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渔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小渔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5-3

Ⅰ. ①少…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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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字数：229千字

定价：36.00元

Siao Yu /
少女小渔

据说从下午三点到四点，火车站走出的女人们都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涨人脑子。

还据说下午四点到五点，走出的就是彻底不同的女人们了。她们多是长袜子、高跟鞋，色开始败的浓妆下，表情仍矜持，走相也都婀娜，大大小小的屁股在窄裙子里滚得溜圆。

前一拨女人是各个工厂放出来的，后一拨是从写字楼走下来的。悉尼的人就这么叫：“女工”、“写字楼小姐”。其实前者不比后者活得不好。好或不好，在悉尼这个把人活简单活愚拙的都市，就是赚头多少。女工赚得比写字楼小姐多，也不必在衣裙鞋袜上换景，钱都可以吃了，住了，积起来买大东西。此方，女工从不戴假首饰，都是真金真钻真翠，人没近，身上就有光色朝你尖叫。

还有，回家洗个澡，蜕皮一样换掉衣服，等写字楼小姐们仍是一身装一脸妆走出车站票门，女工们已重新做人了。她们这时都换了宽松的家常衣裳——在那种衣裳里的身子比光着还少拘束——到市场拾剩来了。一天卖到这时，市场总有几样菜果或肉不能再往下剩，廉价到了几乎实现“共产主义”。这样女工又比写字楼小姐多一利少一弊：她们扫走了全部便宜，什么也不给“她们”剩。

不过女人们还是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化面目全非的妆。戴假首饰也罢，买不上便宜菜也罢。小渔就这样站在火车站，身边搁了两只塑料包，塞满几荤几素却仅花掉她几块钱。还有一些和她装束差不多的女人，都在买好菜后顺便来迎迎丈夫。小渔丈夫其实不是她丈夫（这话怎么这样难讲清），和她去过证婚处的六十七岁的男人跟她什么关系也没有。她跟老人能有什么关系呢？就他？老糟了、肚皮叠着像梯田的老意大利人？小渔才二十二岁，能让丈夫大出半个世纪去吗？这当然是移民局熟透的那种骗局。小渔花钱，老头卖人格，他俩合伙糊弄反正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大家都这么干，移民局雇不起那么多劳力去跟踪每对男女。在这个国家别说小女人嫁老男人，就是小女人去嫁老女人，政府也恭喜。

又一批乘客出来了，小渔脖子往上引了引。她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不然她怎么十七岁就做了护士？在大陆——现在她也习惯管祖国叫“大陆”，她护理没人想管的那些人，他们都在死前说她长了好心眼。她出国，人说：好报应啊，人家为出国都要自杀或杀人啦，小渔出门乘凉一样就出了国。小渔见他走出来，马上笑了。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

他叫江伟，十年前赢过全国蛙泳冠军，现在还亮得出一具漂亮的田鸡肉。认识小渔时他正要出国，这朋友那朋友从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为他饯行，都说：以后混出半个洋人来别忘了拉扯拉扯咱哥儿们。小渔是被人带去的，和谁也不熟，但谁邀她跳舞她都跳。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她笑笑，也认了。江伟又近一步，她抬起脸问：“你干吗呀？”好像就她一个不懂男人都有无聊混蛋的时候。问了她名字工作什么的，他邀她周末出去玩。

“好啊。”她也不积极也不消极地说。

星期日他领她到自己家里坐了一个钟头，家里没一个人打算出门给他腾地方。最后只有他带她走。一处又一处，去了两三个公园，到处躲不开人眼。小渔一句抱怨没有。他说这地方怎么尽是大活人，她便跟他走许多路，换个地方。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他家，天已黑了。在院子大门后面，他将她横着竖着地抱了一阵，问她：“你喜欢我这样吗？”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第二个周末他与她上了床。忙过了，江伟打了个小盹。醒来他问：“你头回上床是和谁？”

小渔慢慢说：“一个病人，快死的。他喜欢了我一年多。”

“他喜欢你你就让了？”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你就那么欠男人？那么不值什么？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他跟渴急了似的，样子真痛苦，真可怜。”她说。她拿眼讲剩下的半句话：你刚才不也是吗？像受毒刑，像我有饭却饿着你。

江伟走了半年没给她一个字，有天却寄来一信封各式各样的纸，说已替她办好了上学手续，买好了机票，她拎着这一袋子纸到领事馆去就行了。她就这么“八千里路云和月”地来了，也没特别高兴、优越。快上飞机了，行李裂了个大口，母亲见大厅只剩了她一个，火都上来了：“要赶不上了！怎么这么个肉脾气？”小渔抬头先笑，然后厚起嗓门说：“人家不是在急嘛？”

开始的同居生活是江伟上午打工下午上学，小渔全天打工周末上学。两人只有一顿晚饭时间过在一块。一顿饭时间他们过得很紧张，要吃，要谈，要亲昵，吃和亲昵都有花样，谈却总谈一个话题：等有了身份，咱们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自然，话头就会指到身份上。江伟常笑得乖张，说：“你去嫁个老外吧？”

“在这儿你不就是个老外？”小渔说。后来知道不能这么说。

“怎么啦，嫌我老外？你意思没身份就是老外，对吧？”他烦恼地将她远远一扔。没空间，扔出了个心理距离。

再说到这时，小渔停了，留那个坎儿他自己过。他又会来接她，不知问谁：“你想，我舍得把你嫁老外吗？”小渔突然发现个秘密：她在他眼里是漂亮人，漂亮得了不得。她一向瞅自己挺马虎，镜子前从没耐烦过，因为她认为自己长得也马虎。她既不往自己身上费时也不费钱。不像别的女性，狠起来把自己披挂得像棵圣诞树。周末，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树”，望去像个圣诞林子。

江伟一个朋友真的找着了这么个下作机构：专为各种最无可能往一块过的男女扯皮条。“要一万五千呢！”朋友警告。他是没指望一试的。哪来的钱，哪来的小渔这么个女孩，自己凑钱去受一场贱。

光是想象同个猪八戒样的男人往证婚人面前并肩站立的一刻，多数女孩都觉得要疯。别说与这男人同出同进各种机构，被人瞧、审问，女孩们要流畅报出男人们某个被捂着盖着的特征，还有宣誓、拥抱、接吻，不止一回、两回、三回。那就跟个不像猪八戒的男人搭档吧？可他要不那么猪八戒，会被安安生生剩着，来和你干这个吗？还有，他越猪，价越低。一万五，老头不瘸不瞎，就算公道啦。江伟就这么劝小渔的。

站在证婚人的半圆办公桌前，与老头并肩拉手，小渔感觉不那么恐怖。事先预演的那些词，反正她也不懂。不懂的东西是不过心的，仅在唇舌上过过，良知卧得远远，一点没被惊动。

江伟伪装女方亲友站在一边，起初有人哄他“钟馗嫁妹”、“范蠡舍西施”，他还笑，渐渐地，谁逗他他把谁瞪回去。小渔没回头看江伟，不然她会发现他这会儿是需要去看看的。他站在一帮黄皮肤“亲戚老表”里，喉结大幅度升降，全身青蛙肉都鼓起，把旧货店买来的那件西装胀得要绽线。她只是在十分必要时去看老头。老头在这之前染了发，这钱也被他拿到小渔这儿来报账了。加上租一套西装，买一瓶男用香水，老头共赖走她一百元。后来知道，老头的发是瑞塔染的，西装也是瑞塔替他改了件他几十年前在乐团穿的演奏服。瑞塔和老头有着颇低级又颇动人的关系。瑞塔陪老头喝酒、流泪、思乡和睡觉。老头拉小提琴，她唱，尽管唱得到处跑调。老头全部家当中顶值钱的就是那把提琴了。没了琴托，老头也不去配，因为配不到同样好的木质，琴的音色会受影响。老头是这么解释的，谁知道。没琴托的琴靠老头肩膀去夹，仍不很有效，琴头还是要拖拉下来，低到他腰以下。因此老头就有了副又凄楚又潦倒的拉琴姿态。老头穷急了，也没到街上卖过艺，瑞塔逼他，他也不去。

他卖他自己。替他算算，如果他不把自己醉死，他少说还有十年好活，两年卖一回，一回他挣一万，到死他不会喝风啜沫。这样看，从中剥走五千元的下作“月佬”，就不但不下作还功德无量了。

要了一百元的无赖老头看上去就不那么赖了。小渔看他头发如漆，梳得很老派，身上酒气让香水盖掉了。西装穿得倜傥，到底也倜傥过。老头目光直咄咄的，眉毛也被染过和梳理过，在脸上盖出两块浓荫。他形容几乎是正派和严峻的。从他不断抿拢的嘴唇，小渔看出他呼吸很短，太紧张的缘故。最后老头照规矩拥抱了她。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她心里难过起来。她想他那么大岁数还要在这丑剧中这样艰辛卖力地演，角色对他来说，太重了。他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多可悲呀——她还想，他活这么大岁数只能在这种丑剧中扮个新郎，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所以他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在戏中过现实的瘾。老头又干又冷的嘴唇触上她的唇时，她再也不敢看他。什么原因，妨碍了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呢？他身后竟没有一个人，来起哄助兴的全是黄皮肤的，她这边的。他真的孤苦得那样彻底啊。瑞塔也没来，她来，算是谁呢。当小渔睁开眼，看到老头眼里有点怜惜，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觉得罪过。

过场全走完后，人们拥“老夫少妻”到门外草坪上。说好要照些相。小渔和老头在一辆碰巧停在草坪边缘的“本茨”前照了两张，之后陪来的每个人都窜到车前去喊：“我也来一张！”无论如何，这生这世有那一刻拥有过它，就是夸口、吹牛皮，也不是毫无凭据。

只有江伟没照，慢慢拖在人群尾巴上。

小渔此时才发现他那样地不快活。和老头分手时，大家拿中国话和他嘻哈：“拜拜，老不死你可硬硬朗朗的，不然您那间茅房，我们可得去占领啦……”江伟恶狠狠地嘎嘎笑起来。

当晚回到家，小渔照样做饭炒菜。江伟运动筷子的手却是瞎的。终于，他停下散漫的谈天，叫她去把口红擦擦干净。她说哪来的口红，她回来就洗了澡。他筷子一拍，喊：“去给我擦掉！”

小渔瞪着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了。江伟冲进厕所，撕下了截手纸，扳住她脸，用力擦她嘴唇，连鼻子脸颊也一块扯进去。小渔想：他明明看见桌上有餐纸。她没挣扎，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持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

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

第二天清早，江伟起身打工时吻了她。之后他仰视天花板，眼神懵着说：“还有三百六十四天。”小渔懂他指什么。一年后，她可以上诉离婚，再经过一段时间出庭什么的，她就能把自己从名义上也撤出那婚姻勾当。但无论小渔怎样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 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他会在兴致很好时冒一句：“你和我是真的吗？你是不是和谁都动真的。”他问时没有威胁和狠劲，而是虚弱的，让小渔疼他疼坏了。他是那种虎生生的男性，发蛮倒一切正常。他的笑也变了，就像现在这样：眉心抽着，两根八字纹顺鼻两翼拖下去，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

江伟发觉站在站口许多妻子中的小渔后马上堆出这么个笑。他们一块往家走。小渔照例不提醒她手里拎着两个大包。江伟也照例是甩手走到楼下才发现：“咳，你怎么不叫我！”然后夺去所有的包。

小渔累了一样笑，累了一样上楼上很慢。因为付给老头和那个机构的钱一部分是借的，他俩的小公寓搬进三条汉子来分担房租。一屋子脚味。小渔刚打算收拾，江伟就说：“他们花钱雇你打扫啊？”

三条汉子之一在制衣厂剪线头，一件羊毛衫粘得到处是线头，小渔动手去摘，江伟也火：“你是我的还是公用的？”

小渔只好硬下心，任它臭、脏、乱。反正你又不住这儿，江伟常说，话里梗梗地有牢骚，好像小渔情愿去住老头的房。“结婚”第二周，老头跑来，说移民局一清早来了人，直问他“妻子”哪去了。

老头说上早班，下次他们夜里来，总不能再说“上夜班”吧？移民局探子只看见了几件女人衣裙，瑞塔的，他拿眼比试衣裙长度，又去比试结婚照上小渔的高度，然后问：“你妻子是中国人，怎么净穿意大利裙子？”

江伟只好送小渔过三条街，到老头房子里去了。老头房虽破烂却是独居，两间卧室。小渔那间卧室的卫生间不带淋浴，洗澡要穿过老头的房。江伟严格检查了那上面的锁，还好使，也牢靠。他对她说：“老东西要犯坏，你就跳窗子，往我这儿跑，一共三条街，他撵上你也跑到了。”小渔笑着说：“不会的。”江伟说：“凭什么不会？听见这么年轻女人洗澡，瘫子都起来了！”

“不会的，还有瑞塔。”小渔指指正阴着脸在厨房炸鱼的瑞塔说。

瑞塔对小渔就像江伟对老头一样，不掩饰地提防。小渔搬进去，老头便不让她在他房里过夜，说移民局再来了，故事就太难讲了。

半年住下来，基本小乱大治。小渔每天越来越早地回老头那儿去。

江伟处挤，三条汉子走了一条，另一条找个自己干裁缝的女朋友，天天在家操作缝纫机。房里多了噪音少了脏臭，都差不多，大家也没什么啰嗦。只是小渔无法在那里读书。吃了晚饭，江伟去上学，她便回老头那儿。她在那儿好歹有自己的卧室，若老头与瑞塔不闹不打，那儿还清静。她不懂他们打闹的主题。为钱？为房子漏？为厨房里蟑螂造反？为下水道反刍？为两人都无正路谋生，都逼对方出去奔伙食费？活到靠五十的瑞塔从未有过正经职业，眼下她帮阔人家做意大利菜和糕饼。她赚多赚少，要看多少人家心血来潮办意式家宴。

偶然地，小渔警觉到他俩吵一部分是为她。有回小渔进院子，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怕她摔着、磕碰着？怕她胆小怕黑？ 怕她鄙薄他：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她走路不响的，只有悄然仔细地等候，才能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为她开灯。难道他等候了她？为什么等她，他不是与瑞塔顽皮顽得好好的？进自己屋不久她听见“哞”一声，瑞塔母牲口一样嚎起来。然后是吵。吵吵吵，意大利语吵起来比什么语言都热烈奔放解恨。第二天早晨，老头缩在桌前，正将装“结婚照”的镜框往一块拼，玻璃没指望拼上了。她未敢问怎么了。怎么了还用问？她慢慢去捡地上的玻璃碴，跟她有过似的。

“瑞塔，她生气了？”她问。老头眼从老花镜上端、眉弓下端探出来，那么吃力。可不能问：是为你给我开了门灯？（爱护？关切？献殷勤？）本来这事就够不三不四了，她再问，再弄准确些，只能使大家都窘死。

老头耸耸肩，表示：还有比生气更正常的吗？她僵站一会儿说：“还是叫瑞塔住回来吧？”其实并不难混过移民局的检查，他们总不会破门而入，总要先用门铃通报。门铃响，大家再做戏。房子乱，哪堆垃圾里都藏得进瑞塔。不不不。老头越“不”越坚决。小渔敛声了。她搁下一个信封，轻说：“这两周的房钱。”

老头没去看它。

等她走到门厅，回头，见他已将钞票从信封里挖出，正点数。头向前伸，像吃什么一样生怕掉渣儿而去就盘子。她知道他急于搞清钱数是否如他期待。上回他涨房价，江伟跑来和他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没动粗。这时她见老头头颈恢复原位，像吃饱吃够了，自个儿跟自个儿笑起来。小渔只想和事，便按老头要的价付了房钱，也不打算告诉江伟。不就十块钱吗？就让老头这般没出息地快乐一下吧。

瑞塔吵完第二天准回来，接下来的两三天会特别美好顺溜。这是老头拉琴她唱歌的日子。他们会这样拉呀唱的没够：摊着一桌子碟子、杯子、一地纸牌、酒瓶，垃圾桶臭得瘟一样。小渔在屋里听得感动，心想：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却在琴和歌里多情。他俩多该结婚啊，因为除了他们彼此欣赏，世界就当没他们一样。他俩该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嫌谁，即使自相残杀，也可以互舔伤口。

据说老头在“娶”小渔之前答应了娶瑞塔，他们相好已有多年。却因为她夹在中间，使他们连那一塌糊涂的幸福也没有了。

小渔心里的惭愧竟真切起来。她轻手轻脚走到厨房，先把垃圾袋拎了出去。她总是偷偷干这些事，不然瑞塔会觉得她侵犯她的主权，争夺主妇位置。等她把厨房清理一净，洗了手，走出来，见两人面对面站在窗口。提琴弓停了，屋里还有个打抖的尾音不肯散去。他们歌唱了他们的相依为命，这会儿像站着安睡了。小渔很感动，很感动。

是老头先看见了小渔。他推开正吻他的瑞塔，张皇失措地看着这个似乎误闯进来的少女。再举起琴和弓，他仅为了遮掩难堪和羞恼。

没拉出音，他又将两臂垂下。小渔想他怎么啦，那脸上更迭的是自卑和羞愧吗？在少女这样一个真正生命面前，他自卑着自己，抑或还有瑞塔，那变了质的空掉了的生命——似乎，这种变质并不是衰老带来的，却和堕落有关。然而，小渔委屈着尊严，和他“结合”，也可以称为一种堕落。但她是偶然的、有意识的，他却是必然的、下意识的。下意识的东西怎么去纠正？小渔有足够的余生纠正一个短暂的人为的堕落，他却没剩多少余生了。他推开瑞塔，还似乎怕他们丑陋的享乐唬着小渔；又仿佛，小渔清新地立在那儿，那么青春、无残，使他意识到他不配做那些，那些是小渔这样有真实生命和青春的少女才配做的。

其实那仅是一瞬。一瞬间哪里容得下那么多感觉呢？一瞬间对你抓住的是实感还是错觉完全不负责任。这一瞬对瑞塔就是无异常的一瞬。她邀请小渔也参加进来，催促老头拉个小渔熟悉的曲子，还给小渔倒了一大杯酒。

“太晚了，我要睡了。”她谢绝，“明天我要打工。”

回到屋，不久听老头送瑞塔出门。去卫生间刷牙，见老头一个人坐在厨房喝酒，两眼空空的。“晚安。”他说，并没有看小渔。

“晚安。”她说，“该睡啦，喝太多不好。”她曾经常这样对不听话的病人说话。

“我背痛。我想大概睡得太多了。”

小渔犹豫片刻还是走过去。他赤着膊，骨头清清楚楚，肚皮却囊着。他染过的头发长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小渔边帮他揉背边好奇地打量他。他说了声“谢谢”，她便停止了。他又道一回“晚安”，并站起身。她正要答，他却拉住她的手。她险些大叫，但克制了，因为他从姿势到眼神都没有侵略性。“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干净，你总是把每个地方弄干净。为什么呢？还有三个月你不就要搬走了吗？”

“你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啊。”小渔说。

“你还在门口种了花。我死了，花还会活下去。你会这样讲，对吧？”

小渔笑笑：“嗯。”她可没有这么想过。想这样做那样做她就做了。

老头慢慢笑。是哪种笑呢？人绝处逢生？树枯木逢春？他一手握小渔的手，一手又去把盏。很轻地喝一口后，他问：“你父亲什么样，喝酒吗？”

“不！”她急着摇头，并像孩子反对什么一样，坚决地撮起五官。

老头笑出了响亮的哈哈，在她额上吻一下。

小渔躺在床上心仍跳。老头怎么了？要不要报告江伟？江伟会在带走她之前把老头鼻子揍塌吗？“老畜牲，豆腐拣嫩的吃呐！”他会这样骂。可那叫“吃豆腐”吗？她温习刚才的场面与细节，老头像变了个人，没了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尽管他还赤膊，龌龊邋遢，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却不见了。他问：你父亲喝酒吗？没问你男友如何。他只拿自己和她父亲排比而不是男友。也许什么使他想做一回长辈。他的吻也是长辈的。

周末她没对江伟提这事。江伟买了一辆旧车，为了去干挣钱多的养路工。他俩现在只能在车上做他俩的事了。

“下个月就能还钱。” 他说，却仍展不开眉。看他肤色晒得像土人，汗毛一根也没了，小渔紧紧搂住他。似乎被勾起一堆窝囊感慨，她使劲吻他。

十月是春天，在悉尼。小渔走着，一辆发出拖拉机轰鸣的车停在她旁边。老头的车。

“你怎么不乘火车？”他让她上车后问。

她说她已步行上下工好几个月了，为了省车钱。老头一下沉默了。

他涨了三次房钱，叫人来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花销。她每回接过账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他知道了就是吵和骂，瞪着小渔骂老头，她宁可拿钱买清静。她瞒着所有人吃苦，人总该不来烦她了吧。不然怎样呢？

江伟不会说，我戒烟，我不去夜总会，我少和男光棍们下馆子，钱省下你好乘车。他不会的，他只会去闹，闹得赢闹不赢是次要的。

“难怪，你瘦了。”在门口停车，老头才说。他一路在想这事。她以为他会说：下月你留下车钱再交房钱给我吧。但没有这话，老头那渗透贫穷的骨肉中不存在这种慷慨。他顶多在买进一张旧沙发时，不再把账单给小渔了。瑞塔付了一半沙发钱，从此她便盘踞在那沙发上抽烟、看报、染脚趾甲手指甲，还有发呆。

一天她望着小渔从她面前走过，进卫生间，突然扬起眉，笑一下。

小渔淋浴后，总顺手擦洗浴盆和脸盆。梳妆镜上总是雾腾腾溅满牙膏沫；台子上总有些毛渣，那是老头剪鼻孔毛落下的；地上的彩色碎指甲是瑞塔的。她最想不通的是白色香皂上的污秽指纹，天天洗，天天会再出现。她准备穿衣时，门响一下。门玻璃上方的白漆剥落一小块，她凑上一只眼，却和玻璃那面一只正向内窥的眼撞上。

小渔“哇”一嗓子，喊出一股血腥。那眼大得吞人一样。她身子慌张地往衣服里钻，门外人却嘎嘎笑起来，拢拢神，她认出是瑞塔的笑。“开开门，我紧急需要用马桶！”

瑞塔撩起裙子坐在马桶上，畅快淋漓地排泄，声如急雨。舒服地长吁和打几个战栗后，她一对大黑眼仍咬住小渔，嚼着和品味她半裸的身子。“我只想看看，你的奶和臀是不是真的，嘻……”

小渔不知拿这个连内裤都不穿的女人怎么办。见她慌着穿衣，瑞塔说：“别怕，他不在家。”老头现在天天出门，连瑞塔也不知他去忙什么了。

“告诉你，我要走了。我要嫁个挣钱的体面人去。”瑞塔坐在马桶上趾高气扬地说。小渔问，老头怎么办？

“他？他不是和你结婚了吗？”她笑得一脸坏。

“那不是真的，你知道的……”和那老头“结婚”？一阵浓烈的耻辱袭向小渔。

“哦，谁知道真的假的！”瑞塔在马桶上架起二郎腿，点上根烟。一会儿就洒下一层烟灰到地上。“他对我像畜生对畜生，他对你像人对人！”

“我快搬走了！要不，我明天就搬走……”

再一次，小渔想，都是我夹在中间把事弄坏了。“瑞塔，你别走，你们应该结婚，好好生活！”

“结婚？那是人和人的事。畜生和畜生用不着结婚，他们不配结婚，在一块配种就是了！我得找那么个人：跟他在一块，你不觉得自己是个母畜生。怪吧，跟人在一块，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变成了畜生。”

“可是瑞塔，他需要人照顾，他老了呀……”

“对了，他老了！两个月后法律才准许你们分居；再有一年才允许你们离婚。剩给我什么呢？他说，他死了只要能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他就不遗憾了。我就做那个唯一参加他葬礼的人？”

“他还健康，怎么会死呢？”

“他天天喝，天天会死！”

“可是，怎么办，他需要你，喜欢你……”

“哦，去他的！”

瑞塔再没回来。老头酒喝得很静。小渔把这静理解成伤感。收拾卫生间，小渔将瑞塔的一只空粉盒扔进垃圾袋，可很快它又回到原位。小渔把这理解为怀念。老头没提过瑞塔，却不止一回脱口喊：“瑞塔，水开啦。”他不再在家里拉琴，如瑞塔一直期望的：出去挣钱了。小渔偶尔发现老头天天出门，是去卖艺。

那是个周末，江伟开车带小渔到海边去看手工艺展卖。那里有人在拉小提琴，海风很大，旋律被刮得一截一截，但小渔听出那是老头的琴音。走了大半个市场，未见拉琴人，总是曲调忽远忽近在人缝里钻。直到风大起来，还来了阵没头没脑的雨，跑散躲雨的人一下空出一整条街，老头才显现出来。

小渔被江伟拉到一个冰淇淋摊子的大伞下。“咳，他！”江伟指着老头惊诧道，“拉琴讨饭来啦。也不赖，总算自食其力了！”

老头也忙着要找地方避雨。小渔叫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江伟斥她道：“叫他做什么？我可不认识他！”

忙乱中的老头帽子跌到了地上。去拾帽子，琴盒的按钮开了，琴又摔出来。他捡了琴，捧婴儿一样看它伤了哪儿。一股乱风从琴盒里卷了老头的钞票就跑，老头这才把心神从琴上收回，去撵钞票回来。

雨渐大，路奇怪地空寂，只剩了老头，在手舞足蹈地捕蜂捕蝶一样捕捉风里的钞票。

小渔刚一动就被捺住。“你不许去！”江伟说，“少丢我人。人还以为你和这老叫花子有什么关系呢！”她还是挣掉了他。她一张张追逐着老头一天辛苦换来的钞票。在老头看见她，认出浑身透湿的她时，摔倒下去。他半蹲半跪在那里，仰视她，似乎那些钱不是她捡了还他的，而是赐他的。她架起他，一边回头去寻江伟，发现江伟待过的地方一片空荡。

江伟的屋也空荡着。小渔等了两小时，他未回。她明白江伟心里远不止这点别扭。瑞塔走后的一天，老头带回一盆吊兰，那是某家人搬房扔掉的。小渔将两只凳垒起，登上去挂花盆，老头两手撑住她脚腕。江伟正巧来，门正巧没锁，老头请他自己进来，还说，喝水自己倒吧，我们都忙着。

“我们，他敢和你‘我们’？你俩‘我们’起来啦？”车上，江伟一脸恶心地说，“俩人还一块浇花，剪草坪，还坐一间屋，看电视的看电视，读书的读书，难怪他‘我们’……”小渔惊吓坏了：他竟对她和老头干起了跟踪监视！“看样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有油有盐！”

“瞎讲什么？”小渔头次用这么炸的声调和江伟说话，但她马上又缓下来，“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

“跟一个老王八蛋、老无赖，你也能往一块和？”他专门挑那种能把意思弄误差的字眼来引导他自己的思路。

“江伟！”她喊。她还想喊：你要冤死人的！但汹涌的眼泪堵了她的咽喉。车轰一声，她不哭了，生怕哭得江伟心更毛。他那劲会过去的，只要让他享受她全部的温存。什么都不会耽误他享受她，痛苦、恼怒都不会。他可以一边发大脾气一边享受她。“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在她身上痉挛着问。

小渔到公寓楼下转，等江伟。他再说绝话也决不回嘴。男人说出那么狠的话，心必定痛得更狠。她直等到半夜仍等个空。回到老头处，老头半躺在客厅长沙发上，脸色很坏。他对她笑笑。

她也对他笑笑。有种奇怪的会意在这两个笑当中。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见他毫无变化地躺着，毫无变化地对她笑笑。

他们再次笑笑。到厨房，她发现所有的碟子、碗、锅都毫无变化地搁着，老头没有用过甚至没有碰过它们。他怎么啦？她冲出去欲问，但他又笑笑。一个感觉舒适的人才笑得出这个笑。她说服自己停止无中生有的异感。

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

老头看着小渔忙。他知道这是她在这儿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完，他俩就两清了。她将留下身后一所破旧但宜人的房舍和一个孤寂但安详的老头。

老头变了。怎么变的小渔想不懂。她印象中老头老在找遗失的东西：鞋拔子、老花镜、剃须刀。有次一把椅子散了架，椅垫下他找到了四十年他一直在找的一枚微型圣像，他喜悦得那样暧昧和神秘，连瑞塔都猜不到那指甲大的圣像所含的故事。似乎偶然地，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

现在他会拎着还不满的垃圾袋出去，届时他会朝小渔看看，像说：你看，我也做事了，我在好好生活了。他仿佛真的在好好做人：再不挨门去拿邻居家的报看，也不再敲诈偶尔停车在他院外的人。他仍爱赤膊，但小渔回来，他马上找衣服穿。他仍把电视音量开得惊天动地，但小渔卧室灯一暗，他立刻将它拧得近乎哑然。一天小渔上班，见早晨安静的太阳里走着拎提琴的老人，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她觉得那样感动：他是个多正常的老人，那种与世界、人间处出了正当感情的老人。

小渔在院子草地上耙落叶时想，他会好好活下去，即使没有了瑞塔，没有了她。无意中，她瞅进窗里，见老头在动，在拼死一样动。

他像在以手臂拽起自己身体，很快却失败了。他又试，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试，最后妥协了，躺成原样。

原来他是动不了了！小渔冲回客厅，他见她，又那样笑。他这样一直笑到她离去，让她安安心心按时离去？……她打了急救电话，医生护士来了，证实了小渔的猜想：那雨里的一跤摔出后果来了，老头中风了。他们还告诉她：老头情况很坏，最理想的结果是一周后发现他还活着，那样的话，他会再一动不动地活些日子。他们没用救护车载老头去医院，说是反正都一样了。

老头现在躺回了自己的床。一些连着橡皮管和瓶子的支架竖在他周围。护士六小时会来观察一次，递些茶饭，换换药水。

“你是他什么人？”护士问。对老头这样的穷病号，她像个仁慈的贵妇人。

老头和她都赖着不说话。电话铃响了，她被饶了一样拔腿就跑。

“你东西全收拾好了吧？”江伟在一个很吵闹的地方给她打电话。

听她答还没有，他话又躁起来：“给你两个钟头，理好行李，到门口等我！我可不想见他……”你似乎也不想见我，小渔想。从那天她搀扶老头回来，他没再见她。她等过他几回，总等不着他。电话里问他是不是很忙，他会答非所问地说：我他妈的受够了！好像他是这一年唯一的牺牲。好像这种勾当单单苦了他。好像所有的割让都是他做的。“别忘了，”江伟在那片吵闹中强调，“去问他讨回三天房钱，你提前三天搬走的！”

“他病得很重，可能很危险……”

“那跟房钱有什么相干？”

她又说，他随时有死的可能。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干？对呀对呀，跟我有什么相干。这样想着，她回到自己卧室，东抓西抓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突然搁下它们，走到老头屋里。

护士已走了。老头像已入睡。她刚想离开，他却睁了眼。完了，这回非告别不可了。她心里没一个词儿。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老头先开了口。她摇摇头。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不走吗？她根本没说她要留下，江伟却问：你想再留多久？ 陪他守他、养他老送他终？……

老头不知从哪里摸出张纸片，是张火车月票。他示意小渔收下它。当她接过它时，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

“护士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房客。是个非常好的好孩子。”老头说。

小渔又摇头。她真的不知自己是不是好。江伟刚才在电话里咬牙切齿，说她居然能和一个老无赖处那么好，可见是真正的“好”女人了。他还对她说，两小时后，他开车到门口，假如门口没她人，他调车头就走。然后他再不来烦她，她愿意陪老头多久就多久，他再一次说他受够了。

老头目送她走到门口。她欲回身说再见，见老头的拖鞋一只底朝天。她去摆正它时，忽然意识到老头或许再用不着穿鞋，她这份周到对老头只是个刺痛的提醒。对她自己呢？这举动是个借口，她需要借口多陪伴他一会儿，为他再多做点什么。

“我还会回来看你……”

“别回来……”他眼睛去看窗外，似乎说：外面多好，出去了，干吗还进来？

老头的手动了动，小渔感到自己的手也有动一动的冲动。她的手便去握老头的手了。

“要是……”老头看着她，满嘴都是话，却不说了。他眼睛大起来，仿佛被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吓住了。她没问——“要是”是问不尽的。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

小渔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是”。

老头向里一偏头，蓄满在他深凹的眼眶里的泪终于流出来。

The Red Silk Dress /
红罗裙

金晃晃一个秋天，一五○号的院子里出来个女人。这条街的住户都不爱朝别人家的新奇事伸眼光，这时都找着道理跑出跑进。住户们多半是白种人，邻居二三十年了，相互间从没好意思问过一个“你好”。很例外的，人们朝一五○院子里这个女人都“Hi”了一声。女人吓一跳地朝老远甩起脸，不知这个“Hi”是叫猫、叫狗，还是叫别的谁。这样一甩脸，不管多远，人都看清了这是个中国女人，有张粉白脸，腰身曲线工整得像把大提琴。

女人没对谁笑，因此所有对她的笑容都无趣地收回了。只知道一五○的院子是不该有女人的。有的只是一个七十多的父亲和二十几的儿子。父亲是中国人，儿子是美国人，但儿子从哪一点看都绝对是父亲的。

隔一会儿从房里出来一个高高的男孩，但不是一五○原属的儿子。男孩对女人叫几声，女人进去了。街坊都不懂他们的中国话，但中国话叫“妈”也是“Ma”。

一五○是房价，不是街号。十年前它挂过一次出售牌，全街人都打电话问过它的价，回答是“一百五十万”。全街都安分了。出售牌也在两个月后消失。

这时人都看着那个女人消失在一五○银灰的城堡里。

海云被儿子健将扯着，进了二楼一间屋。她做了这房的女主人两个月了，房子的好些地方她没到过。

“妈，你看啊！”健将十六岁，这时朝这间足有四百英尺的卧室抡一圈胳膊：“看人家！”

屋内一溜墙的镜子全被打开，里面齐齐地挂满衣裳。下面是鞋架，像小半个鞋店。屋中央是张大床，床有个镶镜子的顶棚。海云不懂那镜子是水晶的。墙上贴满各种轿车和各类女明星。靠窗一架钢琴，上面立一只巨大的孔雀标本。

东西一样样看过，一样样以手指捻过，海云和儿子躺上了床，朝镜子顶棚傻眼。海云突然对健将说：“你怎么乱碰别人东西！”说着跳下床。

健将对着顶棚的镜子架起二郎腿，完全不是晚饭桌上那个低眉顺眼、陪娘嫁过来吃口白饭的拖油瓶。

“小死人，快给我滚下来！”海云捏起两只小白拳头，空空捶着。

健将知道这一世界妈只对他一人骂，这句“小死人”是妈的撒娇，妈跟她新婚的丈夫都不撒娇的。半年前远房大姨专程从北京来和妈嘀咕出国的事，大姨说一句在妈肩上推搡一下：“男人比你大好啊，你跟他好撒娇哇……”不久妈上了北京，回来带回一张相片，是她跟一个男人的。妈问儿子男人看老不看老，儿子说看着有六十，妈喜出望外，说：“死不了他的，还真显十年少相呢！”健将只去看妈手指上的戒指，小灯泡一般晶闪，他不懂那叫钻石。妈眼皮耷拉了，说咱娘俩绑一块也不值它，还说：“叫不叫他爸随你，人家自个儿也有儿子，是他前面美国老婆生的，叫卡罗。”

到这儿见了卡罗，健将和海云都吃了一惊：他头发长得齐肩，在脑后拴根丝带，皮肤似乎透明，嚼口香糖的牙齿动作清清楚楚显在皮肤上。没人看见他不嚼口香糖的样子。他有发绿的、大极了的黑眼睛。那样两只眼，两个月来只在头次跟海云娘俩握手时给予过正视。那天卡罗在门口等候接应他们，欲帮着拎行李，七十二岁的父亲却对他柔声说句什么，他便缩回一双苍白的手。后来健将发现每回妈拎垃圾袋出去，卡罗总做帮忙的样子，父亲也总是那句柔声的嘀咕：“这事不用你。”健将便插手帮，海云往往在儿子手背上轻拍一下，瞥一眼丈夫，说：“妈惯坏了你了，你干得了这个吗？”

在这幢房里两个月住下来，健将已不再管七十二岁的周先生叫爸，周先生也不再吃力地每天对他笑两次。健将总是潜伏着，听周先生那辆“BENZ”和卡罗那辆“BMW”驶出车房，他才开始对这所城堡进行全面占领。

这时健将仍在卡罗床上，身体拉成个“大”，尽量延伸他对这床的侵犯。

海云上来拧儿子的耳朵，要把他扯下床来：“人家的地方！小死人……”海云嘴比手使劲大。

“妈，怎不叫他给你也买个这样的床？”

“你给我好好滚下来！”

“妈，你也得买多多的衣裳！”健将指卡罗那一壁橱。

健将并不是妒忌卡罗在这家里的特权，海云知晓儿子，他十六岁，也够法定的驾驶年龄了。有次海云当着健将的面问周先生：“啥时候也给健将买个车吧？”周先生从报纸上端微笑地看她：“他坐公车不好？”海云马上说：“你儿子十六岁就开上三万块的车了！”周先生不言语，动作斯文地将耳朵里的助听器拔下来。周先生对他要听和不要听的话是可以选择的。

海云起身便走。健将追着她跺脚：“妈，要车就要车，你提卡罗干啥？他是他，我是我！三万块的车，就跟我稀罕似的！”

海云瞪眼看着健将。她见儿子盯着卡罗这、卡罗那，寻思儿子长了点人权、平等的脑筋。

“啥也甭为我要！”健将说，“我缺个啥？我还早呢，以后啥不能有？是你！你有卡罗那些好东西吗？你图他个老东西什么？”

那是海云第一次听儿子叫周先生“老东西”。海云也懂得健将自己也没想清楚、讲清楚的话：三十七岁，这么好看个女人，嫁了这么个“老东西”，能让你享受的，不就是钱了？

海云不是为钱嫁的。海云多半是为儿子嫁的。十年前，她当少校的丈夫死在军事演习的事故里，得信的时候，海云赶紧双手把脸捂住，不让人看见她没哭。海云没爱过那个中级军官，嫁他是为了好有个儿子。来的还真是个儿子，那以后她就再也忍受不住少校那带牲口啃青味的吻。还好健将长得不像少校，也不很像她。像她十四五岁看上的一个篮球中锋，一样的长腿、长臂：似乎大可不必那样的长度，走路、行动某些部分都省略着，显得特懒。她的少校丈夫简直想不出健将这副模样从哪儿来的，海云却知道，心里吓得半死：那不过是她不吱声的单恋，怎么竟印在儿子身上了？健将父亲的死是海云黑洞洞的心底的一个期盼。那期盼从未浮上来，浮到她能认清它的层面。

那夜海云搂着没了爹的健将，才发现那期盼已从黑洞洞的心底蓦然浮现上来了。她突然感到无限安全：五岁的赤条条的儿子就依偎在她蜷起的怀中，像再次将他装回了子宫。她和他之间不再有那第三者。她看见自己的乳房、腹、腿形成的弧度，正那么恰恰巧巧契合儿子柔弱幼小的身体，母与子的两具肉体如一种完美对称的镶嵌。她流下泪，是幸运的，终于得逞而松下一口气的泪。

海云从没想到过再嫁。十年，她微薄的工资加上一笔亡夫的抚恤金供她和健将拥有一个清寒的天堂。但她常常想出国，出了国健将的没出息、不学无术就会不那么显眼——海云觉得，健将是让亲戚们的孩子给比得没出息了，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低。然后北京的远房大姨就找来个周先生。

一见周先生海云便同意了。周先生瘦瘦的，很文雅。头发是染的，牙齿是假的，这海云都明白。一只很小的塞子堵住周先生的耳朵眼——街上过救火车，他就把它拔下来，海云当然知道那是个助听器。头顿饭是在不贵不贱的一家馆子吃的，门外过了一回救火车，三回警车，海云很同情周先生不断放下筷子去招呼耳朵眼。

第二天他们便结了婚。在王府饭店开了房，周先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一张床，海云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另一张床。关上灯，海云感到一个人过来了，浑身摸抚她。

“让我自己来脱……”海云说。

那个人不说话。海云脱干净了，感觉一只很干很干的手摸到她小腹上。“不方便吧？让我转个身？”海云又说。

还是没话。海云不知该怎么办。突然想起，周先生一颗不缺的两排假牙明灿灿地摆在浴室洗脸台上，他不答话自然是因为没有“口齿”。那手将海云上下摸一遍，又一遍，像是验货，仔细且客气。之后他就回自己床上去了。

海云往往在周先生上班后让健将领她乘公车，再换地铁，到一座大购物中心去。海云身上装有一本支票、两张信用卡，出没在各色衣裳的丛林里，见了实在惹她走不动的衣裙，就买下来。不过她最感到快乐的是把一件件衣裳往身上试，从晚礼服到内衣内裤。

健将在试衣室门口的沙发上坐着，看着妈一会儿一个样地走出来。

“穿这太年轻吧？”海云这时穿的是条夕照红的太阳裙，她特意架上墨镜。

健将顿时松开下巴，看着海云圆嘟嘟的两只乳房将裙子胸前的图案撑得走了样。他认为妈这时是绝顶的漂亮：脸颊鲜亮透红，像刚下去二两六十度烧酒。她对着几面镜子左右拧着身体，一双腿匀匀地裹着一层脂肪，每动一动，它们就有些细碎的抖颤。

“太年轻了，天爷！这也太不像话了……”海云快乐地皱起眉。

健将仍挂着下巴盯着妈。他得鼓动妈把这件玩意儿买下来。常常地，海云在抽信用卡时会突然一个战栗，撂下一堆衣服便走，逃一样走开。健将便一路跟她发脾气，说：“凭什么给他省钱，钱都不花他的，妈你还图个啥？图在那房子里烧饭、打扫、伺候他们老少大爷？”海云会反嘴顶儿子：“七十几的人了，还在为这个家挣钱，是容易的吗？上几百一件衣裳，他得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坐上一天，才挣出这件衣裳，是容易的吗？你个小死人吃的穿的，不都得他老爷子七点起、八点出门挣来？”

健将从沙发上站起，帮海云理着衣裙背后的褶皱。妈一向放心把自己交给儿子整理。

海云望着镜子里比自己高大半头的儿子，忽然感到满足极了。“健将，你妈还有几年看啊？”

健将带粗糙指甲的手指顺海云脊背朝两侧移，渐移到她腋窝。“买下了，妈。”他阴狠地说。

海云吓一跳，这个阴狠的健将是她不认识的。她斜一眼儿子：“小死人，你当我家？！”边说边走回试衣间。

健将没言语，两只大手空张在那儿，像一不小心刚放跑一对鸽子。

海云结果并没买下那条夕照红的太阳裙。但它让她在公共汽车上高兴了一路，因为它给了她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她发现自己原来还余下那么多年华。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般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

健将却一路不理睬海云，认为妈背叛了他。妈向着老东西，心疼老东西的时候就是背叛他。也背叛她自己——她的快乐就剩下那么一丁点了。几百块？卡罗一件皮夹克上千！一条领带上百！卡罗有，你凭什么不该有？！

车到站，海云娘俩刚下车，一辆米色小车在路旁边停住，车篷敞着，卡罗“Hi”了一声摘下脸上的风镜。海云和健将都不懂英文，卡罗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海云喜悦地从健将手里夺下一大包刚买的衣服，搁在车后座上。

健将对海云说：“我自己走回去。”扭身已拐上便道。海云只得对卡罗笑笑，比画着让他开车。

卡罗仍嚼着口香糖，显在腮帮那层透薄的皮肤上的牙齿运动似乎已疲乏透顶，却是务必要嚼下去。卡罗盯着前方，朝着海云的半张脸带一点微笑，是出于礼貌。海云觉得他的另外半张脸一定是不笑的，因为不必浪费礼貌。她从没有与卡罗挨这么近过，近得能嗅到他的口香糖气味。这时她发现他相当地美，尤其眼睛，上下两扇浓而长的睫毛各朝各的方向翻着，使那眼华贵起来。他鼻子与额相连的线条有亚洲人的柔和及欧洲人的鲜明。他是周先生四十八岁时得的儿子，海云见过他母亲的相片，一个粗大的金发妇人，到卡罗，怎么就会出来一个这么优美的杂种？

卡罗猛一个拐弯，海云眼一晕，不禁“哎呀”一声。卡罗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伸过胳膊，似乎要拦腰拥抱海云，却是替她拉住安全带，系牢。再次对她出声地笑。

从这笑中，海云几乎大喜过望地发现，卡罗也有着与健将相等的没出息。那种公然对学问和才能的轻蔑，就在这笑容中。不同的是卡罗对这份没出息是认清的，健将却毫无认识，因此卡罗的没出息表现出来便是一种脱俗，一种迷人的颓唐情调。卡罗在兜很大一个圈，无非想炫示他和他车的风度。

海云心里突来一阵对这混血青年的恨意。

她的健将有什么？她的健将趴在地上一块块地擦亮大理石，供这杂种少爷潇洒地踏过去；踏进他那寝宫般的卧室，去弹他的钢琴。海云不懂音乐，正如她不懂世上绝大部分事物一样，但她也听出卡罗弹得多么半吊子。周先生说卡罗没去上大学是因为几个二流大学没有录取他，所以他在准备考一流的学校。他早出晚归，是去图书馆悬梁刺股。有什么用？认真说他比健将更没出息，因为他是存心没出息，而健将对自己那份没出息纯粹无辜，纯粹不能自主。

当晚海云将买来的衣服一件件又试穿一遍。她穿着一件深蓝丝绒的晚礼服跑到客厅，那里有面镜子可容她向左转向右转，以及前进后退地打量自己。

周先生和卡罗并排坐一张长沙发，在看电视上的球赛。电视与沙发的角度很妙，第三个人绝对挤不进来。有回健将只是站在一边很受罪地看了一会儿拳术，周先生便客客气气说：“喂，你房间不是也有电视吗？”健将从此被堵回了自己的小房间，去看他那十三英寸了。从此健将也恨绝了参加到这对父子中去的单方面愿望。海云从此上哪儿都带上健将，她知道儿子比自己还孤独。

海云看着蓝丝绒夜空般的莫测。周先生和卡罗在谈着什么，各人手里捧一盏玛瑙色的酒。他俩并不在看电视，只是借电视来营造一个只属于他俩的氛围，以这氛围在这家中做一种微妙的划分。

“健将！”海云突然大声喊道。健将跑出来，见母亲微张着双臂，微笑地站在镜前：“来帮妈系一下这根带子！”她以下巴指着腰间。

卡罗瞪眼看着继母在这身不合时宜到极点的装束中显得既滑稽又美丽，口香糖也忘了嚼。

健将熟练地替母亲系上带子，又伸手到裙子里面，去抻平贴身的衬裙，他这套动作十分麻利灵巧，一看便知是常常做，彻底懂得了女性着衣要领和窍门。

“他天天陪你逛女人服装店？”周先生忽然问。

“他不陪我，谁陪我？你陪？”海云半笑地反嘴。

“早看出他没出息！”周先生说。

“你儿子有出息？二十大几了还赖在家里！”

“我的家！我要谁赖谁就赖！”周先生说。一根手指按住耳朵眼上那只塞子，生怕漏听一个字。

“你的家——咱知道。咱娘俩在这顶多是老妈子和小伙计。”

“是你自己讲老妈子！”周先生起立，悲哀得颤颤巍巍，“老妈子敢花那么多钱，天天逛商店？！”

“老妈子还不跟你上床呢！”海云噙着饱饱两汪泪，人也凉了。

听到这里，周先生毅然拔下助听器。周先生被卡罗拉到餐室，健将推着海云进了自己卧室。

第二天，海云一早出门，直奔那个购物中心，去买昨天舍弃下的那条夕照红的太阳裙。海云往往留下一两件最贵的衣裳到生气的时候买，不然怄起气来就没得可买来消气了。也只有生气，她才买得下手，才有那股劲头和气魄。

海云是独自去商场的，健将的学校已开学。她在商场迷了途，怎么也找不见那条红裙子了。她从没一个人出过门，总是健将领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种可怖的迷乱，眼和手慌慌张张地翻着倾挂的上百、上千种衣裳，像是在找一份性命攸关的文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条太阳裙，那个在一天前使她快活过的红融融的物件，不见了。她喘息越来越紧迫，似乎找不见它，往后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海云手空空地回到家。

离烧饭的时间还早，她不知该做什么。电视她是看不懂的，音乐她也是听不懂的。带来的两盘家乡音乐——河北民歌，她却不会用那个比飞机驾驶仪还复杂的音响组合，她也从来不打算学，这世上绝大部分事她自认是学不会的。她除了长一副漂亮模样和烧一手漂亮菜——这两样天生——其他她都学不会。

海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将所有买来的，尚未有名目、场合穿出去的衣裳统统再试一遍。

她身子一进入那滑溜的、柔软的衣裙，往客厅大镜前一立，神便定下来，一种愉悦出现了，健将一向是分享她这孤零零的愉悦的。她脱口喊道：“健将！健将……”

“Hi！”

海云抽风般扭转身，见楼梯上出现的是卡罗，卡罗微笑着，刚刚从午觉中被她的叫喊惊醒，脸上是浅睡后的红晕，他已走到海云身边，黑绿的大眼关切地看着她。海云第一次看见他安顿下来的嘴，面颊不再有咀嚼口香糖的轻微扭曲。

海云不知怎的往后撤一大步，像是害怕这个完全不同的卡罗，卡罗竟是如此友善。对于她这三十七岁的继母，卡罗的存在原来是暗暗含着某种意义。

“我帮你？”卡罗用五音不全的中文说道。

海云惊惧地笑笑，摇摇头。双手在背后扯住丝质衣裙的两扇门，只要她一松手，它就会滑出她的控制。

“我会帮。”卡罗逼上一步，“将会的我都会。”“将”是他对健将的叫法。

海云没料到他会讲中文，讲英文原来只是在这房子里造成一股势力，一股优越的、排外的势力。现在只有他和她俩人，没什么可排外了。卡罗丝绒一样的目光看进海云眼睛，海云的眼睛快快躲开去，“不用。”她说，依然将双手背在身后，扯紧裙的开关。向后背起的手使她原来就丰润的胸挺送出去。

卡罗微侧头，想一会儿，说：“为什么？将能做的，我也能。”

“不，”海云柔声说，“将是我生的。”海云清清楚楚地说。

卡罗马上收回伸进她眼里的目光。海云第一次见卡罗如此谦卑地一笑。

健将学校的功课很忙，他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全家睡下了，他才回来。海云洗衣时嗅出健将所有衣服上都是冲头脑的汗臭。她没去多想，男孩子总是动动就臭烘烘的。

卡罗却像与健将调了位置似的，从早到晚待在家里，海云几乎总在试穿衣服时碰到他。他不再申请帮她，只静静看她一会儿，并不看她身上各种莫名其妙的新衣，而是直朝她眼睛看，直看到海云对他和她是怎么回事渐渐醒悟了。

