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执（腾讯大家eMook）

著者：腾讯大家编辑部 主编

文本整理：何雨淳

编辑：何雨淳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2月第一版

字数：4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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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执（腾讯大家eMook）

腾讯大家编辑部 著

中信出版社

爱写作，爱自由

腾讯·大家自上线以来已经走过近三年历程，一直以“洞见、价值与美感”为标尺，给读者提供当今中文互联网里最熠熠生辉的文字，这些文字，也是这个乖谬时代里最富洞见的记述与明证。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办腾讯·大家？我们知道，中文互联网每秒产生的信息量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的数百倍，大部分信息如流水一般逝去，只有披沙拣金之后，才能将那些最富洞见、最有价值并洋溢着美感的东西，呈现在读者面前。腾讯·大家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洞见、价值与美感？因为我们在写作，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价值与美感，甚至，这是我们的全部。

有的人因为自己而写作。他对自己不了解，他要迫切地知道，他本来的样子，他的身体、他的生命，与他的生活。写作就是他的镜子，他站在镜子外面，和那个他不认识的自己对话，孤独地和他的灵魂对话，每看一次自己，都是一次蜕变。

有的人因为他人而写作。他满怀悲悯地看着他的周遭的每一个人，从深爱的父母妻子到至交师友，乃至陌路仇雠，满脸菜色的乞丐，地铁口的卖艺青年，甚至从未见过的人。他试图读懂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体会他们的痛苦与欣喜，记录他们的波折与命运。

有的人因为世界而写作。他关心门前的河，岸边的树，树林里的鸟鸣，PX项目，大楼的光污染。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他不断发出看上去是满腹牢骚的东西。我知道，他的文字就是最后的审判。

有的人因为心灵而写作。他每时每刻都在幽暗隧道里，寻找照耀自己的那一束光。他把灵魂放在显微镜下翻来覆去地看，他要做上帝的信使，他要想从中找到人类的奥秘。

所有这一切，在晦暗的中夜，以文字组合的形式从笔尖淌出，从键盘上洋溢出来。因为所写下的这些文字，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与他人不同的人，但相同的则是，我们因为写作，找到了自己，并且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

但是环顾四周，我们知道，做一个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我们要忍受很多苦难，很多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苦难，很多外人并不知道的苦难，我们把自己剥开，检视历史留下的疮疤，甚至要一再揭开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枷锁，努力挣脱它们，有时候，却留下了更多的疮疤。我们还要面对各种试图进入我们大脑的力量，抵御它、消解它、批判它。

我们要面对各种诱惑与欲望，如何能够不被它们侵蚀而持续写出干净而有尊严的文字。有时候，因为写作，我们要面对恐吓，面对那些之前都不曾想象过的那样强大的力量的逼迫。甚至，因为写作，我们有可能失去整个世界。

所有的这些，让写作变得危险、艰辛，每一篇文字的诞生，都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但最终，我们会得到我们想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让腾讯·大家坚持了下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腾讯·大家将这些具有“洞见、价值与美感”的文字汇集成册，呈现给更多的读者。

腾讯·大家编辑部

2015年6月

一些被孩子毁掉的文艺女青年

毛利

年过三十，我身边最文艺的同行开始着急了，她到底该不该要一个孩子？一方面再不要就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另一方面她实在无法忍受一个小生命将其个人生活一举摧毁。

你当然会说，有了孩子不代表作家生涯的完结，随随便便举出几个大众熟知的例子。J.K.罗琳，带着刚生产的女儿，饥寒交迫领着救济金，去咖啡馆蹭暖气，趁婴儿熟睡之际写出闻名全球的《哈利·波特》；亦舒，为写作早上四点起床，一等女儿起床，即刻调整为买菜清洁煮饭督促女儿功课。美剧《婚外情》里的男主角是个作家，家里四个孩子随时吵作一堆，经纪人问：“难以想象四个孩子，你哪里还有时间写作？”男主角说：“我每天五点起床，争取在他们醒来前写点什么。”

人们想当然地追捧这些励志故事，认同这样的作家准则，“忙得再苦再累再焦头烂额依然会有感悟，依然想写点什么”。实际上反转故事是这样的，《托尔金的袍子》里披露J.K.罗琳根本就不是穷困潦倒的无产阶级文人，而是出生中产阶级的大学毕业生。暴富后的罗琳解释完全不存在为蹭暖气去咖啡馆的理由，她只是为了美味的咖啡，不想时不时因为起身煮咖啡而打断写作思路。亦舒更残酷，早年生子，离婚后甩了个干干净净，一辈子都不想相认，除了怕要钱大概也怕写作思路被打断。四个孩子的作家？因为岳父帮忙支付孩子们私立学校的学费，一边郁郁寡欢一边得到写作的闲空。

全是因为有宽裕的资金支持，孩子才没成为他们写作生涯的终结者。现实的情况则要惨淡很多。照同行的说法，文艺女青年们生了小孩后，简直比大妈更大妈。她所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原本风花雪月，云淡风轻，特立独行的女侠们，一旦生育，转而笔下就开始源源不断写起了育儿经，怀孕常识，婆媳关系处理，哺乳期性爱事宜。噢天哪，这让人怎么消化得了。

你可以忍受单位四十岁大妈上班时毫无顾忌地讲着黄色笑话，摊手摊脚不顾体态肥肉四溢，她们原本就是宝玉说的鱼眼睛，浑浊不堪。但你很难忍受自己原本一直关注的文艺女青年，忽然间也豪放得一点不顾体面，满身洋溢着过来人的骄傲，对未婚未育女子指指点点，好比高洁的妙玉忽然还尘，跟小红一般絮絮叨叨，谁收了银子，谁谁家来讨，当面称了给谁拿去。一个字俗，两个字太俗，诗意沦落成了婆妈剧，她们还口口声声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文艺女青年不过是一种名叫“矫情”的疾病。

生活何其残酷，对这些生完孩子的文艺女青年来说，尤为明显。原来翘着脚喝咖啡读小说的闲暇时光，被没日没夜带小孩的生活搅得稀烂，甚至连睡眠都破碎不堪。她们开始拿起手中的笔，作唯一的武器，控诉这无情的生活，谁能想到孩子她妈居然是这么可怜的物种？笔下的抱怨很快就像裹脚布，长得叫人生厌，原来再文艺的笔写出类似的抱怨，都是一样的怨气冲天。当年大声朗诵着王尔德的“我们全都一无所有，但有人仰望天上的星星”，今天她即便抱着孩子看了一夜的星星，倒出来都是满腹苦水，为什么没人能理解她的哀愁和悲伤？

这类感慨在单身时期很管用，全是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活泼，但到了哺乳期，就是典型怨妇的嘶吼，就算她老公做牛做马，她也依然能挑出一百个错，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蓬头垢面坐着月子十天不洗澡，哪里还有什么骄傲可言？

她想象生完小孩的生活是跟英国王妃一般，骄傲地跟民众挥挥手，在欢呼中当起举国瞩目的母亲。没办法，谁叫文艺女青年就是这样一种眼高于顶的生物。

我这才想起来，这些文艺女青年，其实都是早年安妮宝贝的变种。她们所谓文艺，闲散，孤独，忧愁的生活，不过就是装点着几杯星冰乐，哈根达斯的下午茶，或者一场著名古镇石板路上的徜徉，一次在某名牌车内进行的私奔。

这些女人只要一逃开物质标签，立刻变得一无所有。转而开始投向另一种满足，花三个小时在网上找一种可以安抚婴儿的玩具，在遥远的海淘网站订购一款据说能促进大脑发育的鱼肝油，确保这些东西一经曝光，即可引来所有人的关注。

唯独忘了关注婴儿本身。这工作看起来实在是烦人，没有成就感。

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真正的较量时，都恨不得立刻露出自己凡俗的模样。她们喜欢说伍尔夫那句话，一个女人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借此证明自己不可能在孩子满地跑的情况下，写出什么东西。

实际上那间所谓的屋子，指的是“是时候把这一天皱缩的皮连着它的议论，印象，怒气，欢乐，一起卷起来扔到矮树做成的围墙里去”，随后你会发现“成千的星星在蓝色空阔的天空里闪耀”。

只会低头看着自己脚面的文艺女青年，通过一次生育，就还俗成了大妈。但真正仰头看望星星的人，绝不会忘记空阔天空的深邃。

母执 ——一切苦情主义终将被抛弃

叶倾城

【题记】：总有一些执着，让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我猜那一定是妇产医院绵延多年的风俗习惯：住院保胎的孕妇们，会在每一位新产妇入院时，结伴看望。借人家的好孕气，听人家有惊无险的孕育经历给自己壮胆，交流孕情，听过来人传道授业解惑，也旁观哺乳、拍嗝、给新生儿洗澡的全过程，暗暗记在心里。这是珍贵的实况教学，不可多得。

但是有一次，大清早就有八卦在病房里流来传去：有位产妇，是分娩后的第二天就拒绝给孩子喂奶，让医生给她开回奶针。

我们去她病房时，医生还在对她履行告知义务：“母乳对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各方面都比较好……”

她应得敷衍：“我知道，我已经给她喂过一次了。就是初乳最好，后来的母乳也就和奶粉差不多了。”

医生说：“母乳肯定比奶粉好！”

双方拉了一会儿锯，医生遂也拉倒：“那你签字吧，表示你是自愿放弃母乳喂养的。”她大大咧咧一签。

医生走后，她蓬头乱服地盘腿坐在床上，向我们抱怨：“还喂奶，早就该不要的！还说第二胎不疼，疼死——就为这么个丫头片子，真亏！”

又主动解释：“必须回奶呀，不然就不会怀孩子了。上一胎就是，搞得拖了一年才怀，结果又是个女儿，恨死！这一次我不拖这么久，下个月就备孕，非要搞出儿子来。”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不知是谁——也许就是我——说了一句：“万一下一胎还是女孩呢？”

她答得稀松平常：“看出来就打掉呗。”

这话题撩起了她的兴趣，她跪坐起身，开始细细向我们诉说：

妊三月时第一次B超的数据，她周围人都说是男孩——这我听说过，说胚胎越扁越是女孩，越长越是男孩，因为男人比女人高。绝对是迷信，太不靠谱。她同意我：“就是。”清宫表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也说是男孩，她这一胎怀得满怀希望。

到五个多月，有人说城外有家私人黑诊所，可以B超看性别，她就和老公两个开了车直奔诊所。

“那天很邪的。”

下五环后，第一个弯道就拐错，此后越错越远，眼前刷刷地开始出现废弃的平房、烧焦的田地。天一股脑地黑下来，夜色深深里，他们打电话给诊所，却总是信号不好，对方的声音像从墙缝里挤出来的，时断时续，呼哧带喘。黑影幢幢里，她不知怎的害怕起来，拉着老公说：“我们回去吧。”她肚里的女儿，就此保住一条命。

再说起此事，她恨声不绝：“我就应该去香港看的。你们不知道，香港很人性化的，都肯告诉你性别的。下一胎，我一定要去香港的。”

一直在小床上沉沉睡着的、她新生的女儿，仿佛听到了妈妈恨自己不死的表白，“嗯啊”几声，哭了起来。她不去抱，只皱眉抱怨：“这个月嫂真不靠谱。去买个饭这么久。”

就在这时，月嫂回来了，把从对面粥馆打回来的饭菜给她，熟手地抱起小婴儿，开始冲奶。她吃一口：“没味道。”月嫂说：“味道太重会回奶。”她说：“我就是要回奶。你下次帮我买麦芽来煎。”

我当然知道中国人关于生儿子的执念，我一位亲戚家里就有五个女儿，美容院帮我洗脸的小姑娘家里有九姐妹。但这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听到这么理直气壮、不需要向任何人抱歉的执着：我就是要生个儿子，女儿就是不受欢迎的存在。我虽是母亲，但女儿对于我的田地来说，如同莠草，必须第一时刻被除灭。

而那是我第二次入院，我刚刚被下了“晚期先兆流产”的诊断，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受不了。

我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电影里中世纪女巫的模样：野地里，旧坟岗上，猫头鹰在高高的树上叫得凄厉，月光下荨麻丛中有吸血鬼时隐时现。女巫在林子里如一缕行动的幽魂，走向黑暗洞穴，以鲜血、死亡与腥气的祭品来交换贪婪。有一头黑漆漆、眼如火球的大狗紧紧尾随着她，那咻咻的鼻息喷出来都是腐臭……

我突然毛骨悚然起来，与另几位产妇一道讪讪走了。

到了门外，一个姑娘说：“她肯定是二奶。”

我一惊：“为什么？”

“生儿子好上位呀。”

我不知道是姑娘的天真，对中国人的重男轻女认识不够；还是本能的“非我之心，其族必异”的排斥，耻于与之为伍。总之，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判断，那位产妇生得也并不妖娆，所有人，都没接茬。

