧紧地抱着我，抱了好几个小时。

22

我们到了那儿之后，我坐在告别室的后排，这是“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教堂里主圣坛侧面的一个小房间，四壁是裸露的石头。房间里放了大约八十把椅子，来的人坐满了三分之二，可更醒目的却是三分之一的空位置。

我旁观了一阵子，看人们一一走到棺材前面去，棺材搁在一辆叫不出名字的车上，覆盖着紫色的棺罩。这些人我从前一个也没见过，他们在他棺材边跪下，或站在棺边对他注视片刻，也许洒几滴泪，也许说几句话，然后他们全都会摸摸棺材，而不是他本人，因为没有人想碰死人。

格斯的父母站在棺材旁边，每个人走过时都跟他们拥抱一下，但他们看到我，便带着微笑、步态疲乏地向我走来。我站起来，先拥抱了他爸爸，然后是他妈妈。他妈妈抱得我那么紧，就像格斯以前抱我那样，勒得我肩胛生疼。他们看起来都老得厉害，眼窝都凹陷下去，筋疲力尽的脸上皮肤也松垂下来。他们的跨栏赛也算跑到尽头了。

“他对你那么深爱，”格斯的妈妈说，“真心实意地。那不是……不是少男少女短暂浅薄的小狗式恋爱。”她补充说，好像我还不知道似的。

“他对你也那么深爱。”我轻声说。很难解释为什么，但跟他们谈话感觉就好像互相捅刀子那么痛苦。“我很难过。”我说。然后，他爸妈跟我爸妈交谈起来，他们都紧紧抿着嘴唇，不停点头。我抬头看看棺材，发现无人注意，于是决定到那儿去。我把鼻孔里的氧气管取下来，举过头顶，交给爸爸，因为我希望只有我和他单独相处。我抓起手包，从几排椅子之间的临时走道走上前去。

这段路感觉那么长，但我一直告诉我的肺不许捣乱，称赞它很棒，你能做到。我走近了，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他的头发整整齐齐从左边分开，他自己要是看到这发型，肯定会大感惊骇。他的脸有点像塑料做的，但他还是格斯，我的修长、美丽的格斯。

我原本想穿我为十五岁生日聚会买的小黑裙——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裙，但我已经穿不下了，所以我穿了一件素净的及膝黑裙。奥古斯塔斯还是穿着那件窄翻领西服，在橙意餐厅那天晚上穿过的那件。

我跪下，发现他们把他的眼睛合上了——这是当然的——而我意识到我再也看不到他的蓝眼睛了。“我爱你，现在时。”我悄声说，然后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中央说，“没事了，格斯。没事了。真的，会好的。你听到了吗？”我完全没有信心——到现在还是没有——认为他能听到我的话。我俯下身，吻了他的面颊。“好吧，”我说，“好啦。”

我突然发觉在场的这些人都看着我们，上次有这么多人看我们亲吻还是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可是，准确地说，现在已经没有“我们”可看了。只剩下我一个。

我打开手包，掏出一包硬盒骆驼特醇，动作迅速地偷偷将它放进棺材里，塞到他的身体和豪华的银色内衬之间的小小空隙中，希望背后没有人看到我的小动作。“这烟你可以点燃，”我悄声对他说，“我不会介意的。”

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爸妈带着我的氧气瓶挪到了第二排，好让我不用走太远的路回去。我坐下，爸爸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擤了擤鼻子，把鼻管绕过耳后，末端塞回鼻子里。

我原以为葬礼正式开始的时候会去主圣坛，没想到葬礼全程都在那间小小的侧屋举行——我猜，这里可以叫作“实实在在的耶稣之手”，也就是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部分。一位牧师走上前去，站在棺材后面，简直好像棺材是个布道坛什么的，他略谈了几句奥古斯塔斯与病魔的顽强战斗，还有他面对疾病的英雄气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鼓舞什么的。我已经开始烦这个牧师了，而他继续说：“在天堂里，奥古斯塔斯终将重新成为一个健康、齐全的孩子。”言下之意无非是，他活着的时候，因为失去了一条腿，就没有别人那么齐全了。我简直就要克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反感的叹息，爸爸抓住了我的膝头，很不赞成地瞟了我一眼，而身后的一排座位上，有个人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嘟哝道：“好一堆长篇大论的废话，是吧，孩子？”

我猛地转过身。

彼得·范·豪滕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剪裁得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圆滚滚的轮廓，里面是浅灰蓝色的正装衬衫，打着绿领带。他这副打扮看起来活像要去殖民占领巴拿马，而不是参加葬礼。牧师说：“让我们祈祷吧。”所有人都低下了头，而我只能瞪着从天而降的彼得·范·豪滕，下巴都要惊掉了。片刻之后，他悄声说：“我们得假装祈祷啊。”然后低下头。

我努力把他抛到脑后，专心为奥古斯塔斯祈祷，特别专心地听牧师说什么，不回头看。

牧师把艾萨克请上去讲话，他比“预葬礼”那次要正经多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是秘密都市癌症法尼亚市的市长，没人能替代他。”艾萨克开始说，“其他人能给你们讲格斯好玩的事，因为他是个风趣的家伙，但让我给你们讲个正经的吧：我眼睛切除之后的第二天，格斯到医院来看我。我当时眼瞎了，心碎了，什么也不想做，格斯闯进我的病房嚷道：‘我有个好消息，好极了！’我说：‘现在我并不太想听什么好极了的消息。’格斯说：‘这条好极了的消息你一定想听。’于是我问：‘好吧，什么消息？’他说：‘你会活得长长久久，过美好的一生，充满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其精彩之处现在的你压根还无法想象！’”

艾萨克说不下去了，或者，也许他就只写了这么多。

接下来，一位高中好友向我们讲述了格斯惊人的篮球天赋以及作为队友的诸多好品质，然后，牧师说：“现在，我们要请奥古斯塔斯一位特别的朋友——海蓁讲几句话。”特别的朋友？听众中发出几声窃窃私语，于是我估计以这样的话做开场白会比较保险——我对牧师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这句话引来一片笑声。然后我开始念事先写好的悼词。

“格斯家里有一条很棒的箴言，他和我都觉得这条箴言予人慰藉：‘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懂得欢乐。’”

我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下去，讲了一堆无聊的“精神鼓舞”，而格斯的父母，互相挽着胳膊，拥抱在一起，对我讲的每一个字都由衷地点头。我肯定，办葬礼是为了活着的人。

格斯的姐姐茱莉讲完话之后，仪式以一篇关于格斯回归上帝怀抱的祷文结束。我想起在橙意餐厅的时候他跟我讲的那些话，说他不相信云上的大房子和竖琴，但他的确相信有些什么存在，确信无疑。于是祈祷时我试着想象他确凿无疑地存在于某地，可就算这个时候我也没法百分之百地说服自己，他和我有朝一日还会再相聚。我已经知道太多死去的人了。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时间的流逝对于我和他的意味将完全不同——我知道，跟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会继续前行，一路累积爱恨得失，而他不会了。对我来说，这才是最终的、真正无法忍受的悲剧：他，就像千千万万别的死者一样，已经永远由被鬼魂纠缠的人类降级成了纠缠人类的鬼魂。

然后，格斯的一个姐夫拿出来一台便携式立体音响，播放起格斯事先挑好的音乐——“潮热”乐队一首安静、悲伤的歌，名叫《新搭档》。老实说，我只想回家。这里的人我几乎全不认识，而且我感觉彼得·范·豪滕的小眼睛在我裸露的肩胛上几乎要盯出个洞来。可是这首歌结束后，大家还得到我面前来，对我说我讲得十分动人，这场仪式办得十分美好，可那些全是一派虚言——这是一场葬礼，跟别的葬礼没什么两样。

在棺侧扶灵送葬的人——他的表亲、他爸爸、一位叔叔和我从没见过的朋友们——他们过来抬起他，一起往灵车走去。

爸爸妈妈和我坐进自己的车里后，我说：“我不想去了。我累了。”

“海蓁。”妈妈说。

“妈，那儿没有地方坐，而且会没完没了，我都精疲力竭了。”