海云这三十七年没爱过男人，或者她爱的男人都不爱她。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卡罗这样往她眼里死找她。她逐渐不再追问健将每天学校里的事；健将像是不再重要，反正他是她自己的一部分，总会在那，跑不了的。

这天卡罗对她说：“我那儿有更大的镜子。”

海云装没听见。卡罗转身走了，海云不知怎的就跟他上了楼。卡罗请她进了自己屋，然后关上门。

海云身上着的是件白色晚装，无袖，从腋下隐隐透出少许腋毛。海云看着自己，眼的余光见卡罗接近了她，步子动作都轻柔得像丝绒。卡罗——你这金子堆大的少爷。海云想着，爱慕地、嫉恨地轻轻咬住牙关。

卡罗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海云突然发现它们也是孤独的，不亚于她自己，不亚于健将。不，海云想，卡罗是她所见到的最孤独的一缕魂。这孤魂在这幢城堡里徘徊了多少年、多少年，似乎早于他被那个胖大的金发母亲孕育、娩出。

卡罗的手指很轻地顺着她平整、年轻的脖颈滑下。那无听众的钢琴家的手指触摸着她的肩、臂。海云见镜子里的自己已是混沌一团白色，已融化得没了原形。她从没体会过这个融化过程，它真值得拿死去换。

海云感到那双无出路的钢琴家的手移向她的腰部。忽然，卡罗以一个令她意外的动作矮了下去。她清理一番视觉和感觉，发现他跪在她双膝间，脸埋在她稀滑的白色裙裾上，浑身虫似的蠕动，拼命躲避他想要去触碰的部位。多没出息，没出息得又如此动人。

“I……love……you！”他吸溜着鼻涕，口中发出喝粥般的声响。

海云一动不动，但浑身都是邀请。

俩人同时听见车房门启动，周先生回来了。

海云穿着白色晚礼服在厨房烧晚饭，周先生看不透似的看了她一阵，问：“穿的这一身是什么东西？”

海云擂小鼓似的剁着菜刀，一边答：“穿着玩玩啊！”

周先生“哼”了一声，意思是：“花这么些钱就‘玩玩’啊！”

海云轻快地将菜倒进升起烟的油锅，没像以往那样回敬他。现在她不只有健将，还有了个卡罗，因此对这个七十多的丈夫，她从此可以不一般见识。

炒到最后一道菜时，健将出现在厨房门口，脸让汗淌得白一道黑一道。

“哎哟小死人！放了学哪儿去了你？几天不照你面！”她边说边欢天喜地搅着炒锅，“把妈想得……”她没意识到自己在撒谎：这些天的夜里，她躺在黑暗里，听着周先生斯文的鼾声，睁眼闭眼，眼前都是卡罗。

海云甚至没留意儿子的明显消瘦和病马般迟钝的眼神。

“去洗洗脸！疯得你……”她喜悦地责骂儿子，将炒好的菜一飞腕子倒进瓷盘。

晚餐桌上是两只冷菜，四只热菜，气氛远不如往常沉闷。海云顶忙，给健将不断夹菜，又去不时答对卡罗那双眼睛。周先生瞥几眼海云白晚装上罩着花围裙，摇头笑笑，还是决定对妻子的荒诞装束不加干涉。饭吃到一半，电话铃响起来。

卡罗接的，却马上将话筒递给健将，脸上是等看好戏的表情。健将完全木然地捧着话筒，忽然求救地将脸转向母亲。

“怎么回事？”海云问。

健将没说出一个成型的字。

“学校来的电话——他五个礼拜没上学！”卡罗说，以尖而长的拇指点点健将。

健将恶狠狠朝卡罗瞪去。

卡罗像根本意识不到健将的存在，抽出一根口香糖，嚼起来，“学校说，他们正在考虑开除他。”

“根本没这么说！你狗日的瞎编！”健将对卡罗吼道。

周先生一拳擂在桌上：“你嘴放干净点，不然我马上可以请你滚出去！”

海云还没反应过来，鼓着眼看看健将，又看看周先生。

卡罗对父亲咕噜了一长串英文，一面咕噜一面继续以拇指点着健将。那是只鄙夷而傲慢的拇指。

周先生脸完全青下来：“你干什么去了？！五个礼拜，你干什么去了？！”

健将不语，闷着头。海云知道儿子没出息得十分彻底，但无救到这步田地，她是意外的。她挪到儿子身边：“说呀，你没上学，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病了？还是老师种族歧视咱们？跟妈说呀！”海云恨不能为儿子想出所有借口。她用手臂环住健将的肩，脸几乎贴上去瞅他，希望瞅出什么病来。

“他有什么病？没看他刚才吃多少？”周先生大声道，布满老年斑的脸和手都在打颤，像是随时会厥过去，了结他勤劳敬业的一生：“他以为他这辈子就可以靠我养，吃我的、喝我的，靠我一天十个钟头趴在写字台上来养他！”

海云看着自己年老丈夫的额角，一根紫色血管蚯蚓般拱动。

卡罗这时也在看父亲的额角。他轻轻在父亲背上抚两把，又对他轻声讲了几句英文。

海云似乎突然明白卡罗在讲什么。他在撺掇父亲，离间父亲与健将。海云捡起一只青花细瓷盘掼在明晃晃的打蜡地板上。人们全抬头，只见她脸狰狞了一瞬后，去净表情。

“废料东西！杂种！你仗着谁呢！你心对口、口对心，说句实话：这些天你动的什么脑筋？打的什么下流主意呢？当我不明白你？别迷了心窍儿，废料玩意儿……”

健将完全不懂母亲在说什么，猛抬起头，两眼死死噙住泪。他突然纵身，抄起地上碎作两半的瓷盘，向卡罗砍去，砍到了卡罗额上角，一个细红的月牙儿刹那间晕开，不一会儿，血从卡罗捂在伤处的手指缝溢出。

海云扑住健将，嘴里念咒似的说：“杀！先杀你妈！是你妈的报应……”

周先生已打了报警电话。十分钟后，警察们来了。三三两两的街坊在自己院子门口往一五○张望，蹊跷死静了二十年的这座银灰城堡怎么今晚让警车给热闹起来了。周先生到门口去抱歉，说家里的报警装置不小心被碰响，一场虚惊而已。

周先生和海云商量，送健将去一所寄宿男校，在五百里外，学费极昂贵。海云点了头：周先生肯出这样一笔钱，事情总错不到哪去，至少健将不算亏。

卡罗也被一所三流音乐学院录取，一个星期内就要到东部去了。

周先生悔过似的对海云说：“我陪你的时间太少，我准备马上退休，七十二喽。以后天天在家陪你。我们去欧洲旅行，去亚洲、南美！哎，你想去哪里？”

海云无神地笑笑。她正在整理挤得紧紧的一壁橱新衣，它们中的多数，她从来没穿过。

健将从外面回来，手里有个商场购物袋。“妈！”他叫了一声。

海云回头，见儿子从包里拎出一条夕照红的太阳裙。就是几月前她看中却没舍得买的那条。

“哎呀……”海云小女婴一样将两只手掌在空中挥几下。

周先生走开了。凡是有健将的地方，一般是没有他的。

惊喜过后，海云问：“哪来的钱，你？”

“打工打来的。”健将答道。他告诉妈，那几个星期的逃学，他是去找工打了。试了七八家餐馆，终于一家收他做了厨房下手，一小时两块半。

海云这时已剥下了衣服，欲试新装，几乎裸出大半个身体。听儿子讲到此，她眼眶一胀，两大汪眼泪倾出来。她不知低吟了句什么，将儿子搂进怀里——她那原始状态的雌性胸怀里。儿子在她赤裸的乳房间一动不动，她又感到十年前那种拥有；这拥有感将支撑往后她与儿子的长相别。

海云穿着新装跑向客厅，正看电视的卡罗和周先生被她一道夕照般的色彩惹得回首。这条不伦不类得一塌糊涂的红裙子使父子俩都不由自主从沙发上欠起屁股，都赞叹与谴责地盯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女人。

健将跟上来替她整理胸前、背后、裙下，完全熟门熟路。

“穿这个……像什么话？”周先生自语般说，苦笑。

“放心，我不会穿出门！”海云顶他。

“是不能穿出门。”周先生说。

“我就在家穿穿。穿着玩玩——我有地方出门去穿它吗？”海云说。

海云看着镜中的自己，以及镜子折射出三个男人的神色。她明白自己是美丽的。她明白这美丽对他们是白白一种浪费，同时也对他们是无情的一份折磨。

当晚，卡罗埋伏在楼梯拐角。海云觉得他伤疤尚新的面孔那么要她命。她忽然感到这世上都错了，错了便对了。她笑笑，从健将与他冲突，她还第一次对他笑。

卡罗走上来，把嘴唇慢慢触到她面颊上、她脖子上，她不动，没有邀请，也没有拒绝。他说他从她进了这房子，就开始爱她，她该是他的。

她抬起脸，看着他，感到自己在红色太阳裙下渐渐肿胀。她对伦常天条的无知使她无邪地想要和想给。刹那间，她几乎想回报卡罗，以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

但她仍一动不动。听卡罗拿千差万错的音调许愿：他将回来，为她回来。

她知道他不会回来，外面多大、多好。健将也不会回来，从这里出去，谁还回来。她有足够的美丽衣裳，将为卡罗和健将美丽地活在这里，哪怕他们在千里万里之外，哪怕他们永远不归。

海云从洗脸间穿着严严实实的睡衣出来，却见她七十二岁的丈夫浑身赤裸。“快！快！快脱……”他喘着说，意思是这一记来得不易，弄不好就错过了。海云慌了，大把大把扯脱衣裤。他却仍催：“快些！快些……”他似乎竭力维护着他那珍奇的一次雄性证明，混沌的眼珠亮起来，亮出欣喜、紧张、侥幸和恐惧。

这是海云头一次把肉体呈给丈夫。

她仔细躺平，尽可能不让他吃力。这是她本分的事，她没有道理不高兴做。海云什么也不去想，不去想卡罗，不去想健将，更不去想她爱过的篮球中锋和没爱过的少校。

丈夫的权利进入了她，大事情一样郑重地推动一下，再推动一下。

海云闭上眼，柔顺得像团泥。

这时她隐隐听见卡罗那到处是断裂的钢琴声。

Across the Sea /
海那边

没人留神王先生也进了冷库。没人看见王先生怎样拉开弓箭步，以骗腿上马的姿势在泡的屁股上甩了一下。也没人听见泡摔下去的响声。那其实很响很响，泡手上端的十磅的一块冻虾都摔成了四瓣。泡摔下去时手想去够个什么好稳住自己，结果还是翻掉了一桶四川辣糊，红艳艳地酱了他一头脸，把个磕碎的脑门也酱在里面。看见泡出来时都不知他在流血——脑门、鼻子、牙，全与辣椒糊红艳到一块了。

泡是个英文名字——Paul。说是这地方有王先生就有泡了。还说是这城里有中国人就有王先生了。不过城里的中国人从来不来吃王先生的餐馆，虽然在餐馆外都跟王先生做朋友。说是王先生的中国菜都不是中国价儿。

王先生叫王杰瑞，餐馆就叫杰瑞菜馆。两个字在中文里也是个意思。没人叫他王老板，似乎王老板听上去是人世间顶小一个老板；倒不如王先生，听着有些来历，有些谱。王先生的来历泡最清楚，一旦王先生跟客人们摆他的话，讲起他在耶鲁的“想当初”，就拿拇指往身后一戳：“问泡去！”真有人问过泡：“王先生真在耶鲁念过书？”“王先生是因为家道中落休学的？”泡都把头点得殷切，说：“是，是。”也有人问：“王先生在耶鲁念法律？”泡点头；马上有人驳：“王先生学的是医！”泡仍是点头。泡就是那副痴傻者的诚笃模样，谁叫他，他不是扛着什么就是搬着什么，抬眼看你，像刚解了眼罩从磨上卸下来的驴，还得待一刻才明白东南西北。

刚刚他就搬着那一大块冻虾被王先生叫住的。

没人知道王先生听了两个女学生什么话。这城里从两年前开始出现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女学生在王先生这里都做不长，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在王先生这里的一份事，她们从来不叫“工作”。只有两个一直做了下来，一个戴很厚的眼镜，两只眼像两个靶的靶心；另一个嘴唇上长一圈小胡子。两个女学生每晚下班由泡开车送回家。这天俩人一上班就跟王先生哭去了。

没人知道泡对她俩怎么了。泡是个脑筋残废的人，手脚倒是很听使唤，但只听别人脑筋的使唤，他自己的脑筋一支配他的手脚，就出错。出了错，也不该他那个残废脑筋负责。王先生就这样对两个女学生解释的。“报警？我们中国人不找美国人报警。”王先生说。

女学生被王先生各赔偿了一百块钱。

“都是中国人。你叫鬼佬绑走他，他们也没有一百块赔你。”王先生说。

王先生就唤泡进了冷库，紧闭了半尺厚的门。然后就把被“法办”过的泡指给女学生看了。

女学生们从此不见了，没人知道是她们辞了王先生还是王先生辞了她们。后来的两年里再有大陆女学生来找工，哪怕懂得讲王先生的乡语广东话的女学生，也没被收进“杰瑞菜馆”。收的都是男学生。男学生也做不长，没多久就都发现离这儿一百多里的芝加哥有的是中国人的气候。只有一个没走，他叫李迈克，会讲广东话。没人搞得清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留了个社会保险号在求职登记表上，王先生一看，多了一位数字。王先生没动声色。

李迈克长得瘦小，很干净相，英语凡是该讲的，都讲得纯正。他懂看眼色，摸感觉，往餐桌上添什么撤什么都不必客人召唤。李迈克也肯干，有时辞工辞得只剩他一人，他仍是方寸不乱地周旋在十来张桌子之间。王先生的妻子王太太这种时候会来帮一帮，她一来，李迈克还分些心照应她，前脚她上错菜，李迈克后脚悄悄给她纠正，代她向顾客道歉。这些王先生都看在眼里。

王先生没给李迈克加过薪；不加薪李迈克也一样会干下去。有时李迈克汗渍在他白衬衫背上画了“地图”，王先生就来一句：“迈克呀，苦到毕业就好了，就做大公司去喽。什么时候毕业呀，迈克？”

李迈克逢这时就作哑。他三十七岁了，从哪儿往哪儿毕业？现在他明白社会保险号码不是想当然写的，多写的那位数，现在锁在王先生档案柜里。

女学生们离开那晚，李迈克恰是头回试工。他见泡从冷库里跌爬出来，跌爬到水池边去洗头脸。所有人都“血呀血”地惊喊，泡却瓮声瓮气地说都是辣椒糊。李迈克还见两个女学生相互递着窃窃的笑。

那天夜里关门后，李迈克见泡还在水池边洗脸。

“泡。”他从背后拍了拍泡的背。泡不洗了，却也不转过脸来。

“泡你转过脸来。”他说，手还拍在泡那铺一层傻膘的背上。泡就是不肯转脸。“人都走了，泡。”李迈克说，慢慢将泡的身子扳转向自己，他开始清理泡头上脸上的伤。

隔些时，泡脸上的三个伤口都长愈了，只有鼻梁上那处疤比他肤色浅许多，乍看像鼻梁骨暴露一段。泡不算太丑，落疤后他的样子使他的痴傻带一点凶残。

“泡，那天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什么了？”许久了，李迈克才问。

泡瞪起两只马来种大黑眼睛。看着这双眼，谁都会想：不会有比它们更空洞单纯的东西了。白眼球上已有了些浑黄，是肥胖和衰老的症候。泡至少五十了，浓密的头发白了半数，脸上因多肉而不见明显的皱纹，但萎缩了的嘴唇，以及因嘴唇萎缩而延长了的人中使泡有了副类人猿的面孔。

“我忘了。”泡回答。

“你开车送她俩回家的。”李迈克替他开个头，让泡顺着把故事讲下去。

“我忘了。”泡不太耐心地说。

“你忘了什么了？”李迈克企图偷换逻辑。

泡说：“你问王先生去呀。”

“王先生不在……”

“王先生打马球去了。”逻辑让泡给偷换了，不过他不是存心的。

每天午饭时间一过，王先生就换上英国式骑装，戴上雪白的手套从餐馆消失了。王太太一向给自己和孩子们在美国的廉价连锁百货Kmart买衣服，而王先生一年四季的Polo衫，都是真货。那帮子马球朋友很识真伪，并对真伪很有态度。王先生讲给球友们，他的马球是在耶鲁学的。还说他上耶鲁时期，家里还遣了个仆人料理他生活。仆人也学了马球。为伺候少主人练习，一回被马扔出八码远，救过来脑筋就不做主了。所以他王先生活一天，就养那废人一天。王先生的球友也来杰瑞菜馆吃过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王先生的故事与那时而扛着重物进出的泡联系起来。

因此在王先生打马球的时间，餐馆就剩下泡和李迈克。大厨只管做晚餐，其他侍应生要到下午四点才来上班。这段时间泡就用来包春卷，折餐巾。没人在这两桩事情上胜过泡。因为泡不像有脑筋的人们，这类事做不久就烦，一烦就企图在每个细节上生出花样，渐渐使这桩事远离了它的规范。泡一旦被教会这套动作，就好比一台安排好程序的机器，每个细节都被控制得百分之百精确：抖开餐巾，对角是一丝不苟地相折，再以指尖压线，再折对角，从不多一个动作，也从不省一个动作，即使是可以省。这部人形机器一旦被开动，仿佛就不会停下，即使你抽掉被他操作的实物——或餐巾或春卷，他仍会将这套动作做下去。因此每当泡折完最后一块餐巾，他两只手会在空中不知所措一会儿才停下。像关闭机器之后的余动、余震。

“泡，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了什么？”李迈克又问。

“王先生记得。你去问王先生。”

“你摸了她们……”

“我没有摸她们！我请她们摸我！你去问王先生——是我请她们！”

李迈克不说话，光吸烟。王先生一回来他烟就吸不成了。

泡眼睛盯着桌面上整齐密匝的春卷。一线口涎从他松开的下唇垂滴下来，在空中弹了弹，落到一只春卷上。没人留意过他的表情。如泡这类傻人往往有种不与世道一般见识的超脱表情，这表情往往是快乐的，而泡却不是，泡是个最不快乐的傻人。泡明白自己是傻子，就像狗明白自己是狗。而狗乐意做狗，泡做傻子是不乐意的，不得已的，他只是尽心尽力地做这个傻子；因为他知道除了做傻子，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泡甚至明白傻子的意义，其中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王先生惩处他之后对他说：“泡，懂了吧！你那东西拿出来，请她们看，她们就要叫警察。明白了？”

“王先生说，我脱裤，都是她们不好。因为我是傻子。”泡忽然说。

李迈克笑着撸一把泡那油腻发黏的后脖颈。人人都占他傻的便宜，包括他自己。过一刻，李迈克说：“泡，你不傻。”

“我傻！”他瞪起李迈克，不懂那双眼里的陌生东西叫怜悯。“去问王先生！”泡口气急了，似乎李迈克要勾销自己名分下的优势。

“你不那么傻。说不定哪天就有个女人肯做你老婆。”

泡一下子不讲话了。

这时听见王先生在前厅开骂，说四点了门上还挂着关门牌。李迈克赶紧熄了烟头，站起身，准备往前厅去。

泡抬脸问：“哪天呢？”

王先生发现泡一笑起来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这是张不笑的脸，笑的肌肉在形成之前就死去了。因此泡是拿眼睛，其次是拿嘴唇、牙齿来笑。奇怪的是这笑并不难看，因为眼睛笑出来的笑远比皮肉来得深。尽管泡的笑有模仿成分——人人笑时咧嘴，他便也咧，咧得相当透彻，像早年间的牙膏广告。

王先生偷偷注意他这样对着空无独自笑已好几日了。别是他的痴傻恶化了吧？进入五十的泡很可能再丢失原本就缺乏的脑筋。

“在笑什么？泡。”王先生坐在了泡对面那片空无中。这是饭店关门后，伙计们吃饭的时间。

泡一点也不笑了，手将一片纸似的东西拙劣而迅速地塞进胸口的衣袋。

“泡，你什么事都不瞒我，是吧？”

王先生带哄诱带威逼地盯着那只衣袋。

泡想把偌大一块胸脯躲出王先生的视野。

“不瞒我？”王先生找着他的眼睛问。

泡不吱声，睫毛抖得像垂死的蛾子翅膀。跟前放着堆尖一大钵饭菜，王先生抓起筷子，往他手上一杵，说：“吃啊。”泡忙感激地慌忙往嘴里扒饭。本来是他名分下的饭，给弄成了王先生格外的赏赐。

王先生对着凶猛进食的泡说：“知道你就是又跟他们赌去了。”

泡忙抬起头，说：“No！No！”张着的嘴里翻动着白的饭、绿的菜、红的肉，搅拌得不分彼此，很不受看。他舌头在一堆稀烂的食物后面一个劲“no”，好一会儿才“唿隆嗵”咽下，又说：“你不要我去，我就没有去过了！”

王先生忙又说：“吃吧吃吧！”他相信泡，胜过相信他自己。他自己有前头讲了大话，后头忘记了而说不圆的时候。泡不会，凡是他王先生讲的话，都是铆进他脑子的。他脑子不容易被铆进东西，但一旦进去，任何人休想往外搬。整三十年，泡对王先生的忠实，比王先生自己对自己还忠实。王先生三十八岁上讨了王太太，王太太不高兴泡在家里占间地下室，害得她没地方堆破烂，才打发泡出去单住的。

“又是哪个娘们借你电话了？”王先生说，前阵泡隔壁搬来一家越南华侨，说是电话坏了，女人天天借泡的电话打。泡收到电话账单这家人已搬走，那女人整整打掉泡三千块。是王先生费许多事把这家人捉着的。

泡忙否认，说他那半塌的楼上再没住过女人。

“跟你说你命里没女人。”王先生说。

泡不吱声。

王先生手指在空中一点一点，点出他话的板眼：“想，你命里也没有。”

泡忽然念咒般说了声又长又低的“有——”。

王先生眼睛蓦地一大。泡这时又是笨拙而急促地从胸口衣袋挖出那张纸片。王先生一看，是个年轻女郎。女郎顶多十七八。王先生觉得她眼熟，却想不起是谁。相片给汗沤软了，刺鼻的一股泡的体臭。

“它是什么？”王先生问。

“迈克给我介绍的。在大陆，我要跟她结婚。”

“什么？！”

“迈克给她写信了，她同意。迈克说总有一天，他有空了，就带我去大陆见她。”

王先生觉得这些个词儿是给填进泡嘴里的。泡从来没有如此有条理地讲过话。“把它给我！”王先生朝相片猛伸手，像要从泡身上摘走什么。若在平日，泡绝不会有如此凶猛的防御，他甚至连反应都不会有，温顺地任王先生给他或文或武的教训与教诲。泡这次却以自己庞大的躯体护住那臭烘烘的相片。

王先生走开，回头见泡又笑了。这回可是眼睁睁看着泡的笑怎样从他的大黑眼里怒放开来。这笑或许是泡唯一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

李迈克听说王先生要他去经理办公室谈话便料到什么事了。倒没怎么紧张，究竟不是理亏的事。他知道泡为了那两个女学生挨了王先生的惩治，也明白王先生为了泡而不再聘女学生。都是为了泡好，为了泡能够像头闲牲口那样太太平平活到死。

本来李迈克没打这主意，直到那天，餐馆里来了两个洋婆儿。又是王先生去打马球的时间。两女人硬是敲开了餐馆的后门，脸上带着坚贞和无赖的笑。俩人都是办公室小姐的穿扮：肩膀方方的，裙子窄窄的。一个有四十多岁，另一个起码七十了。她们手上都捧一摞教会印的讲义，两只被冻得鲜红欲滴的鼻子在她们发蓝的脸上极触目。她们说明来意，每吐出一个神圣的词汇，嘴里便喷出一团洁白的雾气。

李迈克很头痛这种传教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女人，也因为她们推销的是伟大的精神补剂而不是洗碗液，你不能太粗暴地轰她们出去，往往得听她们把开场白讲完。

一完，李迈克马上笑眯眯说：“好极了，不过我是佛教徒。”

正待关门，年轻的那位已将一条瘦骨嶙峋的腿伸在门与框之间。她红红的鼻尖对李迈克身后的泡一挑：“你呢？”

泡没命点头。

“他不懂……”李迈克想说泡不懂她们这些高尚的事，泡也不需要信仰，泡会在讲义上印的女人身上画些他想当然的器官。然而来不及了，泡已把个阔大的脸盘向日葵般巴巴地迎向两个女人。

女人们坐定，希望有人邀请她们喝杯热茶。

李迈克忙说：“泡，去沏茶！”他想趁泡离身的那一会儿介绍给两女人，泡是怎么回事，省她们些美好语汇。

不料泡坐着不动，对他喊：“迈克，去沏茶！”

女人们在几句话之后便发现泡的问题了。她们开始尴尬，不断吸溜着她们长形的大鼻孔，似乎闻也闻得出泡的痴傻。

泡却静得跟一堆货似的听着她们，而他视线的投掷部位让她俩烦恼。她们把直往上跑的紧身裙子不断往下拽，却仍打发不掉泡的一双大黑眼。对那裙子下的晦暗，泡毫不掩饰他深沉的无知与困惑。

女人们离去后到处找不见泡。一些刚运到的蔬菜大米需要泡去搬弄。厨房一片喊“泡”的声音，全是骂一样的喊。

李迈克在冷库里发现了泡。泡裸着的下身看上去跟这里冻着的一切东西一样不新鲜。泡的虾须般的几根长眉上挂着霜，半启的嘴弥留着悲惨的霎时欢乐。

李迈克狠狠将一堆脏衣物砸向泡。他不懂像泡这样一条命干吗还活着。

当晚下班后他请泡到自己公寓。他看着这个痴胖的五十岁男人，发现自己心里有种阴森森的冲动，他几乎忘了他请泡来做什么，似乎“喝一杯”仅是借口。像是他将这傻子诱到这个绝门绝户的地下室来是个阴谋，是想替一切人行行好让这傻子就此没了，也替这傻子行行好。

李迈克安排泡坐在那张地铺上。它是他唯一的家具。当他端两盏带DDT味的劣酒到地铺，泡忽然抬头，问：“你老婆呢？”

李迈克一个哆嗦。“在大陆。大陆就在海那边。”

“海那边。”泡说。脸奇怪地出现些向往。

李迈克把酒搁在泡面前的地上，从裤袋掏出钱包，又从钱包抽出一些相片。抽掉相片的钱包只剩了扁薄的一片。他指给泡相片上的三个人：他自己、老婆、女儿。下面的相片就是老婆和女儿两个人的了。女儿一点点变大，一点点变得与李迈克酷似。他告诉泡，老婆和女儿已经整整等了他七年。

泡吃力地在想一个问题。他渐渐想明白了：李迈克的老婆不过也就是一张相片。

那晚上泡从李迈克家离开时，怀里揣了张女郎相片。

王先生的办公室夹在雇员的男女洗手间中间，很小，没窗，所有光源都来自头顶上一支日光灯管。所有进入这里的人立刻成了淡紫色。王先生不知觉自己的脸色，只认为李迈克那淡紫的脸十分令他生厌。还有他那灵巧、那善解人意的微笑，都在这片淡紫中显得伪气。

王先生将白手套挨着手指往下摘，一会儿又将它们顺指缝理回去。

“王先生……”

王先生看他一眼，基本是以白眼球的动作理会他的存在。王先生没有请李迈克坐。

“你给泡介绍了个女朋友？”王先生问。

“她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泡是打定了主意等你带他回大陆，娶她来做老婆。”王先生说。

隔一会儿李迈克才笑笑：“哪辈子回得去？”

王先生会意地递了一个冷笑，李迈克不往下说了。那多一位数的社会保险号码就锁在那黑色档案柜里。在此地做长些的人都知道泡存了不少钱。王先生在钱上一点不亏着泡，该给红包也给，该涨薪也涨。而泡没有花钱去处，每件衣服都穿成泡的一层皮。泡的最大开销是上当。王先生认为李迈克自然不会为泡白扯这番皮条。

“你们讲好钱数了？”王先生说。

李迈克猛将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心里却是懂的。

王先生又说：“泡傻，我不傻。泡给谁欺诈了，还有我呢。泡就是条狗，他也跟了我三十年了。”

李迈克抢一句：“都是为了泡好啊！”

“你把这个小姑娘给泡，让泡毁了她，不然就是她毁了泡……”王先生脸又紫一成，“我晓得大陆有些女孩想出国，瘸的瞎的都嫁，嫁来了再另打主意。要不就是你在两头瞒，两头得好处！”

李迈克欲启口，王先生手一挥。

“去，跟泡讲清楚，没那女人。是你逗逗他玩的！去告诉他：根本没那女人……”

李迈克突然说：“是没那女人的。”

王先生以为听错了，白手套一举，像是马球场上要求“重来”。

李迈克平和而清楚地说：“没那女人的——相片是我捡来的。不过我不是逗泡玩。”接下去他告诉王先生他在一家中文书店门外捡了这么张相片，不知是哪个不走红的电影明星，大概谁买了，看厌了，便丢弃了。他就这样捡来了它，跟老婆的相片一块塞在钱包里。他没对王先生讲出口的是：他偶然也拿出它来看，对着它发生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在老婆身上是绝对发生不来的。

王先生不知是释然还是更闹心了。他“刷刷”抽下两只白手套，说：“那你骗他：你要带他回大陆！骗他那女孩子同意跟他结婚！还骗他：她写来信了，说会等他！安的什么心呐？泡是个脑筋废掉的人，听了这种谎他会信，会一直想，一直等——到他死！你怎么办？你真带他回大陆？！”

李迈克心想，我回不去大陆的，或许永远回不去。因此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他什么也没对王先生说，让王先生顺畅地把脾气发完。他知道王先生真心为泡好，真心地护着泡直到泡好好地老、死。

王先生说：“你是回不去大陆的，对吧？”

李迈克不作声。

“除了给人送回去。”王先生又说，揭露性地笑笑。

“好了，”王先生放大音量、气量，“你出于什么动机，我不计较，就请你马上把相片要回来，撕掉，告诉泡：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不能。”李迈克默然一刻后说。

“为什么？”王先生威吓地压低声。

“去就你去要吧。我不去。对不起，王先生。”

“你一定得把相片给我要回来，撕掉；把话前前后后跟泡讲明白——你编的瞎话，你不去讲明白谁去？怎么忍得下心哄骗这么个人呢？！”王先生说。

李迈克见王先生的脸紫得厉害，他原以为王先生顶懂得泡。

泡见李迈克从王先生办公室出来，整个人都耷拉着。泡喊他：“迈克！”李迈克像没听见，径直往前厅走。泡为李迈克留了一碗虾，不然晚班前的“垫一垫”就没他份了。

“你吃吧，泡。”

泡郑重地说：“是虾！”

“你吃吧。”

李迈克走开去分布餐巾。泡端着那碗上了红颜料的虾瞅着他。泡觉得这个矮小的身影失去了素有的灵巧，餐巾好几块被摆反了。泡有些怕，却不晓得怕的什么。摸摸胸前衣袋，还在，不放心，抠出来看看，的确还是她：仍是那么个样子朝他瞪着眼，眸子那么乌亮，像刚从嘴里吐出的龙眼核儿。相片很软很软，早失却它原先冷硬光亮的质地，被泡强大的体魄孵成了一块肌肤。泡现在再不看别的娘们，李迈克讲给他道理：“看，她们也不是你的；你有你的了。”

泡走到李迈克跟前，说：“她写信来了。”

李迈克抬头看着泡不再空洞却依旧单纯的眼睛，说：“嗯。”

泡又说：“她等着我。”

李迈克笑一下。他明白泡不再发问，正如他自己早已停止发问——她可还在等？等我到几时？依稀而遥远的妻子早已变得犹如希望本身那样依稀而遥远，而相片是他捉住这希望的唯一凭据。

泡将相片托在他芭蕉叶般圆阔的掌中，说：“她等着你带我回大陆。”泡深沉起来：“大陆很苦哦！她跟了我来，就不苦了。”

李迈克摆完最后一桌的餐巾，伸了伸脊椎，说：“泡你说得对。”

泡问：“什么时候呢？”他兴奋得轻微发急了。

李迈克说：“哎，泡，想想看，我老婆也在大陆啊。我回去，你就回去，嗯？”

他拍一下那半堵墙似的肩，笑着。泡不懂那笑里的烦重心事。这么恳切的言语，这么肯定的一拍，泡的心神马上休息下来。再看看相片，嘴又龇成了个牙膏广告。

里面有人叫泡去搬重大物件，泡应着去了。想想，还是回来端起那碗虾。他得把它藏起，藏给李迈克晚班后吃。毕竟虾在雇员们的晚餐里是稀见的，算一回口福。

当晚餐馆来了两个不打算吃饭的男人。他们从厨房那扇门进来，正撞上扛几十只盘子的泡。他们问泡老板在哪里，泡指给他们男女洗手间中间的办公室。俩人去了。泡数得出王先生所有的朋友，却不认得这俩。想着，泡便斜起身子，观探那办公室的形势。

十分钟后，门开了，王先生唤泡过去。

“去，泡！带这两位先生找李迈克去。”王先生说，朝前厅一摆下巴。

两位先生依次和王先生握手，不笑地说：“谢谢。”

泡直看着王先生，不动。他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眼睛一点不朝他看。

“泡，去呀！”王先生推他一把。

泡看着那两个一般高的男人，还是不动。他越来越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会这么重地推他。

泡还是领两个男人去了。一路，人都为他们闪开道，都在想，这俩人怎么看怎么像秘密警察。只有泡不懂什么东西是秘密警察。正在前厅与客人讲解菜单的李迈克猛然定在那儿，嘴里还咬着某个字眼。没等泡讲话，两个男人已超过泡，一边一个堵在了李迈克的左右。

泡就这样气也不喘地看着两男人一左一右把李迈克带了朝大门去了。

这时泡想起该去叫王先生，忽又想起正是王先生差他带这俩人来的。

追到门外时，李迈克正被两男人推进一辆汽车。李迈克两手间有个铮亮的东西，泡懂它叫手铐。

“迈克！”泡说。

车开动了，从车脊背那块蒙冰的窗子，能看见李迈克吃力扭向泡的脸，嘴动着，或许在告诉泡：海那边的大陆在哪个方位。

泡站在寒冷中，眼泪刚流出便是冷的，挂在他腮上不一会儿便冰得作痛。

餐馆伙计们说：“原来那俩真是移民局派的秘密警察。”两天过去，泡听所有人说：从此这里便没有这个人了——这个李迈克就此没了。泡不懂什么叫“递解出境”，但他明白，没了李迈克，什么都没了。没有那个“等”了，没有那个等着他泡的女人；等在海那边很苦的、叫大陆的地方。这天关门之后，人们还议论着李迈克此人此事，陆续离开了杰瑞菜馆。

泡走进冷库，看见那碗他两天前为李迈克藏的虾。它冻得石头一样。

“泡，在这里做什么？”身后是王先生伸进来关切的脸。

泡像是不懂碗中血红的汁竟会变得如此死硬。

王先生拍拍他的肩，长嘘口气：“好了，以后再没人耍你……”

泡转过身，拉开那端碗的手臂。红艳艳的一碗东西砸开在王先生额上。

王先生捂住脸，从血注中投出伤透了心的目光。

泡跨过王先生倒下的躯体，步出冷库，顺手将半尺厚的门扣上锁。

第二天早上，一个新来找工的学生走进杰瑞菜馆，见人们正在合力搬弄一具雕像般挺拔的人体，头脸红艳艳的。学生听人们叫这具塑像“王先生”。

Charlie the Robber and I /
抢劫犯查理和我

傍晚六点半，我走出校门，比惯常离校的时间晚了半小时。

我突然不知该往哪儿走。城市一半被白天带走，一半让夜晚窝藏着。我呢，在两个一半的中间。不再是惯常多风的芝加哥，风没了，空气中有种不幸。

老师延时下课，这便是我个人历史中不可告人的那个事件的缘起。六点半，这个陌生时段使芝加哥在我的认识中失去了坐标点。

妓女们列在一排公用电话前，都停下电话，朝我关切地看着。愈来愈多的人看出我的迷失。他们看出我观光一样四面八方旋转的颈子其实正如一只嗅别方向的狗，在找路。

在我掉头从一条路走回时，一个少年拦住我。从侧面出来的，有些像袭击。他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就像白天与黑夜中这个晦暗的间歇。他问我要不要他的帮助。他的嗓音和他人一样细致，每个字都吐得精巧。我谢了他，说不。

我回头是因为我没看清他。事后我明白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回头，尤其为看清一个美少年而回头。三十出头的一个中国女人，还有这样的不安分，谁还能对接下去她那段不幸负责呢？我这一回头，少年慢慢跟上来。我慌了，连说两声决断的谢谢。

在天黑时我走回了公寓，全黑的芝加哥我是熟识的。公寓共三层，每层有A、B、C三个单元。我掏出钥匙，先去信箱取信。三封是拜伦的，他从来把情话、正事、聊天分开写。就像他的档案柜，里面的层层次次就是他一生的表表里里。

我总有一天会嫁给这个体面的小美国鬼子，用他给我的钥匙，去开一扇屋门，把乞丐、垃圾、旧工厂残墙，以及在大雪天猝然敞开大衣、对我揭示原始雄性证明的男人们关在门外；把我的打餐馆、逛旧货店、买廉价菜的生活锁进档案柜。

拔下钥匙拉开门时，我的胳膊肘狠狠戳在一个人身上。背后竟什么时候有了个人。

“哦，对不起。”我说。并没有去想，这个尾随是否可疑。

他说：“没关系。”

我居然也没去想，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尾随放进楼。

他说：“谢谢了。”

声音非常好，柔得有点诗意。又那么轻和怯，对楼梯上黑色的宁静毫无杀伤力。

而正是这声音提醒了我。我抽风一样回头，见一条细长的身影在两尺外。竟也没有太不妙的感觉，这也说明我在那晚的荒唐程度。我想或许并不是同一个少年。这年纪的男孩都细长，多么正当的事他们都做得像冒险，并是羞答答的冒险。

“你是詹妮弗的朋友？”我问。詹妮弗住二楼B，进这楼的男孩多半归她。

“啊。”他答。

那么他应该停在二楼，却没有，他还在跟我往三楼上。

“哦，那你是詹姆斯的学生？”三楼B住着个画家，收十多个学生，常敲到我门上却找詹姆斯。

“是的。”他的声音真是好啊，按摩着人的神经。

我却突然停下来。不对了，怎么也不对了。詹姆斯半月前去了东部。这时我们停在二楼与三楼之间，完全暗的。我想和他拉开距离时已太晚。

他从我侧后方伸出细长柔韧的胳膊，卡住我喉管。

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我摸出钱包，里面有近一百元。我把它往身后一掷。他接得很好，我们之间没一个动作是难堪和狼狈的——袭击和缴械都极出色。

“对不起。”他听上去格外典雅柔弱。

他开始在我身上摸。摸到我胸前的项链坠子，他从上到下一抓。这时二楼有人出门，有道别声，他抱得我紧紧的，几乎在寻求保护。从二楼到此地仅隔七八级楼梯，光投过来，只要我跺跺脚就会让人发现他和我的奇特局势。我却一动没动，因为他在我耳朵上痒酥酥地说：“别让我扼死你。”

他还说：“再见了。劳驾等我下楼，你再喊。”

我在他刚一松开手就喊起来，并拼命跺楼板。我不知道喊了些什么，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完全用本能在嚎。

当然没把邻居们喊明白，他跑掉了。我狂抖着坐倒在楼梯上，愤慨，还有点感伤。他多情成那样，仅仅为一个钱包；他把整整一个晚上弄得迷人和失态，仅仅为一个钱包。

警察来的时候，所有邻居都出来了。原来你们没死绝？怎么我孤独无援时从来没邻居？

警察问我，那是几点。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大概几点？！”饭桶警察提高嗓门，像我该着他情分。

“八点五分。”詹妮弗答道。

我看她一眼。婊子你是掐着表来听我惨嚎？

一个高胖警察撅着屁股在我小写字台上做记录，裤子绷得马上要绽线了。另一个入眼些的用同样的话训诫了我五遍。邻居们一再向我保证：我看上去气色不错。

人走净，我又痴坐一大阵儿，才进浴室。脱衣服时，我发现颈口上留着鲜红的抓痕，它印着那只手的宽窄。解开衣服，见痕迹向胸部划去，红色也随之浅淡，均匀地溶进肤色。什么落出来，手去接，是被拉断的项链坠子。顺着那道抓痕，它落在我手心像块渐渐冷却下去的陨石。

愤慨没了，感伤却还在。那个少年的优美，他的形体和声音，他操纵整个事端所带有的一种情调，使这事不一般化。对我来说，什么都行，就别一般化。

一早就接到警方电话，核实地点、时间、作案者的装束，丢失的钱数、钱包的尺寸和式样。几天后，还是这一套问答，然后那边挑剔出几处微小误差，到我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才饶我。

我有个感觉，警察不完全相信我；他们觉得这事有蹊跷。终有一天，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摊开一大本相片簿，每一页都密布着人脸。警察让我努力，把少年从中认出来。我根本记不清他的脸。那种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肤色都是相片不能记载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动作和声音体现的，没有这两样，我一无线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叹了口气。

“你估计他多大？”

“十八，或者十九。”

“头发呢？”

“黑的。很正常的头发，特点就是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种魔似的温存。能这样说吗？不能。我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别把气氛造得色迷迷的。“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他穿一件样式简单的夹克，牛仔裤大概是从“盖普”买的。很正常，却又有什么在他内里，与这正常拧着。我讲不出。别说用英文，用中文，用我写小说的笔，我也讲不出。用语言形容感觉，像用笊篱舀汤，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这样对拜伦说的，在我不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

每当我不决定结婚，拜伦就会从西部飞来。他怕我从“不决定结婚”变成“决定不结婚”。我带拜伦这个好孩子到一个爵士乐酒吧。他是真的好，非常正常：赞成死刑，容忍同性恋，温和地反战，马路上亮红灯，即使是空荡荡的马路，他也坚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绿灯。来酒吧这样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种施舍态度：对我，也对这里面的整个阶级。

进酒吧前，我在谈一个月前的那次抢劫。他没听出什么不一般来。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干吗我那样失魂落魄地去讲。

酒吧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人了。一个少年独坐一张桌，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我拉拉拜伦，却没有告诉他与我在以目光较量的是谁。拜伦规规矩矩等人来安置我俩。我的眼却像上了子弹的枪一样指住他。他也像进入了枪的瞄准距离的任何猎物，一动不动。

少年坐在这强劲的气氛中，纤长的手指捏了只酒杯，为着心里一个阴谋浅笑着。他微低头啜一口酒，眼从低处往高处看我，脸显得更尖削，显露出狐狸般的俏丽。

拜伦说：“走吧，没位子，别家看看去。”

我已经开始往他的桌前走，就这么走过去，坐下了。坐下才发现拜伦和我一同面对他。拜伦似乎还问了句：可以坐吗？他说当然，请。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睑的启合决定着他整个面容的阴晴。他有着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梁，嘴唇抿严时，像条愈合的伤口。他的肤色无光泽，像女人套在深色丝袜中的皮肤。我在辨认他，记忆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会再迷失。

根本听不见拜伦在跟我说什么。心在狩猎，又静又狂喜。只要他动，我就喊。你动一动试试。这么多人挤作一团的时候，人人都会变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动了，起身朝门口走，身体的某个部分在合爵士乐的节拍，使他的步态带一点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门口，我却一丝儿动作和声音也没有。太意外了，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似的。

一个黑人爵士乐歌手开始唱，拜伦转过脸去尊重她的表演。拜伦有很多“尊重”，包括刚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宁。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会遇到他了。我他妈的这份浓烈的遗憾是为没擒住他还是为再见不着他？

少年却又回转来。他竟敢回来，手里还拿了枝发黑的玫瑰蓓蕾。他把这枝值十元钱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为我买花去了。贿赂我？他明白先得贿赂拜伦。

他问拜伦：“可以吗？”语调姿态的柔弱谦恭感动了拜伦，他对我笑笑，为我骄傲似的。

谜一样的氛围却仍在我和少年之间，拜伦以为他也参加进来了，其实那仅仅是谈话。他俩谈经济，谈教育经费的缩减，谈中东局势，也谈暴力电影。

他说：“这些电影都是有‘暴’无‘力’，因为内心都没有动作！”

拜伦温和地与他争论，始终是“让你三步棋”的微笑，带蔑视地欣赏着他。

窄窄的小桌上一块蓝红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这少年握住了。那手还在得寸进尺地，愈来愈完全地占有我的手。他已扳转了俘与被俘的关系。我知道挣脱他并不难，但能否挣脱自己对他不可理喻的恋想，我无把握。我对自己变得如此无把握；对自己会在这样的偷欢中沦落到哪一步，我全无把握。令我绝望的是，我是这样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这样难以救药的缺陷。

少年走了不久，我们也离开了。

街口，一个鲜花摊子上的墨西哥女孩扯住我，用不连贯的英语嚷，说我的花是她的。

“狗婊子养的，抢了花一下就跑没了……刚才又回来，对我道了声对不起！”

我感到很恶心，包括我自己，还有这个温和地想挣回面子的拜伦。他说何以见得这玫瑰就是由她那儿抢的。

“当然抢的！今晚我没卖掉一朵花，唯一的，是被那杂种抢去的！”

拜伦将我手里的花狠狠夺下，又狠狠往卖花女孩面前一伸。女孩却向我们要钱，说花她不要了。她吵闹得像只母鹅，直到我屈服，付了十块钱，她才住嘴。

我和拜伦一路上都没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点不清不爽的感觉不会滞留太久，不像我。我则是恐惧了。现在我才明白，那个傍晚我突然的迷失，一直暗暗在我命运中延伸着。地理方向的迷失只是最表面的一个症状，还有种种的迷失，在爱与憎，是与非，以至黑与白之间。

拜伦走时，我对他说我愿意和他结婚。和我结婚吧，我略哽咽地说。不能总这样迷失下去，拜伦，用你的正常领我走出来，医治我吧。据说婚姻能办到许多事情，包括根除那些病一样缠人的、不三不四的情愫。

拜伦买了一只小钻戒给我。将它套在手指上时，我仿佛在受戒。

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了业我就要结婚去。

毕业作品我和电影系的中国女生李梅一块做。我写了剧本由她来拍摄。我和李梅合作对我有益，不然我写着写着就上歧路了。她总用两根手指将我一点，像京剧中的武生：“又来了……喏，这里！我怎么拍？！”她总要把我拉回来，要我通俗些，具体些，人之常情些。

在艺术中，李梅的角色很像拜伦在我的生活中。他们衬出我总是欠那么点正确。

我们在学校的广告栏贴出广告，招志愿演员。女的很快有了，男的却没人肯来演。不付钱的事，在美国的男人是不喜欢做的。两星期之后，李梅接到一个电话，男角色才算有着落。

李梅拉我到西北大学去看这个男演员。按讲好的地址，我们上六楼。走廊一头是间大厅，舞蹈系的教室。暗暗的走廊中可听见一个灰蒙蒙的嗓门在念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节奏绵绵的，单调得怵人。

大厅门开一半，看进去所有人都背朝我们。所有人都穿黑色马裤，质料样式不同，但全是马裤，全是黑色。动作也是绵绵的，单调的。我突然发现这是中国的太极拳，只是走样了不少。每个人都做得入神，大厅里充满阴沉沉的和平。

一个人似乎转身早了，碰了他紧邻的另一个人。一声好听的“对不起”。

我以为我忘了他了，原来什么都鲜淋淋地在那儿。

李梅对我说：“我们学校也在教太极拳。学校开这种班赚外快？”

我从来没注意到太极是这么回事：一个动作中藏着另一个动作；在做头一个动作时已把下一个动作的可能性蕴含进去；每个动作都互为因果。却只有自然，没有必然。永远有余地，永远有后路，永远地往复。我几乎要窒息在这种轮回中了。

黑马裤的腿在我们两侧穿流。我抬起头，李梅已把他带到我面前。

“你好！”我结实地叫一声。

“你好吗？”

他嗓音仍那样。李梅没察觉我和他眼睛的秘密刺探。她几句话就和他聊得烂熟，定下当晚就开始工作。

女演员是中国人，二十四五，两个深酒窝，眼睛空空荡荡却很多情。进行得还顺利，到周末就拍到结尾一场戏，有个吻得接。

“不行。”李梅恶狠狠地说，“活这么大，吻都不会接？！”

其实查理做得极认真。他吻人的样子含蓄得很，就像他的行凶抢劫。那女演员要对这么不成功的接吻负责，她跟李梅撒着娇，说她真的从来没有接吻的体验。二十五岁，还没人吻过她，她实在该为此跳楼去。

我站起身，拍拍屁股往场地中间走。

“你干吗？”李梅问我。

“示范。”我走到查理对面，说：“来吧。”

三十出头的接吻老手他奶奶的吻个真格的给你们看看。

查理默然地热烈了。他向我伸出细长而结实的双臂，当我接近他时，他全身紧张了，只有一对眼睑完全松弛下来，松松地罩住他的眼睛。似乎他放弃了所有感知，只把最后那点感知留在嘴唇上。我忽然想到，这是一副入瘾的人的神情，那瘾已带着他所有知觉私奔了。他嘴唇触上来时，我感觉我也染上了他的瘾，享受到了那中间无耻的妙处。他将我越抱越紧，就像头次那样，要扼死我。

结束时有十一点了。李梅说她送女演员和灯光师，让查理送我。

我俩一路走着，谁也不理谁。我当然不会再放他进公寓的楼门。还没等我拔下钥匙，他已挤在了门缝中。我推他，却推不动。他手攥住门把，我用力抠，想抠开它。我抠得他疼了，突然抬起大眼睛看我，像那种最温存的猫遭了莫名其妙一掴子揍，拿眼睛告诉你它的痛楚。

我说：“对不起。”

“没关系。”那嗓音哄着我的理性，像头回一样。

什么都又回来了。我要再不喊，第二个钱包就没了。但他这回没要我的钱包，和我一块进了屋，没有丝毫作歹的迹象。

我们在小餐桌边坐下来，吃我做的香肠蛋炒饭。他吃得很悄然，握勺的手势逸然得体，把一盘简单的蛋炒饭吃得高贵起来。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干净整齐，像白色剔透的贝壳。强取豪夺，似乎是他换了另一双手干的。

吃完了，我们仍找不出什么话来谈。他又从桌布下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中间仍有个拜伦。

“我想，我爱你。”他说。

“胡闹。”你他妈的以为我十三岁？

我撵他走。门口他站住了，说他丢了什么东西，得回去找。

我说：“我告诉你，少耍花招。”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我刀枪不入的表面看到了已对他无法招架的我，他又说：“我爱你。”