【九死一生的孕育，要抱着烈士的心情】

到我第三次住院时，和护士站的小妹子们都已混得脸熟。正站那儿和她们闲扯，忽然她们向我背后努嘴。我一回头，吓一跳。

一位白发苍苍的孕妇，坐在轮椅上，从长廓上推过。花白头发与病号服下的大肚皮，彼此冲突，一样刺眼。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年纪的产妇。她该多少岁？五十，六十？

——我得解释一下。我第一次住院时，发现大量轮椅产妇，大为震撼：有这么多双下肢残疾的孕妇！后来才知道为了安全起见，破水、高危以及当天要剖宫的产妇，都是坐在轮椅上，由护士推来推去做各种检查的。

很快，我就知道了这位白头孕妇的故事。

怀一胎，到四五月掉了；连怀五六胎，连掉五六个，都在孕中期。四处求医问药，最后产科院长诊断她是宫颈松弛，每当胎儿开始长大，就会掉入阴道，引发流产。她得一受孕就卧床保胎，到孕中期做缝紧宫颈口的手术，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但是——院长警告她说：她流产次数过多，子宫、阴道、整个生殖系统均已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即使这么做，也不能保证一定会顺利分娩。而且，手术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万一下不来手术台怎么办？

医生不会替病人做决定，院长只说：“有些事，不值得赌命。”

她不这么想。

这次查出怀孕后，她就在医院旁边租个房子住了下来，一天二十四小时“绝对静卧”，连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为了防辐射，连电视都不看。

“那每天在床上干什么？”

“听经。《大悲咒》和《地藏经》。”

“会不会得褥疮？”

“双腿轮流抬抬，屁股左右挪挪，总可以吧。”

“孕检怎么办？”

一个小护士说：“轮椅吧。”

另一个说：“担架车吧。”

孕中期做完缝合术后，她又躺回床上，数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从三十四周起，就开始频频催医院为自己剖宫。

医生说：“至少等足月吧？”

她说：“我怕我扛不到那时候。”

就这样，她入院待产，病历卡上写着三个字：“珍贵儿。”

可是她这么大年纪了……小护士们向我摇头。我再次大吃一惊：她没有看上去那么老，还不到四十。这一次次的希望失望，一趟趟与孩子的失之交臂、无数次摸过鬼门关，是如何摧残了她的容貌和身体？我几乎没有勇气想。

每天都看到她，蜷坐在轮椅上，任护士把她推来推去，她永远一声不吭，也不理会我们友善的点头和微笑。白发凌乱地披拂下来，她整个身形是瘦小的，大肚子则像一堆不相干的臃肿，像随意安上去的，又像随时会脱落。

每次与她擦肩而过，都像走在罗马的大路上，经过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看他们在烈日下，在苍蝇的围绕间，听天由命地等待着一了百了或者大赦的消息，路人也不能不心惊肉跳。

我和其他产妇聊起她，说：“让她赶紧生吧，生完就了啦。”

有一天小护士们告诉我：她剖了，母子平安。

连我，都为她松了口气。

坚持不见得有结果，执着往往只是愚痴，至少这一次，她惨胜。而满头白发的她，坐在轮椅上，被推向手术室的场面，一定像圣女贞德上火刑架，或者易水前悲歌赴死的慷慨悲歌之士。

这么九死一生的孕育，总觉得，要抱着烈士的心情吧。

【一念之痴，竟成终生之孽？】

那位父亲，不记得是第几次住院时遇到的了。

在病房门口，他是一看即知的产妇家属，聊几句，掏出张名片，提笔手写一行字，再递过来：“我的某某论坛ID，我在上面写帖子。”

从没见过在名片上写ID的——写Q号的倒是有，所以我一直记得。

我生完娃很久，才有时间整理孕期的名片：奶粉商、卖保险的、月子中心的……翻到这张时想不起是谁，看到上面的ID，就信手搜了一下——直接震住。

在那个极长的帖子里，他写道：他妻子在孕七个月时，被B超发现“小脑蜒部缺失”，核磁共振后确定为一种罕见的综合症。有多罕见呢？行医三十年的产科专家，表示闻所未闻，无法给出任何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只让他去请教神经外科专家。儿童医院的神外主任坦承也只在书上见过，从未在临床上有所接触。

他天南海北，请教了近五十位专家，几乎每一位都说：“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不要的。”他在网上一共只搜到十几例病例，其中半数产后两年内死亡，四例为脑积水及其他畸形，三例智力低下——预后良好者，一例都没有。

他最后的选择是：要。

他的理由是：万一这孩子是健康的呢？

在帖子里他认真严肃地讨论自己与妻子的处境，不断提醒自己“要作一个理性的人，不要感情用事。”但当我看到“大不了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放弃一切，回到大山里，或者安静的海边，陪孩子长大就好”时，忍不住苦笑了一下：连唐氏儿这种常见的综合症，还不见得能活到长大呢。

最后一个帖子在孩子出生后四个月，只有一句话：“孩子一直在医院治疗。好累，回头更。”戛然而止。没有后续了。

我努力回想他的脸容，脑海里依稀勾起一张满是笑容的脸：应该根本不是他，是我想象出来的，在神魔遍地的生死旷野上，一个单纯的小矮人，名叫霍比特。

这一分执着，能否收获一分喜悦？要么，一念之痴，竟成终生之孽？连他自己，大概都没有回答的资格。

他为什么要向陌生人散名片呢？帖子里说了，一是他不相信他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病症，希望能找到有类似经历的病友，同舟共济；二也是希望引起全社会对这种病的重视。

【生儿育女，不过是一种最常见的“母执”罢了】

有一年，朋友采访一位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元老级人物。我对身体、生育这些与女性与息息相关的事，一向很关注，就和朋友一道去了。

让我意外的是，已经垂垂老矣的专家，竟推翻了自己平生的事业，变成辅助生殖技术的反对者。他声音洪亮，挥舞双手，几乎在大声疾呼：“你生不出孩子，就说明你有问题嘛。你重度少精弱精，你连健康精子都没有，那就是优胜劣汰，你的基因被大自然淘汰了。你还强要用人工手段受孕，硬把淘汰品种发扬光大，这对人类负责吗？百年之后，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样做，是自取灭亡嘛。”

我和朋友都被他吓得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我心里不服：“不能受孕就说明是被淘汰，那不能顺产呢？无母乳呢？新生儿疾病呢？不都是被大自然淘汰的？既然这样，要现代医学做什么，干脆学中世纪，女人孕育就向上帝祈祷好了，连产婆都不要，把一切交到上帝手里。”

但我也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对于命运，谁也不肯全盘逆来顺受，那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完全不接受，从头再来：男身女心？索性大刀阔斧，给自己塑造一个女儿身；想要龙凤胎？去某些医院订做；不喜欢的性别，直接DEL；风险巨大，没事儿，我赌命；只要还没下最后结论，我把自己、把家人、把一切有关人等的幸福都当作赌注……

这份“人定胜天”的固执，尤其是当和生育有关时，是写在血里的执念吗？也许只是愚痴。都说不可不求、不可强求，又说要顺其自然但不能顺水推舟，求与强求的界限在哪里，哪条路是自然之路，谁来判断？

我只知道，当你赢了，你说：惟偏执狂才能生存；当你输了，你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老专家退休后大概比较寂寞，和我们聊得很开心，还说了不少八卦：某小国的王妃，为了要生儿子，在他手里做过十次试管婴儿——全以失败告终。其实三次之后，他就坦诚相告：成功机率微乎其微，近乎于零。但王妃执迷不迷，锲而不舍地做下去，直到促排卵药物再也不起作用，她一生的卵子都被耗尽为止。

他感慨：“王位事大呀。”

朋友说：“不都君主立宪了吗？”

虽是虚名，但还有实际的财富，而能让子子孙孙，永戴冠冕，也是值得的吧？

抑或，说到生儿育女，王妃也只是一个寻常女子，这不过是一种最常见的“母执”罢了。

也许我们将来都会像王菲那样谈恋爱，做母亲

闫红

王菲和小谢一复合，就有人想起张柏芝来了，以及，她的那两个孩子。几乎所有关于菲锋复合的文章下面，都有人如暴风骤雨般怒吼：孩子，孩子，你们怎么不想想那俩孩子。他们心中的大团圆，是小谢将两个孩子，和笑着流泪的张柏芝一把拥在怀中。

这话让我感到耳熟，无论是影视剧里，还是现实生活里，当一个人对伴侣或者对婚姻生活感到不满与厌倦时，就一定有好心人苦口婆心地对ta念，想想孩子吧，为了孩子啊！好像生孩子时生活之上的那一道封边，封锁了一切突围的可能。

他们这样说，也不完全没道理，普通人家，父母离异，孩子确实是最大的受害者，别的不说，单是那点赡养费，就能让许多离异夫妻打破头。若是再碰上个人渣，生而不养，不愿意对另一方做出足够的补偿，更是弄出一出出人间悲剧来。我曾亲见有个远房舅舅在老婆生了好几个女儿后将她们统统遗弃，几个表妹颠沛流离，其中的血泪，不堪再提。

但我舅舅这种情况，却与小谢他们不同，他的问题不在于离婚再娶，而是没有同时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给妻女足够的补偿，但人家小谢和张柏芝都是大明星啊，虽然关于小谢付给前妻多少赡养费一直成谜，反正Lucas兄弟全世界名校挑着上，这点完全不是问题。就算那些学费都是张柏芝出的，谢霆锋该骂的地方是没有给钱，而不是不和张柏芝复合。

然后就是精神上的伤害。没错，所有的孩子都希望父母在一起，我家七岁娃娃都说，他最喜欢的时光，就是晚上爸爸看报纸，妈妈玩手机（汗一个），他在床上跳来跳去地玩。但首先明星们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和我们不一样，就算在一起，他们在不停地赶通告的间隙中，也不大可能与孩子朝夕相处。

更何况，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若父母不再相爱，甚至互相嫌憎——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大战时，她弟弟就曾向媒体投诉谢对她非常冷，难道还都得为了一时的气氛，忍下一肚子的气愤，貌合神离地在一起，搭进自己的一生？

我知道有伟大的男人与女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连以刻薄著称的张爱玲，都会让她笔下的理想女性顾曼桢，为了孩子，嫁给她恨之入骨的姐夫祝鸿才。《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褚琴和丈夫石光荣从生活方式到三观都极度不合，但为了孩子，还是咬着牙过了一辈子，更不用提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母亲（或者父亲），都曾告诉孩子，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跟你爸（或者你妈）离婚了。

这都是些伟大的父母，把孩子看做全部，愿意搭进自己的一生，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但是我还是要冒着没有良心的风险说一句，这样做，对孩子真的好吗？

这些伟大的父母中，有一部分，成为伟大的债主，有多少控制欲强到让孩子抓狂的父母，当初不曾为孩子忍辱负重。他们牺牲掉自己，都是为了你，你怎么可以，不过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于是，从学业，到婚姻，到每一个细枝末节的选择，都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来，稍有违逆，不等他们骂你没良心，那些辛酸往事就已经在你眼前一幕幕回放了，你做了全世界的贰臣逆子。

有个全世界为之撑腰的债主，真可怕。

当然，也有许多父母，情绪稳定，性格正常，即使对孩子恩重如山，也能只字不提。但身教大于言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就不相信，一个把自己的人生，仅仅当做孩子的铺路石，是将卫星送上天之后的废弃物的母亲或者父亲，真的能教育出热爱、珍惜自己人生的孩子。思维方式是有传承性的，即便这个孩子因为被溺爱而变得自私，但这跟真正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是两回事。

艾略特在那首著名的《普鲁弗洛克情歌》里这样问道：我将把头发往后分吗？我可敢吃桃子？每一个最为个人的行为，都有可能招来别人说三道四，最后，即使你看到你伟大的时刻在眼前闪烁，也没有魄力把它推到紧要关头。人生变成“总还有时间”含糊假设，在认真对待自己生命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是拖延症患者。

但我同样能理解这些父母的无奈，这是初级阶段的无奈，不是所有人，都能为自己的感情转移对对方做出足额赔偿，以及，有能力照顾到已经分开的孩子。但是假如小谢在能够把孩子安置好，尽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之后，和他所爱的王菲在一起，应该比和他已经不再爱的张柏芝在一起更好。

他身体力行地告诉他的孩子，在已经确保他人利益的基本前提下，人首先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一个把自己过好了的人，才能不扰民，不给人良心负担，也才能让身边人感到，一切都是自由的。

而这，也是王菲之于观众的意义。王菲的行为方式，给围观者带来的福利，在我看来，甚至大于她那天籁般的歌声。虽然在她极年轻的时候，也曾被经纪人控制，取“王靖雯”这种艺名，和窦唯离婚时，也会任由经纪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形象，但她的成长是如此之快，不过三五年，她就成长为真正的自己。

