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香港

香港公立医院看病记 文/章诗依

三个香港人的十五年 文/许骥

左脑情色 右脑保守——情色香港，保守香港人？ 文/严飞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上） 文/贾选凝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下） 文/贾选凝

香港公立医院看病记

章诗依

半个月前胸前起了个包，自我诊断是火疖子。我没管它，后来开始红肿、流脓，自己用碘伏和红霉素眼膏处理了几天，包比以前小了一些，但并不明显，而且一触即痛。于是不敢再做“蒙古医生”，由老婆陪着去香港公立的邓肇坚医院看医生。

医院并不远，按理早该来了。之所以一拖再拖，除了以为几天就会下去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会讲粤语，怕沟通起来麻烦。这回是硬着头皮去的。

不过，一个半小时下来，看病的经历堪称愉快，遂将一点体验和细节记录下来，以期对内地医院有所启发和借鉴。

到医院的时间是2点多一点，先去普通科门诊缴费，也就是相当于内地的挂号。这道程序需要出示身份证、住家地址和电话等个人信息，因为香港居民在公立医院看病买药不花钱，所以需要验明正身。

挂号费是45港币，不分内科外科或者更细致的科室。“4点钟行吗？”征得我的认可后，窗口里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大约64开大小的浅黄色简易文件夹——一个有我姓名和条形码的“小黄本”，也就是一本医疗记录册。一张纸条上打印着如下内容：8诊室门就诊，序号为24，就诊时间是下午4点。

我同时被告知，每次就诊都需要提供这个“小黄本”，不管前往哪家公立医院——这一点很好，不用换家医院就要重新建一个病例本，有利于节约资源。

挂号时医院就会告知患者准确的就诊时间，这一点很贴心。知道了准确的就诊时间，就不用在医院苦等了，也可以分流就诊的人群。我们于是到附近的银行办了点事，约一个小时后，返回医院，坐在8诊室门前等候。诊室的门前有几排椅子，大概因为人人知道自己的就诊时间，没必要一直等，所以在我等候的时间段里，椅子上一直没坐满人。

按医疗记录册上的提示，我在等候的时间里，用旁边的自动测压机量了血压、测了身高与体重，机器吐出的打印数据显示一切正常。整个缴费、候诊区约200平方米，有三处放置了自动量血压、测身高与体重的器械，足敷使用。

候诊室的中间，坐着内地医院中没有的角色——身穿深绿色工作服的“业务支援”，其职能有点像“不管部部长”，专管与患者候诊有关的一切事情。比如我们刚刚交完费来到候诊区，一个“业务支援”立即过来看我们的单子，然后将8诊室的位置指给我们。再比如，向每个刚进候诊室的患者发放口罩。不仅医生，患者也要戴口罩。老婆的口罩戴反了，被“业务支援”看到，过来指点正确的方式。

每个候诊室的门前，都有一个电子显示牌，按序号通知患者进去就诊，不用医生在里面喊，也便于患者清楚什么时候轮到自己。4点16分，显示牌上出现“24号”的字样，该我了。

诊室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比较宽敞，要比内地大医院的医生诊室宽大不少。比较起来，缴费处工作人员与“业务支援”的空间要逼仄得多了。第二个印象是东西多：内地诊室除了一张桌子，往往四壁萧然，没什么东西。这个诊室可好，电脑、书籍、小器械等，还有一张供检查用的床，满满当当。医生叫护士，按右手边的铃即可。给我看病的十来分钟里，医生按了两次铃，每次，几乎都是手刚拿开，护士即推门而入。

感觉得到，医生在这里处于相当中心与权威的位置。

医生看了我的患处，认为不是大问题，开了一种抗生素药和一种消炎药，告诉我需要护士清洗伤口。这个环节中，印象最深的，是医生给患者的诊断意见即时输入电脑，当场打印出来，放在“小黄本”里，而不是手写。这样一来，患者就不用面对常见的医生那一手“金蛇狂舞”“蚯鳝暴扭”的字了。

出了诊室，去清洗伤口。刚到清洗室门前，“业务支援”出现了，告诉护士：是说普通话的。护士有些歉然地说：我的国语说得不好呀。我说：挺好的，挺好的。

清洗时，护士拉上一个布帘，与外面隔开，然后从架子上整齐码放的几摞蓝包中取下一个，打开，里面是一叠整齐的小块方形纱布、两个塑料钳子，还有一个蓝色的小托盘用来盛放药水。一个患者一个包。处理完后，将包打上，应该是消毒之后再用。

至今，我已经去清洗了四次伤口，每次都是不同的护士，每次清洗时，都被问询“疼不疼”，声调均相当柔和、亲切。最近一次，还被护士问起这几天是否冲凉，并被告知可以在来换药之前冲凉，冲凉时用凉水对着伤口将浴液冲掉。为防我没听懂其意，这位护士还让我复述一遍她的话。

最后一道程序是拿药。先到一个窗口递交药方，拿到一个号码，然后坐在大厅里等待叫号。这一点似乎与内地一般医院不同，显然，这样的安排，使每个患者不必直接将药方交给药房，然后站在窗前等待药房人员捡药。

与在内地医院拿药最大的不同，是内地医院往往需要排大队。这家医院的药房则有一个独立的大厅，有约一百个座位的椅子。药房的窗口上方，悬挂着一个很大的黑色电子显示屏，上面一次显示十几个号码。患者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意味着药已捡好，才起身去排队，其他的坐在椅子上等候即可。排队者站在一条绳子拦成的通道内，快到拿药的窗口前有道黄线，排到的人才能越过黄线，站到窗口前领药。

电子屏幕上显示取药号码的同时，广播里同步用英语、粤语播出排到的号码，语调极其柔和，近乎催眠，听长了也不觉得吵闹、心烦。

这家公立医院规模不算大，但药房里人手很多，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在捡药、发药。因此尽管有近百人在等候，但取药的速度很快。我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药都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包装，也没有成分说明。袋子上贴有一张纸条，上面除了标示用法之外，还写有“小心放置，以免儿童误服”的字样。

香港公立医院的药，除了价格贵者，一般不用患者掏钱，而所有的药由香港医院管理局统一采购，包装简单，药量不多。想起半个多月前在北京看颈椎，花了280元钱照了肌电图，结论是“在正常范围”。但医生还是相当豪放地一口气开了六种药，花去我近七百元钱，不禁唏嘘。

值得一提的，还有医院的候诊室里建有盲道，方便盲人患者就诊。此外，医疗记录“小黄本”里夹有一张“重要通告”，也值得一记。通告的内容是告诉病人，医院的员工可能请病人提供个人资料，这些资料将用于健康护理，以及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提供给相关公共部门。这是出于对病人隐私的尊重而做的提醒。

省时间、不累、被照顾得很仔细，是这次看病的主要体验。需要说明的是，从药房近百人拿药的事实推测，这家医院尽管称不上是大医院，规模也不算太小，但看病、取药过程有序、流畅，服务质量上乘。作为内地人，对其身为公立医院而有如此优良的服务，难免深有感慨。

环视医院所有显眼的地方及角角落落，没有任何“以人为本”“患者至上”之类的标语口号，也没有什么承诺性的宣示。但每个环节和细节中，都最大化地体现了方便、体贴患者的原则，让看病不至成为一个疲惫不堪、充满挫折的过程。

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满意率更高达99%。

这并非香港医护人员的道德水准先天地多么高尚。香港人能幸运地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是锐意改革的结果。香港现行公立医院体制系于1985年由澳洲一家顾问公司设计，经过广泛公众咨询，于1990年正式成立医院管理局，接管所有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医院管理局并非政府机构，而是法人团体，是一个高效、专业的机构，其一系列制度设计与配套措施（如独立的投诉与调查机构）构筑了香港高效、公平的公立医疗体系。

此外，政府充足的投入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香港公立医院的费用92%来自于政府拨款，医护人员类似于公务员，有固定薪酬，制度设计中医生更没有以开药获得提成的可能。

作为丰裕社会，香港有内地现阶段不具备条件去学习的地方。但是，许多技术性的细节，需要尽快“拿来”。

三个香港人的十五年

许骥

写在前面：这是2012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内地报刊邀我写的一篇稿子。然而写出来后，编辑认为过于“负面”，没有刊登。又一年过去了，我笔下的香港有改观吗？我当然希望，香港没有那么“负面”。可是，香港的贫困人口仍在持续增加。有的人眼中的香港，全是摩天大楼、有钱人、花花世界；但我眼中的香港，为什么总是所写的这三种人……2013年，正好是我来香港十年，人生中有几个十年？

1997年7月1日，我捧着西瓜坐在电视机前看香港回归的报道。对我来说，香港回归是足以令我高兴的，因为那天放假。从电视里，我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那张忧伤的脸，以及英国士兵奇怪的走姿。英国国旗和港英旗帜缓缓下降，中国国旗和特区旗帜冉冉上升。我不太能记得当时的心情。因为当时的香港之于我，只是个偏远的小岛。虽然常常看香港电影和听香港流行歌曲，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切实和那个地方发生什么关系。

可命运总是充满各种意外。2003年8月4日，我正式成为香港居民。拿到身份证的那刻，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当我走在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时候，就像置身另外一个星球一般。身边行过的都是中国人，却因为不同的制度，完全呈现出另外的面貌。他们的步伐那么快又那么有序，我生平第一次接受文化冲击。

转眼九年便过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香港人从来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血统，但他们中有的人，时不时还是跟我念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开口闭口“以前唔系咁嘅”！就好像过去有的台湾老人总说北平如何如何一样。

香港回归15年。15年是什么？想若笼统地说香港的历史，我们都会列举：亚洲金融风暴、SARS、金融海啸、双非孕妇……但生活不是个别名词或数字，生活是每天的24小时。你真的了解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吗？

吴萍的创业

吴萍女士正好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取得单程证变成香港人的。她是个生意人，20世纪80年代末只身闯荡深圳。她说，在生意最辉煌的时候，自己曾经是她那个行业里全国前三甲的人物，还立志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

初来香港时她意气风发，决心要在香港干一番事业。她说，当年的生意很好做，因为她比一般人都聪明。普通香港人，只知道从香港拿货；大不了去深圳、广州拿货到香港卖。但吴萍会去浙江义乌拿货，那里的货又好又便宜，种类还多。加上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每次去拿几千块货，到香港就能卖几万块。在香港四五年时间，吴萍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经营的公司已经开了三家分店。而且，她在深圳最热闹的步行街东门，还买了一间店面。

2002年，吴萍40岁，决心把生意做得更大，离拥有属于自己的国贸大厦的梦想更进一步。在港五年，吴萍已经积累了一个很大的商户网络，不少香港的散户都到她这里拿货。于是她想，不如做批发。

吴萍物色了一个很大的商铺，位置在中环。她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入其中，还四处借了几十万，把批发总部开起来了，生意和想象中一样红火。

但是，一场瘟疫不期而至。2003年，香港全面陷入SARS的恐慌中。电视里，不停播放着病人死亡的消息，淘大花园封楼隔离，甚至有医务人员因公殉职……SARS病毒像看不见的枷锁，把香港市民牢牢锁在家中。往日熙熙攘攘的商场里空无一人，原本十分嘈杂的酒楼里门可罗雀。倒闭，也像瘟疫般蔓延开来。商铺关门，房屋易手。莫说不敢上街，在对未来的恐慌中没有人敢随便花钱。

就是在这时候，吴萍的生意一落千丈，经常一天下来分毫没有进账。每个月，电费、水费、房租、追债……各种催款单仍旧按时上门。不到半年，这家雄心壮志的大商铺，被搬得空空荡荡。吴萍不得不接受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致命的生意失败。为了偿还借债，吴萍把位于深圳的店铺卖掉了。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可以从头再来。”

很快，吴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零售业上。她想努力维持住原来三家分店的局面，每件事都亲力亲为。因为要背沉重的货物，她的腰受过伤。因为要更换天花板的灯，她不慎从凳子上摔下，手臂骨折，白色骨头穿破皮肉暴露出来。她也想过依靠男人，但是或许因为不善相面，她找到的男人都帮不上忙，反而给她造成更多的烦恼，甚至花掉她更多的钱。

生意要翻身，需要投入，吴萍需要钱。但是，由于之前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好，她无法向银行借钱。这时候，香港大量的借贷公司笑里藏刀地出现在吴萍面前。吴萍从这些借贷公司那里借了十几万，但她似乎没有计算过，要还清这笔钱，她需要再工作30年，每个月都要还近万元──其中9000是利息。

这样的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2005年，第一家分店倒闭。2007年，第二家分店倒闭。吴萍守着最后一家分店，支撑到2012年，终于在家人的劝说下，申请破产。收到破产管理署的来信，吴萍害怕地不敢打开。后来，她的儿子告诉她，她这宗破产案，已经是当年的第两千多宗。那时，才只是4月而已。见律师的时候，吴萍说不出话来，也听不懂律师说的任何内容。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努力了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律师没有理会吴萍，只问：“我说的你是不是清楚明白？”吴萍点头。律师说：“可以了，你现在去交钱吧。”吴萍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钱，交给律师。

在这世上，你的不幸，总会成为别人的幸运。

吕伯的退休

吕伯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开工。吕伯说：“唔去啰，你冇保险，又咁危险，唔啱我啲老人家做。”挂上电话，吕伯继续抽烟。

吕伯今年61岁，是个资深的摄像师，过去在包括TVB等多家大型的电视台工作过。大约五年前，他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于是他便不再上班，偶尔有活的时候接来做。

如果换作在内地，吕伯或许已经可以拿着退休金颐养天年了。但是在香港，没有退休金制度，所以吕伯只能靠自己。香港有公屋、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免费医疗等福利，但没有退休金。因此，香港人换工作很频繁，没有日本人那种在一间公司工作一辈子的习惯。

1997年香港回归时，吕伯在新加坡。90年代初，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对香港的人才需求很大。当时，香港的专业人员到海外工作是潮流。吕伯也跟着这股潮流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住了五年。到1997年，香港的专业人才在新加坡已经没那么吃香了，工资也不见得比香港高。这时有个香港朋友叫吕伯回香港做事，他便回到了香港。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香港。

世事变幻无常。在香港，你不知何时政府会推出怎样新的政策。从来在退休金方面没有作为的香港政府，突然在2000年底，推出强制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要求每个在职的香港市民购买政府基金。吕伯花了好久好久来研究这项制度，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意思是，你每个月的工资中必须拿出一定份额的钱用于投资。投资的项目，可以是股票、基金、储蓄等等。当你年满65岁的时候，这笔钱才可以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赔钱。弄清楚这项制度后，吕伯爆了句粗口……

2001年，吕伯已经50岁。他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股票或基金的风险，于是选择了最保守的储蓄。一年后，受委托掌管强积金的公司给他寄来年度报表。告诉他，通过一年的投资，吕伯赚了四元钱。

2007年，吕伯供职的外国电视台撤出香港，他便不再是在职人员，于是没有再缴纳强积金。但之前缴的钱，要到65岁以后才能取回。这些年港币不断贬值。吕伯说，他看着一笔正在变少的钱，无能为力。

香港的老人家都很勤力。你常常会看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在开出租车或者从事其他工作。香港人勤劳的本质固然是一回事，但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你可以申请住公屋，依靠综援生活。但是，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综援，在香港能干什么呢？香港一直强调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缺乏保障。

所以，我在香港常常会看到那些“想当年”的老人家。他们总是说起，早知道当年就如何如何，总是为自己年轻时错过的机会而懊恼不已。

吕伯也一样，他说过好多次，早知道应该搬到国外去生活，要么欧洲，要么加拿大。原因很简单，即便不能赚很多钱，但那些地方的消费比香港低，福利也比香港好。可是现在，这些想法就只能沦为想法了。