“好了，快走吧。”他要再这么说，我真的要喊人了。

他却一下抱住我，就像没有看见我惊慌而愤怒的眼神，或从那里面恰看到趋迎；看到我铤而走险的勇敢和堕落到底的甘愿。由于动作和情绪的激烈，他一缕细致的黑发游散到额前，使他优美的少年形象中带出一种成熟和放浪的气质。一切都恰恰是我要的，一切都在诱发我天性中所有的危险潜伏。

我已被抵在门上。他将我双手固定在一个制约我全身动作的位置上，微笑道：“现在你动不了了。”

我看着他，想他怎么会如此顽劣同时如此腼腆。

他说：“我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停顿一刻，让我证实他没有戏言：“你看，你完全动不了了。”

我不讲话，明白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他仔仔细细看我一眼，又那样顽劣而腼腆地微笑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是真的。

我看着他不黑不白的肤色，他仍在抽条的细长身材，感到恐怖。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悬殊让我感到恐怖。

我们居然约会起来了。查理拉着我的手，散漫地走着。我心极快乐，又极重。他不时说一句很中学生的情话，看着我笑笑，实际上不知在想什么。我只图活一天是一天，也只有这种出轨的、畸形的感情能给我中学生的战栗、骚乱，中学生的缠绵、激动。

我常悄悄注视他，他的美该多少抵消这事本质的丑恶和无耻吧。我问他学太极拳是不是为了去教人，挣些钱。

“挣钱？”

“挣钱不是很好吗？”

“哈。”他不知在讥讽谁。

接着他告诉我，他学太极拳是学它的哲学。

它的哲学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请教。

他说：“是圆。”

他说圆是迷失和发现。圆是不灭。圆是无限的可能性。圆什么也不是。

路走尽时，他给我一只小盒，轻轻说：“打开它。”

打开了，里面竟是一只大钻戒！白金托子，维多利亚式样。他说是给我的。要我窝赃吧？要不就是跳蚤市场买来的舞台道具。不管它是什么，我收下了它。收下的是这个少年的郑重。

他将它套在我右手无名指上，让两枚钻戒去决斗。

道德开始无昼夜地训诫我。因为我把那个钻戒拿到首饰行去估价，它值一万。无救了，它竟是真的！我把拜伦的那只摘下，生怕它被这只杀伤、杀败。

和李梅的合作很成功。查理的形象、气质、表演使我差不多忘记了我们相识的真谛。查理也来看了录影带。李梅问查理干吗不去做个演员。查理反问：为什么？李梅瞪眼挑眉：赚钱多啊！

查理几乎是羞怯地说：“我不需要钱。”

他撒谎。他不仅抢劫、偷窃，还撒谎。除了有个好的仪表，他什么也不好。快离开他，我对自己说。

我和查理坐在六月的黄昏。远处是个露天音乐会。我不断窥视他的侧影，那线条很像一只灵秀的小狐狸。有许多次，我几乎脱口问他：你把我的钱包怎么处理？里面还有拜伦的照片呢？至少该把那照片还我吧？你把它烧了？撕碎了？总之，你是怎么把它毁掉的？就用你这双手？这双手的背面是暗色，从每条指缝，却渗出掌心的粉白，那是他身体中两种血液的疆界。就像这个白日与黑夜的疆界。十九岁的查理，你究竟是什么呢？

“我去买些饮料。”查理站起身。

他去了。从黄昏到傍晚，又到了明与暗之间的那一带，他仍没有回来。他不会再回来了，去永远中买饮料去了。一个最小的行为中藏着最大动机：他逃进了无限的可能性，让我在无限的可能性中痴等。

他不再回来，我俩了了。他穿着什么？一件浅橄榄绿上衣和一条深橄榄绿裤子，都宽大，兜满风。他就那样从我眼里走干净了。

也好，也好。等我挺过这不黑不白的一带，我将有个彻底的回归。去和拜伦，和绝大多数人坚定地站在马路此岸，等绿灯，等正常的伦理给我们行与止的许可。

天全黑了，我开始识途。远处炸起的人的叫喊，难听极了。又是谁在呼救，谁在喊捉拿。

一条细影子，灵巧地朝我而来。是查理，他问了一下，已落座在我身边。他递给我一罐已热了的可口可乐，又从他衬衫兜里拔出一根瘪掉的吸管。我正打开饮料，他突然抱住我，某种绝望给了这拥抱铺天盖地的涵量。

就在这时，一群人以一个警察为首，朝我们这边跑来。人群茫然一会儿，其中一个女人叫道：“是他！”她指着查理：“他抢了我的项链！”

查理的眼睛无辜地朝人群眨巴。

“什么？”他转向我，“她说什么？”

女人伸过一只带彩色长指甲的手：“是他没错！他抢的！小畜牲，看你跑！”

查理，你这恶棍。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这女人怎么了？”查理对我说。他的手抚在我背上，手心沁出大量的汗，沁进我的衣服和皮肤。“你们可以问我女朋友，我们一直坐在这儿！”

他嗓音里没有急躁，仍是如常的柔弱、多礼。对比之下，叫喊不止的女人显得那么蠢，那么强悍霸道。人们开始相信这个恶棍了，只要女人一叫唤，人群中就有哄笑。

“就是他，就是他！”女人捶胸顿足。有什么用，查理的优雅斯文正在赢。

我知道，我的一句话就能救他或害他。警察终于要我说这句话了。我看上去诚恳朴素，像是离罪恶最远的一种人。查理，从此之后我们两清，我不会给你拖下地狱。一股非生理的恶心出现了，有了它，我不会再对你着迷。

我作了伪证。查理那只僵死在我背上的手渐渐还了阳。

回家的路，查理仍送我，我决定找个当口把钻戒还他。不必谴责吵骂地分手，好像他还算个什么。他能算什么呢？一个白种人和印度人的后代，一个有犯罪瘾的十九岁男孩。在我生命中，他什么都不算，他甚至不值得我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拜伦。

走到我第一次迷路的那一段，他突然停下来。

“查理……”我觉得这个停顿不妙。四下里的人呢？

我的脖子被他扼住，还那样，从侧后方。他一点也不比第一次客气，扼得我四肢一阵瘫软。我立刻把钱包给他，里面只有五块钱。

他却提醒：还有你的戒指。

我摘下来，搁在他摊开的手心。并告诉他：这非常荒谬，它本来就是他的。

他松开我，照例说了声深情的“对不起”，又说：“你不懂这当中的快乐。”

他天使般的脸永诀地笑了一下。

查理沓沓沓地飞跑。我他妈的有这个兴致叫喊或追你？自作多情了，畜牲。

我第二天去报案。

警察把同样问题问了五遍之后，又打开那密布人面的相簿。如此排列的人脸是多么令人作呕，即使是好看的人脸。它们都像是从尸首上摄下的，那么呆滞无神。不，查理的脸不可能在其中。查理显然是高一等的贼、混账，一只近乎完美的禽兽。

“他说对不起。”我告诉警察。

“嗯？”警察说。

“他总说对不起。”我试图让他明白查理和这些人脸的区别。

“嗯。”警察说，“你在这里签字。”

我说：“得逮住他。”

警察说：“以后没事少出门，我跟我老婆也这么说的。”

我搬到李梅的地下室去了，相信这事转瞬间就会过去很久。冬天，最后一趟走出校门，它真的已过去很久了。美国人正在关注刚打响的中东战争。那事真的过去了。

正要下地铁，看见了查理。忙乱纷纷的人群中，他仍以他的静突了出来。他仍那样，有种令人销魂的气质。见我，他眼里有了种力量，薄薄的嘴唇也有了点甜。他先叫我的。我一下理清那乱作一团的情绪，它是被我忽略掉的思念。它是乱的，却从未断过。

整个城被反战的示威队伍弄得动荡疯癫。

他拉我进了一家咖啡店，傍湖的。坐了挺长一会儿，他说他应征了，很快就上前线。

“去帮伊拉克打科威特。”他说。

“什么？是去帮科威特打伊拉克！”我纠正他。

他垂下眼睑，一笑。似乎他明知却故意这么说，又似乎笑我的认真。管他娘的谁打谁，难道还真信仰“得道多助”？

他再抬起眼睛时，乌黑的大眼睛里有种期待。他期待被消灭或消灭谁。我欣赏着他古典肖像似的美貌，想着这美貌将由谁来消灭。

他说他恨这个没有动作的生活。没有动作，没有愤怒，日子里的无数可能性都在慢慢死去。生命该有动作，动作是生活的证明，他又说。

查理曾经的动作，他制造的愤怒，就只为这个证明。现在终于有无数动作需要他去完成，包括消灭和死亡，这些最彻底的动作。

我突然有种抚摸他的冲动，去摸摸那冷流般的眼睛和毛茸茸的鬓角。不会有比这个抚摸更多的东西留给我了。

“我爱你。”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表示心领了。他若知道我多么爱他，会被吓着。所有人都会被吓着，它是我一生中最不见天日的一个秘密。

他说他在我突然搬走后怎样找我，他疯了一样寻找过我。他又在桌布下握住我的手，那美丽的手和美丽的动作诉说他唇上的表白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

查理去了大洋那边，没有再回来。大洋不是一块台布，我和他不能再在台布下手握手。

The Kite Song /
风筝歌

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一位富有、俨如王侯的老父，一位贤淑、集人间美德之大成的慈母，然后必定有一位美丽、娇巧，被宠若掌上明珠的小女。不幸这个故事就这样不免俗地趁着世世代代听故事人的心愿构出了这第一步布局。

故事发生在唐人街飞起一只带歌的风筝那天。洗衣匠们这时送完了洗熨妥帖的衣物、床单、餐布，推着空车回来；鱼行已完成了一早的收购，算盘珠上留着湿润的银色鱼鳞；茶食店的伙计正打着哈欠一块块卸下门板，人们就在这个时候看着白亮的早晨海面上方飞起一只七彩凤凰风筝。风筝上有个小八音盒，叮咚叮咚地来回奏着一支乐曲。人们就说，是梅老板的囡过生日。一些人便有点黯然地想到，我们原是有飞风筝雅好的一族人哩，原是善于以风筝做些莫名的寄托的一族人哩。

然而眼下只有梅老板一个人有做风筝和放风筝的情致。梅老板年年都有新点子出在风筝上。一回飞了只金黄蜈蚣，一百只脚爪都动。街上的人都看这只风筝带着小调儿一蹿一跌地不断飞得高远，然后想起手上还忙着的事情，便一醒，接着忙去了。只有一个人还站在路中央看，仰着的粗脖子上凸一颗树瘤般的大喉结。骑自行车上学的男孩急打铃从他身边绕过去。男孩回头看了他一眼，认准这三十多岁的鬼佬是个流浪汉。

第二天人们就知道流浪汉肯特先生给梅老板收留了。因为肯特先生从北边沿太平洋一路流浪下来，专为寻找梅老板的太太海伦的。流浪汉肯特先生背着一只英军背囊，穿着美军皮靴，口袋装着十多枚德军的铁十字徽章，走过最密集的珠宝店家，停在了梅老板门朝海湾的房子前。

开门的正是尤瑞卡小镇著名失踪事件中的主人公海伦。流浪汉肯特心想，她并不像镇上人传说的那样丑陋。实际上这初入中年的女人相貌平常，并没有丑得出众的地方。海伦淡灰、近乎银色的眼睛迟缓地推出一个对陌生人的警觉微笑，这微笑是因为流浪汉一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肯特热烈地说，海伦你大概不记得我了。不过你一定记得你父亲母亲常去的教堂旁边的那个饭馆吧？你父亲常在里面打弹子的那家——我爹就是那家饭馆的厨子啊！

海伦眨着略微外突的银色眼睛，用力记忆：教堂，饭馆，饭馆里有个黑沉沉的弹子房是没错的……

肯特更热烈地说，你离开家的时候，我在欧洲打仗，回来听街坊说到你……

海伦眼皮一垂，打断这个发出流浪气味的人：你父亲还好吧？她心里对那弹子房里古老的烟草气味和墙上一只巨大的三文鱼标本都记得活生生的。但她实在想不起那饭馆的厨子是谁。她想街坊们至今还谈论她，是因为她同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中国人离家出走是件大大超出他们理解力的事。海伦能够想象她的邮差父亲怎样告诉全镇的人他退回了海伦的每一封信和每一张圣诞卡。然后全镇的人也就把那个跟中国佬跑了的海伦在镇上十六年的生命痕迹全否定了。

流浪汉肯特说，我父亲让我来找你。他说海伦和镇上的人不一样了，海伦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

一辆汽车开过来，海伦眼神变得十分紧张。车上下来的男人下巴上蓄着尖尖的胡须。流浪汉肯特想，这个中国佬也不像镇上人讲的那样，有张疟疾病的青脸和贼似的小眼睛。依他看来，这个中国佬除了瘦小一点之外，和别的中国佬没任何区别。后下车的女孩却使流浪汉有点心慌意乱，他盯着她像盯着猫与狗生出的奇美动物。女孩大声问海伦是否看见了那只带歌的风筝。她也和一切女孩一样，在陌生人面前总有些失态的活跃，即使这陌生人对自己的流浪身份毫无避讳。这是个十四岁的雅致女孩，半透明的肤色，帽子边缘一圈鬈发。肯特想，她之所以完美是她接近真实更接近虚幻。海伦告诉他，这是他们的女儿，叫英格丽特，都习惯叫她的中国乳名：英英。

海伦把流浪汉肯特介绍给丈夫时，把他说成了自己童年的朋友。

被人称作梅老板的人没等妻子说完就摆着手请流浪汉进门。他说，海伦跟我生活了近二十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家乡人。梅老板明白妻子在夸张流浪汉父亲和她父亲的交情。梅老板并没有多少笑容，但有股说不出的温和，这使流浪了多年的肯特感到踏实。他想镇上的人对这个中国佬的描述欠缺一点客观。

走进院子时，流浪汉肯特觉出混血小姑娘毛茸茸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脸上。她和他的眼睛极短暂地捉了回迷藏。她的眸子黑中带绿，于是它们是他见过的最黑的一双眼睛。流浪汉目光里秘密的轻佻使小姑娘感觉新鲜。她看见流浪汉耳朵里有一层很显眼的灰垢，浓厚的头发里残存着海风，眼珠里闪动着走夜路的光亮。肯特的皮靴早被穿垮了，这是小姑娘英英十四岁生命中见识的最顽强最无赖的一双鞋。

梅老板当晚在女儿生日宴会上把肯特介绍给老相识，说这白佬是店里新上任的经理。不过人们已闻说这天早晨的街上走过一个行迹可疑的流浪汉。这几条街上，任何时候出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都会在空气中布散一股不安。

流浪汉肯特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梅老板的经理。他穿着当铺买来的灰色西服，常站在梅老板黑沉沉的店铺门口。他总是趁没客人时坐在门口左边或右边的石狮上，令人突然意识到那两只石兽并非庞大、狰狞。坐在石狮上的肯特架起二郎腿抽烟，眼神像是他被心里油然冒出的一个笑话在逗玩着。一有人来，肯特马上会跑到马路当中，说服他进入店内。晚上关门后，梅老板来拿收银箱，肯特便对他说，这两个红木柜该放到那边去，那些彩陶缸该挪到这边来。或者他说，问题就是灯，加几盏灯该多好。

梅老板总是很好说话的样子，肯特说一句他点一下头。然后肯特便脱下西装动手搬弄，颈部粗了，肩背也越发宽阔起来。不一会儿，店堂便弥漫着他腋下的汗气。不久肯特就免去和梅老板讨论了。梅老板来到自己越来越陌生的店堂里，只体贴两句：肯特你辛苦，肯特你把店弄成个展览馆了。肯特把梅老板的主顾也变了，常常是七八个白女人在店堂里听肯特口若悬河，讲秦砖汉瓦唐三彩。梅老板那点欠缺精确的考古知识只需一点一滴，就能让肯特变成深奥神秘的长篇故事。不知是由于肯特对店堂陈设的不断搬弄调换，还是由于他说故事的才能，梅老板的生意活跃起来。在肯特的身份由流浪汉变成经理的第二个月，最难卖动的两张紫檀龙凤床也售出了。梅老板越来越觉得在店堂里自己反而多余，当肯特与白人主顾抽雪茄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坐没坐处，站没站处。原先雇的两个店员，在肯特来的第二天就被梅老板解雇一个，剩的一个叫北斗，是右手多一根手指的后生，留他是因为他六根手指把算盘打得比别人快一倍不止。北斗给梅老板打发到店堂后面的作坊里，用沥青把新铜钱做成古铜钱。

一天下午，梅老板走进店堂，见英英半躺在红木长榻上，对面一个三角架，有个人猫腰藏在那块黑布帘下，梅老板正要开口叫英英收起这副让他不顺眼的身姿，三角架上的玩意儿“咔嚓”一声。梅老板想起这玩意儿叫作照相机。梅老板说，这是干什么！

肯特指挥英英变换一个姿势，一面不可开交地回答梅老板，说那人是专请来做广告的，东西卖不动主要是没有广告。

东西不卖，我也不能卖我囡。梅老板急了连英英也忘了讲。肯特眨巴着眼，看着永远不变表情的梅老板下巴上那撮胡须细细地抖。在一边看稀罕的北斗，用右手上余出的那根手指挖鼻孔，听了梅老板这话，手指忘在鼻孔里。

海伦从店堂后面的作坊走出来。她告诉梅老板广告的事是她同意的，开通的商人谁不做广告？她见丈夫一只手捋在盐掺胡椒一般的灰色胡须上，知道这是他的脾气和主见上来的时候。他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做什么广告？在场的人只有那六指后生北斗听懂了这句话。肯特唯一的灰西装敞开衣襟，露出红黑相间的裤子吊带，一副文武双全的样子。他专心和摄影师小声布置什么，知道这边可以交给海伦去把梅老板弄服帖。

描着碧绿眼圈、涂着鲜红嘴唇的英英两眼晶亮，脸上的红晕从厚厚的白粉下面渗了出来。梅老板对英英突然流露的陌生艳丽感到恐惧。英英的美从来不含有这种锋利。

海伦已开始用“守旧”、“古板”之类的词来同梅老板辩论。她提醒梅老板，眼下正蔓延开来的大萧条，之后又是一串新词汇：竞争、积极经营。梅老板心里奇怪，流浪汉肯特先生到达此地才三个月，连一向淡漠处世的海伦也抄起“大萧条”之类的词来了。海伦说，就要进入三十年代了！

三十年代怎样？就是十四岁的囡做出这种很不成话的样子去四处抛头露脸？梅老板这样回敬妻子，大萧条又怎样？鬼佬萧条去！

海伦第一次听丈夫当她面把她的民族叫“鬼佬”。她那大致是白色的眉毛变成了红色，红色顺着她奇长一根鼻梁延伸下来，最终连嘴唇和鼻子相接的一带也变得通红。在这浅淡的三十岁女人变颜色的过程中，梅老板听她板眼清晰地说，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梅老板感到浑身发冷，妻子在这时的低调表现出她从不轻易流露的优越感。

连英英也为母亲这句话的低沉和繁文缛节的客套词而不安起来。她一面观望父母，一面接受肯特对她的摆布，以及摆布间他眉梢眼角飞出的秘密赞美。军旅和流浪给了他一种生动，一种恰到好处的龌龊的俏皮。英英喜爱看他两个拇指不断弹动裤子上黑红条纹背带的模样。这三十多岁的男人所有动作中的不安分都使十四岁的混血女孩产生一阵陌生的快意。这个跟随风筝而来的汉子使英英在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了个朦胧的期盼。

梅老板叫英英立即跟他回家。英英收起被肯特摆出的姿态和表情。梅老板用这种声调同女儿说话在英英记忆中不超过三次，一种独裁的阴森音调。海伦在这语调中面色由红转白，恢复了原有的淡漠消极。

肯特仍是情绪激昂地向梅老板推荐广告的必要性。他用一种走南闯北、混过更大世界的丘八加流浪汉的流畅语言讲着自己对梅老板买卖的推销策略。他不懂得海伦顷刻间陷入的沉默意味什么，只是卖弄那点俏皮，说英英将来进好莱坞也说不定。

梅老板对肯特不做任何反应。他面孔像生了重病一样发出土色。他叫海伦揩掉英英的小丑面谱，带她回家，又吩咐北斗相帮自己把店堂的陈设恢复原先模样。

肯特眼巴巴看着梅老板将每件东西按他多年一成不变的位置挪动。灰尘在一束孤零零的灯光中狂舞，梅老板对肯特说，去把那盏灯给我熄掉。他这句吩咐完全是对北斗这类以一块钱一天雇来的打杂伙计下达的，肯特以为听错了。摄影师已看出苗头，动作飞快地拆除摄影设备，同时看着同一个店堂在他眼前变得狭窄、幽深。肯特见梅老板以当家做主的大步子走过去，伸手一捺，闭了店堂内唯一的一束光明。尘土也就沉寂下来，慢慢落到它原先的位置。梅老板要肯特去帮北斗搬那个花梨木的老爷钟，说，搬回原先的地方。肯特对着彻底恢复原样的店堂一连打了三个呼天抢地的喷嚏。廉价的货品迎着店门摆放，华贵雍容的全被遮藏在店堂深处。肯特被喷嚏的剧烈震动弄得满脸涕泪，他看见昏暗和无序又全回来了，又成了梅老板那个盘根错节、阴森神秘的老店。

肯特非常奇怪，如此混乱的布局，梅老板竟记得如此清楚，每件东西与每件东西的夹缝，都如七巧板那样呈出高度精密的拼合。

梅老板明白肯特的能量。肯特来了的三个月，买卖的利润上涨一倍。然而他更明白肯特所含有的危险。他并不怕肯特偶尔在客厅里和海伦聊几句故乡小镇上的人和事。尽管海伦的父亲否认了海伦，全镇的人几乎都跟着老邮差否认了海伦，仍是阻止不了海伦以甜甜的酸楚去听肯特讲镇上人的悲欢离合。有时海伦把已听过的事又拿出来问，事先已准备就绪的咯咯笑声在肯特讲到一半时就释放出来。梅老板不是怕肯特和妻子之间可能发生的男女勾当，五十八岁的梅老板不是白白阅历五十八年人世的。他看得很清楚肯特的志向不在于海伦。可肯特的志向是什么，却是梅老板看不透的。因此梅老板感到肯特身上所具有的危险性是他无法设防的。梅老板还感到疑惑的，是肯特在和他大声争辩时声势剧烈地嚷着要辞职，他甚至公开指出梅老板对经商的无知和趣味低下，但第二天肯特又一脸晴朗地穿着他唯一的灰西装出现在店里，就像没看见店堂按梅老板不可理喻的怪癖复辟了那迷津般的经营企图。

梅老板当然也乐得肯特不再提辞职的事。这场重大挫伤被肯特不露痕迹地接受下来，梅老板感到可怕的正在于此：什么样的巨大图谋才能使一个男人甘拜如此下风。肯特照常早出晚归地在店里盘点新旧库存，照应那几个已成熟客的白种妇人。没事时他照样架起二郎腿坐在门口的石狮上，贪吃地耸起肩膀吸着雪茄。梅老板原先说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就给他加三成薪，三个月零十二天了，肯特一字未提薪水的事。梅老板不断向北斗打听肯特这天见了谁，那天做了什么。北斗告诉他，肯特在那几个白种阔太太来的时候，曾差他去两条街外的意大利糕饼店买半磅饼干，再煮一壶茶。

圣诞节前店里忙不过来，梅老板打发海伦去照应珠宝店，自己和英英做两边店的机动增援。一天下午他开车和北斗去送一批客人预订的货品，留肯特一人在店里八面玲珑地应付一帮东部来的旅游客人。肯特微秃的头顶和脸色一样红润，油腻稀疏的发间露出汗津津的头皮。他对正启动车的梅老板挤挤左眼，表示一切都在他操控中，一切都很好玩，也被他玩得很好。

肯特送走东部的客人，正是这个海湾城市最寂寥的时候：雾从海面上岸，高低起伏的街灯以圣诞披挂提早被点亮了。肯特突然有了种奇特的心情，就是对流浪的向往。他怅然喷出一口烟，看烟同雾如何缱绻缠绵，彼此交融。他脸上升起一个自嘲的笑意。他想到最初是什么使他决定留在这个富有而节俭如癖的中国佬领地。肯特站起身，掸掉衣襟上几星烟末，看着那个使他突然中止流浪的东西正向他靠近。隔着几尺的白雾她叫他，下午好，肯特先生。英英穿一条深红的羊毛裙，一双红白横杠的羊毛袜拉到膝下，袜带上一边一只红色的绒球。她戴的那顶帽檐在额前翻起的丝绒小帽是纽约的时尚瘟疫之一，两年前纵跨大陆一路流行到此地。

英英说，肯特先生，我妈让我来看看你这边是不是忙得过来。极其罕有的谎言使女孩两个黑中沁绿的眸子避着他洞察的微笑。她是自作主张跑来的。她不知道二十年前她母亲海伦以同样的神情和心情走进小镇边缘的梅记客栈。她也不知道那客栈是最后一幢被镇上人们烧毁的中国人房舍。

肯特的微笑渐渐开放，流浪汉的无拘束和士兵的无责任感使这笑有种特别的热情。他没想到这天早上他给这女孩的一个眼神暗示，她竟全领会了。他对她或明显或暧昧的勾引，女孩从一开始就领悟了。三十多岁的肯特是一股辛辣突然进入了女孩纯甜的生活。

这时进来几位客人，一眼便认出英英是广告上的女郎，目光带着缺乏敬意的赞赏把英英围拢住。肯特替英英与他们搭讪，调笑，英英很快从不知所措变得自如。渐渐地，被动的抵挡变成了轻微的招惹，是极讨人喜爱的一种招惹。肯特在人们心旌飘摇时一连做成五桩不大的买卖。英英和他隔着一场忙碌长长地对视，目光与目光渐渐锁在了一起。

打烊之前，肯特拿出一只盒子让英英打开它。他说这是他给她的圣诞礼物，但他要它先于所有人的礼物到达英英手里。打开盒子，英英发出一声尖叫，是真正惊喜的尖叫，而不是社交礼数教出来的舞台化反应。英英以亢奋的热烈声音问肯特，他怎么知道她一直在祈得一双溜冰鞋。肯特要她穿上试试。英英说，我从六岁起就希望得到一双溜冰鞋，可我爸说那是无聊玩意儿。梅老板把所有消遣性的体力支出都看作西方式无聊。肯特想，女孩没注意到她把梅老板说成“他们中国人”。她说他们中国人把从不见阳光、从不骑马、溜冰的女孩叫作小姐。她不断咯咯地笑，跟她母亲当年一模一样地笑，带着对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叛逆的惊然。

那以后的每天，英英和肯特都能在梅老板眼皮下偷得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开始肯特两手插在英英的腋下，从背后抱着她使她终于尖叫不断地迈出溜冰鞋上的最初步伐。渐渐肯特的手插得深了些，指尖渐渐触向那开始柔软、丰厚的部分。他的两个中指终于完成了一个月的潜伏爬行，首次登上女孩胸部的制高点时，英英猛向他回头，眼睛里有种白热的仇恨之光。那光在他呢喃不清的亲昵诅咒中逐渐黯淡，散乱。肯特把一串不知多少女人、在多少相仿时刻所用的肮脏词汇从牙缝挤出，吐给十四岁的混血女孩。热恋的昏晕使她垂死一般苍白。肯特在这个瞬间宁愿粉碎掌中的女孩和自己。

新年过后的一个傍晚，梅老板从几爿店铺收银回来，刚跨进客厅就见后院里有个风筝一般翩翩的英英。英英身上一件短斗篷，被她微风细浪似的溜冰步子招展开来，斗篷鹅黄色的夹里闪出闪进，给梅老板一种从未见过的眩幻感受。他大声叫海伦，嗓音由于震惊而破裂。

海伦捧着她永远在进程中的十字绣从楼梯上疾步下来，一手往头上捺帽子。她问是出了什么事情。他说难道你还没看见出了什么事情吗？他用手指点着英英，她哪里还是我的囡，她可以到马戏团挣面包去了！

英英见父母隔着玻璃门在观望她，越发卖弄起来，不时像真正的杂技女戏子那样朝他们飞一个眼。海伦说，英英从六岁就想学溜冰呢。梅老板这才悟过来，英英的皮肤怎么变得黑红发亮，她那长久来被深深珍藏的半透明肤色就此消褪在海风和太阳里。

梅老板随之打听出，英英的一切变化都因了前流浪汉肯特。他把解雇肯特的决定告诉海伦时，海伦只淡淡看他一眼。她明白她在此刻的意见是不作数的。这个瘦小的中国男子一贯的温良、谦让，是把专横积攒到这类时刻阔绰地运用。海伦也感觉到女儿和肯特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已经发生了什么。她知道整个西海岸到处都有肯特这样的人，他们喜欢不费什么事地猎取钱财、机遇和女人。

早晨梅老板把英英送到学校之后，来到肯特经营的店堂。他递给肯特一张支票，面值是肯特三个月的工资。肯特早有意料地一笑，在那支票上很响地吻了一下。他想起这位中国佬或许知道他在英英床上度过一些夜晚。英英戴着满头做发卷子的布条依偎在他刺着一把剑和另外两个女人名字的胸怀中。但这中国佬什么也不点破，照旧温和多礼，请他在四小时之内打好行李从这里消失。

肯特慢慢折起支票，放进他唯一的灰西装口袋里，恶作剧地模仿上流绅士的一丝不苟。然后他戏腔十足地对梅老板说：假如您不介意的话，替我跟英英说声再见了。

梅老板说他会的。

肯特又说，那小镇上的人至今没忘记梅记客栈的瘦小中国店主怎样给撵走的情形；人们谈到那中国佬温文尔雅地勾引了老邮差的女儿时仍是十分遗憾，因为当时他们实在不该让他就那样肢体完整地走了。

梅老板捋着下巴上越发焦干的胡须，将它越捋越尖利。他在肯特眼中逐渐成了早年报纸上的中国佬漫画。梅老板对六指后生北斗吩咐，去，查看东西有没有少掉什么。

肯特笑嘻嘻点上雪茄，扫一眼清点贵重物品的北斗，对梅老板说，我对任何东西的所有权都不感兴趣。然后他又变成追随风筝来时的步子——那种没有任何正经事等着他去做的步子，走出了这家幽深曲折的中国店堂。

英英在通往洛杉矶公路边的一家“六角钱”旅店里找到了肯特。

肯特心里有种从来没有过的不适。他想，这离爱情大概很近了。

英英对他说，肯特，随便你带我去哪里。她不知道她的母亲海伦二十年前对姓梅的中国客栈老板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一个月后，肯特把梅老板付给他的三个月薪水花得差不多了。他和英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在一个小站上跳下来。英英没问为什么忽然不去洛杉矶了。她像孩子一样被肯特牵着手，从一幢一幢带拱形门的西班牙式小楼前走过。英英说，我喜欢这些可爱的房子，我们也会有一幢这样的房子，橘红色的。肯特低头看看她，在这女孩心目里，喜欢和拥有总有必然联系的。英英从来没见过肯特有那么忧伤动心的微笑。她不知那微笑替代了一句话：我对任何东西都不想永久占有。

一天中午，英英伏在背着她行走的肯特背上睡着了。肯特走进一间挂文青招牌的房屋，将女孩放在长木椅上。他请文青匠人将两个中国字文在他的胸口。工序很长也很疼痛，肯特看着血珠细密至极，“英英”从抹去的血下显现出来。他很喜欢这两个奇怪古老的文字。他一面让匠人在他皮肉上施手艺，一面看长椅上的英英熟睡。两只苍蝇采蜜般萦绕着她那有些脏的脸蛋，那些用布条子做成的假鬈发已完全直了，于是，她中国父亲的一半在她身上渐渐浮现，不断扩张，最终完成了对她神韵气质的占领。肯特掏出最后几个角子让文青工匠去替他跑趟腿，到对门的饭铺去为午睡中的女孩买一份火腿煎蛋。

等匠人拿着一碟食物回来，肯特已在沿海的公路上搭乘了一辆运草莓的马车，很快在西部荒蛮的太阳下缩小成路尽头的一个黑点。

马戏班子在海边支起帐篷。三十来岁的混血女郎戴着火红的发套，穿着霓虹灯似的服饰，百分之八十的肉体露在外面。她是马戏团的溜冰皇后。上台前，她总习惯独自走开去抽一阵烟。她抽烟的样子不像她人那样妖冶妩媚，耸起两肩，如战壕里的丘八似的贪馋。

这时一阵叮咚作响的音乐细小如童话般飘来。她叼着烟抬起头，看见一只风筝在海天之间。那是一只大雁形的风筝，女郎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The Insomniac /
失眠人的艳遇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在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工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打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扇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扇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间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表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出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推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时，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啷”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地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没多远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扇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灭了燃，燃了灭，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刹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毛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位乘客，其中一位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佻，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尘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扇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儿，坚决地对我说：“绝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喜。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政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飘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到餐馆打一天工。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到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时我倒下了。这么虚弱，是我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重重对我笑笑，并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作：“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瘆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的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用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唯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写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磨？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唯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Wu Chuan the Asian Girl /
吴川是个黄女孩

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

伪装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地啰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作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本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落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擀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儿，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

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Party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毋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他们就输了。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咕哝一声“对不起，没有零钱”，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我从来不给乞丐钱，因为黎若纳总是给。黎若纳总是要“行行好”的，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她“行行好”是缺乏主次的，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三十岁，红色蜡染衬衫，白喇叭裤，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你能想象不？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在店里就吃下去。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六把椅子，她没有座位，站着也是一样吃，一样不露寒碜，秀雅闲逸地吃，眼睛漫不经意地看着外面，为自己放哨。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刚在柜台前站定，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一个男人说：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黎若纳一回头，好了，她口福艳福都来了。黎若纳直觉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我现在能想象他们，马上配对儿，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

男人那低调的高贵，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使黎若纳摇身一变，成了个无家累、未生育的女郎。男人把她带上楼。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许多高贵的美食，外貌是不花哨的，比如牛油清蛋糕。黎若纳太识货了，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才华的机会。机会来了。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黎若纳自染，自裁，自制衣服、裙子、乳罩。一万个人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要么过分宽大，要么过分窄小，合身的衣服多平庸。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我那时六岁，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

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扇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我们是很无望的。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茹比在郊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情爱是件暴烈的事。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听音乐，和人交谈。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没一件算数。

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头发真多，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我心里说，转过你的脸来。脸还真转过来了。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原来什么都是伪装，她既不野也不匪，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那样舔舔嘴唇，十足的嗲小妹。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有什么可挡呢？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蹩的小腿，脚在后面，人挺到前面去了。我就明智，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黎若纳毫不顾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照样喇叭裤、短裙子。

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我把头调开了。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只要她回头，我就转脸。她的动作、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她一甩头发，多有看头啊！我在给人按摩时，这样一甩头发，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很多很多的头发，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我自恋是没错的了。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因为她身上有我。

不对，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的。我背上的汗毛刷地一下全部竖立。茹比付了钱过来，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太近了，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她很强烈，眼神、姿态、话语，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我可以待在暗地，让亚洲女孩在明处。

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

我说：“谁？”

她说：“是谁无所谓，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

我嬉皮笑脸：“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茹比，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

“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茹比说，“要不要给你们介绍？”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

我皮很厚地说：“好啊。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

茹比突然站起来，走了。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不和女人腻歪。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话一讲出口就变了。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

我放下塑料刀叉，无趣极了。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我拿起皮包、外衣。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在长条餐桌对过。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看着我：“怎么样？”

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我把手伸过去，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茹比坐下去，狂吃起来。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谢天谢地。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虽然生硬、干燥。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应该说，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他们一面想祸水祸水，一面就蹚了进去，谁也拦不住。

我一面吃，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同时做三件事，前两件都不算数。我说：“洛伦教授你和弗洛伊德长得一样。”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他说：“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我说：“茹比夸大了，我半途而废。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他说：“没错，和文学写作一样，早学成早废，晚学成晚废。”

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他应该反驳一下，说，真是个有趣的学科！可他说：“你看，我就这么废人子弟。”

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亚洲女孩站起来，又去排队拿吃的。她拿了烤小排、煎鱼块回来。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贪嘴的女孩。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看了一眼。他叫佳士瓦。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他要走了，手还得给他。他握住它，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

手放开我，他眼睛一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时代，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我刹那间收回神志，目送他走进人群。

茹比一会儿也不让我纯情，问我：“一夜还是两夜？”

我说：“你还有点眼力。他不是白痴。”

茹比说：“你读读他写的小说再发言吧。”

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她也就跟了他跑了。我在外婆严苛的训导下，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

茹比上课去之后，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在街上瞎逛。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能挖出金项链、翠戒指、玉手镯和一扎用丝发带捆住的信。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他的继母去世，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枚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拽不动推不动。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外婆成了只老狗，在米缸里刨啊刨，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外婆管爸叫“我儿”，让我管她叫“奶奶”。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外婆立刻倒下，说是心脏病猝发。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

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沙啦啦啦。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并有一点浪漫。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我怕谁呢？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谁还会要我的性命？楼是正派人的楼，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我出了电梯，面对长几和假花。假花后有面镜子，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最好别开，我已经没好奇心了。门一开，我们全都没了退路。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

门却开得很快。果然是她。她的娇嗲原形毕露了：一身乳黄色室内服，背上一个小帽子。她像个吃母奶吃到二十岁的孩子。我说：“咳！”

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用英文说：“难怪！今天在学校是你吗？”我说：“你说呢？”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

她把我请进屋。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应该先打电话来。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我说有一阵了。她用英文，我用中文，说着进了她的客厅。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赔不是。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全是别有用心。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遇到什么，打扮什么。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让人过目不忘。

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

“不坐了，我马上还有事。”

她说：“是吗？”

我已经明白了。她没有想念我。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缸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

我嘴上说：“早想来看你，一直都抽不出工夫。”

她说：“是吗？”

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好像说：谁相信呀？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

她冷淡，别有情致的冷淡。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太滑稽了。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我中了计。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凶险的芝加哥得有个保护人兼保姆，于是我就光荣入选。

她问我想不想喝口热的，茶或咖啡。我说我马上要走了，不耽误她时间了，大概她功课很紧。她说那好吧，下次吧。你看，她就这个态度，来也行，走也好，都随我便。这个叫吴川的女孩。

我问她功课多不多。她说比在香港时好些。我又问她喜不喜欢她的选课。她耸耸肩。她全无所谓。我的谈话欲望给她的无所谓刺激起来，说我刚才听她弹钢琴了。她两眼一瞪，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上楼之前。

她说她已经一个月没开过钢琴盖子了。

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她说不可能，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太好了。从这一点上看，吴川也是黎若纳，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

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她跑出去，回来时端了一杯茶，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我就坐会儿。”她脸容毫不因此改动丝毫。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吗，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她从小干什么都在地上。那也是一种豪华，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沙发、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沙发。它至少得够干净，或者够柔软。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使着母女俩别出心裁。

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不饿。她说那么一顿自助餐，大概是不会饿。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吃不吃自便，她无所谓。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我毫无胃口，做出热情让她看了出来。她说不饿就不必吃，她明天可以当午饭。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她叫我不必管她，她随时都吃得下去。

冷场总是发生。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不然要迟到了。”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来，好像说：并没有挽留你呀，你早就可以走的。

“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走到门口时说。

吴川笑一下，说：“好啊。”她没有说：“你有空再来我这儿吧。”也没有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又是一阵无趣。她没等我走到假花就关上了门。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风打起哨来。芝加哥一夜间变色，一派铁青，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我的生意红火，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最丑陋、低下的温情，一百元可以买到。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手得好好洗，恶狠狠地搓上洗手液，一遍、两遍、三遍。不祥的芝加哥初冬，人们都胡乱约会，只要不是独处就好。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佳士瓦和吴川。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他的伴儿黄了，一张票多余下来。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我说谢谢了，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他说顺便一块吃晚饭。我说那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

晚餐时我粉墨登场。佳士瓦把我提拔成“非陌生人”，我得领情。选了一条黑裙子。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没什么新鲜想法，穿黑色总混得过去。佳士瓦在门口抽烟。他又让我心动一下：抽烟的男人现在是以稀为贵。蜡烛、鲜花、音乐，餐馆的人全是窃窃私语。今晚他想走多远？脱下大衣后，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等一个人。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也一块喝一杯。我说约好在门口，只拿一件东西，她就走。佳士瓦故作俏皮：“是‘她’？那我放心了。”

一杯酒下肚，我们放肆了不少，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我站起来，向侍者要我的大衣。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他说：“是吗，在刮风？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要没有酒，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他说他得确定一下，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她”。我把大衣还给侍者，说：“好吧，我打电话叫她进来吧。”我们重新坐下来，都有点累。我赶紧倒酒。喝了酒会不把许多事看穿，或者看穿也不要紧。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脚不老实了，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我怕什么呢？怕佳士瓦相上吴川？他比吴川大十六岁，别逗了。吴川当然比我优越。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何况吴川不是白痴。我的确怕，这我得认账，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青春的我。一个二十一岁的我，没经历过遗弃，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寻目光。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劣，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品。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吴川拥有的太多了，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

我把电话拨通。吴川淡淡的声音出来了：“你这就出来吗？”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连“哈罗”都免了。我告诉她，到了餐馆门口，往里走，走到右后角。她说好的。我想，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我和他就从“非陌生人”降一级。这个大都市“非陌生人”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

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我说你早来了干吗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丝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暧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意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Marshfield还是Blooming-dale百货，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厅门外的芝加哥里受冻。

主菜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米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用手去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札札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

“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位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儿。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隔音室的门开了，黎若纳要和我说话。我摇摇头。这样多累？那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语词是及不上的。语词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是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西。

星期六晚上，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到了六点，她还没下来。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上楼去了。她在家，就是不接电话。原因是有的，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餐中，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他让我意外：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理论是这样：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我可不想累着自己，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他问我哪一部分。我说一大部分。他搂了吴川一下，庆贺我对他的认同。

“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他说。为他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你一看就有思想，很有力量的性格。”

“你也是。”我随口胡扯。管它呢，好话便宜得很。

吴川插嘴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用中国话问我，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

“还不错。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我说，“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礼拜有没有？”我笑得很慈祥。

“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他是文学系的。”

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我做了个眼色，叫她别讲中文，让小纳粹不舒服。小纳粹看出来了，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非语言表达”。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真的表达，往往在语言之外。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淡不乏味，故作偏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份聪明得兑上水，稀释稀释，就不会很腻人了。

吴川是倾心于他的。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戴上眉环。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爱发炎。他说得了吧。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她指我和她。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不然你会蛮酷的。

我很想跟吴川说：别理他。多好一张脸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疯啦？我当然不会说，没人来问我的意见。并且现在的孩子们，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反对越猛烈，他们越义无反顾。

“你说呢？”吴川问我。她手上出现了一面小镜子，自己用手在眉毛上捏弄。“这里戴一个银耳环，你说怎么样？”她眼睛从镜子后面升上来，严峻地看着我。

“你不是疤痕体质了？”我半认真半玩笑。

“我不知道。妈妈说你是，所以我想我也是。”

看看，黎若纳把这个小人儿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二十一年。一块破碎、一条裂纹也没有。难怪那样心急火燎，一封信啰嗦五张纸，要我替她看管这个小人儿。要我和小纳粹这样的男生们奋战，争夺她。我那见不得的身体，那浮雕一样的疤痕。黎若纳和老花花公子吴岱野得魂也没了，把一锅烧滚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沿上。爸听见一声惨号从里屋出来。他的女儿只有后背没了前胸。七岁的我成了只剥皮兔子，躺在急诊床上，惨叫把陌生人的眼泪都引了出来。黎若纳没有因为她的痛悔而收心。她还是走了。连我植皮手术的最后结果也没顾上看，就和吴岱去蜜月了。

吴川对自己的冰清玉洁、无痕无疤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催问我：“你真的认为我眉毛上戴个环好看？”

我本来想说：“嘿，你别把我扯进去，我不负这个责！”可话到嘴边，成了：“也许不难看。不过得选一个合适你的耳环，特别细巧才行。”

她马上扬眉咧嘴。我从来没见她给过我这么璀璨的笑脸。我是想笼络她的心，还是不忍心违她的意，我不知道。我是讨好她为博她一个笑脸吗？我也吃不准。反正她马上把我当成死党了。不管明天怎样，今天晚上她有个死党也不错。这年头，能热闹就热闹一下，过后谁不想谁也罢。美国谁也不愿意做强迫别人意志的人，没有“为你好”这种老掉牙的呵护。爸都不去强迫黎若纳的意志。用外婆的话说爸是个“爱憎不分明”的人。经历了黎若纳，我也懒得去爱去憎了。

吴川在隆冬里走来走去，一边眉毛剃没了，肿得粉红发亮。眉环在炎症消下去后终于出现在她脸上。必须是纯白金的。她可是个豌豆上的公主，反正老花花公子有钱。她因为我的支持而和我亲了不少。我收买人心收买得不错。无论如何，爸收买了黎若纳的心。她跟我说这世上她最爱的人是爸。无耻啊无耻。吴川的肚脐上也出现了一个环。她问我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好像作数似的。既然不作数我就说：“下一个环往哪里挂？”我装得开明至极。她为讨好小纳粹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我为讨好她而放弃任何见解。佳士瓦请我和吴川去他家，见了小纳粹脸就阴了。他事后叫我无论付什么代价也要拆散他们。佳士瓦是小纳粹的教授，怀疑小纳粹和他系里不少“年轻作家”一样，无恶不作。

证实佳士瓦的话是在新年除夕。我邀了一大群人到我公寓作乐。茹比居然偷到了腊梅花。我怀疑她从林肯街的某家花店里订购的腊梅，付了惊人的价钱，偏要说是偷的。偷花多诗意，古典骑士行为。茹比和小纳粹选过同一门课，很玩得来。小纳粹马上满口大词儿，和茹比陷入了“魔幻现实主义”。佳士瓦和我各自拿了酒到积了雪的晾台上。冬天是我的季节，可以迟迟不让佳士瓦剥下我的衣服，把他吓着。荷尔蒙会在漫长冬天中消耗或平息，大家没了激情后会美好平淡地做朋友。佳士瓦会永远看不透我，误认为我像吴川一样美好无损。

茹比以为我和佳士瓦进展迅猛，不断和我挤眉弄眼，意思是：你可真行，一夜情堕落成恋爱啦？客人们到齐了，老少参差，不过都很“波西米亚”。我成了最正统的形象。我发现佳士瓦的眼睛锋利得很。他目光的终点是走廊尽头的浴室。我看看烛光中一屋子人影，没了戴义和团头巾的和染三色金发的。我突然爱上了佳士瓦，他居然暗暗保护着吴川。

他和我目光碰上，耸了耸肩。我回头应付了一个客人的提问，回过头来看佳士瓦时，他已在浴室门口了。门突然开了，小纳粹笔直的鼻梁对着佳士瓦胡须浓密的下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小纳粹问：“干什么？”

佳士瓦说：“你在干什么？”

小纳粹说：“是我先问的。你趴在门缝上，想干什么？”

佳士瓦说：“我想干的就是想弄清你在里面干什么。”

小纳粹走出来，把浴室的门关严实。吴川给关在里面，在穿衣服。我参与进去将是什么角色？必须出一下场，算party主持人吧。我上去，半个醉汉的嬉笑：“你们干吗呀？佳士瓦，餐馆送菜来了，帮我一把。”我把右手搭在他雄厚的背上，轻浮得让佳士瓦一振：有希望了，不久他可以消灭我和他的礼貌关系。我把佳士瓦拉走。小纳粹又进去了。我的浴室是他和吴川的野战爱巢。

“你以为他俩在做爱？”佳士瓦问，喝酒之后络腮胡子和嘴唇更是红与黑分明。

“你不让他们在这儿做他们也有地方做。这个年纪随处可做。”

“他在教唆吴川用毒品！”

我没话了。黎若纳守了二十一年，她现在该来看看她无瑕无疵的宝贝。我转回头，气势是要把门踹开。临门一脚不灵，无力地落回原地。我对里面两个孽障说：“餐馆送菜来了，晚了全让我们吃光了，啊？”

我发现自己的右手捏成个拳，微微发抖。吴川什么都要尝尝，让她尝去，我悲愤什么？我是谁？也配为黎若纳和千万富翁的继承人担这份心？这回我就是想不开，看不透，非得把小纳粹废了不解恨。

吴川在里面答应了我：“我马上出来，姐！”

我的右手软下来。我为有生以来头次听到的这声“姐”酥了半边。居然鼻子也酸了。她声音里有领情知恩，我没有当面拆她的台。我叮了一句：“菜凉了，可不好吃了，啊？”然后走开了。佳士瓦上来和我说了好几句话，我都没听见；他的愤怒激烈的手势，我也视而不见。要让她叫我姐，就得包容她的“酷”，把放纵作为理解来施行。一切严加干涉都会让她马上收回那个娇憨无比的“姐”！

得承认我也有颗容易被收买的心。我头晕眼花地醉在那一声“姐”里。佳士瓦的话始终没有意义。他在和我闹什么？茹比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对我耳朵吹着酒气：“佳士瓦神经质。年轻人哪天不作点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茹比瞪着我。

“你不知道他俩在里头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在里头吸毒，是这意思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这么干过。二十年前我什么没干过？”茹比觉得受到了小看，“我还差点和一个小伙子私奔呢。我爱那小伙子，因为他像姑娘。”

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烛光里出现一顶紫色的义和团头巾。余光中还有个络腮胡子像匹大兽似的走近吴川。没错，佳士瓦成了个神经质的家长。

吴川垂着眼皮，嘴含笑意。和小纳粹紧密相处了没多久，她已经把他的笑容学来了。那种对家长和长辈很宽恕的笑。那种和老古板们不一般见识的笑。

所有客人在十多种酒的混合作用下开始失态。音乐开得吵闹无比，大家骨头也轻了，扭动着腰和臀。电视上的人脸和这屋里的人脸一模一样，都在努力地、歇斯底里地欢乐。早就不再追求内在的、真正的情感满足了。存在的就是这种图解式的狂欢。过后他们谁也不需要谁，谁也不敢需要谁。美国式的硬汉，装扮久了就成了真。我本来要进厨房，到门口看见一位女客在里面取冰块，赶紧躲避。集体撒欢很省力，一旦和谁单独面对面，都紧张得手足无措。所以有个人叫一声“姐”，心是值得为之一酥的。

我现在一个人在厨房里，心惊肉跳地享受这一刹那的自由。因为这自由随时会被剥夺。仿佛和情人生离死别之前，等待机场的登机广播那样心惊肉跳。一个人终于结束了我的自由。小纳粹。“Hi！”他说。

