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个复杂的胡适（腾讯大家）

腾讯大家 著

中信出版社

认识一个复杂的胡适

文/邵健

历史学家罗尔纲当年在上海读中国公学时，胡适初任校长（1928年春）。“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其时国民党基本上从北洋军人手里获得了统治权，虽然和苏联交恶，摆脱了苏联对自己的直接控制，并且去掉了自己的附骨之疽；但在国家统治上，依然袭仿苏联，推行党化政治，首开国史三千年“一党专制”之时代。中国公学是私立学校，凭什么要挂党旗？要做国民党纪念周？但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胡适是中公校长。

读《胡适日记》，国民党“第十二次执委会议决建议中央”，这是“治本方法”建议的头条：“以党专政，一切权力属于党：（一）政府官吏，由党部遴选充任。（二）厉行革命的法治，防止封建势力之复活。（三）军官士兵由受党的训练之青年党员充任。（三）厉行党化教育。”（《胡适日记》卷五第400页）如果按我原先对胡适的理解，胡适对苏联党化是反感的。胡适之所以在日记中剪贴这样的文件，应该表明他对这样的政治局面按捺不住了。这是胡适几天后的日记：“马君武先生谈政治，以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同上，第403页）果然，不久以后就有一个运动起来，这就是1929年春以胡适《人权与约法》为发端的“人权运动”。

人权运动是一次宪政运动，它主张以宪法（约法）限制国民党的政权从而保障人权。不用说，这一运动的矛头是针对刚刚执政的国民党，更是针对国民党袭用的苏联党化政治那一套。根据胡适在国民党执政后的表现，他无愧于一个自由主义者，也做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做的一切。但，这并不是胡适的全部，甚至就在国民党开始北伐时，胡适不仅对国民党抱以希望并支持；而且胡适今日批国民党的，正是他昔日对国民党所称颂的。也就是说，短短两三年间（1926—1928），胡适的思想走了一个曲折的“之”字，他两次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江勇振先生的胡适传第二部《日中当中》，因寄书人邀约，我要为它写点文字，便通读了第八章《帝国主义 东西方文化》。这一章涉及的正是北伐过程中的胡适，江先生征引了不少第一次问世的史料（这是该著最大的功绩，不得不赞）。它让我们知道了胡适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让我们充分感知到胡适思想的复杂性。概而言，此时胡适虽然人在海外，但对正在苏联化的国民党取支持态度，且支持和认同的正是苏联党化那一套。

这是被江勇振先生称之为“胡适一生中最右倾、最法西斯的一段文字”，它谈的是学生运动，因为以往的学生运动总是无组织的，但“1924年，国民党——它可能是中国唯一配称为政党的组织——正式吸收学生为党员。从那时候起，政党组织活跃于全国的大专院校里。……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在苏联与第三国际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团体”。另外，胡适还声称：“新的国民党已经发展出一个高度的组织，一个新的军队，新的纪律。军队是党的一部分，党是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这整个军队的组织和党是一体的，至少是相连的。党在军队的每一个单位里都有代表，同时，整个党的纪律是军队式的。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该书下卷第380-381页）

我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胡适这段文字，但批评过胡适到苏联三天便向左转。是实验主义害了胡适的自由主义，以为什么都可以拿来实验，包括私人产权。读了这段文字后，除了震惊，深感胡适在苏联左的路径上已经滑至底线。胡适不仅认同苏联的各种实验，而且居然认同苏联的党文化和党武化。布尔什维克化的胡适已不是鲁迅所谓的文化偏至而是一味偏斜乃至偏邪。怪不得胡适1926年8月27日致信徐志摩，声称：“我这回去国，独自旅行，颇多反省的时间。我很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反动。”这是反自由主义而动，他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

批评胡适易，认知胡适难。1926年还如此浪费表情，倾心苏联，1928年华丽转身，又逆挽回来。不但在中国公学抵制党化教育那一套，次年更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人权论战”。观察胡适的变化，从自由主义到苏联式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这一思想历程体现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弯路，也体现了胡适自身的复杂性。复杂在于胡适对党化的态度前恭后批。同是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批评苏联党化教育，胡适却在英伦称赞党化那一套。但，转过1927，胡适自己变脸，又抵制和批评自己曾经称赞过的东西。这其中的反转腾挪，契机何在，缘由为何，新进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其心路历程又如何，这些无不耐人寻味。毕竟就其思想而言，这是胡适一生中最混乱、最复杂也最跳跃的历史时段。

胡适和蒋介石

谁动了胡适的奶酪

文/邵健

在公共场合，胡适其实是一个很会应景的人，笑容满面，说着各种得体而客套的话。但这一次很较真；并且较真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任命他做第三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蒋介石。

1958年4月10日上午9时，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考古馆的楼上出席为他举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典礼前，胡适特地关照主办人，过程越简单越好，凡是含有宗教仪式意味的程序，都可以省掉。于是，典礼几乎就是两位院长的致辞。典礼结束之后，按照安排，下一个节目是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始，时间是10点。这时，蒋介石来了，随同而来的还有“副总统”陈诚等。这次会议由胡适主持，他开篇说了几句，便“请总统给我们训话”。

蒋介石的训话有他自己的偏重：他希望中央研究院不但要成为全国学术最高研究机构，而且应该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说到此处，蒋介石话语一转，开始褒奖胡适：“胡适院长除以思想学术来领导我们学术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但这只是一个铺垫，仅此一句，话语就转到大陆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与摧毁，其摧毁者即传统文化中的伦常道德。于是，他号召大家“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要尽量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

总统这一番弘扬传统道德的训话，未知在座者有何反应，但胡适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身为院长，对总统的发言要有个态度。但，出人意外，他张口第一句话便是：“我要向各位来宾告罪。”告罪什么呢？几句话过后，“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当面否定对方对自己的夸奖，这不符合胡适的日常性格。这样的开场白，不要说就蒋胡关系而言从来没有过，就是胡适平生在任何场合也没有过。本来，蒋介石说话后，胡适只要应景几句便可以了。可是胡适一反常态，抓住蒋介石的话大做文章。不但讲话时间远超过蒋介石（仅此而言已属唐突），而且整篇讲话几乎都是在颠覆蒋介石。须知蒋介石的身份不是普通来宾，而是总统。他是来“训话”的。

胡适声称自己在大陆被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而是自己在大陆许多年轻人头脑里留下了许多“毒素”，这些毒素便是五四那些新思想、新文化、新学问。要而言之，就是科学与民主。于是，胡适将话题转到科学与民主，批评自己的朋友陈独秀在科学尤其民主问题上的偏差，更侃侃而谈他自己对民主尤其是科学的看法。接着在谈到中研院的任务时，他再次重复开头的话：“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使所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胡适的一番话可谓“温而厉”。他最后这样委婉地结束：“今天我很大胆地说了一些话。总统的话，梅校长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谢谢大家。”会议结束后，胡适和李济又陪同蒋介石和陈诚参观了院里推出的一个有关古代文字三千年的展览。总统离开后，下午中研院继续开会。

但，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虽然后面保持礼节没再说话，但并非无话可说，而是把话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几十年后，蒋介石日记解密，有学者赴美特地抄录了1958年4月10日的日记内容：“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唯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蒋介石的内心痛苦，胡适哪里知道。他自己当天并未留下日记，故我们也不知他那天为什么要当面顶撞蒋介石。今天，以局外人观之，他之所以触怒蒋介石，盖在于蒋介石那天的褒奖词其实深深地触动了胡适，令他难以接受。胡适是靠新文化运动起家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尤其是反传统的礼义道德为主打的，然后才过渡到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蒋介石不夸胡适如何介绍西方新文明，却夸他的道德品格。看起来是要把他尊为道德表率，而且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道德表率。这不但不符合胡适对他自己的内心期许和身份认同，而且让他听起来恰像是反讽。毕竟胡适当年的同道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蒋介石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之命运》里，就对所谓的五四新文化反感。他既反对当时共产党引进的苏联共产主义，也反对胡适等引进的欧美自由主义。不仅将其视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侵略”，而且使传统文化陷于支离破碎。20世纪50年代，大陆对胡适的清算，在蒋介石看来，“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这种摧毁又和五四对传统伦常的摧毁有着内在的历史脉络。这些，别人如果听不出来，胡适还听不出来吗？五四新文化是胡适的禁脔，谁也碰不得。这次蒋介石动了胡适的奶酪，胡适这叫当仁不让。何况胡适视五四新文化为文艺复兴，这复兴靠的是科学民主而非固有道德。可是蒋介石的讲话却把固有道德视为科学民主的基础，这与胡适的观念绝难吻合。更何况中研院是一个学术机构，自当以学术为主，怎么可能让它去承担复兴固有道德的任务呢？

物去人非。蒋胡之间这次冲突的是是非非，当然人各有看法。有意思的是蒋胡两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学术班头；一个直言不讳，一个隐忍未发。如果换在大陆，他们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郭（沫若）毛（泽东）。这两人是否可能出现蒋胡那一幕，如果他们的意见也确实相左的话。这不妨是一个有意味的比较。

当士不再为知己者死

文/林建刚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公开场合，蒋介石一直对胡适礼遇有加，非常尊重。但内心深处则一直对胡适非常恼怒。这种痛恨与恼怒，蒋介石都写在了他的日记里。随着蒋介石日记的披露，许多学者觉得应该重新审视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胡适与蒋介石的疏离与隔阂，根本原因是他们思想理念的分歧。20世纪50年代，胡适希望台湾可以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而蒋介石则希望维持台湾社会的稳定，保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除了这一根本分歧之外，蒋介石对胡适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还源于他的施恩者心态。

这种施恩者心态，在蒋介石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应台湾大学邀请，胡适前往台湾讲学。在此期间，两人有过见面交谈。对于这次交谈的内容，蒋介石日记中有所披露。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显然，对胡适的“民主自由高调”和“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的观点，蒋介石很不以为然，甚至大为恼怒，在日记中斥其“忘其所以然”。

后面这几句话尤其耐人寻味。蒋介石说胡适“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这里的“最难得之幸运”恐怕是指蒋介石1948年年底派飞机营救胡适的往事。

1948年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围住。针对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国共两党展开了抢夺战。为此，蒋介石专门派飞机将胡适从北平带到了南京。在蒋介石看来，倘使没有他的帮助，离不开北平的胡适将会被侮辱残杀。显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对胡适有救命之恩。

因为有了这种施恩者心态，蒋介石也就希望胡适事事支持他，当胡适违逆他的意见时，他自然会想起这件往事，也就更加生气，难怪在日记中斥责胡适“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忘其所以然”。

面对胡适，蒋介石曾多次提起这件往事。

1958年，胡适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到达台湾后，胡蒋两人再次见面了。对于这次见面，1958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在星六晚招宴席中，以胡与梅贻琦此次由美同机返国，余乃提起三十八年初，将下野之前，特以专派飞机往北平来接学者，唯有胡、梅二人同机来京，脱离北平危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机来台，皆主持学术要务，引为欣幸之意。梅即答谢，当时余救他脱险之盛情，否则亦如其他学者陷在北平，被匪奴役。其人之词，殊出至诚。胡则毫不在乎，并无表情。”

蒋介石的这则日记，有两处记忆失误。第一，蒋介石派飞机营救胡适，不是蒋介石所说的“在三十八年（1949年）初”，而是1948年年底。蒋介石下达命令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夜，飞机起飞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5日。这些，胡适日记中都有明确记载。第二，蒋介石提到梅贻琦与胡适同坐飞机离开北平，也不是事实。当时，跟胡适一起飞离北平的不是梅贻琦，而是陈寅恪。梅贻琦飞离北平的时间要比胡适晚。

这些记忆失误都无关紧要，关键是，见了胡适、梅贻琦，蒋介石的施恩者心态再次发作，不由自主地说起了当年营救两人的往事。与梅贻琦对此的感激之情相较，胡适的“毫不在乎，并无表情”，显然让蒋介石不舒服。

蒋介石第三次说这件往事，是在1960年雷震案发生之后。

1960年，台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雷震案”。就处理雷震的问题，胡适与蒋介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两人关系近乎破裂。在这种情形下，两人见面后，蒋介石再次提到了当年他对胡适的救命之恩。1960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

这段日记中，最有意味的是“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这几句话。

果然，两人见面之后不久，胡适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回信中，胡适写道：

“回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接内人和我和几家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下午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做生日。十二年过去了，总统的厚意，至今不能忘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415页）

由这封信，我们不难反推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又一次提到了当年派机接胡适南下的往事。显然，此时的蒋介石也不想因雷震案与胡适绝交，于是又祭出了当年营救过胡适的这一杀手锏。

蒋介石为什么三番两次跟胡适谈到这件事呢？原因很简单，他希望由此来感化胡适，为己所用。

蒋介石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迷恋宋明理学，喜欢王阳明。在他的心目中，君臣最好的典范莫过于刘备与诸葛亮。从刘备身上，蒋介石学到了笼络知识分子的方法与手段，那就是通过各种礼遇来笼络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多受传统文化熏陶，当一个执政者对他有知遇之恩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大都肝脑涂地为君王卖命的。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典型地体现在诸葛亮写的《出师表》中。

《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如刘备笼络诸葛亮一样，蒋介石笼络知识分子，大多靠礼遇。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除刘文典、章太炎个别情况之外，对知识分子，他很多时候是礼遇的。不过，他这种礼遇是策略性的，他希望通过礼遇知识分子的手段达到为己所用之目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陈布雷原本是报人，受蒋介石礼遇之后，为他劳碌了大半生。20世纪40年代末，当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陈布雷自杀了。陈布雷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与陈布雷类似的还有罗家伦、翁文灏、陶希圣等人。这其中，翁文灏是最好的典型。翁文灏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教书，属于胡适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员。对翁文灏的人品与才识，蒋介石非常欣赏。更重要的是，翁文灏还是浙江鄞县（即宁波）人。与蒋介石有乡谊。蒋介石曾多次希望翁文灏弃学从政，加入政府。一开始，对蒋介石的邀请，翁文灏都委婉谢绝了。但一场偶然的车祸改变了翁文灏的命运。

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遭遇车祸。蒋介石得知消息之后，要求调集全国最好的医生，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翁文灏。在蒋介石的帮助下，翁文灏最终逃离了死神的魔掌。对翁文灏，蒋介石有救命之恩。为报恩，应蒋介石的邀请，翁文灏最终走上了弃学从政之路。1935年，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成了行政院秘书长，后来又成了经济部长。到了1948年，应蒋介石邀请，翁文灏还成了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弃学从政之后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1949年之后，蒋介石多次跟胡适提到他营救胡适的往事，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希望胡适成为翁文灏第二而已。

也许，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与胡适的关系乃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他蒋介石营救过胡适，这跟当年刘备礼遇诸葛亮何其相似！因此，你胡适就应该向当年的孔明先生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与蒋介石不同，胡适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乃是朋友关系，按胡适的原话，就是“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朋友之间，相互平等，没有尊卑、上下之分。你救过我的命，我很感激你，但我不能因为感激你，就丧失我自己的独立性。因此，该讲的民主宪政，该说的逆耳忠言，胡适还是要说。终其一生，胡适都是他诗中的那只“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的老鸦。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人才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面对胡适这个人才，蒋介石的期待显然落空了。

蒋介石一次次地旧事重提，无非是希望胡适知其恩情，让他入其“彀”中，为其肝脑涂地。然而，胡适却不能如其所愿，这种情形下，蒋介石不生气才怪呢。或许，生气恼怒之外，还有些许的委屈呢！

胡适与大陆的一次“隐秘联系”

文/林建刚

关于胡适，很多人以为：1949年之后，随着他前往美国，他与大陆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联系了。其实不然，1955年，因为研究《水经注》的需要，胡适曾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有过“隐秘”联系。

1955年，身在美国的胡适，依然沉溺于《水经注》考证之中。经过十多年的考证，此时的胡适完全可以结案了，但有些犯难——1948年年底仓皇离开北平时，收集的大量的《水经注》资料都没有来得及带走，而此时手边的《水经注》版本太少了。胡适非常需要他那些留在北大的《水经注》史料，于是他想起了王重民，也就有了与大陆的一次“隐秘”联系。

当时，留在大陆的学者中，最能理解胡适《水经注》研究的是王重民。此人乃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1949年之前，就《水经注》的考据问题，两人曾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此时，胡适希望王重民将《水经注》的相关史料整理之后寄给他。

但胡适也明白，他不能跟王重民直接通信。此时的大陆，随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胡适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旦发现此时还有学者跟胡适有书信往来，很可能会给这位学者带来无妄之灾。

胡适想起了丁声树的妻子关淑庄。当时，关淑庄在联合国当秘书，跟胡适有联系。而丁声树则是胡适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胡适还曾公开撰文夸赞丁声树的学术研究。而丁声树对自己的老师胡适也尊敬有加。1946年，当丁声树得知胡适将担任北大校长后，还曾专门给胡适写信，其中写道：“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

正是有了这层关系，胡适决定通过身在美国的关淑庄，去联系丁声树，希望丁声树可以将此意传达给王重民。

然而，可能是因为当时环境太逼仄的缘故，身在大陆的丁声树，在收到他妻子关淑庄的信之后，虽然也曾回信，但回信中只字没提胡适要书这件事，此事遂不了了之。

不过，胡适似乎很不甘心。他似乎还曾通过他的儿子胡思杜，希望将他留在大陆的《水经注》史料拿出来。何兆武在他的回忆录《上学记》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回忆说：“1956年我（何兆武）从西北大学调到历史所工作，和胡思杜见过两面。当时我住的是同事刘修业的房子，刘修业的爱人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王重民，胡适临走的时候留下一批书在他那里，胡思杜就来问这些书的事情。”

胡适临走时留在王重民那儿的一批书，当然包括胡适所收集的关于《水经注》的相关史料。他原本希望通过丁声树来转告王重民，希望王重民将这些书邮寄给他，此事失败之后，胡适可能又托付胡思杜来拿出这批书。可惜，一年之后，随着反右的降临，被打成右派的胡思杜选择了“自绝于人民”，此书最终也就没有下文。

后来，一直到离世，胡适也没有把考据《水经注》的文字整理成定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手边资料的缺乏。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用胡适的这些藏书来劝说胡适回国的。1956年，胡适的老朋友周鲠生在访问英国时，曾通过陈源劝说胡适回国，最终遭到胡适拒绝。既然大陆在1956年对胡适还有期待，为什么不利用胡适的这些藏书来呼吁胡适回国呢？

要知道，利用学者的藏书来呼吁学者回国，是当时的一大做法。钱穆、洪业都曾受到这样的诱惑。20世纪30年代，钱穆、洪业等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时，都将大部分的薪水用来收集古旧书籍。

据钱穆回忆，他当时收集了五万册书籍，抗战胜利之后，钱穆回到无锡，在江南大学教书。1949年前后，钱穆选择了离开大陆，但他的五万册藏书还在北平。知识分子一个颇大的特点就是记挂着自己的藏书。钱穆曾天真地希望老友汤用彤能帮助他保护好自己的藏书，但最终，钱穆的藏书还是被书贾用百石米价买下了。

后来，书贾与钱穆有约定：只要钱穆回到北京，再出百石米价，就可以全部让回。钱穆对此原本还抱有幻想，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当时正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让他的老朋友沈燕谋购置藏书充实新亚书院，结果竟很偶然地买到了他哥哥遗留给他的《资治通鉴》，而这本书，恰好就是他留在北平的五万册藏书之一，由此可见，钱穆的那些藏书，早已流离失所了。

与钱穆类似的还有洪业。1950年，留在美国的洪业决定不回中国。于是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聂崇歧，希望聂崇歧将自己的藏书以及手稿邮寄给他。结果，不论是手稿还是藏书，都没有顺利通过审查。1961年，对自己的藏书与手稿念念不忘的洪业，通过燕京大学校友黄迪，希望可以帮忙将自己关于《史通》的手稿带出来。得到的结果是：“政府回复说请洪先生回来做研究，会有与美国相当的退休金给他。”

洪业没有回去，此时的他，对美国偏爱有加，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被强迫说假话，就像一个女人被强奸一样，谢天谢地有美国这样一个地方，不然像我这样的人要到那里去呀？”

既然可以用洪业的藏书与手稿来呼吁他回国，为什么不用胡适的手稿与藏书来呼吁他回国呢？一来，当时胡适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洪业；二来，与洪业一样，胡适也急需这批史料做研究。

当然，即使当时有人真这么做了，胡适很有可能也会做出跟洪业相似的抉择吧。

胡适和名媛们

之一——红玫瑰陆小曼

文/闫红

曾几何时，人们以为曹诚英是胡适最爱的女人，即便不能牵手，但那句怎么说的来着——“借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就是这种心碎之美。