在她身上，你可以看到，爱就是爱，它无关名利、婚姻、归属感，你也可以看到，不爱就是不爱，它不是恶意，也不会带来耻辱。爱与不爱，简单地变成想和一个人在一起，或者不想和一个人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她当初和小谢分手时能够守口如瓶的原因，也是她现在能和小谢在一起的原因，卸下那些被强加在爱与不爱之上的负担，她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是什么使王菲如此强大？我想首先是财务自由，其次则是她天生的一种懒散气质。小隐隐于花钱，大隐隐于懒散，在每个人都着急忙慌的名利圈里，懒散，会使人置身事外，无视各种好心或不安好心的劝告，直面内心的声音。

这种懒散不可复制，但她却给后来人趟出了一条路，如果社会能够持续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个人基本利益都能有制度来规范，也许将来我们都会像王菲那样恋爱，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在一起，若是时间不对了，人也不对了，分开也没关系。爱情变成一个很轻盈的东西，变成一双翅膀，载你在梦幻的国度里飞翔，而此时，所有的杂音都是失礼和粗暴的，人们会自觉地噤声屏退，退回到自己的城池。

这样的社会应该还很远，像共产主义那么远，在物质还相对匮乏制度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爱情与自由，很容易变成随心所欲乱搞的借口。但是，不管怎样，对已经有能力超越现实社会的人，我想还是给予祝福比较好。小时候，听老师讲，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马上愤愤然起来：那岂不是太不公平？万一我干得多而那个懒人需求更多呢？多年之后，想想那个幼稚的自己，真想穿越回去摸摸她的头：亲，你一个初级阶段的人，就不要评价人家高级阶段的事儿了，先把自己过好了再说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不必给孩子一个完美的世界

毛利

这个世界当然糟糕透顶，打开电视看上五分钟新闻，天上飞机掉了，地面恐怖袭击，出门跨年遭遇踩踏事件，在家呆着没准一场火灾。我妈这样的老太太，看到飞机失事新闻，吓得魂飞魄散，恨不得拉住明天就登机的我说：能不能这辈子别坐飞机？

可惜的是，不光是没见识的老太，连精英都开始采取这样的保守主义，在腾讯·大家作者叶克飞先生一篇名为《我们给了孩子怎样一个世界》的文章中，作者大胆建议，不如全民丁克，你看看眼下这片土地，哪里适合孩子生存？

对丁克，我一向存有敬意，打破人类自身繁殖欲的局限，去追求更广阔更自由的世界，那真是棒极了，但要是如作者所说，因为给不了孩子更好的条件，才放弃生育，那未免想太多。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式父母最大的毛病，什么都想为孩子做到最好。不管是山村里目不识丁终年劳作的农民，还是大城市月入数万满嘴英文的海漂，他们似乎都没能摆脱中国式父母的劣根性，如果给不了孩子最好的，就终身有愧。

一女朋友是著名高校教师，事业编制收入完美，够她时不时欧洲旅行一次，丈夫薪资更丰厚，但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始终犹豫，一旦生育，就将是无止境的牺牲。她说单位同事为了让女儿上学，毅然花700万在静安区买了套两室一厅，小孩刚4岁，已经开始每天晚上陪着复习功课。言外之意，她只有到达这种水平，才敢放心要个孩子。

另一女朋友说起带孩子旅游，说那肯定要坐头等舱，不然孩子遭罪还有什么去头？这种父母如果坐经济舱的话，就会任由小孩哭闹，因为孩子正在受罪嘛，难道还不能让他发泄？这让我想起一个去日本一周就花了十万的女朋友，她的宗旨是如果出门还享受不了点好的，又何必出去呢？这种旅行当然不错，但你不能以此就下判断说：那些花费寥寥的穷游，根本毫无乐趣。

怎样养一个孩子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如看看大热电影《少年时代》里少年的成长过程，电影本身花了12年时间制作完成，记录一个男孩从6岁到12岁的成长时光。一个美国男孩的成长方式，大概是很多中国父母梦寐以求的，他们大多看起来简单快乐，没有多到做不完的作业，也没有沉重的课外学习，更没有糟糕透顶的自然环境。

某些片段里，男孩梅森的确过着这样明快爽朗的快乐童年。但大部分时间，他敏感，细致，忧郁。父母早年离异，母亲独自带着他和姐姐生活，贫困，漂泊，为了房租就得仓促离开小伙伴，奔赴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母亲为了更好的工作，要继续学习，他不得不跟姐姐一起呆在外祖母家。

生父看起来相当不靠谱，是个女人都不会选择30岁都没个正经工作的男人，说自己最近正打算写几首歌。但他喜欢他，真正的父亲，每两周来接他和姐姐去度个周末，吃薯条睡沙发，看起来都很幸福，甚至他还想，他们是不是还会在一起？

随后几年，他经历了两任酗酒的继父，这些男人无一例外在带给他一些快乐的日子后，就将一切像玻璃杯一样摔个粉碎，他母亲完成学业，开始变成大学老师，三度分手，两度离婚，终于把他们抚养成人，即便是不靠谱的生父，都有了全新的家庭和孩子。

你要说梅森是否幸福？这很难得出简单的答案，日子始终起起伏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梅森有个很棒的父亲，在他八年级时就严正以告，拥有性生活必须戴套，不然就会像他一样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梅森依旧会跟同龄人鬼混进某个以讲黄色笑话为主题的男孩派对。就算他妈妈是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独立女性，很多时候，他依然不喜欢她，不如她希望的那么爱她，在他看来，她不过是脆弱时就会哭做一团的普通女人罢了。

你不能要求孩子太多，以为给他最棒的，他就会回报给你一个最好的人生。梅森母亲在听够了女儿的抱怨后，声嘶力竭大喊：起码我给了我能够给的最好的。这有什么用？孩子照旧摔车门走人。

想要控制孩子的人生，想要他们永远听话，永远正确，永远幸福快乐，这就是最愚蠢的一种父母。在孩子面对每一个困境时都全身心地焦虑，恨不得自己只有买得起最贵的学区房，有一笔最大的积蓄可以直接送他去常青藤念大学，才觉得自己配做父母。

如果说美国式父母和中国父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前者永远没忘记，孩子并非人生的主体，只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才是最值得过好的。

梅森父母离婚，在中国人看来就不可思议，大把中年夫妻为了孩子的幸福，直到高三毕业才跑去一举结束早就不堪的婚姻。为了孩子，牺牲个人幸福，被看作是习以为常的事。

哦，不，不必给孩子准备一个完美的世界，你可以努力，但绝对没必要违背本心，牺牲所有属于自己的快乐。

母亲为了幸福两度结婚，为了不幸两度离婚，为了工作继续学习，为了有钱度假把18岁后的孩子扫地出门。她可不想成为那种苦难式的母亲，只有孩子的出人头地才是自己一生夙愿，她希望自己孩子拥有正常的人生，如果不够快乐的话，也不用强求。

父亲呢，更离谱了，吊儿郎当满嘴没句实话，答应把车留给梅森结果转身就把跑车卖了换了面包车，说我绝对不可能说过这种话，再说我自己买的车随便我怎么处置，你想要车就该自己赚钱去挣一辆。

常有国人说，欧美人的自私冷漠，是你难以想象的。实际上恐怕中国父母事无巨细的全包式教育也是他们难以想象的。

一部韩国电影中，已经中年的儿子恳求自己上了年纪的妈妈，答应我，别再做孩子的奴隶，过自己的生活吧。

可惜老太太没有听，说只有这样的我，才能成为你的母亲。

我对这种伟大的东方式牺牲实在厌烦透了，别为孩子过分牺牲自己，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又怎么样，没有700万的学区房，没有500万的留学基金，没有24小时陪护的关心，孩子照样有自己的快乐之道。

硬气的父母说，要为孩子操劳到自己闭上眼，才算数。可怜，又可恨，这种父母，常常就成了别人眼中最讨厌的生物，粗暴干涉成年孩子的隐私，还洋洋得意我是为了你好。

什么时候，这类型的父母，才能从世界消失，那么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才会离完美更近一步。

把孩子交给别人教养的不是好父母

朱天衣

我时常在思索，生在现今台湾的孩子究竟是幸或不幸。现在的孩子衣食无虞，随时有各式快餐糖果点心及琳琅满目的玩具可享用，身边又有3C产品围绕，乐园游乐场所多到可任意选择，但他们快乐吗？较之于什么都缺乏的我们这一代的童年，他们的快乐真的比我们多吗？

台湾现在的孩子很忙，因为他们的父母更忙，以目前台湾平均薪资偏低，十八年未调涨的状况，年轻夫妻势必都要工作才负担得起房租（或房贷），及一切生活开销，若生养了孩子，那更是如此，多数的母亲生产后短暂休息便得回到职场，若有奶奶或外婆可帮忙那算是幸运的，不然就得找保姆带孩子，往往所赚的薪水扣去托育费（白天不含周休假日约莫两万元左右）后所剩无几，但仍得这么做，否则等孩子大了再出来工作时，往往已和社会脱了节，可选择的职别真的不多，薪资也得从头算起。

当孩子读了幼儿园后，若不特别要求双语或贵族式的学校，一个月万元上下，教育、午餐点心都包办了，虽说四点左右下课，但父母拖到五六点下班后来接孩子也没问题，所谓的寒暑假放得也短，所以这段时期，在花费及时间的运用上，做父母的是可稍喘口气的。

等孩子升上国小，许多的压力便接踵而来，虽然台湾现采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所有公立学校的学费都极低（注册及书籍费中小学一学期不过一千多元），有的县市还免费提供营养午餐，但父母的钱仍未少花，这是为什么？因为小一小二的孩子只上半天课，中高年级的孩子周三半天、其他日子一律三点半下课，双薪父母无法来接孩子，只得另找安亲班托育，这安亲班除了接送孩子，还负责供应点心、监督回家功课，考试前也得帮忙复习，准备一大堆的评量考卷，所以收费并不低。

简单说，这安亲班几乎代替了父母的职责，往好的想，孩子回家前已诸事完毕，不必再为课业烦心（有时仅仅为督促回家功课就可弄到亲子间大伤感情），但往往孩子的学习状况也全都拱手让人了，父母最后只以看得到的成绩高低评断安亲班与孩子努力与否，如此恶性循环，会让安亲的老师更以填鸭方式对待学生，反复写模拟考卷的结果，个个都成了考试高手，但孩子到底学到了什么，没人知道，也不太有人敢深究。

暑假时，安亲班会安排较不一样的课程，但早晨仍多以写暑假作业及各式评量为主，较费心的安亲班会在下午排一些阅读、游泳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整个假期中也会设计一两次的户外活动，多以游乐园为主，既省事又得孩子欢心，是招生时最佳卖点，但老实说真的没多大意义。

除了安亲班，坊间还有各种才艺班供家长（绝不是孩子）选择，当然其中真有培养才艺的课程，如钢琴、小提琴、乌克丽丽（小吉他）等音乐课，也有画画、书法、围棋等比较静态的课程，动态的除了游泳、舞蹈，还有直排轮、跆拳道及一些球类运动，最近开始流行的则是武术，但也有为数不少应属学科补习的也名列才艺班之中，如美语（为应付学校英语课）、心算（实则数学演算）、作文（因为大考要考）。

在这些才艺班中除了一些极专业的项目需要老师指导外，其实多半的课程只要有父母陪伴引导，即可事半功倍达到成效，以作文来说，大量阅读广泛阅读即可让写作能力大幅提升，比花钱花时间到外头上课都来得有效，我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告学生家长，只要每天将家中的3C产品关掉半个钟头，全家共处一室享受阅读时光，一样可收到来我这上课的效果，而且还可增进亲子互动。但不知怎么的很难做到，是父母太忙连三十分钟的时间都抽不出？还是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简单的事？似乎现在的父母都认为把孩子交给别人教养才是王道。

也因此台湾的孩子们，从小学起便补习不断，课余的时间不是交给安亲班，便是排满了各式各样的补习，严重的连周休二日都不放过，寒暑假更是大补特补最好时机，唯恐少补一门课，孩子便会在起跑点输给别人。这样的补习生涯何来童年？有时连家庭生活都过不上，唯一亲子相处的时候，便是在送往迎来的车程里进行，孩子累，父母也累。

当然，暑假除了上安亲补才艺，近十年来各种夏令营冬令营也成了打发长假的好去处，像棒球营、科学营、小记者营、昆虫生态营，有的营队设计的活动十分活泼，比如自己DIY盖屋子，这对平日一切假手机器五体不勤的孩子，倒真是锻炼手脑并用的好机会；也有和山上原住民孩子互访的营队，借由交换住宿，让彼此更深入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样貌；至于那些走入山林，了解各种大自然生态的活动也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些真的是现今孩子所欠缺的，即便参加这些营队所费不赀，但仍常看到整个寒暑假，孩子一个营接一个营赶场似的奔忙，家反而像似旅馆了。

有时为了弥补太少和孩子相处的机会，父母也会趁长假来个家族旅游，促进亲子感情固然重要，但同时也有做业绩的考虑，很多父母最怕开学后，孩子回家抱怨同学甲去哪儿玩了、同学乙又去哪个国家了，不只孩子有同侪压力，父母也是有寒暑假功课要做的，压力着实不轻。我便听过一位在报社工作的高阶女性主管，拗不过女儿要求又排不出假期，只好谎称出国的母女俩在台北搭了一天的捷运，这还是因为女儿小读幼儿园才忽悠得过去，若升上小学这招就不管用了。