我得马上出去。搜肠刮肚地找话说将抵消酒所造成的好脾气、好情绪。我和他瞎搭了两句讪就向厨房外走。他叫住了我。小纳粹真是个很累人的人。这得多自信、多张狂的人，才敢制造这种狭路相逢的对峙？他还真自信，把面孔摆在我目光的焦点里，绝不躲开。

“其实姐妹俩中间，我更欣赏姐姐。”他说。

我做出一个“你有病”的表情，笑起来。让他明白不是他在调戏我，而是我随时会调戏他。我在他眼前，摆出情场老女人的架势。

“真的。我第一次见你，就想，什么时候我一定把这句话告诉你。”

“什么话？”

“我刚说的那句话。”

“你小子当心一点。”

“当心你翻舌？你要我现在自己去告诉她吗？她不会吃你醋的。”

我哈哈大笑。我可以笑得很野、很浪。有的男顾客想进一步拓展我对他们的服务，我就这样哈哈大笑。

“有什么值得你笑的？”小纳粹问，自信垮了一半。

“就你也配吴川为你吃醋？”

过了好几秒钟，他低声说：“满足了——戳伤一份真心就让你那么满足？”

我喝了一口酒，用餐巾沾沾嘴唇。“需要按摩吗？”我问他。

他莫名其妙。

“我免费给你按摩。”我说。

他害怕起来，转身逃了。小东西，以为自己多么复杂、病态，吴川的纯洁让他不得施展。纯洁是缺陷，他可以帮忙让吴川弥补这一缺陷，但他仍感到屈才。他面对我的复杂、病态，才没了那份屈才感。他虽然不是个玩意儿，蠢是不蠢的，至少预感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不可见人之处。他也许多情，但足够阴暗。

我把吴川留下，借口是需要人帮我打扫狼藉。我在第二间卧室里铺了雪白的被褥。她一下子扑到床上，肚子朝下，把自己往上弹。她穿了我的睡衣，嫌大，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吸毒、做爱都经历了，还在皮肉上穿出若干窟窿。我看她在雪白的床上撒欢，心里一阵不适。人们管这种不适叫作“柔情”。

“以后你想来就来，这床就是你的了。”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串钥匙：“喏，这是楼下大门的，这是公寓的。”

“这床以前是谁的？”

“空的。”

“那干吗摆张床？”

“我有第六感呗。”

“第六感觉告诉你我会考上芝加哥的大学？”

“我一直留着这张床，因为它很适合你。”

这种话让我们难为情，比较夸张，恋人之间用来调动、催化激情的。这床是前面房主女儿的，我买下公寓它已经在这屋里。茹比把它叫作“茹比的床”。我在发现茹比的性倾向之后从不冒风险让她过夜，闩上门也不行。茹比说她要找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我阳台下唱小夜曲，这样我会把门钥匙扔下去。我和茹比好就好在我们都逗得起，关系建立在相互间的幻灭上。我却生怕吴川对姊妹关系幻灭。

她说她要洗个澡，我替她把毛巾准备好。五分钟后她在浴室里喊我：“姐，拜托帮我拿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洗发露，在我背包里！我的头发让染料烧坏了，得用专门的洗发露。”

她的包是一个大杂货铺，从鱿鱼干到长筒袜到书、本、文具，一直到洗发露、避孕药、牙刷。她早就准备要在我这里住的，假如今晚我不邀请她住，大概她会有一次微度幻灭。我后怕起来。

我把洗发露递给她，又把摊了一地的杂货收进她背包。这哪里是学生的书包，简直是步兵行囊。

等她粉嫩地从浴室出来，我说：“你天天都背这么多行李上学？”

“啊。”她弓身擦着头发。

“到处带洗发露、牙刷、内裤？”

“啊。万一要在外面过夜。”

她是随时准备上男孩子那儿去过夜，还是随时准备到我这里来过夜我不会问下去，怕证实自己自作多情。她回到她的房间，开始打电话。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捧腹大笑，终于和小纳粹依依不舍地道了晚安，我敲了敲她的门。她起来开了门，一个玉人儿，可惜眉毛上有那个多余的环。

“我觉得你和璜不要走得太近。”我说。璜是小纳粹的名字。

她眼里出现了防御：“为什么？”

“他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能应付吸毒、泛性。你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来的。”

“我也能应付。”她开始出现不屈的神色。

“你觉得你上不了毒瘾？”

“我就试试看，一共没试过几次。”

“可他是成了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怎么连一个都熬不过去？”

“他说那些人太没趣了。”

“认为别人没趣的人，往往自己最没趣。”

她的眼神有了不少敌意。我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成了黎若纳。她概念中的姐妹情谊不包括一个老三老四摆出行为指南的女长者。或许正是为了逃出黎若纳的嗓音污染她选择了遥远的芝加哥。我后悔自己刚才多余的关怀，嘴上又出来一句：“你太单纯……”

“我才不单纯！”吴川抗议道。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触到优秀的男孩……”

“什么是优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还是医学院的？他们是最没劲的人。毕业以后是什么样，一直到他们退休是什么样，我一眼看到头。我又不要和璜结婚，我们就在一块快活。为什么你们都恨我快活？”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儿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用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像丧家犬一样在购货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毛、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沙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沙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捺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上，突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犟。那是一个陷阱，门里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间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如今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吟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晕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闪着七彩。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调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是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辱。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就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

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们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乌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受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姊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和我一起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天突然发邪似的暖起来，密西根大街上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才不到三月，人们坐在露天餐厅、咖啡店，芝加哥人最懂开好天气的洋荤。我和吴川也坐在露天餐厅吃三明治，不知不觉话都多起来。她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背心，A/X，最流行的款式。我说她的新背心好时髦。她说也就这一件还能穿，其他的丑死了，每次寄来都白寄。

她是指黎若纳给她寄的衣服。她不当心走漏了黎若纳对她宠的程度。宠她宠成心头肉吴老少爷都拥护，用不着咬耳朵、挤眼睛，偷情一样藏藏掖掖。十八岁受她那条珍珠项链的羞辱又来了。黎若纳也许又搞了什么花样，对吴川说：“可别告诉姐姐啊，我没有给她寄。”她会自我圆场地加一句：“好多年不见她，我不知她长什么样，寄了她会不喜欢的。”随着好天气来的好心情没了。我突然问：“八七年十月份，你是不是病了？”

吴川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才三岁。”

我说黎若纳那年九月从香港飞过来，下了飞机又返回香港了。

吴川想起来了。她摔了一跤，把下巴摔破了。黎若纳赶回去，是要找一位缝合技术最高的美容医生给她缝伤口。我扳过吴川的脸，让她的脸全部在阳光里，然后我抬起她的下巴。我的右手，动作像个粗人。她本来给阳光刺得眯细了眼，我这一动，她瞥我一眼。我说那美容医生果然技术高超，缝得影子也没有。得付一大堆票子吧？她头一摆，下巴从我右手的掌控中出去了。她觉出什么异样，看着我。我又说：“再贵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千万富翁的爷爷。”

我知道我此刻一副市侩腔，但我没办法。一个摔破的下巴就是黎若纳当时的十万火急。我呢？濒临死亡的女病友都为我等大了眼睛，等长了脖子。我的一张张“病危通知单”始终不能成为黎若纳的急事。

我的市侩还在于我沉得住气。马上就和吴川说这些我不是太小气？不就显出我和她争宠？难道我稀罕黎若纳的宠？我和吴川扯到别的事上，扯到我想去她学校当合同教员，挣半份薪水。她们学校在公开招聘教现代舞的合同教师，半工。我们一个中文、一个英文地聊着，像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吴川高兴了，大声说：“那我下学期选修你的课！”

“那你逃学我也给你满分。”

“我再选佳士瓦的课，也可以逃学。”

“他没我这么疼你。”

“他疼你。”

我让她逗我，我不接话，一牵扯到小纳粹又不欢而散。假如我告诉吴川，新年除夕他在厨房里企图用语言揩我的油，她会醒悟的。也许不会。拿出我们这些人的是非观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像遇着了大傻瓜。

“你为什么不和佳士瓦做情人？他还是有点性感的，在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里，就不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那意思听上去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死活都不性感，你就将就和佳士瓦混混吧。

我突然说：“没有爱情，做什么情人？”我改口讲英文。

吴川看着我，上唇有往上跑的意思，好像是给我一句：“少肉麻！”我们这个年纪都去电影院听那个字眼，肉麻一下就出来。

“你不爱璜？”

她一看没处逃遁了，只好陪我肉麻。她说：“你为什么和佳士瓦没有爱情？”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老有。你和璜呢？”

她认真地看着我。能让人认真看一会儿是极不易的事。大家都像为着什么事心虚，最怕认真地脸对脸、眼对眼。

我说：“上次我太武断了，不该说璜的坏话。对不起……”

她像被刺痛一样一缩。我的“对不起”刺痛了她吗？

我多想让她明白我是为她好。她说话了。她说：“我知道啦。我没生气呀。不是在听你的话吗？”

“我比你大十几岁，事和人多经历了十几年。”我一面说一面挑自己的毛病：太婆婆妈妈，太老气横秋。可我还是蠢巴巴地把话往下说，“就是学艺术，也有很多品行好的男孩子。”

吴川不说话，看着大街上心情灿烂的人们。再婆婆妈妈下去是自找没趣。可我停不下来，讲到茹比年轻时的荒唐。现在她老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因为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彻底虚度。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我知道我已经说多了，又把“姐姐”的角色当了真，并且是古板而乡里乡气的“姐姐”。吴川的沉默越来越不祥，我装着兴致勃勃地跳起来，说：“哎呀，我忘了，我得去买双鞋！陪我去吧？”

她慢慢扭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对劲儿：情绪怎么没个上下文衔接。

她是进了商场才跟我和解的。虽然她还是一句话没有，但我知道她跟我和解了。她看我试一双双古怪离奇的鞋，明知道我不会买，却在减价货架和我之间来回跑，为我拿来更另类的鞋。全是名牌，她的名牌学问一流。

我看她终于坐下来，找乐地蹬上一双矮靴，鞋尖可以做匕首，装饰得不够正派，风尘味十足。但她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来回走。一头披肩红发，配那样的鞋，和她非常乖的脸蛋形成怪诞的效果。她眼里全是得意。黎若纳不给她现金，老远地买衣服寄给她，就是为了她不成为此刻的风尘女郎。她打破了一小时的沉默，向我转过脸：“可惜这双鞋没减价。”

我说：“哇！”我是代表小纳粹给她喝彩，“你喜欢吗？”

她做着鬼脸使劲点头，一个孩子敲长辈竹杠的样子。

这正是我的目的。她果真中计，把她对一场谈话的恶感给忘了。她本质上和小纳粹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真波西米亚，一个是让物质优越感给弄烦了，暂时地波西米亚一下。我抽出信用卡，替她买下那双艳情十足的鞋。又在化妆品柜台上，为她买了一系列口红。黎若纳的空缺，我全给补上了。黎若纳的缺席否决让吴川狂喜。

我和小纳粹看不见的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我花了一千多块让吴川成了一个贵族波西米亚。她挑选的东西乍看都是垃圾，但价钱是贵族的：一件看去褴褛的仿皮外套价值八百元。反正黎若纳不给她穿什么，她此刻就买什么。她仗着我大造黎若纳的反。她把我的行为看成理解。出了商场她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变了，我成了她交换秘密的同龄心腹。她告诉我她的初恋、初夜。我故意不惊不乍，还心平气和地做些评点。她不断扬起眉毛，瞪着我，像是说：原来你这么酷？纳粹也有疱疹。我的话证明小纳粹是对的，他也叫她不要歧视疱疹患者，因为他们在芝加哥人口众多。

我保持着镇定脸色，耸耸肩。我问她难道不怕传染，这个病很痛苦，她为了小纳粹就壮烈牺牲了卫生？我的嬉皮笑脸使她放松，告诉我小纳粹说买药很容易，网上就能买到，再说他不在传染期。我不断耸肩，表示不置可否，心里却恨不能把小纳粹给宰了。芝加哥的无头杀人案太多，死个像小纳粹这样的另类，大胖警察们顾不上管。

这个星期六是吴川最开心的一天，在芝加哥偶然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密友。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眼里有那么多不舍。她忽然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你要不要听？”这样她就可以哄我多陪她一会儿。十点多了，我陪她上楼，听她放音乐，又听她介绍音乐家。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耳朵里还是她下午的话——小纳粹如何告诉她要亲善疱疹患者。黎若纳张开她的老母鸡翅膀，咕咕咕地护了她二十一年，然后把她给了疱疹患者去做病毒繁衍的温床。芝加哥的壮阔楼群中，有一个不设防的女孩，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吴川把心不在焉的我当成着迷。她说她就知道我会喜欢这盘音乐。她说我可以拿回家去听。这意味着她要给小纳粹打电话了。我告辞出来，一心想怎样把疱疹患者的小纳粹给宰掉。

面谈很简单，就是要我比画一些现代舞蹈动作，再把表格上我填的内容核实一番。我穿了件高领紧身衫，可以把胸口上的疤痕遮掩起来。“舞蹈物理学？”面谈者讥笑地自语，“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我也没听说过。我还说我来芝加哥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座艺术学院。面谈者马上说：“我们这所学院很有名啊！”我说：“就是啊，我孤陋寡闻呀。”就他那点薪水也要贬低贬低我的学科。

面谈结束我和佳士瓦一块吃晚饭，在走廊里看见小纳粹。我忽然问佳士瓦：“你歧视得疱疹的人吗？”

佳士瓦一愣，皱皱眉，我这人可真卫生，在吃饭时挑起这样的话题。他问：“你有疱疹？”他找到我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了。

“我有的话你歧视吗？”我问他，眼睛却在和小纳粹进行瞪视竞赛。美国人相信一男一女不能对视三十秒，否则就要出问题。小纳粹肯定以为我想和他出问题。

佳士瓦说：“你真有？”

我咬住自己的提问：“真有的话，你歧视吗？”

“现在治疱疹的药很多，已经远远不是不治之症了。”佳士瓦告诉我，劝慰我别绝望。

“这我明白。我不是问你有治没治。”小纳粹已给我瞪败了。我目光不是他希望的色迷迷的。他看出我的恶毒，终于拉下眼帘。“佳士瓦，我是问你接受疱疹患者做爱人吗？”

“你太让我冷不防了。这得给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佳士瓦说。

“你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抹了抹络腮胡，掩饰紧张的动作。

“在你想的时间里，我们还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面了。

“看来你是歧视的。”我笑笑，眼睛不放过他。好了，三十秒。

他说：“我不知道。你真有疱疹？”

“失望了？”

他一点胃口也没了。

看来我并不是孤立的。标榜对一切都不歧视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们也是悄悄地坚守成见。

所以我立刻起身，走到小纳粹的桌前，对他说：“你跟我来。”

我在前，他在后，走到餐厅外面。他以为他的魅力终于生效。我转过身，眼睛看着他那双破旧的半高跟牛仔靴。他问怎么了。

我说：“你是不会有医疗保险的，对吧？”

他不吱声。他的沉默充满吵闹的猜想。

“要多少钱可以根治你的病？”

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胡扯什么。佳士瓦出现在餐厅门口，看见我阴毒的脸色马上闭了嘴。

“我给你钱，你好好查一次。我必须知道医生的鉴定。你的药钱我也负责。你假如想拿了这笔给你治病的钱就走开，从此不见吴川，更好。”

他瞪着我，腮帮子痉挛。他没有受过这样的歧视。他把羞辱当歧视，所以我们不是道德纠纷，而是政治对垒。

“愿意考虑我的提案吗？”我说。

“我操你妈！”他的拳头在裤兜里准备好了。

佳士瓦看到了这一点，走过来拉我。我的脸还朝着小纳粹，身子已在佳士瓦手臂里。

“我不歧视，我就是恶心。”我对小纳粹说。

佳士瓦看懂了这场戏。他释然了，胃口改善不少，把我剩的比萨吃了一半。他哪里想得到我宁愿患疱疹，只要胸口的疤痕消失。疱疹至少有药可治。我恶狠狠地对嚼得十分有力的佳士瓦说：“嗬，胃口真不错呀。放心了，是吧？”

他等自己把比萨嚼碎，咽下去，才笑笑说：“这是个很丢脸的病。”

没错。小纳粹为他失去的脸面一定会报复我。他现在对我的仇恨不亚于对穆斯林。佳士瓦说：“没想到你会为了你妹妹这样去惹他。”我耸耸肩。耸耸肩这动作真省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在内了。我和吴川在一块久了，这个动作和她做得一定很相像。佳士瓦在告诉我小纳粹的为人。他是系里的明星，小说写得不错，书也读了很多，个个教授都得忍受他的自恋。

“现在好了，你在他的教授面前揭了他的丑。你捅了马蜂窝。”佳士瓦说。

我突然问：“他的小说比你的怎么样？”

“当然比我写得好。所以我老老实实混一碗教书的饭啊。”

我这一刻是爱佳士瓦的。

放春假的第一天，吴川给我打电话，说小纳粹要打工，她没人玩了。我开了车把她带到郊外。湖边的草和树绿了，绿色里的吴川一头火似的头发。这是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红头发很美。她穿着设计大师精心炮制的褴褛衣裳，像个林间小妖一样缺乏现实感。她飘飘荡荡，冷不防问我：“你和璜谈话了？”

我耸耸肩，有点被她抓个正着的感觉。其实早料到小纳粹会告我状。

她眼睛搜索着我的脸：“你们谈了什么？”

小纳粹没有把内容告诉她。他倒不那么卑鄙，或者远比我想象的成熟。

我发现自己语塞了，支吾着说：“我要他好好待你，照顾你。”

吴川看出了我的谎言。她沉默在不安中。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假如我说了实话，她会把我看成黎若纳的爪牙，而且极阴险，投其所好地为她买她喜欢的衣服、鞋子、化妆品，诱饵做得那么甜蜜，诱她一步步入套，把她的核心秘密套了出来。想到我可能在她心目中是那么个卑鄙的形象，我对我所做的后悔莫及：纯粹心血来潮，去挑衅小纳粹，为吴川决斗。我对“姐姐”的角色入了魔。

“你们俩人的秘密呀。”吴川说，有一点酸溜溜的。

她不至于把我和小纳粹的谈话想得下作吧？我难道和她争夺这个疱疹患者？

“我和璜谈的，就是要他照顾你。”我发觉自己心虚口拙，事情越抹越黑。

“你们谈了话以后他就找借口躲我。”她直面我，想看出那个阴谋究竟有多大。

我笑起来：“吴川，你不会把我想得那么无耻吧？背着你跟璜去干什么？”

她紧抿着嘴唇。

“我实话告诉你，我厌恶璜。他在我眼里是反派，是自我纵容、自虐自毁的那种人渣。”我用冷漠客观的语气把这番实话讲出来。

吴川大惊失色。马上，惊讶过去，被仇恨代替。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所喜爱的人。她还仇恨我的虚伪：既然我把璜看成个恶棍，为什么还去和他谈话，要他“好好照顾”她？我的动机太可疑了，人格太暧昧了。她是个无邪的女孩，很快在我这样错乱复杂的年长者面前不知所措。仇恨又被恐惧替代了。

她的恐惧让我倏然泪下。我太笨重的关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它吓住了吴川。我说：“吴川，你什么都可以猜，不过你得明白，我只想保护你。假如我伤了你，你得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做过姐姐，你让我慢慢来，好吗？”要是用中文，我肯定讲不出这番话的。讲英文我容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些，台词味也是我无能为力去掉的。

吴川被我的泪水和语言感化了。敌意淡下去，戒备还在。我想我们都该喘口气，便从车里搬下野餐的篮子。太阳把草地晒热了，我们都脱去外衣。铺开的野餐台布上全摆着吴川爱吃的东西：两种正宗俄国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生火腿夹蜜瓜、法国蜗牛。她吃这些就像我吃食堂里打来的粉蒸丸子和白馒头。她的口味高贵。黎若纳认为人生苦短，凑合吃糟粕是对自己犯罪。我看着二十一岁的女孩熟练地吃着每一样昂贵食品，突然觉得自卑。手指纤纤，动起来却无情而果断，切下鱼片，剜出鱼子，嘴唇多么高雅，不动声色就吞噬了金黄色、黑色、棕色的精美食物。太阳照在她溜光的肩头和脖子上，真是个无瑕的小人儿。

她留意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只吃干面包。我说胃不太舒适。我可不想承认我从来没吃过那些昂贵食品，因为我有个土里土气的胃口，只接受最简单的食品。她还是容易对付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能笼络她的心。小纳粹这点上败给了我，他毫无经济实力。

气氛有所改善。但知心密友做不成了。吴川不主动说任何话。我挑起的任何话题，她都懒懒地给一两个字的回答。她的淡漠让我紧张，不久犯起话痨来。不知怎么就亮出胸口上的疤痕。她没提防，吓得一咧嘴。我的展示其实相当温和，不露控诉意味。那个时候我七岁，吴川，黎若纳和你父亲偷情正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在黎若纳的心思之外，魂魄之外，直到她混账地把一锅滚汤放在我的玩具柜上，那汤从我脖子下给我来了个淋浴，我才挤进她的神志。吴川，你看到的只是伤痕的起端，它一直蔓延到腹上，这也不能把黎若纳从你父亲那里拉回到我身边来。

吴川不语，听我讲下去。她的父母在制造她之前，把我制造成这样一摊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发现我不幸爱上舞蹈。他劝死劝活也经过植皮而强拉成一整片的胸口，青春发育从网状的疤痕下钻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肤色？疤痕成了午餐肉颜色的爬墙虎，攀在少女们最自豪的美丽段落。我从更衣室出来，主考人皱起眉：“咦，叫你换衣服的啊？”我说我习惯穿自己的衣服。主考人说：“习不习惯你都得换。”他向其他考官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在考场上能撒娇呢。

我站着不动。

爸说：“去换了吧。”

我凶他一句：“就不换！”

主考人觉得我有些讨厌了。他说：“你这态度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两手使劲绞弄手指头。

爸为我求情，他对主考人说：“她这儿（他摸自己胸脯）有块大疤，小时候烫的。她怕羞。”

我两眼寒光。竟有爸这么不打自招的人。

主考人不讲情面，说：“那就更得脱了。我还要看看影响不影响以后上舞台呢。”

我动也不动。

爸说：“听见没有？没什么商量，快去换衣服。”

我觉得他也是帮凶。人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个个都瞪着我的胸脯，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好奇心痒得钻心。我不把丑陋的伤疤暴露给他们，那痒痒是止不住的。

爸又说：“你别让这些老师们烦你啊！”

我顶撞道：“烦就烦！”

主考人认为我是他碰到的最讨厌的孩子之一。他说：“你愿意自动弃权？”

爸马上说：“你看，学了五年，白学了！”

我说：“白学就白学。”

主考人说：“那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其他同学开始吧！”

我和爸走出校门。爸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他也不挑个地方，一巴掌从我右边太阳穴斜扫下去，我两眼一片空白，紧接着又是一片昏黑。鼻子一胀，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我用手一摸，是血。

爸没有弃权。他用黎若纳给他的一点外汇券买了进口咖啡、香烟。他把进口货装在侨汇商店招摇过市的购物袋里，走到楼下，又慌慌张张回去，换了个脏兮兮的尼龙布口袋。这样他的贿赂可以不夺目，可以偷偷摸摸塞在人家哪个旮旯里。他领着我到舞蹈学校的正、副校长家。我从来没发现爸有如此厚颜的笑容，怎样的冷水都泼不灭它。我坐在一边，窘得失神，不知他在和人胡扯什么。过一会儿，他的手伸过来，把我拽到校长面前，要我解开领口纽扣，让人家看看。他说：“你看看，没那么严重，不会影响上舞台的！”

我想到他绝望的那一巴掌，忍住了挣扎的热望，让爸把我脖子下的伤疤展露了。我们出了门就又内讧上了。我说爸低三下四，像个瘪三。他说我知道怕丑小时候就不该做舞蹈明星的梦。外婆去世后，我们连个讲痛快话的人也没了，两人只能彼此出气。

所有的侨汇商品被偷偷摸摸赠出去，也被偷偷摸摸接受了。结果是勉强吸收我为走读生。舞蹈明星的梦确实破碎了，因为我做走读生的第二年，就来了一位女教员，和我大谈舞蹈教学的伟大和崇高。学校马上就要选优秀学生去学师范课程，将来可以做少年宫的业余舞蹈教练，或者幼儿园的歌舞编导。女教员说来说去，意思是做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头比在舞台上做明星神圣一百倍。并且，候选人全是有明星潜质而放弃做明星的。我上师范班的第一分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不撕破脸的淘汰。班上全是脸型不端、四肢不够尺寸、练功伤得太重，或者已开始发福的人。黎若纳一手把我制造成了崇高的孩子头，将要扭着成年的臀部和腰肢，去做那些不堪入目的稚气憨拙舞姿。而我在八岁时想什么呢？想做天鹅湖中的公主。披着癞蛤蟆似的皮，做的是白天鹅的梦。“吴川，你不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在那个时候才强烈起来的。”

吴川双手枕在脑后，躺在毯子上。我想她在我冗长的叙述中午睡了一会儿。她睁开眼，马上又眯起。她说：“你现在不蛮好？做舞蹈明星现在倒要退休了。”

我突然来了怨恨。她口气倒大！我现在蛮好？我干什么下贱事谋生她知道吗？我和她是从一个产道里出来的。我和她的神色是来自同样的投影，凭什么我就该那么低贱？黎若纳给我寄过名牌没有？她一心一意要把我变成她千金的女佣。我真是贱骨头啊，用那么下贱营生赚来的钱为这个宝贝儿一掷千金。

“是啊，我是挺好的。”我阴阳怪气地说。

吴川瞥我一眼。既然想闹别扭，何必要开这么远的车，找个好风景来闹？她转过脸，面朝天，把墨镜戴上。GUCCI。我看着墨镜上的品牌，宝贝儿怎么可能和我成真正的姐妹？

我也把墨镜戴上，脸朝着天。我此刻的心情是小巷里尖酸妇人的，但我已控制不住。我像是自语，讲着我十七岁时在医院等待黎若纳的五个星期五。我免不了有一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病说得几乎奄奄一息。黎若纳怎样了呢？她终于乘飞机来了，又回去了。因为她三岁的女儿磕破了下巴，她不愿她落疤痕。

吴川涵养还是有的，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或许她真的意外了：原来她母亲欠过我那么大一笔债呢。

我淡淡地说下去。黎若纳肯定忌讳肝病隔离区，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性都得杜绝。因为她一旦沾了菌，她的宝贝儿会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染上我的肝炎。那五个星期是她苦恼犹豫的五个星期。她一拖再拖，希望托词编得真切合理。最终没编出像样的借口，只好上了飞机，刚到达听说她的宝贝儿磕破了下巴，好了，她连借口都用不着了，打道折回。我那位死去的女病友最终看到了我的谎言破产。

吴川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说：“我们走不走？”

“我不是妒忌黎若纳对你的宠爱。我就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跟她和解。”

“那不要勉强和解嘛。”她说。

这个女孩已成了陌生人。我想自己这是何苦，去年深秋去敲开她那扇门。我的手疲惫不堪地收拾餐具、盘子，把昂贵的残余倒在一个塑料袋里。我不愿吴川把我看得节俭吝啬，拎起塑料袋走到垃圾桶边上，把它扔进去。我看看周围的景色。真是好景色。不远处有一家老小在吃午餐，生了一小堆篝火。火光在太阳里苍白得很。等我把吴川送回她的公寓，我们便回到我敲她门之前的情形，彼此成陌生人。从此芝加哥上空，也飘零着我那份给出去而没人要的情感。之所以那么多没人要的情感飘来飘去，因为大家都阴差阳错地施予和接受。错过去，却不知如何错的。

我从垃圾桶边上走回来，吴川已卷好野餐的台布。赶紧收场吧，免得我们累死。我们默默地朝着车走去。地上和树上的松鼠以为我们还有心情和它们逗耍，挑衅地拦住我们。我借题发挥地吼它们：“滚！讨厌！”

吴川看看我，她说：“妈其实总说我不如你。”

我心想，行了，何必？

吴川接着说：“我以为她好偏心你，动不动就拿你比我，一说到你就哭。”

那是她在搞政治，我心想。这种政治平衡哪个母亲都会玩玩。

我所有的回答就是耸耸肩。爱怎样怎样吧，我无所谓。

吴川说：“你不信？”

我说：“信不信都太晚了。”

她瞪着我，慢慢可以看出她的嫌恶。那意思是：你拿我清算什么呀？你母亲、父亲欠你，我又不欠你！她提起两腿飞快地走到停车处，把篮子放下来。我掏出钥匙，一瓶防晒霜被带出来，滚出去。我去捡防晒霜，墨镜又掉到地上。抬起脸来，我吓了一跳：吴川用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她眼里是丑态百出的，不值得她正眼看的。

我这才知道，她之于我是怎么回事。她优越于我太多太多，她知道这点。

告别时我们还企图装着没事。到底是文明时代，幻灭也要礼貌周全、不动声色。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她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那盘CD你听完了吗？”她用英文讨还东西，显出上流风范。

“好的，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要是不在，留给楼下守门的吧。”

她肯定已做好“不在”的打算。

我一回到家就找那盘CD。我没有听过它，吴川听的音乐都太青春了。我想起来了，茹比好像说过，她拿走我一盘CD。一问，果然就是吴川那盘。我说她该先问过我再拿。她说她在我车上看见那盘CD，当时就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两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这盘CD。

茹比的CD我可以随便拿回来听。她对我突然的乖戾不解，沉默一会儿才问：“你见鬼啦？”

我说那盘CD是借的，马上要还。

她说她正在急诊室上班，没法给我送CD。

我说我马上去她的急诊室。

其实我是怕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星期日晚上，我必须利用茹比对我的单方面柔情。吴川在我心里挖了个洞，总得用什么填上它。茹比不可能陪我说话，她是值班医生，周末总有太多乐极生悲的血案要她处理。但看着她我会充实些，胆壮些。

我进了医院的长走廊就听见一个人在大声吼叫。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茹比正在给他处理枪伤。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是从侧面开的枪，把他腹上的厚脂肪撕开一条大口子。茹比一边和我做鬼脸，一边和伤员谈话：“没那么严重，啊？又没伤到内脏！全归功于薯条、炸鸡那类垃圾食品，才有这么厚的‘防弹服’……”

渐渐听出来了，男人叫的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儿子，茹比告诉我。父子俩吃饭喝酒突然翻了脸，儿子开枪把老子打伤了。儿子现在在警察局。老子突然插嘴：“是他自己去自首的！”

麻药生效了，茹比让护士把伤员推到里间，又去处理两个出交通事故的少男少女。挨儿子一枪的汉子不时还会叫一声。他叫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牵念，很难分辨。

茹比的医学学位拿到才两年，又用业余时间拿文学学位。忙碌是不介入、不深入任何情感的借口。忙碌是情感受伤者的疗养地。再忙碌的事也比感情省事。于是茹比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她不断从各个病号那里偷点闲，跑来跟我点个卯，又跑去。什么情和谊都架不住你使拙劲地维系。点到为止，大家舒服。就是和吴川最亲密的时候，每次和她分手，我既是怅然若失，又是如释重负。急诊室里血淋淋的伤者多半是亲出来、乐出来的。一亲过了头，枪就响了。

十二点茹比下班时，我的境界已大大提高，决定以后就和吴川做“淡如水”的姐妹。茹比要我和她一道回家。CD她留在家里，我只好和她去拿。

可怎么也找不到那盘CD。无比繁忙的生活使她的地板消失在各种书、账单、衣服、袜子之下。只能趟着半尺厚的报纸、杂志走进她卧室。卧室中央有座衣服堆成的山丘。从洗衣机里拖出来，就堆在那里，要找两只一样的线袜都得像狗一样刨挖。任何东西掉在这屋里都是绣花针人海，捞不起来的。找到凌晨两点，她和我放弃了希望。

她说：“明天肯定能找到它。”

我说：“算了吧。我去网上买一盘。”

她说：“就是嘛，不就十来块钱吗？把我逼成这样！”

我告诉她CD不是我的，是借别人的。那人要我立刻还。她问我：“你和佳士瓦分手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

她说：“分手了你才会这么急着还他的东西呀！”

你看茹比把人之间的事物看得多透。你以为她没深入过任何感情关系，感情在她自身常常是供她出洋相的——比如采野花、唱小夜曲之类，她却对难以言传的感情逻辑有着神算，得数无非那么几个。也许因为她的英明预见，所以她从不真正开展任何感情。

我说：“不是佳士瓦。是吴川。”

“你和吴川自相残杀了？”她还是没正经的样子。

我否认了。她也不追问。我说我得在她家过夜，因为剧烈的头痛。她两手飞快地在长沙发上刨挖，各种杂志和从没拆开的邮件被刨开了，露出棕色皮革，因为长久不接触人而生硬冰冷：那就是我的床。茹比挣不少钱却一点安居乐业的打算也没有，晚上她匆匆逃回这里歇息，一早匆匆从这里逃走。

等她把我安置下来，她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细长的药管。管子的一头像注射器，另一头圆润，供人插入鼻孔。然后一推注射器，药液便进入了鼻腔深部。止剧烈头疼的速效药，几分钟就消除症状。茹比在药开始驱散我的疼痛时对我诡笑一下，走开了。蒙眬中听见她在浴室里洗浴。抽水马桶一遍一遍地响。吐一口唾沫到马桶里，她也要轰然冲一次水。我没有如愿睡着，却比睡着更舒适。一种内在的按摩使我处于幸福的瘫软之中。我想好了下回怎样跟吴川说话。我要好好告诉她，我多么爱她。佳士瓦呢？我会说你别见怪，我不是存心卖关子、吊胃口，我只不过因为胸前有一块伤疤。受伤的版图不小吧？不过我是值得你爱的，值得你忽略掉那一大片难看的肌肤来爱我。因为你将得到比任何人能给予你更丰富饱和的感情。我躺在茹比从未拆开的邮件和从未清理的账单中间，为自己构想的场景陶醉。奇怪，人为什么在谈到感情时有那样的心理障碍？做贼心虚似的。感情是高贵的礼物，人却总是送不出手，送出去也要像我爸那样把它包上旧报纸，装入破尼龙袋，最好让受礼者误认为它是别的东西。我将堂而皇之地标明我的馈赠。即便被拒绝，我也甘心。从来没有过的自信让我狂喜。睡眠若即若离，等我清醒，已经是天初明了。

那阵难以言喻的舒适和自信已渐渐离去。所有的思绪都还清晰，所以我惊讶不已——怎么会那样自信？那样大胆妄为地要去对吴川和佳士瓦明言我的感情？光是想一想都够窘。

万幸我没有真去做个蠢人。

而什么使我在夜里那样渴望去发蠢？

一定是茹比给我的药作祟。不过假如那药能给你几小时的心灵乐园，何乐不为？原来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它可以释放你的诚实和自信，使你傻大胆，做个情感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在他自身是庄严无比的，只是给旁观者看着解闷取乐。现在有种药可以消灭旁观者。我起身，趟着茹比的财产，走进厨房。外面是淡青色的四月早晨，服了药它可以是浅粉色或嫩黄色，你想它是什么浪漫颜色都可以，它可以随你的意愿幻变。我无意中尝到了吸毒的甜头。这种止痛特效药的主要成分一定是可卡因。

我打开一个个柜子、抽屉。茹比有着极其简洁秩序的内部系统，抽屉和柜子里东西极少，并且极整齐。没有我要的药。我翻弄得急切起来，饿狼寻食一般，刨弄着各个匣子、盒子。一大把银餐具撞击得吵闹无比，茹比蓬着女大夫短发出现在厨房门口。

“你找什么？”

“噢，找……棉签。”

“哪儿伤了？”

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大概说耳朵眼不舒服，洗澡进了水。茹比叫我等等，她去了自己房间。一会儿又出现了，手上有一盒棉签。

她诡笑地盯着我：“你确定你要找的是棉签？”

假如那药的效力还作用于我，我肯定胆大皮厚地承认，我过了一次美妙无比的瘾，还想再来一次。或许我也会像她一样诡笑，问她给我的头疼药怎么这么好，让我渴望永远头疼。可药的作用已烟消云散，我只能像所有正派人一样严阵抵赖。

第二天我没有给吴川打电话。我以沉默拖欠她的CD。第三天她打了电话来，我不在家。她没有留话在留言机上，但我一看就知道她几次想对着留言机说什么，又作罢了。几个无声留言让我猜想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又病了。

我按了门铃便后悔，又自找上门，好像走亲戚走热络了，不走受不了。吴川看见我便说：“你怎么把脸涂那么红啊？”我说：“我没涂任何脂粉，大概步行上楼热了。”“不会吧？”她的笑容如此带有揭露性。我一进她的公寓就直奔浴室，别上门，开了化妆镜上方的灯。的确把脸涂成了个小丑，两块圆胭脂都没抹开。开车化妆是碰运气，光线也讲究不得。我用手把两团红擦掉，又洗了手。正要开门出去，想起什么，又拉一把抽水马桶。这样听上去我进浴室不是改妆。出来后我故意扯开嗓门，东拉西扯把自己弄成一个随意来去的常客。吴川等我闭嘴马上说：“现在好多了，两团红抹开了。”我对她无情戳穿的话装聋，打岔去说正在放的一部电影。我不过读了报上的影评，但谈论起来就像我看过似的。

吴川把我丢在客厅，自己去打电话。她的电话是我按门铃打断的，她明白地告诉我。她拿着无线电话在各屋走动，翻开随邮件来的各种广告，再把翻看过的扔进字纸篓。字纸篓是铁丝和彩色玻璃珠编织的，她发现上面少了一颗大珠子，便弓腰四下寻找。我坐的蒲团下她也找，做手势叫我挪个地方。实在找不着，她皱起眉，小脾气上来了，蒲团给她抛得满屋子，同时对电话上的人说：“真烦，我最喜欢的东西毁了。”

小纳粹在那边？

我来的不是时候，待的不是地方。

她见我站起身，拿起包，匆匆对电话上的人说她一会儿再打回去。她挂了电话，问我为什么不给自己弄茶。我耸耸肩。她飞快地进了厨房，一会儿端出茶盘。我一看茶叶是我喜欢的毛峰。她打开铁听外面的塑料封皮。一盒未启过封的新茶叶。专门为我买的？又要自作多情了。

我没话找话说。她拿出蔻丹来涂脚趾甲。我说茹比拖我下水，用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给我治头疼。只不过经了医生处方，毒品理直气壮地成了灵丹。我想再头疼一回，正当地享用毒品。

吴川打断了我：“是she。”

“什么？”我问。

“你老把she说成he。一开始我特别吃力，不知道你在说谁。对不起打断了你。往下说吧。”

真是愚蠢，原想用那么个事件证明我也可以堕落，也可以把堕落看成“酷”。她却排斥了我，用不着我降尊和他们为伍。她今天挑了我多少刺？先是化妆，又是英文。她够优越了，用不着夸张她的优越感。从小上贵族学校的宝贝表示她对我的杂牌英文忍受了很久，实在受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陪衬人，黎若纳用来衬垫她完美无缺的宝贝。我无心再挽回什么。她看出我恼羞成怒，看出我怒得几乎要破口大骂。让她看出来好，芝加哥反正已进入了春天，人们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做陌生的伴侣。偶然有人搭讪，很好，什么后果也不会有。人从群居动物走向独居是进化，我这样玩命地串亲戚是退化。露天咖啡馆无数，酒吧无数，你可以有无数陌生人做伴，有密西根湖的湖光水色给你看，伴和伴都视而不见地挤坐在同一把遮阳伞下。有种说法是有些生物永远遇不上另一些生物，因为它们的物质密度不同。权当我有个不同物质密度的妹妹吧。

我向门口走。吴川大声问：“CD？你带来了吗？”

她认为我这次来不该是闲串门，应该有正当理由。不归还她的东西，我来干吗？

我说非常抱歉，我借给茹比听，她不知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过两天肯定会找到。

她说：“你怎么让她随便拿走了？”

“是她问我借的，不是随便拿走的。”我也来了脾气，“不就是一盘CD吗？丢了我买一盘赔你。”

“那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原来我把她妈的慈母心看得太不值钱了。十来块钱，网上邮购，要多少有多少，那也能和千里之外的慈母亲手选购、亲手装盒、亲手邮寄的东西相比？并且言明那是“我妈”。

“那告诉你妈，对不起了。”我说。

在走廊里我听见门“砰”的一声关上。真实嘴脸露出来了，一盘CD就能让一张真实嘴脸翻出来。能够及时翻脸的人是强者，剩下的像我和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一点好脸色就梦想翩翩。爸永远也不会和黎若纳翻脸，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而是他自身致命的需要。我们都因为这致命的需要而强硬不了。

当晚吴川居然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找到那盘CD没有。她逼人太甚，我决定不做任人伤害的废物了。我说：“什么了不起的屁玩意儿，我马上给黎若纳打电话，叫她给我也寄一盘来！甜言蜜语管什么用？寄东西从来没我的份！”

得承认这话很弱智。但我没办法，顾不上掩饰自己满心狭隘的冤屈了。

她说：“是不是我所有的东西，你都想分一份？”

我听出她的话含有更恶毒的暗示。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璜也该有你一份儿。”

我气得话也说不出，听她分析为什么璜在和我谈话之后躲避她。已经不成体统了，她把我当什么货色？原来这么多天她一直把我看成一个无耻的插足者。香港人冷血果真冷得纯正。那些冷血大家族肥皂剧教导出这位小姐的感情品位。我居然想和这么个人姐妹一场。“砰”的一声，我看见一杯红酒在我对面墙上放开了焰火。庸俗的小妞儿，贵族学校对她的俗无能为力。

我说：“吴川，你听着，下面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完了我们再也用不着说话了。”

她说：“我听着。”

“璜和你的事我管错了。我和他谈话是警告他别把疱疹传给你。我叫他去找个医生，做一份病情鉴定，我承担医疗费。你不信可以问佳士瓦，他碰巧在场。”

她嗓音泼得厉害，说：“你算谁？和他说那样的话？！你比我想的阴暗十倍！你出卖了我！也出卖璜！现在他的教授都知道璜得了疱疹！”

我说：“璜不是教育你不要歧视疱疹吗？”

“你太阴暗了！”

我看着红酒在对面墙壁上淌下来。看着黎若纳擦拭着泼在她脸上的红酒——黎若纳一生就欠谁这么爽地泼她一次。

我“再见”都不说，就挂上了电话。三分钟之后，吴川又打回来。她还没吵过瘾。我让电话铃去空响。她气急败坏，在留言机上发狂：“你挑拨、出卖！我那时把你当亲姐姐……”她泼妇似的叫阵。黎若纳，看看你的千金，这么好的英文句法胡糟蹋了吧？吴川继续在留言机上叉腰瞪眼唾沫四溅：“你接电话！不接就是自认理亏！”

随你说什么吧，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用手机给佳士瓦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他答话声音很低，说他正在医生办公室。我问他得什么病了，这么晚去看急诊。他说他马上给我打回来。等我挂上手机，吴川也闹完了。她最后几句话我没听见。

佳士瓦来的时候我醉得足以上大街去演讲了。芝加哥的夜晚到处有这样愤怒的空谈家，酒精让他们看到如云的听众，听到雷动的欢呼。我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许多祖先相片上的那种深明大义的微笑，给佳士瓦开了门。他说我穿和服很别致，我低头看看，果真看见下巴下面有一具穿和服的身体。伪装的和服，是生产睡衣的厂商急于走出经济困境，在一本关于日本艺伎的俗不可耐的小说轰动后，想尾随着弄出点东方肉感主义。

等佳士瓦也醉得一脸傻笑，我们终止了谈话。原本他在这个时间来也不是想谈话。三分钟之后，我们已和地平线同一角度了。沙发使我们动作起来受限制。而正是这种不择场地的即兴感让我们成了十几岁的高中生。似乎是太情急了，我们都没有剥干净衣服。

停下来后，酒醒了一半。我发现我们已滚落到地板上了，上身靠着沙发。我问佳士瓦什么急病让他去看医生。他说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生意太火，时间往往排到晚上八点。我问他为什么突然需要看心理医生。他奇怪了，说五个人里有三个看心理医生，他和他的心理医生是十多年的老交情。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在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和陌生伴侣搭讪，再付高价找心理医生进行深层倾诉。明的暗的、浅的深的交情都有了。所以用不着走亲戚。群居的猿类后代们继续进化，靠酒吧、咖啡馆、心理医生、电子网络进化到孤居。心理医生是你最牢靠忠实的伴侣，你最肮脏、罪过的想法和行为都得到他的包容。佳士瓦最近的罪过想法是如何消灭他和我之间的最后距离。

我和佳士瓦紧密依偎，却是通过某幢楼里的心理医生调整情感的进度、浓度。假如有个心理医生在我和吴川之间，我们也会省事得多！和吴川谈时尚、美食、大减价、春游，和心理医生谈对姐妹情感致命的需要，对吴川的爱怜和担忧。没有心理医生作为情感的中转站和调度室，你看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两败俱伤。人对情感怎么这样无能？

佳士瓦的心理医生一定纵容他：勇敢些，攻溃最后的防线，缴下她最后的羞耻。而他还是仁义的，没有给我来个彻头彻尾的真相大白。他和我在醉酒时也有进化到今天的理智，默契地不去触碰我的伤痕。

这个夜晚，多少醉鬼对着黑暗的空虚吐露真情？大声地宣布他们的恨与爱，词不达意、句不连贯，不要紧，不耽误他们痛快。

送佳士瓦走时，我说：“什么时候再见你？”其实我是说：“我好不舍得你走。”

佳士瓦说：“随时。”他的意思是：“过一阵再说吧。”

我们俩相互需要的时间、地点总是合不上，要么他的需要被我错过，要么我的需要他毫无觉察。这得多少工夫才能使自己和对方不多余？之所以图省事的人越来越多，道理正在于此：私情的话可以找心理医生去说，废话反正有陌生伴侣听，生理需要都不必费事去找搭档，我的右手就可以做他们的临时甜心。吴川突然发现她生活里多出个累里累赘的我，如此原始，把打扰当成呵护给她，她可受够了。

突然接到黎若纳的电话。她居然得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最后的清静角落失去了。她说是爸告诉她我的电话的。她上来就责备我不常给爸打电话。这个荒唐女人。她说爸听上去肺水肿又发了。我想那你就省省吧，别让他浪费呼吸来招架你的啰嗦。这个独自为战的世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黎若纳。她蛮横地施予她的感情，自信那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她说我和吴川的感情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吴川告诉黎若纳我给她买衣服、带她去春游。这些就是黎若纳所认为的“深厚感情”。当年吴老少爷给她一颗钻石就是爱她至死的宣言。她活这么一把岁数还不明白，就明白不了了。黎若纳在遥远的香港语塞，陷在肥皂剧式的百感交集之中不肯出来。我把电话挪得离我耳朵稍远。黎若纳说：“她每天和我在电话里都是说你。把她交给你，我放心了。”

吴川对她从不认真，就像此刻，她说得热火朝天，我只是招架。看来吴川没告诉她我们已不来往了。我也不会告诉她，那样有引发她讲八小时电话的危险。

第二天傍晚，茹比把吴川的CD找到了。她说为了找它，她险些雇搬家公司来把家具都挪动一遍。我把CD装进一个快递信封，但走在马路上又想，和吴川比赛绝情有什么趣呢？还是宽厚些，不计较她的绝情吧。夏季前的大减价已经开始。我进了迷宫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一阵头晕。多么无人性的地方，就是要你迷途，在迷途中加速对你异化。我找到了吴川喜爱的几个名设计家专柜。东西已经乱了秩序，大堆的T恤、牛仔裤也混了进来。这是最合适做陌生人的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损人利己，丢弃公德，他人的手来不及抓获的衣服，你先下手为强，喜不喜欢先抢劫到手再说。

这是礼拜五晚上，万人空巷的芝加哥，人都暂时移民到这类超级购物中心来了。购物中心要对非人性、非私人化、非个体化的当代人际关系负责。购物中心之内，皆陌生人也。我也是抢购老手，抓了几件吴川式的衣服便去替她试穿。从三个方向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背影成了吴川的。我站着，想定定神。这大概就叫爱屋及乌吧。

我刚刚把几件不太合适的挂回衣架，两个年轻的女保安出现在我面前。陌生得过火，就成了她们这样煞星面孔了。她们一模一样的凶煞脸容使她们成了胞姊胞妹。我以为自己英文听力下降，把她们的话听成了：“跟我们来一趟。”所以我笑了一下，表示不解。

“你跟我们来。”其中一个女保安说。她的肤色白得不近情理。这遮天蔽日的超大购物中心使她血色流失。

“怎么了？”我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看清了。这是两个年轻的女白人，二十来岁，芝加哥的郊区女子，以白种为自豪。我觉得她们的语气不是对付无辜公民的。我说：“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走。”

“你想让周围人看戏吗？”说话的是短发女子，手上掂晃着一根警棍。

“你把话讲清楚，你们要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大不了在抢抓衣服时，把某件贵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几脚，造成了点无妨大雅的损伤。可在场的人谁不这么干？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留点情面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长发女子说。中西部农民口音。

“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说。我身后人口十三亿之众的祖国让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这两个女白人：“你们也不必给我留情面，就在这儿对我宣判好了。”

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袭来。还是有一点训练的，其中一个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经屠宰发达的大都市养出她们一身牛劲。我像被夹在两座硬木大柜子之间了。我当然要垂死挣扎。我的肩膀猛一震动，知觉被击散了好一会儿，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们凭什么打人？”于是再给几棍子。我举在空中企图保护脑瓜的右手挨了一记，食指顿时肿得像根牛肉肠。现实已褪色，成了灰褚色的梦境。

然后我就在一间小屋里了。小屋不是直角，一边是钝角，另一边是锐角，天花板斜削下来，站在里面得长久鞠躬。两个屠夫的女后代叫我剥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亏，便把短风衣脱下来。里面是件薄羊绒衫，圆形领口，什么花哨也没有。芝加哥女人百分之八十拥有这样黑色的薄羊绒衫。

“把它脱下来。”短发女子说。

我死也不会脱的。两个白种女人要作践一个亚洲女人，把她布满丑陋伤疤的胸脯展露给她们取乐。我有人性和民族两重尊严需要捍卫。她们坐在一张情人沙发上，我只能鞠着躬站在她们对面，屈辱够让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脱？”

我瞪着她们。我们的教育中幸亏有英雄主义。

“你不愿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来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你的旧衣服，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我气急交加，一阵哑然。然后我指着身上的黑毛衣说：“它是我去年买的，干洗过两次了！”我觉得这个误会造成的冤案不久会被澄清，用不着声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国嗓门。你们凭这个打人？等着吧！

长发女子说：“你怎样行窃，我们有证据。”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我咆哮。

“证据对你是保密的。我们在法庭上，关键时刻才出示证据。”

短发女子说：“你说你没偷，有证据吗？”