吕伯每天都要听香港电台的时政节目，对几个知名的评论员，还有立法会的议员都如数家珍。问他这15年来自己有什么改变？他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只关心赚钱，不关心公共事务；现在开始变得关心公共事务了，因为不得不关心。他很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国念书，但他说：“我帮唔到手，只有靠佢自己。”

李香的高考

李香拿到高考成绩单，落榜了，并不意外。

李香从来没有对2013年能上大学抱过什么希望。从小学开始，她的成绩就不好，缺乏自信。四年级的时候，班上来了个性格怪异的语文老师，专门欺负成绩差的同学，李香就是他的重点欺负对象，有时甚至是体罚。因为害怕那位老师，李香曾经多次逃学。后来母亲投诉学校，那位班主任被调离，李香才重新回到课堂。但逃学会上瘾。上中学后，李香只要一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时是和同学处不好，有时是和老师处不好，她就逃学。逃避，已变成她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

李香是个缺少爱的孩子，从小父母就与她形同陌路。所以，她比其他孩子显得孤僻。她不爱上学，考试成绩不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爱读书。实际上，她比同龄的很多孩子都爱读书。初中时，她就已经开始啃康德的著作。不过，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终究是李香的致命伤。她通过自己看书，语文成绩可以不错，但她的数学很差、英语很差。这些科目，都是要通过长期的系统训练才能学好的。高考前，虽然她努力了一段时间，但终于还是追不上。

2013年是香港的第一次高考。以前，香港的中学教育是七年，大学教育是三年。数年前，教育统筹局规定从2006至2007年度学年上中学的学生开始进行改革，中学上六年，大学上四年，和内地一样。李香就是第一批接受教育改革试验的学生。2013年的升学考试，香港考生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旧体制的考生，和新体制的考生一起考，人数特别多。

2011年时任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曾经说过要帮香港缓解今年的高考升学压力。所以，2013年香港学生可以免试上内地多所大学。不过，免试归免试，还是要看高中三年的成绩。这让李香上内地大学的希望也落空了──高考奋力一搏还有可能，要是看平时成绩，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香港的高考升学率是出奇地低。内地现在每年有超过80%的考生能够上大学，台湾的升学率更是高达99%。但香港的升学率，多少年来都保持在20%以下。大学教育至今还是“精英教育”，不是公民权利。

在过去，不上大学也没什么大不了。过去的香港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可以通过做学徒的方式掌握一技之长。比如在过去，李香可以学裁缝，学好了本事，将来自己出来创业──在香港，工人的工资往往是高过普通白领的。

但是，在“地产霸权”出现之后，这样的情况也渐渐消失了。因为你要创业，首先要租店铺，但地产商垄断土地。你生意不好，支撑不下去，倒闭；你生意好，地产商给你加租，你照样支撑不下去，倒闭。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给别人打工。现在香港的小学生都知道，将来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大学。因为即便是打工，也希望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做个体面的打工仔。

李香的一些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已经去便利店上班了，每个月能赚7000块钱。但李香很清楚，她必须要读大学。因为便利店或麦当劳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爱读书，还有作家梦，她多么想再要四年时间，可以安静地读书。李香决定了，重读高三，明年再参加一次高考。无论香港、内地或海外，她一定要上大学。

香港，有700万人口。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我见过《桃姐》里那样的老人，也见过《春娇与志明》里那样的年轻人。九年来，我找不到任何词来概括香港。因为她太丰富，一旦你尝试概括，便注定是错。

回归15年，香港改变了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我经常去吃的一家食肆，是四姐妹开的。15年来，她们每天卖一模一样的鲩鱼饭。食客没有挑剔，她们的手艺越来越好。

旺角的二楼书店，有的开了15年，有的早已不见踪影。那些不开书店的老板，有的现在已经是很知名的作家。

将军澳的一间小学，多年前人丁兴旺。2013年再去看时，已经倒闭。由于香港出生率低，很多学校都被迫“杀校”。

观塘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观塘。这里，正在进行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老街坊不见了，很多熟悉的味道也不见了。

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屋大窝口邨，楼还是过去的楼。现在政府要重新粉饰它，让它从外部看起来焕然一新。住户说，这一刷，说明十年内不会拆迁。

我想，15年来香港改变得太多了。孩子变成青年，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老年变成骨灰；很多人迁入，很多人迁出；特首换了三位，官员换了无数；就业率上升，但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租金上涨，港币贬值……

不变的也很多。香港仍旧是世界上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城市，仍旧是奔驰车密度最大的城市；香港机场仍旧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香港人仍旧每天辛勤地工作；李嘉诚仍旧是首富，六合彩仍旧创造暴发户；大学升学率依旧那么低，香港仍旧没有出现令世界惊艳的作家……

香港已成往事。何处不成往事？香港只有向前走，反正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200年前，谁也无法想象今天的香港。所以，15年来究竟有什么不变？我想，唯一不变的就是香港一直在改变。

总结？何必呢。香港人是不太有时间的。正如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中的最后一句：“不回想，不回答，不回忆，不回眸，反正也回不了头。”

左脑情色 右脑保守
——情色香港，保守香港人？

严飞

就城市而言，香港并不是很能发生情色的地方。虽然香港耳濡目染西方价值观念一百多年，可是骨子里的保守却更有甚于任何一个华人世界。

自从2006年香港在中环举办了首届性文化节，到2013年已经是第六届（10月27日开幕）。从第一届的羞羞答答、观者寥寥到几年后的今天，香港人已经可以大度地接受在闹市区公开谈性，在布满安全套、情趣用品的会场里看一场商家组织的表演秀。不过大度归大度，心态的稍许接受却并不代表香港在性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或者说已经变成为了一座开放的城市。2013年8月底这里就刚刚举办过为期三天的Sexpo“性博览会”，是香港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不过规模和上海的相比就相差甚远，因为这是一次不能对外公开的展览，只准行内业者参观。而杜蕾斯在一项全球人士性爱趋向的调查中也发现，香港人的每周性行为次数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五，远远落后于内地和台湾。

然而讽刺的是，在所有外人眼里，香港留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黄”雾弥漫的情色之邦。且不说港产的现代古装三级影片、扑满报纸的情色专版、坊间的“龙虎豹”“藏春阁”、独有的“青楼红粉”一楼一凤，单是那些封面激情裸露，充斥大小便利店的八卦杂志，其理直气壮的程度便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产生此乃“从来美人必争地，自古英雄温柔乡”的错觉。

这种错觉的产生，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叶香港三级片的贡献。虽然说亚洲情色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唯日本独尊，但是在这段时期内，真正引领一时之风骚、大众之潮流的，却是港产三级片。由导演王晶带领，叶玉卿、叶子楣“双叶”领军对决，再加之接踵而来的香港小姐翁虹、玉女红星李丽珍、影视新人舒淇，一下子制造出一个情色救市的黄金年代。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带有情色成分的香港电影就已经登上大雅之堂。那个时候还没有“三级”的说法，所有艳情电影都被包装上“风月片”的美名。一直到1988年香港颁布《电影检查条例》，三级片才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该条例为了保证成年观众在能够观赏更多影片的同时，又能保护18岁以下人士，遂依据观众年龄限制将电影划分为Ⅰ、Ⅱ、III三级。那些充满血腥暴力镜头、露骨床戏描写的影片一般会被评定为第三等级，禁止未成年人入场。由于香港采取分级制度后，只有过去被禁制的色情电影送检，久而久之，三级片便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色情片的代名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正处于灰姑娘舞会时期。经济发达，市场活跃，楼市畅旺，整个香港充斥着一种纸醉金迷的大气候。这个时期的香港人，对于情色的追求较之于现在，无疑要来得更加表面化。而同一时期江湖黑帮片和赌片的式微，又间接助长了“养眼”色情片的繁荣。因此，每当有具号召力的女星上演三级片时，港人都会毫不吝惜地掏腰包捧场观看。

然而时过境迁。在“入肺入肉”的日本AV电影于90年代后期入侵之下，内容单调乏味、暴露比上不足的香港三级片只能接受“沦陷”的事实。最近几年，本地影业虽又重新开始投入到三级片的制作，并投入了很大的制作成本，在广告宣传和抢占内地市场上下足了功夫，甚至玩起了3D科技的新卖点。从《金瓶梅》（2008）、《金瓶梅II》（2009），到《3D肉蒲团》（2011）、《蜜桃成熟时3D》（2011），每一部作品都在一定时期内带动起了大众的谈资，还引发起一股内地观众组团到香港观影“看波”的浪潮。不过从效果来看，这些电影都仅仅只是促动起了人们对现代科技之下到电影院里看大屏幕、高清度、3D渲染效果的情色镜头的好奇（当然还有早川濑里奈、吉泽明步等人的票房号召魅力），并没有真正挽救传统意义上的香港三级片的境况。倒反而是那些更加强调本土戏谑色彩，带有些痞气和咸湿气的港味对话风格的电影，比如彭浩翔的《低俗喜剧》，在票房和口碑上获得了双重的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扛起了本土电影的大旗。

这背后的原因，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脱不开香港人保守的本性：乐见他人“三点毕现”，却难容自己“敞开心扉”。左脑情色、右脑保守，是“香港制造”中有趣味的精华所在。不过如若再深度剖析一下这一份保守的本性，又脱离不开香港独特的城市建筑逻辑。

香港留给人的最大印象，莫过于那一排排高高耸立密密重叠在一起的建筑群，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厦，七八十年代的商住两用大厦，还是90年代的现代高楼，都逼仄而又混杂地拥挤在一起，让人沉重地喘不过气来。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里就说过，香港人一生都在处理拥挤。他就曾跟父母和姊妹一家四口住在堂楼的中房，房东一家住向街较大的房间，另有租客在最小尾房。“香港中产阶级再富裕，那住房仍是寸土必计算，惘惘然有挥之不去的拥挤意识。”

在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香港，高昂的地价烘托出的是一幅幅扭曲而异化的香港建筑空间图景。以大地产商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成为这份文化的核心代表名词。其结果，别说适宜的生活，就连拥有一份个人私密的空间都是一份奢侈。所以也难怪，2013年香港性文化节的主题就是“性与城市空间”，有好几位本土的艺术家在现场展出自己的艺术装置，譬如艺术家廖家宜的作品“香港连自慰的空间也没有”，以控诉香港的地产霸权令年轻人未能买楼，私人性爱空间受限。

所以也别说香港人保守，资本垄断、地产霸权的影响无处不在，连普通香港人的私密生活都难逃其网，更别说都市生活中那些和文化、思想有关系的人性追求了。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上）

贾选凝

从深水埗这三个字结连进我的香港经验起便相信，不懂得它的人，不会足够懂香港。这个全港民均收入最低的旧区，存在独居长者、露宿者、新移民等各种贫穷问题，也保留了街档的物价廉宜、小贩行人毗邻相安的社区关系。它以一种奇妙的包容，将种种矛盾纳入生活轨道，所以低薪、廉价、草根、混杂等字眼在这里更多指向人情而非悲情。深水埗很旧很穷，也因此成为旧物穷人在这座汰弱留强的城里最后的容身之所。

这一区给我的冲击，始于采访一次爱心派饭行动（免费派发盒饭及其他物资给弱势长者及露宿者）。那天傍晚时分，和摄影师来到通州街桥底，现场已席地坐满了等候领饭的长者，义工过来千叮万嘱不要拍到他们的脸，其实这昏黄灯光下黑压压几百人的群像，在整个香港根本模糊得微不足道。玉器市场前的天桥底，在那刻像一片孤岛，围拢聚集的只有义工、贫困长者、无家可归者和外围的面目不清的游荡者。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挤在水泄不通的人流里领上一个盒饭、一瓶水，绝对不是件秩序井然的事。尽管义工众多，现场仍然一团混乱、毫无通路。拥挤的人群让人感到无力，因为赤贫太过真实。

退到外围来，紧贴桥底的长长一排地摊在分发其他物资，社工将收集来的旧衣物按需发予长者。一位坐轮椅不识字的露宿婆婆，连搬进公屋的按金也交不出，她话不多，但当义工从小山似的旧衣堆为她淘出一条尺码合身的裤子时，她缺牙的笑里却有满足。入夜之后，走进北河街上的北河烧腊饭店，这间饭店是出了名的“有情”，不但定期供应盒饭给贫困人士，平日的街坊食客里也有不少“老弱病”，衣着简朴乃至褴褛的，都在专注享用面前分量格外足、价又格外廉的餸饭。三教九流各色边缘人，果腹饱肚时同样生机勃勃。摄影师环顾四下，想拍一组环境照，斜对桌正吃碟头饭的中年阿伯赶忙开声，说自己绝对不能入镜，欠人太多钱，照片要是登上报纸就“大钁”了。

形容底层的修辞和真正的底层生活相比，永远都缺乏想象力。深水埗就是这样，它的贫穷底色并未令生活在其中的人谈论它时抱怨重重，相反他们习惯了它，就看得到它的好。

朋友里有个女孩，20世纪90年代末随父母哥哥搬来香港，当时家里穷，租不起别处，只有在深水埗2000多蚊（粤语“元”）就能租到100尺的单位，这一落脚就是15年，直到她后来大学毕业，父母都已不在身边，仍然和哥哥住这一区。如今兄妹两人共住一间300尺的单位，租金4800港币——还是全港望尘莫及的低价。偶然一次去深水埗找她吃饭，我说好像这边人口蛮复杂的，这个平日看来相当娇小的女孩轻描淡写地回应：“对啊，夜里回家时会被搭讪。”“你不怕？”“习惯喽。他们也没什么恶意，只是寂寞。”

搭讪她的多是南亚裔人士，她早就习惯出门会见到这些深色面孔，并不以为奇。深水埗有为数不少的巴基斯坦和非洲人，他们在这里收购雪柜、洗衣机、电视机等大件的二手电器，运回家乡重新装配再卖。每天黄昏，北河街、桂林街一带，泊满他们的货车，破铜烂铁搬搬抬抬，拣货收货大声交谈，“大型货车党”在嘈杂声浪里买卖交易，也算深水埗独有的一景。白天没工开时，这些外籍人士会在周边街上无所事事地闲荡，有时五六个聚成一圈打牌，见到年轻女孩经过，出声搭两句嘴，但不会真的上前，也就谈不上是骚扰。

后来，她告诉我，深水埗治安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差，因为住的人普遍穷，街上巡警又格外多。而夜里的“北河四街”（北河街、基隆街、桂林街及大南街）给人多事之地的印象，其实源于不少摆地摊的无牌小贩聚在马路中央，讨价还价扰攘到凌晨才散。当我们用对一座城市面貌干净整洁的要求去看待这些“夜冷档”时，它们是喧哗滋扰，但“维生”在深水埗的生态中却始终大过“企理”。但凡夜里拖着大编织袋来沿街摆卖的人，都是最草根的阶层。摊开一块蓝白相间的垫布，林林总总的二手生活就被倾囊倒出。旧衫裤鞋、玩具小电器、锅碗瓢盆、旧书碟片应有尽有，《晚娘》的DVD夹在老CD和情色片里，随手能淘出大把20世纪80年代女星的清丽容颜。一买一卖自力更生，赚点小钱做生活开支，贫者虽贫，至少还有这份生计里的尊严，所以食环署职员巡街时也是睁眼闭眼，说到底，何必和别人的生存过不去。

论客观条件，其实深水埗远比天水围那种新移民特征的“悲情”更悲更贫，因为这里聚集的是以各种原因无法住进公屋的人：拿单程证的新移民、公屋轮候户、每月只拿1000元“生果金”“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高津贴”，公屋租金也付不起的长者；乃至捡纸皮的拾荒者和有精神问题的露宿者。但尽管贫穷，人气旺人情在。这一区的最宝贵空间是容人“生存”，板间房居民、新移民、贫穷户，都能在此一宿两餐、栖身立命。