周休二日也不好对付，仅只是看郊区著名景点永远处在塞车状态，便知城市乡巴佬又出来逛大街了，紧邻我山居前的一块空地，几年前给开发成花园餐厅，每到周末便吸引不少城里人来此放空，这打着亲子同游的餐厅，为孩子设计了一些活动，比如挖了个人工池塘，放些泥鳅让孩子混抓一通，或带至一旁的溪里抓鱼抓虾的，这既不环保又不动保纯粹的商业行为，其实是很糟的负面教育，但做父母的都安之若素，因为有专人带着孩子嬉戏时，他们可在一旁休息滑手机，或仅只是发呆都好，结论是，连出外游玩也是交给别人看管。

当然如直升机似的永远盘旋在孩子头顶上的父母也不少，他们的紧迫盯人源自于对所有人事物的不信任，不相信孩子能自主完成所有的事，不相信老师能顾到孩子所有的需求，甚至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是个称职的父母，所以必须以极度的关切来证明自己的尽责，其结果是老师很累、自己很累，而孩子也果如预期地甚么也不会。

所以每当我看到能让人眼睛一亮的孩子，不是他的学习成绩有多么优秀，而是他对所有人事物都保有童稚该有的好奇，他也会积极主动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人相处总都能聚精会神地试图理解对方的意思，他们对人及周遭环境是充满安全感的……只要看到有类此特质的孩子，我都会忍不住想多认识他们的父母，尔后也如我所料，他们多成长于很在意生活质量的家庭。我所指的质量绝不是物质富裕，而是他们非常珍重和家人相处的时光，愿意和家人共享许多事，如再平常不过的窝在厨房烹煮食物及用餐，睡前床边阅读或说故事。他们的休闲活动通常所费不多，或骑单车漫游、或在野地搭帐篷露营，有时就在住家附近打打球，唯一不变的是全家人都参与，有什么事也会一起商量计划彼此尊重，连幼儿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便来我这儿上课，也是经过亲子沟通讨论过，也因此都能在愉悦中学习，还有，他们的补习通常很少，因为他们很珍惜家庭生活。

我们常会说孩子就只有一个童年，错过了就再也没重来的机会，但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快乐也许太空泛，而且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若以结果论，至少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会是个乐观进取，且懂得关怀其他生命温暖良善的人吧！若他们的成长过程缺少父母参与，生活中除了课业、补习、3C产品再无家人陪伴，仅有的休闲活动也只是套装行程用来做业绩的，那我们如何苛求长大后的孩子能保有一丝人味，更遑论多高尚的人格质量。

孩子的成长绝对是需要父母陪伴的（不是指导），而且父母能相与的时间并不长，一旦孩子步入青春期，想要与他们共处可能都需要预约排队，当同侪在他们心中的分量胜过父母家人时（这是成长必经过程），要再重塑亲子关系时一切已晚。所以每当焦虑的父母数落孩子种种问题并寻求我的建议时，我真的只想说：“再忙也抽出些时间陪陪孩子吧！父母能给的，绝对不是安亲班、补习班可取代的，孩子们的成长就只有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们能给孩子的最好教育

冉云飞

如果要我用个词来形容这个时代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从空间到时间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从飞机、动车到互联网，无不展示出与此前社会的巨大不同。高速度带来一系列便捷，但就像香港海洋公园的极速之旅，几秒钟从很高的地方瞬间下坠，快则快哉——这也就是蹦极等户外活动受人欢迎的原因——但不能否认其失重感，给人带来的不适与畏惧。

一个高速发展及转型的社会，人们很难沉淀下来思考生活的意义，而被这种你已经上的“贼船”——“高速度”所裹挟，身不由己。

如果说工业革命诞生了集约化、标准化，讲究大规模成批训练、教育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的学校，那么到了如今不只是大规模需要标准化人才（技术熟练的重复性工作人员）且变动不居的时代，教育的方式方法就必然应该做出相当的因应。

信息匮乏且流动速度很慢的农业时代，知识的折旧率不高，因此才有像中国“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传统蒙学教材，使用近千年而不变的“奇迹”出现。但到了工业社会，各种此前不曾有过的职业之出现，对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需求巨增，使得教育供给必须从小规模的、少数人受到教育的私塾，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集体受训的学校，才能满足更多的人在社会中生存就业，以及社会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之所需。

但信息的洪流并没有因此止步，现代邮递制度远比烽火台、驿站制度使用年限更短但死得更快，广播、电视、报纸领风骚的年限也就一百年，逐渐为互联网所代替。互联网兴起后，它有一个特点为此前其他传播媒介所未有，即在互联网领域的自行革命，从社区到博客，从博客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当然这是和其它技术革命如智能手机联系起来的），其变化速度之快，在二十年内完成了自身的嬗变与更新。

互联网嬗变与更新的一大特点，就是速度加快和海量信息奔涌。这就从另外的角度增加了人们获取有用知识的难度，即有些信息乃至知识是噪音或者短时就作废的折旧品。大数据应用、偏好性搜索的崛起，是应对信息洪流的一个有效措施。但大数据应用、偏好性搜索还是不能代替产品质量与有效的市场竞争，这便是萨尔曼·可汗看到互联网教育的潜力之所在。

最近读毕萨尔曼·可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对这个目前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在线教育可汗学院之目的与宗旨，有更多的认识。它与停留于家教特别是留学教育这样“油水”众多的实用领域的中国在线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可汗学院目前还是非营利性质的免费在线教育，由于微软和谷歌的支持，使得可汗学院声誉鹊起。

萨尔曼·可汗的目的是使世界各地的民众，无论贫穷与富裕都获得较为一致的教育。虽然他这个近乎乌托邦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现实，但其用心不可谓不宏大。因为互联网这场信息革命，“世界变化之快让深度创造力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本领。过去那种只有一部分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p.8）。

萨尔曼·可汗因辅导表妹学数学，进而辅导更多的亲戚朋友的孩子，而逐渐生出了搞在线教育的想法。这种渐进想法，使得他于在线教育的领会，务实而有效。他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成人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利用互联网全球联通的特性（很遗憾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你必须会翻墙，因为他上传课程的平台是YOUTUBE），再加上谷歌捐资助此项目翻译成世界最通用的十种语言——关键是它永不消失，可重复利用，没有人数限制，不需要固定的教室，使不同层次的人根据自己的进度加以利用与选择——正在使得可汗学院的课程，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我看了中文版的“古代信息论”，的确讲得有趣好玩，每段视频最短的三分多钟，最长的也不超过十分钟，这是萨尔曼·可汗根据注意力集中在十至十五分钟的理论，而得出视频课程时长的限制。

信息加速的时代，知识的折掉率亦在加速，因此那种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变得很不经济，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因为搜索引擎正在改变人们对自身记忆的依赖。况且死记硬背的东西，还依赖他人比如老师、父母制订的外部激励机制来完成枯燥的学习，不仅痛苦，效率低下，考试结束后就忘到了九霄云外，而且不会变成自己的血肉。萨尔曼·可汗专注于唤醒人自身所拥有的内在激励机制，而不是外在奖励更不是物质刺激。他不仅允许试错，根据其做题的进度和出现错误的点，通过回馈来发现其知识点所出现的问题何在，同时也避免像课堂上老师要学生即刻回答时学生怕出错的尴尬和惩罚。

一般说来，很多传统课程的设置，都是线性的，且因学科之间呈条块分割状态，很难形成知识的网状和立体感，让人找不到知识的联接点和内在逻辑。找不到内在逻辑及相应的联接点，就不容易学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使知识呈现出孤岛状态，从而让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成为不可能。在麻省理工学数学和哈佛学金融的萨尔曼·可汗令人信服地举了个法国与美国历史相关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萨尔曼·可汗批评了美国历史课上将拿破仑战争与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分别安排在不同章节中的不妥。拿破仑急于卖路易斯安那州，是急于为他在欧洲战场上作战的军队筹集军费，如果不卖的话，随后的特拉法加海战中法国失利，亦将对此地无法控制。但美国学校的老师一般只给学生说多亏杰弗逊谈判有方，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但事实上美国在与拿破仑谈判时手握了更多砍价的筹码，这才是历史的多因相关及它的真相。但要割裂开来看，只能看到杰弗逊的神武英明，这样对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皮相。

当我们说这是个信息变化迅速超迈此前人类所有时代的候，我们是否想起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言：“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因为他出生在与你不同的时代”？

中国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代来区别上一代下一代，也许从人类生育机制与时间间隔的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从知识更替的角度来看，上一代与下一代乃至很多代所学知识与内容并无什么不同。即令上个世纪末期，一些中学语文教材里所选郭沫若《天上街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之歌》等诗文，近半个世纪都不曾改变过。目前教材的编纂尚处于垄断状态，要想随信息洪流的快速变化与知识更替而有所改观，恐怕还是痴人说梦，更不用说面对变化和发展迅速的互联网在线教育了。

可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都注意到了迅速变动时代对教育所产生的紧迫感。萨尔曼·可汗举例说道，20世纪60年代，学生绝对无法预见未来十年、二十年最热门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产业是计算机行业，而这个产业在斯托克音乐节流行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人预见过它的存在。

同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也无法预见互联网将会成为如今全世界主要的经济发展领域，因此萨尔曼·可汗不无警示地说：“在全世界今年（2012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p.137）。如此现实，让那些株守死知识且拒绝互联网教育的人，只有恐惧与不安，而没有探索和冒险的好奇。所以他说：“既然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现在的学生们在10年或20年后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那么比起现在教给他们的知识内容，教会他们自学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无疑更重要”（p.138）。

萨尔曼·可汗为何推崇互联网在线教育的自主学习呢？那就是他对传统意义上的考试葆有相当程度的怀疑。他认为再全面而深刻的考试，都是片面的，因为考试从本质上讲就具有不完整性和选择性。更为关键的是，知识考察往往割裂而少有内在逻辑，对学生学习的思维过程无法知晓，便无法真正掌握让学生获取知识的长短之处何在。因此他说：“考试几乎无法告诉我们学生的思维过程，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学生为什么会答对或是答错。……一个正确的答案能反映出学生的推理能力吗？正确答案是深入理解知识点后作出的正确选择，还是依靠直觉进行的主观判断？”（p.65）。这就不由让我们想起柏拉图所说：“教育的基本原理在于，使人们在孩提时代就建立起良好的思维体系。”

我说萨尔曼·可汗的教育实验是一种想让整个世界为此受益的“天可汗”行为——不是从统治力的角度来认定其为可汗，更不是类同于唐太宗这样的“天可汗”，也不是说他将就此能够统治世界的教育，而是指有他泽惠世界民众的雄心。教育这个与人之存在有切身之需的领域，其开放性、探索性、包容性，注定了没有定于一尊的东西，因为人是如此地千奇百怪、多姿多彩，不可能被一种教育模式所主宰。“所以在我憧憬的学校中，我会允许学生犯错，鼓励他们发散思维，对于他们的远大目标，不管最终达成与否，我都会教会他们重视体验的过程并为之庆祝。想让孩子变得更有创造力并没有什么妙方，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为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提供照亮前路的灯塔，为他们创造力的发挥提供空间和时间”（p.194）。

就像学者肖雪慧曾经出过一本《教育，必要的乌托邦》一书之名称一样——她所说的乌托邦当然不是不顾人性之随意实验，而是说要有理想与原则——那么我对萨尔曼·可汗在互联网在线教育上的尝试，充满期待。希望能藉此对全球特别是中国教育的沉疴痼疾，有所诊治，使教育复归到与发展人之无限丰富性相匹配的道路上。“我想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学习的快乐，并让学生在了解宇宙万物时感到兴奋”（p.8）。以我的了解来看，可汗学院的一些课程，基本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我们给了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

叶克飞

日前，广州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表示“我女儿在天河区一所公办小学读一年级，上周五进行了数学测试，全班45人，我女儿99分，已经是倒数第三名了”，引起热议。她表示，起初她觉得女儿考得还可以，但老师在班级家长群里公布了考试结果，全班45人均在90分以上，100分的有30人，全班平均分99分，最低分96，99分是倒数第三的分数。她的女儿为此十分失落，为了语文能考100分，整晚都在读拼音。对此，这位妈妈表示孩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认同。

前段时间，高中文理不分科一说沸沸扬扬。我曾撰文认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任何改革都换汤不换药，类似“素质教育”之类的好词，最后都会异化为另一种教育陷阱。“不唯分数论”也是一样，目前大多数地方都已不允许小学公布学生排名，但学校要不就将排名告知家长，要不就按照分数采取等级制，同时还告诉家长每个等级的人数，这样一来，家长仍可估算孩子的排名，“99分却倒数第三”便是一例。