“没偷能有什么证据？没偷就是没偷！”我听着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没偷什么？”短发女子倒十分镇定。

“没偷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着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么？”

这样弱智的对话对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不断在增加体积，色泽也不新鲜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伤得更惨重。七岁的我巴望能被烫成一块残渣，让黎若纳的良心从此不给她好日子过。爸得肺水肿，我也巴望他把症状夸大，成个心碎濒死的梁山伯，让黎若纳看看她把这爷儿俩祸害成什么了。让她良心受大刑，让她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说：“我的伤太重，我不知道还能清醒多久。听着，我要求见你们的经理。”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瞒着上司采取这么大的行动的。”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已经和经理通过话，她要我们自己掌握。”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两人看着她们对面的这双眼。一双黑色的亚洲眼睛。此刻它们是直直的，像她们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疯狂就彻底暴发。这样的暴发是自毁也要毁灭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种的界别，人也好，单细胞生物也好，都在这白热的狂怒中成为一样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种亡命的渴望。

经理在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衣女人，让香水腌渍的一具肉体。她冷着脸说她希望一切都是误会，但我必须配合她们，她们才能弄清它是否是个误会。她词汇量可怜，却偏偏想和我打辞令交道。我阐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残疾。她一摆手，叫我闭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经过。因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员们不得不使用她们的工具。我说在中国逮人也得逮个明白。女经理一笑，说那就回中国去吧。

女保安小声对经理说了句什么。经理点点头。

她说：“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脱下你偷来的衣服。”

我说：“这件衣服是旧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不是新的。”

女经理夹在两位女保安中间，动了动屁股。两座的情人沙发坐了三个女大块头，看上去很滑稽。女经理又和两个女保安讲了几句悄悄话。好了，现在要全力对付我了。

“八分钟了。你想好没有？脱不脱？”

“这是旧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

“谁能证明它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见过我穿它。”

“那不算证据。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这种衣服多一件没什么坏处。它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场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这样的黑毛衣。”

这女人开时尚讲坛呢。

“那我还有证据。”

“我能知道吗？”

“我会在法庭上让你知道的。你们不是也对你们的证据保密吗？让我们都保留我们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我是虚张声势。我哪儿来的秘密武器？最多请茹比作个伪证，说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礼物。也许可以有科学鉴定，证明它绝非崭新。可这类大减价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货也拿出来卖。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过了风头、过足了瘾又去原价退掉。我做学生时没少干这种缺德勾当。所以即便科学鉴定出它是旧货，也不能完全为我的案子昭雪。

“最后三分钟。你不脱，我们就要对不住了。”女经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调。她是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的海域偷渡过来的。或者是从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来的，一同走的几户人大概要丧生一半。也许是两三户人一块走的，通过沙漠后就被打他们埋伏的警察发现了。逃入境的可能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女儿出息成了这个没人味只有香水味的女经理。移民往往对移民无情。美国政府阴暗恶毒，利用人性中这个谜一般的特征，把移民们驯化成边防警官、移民局官员，以及眼前这类头目。他们对美国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对和他们经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们当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绝不能便宜你，让你顺顺当当就在这国家落下脚，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阴影下的幸福生活。

“脱了她的衣服。”女经理对两个女保安说。

“敢！”我向后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线上。猫科动物把防御和进攻同时放在这个动作中，将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给她们看看。我想死给黎若纳看看。肝病隔离区和烧伤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来告诉她：她造成的里里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隐密。我只要有一口气，谁也别想看见那粉红色的常春藤怎样爬满我的胸脯。

可这间怪异的屋里连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没有。她们三个人向我围来，围成了三颗围棋子。我要被她们吃掉了。

下面的事我在事后也无法理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们警棍齐下。然后我人事不省了。她们也许有些不安，从我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那是半年前我记下的吴川的手机号码。虽然我拨一遍号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没扔掉它。每次看到这个号码，都让我重温写下它时的心情。像什么呢？像是十多年的战乱之后，你以为你丧失的亲人突然有了消息。后来我企图对自己否认这个心情，不否认我就得承认自己像爸一样贱，在感情面前总是摇尾乞怜。她们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吴川打了电话。吴川赶到时我一身淤紫，披头散发地昏迷在角落里。她看到的我像个真正的扒手，因为手艺低下而落网。她嫌恶地看着我被剥下自尊的身体，吃不准我手脚究竟干净不干净。一个弃儿难免会染上贱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状，小偷小摸。好了，这下她对我的品行不端、贫贱而卑劣不必再怀疑，都被证实了。商场安全系统会凭空揍一个大好人？在香港人眼里，美国有许多值得羡慕的人权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应得。

因此她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时，面色苍白而淡漠。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感到既无望又无力向她说清什么。我的屈辱十倍于被无故殴打。吴川问我想不想喝水，我摇摇头。闭着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优越所刺痛。她告诉我，茹比刚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个律师联络过了。律师会代我和这家商场打官司。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照射。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

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儿。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己有个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又是几番劝慰，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儿，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场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已经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深，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

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

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

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

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我问她：“干吗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她说：“当然可以换，只不过一小时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块到六百块。”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贫如洗。等那笔巨大赔款到手，我肯定已经饿死。我右手骨折中止了我从正常或非常按摩来的收入。做现代舞代课教员的计划也落了空——面试的结果人家都懒得通知我。吴川暑假后从香港回来，每天和我通一个电话。例行公事，开口就问和那家商场的官司有结果没有。现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个供我们谈一两个小时的话题了。我把律师的话转述给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讲给她听。她不是真有兴趣，只为她能表达一定的关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窝子而庆幸。有几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经理穿的是St.John（美国名牌服装）的套裙？”或者，“那女经理有没有五英尺七高？”总之，在我长长的转述中，她脑子大大地开小差。我想，出了这件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让我们俩不露痕迹地讲和了。讲和后我们都学乖不少，绝不谈知心话。

不仅吴川和我有了个好话题，供我们把姐妹关系不冷不热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谈话，也是只谈这个案子。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情感重点，把个人性的情感移换成阵营化的、广大得多的情感。这样多好，频繁往来，却很好地避开了突然逼近对方心灵的捷径。从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来，两人借酒发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亲热，他和我都有点尴尬，不知下一步该干吗。他首先想从僵局里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他的电话。

我卖掉了一个自己为自己买的钻石项链。它够我付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清贫惯了，回到清贫中使我感到亲切。吴川有一次来我的公寓，我给她烤了一块牛排。我说我从来不爱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谁相信呢？她对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观察。有时在她那儿一块吃点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里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饼盒里的碎渣，都会突然发现她在盯着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这些自然顺畅的贫贱动作是怎样来的？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个穷留学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细节。她吃了半块牛排就饱了。我把剩下的半块牛排用锡纸包好，放进冰箱。整段时间她都在和我谈那场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阶段，仅有的进展是对方承认她们可能认错了人：我和一个偷窃犯长得一模一样。从电视监视器里，白种人看不出我和偷窃嫌疑犯有任何区别。我的律师要求对方公开监视器里录下的画面，对方的律师拒绝公开。法官站在对方一边。

吴川插嘴道：“你赢不了的。”

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

“就是把我爷爷的财产全拿来给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再有钱也阔不过他们。那是一家最有实力的商场世家。”

我不说话。她在我这儿长敌人威风。她看出我的不悦，低声说：“你看你都过什么日子了？连减价牛排都吃了。还打，还打。”

我顶她说：“谁说是减价的？”

“我看见垃圾桶里的减价标签了。”

她存心揭我短。香港人的冷血，我算领教了。我看她自顾自地开冰箱，拿出半盒牛奶。冰箱基本空空荡荡，里面搁着半块她吃剩的牛排。我突然恨透这个被宠惯坏了的女孩。我曾经打肿脸充胖子，为她花钱如流水地买礼物，现在全部露馅了。嫌我低贱？好，我要她知道我到底有多低贱。

我告诉她我的同居史。那个抽象派雕塑家和我一见钟情。他在私人画廊打工，晚上弄他的雕塑。他说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兹三十岁当洗碗工时，谁会相信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抽象派雕塑家？我是被他当抽象雕塑接受的。后来想起来，一定是那样：他觉得我布满伤疤的胸部就是毛坯的雕塑。那时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正疯了一样到处找工作。“舞蹈物理学？”人们都以为我在表格上填写错了。怎么也想不到谁会去设立这么个无聊学科，并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学它。

半年后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推拿培训，不久也混起江湖来。我的生意不坏，每天有两三个预约。男顾客渐渐多起来，我感到他们的亲善有些不祥。事情就那样开始了。一个男顾客说他以一百元小时费买我的“特殊按摩”。他劝我想开，别把它看得那么个人化。就像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和伤员那样，打交道的是一个伤口或一个器官，其余的全部漠视掉。这是个可怕的起端，一百元让我漠视我的整个存在，所有责任都推给这只右手，脏也只脏这只手。这天夜里雕塑家正在工作，我突然崩溃了。我竟受了那样的引诱，刹那间背叛已发生。当然，我把事情告诉雕塑家时，尽量把自己说得委屈、受辱，几乎是枪口逼迫下的选择。我时刻准备阻止他冲出去和那个男顾客决斗。他听完后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说：“让我来算算我们俩每月的开支。房租一千，水电、电话四百，这样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支持我拿出几件杰作来。我不必去画廊打那份工了。一个小时十块钱，对一个艺术家的年华就这样践踏！”我释然了，但马上又觉得痛心。他不在乎我的收入怎样来，只要能供他一心一意成为布朗库兹。他的雕塑远远比我的尊严重要。他突然把我抱起来，说这下他可以和我结婚了。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跟着他狂欢。他说马上就去换辆新车，旧车拉雕塑材料不够大，还老抛锚。他很快帮我建立了一个网页，标明我提供的各种准“医学”或非医学按摩，又在几家小报上登了广告，请读者去查我的服务网页。形势的急变让我意外极了：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宽谅，得到的是这样一番如痴如狂的嘉贺。我的生意不久好起来，而我的心情越来越暗淡。这是个仅次于娼妓的谋生手段。他毫不介意，做着和我结婚的打算。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被我悟到的东西惊醒。在我开始挣那些下作收入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和我结婚。似乎有一大片难看的伤疤必须搭上我的优厚收入，才配他考虑和我从长计议。收入怎样不三不四，他无所谓，只要把他的嘉年华省下来。我独自在丰厚的雪地上走。更可怕的念头冒上来：我在雕塑家眼里从来就是残缺的，半个女人。有着那样的胸脯就将就活着吧，能干上一行挣钱不错的营生还挑剔什么？我看清了我在他心目里的价值。他要把那一点价值榨出来。从一见钟情开始到这个清晨，我看到了自己直线掉价的过程。怎么可以一边让他压榨一边让他嫌恶。

吴川看着地面，不敢看我。她吃不消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她在想这女人怎么配做她的姐姐，怎么配和她同出一个母体。她在憎恨对她讲这段脏事的人。需要懂得这样一种低贱的人生吗？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语句向她灌输是污染她的人格。她一动不动，细长的腿悬在沙发扶手上，上半身比腿低，坐在沙发里。这不是个让人待得长久的舒适姿态，她却长久地待着。

我想我只说到这里了。

过了半小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对那段凄凉的丑恶故事消化不良，得一个人慢慢消化去。

我把她送到走廊上。一阵病态的快感上来。她听听都窘成这样！看清楚了吧？黎若纳的血可以有你那样的流域，也可以像我这样改道，九曲八弯，浊浪滔天。

吴川抬起头。几小时中她第一次看我的脸。她说：“那干吗不回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说一个小说家说过，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这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我十多年前选择远行，证明我是个失望者。

我的律师第二次败诉。时候到了。该停止拆我自己的窝去填他的腰包了。佳士瓦双手赞成，说我何苦花几万块钱去认识美国律师呢？他早就免费提供了警告。现在该他登场。他找了一个朋友，此人时不时在芝加哥导报上发书评。两个星期后我被接见了。芝加哥导报的一位编辑听完我这场不幸遭遇的控诉后，说：“等会儿，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事情发生在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他说：“那么已经发生了五个多月了。”我说没错。他看不出他的栏目有什么必要报道五个多月前的一桩新闻。

佳士瓦说：“难道五个月之后，芝加哥的种族歧视就大大改善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

编辑说：“这件事固然不幸，但它没有暗示什么种族歧视。”

佳士瓦说：“这明摆着是种族迫害！”

编辑说：“对方有没有提到关于种族的字眼？”

佳士瓦甩回头来，瞪着我。他要瞪出我的种族、政治觉悟来。可我一时想不出对我有利的话，只好瞪着他。编辑代我回答：“看来是没有。从你刚才的陈述中，我也没听出什么种族冲突的倾向。”

佳士瓦说：“那个区全是白人，长久以来排斥有色人种，这不是秘密吧？”

编辑说：“那是你的认识。作为报纸，我不能把可能性当作事实来写。”

佳士瓦说：“就按事实本身写，已经够发人深省了！”

编辑说：“不瞒你说，这类事天天有。人们知道种族话题敏感，容易炒热，一有什么争端，就往种族上扯。我们天天能收到这类稿件。一家旧货店有两个女人同时看中一件旧衣服，结果老板卖给了亚洲女人，黑女人控告老板是种族歧视。”

佳士瓦的脸在一圈黑胡子中间变得灰白。他说：“你明明看得出她（他指我）的事件和你说的完全不同，性质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你是存心搅和是非！”

编辑说：“性质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同。”

佳士瓦哈哈地笑起来。灰脸膛大胡子发出那种笑声，非常可怕。他笑完后说：“那你就不该做一个著名大报的编辑。”

编辑站起身，快步往接待室门口走。然后他立正，侧身对着我们，一手握门把。他天天要无数次地重复这个“恭敬送客”的动作。有时是真恭敬，有时——比如此刻是侮辱式的噱头。

“但愿现在是五个月之前，”编辑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则新闻登出来。”

佳士瓦一个人直冲冲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假如芝加哥是这样一座没有天良、没有公道的城市，他会离开它。佳士瓦是芝加哥的本地佬，现在也是个深深的失望者。他曾对我担保，芝加哥会为我做主，不然他不再认它为故乡。我一路小跑，踩着地上头一批落叶，暗暗感激为我和芝加哥著名大报撕破脸的佳士瓦。就用这个形式爱我吧。他终于站下来，对我说路还没走绝，还有其他的报纸，实在不行，他们有一份赠阅的文学杂志。

我们一同去看了电影。电影院有十来个剧场，一场电影从中段看，然后再去看另一部电影的开头，回来再看前一部电影的上半段，接下去把下一部电影看完。一对男女进人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面对面掏心窝子。

“你这样待我，我知足了。”我对佳士瓦说。

“哪里的话。”他为我的真诚吃惊。

“你没义务维持我们的关系。就算发生过那样的事，你也用不着逼自己。”我止不住了，电影里的生死爱憎都挡不住我掏心窝子。

佳士瓦紧紧握住我的手。还好，是左手。

“现在你可以从我旁边站起来，走出去。反正我们先看了电影的结局。”我说。

佳士瓦说：“可我没碰上过比你好的女人。”

我也吃惊不小。看来借助干别的事来掏心窝子是办得到的。“你可以接着碰。”我说。

他听出了我在黑暗里微笑。

“我三十六岁了，”他说，“这些天我是很矛盾。我想可能有比你好的，但我不会碰上了。”

他的真诚残酷起来。想说明什么呢？他在骑着驴找马？这些天我做了他的驴。

“那我走开你会难过吧？”我问。

他想了半天，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舍。”

我想，很好，我们至少不稀里糊涂把对方变成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留言机上灯闪烁着。四个人和我错过了对话的机会。三个留言是律师的。他的逼债电话口气温柔，像爸哄我吃中药。最后一个电话是茹比的，她说想看望我，没别的，我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我想再听一遍茹比的留言，但捺错了键钮，把整盘磁带都洗掉了。磁带到了某一段，居然残留了吴川几个月前的留言。为了小纳粹她和我反目成仇的那一回。我听到了上回有意漏听的几句。她说我别想拆开她和璜了，因为她也染上了他的疱疹。我的头“嗡”了一声。她什么也不怕，为了那个混账的疱疹患者，她宁愿做如此的牺牲。二十一岁的女孩对自己的一大把生命青春慷慨着呢。她认为她爱上的是个伟人，因为璜告诉她一毕业他就去伊拉克前线。这世上总算有人还没活明白，这种傻事还有人在干。干得起傻事的年龄。

我昏沉沉地坐了一会儿，抓起电话。给谁打？这样迟的一个电话谁欢迎我？可以和茹比任性，让她听听我种种的失败吧。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电。一个人千万别在晚上给心爱的人打电话，因为这样你就惨了，期待回电非常之苦，自信受损，自尊心被刺痛，还伴随着澎湃的荷尔蒙。像茹比这样对感情不存幻想的人才敢如此说自己。这是她的惯用手段：似乎在打趣自己，实际上减轻了她内心的张力。

我叫她闭嘴，然后把吴川染病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说我听上去是吓懵了。我说不是听上去，是真懵了。她说是呀，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她告诉我，我被打伤那天，她赶到急诊室，见吴川守在我旁边。护士长掀开被单时，我胸脯上的伤疤让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是个什么画面？二十一岁的女孩让我吓哭了。我和茹比道了晚安后，他们打电话找来了吴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吴川站在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胸脯布满伤疤的女人旁边哇哇大哭。

我的汗冒出来了。我为那幅画面臊得无地自容。

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溃败，就是别在吴川面前。

一连多日找不到吴川。她让什么给忙得在芝加哥失了踪。一天我无意中翻报纸，读到一则新闻。在我被打伤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位女职员晚上下班时发现自己的车被砸坏，四个轮胎全部被划烂，车的帆布敞篷也被划成条条缕缕。女职员在查看车况时被潜伏者从背后袭击，她是被看车场的人发现而送进医院的。经医院诊断，她的后颅骨被击裂。受害者目前已脱离了危险，但仍在特别护理病房。警方判断这起案件和抢劫、凶杀无关，因为受害者的首饰、名牌服装和钱包都不曾被动过。唯一的线索是划汽车的刀，是把名牌厨刀，并且崭新。

受害者是商场女服装部经理，现年四十五岁，据她周围的人说，她为人正直、公道、性情随和、家庭和睦，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不可调节的过节。警方仍在对案子进行深入调查。

我放下报纸，站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饮尽两杯酒之后，画面连贯了。二十一岁的偷袭者从急诊病房离开后，就静静地酝酿一个阴谋。决定着手她的谋划是律师失败之后。芝加哥导报拒绝声张正义，让她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多日的跟踪使她得到了女经理的行动规律，发现她在最后一个下班来到停车场时，无人看守的巨大停车场已荒凉如无人区。只要出手收手神速，偷袭是有把握成功的。偷袭者飘逸地出现在那个白人们引为自豪的住宅区，等待商场打烊。接近打烊时间了，女孩怕自己到时万一心不够毒手不够狠而饶过女经理。因此她跑进一家连锁超市，买了一把德国厨刀。一百七十元一把，对她来说是小意思。超市没什么顾客了，收银员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拿起尚未装进塑料购物袋的刀就跑，火红的发梢飞扬，如同红色的蛇信子。这正是购物中心打烊的时间。再过一刻钟，女经理就会出现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女孩已跨出了超市的自动玻璃门，身后传来一声吼叫：“等一下！”女孩回头，见那个肥胖的收银员在收银里挖着什么，一边说：“还没找你钱呐！”女孩红发一甩，大小姐派头好极了，说：“不要了！”她人已经在十几米以外。

女孩买的这把德国厨刀让她行动起来很迅捷。几分钟后，她喘着粗气退进灌木丛，看着皮开肉绽的八成新“Ford”，她原来担心自己会害怕，现在发现是过虑了。她从巨大的书包里抽出那根早已准备好的木棒。从小就打网球、骑马的贵族女郎身手如同年轻的雌豹，步伐毫无声息。那木棍打在女经理后脑勺上，一种女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坐力导入她的全身。世上不会有比这后坐力更刺激的事了。她看着向前趴去的四十五岁女人，幻想她不纯的白种血液流了一车。不纯的白种血统对纯粹白种血统的醉心是女孩极熟悉的。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黄孩子们聚在白孩子学校围墙的外面，墙内最琐碎无聊的事，也被他们想得神奇。年轻的凶手迅速离开了她的猎物，一面把凶器放回大背囊里。她所有的名牌都比白孩子们高档，而她知道她永远是个黄孩子。

我在网上查到一所私立高中，那里急需教现代舞的教员。一个小市镇，在南加州，据说他们的生源大部分是亚洲的贵族子弟。成百上千的吴川，被关在古城堡似的校园里，成为白孩子们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依恋芝加哥，可是难道我在十多年前不依恋故国故乡吗？我总是选择远行，或说远行总是选择我。

去面谈之前，我把我可能的远行计划告诉了吴川。她说那种学校糟透了，大鱼吃小鱼，没得吃就吃老师。她还说无论谁在那种学校都会在情感上窒息，最后情商降到零。总之她说了那学校一大堆坏话，希望我重新考虑。

我在她公寓的门口突然说：“对不起，做你姐姐我的情商也等于零。”

她没有答话。

我总是在她的淡然面前着慌而把话说过头。我说：“你和我一块去西部，在那里找个学校，不好吗？”

她问：“为什么？ ”

我死咬住那句“我舍不下你”，羞臊地把脸避开。忽然间，我找到个所以然来：“你在这儿不安全。说不定会侦察到你的。”

她知道我指什么了，但表面是一如往常的淡泊。面谈成功后，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她。她在手机里慵懒地说：“祝贺你呀。”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个读《中国旅游》杂志的男人。起飞不久，他问我云南的石林是不是有画片上这样壮观。我说比画片上壮观多了。他看我一眼。一个拉丁后裔，纤巧的骨骼，一对巨大的黑眼睛充满不快乐。他问我是否是和我男朋友去的。他们再不快乐也要调侃。我说我根本没去过。但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处风景都是实地胜于画片。我见他入神地看着我，我加上一句：“你不会失望的。”他说他是个幼稚的中年人，对什么都存有梦想。他女儿十四岁时就说他没希望成熟了。我说他女儿到了二十岁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她将成熟一大截子。他说女儿昨天二十岁了，可还是这样说他。他刚刚应邀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他的前妻因为他的幼稚而受不了他。我问他幼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说盼望古典爱情，盼望去非洲丛林学鼓和舞蹈，等等。他是个药物学家，不务正业，上班为了混到退休，好去实现他的幼稚计划。

居然有这么一个傻子，几十分钟之内就和人掏心窝子。

降落芝加哥之前，遇到了大风，气流狂乱。他问我在不在意让他拉着手，因为他不仅幼稚还是个胆小鬼，最怕乘飞机。假如这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他将永远记着给他壮胆的人。在我们拉着手听天由命的半小时里，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从吴川讲到黎若纳，再讲到我胸前的疤痕，以及它几个月前被不寻常地暴露。他问我是不是为此而离开芝加哥。我说远行是我一贯的作风。

飞机安全降落了，他还拉着我的手。他翻到石林那张画面，说：“我想远行到这里，你一起来吧。”

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买两张机票，我们再原路飞回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来的一路话没说完。”

我们分手时他叫我等他电话。第二天我一天都心惊肉跳，茹比、吴川、佳士瓦都给我来了电话，却没有那位《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我设想他在实验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样。那双巨大的黑眼睛快活极了。我憎恨自己，何苦又陷入等待？黎若纳等待吴岱从香港一次次回来，打着为吴老太爷寻找投资机会的幌子来到那座侉与蛮之间的省城，和她偷欢几天。等待让她像我此刻这样烦躁，把一锅沸腾的骨头汤从炉子上端下，耳朵还在听着传呼电话叫人的声音。这时听见叫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锅随手往我的小柜一放，就跑下楼去。那汤面上浮着比汤更烫的一层油。

第三天早晨，我收到的电话是通知我报到的，学校为我买的公务舱机票。我鬼使神差地说：“不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吴川和茹比；吴川“呕”地吼叫一声，就沉默了。我问她几次“怎么了”，她说她得深呼吸一下，高兴得呛住了。我走出门，在灰暗的芝加哥傍晚漫步。黎若纳在我的伤基本愈合之后要和吴岱去香港了。爸把七岁半的我从外婆家偷出来，交给了她。她带我去那家蛋糕店，告诉我最美味的蛋糕并不花哨，是那种看上去古板的牛油清蛋糕。但我坚持点了带大堆奶油玫瑰的蛋糕。吃蛋糕时黎若纳说她自己是个坏母亲，假如我不原谅她，她完全是罪有应得。我似懂非懂，嘴里的奶油变得很腻味。

我回到公寓时，看门老头说有个先生来过。他形容的模样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中国旅游》杂志的读者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但他模糊记着我说的住址。看门老头说他一会儿还可能再来，叫我千万别离开。我在门厅里坐下来，读着律师的催债信。那时我七岁半，跟黎若纳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公园。她叫我坐在草地上。她说：“来，妈妈给你梳梳头。”她拆开我的长头发，用梳子细细地梳，辫成很紧很密的“麦穗花”。这种辫子能维持很长时间。她想这一来我半生都可以省去梳头了。她一边编着我的头发一边哭。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不想走了。只要我说一句不舍的话或原谅的话，她就会把火车票退了，和我一块回家。可我一声不吭，所以她不可挽回地给我编了一根永久性的辫子。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倔，把眼泪忍住，说出我的依恋，也许我告诉《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有关我的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我眼睛朝掌灯的大街上看。黎若纳的血流在我体内，让我管束不了自己，创伤累累，爬起来还要找个人来爱。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不顾死活要投入“古典爱情”的。我难道比那个干傻事的吴川好？黎若纳在二十多年前为她女儿梳辫子时险些辜负吴老少爷。这时我希望黎若纳还是抛弃我、爸、外婆，不然就没了这个和我争吵、惹我担心、不断干傻事的吴川了。

Jasmine’s Last Day /
茉莉的最后一日

一幢、一幢、一幢相似的小楼数过去，第二十八幢里就住着茉莉。茉莉后面还有两幢楼，街就没了。接壤的是一大片杂树林，叫橡树公园，乍看一个人影也不见，据说里头干什么的都有：有杀，有奸，有劫，连同野餐的、游戏的、男欢女爱的。有条自行车小道给你走。不久郑大全就从这条小道上来，找上了茉莉。

茉莉八十岁了。从七十八岁那年，她就没跟人讲过话了。电话上讲话也是一两个月一次。茉莉主要是和她的医生交谈，每回都是同样的话：“感觉还好？”“还好。”“一定要按时吃药。”“药方我已经给你寄去了。”“我收到了。”“买药有困难吗？”“不困难的。”这个国家样样都方便的，因此省了你讲话。茉莉一个月出去买一回食物，配一回药，只要你有钱，不需你费事讲任何话。

茉莉的钱是丈夫留给她的，还有这幢房，还有那辆车。只要不活过了头，茉莉的钱够花了。茉莉还有些首饰，够她慢慢卖了添到物价飞涨的差欠中去。总之，茉莉活得跟没活一样平静。吃饭读电视预告，吃甜食看电视，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也不要紧，可以成宿成宿地看电视里推销东西：衣服、首饰、工艺品，见终于有了买主，她便惋惜一声：能信推销员的吗？上当啦，你个倒霉蛋儿。

正看着十点的晨间新闻，茉莉忽然想起药还没吃。那是治疗她心脏的药，不吃，很快就显出它的灵来。但她跟自己商量：等把这段节目看完吧。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茉莉吃药一向是教条地准时。今天她却破了这教条，她根本意识不到它所含的某种宿命意识。

走到底楼还不停，再往下走，便是郑大全的住处了。地方很潮湿，潮渍在墙上画了地图。郑大全妻子就从隔年的挂历上剪些图景、人像贴上墙去。但不久人像的脸就给潮得扭曲起来。

郑大全是干推销的，一早就背上大包的产品介绍出门。妻子兜着大肚子送他到门口，说：“少背些！你以为有人会看它？”

郑大全笑笑，在她枯焦干瘦的脸上啄了个吻。

在亮处妻子才发现丈夫的西装上有几处油污，领圈磨得能看见里面的麻料里。这西装绝不止二手货了。她没说什么，只问他身上还有没有钱。

“你呢？”他反问。

“你要多就给我几块，一会儿买菜去我怕不够。”

他让大包压得人斜在那里。从皮夹里抽出唯一一张二十元，皮夹口躲开妻子的眼。

“你没了吧？”

“还有。”

“早点回来，晚上咱吃饺子！”她隔着七月身孕的大肚去够他的嘴唇，“吧咝”带响地亲了他。他俩一向很要好。

郑大全已走到街上。他心里使着劲：说啥今天也得推销出一件去；说啥也不能让人拿门缝夹我一会儿，不等我话说完，就把我挤出去。得在妻子分娩之前搬到稍微人味些的地方去。

车跑起来时，他忽然来了股快乐，似乎预感到有那么个老茉莉等在他前头。

茉莉其实早从电视上跑神了。她想到这天是她八十岁生日。二十岁时她嫁给路易。路易那时黑头发，不像她，发色完全像金子。他要活到现在，会跟她一个发色了，银灰的。她跟着路易去过亚洲，之后是把全美国住遍了。因此她没朋友，习惯不同人热络，否则住不久离开，你是记着他们好还是忘了好？她不喜欢拖着许多记忆——明知这一世不再见了，干吗去麻烦自己？又是信，又是电话，年末还得圣诞卡。路易说：“圣诞卡总他妈的免不了吧？”他便整盒的卡买回来，打字机前一张张打发，脾气大得吓坏人，似乎那些收他卡的人逼他做这劳役，躲也躲不掉，赖也赖不掉。他们知道你还活着，怎么可以不收到你的卡呢？到现在偶尔还收到寄给路易的卡。他曾经以圣诞卡做了太多“我还活着”的声明，因此他死了十年人们也不拿这死当真。

将电视音量调低些，茉莉起身去吃她的药。能感到心脏的饥饿。可半道上，她却听电视里说，前总统尼克松病危，茉莉愣住去听，再次把药给忘了。

一扇门上开了个方洞洞，里面是张拉丁种的女人脸。

“找谁？”女人问。

郑大全伸头缩颈地笑笑：“送东西的。”

女人说：“把东西留在门口，你可以走了。”

郑大全再打个千儿：“这么回事——我们公司新出的一种产品……”

女人说：“我没有的第一是工夫，第二是钱。”

“正好啊！新顾客有百分之三十折扣，还可以分期一年付款……”郑大全想抓紧时间多说些词儿。

女人“嘭”地一下关闭了那方洞口。

郑大全只好再次捺门铃。

方洞又打开时那女人说：“你再按一次门铃，我就叫警察！”

“对不起，对不起！”

“你按了三次门铃了！”

“两次……”

“三次！”

郑大全马上说：“好吧，三次。”他只能先输给她。他低头从包里拿出一册产品介绍，再抬头时，那方洞又闭上了。里面的话是讲给他听的：“如今的推销员都这么有侵略性，像盗匪！”

郑大全想拾块砖头照那门砍过去。想想还有老婆，算啦。在外头给人气死，一想到家里等着个黄脸娇妻，也就能自个对自个说句：“拉倒吧。”他将那份“产品介绍”顺门缝给掖进去，走不远回头，见那东西已给掖了回来。他立定，冲那紧闭的大门庄严地竖起中指。

郑大全对那女人竖起中指，心中念道“操死你，操死你”的时候，茉莉正在满屋子找她的药瓶。她从不乱搁它的，却常常找不着它，不好，这回竟找了一个多小时。她自然不知道郑大全今儿是拿她做最后一个攻击目标了。

中午了，郑大全一宗生意也没做成，他饿了，背着大包从橡树公园朝茉莉走来时，感到太阳光暗一瞬明一瞬。

茉莉开门，见门外站着个东方男子，方脸，细皮肤，身子与头比，似乎又小又单薄。

“你好？”郑大全微笑，鞠一躬。他马上认定这个白种老太婆内心暗藏的对于他的邀请。

“请问……”茉莉微笑，尽量去想十多年前某种微笑是怎样摆出来的。

“我是在做一个考察……”

茉莉点头，真拿他当回事了。

“噢，这是我的名片。”

茉莉只得伸手去接。上面印着什么脊椎神经研究中心。就是说这个模样清秀的东方男子是一位科研人员。不过茉莉仍觉得与他谈话的道理不充足，她已想不起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正缘起是什么。

“谢谢。不过……”茉莉开始关门。

“您别关门呐！”郑大全说。

“很抱歉……”茉莉的微笑开始萎缩。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郑大全吼起来。

茉莉吓得精神也涣散了一瞬，竟听了他的，把门开到原先的程度。

郑大全自己也给这吼弄怔了。但马上老起脸皮，将她看住，眼光是关切甚至是孝敬的。茉莉好久没经受这样的注目，吃不消它所含的温暖。

“我想我应该好好跟您谈谈。”郑大全说，“我可以进去慢慢说吗？”

“不。”茉莉很不含糊，虽是微笑着。

“那好。我一下就看出您的右边肩膀不舒服，是您的床引起的……”郑大全开始讲床与人的脊椎神经的关系。他今天的英语很帮忙，虽然满是语病，却毫不打疙瘩。

茉莉不知道他完全是在豁出去地胡说。她神情认真了，心想，他竟断出我右边肩膀的病痛呢。他却停住不往下多说了，知道自己的瞎话说中了她。但多说就要走板。人活长了脊椎都出麻烦，麻烦多半影响肩膀。反正人一共两肩膀，你说哪一边都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几率。

“你说得挺对。”茉莉说，“不过我不会买你的产品。”

“能让我进去喝口水吗？”郑大全问。

“不。”

“我真是快渴死了！”

茉莉微笑：“这不是我的错。喏，那边有个咖啡店。”

还是完了，郑大全想，他妈的，他奶奶的。

“再见。”茉莉说。

郑大全见茉莉真的就要拿门给他挤出去了。他猛地把两根手指往前一送，正让门挤上。他“哎哟”一声惨叫。

茉莉慌了，大敞开门。郑大全疼得抱住手指头，一脸都在抖。

“实在对不住！没注意你的手……”

“没事，我自己也没注意！”他心想，这苦肉计并不是预谋，是急中生智。

茉莉几乎搀了他进来，生怕他真伤着了，请她吃官司。郑大全这才看清整个的茉莉。她身上一件邋遢的睡袍，一双踩塌了帮儿的鞋。房子很小，气味却很大，是那种孤苦、灰心、活得不耐烦的气味。茉莉请他坐下。他没有，口里直谢。我他妈上这儿干吗来了？唯一能向她推销的，怕是骨灰盒。他将那一大包产品介绍卸到沙发上。紫红的丝绒沙发上每只方垫都被屁股坐成了光板，还沾了些银灰的、蛛网般的枯发。他决定不喝茉莉从水龙头里接给他的水，万一他碰了这房子任何东西，可得记着洗手。

“请坐呀。”茉莉说，将一杯水搁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另一只手把各种纸、账单、减价广告往一边刨了刨。手指上的钻戒闪几闪，像只贼眼珠。

郑大全的目光跟上了它。他想，她并不穷到发臭的地步，她仅仅是活腻了，并不是活不下去。不像他和妻子，活得一身劲头，可就是时时活不下去。

茉莉不知道她的假钻戒给了郑大全那么多希望。她头绪颠倒地向他讲起足球赛、台风、尼克松病危。她猛然意识到多年来淤积的话早堆到了嗓子眼儿。

郑大全并没听见她在讲什么。他浏览这房，它有两间卧室，地下室一定还有一间。妻子要生了孩子后，这套房给他三口子住，正正好。想着，他随口问：“您一个人住吗？”

茉莉说：“我丈夫还没下班。”

“噢。您丈夫在哪儿上班？”

茉莉抽象地一指：“不远，路口那个警察局。”

“噢，真棒。”郑大全应着，心里笑得要呛死。您这把阳寿了，丈夫做警察祖宗？

茉莉又没头没尾聊起路易随军队在菲律宾驻防，曼谷的寺庙和茵香叶儿。郑大全诚恳点着头，一咬牙，一横心朝那死了的、腐烂了的沙发上坐去。

茉莉渐渐活泼，口舌也灵巧起来。她这才了解自己：她放进这么个陌生人来，是想把他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子沤臭的话。

郑大全伸长腰去那大包里翻什么。

“你拿什么？！”茉莉问，戴戒指的手窜向电话机。那上面装有自动报警装置，只需撞它一个部位，警察们就会朝这儿上路。这时她看清他从包里拿出的是一本册子，是本印得精美的产品介绍。她出口长气。

“您的右肩情况很糟。”他用类似风水先生的低回声音说。

茉莉下意识以左手抚摸右肩，听他讲解印在那滑亮的印刷品上的床如何神奇：“看这儿，这是按摩器，一开这个按钮，它马上就会动起来，给你背上来‘马杀鸡’！一次人工马杀鸡你知道多少钱吗？”

茉莉笑笑，表示不想知道。

“五十到七十！”郑大全扬高了嗓门道，脸上是种激烈的煽动，“最贵的到一百呢！一小时，一百块！想想看，假如你有一张这样的床，每天能给你省多少钱？！算你每天只‘马杀鸡’两钟头，算算看，一天能省你多少钱？”

茉莉无神地看着他，意思是你高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

郑大全从怀里掏出一只小计算器，忙不迭地在上面按一通，把它亮给茉莉：“看，是这个数！你一个月能省三干块！”

“噢。”

“三千块呀！”

“三千块。”

郑大全看着她，发现她心一丝也没动。不过他不打算放弃，妻要生孩子了，孩子一落地就是钱。你可不能撤退，好歹是攻进来了。“三干块呐！”他感叹得那么深切，眼睛死等着，等她问价儿。

茉莉想也没想去问价儿。她只觉得侥幸，因为这陌生男子不是个匪徒。什么科研人员？你是个满身嘴皮子的推销员。

“你替你母亲买了吗？”她随口问道。

“我母亲？我母亲在中国，远着呐！”郑大全淡淡地说，“跟她有七年没见了。”

“七年？！我的主！”茉莉对这话题兴趣大多了，“我儿子活着的时候，每年回来看我一次，有时回来两次！……他得脑癌死了，死的时候和你一个年纪——你多大？”

“三十了……”

“怎么真是一样年纪？他死的时候刚满三十！”

“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您就这一个儿子？”

“就这一个。你能相信吗？他都死了三十年了！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茉莉撮起三根手指头，对它们一吹，如同驱散一朵蒲公英。

“可不。”郑大全满肚子别的心事。

茉莉发现他有眼无神的样子，便问：“你母亲在上海吗？”

“不，她在北京。”

“不过我喜欢上海！”茉莉说。她不知不觉露了原形：多年前一个无知却偏执的女子。“上海怎样了呢？还在吗？”

郑大全摸不清头脑了：“上海怎么会不在？”

“从日本人轰炸上海，就再没听到上海的消息了。我去过上海，整个上海像‘百老汇’！”

“对对对！”郑大全有口无心地说。

“你住上海什么地方？”

“我住北京。”

“可是我喜欢上海！”茉莉脑袋一挑。半个世纪前她这副神情是很动人的。“你能相信吗？那时我还学会一句上海话呢！”她调动着干瘪的嘴唇，把它们圆起来，又扁下去，不行，她咧出无疵的假牙笑起来：“不好意思！肯定会学不像……”

郑大全觉得一腔内脏都饿得乱拱，发出很丑恶的声响。他想，把这桩推销做成，马上去吃个九角九的汉堡。

茉莉并没察觉郑大全的笑与搭腔都是在为他下一次进攻做准备。她只认为这推销员的笑十分友善体贴。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一张脸如此近地对着她，容她尽兴地东拉西扯。

郑大全急得出了汗，却怎样也插不上嘴。老妇人的话似乎是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此刻全从嘴纺出线来，有的纺呢。妻子这时一定边做活边看天色，一分一秒地在巴望他。妻子七月身孕就那么坠在大腿上，拼装出上百件塑料玩具，直到腿肿得如两截橡皮筒。他非让这老洋婆子买下一张床，她已经耗掉他四小时了！

茉莉停住嘴去想一个词儿，郑大全马上将“产品介绍”推到她面前：“你瞧这个——”那一页满是人的相片：“这些人都是被这床治好了脊椎病痛的！”

茉莉看了他们一眼，说：“是吗？”

“比方她，根本站不起来！自从买了这张床，奇迹发生了……”

茉莉见他手指点着的是张老女人的相片，穿一身“比基尼”，在一棵棕榈下丑陋地扭着臀。

“她是谁？”她突然问。

郑大全一怔：“不知道……”

“你认识她？”

“不认识。可是……”

“你不认识她怎么能相信她？”茉莉语言激烈并很带辩争性，“你不认识她，怎么知道她不是给雇了去瞎说八道？！”

郑大全想，真他娘的，这老太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愚钝温顺。

“这绝对是真的，绝对！”他说，眼睛凶狠起来。

茉莉忙向后撤身子，靠到沙发上。“好吧，”她无力地说，“就算是真的。”

“你看，它还可以自动升降，变成任何角度，适宜看电视、读书……”

“我从来不读书。”茉莉打断他。

“那好，读杂志……”

“杂志也早就不读了！”

郑大全火上来了，烦躁地嚷：“那你读什么？！”

茉莉惊得吞了声：“我……我只读账单。”

“好吧，你可以舒舒服服、享享受受地读你的账单！”

她看看他，畏缩地：“好的。”曾经儿子冲她嚷，她便是这样忍气吞声，怒而不敢言。

“像您这样的新顾客，公司给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不过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三十。”

“谢谢……”

“不用。百分之三十是相当可观的了！”郑大全又在那小计算器上戳着，“您瞧……”

茉莉只得去瞧。她心里却想，我说什么也得马上吃药了，心脏已开始闹事。但她不能走开去找她的药瓶，让个陌生的推销员盘踞着客厅，自己走开，谁知他会干出什么来。退一步，即使药就在手边，她也不会当着外人吃它。在她的观念中，吃药不是一件可以当众做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病是一个人的隐私，当众服药，等同于当众剔耳朵挖鼻孔修足趾。茉莉属于那类不憎恶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人，她不知道有她这种观念的人基本上死得差不多了，她是仅剩的。她焦灼地捏了捏手指，它们已开始打战。

郑大全感到饿得要瘫。忽然，挂在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叫起来，赶忙一看，是妻子在呼他。他屁股往电话方向挪一步，问茉莉：“可以借您电话打一下吗？”

茉莉答：“不可以。”

“我妻子怀孕七个月，我怕……”

“那你马上回去吧。”

“我得先打个电话，看她是不是没事……”

“换了我，我现在就回家。”她将电话机挪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郑大全咬咬牙关，决定拉倒，电话不打了。他不能在节骨眼上放了老太婆。

“刚才忘了告诉您！”他拼命往嗓音中添加神采，“你这样的老年顾客，另有额外的百分之五折扣！这样你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折扣！”

茉莉在沙发上越缩越矮。她想，这人前脚走，她后脚就吞药片。

“这样吧，”郑大全说，“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五，凑个百分之四十折扣，怎么样？”

茉莉求饶地摇头，她脸上出现一种长辞般的疲惫，以及由疲惫而生的凄婉。郑大全心想，我可不能可怜她，可不能！再加一把劲，就是彻底征服。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再次叫起来，他不去理会。他不愿在成功之前分心。

“三千六，去掉百分之四十，”郑大全在计算器上飞快戳点手指尖，“两千一百六！算你两千块好了！”

“两千，”茉莉耸耸肩，“那可真不坏。”她脸上没有任何向往。

“你给两千，这床就是你的了！”

茉莉感到心脏像给什么重物压住，正横一下竖一下地挣扭。她伸颈子喘一口气。

郑大全注视她，觉得她大喘一下是下决心的表现。他觉得事情终于是可以再进一步了，从口袋掏出一支笔、一本收据、一张保险维护单。就在这当口，他一阵眩晕，险些照着茉莉怀里一头栽去。磨嘴皮子是非常残酷的事，对于他和她是同等残酷。他知觉自己脸上仅有的一点人色全褪尽，连十个手指甲也灰白灰白。

“不。”茉莉说，“两千？不。”

他想上去掐死她，但他仍拿惨无人色的脸对她笑，说：“那您说您愿意付多少？”

“我……”茉莉再次耸耸肩，“两千块买张床？不，让疯子去买吧。”

“我可以给你再降一些价。给你对半打折好了！”

“我的床好好的，三十年了它一直好好的。”

“三十年了！三十年你没换过床？！”郑大全叫唤起来。其实他和妻子的床是大马路上拖回来的，少说有五十年了，两人上了床情不情愿都往一堆滚，做起爱来床比他俩还忙。“三十年一张床？难怪它拧您的脊椎骨！”他大惊小怪嚷着，同时人瘪在沙发扶手上，起不来了。

连茉莉也看出他的变化。

“你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看上去不像没事。”

“就是……非常非常地饿……”他迟钝地把眼珠转向她，“从早晨到现在没吃过一口东西。”

“可我不会给你晚餐吃的，”茉莉以她善良的褪光了睫毛的眼睛真诚地看着他，“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吃晚餐。”

“我不会吃您的晚餐。”

“我不吃晚餐已经习惯了。有时我会喝一杯牛奶。不过我得抱歉今天我牛奶也不会喝的。抱歉。”

郑大全沉缓地点点头，表示心领了。他感到那阵突袭的虚弱已将过去。

“怎么样——我给你百分之六十的折扣？”

茉莉感到心脏一点点在胡来了，非得立刻吃药了。

“我说过我暂时不需要这床。”她说。

“其实我给您百分之六十折扣，我已经一分钱也没得赚了！”他说，摊开两只巴掌。

“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郑大全骨碌一下爬起，将小计算器给她看：“一千四百！只要一千四，床就归你了！”

茉莉闭上眼。郑大全敛息等待。她睁开眼，他马上问：“付现金还是付支票？”

“我说过要买了吗？”茉莉说，已不再亲善。

“是我听错了？”

“很可能。”

两人都被折磨坏了。天色近黑，郑大全已不记得裤腰上老婆呼叫了多少次。

“听好，我再给你添百分之十的折扣——一千零四十！”郑大全将脸凑到她跟前，没点灯，他想让她看清他脸上的诚意和狰狞。

没有眼镜茉莉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拉亮灯，叹口气说：“天哪！”

“一千整！”

“假如你肯降到六百，我就买。”茉莉说，心想，这下我可安全了。

“六百块，您让我赔本呐？！”郑大全喊道。

茉莉笑。好了，你死心了，可以让我清清静静吃我的药了。她撑着沙发扶手，半立起来做出送客姿态：“大门在那边。”

郑大全站起，环顾一眼这座活坟，想到自己一生最精华的一段中有七个小时被糟蹋于此了，他突然看定茉莉，带些悲壮地说：“好——六百就六百。”

茉莉彻底痴呆了。

“六百！听清楚了吧？这可是您自个儿说定的价！”郑大全听见自己的嚎。

茉莉咽一口干唾沫。天黑尽了，外面。她已看出他想掐死她的热望；在这七小时中，这热望不止一次地涌上这东方青年的心、身、两只虎口。她开始在茶几上糟七糟八的纸片里翻找。郑大全盯着她。她加快翻找的速度。支票簿终于浮现，她小心地对郑大全看一眼。

他递上自己的笔。他胜了。他得逞了。没赚多少钱，可还是得逞了。看着这风烛残年的老妇颤抖着手撕下支票的刹那，他拼命克制自己那突然迸发的同情。

茉莉将支票递向他，小小一页玩意儿抖得如同暮秋风里的蝉翅。

郑大全刚离去，茉莉已感到自己的奄奄一息。在刚才兜底翻覆的杂色纸堆里，她发现了药瓶。她将它抓在手心，正要拧开瓶盖，想起一件更要紧的事。她拖过电话机，按了银行的号码，那头是个机器声音，请她等候。茉莉却没有力气等了，对那头喜气洋洋的机器声喊道：“取消……取消……”她想告诉银行取消那张刚开出的支票，却怎样也凑不出足够的生命力将这句子讲完。她横在了沙发上。

郑大全一路飞车到家。开门撞上二楼一位女邻，她正从她家出来：“你你你怎么回事？”她以食指枪口般指住他：“晚啦！打你的寻呼机，你怎么也不回话！你妻子去医院啦！”

郑大全那磨去一层皮的嘴霎时成一口洞。

“大出血！早产！没看这地上！”

地板上是一路血滴，从他的地下室延上来。血还鲜着，灯光里晶闪闪的。

A Riddle in Las Vegas /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Las Vegas，我们念：“拉斯维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维——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维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维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头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维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的沙漠，那温暖的千古荒凉，决定扎下帐篷。“拉斯维加斯”，他们念着，微笑了，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摆开赌具。

从此，叫作拉斯维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时他对我只是考察团的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露出白衬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唯一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这‘拉斯维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维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维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两根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个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派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噼噼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地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绝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意儿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下来了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过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待一阵，待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儿”。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绝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间屋跑到另一间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子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作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瑕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的（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啰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了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刷刷”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现代轿车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唯一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机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哎，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绝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他戒了烟，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你不该付我钱嘛！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领口也松垮了。他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笼罩着她，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否则便太不具体，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魅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话很少，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总要从座位上起身，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头还要低一下，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上来，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呐！”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你那点钱够他赌几次？他每星期五去拉斯维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唯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对她说，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两千五百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你想让我还？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老薛是老薛，她是她。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艾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不管老薛怎样堕落，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去敲门，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思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贫瘠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指甲足趾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儿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挨，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两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的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笞。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疚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疚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唯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两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噢，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千五了。”

艾丽丝一扬柳眉：“哟，是吗？”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绝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五百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 Time”，不再是“Part 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儿。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The Lime Bird /
青柠檬色的鸟

二楼的屋盛了一年的空寂。是香豆去了留下的空寂。一直没人肯租那一间朝南的屋。每次来租屋的人都嫌屋里有气味。那是香豆在里面变老、脱发、偏瘫、最后咽气的味道。洼憎恨人把香豆遗在人间的一段新陈代谢气味叫臭。

洼去了佛罗里达参加中的葬礼，同中的侄儿侄媳住了一个礼拜。中是洼少年时一同搭船来美国的朋友。洼该在中的葬礼一结束就回旧金山，那样就不会同香豆错过了。洼的机票是顶顶价廉的那种，规定他住一个礼拜。洼也知道中的侄儿侄媳恨不得洼住到马路上去。其实洼是住在马路上，除了晚上回中的侄儿家去睡觉。洼总是对中的侄媳说自己在外面吃过晚饭了。其实侄媳并不认为洼在哪里吃晚餐是她的责任。就那样把香豆错过了。回来时在波特莫斯广场拉胡琴和下围棋的半熟人都说洼一定度了个很好的假，脸色“炭”[1]得多时髦，一定是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四仰八叉晒了整整七天好太阳。洼没纠正他们：那是他不得不在马路上“炭”的。洼总是微微一笑。洼的这个略带悲伤的笑容使洼有种文雅的气质。这些同洼认识了多年的人始终没有把对洼的一半生疏在相处中去掉。这其中也有洼自身的原因，洼不知如何将他与人相处中熟识的一半发展开去。还有个原因只有香豆知道，就是洼的灰色眼镜下的眼睛实质上已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的失明，而眼镜也只给洼百分之五的视力。熟人在这视力中都是半熟的了。