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在和曹诚英好上之前与之后，胡适都曾在给韦莲司的信里传情达意，若这还可解释为初恋难忘，但是最尴尬的发现莫过于，就在他和曹诚英相好一年多之后，他跟陆小曼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那个时候，陆小曼是王赓的妻子、徐志摩的情人，这两位，都把胡适当成最可信的朋友，托付他照料陆小曼的精神生活，并对他所做的，再三表示感谢。

1925年4月，王赓给胡适的信里写道：“谢谢你们二位种种地方招呼小曼，使我放心得多。这几个月来，小曼得着像你们二位的朋友，受益进步不在少处，又岂但病中招呼而已。她有她的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有所造就的。将来她病体复原之后，还得希望你们两位引导她到sweetness and light（蜜与光）的路上去呢。”

这封信可谓恳切，一个丈夫对于妻子的爱与关怀洋溢于字里行间，以至于我都不忍心说出那个真相：就在此时，远游欧洲的徐志摩一封一封写给陆小曼的信，都是寄到胡适名下，托他代转的。

1925年3月11日，徐志摩远赴欧洲，去拜访泰戈尔，也有人说他跟有夫之妇陆小曼的恋情闹得太厉害，惹起诸多人士的不满，他不得不去异国他乡暂避风头。临走前，他和陆小曼约定，所有的信件，都由他们共同的朋友胡适代转。

在徐志摩心中，胡适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更是一个能够理解他和陆小曼的恋情的人，他对陆小曼说：“他们——如‘先生’，如金——都是真爱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们要看我们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实现一般人梦想的境界。”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徐志摩给他和陆小曼的爱情这样定义。他不曾像胡适那样，明确说过将婚姻视为一场实验，但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这一理念，他不能将人生等同于过日子，而是要谋篇布局，做一篇大文章。

几年前，他在张幼仪分娩之后提出离婚，毫不顾惜那新生儿，只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做榜样，勇决智断……”

换一个人说，可能觉得虚伪可憎，但徐志摩，这个资深“高帅富”，“被宠坏的孩子”，他未曾经历人间悲苦，所懂得、所追求的，只是云间天上那些宏大高蹈的东西。

现在，他又爱上了陆小曼，慷慨激昂地所言的这个伟大的事，也不过是要陆小曼和他爱到底。放到如今，这么一桩婚外恋，无论如何，都不能赋予这样伟大的意义，但是，在自由恋爱的大旗刚被祭起时，徐志摩确实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不但是为自己而恋爱，还在实现很多人的理想，这很多人中，就有被他在信里称为“先生”的胡适。

这想法首先被陆小曼所嗤笑，她给胡适写信，不无调侃地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先生了，你得至少偶尔教教我，才可以让他们相信你确实是他们心目中想象的先生。”

看来先生云云，既是王赓的想象，也是徐志摩的想象。那么陆小曼和胡适，他们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做一个不十分有力的证据，徐志摩在遥远的欧洲写给陆小曼的信，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是由胡适从信箱里取出来，交给陆小曼，但江勇振教授考证出，胡适另给了陆小曼一把自己的信箱钥匙，换句话说，就是他俩共用一个信箱。

我不知道那个信箱摆放在什么地方，只是合理想象，它静静地待在北平的某个街巷上，每天，在不同时间段，它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分别打开。这对男女，取走署着自己名字的信件——陆小曼的信，大多来自徐志摩；胡适的信件中，有一些是曹诚英写给他的。

除此之外，这对男女还时常放进去给对方的信，假如信箱是一个人的话，它一定会感到困惑，有点弄不清，这对男女，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在那些信里，女人这样写道：

“我最亲爱的朋友，让我再写信给你，只要这不惹出麻烦来。我就是用这封信来代替我本人，因为我的人不能到你身边来。我希望我的信可以给你一点慰藉。但你一定答应我不可以笑我不雅的英文，也许这可以让你笑，让你觉得你这个淘气的小学生是多么的天真无邪。你今天下午好吗？不要急着出来，因为你可能会着凉。好好在家静养，听话。我永远是对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我还在等着呢，而且你也还没给我电话。我今天不出去了，也许会接到你的电话……”

“我最亲亲的朋友：我终于还是破戒写信给你了！已经整整五天没见到你了，两天没有音讯了。……你觉得如果我去看你的时候，她刚好在家会有问题吗？”

当然，英文信是有可能比中文信来得亲昵，但主要体现在称呼上，动不动就“dear”“dearest”。陆小曼的信，内文却也柔情得很，顾虑对方的妻子会反感，更显得暧昧。考虑到具体情况，这种顾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我们再看陆小曼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就会发现，在她心目中，胡适比徐志摩更能沟通。

陆小曼说：“我不想再寄信（给徐志摩）了，但又怕他担心，他为什么会那么记挂我呢？还是这就是他的本性？”

哦，难道你们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两情相悦，一道欲火焚身？对于他排山倒海的热情，你的感觉竟然是困惑？困惑得要去问胡适，他这是怎么了？

陆小曼是不相信世间会有这样的爱，还是不相徐志摩有这样的爱，或是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爱？不管怎样，她对爱情，没有那么一种虔诚的信奉，仿佛，这场情事中，她和徐志摩，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岸上，一个早已如醉如痴地湿了身，另一个却打扮齐整地蹙着眉，像看一个神经病一样地看着水中人。

然而，在陆小曼同时期的日记里，仍然是相思成灾，莫非她人格分裂？还是，书写那些缠绵的字句，对她来说，如同一种艺术创造，她需要一份伟大的爱情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转过脸，面对胡适时，她才能表现出内心真实的一面。

我们无从知道，胡适是怎么回答的，但从陆小曼没拿他当外人看，胡适肯定也没保持距离。曾任教于北大的吴虞，在日记里揭露，他曾撞见这俩人“作软语”。要知道这时，胡适还和曹诚英藕断丝连，曹诚英这边，对他寄予了颇多指望，私德很不错的胡适，怎么突然变成了花丛中人，置糟糠之妻与痴情的表妹都不顾，与朋友的情人眉来眼去起来了呢？

翻开胡适的日记，会发现一向热衷于记日记的胡适，这一年惜字如金，1月份记了几条之后，到9月才又写了一条南行杂记充数。是什么，让胡适意兴阑珊到如此地步？

在关于曹诚英的文章里，我们说到了胡适的精神危机，他成名太早，成功后的失落也就来得早。在那种情况下，他开始了最为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很快，他就发现，那爱情不能够治他的病，反而给他添了许多麻烦。

他不是一个贾宝玉似的人物，不能够以类似于亡命之徒的精神，奔走于爱情长途中，没打算离婚，更怕与江冬秀争执的他，是否会发现，爱情原来也不过是一场虚无，他没有能力深爱一个人？

胡适在这一年经常喝酒，陆小曼的信中就劝他：“我求求你为了你自己，不要再喝了，就答应我这一件事，好吗？”

不知道胡适如何回答的，但这一年胡适将明朝张梦晋的一首诗翻译成英文，似乎可以算作不是回答的回答，原诗如下：“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须尽掌中杯。高楼明月笙歌夜，知是人间第几回。”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他遇到了陆小曼，他们以前就认识，但现在才是一个“对的时间”。所谓“对的时间”，不过是，这一刻，你对我是合适的。

她是那样娇媚、善于调情的女子，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王娇蕊，半真半假的撩拨，比曹诚英的倾心吐胆更好，因为你完全可以当她在开玩笑，即便回应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但也因为你觉得她在开玩笑，会有一点点不甘心，有一点想要征服她的欲望。

他不是一个热情的男子，有一点儿矜持，有一点儿端着。可是这样也好，用王娇蕊的话说：“我就喜欢在忙人手中如狼似虎地抢下一点时间来。”像徐志摩那样，放下一切谈情说爱，反倒让陆小曼疑窦丛生，像她那样美丽的女人，有太多的人追，挑选筛选中，反倒不大容易相信爱情了。

初感中年萧索的他，与聪明寂寞又有些小虚荣的她，一旦相遇，怎能不擦出些火花？她那一笔流畅的英文信，证明他们相处得很快乐，但是，我猜，他们的快乐，也就仅限于纸上所呈现的吧？且不说道德什么的，两个人都太聪明了，聪明得不会轻易爱上什么人；两个人又都太理性，没有徐志摩那种热，他们理性得连一场奸情都无法产生。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反证，十来年之后，有个叫徐芳的女学生频频向胡适示爱，胡适开始还颇肯敷衍，见女孩实在太投入，便忙不迭地避开了。

1925年7月，王赓终于松了口，表示愿意成全徐志摩与陆小曼。徐志摩得到消息，快马加鞭地回国，陆小曼被他的热烈所打动，两人终成眷属。

至于胡适与陆小曼，只是重叠那一段。他们继续行走在自己的人生里，胡适继续和一个又一个热情的女子恋爱，并非他总是遇到这一类，只是，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离他很近，因为，他是不会主动的，而陆小曼与王娇蕊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她也不像后者那么单纯，她不会豁出去爱上他。

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曾陪过对方一程，纵然只是字里行间的暧昧，也算些微的温度，在1925年的清寒里，温暖对方。

之二：林徽因群发过情书吗？

文/闫红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有许多故事，始于爱情，终于垃圾；始于华袍，终于虱子。1928年6月，新婚不到两年的徐志摩，再次出国，这一回，他是被琐屑庸常的家庭生活搞烦了。

陆小曼爱玩，爱花钱，和按摩师兼票友翁瑞午闹出绯闻被小报曝光，徐志摩不得不百忙之中去跟小报打官司……临走前，徐志摩在胡适面前大声数落陆小曼的种种不是，胡适对他，只有同情的份儿。这个时候，他还记得当年小曼的温柔吗？

据说是为了帮助徐志摩避开陆小曼，胡适给归国后的徐志摩安排了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一职，再想想《爱眉札记》里那种“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渴念，会觉得生活实在太没正形。

不过，上海有个文人叫陈巨来，写了一本受到各路名人诸如陈丹青推荐的《安持人物琐忆》，里面对胡适邀徐志摩北上之事，另有一套说法，且这套说法说来话长，把林徽因也捎带进去了。他说，这都是陆小曼亲口对他说的：

据志摩与之（陆小曼）结婚后告以云，他在美哈佛大学时，与适之为最好同学，比他晚二班中有一女同学即林长民之女，与之最知己，奈徐已从小即与张幼仪结婚了。回国后发觉张氏与其父有苟且不端行为，故毅然与之离婚了（后张幼仪即居徐父处，认为义父，申如且出资开上海女子银行，张为经理也），离张后即致电美国林女处，告以此事，微露求婚之意。

不久，林女突来一电，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为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天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份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怿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小曼说时只记得一人为张似旭，余三人已忘了）。

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也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似旭大忿，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承认，及出电互相同观，竟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志摩那时始一意追求小曼，而成夫妇者。

后她（林徽因）去北京住西山别墅中，追求者美国同学之多，不可胜计，她又发奇想天开，一日告许多追求者云：“你们都爱吾，吾要考考你们，现在想吃东安市场某大水果铺中的烟台苹果，你们不准坐汽车去买，要各人各走去买，哪个第一个买到送到，就算你们真正能对吾有真心爱吾了。”这许多呆子一声得令，纷纷往山下而去。内中一人即梁思成也，他借了一乘自行车飞奔而去，第一个买得，又拼命飞奔回西山，不料一不小心被汽车撞跌在地，把腿骨折损了，忍痛第一个完成使命，但益受伤，入医院医治，愈后，变了一足微拐了。林感其诚，遂与结婚了，结婚不久忧郁而成肺病了。

她与适之原为至友，遂时时透露思念志摩之意，适之乃致电志摩，只嘱其有事请至北大一谈。志摩至京后，适之始告以原委，时梁思成亦在北大为教授，深知其妻非志摩安慰不易病愈，遂请志摩寓其家中，并诚意告之，老同学了，但求朝夕相见，使她稍得安慰，希望其病早痊耳。

一日，梁去北大上课时，林女与志摩痛哭而谈云：“在美时早已愿结为夫妇，其后五个电报，只对你一人真心者，其他四人均有一戏谑，用以取笑者，不图弄假成真，以致遭君所弃，现已方属梁氏，悔恨何及，但愿朝夕见面，聊慰聊慰而已矣。”志摩以告适之，适之遂建议来北大做教授，以达伊人愿望。志摩因决定以小曼重托瑞午，辞光华大学而北上了。

这段话猛料迭出，让不少读者恍然大悟，大呼过瘾：原来他们是这么一回事啊，贵圈真乱！然而细细读来，错讹百出。

首先，陈巨来说，徐志摩在哈佛时跟胡适是最好的同学。胡适是拿过哈佛的博士学位，但那学位类似于友情赠送，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哈佛读过书，再则，徐志摩是1918年出国的，而胡适1917年夏天就学成归来了。

第二，陈巨来又说，比他晚二班中有一女同学即林长民之女，与之最知己。言下之意，林徽因是徐志摩在哈佛的小师妹，可是，林徐二人没有同校过，他们是在英国认识的，那时，林徽因随父出国公干而已。

第三，陈巨来更为严重的一个说法是：“（徐志摩）回国后发觉张氏与其父有苟且不端行为，故毅然与之离婚了。”拜托，徐志摩和张幼仪在英国就签了离婚协议，张幼仪是为了他要和陆小曼结婚才回来的，因为徐志摩的父母说必须听张幼仪亲口说已经离婚，才同意徐志摩娶陆小曼。徐志摩当时一边望眼欲穿地等张幼仪，一边写炙热的信安抚陆小曼。

第四，徐志摩离婚后立即电报美国，向林徽因求婚等等，更是胡说八道。徐志摩签完离婚协议时，林徽因早已跟她父亲回国了，若是指他回国后正式登报声明离婚那次，那可是他为了娶陆小曼而做的必要铺垫啊。

陈巨来所言林徽因同时发电报给五个男人一节很多人都采信，事实上，林徽因是在1924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而且是和梁思成一道去的，那会儿徐志摩正跟陆小曼打得火热。

《徐志摩新传》的作者梁希华对此事另有解释：“志摩对林徽因一直痴心不断。到民国十四年或十五年之间，志摩忽然接到林徽因消息，说她极盼收到他的信。志摩在既喜且急之余，马上拍个电报作覆，但最后却发现林徽音是跟他开玩笑。……乃写下《拿回吧，劳驾，先生》一诗以志其事。”

这首诗发表在1926年6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

拿回吧，劳驾，先生

啊，果然有今天，就不算如愿，

她这“我求你”也就够可怜！

“我求你，”她信上说，“我的朋友，

给我一个快电，单说你平安，

多少也叫我心宽。”叫她心宽！

扯来她忘不了的还是我——我，

虽则她的傲气从不肯认服；

害得我多苦，这几年叫痛苦

带住了我，像磨面似的尽磨！

还不快发电去，傻子，说太显——

或许不便，但也不妨占一点

颜色，叫她明白我不曾改变，

咳何止，这炉火更旺似从前！

我已经靠在发电处的窗前

震震的手写来震震的情电，

递给收电的那位先生，问这，

该多少钱，但他看了看电文，

只看我一眼，迟疑地说：“先生，

您没打重打吧？方才半点钟前。

有一位年轻先生也来发电，

那地址，那人名，全跟这一样，

还有那电文，我记得对，我想

也是这……先生，你明白，反正

意思相像，就这签名不一样！”——

“唔！是吗？呃，可不是，我真是昏！

发了又重发；拿回吧！劳驾，先生。”

我本来对梁锡华的说法也存疑，觉得林徽因不至于如此，但陆小曼日记里写道，有一天，他们的朋友张歆海突然质问她，为什么要把林徽因群发信件的事到处讲。原来，陆小曼听说此事后，就告诉了凌叔华，凌叔华又告诉了陈西滢，陈西滢到处跟人说，就传到当事人之一，同样收到林徽因问候信的张歆海那里——这也可见，陈巨来说陆小曼只记得收信人里有个张似旭是胡扯。

张歆海（1898—1972），字叔明，浙江海盐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1922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网传他是张幼仪的哥哥，实则风马牛不相及，不过私心里想，若他是，就会更热闹些，因为他总是孜孜于做徐志摩的“同情兄”，跟他一道追他喜欢的女人。林徽因自然是“那些年，他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张歆海也就荣幸地成了林徽因群发的问候信的收信人。

不过，就算那样，也没什么，也许林徽因就是一时性起，想跟朋友们联系一下，说声“单说你平安，也叫我心宽”又能怎样？而且后来陆小曼也看了林徽因写给张歆海的信，与写给徐志摩的很不同，似乎口气还要亲热一些。后来张歆海又去追陆小曼，陆小曼对他说：“上次你受的待遇比志摩好，这次你可就不如他了。”

可见那些信并不完全一样，也未必都是情书，徐志摩自个儿意乱情迷，怪谁呢？此事只能说明林徽因的魅力，她群发一批问候信，就惹得天下大乱，要是古代，岂不是倾国倾城？

陈巨来托陆小曼之名，既说错时间，又说错地点，又把一合情合理之事，说得这样不堪，大有香港小报娱记的做派，若生在今朝，必大有作为。

第五，梁思成腿跛，是1923年国耻日骑摩托车上街参加示威，被金永炎的汽车撞倒所致，林徽因的形象生生被陈巨来的段子弄得浅薄了。

至于思念徐志摩成疾，让胡适把徐志摩引来，以及病床前的对话，更是可笑到不值一驳。且问这些内情陈巨来如何知晓的？他老说是陆小曼告诉他的，那么，陆小曼又是如何知道的？徐志摩会对她说吗？假如说了，徐志摩还能老去北京吗？就算他不顾陆小曼劝阻去了，陆小曼还能和胡适保持联系而不翻脸吗？

对了，胡适，说上这么一大篇，就是要说到胡适。胡适干吗要拉那个皮条呢？陈巨来说，那是因为啊，胡适对陆小曼“颇有野心，以志摩之老友，故无从下手。他力促志摩安慰林氏，存心搞成梁林离婚，俾志摩与小曼分手，他可遗弃糟糠之妻，而追求小曼。”

若这么着，胡适早干吗去了？在两人结婚前下手，岂不是更利索？更难想象胡适拆散他们之后，自己再登堂入室，徐志摩会怎么看他？梁启超会怎么看他？整个社会会怎么看他？胡适喜欢陆小曼不错，但他早就说了，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胡适不可能为一个女人放弃江湖名声、身家地位。

本来还想再驳陈巨来几段，他胡扯之处实在太多。陆小曼后来的相好翁瑞午的女儿都说他胡说八道。最骇人听闻的是他说听陆小曼说，徐志摩去世一二年，林徽因也随他去了，事实却是，林徽因1955年去世，足足比他说的多活了20年。除非陆小曼拿陈巨来当傻子，否则绝不至于跟他撒这样太容易揭穿的弥天大谎。

好吧，我真的要打住了，一个劲儿掰谎，有点儿话离本题。接下来，还是继续说，1931年，徐志摩应胡适之邀，在北大当教授的事，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他乘坐的飞机失事，他，死了。

之三：他站在林徽因那一边

文/闫红

一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他个人来说，是生命的结束；对于他的家人而言，除了再也见不到这个人，还可能将为他的财产的归属问题大起纷争。徐志摩坠机之后，麻烦也来了，他没什么钱，生前还经常跟前妻张幼仪借钱，就算有钱，也是陆小曼和徐老爷子争一争而已，翻不出大花儿。比钱财更能掀起大风浪的是，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日记的作家，他是一个会把恋情写进日记里的作家。

我们这些70后，都有为日记与父母斗智斗勇的经历。1925年，徐志摩出游欧洲之前，要把他的日记放在一个他信得过的人那里，他选择了被他称之为“同志”的女性朋友凌叔华。

回国后，他抱得美人归，不能让陆小曼看到他为林徽因写的那些日记，就没拿回来。后来不知为何，又补进两本陆小曼的日记，全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俗称“八宝箱”。

他曾带沈从文去凌叔华家看过，还有一次，他想拿回来……围绕着这些事，文坛有一笔烂账，相关人士都得了写文章的机会，纷纷以局内人的身份爆料，这里只告诉大家一点就够了——那些日记，到徐志摩死，都还在凌叔华那里。

凌叔华，祖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祖父为当地巨富。父亲为光绪进士，曾点翰林，做到直隶布政使。她与林徽因一样，出自高门巨族。

看照片，凌叔华没有林徽因洋气，没有陆小曼妖娆，她戴着眼镜，清秀斯文，倒有几分小家碧玉的温存模样，看着可亲，却很难说迷人。

徐志摩跟她关系匪浅，他的父母对她印象也不错。据说，徐父闻知徐志摩与张幼仪已经仳离，还希望能将凌叔华娶进门。但是，“喜欢”一词虽不过两个字，却有着无数层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喜欢，最多只到了中段，没到顶端。