“海蓁，看在沃特斯先生和太太的分上，我们一定得去。”妈妈说。

“可是……”我说。我坐在后座里，不知为什么，感觉自己那么小。我也有点儿希望自己真的变小，希望变回六岁什么的。“好吧。”我说。

我面朝车窗外注视片刻。我真的不想去。我不想看到他们在他和爸爸一起选定的墓地，把他一点点放到地底下去，不想看到他的父母跪倒在露水瀼瀼的草地上痛苦地呜咽，不想看到彼得·范·豪滕饮酒过量的大肚子把亚麻西服顶得紧绷绷的，我也不想在一堆人面前哭，不想在他的坟墓上撒下一抔土，更不希望我爸妈不得不站在晴朗的蓝天下、斜落下来的午后幽光中，想着他们的那一天，他们的孩子，想着我的墓地我的棺柩我的那一抔土。

可这一切我全都做了，一样不少，甚至更糟，因为妈妈和爸爸觉得我们应该那么做。

葬礼结束之后，范·豪滕走到我面前，把一只肥手放在我肩上说：“能搭个便车吗？我把租的车停在山脚下了。”我耸耸肩，他等爸爸一开锁就打开了后座车门。

到了车里，他把头凑到前排两个座位之间，自我介绍说：“彼得·范·豪滕，退休小说家，半职业希望消灭家。”

我爸妈自我介绍一番，他和我爸妈握了手。彼得·范·豪滕竟会飞过半个地球来参加一场葬礼，让我吃惊不小。“你怎么会——”我开了口，可他打断了我。

“我通过你们那见鬼的因特网关注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讣告。”他伸手到亚麻西服里摸出一小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威士忌。

“于是你买了张机票就——”

他又打断了我，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说：“头等舱，票价一万五，但我资金充裕，负担得起这样的突发奇想。而且飞机上供应的酒是免费的。如果你胸怀大志，甚至可以把机票钱喝回本儿来。”

范·豪滕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随后身子前倾，举着酒瓶邀请我爸喝一口，我爸爸说：“嗯，不了，谢谢。”范·豪滕接着将酒瓶送到我面前，点点头。我接了过来。

“海蓁。”妈妈说，但我拧开瓶盖，抿了一口。一口威士忌下肚，我的胃里感觉跟我的肺一样了。我把瓶子还给范·豪滕，他又痛饮一口，然后说：“喏。Omnis cellula e cellula。”

“啥？”

“你那个沃特斯小子和我通信频繁，他最后一封——”

“等等，你现在看粉丝来信了？”

“不是，他把信寄到我家门口了，不是通过出版社转交的。而且我觉得他基本不能叫作粉丝。他厌恶我。不过，无论如何，他相当坚决，一再要求如果我参加他的葬礼，告诉你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他就原谅我的失礼举止。所以我来了。而这就是给你的答案：Omnis cellula e cellula。”

“什么？”我又问。

“Omnis cellula e cellula。”他重复一遍。“所有的细胞都来自细胞。每个细胞都是由此前存在的细胞产生，那个细胞又是由再早些的细胞产生。生命来自生命；生命产生生命。轮回不止，生生不息。”

我们已经到了小山脚下。“好吧，没错。”我说，我没心情纠缠这些。彼得·范·豪滕别想劫持格斯的葬礼，我决不允许。“谢谢，”我说，“嗯，我看我们已经到山脚了。”

“你不想要我解释吗？”他问。

“不想，”我说，“我没事了。我觉得你是个可怜的酒鬼，像个老气横秋的十一岁小孩一样故弄玄虚来吸引别人注意，我超级替你难过。不过没错，我不想要解释，你已经不是写出《无比美妙的痛苦》的那家伙了，所以你也没法续写，就算你想写也写不出。不过还是谢谢了，祝你生活愉快。”

“可是——”

“谢谢你的酒，”我说，“现在请你下车。”他看起来一副挨了责骂的样子。爸爸已经停了车，我们让引擎空转着等在格斯坟墓所在的山脚下，一分钟之后，范·豪滕打开车门，终于沉默地离开了。

六点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家。我精疲力竭，只想睡觉，但妈妈非逼着我吃了些奶酪意面，不过至少她同意我在床上吃。我戴着呼吸机的面罩睡了几个小时。醒来的感觉极糟，因为刚醒来昏头转向的一刻，我恍惚以为一切都好，随后我清醒过来，再次崩溃。妈妈把我从呼吸机上取下来，我把自己拴到便携氧气瓶上，然后跌跌撞撞去卫生间刷牙。

我一边刷牙一边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一直在想，世上有两种大人：一种是彼得·范·豪滕那样的——可恶可鄙的可怜虫，掘地三尺地寻找可以伤害的对象；另一种人则像我爸妈，麻木不仁地行走四方，并为了能继续走下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

在我看来，这两种未来都不甚合我心意。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看尽世上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了，我开始怀疑，就算不是死亡冒出来搅了局，奥古斯塔斯和我所共同拥有过的那种爱也难以长久。“美好的清晨转眼成白昼。”诗人写道，“黄金的时光不能留。”

有人敲敲浴室门。

“有人啦。”我说。

“海蓁，”爸爸的声音，“我能进来吗？”我没有回答，但过了一会儿，还是去打开了门上的锁。我坐在盖上盖的马桶上，为什么呼吸非得这么费事不可呢？爸爸在我身边单膝跪下，抱住我的头，按在他锁骨上，说：“我很难过格斯死了。”我感觉好像被他的T恤闷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被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被令人安慰的爸爸味儿包围的感觉很好。他看上去几乎可以说是愤怒，而我喜欢这样，因为我也愤怒。“全是狗屎，”他说，“从头到尾。百分之八十的生存率，而他就正好是那百分之二十？这叫什么事啊？狗屎。那么生气勃勃的孩子。全是狗屎，太可恨了。但爱上他一定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啊？”

我把脸埋在他衣服里点点头。

“这可以让你明白我对你是什么感受。”他说。

我的老爹。他总是能直接说到我心坎儿上。

23

几天之后，我中午时分起床，开车去了艾萨克家。他自己来开的门，“我妈带格雷厄姆看电影去了。”他说。

“我们应该找点事儿做。”我说。

“你说的这‘事儿’，坐在沙发上玩盲人电脑游戏如何？”

“好啊，正好就是我想做的事儿呢。”

于是我们一起坐在屏幕前，在一个迷宫般的看不见的洞穴里艰难摸索着前进，周围连一流明[1]的光都没有。我们一连玩了几个小时，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想法子用幽默的怪话调戏电脑。

我：“摸洞穴墙壁。”

电脑：“你抚摸了洞穴墙壁。它有些潮湿。”

艾萨克：“舔洞穴墙壁。”

电脑：“我不懂。请重复。”

我：“操潮湿的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你撞到了头。”

艾萨克：“不是跳，是‘操’。”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兄弟，我一个人在这黑咕隆咚的洞里待了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放松一下。操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

我：“对着墙耸动臀部。”

电脑：“我不——”

艾萨克：“跟洞穴亲密做爱。”

电脑：“我不——”

我：“好吧！走左边那条小路。”

电脑：“你走了左边的小路。通道渐渐变窄。”

我：“匍匐前进。”

电脑：“你匍匐前进了一百码。通道变窄了。”

我：“匍匐蛇行。”

电脑：“你匍匐蛇行了三十码。有水滴到你身上，沿着你的身体流淌下来。面前一大堆石块挡住了去路。”

我：“现在能操岩洞了吗？”

电脑：“你没站直身体，不能跳。”

艾萨克：“我讨厌活在一个没有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世界上。”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我也一样。暂停。”

他把遥控器扔到我们俩中间的沙发上，问：“你知不知道……痛苦吗？还是怎样？”

“我猜，他真的拼尽全力想活下去。”我说，“最后时分他已经失去知觉了，不过听起来好像，嗯，一点儿也谈不上了不起什么的。死亡差劲透了。”

“嗯。”艾萨克应了一声，然后过了很久又说，“还是感觉难以置信。”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我说。