一年前的五月，“炭”得油黑乌亮的洼回到他的屋。他的屋在一楼，头顶一片菲薄的天花板之上就是香豆的屋。说是说一楼、两楼，其实香豆住的是和地面平齐的层面，洼的屋低于街沿七八个台阶。从佛罗里达回来的洼白天夜里听着一层天花板之隔的香豆，然而却连最细微、最轻柔的毛巾软底鞋一步一拖的声音也没了。也没了香豆拉抽水马桶、木梳坠地的声音。总之是那些细琐声音中香豆的日常生活规律、寝食习惯；那声音中香豆的扫扫抹抹、侍花弄草的癖好都没了。一个礼拜后，没有了声音的香豆令洼心焚起来。他打了十多个电话上去，老式电话铃回声四溅，连隔着一层天花板的洼都觉得炸耳。洼叫来了房东，房东提着啰里啰嗦一大串钥匙打开了香豆的门。门一开，一股浑厚的气味像一堵墙似的朝着人倾塌而来。清淡的香豆，静悄悄的香豆，却有如此壮阔的死亡气味。死亡的气味竟如此有力量，击昏了乍入室的房东。洼不太懂房东的意大利英文，只懂他在诅咒死老太婆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自作主张死了。整个屋都是发了酵的香豆的死亡，房东雇了一帮人来清除气味。那帮消防员似的人来了三四次，仍是徒劳，每个租房者都嗅得出那中国老娘生前死后在这屋度了多久。洼就在那天接管了香豆的八哥杰米。它已经奄奄一息，钩子形的鸟啄冰冷。洼眼看着它一点点有了体温，开始进食，洼有点觉得它是复苏的一部分香豆。

洼憎恨那些一口一个“死老太婆”的人们。在洼心里，香豆就是香豆，是他初识她时的年轻女子，是他每次出海回来隔着马路观赏的婀娜地走下圣玛丽教堂台阶的中年妇人。

直至一年之后，洼终于在一个下午听到了香豆的屋轰轰烈烈地搬进一家人来。两口子和一个八岁男孩。男孩叫佩德罗，长有一双典型的墨西哥大黑眼睛，过分的大而黑使男孩的面部表情总是带着轻微的恐怖。男孩佩德罗不像他父母那样壮硕，似乎也将不会有个壮硕的未来，因为他似乎始终被那沉默的恐怖燃烧着，消耗着。在洼仅剩的百分之五的视力中，这个八岁的墨西哥男孩异常美丽。他看不见佩德罗经过缝补的兔唇。缝补是粗针大线的，因此佩德罗的人中远远偏离了他绝对垂直于地平线的鼻梁。这就使佩德罗在不经意瞪着某人或某物时，神情中有了点作祟、阴险的东西。这些在洼剩余的那一丝视觉中，都是被滤掉的。洼只看见一个长着大黑眼睛的美丽男孩。

从此洼的头顶上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活。香豆以气味对于那居处的占据，顿时被辛辣的墨西哥烹饪给灭除了。香豆生前的宁静、那每一细妙响动之间长长的静止被欢乐的墨西哥音乐、飞快的西班牙语言所填满。香豆的床早被扔了出去，现在这张床夜夜都热情奔放地响，咕嘎咕嘎咕嘎，床垫中所有疲惫的弹簧都在拼死屈伸，支撑它上面的伊甸园游戏。洼想，佩德罗这时会被安顿在何处？很快他弄清佩德罗隔着一层布帘间接参与到父母的活动中。正如洼隔着一层薄薄的天花板插足到这对健康男女的正常生活中去。洼认为那一定是欢乐的，他错过了一生的很大一种欢乐。

洼和佩德罗的情谊是从八哥杰米开始的。八哥跟了香豆有十年了，话是香豆一句一句教的。香豆的细语和耐心使脾气颇大的八哥杰米在两年内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五年内学会了“早安，晚安，我爱你”。到了第七年，八哥杰米已经完全是一口香豆的英语，带汕头口音。香豆死后的八个月，杰米一声不吱，复活节前的一天，它突然口若悬河，洼有一句，它有十句等在那里，电视上报告天气预报，它竟也学会了，带点人的怪腔说：“旧金山海湾地区将有小雨……”

一天洼开了窗子，见佩德罗站在窗边。男孩已经站了很久，大黑眼睛穿过屋内的阴暗瞪着那只青柠檬色的鸟。洼说：“你要进来和杰米说话吗？它会报天气预报。”男孩马上不去看鸟了，冷冷瞟了一眼洼的灰眼镜。男孩大致看出洼的孤苦、贫穷和趋于完整的失明。他看出洼是以那副灰眼镜化装。佩德罗又仔细看看洼屋里的每件陈设，再去看墙上挂的杂七杂八的丝绒画、招贴画和一个黯淡无光的铜航标，它是从一艘废船上拆下来的。佩德罗还看见高高的一堆旧物，其他东西都看不清，只看见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搁在一大团旧电缆上。佩德罗对洼屋内的气味颇熟悉，他母亲常带他去“救世军”店铺，那里就是这股墓穴般的气味。洼看出佩德罗对自己严肃地产生了兴趣。洼没有过孩子，所以洼不知自己原来会如此强烈地喜爱一个像佩德罗这样的小男孩。

洼觉得佩德罗瞪着那双大黑眼睛如同在观赏百货商店的圣诞橱窗。一个小男孩所能有的贪心和兴趣，都在那双大黑眼睛里。洼又一再以诱哄的语气请佩德罗进来同八哥杰米谈谈。佩德罗点一下头，看着洼笑了。洼当然看不见是什么使这小男孩的笑容那么古怪。几年前缝合的兔唇让洼心里一悸地想，这个孩子的笑是怎么回事？佩德罗在留给洼那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佩德罗被洼邀请进门。之后两人就站在杰米的笼子边，等杰米报告天气。洼一直叫佩德罗耐心一些，他说佩德罗你别急，杰米和你还要有一段相互熟悉的时间。等了两个小时，八哥杰米一直对洼的困窘处境不加体谅，一直保持发瘟般的昏沉状态。洼一再、一再地向佩德罗保证，杰米绝对是一只能说会道的八哥，绝对赛得过电视上逗人哄堂大笑的家伙们。其实洼比佩德罗还失望，洼想，它哪怕讲个“早安、晚安”也好啊！

为了不使佩德罗感觉这一趟来得太亏，洼从那一堆电视机里挑了一只模样干净、不缺一只旋钮的电视机送给了佩德罗。但十分钟左右佩德罗的母亲抱着那只六十年代产的电视机回来了。她不会讲英语，只对洼“Thank you”，同时红着脸直摇头。洼懂得她的意思：她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平白无故从这个陌生的中国孤老头手里接受一个破旧的电视机是什么意思。

洼马上看出佩德罗的母亲肚子里已经有了佩德罗的弟弟或妹妹。偏矮胖的墨西哥女人身上带着一团安居乐业和烧煮晚餐的温暖，这温暖使洼深受触动。女人在门口忽然驻足了，因为八哥杰米开口讲起了“旧金山海湾地区一周内的天气趋势”。墨西哥妇人觉得这是个神奇而叵测的地方——这样一个中国孤老头的居处。洼看见妇人红亮圆润的面孔变成了儿童。她转身对楼上叫起来：“佩德罗！佩德罗！”男孩咚咚咚地跑下来，八哥杰米恰好讲完最后一句。洼听见佩德罗的母亲气喘吁吁地上楼梯，一路都在眉飞色舞地向佩德罗讲八哥杰米如何不可思议。

从这以后佩德罗放学后到晚饭前的时间都是在洼这里打发的。佩德罗的父亲是个花园匠，早出晚归。他的母亲一天要替两家人家清扫屋子，擦浴盆，也要到晚饭时间才能回家。洼明白自己被佩德罗的父母占了便宜，他们把八岁的男孩交到一个免费老保姆手里了。洼更明白的是，真正的保姆其实是八哥杰米，佩德罗一直想听杰米好好地报告一次天气，因此他甘愿待在洼充满阴暗的屋里，甘愿为洼读书。

洼的眼睛无论如何认不清书上那些字了。他叫佩德罗念，他听。洼想，其实佩德罗也像只八哥，吐出的字句和他脑子的理解力完全不发生联系。佩德罗念到“她那粉红色的两粒乳头像两颗草莓糖球”时，脑筋远远跟不上这句话的意义。佩德罗同所有二年级学生一样，不认得的字他们也能够照字母读出大致的音来。百分之八十的词汇都只是被他的唇舌铸轧出个基本形状，这和八哥学舌颇相似。

因此佩德罗不知道自己诵读的这本书是那类叫作“成年读物”的东西。男孩不知道“将嘴唇慢慢送上去，舌尖首先品出那乳头的新鲜”这一句话是指什么。佩德罗不认识也读不出音的字也很多，洼叫他把它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在他掌心上。佩德罗用右手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洼的手掌心顶怕痒的地方写着，整个字形成的过程在洼手心上造成的奇特瘙痒，以及那些暗中排列组合起来的字母产生出的秘密含义，使洼的面孔禁不住漾出笑容。洼在这样笑的时候闭着眼睛，灰色玻璃下佩德罗能看见洼薄纸般的眼皮细小而剧烈地抖动。在佩德罗眼中，这个中国老人此刻的笑是非常怪样的。他问洼刚刚在他手心写下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洼仍是闭着眼，仍是笑，伸手轻柔地抚摸一把他浓黑带卷的头发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了。”

在洼闭着的眼皮里，洼的视力是完好的。佩德罗读出的每个疙疙瘩瘩的句子都在这完好的视觉上形成图景。图景就这样铺陈出一个故事。就是那类千篇一律的色情故事必有的陈词滥调的描写。庸俗拙劣的描写是必须在那里的，不在那里这类老单身汉会很失望的。佩德罗单调的童音持续在洼的耳际：“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她那绸缎一样凉滑的皮肤，感到那柔软的身体已是半溶解状态……”

洼断定香豆肌肤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感谢这书的庸俗作者，他将它兑现成了词藻和句子。二十九岁的香豆走出圣玛丽教堂的圣经装订工厂大门，颈上飘一块天蓝绸巾。她第一次朝洼抬起略带责怪的眼睛。宽松而严谨的裙装下，香豆的身体一定是这样“半溶解状态”。到了四十九岁，洼依然认为香豆是好看的。出海归来的洼总觉得香豆身上招展的裙裾是迎接他的一面旗。洼是不懂得恋爱的，恋爱对于洼就是在臆想中对那具身体产生一些行动。

佩德罗休止在一个不该休止的地方，大黑眼睛缺乏表情地瞪着这个中国老船员。他已停滞了良久，而洼脸上的怪样笑容仍没有浅下去。佩德罗手上的书散发着呛人的霉味，纸页如墨西哥的玉米薄片一样黄而脆。男孩推了推老人，问他是否听见八哥杰米刚才咕哝了一句什么。洼倏然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唯一可见的是床对面的窗。窗在洼的视觉中只是一个白亮刺眼的方块。洼一点也没听见八哥说了什么。

佩德罗说：“你没听见吗？杰米刚才对我说了‘哈罗’！”

洼说：“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杰米高兴起来可以发表演说的！”他要男孩再将刚才的一段重读一遍。佩德罗抗议说那一段他已重复了几十遍。两人扯了一会皮，还是佩德罗让了步。他把刚才的一段做了第四十遍重复，不认得的字还是不认得，还是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往洼的手掌心上写。洼脱落了自齿的牙床不断咬噬，偷吃什么美食似的。“水顺着她的肩流下，流过她的胸，她圆圆的腹，她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之下微微波动起来……”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晦涩词汇，佩德罗幼嫩的食指将它们一一写在洼黏湿的手心。细小的触动使洼情不自禁发出一声低吟。那些被分别刻画在他掌心的字母顺着他的知觉爬向他生命的最核心处，在途中形成它们隐秘的连贯。逐渐地，佩德罗所念的每一个“她”都在洼的听觉中成了“香豆”。“香豆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下微微波动起来……香豆碧蓝的眸子升起一片薄雾……”不对，香豆的眸子是乌黑的，直到她偏瘫的那一年，那些眸子才呈出一点灰色。洼执拗地想香豆偏瘫的身体也依旧优美，肯定不像自己这只皱巴巴的皮囊盛着一套大小骨头。香豆那从来没披露的身体一定如书里写的那样既柔顺又倔犟……

佩德罗此时在他手心写下了那个最秘密最紧要的字眼。男孩带点阴凉的柔软指尖触在了他神经的根茎上；生命和生物最最致死的敏感须梢上，他人打了个挺，把八岁的佩德罗吓坏了。佩德罗以为这个中国老头已进入了垂死状态，先是用书在老人脸上使劲拍打，依然不见改善，慌得他起身便往门口逃。就在同时，八哥杰米也惊得呱呱呱地以它的母语叫起来，一面扑腾着翅膀不断在笼中四面八方地碰壁，一些青柠檬色的羽毛纷纷落下。

洼这时才从沉醉的底部浮游上来，皱纹把他的瘦脸弄得乱七八糟，因而笑容里有了许多痛苦。佩德罗见中国老头没死，断了一口气又续上了。他眼镜滑落到下巴上，两手到处摸索：“佩德罗，书呢？书呢？”佩德罗从地上拾起书，狠狠往洼身上一掼。八哥杰米这时也静下来，侧过脸用一只眼看看这一老一少，然后又侧过脸，用另一只眼再看看这一老一少。然后它口齿不清地说：“佩德罗，佩德罗……”男孩仔细听了一阵，问老人杰米在叫什么。洼听了听，说：“好像在叫‘佩德罗’。”老人这时看见男孩拧歪的上唇掀动起来，变成很大很大一个笑容，牙齿雪白刺眼。

佩德罗纠正八哥杰米的发音，直到杰米把“佩德罗”三个音节都完整地吐出来。这天八哥杰米的脾气特别好，佩德罗纠正它的时候它就静静地侧脸瞅着他，样子急切而专注。佩德罗狂喜地蹦跳上楼，在到达自己家门之前已把有关八哥杰米的号外大声报给了他挺着大肚在灶前忙碌的母亲。惊诧和兴奋使这一向脸色灰白的男孩两颊潮红，更大量的恐怖从他的大黑眼睛中释放出来。他的母亲也被佩德罗稀有的振奋情绪所感染，决定以后天天把佩德罗交给楼下的中国孤老汉去照看。这似乎对几方面都有利。佩德罗的父亲晚上八点回到家时，女人便和他讨论起楼下养八哥的中国老头来。他们在床上紧紧搂成一团，说这个城市住着不少像洼这样的中国老单身汉，他们一生都没有攒够钱娶个女人。男人和女人在这个时候为他们自己的优越处境而倍感幸运。他们搂得更紧，把更大的响动传送到一板之隔的楼下，传到老单身汉洼清澈的听觉中。

洼断定房东没有把香豆死后在屋里停留八天的事告诉墨西哥一家人。房东可能压根连屋里死了个叫香豆的老女人都没说。想到此处一阵自谴：连他自己也在心里把香豆叫作“老女人”了。一个守身如玉的女人不可能成老女人的，洼这样决定了。在香豆四十九岁那年，洼对她说他们该住到一块了。她微带嫌恶地笑起来，看着他，意思说，何苦呢？这样隔一层天花板，有什么不好呢？到了香豆六十岁时，一天，她请洼上楼去她屋，然后她用一支笔在纸上写字给洼看，每一行字都在纸上滑出个大下坡。香豆说：“洼你看，怎么会这样？”她没法把字写在一条水平线上，它们就是一个比一个低地往下滑。香豆哭了起来，洼把她头发稀疏的脑袋捧入自己怀抱。那就是香豆偏瘫的开始。洼在接香豆出院时又说一句：“香豆，不如我们就住到一处吧？”香豆又笑了，右边嘴角向下滑去。香豆的意思是，他们认识得太久了，认识太久的人住到一处会很可笑的。在香豆死后的一天，洼突然悟出，香豆的一生或许也如他一样，是场空等，等的是个洼没见过的人。香豆对那人的空等由于有了洼对她的空等垫底而显得安全而温暖。洼对香豆的空等亦由于她对那人的空等而显得凄美而浪漫。大概就是这么个因果逻辑，洼在那天想明白了。香豆花了半生的闲余时间教会了洼阅读，教会了洼讲水手肮脏话之外的英语。当了一辈子圣经装订女工的香豆死时并不知道她一生最大的业绩是把一整本圣经灌入了洼的生命，并也使洼有能力阅读各种“成年人读物”。老单身汉洼的正派单纯的生活和其他中国老单身汉于是有了点不同。

从八哥杰米学会“佩、德、罗”三个音节的那个晚上，八岁的佩德罗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出现在洼的门口。洼的那本开始解体的、散发霉腥的“成年人读物”已给佩德罗读下去一半。一些重要段落洼要求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读。有时男孩心不在焉，去想八哥杰米哪天才会报告天气给他听。这种时候他就把书念得颠三倒四，于是书中人物的动作也就变得混乱不堪、荒诞不经。洼就会哮喘暴发那样强烈而窒息地大笑起来。佩德罗十分讨厌洼的这种恶劣笑声，在洼这样笑的时候，八岁的男孩有一点感觉到自己吃了这中国老头的亏，被这中国老头给戏耍了。也有一点感觉到洼让他念的这本破旧的书所述的是个什么故事。那些陌生字眼在他一个个拼写在洼的手掌心上时渐渐在他脑际深处拼连起来，一些他不懂得却隐约知晓的意义逐渐形成了。洼越来越多地要求他把那些字画在他手心上，每当佩德罗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洼手心上画动时，洼那几乎疏淡得没了踪影的眉宇间便出现一种更怪样的表情。佩德罗不认识这表情，他不知它是种复杂透顶的舒适和幸福。但是佩德罗已感到每天从他口腔经过的这些句子、词汇大致连缀成了怎样的一件事物。这件事物八岁的他是不懂的，但他的本能是懂的。

洼在感恩节前夕完全失明了。但洼还是能看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白天是一片白色上有些动或静的黑影子，黑夜则是一片黑色上有些动或静的更黑的影子。凭着这点判断，洼戴着他的灰色眼镜，拄着手杖可以到两个路口外的中国菜蔬店去买半打松花蛋和一袋港式全蛋面，或者一袋小白菜、半斤叉烧。洼很少吃他判不出质量的东西。洼也可以自如地走到四个路口外的波特莫斯广场去听人拉胡琴、吊嗓子、下围棋。这两桩事不需要视觉去做的。洼尽量避免做出盲人的动作来：用手杖琐碎地点点戳戳，同时把下巴高高翘起。做过水手的洼觉得那些动作在他身上会很没风度的。他走到离家门十多步时，就听见佩德罗已经等在那里。佩德罗和三个陌生男孩在他窗台上坐成一排，在听佩德罗吹嘘八哥杰米。佩德罗语气明显带有哗众取宠和讨好。他把洼说成是中国海盗，洼想自己的灰眼镜大概挺帮忙营造神秘气氛的。

男孩们一见洼就知道他绝不是中国海盗。他们瞪着蓝色、灰色、棕色的眼睛，看洼走过来。他们相互戳戳捣捣，暗暗讨论洼是否是个瞎子。他们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希望洼是个瞎子，不然洼实在太平常了，不配拥有那么一只神奇的八哥杰米。洼大声跟男孩们打着招呼，然后男孩们鱼贯进入了洼那散发着老单身汉特有气味的房间。佩德罗像主人一样将八哥杰米介绍给朋友们。洼在一边被忽略得很干净。他挂起盲人所特有的明辨是非的悄然笑容，欣赏着这帮兴奋得手忙脚乱的男孩们。杰米毕竟是只漂亮的鸟，并长着一张诡计多端的面孔。

佩德罗连恳求带威胁，八哥杰米就是不肯张口叫他一声“佩德罗”，更别提报告天气预报了。它不动声色地将尾翼一坠，一粒白色的粪落在佩德罗的黑头发上，引得三个同伴快乐了三秒钟。佩德罗将抹下的鸟粪揩在洼的破沙发上，继续软硬兼施地逗八哥杰米开口。最终是杰米先失去了耐心，呱啦呱啦地乱嚷起来，音色稍次于乌鸦，人类强加于它的文明半点也不见了。其中一个男孩打着哈欠说，他想回家了。

另一个男孩说，他也等不及八哥杰米的天气预报了。

第三个男孩说，这是个屎鸟，只会吃和拉屎，根本不会说话，他们到这里来受了骗。

佩德罗急了，说八哥杰米说起话来语法比你正确多了！

男孩说，墨西哥人最会撒谎。

佩德罗要哭出来，他指着坐在墙角的洼说，洼可以证明，我从来不撒谎！洼可以证明……

男孩们打断他说，中国人更会撒谎。

洼听见男孩们一个跟一个地走了。他眼前的一片黑暗中有个更加黑暗的小影子孤零零立在那儿。他走向那小影子，感到那是条正在深刻饮泣的小影子。洼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时不比佩德罗大很多，洼知道这条孤零零的小影子内心是怎样的滋味。六十多年前的洼若有一只宠物如八哥杰米，他也会像佩德罗那样以它去换取一点信赖和友情。这一点八哥杰米是没法懂得的。

当洼的手摸索到佩德罗的大黑眼睛边，摸索着去揩那些眼泪时，男孩猛力甩开了他。甩开了这个整天让他读那些污秽词句的中国糟老头。洼这时看不见佩德罗的眼睛扩张得多么大多么黑，放射出怎样的两束黑暗的恐怖。男孩的脾气发起来竟比八哥杰米大许多。他也像那孤禽一样绝望地扑腾，四面八方碰壁。洼吓坏了，却看不见男孩究竟想干什么。佩德罗扑腾到一个角落，抄出一根木棒照着八哥杰米的笼子便挥过来，两种生物同时发出极惨的“呱呱”声。笼子是铁铸的，古旧了，却怎样也打不烂。洼想告诉男孩凡是老东西都是难毁的。而这时八哥杰米不知怎么从笼中飞出来，腿上拖一条发黑的银链。佩德罗舞着比他自己高、与他分量相当的木棒四处追打八哥杰米。洼凭着听觉去阻拦男孩，却总是迟一步，结果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洼绝不想让佩德罗伤害八哥杰米，他认为过去的半年中有佩德罗，有八哥杰米，有他自己，这是个相当美满和睦的组合。

这个时间离邻居们下班归来大约还有四十到五十分钟。

佩德罗越来越怒不可遏。八哥杰米已飞累了，趴在那早被填了的壁炉边沿上歇息，佩德罗喘了几秒钟突然屏住呼吸，瞄准那鸟便抡过木棒，却听见洼闷闷的一声“哎哟”。

佩德罗看见无数根血注从洼的老脸上流下来，灰色眼镜摔在地上，成了两只空洞的眼眶。男孩愣住了，他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这个中国老头在越来越大的血泊中抽动，发出他听不懂的哀怨之声。

The Landlady /
女房东

一百五十元的房租，老柴直到搬进来还不相信恁好的运。卧室、餐室、客厅、浴室，全归他，家具险些就够得上考究。还有他自个儿的门，朝后院开，进出和房东各是各。老柴觉得这么好的事几乎像个阴谋，除非这房子的女主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在着意施舍。

广告上写的是沃克太太。

因此老柴找上门来的那天，把接待他的白人青年一口就叫“沃克先生”。青年马上笑了，说他只是沃克太太的朋友，叫乔治。接待房客来访这类事，沃克太太不便独自来做，就托给了他。

老柴被选中后问乔治：“租这房的人肯定很多？”

乔治说：“没错。可他们都不合沃克太太的标准。”他突然笑了。什么样的笑呢？像是用来瞒住下文，又像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失口。

标准？老柴心里琢磨，不禁有点轻微的寒栗。这地方太好了，习惯了“不好”的老柴觉得这“好”里终有什么企图。转念又想，我四十八岁一个穷光蛋还怕什么？吃亏上当、遭人暗算也得有条件。

这时老柴在自己的新居转悠。楼上的一点声音是女房东在跟人讲话。在跟电话讲话，老柴进一步判断。从这地下室到她讲话的地方仅隔一道十级的木楼梯。老柴答应无事绝不往上踏。听不清她在讲什么，她嗓音太细。听久了，它变成一个小女孩无意义的呢喃。沃克太太是个小女孩，这假设让老柴觉得荒诞，又荒诞得蛮吸引人。

搬进这房之前，老柴得把一些书先搬进来。开门的是个女人，三十岁样子，老柴放心大胆地招呼：“您好沃克太太！”女人也笑了，也说是受沃克太太之托，她是沃克太太的近邻。

“我就住隔墙的那幢房。有什么事，比如暖气不暖、热水不热之类的，就来找我。”

老柴懵懂地干笑，她马上说：“别去找沃克太太。”

今天老柴就是从这个女邻居家拿了钥匙。

进来时他见门上钉了张素洁的卡片，上面写着欢迎他。桌上放的几颗彩色锡纸包的巧克力以及一枝新鲜的旱芦苇也是欢迎他的。旱芦苇插在一个扁肚旧陶瓶里，竟那么耐看。老柴没敢碰那几颗糖，顿时在自认为属于他的偌大空间里缩手缩脚起来。沃克太太是个很不同的女人，老柴这样想，心里有点敬畏还有点感动。

老柴想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行李里有半打拖鞋，全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全是他每次住宾馆的纪念。每只鞋上都印有某某宾馆的烫金字样。他给几家宾馆搞园艺设计，房间里吃的喝的他一样不敢碰，一碰就会从他的报酬里碰掉一个相当的百分比。只有这拖鞋白给，今天拿，明天再给。拿白给的东西老柴不认为是贪小便宜。

老柴转念又认为穿拖鞋很不妥。沃克太太随时会顺着那十级木楼梯走下来，看望他。房东和房客假如在整个楼道中只见一面，那也该是今天。她不像是那种对穷房客不屑一见的女房东，她把迎接他很当回事呢。他马上系好皮鞋，站起，延伸着自己极有限的挺拔。怎么可以穿拖鞋？头次会晤，在沃克太太面前的是个半老汉子，穿着寒伧，脚下还是一双公有制拖鞋！

老柴走到浴室，用两根手指刨了刨头发。镜子特别亮，老柴发现只有这么亮的镜子才照得出他额角一小片淡色的老年斑。它们是老婆跟他离婚后出现的。老婆把他办到美国，给了他两千块，就走了。连一觉也没跟他睡。他一直配不上这个老婆的，跟她过的十几年、睡的十几年觉，都该算他白赚，都不该是他名分下的，他名分下不该有这个能干、高头大马、不丑的经济学硕士老婆。

“最后一次……”他对老婆低声下气。

老婆差点把他踢下床：最后了，还想再赚一次？！老婆走得非常理粗——我又不是跟别的男人走的。

恰是这一点，最让他想不开：不跟别的男人，何苦要走？难道我比“没男人”还次？！

现在都好了，老柴也习惯了没女人。每天晚上五点到十一点，他在一家餐馆送外卖，白天他上三小时成人大学。学到哪算哪，老柴没野心，而且跟找女人相比，上学本身是次要的。

老柴认为自己在四十八的年龄上模样是不坏了，没有胖也没有秃，几颗老年斑，这样刨刨头发可以遮上，成人大学坚持上下去，总会找着个女人。

一下想到了“标准”。他究竟哪一点合这个年轻（说不定也貌美）女房东的“标准”呢？都是些什么样的“标准”？老柴知道一些，比如，标准之一是非艺术家。艺术家糟蹋环境，闹，白天睡晚上来灵感，吸毒，长头发，爱乱招女人进来等等。标准之二是非年轻人又非老人。之三呢，是非女人。

标准之四是关键时刻能忠实勤恳地帮助沃克太太。

什么是关键时刻呢？老柴想，左不过是挪家具、搬重物的时刻。

一百五十元，老柴一想到就一阵幸福。所有窗子都大半截在地面下，偶尔掠过路人形形色色的鞋。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只要一百五哇。老柴还从女邻居那儿得到规定：只能在早上七点和下午四点用厨房（老柴的地下室没有炊事设备）。每天早上七点把全部植物从露台上搬进来，下午四点再搬出去，每星期三给植物浇水，每星期日清早去买份报，放在客厅沙发上，老柴对这些条件都“yes”得爽脆极了。

后来发现他被应允上楼的这些钟点，是从来见不到沃克太太的。有一次他在上到楼梯的最后一级时，听见大门响，她正巧出去。老柴紧追几步，趴在门的彩色玻璃上往外看，又只赶上一声车门响。老柴认识，那是乔治的车。老柴突然觉得趴在玻璃上、望着车一阵轻烟而去的自己有点惨。

老柴从玻璃上将自己撕下来，钝着眼神，向四周看。沃克太太并不特别阔绰，客厅的陈设都旧了，看得出十分精美的拼凑。木框缎面的一套沙发，颜色败到最顺眼的程度。地毯是浅褐色，呈着细致古雅的东方图案。到处都是灯，每盏灯只光明很小的一个局部。老柴走过去关掉两盏沙发夹角间的灯，他受不了白天点灯的恶习。美国电比中国便宜，就不是恶习了？一本书敞开放在灯旁，他合上了它，却又看见一张纸巾在书的下面。纸巾被轻微地揉过，褶皱那么朦胧。还有些朦胧的湿润，还有一晕浅红。他将纸巾凑到鼻子上，气味很不具体，但存在着。

老柴发现自己捧着带朦胧气息、潮湿和色泽的纸巾在发怔。他忙扔下它，走开，却又马上折回来，将那灯拧亮，书打开，纸巾搁回原位。不懂为什么这纸巾就让他狠狠地心乱一刹。从这纸巾上他似乎对沃克太太一下子窥视太多，他不愿她发觉这个窥视。

但那纸巾上的红影和湿意，使他几乎看见了那只揉着它的手。由手延上去，臂、肩、颈，再延上去，是涂了浅红唇膏的嘴唇。

他想把神志岔开，便走到窗前去望马路上的人。这是下班时分，人多了，女人也多。都是些涂口红的女人，他发现口红的色泽是按年龄由浅至深的，女学生的唇色几乎是粉银色，而胖大的老女人，都有浓得不透气的一副红嘴唇。

就是说，沃克太太非常年轻。

窗旁的钢琴从未响过。上面有几个镜框：一对老夫妇，一对不太老的夫妇，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沃克太太的祖父母、父母、丈夫，老柴猜。丈夫是出远门还是离异？或者干脆死了？管它呢。最大的相框里是一大群女学生，毕业相？每人都在大笑，笑是那么透彻，让看相片的老柴也渐渐跟着笑了。那个最苗条含蓄的黑发姑娘是沃克太太吗？老柴又想，管它呢。

老柴搬了所有花和植物到露台上，无意朝一个窄窗口瞄一眼。这窗今天竟开着。老柴顿时明白它总是关闭的原因：这是浴室。

浴室整个是淡绿的，一个极大的淡绿浴池，是椭圆形。浴池上方琳琳琅琅的，细看原来是一些女人的小物件垂吊在那儿。两条粉黄的内裤，肉粉色乳罩，浅紫水蓝的手绢，淡白、银灰、浅棕的长丝袜藤萝似的垂荡着。老柴从未注意到女人的内衣会如此好看。怎么老婆没给过他这感觉呢？老婆一向把内衣晾在卧室里，她说要脸的女人不把这些东西示众。他当时觉得挺碍观瞻，那些牵牵绊绊的东西活像用过而洗不净的手术绷带。

怎么会这样好看呢？斜斜地、有致无致垂吊了一杆，每丝小风都摆弄着它们的剔透和精巧……

老柴的嘴半张了许久，一口气衔在那儿，忘了吐，直到舌头被风吹干了。

想到这些细致透顶的东西里会裹着个怎样的女人，老柴猛地缩回舌头：啊呀，坏了。他三下两下搬完花盆，又跑到厨房灶台上去煮面条。灶台上放了只白瓷盘，端正地盛了块自制核桃蛋糕，似乎是给老柴的。老柴却不敢认为是给他的。面条刚起锅，门外传来一男一女的谈笑。

老柴慌得差点泼掉那一碗面。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沃克太太终于要出现了。若在一小时前，他会准备一个得体的笑，不卑不亢等在那里，然后打招呼、寒暄。现在却不行了，什么因素使他做不到那样了，仿佛他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房东突然间接近太多，并且是单方面的不够磊落的接近，他坦荡不了了。他担心这个不坦荡会被她识破。

老柴在沃克太太和乔治进门的一瞬间下楼去了。

许多天老柴都在懊悔他那天失却的机会。当晚他下班回家，见自己楼下餐桌上放着那盘蛋糕，还有张小笺儿：“请尝尝，这一份是专门留给你的。”老柴马上觉得自己太捕风捉影，沃克太太把房东房客的关系处理得很平淡也很正常。她似乎还在楼下逗留了一会儿，沙发旁一只编织的竹筐被拖出来了，几根线头缠得缤纷一团，耷拉到筐沿外。沙发上的装饰靠枕也被撂到了一侧，她是半卧在这一摞靠枕上的。能想象她的姿态多舒适慵懒，老柴略蹙眉笑了。男人对自己纵容的女人都这样笑。他想沃克太太原来并不太整洁，头次为迎接他整洁了那一回。

这时老柴站在一家大客厅里等小费，突然想到，那天沃克太太倚在那儿，倚着编织着，也许是为等他回来。是不是等他呢？是不是她时常到他楼下转转、看看，顺便等他一会儿呢？这一想，他连小费也数不清了。

老柴回到餐馆，那个东北女生小胡问他：“走吗？”

他才想起，上礼拜约了小胡一同去看电影。小胡除了人不漂亮，什么都漂亮。风衣比店堂里吃饭的女顾客时髦多了，浅栗色，没扣儿，旧金山的雾里，她行走如起航。

在电影院车场停了车，老柴拉拉小胡手。小胡把脸倚到他肩上。老柴开始亲她，边亲边想，小胡小胡，不过你自己叫叫而已了。小胡的裙子又窄又短，老柴手大，怎么也伸不进去。小胡很合作，刷一下撕开拉链。老柴醒了。

这内裤怎么这样脏、旧、粗、陋？腰上的松紧带松弛了，提示着一切因老而松弛的东西。松弛的地方向下垮去，似乎可以无限垮下去，带一种不美好的邀请。老柴想，这女人为什么让自己的内外存在这么大差距呢？外面不惜工本，里面也太得过且过了。

这时老柴满脑子浮现的是沃克太太的内衣。花穗藤萝般地垂挂一杆，是清澈、纯然的另一种邀请。邀人去怜爱和保护它们。邀人向往却不玷污它们。老柴想，女人的内衣，恐怕象征着女人的实质。女人真正的服饰，是内衣，不是外衣。想到这里，他对小胡的兴致也被扫光了。

看完电影，老柴没按原先相约的那样，带小胡去他的住处。

小胡说：“还没看过你的新居呢？”

老柴说：“新什么？都快两个月了。”

小胡说：“两个月了也没请我去过。”

老柴也纳闷，除小胡之外，他还有一个墨西哥女友，但他从没带她们到他排场，甚至颇雅致的地下室去。总是像今晚一样，在最后一刻他改了主意。

他对小胡叹口气：“以后吧。”

小胡说：“没他妈的以后了。”然后下车回她三人合租的房里去了。

老柴到家已是夜里两点，一辆车停在车房外的车道上。不是沃克太太的车，是辆深蓝的神气十足也雄性十足的VOLVO740。车房门打开，他仍然无法将车停进去。VOLVO盘踞得太横蛮了。老柴极爱惜自己的车，绝不肯让它在路边停一夜。他想这VOLVO实在王八蛋，不禁朝那寒光逼人的车身踹了一脚。再想踹狠些，警报“呜”的一声钻出来。

老柴猛缩回身子，几家灯亮了。沃克太太卧室的灯也亮了，伸出一个头，并不是沃克太太。

“你是谁？”伸出头的男人问。

“我是沃克太太的……”一急，老柴忘了房客的英文单词。

男人头缩回去。听一阵响动，他已从大门出来了。老柴马上用乱打疙瘩的英语解释了情形。

男人狐疑地说：“我怎么可能堵了你的路呢？”

老柴不吱声，心里却抢白：还不是你急着进去风流，车也来不及停稳当了。

男人身上是一件女人浴袍，刚至大腿，领口露出曲卷、浓密的毛。

老柴又想到那些内衣——柔细得似有若无，怎么禁得住这么个毛森森的家伙！

回到地下室，老柴坐在沙发上，也不开灯，身体或内心，不知哪里在作痛。

木楼梯上传来了对话。沃克太太细声细气在问事由，男人瓮声瓮气地解释。俩人笑。又是开冰箱，瓶盏相击的声音。楼梯顶端一团绒乎乎的光晕。老柴的眼睛下意识盯着它。光晕两头是两盏淡酒，酒杯上是两双传情、挑逗的眸子。接下去，接下去……老柴闭上眼，把那团光晕关闭在知觉之外。

静了。老柴却能感觉静中那隐晦的声响。声响在钝钝地震着楼和老柴。

突然地，老柴跳起来。他从未见过自己如此愤怒，如此绝望。如此没有来由地愤怒和绝望。他几乎要冲上楼，对楼上的人们喊：“请在楼梯上装一扇门！”

那是老柴一生中头一次失眠。

接踵而至的失眠之夜使老柴对自己不懂了。

他常看见那辆深蓝VOLVO泊在房子附近，有次竟停在本该属于租赁之内的后院。院子那么小，几棵旱芦苇被压倒了，白的芦絮涂了一地。然而，却能感觉到快乐和活泼起来的沃克太太。

深蓝VOLVO不再来了，消失得那样断然。老柴买了一些花籽，用了整整两个下午把它们种下去。这事他在交房钱时问过女邻居。

“你会种花？”

“我是搞园林设计的，在中国……”

“棒极了，沃克太太一定高兴的！她说不定会付你一些钱！”

老柴紧张地笑笑，直说不要钱、不要钱。

老柴在点最后一撮花籽时，听见楼上什么轻轻一响，那是窗子被打开了。老柴脊梁一硬，四肢动作马上变得很夸张。沃克太太在那儿，看他，含着笑。老柴想，这时回头，便会和她照面，最自然不过了。但他对这个“自然”毫无把握。这些天他精神上对她一刻不放松地追踪、盘查，使他不可能不在对她的头一个笑中带出对她的态度。这态度便是对她的干涉。

他干吗要干涉她呢？他们一个房东，一个房客，他有什么权力干涉她呢？

就让她在那里看吧。她怪寂寞的，没深蓝VOLVO了。她不会看多久的。果然，当老柴去引水浇花时，开着的窗口空了。

头一批花开了，老柴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带浅红唇膏印的杯子。这个浅红印痕非常完整，像个月牙儿。老柴想到沃克太太一定是看着花笑了，白瓷杯子上就印了这个笑。他拿起杯子，直等到下午四点——规定他可以上楼的时间，他才将它搁回厨房。

沃克太太照例不在。老柴已知道她这段时间去洗热水浴，和女伴或者男伴。

老柴搬完植物，听见浴室有滴水声。他同样受不了人糟蹋水。他进去拧紧了水龙头。这是老柴头次走进这里。这里很有趣。老柴也说不上什么有趣。马桶边有个木架，上面插满杂志、女人读物；浴池边有几个玩具，会戏水的那种。但不止这些。一种老柴从未嗅过的气味，他说不出这气味是好还是不好，他身体深处被它引出晕晕的激动。

这时他看见淡绿的地面上有摊浅粉色，是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但老柴并不知它的名称和功能，只明白它是女人最体己的物件。淡绿地面上，浅粉像浮在一江水上。它那么薄，那么柔软，老柴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的膜。那身体一点一点蜕下它，它仍保留着那身体的形与色，那光洁和剔透。

身体深处的激动变成极度的燥热。他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会有危险了。什么样的危险，他完全不知道，但魅惑与危险总是相距不远。

他却拈起了那条衬裙。它竟是真实的，物质的它竟有质感。它凉滑、缠绵的质感那样不可捉摸，像捧了一捧水，它会从他指缝流走，然而他却不敢用力去捉摸它，生怕毁坏了它。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捧着它。那不可名状的危险直逼而来。

等楼下的煞车声、女人哇哇哇哇的谈笑声进入老柴的感觉时，他对那危险便突然有了种理解。

老柴以全速离开了浴室，回到自己的卧室，并关严房门。定定地站了许久，他才感到自己不是空着手，他手里仍握着它。它不再凉滑，被他的手汗渍湿，皱缩成一团。它不再有挣扎溜走的意思，那样娇憨依人地待在他的把握之中。老柴忽然想到，自己四十八岁的生命中头次有了这么个东西。他凑近，嗅了嗅它，没错，浴室那令他失常的气味中便是混合了它的气味。

他完了。现在他已经清楚那危险的意味：这是比纯粹的偷窃要糟糕许多的行为。

那天晚上上班，老柴几回把地点跑错。他在想如何把那条衬裙不露痕迹地送回去。沃克太太不一定记得她在哪里脱下了它，她不是有条理的女人。或许可以把它塞到那个杂志架后面，冒充是被一顺手甩进去的。无论如何，这事得趁早，否则万一和沃克太太照面，他神色一定藏不住他的亏心。

而当晚老柴却收到他离了婚的老婆的明信片，说要来旧金山办事，要到他这儿来和他“挤一挤”。老柴挑准一个她绝对不在家的时间，在她答话机上留了话，告诉她“挤一挤”是不可能的。“挤一挤”，他心里对这词的反感和排斥十分强烈。

老婆马上有了反应：“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她“哈罗”都没有，上来就这样问。

“没有。”

“我不信！”

老柴不作声了。他真的没有能称上女朋友的女人。

“知道你闲不住！”老婆说，“我明天下午三点到，给我准备个硬点的枕头。”

老柴急了，脱口而出：“我是有女朋友了！”

“……你们住一起？”

“嗯。”

他让老婆把他损够。“可以住两天旅馆。”他说。

“你出钱？！”

“嗯。”

到时他从机场接了老婆，将她送到旅馆，旅馆价低，因为它和任何交通都不沾边。老婆四下看看房间。

“没良心的——把我扔在这老荒地算完啦！”

老柴笑笑，急着要走。

“没良心的——你不准走，你走了我怎么出门？”

老柴赔小心地问：“咱俩不是完了吗？”

“没完！我跟你个没良心的没完！”老婆哭起来。撇下两只嘴角，直着一股嗓门。他从未注意到她的哭声哭相这么恶劣。他想到沃克太太的哭泣，只是一张温湿的纸巾。

老柴递给她一张纸巾。她用它山响地擤了泡愤怒的鼻涕。

老柴到底还是陪了老婆两天，尽心地为她开了两天车，带她逛商店吃馆子，听她叫了他两天“没良心的”。

老婆临上飞机时问他：“她什么样儿？”

他两眼空空，心也空的，却奇怪地出来一种美满。

老柴回到家，慌急地去打开壁橱，衬裙却不见了。不会错，他是仔细将它挂在最靠里的角落，并用手抚平了它的所有褶皱。他傻了。他手指抽风一样翻着壁橱里所有衣服，它的确没了。似乎它原本就缥缈地存在，此时便化为了乌有。

老柴发了一身猛汗。他开始里外到处找，想找到张字笺。像她一贯做的那样：“谢谢你种的花！”“谢谢你替我倒了垃圾！”“谢谢你修好了车房的灯！”……起码该有张字笺的，就是严苛的斥责或鄙夷的谩骂，被写在这些浅黄、粉蓝、淡红的小笺上，他也会受得了。什么都没有，是他最难接受的完结。

他无意中碰到了那只扁肚陶瓶，早已干了的旱芦苇顿时落下白絮。老柴看着它，它也有知有灵。

老柴找到了女邻居。

“听沃克太太说，你们相处得很好！真高兴，难得有相处很好的房客和房东……”

老柴笑笑。他在肚里措词，怎样把退租的意思讲得肯定而婉转。他闯下的祸，葬送了的确蛮好的一段交往，虽然连正式照面都未来得及。他得识趣走开，不然以后的交往会艰难至极。

女邻居弄懂了老柴的意思后很愕然。

“沃克太太身体很弱，你要谅解她有时脾气古怪……”

“不，她脾气很好！”

“她真的觉得与你相处得十分开心，你对她很关照，给她这么多安全感……”

老柴惭愧地笑着，仍坚持要退租。

女邻居闷了一会。“……她又得找另一个房客。万一处不好……可怜的，没有多少时候了。”女邻居声音暗下来。

老柴警觉了。女邻居告诉他，沃克太太得的是绝症，已经三次手术了。老柴不知该说什么。怪不得那深蓝VOLVO突然就消失了；怪不得那些男友只与她紧密接触，却从没有真正陪伴过她。

老柴很快找到了另一个住处，一星期后就搬过去了。他只祈祷上苍在走前不要让他与沃克太太照面。双方都已明白出了什么事，见面做哪种脸呢？尤其老柴，拿不出任何一种脸去面对她。

下班回来，已是午夜。整个街区的电断了，大概跟晚间那场暴雨有关。老柴摸黑进屋，忽然听见有人叫他，是沃克太太。老柴应着，循声音走过去，发现她坐在楼梯上。

正如他一贯听到的那样，她声音很细，像个小女孩。她说刚才听说他退了租，就要搬走，她下来看看他，却碰上断电，便不敢动了。

“那我回去了。”她说，“真黑呀。”

他向前赶一步，恰巧抓住了她的手。又似乎是被她的手抓住。她手很凉，并有些抖颤。但它纤软光润，是一只古典而年轻的手。

“哦谢谢。行了，我可以自己走了。很遗憾你要走。”

老柴没有讲话。假如他也说“很遗憾”之类，就要被她看成无耻之徒了。你还遗憾什么，你糟蹋了这机会。他没有勇气张口。两个人都是知道谜底的，她如此说不过是表现一下宽容，她有资格宽容。而他有资格表示什么呢？她不来揭露他，他一张口，便是自我揭露。他心里是真实的遗憾，对自己的人格遗憾：做出一件被公认下作的事。而扪心自问，他却没有下作动机。

她缓慢地拾级登上去。他的视觉已适应了黑暗，开始看清她的影子。果然也是秀丽轻盈的。

他说：“晚安。”

她回道：“晚安！再见了！”

却不知怎么一来，她倒下了。轻得像一片绸子的坠落。四十八岁的老柴竟有如此的敏捷，在她彻底落地前接住了她。她像是昏迷了。

老柴不知所措了一阵，将她抱起来。她的厚晨衣敞开了，里面正是一件随时要消融的、似有若无、魔一般的睡裙。它使它之下的肉体加倍地质感了。老柴的心跳得轰轰轰，两只手吮吸一般汲取那似乎在滑走的肌肤、那似乎会飘逝的触觉。她离他这样近。老柴想起了浴室的气味，那无从推敲的气味中正是混进了这生命淡淡的腥气。

老柴将她抱进她的卧室，搁在她的床上。他觉得自己心的轰鸣就要惊醒她了。他摸摸她的额、鼻子和嘴唇，又摸摸她的脸颊和脖颈，他觉得自己的手绝不肯停在她的脖颈上。一股要做蠢事的冲动使他喉口也哽咽起来。他不会干得太蠢，像所有男人对他们渴望极了的女人那样。他舍不得对她那样干。只是挨着她躺下来，让她身体上每一个柔软的弧度都吻合到他身上，让他毛糙粗硬的手生平唯一一次品味那些弧度的细腻，让他的手在这层薄绸上摩挲，就够了。

灰色的天空中，已能看得见她的长发，她面孔的大致轮廓。他慢慢朝她俯下去，而撑着他体重的两臂剧烈地抖起来，他素有的好恶观念在做最后的扯皮。

是老柴打电话叫来了女邻居和乔治。他们告诉他没有关系，她不久会醒的。

老柴回到自己屋，见楼上亮起烛光。他和衣上床，仰面躺着，想不起在哪里爱过，也想不起在哪里失落一个爱。两行泪爬出来，流到两耳的拐角，冰凉地蓄在那里。

他不记得自己是否睡着。直到太阳升得很高，他才疲疲沓沓起床。他开始收拾行李，衣服也不高兴叠，横竖地扔进箱子。他还是把那件他从来不舍得穿的毛料大衣仔细从衣架上摘下来，就在这一瞬，里面露出一缕浅红。竟是那条失踪的衬裙。

难道他把它藏得太森严，连自己也找不到了？或许，是沃克太太藏的？是她理解、同情，并纵容这行为吗？不会的，一定是他自己干的，真是自己吗？

他把行李装上了车，回到屋里做最后巡视时，看见一页字笺：“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别了。”还是那样素洁，却透着一种悲凉。

他像老了一样缓缓转身，缓缓走出去。在他哆嗦的视觉中，还是个如常的太阳。

Whisper /
密语者

这人问乔红梅是否记得他。他看着她跟着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走进餐馆，然后两手松松地抱在胸前，一只脚虚支出去，站成一个美好的消极姿态。他说乔红梅就这样和他脸对脸地站了半分钟，等着领位小姐指定餐桌。在那半分钟里，他向她笑了一下。他的座位迎着门，他认为乔红梅不该错过他的笑。他那时手里拿着打开的菜单，正打算点菜，听见一个异国情调的女声说：“还好，人不多。”他一抬头，看见了她，乔红梅。下面，就是他给她的那个赞赏的微笑。很少有人躲得过他的笑，男人、女人、熟人、生人，都躲不过他火力极强、命中率极高的笑，他这样告诉她。

乔红梅读到此处，歇一口气。网上来的这个人显然把她昨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口气稍稍有那么点放肆，但她喜欢他的行文，是尼尔和艾米莉的融合。

他说乔红梅跟在她丈夫身后往窗口的餐桌走，长头发的清爽气味他都闻到了。她走过每一桌，眼睛不失体面地瞥一下桌面上的菜肴，或者围在桌边的面孔。就在这时，他见她转过脸。她是朝他转脸的，这人判断道，因为每个被盯得太紧的人都会感应到一种危险。一点都不是玄说，尤其对她这样一个感知丰富的女人。他说她看上去二十八岁，最多三十岁，但他知道她其实不止了。好了，乔红梅朝身后扫一眼，眼光在他脸上逗留了一下。至少他认为有那么个逗留，这网上来的多情人。

他看她丈夫替她脱下外套，随手拍了拍她的脸蛋。她那个轻微的躲闪并没有逃过他的感觉。他说真好啊，证明她的肌肤还没有麻木，还会拒绝毫无意味的触摸。他问她是否自己设计服装，柔软而皱巴巴的麻质长裤和缀玻璃珠的凉鞋使乔红梅惊人的性感，鞋使脚基本裸露，脚面上闪着几颗无色透明的珠子。