压力大的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家长——而且不仅仅是中学生、小学生的家长，也包括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亲子”之类的词汇早已被异化，使得家长也被拖入泥潭。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在一家价格高昂的双语幼儿园就读，亲子活动频繁到吓人，如复活节等洋节都免不了折腾。其他幼儿园也轻松不到哪里去，各种活动都要排练，家长也被要求参与，化妆换装跟孩子一起跳舞唱歌，许多所谓作业都成了家长而非孩子的工作。

刘远举先生曾在大家频道撰写《老师凭什么给家长布置作业》一文，指如今老师通过QQ群、微信群或电话给家长布置各种预习、听写、签字、劳作、手工、作文的事情已经非常普遍，这种老师转嫁本职工作的行为显然有违职业操守。同时，它也意味着一种不公平，因为学生家长的素质存在差异，随着功课的加深，许多家长未必有能力辅导。幼儿园里也是一样，即使做手工也有手巧与否的差异，至于唱歌跳舞之类更非每个家长均可胜任，即使有此能力，也需考虑性格因素。一个朋友就曾对幼儿园的各种集体活动苦不堪言，她说自己的亲子活动并不少，与朋友的集体亲子活动也挺频繁，但学校强制性的组织却让她头痛，因为她跟其他家长实在没有共同语言。

这种种问题都说明在中国养育孩子绝非易事。它不仅仅与金钱有关，即使是财务自由的群体，也会在教育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比如说，当你理想中的价值观与学校灌输的价值观有冲突时，你该怎么办，这是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层次的家长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且越是高素质群体，在这一点上面临的冲突就越大。又如红包问题，送的话会教坏孩子，不送却又担心老师刁难，毕竟，这年头缺乏师德的教师不在少数。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快乐，但面对“99分却倒数第三”的现状，除了督促孩子拿100分外，你又有什么办法确保孩子的快乐？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常常建议比我年轻的人选择丁克。我所认识的丁克家庭，夫妻素质往往都极高，不少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并非生不起养不起。有些老人认为丁克夫妻缺乏责任感，我反而觉得丁克夫妻才真的具有责任感，因为“养”大于“生”，既然把孩子生下来，就有责任养育他，丁克夫妻选择不生，未必是逃避，也未必是自私，而是一种基于责任的考量。一个丁克朋友就曾说：“看看这个社会，食品不够安全，道德极度滑坡，让孩子出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他是一种伤害。”

一个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非他个人的选择，而是父母的选择。如果父母在生下孩子的同时，还给了孩子一个糟糕的世界，那才是真正的缺乏责任感和失职。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是不合格的父母。

自由奔跑和无拘无束的玩耍，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都是颇为奢侈的事，因为身处的社会危机四伏。不守交通规则的车辆、鬼魅般的电动自行车，还有并非传说的人贩子……许多因素都让我们有所顾虑。

我曾在捷克布拉格见到这样一幕，在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年轻妈妈独自去了洗手间，将婴儿车留在座位旁，几个月大的小宝宝就躺在里面咿咿呀呀，毫无丢失之虞。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曾见过一辆路边的婴儿车，宝宝躺在里面，小车旁拴着一条狗，权当看守，孩子的父亲去了旁边楼里办事。在德国埃尔福特的一个小公园里，孩子们欢快地玩沙、玩单杠，他们的父母在远处低头看书。德国有一种特制的双轮婴儿车，可以拴在自行车后，人们就这样带着孩子，在喧嚣城市中骑行，机动车会自行避让……

在我们身处的社会里，你无法想象上面这样的图景。有一次，我在某商场的公厕里见到这样一幕：一个父亲想必是内急难耐，冲进了厕所，但两岁左右的儿子正是爱乱跑的时候，于是他连门都不敢关，只是虚掩了一半，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一边解决肠胃问题，一边还将手伸出门外抓住孩子，告诫他绝不能乱跑。这个父亲过虑了吗？作为一个父亲，我想当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时，也只能这样做。

这个社会还远远不够好，它不能让孩子无忧无虑成长，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吃喝，亦很难不抹杀孩子的创造力和天赋，即使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它甚至还不能包容孩子的善良无邪，不能让孩子毫无后患地扶起摔倒的老人。我们都是这社会的帮凶，往往对孩子苛求，希望孩子能超越自己的年纪，成熟世故，却不知揠苗助长，害的终究是孩子。

作为一个父亲，我亦无法免俗，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孤身对抗这社会的暗面，因此难免会对他有所苛求。所以，为人父母者，最痛苦的莫过于因为不想看到孩子受挫而亲手去磨掉他的棱角，试图让孩子以圆润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要牺牲孩子的个性、创造力乃至善良——比如在扶不扶倒地老人、遇到扒手是否声张之类的问题上。最可怕的是，我们这样做未必会让孩子获得世俗眼中的成功或安稳，长远来说也许还会害了他。

这种两难局面，恰恰是许多丁克家庭的顾虑所在。

何况，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并不具备养育孩子的合理条件。与发达国家动辄一年乃至三年的产假时间不同，国人的产假仅有几个月，这还仅限于公务员系统和事业单位，私企甚至更少，许多妈妈面临着一两个月就得上班的局面。因此，隔代抚养和保姆抚养成为主流，在孩子最应该与母亲厮守的启蒙阶段里，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家庭外，大多数中国孩子都只能依靠老人或保姆抚育。

教育学家普遍认为，隔代教育危害很大，必然造成观念上的冲突和过度溺爱等问题。但这个问题放在中国，无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受害者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父母，更有被耽误了一辈子的老人。

当下的中国老人是被政治运动耽误的一代人。相比他们的上一代，他们缺少了传统道德的教育，也缺少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浸淫，无论知识层次、道德修养，还是视野都存在先天不足，同时因为成长时期的纷乱，他们习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上纲上线，主观先行；相比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普遍经历过物质匮乏，又因为年轻时的种种缺陷，在网络化时代显得笨拙，甚至举步维艰。也正因此，当下社会的代际冲突十分激烈，广场舞和倒地老人讹诈都是冲突的典型例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使得他们也成为了最可怜的一代人。前些日子与一位前辈喝茶，在世俗观念中，他已功成名就，旁人看来大可颐养天年，可他却感慨道：“我们这代人从小没机会读书，塞了一脑子的阶级斗争思维，白白荒废了青年时光，还吃了不少苦。八十年代读夜校考大学，总算闯出一条路，九十年代眼见着大批大批同龄人成了下岗工人，甚至衣食无着。从当年几十块钱的工资开始慢慢积攒，把孩子养大，看着她工作、结婚，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了，又得帮忙带外孙，一折腾就七十岁了，这辈子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都干过违心的事儿，甚至干过坏事，但我们也可怜啊，要是我晚生二十年，我起码能在该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

作为年轻人，你又忍心让这一代老人在被耽误了一辈子之后，还把晚年时光用于帮你带孩子吗？

以上所说的种种艰难处境，都使得“养孩子”成了中国家庭面临的最大难题，受害者也绝不仅仅是孩子。而且，这问题似乎无解，它关乎太多领域，如社会保障、教育、治安等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这样束手无策，给孩子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相比立场坚定的丁克，我们也许才是真正不负责任的人吧，如果我们不能尽自己力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话。但不妥协又谈何容易，它往往会使你和孩子一起碰壁，即使闯出自己的路，也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牺牲。在这个国家，这样的教育案例并不罕见。你无法要求大多数人放弃利益和安稳，换取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传统之下。

如果我们无法给予孩子一个相对美好的世界，那么，我们也许只剩下两个办法来确保自己的责任感：一是有一个美好愿景作为目标，然后用脚投票；二是不要让无辜的孩子诞生于肮脏的社会里，丁克就是一种选择。

自己够强大，再来生孩子

陈思呈

前不久，去了湖北恩施大山里的一所小学，校长说，学校有个学生家里很困难，爸爸杀了人，妈妈能力有点欠缺。到了他们家里，发现这个家果然像一部灾难片的现场，两间东倒西歪、四面透风的屋子就是他们家的全部，一间用于吃饭，一间用于睡觉。当时天正下着雨和雪，雨雪混在一起从天花板上往下滴，他们家里四处、甚至床上都摆着盛接雨水的盆。那三张床最是触目惊心，如果它们可以称为床的话。上面堆满了也许是他们的全部衣服。床边就是煤炭、纸屑组成的垃圾堆。被子当然是看不出颜色了，看起来硬硬的。算了我不说了，我想说的是，这么一个家里，这样的父母，他们还生了三个孩子。父亲是在牢里待着判刑，他杀的那个人，据说是一个疑似情敌。情敌被杀死了，他妻子也被捅了几刀，肠子都流出来了，更可怕的是，杀人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现场，眼睁睁看着。

学校里还有另一个学生家里也很困难，父亲在煤矿上出事离开了，母亲丢下两个孩子改嫁，两个孩子只能跟着爷爷过活，爷爷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他们家的情形我也不想多说。孩子的妈妈改嫁的地方并不远，但是据说从没回来看过孩子一眼，也许是新的婆家不允许。其实我想她也是人，肯定也后悔，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要生呢？

山里计划生育措施有限，怀上了也没有办法，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从未离开过村里的年轻妇人对命运有所认识。贫穷和时艰会让人变得漠然，连著名民国女作家萧红都在孩子生下来之后赶紧送走。据说萧军听到萧红把孩子丢掉后很高兴，说你把自己的孩子丢掉了，才能拯救无数的孩子。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我也不知怎么评论了。

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山里上述两个家庭那么惊心动魄，但确实有无数人是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迎来了孩子，自身力量很薄弱，根本谈不上保护孩子。有很多灾难，其实是以很平静的面目出现的。我有朋友长期与父母处于一种既痛苦又亲密的共生关系，她以为婚姻会是一场逃亡，以为结婚后可以过上不受父母干预的小日子，没想到结婚半年后父母便搬过来和这个独女同住了。出于长期的懦弱习惯，她没有勇气平静而坚定地说一个不字。你一定要问，那她的先生是干什么吃的？是的，由于她出于对父亲的强势的恐惧，她嫁给一个看起来与父亲相反的人，可以称为“父亲的反义词”，这个反义词是不会说不的。

灾难还在继续，她又生了孩子，她在家里被清简到“小于一”的位置，她看到孩子仿佛是另一个自己，父母仿佛不是孩子的姥姥姥爷，而是孩子的真正父母。他们爱她，他们呕心沥血地带大了独女，又带大了孙辈，但是她清晰地看到自己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伤害、控制、压抑再一次在自己孩子身上重复一遍。她说觉得命运好像是一首反复播放的歌，一个悲剧演完再演一遍。一定有人觉得她矫情，一个人衣食无忧，有人帮自己带孩子，谈什么悲剧，要是真的眼睁睁看着悲剧，你不会出手中断么？说实话我还曾暗自鄙夷她的无能。但我确实看到有人就是没有这种伸出手来中断生活的能力，就好像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看到一个失聪的人那样。

也许母爱能令她成长，令她赶在孩子成长之前先强大起来，有能力去改变一点什么。但是这种成长，如果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前该多好啊，孩子可以少受多少罪，自己也可以减少多少懊恼。

更多的父母，都是在孩子成长的时候也自我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见识了很多伟大的父母。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这些已经算得上我所能见识到的英雄了。有个朋友，孩子是轻度的亚伯斯格症（该症状的孩子智力正常，但存在肢体笨拙、社交障碍、情绪易波动且很难控制等问题，行为发育幼稚，与实际年龄很不相符），我说“轻度”是因为，界定孩子是一个病人还是正常人，已经耗费了他们一家极大的心力，这个界定牵涉到接下去的每个选择。后来他们让孩子上了一个正常的学校，尽量让孩子有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生活环境。这么一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很多表现可以被视为没教养，也可以被视为病症。

有一次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要求一个成年人给他让座，亚伯斯格症的儿童对规则有一种固执的认识，他们总让别人一定按他的玩法才行。现在他在公共汽车上认为成年人就是应该给儿童让座。但是这次他遇到了一个不配合的年轻人（大概觉得这孩子任性，家长纵容），孩子则一直坚持要这个年轻人让座。我能想象，孩子母亲无疑是那辆公共汽车上压力最大的一个人，第一她要安抚自己的孩子，要把他从“一根筋”的病态状态中扭转过来；第二她要圆场，还要让人知道自己并非不教育孩子；第三她还不能让人（包括孩子本人）觉得孩子是病人，她得坚持带孩子融入正常的生活，压力要自己顶。

对这些家长，随意说一句同情或佩服我都觉得是轻佻的。没法想象如果是一个脆弱的家长，摊上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如果是一个自己都没有成长起来，自己都遇事就倒的人，再生一个孩子，又能否在短时间内，做足了准备？

这是特殊儿童身处特殊家庭，但这种特殊，也像是一种极端化比喻。有很多家长倒是很愿意自我成长的，我经常听到人说，现在学习育儿书籍亲子文章，都成为自己主要的阅读内容了。对，但是育儿书籍亲子文章学了就能马上醍醐灌顶么？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首先育儿理论各种各样，每个孩子千差万别，彼之砒霜己之蜜糖。旁观者下结论很容易，把这结论说得十分圆满都容易，可是生活就是破绽百出的，就是左右为难的。当然这些破绽和为难归根到底，大概也是因为为父母者自己的智慧不足。