“你好像在生气。”他说。

“没错。”我说。我们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感觉不坏，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最初在“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的时候，格斯对我们说他害怕遗忘，而我告诉他，他所害怕的是一件普遍而无可避免的事物。我又想，其实，根本问题并非痛苦本身或遗忘本身，而是这些事物带来的意义的扭曲堕落乃至丧失，是痛苦中那种绝对非人的虚无感。我想起爸爸告诉我宇宙想要被人注意。但我们想要的是被宇宙注意，让这个大宇宙对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哪怕有那么一丝在意——不是作为一切有感知能力的生命整体的我们，而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

“格斯活着的时候是真的爱你，你知道吧？”他说。

“我知道。”

“他天天说个不停。”

“我知道。”我说。

“简直让人心烦。”

“在我看来也不那么心烦。”我说。

“他写的那东西，后来给你没？”

“什么东西？”

“你喜欢的那本书的续集还是什么的。”

我转过身瞪着艾萨克。“什么？”

“他说他在给你写东西，但他又不是那么擅长写作。”

“什么时候说的？”

“不知道。大概，他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的某个时候吧。”

“到底哪个时候？”我追问。会不会是他没机会写完？还是他已经写完了，留在电脑里了什么的？

“呃，”艾萨克叹了口气，“呃，我不知道。有一次我们俩在这儿的时候提起过。他来我这儿玩，嗯——我们摆弄了一会儿我的电子邮件机器，当时我刚收到奶奶的一封邮件。我可以在机器上查查，如果你——”

“要的要的，机器在哪儿？”

他提起这事儿是一个月以前。一个月。诚然，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但还是——整整一个月啊。无论如何，这段时间足够他写出点什么了。竟还有属于他的东西，或者说由他所作的东西，在我所不知道的某处漂浮着。我需要找到它。

“我要去他家。”我告诉艾萨克。

我匆匆出门上了车，把氧气推车拖上来，放在副驾驶座。我发动汽车，音响里传出喧闹的嘻哈乐节奏，我伸手想去换频道，突然又冒出了说唱的声音，说的是瑞典语。

我猛地转过身，尖叫起来，因为我看到彼得·范·豪滕坐在后座上。

“很抱歉吓着你了。”彼得·范·豪滕提高嗓门盖过说唱的声音。他还穿着参加葬礼时的那套西装，都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他浑身酒气，就好像每一个毛孔都冒着酒精。“CD送给你了，不用客气。”他说，“是Snook乐队，瑞典最重要的——”

“啊啊啊啊啊，从我的车里出去！”我关上音响。

“这是你妈妈的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况且，车门没锁。”

“哦，我的天哪！下车，出去，否则我要报警了。老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但愿我只有一个毛病。”他沉思般地自言自语道，“我这回单纯是为了道歉来的。你先前说我是个依赖酒精过活的可怜小人，这话说得对。我只有一个认识的人，而她愿意和我共处只是因为我花钱雇她陪伴我——更糟的是，从那之后她就辞职了，让我成为一个罕见的连靠贿赂也贿赂不来陪伴的人。这全是事实，海蓁，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好吧。”我说。假如他不是醉得口齿不清，这番话还能显得更动人些。

“你让我想起安娜。”

“我让很多人想起很多人。”我答道，“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开车吧。”他说。

“你下车。”

“不下。你让我想起了安娜。”他又说一遍。一秒钟之后，我开始倒车。我赶不走他，那也不必硬赶。我要开车去格斯家，格斯的爸妈会把他赶走的。

“想必，”范·豪滕说，“你应当很熟悉安童涅塔·缪吧。”

“嗯，不熟。”我说着打开音响，闹哄哄的瑞典嘻哈乐响了起来，但范·豪滕并不放弃，用压过音乐的高声嚷嚷道：

“她是教会追封的真福者，可能很快就要被教宗封为圣人——那她就是非殉道者里被封圣品的年纪最小的一个了。她得的癌和年轻的沃特斯先生是同一种，骨肉瘤，右腿截肢了。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早慧的安童涅塔·缪六岁时死于这种极度痛苦的癌症，临死之前她对父亲说：‘痛苦就像布，来得扎实才有用。’这是真的吗，海蓁？”

我没有直接看他，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着他的身影。“不，”我在音乐声中大吼，“那些全是胡扯。”

“可难道你不希望这是真的？”他跟我对吼，我关了音乐。“我很抱歉毁了你们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他说不下去了，好像他理所应当地有权为格斯痛哭一场似的。范·豪滕不过是无数根本不了解他的哀悼者之一，他的纪念墙上又一首来得太迟的挽歌。

“你没有毁掉我们的旅行，你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家伙。我们的旅行棒极了。”

“我尽力了，”他说，“我尽力了，我发誓。”直到这时候，我才约莫觉察到：可能彼得·范·豪滕自己也经历过亲人过世的折磨。我想起了他写到得癌的孩子时那种坦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我说话，除了问我一句我是不是故意打扮得跟安娜一样。他在我和奥古斯塔斯面前活脱脱是个浑蛋，他刚才那个疼痛的问题——极端的痛苦与其价值的关系。他坐在后排喝酒，一个喝了许多年的老人。我想起一个统计数据——我倒宁可自己不知道为好：半数的婚姻在孩子死亡后一年内终结。我回头看看范·豪滕。这会儿我们正路过大学，我把车靠向路边，在一排停着的车后面停下，问道：“你曾有孩子过世？”

“我女儿。”他说，“她那时八岁。出色地经受了痛苦，不过永远不会被教会封为真福者。”

“她得的是白血病？”我问，他点点头，“跟安娜一样。”

“跟安娜非常相像，的确。”

“你结婚了？”

“没有。嗯，她死的那个时候我没结婚。那时我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我们失去她之前。伤痛不会改变一个人，海蓁。它只会让人显出本性。”

“你和她住在一起吗？”

“不，原本没住一起。不过最后，我们带她去了纽约，我当时住的地方，去经受一系列实验的折磨，那些实验增加了她生活的痛苦，却没能延长她活着的时间。”

一秒钟后，我说：“那么，可以这么说，你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让她有机会长大，活到十几岁。”

“我想这应当是个公道的评价。”他说，然后飞快地补充，“我猜你知道菲利帕·富特的‘电车难题’思想实验吧？”

“然后我出现在你家，打扮得就像你希望她能活着长大后的样子，于是你，怎么说呢，被惊呆了。”

“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飞速行驶。”他说。

“我对你那愚蠢的思想实验一点儿不感兴趣。”我说。

“事实上，是菲利帕·富特的实验。”

“嗯，同样不感兴趣。”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不得不告诉她，她活不长了。来我们家帮助她的社工说，我必须告诉她实话，我必须告诉她，她快死了，所以我告诉她了，我说她会去天堂。她问我我去不去，我说我去不了，现在还去不了。但最终会去吧？她问。于是我向她保证，没错，当然，很快就去。我告诉她，在我去之前，我们为她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会在天上照顾她。她问我，我什么时候去，我说很快——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我很难过。”

“我也是。”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微笑起来：“你还在寻找续集吧，你这个小滑头。”

我也报以微笑。“你应该回家去，”我跟他说，“清醒清醒，再写一部小说。做你擅长的事。不是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幸运，能这么擅长做一件事的。”

他从后视镜里久久地凝视着我。“好吧，”他说，“没错，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但就在说话的同时，他又掏出那个快见底的威士忌酒瓶，喝了一口，拧上瓶盖，打开车门，“再见，海蓁。”

“放心吧，范·豪滕。”

他在车后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一点点变小，他又拿出酒瓶，有一秒钟似乎要把它放在路边了，但随即又喝了一大口。

这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炎热的下午，空气黏稠，仍然让人感觉身处一大团云朵中。对我来说这是最糟的一种天气，所以当我觉得从格斯家的车道走向大门的这段路程永无尽头时，我告诉自己这全是天气的原因。我按了门铃，格斯的妈妈来开门。

“哦，海蓁。”她说着，一把抱住我，哭了。

她让我和她还有格斯的爸爸一起吃了点茄子千层面，我猜有很多人给他们带食物什么的过来。“你好吗？”

“我想他。”