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白领不太可能搬来深水埗，一来是唐楼残旧，二来车多人杂夜里也静不下来，但这样吵闹的生活质地，却恰恰能慰藉那些边缘长者的心灵。上了年纪又住惯这一区的人往荃湾或屯门搬并不现实（公屋多时会编配在那边），衣食便利丰俭兼容，是这份“廉价”生活里难以被取替的优势：一出深水埗地铁就是街市，北河街市的餸菜十八区最平，保安道街市选择多又新鲜。

诊所就在附近，街口的休憩公园适合坐着发呆，买日用品时则可以和熟识的摊档小贩聊聊天。无儿无女的老人，觉得社区热热闹闹就不会太孤单。深水埗这一点最好，永远都是吵的，落街买餸、去街搭车，基层的嘈杂人声扑面而来，街也真的像街，容得下漫无目的游荡的人，各种食肆大排档均价又都低过外面。人与“地”唇齿相依，因为活在这里的成本，始终比别区更低更易。

“有想过搬出去吗？”我那朋友歪头想想，答说：“居住环境的确没那么好啦，但也不是非搬出去不可呀。”15年，久到她真的习惯了。习惯了每天走在街上听到台山、潮汕等各种广东方言，习惯了它的物价、拥挤和底层，也习惯了它早就是自己唯一仅有的那个“家”。

贫而不哀的深水埗（下）

贾选凝

透过电影去观照深水埗，能体味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情怀”。

情是人情味，感怀从世间悲喜中来。深水埗的故事里，长者问题首当其冲。将其诠释得含蓄动情又哀而不伤的佳作，就像《桃姐》。暮霭之年的独居老人在这一区里司空见惯，戏里主仆二人吃桂花鱼的那间濠轩粉面茶餐厅虽搬离了顺宁道，但餐厅旧址对面的顺宁道游乐场却没变。公园很小，许多长者平日就坐在长椅上闲聊，或是晒晒太阳看看天光。附近几条街上，安老院招牌林立，几步一间。桃姐住的杏林护老院在医局街尾，白底红字的招牌和电话号码。周边有物流运输、胶皮轮胎、卷闸铁器和美容美发，一整条街都是斑驳老楼，有些楼外还搭着脚手架，似拆非拆。街上的老人院不少，有的就在垃圾回收站旁，更多的则和布行、工程公司、地产门面为邻。

香港的老龄化问题正在恶化，2011年，老年人口占了整体人口的13%，预计到2041年，这个比例将高达30%。而其中独居长者的问题，放在深水埗这种旧区，又不可避免受到大规模市区重建的影响。旧楼地盘被陆续收购，打破了原有的基层社区网络，居民要面对的改变不单是迁出老屋，更有生活成本、工作机会、社群关系，乃至情感记忆的颠覆。尤其对于一世以此为家孑然一身的老人，“走出深水埗”意味着动摇根基的震荡与挣扎。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李慧莹博士说：“市区重建并不等同破旧立新。”新旧变迁既是势之所趋，就需要付诸更多耐心去安顿此地居民的生活转变。关乎“人”的问题无法大而化之，而势必精心去观照其中每个具体环节——楼宇整修怎样能将对住户的困扰减至最低？弱势群体在调迁政策面前怎样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生活的习惯与便利被打破后如何重建？而那些要搬出深水埗的孤单长者，又该如何跟这一区说再见？

“旧区情怀”的背后，往往有对社区历史与人情何去何从的困惑。2013年在香港亚洲电影节看到的《小学鸡大电影》也是一部“情怀之作”。虽然只是演艺学院硕士毕业生制作成本极低的毕业作，却是2013年最感动我的电影之一。它令我再一次看到深水埗的好。剧情不复杂：一位拿过金像奖的大导演，人生低潮遭遇中年危机，沦落得去教几个“小学鸡”（小学生）怎么拍电影。“小学鸡”们所拍的主角是从《天水围的日与夜》里走出来的陈丽云——只是这次，她是演一个从住了一辈子的深水埗孤孤单单搬去天水围的独居婆婆。题材很写实，戏里的陈丽云，戏外就是深水埗的常见个案。

写实，是因为编剧对旧区有情。他告诉我，剧本里对旧区的情怀来自他所成长的牛头角。他记得当自己最初想去创作一部电影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牛头角下邨即将清拆时的景象。后来拍毕业作品，学校选了他的剧本大纲，他写第一稿，虽然以牛头角为背景，但下邨当时已经只剩一片空地（因重建规划，牛头角下邨一期与二期，历时近十年，2012年初被全部清拆）。剧本写完，筹备开拍去选景，大家都心知，这样一个关于旧区的故事，已不可能在牛头角拍摄，那里所有旧楼，全部荡然无存。那么，去哪里拍？

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深水埗。于是，主景选在了石硖尾。

两三年前，这位编剧在石硖尾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有间工作室，所以接触到一些深水埗当地的街坊和商户，片中出现的凉茶店、伞店、音响店，都是他建议制片前去借景。虽没有牛头角的屋邨邻舍，情怀却是共通的。又有金像奖最佳女配角陈丽云和当年抵押过房子去拍戏的高志森出演，深水埗的街与铺，就萦绕着粤语老歌《红豆相思》，道出了一则关怀旧区与旧人的香港故事。“相思何时了，触景更神驰。”深水埗的旧，让人触景感怀。

而旧区重建最让深水埗人忧心的，是重建后的楼宇租金上升，不但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且未来更会出现两极分化：除了破落旧楼就是昂贵新楼，他们在这一区的选择空间就被挤压得更小。贵价屋苑与周边生态格格不入，而重建也同时带来大量被弃置浪费的建筑废料。实际上，深水埗的许多危楼、唐楼并不一定要被推倒重建，而应首先进行修缮、维护、保养和翻新。低收入居民们并不需要一幢幢漂漂亮亮却永远负担不起的新屋，与他们每日起居直接相关的诉求，是老屋不再渗水、残破得到修补，以及拥有更好的防火设施。

有形的新旧交替是楼宇重建，而无形的则是已在发生变化的生活质地。后来我读到深水埗区议会赞助进行的《108个深水埗人访谈启示》，一位在深水埗26年、从摆地摊到搬进楼上铺、经历了鸭寮街变迁的商户说，鸭寮街从前有卖毛巾的、有粉面店、有汽车维修，甚至有人租了铺做货仓，如今则几乎全是电器，不再有什么商品适合长者。旧铺虽然开在后楼梯肮脏的旧楼里，卖的却全是新潮玩意。他心底怀念着60年代那个和九龙塘一样安静的深水埗，但时光无返，便只能望着旧楼单位里60年代的“窗花”去回忆。

食价的提高，更只有区内人体会得到。相比区外自然还是便宜，但和自己的历史比，不知不觉价就涨了一大截。从前西九龙中心顶层的Food Court十蚊能吃饱，15蚊有烧味双拼饭，如今早已重新装修，每餐均价20以上。变得不多的，大概是旁边阿伯隔着桌子和人大谈政改的市井人气，或是街坊熟客所得到的更大份一点的例汤餸菜——社区还有这份人情味，就还是那个心安之处。

如果一定要我讲出深水埗最珍贵的特色，我反而会绕开情怀，谈谈它的“功能分明”。这一区诚然混杂，却又非常生活化。确切来说，它是香港唯一的街档分工明确、条条街加在一起就能满足居民生活各方面需求的地区。没有大商场少有连锁店，但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小物件，却应有尽有。鸭寮街是电子产品集中地，汝州街又叫珠仔街，各种制作首饰或公仔所需的串珠都能在这里找到，大南街则以布疋店和原材料铺为主，极长，一路延伸到太子，一网打尽了做衣服、被子、皮革背包的布料原料。福华街多食肆小店，可以大饱口福，长沙湾道有时装街，基隆街上卖花边纽扣——每条街都有自己的功能，即使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部分，在深水埗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这是只有旧区能够安然包容的琐碎生活，非常细枝末节，也非常实在。无论贫奢，人的生活永远需要这些基本内容，所以我一直觉得，深水埗能让你看得到坐卧行走在其中的“人”，以及他们在怎样过活。

而新与旧，从另一个意义上又一直在这里奇妙共生着。那样传统陈旧的地带，却又是电子产品的销售腹地，“黄金”与“高登”两大计算机商场，往来水客络绎不绝，最新一代iPad mini和“土豪金”在这里被炒卖交易，鲜明对照着旧区居民的节俭度日。矛盾吗？也不，想一想区内的噪音与居民、行人与小贩、贫穷与人情……或许这也正是深水埗值得珍视的一份生活价值吧。走进深水埗，也就走入了一段介于怀旧与潮流的香港岁月之间。

香港的代表字

裂：香港2013年代表字 文/张铁志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 文/柴子文

香港人怎么了 文/闾丘露薇

香港走入死胡同——浅谈港人的焦虑 文/杨恒均

香港：是沙漠还是绿洲 文/贾葭

裂：香港2013年代表字

张铁志

如果要找一个汉字代表2013年的香港，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正面的字。“怨”“怒”“闷”，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字。

而“裂”可能是更准确──不论是大陆香港矛盾、贫富差距、官方与民间的巨大分裂，甚至民间内部日益严重的分歧与撕裂，都让香港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强烈的敌我意识与公共领域的碎片化。

首先，梁振英先生自2012年7月担任香港特首以来，开始爆发一连串政治危机：先是他个人住宅的房屋僭建问题；然后是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12天，就爆出二十多年前涉嫌骗取公务员租金津贴，黯然离职；随后上任的新局长陈茂波又被举报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中有利益冲突。2013年5月，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时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市区重建局董事会主席，也是香港商品交易所大股东的张震远承认于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会议员詹培忠借贷800万元，辞去所有公职。

这些政治危机与丑闻已经让港人对政治严重不信任。2013年4月，香港审计署揭发前任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期内以绕过申领酬酢开支规管指引，宴请内地检察机关官员代表，震撼香港社会。原本港人自豪于香港的法治，尤其是廉政公署的廉洁与反贪，但当廉政公署都在法治与廉洁问题上有了污点，可以说这严重打击了港人对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

2013年10月，香港政府公布免费电视发牌，筹备最积极的香港电视落选，政府只说“一篮子原因”，到此时，民间对政府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不信任。依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1月所做的调查，特首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是40.6%，是其上任以来的最低点。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整体满意程度方面为21%满意，52%不满。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港人对香港前途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即信任率减不信任率），均下跌至正7点水平，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净值更是2003年6月SARS后新低。

其次，所谓的“大陆香港矛盾”也愈演愈烈。这一年，香港人普遍感受到在生活上与资源上受到大陆的影响：从年初的抢购奶粉，到下半年的跨境学童问题让香港父母担心小孩无法进入幼稚园；从对自由行大陆客的负面感受到对大陆来的新移民的负面印象。12月初，最高法院判决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须居港七年的规定系违反《基本法》，更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再次燃起谁是香港人的辩论。

矛盾不仅导致港人与大陆人间的对立，也导致香港的“本土”或者泛民阵营之间出现分裂：亦即“激进”本土派崛起，不但严厉批评来港大陆人，也激烈攻击相对温和的本土派或民主派，网络上不乏各种人身攻击与粗俗语言。

第三，2013年4月国际货运码头工人罢工，占领中环长江中心，是香港近年少见的阶级抗争行动。9月底，香港政府公布官方贫穷线，以住户平均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画线，一人户以月入3600港币为贫穷界线。在政府政策介入前，2012年香港的贫穷住户为54.1万户，涉及131.2万人，贫穷率19.6%。

香港一直是已开发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区，而近年楼价飙涨，地产霸权成为人人上口的修辞，有钱没钱、有房没房、山上山下成为香港深深的分裂线。

总的来说，这诸种分裂让香港的社会信任度低落，民间对政府信任度低落，而不同立场者之前的敌我意识越来越浓厚，不论是香港人看大陆人，民间与政府，乃至民间内部，甚至暴力相向──例如所谓“爱港力量”等支持政府团体经常以肢体冲撞或激烈语言在民主派举办的论坛或活动中制造冲突。

2003年以来，香港正逐渐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一个试图决定自我命运的政治主体，而这个建构过程无可避免涉及：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规范准则为何？这个共同体和他者──在现实脉络下，他者即北京决策者，也是大陆那个政治社群──的关系为何？共同体成员享有的权利为何？

这个建构过程需要的是公共理性的对话以及细腻的讨论，但在香港，这个建构过程却是日益激烈的分裂。担忧分裂，并不代表要寻求盲目的“和谐”。因为民主，或者作为民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成员之间的“一致”，但却需要成员享有基本与共识、需要成员对彼此基本信任，但这些在香港却在逐渐瓦解。

要减低这些分裂不是伪装这些歧异不存在，而是掌握权力和资源者──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不能是垄断者，而必须在制度上让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有被分享的机会和可能。尤其对政治掌权者，因为掌握的是公共资源且必须对民众负责，更应该让决策更透明、更负责、更让民众可以参与，如此才能维持体制的正当性、建立民众对体制的信任。

说得更明白点，这不仅指特区政府对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央政府之于香港社会。如今的大陆香港矛盾表现在香港人对某些内地民众的不满，但背后更深层的因素其实是对香港的前景、对于香港认同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当北京对香港的决策影响力日深，但是缺乏透明性、问责性和公民参与，那么这些决策必然很难享有正当性，只能更强化香港社会对内地、对基本制度的不信任，认为决策者和他们所追求的“香港梦”是断裂的。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当然就是未来决定香港这个政治共同体命运的政改或普选规则。

当香港民众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要求政府更负责，当企业界相信政治经济的制定规则更透明、更具有可预测性，当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相信他们有机会透过制度改变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规则，当香港人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决定他们的集体公共事务、选择他们认为可以好好治理香港的领导人，那么，这些“裂”就可以被更好地放在公共领域中被面对、讨论，并且解决。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

柴子文

早上出门，照例坐小巴去中环地铁站，平常大家都缄默不语，也习惯了带个耳机听听音乐。这次，邻座和前座，是几个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叽叽喳喳，我摘下耳机，想听听他们一大早聊些什么。

三个小朋友，年纪略有不同，大概三岁上下，都是黄头发西方人模样。他们出奇一致地好奇，对着车窗外指指点点，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各种存在的命名。这样的时刻，如此美妙而神奇。而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身旁的人，如何回答他们，简直比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还要重要。

带着三个小朋友的女人，都是黑发的亚洲人，但她们都跟怀抱里的小朋友说着流畅标准的英语。她们的耐心和温柔，让人以为这些孩子是她们跟老外生的混血儿，但当她们彼此间偶尔欢快地蹦出一句非英非中的菲律宾语时，我才明白过来，其实她们是帮老外在香港带孩子的菲佣。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年轻漂亮，跟小朋友逗笑玩乐间，认真地介绍着：窗户、雨、下雨、马路、骑车。每一个英语单词，都重复多次直到小朋友正确复述为止。前座的那位年纪稍大的小朋友，菲佣妈妈给他拼读每个单词的字母。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小巴上的课堂，让人屏息细听，仿佛静待种子发芽，天地创世。

可是这些女人，在香港住得再久，也无法拿到香港护照，她们也像内地的民工一样，有苦难言。这一切，都缘于一份输出劳工的合约、缘于一个经济失败国家的贫弱。直到2012年，香港终审法院的一个判例，似乎终于给了她们定居的曙光，但却激起了香港社会主流舆论的反弹，似乎是在报复2010年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遭枪击事件中开枪的菲律宾人。支持的政党团体，还因此在区议会的选举中大败。最终，终审法院拒绝了这些为香港付出青春和辛劳的外佣，他们无一例外，无论在这边工作多久，都失去成为永久居民的选择权利。