徐志摩对凌叔华说过很暧昧的话：“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要是出自胡适之口，这是标准的情话了，可是徐志摩啊，他曾对冰心这样说：“我的五脏六腑都坏了，要到你那圣洁的地方去忏悔……”难怪林徽因不爱他，陆小曼要狐疑，他跟贾宝玉似的，一张嘴就要为哪个姐姐妹妹当和尚，太热情，也太随意。

凌叔华这方面很难说，有人说她爱过徐志摩，只是缺乏勇气。不管怎样，起码在徐志摩生前，她尽职尽责地扮演了一个好友的角色，充当他情绪的垃圾桶，为他和陆小曼的不伦之恋说话，还有，好好地保管他的日记。

徐志摩一死，问题来了。林徽因跟胡适说，徐志摩生前对她说了，他的康桥日记里写到她，将来是要送给她做纪念的。胡适闻得此言，主动出头，以征集徐志摩资料为名，跟凌叔华讨要。

胡适出面，又有一帮人帮腔，凌叔华虽心有疑惑，慌乱之下，还是把那个后来俗称“八宝箱”的小箱子，交到了胡适那里。她当时没有料到胡适会交给林徽因，只是嘱他将来转给陆小曼。

而陆小曼，也正期待得到这个“八宝箱”。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成了众矢之的。此前众人都知道徐志摩再三要她来北京，她恋着上海的烟榻，怎么都不肯，使得他不得不京沪之间飞来飞去，若不是这样，或者这场惨祸可免。朋友们悲伤之下，亦需要有个出口，陆小曼就成了“红颜祸水”的另一个代表。

陆小曼给胡适写信诉苦，说：“先生，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以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地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里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先生，盼你救我一救吧！”

除了寻求精神上的援助，陆小曼也希望胡适能帮她解决现实难处。徐老爷子对陆小曼向来反感，这次他不许她去灵前，对她以后的生活，也想撒手不管。陆小曼盼着胡适帮她摆平老爷子：“我以后的经济问题，全盼你同文伯二人帮助了。老太爷处如何说法，文伯也都与你说过了，我只盼你能早日来（最好文伯未走之前）。文伯说你今天来信又有不管之意，我想你一定不能如斯的忍心，你爱志摩，你能忍心不管我吗？……我只盼你能将我一二年内的生活费好好与我安排一下……这一二年内，我不能受经济的痛苦了。”

在这封信里，她也提到了徐志摩的“八宝箱”，说：“志摩还有不少信、日记在京，请你带来，不要随便与人家看，等我看过后再发表……叔华来信想将她那里的信送我，我真是万分感谢她，在此人情浅薄的时间，竟有她这样的热心，叫我无以相对。”

这封信没有留下日期，不知道写于何时。不过，徐志摩去世的第九天——11月28日，胡适就把凌叔华送来的“八宝箱”转给了林徽因。当胡适收到这封信，甚至于当陆小曼写这封信时，她的日记，大概已经被林徽因亲鉴了。

凌叔华也是在“八宝箱”落到林徽因手中九天之后方知情。她要编辑《志摩信札》，跟林徽因要徐志摩的书信，林徽因却一口回绝。非但如此，林徽因还反客为主地说，她听说徐志摩还有一本“康桥日记”，她在“八宝箱”里没有找到。

林徽因这一逼问着实无理，有也罢，无也罢，关卿底事？你说徐志摩生前答应把那本日记送你，那么，请你拿出证据，空口说白话，谁信？

但凌叔华或许是反应慢，或许是实在不愿意得罪林徽因，只得承认另有一两册日记。林徽因又步步相逼，说下午去她家取。凌叔华称下午不在家，林徽因就跟她约在三天后，叫人去她家取来。

三天后，林徽因亲自去了，却扑了个空，凌叔华不在家，给她留了张便条，说是“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她说，她周末才翻寻出来。

林徽因忍住气，留了个条子，让凌叔华务必找出来。

其实凌叔华也很生气，她万万没有料到胡适会把“八宝箱”交给林徽因，箱子里另有的那两本陆小曼日记中，很有些闲言碎语，“骂徽因最多”，还有些关乎胡适与张歆海。

“骂徽因”的话可想而知。有意思的是，林徽因不但是陆小曼最恨的女人，而且是张幼仪最恨的女人。也是，女人最恨不是抢了自己丈夫的人，而是抢了自己丈夫还不要的人，那姿态太倨傲，好像明告诉你，你的珍宝，在她如敝屣。陆小曼在林徽因面前更有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转化成的愤怒，使她总有“看我来揭她的画皮”的冲动。

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则耐人琢磨。陆小曼后来刊印出来的日记里说，张歆海明知她爱徐志摩，还老哭哭啼啼地跟她表白，说胡适倒还客气，说他“很明白”，“并不说出来”，言下之意，胡适心里也不是没有她，不过他比张歆海聪明些罢了。

凌叔华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了这些不便给林徽因看的苦衷，抱怨道：“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没有早想到早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煞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我只恨我没有早想到。我说这事也没什么意思，我并不想在我手里保管（因此时风景已煞，不必我保管，且我亦是漂泊的人），请你不必对徽因说，多事反觉不好。”

看得出，凌叔华不愿意惹林徽因。抱怨完了，她还是在下个礼拜一送来了所谓的“康桥日记”，但是，日记止于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前一两天，林徽因最想看的看不到，不由大光其火，告到胡适那里。

胡适再次为她出头，12月28日，他写了一封貌似非常公道的信给凌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做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按照胡适这说法，他跟凌叔华要日记全出于一片公心，为让材料不分散，但是后来“八宝箱”里的日记，陆小曼拿走了她自己的，林徽因扣下了徐志摩的，不是照旧分散了？他只是为林徽因想，不想让日记“分散”在凌叔华手里罢了。

至于“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不错，把所有的日记都交出来，林徽因是没有意见了，可人家凌叔华还有意见呢，陆小曼也有意见啊。

就在胡适给凌叔华写这封信的前两天，陆小曼在上海给胡适写信，又一次提到了“八宝箱”：“他的信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与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我想在每信后加注，你看如何？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

作为徐志摩的遗孀，“八宝箱”里的东西本来就该她处理，陆小曼的口气却是弱弱的。此刻的她，实在太弱势，她还在指望着胡适帮她在徐老太爷那里说话呢：“老太爷处等你来决定，盼你最后一次与我稍为卖一点力气……”

将这些信与此前她写给胡适的那些英文信对照，再不见那样一种妩媚俏皮，由不得感叹，那些信是华而不实，这些信是实而不华，陆小曼落到这地步，着实难堪。

至于那些日记已到了林徽因的手中，陆小曼也许还不知道，也许略有耳闻，所以忐忑地格外提醒这一笔。

没有看到胡适怎么回她的，只知道他的话说到那个地步，凌叔华也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只好把最后半册日记给胡适送去。胡适拿到日记，浏览之后，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知认错。”

日记后面粘贴的凌叔华的原信里，是没有道歉之意，她说：“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眯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

林徽因那里，却没有这份婉约，她给胡适写了封长信，大骂凌叔华：“我以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她嫁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地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凌叔华没看到过这封信，但作为后世读者，看到这封信，真忍不住要替她问一句：人家凌叔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瞧不瞧得起，又能怎样？

本人也不认得凌叔华，没有看过她的作品，对她嫁的人也没什么好感——就算有好感，也无关紧要。对凌叔华也没感情。平心而论，凌叔华没有做错什么。这些日记，凌叔华自己留存也罢，交给陆小曼也罢，都是她自己的事，跟林徽因没有一点儿关系。倒是林徽因的表现让人错愕，我看过林徽因的照片，听说过林徽因的轶事，对她很有几分好感，却“万料不到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好在，我倒也不觉得十分寒心。

不管怎样，日记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了，胡适、凌叔华、林徽因各自愤愤然走开，只剩陆小曼还在苦等着：“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文伯说叔华等因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一定求你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

之四：人人都爱林徽因

文/闫红

说到这里，不由得就有一个疑问：林徽因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魅力，让徐志摩痴狂，让金岳霖不娶，还让胡适失态？

第一章里我们说过陆小曼与胡适的一段暧昧。其实，凌叔华跟胡适也关系匪浅，胡适一度是她的二房东，他们共同租赁林徽因娘家的房子。他们多有通信往来，凌叔华比胡适小十来岁，却在信里直呼他“适之”。

一个陆小曼，加上一个凌叔华，都压不住一个林徽因，林徽因的魅力在哪里？

历来对于林徽因说法不一。爱她的人，把她描述成天仙；讨厌她的人，认定她是个有心计的人，攥一把男人在手心里玩弄，说她当年在英国，即使没有和徐志摩谈过恋爱，也玩过欲擒故纵的把戏，才会对徐志摩的日记这么紧张。上天入地，掀起无尽波澜，一定要拿到手中。

我倒觉得不必做这种“有罪推断”，换我也会好奇，这是其一。

其二，林徽因早已否定她对徐志摩有爱意，给胡适的信里，她写道：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人之常情）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子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林徽因文存》）

从林徽因后来的为人看，她不是一个玩手段的人。她固然争强好胜，却坦荡爽利，欣赏哪个作家，就直截了当地邀请人家；喜欢哪个男人，甚至会告诉自己老公。在老爹代她拒绝之后，还时不时地对徐志摩施小惠，玩玩恋爱的游戏，不像她的风格。

不过，对于这个男人的才情，她是有景仰之心的。费慰梅说：“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引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迷住的新的美、新的世界、新的感受。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费慰梅还说：“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个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此前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他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

徐志摩在林徽因的人生中，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人，除了费慰梅所言的这些，他那种誓与庸常生活分道扬镳的决心更有感染力。林徽因当时极有可能做出过她的回应，虽然，在她心中，那不是爱情。

可徐志摩这边会怎么书写那些事呢？世间已有谣诼纷纭，还有类似于陈所巨笔下那种阴暗的猜疑，林徽因不能不防。况且，他和陆小曼的故事已闹得沸沸扬扬，像林徽因这种心高气傲的女子，怎么可能不担心自己会背上“爱过他”的“罪名”，被世人哂笑？

再加上她的急性子，与一贯的强势做派，她这反应倒也不是特别反常。反常的，是一直为她“跑腿”的胡适，他的“义愤填膺”，更像是“欲令智昏”，一屁股坐到林徽因的立场上时，完全忽视了几年前跟他通过那些英文信的陆小曼的利益。

凌叔华在很多年后，写信给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传》的编辑者陈从周时说：“日来我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地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使这些人物常来。”

凌叔华说胡适平时没机会接近这些人，是真的。曹诚英之事发生后，江冬秀也不喜欢胡适跟别的女人多来往，让林徽因像陆小曼那样放下身段去问胡适，我到你家是否方便，用脚指头想想也不可能。徐志摩的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光明正大的交往机会。凌叔华说，林徽因和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太过兴奋。胡适的失态，也属于这太过兴奋一类。

但凌叔华说，胡适是热衷政治，才想结交林徽因，着实牵强，看不出胡适结交林徽因对他参政有什么好处。这说法倒暴露出一个事实，凌叔华不愿意承认，是林徽因本人的魅力，让胡适秀了智商的下限。不错，凌叔华也说过林徽因漂亮、会说话，但只用这些词形容林徽因，还是程度轻了点，那么林徽因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

无疑，林徽因长得美，却也不是倾国倾城。看她的照片，谈不上“俊眼修眉，脂凝新荔”，在女明星都是大脸盘、丰满体态的民国，林徽因也太娇小瘦弱了点。

要说她有手段吧，中国女人都知道，要让男人爱你，就得做个好的倾听者，可林徽因是一不加控制的超级话痨，只要有她，其他人就别想有插嘴的余地。就这么着，那些男人还都聚拢在她的沙龙里。

张爱玲说，中国女人善低头，善于装没用，但林徽因是一个扬眉女子，她做什么都是理直气壮，也是那么全力以赴。

对，理直气壮！她理直气壮地写诗；理直气壮地研究建筑；理直气壮地办沙龙；理直气壮地告诉她的丈夫，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她理直气壮地活得结实、纯粹、不妥协，她觉得自己值得这样。

这或许就是林徽因的魅力所在。寻常人，比如我，断不敢如她那么理直气壮。我也写文章，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写作，我会含糊自嘲地一笑，说，不过是混饭吃而已；如果有人跟我谈爱情，我也会过口不过心地说，差不多就行了；我不可能办沙龙，假如不小心办了，有人在报纸上写小说讽刺我，我也会惊惶地自省，觉得此举确实滑稽，决不敢送给对方一坛子醋。总而言之，我没有林徽因那么瞧得起自己，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二流货色，早就妥协了，我宁可为生活中的满地鸡毛抱怨烦恼，也不愿为一个重大命题痛苦，我觉得，像我这样更安全，否则，就有陷入可笑的危险。

这样的心情，不只属于我一个，活在这尘世间，无论男女，有几人不是时刻做好妥协的准备？准备让自己陷入琐屑、陷入庸常？只有林徽因不是，她的诗写得不算好，但她“一身诗意千寻瀑”，用吾友陈思呈的话说，就是她不师奶，她的一生，都在学习、工作之中，在路上，在飞翔，她娇小的身体里，有寻常人不能及的张力。

但即使是这样的女人，也有狭隘、强悍的一面，就像口口声声“自由、平等”的胡适，也会有失公允，“八宝箱”事件，像一面镜子，于纷繁中，照出诸位名流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最后胡适把陆小曼的日记还给了她，“康桥日记”则归林徽因，徐志摩文集因此无法编辑出全本，胡适也不怎么上心。有人说，大约胡适从那些日记里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他是否后悔过当初随意打开的轻率？

诗人留下的这只“八宝箱”，如同那只著名的潘多拉盒子，打开的一瞬，飞出无尽的口舌是非，倒也像飞升的诗人，留给这世间最后一场行为艺术？

胡适的政治态度

胡适眼中的“国进民退”

文/林建刚

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对“平等”的过度热情，以及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多人无形中陷入了计划经济的制度迷思之中。而这种对计划经济的崇拜，则往往使他们对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苏联产生迷恋与幻想。罗隆基、吴景超、储安平、翁文灏等人，都有这种倾向。胡适，则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之变化、对无为而治的推崇、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洞穿……这些无不体现出他的深谋远虑。

（一）20世纪20年代：财政公开与轻视私有财产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文中，胡适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这三种主张中，“宪政的政府”，指向的是政治制度层面；“公开的政府”，其中包括政府财政的公开，指向的是经济层面；“有计划的政治”，则要求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要提高效率，不能没有基本的计划。

有学者从胡适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推论胡适此时主张“计划经济”，这似乎是对胡适的误读。此时的胡适，在经济层面，关注最多的其实是财政公开。当时，北洋政府在教育方面屡屡欠薪，导致大学学潮频发，胡适希望通过公开财政的方式来解决大学学潮。当然，要求财政公开，也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这一时期，在经济层面上，胡适并没有主张计划经济。他在经济层面的缺陷是对私有财产的忽视。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对私有财产是非常重视的。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土地公有制的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差距愈来愈明显。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26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写道：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胡适文存》第三集，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第11页）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暧昧，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来审视，是致命的失误。人的私有财产，是捍卫自由的最基本保证。洛克的《政府论》中，在论述国家合法性时，其中重点提到了国家对人的私有财产的合法保护。可以说，没有对人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没有自由。

（二）20世纪30、40年代：无为而治下的经济自由

20世纪30年代是计划经济风靡世界的时代。一方面，随着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无数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青睐有加。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爆发的经济危机让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为了挽救经济，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也让人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好感。在这一潮流引导下，“独立评论”派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成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翁文灏、丁文江、钱昌照等人都开始大力鼓吹计划经济。与他们的经济主张相反，此时的胡适则大力提倡“无为而治”，在《建设与无为》中，胡适写道：

“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胡适文集》第11卷，第423页）

当时的胡适，主张无为而治，希望政府将自己的权限缩小到“警察权”的范围，也就是说，希望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要对经济进行干涉。胡适这种反对政府干涉经济的做法，暗合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政府，为国家分忧解难。应蒋介石的要求，胡适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后来成为驻美大使。而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为政府设计经济制度时，再次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的体现在农本局局长何廉与经济部长翁文灏身上。

作为民国时期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何廉的经济主张与胡适相似。他主张政府不要自己办企业来干涉经济，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回忆录中，何廉写道：

“那时在中国，国民党人赞成一概搞国营企业，而私人企业则百分百赞成企业私营。……中国的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先是由政府所有和经营（官办），90年代后是私人经营，政府监督（官督商办）。这是贪污腐化的根源。……而在这个体制中，我尽力设法将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在心底里，我是反对流行的赞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主张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北京第1版，第226页）

作为经济学家，何廉从晚清洋务运动“官办企业”的发展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坚决反对搞国营企业。站在何廉一边的还有蒋廷黻。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祖师，蒋廷黻对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的惨痛教训也深有感触，此外，刚从驻苏联大使一职卸任的蒋廷黻也可能看到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

不同意何廉经济主张的除了国民党人之外，还有翁文灏与钱昌照。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认为计划经济的实施可以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这，无疑有利于抗日建国的工作。因此，翁文灏与钱昌照所掌握的资源委员会，主张大力发展国营企业，走“国进民退”之路。

对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异见。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的成员王征。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天网’或太密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8页）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下的计划经济。而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48年9月27日，针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信苏联“经济平等”“经济民主”的主张，胡适在演讲中说道：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30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当国民政府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失败之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可惜，对胡适的推荐，作为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态度消极，此事不了了之。而翁文灏态度消极，可能与蒋硕杰等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涉，而翁文灏则是凯恩斯的信徒。

推荐主张市场经济的刘大中、蒋硕杰两人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胡适对市场经济的偏爱。

（三）20世纪50年代：胡适的忏悔与台湾经济的起飞

当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恋经济平等时，胡适并没有陷入这一陷阱之中。晚年，他对私有财产也有了新的看法。

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平等”的关注及对贫富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的反感，胡适一度讴歌苏联式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也显得暧昧。那时，他对自由与平等内在的紧张关系似乎并没有察觉。

这个问题，直到胡适晚年才得到解决。随着他在《自由中国》上看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胡适开始反思他1926年对私有财产的认识。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也对胡适有一定影响。在跟胡适交流时，周德伟曾说：“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世界上的纯正经济学家，无赞成这种制度的可能及事实。”（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第288页）

受他们的影响，晚年的胡适重新为资本主义正名。1954年，在《从〈到奴役之路〉》的演讲中，胡适说道：

“什么叫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们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时能吃得饱，年成不好时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能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

“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富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做起点，使人人能自食其力，‘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2377页）

同样是在这篇演讲中，针对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经济主张，胡适也有严厉的批评，他引用周德伟写给他的信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联，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374页）

胡适竭力主张“民进国退”的自由经济，对国家控制下的“国进民退”主张保持警惕。到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硕杰、刘大中等人的经济主张，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台湾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从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高效治理国家，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再到晚年对“国进民退”的警惕，无不体现出胡适在经济层面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

胡适软弱吗？

文/林建刚

胡适的退步，绝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底线与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后退的身影背后，更多的是综合利弊之后的智慧抉择，是牺牲名誉背后的忍辱负重。

张雪忠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为什么说胡适只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很多层面批评了胡适，有不少文字未免是借胡适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当然，也涉及了胡适的许多方面。不过，读完此文，我认为在一些基本史实方面，作者有些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胡适的论断。本文并不想从各个方面来系统回应张先生，只是从两个层面上为胡适“辩冤白谤”一下。

一、胡适认为雷震组织反对党没有用吗？

在张先生的文中，他曾说：“据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记载，胡适曾对他表示，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是没有用的。这不但意味着，胡适尚未摆脱他早年对政党政治的反对态度（我很好奇，一个主张民主政治的人，怎么会同时反对政党政治），而且意味着他对特定政治运动的评价，缺乏必要的远见和历史感。”

事实真是如此吗？胡适真的觉得组织反对党没用吗？

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雷震，一直酝酿着组织反对党。他三番两次要求胡适出来组党，认为他是组织反对党的最好人选。在日记中，雷震记下了胡适组党的八大优势：“一、他赞成中国要有反对党；二、他为四十年来民主自由思想的领导人；三、民青两党之所以合不拢来，因领导人问题；四、国民党自由分子与无党派之自由分子需他出来领导；五、新反对党要以台湾为重心，台湾人认他为乡亲；六、对外关系上，尤其对美关系上；七、影响大陆人心；八、当权者怕出来。”(转引自《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第335页)

对雷震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胡适出来组党的行为，胡适写信明确回绝了雷震。1957年8月29日，胡适在给雷震的信中说：