“是啊。”

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想去地下室找他写给我的东西。而且，房间里的寂静真的让我不安。我希望他们俩互相交谈，彼此安慰，或者把手握在一起什么的。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吃一丁点儿千层面，甚至都不互相看一眼。“天堂少一个天使。”他爸爸过了会儿说。

“我知道。”我说。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群孩子出现了，拥进厨房。我站起来跟两个姐姐都抱了抱，然后看孩子们围着厨房疯跑，吵吵闹闹、精力过剩——倒正是此刻所急需的。他们就像受激发的分子一样互相碰撞、来回弹跳，嚷着：“是你不是你不一开始是我但后来我捉了你你没捉我你搞错了好吧我现在来捉你了不对蠢蛋现在是暂停时间‘丹尼不许叫你弟弟蠢蛋’妈妈如果不让我说那个词那为什么你刚才说了那个词呢蠢蛋蠢蛋……”然后，异口同声地，“蠢蛋蠢蛋蠢蛋蠢蛋！”餐桌边，格斯的父母现在把手握到了一起，这让我感觉好受些了。

“艾萨克告诉我格斯前阵子在写东西，给我的。”我说。孩子们还在唱着蠢蛋歌。

“我们可以看看他电脑里有没有。”他妈妈说。

“最后几个星期，他电脑用得不多。”我说。

“那倒是。我甚至不确定有没有拿到楼上来。电脑还在地下室吗，马克？”

“不知道。”

“哦，”我说，“我能不能……”我指指地下室门的方向。

“我们还没打算整理他的遗物，”他爸爸说，“不过当然，没问题，海蓁，当然可以去。”

我走下楼梯，走过他没铺的床，走过他电视机跟前的游戏椅。他的电脑还开着。我点了一下鼠标，将电脑唤醒，然后搜索他最常编辑的文档。过去一个月里什么也没有。最近的东西是一篇关于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的作业论文。

也许他是手写的。我走到他的书架旁，寻找日记本或者笔记本。什么也没有。他也有《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我翻了一遍，上面连一个记号也没留。

接下来我又走到他床头桌边。《黎明的代价》第九本续集《无限的梅翰》放在桌面上，台灯旁边，第一百三十八页折了角。他没能看完这本书。“剧透警告：梅翰没死。”我大声地说了出来，说不定他真能听见呢。

然后，我爬上他的床，把自己裹在他的被子里，裹得像一只茧，周围环绕着他的气息。我取下鼻管，好闻得更清楚，把他吸进来，把他呼出去，就在我躺着的时候，他的气味也正在消退，我的胸口好像着了火，直到最终我的种种痛苦混为一体无法分别。

过了一会儿，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插上鼻管，呼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去。他父母投来期盼的眼神，我只能摇摇头作答。孩子们从我身边争先恐后地跑过，格斯的一个姐姐——我分不清是哪一个——说：“妈，要不要我把他们带到公园或者什么地方去？”

“不，不，他们在这儿挺好。”

“他有没有可能把一本笔记本放在什么地方？比如放在病床边上之类的？”那张床已经不在了，由（晚期病人）安养院收回去了。

“海蓁，”他爸爸说，“那阵子你每天都在这儿，跟我们一道。你……他没多少时间独处，亲爱的。他不可能有时间写东西。我知道你想……我也想。但如今他留给我们的信息只有从天上来了，海蓁。”他指了指天花板，好像格斯就在屋顶上方某处盘旋似的。也许他真的在，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是啊。”我说，答应过几天再来看他们。

后来我再也没有像那样感受到他的气息了。

[1] 光通量的单位。

24

三天之后，也就是格斯去世后第十一天，格斯的爸爸早上给我打来电话。我还戴着呼吸机的鼻罩，所以没有去接，但电话嘀的一声响后，我听到了他的留言：“海蓁，早上好，我是格斯爸爸。我从他病床旁边的杂志架上找到了一本，嗯，黑色的Moleskine笔记本，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他从病床上应该够得着。不巧的是，笔记本上没写东西，所有的页面全是空白的。但前几页——我估计有三四页吧——被撕掉了。我们在家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撕下来的那几页纸，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过有可能那几页纸就是艾萨克提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都为你祈祷，海蓁。好了，再见。”

从Moleskine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三四页纸，在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家里找不到。他会放在哪儿留给我呢？粘在《时髦骨骸》雕塑上不成？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出那么远的门了。

“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也许他在最后的那个好日子把它留在那儿了，等着我去找。

于是第二天，我提前二十分钟出发去参加互助小组活动。我从艾萨克家路过，接上他，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一路把车窗摇到底，听着“潮热”乐队还未公开发售但已经外泄的新专辑，格斯永远听不到这个了。

我们坐电梯下去的。我把艾萨克领到“信心圈”的一个座位上，然后慢慢在“实在之心”的中央走了一圈。我到处都检查了：零食桌下面，椅子下面，我曾经站着念悼词的那个诵经台周围，还有贴满了主日学校的孩子们画的上帝之爱的图画的布告牌上。哪儿也没有。最后那几天里，除了他家之外，这是我们在一起待过的唯一一个地方了，要么他没放在这儿，要么就是我看漏了什么。也许他放在医院里了，但如果是那样，在他死后，那几页纸肯定已经被人扔了。

我在艾萨克旁边坐下来的时候，真的喘不上气来了，帕特里克长篇累牍地谈他的“无果”人生的整个时间，我都在告诉自己的肺：你没事，你能呼吸，氧气足够。格斯死之前一个礼拜我的肺刚抽过积水——我望着琥珀色的癌水通过管子从我身体里一点一滴地流出来——可现在感觉好像又积满了。我全神贯注地命令自己呼吸，都没注意到帕特里克叫我的名字。

然后我突然回过神来。“什么？”我问。

“你还好吗？”

“我没事，帕特里克。只是有点儿喘不上气。”

“你愿意跟小组分享一些关于奥古斯塔斯的回忆吗？”

“我希望自己死了算了，帕特里克。你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希望自己死了？”

“有的，”帕特里克说，这次他倒没有像惯常那样停顿一下才开口，“当然有过。那么为什么你不死？”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个准备好的回答，那就是，我想要为父母活下去，因为我一走，他们就会落得灰心沮丧，形影相吊。现在这个回答也有几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因为如此。“我不知道。”

“是因为你希望能好起来吗？”

“不是，”我说，“不，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艾萨克你呢？”我问。说话让我有点儿累了。

艾萨克开始谈真爱。我没法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太文艺范儿了，但我真的是在想：宇宙想要被注意，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去注意它。我感觉我欠了宇宙一笔债，只有靠我的全心注意才能偿还，而且，我还欠所有没机会活下去继续为人和没机会生而为人的人一笔债。基本上，就是爸爸跟我讲过的那些。

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说什么，帕特里克为我念了一篇特别的祷文，格斯的名字也被加到了长长的死者名单末尾——我们每一个人分配到他们十四个——然后我们承诺今天就享受最好的生活，然后我带艾萨克上车回家。

我回到家，妈妈和爸爸都在餐厅的桌子上各自对着笔记本电脑，我一走进门，妈妈就啪的一声合上电脑。“电脑上有什么？”

“只是些抗氧化剂的配方。准备好上呼吸机看《全美超模大赛》了？”

“我要去躺会儿。”

“你还好吗？”

“嗯，就是累。”

“好吧，你得吃点东西才能——”

“妈，我真的一点不饿。”我往房门那边迈出一步，被她截住了去路。

“海蓁，你必须吃东西。就一点——”

“不，我要去睡觉。”

“不行，”妈妈说，“你这会儿不许去。”我望了一眼爸爸，他耸耸肩。

“这是我的生活。”我说。

“你别想因为奥古斯塔斯死了就把自己也饿死，必须吃晚餐。”

不知为什么，我真的生气了。“我吃不下，妈妈。吃不下，行吗？”

我想从她旁边挤过去，但她抓住我的双肩，说：“海蓁，你要吃晚餐。你需要保证健康。”