一位在港工作四五年的内地朋友抱怨说，此前很认同香港价值、也从未感受到歧视的她，随着两地“蝗虫”与“狗”的对骂不断升级，她对港人的非理性感到十分失望。我十分理解她。但我自己曾在试图跟内地朋友解释两地矛盾的根源时，遭遇过滑铁卢。身份分分钟变成了标签，道理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偏帮，如此轻而易举，瞬间转化。

如果有一张无知之幕，隐去了我们所有人原有的身份，就事论事地判断是非，那么，尽管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而且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十分复杂，但是，我还是更担忧香港，尤其是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

香港作为一个多族裔混居的移民社会，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对社会资源匮乏的担忧，更是日益严重。自由社会的共同体实验，正面临排外自闭情绪的干扰。没有什么比排外对自由价值更具杀伤力了。一个自闭的城市，就如一个自闭的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滋味，更别说捍卫自由的价值。

很多人担忧自由正在从香港消亡。内地香港两地矛盾的身份标签化，菲佣永居权成为多数人偏见的牺牲品，这些并非没有可能成为转折点。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政治议题的激烈对冲，旺角街头随时激起几千人的对峙，一些原本在自由范围以内的共存现象，处在随时失衡的危险状态。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这是自由的代价。只有理性和宽容，才是自由的救赎，这个教训应该记取。当香港不再是自由的堡垒，它的堕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香港人怎么了

闾丘露薇

从香港大学毕业、留在香港工作的一名内地女生，在港遭遇车祸死亡。看到这样的新闻，会为生命的消逝叹息一声，不过不会特别关注，毕竟车祸新闻太多，如果死者和自己没有关联，或者当事人没有特别之处，就不会有特别的感触。却没想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在香港网络上引起了不少争议，然后变成了新闻，一些香港人的言论充满了仇视和幸灾乐祸，只因为她是一个来到香港学习和工作的内地人。

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语言，因为只感到人性的丑恶。只想说，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理念而忽略无辜者的生命，甚至为无辜者的死亡而鼓掌叫好，在我看来，这实在和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网络上个别人的言论，经过媒体报道，自然有放大效应。而且网络上鱼龙混杂，不排除有些人故意用极端言语散播仇恨、挑拨离间。从个人的角度，我会选择忽视，但从媒体人的身份出发，我会思考：报道这些极端的、渗透着人性丑陋一面的言辞，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吸引眼球？加深对立？还是让社会借此进行讨论？

这两年，类似的言论在网络上多了很多。香港的游行队伍中，拿着港英旗帜的人，也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增加到了几百人。针对内地人的仇视性语言，从一开始小圈子中的抱怨和发泄，变成了媒体上理直气壮的公开语言，有些媒体甚至直接使用“强国人”这个代名词。来自台湾的同事抱怨，就连她平时去参加的教会的牧师都开始在布道会上使用“强国人”，这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在她看来，牧师应该对自己有道德要求，是温和持平包容的人，至少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使用歧视性语言。当然，在这名牧师看来，也许这算不上歧视，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幽默感。

这和整个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从自由行，到内地孕妇争床位、水货客抢奶粉，还有争夺幼儿园学位，对立的情绪，自然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资源有限，政府处理不及时，造成矛盾，其实即便没有内地人来香港，同样会造成矛盾。因为有这种矛盾，对于内地人在香港的举止特别关注，很多不守规矩、不文明的行为，立即被拿来证明“自由行”之类不堪的证据。

只是，如果不守规矩，比如插队、抢座位，周围的人可以齐齐指责，迫使不守规矩的人明白规矩的重要性，而这也是让规矩有效的唯一办法。在日本，地铁上打电话，或者闯红灯，很多时候会被身边的日本人阻止，稍微有点羞耻心的人，都会收敛行为；不懂的人，也就有了学习的机会。至于有内地游客让孩子在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不听劝告，那就报警，要让他们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放到网络上，让大家发泄一下。其实当事人根本听不到，也就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而有些不满和怨气，难道不是因为香港人自己？

朋友不久前来香港，很生气地讲述了一件他看到的事情：一对讲普通话的老夫妻，在机场坐出租车，结果司机摆手拒绝帮他们搬行李。这让我想起之前香港媒体做的一个暗访，一些出租车在广东道拒绝载本地客，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是内地客。很多香港人抱怨，说内地人又来抢了出租车资源。可是这些司机，本身不就是香港人吗？一面想尽办法赚对方的钱，一面又在背后轻蔑地谈论对方。这样的精神分裂，其实也很猥琐。

我一直在想，虽然近墨者黑，为何做不到近朱者赤？

当发现生活的秩序被扰乱，尤其是便利的生活被破坏的时候，把责任推卸在外来人身上，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其实这也是执政者乐意见到的，因为在民众之间的相互指责中，自己的责任就变小了。香港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关键是政府是否能够主动行动，而且是否能够避免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因为后者，治标不治本，换得民众短期的掌声，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甚至放弃了机会。其实“奶粉令”（禁止携带两罐以上奶粉出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优先保护纳税人的利益，是否意味着排外？前者是政府的责任，只有做好前者，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排外。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香港走入死胡同
——浅谈港人的焦虑

杨恒均

1995年，《财富》一篇断言“香港已死”的文章引起内地香港两地的恐慌。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作为内地外派香港中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比这篇文章更让人不安的。不过，回归后的香港，虽经历了金融风暴、非典、财政赤字、特首信任等种种危机，但2007年回归十周年时，连《财富》杂志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时代》杂志说：“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

那位写“香港已死”的作者已经死了，香港还活着。但港人应该感谢他，他那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无异于给北京敲响了警钟。香港虽不大，但对内地的意义却不小，尤其关联到台湾，香港就更不能死。好在这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之一，只要北京执政者有这个意志与意愿，总能维持住香港不死，或者不死不活，哪怕用输液的方式维系它的“活力”。

但过去的五六年，我自己感觉，香港虽然没有死，却在诸多领域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难解的死结之中。这也是多位香港朋友给我的印象。政治上，两种极端势力坐大，从暗中博弈到公开较量：破坏“两制”而要用一国提前改变香港体制的一方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不顾“一国”而要同北京划清界限、另搞一套的也越来越嚣张。2017年“双普选”将近，香港人在兴奋中期待一人一张的选票，却又忐忑不安，担心那选票终将同内地同胞手中的选票一样，只能投给北京早就挑选好的几位候选人。“港独”“占领中环”同“爱党爱国”在“东方之珠”进行混声大合唱，听得港人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比政治问题更复杂也更麻烦的可能还是经济问题。要维系一个生活水平比绝大部分地区高好几倍的城市特区，谈何容易？尤其是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度逐日提升，国际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香港在对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旅游进出口方面的地位大大下降。在政治体制十几年不变的情况下，香港的优势还剩下什么？

除了政治死结与经济困局，香港社会渐露的烦躁与港人日益增加的焦虑，也让我不安。本人先后两次居住香港，过去20年来超过300次往来于内地香港之间，对香港充满感情。以前在内地做公务员时，涉及香港的主要工作是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后来成为自由写作者，几乎所有涉及香港的文章都是唱响香港。然而，近几年的一些感受却让我有些不安，不吐不快。

香港越来越烦躁。我住在湾仔、铜锣湾一带已经两年多了，前几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早晨几乎都是被不停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吵醒，而20年前我住在同样繁华的尖沙咀一带，却很少听到汽车喇叭声。香港原本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沉静中透出一种挡不住的活力，可是现在呢？活力依旧，但总让我想起了内地繁华的旅游景点的公共厕所，繁忙依旧，却总透出说不出的味道。

就拿街道情景来说，车祸不仅明显多了起来，我竟然两次看到司机因为车祸而吵架。这种因车祸吵架，不停按喇叭的情景以前只在内地才有。现在香港繁华地带的喧嚣已经不亚于北京甚至广州的中心区域，喇叭声声。香港失去了昔日的优雅与沉静，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香港人越来越焦虑。香港的经济也许只是相对于内地而有些微的衰落，但却几乎摧毁了150年殖民历史留给港人的那点“自信”；香港以官商勾结的地产商为龙头的经济结构逐步扩大了贫富差距的鸿沟，没有选票的香港普通打工者并无参政途径；加上蜂拥而入的内地富豪和高声喧哗、旁若无人的自由行游客，加剧了原本被政治前途不清、经济前途不明弄得彷徨的港人的焦虑。

事实上，这种烦躁与焦虑已经触及到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一直被香港人的友好与礼貌感动与鼓励，认为这是中国最接近现代文明世界的地方。然而近几年，我明显感觉到港人逐渐失去了这个唯一可以把他们从形体与内心同内地人分开的品质。几个星期前，同来自欧洲与美国的朋友聚会，香港服务员看到我们说普通话，明显不耐烦。在招待的过程中，竟两次说出“你们内地人……”这种满带不屑的话。几位朋友正好都是早年出国的，听到这位港人无厘头地歧视内地人，实在气不过，纷纷掏出了美国、欧洲国家的护照，最后告诉他：在美国、欧洲和香港以前的“宗主国”英国，这件事也是你理亏。这和内地人无关。

我能理解，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的时候，北京放开自由行，让内地人来香港消费以输血香港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反效果。

这些年，中国人四面出击，把孔子学院开办到世界各地，试图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改变一下世界，可收效甚微。其实，孔子学院早就沦为外国人免费学习中文的地方，而第一代华人如果说还可以在海外为北京唱几句赞歌，他们的后代几乎“全军覆没”，都在不知不觉中毫无条件地接受了普世价值。

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就不同了，几千万人次的自由行游客，来到这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散发着人民币，也散布着内地人特有的价值观。他们用自己的人民币为香港经济输血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人。

以前，当我看到路边下班的香港人安静有序地排队等车，我以为这应该是内地的未来，现在路边等车的队列常常被横冲直撞的内地购物部队冲散；以前世界各地来香港旅游购物的五颜六色的族群是香港的一道景色，现在香港人自己都快要成为被内地游客包围下的一道残败的风景。

在内地人的冲击下，香港人开始对内地人失去耐心，也因此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那些把那点家产与自大挂在脸上、举止粗鲁、我行我素的内地人。香港人也许还能一眼就认出街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内地游客，我却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个是香港本地人、哪个是内地人。

虽然2017年双普选还没有敲定，但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依然没变，立法会还有议员站出来否定特区政府的决定，报摊上依然有那么多批评北京与特区政府的杂志与报纸，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仍然是全球第一，等等。

香港显然还不会死，但能否走出政治的死胡同，解开经济与社会的死结？香港的躁动与港人的焦虑，会把香港引向何方？并不得而知。

香港：是沙漠还是绿洲

贾葭

这两天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来的时候不小心在机场看了《三联生活周刊》中王小峰的一篇文章：《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这篇讲beyond的长文让我很愕然。其实在香港，许多人对于北京文化人（或者没文化人）的这种“中心－边缘”视角，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又看到张晓舟反驳此文的文章：《香港作为文化杂种的情怀》，倒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这两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但结论都指向香港的文化。王文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进而论证说，如果有，也“只有通俗文化”。这当然是很难站住脚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认为这是三联面对的一次危机。我无意加入这样的一次笔战，这两位当事人都是我早年尊敬的媒体前辈。我只想就简单的感觉层面谈谈“香港是否文化沙漠”这个话题。

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说北京以外的南京或者上海有文化，就好比说除了大脑以外的手足或者腰肢也能思考一样。我觉得，十年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现如今已经有了简体版，感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当年的文人南渡盛况如何。在中国大陆的红色岁月里，其实正是香港和台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残章。

香港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与北京海淀区相仿，只有700万人口，但是在文化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我想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我先讲个小故事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做校庆志愿者，定向接待一位香港校友，那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我这位朋友当时目空一切，以为北大是整个大中华区最好的大学，就问中大在中国国内排到第几。这位老师说，按照当年日本的一个排行榜，中大全亚洲第七，北大第三十七。我的这位朋友当时就被震惊了。

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死活要报考香港中大的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也不过就是流行音乐、影视明星这些，我浅薄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她“东方明珠”。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对什么“四大天王”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我曾连续旷课去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看香港的警匪片。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穿过有叶倩文头像的“潇洒走一回”的文化衫。

仔细想想，香港的人口与南京、西安相仿，为什么香港能够产生这么多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南京、西安不可以？退一步说，上海这30年来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恐怕也不如香港。我记得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梁文道自嘲说：“你们北京来的人，不要嘲笑我们这个文化沙漠。”我当时惊道：“谁说的？香港如果是沙漠，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哪里了。”

我是个媒体从业者，从传媒观察的角度，我一向认为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水平要超过香港和台湾，新闻评论的水平则不如。这即是说，大陆媒体从业者在逻辑思考能力及批判能力方面是不够的。至于报道，那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普利策奖获得者方凤美曾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的新闻富矿，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以为，出现这种报道和评论水平不一致的情形，则是因为文化氛围的原因。不管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更容易让写作者独立地、不受干扰地自由思考。单就这一点，恐怕文化沙漠的说法就不成立。

此外，北京的一些观察者，在观察香港乃至其他地域文化时，很容易从“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主体－分支”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不得不说，这与“中央－地方”的思维模式相同，一定会事先设立一个大前提：主流、中心、主体在北京。假如讨论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模式当然没什么错，但面对香港时就会遇到问题：这种五方杂处的文化形态是囊括了中华文化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反之。

由于过去170年的分离，香港的文化形成的是独立的体系。我常常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远远大于台北到北京的距离。易言之，北京和台北更容易沟通。香港倒不是隔阂，而是她的独特性实在难以用分支来概括。也正因此，政治家们才会用“两制”这种顶层设计来规定这种内部关系。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乃至用北京观众看beyond的离场来证明这种文化形态不足以是文化的说法，实在是没有摸到香港的门槛。

胡锡进主编有很多说法，但他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中国是复杂的。理解这个复杂中国的办法，却不是胡老师那种一根筋唯我独尊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是要有复杂、多样的切入角度——比如是否接受与理解香港的这种独特性，是否能够不带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客观看待。总之，路更长，夜也更长，我们都需要时间。

伯父也曾摇滚过

对于香港，她确曾“娘心如铁” 文/马家辉

我们曾经是香港的外国人 文/邱立本

荷李活道的人与建筑——香港有条荷李活道（一） 文/沪港小生

荷李活道的情与小店——香港有条荷李活道（二） 文/沪港小生

伯父也曾摇滚过 文/廖伟棠

对于香港，她确曾“娘心如铁”

马家辉

撒切尔夫人今天举殡，英国左翼分子声言会到丧礼现场捣局，“庆祝”她的逝世，“声讨”她的罪行，宣达对其右派强硬政治手腕之不满与愤怒；不知道将有多少人现身参与？不知道巴比·桑德斯（Bobby Sands）的灵魂会否暗暗到场？

其实大约六天前，左翼分子已经搞过一番“庆典”，事前预估将有1000人参与，结果只来了200，但亦气氛热切，乍看还以为又是这类或那类的嘉年华游行；那天下午的伦敦街头，阴雨绵绵，天色灰暗，不知道巴比·桑德斯有没有出席？

世上毕竟仍有人记得巴比·桑德斯，苏格兰的脱口秀主持人法兰基•博尔（Frankie Boyle）即于撒切尔夫人逝世翌日在twitter上贴出一句“昨天夜晚巴比·桑德斯对我显灵报梦，表示打算相约大家载歌载舞”，引发无数转载讨论，吸引年青一代重寻桑德斯历史。

巴比·桑德斯，这位饿死于狱中的爱兰尔共和军领袖的生死挣扎曾经牵动全球左翼的神经，让所有人注视他、声援他、支持他，绝食66天后，他撑不下去了，闭上眼睛，停止呼吸，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此时，撒切尔夫人只扔下一句话：“桑德斯先生只是一位被判刑的狱犯，而他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他所隶属的组织从来没把这种选择权利赐予遭其杀害的无辜人民。”