她“刷”地起一身鸡皮疙瘩。先四周看一眼，再看写字台下的脚。有这样露骨吗？脚也可以勾勾搭搭的？确实如此。细带上的玻璃珠露珠一般、汗珠一般。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过问，珠子怎样从窗帘上到了她脚上，发着性感暗示，让能够领会的人去领会。她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却让他一语说穿。

还有上衣。他说她的上衣也非常妙，染色的线绳编织的，在不同光线不同动感中就是不同颜色。是你的手艺吧？他问乔红梅，那么不规则和异想天开。

下面他谈论起她丈夫来。他说他看上去很聪明，也很精神，是老了一点，没错，但总体来说蛮好，很配她。总体上，在一切人眼里。除了他，他看的不是总体。

乔红梅想，离间来了。

不过都不重要，对不对？他说下去。带一点欺负人的独裁腔调，也有一点诗意和多情。掩藏在薄情下的多情，女人谁受得了这个？他说重要的是，他看出乔红梅对丈夫整个是封闭的——对不起，这儿他不得不提到“心灵”。他要她原谅，他用了“心灵”这种奶油兮兮的词，要她千万别把他当成一个奶油兮兮的爱耍文学腔的人。他看到的不只是她对她丈夫的封闭，大致上，她对整个观赏环境心灵都关闭着。他解释说，我并不想挑拨你们夫妻关系，我绝不是这意思。

他就是这意思，她心里说。

她的丈夫是个爱说笑话的人，一看就知道，可他误认为把妻子逗笑就没事了。他看乔红梅在丈夫抖出包袱时仰脖哈哈了几声，其实她一直在跑神。丈夫自己笑得面红耳赤，她呢，嗔怪地斜睨他一眼，表示被这个不伤大雅的黄笑话小小得罪了一回，像所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妻子，像所有无救的美国良家妇女，从男人侧重、无法幸免的肮脏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娱乐，同时拿出管教他们的姿态。

可他看出，她在装假。他说他从来没遇见过像乔红梅这样的女人，装假装得这么棒。她对于她的丈夫，是作为一个密语者，喘气儿、吃饭、笑，因此这人对乔红梅深深着了迷。写到此处他另起一行，说他得到乔红梅的Email地址，是偶然也是必然，她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乔红梅在键盘上“啪嗒啪嗒”地敲击起来，说她并没有惊慌失措，只是觉得这个游戏玩的人实在太多，她就不想玩了。并不难猜想他得到她网址的手段，她的学校、图书馆，她许多熟人和半熟人那里，都能找到她的网址。如今网上卖机票、卖电话卡、卖CD、卖书、卖二手货，她的网址他们都有，她从来不问他们获取她网址的手段，是光明还是黑暗。她告诉他，她每天打开信箱，百分之九十的造访者都是他这样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提供她高利贷、逃税方法、赖账手段，提供她降价首饰、护肤良方、色情娱乐、男妓或女妓，难道她会惊慌失措？

她把她对这人的一点动心藏在丘八式语言后面。然后她谢了他的奉承。

他马上回答了。他说奇怪，乔红梅怎么把他的话读成奉承了？他并没有称赞她美丽，并且他真的不认为她美丽。“着迷”在英文里是死心眼的好奇罢了，他对死刑犯、妓女、政治小丑都着迷。

乔红梅意外了。许多人说她是美的。这人倒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她眼睛搜出他那句“惊人的性感”，发现他语气冷静、客观，还有凌驾之势。她想他这样轻微地羞辱她，倒是突然拉近了他和她的距离，他突然可信了，实体化了。她想她可真是贱骨头，他让她的虚荣心落空，她反而来了和他交谈的劲头。

她的手指敲击起来。她说：“谢谢你的直爽。不过我不习惯和一个陌生人议论我自己。”她读了一遍，把其他字删除掉，只留下“谢谢直爽”。这样好，酷，不动声色。他看这个句子时，会看到反守为攻的她，带一个老手式的浅谈，意思是，来吧，看咱们谁先把谁逗急。

这人反应很快，说他不认为直爽是美德：“你就不直爽，你这谜一样的女人。”有挑逗的意思了。乔红梅站起身，想缓冲一下此刻的兴奋。她竟然非常恋战。他把她看成谜之后，其实他对她也形成了一个谜。

她拿起茶杯，喝一口水，发现什么也没喝着，杯子是空的。她得缓冲一下，她让这个不知底细的人顺着电线这根藤摸过来了。绕过丈夫格兰，摸进这间十四平米的书房。

乔红梅在镜子前面站着，按他描写的模样，一只脚虚支出去。她拼命地想昨晚餐厅里的人，所有的面孔，却是怎样也记不起了。但他是存在的。陌生的存在渐渐有了形态和质感，有了低低的体温，就在这间十六层楼上的屋里，在她浑然不觉的丈夫隔壁。

乔红梅走出书房，向厨房走，手里拿着空茶杯。她忽然抬头，见丈夫格兰一身运动装束。格兰说他出去跑步，回来一块吃早餐。她说好的，祝你跑得快活。他深棕色的眼睛在她脸上多留了一会儿。她问怎么了。他说很好，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也是，她说。

她正要回书房，门又开了。格兰把一个快递邮包从门缝里塞进来。她拿过邮包，猜出里面是两本书。格兰做教授的第一大优惠是买书钱可以充税，所以他隔一天就有一个寄书的快递邮包。她隔着茶几把书往沙发上扔，没扔进，落在地上。她不去理它了，端着水往回走，又觉自己态度有问题，再走回沙发，捡起书，放妥。杯里的水洒在格兰珍爱的古印第安地毯上，据说图案上的红色是取某种虫血染制的。

回到电脑前，乔红梅一口一口呷着杯中的冰水。二十分钟后，回信来了。他猜想乔红梅一定想弄清他到底是谁。他说他身高五尺九（并不算太高），体重一百五十八磅（身高很合她的意），黑头发，黑眼睛。个人背景：耶鲁大学英文系本科生，哈佛读完硕士后，修了一年博士课程，半途而废。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在一位投资顾问手里运作甚好，因而他打消了做博士公子哥的念头，索性做一个公然而诚实的公子哥了。他说他和乔红梅是同一类人，很难忠贞于某个人和某项事业。他在看见乔红梅的一刻，就在心里感叹，肉体的忠贞最容易因而是最次要的。

乔红梅看着一行行自我拆穿式的介绍，感到这陌生男人渐渐在她眼前推成了一个特写。不是面目，是气息。她进一步被他吸引了，尽管她对他的富翁父亲、优越学历保持百分之八十的怀疑。她说你难道暗示我不忠贞吗。他回答道：我没有暗示，我在指出你的不忠贞，我相信你是个智慧的女人，明白我们不必抠“忠贞”的字眼。你心灵从来没忠贞过一分钟。他再次抱歉用“心灵”这种似是而非的词。

乔红梅说，好吧，随你便，不忠贞就不忠贞吧。她往椅背上一瘫，不想辩解。

这人话锋一转，说别这样，你跟所有人都这样，希望你跟我别这样。我们要好好地开头。

他这一步迈得过大。乔红梅对他突然出来的体己有些反感。他马上看懂了她，写道，别误会，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适应我，在一切都未开头之前。又是几分钟，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啃指甲。他又来了两行字，要她松弛，别那么恐惧，否则他马上退出这场约会。他把它叫作“约会”，乔红梅玩味着。他说他只是想了解她。她手指甲被啃成那样，绝不会无缘无故。

乔红梅条件反射地一下攥紧拳头。他连她手指甲上的啮痕都看见了！餐馆里她难道咬了手指甲？不会，公共场合她一般不会的。并且，在和格兰出门前，她贴了一副逼真的塑料指甲，一般上点台面的场合，她都这么干。假指甲不过分修长，看上去健康而洁净，绝不是公司女接待员、泰勒街暗娼九百九一副色彩艳丽的那种。他说乔红梅把指甲啃成那样，必定有原因。

她一只手在键盘上敲打，涂涂改改，问他到底跟踪了她多久。她不相信昨晚是他头一次见她。他不置可否。

虽然兴奋，乔红梅还是有点毛骨悚然。她说她咬指甲的习惯是幼年留下的毛病。

他说他将会知道真正的病因。

你少跟我来这套，盯了我的梢，偏要弄出神机妙算的意味。乔红梅心里说。在键盘上，她却问他同时向多少个女人发送同样信息。这人倒也不直接抵赖，没有谎称除了她他不向任何女人发此类信息。他说眼下没有合适人选值得他发送。她问什么是“合适人选”。他说像乔红梅这样极度含蓄、极度不安分的女人。

乔红梅想，“极度不安分”大概是准确的。

他说昨晚在餐馆里，他始终在观察她。她的右侧，是一排不锈钢护壁，她的那一半侧影，被投射上去。这样他看见她里面那只手的动作，撩动披到脸上的头发，轻揉右面的太阳穴，拨弄也是无色透明的珠子耳坠，用吸管搅动饮料。他看到她的不耐烦、腻味，而别人却把那看成娴雅、从容。他还形容她的目光，说她眼里有种邀请。邀请人们的关注吗？不止。他看出她的眼睛在邀请爱抚（真正的爱抚），邀请人与她玩眼神、玩感觉。甚至邀请进犯、邀请征服和占有。他从未见过如此暧昧的女人。他相信他就在那时被诱惑了。

门被叩响。她还没来得及反应，格兰的面孔已伸进来，上面一层红晕和汗水。她问他跑得是否舒畅。他说好得不能再好，一块吃早饭吧。她说一分钟之后就来。格兰说，哇，你今早真美，眼睛在燃烧。说着他修长的身体越过写字台拐角，嘴唇撅起。这是早晨必定有的吻，谁也休想躲掉。

乔红梅马上迎着格兰的亲吻站起来。唯一阻止他的办法是立刻跟他去吃早餐。她的阻击成功了，格兰没有去瞥屏幕上的词句。格兰的手扶在乔红梅腰上，往厨房走。这个初识不轨的东方妻子在他手掌下年轻柔韧，毫无破绽。

撇在身后的，是她和陌生男人眉目传情的证据。

这人再次出现是三天之后。给她足够的时间享受悬念。他说对不起，他失约了，他唯一的女儿突然到达，这三天里他的一切都属于她了。他说他已经有十一年没见女儿，他每年寄的生日卡片都被如数退回。

这就是说，他至少四十五岁。当代美国男人三十岁做父亲比较普遍。乔红梅问他，女儿为什么退回生日礼物。他回答生日礼物被留下，退回的是写有贺词的卡片。礼物被重新包装，以别人的名义，礼物还是礼物。他口气实事求是，毫不渲染，但她看到了创伤。这个人的陌生顿时退去一大半。创伤绝不虚无缥缈，创伤使无论多不同的人相互认同。她和这个极不可靠的人接触，创伤突然使他可靠了。

她问他，他的女儿和他长得像吗？他回答说，女儿的头发像她母亲，其他都和他一模一样。她说一定小巧玲珑，像个混血姑娘。他识破她的圈套，说他最讨厌混血姑娘。他说你不必猜测我的血统，我们注定要见面的。

注定？

注定。

夜很深了。能听见格兰房里的音乐。他读书或写作总是需要伴奏。此刻是夏洛特为他的阅读伴唱。薄荷露似的声音。谢天谢地，在火爆的世界滴入夏洛特的薄荷露。

这人和她默不作声地打量对方，一个在夜色这头，一个在那头。

他说他今天下午把女儿送上了飞机，然后便想到了她。他说不知为什么女儿使他想到她。也许女儿也有种绝不好接近的样子，也是面上一套、心里一套的温顺沉默。

她问他，难道我面上一套、心里一套？

他说任何一个表面像她这样顺从，任何一个有她这副缄默微笑的人都有这问题。餐馆里，他看见她接过菜单，看也不看，把选择马上让出去。他看着她丈夫为她点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她点头微笑，做出很是领情的样子。而她的脚呢？那近乎完全赤裸的脚在打一个节拍。那支秘密的曲子。她在秘密地自得其乐。

她问他是否精通心理学，或者人类行为学。

他说你不要担忧我会游手好闲，也别费劲猜我是否有个正经差使开拓生命。我什么都不做，又什么都做。你会知道的。我们快要见面了，不是吗？

乔红梅吃不准了。她想和他见面吗？见面会意味着什么？她听见夏洛特在隔壁纯洁地歌唱。格兰也在熬夜。大概他在等他用功的妻子，看看能不能等来一次做爱。

她写道，今天就谈这些，我丈夫在等我，我必须去睡了。

他说，好吧。你肉体还蛮慷慨，也算纯洁。祝你销魂。

他有什么资格妒忌呢？乔红梅心里好笑。

他问下次约会是什么时间。

她说不会有下次了。这是她突然做出的决定。她不给他插嘴的时机，一鼓作气敲着键盘。她说她的丈夫非常爱她，他们为得到彼此身败名裂过。中国俗话叫九死一生。她不应该背着他进行这种约会。她说，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你为理解我所费的心。

然后迅速下网，关掉电脑。待了一阵，她无力地站起身，去按电灯开关的手臂几乎抬不起来。光亮和黑暗间的一刹，她瞟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惊得险些大喊。再按亮灯，发现那是镜子里的自己。她干的好事，在书房装什么镜子。她从来没见过这样陌生的自身，面孔油润红亮，眼睛水滋滋的，是头晕目眩的眼睛。还有嘴唇，还有胸，女人在经历肉体出轨时才会有的容颜，大概正是这样。它提前出现在她脸上、身上。她的肉体比她走得更远了，多么不可思议。得彻底切断他顺藤摸瓜进来的这根不可视的线索。

她重重坐回转椅上，两脚一撑地，把转椅撑回桌面。打开信箱，他的回答已等在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回答？她想她绝不会去读。无非是用更有说服力的话向她证实他对她的理解。或者会刺她一句（像说她并不美丽那样刺激她上钩），说，喂，你想哪儿去了？我并不想做你的情人，让你背叛你丈夫。混血女子我都消受不了，何况你这纯亚洲血统的女人？

她想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她都绝不上钩。

而下一秒钟，她已在瞪着他的回答了。回答只有一个字：“Fine．”竟这么好说话。他干脆、利落地答应了她 “fine”，就此终止了一切纠缠。她瞪着他的“fine”。真的罢休了？他不失自尊地，甚至是冷傲地微微一笑，“fine”。眼睛是哀伤的。未必哀伤，或许是好笑的。所有小题大做的女人们在他看就是那么好笑。他两肩轻轻一耸：“fine”，然后转身走出，惆怅是惆怅的，但自制能力毕竟极好，修养更不用说。他两手插在裤兜里，任风吹乱一头黑发，匀称而矫健地离去。留一个渐渐小下去的背影，很是古典。

乔红梅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轻易收兵。倒是她成了没趣的那个了。她不知自己在窝囊什么。一个公子哥儿从她这走开，马上会去挑起下一场艳遇，她不是从此清静了，省事了？

她一行行逆着读他的每句话。他主要是写他的女儿，他们的三天相处。真切深记的父亲感觉，就在那一个个简洁的句子里。三天，他以不可思议的眼睛注视他缄默的女儿，讲起他对她可怜的一点记忆，突然从女儿缄默的笑容里意识到，同样的话他已对她讲过了，可能不止一遍地讲过——他曾经怎样在夜里抱着她，从四楼走到一楼，再从一楼走回四楼，为了不吵醒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女儿看着他，神秘的表情，态度严实地掩藏在那表情后面。她真是莫测得很，突然喷出一声大笑。笑他可怜，每个父亲都有如此精彩的记忆。或许她想起她母亲的话，父亲对于她的投资，就是一尾精虫。于是他带女儿出去，去最有名的风景点，没完没了地为她拍照，为她买渔人码头的首饰和工艺品，带她去那帕桑拿按摩，为她买她哪怕只是多看了一眼的昂贵服装。他还是在女儿的笑容里看到，他可怜透了，他还是一尾精虫，会讨好的、舍得花销的一尾巨型精虫。

乔红梅想象他的女儿，一个十四岁小姑娘。她想象那细长腿的小姑娘消失在登机口的昏暗中，这人忽然想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用电子信去同陌生女人胡搅蛮缠的男人，是一个在餐馆或咖啡馆独坐，静静等待她乔红梅这类猎物的人。也许在开车从机场回家的途中，他就有心改邪归正，为了女儿。

那天深夜，她和格兰做了爱。好久没那么好的效果了。似乎她借了格兰向另一个人释放激情，也似乎格兰不知怎么显出一种陌生。然后她翻身就睡去，当然是假装的。她怕格兰开口讲话，破了那魔咒。

一连七天，乔红梅不上网查邮件。这人好说好散地消失了。她咬指甲的毛病恶化起来。她发现她咬指甲不是因为紧张，恰恰因为平静，无事可期盼的平静。

到了第八天，她给他发了一则短信息，请他介绍几本最新心理学读本。她压根不提上次不太好的收场白，以及这些天她寻寻觅觅的心情。

没有任何回音。

三天后，她把同样的短信又发一遍，并加一行解释，说她怕上封信遗失，没到达他的网址。

还是没回音。她脸面也不要了，一连气地拿短信轰炸他。

乔红梅啃着指甲想，看来他倒是一位绅士呢，一诺千金，说到做到。或许他那颗羞于提及的心灵不再空洞，里面装进了失而复得的女儿。无论什么原因，使他坚决不理会她，都使乔红梅感到窘迫。此刻他在干什么？在电脑那端，好笑地看着她，失望而萎靡，一头烦躁的头发，指甲个个残喘：好笑她打起读书幌子，企图邀回他的关注，并久久挽留它。她的假装正经、不甘寂寞在他看实在好笑，他就是要这样写她。一个易受勾引的女人就该狠狠地写。

又等了两天，乔红梅踏实了，也认了窘。她开始赶落下的功课，收拢神志听格兰谈他的事。

好好听格兰讲话，还是有所收益的。他说他在课堂上老要学生注意，卡夫卡用第一人称很多，《变形记》表面是第三人称，实际是第一人称，除了最后一段，葛里格作为甲虫死去之后。他说人称的选择是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麦田守望者》若不是第一人称就死定了。米歇尔要不是第二人称，完全是部三流作品。

乔红梅看他嘴角沾一颗面包屑。年纪大起来，第一表现是吃东西拖泥带水。她说，电脑上来信都是第二人称。

格兰说，我们在心里和自己说话，讨论，通常是第三人称。所以电脑上若有人来和你长谈，等于你自己和自己谈话。

乔红梅一想，格兰毕竟聪明，像是察觉了什么。不再和他通信，他的身影反而清晰起来。黑头发、黑眼睛，对自己浪漫内心永远批判的那种微笑……但她会淡忘他，一个女人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暧昧邂逅？谁都经历过短暂的鬼迷心窍。

就在他说完“fine”的第二十五天，乔红梅再次收到他的信。他说她走进图书馆时像个走失的孩子。他猜她或许在让眼睛适应室内的光线，也许她想找个好些的读书位置。他说她那样迷失地站了许久，有一刹那，他几乎要投降了，认为乔红梅肯定认出了他。餐馆留下的浅淡记忆和图书馆的某个面影突然间神秘重合。他正打算从他的阅读阁里站起，她却走了，自制的布书包上两根流苏非常生动。他说这是她多日未背的五个书包中最美的一个。

乔红梅大吃一惊，这人原来一天也没离开她，并不像他自己表现的那样悲壮，古典骑士似的踽踽独去。他像一个阴魂，不为人知地时时参与她的生活。

他看见她沿着一排读书阁往里走，正进入最靠里的桌椅时，右腿磕碰了一下。他听上去都痛。那块淤青比一岁孩子的掌心还大，他猜道。读到此乔红梅停下来，起身关上房门，把睡裙一点点撩上去。果然，在右膝上方，一块青紫。她盯着它，回忆那天下午图书馆内的情景，她进门似乎是萧条时分，一多半学生在打瞌睡，年纪大的读者似乎连抬头的都没有。

这人究竟猫在哪里？

他说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大多数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像博尔赫斯，区别是他不写小说。他说他原以为凭他的意志是能了断的。他真的不想再打搅乔红梅以及他自己。人有了渴望是不幸的，他希望乔红梅赞同这一点。她可以制止他写信，但不能制止他的迷恋。

乔红梅读得身上热一阵冷一阵。二十多天的沉默，使他再现时容颜憔悴，两眼黑色的激情，但整个人还那么冷调，乔红梅痴痴地想象。把她心目中最中意的一个男性形象套在他身上。他说别给我任何回答，你的任何回答都会让我受罪。

她马上回答了，说很高兴又能和他交谈。她正欲发送，又觉不安，改为“很高兴地知道你一切都好”。

他在五分钟之后回了信，说乔红梅的话和他女儿的一模一样，都是那么小心，怕流露了真实心意，让他捞感情的稻草。他说他女儿离去多日，写给他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很高兴地知道你一切都好”。他说：“你们似乎比我更知道我好不好。”

乔红梅说，我看见你失望的样子了。

这人说，失望是我一贯的样子。

乔红梅突然发现，失望一词，他拼写错了，少了个“a”，成了“disppoint”。她马上灵机一动，这人会不会是个外国人？比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抑或俄国人……

他问她那条蓝底白花的长裙从哪里来，充满异国风情。

她告诉他，那叫印花布，是她生长的那个村庄里的土产。过去村里的农家女都会织这样的布，雨天你走在那条两旁是农舍的石板路上，听得见这家那家织布机木梭走动的声音。乔红梅没有意识到，她已开始向这人展开了她的由来、她的历史。那个她曾经憎恨过的江南村庄，在她向他摇移的画面中，竟然相当美丽。她让他看大全景中的它，黑瓦粉墙、乌篷小船、无际的金黄菜花。她推近画面，是中景了，一座石桥，桥上走过放牛的孩子。孩子中的一个小姑娘，六岁或七岁，便是她。她生在“文革”那年（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吧），目不识丁的父母给她起了个时髦名字，红梅（Red plum blossom）。她说她几度想改掉这个乡气的名字，却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只生养她一次，只命名她一次。

他回答说他看见了这个万里之外的水乡小村庄。看来你很爱它，不是吗？爱它才有这样的笔调。

她一惊。她从来不认为她爱过它。她不惜一切地要逃离它。逃离它之后，她对生人撒谎，想把它瞒住。她曾经认为哪里都比她的村子好，那么孤陋寡闻、井底之蛙般的村子。在她懂事后，来了一帮叫作“知青”的人，进一步证实她对它的直觉，他们整天讲它的坏话，和她一样认为它是地球上最丑陋的地方。她怎么会爱它？

她说，你大概又要失望了，我一生的努力，似乎都要远离我的村子，越远越好。最后一次走出它，是九年前。我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去。走过村口的纪念碑，我不知怎么停下脚，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二百一十三名少女的名字，是一夜间死去的少女。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名字。她们死去后的第二年，我的母亲出生了。那年冬天，出生的全是女婴，似乎是死去少女们的替补。我一个个念着纪念碑上和我一样乡气的名字，我的小姑在第六位，我的两位姨姥姥在第八十和八十一。村里当年三个姓氏的女孩，从六岁到十八岁，一夜间全死了。

那些生前被叫作“赔钱货”的少女们，全死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个雨夜。连日本兵都惊得一声不吱。日本兵在傍晚时分进了村，在每座房舍里搜寻中国兵、粮食和少女。家家都只剩下老人和男孩。一个日本兵发着脾气地朝一个稻草垛捅下刺刀……（等等，我向你描述过我家乡的稻草垛吗？许多好事、丑事、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些稻草垛下。它们终年立在那儿，知道许多人所不知道的秘密，见不得天日的定情、氏族间的仇杀、不得已的堕胎……）等刺刀拔出来时，局势突变了。这日本兵看见刺刀尖上有鲜血，在初冬的夜色里冒起细微的白色热气。日本兵又扎一刀。这一刀下去，血便从刀尖往下滴了。稻草垛却抖也不抖，不出一声。

十分钟后，所有日本兵围住村里二十多个稻草垛，刺刀从四面八方捅进去，没有一刀不见血。一个个稻草垛还是如常的沉默，没有一根草哆嗦。翻译开始喊话，说想活的快出来，马上要放火了。稻草垛不动，无语，如同惯常那样，吃进多少秘密，却从来不吐。汽油泼上去，火虎啸狮吼地烧起来。日本兵拄着长枪，看火中的稻草垛先成金的，后成红的，最后成黑的，灰白的草末灰动弹起来，在稠腻的冷风里起舞。空气都是血肉焦糊味，饥饿了几天的日本兵趴在地上呕吐出胆液。他们不必去查点，也大致清楚这场杀戮的战果。而他们一点也不得意，为着什么不可名状的理由悻悻、沮丧、窝囊。他们最终也没有勇气揭开一个个成了灰烬的草垛。他们心照不宣地拭去刀尖上未干的血。一个村的女孩被他们歼灭了，这点他们心里有数，但她们那样温顺、沉静地接受了死亡，他们为此失魂落魄。接下去，他们放弃了对整个村子的烧杀掳掠，深一脚浅一脚开拔了。这是他们在侵略中遭遇的最不寻常的一次抵抗。

乔红梅写到这里，发现两眼胀胀的不再看得清字迹。她从来没想到会为自己的村庄如此自豪。她从来就没有发现二百多个牺牲的少女如此震撼她，也没有发现她们的牺牲有如此的意义。是她赋予她们的意义吗？或者原本就存在的意义被她突然追寻了出来？

这人在读了她的故事后只回了一句话：“面对这样一个故事，我完全哑然。”

她想告诉他，她从来没把这个故事告诉过别人，甚至没有告诉过她的丈夫。她不知为什么。或许在她为它找出意义之前，它只是所有抗日战争惨烈故事中的一则。她没有向格兰讲述它，因为她向他撒了谎，就像她对不少人撒谎一样，只想为自己捏造一个出生地，内蒙、西藏都行，都远比那个缺见识、缺胸怀的小村庄强。她对格兰谎称是黄山人，她想用黄山的伟岸替代小村庄的小家子气。

乔红梅却克制了自己。她只向这人原原本本把村庄的历史讲下去。她说村里自从少女绝迹后，对女孩的态度完全变了，再不叫她们“赔钱货”。牺牲的二百一十三位童女成了全村人的护身神明。他们开始重女轻男，送女孩子进镇上的学校而剥削男孩子的劳力（再一次证明村民们的狭隘和愚蠢）。村里渐渐有了女孩远走高飞的风气。去镇上念书的女孩们，很难再回去嫁村里的男孩。她的母亲家境太差，没有去镇上念书，因此母亲的梦想，就是养一个女儿，送去镇上念书。

这人说，我现在正看着你，两眼乡愁，心里有一点疚痛。你为自己大动感情感到莫名其妙。你难为情了，把脸调转开。

乔红梅说，谢谢你的耐心，听我讲了一个离你十万八千里的故事。知道美国人不喜欢悲剧，我丈夫就不喜欢。她一想，不对，她这算什么？讲格兰坏话吗？

便删掉最后的句子。

乔红梅走进图书馆是下午四点。她按事先想好的路线，径直往洗手间方向走。两台饮水机，一高一矮，她选择矮的那台。水形成一个很好的拱形，她的嘴唇破坏了它。她眼睛向身后扫了一圈，没人跟着她。她向左走，一边抽出面巾纸擦嘴上和面颊上的水。她一共瞥见六个人。都不可能是他，太年轻。这样一走，她已巡视了五分之一的图书馆面积。这座大学城一共不到十万人，在图书馆常常碰到熟面孔。她继续走着，似乎是找人，又似乎是找位子。又是五分之一的面积。加上她从门口走到饮水机，多半个图书馆已被她搜查过来。她站下来，迅速感觉一下，身上是否有一份灼热的注意力。似乎有的。

她找到一台电脑，坐下来飞快地打入网址。

这人说他看着她款款走来时，就试图把她昨夜讲的故事和她联系起来。他有一点明白，她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一份对故乡沉重而扭曲的爱。

乔红梅想，他把它叫爱，好吧。

他说沉重和扭曲给了她独特的仪态。或许这正是使他欲罢不能的原因。他就那样看着她在草坪上走，并不是存心埋伏她，渴望使他不由自主。他看她从公寓的大玻璃门出来，在草坪上和一个牵狗的熟人寒暄，说天气有多好，希望它好下去。然后乔红梅给了狗一个甜密抚摸，看得出，她和动物相处得自然、舒服。她抚摸狗时，长围巾坠落到地上。他说那条围巾使她原本没有想法的一身装束一下子有了强烈的宣言。那濒临灭绝的图案和染色使偌大一片草地苍白了。那红色让他想到古印第安人织地毯时，把一种甲虫碾碎而得到的红色浆液，那样饱和，看上去都腥气，和任何一种红色都不同，就是古老的性本身（看来他对古印第安地毯也有兴趣）。乔红梅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身姿依旧谦让而躲闪，背向那座苍白的布尔乔亚公寓楼，它的十六层楼里住着这所大学的十多位教授，过着苍白的生活。

他连楼里有几位教授都摸清楚了。乔红梅向四周看一眼。旁边一个男孩在捂嘴大笑，正和看不见的谈手聊得火热，据说他们在网上可以开party，十多个人七嘴八舌，空间距离几千英里。

这人说他对自己感到吃惊，竟会如此无情地丢弃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屈从渴望，干着不大上台面的事。草坪四周有些长椅，他坐在某一把长椅上。在她与他距离缩短到二十米时，他对自己说，好吧，让我登场吧，只需站起身，朝她伸出一只手。但就在乔红梅离他五步之遥时，忽然向身后的公寓大楼转过身，朝十六层的一个阳台扬了扬手。他看见她手势家常，笑容也很家常，充满对眼下生活的安全感和麻木。从他的角度，他看见一把未撑开的淡蓝遮阳伞和白色塑料桌椅，她的丈夫伏在栏杆上喝早晨的最后一杯咖啡。因此他没有起身，与她正式开场。也许他还要再等等，等渴望造成的没出息感觉过去。不仅渴望，还有些不可告人的朦胧企图，他坦白地告诉她。

他怕他从文字后面走出来会控制不住自己。你身上有对男人的默许，庆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男人看得到它。

他语气又变得相当“尼采”了，乔红梅想。

走过他的长椅，她的苹果啃完了。她把苹果核扔进一个垃圾桶，掏出皮包里的纸巾，擦了擦嘴和手。牵狗的熟人走回来，她背转身去，希望别再寒暄第二次，但失败了，首先狗不让她混过去。狗竖起身体，两爪抱住她大腿，热诚里藏着不可告人的朦胧动机。她呢，跟狗的主人都不去识破那动机，只说这样的早上……真好！

这人断定乔红梅认识狗的主人有多年了，双方都严密控制关系的进展。他说乔红梅从垃圾桶转身的一刹那，便是另一个人，随俗，近情理，尊重小布尔乔亚的苍白友情。他说谁能想象呢，她这样一个女人从那么个小村落里走出来，那个曾把二百一十三名少女供上祭台的村落，那个让女儿们远走高飞的村落。

她告诉这人，她感谢他让她好好认识了一次自己。她说他的洞察力，那近乎神明的感知能力，使她第一次产生打开自己的愿望。她的秘密不仅对别人是秘密，甚至对她自己也是秘密。

她说有些秘密是必须守口如瓶的。第一次意识到她有了那样的秘密，是一九七七年，她十一岁。还是冬天，还是稻草垛。八个知青全走光了，仅剩的一个是男孩，十九岁。他常躺在稻草垛上吹口琴，吹累了就对村里的孩子们讲南京、上海、美国。他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住，有时嘴里还含着半句话。他这个时候的样子很奇怪，眼睛挨个看着这群乡下孩子，像是一分钟前刚降落到他们中间。然后他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你们多幸福，反正生长在愚昧之中，也就感觉不到愚昧了。他说哪天起火就好了，把所有稻草垛烧起来，然后就再没有绊住他的这个愚蠢小村庄了。他在所有同伴离开之后又待了一年，骂骂咧咧，胡子拉碴，三天抱病两天卧床的一年。这一年那个叫红梅的小姑娘从他嘴里听了许多故事，美国有个林肯，英国有个培根，还有拜伦和雪莱。不论他向孩子们讲什么，都会突然转回来，用他所讲的来参照小村子的渺小、可怜、无知。就在他开始认命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被烧死在一个稻草垛里。谷场上的几个稻草垛那一夜全烧成了灰。因为有人看见他诱拐了村里女孩，不止一次，他和女孩们消失在柔软的稻草里。

村里的孩子们对他永远的消失黯然神伤了许久，表面上却是仇恨他的。女孩们会哼唱他留下的口琴曲，并不知道那全是俄罗斯民歌。

乔红梅说，多奇怪啊，你看，我在见到格兰时，突然想到了这个男知青。

现在她要这人来看看第一次出现在她眼前的格兰，四十九岁，两鬓有些白发，却长着小伙子身段。和所有外教不同的是格兰教授的自信、成熟。那是乔红梅做走读生的第二年。格兰走进教室，背挺得笔直，竟无树大招风的顾忌。他朝学生们说了声中文的“早上好”，然后他说他会的第二个中文词是“打开水”，第三个词是“肉包子”。说到此他停下来，等待着什么，几分钟之后，他说：“你们怎么没笑啊？刚才我给你们时间是让你们笑的。”他告诉学生们，他有个在中国任过教的同事，回到美国警告他，“打开水”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不然就会错过一早在走廊上送开水的服务员，连咖啡也喝不成了。“肉包子”也很重要，不然炊事员会给你没肉的实心馒头。他还会一句中文“我爱你”。他看着学生们瞠然的脸说，他学会它是为了记住它并绝不去说它。也是那位同事警告他的，一旦你对某女生说了它，你在中国的日子就惨了，血淋淋了。他用的是英式粗话，“血淋淋”在此处一下子去掉了他的书生气。他说同学们一定要提醒格兰教授，尤其可爱的女同学们，千万别让他脱口说出“我爱你”来——他可是个唱情歌的老手。

乔红梅写到这里，意识到自己在微笑，对着她自己笔下的格兰。她意识到格兰是极富吸引力的。她对这人说，你无法想象我听格兰吐出三个中国字时的感觉：“我、爱、你”三个字超出了他嘴巴的掌握，他的样子于是像个孩子。格兰舔舔嘴唇，听一个大胆的女生纠正他发音。他又来一遍。乔红梅简直不再敢听。那些字眼在他嘴里是生涩青嫩的，正因为此她不忍去听。她到十多年后也不能解释她当时的感觉，是不忍看他四五十岁一个教授当众耍猴，还是不忍看他不知深浅的天真。

大家笑得很响亮。乔红梅却没笑。她想她究竟对什么着迷起来了。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傻乎乎一上来就把自己亮出这么多。从此她想接近他，替他站队打乒乓球和网球，为他去医务室取酒精（他用酒精做起司火锅），带他去胡同里拍照，带他去西单挤服装夜市。她似乎忘了自己是个中尉军阶的军方翻译人员，也忘了自己有丈夫，婚姻美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南方调到了北京，并刚刚分到一居室住房。她知道她的处境在一天天严峻起来，女同学们别有用意地问她某件新衣服从哪里买的，当她回答它不过是西单衣市的舶来旧货时，她们会装腔作势地称赞她的眼力，并纷纷请她再跑趟腿，代她们买件类似的回来。

一次在食堂吃饭，格兰走进来，坐在几个女生中间。他说外教食堂没饭了，大家是否能赏他一口。女生们争着去卖饭窗口排第二次队，买回十几种菜来。这时她们发现格兰眼一亮，人从凳子上欠起身，回头一看，是乔红梅走进来了。格兰教授嘴上在和她们瞎逗，眼睛一直在乔红梅身上。她们恍然大悟，他突然到学生食堂来，是为了见她。她们以瞧好戏的心情，邀乔红梅坐过来一块用餐。那天乔红梅恰巧很朴素，白衬衫绿军裤。不一会儿，格兰问乔红梅：“你看你袖子上沾了什么？”她说：“噢，墨水。早就有了。”女生们一声不吭，听他俩说话。格兰又问墨水怎么会到袖子上呢。乔红梅说是她画上去的，考试考不出来，就在袖子上画圈圈，最后画成了一个墨团子。格兰说可以洗掉的，她说不可能，她什么办法都试了。大家眼睛看格兰教授，又看看乔红梅。她们想，肯定有弦外之音，却又听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格兰教授这时说：“你试的方法不对。你把它给我，我给你洗。”女生们全抽口冷气。格兰什么也没意识到，又说：“你把它交给我好了。明天我保证还你一件毫无污渍的衬衣。”

乔红梅对格兰的坦然是有所了解的，但坦然至此，她还是措手不及。她含着一口饭，脸憋得通红。然后说格兰教授改行，改格兰洗染店了。

格兰认真地说他做惯家务，到中国来家务少了，觉得反而没事让他打打岔，分分心。他说不信你们看，我保证不像我看上去这么蠢，至少衣服洗得很地道。

女生们不久都告辞了，把十几份菜留给格兰和乔红梅。两人冷了一会儿场，乔红梅知道坏事了。

乔红梅告诉这人，那是她和格兰关系的转折。

她对着女同学们孝敬格兰教授的一桌菜，看了他一眼，说：“这下我们怎么办？”她当时不知道这个意义含混情绪暧昧的句子营造出一个秘密空间，不仅区分出内与外来，也对俩人形成巨大压力。逼他们尽快表明事情的属性，以及彼此的名分。格兰像孩子那样看着她：“我讲错什么了？”

“你真的要给我洗衬衫？”

“真的。”他还不明白哪里不对劲。

“你没救了。”乔红梅说，心里从来没有过那样奇异的感动。她真是冲动地要摸摸这老儿童的脑袋，告诉他心里想什么，嘴巴千万不能说。他心里一定是把她看得十分亲近，于是他当众就把这亲近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不可以为你洗衣裳吗？”他问。她反问：“你会给其他女同学洗衣服吗？”他说：“那得看谁。”她追问：“谁呢？”他说：“讲不清楚。感觉上我会去做，就去做。每个人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乔红梅在键盘上敲着，告诉这人她从那天起知道什么叫“孤立”。格兰却仍请她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夸奖她发音准确，有时夸得过火，超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夸奖，比如他会说，哇，多优美的嗓音。她心里想，格兰不过是坦坦荡荡在跟着感觉走，却让她吃尽苦头。每一个同学，无论男女，都认为她命也不要地在勾引教授。她对这人坦白，十多年过去，今天她明白，当时她确实在追求她的教授，从第一堂课就开始了，她同她的追求不紧不慢地向格兰撒出一张网。她不能没有追求，她是个追求男人的女人。她的前夫也是她追求来的。她说她知道自己是那种祸水式的女人，不停地兴妖作怪，至少内心如此。追求起来，她像男人一样无畏，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她又补充，我指的男人是当年的格兰，下面我会告诉你，他的追求有多悲壮。歇口气，乔红梅又来一句，没想到我们追求到的，就是今天的彼此。

看来你失望了，这人插话说。还是少一个字母的“失望”。是的，又有一点上当的感觉。“从我的小村庄到了南京的军校，不多久，我就体会到这种淡淡的失望。小村庄外的世界，还不如那个男知青讲述的那么大，更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大。我还想看更大的地方，我指的是未知的，像格兰刚出现时，每句话每个行为，对我都打开一片未知。就连他最小最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系鞋带嘴里叼着太阳镜，端相机时把棒球帽檐往脑袋顶一推，拿起膝盖上的餐巾轻抹嘴角……我就是在一个此类的小动作之后，明确地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这人问她是什么动作。乔红梅心里一阵温暖。她在刚与格兰恋爱时，常会有这样一股暖暖的柔情在心里一涌而过。这熟识的温暖此刻已显得相当陌生，似乎有很多年没出现过了。她把这感觉告诉了这人。她接下去讲述起格兰请她去建国饭店的那个晚上。那是在她被同学们孤立了近两个星期之后。对晚餐丰盛与否她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丰盛的吧，格兰在中国那会儿往往为他们俩人点六个人的菜。饭后送来了账单。注意，下面就是要细看的镜头了。格兰并没有停止嘴上的轻声谈笑，眼睛也没离开她的脸，右手伸到西装左侧的内兜里，抽出一个黑色皮夹。他还是那么漫不经意，以食指和中指钳出一张信用卡，向上一抽。动作小得不能再小，却是挥金如土的动作。他跟她还在谈话，偶尔纠正一下她的英文句法，总是温存地道声对不起。服务员把单子又捧了回来，他从口袋拔出笔，落在账单上。只看见他手腕动了几下，再有力地往斜上方一提，完成了一个签名。完成的，是一个来自最富有国度的、神气活现的形象写照，是不在乎金钱的有钱人的一记手笔，给她一个关于钱的全新概念。她在想，一个国家得多富有才能养出这样一种对钱的翩翩风度。她不明白动作怎么给格兰做得那么好看、那么美国式。回去的路上，他们乘公共汽车。那是八点多钟，天刚黑透。格兰嘴里呼出淡淡的酒气，和餐后的咖啡味混在一起。星期日晚上，人们赶车回家，车拥挤得很。她和格兰面对面站着，酒意在体内膨胀起来。她在车子猛一晃动时拉住格兰的手。就像合了闸一样，淤积的酒意一下淌散开，疏通了。

她对这人说，到今天她都为自己的鲁莽、情急、不顾脸面而惊讶。那时她想也不去想，她和格兰的出路在哪里，她只想在那一刻爱他。她要把那一刻的格兰攻打下来，划属给自己。她说格兰回答了她，成全了她。他的手反过来紧紧握住她的。不久，格兰的手顺着她赤裸的手臂摸上去。他的手指变得冰冷，最后停在她连衣裙的领口，她的锁骨上。她告诉这人，即便是触摸她女性的最核心点，也不会有这触摸引起的反应强烈。她体内出现一种昏暗的动作，一种朦胧的张弛。她说，哦，你可不知道它多么好，又是受罪，又是享福。

这时乔红梅觉得有点异样。转过脸，见她邻桌的男孩正看着她，撇下了网上胡聊的一帮人。她在他眼里是个上网来思春的女人，两颊红潮，目光涣散。她马上下了网，快步走出图书馆。男孩在大门外追上她，问她要不要大麻，上等货。原来他把她当成毒瘾发作，想乘机敲她一笔。

回到家乔红梅便接到石妮妮的电话，说她出了事。石妮妮是学校音乐系的学生，也和乔红梅一样，拿一个学位又拿另一个，靠奖学金开工资。她比乔红梅小五六岁，常说要拿下某个富翁。对于她的终极目标，妮妮很磊落，碰上打她主意的男人，她会说别费事了，你反正是跟我玩不起的。妮妮嗓音很高，又脆又甜，是美国人讨厌的那种不性感的小女生嗓音。这时石妮妮却忽然降调，声音里一多半是呼吸，吹得人耳朵眼痒痒。她说告诉你吧，我拿下了一个三十二岁的百万富翁。

乔红梅说，好样的。

石妮妮说年轻的富翁拥有高档男装连锁店，全欧全美全世界的富翁都买他的衣服。他马上给了石妮妮一份活儿，在他的一个分店做经理。年轻的富翁虽然领导服装潮流，却喜欢留长直发穿牛仔裤的亚洲女孩。因此石妮妮说她一屋子半遮腚的短裙统统作废。她吵个不停，嗓音又高上去，说上个富翁给了她一副又白又齐的牙，这一个不知会不会替她修修脸上的暗疮。乔红梅笑起来。石妮妮的优点不多，但十分突出，上来就会告诉别人她又自私又庸俗，嫌贫爱富，不够恶毒的主躲开些，免得受她祸害。她知道自己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块笑料，但她不在乎。

乔红梅说妮妮你来电话正是时候。

妮妮马上说，你有事求我就免开尊口。

她不理她，只管说下去，妮妮，我这事还非得你帮忙不可。

你不知道我这人从来不帮别人的忙？

你到网上帮我发一封信，装得孤苦伶仃，饱受创伤。

我是饱受创伤，妮妮说，自己也哭死了。说吧，乔红梅，你要我去祸害谁？

就发一封信，说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他，不知怎么特想和他谈谈。乔红梅把网址和信的主旨交代给妮妮。这是她灵机一动的想法，想改变一下她在这场周旋中的被动地位。

妮妮问要不要放上一张她的相片，相片上暗疮反正看不出来，她说。对了，给一张全身的！

妮妮大声叫道，我的玉腿玉胸怎么样？没的说吧？

乔红梅不同意，说妮妮的全身照太色情。

妮妮问，这个是谁？

乔红梅说，一个富翁。

妮妮说，我拿下来算我的？

算你的。

夜里石妮妮来电话，说富翁没理她。

妮妮把她的电子信转发过来，乔红梅读了两遍，认为基本是那个意思。她指示妮妮，放一张直长发、牛仔裤的相片上去。

放下电话，她见他有新的信件来了。

他说他在想象她现在在做什么。子夜，杯子里是茶还是酒？她捧着茶的手紧了一紧。

他说他看见她在宽松的起居袍里，头发一半在领口里。他说他喜欢她所有的形象。柔软宽大的衣服下面，她小小的胴体使他痛苦。

乔红梅一阵燥热。他说一些感觉落实成文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他正处的困境。他想传达给她的，是从感觉到感觉，中间没有文字自以为是的诠释。滋味、气息、触碰……文字怎么可能讲得清？舌尖舔在一颗剥去皮的葡萄上的感受，那感受只能是舌尖和葡萄之间的；那一舔感受到的圆润、半透明的质地、多汁和成熟，独属葡萄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物质的滋味……他说他已经把它写走样了，已是他强加于没有文字的舌尖和葡萄的感觉了，这感受是舌尖和葡萄间的一个秘密，只有它们自己知道。文字永远嫌慢、嫌笨，太过实际和具体，太过生硬和粗暴。她的嘴湿润起来，胸脯似乎在变化。想象一下吧，他说，舌尖碰到的是一块细腻腻的乳酪，或一滴三十年的红葡萄酒，或一颗激情的乳头……这之间，感受一言难尽。那秘密接近罪过的感官狂喜……他说文字太令他失望，一写就背叛了感觉。但他相信，她悟到他在说什么，这是他和她之间的秘密。正如舌尖与葡萄、与酒、与乳头间的秘密……她不知自己怎样下了网，回到卧室。格兰还在读学生的读书报告，在一蓬灯光下显得那么祥和。一缕灰白头发耷在他额上，面部线条十分鲜明。他搂了搂她，吻一下她的耳朵。全是日常俗礼，舒适而麻木。她却不知为什么拉住他的手，把它搁在自己胸上。格兰很久没有这样和她做爱，回到十年前似的。

完毕后他问，你没事吧？口气很担忧。

她心里惭愧至极。只要格兰不出声，就不再是格兰。她怎么会这样下作？肉体其实已私奔得那么远。

她一夜没睡，清晨五点起床，给他写信。

她说她感谢他的出现，使她自以为遗忘了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打开了她，从心灵到肉体。但它已发展得可怕了，她不能拿它做毒品。她将更感谢他的消失。

早餐之后，他已有回信来，问她是否打算换网址。

她避开提问，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读他的信。他说不管怎样，他会常常看她从草坪上走过。她不再说什么，最后狠狠击一下键，下了网。她下午有一节课，匆匆抓起书和笔记本，向客厅走。格兰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留了一份午餐给她，是便餐店买来的三明治。她打开保鲜薄膜，嫩粉色火腿在两片黝黑的面包中间，伤口一样咧开。

乔红梅走上草坪时停住了。她四处张望，然后目光定在十六层的公寓楼顶。那儿是这座大学城的制高点。

她跑回去，却发现通往楼顶平台的大门上着锁。她很快在地下室找到楼房管理员。他非常客气，问她上平台有何贵干。她说看看风景。他说恐怕不行，他无法向住户协会交待。她说她不去自杀，他笑嘻嘻回答说那谁知道。她说不放心你和我一起上去。他两条眉毛一挑，表示她的邀请很妙，他很领情。紧接着他又回到飞机乘务员那种永远不想跟你混熟的微笑，说他可不想上那儿看风景。他话锋一转，谢谢她为公共洗衣房捐的书。洗衣房有个烂书架，谁有旧书就放上去，供大家在等衣服时读。人们常常把书拿回家，又把家里的书换上去，因此形成一个方便的小周转。

乔红梅问他怎么知道她捐了书。

他说因为她捐了许多书。

她说书上并没有她的名字。

他说一定需要名字吗？他眼睛忽然很神秘。黑眼睛。黑头发。个头五尺九寸左右。乔红梅在下课时开窍了，那个密语者可能是谁。楼房管理员的形象和早先的文字形容相符，并且他了解每家每户的背景、经济状况、感情局面。

第二天中午，乔红梅看见管理员从草坪上走过，手里拿着一份三明治。她坐在自家阳台上，戴一副太阳镜。管理员的马尾辫被风吹动起来，顿时添出一点哀婉的风流感。你看，我也可以把你锁入我的瞄准距。遮阳伞稍微倾斜，阴影特别理想。你看，我也能待在暗处，而把你亮在明处。管理员坐了下来，坐在被鸽粪涂得花斑斑的长椅上。看来他要在乔红梅的瞄准中吃午餐了。她和他成了大俗套凶杀片的典型镜头。

她轻轻晃动二郎腿。他却没打开三明治。从十六层楼上的位置看，他是顾盼的。他在等一个人。她看管理员不断看表。她也看一眼表，十二点五十九分。毒贩子一般会准时到达，管理员的脸色是轻微的中毒者的。

一个女人走过来，红色头发，胖而高大，像个生过一群孩子的好心爱尔兰主妇。她手里也是一份三明治。这个自由民主的大国人口众多，却只有那么几样饭食。一个被快餐统一的联邦。女人和管理员边吃三明治边读几页纸。不久，他们的手动起来了，在腿上打着节拍。乔红梅从椅子上站起，伏在阳台栏杆上。

他们在排练一段歌剧，是两个业余演员，在本地歌剧团跑龙套。唱得来劲，女人肥壮的大巴掌在管理员背上一通地拍。管理员够忙的，却还有一份闲心和人密语。她见两人分手，便赶紧下楼去，走入地下室时，他正从洗手间出来。看见她他向后一个小小的趔趄。乔红梅一乐，看，我也能杀你个冷不防。他不失礼貌地暗示她，他是有门铃的。她说真对不起，失礼了，可门是大开着的。他说又要去看风景？他这回笑得放肆了一些。她说她的钥匙落在家里了，能不能借用一下他的电脑。他以歌剧龙套的姿势，向她摆出一个古典邀请。她盯着他。眼睛，深棕；头发，黑色；耳朵，偏小（但轮廓优美）。她将他的特征扫描在脑子里一一记下。他仍藏在某个歌剧角色后面，戏腔对她说，哪里，为你这样迷人的女士效劳，是我的荣幸。他有些紧张，表面上和她耍贫嘴。然后他走到写字台前，为她拉开带轮的转椅。她又看他一眼，这就是引发我倾诉欲的那个人？才华还是有一点的，一手好文笔瞎糟蹋在她这儿。他问她要不要来杯什么喝的。她说随便，有什么我就喝什么。点击两下，电流在她和他的空间里吱吱尖叫起来。