“不！”我嚷道，“我不吃晚饭，我也不能保证健康，因为我根本不健康。我快死了，妈。我会死掉，把你孤独一人扔在这儿，你再也不会有一个我可围着团团转了，你也再不会是一个母亲了，是，我很抱歉，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好吗？！”

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那时你听见我的话了。”

“什么？”

“你是不是听见我对你爸爸那么说了？”妈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是不是？”我点点头。“哦，天哪，海蓁。我非常抱歉。我错了，宝贝。那不是真的。我一时情急才那么说的，但那并非我的本意。”她坐了下来，我也挨着她坐下。我心想，我实在应当看在妈妈的分儿上勉强塞下一点意面再吐出来，而不该发火。

“那么，你的本意是什么？”我问。

“我们两个人里只要有一个活着，我就还是你母亲。”她说，“哪怕假如你死了，我——”

“我死了之后。”我说。

她点点头。“哪怕你死了之后，我也还会是你妈妈，海蓁。我不会变得不是你妈妈。你变得不爱格斯了吗？”我摇摇头。“瞧，那么我怎么可能变得不爱你呢？”

“好吧。”我说。这会儿爸爸哭了。

“我希望你们俩有真正的生活，”我说，“我很担心你们会没有自己的生活，整天枯坐在这儿没有我可照顾，瞪着四壁想自杀。”

过了一分钟，妈妈说：“我在通过网络上课，攻读印第安纳大学的社会工作硕士。其实，刚才我不是在看抗氧化剂配方，是在写论文。”

“真的？”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已经开始设想没有你的世界。但如果我拿到社工硕士，我就能给处在危机中的家庭作辅导，或者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在自己家里对付疾病，或者……”

“等等，你会变成帕特里克那样咯？”

“嗯，不完全一样。社会工作形式各异。”

爸爸说：“我们都担心你会有被抛弃的感觉，你要知道，我们会永远永远都在你身边，海蓁，这很重要。你妈妈哪儿也不去。”

“不，我很高兴，这太棒了，简直太了不起了！”我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妈妈要变成帕特里克啦，她一定会是个了不起的帕特里克！她比帕特里克要能干得太多了。”

“谢谢你，海蓁。你这么说对我来讲意义非凡。”

我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高兴得不能自已，不知多久以来第一次因为真正的幸福流下了真正的眼泪，因为我想象着妈妈成了帕特里克的样子。这让我想到了安娜的妈妈，她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工啊。

过了一会儿，我们打开电视看《全美超模大赛》。但我只看了五秒钟就按下暂停键，因为我有一肚子问题要问妈妈。“说起来，你还有多久才能读完？”

“如果今年夏天去布卢明顿上一个星期课，到十月我应该就能修完所有课程了。”

“这事儿你瞒着我多久了，到底？”

“一年。”

“妈！”

“我是不想让你感觉受到伤害，海蓁。”

真让人惊叹。“所以，当你在社区大学外面等我下课的时候，或者在互助小组什么的外面等我的时候，你一直都——”

“没错，读书或者干活。”

“太好了。如果我死了，我想让你知道，每次你叫别人交流感受的时候，我都会从天堂上对你叹气的。”

爸爸笑了起来。“我坚决跟你同一阵线，孩子。”他向我保证。

最后，我们安下心来看《全美超模大赛》。爸爸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没有无聊而死，而且一直弄不清那些女孩子们谁是谁，一会儿就问：“我们喜欢她吗？”

“不不不，安娜斯塔西娅顶讨人厌，我们喜欢的是安东尼娅，另一个金发美人。”妈妈解释道。

“她们都是高个儿，看起来吓死人。”爸爸答道，“原谅我搞不清她们有何不同。”爸爸隔着我握住妈妈的手。

“你们觉得如果我死了，你们俩还会在一起吗？”我问。

“海蓁，你说什么，亲爱的？”她摸到遥控器，再次按下暂停键，“出什么事了？”

“没事，只不过……你们还会在一起吗？”

“会的，当然，当然会。”爸爸说，“你妈爱我，我也爱她。就算失去了你，我们也会一起挺过去的。”

“你要跟上帝发誓。”我说。

“我向上帝发誓。”他说。

我回头看妈妈。“向上帝发誓。”她也照做了。

“你究竟为什么会担心这个？”

“我只是不想毁了你们的生活什么的。”

妈妈俯下身，把脸贴在我乱糟糟的头发上，亲亲我的头顶正中央。我对爸爸说：“我不想让你变成惨兮兮的失业酒鬼之类的人。”

妈妈微笑起来。“你爸爸不是彼得·范·豪滕，海蓁。忍受着痛苦生活是可能的，这你应当最清楚。”

“是啊，好吧。”我说。妈妈抱了我，虽然我不是很想被人抱，但还是随她抱了。“好吧，可以继续放了。”我说。安娜斯塔西娅被淘汰了，她大发脾气。太有意思了。

晚饭我尽力吃了几口——香蒜酱浇蝴蝶面，而且事后没有吐出来。

25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噩梦惊醒的，我梦见自己孤零零地待在一个巨大的湖中，还没有船。我一下惊跳起来，联系在我和呼吸机之间的管子绷紧了，然后我感觉到妈妈的手臂抱着我。

“嗨，你没事吧？”

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但我点点头。妈妈说：“凯特琳给你打电话来了。”我指了指呼吸机，妈妈帮我把管子从呼吸机上取下来，接到制氧机“飞利浦”上，最后我从妈妈手里接过我的手机，说：“嗨，凯特琳。”

“只是打给你问候一声，”她说，“看看你怎么样。”

“哦，谢谢，”我说，“我挺好的。”

“你刚经历了最不走运的时刻，亲爱的。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猜是吧。”我说。我已经不再多想什么运气不运气了，老实说，我也不太想跟凯特琳谈任何事情，但她一直控制着谈话，不停地说下去。

“那么，感觉如何？”她问。

“你是说男朋友死掉的感觉？嗯，糟透了。”

“不，”她说，“爱上某人的感觉。”

“哦，”我说，“哦，感觉……能和一个这么有趣的人在一起，感觉很好。我们俩很不一样，对很多事情我们都意见相左，但他总是那么有趣，你明白吗？”

“呜呼，我不明白。我交往过的男孩子大都无趣至极。”

“倒不是说他完美无缺什么的。他不是那种童话里的白马王子之类，尽管有时候他也想扮演王子，但反而是王子光环失落的时候我才最喜欢他。”

“你没有用他的照片和情书什么的做个剪贴簿之类的？”

“我有些照片，但他从来没有真的给我写过什么情书。除非是……嗯，他的笔记本上有几页纸不见了，有可能是给我写的什么东西，但我猜已经被他扔了，或者弄丢了什么的。”

“也许他寄给你了。”她说。

“没，没收到任何东西。”

“那，也许不是写给你的，”她说，“也许……我是说，我不想打击你什么的，但有可能他是写给别人的，已经寄出去了——”

“范·豪滕！”我大叫。

“你没事吧？刚才你是咳了一声吗？”

“凯特琳，我爱你，你是个天才，我得挂了。”

我挂了电话，翻过身，伸手够到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给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写了封电邮。

李德薇：

我相信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把笔记本上的几页纸寄给了彼得·范·豪滕，就在他（奥古斯塔斯）去世前不久。一定要有人去看看那几页纸上写了什么，这对我非常重要。当然，我想看，但也许那不是写给我的。但不论如何，不能没人去看那几页纸，绝对不能。你能帮忙吗？

你的朋友

海蓁·格蕾丝·兰卡斯特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回信了。

亲爱的海蓁：

我不知道奥古斯塔斯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过。他是如此有魅力的一个年轻人。我太遗憾了，也太难过了。

自从上次我们见面那天我辞职以来，我还没有与彼得联系过。现在我这边是深夜，明天一大早我就去他家，找你说的那封信，我会逼他看的。通常，早晨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你的朋友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