“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118页）

在信中，胡适最后写道：“胡适之、张君劢、顾孟余……一班人都太老了，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万山不许一溪流——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第119页）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胡适已经没有组党的愿望了。

1960年，多次劝说胡适组党无效后，雷震打算联合夏涛声、高玉树、李万居等人筹备新党“中国民主党”。在雷震看来，新党如想筹备成功，必须得到胡适的支持。这一时期，雷震频繁拜访胡适，希望他能够支持新党。胡适对雷震组党是支持还是反对，似乎还是一个谜。

照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所述，胡适是反对雷震组党的。胡颂平写道：

“1960年6月3日，雷震、夏涛声来访。先生劝他们不必组织反对党，而且预料到一定没有结果的。他们不很接受先生的劝告，只好由他们去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271页）

张雪忠先生根据胡颂平的记载，认为：“胡适曾对他表示，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的做法是没有用的。”其原始出处即源于此吧！注意，这里，胡颂平说的是“先生（胡适）劝他们不必组织反对党，而且预料到一定没有结果的”。胡适担心的是雷震组织反对党会出事，并非说组织反对党没有用。

当然，从胡颂平的公开叙述上来看，胡适是反对雷震组织反对党的。不过，胡颂平这一论述对不对呢？至少雷震本人不认同胡颂平的这一叙述。雷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认为胡适对他的组党行为一直持鼓励赞成的态度。据雷震回忆：

“有一天，我和夏涛声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与胡适先生专谈筹组反对党问题，胡适先生劝我们不要徘徊瞻顾，须拿出勇气来，并留我们吃晚饭。他说因心脏病已经戒酒了，今日预祝新党之成功，特在吃饭时拿出白兰地来，敬了我们两人各一杯，他自己也陪了半杯。”（转引自《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第379页）

联系当时的情形，综合胡颂平与雷震两方的说法，我认为：对雷震组党的行为，胡适的态度是“有保留的支持”。

说胡适支持雷震组党，最有力的证据是胡适日记中的话。1960年11月18日，在跟蒋介石见面时，胡适说：

“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也不会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但总统的雅量，我至今不会忘记。我今天的盼望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的人？”（《胡适日记全集》第九册，第669页）

这里胡适明显是为雷震说话，希望蒋介石能有容纳反对党的雅量。如果胡适觉得组织反对党没有用，又何必给蒋介石喊话，让他容纳反对党呢？

虽然胡适支持雷震组党，但是在组党的方式与技巧上，胡适也是有看法的。雷震坚持要组“反对党”，不希望过度刺激国民党的胡适则希望雷震不要叫“反对党”，而应叫“在野党”。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0年6月30日记载：

“上午，雷震、夏涛声来看先生，请求先生支持他们的反对党，大概九月间要组织成立了。先生说：‘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做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做领导。’最后他们请先生吃饭，说是为先生饯行，坐着不走。先生答允可以一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05-3306页）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0年7月2日记载，此后不久，胡适还对雷震组党的方式提了自己的意见：

“晚上，雷震、夏涛声同他们的‘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人等为先生饯行。先生在席上报告‘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形之外，谈起‘反对党’的名词，他还是一贯地主张在野党。他个人赞成组织在野党，并且希望在野党强大，能够发展制衡作用，以和平方法争取选民的支持，使政治发生新陈代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09页）

一位公开赞成组织在野党的人，怎么会觉得组织反对党没用呢？这里提到雷震为胡适饯行，是因为胡适当时正要去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而雷震等人担心组党时若没有胡适在场保护，国民党很可能下手捉人，使新党胎死腹中。因此，他们打算等到胡适从美国回来之后，再宣布新党成立。雷震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当时，身在台湾的胡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雷震，使当时的独裁政府在抓捕雷震时投鼠忌器，不过，趁着胡适赴美参加学术会议的时机，他们还是下手了，正当胡适在美国的时候，雷震案就发生了。

除此之外，张先生提到胡适早年与晚年都反对政党政治，进而批评说：“我很好奇，一个主张民主政治的人，怎么会同时反对政党政治？”其实，胡适提到的政党政治，很大程度上并非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他语境下的政党政治，说的是各个政党进入大学里拉拢学生入党的行径，甚至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都去拉拢学生，这让胡适非常反感，他坚决反对这一行为。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胡适语境下的政党政治，也并非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当时，国民党在台湾提出“反共抗俄”的主张，其他的国社党、青年当也纷纷响应支持。对这一口号，胡适当然是支持的。不过，他觉得这未免显得太狭隘了，毕竟，当时在香港与美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他们对国民党，也未尝不反感。这就降低了这一口号的吸引力。胡适认为“自由是最有吸引力的磁石”，因此，在跟国民党、国社党、青年当的领袖们谈话时，希望他们不要诉诸政党的政策方针，而应该直接诉诸生活方式的宣传策略。

胡适如果反对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他又何必支持雷震组织在野党呢？

二、胡适软弱吗？

批评胡适的人，有不少是批评他软弱。张先生也从这一点切入了。他认同唐德刚的看法。在《为什么说胡适只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一文中，张先生曾写道：

“唐德刚先生曾以胡适在雷震案期间的表现，来表明胡适个性上的懦弱。”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确实说过这话。话是这么说的：

“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是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挺可怜的。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唐德刚的这一说法，与聂华苓、殷海光的看法完全一致。聂华苓也曾回忆说：

“（雷震）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地希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聂华苓《三生三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65页）

聂华苓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殷海光也对胡适不去看雷震的行为耿耿于怀，他甚至斥责胡适是“懦夫”“乡愿”。殷海光自己当然觉得有资格这么批评胡适，当年他可真是表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雷震案发生以后，《自由中国》的三位编委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针对此案，于9月27日发表了《〈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此文由殷海光执笔，他写道：

“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读者投书以外，大都是我们撰写的。我们写那些文字，只是书生论政。我们来到台湾，正和所有纯正知识分子一样，只有一个大的目标，那便是‘反共救国’。在这一个大的目标之下，十几年来，我们奋笔直书。这一事实，谅为海内外读者所共知的。我们承认，我们立言的方针和若干观念，与十几年来官方千篇一律的颁制品有所不同。诚然，我们所见也许不尽与人相同，但是，我们立言，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读了警备总部的雷案起诉书，和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获知我们这些言论竟被认为是‘违法言论’，因而是雷震‘叛乱罪嫌’的一个构成层面。这真使我们惶惑万分！”（转自范泓《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第385页）

在雷震案中，国民党给雷震安的许多罪名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发表了许多“违法言论”。针对此点，殷海光等人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要求与雷震共同承担言论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要与雷震共进退。

在雷震被构陷身陷囹圄之际，殷海光等人的声明，无疑是对雷震最好的声援，而这份共同声明，体现了三人的胆量与勇气，一经发表，在台湾社会就引起了广泛反响。

与勇敢的殷海光相比，1960年10月22日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在公开场合对这件事情则显得很低调。当天，刚下机场的胡适旋即被台湾各大媒体包围，记者们纷纷询问他对雷震案的态度。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

“一位记者问：‘胡先生曾说雷震不会有叛国的行为，现在是否还是如此看法？’胡先生首先纠正说：‘我并没有说过雷震不会叛国，我只是说，我相信雷先生是爱国反共的人。’他解释说，在任何法治国家，被告的亲戚友人，都可为被告做‘品格证人’（Character Witness），证明被告的人格品德。他相信我国的法律也应许被告获得类似的证言。胡先生说：‘我和雷先生相识多年，我自信至少有资格做这个证人，来证明雷震是爱国反共的人。’”

“记者追问：‘如果军法复判传你出庭做证时，你愿不愿去做证？’”

“胡先生的语气明确而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43页）

与殷海光等人的声明比起来，胡适的话有些低调，不过这一低调，却也是绵里藏针。为了雷震，胡适表示可以出庭来做雷震的品格证人。

虽然胡适愿意出庭做证，但最终法院并没有传胡适出庭。此后不久，在接受《联合报》记者于衡的采访时，胡适重点强调的则是：

“别的话可以不登，但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这句话是不能不登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59页）

除此之外，在这件事上，胡适在媒体上并没有多少公开评论。不过，对国民政府高层，胡适的反应却是激烈的。这一点，王世杰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载。1960年9月17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胡适之来谈。彼对雷震案之愤激，超出余预计之外。言外之意似有改变其二十余年来支持政府之一贯态度。余劝其可向政府做不公开之诤议，但仍以避免公开批评为宜。彼似不甚以余意为然。余甚盼辞修能妥善处理此案。值此联大开会期间，我政府尤应避免予敌人以攻击口实。”（《王世杰日记》上册，林美莉编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952－953页）

1960年11月18日，胡适从美国回台将近一个月之后，与蒋介石见面了。两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雷震案。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胡适与蒋介石就雷震案的交谈如下：

“胡适说：‘雷案发生之后，立刻引起国外的重视，我有两次电报给陈副总统。’”

“蒋介石说：‘辞修给我看过了。’”

“胡适又说：‘雷案十月七日晚（美国时间）宣判之后，美国各报八日早晨都登出了。八、九两日我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都不敢去。十日这一天，我躲在乡下的朋友家里。’”

“蒋介石点点头，接着说：‘我对言论自由，放得很宽；但是匪谍，是要法办的。’……

“胡适说：‘他们三个人加起来共有三十多年的徒刑，不可草率复判。’蒋介石听了这话，点点头，表示同意。”（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65页）

胡蒋见面五天后，也就是1960年11月23日，雷震案就宣判了，雷震被判入狱十年。雷震被判入狱之后，胡适不去监狱探监则成了他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0年11月24日，也就是雷震案宣判的第二天，当记者打电话问胡适是否去看雷震时，胡适说：

“这是我个人的行动，但许多记者以为是一个重要新闻，守着看守所的门口等我，我就不去了，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第3385页）

此时此刻，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希望能够有“不说话的自由”。但是，作为台湾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此时的胡适，必须用行动表态，就像若干年前的文学革命，这一次的胡适，再一次被“逼上梁山”。绝顶聪明的胡适，非常明白他身后那无数双期盼的眼睛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回应。胡适的表现让殷海光非常生气，终其一生，殷海光也没有谅解胡适。与此同时，此时的胡适，也对殷海光颇有看法，他称殷海光为“书呆子、太天真”。

胡适之所以不去监狱看雷震，似乎别有隐情。毕竟，除了《自由中国》同人那些期盼的眼睛之外，还有国民党专制当局那些充满敌视的眼睛。因此，当胡虚一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雷震时，胡适委婉地道出了缘由。据《自由中国》的编辑胡虚一回忆：

“至于社会上有人不谅胡适未去监狱探望雷震一事，我曾趁为办理《自由中国》杂志结束事向胡请示之便，奉告过胡，并当面请问过胡不去探监的缘故。胡先生坦率地回答说：‘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监因知我要去探监看雷，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可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于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大可不必计较。’我听了胡先生的解答，这才明白他之所以不去探监并非全无道理。智者虑事，确乎高人一等。这是我三十多年前面聆胡先生教益的感想。”（胡虚一：《从雷震和胡适的文件中看两人的深厚友谊》，《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6页）

需要指出的是，胡虚一的这一回忆，同时也代表着雷震本人对此事的看法，因为胡虚一此文就是应雷震的要求写的。

胡适跟胡虚一说的这些话，暗藏玄机。胡适不去看雷震，纯属为雷震全家综合考虑的结果。胡适担心他去看望雷震的行为，会最终激怒蒋介石。这不仅会使狱中雷震的处境更加危险，还可能威胁到雷震的家属。因此，胡虚一才称赞胡适是“智者虑事，确乎高人一等”。董桥的朋友郭际冈也是这一看法。在给董桥的信中，郭际冈说：

“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这才是胡适不去看雷震的最重要原因。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胡适为人处世，不仅要看动机，还要看最终的效果。

胡适去看雷震，自己的道德形象无疑是加分的。即使这样会得罪蒋介石，但是，凭借胡适在国内外的声望，蒋介石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蒋介石也只能将怒气更多地撒在雷震身上。如果为了表现自己的勇敢而置雷震于更恶劣的环境之下，这件事，胡适是不做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此，胡适宁愿被人讥笑为懦弱。毕竟，与“单纯是书生”的殷海光相比，胡适需要考虑更多。雷震入狱之后，《自由中国》的编辑不少人失业了，胡适一边帮助他们找工作，一边还为《自由中国》杂志处理善后事宜。

雷震案发生之后，胡适与殷海光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是饶有趣味的。案件发生后，殷海光犹如激怒的雄狮，发出了雷霆一般的怒吼，他的勇气，让后代人由衷敬仰。

胡适呢？在雷震案中，他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而这种不断的后退，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老了、懦弱了、疲惫了。然而，胡适的退步，绝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底线与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后退的身影背后，更多的是综合利弊之后的智慧抉择，是牺牲名誉背后的忍辱负重。毕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仅凭勇敢，是远远不够的。在雷震案中，殷海光自有他的金刚怒目，而胡适之，也自有他的菩萨低眉。殷海光的勇敢，让人敬佩，胡适的勇于不敢，也耐人寻味。雷震已经入狱了，难不成为了表现一下自己的勇敢，胡适再让雷震全家陪着入狱吗？

说胡适软弱，也让我常常想起胡适在“人权与约法论争”中的几句话。当年，胡适赤膊上阵，白纸黑字地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胡适也曾写道：“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胡适的这些话，对我而言，读起来义正词严，说他没有勇气，说他软弱，未免有失客观。

当然，说到胡适自由主义的理念，我是赞成张先生的一些意见的。例如他对胡适试图调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的批评，他对胡适对苏联唱赞歌的反思与批评，我觉得极有价值。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胡适的思想盲点，也可以说是当时胡适在自由主义理念方面不坚定的一面。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即使是张先生批评胡适的这些方面，胡适自己也很快认识到了。从1941年胡适写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到1954年《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胡适自己对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言论做了公开忏悔。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其思想基调多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胡适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并逐步做了修正。他晚年大力赞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背后，意味着他在思想理念方面逐渐趋向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面。张先生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对胡适的认识，可能还远远不够。以容忍为例，晚年胡适提倡容忍，现实语境针对的是苏联统治下的不容忍，胡适再怎么主张容忍，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也容忍不下一些所谓的集体主义思潮。

胡适先生的应节

文/叶兆言

一个偶然机会，读了《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有些话难以释怀。1959年1月2日，胡适在信中提到自己为《中国共产党之来源》一书题签，抱怨写了好几次，还是写不好。胡适的字在同时代人中算不上很好，可风气就是这样，人家看重的不是字好坏，是书写者的名声。

没看过《中国共产党之来源》，记得有一阵对这类书曾有浓厚兴趣，看过很多回忆录。港版之外，大陆出版常以内部读物发行，也不难找。我们之所以产生兴趣，往往因为它们是内部读物。这是从小养成的一种阅读兴趣，有点窥探隐私的意思，越是不让看，越想看。不只是历史读物，对于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称为读“黄皮书”长大的一代。今天的年轻人已不知道什么叫黄皮书，它们是最典型的“内部读物”，似禁非禁，也属于一种特权，意味着有人能看，有人不能看。有些书过去必须一定的级别待遇才可以购买，事实上，真有那级别待遇的人不是老眼昏花，就是太忙乱，根本不会去看。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去读这样一本《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想来也不太多，书到了想出就出的地步，读者反而变得无所适从。我必须承认完全是因为偶然原因才去读这本书。时至今日，出版尺度放宽了，网上更是百无禁忌，太多的好书非常容易读到，阅读的兴趣却大为减弱。

还是回到这本书。就在这封信里，胡适向雷震提到了工厂的校对谢先生，说这位谢先生不懂得自己说过的一番话，说此人没有幽默感，因此并不在乎他的看法。胡适的一番话，是指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发言，这个发言有些应景，主要是分析“三民主义是科学的”这种说法，他的解释是想强调，如果三民主义真是科学，那么它的提倡者必须是“曾做过一番虚心的研究，研究的态度是容忍的，是兼容并包的，而不是独断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胡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三民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

我当然不知道那位工厂校对谢先生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着当时的一种声音。胡适抱怨谢先生没听懂自己的话，甚至还隐隐觉得，连老友雷震恐怕也没弄懂。无论谢先生还是雷震，都没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只能看报纸上的记录，这些记录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奇怪之至”，驴头不对马嘴。不过胡适也很坦然，说报纸上记录的这类讲话难免应节，根本不值得深究，他也不必置辩。

应节二字并不难懂，按中国古书的原意，就是适应和迎合。曹丕《让禅令》中有“风雨应节，祯祥触类而见”，《聊斋》中写促织，说它“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应节和应景基本上是同义词，为了解释得更清楚，胡适在信中特别加了英文解释，说“应节”是“occational”，意思是指特殊场合的发言。应节讲演在胡适看来，本是迫不得已的“苦事”，结果演说词还要登在报纸第一版上示众，上头条，被曲解，被误读，那就更是苦事了。

胡适信中用到“应节”这个字眼，好像随便说说，其实很认真。他说别人缺少幽默感，自己未必就有多幽默，作为五四一代人，他总体上还属于喜欢顶真的人，所谓幽默，大致只停留在“怕老婆”这种玩笑上。胡适的为人既宽容也认真。宽容是允许别人说话。认真是一板一眼，实事求是，嘴上说不置辩，忍不住还是想说说清楚，仿佛有人反复强调不解释，有时候不解释就是解释。

同年1月9日给雷震的另一封信中，胡适意犹未尽地旧话重提，说自己那个应节演说的反响五花八门，有些人说是“太大胆”，有些人说是“太捧场”，而美国朋友则说是“很谨慎”。胡适说，他觉得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我毫不感觉奇怪”。事实上，他当然有想法，只不过是无奈而已。时隔五十多年，重读这些旧信，感受最深的还是胡适不解释之解释，不置辩之置辩。

如果不明白胡适与雷震的关系，不知道两人前后的恩怨，这些私人信件不读也罢，读了也会不知所云。事实上，雷震对胡适的景仰从没有改变，胡适也从没有背叛过雷震。上面提到的两封信发出后第二年，发生了著名的雷震案，雷震锒铛下狱；又过了40年，雷震被正式平反。坊间曾有不少议论，认为胡适当年害怕老蒋不满，不敢去牢房探监，这是不仁不义，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只要读过雷震服刑期间他们的通信，顿时会觉得这些议论不实事求是，很浮浅，没什么意思，就像今天许多网上的慷慨发言，想到哪儿说哪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945年抗战胜利，胡适给当年的学生毛泽东写信，希望他能放下武器，仿照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以选举取胜，用和平的方式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很可笑，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是痴人说梦。

然而这就是读书人的见解，观点常会和别人不一样，看法十分独到，即使应节发言也如此。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显然，对于胡适先生的应节，对于他的许多不解释不置辩，我们更应该看到随便中的不随便，看到他的容忍，看到他的无奈。

隐藏在胡适算术题里的战俘选择

文/林建刚

对算术，少年时代的胡适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1905年，14岁的胡适进入上海澄衷学堂念书。刚进入澄衷时，胡适因算学和英文差，被编进了东三斋（第五班）。不过，胡适知耻而后勇，非常用功。一年半之中，他的这两门学科进步最快，并对算学尤其感兴趣。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他写道：

“我这时候对于算学最感兴趣，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起来演习算学问题。卧房中没有桌子，我想出一个法子来，仰起头来，把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题。因为下半年就要跳过一班，所以我须要自己补习代数。我买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编的代数书，在一个夏天把初等代数习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胡明编：《胡适文集》2，第412-413页）

1952年4月26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粘贴了一份英文剪报。剪报中涉及很多数字，胡适忍不住又做起算术来。

【一】

胡适日记中的这则剪报，来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主要是说：联合国与朝鲜代表之间在板门店进行的交换俘虏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重新谈判的日期未定。

问题的症结出在韩国俘虏营中俘虏的遣返问题。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朝鲜战争中的俘虏，有权利选择是回南朝鲜还是北朝鲜，回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地区。经相关人员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俘虏不愿意被遣返回去，而是选择了韩国与台湾。于是，联合国决定尊重这些人的选择，在谈判中提出关押在韩国俘虏营中的40%的俘虏不能遣返到朝鲜与中国大陆。对此，中国与北朝鲜表示反对。

报道指出：除非联合国放弃其人道主义原则，将所有战俘遣返，否则几乎不可能在朝鲜停战。

文中还列举了希克曼上校给出的一组统计数据：

1.被盟军俘虏的100000名北朝鲜人中，只有52000人表示不反对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

2.在20699名中国俘虏中，只有5100人选择返回共产主义国家。

3.曾经为共产党服务的16000名南朝鲜人中，3800人决定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