那是1981年5月5日，距离巴比·桑德斯的27岁生日，尚余四天；距离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刚满两年；距离撒切尔夫人派军重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尚余一载。在这段纷乱的日子里，撒切尔夫人一再面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挑战和绝食抗议，完全不为所动、不肯妥协、不愿谈判，坚信“罪行就是罪行，跟政治无关”，终而赢得铁娘子的强势标签。

然而当铁娘子踢到铁板，亦会懂得缩脚、罢手、转身，甚至被吓得失足摔跤。谁都不会忘记1982年9月24日上午的那个狼狈镜头，结束跟邓小平的密室会谈，她步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会堂，走下楼梯，竟然跌个踉跄，几乎双膝下跪，似是向中国叩头。这一幕把香港人吓坏了，显然大事不妙，于是，短期内，股市无量下挫，港币高速贬值，海外移民申请人数直线飞升，只因大家知道，香港命定回归，英国人不会再管你的死活。

撒切尔夫人果然没有认真去管。是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英谈判过程里，英国虽仍摆出各式各样的“争取和维护港人利益”姿势，企图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有良心和负责任的宗主国，但后来的历史事实才是真正表明，撒切尔政府积极争取和维护的只是英资财团的商业利益，其余皆属闲话，若说得好听一点，便是并非不争取不维护，而是屡战屡降、一退再退，从来不替港人利益付出像样的坚持，包括对民主政制的积极安排，包括对香港国籍的归属权益，包括对社会民主的福利拓展，无不如此，这从近十年的种种解密外交档案和高官回忆文章里皆可找得铁证。

英国的铁娘子当然仍是铁娘子，但个子比她矮小的邓小平比她更铁更硬，所以对于这个曾给大英帝国带来光荣与商机的远东殖民地，铁娘子毅然选择“娘心如铁”的离弃策略，只顾堂皇撤出，懒得深耕香港，白白浪费了回归前的漫长时间，也替回归后的香港埋下了政治和民生的矛盾伏笔。

铁娘子去世了。香港人不一定要像英国左翼般载歌载舞，但也别忘记，她曾有一段时间不如一般所说的那么铁那么硬，或亦可倒过来说，她对于香港，曾经是过分地铁、过分地硬，我真怀疑，她心中是否真的有过香港。

我们曾经是香港的外国人

邱立本

中国人在香港是外国人？这是香港殖民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但如今似乎已被完全遗忘。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还有人高举英国的米字旗，或是港英政府的旗帜。他们说怀念殖民时期的统治，认为今不如昔。

尽管这些人在香港只占非常少数，而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他们的举止也让人见怪不怪。但细心了解他们的言谈，却发现他们原是历史记忆断层的产物。他们对于殖民地的历史一无所知，大多是在1997年以后才出生。他们想象当年殖民地是旧日好时光（Good Old Days），却不知道在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上，黄皮肤的中国人，曾被视为香港的“外国人”，随时可以被一条殖民政府的法例驱逐出境，不能在香港生活。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章上常常出现一些香港居民被逐出香港的新闻。他们被送到台湾、大陆或其他地区，所用的法律依据，就是一条被称为“不受欢迎外国人条例”。

这其实违反了英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一切都要重视程序正义（Due Process Of Law）。但恰恰是这条法律，却让港英当局可以跳过程序正义的过程，将权力当局认为是“外国人”的香港居民逐出这座城市。

这是殖民政府的杀手锏，以霹雳的手段赶走当局所不喜欢的中国人，无论他们是否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权，也不管他们是否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只要他们不是英国人，他们就是外国人，就可以被赶出香港。

因而今天那些拥有强烈的殖民乡愁的人物，或是高举“本土化”的愤青，就必须重新认识香港的历史，不要被民粹的“伪历史”牵着鼻子走，也不要被那些讴歌殖民政府的声音所误导。恰恰相反，从60年代到80年代，香港反殖民地斗争的浪潮一直前仆后继。大学生反对港英贪污的高级警官葛柏，掀起“抓葛柏”运动，让殖民政府震惊。此外，“争取中文合法化运动”，也广受市民的支持，打破香港英文垄断的地位。70年代波澜壮阔的保钓运动，不惧当局的镇压，不少参与者都被英国警官打到头破血流。而最让人难忘的是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想用治权换主权，强调鸦片战争时签订的《南京条约》仍然有效，结果引起了香港大学生的愤怒，发动示威，高举“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标语，向港英政府与伦敦当局抗议，也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共鸣。

香港这些反殖历史的篇章，如今香港大学生皆茫然不知，正是历史记忆的断层，他们才会有今天的所谓“殖民的乡愁”。这和当年台湾的台独力量很像，由于对日本当局残杀台湾人历史的无知，因而怀念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化”。台独分子声称追求民主，但赢得了民主，却失去了中国。这难道也是香港所要面对的吊诡局面？

而民主的发展，不能靠上面的恩赐，而是要从底层扎根，从公民社会做起。香港的一些民主派，只晓得英国在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离任前“恩赐”香港民主，因而被视为“民主斗士”，而不会去探究为何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却从来不谈民主。这背后的利害算计，其实也为日后香港政治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近年一些政客不断鼓吹民粹，反对“大陆化”，将13亿中国人标签为“强国人”，讽刺他们来香港自由行只会抢购房地产、奶粉、名牌手袋，导致香港的房租飙升，再加上随地吐痰、不文明、没有礼貌，甚至用“蝗虫”来丑化大陆游客，掀起了所谓的“陆港矛盾”。

这也是香港政治发展的阵痛过程。但追溯根源，需要对香港殖民历史做出深入的研究，不能将英治的历史当作“想象的家园”，在扭曲的世界中，追寻一个扭曲的政治愿景。

这也需要回归一个深度的、民间的香港历史研究，避免那些选择性的记忆，英国人在香港有它的正面的贡献，不需要回避，但也需要对那些不同阶段的政策做出分析。尤其在新闻的操控上，老记者都会记得总督府如何透过“放料”的萝卜与政治部的“大棒”，将新闻界控制于股掌之上。这和今天香港特区政府陷入弱势，被反对派的媒体打到落花流水的局面，形成了强大的落差。

但暴露殖民地政府的丑陋与缺点，并不是要跟着它的脚步走，而是要超越前进，让香港越来越好，让香港人不要在错误的历史想象中迷失了自己，被那些迷幻的“伪历史”绑架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荷李活道的人与建筑
——香港有条荷李活道（一）

沪港小生

很多年前就知道有一部香港电影叫作《香港有个荷里活》，看了英文片名才知道原来内地和香港的翻译不同，荷里活其实就是内地经常说的好莱坞，也就是美国的电影天堂Hollywood。

电影和Hollywood没什么关系，不过香港还真的有一个地方叫Hollywood，那就是位于香港岛市中心，横跨中环和上环的荷李活道，有时亦写作“荷里活道”，“李”和“里”在这里是相通的，英文亦同为Hollywood Road。我从2010年开始搬入荷李活道居住，发现在这里住的愈久，就愈喜欢荷李活道的人、情、味……

先说说荷李活道上的建筑和建筑中人物的变迁。

荷李活道是英军入驻香港岛后修建完成的第一条街道，虽然邻近的皇后大道早于荷李活道动工，但荷李活道最先完工。荷李活道有两端，一头接近中环市区，另一头则位于上环。靠近中环的那头以旧中区警署（也是前香港警察总部旧址）为地标，而靠近上环的那头则有历史悠久的文武庙。

有人说，一条荷李活道，从她的两端布局就能看出香港社会在不同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念。简而言之，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最信奉两样东西，一样叫法律，另一样就是老天爷。俗话说，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在香港，许多老人家常说，做了坏事，就算法律收不了你，老天爷也早晚收了你，有时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

靠近上环一端的文武庙是香港开埠早期的一间中式庙宇，当年在港英政府的特许下，华人可以在文武庙内采用“斩鸡头、烧黄纸”的传统方式进行宣誓并裁决华人之间的纠纷，这一做法在当时等同于法庭宣判，但政府规定只对华人之间的纠纷有效，且全香港境内只能在文武庙内进行，文武庙的这套做法一直延续到近代香港司法制度完善后才告终。

至于靠近中环一端的旧中区警署则一度是香港最高执法机关的象征，与警署建筑为邻的还包括前香港中央裁判司署和香港域多利监狱。中区警署在荷李活道的使命一直延续至2005年圣诞节前，香港警队在那里举办了正式的告别仪式，将中区警署建筑交回给政府，如今香港政府正在对包括前香港中央裁判司署、香港域多利监狱和旧中区警署在内的这一片历史建筑群进行“活化”，未来这里将发展成一个新的香港历史文化社区和旅游景点。

荷李活道落成初期，即香港开埠早期，这里的居民以华人为主，史料记载，和今天荷李活道的繁荣景象不同，当年在荷李活道聚居的华人社区给人一种社会低下阶层的印象。不过，从荷李活道走出的名人也不少，有些甚至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同样在荷李活道上，但介于旧中区警署和文武庙中间的一座历史建筑是旧已婚警察宿舍，如果现在前往此处，你将会看到正在修缮中的一个工地，香港政府正在将这一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完工后这里将是一个和文化与创意有关的新社区。事实上，这个地点在整条荷李活道的历史上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荷李活道一端的旧中区警署代表了法治精神，而荷李活道另一端的文武庙则是中国人口中常说的“老天爷”的象征，那么旧已婚警察宿舍则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知识改变命运。

据史料记载，现位于荷李活道的已婚警察宿舍原址是早于1843年开埠初期由本地华人兴建的一座“城隍庙”，这里是香港第一座华人社区自筹资金、自己动工兴建的项目，其后地皮几经转手，直至1876年由当年港英政府买回土地，并在此处筹建中央书院（即今日香港知名的皇仁书院的前身），由此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间官立学校，为香港民众提供中小学基础教育。

国父孙中山先生于1884年至1886年期间在中央书院读书，孙中山原名孙文，幼时又称“象”，在美国檀香山读书时曾名“朱帝”，后在香港入读中央书院时用的注册名字是“帝象”。学生时代，他住在荷李活道附近的必列者士街上的公理堂，至今仍能找到这一旧址。

今天的荷李活道早已不仅仅是华人生活聚集地，越来越多的“鬼佬”（粤语，即内地常说“老外”的意思）成为活跃于荷李活道的常客，有些甚至干脆搬入荷李活道居住，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香港大名鼎鼎的苏豪酒吧区有关，而很少有人知道苏豪之所以被称为苏豪（Soho）恰恰是取自“荷李活道往南”（South Of Hollywood Road）的意思，因为这片酒吧区刚好位于荷李活道的南面。

除去酒吧，荷李活道亦多古董店，这也是荷李活道有“古董街”别称的原因，你若在周末午后于荷李活道中间一段闲逛，常常会见到一些对着大小古董店橱窗（近年亦多了不少现代画廊）表现出一副如痴如醉模样的“鬼佬”游客。当然，如果真的想找“如痴如醉”的“鬼佬”，每晚苏豪区应该有不少。

今天靠近上环一端，与荷李活道交接的有一条很短小的斜坡路，路口竖着一块紫色的介绍牌，上面写着一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水坑口街”。1841年1月25日，英国的义律与清朝的琦善签订《穿鼻草约》，海军军官卑路乍率领英军乘军舰登陆香港，当年的登陆地点就是今天的水坑口街，旧称“占领角”（Possession Point）。

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东舰队舰船抵达香港，沿着“占领角”登陆香港岛，并在那里举行英国国旗升旗仪式，由此宣告英军正式占领香港。香港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彻底改变了……

荷李活道的情与小店
——香港有条荷李活道（二）

沪港小生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如果你从荷李活道一端的旧中区警署一直漫步至另一端的文武庙，除去道路两旁的新旧建筑对比，路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和沿路的朴素民居亦不失为荷李活道上的一道道美丽风景。

五年多前因工作关系，我移居香港，记得第一次一个人走到荷李活道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与荷李活道的一种邂逅……

我喜欢摄影，初来香港时常会在周末背着相机到处跑，中环市中心就这么一点地方，拍来拍去都是高级写字楼、大商场，于是拍着拍着我就自然而然往上走。相对于荷李活道，中环算是在山下，荷李活道则是从中环往中半山、西半山的必经之路。

于是，我便在不经意间走到了荷李活道，当时也不记得看路牌，几年后，等我搬入荷李活道的新居，在整理一些旧照片时才发现，其实我早就来过荷李活道！

那种感觉有些诡异，也有些惊喜，我想荷李活道就是这样，静静地等待人们去发现、去探索，却又不会像中环市区那些高楼大厦、豪华商场那样每日摆出一副招摇过市的模样，恨不得路人经过却不知道这里就是中环。荷李活道一如荷李活道上的许多小店和荷李活道上的人，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低调地体会着自己的优雅。

在荷李活道靠近文武庙的那段，几乎每天你都会在路边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当场作画，不作画的时候，他就在一边歇着，有时泡上一壶茶，然后静静地欣赏一幅幅挂在一栋已被废弃多年的唐楼（注：通常指在香港没有电梯的旧楼，大多建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有些已被重建或改建，有些仍有居民居住）外墙上的水墨画，都是他自己画的，主题大多以花鸟鱼虫为主；有时，他也会简简单单地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极富禅意。

忘了这位街头画家是从何时开始在这里摆摊的了，好像也从未见有警察上前盘问，不许他在这里设摊。一年又一年，直到某日我在一本本地艺术杂志上看到关于这位画家的专访，才知道他已经在此作画七年有余，目的就是想返璞归真，脱离画廊、经纪人、讨价还价等种种束缚，直接以画家的身份与收藏者面对面沟通，天空就是这位画家的屋顶，而那栋貌似破旧的唐楼恰恰成为他的水墨画作品的绝佳衬托。

有意思的是，这位画家作画的地点靠近曾经一度在香港“爆红”的娱乐会所M1NT俱乐部，当年M1NT开张时以坐拥广大一线明星会员为其最大卖点之一，门前常常名车林立，每晚也常有“粉丝”在门前等自己喜欢的明星走出来，希望可以拍到照片或请他们为自己签名留念……好景不长，M1NT在荷李活道的会所如今早已停办，继任者换了一间又一间，从牛扒房到猪排店，经营的“寿命”都不及他们的邻居——这位荷李活道街头画家的“唐楼画室”来得长久。

流行的未必能成为经典，但经典的却可以一直流行下去，也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有时“经典”也未必是那么容易得以保留的，在荷李活道上就发生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其实也是港人如何为保育工作做斗争的诸多小故事中的一个），有关一间历史悠久且颇受街坊邻里欢迎的大排档的故事。

2005年，位于荷李活道和伊利近街路口的民园面家因为大排档牌照继承的问题而引发社会争议，若不是当年有多位议员力撑，加上附近街坊也纷纷声援，荷李活道上的这间小面馆必定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随波逐流，很快被人遗忘……

如今，民园面家已经搬入室内，不过听行家说餐牌基本上没怎么变过，口味也没变，他们家的牛腩捞面或者汤面都有各自的“粉丝”。民园面家的店面装饰也体现出许多香港小店的一大特色——窗户、墙上全都贴满各路影视明星和老板娘的合影，每个人都笑得甜蜜蜜的，包括人称“发哥”的周润发。你看，就算是“发哥”，有时也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常人，都喜欢香港街边美食，一碗牛腩面，满满香港味！