又及：我会带男朋友一起去，以备万一，也许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强迫彼得就范。

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信给范·豪滕而不是我，还跟范·豪滕说只要告诉我后来的故事就原谅他。也许他在笔记本的那几页纸上只是重复了对范·豪滕的这个要求。这倒不是说不通——格斯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作为交换，帮助我梦想成真：为故事的后续而死当然意义不大，但这是他能做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那天晚上我不断地反复刷新邮箱，只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从早上五点左右又开始刷新。但没有新邮件。我试着看电视来分散一下心神，但我的念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阿姆斯特丹，想象着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和她男朋友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完成这个疯狂的使命——寻找一个死去的孩子最后的书信。坐在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的自行车后座上颠簸着穿过砖砌的小街该多么有趣啊，她卷曲的红发被风吹到我脸上，运河的气味和香烟的烟雾，所有那些坐在咖啡馆外面喝啤酒的人，他们说话时r和g的口音我永远也学不会。

我失去了未来。显然，甚至在他病情复发之前我就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一起长大变老。可想到李德薇和她的男友，我感觉自己被剥夺了什么。我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大海，从那么高的高处你是不可能看清波浪或船舶的，海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整体。我可以想象那幅景象，可以回忆那幅景象，但我不可能再次看到那幅景象了。于是我突然想到，人类贪婪的渴望永不会因为梦想成真就得到餍足，因为一切都可以再来一次，比以前更好——这样的念头永不会消失。

就算你活到九十岁，很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我嫉妒那些真能长寿若斯、亲身验证的人。可话说回来，我已经比范·豪滕的女儿活得长一倍了。假若真能让他的女儿死于十六岁，他有什么代价不愿付出呢！

突然，妈妈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电视，双手背在身后站着。“海蓁。”她喊我，声音严肃得让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是我的生日吧，对吗？”

她笑了。“还没到呢，今天是七月十四日，海蓁。”

“是你的生日吗？”

“不……”

“是哈利·胡迪尼[1]的生日吗？”

“不……”

“我真的不想再猜了。”

“今天是巴士底日！！”她从身后伸出胳膊，变出两支小小的塑料法国国旗，热情洋溢地挥舞起来。

“听起来真像编出来的，就像‘关注霍乱日’之类的。”

“我向你保证，海蓁，巴士底日可不是什么编出来的日子，你知道吗？两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法国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武装起来，为自由而战。”

“哇噢，”我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这个意义深远的重要日子。”

“巧极了，我和你爸爸刚好计划了一次野餐，去假日公园。”

她从来不放弃努力，我的老妈。我从沙发上直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胡乱做了几个三明治，又从门厅的杂物橱里找出一个满是灰尘的野餐篮。

今天算得上是个好天，夏天终于真正来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温暖而湿润——在一个漫长的严冬后，这样的天气提醒你，尽管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人类而创，我们人类却的确是为世界而造的。爸爸在假日公园等我们，他穿着一身黄褐色西服，站在一个残疾人车位上在手机上打字。我们停车时，他对我们挥手，然后过来拥抱我。“多好的天气啊，”他说，“要是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就能每天都有这么好的天气了。”

“是啊，可那样你反倒不会欣赏它了。”妈妈说。她错了，但我没有去纠正她。

我们最后把野餐垫铺在“遗迹”底下了，这个诡异的四方形罗马遗迹好像是扑通一声从天而降，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块空地中央的，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遗迹：这是八十年前建造的一座模仿“遗迹”的雕塑作品。不过，因为这座假遗迹被人长久遗忘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而意外成了真正的遗迹。范·豪滕会喜欢这座“遗迹”的，格斯也一样。

于是我们坐在遗迹的阴影里，吃了点午餐。“你要涂防晒霜吗？”妈妈问。

“我没事。”我说。

可以听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风还送来了远处游乐场上孩子们喧闹的欢叫声，那些小不点，刚开始学习如何生活，通过探索为他们而建的游乐场，学着探索并非为他们而建的这个大世界。爸爸看我在看那些孩子们，说：“你怀念像那样到处飞跑的时光吗？”

“有时候吧。”但我其实不是在想这个。我只是想注意一切：落在被遗忘的“遗迹”上的光线；一个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在游乐场一角发现了一根树棍儿；不知疲倦的妈妈正在往她的火鸡肉三明治上把芥末挤成锯齿形状；爸爸轻轻拍了拍口袋里的手机，克制住了拿出来看看的冲动；一个人扔出飞碟，他的狗追着飞碟跑，然后扑住，叼回来给他。

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事物也许不能永恒？彼得·范·豪滕又有什么资格断言“我们的努力都是暂时的”这种猜测就是事实？我所知的天堂和我所知的死亡，一切都在这个公园里——处于永不停止的运动中的精妙宇宙，满是被遗忘的遗迹和欢叫的孩童。

爸爸举起手来在我眼睛前面晃了晃。“回回神，海蓁。你听见了吗？”

“抱歉，嗯，什么？”

“妈妈建议我们去看看格斯。你说呢？”

“哦，好啊。”我说。

于是，午饭后，我们开车去了皇冠山公墓，这里是三位副总统和一位总统的最后长眠之地，还有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们开车上山，停了车，许多汽车在我们身后的第三十八街上呼啸而过。他的墓很容易找到：最新的一座。覆没棺材的土堆还没平，墓碑也还没立起来。

我没有什么对他在天之灵的感应之类的，但我还是从妈妈那儿拿了一支傻乎乎的小法国国旗插在他墓前的土地上。也许路过的人会以为他是法国外籍军团的成员之一，或者什么英勇的雇佣兵之流。

下午六点刚过，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在笔记本上看录像的时候，李德薇终于给我回信了。我一眼就看到邮件里有四个附件，很想先打开附件，但我抵抗住了诱惑，读起邮件。

亲爱的海蓁：

今天早上，我们到彼得家的时候，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不过这倒是让我们的工作稍微轻松了点。巴斯（我的男朋友）吸引他的注意力，而我去搜索彼得那个装读者来信的大垃圾袋，但后来我想起奥古斯塔斯知道彼得的住址，所以他的信应该不会在袋子里。彼得的餐桌上放了一大堆邮件，很快我就从里面找到了那封信。我拆开信，看到是写给彼得的，于是叫他看信。

他拒绝了。

那个时候，我相当生气，海蓁，但我没对他大喊大叫。我告诉他，他必须读这封去世的男孩写来的信，这是他欠他去世的女儿的，然后我给了他信，他读完了，然后说——我在此直接引用他的原话：“把它寄给那个女孩，告诉她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我没读那封信，虽然扫描的时候我的目光无意间落到了一些字句上。我把扫描件附在这封邮件里，然后会把实物寄到你家去。你的地址没变吧？

愿上帝赐福你，保佑你，海蓁。

你的朋友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

我点开四个附件。他的笔迹十分凌乱，在纸页上往一边倾斜。几张信纸大小各异，笔迹的颜色也不一样。他是花了许多天，在不同程度的清醒状态下写完这封信的。

范·豪滕：

我是个好人，但写作很差劲；你是个差劲的人，但是个好作家。我们俩正好搭档。我不想求你帮什么忙，但如果你有时间——以我之见，你时间充裕——我想问你能否为海蓁写份悼词。我写了些零零散散的东西，你能否帮我润色一下，连缀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什么的？或者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换一种方法表达。

关于海蓁，是这么一回事：几乎每个人都对于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有一种执念。想要留下点遗产。想要比死亡更长存。我们全都希望被铭记，我也是。那就是最令我忧虑的事：在与疾病对阵的这场旷时持久而毫不光彩的战争中，成为又一个默默无闻的牺牲品。

我想留下印记。

但是，范·豪滕，人类留下的印记太多时候只是伤疤。你盖起一座奇形怪状的小型百货商场，或者发动一场政变，或者拼命当上摇滚明星，然后你觉得：“现在他们会记住我了。”可是，（a）他们不会记住你，（b）你留在身后的只是更多伤疤而已。你的政变变成独裁统治，你的小型百货商场变成当地的毒瘤。

（好吧，也许我写得还不至于那么差劲。但我没法把我的想法梳理到一起，范·豪滕。我的想法就像散乱的繁星，我摸不透它们，看不出星座何在。）

我们就像一群在消火栓上撒尿的狗。我们用有毒的尿液污染地下水，荒唐地企图死后长存，为此把一切都做上“我的”标记。我无法不在一个又一个的消火栓上撒尿。我知道这愚蠢而无用——尤其是以我眼下的状态，那是轰轰烈烈地无用啊——但我是动物，与别的动物无异。