4.被联合国扣留的37000人中，7200名南朝鲜市民愿意移居到共产主义统治区。

这则报道旁边，胡适旁注如下：

100,000 52,000

20,699 5,100

16,000 3,800

37,000 7,200

173,699 70,100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50-751页注释②）

显然，胡适对这次战争的战俘做了两种计算：左边的这组数字，是在算俘虏的总人数，右边的这组数字，是在算选择去共产主义统治区的总人数。

【二】

这两组数字看似干巴，其实是关于参加朝鲜战争的战俘们的人生选择问题。对这一点，张爱玲在小说《赤地之恋》中有形象生动的描写。

在《赤地之恋》中，男主人公刘荃在土改中与女主人公黄绢相识相恋。但是，随着那个时代运动的不断发生，刘荃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旋涡，并因此进了监狱。为了救他，黄绢被迫与相关领导同居，成了领导的情人。刘荃出狱后，万念俱灰，他参加了朝鲜战争，希望死在战场上，最终却被炮弹击中，成了联合国军队的俘虏。之后，他面临着人生抉择：到底是重新回大陆，还是去台湾呢？

一开始，刘荃决定坚决不回大陆。张爱玲写道：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

小说最后，刘荃却突然反悔了，他决定回到大陆。对他突然改变主意的决定，张爱玲意味深长地写道：“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一些海外的学者认为，小说中刘荃改变主意，是因为他希望做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

这是朝鲜战争中战俘的人生抉择在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展现。这一故事情节，很有张爱玲的味道。抉择背后，爱情与自由在相互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对现实中那些卷入朝鲜战争的人而言，一旦他们被美军或联合国军俘虏，他们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由张爱玲作品中的这个故事再看这两组数字，似乎每个数字背后都是“刘荃”般艰难选择的灵魂。

【三】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列的这两组数字中，右边的这组数字（选择去共产主义统治区的总人数），胡适显然加错了。将这组数字加在一起，应是68100人，也就是说，选择去共产主义统治区的总人数是68100人。胡适多算了2000人。

按照胡适的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帮胡适算一下百分比，看一看当时战俘的人生选择。

第一，朝鲜俘虏的选择。10万人中有5.2万人愿意回朝鲜，占总人数的52%。

第二，中国俘虏的选择。20699名中国俘虏中，有5100人选择回大陆，约占总人数的24.6%。

第三，16000名南朝鲜人中，有3800人决定回到北朝鲜，占总人数的23.75%。

第四，被联合国扣留的37000人中，7200人愿意回到北朝鲜，约占总人数的19.46%。

第五，173699名俘虏中，有68100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国家，约占总人数的39.2%。

从这些俘虏的选择中，似乎也可以看出人性的喜好。毫无疑问，自由更加符合人类的天性。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有更多自由的地方。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这一统计数字的背后，也正应了胡适写给李湘芬的那句题词：“自由是有吸力的磁石。”

不以胡适是非为是非

我们远没有读透胡适

文/冉云飞

我算个胡适研究爱好者，正因为这样，读胡适的书和研究著述，都比较多。所读能让我产生眼前一亮的书并不多，因为大多数作者所写的胡适，都是我所了解的，激不起那种求知时“原来如此”的惊异。林建刚兄这本书，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因为我对胡适研究太了解，但并不是说这本书对胡适研究便没有新意。

胡适的知识谱系与人际交往，涵盖面都极广，要想做个全面的阐释，谈何容易，于是林建刚将自己的研究限于1949年至1962年。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以我的了解，这个时段的论述相对较少。相对较少是因为这个时段，胡适受国共两党的批判与夹击，有许多史料与档案至今没有公开。但这对想在研究上出新的人来说，往往是个极大的诱惑。而1949年这样的标志性年份，使包括胡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改易，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完全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这个同步共振的巨大变迁，加上胡适特殊的个人遭际，是很容易出彩的。

但这个出彩的诱惑，也格于情势，不能不留下遗憾，这种遗憾不是著者目前能够解决的。就我所知，与《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之完备相比，《胡适全集》的残缺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大陆来说还好解释，因为意识形态影响，使得胡适的不少文字无法以全璧的面貌问世。但对于台湾来说，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台湾至今也没能出个让人信服的《胡适全集》来，原因何在？是不是有点时不我予的时代错位呢？即台湾民主自由后，胡适的思想作为夯实与改进社会的土壤，已经有所过时了呢？与此前研究胡适的张忠栋等人相比，现今台湾对胡适的研究是相对岑寂的。反倒是在美国的学者如江勇振、周质平等不断有新资料、新著述出现，新人眼目。

江勇振、周质平二先生的研究，得益于他们在美国的优势，做了不少此前人们未曾注意到的发掘工作。如胡适的英文著述，他在美国大学里的表现等。但在这个相对便捷的全球化时代，这对包括台湾在内的研究者来说都并不难。台湾的胡适研究相对冷寂，与大陆对胡适的研究，虽然有很多窒碍，却相对较活跃（当然重复的东西较多），大抵都缘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对于现今的台湾人来说，胡适的理念也许有了庄子《逍遥游》里尧让位于许由时，所说的那段话的意味了吧：“日月出矣，而爝火不熄，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若是普通人只有这样的识见，犹有可说，但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有深长的眼光与历史的厚度。胡适的思想，特别是他参与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诸般面向自有其长久的研究价值。

就林建刚的研究来说，其相对细密的史料功夫，不矜夸研究对象，不陈义过高，做到了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胡式”标准。但也觉得他的一些文字背后的体会，有待于更深的发掘。比如对胡适与周作人的关系，林建刚与许多研究者都有提及，但不够深入。

我在2012年以推荐潘光哲所编的胡适读本《容忍与自由》为主题的演讲中，曾应一朋友所请讲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三个人的区别，我以馒头为喻，虚拟了他们三个人说话的内容，对他们三人做了个简略的分别。虽然其中难免犯有简括之病，但是自信能引发人们的一些思考：

——陈独秀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必须吃。

——胡适说：这里有个馒头，很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周作人说：这里有个馒头，好不好吃我不知道，爱不爱吃随你。

在事实判断上，他们三人没有区别，都尊重事实；在价值判断上，陈胡二人相同，公开其价值判断，而周作人不做价值判断；而最后在行动上则陈偏于强迫，胡适主张尝试，周作人主张你自决。我自然喜欢胡适的方式，但我认为周作人作为20世纪中国对消极自由（他喜欢抄书的方式不妨说有隐藏价值判断的意味在）理解很深湛的人，这才是胡适真正在骨子里与周作人有深契的原因，也是他们晚年互相有好感且念及的深层理由。

唐德刚曾以诙谐的笔墨道及他与胡适晚年的交往，提及胡适晚年诸多不顺及心境上的落寞乃至凄凉。在调侃的言语中，让人感到胡适的灰头土脸。胡适的生存境遇也的确如此。就像张爱玲那样深情忆胡适的文字，写到胡适转身离开时的那种心境，没有家国飘零之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但胡适晚年心里之苦，我认为唐德刚没有理解到位。尽管唐德刚的文字有自身的魔力，不过这种文字的魔力，一旦掌握不好，就容易变成油滑，于长者的调侃，难免变成自身的显拙。有些人认为没有美国大学让其去教书，是胡适比较落寞、生活较拮据、不快活的原因。其实就像唐德刚和许多人一样，根本没有看到胡思杜留在大陆对胡适的打击，才是晚年他真正心痛的穴位一样。

抽象地看，胡适的教育理念至今依然不过时，但他的家庭教育实践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他自己也很清楚，1939年他在美国当大使时，看到赵元任夫妇如何陪伴孩子四处旅行，与孩子同嬉戏，近乎沉痛地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江冬秀喜打麻将，胡适应酬多，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恐怕有限。即令交给罗尔纲这样比较有上进心、有一定学术水准的青年来督教，也无法代替父母不可缺少的陪伴与聆听。如果用舍得花时间来度量一个人爱之多寡的话，那么胡适夫妇恐怕不会像他持有的教育理念那么到位。胡思杜思想上的左倾固有彼时思潮的影响，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却不能把自己的理念浸润（不是强灌）在儿子言行上，至少不是个研究者应该放弃不顾的小问题。就我所见，关于胡适的家庭教育，除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概念卖弄外，对其家庭教育实务鲜有真正深入的探讨，而正是家庭教育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晚年的生活。

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这事胡适夫妇似乎至死都不清楚。但以胡适的睿智与洞察力，看到那么多长篇累牍对他侮辱性的文字，以及昔日朋友在高压下不得不对他的批评，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他怎能不猜想自己的幼子胡思杜在大陆的遭际与惨况？我认为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应该是影响胡适晚年生活遭际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关节。可是很多论者，包括林建刚大多没有注意到。林建刚限于年轻，于家庭教育的体认，或许还没能感觉出其间的微妙。胡适是个有成圣想法与行为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子女教育大多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随意，虽然理智上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外露，公开发表意见也能持守中正。但他的内心恐怕是另一番景象，胡适一生其实有些东西是包裹得比较紧的。他在写母亲时，赞美母亲的爱，并说人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拿一张难看的脸给别人看。其实这是对大家庭变相的非难，对母亲遭际的深刻同情，或者说深藏着他对大家庭的不满。在写父母于子女无恩时，是为了非孝，也蕴含着家国同构维稳体的大家庭的声讨。这些地方，显得光明剀切，但个中曲隐处，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胡适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然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但也与他人的理解、批评乃至曲解有涉，更与时代洪流和政治力量的传播型塑有关。“胡适批评传播史”是个还少有人涉及的大选题，胡适从倡导白话文一开始就受到的诸多批评，再到唯物论者对他的围剿，接着就是左倾青年学生的不屑，再到国共两党的夹击，身后依旧少不了的诸多是非与批评，都不是可以放过的节点。林建刚对勒庞、哈耶克、奥威尔、拉斯基等人在中国的传播史，都有相当的梳理与研究，我十分欣赏。可是也许限于材料与精力，他并没有做出一个胡适思想的传播走向曲线之类的有趣研究，令人对他下一步的研究有更深的期待。

说到胡适思想传播的历史，我曾用学者罗荣渠先生的日记写过一篇《国共内战时期学生日记里的胡适》，其中有所涉猎，当然并没有成为系统。最近读到刚故去的黄承勋先生的遗著《沸兀斋残稿补遗》（家属内部自印）有三篇他于1948年发表于《西方日报》上批评胡适的文字——《胡适的话》《还要腾云驾雾》《“反扶日”有感》，这些文章当然大多断章取义、不顾事实（如把胡适为抗战而当驻美大使说成是躲国难、享安逸等），又引发了我觉得要多从彼时的报章杂志上寻找研究胡适史料的想法。这想法看上去很美，工作起来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不是每个左倾学生都像黄承勋先生一样收入集子，并坦承彼时的心路历程，晚年一改此前对胡适的认知的：“敢挑战权威，精神尚可，但攻其一点，有偏激情绪，是当年的看法。后来历史证明，盖棺论定胡适是值得崇敬的思想家、自由主义者学者、大师。”（第298页）这就像季羡林、周汝昌、周一良等人从前对胡适的批评，晚年认知完全不同一样，不能仅从政治气候变化一笔带过，这里面有值得深长思之的诸多细微问题。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

文/陈林

胡适（1891.12.17—1962.2.24）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近三十年来，胡适在中国大陆学界也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北京大学如今有以老校长胡适冠名的学术论坛，民间也有自发的胡适研究会。在今天大陆的互联网上，大家也不难发现胡适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现象。

（由于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红学终于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胡适有一项最大的成果，是其红楼梦研究，他是以“科学考据”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著名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和“高鹗续作后40回”对百年“红学”乃至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余英时对胡适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写道：

“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原载197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期）

前人对胡适“新红学”的实质研究得很不够，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对《红楼梦》本身研究得不透彻。由于前人并不知道现存12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生于1706年的曹頫，不知道一切“脂砚斋评本”和“程乙本”都是后人伪造的假古籍，不知道“程甲本”《红楼梦》才是曹頫原著《石头记》唯一传世的原本和真本，才会对胡适的成就做出错误的评判。

胡适虽然对“科学考据”的原则和方法论述得头头是道、十分在理，但细究其“红学”考据实践，却没有任何一条结论的论证丝毫符合其高调宣扬的考据原则和方法。胡适赖以立论的重要证据材料，由他首先撰文极力推崇的“脂砚斋评本”“甲戌本”和“庚辰本”，是两部彻头彻尾的假古籍；而种种事实表明，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了个人利益至死都未公开真相，反而不断论述这两部假古籍的“重要价值”。

胡适的不诚实，不只是在《红楼梦》上。1917年5月，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参加博士答辩，当时并未通过，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是，胡适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却是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北大讲坛上的。1919年2月，胡适这篇未通过答辩的论文经过修改，改名《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20世纪50年代，胡适的“小伙伴”唐德刚委婉问及“博士问题”，胡适尴尬苦笑，虽吞吞吐吐地向唐德刚说明原委，但从未向公众交代。“博士问题”直到胡适去世15年后才闹得沸沸扬扬，大开笔战，有人作《西江月》词讽刺胡适“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有人则抨击他“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参见沈卫威著：《胡适传》）

胡适在“甲戌本”问题上的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也曾引起过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但追究并不深入。从现在开始，我要敦请大家一起来对胡适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做一番梳理考察，分析胡适为何一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考察“胡适确知‘甲戌本’必伪”，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第一，在接触“甲戌本”之前，胡适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情况；第二，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他个人的研究实践情况。

关于第一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是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甲戌本”的出现是否调整甚至推翻了胡适对《红楼梦》版本既有的认知，其合理性在哪里？

关于第二个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的是，胡适早年对“甲戌本”的研究是否实践了他的学术方法论？胡适的学术方法论能否为他确信“甲戌本”为真提供坚定的支持？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对“甲戌本”的伪劣性质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对胡适长期“垄断”“甲戌本”的动机、缘由有切实的把握。以下详细论述之。

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至1910年，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曾写有题名《藏晖室笔记》的读书札记，其中就有对《红楼梦》的阅读思考。在《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第一篇札记中，胡适写道：

“《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编（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雪芹删去。”（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胡适称“今本”《红楼梦》中没有“胡老明公”四个字，这是不对的。程甲本和以程甲本为底本刻印的“今本”《红楼梦》第16回都明明白白地写到大观园“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号山子野，一一筹划起造”。胡适后来在美国留学期间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1911年4月10日在该页札记上写了一条眉注：“书中提起‘胡老明公’，此误也。”

现在的问题是，胡适当年读到的“今本”《红楼梦》究竟是哪个版本呢？根据其札记中提到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来判断，胡适读到的这个“今本”《红楼梦》极有可能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评本”）或其翻印本。

第69回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本是“太平闲人”张新之的批语。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出版，这是“护花主人”王希廉（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的三家合评本。这个《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刊本极为流行，直到清末已有五六种之多，甚至民国以后仍然继续流传。《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评语是以张新之的评点为主，再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文字加以编排整理的。王、姚没有文中双行夹批，书中所有的夹批都是张新之的评点文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2月出版了“三家评本”《红楼梦》，第69回正文“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之下有夹评：“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名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当与‘虎狼药’回评语参看方得。”（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141页）

由此可见，胡适读到的“今本”《红楼梦》，应该是清末出版的某一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刊本，如以下版本：

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石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求不负斋石印本。

1921年3月，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在此前后，胡适对《红楼梦》多个版本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从胡适的论述来看，除其自藏的所谓“程乙本”之外，胡适最熟悉的版本之一就是他从少年时期开始阅读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这个“三家合评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红楼梦》的‘本子’问题。现今市上通行的《红楼梦》虽有无数版本，然细细考校去，除了有正书局一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种底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一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叫它‘程本’。”（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3页）

在《红楼梦考证（初稿）》文末的“附注一”中，胡适又写道：

“我说现今市上的许多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都是从一个本子出来的。我且举一个有趣的例。一百二十回的末段，各本都作：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

“说到辛酸泪，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我的程排本（按，指胡适自藏的‘程乙本’）于‘为作者缘起之言’的下面，有‘更进一竿云’五字，这句的意思才才完整。这四句诗是对着第一回曹雪芹题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的，故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若无‘更进一竿’等字，这句话就不通了。今查各本于‘缘起之言’的下面，有小字夹注的评语‘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大概‘转一竿头’四字是当日一种本子的正文，偶因篇幅的关系，误排作双行，后来遂与后加的评语八字并作一条夹评；后来各种翻本因讹传讹，都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因此可见各本都同出一源。”（《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9页）

胡适在文中提到的夹评“转一竿头，似用禅语，到底骗人”十二个字，最接近于《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第120回正文“为作者缘起之言”之后张新之的夹评：“转一竿头，仍用释语，到底瞒人。”（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85页）

胡适最熟悉的另一个版本是上海狄葆贤的有正书局于1911年和1912年出版的《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即“戚序本”“有正本”）。这个版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于民国九年（1920年）12月13日晚快邮寄送给胡适的，胡适读到“戚本”应在此后不久。汪孟邹寄这个本子给胡适，是为了请胡适给亚东图书馆计划出版的新标点版《红楼梦》作序。胡适后来作成的序，就是《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于1921年5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初排本《红楼梦》。

1927年7月，胡适“重价”买下“甲戌本”之后，他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程乙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以及“戚序本”来对比研究“甲戌本”的。举例来说，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比较了在叙述第13回秦可卿之死时四种本子正文的异同，如：

“程乙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

“戚序本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叹，都有些伤心。

“坊间普通本子有一种却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

“脂本（按，指‘甲戌本’）正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9-230页）

胡适上文中谈到的一种“坊间普通本子”应指的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因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此处正是作“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94页）胡适在后文又引“翻王刻本”的正文，如“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来了”，（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44页）而《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正文亦如此。（参见《红楼梦（三家评本）》，第130页）《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正文校改自1832年双清仙馆刊行的王希廉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正文，综合胡适引用的批语和正文情况来看，胡适所说的“翻王刻本”肯定是《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红楼梦》版本了解、熟悉的基本情况。

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有一个合乎事实和逻辑情理的判断，即认为“评点本”都是在“程甲本”之后“晚出”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写道：

“此外，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它‘戚本’。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抄本《红楼梦》’，又在首页题着‘原本《红楼梦》’。那‘国初抄本’四个字自然是大笑话。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绝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两种一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辗转传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它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抄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页）

又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开篇即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1页）

以上是胡适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基于对《红楼梦》多个版本的了解和熟悉，对“评点本”基本性质的明确判断。那么，胡适这种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判断，为什么在“看了一遍”“甲戌本”之后就迅速被颠覆瓦解了呢？“甲戌本”究竟向胡适提供了什么有力的“反证”？从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来考察，“甲戌本”提供的“反证”是否经得起长久的考验？

大家知道，胡适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著名的八个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是要说起如何“小心求证”，大多数人却未必了解胡适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

自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以来，终其一生，胡适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和特别的强调。对于他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和《水经注》研究，胡适总是颇为得意地拿这些成果当作他所提倡的方法论的最佳范例。

1920年10月，梁启超“应胡适的要求”，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篇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

早在上海求学的少年时代，胡适就深为梁启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所折服，“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参见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版，第42页），此后一生的思想和事业都受到梁启超的重大影响。梁启超所标举的“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就被胡适反复强调，系统论述。

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胡适提出必须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来做《红楼梦》研究。这实际上就是“摈弃臆度”和“必凭证据”的方法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应用。胡适写道：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页）

1924年2月8日，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提出要审查“证据”的可靠性，要对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胡适写道：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86页）

这一论述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版本和材料的“可靠性”进行考察。

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文选》，胡适为《胡适文选》写了一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自序。在这篇自序中，胡适很得意地谈到了他的“方法论”和实践例证。胡适写道：

“《古史讨论》一篇（按，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册，第516页）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他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胡适文集》第5册，第411-412页）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7页）

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湾大学做了题为《治学方法》的第一场演讲。其中谈到了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胡适对自己的研究颇为满意，他说：“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第134页）

在12月5日的第二场演讲中，胡适集中讲的是“方法的自觉”。所谓“方法的自觉”，按胡适的说法，“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胡适文集》第12册，第138页）

胡适在这场演讲中以自己研究“《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为例，提出了一个命题——“考据学”和“方法的自觉”，“应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ofEvidence）”。（《胡适文集》第12册，第144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看起来好像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明确提出“证据法”，可实际上早在20年代《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胡适提出的“证人资格”一词，就是“证据法”的基本概念之一。可以说，胡适早在20年代就对“考据学”应该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有了明确的想法，只不过这明确的想法直到50年代才公开而系统地表述出来。

胡适在演讲中说道：

“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出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推翻我们的证据。”（《胡适文集》第12册，第145-146页）