吃完面，再去对面的玉叶甜品点一碗“糖水”（粤语中泛指各式甜品，并非真的是一碗带糖的水），保证你幸福感倍增。

事实上，如果你下次路过荷李活道、伊利近街路口这一段，你或许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很有可能是你看TVB电视剧看多了的缘故，因为这里确实是TVB电视剧经常取景的地点。沿着伊利近街往上走便是必列者士街，现实生活中，国父孙中山曾在此住过，而在TVB电视剧《天与地》中，由佘诗曼饰演的女主角阿Yan也住在附近，她的寓所正对着旧的已婚警察宿舍，宿舍的前门是荷李活道、后门就是必列者士街。

又比如最近刚刚在香港播完的电视剧《冲上云霄2》，由张智霖主演的男主角“Cool魔”飞机师Captain Cool在片中的寓所也刚巧在荷李活道附近，再往下走一点就是香港中环另一条知名的“小马路”歌赋街。也许，TVB编剧对这一片区域的喜爱亦出自他们对荷李活道的人、情、味的留恋。

歌赋街，看名字就顿感诗情画意，其实歌赋街是一条“低调的”美食街，新近也搬入不少小店，但整条街最出名的莫过于九记牛腩，很多老板专程开车来这里吃一碗牛腩面，就算名车泊在路边，“不幸”被警察抄牌，他也能继续有滋有味地吃他的牛腩面。

关于九记的故事，下次我会在《香港有条荷李活道》的终结篇，即关于荷李活道的“味道”的专栏文章中详述。

伯父也曾摇滚过

廖伟棠

黄秋生当然不是我的伯父，在《叶问：终极一战》里的佛山话“我伯父”也不是伯父的意思，而是广东不少地区对父亲的委婉说法。但是看完《终极一战》我倒是想起了我已经去世两年的大伯，他和叶准应该是年龄相当，而经历又和叶问相似——或者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讨生活的广东男人，很多都是一个叶问。宗师是后来人叫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才是那个男人要扛的，忍辱卖儿的李师傅，也是另一个叶问。

很久没看黄秋生的戏，今天突然想起黄秋生，看了看他微博上近日的“正体简体”之争，发现他几乎把过去一年的微博都删了，一直删到2012年5月的一条“从今谁复补苍天，梦里星芒坠百千。文字焚余呈妩媚，笙歌劫后变疑嫌。耻同魅争光焰，甘以锱铢点俸钱。天若有情天亦老，茴香豆飨李龟年”。我转发道：“黄秋生竟然读邵燕祥的旧体诗，不愧是我曾经的偶像。诗漏了一‘魑’字。我猜黄生也喜欢聂绀弩。”

邵燕祥这首诗符合秋生伯的一贯风格：有气骨有态度亦有自励自爱，这就是我说的伯父辈的老港情操（不过千万别联想赵良骏那部《老港正传》，那里面的是委屈老左不是老港）。但黄秋生超越老港的在于他还有聂绀弩性，有火气有黑色幽默有孤独支离的气质——他的第一张摇滚专辑，就叫《支离疏》，这个名字，比他下一张《地痞摇滚》的“地痞”更符合他的狂狷性格。

我最早喜欢黄秋生，喜欢的也是那个作为摇滚者的他，而不是当时已经把他定型的《的士判官》《人肉叉烧包》那些港产B级片里那个底层残暴的形象——也许是导演看出他的狂狷；狂狷进一步就是残暴，退一步，就是摇滚。黄秋生玩摇滚，拜师很正宗，是香港最传奇的地下乐队“黑鸟”，就像他学“大圣劈挂门”师从陈秀中师傅一样，这都是大隐隐于市的实力派。另外他也受20世纪90年代摇滚诗人Kurt Cobain影响，也是气血十足。“黑鸟”呼应了他的政治激情和叛逆，Kurt Cobain唤起了他的少年傲气。

忘了是1998年还是1999年，我第一次看黄秋生的现场演出，就是在旺角一个街坊球场的一场即兴抗议音乐会，看他与“黑鸟”合唱后者著名的《南音：香港史话》：“寒风阵阵，星月无光……”戏仿的正是南音名本《客途秋恨》，南音与摇滚——甚至是Punk朋克音乐，竟然结合无间，狂狷者沉稳时，进退有据，黄秋生一板一眼唱南音，就跟《终极一战》里心怀绝学的老伯父叶问，根稳任其枝叶动，狠处全不费工夫，终胜《地痞摇滚》里的绝望狂啸一筹。

聂绀弩最好的句子是：“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吟林冲。他还写过类似的一联：“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无百莽烟。”吟林海雪原。这种悲剧英雄主义的孤高清绝，黄秋生也常常在微博中表现出来，辩论繁体简体不是他第一次触动“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底线，以往他的地盘早已多次出现两个世界的人的对峙。我爱看他以一敌千，谈笑间论敌灰飞烟灭——而他自诩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时秋生伯又由摇滚“愤中”变回文武双全的佛山伯父叶问，他的古诗文造诣岂是那些满嘴文革语言的红卫兵们能理解的，他的风流更是那些还在臆想香港为沙漠的人们不能理喻的。《叶问：终极一战》里的叶问最真实处，是他有一个暧昧的情人珍妮，珍妮应是20世纪50年代随难民潮来港的外省歌女，她恰恰承接了叶问作为大师温柔敦厚的一面，而不只是其徒弟们期待的威震武林的一面。但黄秋生版《叶问》发乎情止乎礼，比刻意克制的梁朝伟版《叶问》要自然许多，前者的风流后面接的是一个蕴藉，后者风流自难掩，反而要费劲压抑了。

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风流，是一种老派风流，我想象中，长得蛮帅而妻子长期在粤西乡下的我伯父甚至我爷爷，都有那么一种风流，他们和叶问一样，都是过气的“西关少爷”，战乱和新贫教育了他们，让他们克己奉礼之余，依然葆有广东人那种硬骨头、顽皮不服气。这硬骨头和不服气，派生了“六七暴动”里的左派工人抗争者，也传承给了《千言万语》里与国际主义者甘神父共进退的香港新一代社会运动者，甚至今天还在“不识时务”不拥抱权势的一大批香港人身上体现出来，这是后话。

但说到《千言万语》里的“甘仔”甘浩望神父，那是我最喜欢的黄秋生角色。许鞍华选角一流，甘仔这个角色全香港只有一个人能演，就是黄秋生。甘神父的理想主义、他的左翼坐言起行做派、他的倔和勇，岂不也是一种老派风流，秋生伯，还须加倍努力从叶问走向甘浩望，后者，我觉得是香港民间抗争史上真正的一代宗师。

当变形金刚遭遇香港黑帮

香港作为一个文化杂种的情怀——与王小峰商榷 文/张晓舟

去香港书展看什么——找寻香港书展的文化能量 文/马家辉

金庸，“香港奇迹”的产物 文/傅国涌

当变形金刚遭遇香港黑帮 文/朱江明

香港式的愤怒狂欢——路姆西与香港文化症状 文/李展鹏

香港作为一个文化杂种的情怀
——与王小峰商榷

张晓舟

曾经看过王小峰一篇有趣的博客，谈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乐迷趣味的变迁。在那篇文章中，Beyond被写成“逼养的”，虽然这种字眼令人瞠目，但那篇博客还是写得远远比《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好，至少他的心态足够放松，不像这篇三联宏文那样，非得冲一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评论对象一边举起望远镜一边鼓起肱二头肌。把Beyond写成“逼养的”，也说明王小峰绝不是不明白什么是方言的活力——即便完全不懂得粤语，他也应该知道每一种方言相比普通话和书面汉语，自有其独特的活力，否则他为什么不把Beyond写成“别安”或者“超越”而非要说是“逼养的”？

《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有点像是撒上人文佐料又兑了水的疙瘩汤，通篇充斥着结论与结论的循环论证。结论不是靠论据，而是靠另外的结论去论证，于是形形色色的小疙瘩堆成了一座金字塔，Beyond被压在塔下，而作者在摇摇晃晃的塔尖上。不只是俯视一支乐队，而且还俯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乃至大中华文化圈。王小峰围绕这句话展开他的分析和批判——“Beyond没有想到，最终他们被神化的恰恰是最初被拒绝的内地。”不过，这显然是个病句。

我并不想具体纠缠于音乐美学和音乐口味问题，事实上我对Beyond的喜爱程度也不及对达明一派和大懒堂，甚至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和《真的汉子》对少时的我来说似乎都比Beyond来得摇滚，你尽可以不喜欢或者贬低这支乐队，而王小峰对Beyond内地歌迷所做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假如只是把这篇长文当作一篇“黑”Beyond的乐评，那实在贬低了王小峰，正如有网友盛赞的，这是一篇“比别人高出好几个段位”的“文化研究”，那么我更感兴趣的恰恰是他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为什么会画这么大一个圈——大中华文化圈——去评论一支香港乐队？那就像是拎着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铁笼子去捕捉一只野兽，他根本不去靠近它，只需远远地在空中宣布：我捉到它了，那不是什么南方的狼，宠物哈士奇而已。王小峰这样一位资深乐评人，这样一位大陆网络亚文化先驱和新晋导演，对香港文化尚且如此充满偏见，可见香港和大陆之间文化隔阂之深。为什么王小峰式的对于香港的文化优越感，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香港回归前十多年，到回归后十多年，不单阴魂不散，竟然还愈演愈烈？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当香港还只是存在于录像带和磁带之中的想象对象时，大陆文人就喜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在自由行汹涌澎湃的今时今日，中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依然认为“香港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香港与大陆的隔阂不仅仅是“一国两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不同造成的；文化观念的隔阂更为致命。陈冠中十年前有一名文《香港作为方法》，而如今王小峰通过聚焦Beyond恣意评判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命运和路径，无形中形成了一篇完全与陈文观点对立的《大中华作为方法》——王文一方面说明“香港作为方法”要撬动大中华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偏见极为不易，但另一方面，王文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又反证了“香港作为方法”，也已经给大中华文化制造了内分泌失调和功能紊乱。

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地域文化之争乃至地域歧视，反而容易加剧这种无谓的地域歧视。肯定会有人说王小峰是北京的，张晓舟以前是广州的，因而将之又归结为所谓南北之争、“北佬”（捞仔）和“南蛮”之争。但王小峰不是北京人，而张晓舟也不是粤语地区的，我是潮州人，尽管接受粤语文化有地理上的便利，但在20世纪80年代，港产片和粤语流行歌盗版带的流通是全国性的，霍元甲和陈真也是举国争睹的，不信你去问问山西小县城的贾樟柯，他对粤语歌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我。在全球化的今日，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地、居住地，都没那么重要了，即便王小峰移民北极而我移民南极，也并不妨碍我们的争论。王小峰的问题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北京文化人对香港的偏见，而是反映了“大中华文化”对香港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的霸权意识。

他这段话堪称对香港文化的大中华式经典认知：

“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如果说香港文化就是传统中国人生活中的市井文化，即使后来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后形成的各类商业文化现象变得精致时髦，它本质上仍无法摆脱其市井特色，那就是它只有通俗文化。而另一方面，香港作为殖民地，它始终生存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状态下，在文化上没有归属感的体现是，一方面它可以不用选择去接受外来事物，在流行音乐方面，他们最初就是唱英文歌；另一方面，这种没有归属感带来的不安又让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精神家园，所以香港的武侠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实际上就是在殖民文化中寻找一种爱国自尊的心理平衡。”

这段论述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通俗文化是否就缺乏“文化”的资格？市井特色是否就不算特色？二，殖民地文化是否因为“没有归属感”就缺乏文化的独立身份？

第一个问题源于一种熟悉的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的优越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大陆学术刊物主编有一次对我说：香港在“形而上”方面是很差的。言下之意，香港只有“形而下”的通俗文化。暂且不论“香港在形而上方面很差”这个武断的判断，香港文化的特色确实是通俗文化发达，更重要的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隔，在香港远远不像在大陆那么明显，想想从黄霑到金庸的例子就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国族主义对于殖民地文化根深蒂固的歧视。说难听点，殖民地文化是不纯的，被帝国主义玷污过的，是祖国母亲受辱后被迫抛弃的混血杂种；说好听点，殖民地文化是缺失主体性的，要么崇洋，要么寻古，甚至是缺失现实存在感的。王小峰眼里的文化似乎冰清玉洁冷艳高贵生人勿近，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强势的文化共同体，而香港成了化外之地——也没错，对于专制帝国来说，香港确实是化外之地。很多像王小峰这样的论者不仅忽略了一个法治民主社会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忽视了多元文化混血的魔力——而香港文化的特色，恰恰就在于这种不中不西，在中西之间左冲右突左右逢源的活力，如陈冠中所说，香港是一个“杂种城市”。王小峰用大中华文化去定位香港文化，却忽视了香港文化的另一维度：世界主义。而香港文化就是在大中华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追寻和确认自己的身份。

我注意到王文中隐隐透着对台湾流行音乐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国语”显然更容易畅通无阻地达成大中华文化的内部认同，而粤语作为方言徒增障碍。此处王文犯了一个历史常识错误，他说香港流行音乐最初就是唱英文歌，但史实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初是从粤语和国语开始的。或许达明一派的例子更适合说明香港乐坛“音乐殖民地”的本色：1986年3月27日，达明一派在尖沙咀广东道的广东Disco发布首张EP《继续追寻》，当晚以英国“新浪漫”乐队Japan的Canton（《广东》）作为开场曲，接着达明一派翻唱了Japan的Cantonese Boy（《广东男孩》），《广东》和《广东男孩》均收录于Japan在1981年发行的专辑Tin Drum，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有一个毛主席肖像，而达明一派也从这张《继续追寻》开始，在中西之间继续追寻香港流行音乐的独特路径。

王小峰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这是他文章最有“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观点。假如他指的上海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么我只想说一件事：在Beyond成立的同一年，也就是1983年，上海一个王姓女子因与十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搁在30年前，木子美被毙无疑）。再说一件事，1984年在Beyond开始创作《再见理想》等早期作品的时候，上海当红歌星张行因为三角恋，以流氓罪被判入狱三年。

王小峰所指的上海文化当然不会是1949年到文革这一时期（傅雷夫妇上吊之类的事就不用再讲了吧），假如指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那么那也是中国电影和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假如我们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惯有区隔，将上海三四十年代乃至更早年代的大众文化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发轫和勃兴，那么自然会发现后来的香港恰恰是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在国内中断了的现代性。而上海租界的洋泾浜文化和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之间，无论是混血的语言，还是文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种密切的历史呼应关系。香港武侠片和早期上海武侠片之间的承传关系，也不只是光用爱国自尊可以解释的，它既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崭新需求，又是中国人文观念和美学的传统积淀，光用爱国主义来看待武侠文化，恐怕是将武侠贬低为武打，是将胡金铨金庸当成霍元甲陈真了。

大约20年前，广州举办过一次粤港流行音乐研讨会。如今的广东省长朱小丹当时是广州市委宣传部长，他一上来就自称自己《东方之珠》唱得不错，颇为高明地通过罗大佑这首脍炙人口的香江之歌，拉近了粤港两地音乐人的距离。会上朱哲琴与黄霑小小的交锋很有意思。黄霑发言为香港殖民地文化正名，强调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好的就应该拿过来，完全是“拿来主义”的态度，而生于广州的朱哲琴当时已经以《黄孩子》一举成名，她勇于质问老前辈：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强调中国自己的特色吗？黄霑大嗓门抗辩：“小姐，小姐，请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很爱国的……”但是接下来他又扯到了三级片，“我还拍三级片呢！有什么不好？人在屋里不也是光着身子的吗？”