海蓁和我不同。她行走得轻盈，老家伙。她步伐轻盈地行走于地上。海蓁知道真相：我们伤害宇宙的可能就跟帮助宇宙一样，而其实这两者我们都不太可能做到。

人们会说，她留下的伤疤较轻，记得她的人比较少，她被爱得深沉却不宽广，殊可悲憾。但并非如此，范·豪滕，没有什么悲憾，这是个胜利。这是英雄气概。难道这不是真正的英勇吗？就像医生的执业誓言里说的：首先，不伤害。

无论如何，真正的英雄往往不是那些做了什么的人，而是那些观察到什么、加以注意的人。发明天花疫苗的那家伙其实并没有真的发明什么，他只不过观察到得过牛痘的人不会再感染天花。

在我满是亮点的PET扫描结果出来后，我偷偷溜进ICU，趁她还在昏迷时看了她一会儿。我跟在一个戴徽章的护士背后走进去，在她旁边坐了十分钟左右才被发现。我真的以为她会死，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也要死了。真是残忍啊：重症监护室里那些机器一个劲儿地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她身上，暗色的癌水从胸口往外滴。她的双眼紧闭，全身到处插满了管子。但她的手还是她的手，仍然温暖，涂着接近黑色的深蓝色指甲油，我握着她的手，尽力想象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有那么一秒钟，我变成了个好人，善良到希望她死去，那么她就永远不用知道我也快死了。但之后，我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可以爱上彼此。我想，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留下了我的伤疤。

一个护士模样的人进来告诉我，得走了，这里不允许探视。我问，她情况怎么样，那人说：“她还有积水。”水啊，沙漠中是福，海洋里是祸。

还有什么？她那么美丽。你看着她总也看不厌。你永远不必担心她是不是比你聪明，因为你很清楚她就是比你聪明。她为人风趣，却从不刻薄。我爱她。我真幸运爱上了她，范·豪滕。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法选择受不受伤害，但选择让谁来伤害你，你自己倒确实有几分发言权。我对我的选择很满意，希望她也满意她的选择。

是的，奥古斯塔斯，我满意。

我愿意。

[1] 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伟大的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

译后记

我十五岁那年，开始考虑死亡的问题。

那时候我为了一个发现而一连几个月沮丧不已：宇宙——宇宙那么大！我在日记本上写道：和宇宙的无限比起来，任何有限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分别，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所考虑的死亡，似乎还是一个抽象概念。大得叫人灰心丧气、无法思考的无限之宇宙从头顶上威压下来，我只觉得死亡与其说叫人恐惧，不如说更像一个带有几分神秘的不确定性的归宿，像是糖果罐里一块没有尝过的糖，但我能忍住不去偷拿，因为我知道它总会在那里。毕竟，对于在中考的忙乱缝隙中抽空看动漫，又从动漫中开始思考宇宙人生的平凡少女，死亡还是那么遥远。

对于十六岁的海蓁，死亡是活生生的具体现实，是火烧灼胸腔般的疼痛，是五脏六腑都要被扯出来一般的折磨，是妈妈放弃了自己生活的整日牵挂，是爸爸过多的眼泪。在经历了重症监护室的死亡预演之后，年轻的海蓁的生命，是靠特效药从命运那里偷来的一段日子，而死亡，是她头顶悬在发丝上的利剑。

我原以为《无比美妙的痛苦》是一本关于癌症和死亡的小说。

但在我译完全书之后，总觉得不，还不止如此。作为一个读者，我为这本书深深着迷；在修改、校对的那些天里，跟两种语言的字词扭打纠缠之外，这本书在我心里搅动起的思绪也在慢慢发酵，让我觉得必须找个机会倾吐出来。

但从何说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比美妙的痛苦》是一本关于爱和恐惧的小说。

一、恐惧

彼得·范·豪滕说：“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

他真是个天才的小说家。正如本书作者约翰·格林一样。

海蓁第一次见到奥古斯塔斯，是在互助小组的聚会上，奥古斯塔斯被问到一个大有深意的问题：你害怕什么？

不，奥古斯塔斯并不害怕死亡本身，正如他的名字（“奥古斯塔斯”也可译作“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所暗示的一般，怀着高贵英雄主义精神的奥古斯塔斯害怕的是被遗忘。

随死亡而来的遗忘，是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无法避免的命运。莎士比亚那强劲的诗篇固然永存，但谁还记得其中所描写的斯人？曹雪芹批阅十载的《红楼梦》，到如今千万人赖以为生，谁又能真正在考据中重现曾经鲜活的那些女子的倩影？

奥古斯塔斯最后留下的信里写道：“几乎每个人都对于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有一种执念。想要留下点遗产。想要比死亡更长存。我们全都希望被铭记，我也是。”

正是这种执念，让人类造山填海，建起了金字塔，铸就了一座座历史丰碑，甚至向地球之外的茫茫宇宙发出了孤独的喊声。有时它让人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美好事物，也许更多时候它让人们犯下骇人听闻的恶行。

然而，“总会有一天，”海蓁说，“整个人类，不会有一个人留下来，记住任何人的存在，记住人类所做过的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建造的写下的思考的发现的都会被忘记……也许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也许还有亿万年之遥，但即使我们能逃过太阳的坍缩，也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有机体产生最初的意识之前，时间就已经存在；意识消亡之后，时间依然长存。人类无法避免、注定要被遗忘”。

让我再来问问你：你害怕什么？

我还记得小时候，大约三四岁吧，常常做同一个噩梦，这也是我所能记的第一个梦。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件事了。梦的情节很简单（几乎可以说没有情节）：有人逼我往一个大管子里面看，那个管子无穷无尽地延伸。我很害怕，但不得不看。

现在想来，可怕之处或许在于：我的视线替代我向“无限”中坠落。

长大之后，我也有过类似的恐惧经历，只有两次，但印象深刻。一次是在天文馆的球幕剧场看《神奇的宇宙》；另一次是在巴厘岛旅游时，晚上回酒店，从门口水池曲折的木板桥上走过，昏暗的恍惚之中，猛然看到桥下的池水深不可测（其实是头顶夜空的倒影），一时间突然觉得仿佛踏足在万仞深渊之上，脚下是一片巨大澄澈的虚空，其中散发出斑驳的微光，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遥远而陌生，而我恍如漂浮在不知上下的巨大宇宙中，感觉诡异极了。

这就是我害怕的东西。

这种令我目眩神迷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惶恐惊惧的，是无限的宇宙。宇宙的无穷之大，将一人一生衬得如同微尘，“有机体产生最初的意识之前，时间就已经存在；意识消亡之后，时间依然长存”。在宇宙的巨眼之前，我们都只是“紧紧攀附在意识这艘货柜船底的藤壶”。

二、意义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十五岁那年第一次严肃地思考宇宙之广阔无垠时，很自然地，我也提出了彼得·范·豪滕在第一次给格斯回信时所引用的那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有无意义？”

因为无穷太大，所以有限之意义全无。

那时候我得出的结论，同彼得·范·豪滕在信中的回答并无二致。事实上，彼得·范·豪滕尽管对死亡洞悉入微，却始终未能超越女儿夭折时的自己。他对宇宙的理解，是通过死亡而获得的。完成唯一的作品之后，他成为一个永远停留在记忆中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刻薄老头。而海蓁，在故事开始时，她从自己最爱的书《无比美妙的痛苦》中汲取理解、共鸣、洞察和对宇宙的认识；到故事结束时，她得到了成长。她比彼得·范·豪滕更好地理解了宇宙，较之我对宇宙的恐惧，海蓁与宇宙达成了和解。

我只是想注意一切：落在被遗忘的“遗迹”上的光线；一个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在游乐场一角发现了一根树棍儿；不知疲倦的妈妈正在往她的火鸡肉三明治上把芥末挤成锯齿形状；爸爸轻轻拍了拍口袋里的手机，克制住了拿出来看看的冲动；一个人扔出飞碟，他的狗追着飞碟跑，然后扑住，叼回来给他。