胡适在文史考据中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贡献。“证据法”的核心就是严格审核证据的“证据力”（证据资格）和“证明力”。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引入“证据法”的原则和方法，尤为及时和重要。《红楼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即小说的作者是谁。判定著作权的归属，其本质就是一个民事诉讼，因此确有必要引入“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来规范考据。

同时，诚如周策纵所论，《红楼梦》研究“最显著地反映了我们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般习惯和情况，如果大家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而‘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原载1972年5月香港《明报月刊》第77期）

那么，“甲戌本”的出现，是否真的向胡适提供了“证据法”意义上的考证《红楼梦》的新“证据”？胡适又是否从“证据规则”的角度对“甲戌本”的真实性做过自觉而严格的评判？“甲戌本”是否经得起反方律师的打击？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按，指“甲戌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故知两本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底本。”“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结果，使我断定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37、236页）

胡适能够看到“戚序本”的评语几乎跟“甲戌本”的评语完全相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两本的评语跟《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上编排的“太平闲人”张新之独创的评点大量雷同或近似呢？如前篇专栏文章举证所论，“脂砚斋”以简化、发挥和变异等方式大量剽窃、篡改张新之的独创评点，胡适怎么可能看不到呢？胡适完全清楚这一明显的事实，然而他对此从来只字不提，这是隐匿证据的“不德”行径。

在下一篇专栏里，我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证据法学”的方法论角度，论述胡适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甲戌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因此胡适的一系列重要推论完全丧失了“有效”和“合法”的基础。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二)

文/陈林

上篇专栏文章《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一）》指认胡适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借用法学术语，是一种“自由心证”，即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良心来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胡适通过《红楼梦》版本研究，早就知道所谓的“评点本”都是“程甲本”之后晚出的。根据胡适对各版本的熟悉情况，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脂砚斋批语”大量雷同或近似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明显事实呢？这一明显事实充分表明“脂砚斋批语”剽窃和篡改了张新之的独创评点。

胡适熟悉的“戚序本”（“有正本”）下集第一册封二就刊有狄葆贤重金征求评点的“启事”，胡适怎么可能不知道“戚序本”上集的批语都是“著名小说家”创作的呢？胡适既然知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甲戌本”的批语也是后人伪造的呢？

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实，胡适早就清楚“戚序本”上的眉批都是有正书局的老板狄葆贤所写。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评中提及他的‘笔记’，可以为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52页）

胡适所说的“笔记”，指的是狄葆贤所著的《平等阁笔记》。胡适能够指出这一事实，判断的证据是“戚序本”第十三回页面上的眉批：

“余笔记中时载欧洲事迹，如‘数千万金之宝石’‘数百万金之名画’等类，印成时，其中‘万’字悉数删去，变为‘数千金’‘数万金’字样。盖手民等意中，以谓世界上决无此等昂贵之物，必为笔误无疑，故毅然改之。呜呼！今之改《红楼梦》者，其识见正相等也。”

这个眉批同样能够表明“戚序本”的批语全是后人伪造，因此“甲戌本”的批语同样属于伪造，胡适怎么可能认识不到这一事实呢？

从胡适与狄葆贤密切交往的情况来看，胡适也不可能认识不到“戚序本”的批语全是后人伪造，当面简单的求证就能解决问题，哪怕狄葆贤对胡适公然撒谎也不能掩盖真相。

从胡适日记来看，胡适跟狄葆贤的交情相当不错。1921年7、8月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请，赴上海考察访问，为商务印书馆“做一个改良的计划书”。胡适日记就记载了访沪期间及此前此后与狄葆贤的频繁交往。

1921年6月2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昨晚得上海《时报》狄葆贤先生的快信，说《时报》附出的七种周刊将停止，改出一个《星期讲坛》，前已由张培风君向我说过，已得我的允许，担任主任，他不日将登广告发表此事，并云‘从此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矣！’——这事太突兀！张君来说过，我并没有答应他。我怕狄君真如此发表，故急托张君发电阻他。我也写了一信给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34页）

《时报》当时亏损严重，狄葆贤想借胡适的名望挽救经营颓势，故有“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这个说法。

7月16日，胡适抵达上海。23日，“狄楚青送来《三希堂法帖》《宋拓大观帖》《宋拓淳化阁帖》《石室秘宝》，共帖四种。皆是他影印的帖中的最大部”。（《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95页）24日，狄葆贤又托人送信给胡适，重金邀请胡适“担任撰述，月奉纂敬二百元，不拘体裁，不拘字数”。狄葆贤的盛情和优厚的撰稿条件终于打动了胡适，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君前托张煊来说过，我没有答应他；此次他来看我三次，俱未见，故不得已会他一谈。今竟出重价来买我了。卖文本不妨，但此事须细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397页）

7月31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狄葆贤，答应为《时报》的周刊撰稿。“楚青托人来说，要我担任撰文，不拘字数，不拘体裁，每月送二百元。我颇思考了几日，因近来颇不满意于《时事新报》，故答应了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08页）8月28日，狄葆贤又邀请胡适吃午饭。

10月9日重阳节，《时报》在山东路福州路口西北角建成新楼，举行落成仪式，并发行纪念册一本。胡适于10月3日还“文债”，为《时报》作《十七年的回顾》一文，该文就被收入了纪念册中，并刊发于10月10日的《时报》。胡适在文中对《时报》倍加推崇，说“《时报》初出版，我就爱看；我同它做了六年的朋友，从十四岁到十九岁，正当一个人最容受到影响的时代”。（参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489-490页；袁义勤：《上海〈时报〉》。《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9-161页）

1927年5月11日到1928年11月28日，这段时间胡适主要寓居上海，但在此期间，他所写的日记今已“散失”，因此从日记中看不到胡适在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之前是否与狄葆贤有过来往，甚至讨论过“戚序本”批语的问题。不过，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上海的胡适向狄葆贤求证“戚序本”批语的问题很困难吗？一直强调“方法自觉”的胡适，此时的“科学考据”安在哉？我只能认为，胡适明知“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必伪，因此他刻意回避了求证的问题。

1927年7月，胡适在上海“重价”买下藏书家亲自送上门来的“甲戌本”，他“深信”此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这一观念的确立，是胡适提出一系列重大推论的基础，如认定“脂砚斋”的批语证实了他和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诸多假设，认定《红楼梦》的最初底本都有作者“曹雪芹”及其亲友的评注，认定“脂本”的文字“有无数地方远胜于一切本子”，认定八十回后的“残稿”都“迷失”了，等等。胡适的推论完全颠覆了他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的既有认知。

那么，胡适在第一篇论述“甲戌本”的论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本子“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呢？很遗憾，一条都没有。

当代著名学者，坚持“脂伪论”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欧阳健在其论著《还原脂砚斋》一书中首先对用以证明“甲戌本”真实性的材料（“证人”“证言”）做过细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完全排除了这些“证人”“证言”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参见欧阳健著：《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敬请大家自行参看欧阳健的论述，本专栏文章在此不一一详列其反证。本文所论是欧阳健未及展开论述的部分，因此与《还原脂砚斋》所论构成互补的关系。

胡适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有两类：第一类是“甲戌本”上所谓的收藏者“刘铨福”及其友人“孙桐生”“濮文暹、濮文昶”兄弟的“跋语”“眉批”和“印章”；第二类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及其在正文中的叙述。

胡适根据“甲戌本”上多处图章，如“刘铨畐子重印”“子重”“福”“铨”“阿瘡瘡”“白云吟客”等，判定此本为“刘铨福”旧藏；胡适又根据“跋语”的干支纪年情况介绍说：“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乙丑（一八六五）有椿余（按，指濮文昶）一跋，丙寅有痴道人（按，指孙桐生）一条批，戊辰（一八六八）又有刘君的一跋。”（参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3页）

刘铨福实有其人，史料文献多有其家世和交游情况的记载，刘氏本人亦有书简真迹和印章传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汉“永元食堂题字”拓本裱边就镶有刘铨福的题签：“汉食堂题字，专祖斋收。”本幅上又钤有“子重”等鉴藏印章。晚清大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1）与刘铨福友谊甚深，为他刻“子重”二字图章和“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九字图章。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刘铨福印章。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究竟是如何判断“甲戌本”上的印章和跋文字迹属于历史上的刘铨福这个人的呢？胡适并没有出示任何可信的旁证，也没有做任何印章字迹的鉴别比较来确定这些图文的归属，他所依赖的仅仅是“甲戌本”本身呈现的材料，完全属于“自说自话”和“不证自明”的个人主观判断。

时隔将近27年之后，1957年4月4日，胡适为陶一珊（陶贞白）的《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作序，这才补做了印章字迹的比较工作。胡适写道：

“我在二十多年前曾买到刘子重（铨福）收藏的《脂砚斋评红楼梦》十六回，有他的印章，又有他的三个短跋，现在我看了陶君收藏的两大册刘子重的短简真迹，看了他的许多印章，证实了他的字迹，我更相信我的《红楼梦》残抄本确是他手藏手跋的本子了。”（胡适：《〈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2页）

可是，胡适的这种比较鉴定没有任何正当的证明力，“甲戌本”当时被胡适私藏“垄断”，外人根本无法对胡适的判断进行两种实物的比较验证，因此胡适所谓“证实了他的字迹”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再次谈及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的比较。胡适写道：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庆晚年，死在光绪初年（约1818—1880）。在咸丰初年，他曾随他父亲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60页）

胡适既然认为刘铨福的真迹与“甲戌本”上的跋语字迹相同，他就应该主动出示两种字迹的对比图样，并做出基本的笔迹鉴定报告，公示天下，以求验证，而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在这个问题上，推崇“证据法”的胡适哪里有半点“严谨”和“方法的自觉”呢？

囿于见识，我至今没有看到哪位研究者对刘铨福的真迹和“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做过详细可信的比较鉴定，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声称“甲戌本”上大量眉批为“孙桐生”所写，然而欧阳健详引多种史料文献中的孙桐生真迹与“甲戌本”上“左绵痴道人”的字迹相对比，充分证明后者根本就不是出自孙桐生之手。（参见《还原脂砚斋》，第33-45页）欧阳健未做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对比，这仅仅是条件限制而已；然而收藏有刘铨福真迹，又懂得笔迹鉴定的“红学权威”冯其庸却从未公开做过这早该进行并公示的笔迹鉴定。

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曾写有《〈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的长文，连载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四辑，这篇气势汹汹的文字以相当横蛮的态度谈到了刘铨福真迹和“甲戌本”上跋文字迹的比较，蔡义江写道：

“（‘甲戌本’）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蔡义江：《〈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辑，第155页）

蔡义江要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尽可以自己主动或者恭请冯其庸出示刘铨福的真迹，公开进行比较鉴定，拿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报告来；冯其庸收藏再多的刘铨福、刘宽夫的真迹，也不能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

胡适、冯其庸和蔡义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即使他们能够证明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然而欧阳健在《还原脂砚斋》一书中详引金品芳和李金松对“甲戌本”的质疑，明确指出这些跋文“既不是写在甲戌本抄本上、也不是有关甲戌本的”（参见《还原脂砚斋》第48-50页）。如此则“刘铨福收藏‘甲戌本’”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得到证实了。

印章的情况同样如此。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甲戌本”上“刘铨畐子重印”“子重”“福”“铨”“阿瘡瘡”“白云吟客”等印章是刘铨福本人的私印呢？同样一条都没有。

赵之谦曾为刘铨福刻“子重”印章，那么“甲戌本”上的“子重”印章就是赵之谦刻的原印章吗？以我所见资料来判断，这两枚印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赵之谦又曾为刘铨福刻“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然而这枚宝贝印章完全不见于“甲戌本”。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没有提及“甲戌本”上一枚重要的印章“专祖斋”，这枚印章钤在第十三回首页的衬纸上。胡适在文中提到的是另一枚印章，他写道：“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收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页）

胡适直到三十多年后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才首次提及“专祖斋”印章。从胡适的介绍来看，这枚印章作为“证据”的重要性似乎远远超过了其他印章。如此重要的一枚印章，胡适为什么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完全没有提及呢？胡适对“专祖斋”印章的介绍如下：

第十三回首叶总评缺去大半叶，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畐子重印”，又衬纸上印有“专祖斋”方印。……十三回首叶的“专祖斋”方印，是刘铨福家的两代书斋，“专祖”就是“甎祖”（笔者按，即“砖的祖宗”），因为他家收藏有汉朝河间献王宫里的“君子馆甎”，所以他家住宅称为“君子馆甎馆”，又称“甎祖斋”。（《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58、459页）

“甲戌本”第十三回首页的“专祖斋”方印是阳刻金文，我未见“甲戌本”原件及比例为1比1的影印本，故暂不能知道该印章原大小规格。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专且斋”方印，也是阳刻金文，高3.5厘米，宽3.5厘米；“祖”字金文亦作“且”，因此“专且斋”即“专祖斋”。

那么，“甲戌本”上的“专祖斋”印就是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专且斋”印吗？根据我目前仅见的文字资料来判断，这两枚印章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之“祖”字直接刻成了金文的“祖”，而后者之“祖”字则是刻成了“且”字。

如果两枚印章完全一致，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将严重怀疑“甲戌本”上的这枚“专祖斋”方印是胡适后来用傅斯年所藏刘铨福印章加盖上去的！即使胡适没有干过这种无良勾当，“甲戌本”上“专祖斋”方印的真实性也有待确证，它跟其他印章一样，根本没有获得“证据资格”。

上文论及胡适认定“甲戌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胡适所依据的第二类“证据”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及其在正文中的叙述。

“甲戌本”第一回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诗之后，正文写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在这首诗的上方有朱笔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午八月泪笔。”（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5页）

胡适根据上述正文和批语提及的干支纪年，判断“《石头记》在乾隆十九年（按，即“甲戌”）已有‘抄阅再评’的本子了”，又“定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225页）

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相当于“证人证言”或“书证”；从“证据资格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些“证人证言”或“书证”就是“匿名信”。“甲戌本”上“匿名信”陈述的以上内容是否能得到客观事实的验证呢？很遗憾，完全不能。

“没有客观存在为依据的任何一种陈述，是理所当然的谎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客观性就是审查判断证据的一条基本标准。”“按照客观性的要求，证据必须要有正确的来源，对于没有正确来源的，例如匿名信、小道消息、马路新闻、道听途说等等，由于无法进行查证，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3版，第132、133页）

胡适既不能证明刘铨福收藏过“甲戌本”，又声称没有跟卖书人通信，因此“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他怎么可以拿这些来历不明的“脂砚斋”批语强行论证呢？推崇“证据法”的胡适难道从未对自己的这个谬误有过“方法论的自觉”？

胡适探究过“脂砚斋”的身份，但其结论都是依据“脂批”本身呈现的信息做出的猜测，换言之，这份“书证”制作人的身份依然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胡适写道：“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并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6、227页）

胡适之所以完全相信“匿名信”的内容及“脂砚斋”的身份，看起来仅仅是因为“脂批”“证实”了他的“《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这一假设，如“甲戌本”第十六回的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以及“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胡适由此认为自己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的假设“现在得到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9页）

胡适言之凿凿，从“证据法”的角度来推敲，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而已。胡适明明知道卖“甲戌本”给他的“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为什么从来不去想一想这个“藏书家”有无作伪以迎合其假设的可能呢？胡适一时上当受骗可以让人理解，可是反复强调“方法论的自觉”、推崇“证据法”的胡适三十多年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另外，自命“严谨”的胡适看来从未认识到自己和“脂批”在干支纪年的叙述问题上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没有认识到“壬午除夕”是一个完全违背常理、出现严重常识性错误的表述。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据陈垣《中西回史日历》检查）。……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225页）

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编排方式有点复杂，不够一目了然，胡适很可能因此没有看清楚“癸未”的干支纪年究竟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想当然地认为“壬午除夕”的“次日”，即乾隆二十八年的正月初一是“癸未”年的开始。可是，干支纪年并非以正月初一为界，而是以“立春”为界。

查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二（1763年2月4日）立春，因此“壬午除夕”实际上已是癸未年的第九天了。（参见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第1版，第495页）

正因为如此，“壬午除夕”这一叙述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脂砚斋”时间叙述的常识性错误，实际上可以表明“脂批”根本就是作伪。胡适以“脂批”判断“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这当然是错上加错。

一言以蔽之，无论从批语的对比，还是从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来考察，胡适都不可能不知道“甲戌本”必伪。在下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将详细深入地剖析胡适数十年间对“甲戌本”遮遮掩掩、言不符实的诡异行径，胡适那些令人惊诧的言行只能用一个结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即胡适早知“甲戌本”必伪。

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三)

文/陈林

上篇专栏文章指出，“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大量雷同或近似张新之独创的评点，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剽窃和篡改了张新之的独创评点，胡适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证明力来看，胡适的举证根本不能证明“甲戌本”为真。一生反复强调“科学考证”和“方法自觉”的胡适，不可能认识不到“甲戌本”必伪；“甲戌本”看起来能“证实”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论断，这才是胡适极力推崇“甲戌本”的根本原因。

目前的一个疑问是，胡适是否一早就认识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恰好沿袭了“护花主人”王希廉（字雪香）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必定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即“三家评本”）之后伪造出笼的。

前文举例表明，胡适的确用“程乙本”“戚序本”“甲戌本”和“坊间普通本子”做过小说正文的对比，这个“坊间普通本子”就是1884年的“三家评本”或其后的翻印本。“三家评本”的正文，用的正是王希廉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仔细校改了程伟元和高鹗刊印的“程甲本”中一些讹脱衍倒的文字错误，实际上是程甲本的“修订本”。胡适没有看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沿袭了“三家评本”的正文吗？我暂时不能确定。但我现在要公开举证，使大家能进一步了解“戚序本”和“甲戌本”的伪劣本质。

当我在艰苦校勘时，看到“脂批”剽窃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事实，很自然地就考虑“脂批”剽窃的小说版本是不是“三家评本”，因为张新之的评点正是通过“三家评本”发挥重要影响的。于是，我特意稍稍考察了一下“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各“脂本”与“三家评本”正文的异同。以下举证说明：

——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戚序本”“甲戌本”等脂评诸本同）

——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娘亲，积得阴功。

——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冬天的梅花蕊十二两。

——王本：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

——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元孙。

——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玄孙。（“戚序本”同）

——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

——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侄儿的事。（“戚序本”同）

——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谈词》。

——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戚序本”同）

——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

——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这儿拿了去了。”

——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戚序本”同）

——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冷冷”二句来。

——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戚序本”同）

——程本：鸳鸯道：“凑成‘蓝子’好采花。”

——王本：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戚序本”同）

很显然，“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脂本”的小说正文大量沿袭了王希廉校改“程甲本”后的文字。联系“脂批”大量剽窃和篡改张新之独创评点的事实来看，“戚序本”和“甲戌本”等“脂本”必定是在1884年之后才伪造出笼的。胡适当年只要稍加对比，就能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

胡适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还可以从他重价购买“甲戌本”后数十年间一连串诡异的言行看出端倪。我认为，胡适的诡异言行，只有用其“早知‘甲戌本’必伪”这一结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最令人质疑的是，自胡适认定“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出“重价”将书买下，直到1961年5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500部影印本，“甲戌本”在胡适个人手中“垄断”了将近34年。胡适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他个人也无法解释拖延这么久的原因。（参见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下面，我请大家一起来回顾胡适购买“甲戌本”前后的大致情形。

1927年5月17日，游历欧美，经日本返国的胡适来到了上海，下榻静安寺路1225号沧州饭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沧州饭店在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规模宏大的甲级旅馆，拥有员工超过60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来华即下榻于此。

胡适来到上海后，收到北大学生顾颉刚的来信。鉴于北方政治和经济形势很糟糕，顾颉刚在信中“和泪相劝”老师胡适“万勿到北京去”。胡适接受了顾颉刚的劝谏，留在了上海，并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9号）租下一栋小洋楼做寓所。

当年7月1日，胡适与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地址在“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即今淮海中路与重庆南路交界处西南的兴安路）。

胡适等人又筹办《新月》杂志（月刊），于1928年3月正式推出创刊号，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适接受上海中国公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中公校长。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胡适的系列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国民党的震怒。

1930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报又纷纷登载要求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适举家北上，终于离开了因谈人权而引起众多麻烦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适在上海暂居三年半的大致情况。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对他自己和中国后来的“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1927年5月23日，胡适刚到上海没几天，一个自称“胡星垣”的人给住在沧州饭店的胡适寄来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历史档案》1995年第二期刊发的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之五（第80页）。信中提到的《脂砚斋批红楼》，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这封信下写了一条长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适在1928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及1961年写《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说他1927年夏以重金购买这部抄本时，“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感到遗憾不已。

——其实，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胡适购买“甲戌本”的时间是在1927年7月新月书店开张不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开篇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按，指6月30日报纸刊发的新月书店开张广告），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页）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又谈到了他购买“甲戌本”的情形：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出处同上，第441-442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写道：