固然没必要给孩子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还是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自己。如果自我不强大，还是一动不如一静，保守为宜，毕竟，别的事情我们可以梗着脖子说，老子一人做事一人担，唯生孩子这件事不能。

生或不生，不是一个辩题

杨早

身处一个价值转型的时代，又不巧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反本质主义者，其实也是蛮痛苦的事。比如生孩子这事，我觉得那些觉得“一定要生孩子啊，不然人生不完整”，或是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坏，我才不要带他来受苦”的朋友，都比我义无反顾，大义凛然，极致彻底，耿直撇脱。

结婚前，跟准太太讨论过生孩子的事。我是这么表述的：我觉得不管父亲有多么负责任，多么爱小孩，生养儿女，付出代价最大的必定是母亲。所以我认为生不生，几时生，都应该由女方决定。如果生，我一定配合，尽量分担辛苦劳累；如果不生，我保证没有怨言，并且会帮着阻挡来自父母与社会的压力。

我以为我这样想这样说很尖头鳗，哪知针无两头利，说多了也落埋怨：你这是在推卸责任嘛。我始而愕然，想想也对，同席吃饭，点菜那个人压力最大，点得好不过得识趣的人几句恭维，点得不好，就毁了一个饭局。再大到治国，是一边倒还是改革开放，领袖是那么好当的吗？当一个庸众固然轻松自在，可是生孩子这事只有两个人直接相关，二分之一又成了庸众，不太好吧？

可是我确实没办法拿主意。见过多少女的不想生，男的坚持要生，搞到产前忧郁产后忧郁生不出来也忧郁的情形。我只好再积极一点，人说要不咱生？就帮着设想生了会怎么样怎么样，降低期望值儿孙自有儿孙福；人说要不不生？就说不生也好省下钱财时间精力咱们环游世界，养儿防不了老也防不了老年寂寞无非是为社会做贡献。总之是减压，不管怎么选择，都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别担心莫彷徨。

太太其实想得也并不复杂。她自己当时正在忙博士论文，跟着又是答辩毕业找工作，这问题不妨搁置。从内心来讲，她从小就不想生孩子，听到小孩哭闹会很烦。只是……不巧她跟我一样，也是个怀疑主义者。你现在确定自己不想生，但你能不能保证你到了生不出来的年纪，仍然不想生？如果到时候想生，但是又生不出来，岂不是很悲催郁闷？

我们所谓学术圈里，不生孩子的人确实不少。我们师辈里就有好几位。不过，他们的人生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前辈们确实学术上卓有成就，推算起来跟没有小孩不无关系，只是也不乏到了晚年还是悔不当初的事例。说来说去，人的想法真是很难从一而终，年龄境况身体一变，难保生育观不会与时俱进。

有时，头天太太会说，要不咱们将来还是生一个？第二天出门，坐公交，后面有个小孩一路哭叫吵闹，于是头天的念头马上又打消了。下回有个什么什么事，又会来一次反复……但是这种犹豫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不迷信什么最佳育龄是25岁之前，不过晚于四十会增加生育的危险系数。最后还是得做出决定。

在生育这件事上，学术妇女的压力比其他群体要更大一些。最近有一则新闻，一位年轻妈妈因为担心五个月大的女婴吵闹干扰邻居，用手断续捂住女儿的口鼻，不料导致女儿机械性窒息致死。这当然是人伦惨剧。不过《现代快报》报道时，使用的标题是《硕士妈妈捂死女儿获刑3年》，文中说这位妈妈“虽然是研究生，但日常的家务基本不会干”。我不知道这场惨剧，与母亲的学历真的有可证的逻辑关系？一位朋友说，这则新闻实际上想说的是：“看吧，让你们这些女人读什么研究生！连孩子都带死了！活该！”

这则新闻的表达，以及下面的许多评论，反映了部分媒体与公众对高知女性的污名化倾向。抛开这个不谈，高知女性群体，因为其成长的特殊性，学习与研究占有的时间与精力，校园生活的简单与依赖性，确实可能会使她们中的许多人日常生活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高知女性身上的智力投资巨大，她们多半会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价值实现有更高的要求。而中国社会的现状，是生育的重责似乎理所当然地压在女性的身上。这二者之间，几乎必然地存在强烈的冲突。

以我目见，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无非是这样几种：

（一）将养孩子的重担转嫁给父母，好处是安全高效，坏处是可以衍生出的歉疚与冲突；

（二）聘请靠谱的保姆，好处是花钱买时间，但寻找合适的保姆，难度不下于寻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而且很难保障“亲子时间”；

（三）自己带。好处是避免以上弊病，坏处是至少三年时间很难从事研究性质的工作。

（四）不生。好处不用说，坏处是需要对抗家庭与社会，还有自我怀疑的压力。

我太太后来是为什么改变主意要孩子的，至今我都没有仔细问她。她内心是否有清晰的答案，也不好说。这件事，决定之前左思右想，愁肠百转，各种成本产出伦理主义，抉择的难度甚至过于“得了癌症要不是化疗放疗”，一旦决定了，怎么生养是更大的问题，路还长，连穿不穿尿布去不去超市都有多少不相干的人横加干涉，慢慢抗战吧。

我始终觉得，做人的理想境界，永远都是举重若轻。孩子不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否则你就放大了生孩子这件事的风险，将鸡蛋全都摆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编成的篮子里。有人说他生活中八成的幸福感都来自孩子，我登时被吓到了，倒不是对这位朋友的幸福偏好妄加评判，而是推己及人，觉得危险至极，“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因为孩子，是太不可捉摸的未来，你总不能说，无论他如何生长，做些什么，我都一样幸福，你又不是李双江。

有些爸妈以孩子为中心的执着程度，时时超越我的想象。我的朋友中有一些暖男奶爸，能够一手带孩子，从凌晨到深夜，甚至让太太工作自己辞职。我虽不能至，心常钦佩，视为社会进步现象之一。没想到一位女性在微博下评论：“这不正常，（父亲主带孩子）孩子的皮肤会变得不好。”我晕且无语，也只能写个服字。

生不生孩子，这不是一个辩题。但是现在整得像个辩题，“生孩子利大于弊”VS“生孩子弊大于利”，双方各持己见，不可开交。其实这个命题，跟“豆花该吃咸的还是甜的”差不多，完全是个人选择。有人生孩子是因为憧憬，觉得幸福感会大幅提高；有人生孩子是因为恐惧，怕自己将来后悔，或显得太另类。至于根本不去想“不生”这个选项的传统派，一早就把“不生”刻在碑上的死丁族，反而比勉勉强强犹犹豫豫的骑墙派，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我的朋友们，生个孩子吧

彭远文

儿子：我99岁的时候你多少岁？

我：嗯……我一百多岁。

儿子：那时候你都已经死了。

我：对哦，我都不在了。

儿子：你不在了我怎么办啊？

我：没关系的，那时候你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孩子，你们也很热闹的。

——这是去年我和五岁多的孩子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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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阳光灿烂，我和他手牵手走到小区外面的路上，他突然问起了我。他问得倒是轻松，我外表神色如常，内里却是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后来我把这段话发到了朋友圈，说“这真是一段忧伤的对话啊”。

但这种忧伤，正是所谓“甜蜜的忧伤”，人生能够有这样的情感体验，实在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也许再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东西了。

这些年，我经常劝人不妨生个孩子，最大的理由便是：有个孩子，人生的体验会更丰富。

人一辈子，能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外乎亲情、友情和爱情。试想，如果我们没有父母的关爱，不曾体会过友情，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承认，缺了任何一种体验的人生都是残缺不全的。而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里面，与孩子的亲情无疑是最为浓烈的：为了父母、爱人或朋友不顾性命是令人震惊的事情，而为孩子舍命，不过是一件寻常事而已。

所以，即便现在很多生儿育女的传统理由都不再成立（比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但我觉得仅此一条，也就够了。

这几年，我还经常说一句话：我生活中八成的幸福感都来自于孩子。到了我这个年纪，老实说，许多东西都已经不能再让我兴奋了。好吃的，好玩的，与异性的交往，事业上的成功，寻求名声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这些东西，得到满足的渐渐厌倦，得不到满足的也慢慢看得淡了。在人生开始变得无聊的时候，冒出一个孩子来，简直是老天爷对寻常人最大的恩赐。

有了孩子，才知道诸如传宗接代这样的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荒唐。正如我上面和儿子的那段对话，“那时候你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孩子，你们也很热闹的”，一念即此，死亡似乎没有那么可怕了。人“向死而生”，解决死亡焦虑不外乎那几种办法。这些年我慢慢意识到，中国人靠血脉传承并不比西方人靠宗教逊色，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这种经验主义的，诉诸动物本能的方法。

有了孩子，我才明白自己浑身都是毛病。比如言行不一致，我连不闯红灯，都是有了孩子之后才严格遵守的，因为孩子会说“爸爸你刚刚闯红灯不对”。于是年轻时的轻狂与自负慢慢褪去，学会宽容和自守。一个男人有了孩子才真正长大，这话说得再对不过了。

现在，我下班就回家，休假也总呆在家里，一个月难得参加一次社交活动。我对这样的生活自得其乐到了得意洋洋的地步。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烦了。我也知道，劝人生孩子是一件很low的事情。这一看这就是大爷大妈们干的事情，相反，宣扬不生孩子格调则要高很多。而且，这么大肆张扬也显得很不冷静。你看村上春树，一个人跑了很多年，从来不劝人一起跑步。

还真是个性使然。我觉得跑步挺好，就不停地劝身边的人一起跑，我觉得生个孩子挺好，就劝身边的人不妨生一个。我体会到了美好，或许我能给别人一点信心。

现在，生个孩子似乎成了一件艰难的选择，先得列一个长长的损失清单。一件本来很美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已经被笼上了层层阴影，这未免太让人遗憾了。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社会，最准确的词可能是“理性”，这是一个理性主导的社会。我们时时刻刻都拿着一把算盘“噼噼啪啪”拨弄，对自己的理性计算能力无比自负，甚至已经到了不计算就无法行动的地步。但对于要不要生孩子，这其实是一个“无法计算”的问题。

这件事最要命的是：旁人永远没有办法把那种感觉传递给你。跑步的人会说“跑了就会懂”，生孩子也是如此，“生了才会懂”，再精妙的文字都不能传达其万一。困境在于：如果不生，你就体会不到那种感觉，但一旦生了，你已经无法回头。这件事还很要命的是：它留给你的思考时间不会太多，等你觉得条件具备了，思考成熟了，最好的时机也许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身体并不能永葆青春，它不能允许太多的犹豫。

所以，在为“传宗接代”正名之后，我还需要为“盲众”一辩。人除了要学会理性的计算，还要明白理性的局限。就拿生孩子来说，在需要冒险做出选择的时候，凭什么你就相信自己小小的头脑能胜过人类几千年的选择？我并不是说选择生孩子就一定正确，只是认为“随大流”错的可能性更小一点，而“聪明的人会因为自负而犯下灾难性的专业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拥有超人的才华和方法，而给自己选择了更为艰险的航程”（查理·芒格）。

但在中国，事情似乎总是会变得更复杂。比如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如此糟糕，让孩子出生便是不负责任。前段时间叶克飞先生在他那篇《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世界》中就持此论，并认为相比之下丁克是更负责任的选择。我觉得这未免有点过于矫情了，这种说法要是成立，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倘若不抗争，那么除了移民，便只剩下自杀一条道了。

实际上这个世界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至少没有坏到不值得来世间走一遭——毕竟还有春花秋月，唐诗宋词，还有回锅肉和酸菜鱼。不必因为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而觉得现在的生活有如地狱。我现在不喜欢那种惊人之语，便在于它往往过于高蹈而脱离了生活实际。我更愿意把丁克看作自私的选择，正如生孩子也是自私的选择。

我不认为孩子欠我什么，孩子给予我的丝毫不比我给他的少；但我也不认为我欠孩子什么，就好像我不认为我父亲会欠我什么一样。我要能移民我也移，如果不能我也不会因此而自责。只要我已经尽力……不，只要做得还过得去，我便能自我宽慰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就这么忍心？我会回答：是。

说到底，做一世父子，不过彼此陪伴走一段路而已。至于这条路好不好走，并不是要不要一起走的理由。

PS：写完这篇东西，回家已是晚上11点，孩子已经睡了。妈告诉我：孩子要我陪他睡，知道我在加班，便说让我回来后记得陪他睡。为人父常自惶恐，好在他时常给我信心，让我知道自己虽然做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坏。

为了国家，为了社会，逼你结婚

杨早

“过年逼婚”是个老话题。不知道是不是时移势易，社会逼婚的力度加大，反弹的声音也更强烈，在上海闹市区，几位女青年公开打出了标语：“妈，过年回家别逼婚。我的幸福我主宰！”