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事物也许不能永恒？彼得·范·豪滕又有什么资格断言“我们的努力都是暂时的”这种猜测就是事实？我所知的天堂和我所知的死亡，一切都在这个公园里——处于永不停止的运动中的精妙宇宙，满是被遗忘的遗迹和欢叫的孩童。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并没有把格斯的死渲染成悲剧的终点，作者以如此真实的笔触讨论死亡。格斯的死可以说是帮助海蓁成长的一环。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海蓁终于解开了自己的执念，她眼中的这个公园一角，一派豁达平和，天堂和死亡、宇宙和遗忘、普通的一家三口和平凡的一天，一切融汇同一。

少年时，当我的意识渐渐萌发苏醒、向外伸展我的枝叶时，外部宇宙的无限和虚空令我恐惧，令我转而向内挖掘，深扎根须，向自我寻求稳定、坚实的那个“内核”，那个像船锚一样能让我定下来不在大海中漂浮的东西。

然后我意识到，虽然“有限”不能与“无限”相比，但它终归不是虚无。

海蓁爸爸说，他所相信的是数学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宇宙也想被人注意到。”

三、执念

海蓁的执念是什么？

第一遍读这本书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海蓁偏执乃至近乎疯狂地要找彼得·范·豪滕要一个答案。小说前一半的情节完全是被这种执念推动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后来怎么样了？而范·豪滕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没有后来。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说里的人物只存在于扉页和封底之间。

海蓁为什么如此关注一个虚构故事里人物后来的命运？（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她和荷兰郁金香老爹结婚了吗？还有那只笨仓鼠？）

作者约翰·格林在Tumblr轻博客对一个读者问题的回复多少回答了我的疑问。他说：彼得·范·豪滕是上帝的隐喻。读者说：荷兰郁金香老爹不是上帝的隐喻吗？作者回答：两者并不矛盾，彼得·范·豪滕将作品中的荷兰郁金香老爹写作上帝的隐喻（如格斯所言：上帝究竟是个骗子？还是善良却无力的好人？），而在海蓁看来，彼得·范·豪滕本人无疑是上帝（或至少是先知）的隐喻（海蓁提到过《无比美妙的痛苦》是她拥有的最接近《圣经》的东西）。

所以，海蓁的执念是对自己命运的追问。

如果说奥古斯塔斯的恐惧是被遗忘，海蓁的恐惧，恐怕是变成手榴弹，伤害自己所爱和爱自己的人——爸爸，妈妈，格斯。

她不害怕死亡，但她害怕死后“你们会没有自己的生活，整天枯坐在这儿没有我可照顾，瞪着四壁想自杀”。

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问彼得·范·豪滕，后来怎么样了？她不接受拒绝，不接受“没有什么后来”。

然而彼得·范·豪滕的反应，让我觉得海蓁的追问除了对自己命运的关注之外还多了一层意义。

范·豪滕因为女儿的死亡而否定了意义和永恒；他浸泡在酒精里行尸走肉般的状态直到海蓁的来访才被扰动，因为——如果说他笔下的安娜是他女儿（假若活着）几年后的样子，那么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门口的海蓁就是他女儿原本可能长成少女的样子。她们是那么相像！

当他对海蓁说：“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他所传达的也是关于生命和意义的的看法：在生命结束的一刻，意义不复存在。

这不就是我们所害怕的吗？——生命因其有限而无意义。

通常，在死亡迫近时，我们才真切感受到无意义之恐惧。还记得奥古斯塔斯的“存在性焦虑罚球”吗？在截肢的前一天，他开始质疑意义的存在。

所以海蓁的执念不仅是对自己的命运，更是对宇宙普遍命运的追问。

而海蓁拒绝接受否定的回答。在格斯的葬礼上，海蓁拒绝了彼得·范·豪滕，不再从他那里追寻答案，因为她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与范·豪滕一样，她也从心爱的人的死亡中更深地理解了宇宙。但她的回答与范·豪滕的回答正好相反。亲身经历了格斯的死，她反而意识到爱是不会因死亡而阻断的。

“哪怕你死了之后，我也还会是你妈妈，海蓁。我不会变得不是你妈妈。你变得不爱格斯了吗？”我摇摇头。“瞧，那么我怎么可能变得不爱你呢？”

和妈妈坦诚的交谈终于让她放下心来：在她死后，爸妈的生活还会继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还会在一起，彼此相爱；虽然痛苦，但“忍受着痛苦生活是可能的，这你应当最清楚”。宇宙继续运动；一切都有意义。

四、爱

“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

谈过了恐惧，我们来谈谈爱吧。

带来痛苦，却又无比美妙的爱。

分分秒秒说着“永远”的爱，也许却会突然夭折，难以为继。艾萨克的痛苦，鲜明真切，“爱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恪守承诺”，“‘永远’是个承诺！人怎么能违背承诺呢？”

有时候，爱是以“好吧”（OKay）的形式出现的。

当有两个名字的奥古斯塔斯是满腔英雄主义情怀的“奥古斯塔斯”时，他丝毫不惧倾诉自己强烈热切的感情：

“我爱上你了，我知道爱只是虚空中的叫喊，我知道遗忘不可避免，我知道我们都注定在劫难逃，总有一天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重归尘土，我知道太阳会吞噬我们唯一拥有的地球，可我爱上你了。”

而更加打动海蓁的，则是当他随故事发展越来越变成邻家少年“格斯”时所流露的细腻深情。尽管疾病夺去了他身上的英雄主义光环，却让他显得更加真实、勇敢。

如果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印记难免是伤疤，那么爱就是选择让所爱的那个人伤害你。格斯在临终之前的信中写道：“我留下了我的伤疤。”

起初，海蓁不想留下伤疤，如格斯所说：她在这个世上行走得轻盈。但她不可避免地与格斯相爱了，这个爱情故事固然让人心碎，让她只要一开口就会化成一潭眼泪；但“爱上他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爱，即使裹挟着痛苦、分离、死亡，也终究是值得的，因为爱能通向永恒。

这一点，只要真正爱过的人就知道。

海蓁和格斯的故事是另一个韩剧式的绝症爱情故事吗？是否死亡才能令爱情升华成为永恒？事实上，与死亡无关。每个春心萌动的少年、情窦初开的少女，都经历着同样光彩四射的爱情；每一个如今面目模糊的路人，一定也都有过刻骨铭心的回忆，而那回忆在黯淡的岁月冲刷后更显璀璨。

“美好的清晨转眼成白昼；黄金的时光不能留。”格斯死后，海蓁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看尽世上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了，我开始怀疑，就算不是死亡冒出来搅了局，奥古斯塔斯和我所共同拥有过的那种爱也难以长久。

也许无论是死亡，还是岁月，还是那些难以为个人所左右的无常世事，都会磨灭珍贵的感情，最终落得物是人非，徒然叹息。

可是在彼时彼地，那一刻、那一分、那一秒，定然有真心之托，定然有长久之诺，定然有什么与天地相通、与宇宙呼应、在无尽的时间与空间中留下遥远的回响。速朽的世界、渺小的人类拿什么来与宇宙对峙、与恐惧对抗、在这浩淼虚无的大宇宙中寻找意义？

——唯有真实的感情，唯有爱。

海蓁在格斯的预葬礼上说：“你在有限的日子里给了我永远，我满心感激。”

威廉·布莱克的长诗《天真的预兆》中写道：

在一粒沙中看见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到天堂。/将无限握在掌中，/于刹那中得见永恒。

附：

有一种斜落下来的幽光

艾米莉·狄金森

余光中 译

冬日的下午往往有一种

斜落下来的幽光，

压迫着我们，那重量如同

大教堂中的琴响。

它给我们以神圣的创伤；

我们找不到斑痕。

只有内心所引起的变化，

将它的意义蕴存。

没有人能够使它感悟；

它是绝望的烙印，

一种无比美妙的痛苦，

借大气传给我们。

当它来时，四野都倾听，

阴影全屏住呼吸；

当去时，远得像我们

遥望死亡的距离。

媒体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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