“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出处同上，第458页）

胡适所谓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胡适关于购书经过的说法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得不到任何相关旁证的证实；其次，即使我们姑妄听之，胡适陈述的内容也很不合情理。

1972年3月，旅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周策纵写道：“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

在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公开后，欧阳健、曲沐等人对胡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曲沐写道：“卖书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适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隐情？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认识。我过去总认为他是‘轻信’‘上当’，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1页）

前人对胡适的质疑和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对胡适的说法分析得不够细致。大家仔细推敲胡适的说法，就会发现胡适根本就在撒谎。

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胡适留在了大陆，这或许能为胡适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提供一个勉强的解释，可是这个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适完全不可能记不清楚。

这个藏书家“胡星垣”卖书给胡适，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亲自送书上门，转交给胡适。因此这个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图等具体情况，新月书店当时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则胡适怎么可能知道“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呢？

胡适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价买下，这一大笔钱按胡适的说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转交给原藏书人的，这个付款的经手人当然对原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体情况一清二楚。胡适即使一时忘了原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长期伴随在胡适的身边，胡适也随时可以询问“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疏忽”了一辈子呢？

这个藏书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我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证，现今黄陂北路两侧当年并无“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个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被列入《黄浦区1949—1996年湮没的里坊弄名称表》。延安东路原1230弄拆迁后，建成了今天黄陂北路南端路口的“电信世界”大楼。

1909年，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天宝客栈）”设立革命党人总机关，这个地方也被称作“福德里一号”；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东图书局，以及后来“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人，也曾在“马霍路德福里320号”驻留，这个地方又被称作“福德里320号”。所以我确信，“德福里”应是民间最早和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地名称呼，而“福德里”则是该处官方认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

从胡星垣的住处到胡适的新月书店（今兴安路），还不到一公里的距离，胡适怎么可能会忘记曾经近在咫尺的藏书人胡星垣？

“胡星垣”如何上门送书？如何跟新月书店的工作人员交接？胡适的“重价”买书钱又是如何转到“胡星垣”手上？这些细节真相看来已不可确知。从情理上来推断，一生勤于写日记的胡适应该会在1927年7月的日记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后经过。1927年8月11日，胡适就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钱玄同，告知购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05页）

如此“奇遇”“喜事”，胡适怎么会不在日记中大书特书呢？可是，查检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27年5月11日之后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确标记日期的日记一篇都没有，属于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的“散失”部分。在这段时间中唯一谈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标记日期，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札记”，而这篇“札记”是胡适于1928年2月12—16日写成，3月正式发表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请问大家，胡适写于1927年7月的全部日记究竟是无心散失，还是有意隐藏或抽毁了呢？无论如何，胡适常年刻意隐瞒卖书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大白于天下的残酷事实。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偕夫人江冬秀乘国民政府专机离开北平，飞往南京。最是仓皇辞庙日，胡适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乃父遗稿和自己的手稿，另外就是一部关系到他一生名节的“甲戌本”。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胡适去世后，其在台亲属遵遗嘱，将胡适收藏的一批文物，如“甲戌本”和林则徐手迹等，寄存到胡适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

胡适如此煞费苦心地遮遮掩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相怎么可能被永远遮蔽？

1990年，“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在去世前不久，“用颤抖的手”写下两句话：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第217页）

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的回忆，俞平伯在写下这两句话之前不久，“一会儿要韦柰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参见王湜华：《“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王湜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5页）

大家看看，俞平伯究竟发现了什么呢？俞平伯看起来似乎是因为认识到了“脂本”必伪，才得出了“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的结论。俞平伯身后，这两句话因而被人攻击为“病中呓语”和“走火入魔的极端”。

可是，俞平伯在1979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了。大家都知道，“脂批”明指“曹雪芹”是作者，暗示“曹雪芹”是曹寅之后。俞平伯因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进而怀疑起“自叙说”和“曹家故事”。

1979年3月11日，俞平伯写了一篇小文章《宗师的掌心（外三章）》，这里的“宗师”就是指“新红学”的奠基者胡适。俞平伯写道：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得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于笑也。

——何以言之？以前的红学实是索隐派的天下，其他不过茶酒闲评。若王静安之以哲理谈“红”（按，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概不多见。胡氏开山，事实如此，不可掩也。按其特点（不说是成绩）有二：1.自叙说。曹家故事。2.发见脂批（十六回本）。（王湜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21-322页）

俞平伯的意思很明白——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也是一种“索隐”，是根据“甲戌本”（即文中的“十六回本”）的“脂批”进行“索隐”的，后世的红学家都在“脂本脂批”的圈套中，因此一切红学都变成了反《红楼梦》。“悲愧”的俞平伯于是忏悔了自己“贻误后生”的“罪行”。

既然俞平伯早在1979年就开始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否定自己的老师，那么他在去世前又发现了什么呢？

胡适早知“甲戌本”必伪，这是一个可以根据种种事实构成的“证据链”指证的结论。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俞平伯去世前不是发现了胡适作伪的事实，而是极可能发现了伪造“甲戌本”及一切“脂本”的造假者。陷入深深震惊和痛苦之中的俞平伯，还没有来得及写文章揭示真相，就“悬崖撒手”了。关于造假者究竟是谁的话题，本专栏在后文将会持续跟大家深入揭示和讨论。

胡适根据自己心知肚明的假古籍“甲戌本”腰斩《红楼梦》，谬种流传，贻误后生，祸害百年，有罪。这将是历史的定论。

闲话二三

民国第一“红娘”胡适之

文/林建刚

明末文人张岱有名言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按张岱的这一标准，难怪胡适的朋友遍天下了。但其实胡适是一个有多种癖好的人。

考据癖时常缠绕着胡适。他去庐山游玩，发现一个和尚的墓碑，为此写了8000多字的考据文。晚年原本要写《中国哲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由于考据《水经注》浪费太多精力，他最终成了名符其实的“上卷先生”。跟人打麻将时，屡屡败北的胡适大呼“麻将里面有鬼”，开启了他对麻将的考据。

此外，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还喜好收集火柴盒。他的这一癖好被媒体记者曝光之后，成千上万的火柴盒纷至沓来，结果整栋屋子都放不下了。晚年的时候，胡适还高举怕太太的理论旗帜，并美其名曰：“大凡一个国家的历史故事中有怕太太的故事，这个国家就容易走向民主宪政。”不过，他伪装惧内的癖好还是被胡祖望、何炳棣、李敖等人看穿了。提倡怕太太，不过是胡适之的晚年幽默也。

说了这么多胡适的癖好之后，我要点出胡适最热衷的癖好：证婚癖。

五四时期，虽然胡适之提倡民主与科学，但青年们明显偏爱的似乎是个性解放下的“自由恋爱”。我们的这位文艺复兴之父，回安徽绩溪老家与江冬秀结婚时，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婚礼更多地采用了传统仪式。不过很快，从安徽绩溪回到北平的胡适，开始了他为人证婚的历史。

（一）

最文明的婚礼。1921年，赵元任和杨步伟在东城小雅宝胡同49号请胡适吃饭。当时，胡适估计他们饭后就会宣布婚礼，于是准备了一本他考证的《红楼梦》。果然，饭后赵杨二人宣布结婚，胡适适时地送上了自己的贺礼。作为见证人与证婚人，胡适认为他俩的婚礼是“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式”。第二天，采访了胡适的《晨报》记者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这件事。

难度最高的婚礼。这当然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当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恩师梁启超都不同意这场婚恋。徐父还要求必须让梁启超出面讲话。重重困难之下，徐志摩求助于胡适。而胡适的妻子江冬秀也威胁他，坚决不同意他帮助徐志摩。结果，一意孤行的胡适还是先后说服了徐申如与梁启超，成全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结婚时，胡适还亲自去观礼，并送了一幅“一只茶壶配一只茶杯”的画。

才女学者的婚礼。1926年，陈西滢与凌淑华结婚，邀请胡适作为证婚人。婚礼上，胡适发表证婚演说：“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

与之相似的还有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他们是在燕京大学结的婚。据冰心回忆，她与吴文藻结婚时，女方介绍人是张君劢，而男方介绍人是胡适。后来冰心还将司徒雷登在燕大办公的楼命名为临湖轩，并请胡适题写了“临湖轩”的匾额，挂在大厅。

（二）

师生恋的婚礼。1929年，执掌中国公学的胡适聘请沈从文去教书，结果教书先生沈从文爱上学生张兆和，疯狂地给她写情书。张兆和去胡适那里告状，结果作为校长的胡适竟然做起了沈从文的说客。在胡适的帮助下，这个乡下人，终于喝到了甜酒。

志同道合者的婚礼。同样在中国公学时期，胡适的得意弟子陆侃如跟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都研究中国诗歌史，同时又都是中国公学的教员。志同道合的他们最终相恋，结果却遭到冯友兰及其母亲的坚决反对。陆侃如求助于胡适，胡适成功说服冯友兰，而冯友兰又做通了父母的工作，陆、冯二人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为语言学家证婚。1929年回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很快认识了胡适，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当时，昆曲爱好者李方桂爱上了同样是昆曲爱好者的徐樱。徐樱是徐树铮的女儿，两人相差七八岁。但年龄不是问题，1932年两人结婚，证婚人也是胡适。

给革命青年证婚。20世纪30年代，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更是给无数的青年学生做了证婚人。1936年元旦，革命青年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胡适亲往证婚。据千家驹回忆：“1936年1月1日，他（胡适）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签名在上面，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三）

北大校长为北大教授证婚。1946年，从美国回来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这一时期，他“红娘”的角色当得游刃有余。1947年，经济学家蒋硕杰与马熙静结婚，胡适是证婚人。蒋硕杰与胡适在1945年时相知相识，胡适对蒋硕杰非常推崇，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失败时，胡适还曾向蒋介石推荐蒋硕杰。

1947年，张元济的侄孙女张祥保与北大教授王岷源相恋。张元济不太放心，专门询问王岷源的家世。在回信中，胡适写道：“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语文学系的副教授，现兼任训练印度政府派来北大的十一个学生的华语学习。近年我在哈佛大学往来，见他寄住在赵元任先生的家中，见他温习勤苦，故去年邀他来北大任教。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写汉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温文。我在美国观察此君，很喜欢他的为人敦厚。”收到胡适的信之后，张元济大喜。王岷源与张祥保很快结婚。证婚人是胡适。

刀光剑影的婚礼。胡适给人证婚，照理说都应是喜气洋洋、宾客尽欢的。不过晚年胡适给马之骕、沙昌佩证婚时却有些刀光剑影的味道。据范泓《胡适为马之骕证婚》一文介绍，马之骕当时是杂志《自由中国》的职员。而当时《自由中国》的言论触怒了最高当局，在马之骕的婚礼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派特务潜入婚礼现场，暗中监视。不过，在证婚人胡适的妙语连珠中，婚礼还是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四）

替人证婚之后，胡适会让新娘、新郎在他的“鸳鸯谱”上签字。可惜，胡适保存的这本“鸳鸯谱”不知现在何处。胡适日记中，虽也经常有为人证婚的记载，但胡适的一生中到底替多少对新人做过证婚人，似乎不好统计了。幸好，这个问题，高宗武的妻子沈惟瑜有过记载：“他（胡适）尽管工作很忙，但有一件事很乐意充任，从未拒绝，即主持中国人的婚礼。他只是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他在那时已主持过一百五十多次婚礼。”

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与高宗武夫妇来往密切，因为两家太熟悉了，胡适就鼓励沈惟瑜来写他的传记。为此，胡适还给沈惟瑜提供了不少材料，沈惟瑜所说的“一百五十多次婚礼”应该就是胡适亲口告诉他的。

按照这一说法，20世纪50年代的胡适，就已经主持了一百五十多次的婚礼，说他是民国第一“红娘”，应该不是太过分的判断吧！

当然，胡适也不是一味地给人证婚，他有时候也会劝他的朋友慎重对待。胡适的好朋友蒋梦麟，其妻陶曾谷逝世之后，打算续弦。话说陶曾谷原是蒋梦麟的好朋友高仁山的妻子，倾向革命的高仁山被北洋军阀杀害之后，蒋梦麟跟其遗孀陶曾谷结了婚，胡适是证婚人。陶曾谷死后，蒋梦麟爱上了徐贤乐，于是决定跟徐贤乐结婚。但胡适听他的朋友说徐贤乐此人靠不住，她之所以跟蒋梦麟结婚，主要是看上了蒋梦麟的财产。为此，胡适写信给蒋梦麟，劝他慎重考虑。

可惜，此时的蒋梦麟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执意要跟徐贤乐结婚，结果，两人婚后不久，就闹离婚。后悔不迭的蒋梦麟，这才想起胡适的逆耳忠言，后悔没有听胡适的话。不过，此时的胡适，已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了。

胡适有时也毒舌——他是这样说张兆和的

文/闫红

都知道胡适曾为沈从文做媒，据梁实秋说，胡适本人也十分得意。我不知道他怎么能那么得意，是因为时间太长，他已然忘记？还是因为结局不错，他不愿深究——在这件事里，他起的其实是个反作用啊！

1929年，沈从文在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爱上了他的学生张兆和，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她写信，换来的却只是她的冰冷的沉默。这就让沈从文发了疯，他又是找她的女友说合，又想出走避开她，还想过去打仗，死在战场上也好。他甚至付诸实际行动，去找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先生，郑重地向他提出辞职。

胡适听完沈从文的倾诉，对他的爱情表示极大的同情。但他不赞成沈从文辞职，倒是可以去帮他说合。沈从文虽然爱到技穷，却也明白请校长先生出马，有仗势欺人之嫌，他谢过校长的好意，表示还是由自己摆平比较好。

胡适便不去找张兆和，可是，某一天，张兆和自己来了，她表情严肃——不过这也是她惯常的表情，带着一堆沈从文的书信，向胡适先生告状来了。

按照张兆和的说法，青年教师沈从文的来信，让她不堪其扰，她特别指出，信中“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一句，有猥亵之感。胡适认真地看了沈从文的信，却提出了一个让张兆和大吃一惊的建议，他说：“我劝你不妨答应他。”

胡适进一步向张兆和说明了他这个建议的依据，那就是，他认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

这倒不是胡适为沈从文说项之词，他对沈从文的欣赏由来已久。

沈从文，湘西人，1922年被五四思潮吸引，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然后开始发表作品，为徐志摩激赏，1929年来到上海，胡适听说他生活窘迫，特将没有学历因此进不了公立学校的他，引入私立中国公学执教，让这位小学毕业生成为大学老师。

可是，你沈从文再有才，你胡先生再欣赏，也改变不了张小姐不爱他的事实啊。不错，如胡适所言，沈从文固执地爱着张兆和，可是，张兆和直言不讳：“我固执地不爱他。”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固执地不爱时，往往比ta固执地爱时要坚决。

那么，张兆和为什么不爱沈从文呢？我承认，这个问题提得傻，不爱和爱一样，是没有理由的。可是，说到底，人往往又没那么纯粹，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爱，一个人若不爱另一个人，总是有些理由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当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大配得上张兆和，他是有才子的名头不错，但是张兆和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她祖父是做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结交各路名臣，保举过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一生见得最多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才子。到了她父亲这一代，家道不可避免地中落了，可刘姥姥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位张家三小姐，可不是拿“才子”二字就能唬住的。

其次，沈从文的文章里，不缺匪气，可是他本人身材瘦小，面色苍白，还有动不动留鼻血的毛病，在张兆和眼里，就不怎么体面。他的气质也文弱，给学生上第一节课，面对着下面黑苍苍的一片，居然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坐在下面的张兆和看在眼里，对于这位年轻的先生，怕是没有什么敬仰之心。

第三，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张兆和根本没打算爱呢。

从照片上看，张兆和在她的姐妹中，相貌并不出众，可是到了中国公学，她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还算端正的相貌，立即得到众人的追捧，用个滥俗的比喻，叫作“情书如雪片般飞来”。她给那些情书的作者做了编号，称之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至于沈从文，早被她的姐妹戏嘲为“癞蛤蟆十三号”。

爱，有时也是寂寞的产物，反之，追求者越多，越是不容易爱上什么人。是啊，与其吊死在一棵小树上，不如享受一座森林的膜拜，张兆和的态度越发矜持，她的追求者就越发地多了。

张兆和把她的态度一表明，胡适也觉得难办了，他收起月下老人的乐观表情，试着想个退一步说的办法，问张兆和：“能否和沈从文做个朋友？”张兆和在日记里写下她的回应：“我说这本来没甚关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

看来张兆和什么都不愿意，胡适于是语重心长地开导她：“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样的天才”，如何会拜倒在眼前这个普通的小丫头脚下，这点匪夷所思变成了这么一句感慨：“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

张兆和说，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她大概也感受到了这感慨中对自己的看轻，回了一句：“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胡适立即陷入了沉默。

要他怎么能不沉默呢？他也未必就是让张兆和一定接受沈从文，不过是安抚一下那个正在受难的小灵魂。“这样的人太多了！”既生硬，又骄傲，对胡适的天才说完全不屑一顾，当然，她确实也有这个资本，可是，总可以低调一点点吧？

尽管胡适内心已经起了反感，还是很诚恳地对张兆和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不想这份郑重其事，只不过给张兆和一个对他嗤之以鼻的机会：“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和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胡适的这次做媒，不说碰了一鼻子灰，也绝不像他的朋友们替他吹嘘的那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于——我要说，没搅黄就够好的了，因为接下来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

他对沈从文说：“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各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工夫读书吗？’我听了怃然。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这是说合吗？根本是在搞破坏啊！梁实秋不是说，胡适这个人一贯口角春风吗？他对于张兆和的评价，看上去很平淡，说她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云云，可是“拒人自喜”四字，真是一针见血。

每一个女子，只要略有姿色或才情，这一生，总要拒绝几个人。拒绝时，有轻松，也有抱歉，有惆怅，有时也有愧疚，都是人之常情。但有一种感觉很微妙，叫作“优越感”，拒绝者对其他都无感，只是为自己的拒绝名单上又增加一个人数而感到愉快，这人数越是多，就越能证明拒绝者的魅力，这便是“拒人自喜”四个字的注脚。

在胡适眼中，这个无法通融的张小姐，无疑就是这类人，沈从文的一腔热情，不过是她自以为的万丈光芒下的炮灰，是她眼中那倒霉的“各个人”之一。

看，同样的表现，折射进爱者与不爱者的眼光中，有多大的差别。沈从文为什么那样地爱张兆和？他们没有深入地交谈过，他对她了解很少，她懒得搭理他，可是，“他觉得她的语调——冷冰冰的——既迷人又伤人”。

有才情的人就是这样，他们都在最为寻常的事物上，看出独特的美，有时候，是他们的确别具慧眼；有时候，则是他们的想象力过于强大，所以不管那本体多么苍白平淡，他们的绚烂的想象力投影其上，就足以变得美轮美奂。

冷冰冰的，怎么就迷人了呢？若是你不爱她，像徐志摩不爱张幼仪，他就会觉得她是拘谨，是乏味，是土包子，可是，沈从文爱张兆和，就觉得那是一片特别值得探究的神秘未知，像冬天北方冰封的湖面。

这当然也与个性有关。徐志摩是个热闹人，需要应和，需要互动；沈从文的骨子里，是有点冷清的，因此，他会迷上这种张兆和那“绘事后素”的个性。

胡适则与两位都不同，他也有他的热情，但是他更发达的是理性，在美国读书时，他曾思考过：如何提升自己的感性？可是这个念头本身就太过理性，没有成功，也可以想象。

当张兆和小姐站到胡适面前时，他一眼就看清楚了她是怎么一回事，“拒人自喜”，“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简直有一种毛姆式的尖刻，从张兆和会给她的追求者编号看，胡适难得的这次尖刻，倒是正中靶心。

可见，胡适不是乡愿，不是老好人，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是眼光问题，而是修养与世界观使然。在他觉得必要的时候，他会显示出他慧眼如炬的一面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显示他的光明磊落，他把给沈从文的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张兆和。

张兆和当然不服，在日记里写道：“胡先生……以为沈是个天才，蔑视了一个天才的纯挚的爱，那这小女子当然是年纪太轻，生活太无经验无疑了。但如果此话能叫沈相信我是一个永远不能了解他的愚顽女子，不再苦苦追求，因此而使他在这上面少感到些痛苦，使我少感些麻烦，无论胡先生写此信是有意无意，我也是万分感谢他的。”

她不愿意承认，胡适反感的，是她当时不自觉地表现出的那一点小女子的浅薄，而是做了对自己有利的推理。而这篇日记也证明，胡适的一席谈，起到的其实是反作用。

但沈从文哪里听得进胡适的话？他继续给张兆和写信，他实在太会写信了：“XX，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是每个“各个人”都能写出这样的信来的，张兆和最终答应了沈从文的求爱，让这个“乡下人”，喝上了“一碗甜酒”。