朱小丹坐在黄霑旁边苦笑。双方都很较真，但20年前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相识不久，彼此隔阂犹如鸡同鸭讲。黄霑这样一位既写爱国歌曲又拍三级片的香港文化教父后来撰写了关于香港流行音乐的博士论文，为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正本清源把脉问路。黄霑的博士论文写成发表已有十年了，他老人家也走了有九年了，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大陆文化人认为“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和“上岸”这样可笑的比喻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面对商业社会来临时的忐忑心情，这种社会分化在90年代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论战之中达到高潮。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用一种精英思维和独断论排斥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在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面前他们是分裂的，一方面祭出源远流长的精神胜利法，但另一方面又将革命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扬光大，过分夸大经济对文化的宰制，而那会儿“文化产业”“创意经济”之类的词还没流行。王小峰这篇文章令人怀旧，因为他的论调充满了20年前知识分子的气息，但即便是官方宣传，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将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将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德，抬高到如此令人头昏脑涨的高度。

王小峰文章中也提到，“整个香港流行文化（影视，音乐）在90年代达到商业繁荣的高峰，某种程度上，这是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在开放初期，香港几乎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走廊，这进一步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的娱乐经济也在90年代开始了大跃进。Beyond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21世纪之后，不管是李照兴所说的“潮爆中国”，还是朱耀伟所说的“潮拜中国”，香港经济包括文化产业，都越来越依托大陆，而大中华主义之极致，便是恩主心态油然而生：水深火热的香港同胞，别怕，我们来救你们啦。或者就算不去香港自由行，只是在国内电影院买票看《大话西游》或《寒战》，似乎都是在拯救港产片，而去live house看My Little Airport也是在支持粤语独立流行乐。王小峰对香港娱乐业后来衰落的原因所做的分析大致没错：“上海的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商业金融城市，多少对香港产生一些影响。香港不再有开放初期内地出口通道这样的优势了。当金融风暴开始，香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经济繁荣象征的娱乐行业，也从此一蹶不振。香港艺人也纷纷到内地寻求机会。”但是你不能因为如今钱包鼓起来了，就下意识地篡改历史，重修记忆，居然把20世纪80年代整个香港流行文化繁荣的功劳也揽到自己身上！而我敢说一个投拍电影的黑社会大哥，都比整整一代大陆文艺青年对80年代香港娱乐经济的贡献要大。

我当年全是在大巴和录像厅看的港产片，买香港流行歌磁带（包括Beyond）不是盗版就是引进版，1990年我去北京广播学院踢球，见到白岩松托人从香港买的达明一派和林子祥，一盒14元，而引进版是6元，正版买不起，想买也很难买到，别光看白老师长着一张很像汪峰也很大中华的国字脸，他可是粤语流行歌在内地最早的铁杆粉丝。请允许我引用王小峰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来反驳他所谓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商业繁荣受惠于内地改革开放的离奇观点：“香港歌手的专辑进口或引进的品种也少之又少，在音像店能见到的也不过是徐小凤或者谭咏麟，大量的引进版专辑主要还是以台湾流行音乐为主。在90年代之前，流行音乐也极少被媒体报道，内地人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

我也不想把王小峰说成大中华主义代表，他本来一直以挖苦乃至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闻名，光是“带三个表”这个名字就够经典了，但在三联这篇文章中，他不幸落入他曾经反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模式，在经济神话和国族神话的双重作用下，香港粤语流行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的视野中变得愈发模糊不清。他文章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以及爱用全称判断下结论的风格，也是颇为大中华的。

假如说“人文佐料”和“心灵鸡汤”的比喻还算机巧，那么用“人生”和“时代”这对概念作为评判流行音乐的范畴就稍嫌含混，王小峰认为“Beyond的音乐呈现恰恰是把人生而不是时代抓住了”，然而一支抓不住时代的乐队至今却已经流行了30年，这似乎有点说不通，或许换一个词会好一点：“时代精神”，也就是说Beyond缺乏像罗大佑和崔健那样能够见证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程的东西，或者说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含金量，这么说也说得过去，不过例外总是有的，比如献给曼德拉的《光辉岁月》正是典型的八九十年代人道主义时代曲；《长城》和《农民》则体现了中英谈判之后和回归之前，港人对于大中华的粗浅想象，这当然也颇具时代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真的爱你》的国语版，从母爱金曲一跃变成励志歌曲《你知道我的迷惘》，然而何止励志那么简单，不妨再参照一下达明一派大碟《神经》中的《天问》和《十个救火的少年》，同样是写于1989年出版于1990年，假如你还不能从“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默默地溜走”这样的歌唱中听出一点时代精神，那真应该罚写歌词的刘卓辉唱十遍《血染的风采》唱到吐血。王小峰还提出了另一对对立概念来评判流行音乐：“受欢迎程度”和“深刻性”。他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它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是成反比的，这一点在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身上同样得到验证。”

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成反比，你可以举出凤凰传奇为例证明这个宇宙真理完全正确，但也可以举出崔健为例来推翻它，先不论这条似是而非的定律究竟有多少合理性，一把认定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不深刻”，这本身就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貌似伟光正的偏见。20年前人民大学门口的打口贩子就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披头士就是一小虎队；而美国专家薛涌老师也曾经满腔悲壮地教育我们，说他女儿只听贝多芬不听迈克尔·杰克逊，因此他告诫我们：美国划时代的医改案被杰克逊之死给淹没了，失业率会在这场热闹之后继续上升，而中国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总之他的意思是国难当头，流行音乐之王最好死得安静死得识趣点。

Beyond确实是一支无论是音乐还是思想都不能高估的乐队，尤其在黄家驹去世后更是渐渐沦为一支青春怀旧乐队，但是假如《抗战二十年》这首黄伟文重新填词的黄家驹旧曲，它的弦外之音能被听出来，那可就远不止是怀旧了，而是呼应了《你知道我的迷惘》的时代精神，只不过将迷惘变为激昂。你尽可以批评其局限进而批评其歌迷群体，但是最好不要轻易把所谓“70后歌迷群体”当作铁板一块，甚至不要把某一个歌迷当作铁板一块，因为人生也好，时代也好，都在前进都在流逝也都在改变，对很多歌迷来说Beyond只是一个必经的驿站或台阶，阁下实在没必要太操心他们的觉悟。比如左小祖咒在他还叫吴红巾的时候就是Beyond的歌迷，他曾经回忆自己20岁当兵回来，有一天听到《你知道我的迷惘》而被震撼。随后不久，他就成功转型为一个打口贩子和摇滚青年。这让人联想到Bono曾经说在ABBA面前他不敢谈论音乐。我们是否该为Bono或者左小祖咒的音乐审美品位着急呢？可要知道在被Beyond打动之前，吴红巾成天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之类。

在《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题为《黄家驹情怀》的封面专题的前言中，王小峰还做出了总结性批判：“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王小峰对Beyond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的走红，就能得出“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这样宏伟盖世的结论。用一支乐队去代表“一个从小渔村变为大都市”的殖民地的文化，又用这支乐队去印证音乐丧失灵魂，以及年轻人心理诉求下降，这种从个案上升到全称判断的大而无当的研究方法，堪称大中华情怀，黄家驹只是一个可怜的标签，用来衬托大中华名牌。

“音乐在丧失灵魂”这种惊堂木，和“摇滚不死”之类口号一样空洞，甚至更为无聊。王小峰指出Beyond的流行“反过来可以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求相对比较低下”，这样的话放之四海皆准，但难道凤凰传奇不是更能“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求相对比较低下”？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大众，也有形形色色的不一样的年轻人，那么王小峰所认识的大众到底是那一部分的？他眼里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又到底是who？王三表老师要“代”的“表”是否太多了？

有位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大野重美”的新浪微博网友深受王小峰檄文鼓舞，从大中华出发一举征服了亚细亚，他拍案怒斥道：“说到摇滚，今天两岸三地，包括日本台湾东南亚都是比较水的。大陆的靠装文艺逼，台湾的基本上是男孩组合，香港根子上就没有摇滚精神，日本都是一帮妖怪，韩国目前尚无反应。亚洲摇滚，一塌糊涂。不是什么丑事，今天的西洋摇滚也很萎靡，没啥亮点。”俨然端出一副“亚细亚孤儿”的操性，纵身跳入井底指点江山。这种“摇滚精神已死”之类论调貌似血性，实则奴性——一种闭目塞听的狭隘的奴性。

看不上Beyond？但你还可以选择达明一派，他们在大陆远不像Beyond那么受欢迎，也缺乏像《你知道我的迷惘》这样的国语版成功金曲；你还可以选择大懒堂，他们的粤语粗口说唱可压根就没考虑过大陆受众。你可以嫌Beyond过于在乎市场了，所以会想到逃离香港进军日本，但同一时期还有林强的例子，作为闽南语流行天王，他不惜用一张充满火药味的《娱乐世界》来跟台湾娱乐世界决裂，自杀性地终结自己的天王生涯。真正的批判，不是轻易抓住某个孤例借以批判整个共同体，而是不断发掘例外，不断发掘异数，不断刷新，不断引爆这个共同体。然而，当王小峰认定“进入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基本都后继无人了”，当他甚至认定“21世纪，内地没出现什么新歌手”，当他念念不忘周杰伦，那么他对于Beyond的批判，恐怕也只是九十九步笑一百步，考虑到王小峰还很推崇汪峰，一不留神也可能是一百步笑九十九步。表面上是在批判流行音乐丧失灵魂，实则遵循了流行音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而“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相当程度其实正是他不大看得上的香港商业文明和通俗文化体制所建立的。

我已经分析了王小峰的文章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凌空蹈虚的“大中华情怀”去解读“黄家驹情怀”，从而充分暴露了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的鸿沟和隔阂。王小峰指出：“如果说开放之初人们对香港的向往是对商业发达的半殖民地文化的向往，这种向往即使在今天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之后，它依然成为几代人心中的情结。”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文化”？什么才是“现代化”？大中华和香港双方的理解并不一样，大中华视角里的所谓文化可能是“文化苦旅”式的“文化”，相比之下粤语的“半殖民地文化”似乎构不成一种“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大中华视角里的现代化则是“四个现代化”，但不包括法治民主这一据说属于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因此王小峰才会把现代化含混地割裂，进而认定“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然而，请问到底“某些方面”指的是哪些方面？出于对文化和现代化涵义完全不同的理解，香港势必应当继续审慎地保持“化”外之地的身份。

这实在典型地凸显了眼下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价值观对峙，尤其是对香港来说，在大中华汹涌包围之下，如何确认并张扬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核心价值，显得尤为迫切。然而也不应该矫枉过正地用大香港主义去对抗大中华主义，从而易于落入地域歧视的恶性循环。

陈冠中最近在一个访谈中提出最纯正的中文不在内地而在香港，尽管这一观点有一定启发性，但是容易被误读和夸大，而与他关于香港是“杂种城市”，是“杂种全球主义”的固有观点相矛盾。在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应该避免文化原教旨主义对本真性极端而徒劳的追求，在全球化漂移时代，城市空间是随着人在漂移的，城市文化也是漂移不定的，不单香港是“杂种城市”，大中华文化也应该越来越“杂种化”。在20世纪80年代，崔健所代表的大陆摇滚曾自命为“北京杂种”，标榜一种反文化的野性力量，而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北京杂种”阐释为多元文化的混血结晶，没错，中国大陆摇滚乐并不是一无所有从天而降的，崔健他们是从军乐、红歌、民歌（乃至儿歌）起步，又翻唱美国乡村歌曲、日本流行歌、中国台湾流行歌，然后再扒英美摇滚带子，最终才独立形成自己斑斓的风格。同一时期，罗大佑从台湾出走纽约后来又转战香港。而黄家驹他们也从香港这个杂种城市出发，去拥抱更为广阔更为驳杂的杂种文化，只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

假如非要用“情怀”这样高贵的词，那也是一种杂种的情怀。

去香港书展看什么
——找寻香港书展的文化能量

马家辉

（一）香港特色

香港书展又开幕，第24届了，虽名香港，却又已经超越了香港地域而成为两岸三地的华文阅读事件。

总是这样的，站在香港的角度看，总能看见如此或如彼的不足与遗憾，尤其今届书展的幕后班子换了人手，操作起来，有着如此或如彼的不熟悉和小失误，难免，但香港精神是学习得快，相信到了明年，假如不再换人，应可有着显著的长进。

而从内地和台湾的角度看，香港书展早已成为崇拜与羡慕之物，是其文艺青年和出版业界必来参加的活动，每年一度，从不缺席。

不相信的话，上网看看。看看台湾和内地的微博与脸书，只要谈及香港书展，经常有人将之跟两岸对比，然后发出“能不能学学香港书展”之类的感慨与呼吁，希望两岸书展有以看齐。

看齐什么？

一是多元，百花齐放；二是热闹，气氛张扬；三是效率，人流旺顺。这都是两岸书展所欠缺的香港特色。

内地书展以不同城市为运作单位，全由官方或“拟官方”经营操控，欠缺自由空间，这位作家不准请，那个议题不准谈，加上出版社与官方权力纠缠严重，主题和内容便都倾斜于某些少数出版集团。而且，内地书展几乎全部是“业界书展”，偶有对外公开的部分，亦搞得甚为马虎，搞几场大堆头论坛，每人讲几句，便算了，现场摊位摆设更是简陋，灯火昏暗，通路不通，进去即感倒胃口，难以引发民众的强烈兴趣。

至于台湾的书展，官方主导，民间操作，以招标形式委托不同的基金会主责策划，每三或五年一换，基金会背后首脑是出版社老板，成员亦是资深文化人，本来非常内行，但一来文化人之间各有山头，派系分明，不自觉地有了这群作家便没有那群作家，开放度不足；二来则常摆不脱文化人的偏颇口味，从自身的阅读取向出发统策书展，结果，活动内容往往狭窄而离群，变成“自己的书展”而不是大众的书展，场面由是一年比一年冷清。

香港书展则像茶餐厅，多元包容，高低并蓄，由专业的展览策划者包办logistics，这是港人强项，用最少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益，再交由不同的文化和传媒组织，例如《亚洲周刊》，策划包罗万象的演讲活动。加上有自由精神打底，那么，像茶餐厅有鹅肝也有牛腩河，香港书展亦有王安忆也有某某某，七天盛事，只要进场，总能如你所愿有你所喜。

书展7月，香港的夏天总够热闹。

（二）最诚实的书展

2013年是第24届香港书展，估计将有八九十万人次观众参与，而江湖一直传说，其实早就超过100万了，只不过主办单位故意把数字压低，以免触犯消防安全条例；100万是分界线，在此以上和以下的防火安全措施极不相同，主办单位精明，弃高取低，节省成本。

江湖传说向来只宜姑妄听之，但不管是100万抑或80万再或60万人次，即使撇除了南来游客，仍属可观，足以反映香港社会百态的某些侧面。若纯以人口比率计算，香港书展想必是两岸三地最具规模和最有人气的华文书展，这样的活动出现于这样的城市，到底传达着什么信息？

当然有人倾向从阴暗的角度出发评论，譬如说，只因香港根本没有足够的好书店，香港人始会于一年里的一个星期内挤去买书；又如说，只因香港人在平常日子里根本不买书也不看书，所以这一年的这一个星期，即使参观书展，亦只是凑高兴、看热闹，跟实质阅读的关系不大；再如说，只因香港人跟书展主办单位一样精明，香港出版社亦很灵活，这一年的这一个星期遂成为库存书本的杀价促销周，七折六折五折甚至十元一本，尽快出清存货，卖的高兴，买的更高兴，买卖双方各得其所，能卖出的都不见得是好书。诸如此类，都对香港书展的文化价值不太重视。

真的吗？真的只是这样？

是的，所谓阴暗角度不一定不正确，只不过显然不足以全面理解香港书展的意义与重量。这样思考好了：如果香港确是一个阅读冷漠的城市，每年有七天要把接近七分之一人口吸引进场，实在需要非常准确而犀利的文化行销本领，而于进场之后，难道观众就真的不会受到文化感习和拓宽视野？