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专栏已有两篇，一篇是毛利女士的《想反逼婚，先证明你不是废物》，毛女士反问：“凭什么要求父母理解你呢？”她觉得两边都有道理：

“去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想说服老家父母，我并不是你种的庄稼，也不是你养的种猪，不能随随便便开花结果，我可不想为人类繁殖添砖加瓦。但要是想想父母辛苦供子女念书，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给子女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让后代拥有更优渥的生活条件。这边闹着说我的幸福我主宰，即便断子绝孙也不沦为繁殖机器，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没看懂。我们姑且认为，会逼婚的父母，都是抱着种庄稼的心态，辛苦供子女念书是为了“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列位，要是你爸妈逼婚，拿毛利女士这段话给他们看，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但即使是最会种庄稼的老农，也不能保证春种一粒粟，就必定秋收万颗子。且不说天时无常，旱涝难期，倘若庄稼有灵性，能说话，能行动，它们会不会争取它们的自由？会不会像萧红《呼兰河传》里说的那样：“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毛利女士试图证明：独立是自由的前提。我觉得这话有点倒果为因。前一段时间有个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以死相胁。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即使是被监护、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也有表达见解与参与家庭事务的权利不是吗？一个成年还在啃老的子女，难道就该任由父母摆布？

父母曾经有这样的黄金时代。陶希圣《潮流与点滴》述及在中国的大家族里，纵使子女经济已足自立，但仍然所有收入都需上交，不能自留分毫，当然，所有支出也是执掌者拨给，即使他已经外出在上海做事，每月汇回家的收入还是直接交给母亲，加入家庭总收入，由母亲统一分配——像不像一个小型的计划经济体？这样的家族体制中，婚姻当然不能自专，鲁迅在1918年曾引过一位青年的诗《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评论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人的解放”角度来看，家庭包办婚姻戕害人性，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在“拜爱情教”教徒看来，父母决定配偶，就更是毁灭人生的做法，怎么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一向主张婚姻与爱情要分开看。无爱的婚姻并非不能成立，事实上人类历史大多数阶段，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必要条件。婚姻主要是一种合作投资行为，两个家族为之投入情感与资金，收获子嗣、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更大的家族势力。理性的投资行为，岂能让小儿女的任性热昏来干扰进程？以此反观那位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也完全可以否定她的做法：当子嗣意味着劳动力、合作资源与家族希望时，下位者的反对简直是大逆不道。

因此，虽然中国有梁祝化蝶的千年传奇，但“两情相悦”始终只是婚姻制度的补充而非要件。而个人自由的实现，端赖家族体制的解体，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易卜生与鲁迅的时代，“娜拉出走以后”只能是“堕落，或回来”，一百年后，女性与子女，即使从家庭出走，也不至于只拥有同样悲催的两个选项。

很多家庭伦理剧里，都会有“偷户口本”的桥段。这种怪象，但是家族体制的孑遗。两个人结婚，为什么需要户口本呢？这就给家长干涉未离家子女的婚事留下了一条通道。有形的制度之外，还有无形的精神羁绊。不少人一面反对过年，不想回家，一面又不得不抢车票，挤火车，带着红包与礼品，回家去被唠叨被逼婚。

另一篇张石先生的《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从社会的角度，为“父母逼婚”做了辩护。他将逼婚称之为“社会性观照”，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逼婚’是不存在的，父母和亲戚的所谓‘逼婚’，是不是应该说是一种‘急切的温情劝告’呢”？

以日本年轻人的“不婚”与低出生率为鉴，引入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维度，张石先生总结出了“逼婚”的正面意义：

“如果你从反面理解它，会觉得它干涉了你的隐私和个人意志，但是如果你从正面理解它，它也正在为你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因为所谓‘逼婚’，绝非刚性的与不可违背的。我们也绝不能嘲笑中国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这不是一种陋习，而是一种爱，一种温情，而且可能这些老人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也正在尽一种社会责任——他们正在阻止在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不断加剧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危机，他们对孙子的向往，也是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逼婚”在当下中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制度性保障，它的威力，更多来自于融合了亲情与传统伦理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篇题为《反逼婚的实质是反家庭维稳》（作者赵思乐）的文章指出：传统家庭伦理复苏，带来家庭父权上升，与青年人新生的自主意识和诉求形成冲突，于是青年人要求改变的反抗力量在家庭拉锯中耗散。这就是可以称为“家庭维稳”的新常态：

“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维稳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逼从事‘靠谱’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央企国企外企职工，而绝对不能是NGO工作者、记者、作家、艺术家，恐怕很快连律师也不行了；二是逼婚逼生，把青年人纳入更紧密的家庭结构中，新的家庭成员（妻子、丈夫、孩子）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新的维稳工作者。”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张石先生的论调，正是当下“家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被逼婚”会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但他的结论很明显：父母逼婚，对于缓解中国社会的少子化、高龄化危机大有稗益，作为被逼婚者，不仅应当体谅父母或许并不自觉的为国分忧之举，还应该让渡所谓“个人幸福”，帮助中国避免遭遇日本那样的困境：“‘隐私’的盾牌抵挡了对个人空间的介入同时也遮住了寻找侣伴的视野。”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家族聚居的社会？赋予父母对于经济、婚姻的掌控权利，不仅可以克服少子化、多龄化危机，还可以不再让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父母，你们就不能放弃一点“个人幸福”吗？

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思路，就好像在北大“燕京学堂风波”中，会有燕京学堂支持者说“决不允许为了古建筑破坏国之大计”，又好像左派痛斥《色·戒》的作者张爱玲与李安是“依然跪着”，因为他们书写了一个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因为私人情感犹疑动摇的女性。

这里不展开了。“集体VS个人”是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无数争议话题的症结所在，估计还要争个几十上百年。我只想提醒一下张石先生们，账不能只算一面，“父母逼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与妨害，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大家族之所以解体，计划经济之所以崩溃，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们无法刺激与发挥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我小时候，我妈总批评我在家里没有“主人翁意识”，地脏不扫被乱不叠，当时十分委屈又无法辩驳。后来我才想通了问题何在：我对家庭事务没有任何决策权，怎能要求我有主人翁意识？她应该反过来要求我有螺丝钉的觉悟，不要因为个人内务的脏乱差，影响“家容”，这样她对我的斥责与管理，就跟城管一样，有充分的合法性，区别只在于是否文明执法。

简单地说，在大家族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太需要个人的创造力，大家都是在按经验或指令做事、生活。每一成员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不给国家社会家族添乱，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全国全家一盘棋，学习雷锋好榜样。每个人都活在“社会性观照”的光辉之下，孤独抑郁自闭什么的都是不健康的小布尔乔亚“颓加荡”情绪。

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的社会，就可以接受这样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多元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社会，那就要承受多元选择带来的某些“恶果”：有人会错过最佳婚龄，最佳育龄，有人会辍学创业，有人会选择抽烟、熬夜、睡懒觉，有人会频繁跳槽，更换居住城市，折腾不止……资源在自由流动中寻找最佳配置，而不是由一种老大哥式的“观照”来确定分配方案。当然这会是我们常说的“现代病”、“都市病”，但这是社会宽容，鼓励自由、创新必需的代价。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不要极端化，我们要吸收集体主义的优点，也保留个人主义的好处。这种说法无疑伟大光荣正确。但我总觉得利弊相生，每枚硬币总有两面，不可能只取精华，糟粕全弃。比如说社会要不要全面禁枪这事儿，就争议不休好多年，现在仍然只能各行其是。

有时候，要求别人从根本上放弃自由选择，不如用制度或政策来诱导个人改变。年前亲戚聚会，有人提问：“听说生二胎的，国家负责一半的费用？”这当然是谣言，但也不失一条可思议的道路。要解决少子化、高龄化等等危机，不一定要用逼婚的手段，提高婚姻福利也是一种解决之道。你们这么在意亲情，就别让任何伤感情的“逼”出现在家庭内部好吗？

逼婚”真的只为接宗传代吗？

张石

家，是千古吟唱的诗的主题，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宋代诗人范仲淹诗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古代诗人对家的感怀，让浓浓的思念渗透了时空，唤醒我们心中的乡愁，而现代歌手们对家的演绎，更会使我们潸然泪下，忧伤的的共鸣油然而生：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谁

……

我好羡慕他

受伤后可以回家

而我只能孤单地

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

（摘自潘美辰作词、作曲《我想有个家》）

家，是不弃不离的最后归宿，是不厌贫寒永远厮守的记号，是忠实等待旁无他顾的象征。当风雪中的旅人趑趄地从遥远的地方归来，看到了家的灯光，哪怕是如豆如线，他冰冷的身躯马上会体验到那久违的温暖，当他用颤抖的手推开落满飞雪的大门，迎面扑来的亲人，融化了那冻结了心灵的孤独……

人需要一个家，这不仅是社会性的需求，更是人性的向往，不仅是情感的依托，更是一种本能，陶源明诗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是一种“归巢本能”，鸟还如此，更何况人？

而家的原点是什么呢？是婚姻。孤独一人的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没有人盼你归来你也不盼任何人归来的家，不是一个本能与心理的意义上家，而读了杨早先生的《为了国家，为了社会，逼你结婚》一文，似乎觉得杨早先生把结婚只抽象为一种社会性的功能，杨早先生也把拙文《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误读为“为了国家，为了社会，逼你结婚”。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结婚虽然具有社会性的意义，但是更具有个人的意义，几乎没有人“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结婚，拙文《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将这一点当做一个自明的前提，然后才加以阐述现代的都市化弱化了，减少了人们交往乃至婚恋的机会与动机的悲剧性。

首先，结婚的意义不只是社会性的，结婚的目的也不只为了社会性与家族性的接宗传代，结婚首先是为自己。第一，是为满足爱与被爱的需求；第二，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要求；第三，是为了满足深入到遗传子的个人生物性的生命延续的渴求（不是被他人所要求的接宗传代）；第四，抚养子女，也首先不是为了家庭和社会，而是人的本能和需求——爱的付出的需求。当牙牙学语的孩子，第一次叫出“妈妈”“爸爸”时，有几个父母不心花怒放？当送自己的孩子走进小学，望着孩子成长的背影，有几个父母没有感到过身为人父、人母的骄傲？当长大的儿女，乘上飞机，远渡重洋去留学，有几个父母没有感受过由衷的自豪？结婚生子，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义务”，实质上是完成人生本能的需求，表面上是为他人奔波，实际上是完成自我现实与心灵中家的建构。这是一种满怀欣喜的完成，尽管这个过程有时充满了困苦；这是一种悦怿风神的满足，尽管为了得到它你经历了重重艰辛。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还要领养孩子。

我记得有一首日本歌中唱道：“感谢你成为我的孩子。”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孩子不仅使你操劳，更给你带来无限的快乐。

而由于杨早先生的文章一味从负面理解婚姻对个人的意义(也许这是我的误读，如果是误读的话请杨先生原谅和指教），因此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姑且认为，会逼婚的父母，都是抱着种庄稼的心态，辛苦供子女念书是为了“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列位，要是你爸妈逼婚，拿毛利女士这段话给他们看，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但即使是最会种庄稼的老农，也不能保证春种一粒粟，就必定秋收万颗子。且不说天时无常，旱涝难期，倘若庄稼有灵性，能说话，能行动，它们会不会争取它们的自由？会不会像萧红《呼兰河传》里说的那样：“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在这一点上我难以同意杨早先生的看法，因为现在适婚青年的父母大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所谓“接宗传代”的思想会这样严重吗？就是有这样的思想，也不会是唯一的理由，而不能否定的是，他们作为父母的爱，因为这是一种人的本能与本性。也许，他们不忍看着自己的子女在整个人生中没有一个现实与心理意义上的完整的家，不堪想象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孑然一身的晚年，也许，他们一看到悠闲地消费着自己青春的子女，就想凭着一个过来人的长辈的经验焦急地说：孩子，青春会老，白驹过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成个家吧！而不婚的男女，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日本的情况多是想结婚而不能结婚，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所进行的《结婚与建立家庭调查》，尽管接受调查的未婚者中有接近90%想结婚，但是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仍然是每5个男子中有一个，每10个女子中有一个终生不结婚。我相信中国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一位读者在拙文《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后面跟帖：

“我们也绝不能嘲笑中国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这不是一种陋习，而是一种爱，一种温情，而且可能这些老人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也正在尽一种社会责任……”是啊，多希望自家老父母也这样给自己大行为秀一番……

而对于这种现象的社会性关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拙文中谈到工会组织的相亲，就是很有意义的。个人的视野毕竟狭窄，而这种社会性关照，可以为青年男女提供极其广阔的选择空间。这里不需要让渡所谓“个人幸福”，没有任何人会强迫一个不愿意结婚的人去参加这样的活动，而只是为希望得到幸福的人提供个人难以企及的寻找伴侣的视野，而我说父母的“逼婚”，“如果你从正面理解它，它也正在为你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强迫性可能的父母的“逼婚”，多是出于着急，要为儿女多介绍几个对象，而儿女多看几个对象，多一些选择的空间，又有什么不可呢？如果你下定决心终身不娶不嫁另当别论，对这种生活道路的选择当然也要给予尊重，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在父母的劝说下，多看几个对象，不是拓展了选择的空间了吗？