距离产生美，距离太近，留白不再，美就没了藏身之所，沈从文很快发现，张兆和并不是他心中的那个女子。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一人南下避难，张兆和和孩子留在北京。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很多信，沈从文回复的极少，他本来爱的就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子，一个妻子，不大可能维持那个神秘的影像。

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里写道：“兆和觉得，她的生命的目标就是一个任务，一个重大的任务，她必须去征服、克服——或许是为了改正错误，或许是为了改善事物。对于沈从文而言，生命的意义来自深思默想。他认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但其实他的生活早就不是乡下人的生活了，不可能像那些纤夫一样，从不问‘为什么而活下去’。

“有好些年，兆和都误解了丈夫辍笔的原因，她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她觉得是批评家的批评吓得沈不敢出声。兆和还指责丈夫‘看法不够全面’，她的意思是沈从文没有把国家的目标放在首位，政治觉悟不足。

“兆和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多年前，他们收入那么微薄，常常感到经济压力，沈从文还被流鼻血的老毛病折磨着，但是他能没日没夜地写作。“如今”，她写道，“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却)能写而不写……”（金安平《合肥四姐妹》）

这种不解，是没法解决的。让我们再回到胡适给沈从文写信的那个时刻，他对沈从文说：“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他说对了一面，沈从文又何尝了解张兆和？互相不能了解的两个人，也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说到底，是人类太寂寞，也太害怕寂寞。

胡适和曹诚英分手始末

文/闫红

许多年来，一直看坊间说，胡适和表妹曹诚英好上之后，要跟江冬秀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离婚一事就此作罢，胡适与曹诚英不能牵手。

事实是这样的吗？

这次翻读大量有关胡适情感生活的传记，“菜刀”一说皆赫然在目，但几乎都没有说明出处，只有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后面注明：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

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这件事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研究胡适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但文中也有很多话靠不住。比如说梁实秋要跟原配仳离，江冬秀帮他的原配打官司云云，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又说江冬秀后来恨曹诚英，弄散了她的一桩姻缘，也属道听途说。不过，这些差错，皆非石老先生存心撒谎，有的是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有的则是人云亦云，毕竟，他对江冬秀的了解也有限。

石原皋说江冬秀拿裁纸刀去掷胡适，是他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儿，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搞毛了，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

菜刀这话，其实是汪静之说的，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

汪静之描述的这一幕，算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升级版，被下堂的糟糠之妻多半这么干，江冬秀要是这么干了，我们当然也不吃惊，但问题是，这件事，汪静之如何知道的呢？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

以胡适的城府，在徐志摩面前都不把话说敞亮，不大可能跟这个神神叨叨的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是个要强的女人，而且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也不大可能告诉他。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他没说出处，就很可疑，毕竟这是言及胡适想要跟江冬秀离婚最重要的证明，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

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和戴笠之间的那段绯闻，就是他抛出的。他说，王映霞为戴笠堕过胎。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

汪静之是这样发现王映霞的秘密的：

那时，台儿庄战役刚结束，郁达夫参加了慰问团，上前线去了。某日，王映霞来找汪静之的妻子绿漪，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某某姐（汪静之的妻子绿漪）！我要请汪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作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汪静之是最忠诚老实的，达夫最信任他；如果请别的男人陪我去，达夫会起疑心的。”——汪静之所有的回忆文章里的对话都是这么啰唆吗？

绿漪答应了，汪静之也陪王映霞去了，这件事算结束了。

过了一阵子，汪静之去王映霞家，发现王映霞没回来，第二天他又去，王映霞很兴奋地跟他说，昨天去戴笠家了，戴笠家多么豪华漂亮。她眼睛里流露出艳羡的光彩。

就这么两个细节，汪静之就认为他洞察了王映霞堕胎的秘密。还说：“为了不愿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坛的一位杰出作家郁达夫所遭受的莫大的耻辱、悲惨的命运，永远沉冤不白，今天我下决心，一气写完这个秘密。”

哎，您这是不愿意人家遭受“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还是生怕人家没有“耻辱悲惨的命运”呢？要是郁达夫活着，您还能陪人家捉个奸啊什么的，这所有的当事人都已作古，你抖落这些事，除了让人脸上没光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那俩细节也没法认定王映霞打掉的那个孩子就是戴笠的啊？汪静之既没有捉奸在床，也没有看到DNA报告，王映霞的说法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种事，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他汪静之倒弄得清？

当然，就算汪静之曾经信口开河，也不能证明汪静之每一次都信口开河。我之所以不认为胡适会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是从胡适的个性考虑的。

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时大谈，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负旧约，是一种可佩服的事！他说，他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个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生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

高梦旦认为胡适的婚姻是一种牺牲，胡适却认为他的家庭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两人对于婚姻的诉求不同：高梦旦以及他代表的那些人，期待婚姻里有热烈的爱情，有才子佳人的对手戏；胡适则不这么认为，他更重视婚姻的社会功用。

抛开才子佳人的戏码，江冬秀不能不算一个好妻子。婚前，她能够呼应胡适客中的孤独，勉为其难地学习识字，写哪怕是错别字连篇的信；婚后，她能够操持家中事务，照顾胡适族中亲友。比如胡适的二哥先娶了曹诚英的二姐，生下一个女儿叫阿翠，这位二嫂早逝，江冬秀对这个孤女很是挂怀。江冬秀特地写信跟胡适说，二哥要出去做工，叫一个小女孩子怎么行呢？不如让她同冠英一起来京吧？可惜这个阿翠后来回去与三嫂同住，不堪虐待，吞烟土而死，胡适的气愤自不待言。江冬秀有别于他几个嫂子之处，也是一望而知。

这样的一个妻子，胡适觉得已经足够。爱情在婚姻中，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胡适的答案跟高梦旦他们，应该是不一样的。

汪静之说胡适回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个时间更是可疑至极。胡适是11月30日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在西山上，他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情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但更多的时候，他在译书、写序，每天都在工作，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12月30日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

能记得结婚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一周之后，胡适去天津，不过五天的行程，他还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我没查到那封信，但我相信，那肯定是一封表达夫妻间善意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那趟天津之行，他还去看望了胡冠英，在这之前之后，他们都频繁通信。寒假期间，胡冠英到胡适家中来过，甚至有可能小住，假如胡适这时已经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还闹得不可开交，我不相信，他有勇气让胡冠英到他家来。

各种迹象显示，和曹诚英的这段恋情，在胡适的人生里，更像一道深藏地下的暗流，而不是天崩地裂的雷暴。它更多地体现为几句语焉不详的诗，或是突然暗淡下来的心情。比如，某一日，与江冬秀等人一道看《茶花女》的影戏，回家时，忽起大风，尘土蔽人，他勉强正眼看那将落的月，已朦胧为黄色，令人憔悴地联想。

他联想到什么呢？从他这晚写下的诗里可以找到答案。

石居

松针筛月上眉头，心上凄清感旧游。一样半规初八月，照人狂态照人愁。

胡适的日记里还屡称“烦闷”，他干脆就有一首小诗叫作《烦闷》：

很想寻点事做

却又是这样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罢

又觉得闲闲的不好过

提起笔来

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字

从来也不曾这样懒过

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

他为什么没兴致呢？接着他又作了一首极短的小诗：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有趣的是，在这首诗后，胡适又补充了一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猫：“慢慢地不见，只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会儿才没有。”好像他这句诗是对书中句子发的感慨，难怪徐志摩说，他的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胡适是瞒天过海的高手。

在感情问题上，胡适和徐志摩交流得最多，不是徐志摩嘴最严实，而是多血质的徐志摩、爱情至上的徐志摩，一定比别人更能理解认同他的这场婚外恋。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在胡适回到北京三个多月之后，胡适为什么叫徐志摩替他去杭州看望曹诚英——用看望这个词并不准确，胡适是让徐志摩帮他去找，徐志摩回信说，他找不到曹诚英，不知道她在哪里。

收到这封信后，胡适亲自出马。曹诚英3月21日的信里写道：“糜哥，我的哥，离开我不到一星期，我已经收到他两封信了。我很高兴，因为他还不曾忘记我。”

发生了什么事，胡适一定要找到曹诚英？原谅我首先很八卦地想到，曹诚英是不是怀孕了？

曹诚英怀孕说，出自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文中说：“胡适大哥的外孙程法德写信告诉他：家父知此事甚详，他曾告诉我，1923年春，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肺病），曹诚英随侍在侧，发生关系，胡适当时是想同冬秀离异后同她结婚，因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胁而作罢。结果诚英堕胎后由胡适保送到美国留学，一场风波平息（堕胎一事，胡适仅告家父一人）。”

这段话错谬颇多：首先胡适去烟霞洞是在夏天而非春天；其次，养的也不是肺病。按照信中说法，胡适这厢离婚不成，那厢曹诚英就堕了胎去美国，但事实是，曹诚英去美国是在1934年，距烟霞洞时光已过去11年。难不成程德法所言的怀孕，发生在1934年？

但1924年，胡适心急火燎地要找到曹诚英，实在太像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怀孕疑云成为首选。不过再想想看，从胡适与曹诚英分别到徐志摩去杭州足足有四个多月，若是曹诚英怀孕，早就应该知道了，正常情况下，不会这时再告诉胡适，胡适也不会到这会儿再急慌慌地跑来处理。一个月之后，他自个儿又跑来看曹诚英，若曹诚英有五个多月的身孕，那就太显形了，外人很难不知晓。

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独自在杭州的曹诚英崩溃了。思念积压，没有光明，没有未来，作为一个女文青，她不可能默默地自我消化，胡适仅仅派使者徐志摩来是不够的，她一定要见到胡适本人。好在那个时候，尚且眷恋着她的胡适，也像一个言情剧的男主角一样，愿意为她从北京跑到杭州。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她确定了他的爱，又暂时地踏实下来。

此后数年，他们藕断丝连，一直到1934年曹诚英去美国留学为止，隔上一段时间，总会遇上个见面的机缘。来来往往间，就算胡适没有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也不可能不知道，掷裁纸刀是她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体现在她的大姐江润生写给胡适的信里：“这炎热天气，你们俩生气喝上二十碗酒，未免有害于卫生……你喝这许多酒如何受得住。……我今天读你的信，深知你是真实动气。你是最有涵容的人，至于所说的感情与身体这两事，双方俱应保全。始而你与冬秀感情笃厚，还望你原谅她生小娇养性质，也许是老伯母在生过爱之故，即论身体上说，近年来你常病，她也生育了许多。两方都不甚强健。我愿你们平心静气，仍旧和好吧。”

这封信写于1925年7月间，那段日子，胡适和江冬秀的关系很紧张，两个人赌气喝上二十碗酒，与从前的“感情笃厚”大相径庭。是什么让他们这样一反常态？即便不是曹诚英直接引起来的，胡适的那段婚外情也是铺在下面的一道阴影，江冬秀到这时才发现，原来，胡适对她的爱，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深刻。

尽管胡适跟人家说，要不是为了老母亲，他才不想结这个婚，但他起码没有在江冬秀面前表现出这一点。留学的时候，他给她写信，一点点引导她给自己写信；新婚宴尔之际，他为她写诗；忽而小别，他一迭声地催她快来相伴；这几年又生了三个孩子，如同锦上添花：他们的婚姻，在她眼里，不可谓不和美。

当然，结婚几年之后，像是没有过去好了，但江冬秀认为这是胡适身体造成的。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里双宿双栖时，江冬秀给他写信说：“我今天拿了你寄把我的扇子，我偶尔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这两首诗还是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四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你们的病把我的心都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此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她对未来有期望，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

可以想见曹诚英这件事给她的打击，那不只是感情上的打击，还是对她的人生信念的摧毁。曾几何时，她是那样不设防的一个人，对曹诚英和胡适住在一块儿都无感，从此之后，她变得疑神疑鬼，胡适的往来信件她要看，女人的字儿她认得出。她讨厌停妻再娶的徐志摩，不许胡适去为他和陆小曼做媒，她的泼横在那两年展现得最彻底，如果我可以为江冬秀设计一句台词，我会让她对曹诚英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妻子的机会。”

但胡适竟然跟她赌气喝酒，他有什么好委屈的？要劳江冬秀的大姐来开解安慰。不过站在胡适的角度去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他固然认同婚姻的职能，却也想在婚姻之外给自己找点儿乐趣。假如，他压根儿没打算离婚，却被江冬秀这样围追堵截，他纵然有圣人之称，也难免会感到不快，因为，他已经是保全了江冬秀啊！

早在1925年3月，胡适就曾在信中劝说曹诚英另做打算，曹诚英在回信中呼天吁地地说：“从前呢，还有个好朋友爱我和我哥哥爱我一样。现在呢，他也‘不讳’，他对我不满意了。这自然都是我自己作出来的，与人何尤呢？但是天呀，我虽然自作得这样，但我不能因为自作的便不悲伤呀！”

4月间，曹诚英有了一个去烟霞洞一带游览的机会，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她的心情非常低落，写信跟胡适说：“我一路走，一路想着你，想着回来怎么写信告诉你。但是我一转念，我又不高兴写了。我为什么独自这么兴高采烈的呢？我这样自己问着自己，觉得十分无趣。”

我们可以确定，胡适打退堂鼓了。这一点儿都不奇怪，莫文蔚的《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去激情退去后的那一点点倦……感情说穿了，一个人挣脱的，一人去捡。”

历来都说是江冬秀挥舞菜刀斩断了曹胡这段情缘，即便这个著名桥段是子虚乌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做了自己的努力。她有一封给胡适的残信里写道：“佩声这次不来天津，她又想什么心事，我实在告诉你，你再不觉悟，你自己不想做人了，家乡很多的人，说他……我劝你少与……”（省略号处是因为信件残缺）

“佩声这次不来天津”之语，估计是她指望曹诚英来天津与在南开读书的胡冠英重归于好，这是她的一厢情愿。“做人”“家乡”，这些词，则是胡适生命里的关键词，像他这样的凤凰男，飞得再高，也能感觉到印在翅膀上的乡亲们的目光，他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快乐，来自于那种瞻仰。在那种快感与爱情之间，凤凰男一般都选择前者。

不过倘若胡适愿意，他依然可以施展他瞒天过海的招数，犯不着在信里对曹诚英语重心长。

只是倦了而已，只是激情退了而已。但也正因为没有彻底的爱，也就没有决绝地分手，见面的节奏却越拉越长。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看他不算，竟然还躺在他的枕边，又被江冬秀撞了了正着。不都说江冬秀泼辣吗？一个泼辣的女人会怎么做，我们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江冬秀居然只是“我三天没理你，你之后再三申明，我之后见着她没理过她”。

我很想知道，胡适做了怎样的申明，都被老婆堵在床头了，还能怎么申明？不过，不管他的申明是如何破绽百出，江冬秀都只有认可的份儿，除此之外，她又能如何呢？她唯一的安慰是，胡适，最后还是她的。

1934年，曹诚英赴美读书，通常的说法是两人的爱情被江冬秀阻止，无奈的胡适，将心碎的曹诚英送往异国他乡。事实却是，曹诚英的学费完全由她哥哥承担。她出国两年后，胡适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信里写道：“自从她离开中国以后，我就没写信给她。你信中所描述的她相当正确，她的确是一个人人哄捧、夸她有小聪明、被惯坏的孩子。”

如果胡适这封信是写给曹诚英哥哥的，这番数落，你还可以说有一种宠溺，但这封信的收信人是韦莲司，她很可能在前信里表达了对于曹诚英的不满，胡适的这几句话就颇可玩味，就算他为了敷衍韦莲司，表个赞同便可以，何必说得这么一针见血？

他说到了曹诚英的病根上。曹诚英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恋，尽管她在给胡适的信里刻意扮演一个才女，一个痴情的恋人，胡适还是早就看透了她的那份小聪明。

懂得，不完全都是慈悲，常常，不爱的时候才更能懂得，因为，爱是一种魔力，他的爱，可以将你从灰姑娘变成光彩照人的公主；当他不再爱，你就会被打回原形。

假如每一桩爱情都像灰姑娘的童话里那样，有个12点的期限，对于曹诚英来说，这个钟声已经敲响。在胡适眼中，她的水晶鞋早已脱去，但她本人，还不自知。信息不对等，真是一个可怕的状况啊！

胡适狎妓嫖娼史再考

文/张耀杰

在2013年11月7日的腾讯《大家》专栏中，刊载有叶克飞据说是来源于《新周刊》的长篇文章《民国名人狎妓史》，该文涉及的许多人物，我此前都发表过具有考据性质的长短文章，限于篇幅没有必要在这里逐一比对，而只想围绕着胡适的狎妓与嫖娼问题，进行一番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献考据。

在叶克飞笔下，关于胡适有两处既才气横溢又行文大胆的介绍文字：其一是“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其二是“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

事实上，胡适对于自己不文明、不健康的狎妓行为，从来都是不太避讳的。据陈占彪在刊登于2009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上的《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中的相关考证，胡适参与狎妓行为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其一，1909冬到1910年春，因上海中国新公学解散而陷入失学的胡适，与几位学友“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

其二，1921年9月4日，胡适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请来两名妓女合影照相，胡适因为“不便拒绝”而参加合影。

其三，1922年10月13日，胡适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会议期间，因邮局失火停电而夜间外出“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其四，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在此期间，他应郁达夫、杨振声等人邀请，曾经逛过两次汉口地区的“窑子”，即妓院。

其五，1926年2月初，胡适邀请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老学友L.Gannett（L.葛内特）到上海的两家妓院“看看中国情形”。3月5日，葛内特从北京给胡适写信，劝告他不要“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1926年8月22日，胡适在回信中向葛内特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

进一步查勘相关文献资料，留学归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的。同年9月3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四号。10月26日，胡适致钱玄同信的落款地址就是竹杆巷四号。尽管高一涵与陈独秀一样有嫖娼狎妓的不良嗜好，但是，此时的胡适一方面需要为自己的婚事筹集钱款，另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实在没有闲暇和情趣去嫖娼狎妓。12月13日，胡适从北京起程返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完婚，直到1918年2月3日才回到北京。蔡元培在北大校园发起成立进德会，是胡适返回北京之前的1918年1月19日的事情。

依照叶克飞的说法，胡适“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应该限定在从1917年9月10日到1918年1月19日的四个月零九天的时间段里。减除胡适返回家乡举办婚礼的时间，这个时间段便只剩下两个多月。从字面意义上加以理解，叶克飞所谓“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和“重返风月场”，已经不再是限于言止于行的单纯狎妓，而是进入另一种实质性的性交易也就是嫖娼的境地。但是，遍查所有文献资料，胡适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段里，既没有能够“志得意满”，也没有“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的任何真实可靠的文献记录。

1923年6月3日，高一涵在写给胡适的感谢信中，谈到两个人亲密同居期间的苦读生活：“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

与胡适关系亲密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谈到的是胡适因为立足未稳而没有“志得意满”的另一种精神面貌：“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做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

即使只会书写汉字书法和创作古诗及白话短诗而从来没有写作过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在被胡适斥为“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发言稿《胡适这个人》中，也没有胆量捏造胡适当年一度到八大胡同狎妓嫖娼的故事，反而回忆说胡适的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其意思是说胡适的相关文章和著作，都是从别人那里抄袭剽窃来的。

由此可知，胡适在签名加入北大进德会之前，以北大教授身份到离老北大校园不远的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八大胡同狎妓甚至嫖娼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即使确实发生过，真实可靠的文字记录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胡适一生中所有逛妓院的文字记录，只是限于话语交流层面“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逢场作戏，而没有发展到像陈独秀、高一涵那样嫖娼宿妓的实质性的性交易。出现在叶克飞笔下诸如“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和“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之类的文字介绍，是完全没有文献依据加以支撑佐证的。

行文至此，想到另一关联事件。2010年12月18日下午，来自湖北的老友马勤先生在北京东北三环左家庄静安东街国际友谊花园邀请聚会，时任北大副教授的夏业良先生在聚会中谈到胡适到八大胡同吃花酒的故事，我当场质疑说：“你虽然是北大教授，但谈这段历史我是专家，我敢肯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文献记录。”

夏业良当场要和我打赌。我说赌资是一万块钱，谁要是赌赢了就拿出这笔钱来专门请大家聚会喝酒。当时在场的有陈子明、王之红夫妇，有郭学明、王晓阳、王元涛、叶匡政、思公、赵家鹏等朋友。关于此事，我在当天日记中有较为翔实的记录。我写下这段文字并不是想追索赌资，而是要说明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以至于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知名人士，也习惯于振振有词地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