别忘了香港书展每年售书数百万册，雅俗兼容，而且每年例必有一两百场的演讲论坛，从出版专业的内部研讨到文学名家的议论纵横，以至明星出书和嫩模签名，多元混杂，总不应该被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从莫言到李敖，从张大春到朱天心，从詹宏志到王安忆，从韩寒到九把刀，皆曾在香港书展登台说艺，每场听众皆有两三百人甚至逾千之多，难道这些活动都不算数？都不被计入香港书展的活动成绩单之内？

每年7月，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牵拖着行李箱到香港书展看书购书，总有不同的动机和理由，而又总会在众声喧哗里偶遇他们从没期待的书本和活动，由是开展了眼界、延伸了趣味，由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找寻他们先前从没想过自己会阅读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以至于第N本书。更何况，两岸文化人和文青都来了香港书展，他们碰头，他们谈事，许许多多的合作念头由此萌芽衍生，这是既无形亦具体的文化爆发力，亦是香港书展的关键文化能量。

其实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社会的文化取向和阅读需要。香港书展很可能是两岸三地里“最诚实”也“最自在”的书展，坦然面对读者分殊，不避俗，不卖弄，自由包容，是香港核心价值的折射映照。开幕了，今天，香港书展。如果你刚好身处香港，总有去逛的理由。

金庸，“香港奇迹”的产物

傅国涌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金庸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当时正是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万世、万寿无疆，所以天性上不会喜欢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随时有驾崩之可能。中国人对这种不吉利之事，向来极为忌讳……

昏庸的皇帝不喜欢皇太子，不在话下，但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欢皇太子……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第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映射“文革”，但他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并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1966年以来，林彪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社评中，自1967年起他就多次做出这样的预测。另一个经常成为他社评话题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预测“算老几”的江青，在毛泽东身后“不知往哪儿躲”。当时，内地权力舞台上波诡云谲，熟读《资治通鉴》的他一面有着极大的热情，另一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时局动向，风吹草动，一点一滴，几乎都没有逃过他那双眼睛。1967年1月18日，他的社评《“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题目用的是朱德为彭德怀辩护的一句话，他对彭德怀、朱德、贺龙等元勋的处境、命运深表同情，他说，这句话包含了无数往事、无数血泪，比之“煮豆燃豆萁”这首诗，有着更多不平、更多辛酸。

1973年6月22日，他在社评《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装”》中说，“文革”以来，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装”。裙子出现在公众场合，起码是八年来第一次。江青穿着灰色、齐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当雅致大方而美观。“女子爱美乃天性，能够在服饰上求多彩多姿，确是人生的乐事。……江青的长裤不是‘解放装’，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装’，使全中国的妇女能从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来。”人们认为这是大陆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进步，外国记者无心欣赏美国访华篮球队的技艺，而专注她的裙子。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十年前《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咀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曾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社评《创刊十年，亦喜亦忧》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大饥荒和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骚动”，他本人成了暗杀名单上的六个人之一。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他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他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白先勇《香港奇迹》，1989年5月20日《明报》）

作为一个报人，他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他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来自远邻美国，还是近邻苏联，更无论他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以后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在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做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他多次表示，香港虽是殖民地，新闻自由却是很充分的（《明报月刊》1973年10月，41页）。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年轻时学外语，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1949年就到过的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无中生有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候，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选自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引言，2013年6月出版）

当变形金刚遭遇香港黑帮

朱江明

近日，在香港取景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出现意外情况，尽管有美国好莱坞光环照耀，还有国际大导演麦克贝镇场，未料到在香港这个小地方阴沟翻船。摄制组一行人在香港侧鱼涌拍摄时，遭到两名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的男子滋扰，对方声称摄制组影响其生意，并且勒索十万元港币。摄制组当然不答应，双方起了冲突，包括警员在内多人受伤。连麦克贝都脸上带伤，老麦在脸书上诉苦，说他遇到的两名香港汉子犹如僵尸，对其进行疯狂袭击，甚是恐怖。这种对于美国电影界而言极为罕见的事情，在香港电影人看来并不新鲜，这就是典型的“收陀地”（收保护费）。

地球上最老的黑帮

众所周知，香港黑帮被统称为三合会，这也是国际刑侦界对旧式中国黑帮的统称。三合会此前还有一个更为响当当的名字——天地会。说起天地会自然会想到“平生不识陈近南”的《鹿鼎记》，在《大家》作者张发财老师的《洪门起源之续》一文中，就已经论述过洪门天地会绝对不是郑成功政权的第五纵队，洪门和火烧少林寺也毫无关系。笔者的《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文中，曾经论述过南拳与嵩山少林寺的关系只是个传说。本文也就不多讲洪门的起源问题，香港的三合会确实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组织。

“三合会”这个名称的由来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帮会活跃于广东广西，珠江三大支流北江、东江、西江于珠三角汇聚入海，故名三合会；另一种说法称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为三合，故曰三合会。

根据叶勇盛《香港三合会》一书中的说法，三合实为洪门创始地福建漳州高溪的漳江、南江和渚水三水合流入海的意思。洪门的历史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个秘密地下组织多次遭到清廷打击，因此其历史多为会众口头流传。经过百年的口头传播，难免出现一些以讹传讹、自相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关于三合会和洪门早期的事情，只能尽量接近事实却无法采用一般史学研究规范。

回到香港的问题上。早在1845年，总督戴维斯就颁布了《压制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条例，将三合会定为殖民地统治的一大威胁。在此之后，三合会成为香港警察永恒的敌人，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丝毫没有结束的苗头。

香港三合会并非犹如纳粹党或者基地组织一样，拥有统一的领导人和纲领。根据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供的《香港三合会情况》的描述，香港现在大约有57个“三合会”组织，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仅有26个。尽管早在孙中山反清时三合会就曾经与其结盟，其中最著名的革命三合会组织是致公党，其前身就是洪门致公堂，笔者认为致公党主席如果叫坐馆（龙头）似乎更威风。

当代意义上最老的香港黑帮是1909年成立的“和安乐”（又称和字头），该组织是当时若干个洪门帮会通过谈判结盟而形成的联合帮会，以“和”字为首就是和气团结的意思。由于帮会成员大部分是汽水厂职工，因此又有水房之称。现在和安乐在香港已经是明日黄花，只是个小社团，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和字头在澳门却混得风生水起。澳门回归前，与崩牙驹争夺江湖燃起腥风血雨的另一位江湖大佬赖东升，绰号水房赖，就是澳门和安乐的老大，可谓是曾经的澳门地下皇帝之一。崩牙驹被捕后，水房赖也收敛了很多，澳门回归后更是很少听到他和他社团的消息。

收陀地是三合会的原始盈利模式

麦克贝遇到的“收陀地”行为，是香港黑帮的经典盈利模式，也是中国洪门最先规模化运作的黑帮盈利模式。

最初洪门兄弟赚钱相当困难，只能通过收入会费来维持生计。洪门尽管有反清复明的伟大政治主张，然而其大部分基层组织的性质是社会底层抱团取暖，这也是为何洪门组织在华侨活动地区发展蓬勃的原因。华侨在清代社会地位很低，往往从事苦力工作，因此需要组织照顾保护。从“和安乐”的主要构成，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汽水厂青壮劳动力的一个工会组织。

作为最古老的黑帮组织，收会费也是很有讲究的事情。三合会的入会费可不像今天高级会所的会费，并没有统一价格阶梯，像普通会员收100元、黄金vip会员收10000元之类的。但是三合会要求入会费必须得是三六之数，比如36、360、36000等等。至于为什么是三六也是一笔糊涂账，有人说是因为洪门三十六誓言；也有人说因为当年洪门结拜兄弟老三和老六最有义气。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必须三六，至于入会者到底是给36还是36000就看老大对你经济能力的评估。

谁也不是傻子，最开始订立入会费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老大自己得利，三合会成员都是劳苦大众，吃饭都经常大眼瞪小眼等人埋单，自然不会没钱来供养老大玩。早期的中国劳工经常被人欺负，需要专门的人负责集体安全，既然出来保护大家，那么这些专人自然少了通过劳动获利的机会，大家凑钱给他也是应该。当然事情总是在起变化，收了钱的战斗劳工发现通过收会费远比当苦力舒服，就开始蜕变成黑帮。

从劳工身上收会费毕竟获利有限，而且洪门规矩入会费一生只能收一次，老大也不能总是坑小弟。于是勒索中下层工商业主就成了盈利方向，于是“收陀地”这种商业模式横空出世。听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想好好做生意就得给我交钱，否则让你干不下去。世界各地的黑帮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唯独香港黑帮对这种模式似乎情有独钟。

20世纪70年代三合会还创造出“收陀地”的新商业模式，颇有创意。“收陀地”行为可以垄断一个区域的工商分成收益，因此经常有其他帮会跨区挑战。如果自己的人员被打跑或者工商业受到骚扰，那么自然无法继续再收。所以黑帮需要在他“收陀地”的区域，保有一支足够威慑敌方的常驻兵力，这需要大量金钱！

香港黑帮效法中国古代军屯制度，将帮会小弟撒在自己的“收陀地”的夜总会、食肆等商业机构，令其从事领班、代客泊车等工作。这样除了小弟的工资足以养活他们之外，还能长期保持大量兵力在自己地盘上。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三合会组织新义安就靠这种商业模式控制了香港尖沙咀一带的大部分酒吧、夜店和食肆，当然这种商业模式也被各国黑帮效仿。近年来香港黑帮更是创造了三合会手机应用，大家见面不再用黑话对答，而是亮出你的手机打开程序直接自动匹配。

香港汇丰银行的slogan是“环球金融，地方智慧”，与其同样，古老的香港三合会显然是“环球犯罪，地方智慧”的代表。然而无论怎么进行社团商业模式创新，三合会的陀地“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正所谓“专注收陀地300年”，不管是汽车人还是霸天虎，不交陀地就打死你的承诺从未改变。

香港式的愤怒狂欢
——路姆西与香港文化症状

李展鹏

假如你想了解今天的香港，或许你不必看尽香港的报纸、杂志，更不必去看那些旅游书，你可以借着一只小玩偶的故事，透视今天的香港。

过去一星期，香港出现了一只小玩偶，它是网上热话，它被万人抢购，它惊动特首，它甚至登上外国传媒。它是谁？它叫“路姆西”。话说某连锁家具店推出的这个玩偶，瞬间成为全港热论与万人抢购的潮流之物。这个玩偶一夜成名，由许多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交织而成。

（一）神兽初现的偶然与必然

首先，它是一只狼，而香港特首梁振英自从2011年参选就被传媒戏称为“狼”；另外，“路姆西”的广东谐音是脏话，意思是“妈的×（某器官）”；再来，香港反对派政党对梁振英不满，在一个公开场合向他丢这个玩偶泄愤，而“丢路姆西”的谐音正是“×（某动词）妈的×”。以狼袭狼，再加一句脏话，不少香港人大有同感。一连串的偶然，始料不及地把这个玩偶捧红。有人甚至把它跟内地的“草泥马”相提并论，视之为香港一代“神兽”。

这“神兽”的出现亦有其必然性。近年香港社会民怨四起，民众正在寻找不同的发泄渠道，脏话文化的崛起正是其中之一，而释放这种文化的主要是网络空间：

网上论坛充斥粗俗语言，网路电台大讲三字经，甚至用实名的社交网站都常见脏话。当然，还有议员把粗鄙言行带进立法会。前阵子，一位小学老师在街上跟警察起争执而爆出粗俗英文，亦引起香港社会热论。仿佛一下子，香港人渴求某种语言去发泄不满。最近，香港启动政制改革咨询，一如所料地引起社会争议。在民怨升温之际，正是“神兽”路姆西登场的绝佳时机。

而除了反映社会气氛，路姆西的爆红亦可视为香港深层文化的某种外显症状。首先，这三个字充满本土味与草根幽默，它的谐音是非常市井的广东脏话。这种地道文化今天备受重视，正是香港在两种强大的趋同力量——全球化及大陆因素——之下想力保本土文化的一种态度。

例如在电影市场，香港观众近年常抱怨合拍片（尤其是早两年盛行的古装大片）已失去本土味，而几部强调港式粗鄙及拳脚功夫的电影如《低俗喜剧》《一路向西》及《打擂台》等都大受欢迎。2010年在广州发生的“撑粤语”运动亦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他们深怕连粤语都可能不保。当东莞的袁崇焕雕像下的“掉那妈！顶硬上！”铁牌被当局拆掉，粤式粗鄙的生存空间似受威胁，香港人热爱“路姆西”就绝对可以理解。

（二）愤怒的粗鄙：香港的感觉结构

粗鄙文化的“兴旺”正反映了当今香港社会的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Raymond Williams的这个概念告诉我们，社会上一些看似很个人的感觉，如果为某地的很多人所共有，那就一定跟特定的社会文化大气候有关。这些感觉亦不再是私人的，而是某时代的“感觉结构”。

香港社会近年常见躁动与愤怒，以及对大制度（包括特区政府及资本主义）的不满，是某种亟须表达方式与发泄渠道的感觉结构，而脏话就成了媒介。但脏话之所以被需要、被使用，不只是因为它的发泄功能，来自草根阶层的文化亦潜藏反抗精英文化与社会压迫的力量。脏话的强烈草根味道，今天就被利用为宣示不满的工具。

另外，抢购路姆西的行为其实是消费主义作祟。据报道，原价才八十多港币的小玩偶被炒至六百多。这种消费及炒卖行为，反映了在香港这个消费社会，就是宣泄社会不满都跟购物行为关系密切。

看新闻图片，人潮聚集在家具店抢购玩偶而大排长龙，该店甚至要派发号码牌来处理人龙，不明就里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原来是某种有社会抗争意味的举动。透过社交网站，展示路姆西已是一种消费的炫耀，那效果跟展示正要进食的高级寿司的差别已经不大，同是消费社会的战利品。

这次路姆西的爆红可视为香港式的愤怒狂欢。玩偶热潮的背后，有一种要由本土粗鄙语言来发泄的怒气，但观乎大众乐此不疲的排队购买及兴致勃勃的照片分享，那种怒气竟又是充满欢庆气氛。香港人在这事件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字——爽。如此说来，究竟是狂欢气氛加强化了愤怒的社会宣言，还是严肃的社会诉求被消费的狂欢消耗殆尽？真的一言难尽。不过无论如何，这种由本土粗鄙与消费结合而成的社会力量，局限却是非常明显的。

（三）路姆西热潮之后是什么？

首先，草根粗鄙语言可以带来的始终是感觉与情绪，而非一套完整的政治社会论述。它的确有力量，但它不同于思考辩论，不能组织起自己的一套话语去强化社会运动的基础。

其次，香港近年强调的本土有时亦颇为虚浮，一些关于何谓本土的定义亦过于狭窄，有时甚至矮化了香港文化应有的混杂性——而那种难以定义、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暧昧特质，本来是香港文化的一大强项。

至于消费行为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亦令人非常怀疑。因为，消费社会的金科玉律其实是善忘，它总是鼓励我们喜新厌旧，因此媒体与商场追捧的东西总是日新月异。香港评论人阿果预言路姆西热潮一定来去匆匆，她说：“不信？不如找找身边朋友的facebook，还有人用Bitstrip制作公仔表达情绪吗？还有人的大头照内有（大）黄鸭踪影吗？”

最后，两只“神兽”——草泥马与路姆西——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差别，就是前者是言论相对狭窄之下的一种泄愤式暗语，而香港仍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亦是平常事，本应容得下不同意见，不需要什么暗语，但为何香港仍渴求一只“神兽”？是言论空间已经窒息到要用暗语了吗？还是，今天很多人只要泄愤不要深入的意见交锋？当路姆西热潮一过，香港的公民社会是否有所进步？至于爽过的香港人，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面对眼前种种的政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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