父母绝不是出于为了国家，为了社会，让你结婚，但是他们出于爱的劝说，本身包含着一种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希求，尽管多数的父母没有意识到。对一种文化与社会现象，我们评价的标准往往是对、错、可、否、取、舍，然而一般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的、合理的方法。我们不能仅仅就某种文化与社会，用一种尺度做标准衡量它的优劣，更重要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去看它的实际意义。

杨文还指出：

“集体VS个人”是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无数争议话题的症结所在，估计还要争个几十上百年。我只想提醒一下张石先生们，账不能只算一面，“父母逼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与妨害，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大家族之所以解体，计划经济之所以崩溃，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们无法刺激与发挥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我小时候，我妈总批评我在家里没有“主人翁意识”，地脏不扫被乱不叠，当时十分委屈又无法辩驳。后来我才想通了问题何在：我对家庭事务没有任何决策权，怎能要求我有主人翁意识？她应该反过来要求我有螺丝钉的觉悟，不要因为个人内务的脏乱差，影响“家容”，这样她对我的斥责与管理，就跟城管一样，有充分的合法性，区别只在于是否文明执法。

简单地说，在大家族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太需要个人的创造力，大家都是在按经验或指令做事、生活。每一成员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不给国家社会家族添乱，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全国全家一盘棋，学习雷锋好榜样。每个人都活在“社会性观照”的光辉之下，孤独抑郁自闭什么的都是不健康的小布尔乔亚“颓加荡”情绪。

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拔高”了那些父母们，他们的所谓“逼婚”，没有任何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没有任何人会使他们的“逼婚”一定成功，而作为“被逼”者，却有一百种理由和一百种权利回击他们的“逼婚”，而且这种回击，具有最充分的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人们满身披挂所要战胜的对象，只是一些深切地爱着自己孩子的老人，他们完全没有一点能力，带来杨早先生所说的那样的“恶果”，正像那首歌所唱的那样，他们的“黑发泛起了霜花”，他们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只是他们的脸颊还“印着这多牵挂”（见李春利作词《烛光里的妈妈》）。

想反逼婚，先证明你不是废物

毛利

临近春节，在上海最热闹的步行街上，一群未婚女性举起“妈，过年别逼婚”的牌子，一脸凛冽，绝不就范。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去广西玉林狗肉节举牌抗议杀狗的动保族。

两边都有理，你很难坚决跳到一个阵营去。动保族觉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是跟小孩一样的存在，什么样的禽兽能吃得下口？狗肉节大叔认为这帮人吃饱闲的，狗和猪牛羊没什么区别，养来就是为了入口，传统如此，你凭什么要拦我杀我家的狗？这跟逼婚好像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上举牌的女性，认定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被尊重的，具备完全自理能力的行为当事人，在父母眼里，却是迟迟不愿意履行自己职责的废物型生殖机器，他们想操控子女的命运，就像拿着绳子要一举结果你自由生命的一家之主，搞不好内心还在谴责自己，如果一开始就严加管教，也不会到三十岁都没结婚。

某次饭局，隔壁一桌是几个中老年男性，酒过三巡，喉咙发粗，其中一个因为儿子至今不肯相亲，黯然神伤，几乎哭将出来，一个老头发表高谈阔论，为什么高学历人士比低学历人士更难找到满意的对象？我在旁边听着，觉得这种场景似曾相识，它似乎出现在八十年代反映农民生活的电影里，一些农民为了自己种的作物颗粒无收怨天尤人，一些农民喜欢说点刚从电视上听来的新种植理论，但所有农民都希望今年能有所收获，特别是到春节这样的关口，不然即便饿不死人，家无粮仓也足够丢人现眼。

去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想说服老家父母，我并不是你种的庄稼，也不是你养的种猪，不能随随便便开花结果，我可不想为人类繁殖添砖加瓦。但要是想想父母辛苦供子女念书，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给子女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让后代拥有更优渥的生活条件。这边闹着说我的幸福我主宰，即便断子绝孙也不沦为繁殖机器，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电影《BJ单身日记》剧照）

你凭什么要求父母来理解你呢？

日本演员堺雅人考上早稻田大学后进了戏剧部，大三决定退学做演员，结果父亲勃然大怒，如果只是为了演戏，当初根本就没必要考大学，大骂他“你知道为了供你上大学，家里花了多少钱吗？”堺雅人的决定是，既然要这么做，就跟家人断绝一切联系，七八年后出演早间剧，有了点名气，才恢复交往。

既然想走自己的路，那就走出条样子给父母看看行不行？不想被逼婚、被安排相亲，干脆今年不回家怎么样？你嘀咕着说：那未免太不孝。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然连最大的一条都已经犯上，不回家又算什么。

不仅自己不该回家，还该把父母从传统价值观里解放出来。

认识两位三十多的大龄单身女，几乎每年春节，都会把父母从老家接出来，要么出去旅游，要么留在大城市。你会发现脱离原来的传统社会后，父母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开明。当有人夸她说“好福气，女儿带你出去旅游过年”时，她也不会垮下脸说：有什么用，又不肯结婚生小孩。她也会饶有兴致看看外面的世界说：原来还挺有意思。

举着“不要逼婚”的牌子回到老家，跟去狗肉节反对吃狗，一个路数。不吃狗肉和不逼婚一样，当然文明，但在特定环境内，那是难以理解的笑谈，不管你如何反对，举牌子也好，鸣枪也好，誓死不从也好，那些人照吃不误。

没准你要说，难道我穷，没有事业，就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吗？就只能像囚徒一样接受自己相亲结婚的命运吗？

你穷，没有事业，在大城市拿五千月薪，想买房靠跟父母摊手，想辞职先回家里住一阵，你自由自在的生活完全靠父母的退休金兜底，如果胡乱谈了个男朋友，没准还考虑要让他们出多少钱才够我们在大城市生活。

父母当然理所应当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谁也不想自己白白花了钱，却让子女依旧堕入穷困生活之中。

每年过年时，我都会看一遍电影《bj单身日记》，这部电影经常安慰我，人生就算一事无成，前方还是总有惊喜。32岁的英国女人bj，一到圣诞节也免不了被爸妈拉去相亲，连英国绅士们都没进步到不求子女成婚的份上，单身女性们就别苛求老家的父母了。

与其一脸愁容烈士就义，不如开开心心退掉贵价飞机票，今年过年不回家。

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

张石

听说在中国，每逢佳节，适婚男女都要遭到父母和亲戚们“逼婚”，临近春节，一大波“中国式逼婚”更是风起云涌。据报道，近日，几位女青年手举标语出现在上海闹市区，抗议亲友的逼婚行为，其标语上写着：“妈，过年回家别逼婚。我的幸福我主宰！”

在日本，没有家长逼孩子结婚，适婚青年们似乎没有这个压力，但是他们主宰了他们的幸福了吗？在情人节到来时，一位男士通过收音机说：没有人给他情人节巧克力，他很孤苦，于是去酒吧找陪酒女，花了很多钱，终于得到了一盒虚情假意的情人节巧克力，他满脸苦笑。

在现代社会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逼婚”是不存在的，父母和亲戚的所谓“逼婚”，是不是应该说是一种“急切的温情劝告”呢？

对于适龄青年和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中国有一种“社会性的观照”，当然这也可能被一些很有个性的青年人理解为“社会性干涉”。笔者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大龄青年”和“工会”等键词，搜索出了97，000多条报道，多是各地工会举行大型活动，帮助青年找对象，解决婚姻问题。

如2014年10月27日的河北工会网上有题为“秦皇岛市总工会举办大龄青年联谊”的报道，报道写道：

为了拓宽广大职工的交友空间，为大龄青年搭建良好的交友平台，10月18日，秦皇岛市总工会举办了“青春相约，缘聚北戴河”未婚青年交友联谊会。参加本次联谊会的来自驻军部队、戴卡公司、燕山大学、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的大龄青年职工100余人参加了联谊会。

中国不仅工会，妇联、街道也都积极举行这样的活动，有的街道老太太一看见大龄男女就“目光灼灼”，不撮合成一对“美满婚姻”就誓不罢休，这要是在日本，很可能被告上法庭，说她“干涉隐私”，而对子女的幸福和将来最关心的父母和亲戚们，当然是这种“社会性观照”的急先锋，可能有时他们爱得越深，表现的方式就越显“咄咄逼人”，因此引起青年人的反感。

日本完全没有这样的“社会性观照”，久而久之，造成一种严重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少子化和高龄化（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少子高龄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实结婚的日本夫妇的“夫妇完结出生儿数（婚姻持续时间15--19年的夫妇的生子数）”近年来没有怎样降低，1972年的第6次调查为一对夫妻2.2人，以后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并不大，而不结婚人数的增加速度，却比“夫妇完结出生儿数”的下降快得多。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终生不婚率仅在1-2%左右，8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2005年男子终生不婚率达15.4%；女子达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5%；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后还将继续增长。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日本将来人口推测报告》显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至8993万人，其中老龄人口将达到40％，日本15岁以下人口将减少到752万人，这些都大大打破了维持日本年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低值——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日本退休金制度的前提将彻底崩溃，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都将难以为继。

日本人不结婚，当然与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中国那样的“社会性观照”。

日本以前也是充满了温情的社会，日语里有一个词叫“井户会议”，是指过去没有自来水的时候，人们都去井里汲水，这个地方也就自然成了人们聚合的场所，人们在这里交换情报，聊家常，人与人之间因此形成了亲切而温暖的关系，相信在这种交流中也成就了许多良缘。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城市化，水井被淘汰，各项服务行业和信息的高度社会化，使人们也无需再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互相传递信息、互相援助。在城市，人们搬进互相隔绝的空间——楼房，失去自然形成的共有空间，并将把自己隔绝起来的空间命名为“隐私空间”，不容任何人窥视。

这样确实减少了不少麻烦，但是人们在心理上变得非常孤独，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已找不到“井户会议”这样的温馨空间了。在楼房里居住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住了几十年的邻居，互相都不知道姓什么，父母子女也很少往来。现在日本经常发生的“‘是我！是我’诈骗事件”就凸显了这种严峻的事实。

“‘是我！是我’诈骗事件”的手法是打电话给老人，骗子在电话里说：“是我！是我！我因为XX事情急需一笔钱，要汇到我的账户！”有的骗子自称是老人的儿子，有的自称是孙子，而老人本身一般都在很长时间里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或孙子，甚至连声音都不熟悉了，一听是儿子或孙子打电话来，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听说儿孙因无钱受困，焦急万分，马上汇出巨款，或把巨款交给自称是儿子“同事”的取款者。骗子们屡试不爽，2014年日本此种事件受害总额上升到559亿4354万日元，比前一年约增加70亿日元(14%)，5年连续增加，受害者中有八成是老年人。

在如此的自己隔绝的“隐私空间”里，人们就是勉强去和邻人交往，也难以找到所谓的“共同语言”，因为细分化的生活空间也把个性和语言高度细分化，使人们渐渐失去了与人广泛交往的机会与兴趣。后来，日本最大的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交网站“mixi”发展很快，股票也上市了。当时，在谈到这个网站的特点时，《朝日新闻》认为：这个网站在虚拟空间里恢复了日本以往的人们亲切交往的风景——“井户会议”的风景。然后在网络中没有体温的虚拟交往，无法把握交往对象的真实，因此也无法改变孤独的本质，而从现实社会看，日本没有中国的工会等组织创造的那种极大拓展了年轻人交往空间的婚姻问题上的“社会性观照”，“隐私”的盾牌抵挡了对私人空间的介入同时也遮住了寻找侣伴的视野。

与此相对，中国在强韧的儒家伦理精神关照下，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类似于日本“井户会议”般的人与人的交往，那首动人的歌曲《常回家看看》，令人潸然泪下地守护着在现代都市化的潮流中正在流失的感动：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

而父母对儿女的婚姻问题的极度的关心，也是出于这种强烈的亲情纽带，正是以这种亲情纽带为基础，扩展为整个社会对青年人婚姻的“社会性关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过程。据笔者看到的一些资料，目前，日本人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的未婚率为74%；而中国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的未婚率为45.71%；中国30多年来一直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一般只生一个孩子，但是最近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而日本一对夫妻完整婚姻的生子率为2.09个，但是最近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5%。

可能是“物极必反”，父母们有关子女婚姻的急切的“温情劝告”，被理解成为一种“逼婚潮”，如果你从反面理解它，会觉得它干涉了你的隐私和个人意志，但是如果你从正面理解它，它也正在为你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因为所谓“逼婚”，绝非刚性的与不可违背的。我们也绝不能嘲笑中国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这不是一种陋习，而是一种爱，一种温情，而且可能这些老人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也正在尽一种社会责任--他们正在阻止在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不断加剧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危机，他们对孙子的向往，也是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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