她接过他递来的白水。这个骗取她信任和激情的人，秘密或公开地跑着许多龙套。

新网址一片清静。只有妮妮一封短信，打开，噗嗤一声乐了，妮妮已结束了五天的浪漫史。

她告诉乔红梅，一个电脑界巨富来到她的分店，一气买下几万元的西装。她被富翁邀请到试衣间里去伺候试衣，两人就地生情，欢爱一场。妮妮正要脚踏两只船，却收到解雇通知。原来服装富翁从防盗监视器里看见了妮妮和电脑富翁在试衣间里成就的好事。妮妮感叹，这年头你就没有一个绝对清静的角落！管理员现在以一张报纸做掩体。她向妮妮发了封短信。然后她一口口呷着纸杯里的冰水。妮妮竟马上回信了，说她刚收到密语者的第一封信。信中他夸妮妮年轻貌美，是一切西方男人梦中的亚洲女子形象。妮妮没有把他的信原文转发，还把他当个富翁给她自己私下留着。

乔红梅看着躲在报纸后面的人。报纸烦躁地响个不停。别想赶我走，你不是盼望能有个掏心窝子的谈手吗？突然信号亮了。她一看，头皮炸了一下。竟是密语者！怎么可能？她的新网址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他上来便说她不该在那个降价花摊上买花。那儿卖出的花从花蕊里粘起，因此它们从来不会开放。

她问他有没有必要这样跟踪她。

他说她使他上了瘾，这不完全是他的错。她说，假如真是这样，他该从电脑后面或灌木丛或报纸后面走出来。否则，她认为她的隐私权被侵犯了，她会报警。报纸又催促了。还有哈欠声、咳嗽声。他的嫌疑被排除了，又回归到他乏味的楼房管理员位置。

这人说，你干吗要这样对我呢？以报警来还我的一片痴心吗？

她看见他悲凉的微笑就在字里行间。她回答说：你让我感到无藏身之处。不，你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他说对不起。她说：假如你不肯消失的话，我可以请警方布置埋伏。警方会有兴趣的，男人绑架少女、女人，最近可是热门。

没有回音。

五分钟后，回音来了。

“你凭什么断定我是个男人？”

乔红梅瞪着这行字。

管理员说，需要我帮忙吗？他也感到蹊跷了。她开始回答，假如她这辈子会和人撒泼耍赖骂大街，也不过是她现在的样。她感觉恶毒粗俗的表情一个个在她脸上爆破开来。她不断吹开披到脸上的头发，嘴唇不断抽动。一个女性密语者？乔红梅以文字踹开对方的大门，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一路拖将出去。许多脏话她也不知拼写得是否正确，也顾不上计较了，只管唾沫横飞地骂。她停下来，把杯子搁到嘴唇上，里面已没水了。她想这人玩她玩成这样，玩得她半疯，体面都不要了。她慢慢删去谩骂，敲上一个冷冷的句子：“你我之间出了原则性误会。我是个正常的女人，是只会爱男人的女人。”

她下了网，站起身。报纸倒塌下来，露出管理员知情的面孔。他把她铺天盖地的大骂都听了去。原来他挺本分地扮演着他小公务员的角色，并不想暗中与她拍档。他客套地送客，告诉她一旦住户协会开会，他会代她请愿。她糊涂了，问请什么愿。他说，楼顶的钥匙啊。这是个很好的小公务员，认真负责。她说要费那么大事，就算了。他说不费事的。他音调一变说，你到底上去想干吗？她问其他住户上去干吗。修天线，他答道。她说你看，假如我也说上去修天线，你不马上就把钥匙给我了吗？他说：对，你就该照这话说。你实际上想上去干吗，我不想知道。她笑一下，我不会上去自杀。他也笑笑，我能信赖你吗？

她说，你当然不能。他做个鬼脸，自认为听懂了什么双关语。保险起见，她问他“失望”怎么拼写。他用嘴拼了一遍：“disappoint”，一个字母不少。嫌疑完全排除，他被无罪开释。这人开导起乔红梅来，说她应该没问题的，接受一个女人的恋慕应该是安全的。乔红梅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当你在偷窥别人时，请别忘了，你也在别人的窥视中。这倒不完全是胡诈，石妮妮买通了一个哥儿们，叫他在乔红梅出动时远远跟着。到目前为止，他发现有个瘦高个女人两次出现。

这人说她当然相信，她肯定一直在别人的窥视中。她说，这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人相互了解的手段了。接下去，她又开始教唆，说乔红梅应该试着去爱一个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像她一样，把感觉那么当回事。乔红梅说，你让我作呕。过了五分钟，她又来了，说两次婚姻，你还不够吗？和你现在的丈夫，你不也是有种上当的感觉？为什么不试试女人？不然你哪会知道你此生错过了什么。乔红梅说，我马上会看你好好地现形。这人又沉默一会儿，说就为了找到一点线索，把课也误了，那可不值。乔红梅想，她误课的事她居然也知道。在键盘上，她却跟她玩诈：“不管怎样，我很喜欢你的气质。你的发式也很合我的意，还有你的装束。一切都很好，都不会让人想到一个偷窥者。”她又想到妮妮哥儿们的一点重要情报，说高个女人有点跛。她接着写，“你的步子也很有风度，很独特，干吗不堂堂正正，从漂亮的文字后面走出来？”很长一段沉默。乔红梅觉得她和对方是黑暗中两个拳击者，摸索着步伐，无声地打转，都知道此刻出不得空拳。果然，她有了反应，问乔红梅是否把她曾告诉她的话当成了胡诌，比方，有关她那失而复得的女儿。她说无论乔红梅把她想象得怎样鬼魅，女儿确实存在。女儿如同一块内伤那样，时时作痛地存在。

为了证明她的真实性，她发来一系列相片，一个女孩从婴儿到十来岁，一个脆弱敏感的女孩。

乔红梅被触动了。女孩的眼睛是老人的，并那么触目惊心地熟悉。她把一张张相片仔细审视，想记起这眼睛是谁的，她几乎能肯定，她见过女孩的眼睛。看着看着，她心惊了，另一双眼睛透过女孩直视她。凭直觉她感到这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确有这么个女儿，也的确有一场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剧。她回信说女孩非常美丽，却有种不幸的氛围。她说，女孩的眼睛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不是似乎，我肯定见过。这人回答说，她多年前失去女儿，是因为她犯的一次过失，把女儿从学校劫持出来，藏匿了几个月，从此便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乔红梅再一次感到那真切的创痛。直觉告诉她，这人的创痛不止于此。她问，你女儿上次回去后，常给你来电话吗？这人说她女儿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她。乔红梅问，你要她相信你什么？相信我爱她，从来不想伤害她，不管我做过多少蠢事。这人答道。正如我不愿意害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从此退出去，永远不再打扰你。不再把这个人当成“他”之后，乔红梅的确感到安全了一些。走路时她会突然止步，看身边是否有个高个子女人出没。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开始恢复往常的行动路线，去图书馆，去学校，去购物中心、超市。好多了，似乎不再处于一双多少带些兽性的目光射程中。她发现自己常对着密语者的来信发呆，想象她躲在哪一片昏暗中，把她看得那么仔细。她留着女同性恋流行的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些？），面部线条偏硬（可别是个样子），有双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乔红梅告诉这双黑眼睛，她是个怎样的人，屈从本性，易于沉溺感官的享乐。十多年前，为了公共汽车上格兰那一记触摸，她什么都豁出去了，廉耻、名誉、婚姻。一个晚上，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她从教室带走时，她像壮丽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头朝格兰宿舍亮灯的窗口长长望了一眼。

那是十一月初，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供暖要在十几天之后才开始。她背后是二十多个晚自习的同学，看四个军人前后左右地包围着她。一辆军用吉普停在楼梯口，她知道那就是带她走的车。她是翻译一般文献的翻译人员，在这当口可以被定罪为泄露中国军方技术秘密。吉普车把她带到郊区一片野地，她想不知格兰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在“老地方”等她？或等不来她，正失魂落魄地四处找她。不久同学们会告诉格兰教授，那个叫乔红梅的女学生去了哪里。去了一个或许永远回不来的地方，野地里几排简易房，其中一间做了临时女囚室。

四个军人把她带到一间灯光雪亮的大屋。等在里面的有三名军官，一名副团级，两名连级。讯问开始了。她坐在被审的位置上，两只冻痛的手捏成拳。他们问她对格兰教授什么印象。她回答：博学，正直。他们说他在把你提供的秘密情报上报的时候，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词，独特。她说她从来没有提供过所谓秘密情报。他们谈格兰教授在给美国寄的信，已被破译了，里面有大量情报。她说绝对不可能。她费了许多口舌，要他们看清一个简单事实，她从毕业到目前，从未接触过任何有“秘”字可言的文件。再说，她的主项是将西方战争报告文学翻译成中文，她有什么秘密情报可出卖？审讯持续了一个月。她严重缺觉，胃口下降。但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没有内裤换。她知道他们不仅在惩罚她，更是在羞辱她。

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了一片广漠的未知。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

这人读完乔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分的话。她却说不出口，发现它远不如“哈”含义丰富。

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戴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

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

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

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乱伦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凑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

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

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

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分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

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双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平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

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格兰没回来，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去看学生烧国旗。他的字体飞舞起来，总算出了个让他也乱一乱的乱子了。格兰和她这几年用字条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很省事，争吵也不发生。

她打开电脑，手里端一杯酒，想好好和密语者谈谈。

她把那个女孩怎样加害她父亲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写到故事结尾居然泪汪汪的。父亲留下遗书后，开车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那里服了毒。他不愿女儿看到死后的他。等到第二天，密语者都没信来。格兰忙出忙进，为他系里的几个被捕学生张罗保释。另外几个学生要参军，他要代他们向系里请愿，保存他们的课时。乔红梅发现三天不刮胡子的格兰生动了许多，简直像又发起一次浪漫热症。

第三天，密语者还是没消息。

乔红梅坐在电脑前，感觉灰溜溜的。

也许她一再告诉她，她只爱男人，使她终于放弃了她。也许她发现乔红梅和妮妮是一伙，搭了档在作弄她。已经是第七天没收到她的信了。乔红梅看着电脑上的空白，感到自己钻牛角尖地钻入了这个谜一样的密语者。桌面上一片混乱，桌角搁着两个杯子，里面的咖啡已干涸。电脑上有块三明治，上面有半圆的齿痕，火腿露出来，已干了，老伤般深红。她身后，书房也荒芜了，摊开的六七本书上落了一层银色灰尘。墙角的镜子上贴了许多小字条，提醒她自己该还图书馆的书，该回某教授电话，该给吊兰和巴西木浇水……窗子右上方的吊兰倒没干死，反倒蓬头垢面茂盛着，蜘蛛从那儿朝着天花板撒开一张大网。

第八天，信来了，绝口不提乔红梅的上一封信，关于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她说乔红梅顺着超市货架的长巷走来时，她几乎没看出她来。穿着白短裤和红色背心的乔红梅看上去四肢发达，每个动作都虎生生的。于是她看见的是一名PLA女军官（注：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可不那么好惹。她对着前女中尉的侧影看了两分钟，想调整那个飘忽神秘的固定印象。“你跟在你丈夫身边，远比他刚劲。发式也出乎意料，你这个变化多端的女人。”她看见她从格兰身边离开，回身去看地面上一张广告。那是一张房屋出租的广告，低廉的租金被粗重的笔墨标在上面，还框了一圈荧光橘红。她看见乔红梅用穿白球鞋的脚踏着广告，把它转了个方向，使所有的字正面朝她。然后乔红梅伸手去够货架上的花生酱，亮出手臂上那块圆圆的卡介苗斑痕。她说那块斑痕让她心乱。讲得露骨些吧，它让她欲火中烧。

这人大言不惭，说她痴痴地站了很久，想把没出息的样子收敛起来。

她看格兰的手搂了乔红梅一把，手指在那斑痕上麻木地滑过。她想象六七岁的乔红梅，站在孩子们的队伍里，一只衣袖脱下来。这人跟在乔红梅身后，看着格兰搂着她向尝试食物的摊子走去。她想到七岁的乡村小姑娘梳着晒成枯草的细辫子，跟着队伍慢慢移动赤裸的小脚，脸像所有其他孩子那样懵懂，那样任人宰割。她说那想象使她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触碰那块斑痕——从童年到成年，它是唯一不变的，保持着异样的敏感。

她说乔红梅其实把租房广告上的价钱背在心里了。她无意中发现了乔红梅的一个秘密向往。“也可能是刹那间的心血来潮，你想有个自己的窝。谁知道呢？人往往不知自己漆黑的心底萌生着多少谋划，一个外来事物不期然地出现，突然间把那漆黑的谋划照亮了。到底是什么谋划，分居、离婚，还是偷情，你并不清楚。但谋划是萌生了。然后你走向你丈夫，恢复了小鸟依人的一贯形象。”

她说格兰在免费品尝食品的摊子前大声打诨。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常用玩笑缓解沉默带来的压力，缓解沟通危机。她说乔红梅笑了，心里却在全力忍受。连她都看见，一句冷冷的抢白，就在乔红梅嘴里。“你们的亲热令我紧张，但你够棒的，不着调的玩笑被你成功地忍受过去了。然后你看你丈夫拿起第二块糕饼，似乎从来没发现他咀嚼时会整个头皮都动起来。他一边卖力地嚼着，一边拿了第三块糕饼请你客。你笑笑谢绝了。他满足地呼出一口气，你却调开脸，避开那股甜热的口腔气味。看看周围正发生什么。肥大的身躯推着超重的购物车，厚重的双下巴和红润的大脸蛋。食物真多啊，足以淹死这些幸运的人们。滋味却单调得可怕，这些丰胸肥臀的鸡，它们从一个鸡蛋钻出到变成一堆肉只需一个月，寿命不比大白蘑菇长多少，因而滋味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你在鸡肉档里挑拣，想找半打瘦弱些的鸡腿，却失败了。这些鸡短暂而无扰无忧的一生中，它们的脚从不着地，所有的腿按人的计算达到预期的斤两。层层叠叠排列得像团体操般的肥鸡肉体，无所谓雌雄，无所谓强弱，脑子完全空白。怎么可能有滋味呢？生存竞争的搏斗，寻欢求偶的激情，对天敌的恐惧，那一切形成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发育，使一只鸡的生命成为巨大偶然。正是这偶然，使鸡成为鸡而不是大白蘑菇。你最后拿起一盒鸡胸，因为它们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你把那盒鸡胸搁到购物车上，不是搁，是小小一扔。那里面的疲惫、牢骚、无奈，我全感觉到了。你的肢体语言非常含蓄，但不单调……”

乔红梅听见格兰在客厅打电话，声音显得很年轻。他在谈第二天晚上旧金山联合广场将举行的烛光示威，网上申请参加的人有两千多了。不久，格兰兴冲冲的脚步走过来，在她门口停了两秒钟，又兴冲冲进了他自己的书房。

她听见格兰开始上网，手指头流畅地弹奏在电脑键盘上。

她把密语者的信读了三遍，一面温习那天在超市见到的所有面孔。她又让这人漏过去了。

她请她不要玩这种偷窥的把戏。

回信马上来了，问她是否有心租那间廉价房。乔红梅真的反感起来，手在键盘上狠狠敲打：我的丈夫就在隔壁，我可以问问他，怎样对付你这样的变态狂。我丈夫已经对我最近的异常表现起疑心了。

“不会的，从我的观察来看，你丈夫觉得你们已进入了婚姻的绝对稳定期。如此的稳定，知心话都免谈。连那种充满感觉的无言对视，也免了，早就免了，早已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用说笑填塞沉默。说笑堵死了沉默所含有的无数可能性，沉默本身不就是一种会意？大胆沉默下去，会意才可能滋长。你丈夫却已丧失了胆量去沉默。多少人丧失了这胆量？你也快了。”

密语者变得晦涩起来，玄起来。

乔红梅说起那个夜晚，离开北京之前。满城风雨已过去，格兰教授像“水晶鞋”中的王子那样，终于迎娶了灰姑娘乔红梅，欣然回国。半年后，她收到格兰寄来的机票和两套漂亮裙装。她开始做出国准备。

是十一月初的夜晚，跟两年前她被讯问的初冬夜晚很相似。她骑车来到她曾上班、下班、政治学习、大扫除、分年货的大院。风是典型的北京北风，横着吹起落叶和垃圾。她知道前夫已有了女朋友，她和他通电话时说：“祝贺你找到了一个好女人，建军。”那次建军来电话是为了要她来取她的衣服、书本。

她这时告诉密语者，自从那个电话之后，她对建军的亏欠感，基本平息了。他非常冷淡，要她来取东西时最好带个帮手，否则上楼下楼她一个女人够受的。言下之意是他不会做她帮手的。他还告诉她，他女朋友可能会在场。

她骑车经过食堂、浴室、小卖部，突然想起小卖部在夏天出售的自制牛奶冰棍，因为含奶量太高，特别容易溶化。建军一买就是十多根，用手绢兜着，百米赛跑地送到她在六楼上的办公室。冰棍送到时总是化了一半，建军也化了一半，水淋淋地傻笑。再过去是门诊部，值班室的灯还像两年前一样肮脏黯淡。急救车司机仍在和锅炉房老王打牌。

她锁了车，走进门诊部，拨了个电话号码。她听见接电话的人在两层楼之间大声叫喊。不久门开了。她原先的家门。建军下楼的脚步声她都听出来了，还是穿着她给他买的假皮拖鞋。他说：“喂，谁呀？”

她没说话。他已经听出来了。

五分钟后，他朝门诊部走来。军装换过了，是八成新的，头发也整理成她喜爱的样子。他说，走啊。她想也没想地跟着他走回去，上了四层楼，进了家门。一路上他问她什么时候启程去美国，她父母来不来送别。她一一回答。对于她给他的伤害和羞辱，她装得没事人一样；对他给她的一切报复和惩罚，他也不了了之。

他女朋友不在。为什么不在，她没问，他也不解释。她看见那套她选购的进口家具终于来了，从订货到到货需要三年。浅黄沙发上有浮雕般的布纹，大衣柜四扇门，和国内家具比，总算不千篇一律，写字台上的台灯是不锈钢的，连电视机上的防尘布都合她的心意。在她被拘禁、失业和流离失所的日子里，这里的一切按她的设计完整起来。一切都好，好得就像给人上的一个当。她酸楚地想，建军充实和圆满了她给他上的一个当。

建军问她吃了饭没有，没等她回答，他已去厨房打开了炉灶。他说食堂的菜，不过正好是她爱吃的清蒸狮子头。她和他坐在小桌边，他陪她吃，谈得不多，但都谈到了痛处、痒处。于是有笑也有眼泪。原来建军可以是细腻的，不再是那个虎头虎脑、粗声粗气、不常洗头的中级军官。

他们谈起初认识的时候，他是高年级的班长。他把她的求爱信退给她，却悄悄为她买了一双手套和一套英文的《鲁迅选集》。他承认自己有多想占有她，和她出去逛马路，手碰一碰她简直是活受罪。她问他是否记得他们的第一次。他脸红了，说怎么会不记得？不是让你写到检讨里去了吗？那时他向所有人宣战：“处分我吧，是我引诱了她。”两人都不语了，深深地一笑。

不知谁起的头，他们抱在了一起。很可能是她主动。她告诉密语者，这事像我干的。建军把她往卧室里抱，却在掩门时忽然丧失了体力。她的背靠着门，他的吻已经开始。他的嘴唇带一丝遥远的烟味，那么年轻，吻在她眉毛、眼睛、嘴唇上。她以十倍的疯狂回报他，他伸出手，指尖从她前额描画下去，描下鼻梁，慢慢再往下，把嘴唇也描下来。然后指尖停在她下唇上，它内侧湿润的一带，描了又描。那根撩动引逗，甚至带一点作践的手指，让她浑身抽紧。手指是建军的。感觉失而复得。建军继续他的描画，手指点到处，她肌肤上一线的火花。他眼里有泪，她眼里也有。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性肉体，另一个男人的侵入使它显得陌生而神秘。它怎么在那个外种族男性怀里撒欢的？建军觉得不可思议。最初的嫉恨和狂怒过去了，他只觉得整件事情不可思议。

她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他们竟做得这样美满。建军原来可以这样敏感，这样懂得与她的敏感呼应。她泪流满面，心里问自己，你早干吗去了？原来你对建军是有感觉的，原来你还在爱他。

他们躺在曾经的位置上。他的泪水滴在她额上，她的眼泪湿了他的颈窝和肩头。哭了一阵，他们再次狂热起来。直到凌晨，两人累得散了架。天亮起来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又说她不走了，再也不走了。她问，建军，假如我留下来，不走了，你高兴吗？他重重叹口气，问她为什么不走了。

她说，因为我刚刚了解你。你看惨不惨，建军？要闯这么大一场祸，要我们两败俱伤，才能了解你。

建军问了解他什么。她说了解他多么会爱。他苦笑起来，说他难道不一直是这样？

她说不，不一样的，他从来不像这个夜晚那样听她讲话，也从来没有那样看着她，他的眼神，他自己哪会知道。她还想说，他也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吻她，抚摸她。她知道这话可能被他听错，听成她为自己开脱罪责。

他把她抱得很紧，抱得她都没了。她想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妖孽？在和格兰新婚之时，与前夫爆发热恋。她难道只能在一团糟的关系里才能获得满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刻，她看清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恋建军？一个男人对她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她总是在编织错综复杂的关系，总要把有名分的、非分的、明面的、秘密的打乱重编。建军和格兰对调了位置，变成了偶尔享受一番的情侣，仅这念头，也够奇异，够激活她所有感官。感觉好极了，一路畅通，到达每根发梢。

她开始穿衣服，建军起身替她拉毛衣的拉链。她回头看他，泪珠子飞快地往下掉。这个建军不再是曾经的建军，是她新获得的恋人，是她疯了似的爱着却马上要诀别的情夫。她内心像若干秘密格档，分门别类储存着她不同的爱和情，她必得将它们施给不同的男人。

她不是个好女人，乔红梅对密语者坦白。她手上捧着一杯红色的“大都会”，薄薄的玻璃杯沿上插着一颗红樱桃。是她自己调的酒，比例改变了一些，多了点伏特加。她开始读自己刚写完的这封信，深夜和酒都使她诚实。面前是一个温和身躯，无论它是男是女，都是仁慈的，不见怪的，表情含而不露，像所有高深的神父或心理大夫。她对着这不可视的身影倾诉，感到自己不会被仲裁，只会被接受。一时间，她忘了忏悔者是她自己，而接受她忏悔的人是电脑深处的密语者。她只觉得这两人谈得很好，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人白天扮着各种角色，假如没有此刻的原形暴露，不是要活活憋疯。

她接着倾诉下去。十一年前，在她离开中国的前一个礼拜，她潜伏在新情人的密室。新情人是被她抛弃的前夫。最后两天，她不再和他做爱，只是紧紧抱着他，从天黑到天明。没有罪过，幸福不真实。她把和建军的疯狂情爱珍藏起来。在下飞机走入加利福尼亚灿烂的阳光和格兰的怀抱时，笑容有那么一点扭曲。她告诉格兰她多么爱他，是真话，似乎正因为她的不贞使她更爱格兰。每个女人都因为一点不可告人的隐情加倍地给予丈夫激情和温存，每个幸福的丈夫都应感谢那些暗中存在的对手，或实体或虚幻。每个牢固的家庭之所以牢固，是因为情感走私的不断发生，良知和谎言的相互调剂，黑暗中永远存在的三角关系。

一杯酒喝完，乔红梅有了很好的醉意。

她说有一些片刻，她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她如此地不爱格兰。这样的片刻也常发生在她和建军共同生活的年月。这是她渴望外遇的时候。

凌晨一点半，她关了电脑，摇摇晃晃地去浴室洗漱。举起牙刷，突然又想淋浴。她心里是认账的，此刻的她有一些无耻和淫荡。但她有了一种仁慈心情，看着镜子里蠕动的曲线，心想她还是美的，就原谅那一点淫荡吧。

格兰一定要拉她去广场看学校新装在旗杆上的玩意儿。一个小黑匣子，挂在旗杆半中腰，谁若去降国旗，匣子会突然发出一阵吸力，把国旗“嗖”地一下全吸入匣内。这样便阻止了焚烧国旗的人。

两个人爬在梯子上，正在试用那个装置，招展的国旗魔术一样被吸进去，人们全鼓掌喝彩。蓝天下一片粉红脸蛋，一片眨也不眨的眼睛，蓝的、灰的、棕色、黑色……

“棒吧？”格兰问乔红梅。

她的巴掌也在响。她向格兰笑着点头，心里想，这一片眼睛里，可有她的？那个无处不在的密语者？

“是中部一所大学发明的。”格兰说，“学校也不管财政赤字了，一下子买回来三部。”

她伸出手，搂住格兰。这一刻她恰是很爱他，爱他小孩子似的瞎激动。

石妮妮挤过来，身后跟着两个五六十岁的学生，都是跟她学唱中国民歌的。她说密语者跟她急了，说妮妮假如再纠缠不休，就找人收拾她。妮妮看见格兰询问地瞪着她，便拿出一贯欺负格兰的表情，一挑下巴，眼一白。

妮妮领着两个老学生挤出去，回头对格兰说：“你很不乖，昨晚上都没给我打甜蜜电话！”见格兰发懵，她笑着说：“看他，没劲吧，逗着玩都不会！”

乔红梅忽然叫道：“妮妮，你房子租了吗？”

妮妮说：“正找呢。”

她每次结束一次恋爱，就要换住址。乔红梅说她知道一处不错的房，租金特便宜。妮妮问可不可以养动物。乔红梅叫她自己打电话去问。她一口气把电话号码读给妮妮。嘴合拢前，她想，密语者神了，她果然秘密地神往自己私自的小窝，果然怀着离家出走的心思。所以她把租房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默记下来。她看一眼格兰的侧影，下午五点的太阳使他的睫毛成了金色，并奇长、奇翘。因此他有了一双儿童的眼睛。她想，他怎么会知道身边这个女人整天在合计他什么？她又想，这女人注视一张租房广告，要离开他，去投奔谁？不，去投奔什么？投奔未知？

回信说的是昨夜，是乔红梅微醺的那个夜晚。密语者告诉她，也是个偶然机缘，她弄清了乔红梅的公寓布局：卧室、书房、客厅、浴室……一百八十平米，典型的中产阶级安乐窝。（不必故弄玄虚，租房处有户型图片，只消去哪里假装一个租房人就行了。）

她告诉乔红梅，昨夜十二点，她来到公寓楼下面。眼睛一层层攀登，登上十六层靠东南的窗口。她断定那扇亮灯的窗里坐着乔红梅。她说她在长椅上坐下来，掏出口袋里小瓶装的“Courvoisier”。

读到这，乔红梅的转椅“吱”地一响。她感觉浑身过一阵冷风。同一个时间，她也在饮酒！

那是书房的灯，从光色看，是制图用的台灯。没错吧？她问。她说她从来不知道酒的滋味在深夜草坪上会这样好。对着乔红梅的窗，她悠悠地喝，不时举一举酒瓶，一厢情愿地和窗内人碰杯。

乔红梅想，这个幽灵般的女人其实有些恐怖。她两只脚缩进椅子，脚趾冰冷苍白。难怪她昨夜的倾诉欲强烈得可怕，看来是感应了。她的酒瓶竟不是空举的，琥珀色的“Courvoisier”碰在殷红的“大都会”上。

她说她二十年前的毒瘾都被调起来了。保安的巡逻车十分钟过往一次，在她身边减速，又多疑地驶过去。不久巡逻车八分钟来一次。渐渐地，成了五分钟，保安怕她谋杀自己或谋杀别人。

后来窗口的灯熄了，她喝完最后一口酒。她从长椅上站起，朝公寓楼的背面走，身后跟着保安和巡逻车。

在楼的另一边，她看见另一扇窗亮了灯。是扇细长条窗口。她一下子停住脚步，意识到那是浴室的窗。

乔红梅又是心里一毛。那时她正色迷迷地看着镜中的自身。难怪她感觉那样怪异，原来是另一双眼睛透过她自己在窥视。一个异物附了体，借了她的眼睛看她醉了胴体，看她的私处从阴影下浮现出来。这个异物！

她在楼下仰着脸，细长的窗亮了足有半小时。那时滚热的激流从乔红梅头顶淋漓而下；逆着光线，水在她薄薄的肩膀、微突的小乳房上溅起细小晶亮的水珠。水使人舒适，正因为它触碰肉体时给肌肤那一记小小的惊讶。她告诉乔红梅世上最大的舒适总藏有不适，总引起感官的惊讶。她说那半个小时，乔红梅就在那样的惊讶中，毛发全活了，肌肉饱胀起来，手臂上的圆形斑痕又回到七岁，带一丝炎症的刺痒。

乔红梅这时痛恨她，这个密语者。就像她曾经会突然痛恨建军。对格兰，她也会变得仇人一样。

她马上回信，说够了，别再拿她继续过瘾。她说，我不是你这种女同性恋者的猎物；我绝不会和一个女人偷情。

回信说，别那么把握十足。

乔红梅说她弄得她心力交瘁，在上课时常常睡着，夜里却通宵醒着。这是她博士学位的最后时刻，她处在崩溃边缘。

果然，对于同情的呼唤生效了。她说对不起，那么就让我远远地爱你。你苦闷或绝望，就到外面走走。那时你会感觉到我，你的优美永远不会白白流逝，我是你之所以优美的目的。

她怕再次被她的花言巧语打中，赶紧下网，并换了一个新网址，只告诉七个人，并且请这七个人为她的新网址保密。假如再收到密语者的信，她的搜索范围就缩小到这七个人头上。

然后她把密语者所有的信打印出来，一遍遍地读。一共有十八个拼写错了的disappointment，加上石妮妮那儿四个，二十二个，无一例外地拼错。接下去是几天的宁静，打开信箱，每回都是空的。第五天，她收到建军的一封信，很短，告诉她，他妻子生了个男孩。她在离开建军后，那阵歇斯底里的爱和欲望都平复了，随着他的结婚、升官、装修新分的三居室消退下去，随着她不断觅到的新欢消退了。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些相顾，暧昧的笑容，以及打着礼节幌子的拥抱与亲吻。对象多半是格兰的同事或朋友，有家室同时有颗不老实的心。他们对她的迷恋基于误解，她便长期维护着这些美好的误解。

她回到她和格兰的正常生活中，心惊肉跳刚过去，沉闷和单调可以作为恬静来享受。

石妮妮却不宣而至，进来就大声讲中文。她说她今天在旧金山发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和相片上的一模一样。乔红梅问什么相片。妮妮这时倒来了句英文，“The Fatherkiller！”格兰正叉起一块煎鱼肉，一听爆炸出这么个词汇，鱼肉从嘴边落到盘子里。他看着两个中国女人，希望得到解释。

妮妮说：“我在讲一部恐怖电影。”她知道格兰不信，也知道他拿她没办法。

她告诉乔红梅，自称二十岁女郎的人寄给她的照片里，有张最近的，背景是爬满橘红色三角梅的一座拱门，左上方可以看见消防塔的塔尖。妮妮最近处于恋爱休假期，男朋友只是瞎逛逛风景点的伴儿。根据照片上的坐标，她找到了那座拱门。她和男友坐到街对面的咖啡店去等。下午六点，果然把女郎等来了。女郎开一部旧TOYOTA，白色，戴DKNY的太阳镜，穿CalvinKlein牛仔裤，Nine West皮凉鞋，脚趾上不涂蔻丹，手腕上有十来个银镯，走路就“叮叮”作响。看上去一点毛病也没有，完全不像个“parricide”（弑父者） 。

格兰说：“一百块的大词儿啊！”

妮妮说：“你没注意我最喜欢卖弄大词儿？”

乔红梅不动声色地用中文说：“你讲废话全用中文，关键的词全是英文，地名啦，咖啡馆啦。你和她谈上话没有？”

“快七点我按了门铃。她来开的门，赤着脚，嘴还在嚼东西。我问她还认不认得我。她瞪着眼看我一会，摇摇头，笑得糊里糊涂。一看就知道她不是装蒜，是真不认得我，压根没见过我Email给她的一大堆照片。”妮妮此刻自己给自己拿了个酒杯，倒了半杯白葡萄酒。

“她问我怎么认识她的。我答不上来。她说一定从网上认识的，很多报纸杂志登过有关她的事。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可是现在又不能问，一问就露馅儿啦。我说我就是从网上知道她的故事的。她说抱歉不能请我进去。我知道她在逐客了，就赶紧走了。”乔红梅想不明白，这是个怎样的迷魂阵。

妮妮很起劲，愿意贡献她的男朋友。她把这些男朋友叫成又漂亮又没用的东西，她绝不会嫁给他们。她说她可以让她又漂亮又没用的男朋友去勾引那个女孩。“勾引”二字，妮妮又用的是英文“seduce”。

晚饭已结束了，格兰笑嘻嘻地说：“要不要我躲开？”

妮妮说：“你没听懂吧？”

“懂了，又是勾引，又是弑父。”格兰说着，起身收拾盘子，扮出一个侦探的阴险笑容。

乔红梅说她已没兴趣了，网址都换了。妮妮激动地说事情就要水落石出了。

“别逗了，”乔红梅说，“那人随便从网上找了张照片，假冒是照片上的女孩，你就上当了。”

妮妮说至少应该把这位弑父女郎的名字打听出来，再到网上查有关她的报导。乔红梅说行了，别疯了，实在没事干，你去参加反战示威吧。

第十天，乔红梅写论文写得心绪败坏，半躺在转椅上，玩起牌来。夜又深了。她脚尖在桌下摸索着拖鞋，一手拿起啃了一多半的苹果，想去睡了。一分钟后，她却发现自己面对着打开的信箱。

有一封信，投寄者的名字是陌生的。

她心也不跳了，肺塞得满满的。她不知道她是更害怕密语者，还是更害怕望眼欲穿的自己——她这些天的无精打采竟是因为缺少那个人的密语。

“别问我怎样得到了你的新网址。其实我早就可以闯进你刚刚制造的虚假宁静，但我没有。我想试试看，没有你，我是不是能喝咖啡、读报、看电视、听音乐、呼吸、吃饭……活着。我也想看看，没有我，你怎样行动、谈笑、顾盼……你两眼秋波抛给谁？十天了，结论是你我不能没有彼此，尤其是你，这十天，你什么都依旧，就是没了魂魄。”

乔红梅想顶撞回去，怎么有你这样不知羞耻自作多情的人？！她却没有，这不是为谁追谁计较的时候。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摆脱。索性堂堂正正，和我约个地点，痛快地聊它一回，何去何从，我们从那儿再看。我不能和女人恋爱，就像我不能和男人做哥儿们一样。”

“你肯定无法接受女人？”

“我可以一百次地肯定这一点。”

“就是说，假如我是个男人——像我最初出现时一样，富有，闲散，学识杂七杂八，不过够一个公子哥儿美化谈吐——那样一个男人，你是能接受的？”

“我不知你在胡扯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其实你心底里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我是个女人。明晚八点，我在校园的‘蓝色多瑙河’等你。假如你想说，见你的鬼去，你该把它留到那时对着我的面孔去说。”

“蓝色多瑙河”咖啡馆其实是学生俱乐部。两旁的餐馆每晚九点关门，学生们仍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块八角的汤和两块钱的迷你比萨。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在那里演奏爵士或室内乐。她接受了密语者的邀请。在“蓝色多瑙河”谁能对谁干什么？八点钟，正是繁华时间，每张桌子都挤满人。

她早早从图书馆回家，见格兰皮鞋脱在门口，便“哈罗”一声。她给自己疯疯癫癫的嗓门唬了一跳。格兰在书房里应了声“哈罗”，似乎没在意她异常的情绪。她开始换衣服，系围裙，大声自告奋勇，说晚餐由她负责。

她拉开冰箱，找出一些蔬菜，又取出半盒冻虾。解冻来不及了，只能靠热水泡。她把砖头似的冻虾往水池里一扔，一声不祥的声响，一看，白瓷池底被砸出细细几道裂纹。

祸事已开始发生。

她拧开水龙头，水来得太猛，溅了她一头一脸。她左右扭转脸，在两个肩头上擦，竟发现自己在痴笑。

然后是准备盘子、餐具、餐巾。她在厨房和餐室间跑来跑去，常是拉开橱门，又忘了该取什么，爬上梯子，忘了够什么。但她觉得自己少有的轻盈伶俐，切菜的动作也带些舞蹈。这时她回头，见格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笑而不语。看上去他早就站在那里，看了她半天了。她一下子老实了。这时她取消和密语者的约会，还来得及，但她知道她不会取消。她对格兰嗲嗲一笑，心里对自己的轻浮感到绝望。

嗲嗲的一笑总是有后果的。格兰上来抱住她。她说，炉子……火……

外面响了一声闷雷。这地方很久、很久以前爱下雨，有段时间连旱六年，现在雨又一点一点回来了。格兰似乎知道她的秘密勾当，想阻止她，把她抱得那么紧。她轻轻掰他的手指，嘴里全是哄人的话。她没办法，非去赴约不可，雨和格兰都枉想阻止她。

她连借口都顾不上编一个就冒雨出门了。只对电视机前的格兰说，我马上就回来！

走进“蓝色多瑙河”时，没碰上一个熟人。二十多张桌子都坐得满满的，小舞台上在演实验戏剧，十多个戴哑剧大白脸谱的戏剧系学生做着某种禽类的动作，主角儿在念类似《等待戈多》的台词。

乔红梅等着，等密语者登场。雨意和温热的咖啡气味混合，使她的初次登场显得温暖而平实。她心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她眼睛从每张桌上的面孔上扫过。这人迟到了。没有中意的座位，她顺着墙壁观赏艺术系学生的油画。这人说他将拿一本艺术杂志，封面上有Julio Gonzalez的人面雕塑。这人玩她玩得够狠的，玩了身份又玩性别。她又看表，才过一分钟。她只给他十分钟，然后她就结束等待。油画是不久前挂上去的，颜料气味十分新鲜。她不如就从这些画谈起，头一次见面大家需要个安全的话题。她会说看看这些麻木的笔触吧，大喊大叫的色彩，语汇却贫乏到极点。如同大量的丰腴的食品，滋味却是没有的；大量的性爱，感觉也是没有的；大量的谈话，完全没有会意。

她假装看画看得入神，一点点向拐角走。拐角延向一条走廊，通往后门。她守着退路，听每个人的进、出、动、静。她半仰起脸，脖子和脊背很松弛，两手懒懒地抱在胸前，从背后看，她一点不是望眼欲穿的样子。淋湿的头发偶尔滴一颗水珠下来，又顺着她的太阳穴迟迟疑疑往下滚，划出一条微痒的、冰凉的轨迹。

这时一个新顾客走进咖啡馆正门，大声和坐在门口的两个女学生打招呼。

格兰。

乔红梅马上退入阴影。格兰竟和他的学生在这里约见。师生间调侃起来，都不高明。女学生们的笑声十分紧张，格兰只好再开些玩笑，更失败。他们开始谈他们的本行，格兰自如起来。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奥尼尔、坡斯、劳瑞，形成酗酒流行病的天才们。不只是自如，格兰辉煌起来了。乔红梅几乎忘了这就是她结婚十一年的丈夫。她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精彩。桌上的烛光给了他一个古典的侧影，他原来有双易感浪漫的眼睛。

女学生们请教授讲得慢一些，让她们做笔记。

乔红梅想，这两个年轻女生已被格兰引诱了。只不过格兰是无意的。墙的拐角阻断了他们的视线，她就这样隔墙有耳地站着，听格兰向两个女学生发射知识、幽默、魅力，以及妙不可言的性信息。性张力在三个人头顶凝聚，产生电流，不断打出火花……乔红梅有些妒忌两个女学生了。

洗手间里突然出来个人，险些和她撞个满怀。两人同时道一声对不起，又同时端详着对方。

乔红梅从“蓝色多瑙河”的后门出来，她无意中验证了自己的假设，谁不处在三角关系里呢？或虚或实而已。她走在雨里，惊弓之鸟一样向前扑腾。格兰一定盯上她了，这些天她的行为举止，连她自己看看都可疑。

她突然站下来，站在雨点密集的校园操场上。她想起那个从洗手间出来的男人。他道歉时对她那么一笑。绝不是陌生人的笑。他四十来岁，没错，正是他自己形容的样子，个头不太高，但十分结实匀称。似乎穿件黑色羊绒毛衣，高领，绷出他的块儿，是个爱打网球或游泳的人。动作中还残存不少青春，虽然头发已带些杂色。她犹豫着要不要走回去。给格兰什么样的说法呢？网上来的情人？她回头看一眼闹哄哄的咖啡馆，没有挪动脚步。他和她对视一眼，没错，特征都对得上号。他的嘴，那张欲语又止的嘴巴，是那种心里语言很多，嘴上却没话的人。

全身湿透地回到家，她一眼看见格兰的留言。他有两个考博士的女学生紧急求见，他约她们去了“蓝色多瑙河”。看不出他对她起了疑心，个个字都磊落。她脱下湿衣服，用松软的大毛巾裹住身体，忽然感到胃口开了，想吃东西。晚饭时她只胡乱塞了几口蔬菜。她找出一块起司和一块杂粮面包，叼在嘴里就去上网。

他的信已在等她。

他说他知道她很失望，淋一场雨，却扑了空。他看着她从雨里走来，完全像个殉情少女，决绝而柔弱不堪。睫毛膏的黑色被雨冲化了，晕成两个大大的黑眼眶，一缕湿头发搭在庄严的嘴唇边。他说他从不知自己会有如此多的怜爱，会如此地静静爆发。他想到她是从那个小村子来的，那个一夜间死去二百一十三名处女的小村。处女们是集体殉情的，为了她们尚不知在何处的情人。因而她们不必嫁人，不必失望，免去了为人妇之后再偷情的冤孽弯路，直接就为潜存的情夫们死去了。

“你就从那个小村走出来，走向我的。我看着站在门口的你。这样想，你身后是一座座稻草垛，是偷情人的坟墓。你讲到那个城市来的男孩，爱吹口琴爱咒骂的那个小伙子，也被埋在这不寻常的坟墓里。你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村。”

乔红梅恨不得伸出手，去触碰那一行行字。因为这些字正触摸她。她知道他说的“怜爱”是怎么回事。

他说她顺着一张张桌走过来，喘息隔着衣服都看得出来。一场雨把她多日的惊恐、失眠、酗酒，以及对这事渐渐染上的瘾全印了出来。他说他想上来抱起她，告诉她他有多么懊悔，不该这样惊吓她。让他从这里重新开头，从体温和呼吸开头。假如不是格兰梗在那里，他一定会和她好好开始。他说她逃得那么仓皇，连披肩失落都毫无意识。他拾起她的披肩，它带着她身体的气味和温度。

乔红梅一摸肩膀，果然空荡了。她最爱的一条披肩，落到他手里了。

他要她别担心，他会好好保存它，直到下次约会。

她不再凭空想象他。多情的文字和那个一闪而逝的中年男子重合起来。多情也是牛仔式的多情，一半笑容压在帽檐下，不怎么拿你当回事，却眨眼间就会为你去死。都好，都合她心意，这个使她一切感觉、一切欲望回春的男人。

他说他感觉到她微湿的身体裹在柔软的棉质毛巾里。这是他的手，扯下这条毛巾。不是“轻轻撩开”，而是那么一扯，带一种彪悍，手势短促，不许你忸怩。这是他的手掌，摩挲着她的肉体，那黄孩子的肌肤。

他真的使她又燃烧起来，就连格兰，她也感到一种新异。

石妮妮送来一盘录像带。趁格兰去上课，乔红梅把它放在自己的录像机上看起来。

橘红色三角梅的拱门。消防塔塔尖。又漂亮又没用的男友入画，按门铃。门开，露出一个二十来岁女孩的脸，镜头推进，女孩只是摇头。男的掏出证件（伪造的记者证），女孩看了证件一眼，耸耸肩，笑了笑，允许几个提问。她半个身体在门内，半个身体在门外，是接受采访的老手了（从七岁就跟媒体打交道）。问她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父亲的冤案的。十四岁，她说。什么引起的呢？“我父亲给我的遗书，他预先给我写了许多封遗书，交到他律师那里，请律师每年在重要节日或我的生日前，给我寄一封。每一封信都根据我的成熟程度渐渐变得复杂、深沉。他总在猜测我的高度、体重、学习成绩，要我记住，这是父亲离开我的第几个年头。他还为我列出书单，并在下封信里问我书单里的书我是否读过。他在信的结尾总要我相信，父亲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并永远爱我，保佑我。十四岁的生日，我照例收到一封信，里面还夹了一对玻璃珠耳环。是小孩戴的那种可笑的首饰。他说我七岁时一次和他上街，一定要他给我买这副耳环，他坚持不买，说小孩不该戴首饰。他一直为此内疚。现在我十四岁了，可以戴首饰了，希望我还喜欢这对耳环。”

女孩讲到此低下头。

她接下去说：“我突然觉得我中了心理医生的计，而那个三流心理医生，中了弗洛伊德的计。悲惨的是，其中谁也不想害谁。那个心理医生太想做出创举，他以我成名，而代价是我们的家破人亡。我恨我的母亲，她像中了邪一样，帮着心理医生捕风捉影。你一定已从许多报纸看到，他们怎样给我洗脑，操控我，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男友问：“你父亲怎样死的？”

女孩显得很吃惊：“你是记者，没有看基本材料吗？”

男友一窘，但掩饰得很好。他说：“我不相信别的媒体的报导。”

“你是不该相信。假如不是媒体歪曲事实，不会形成那样的社会舆论，我父亲可能也不会自杀。应该说我父亲的自杀，和媒体的不负责任有关。”

“他是怎么自杀的？”

“从当时的现场看，他是自杀了。警察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深处，发现了他的车，上面有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从他那次法庭缺席，到发现这辆车，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尸体呢？”

“沙漠上什么都可能发生。有野兽和秃鹰，很可能……”

“你现在一个人住吗？”

“我母亲嫁人之后，我自己搬出来了。我父亲为我投资的钱获了不少利，所以我可以住得起旧金山。”

近镜：女孩俏皮地一笑，露在门外的一半身体缩回去了一点。

乔红梅想，这个女孩太像一个人了，但到底像谁，她又想不出来。那神情，那手势，那快速的沉思，她肯定是见过的。这时，门关上了，橘红色三角梅和消防塔依旧。

妮妮问：“我有一手吧？买通了马路对面一个老头，从他家厨房偷拍的。”

乔红梅说：“我可没让你偷拍啊！”

“这个女孩的资料，我那没用的漂亮东西全给我查出来了，网上能找出几十篇文章，全是讲这桩乱伦案的！连‘纽约时报’、‘华尔街报’都登过头版！女孩的父亲是个富翁——不大的富翁。为了打这桩官司，破了产，官司整整打了三年，是‘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起诉的，主要证人是心理医生和女孩她妈。”

乔红梅还在想，她在哪里见过这位女郎。她告诉妮妮，这事和她的密语者已越来越扯不上了。

石妮妮这才一怔。她确实忙到另一桩事上去了。

乔红梅冥冥中知道，密语者用这个女孩的名义和石妮妮交往，一定有原因。当晚十一点，她又收到他的信，说他以为她会去“蓝色多瑙河”，结果他空等了。他用咖啡店的网络给她发这封信，说他会继续等她，直到咖啡馆关门。

她看一眼手表，到咖啡馆关门还有半小时。她立刻换了衣服，梳了梳头发，蹑手蹑脚往外走。格兰一般在书房里待到半夜十二点，她会在那之前赶回来。她打开大门，犹豫了。这样不大地道，还是该给格兰留言。她说一个朋友远道而来，约她在校园小晤，半小时之内就回来。大学里的夜猫子是正常人，格兰该不会太见怪。她把字条用磁铁吸在冰箱上，刚一转身，听见“啪嗒”一声，磁铁落在地上。不知为什么，磁铁此刻与她作梗，不断地掉下来。这时她听见一个声音说：“磁力消耗完了。”

她后来懊悔，不该那么惶恐，无非是格兰听见磁铁一再落地的声响，出来看看。而当时她感到面孔僵硬，知道坏了，此刻这张面孔做什么表情都会丑恶不堪。她就装着去开冰箱，拿出半瓶白葡萄酒，背一直朝着格兰，问他要不要来一杯。

格兰见她的着装，问她是否要出门。

她答非所问，说论文写到结尾，她生命都快结尾了。她知道事情给她弄得越来越坏。她手里捏着刚才写的字条。

格兰说这么晚了，最好别出去。

她听出他口气很硬。

她说：“谁说我要出去。”

“我并不反对你出去。为什么你这样戒备？”

“我怎么戒备了？何况你反对也没用。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不需要谁同意。”

乔红梅夹起嗓门，英文语病百出，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格兰惊讶地看着他的妻子。她也会张牙舞爪。是什么使她这样泼？你看你看，狞笑都上来了。

“说得好，”格兰说，“因此你的戒备是多余的。”

“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戒备。”

她想，别这样，别这样恼羞成怒，多没风度。可她无法不把密语者拉来做后盾，仗他的势，对格兰有恃无恐。

格兰说，“你这么晚一定要出门，我可以陪你。”

她突然惨叫，“我不出门！”

“我不反对你出门。”

她做出拉倒的手势，表示反正她无望和他讲清楚了。她一面是对格兰的满腔愤怒，一面又是对密语者的一腔柔情，他那么懂得我，虽然隔那样远。一时间，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那个人。她想和挡在面前的丈夫拼掉，面对面的沟通都误差成这样。

格兰见她哭起来。他走上去，试着去搂她的肩。她却往旁边挪一步。他立刻缩回胳膊，充满尊重。她等他再追上来一步，不理她的挣扎而紧紧抱住她。她正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需要格兰暂做一回兄长，无条件地呵护她，让她在走上不归路之前三思，或让她明白，只要她退一步，就是安全就是宽恕。总之她要格兰拉她一把，别让她就此倒入一个叵测的怀抱。

格兰却站在一边，肢体语言全读错了。

他终于好声好气地说：“你给我写的字条，我可以读吗？”

原来他看见她在那儿折腾那张字条。现在全耽误了，“蓝色多瑙河”已经打烊。

她把字条往桌上一拍，心一横，说：“我收拾行李去。”

“你要去哪里？”

“汽车旅馆。”

“哪一家？”

她从卫生间出来，手里一个洗漱袋。亏他问得出来，哪一家？！

“哪一家对你有什么区别？”她说，从床头柜里取出内裤、内衣。“你是不是要推荐一家好的给我？”她毒辣地笑笑。

“如果远，我建议你明天早上再去。”格兰说。

她想他是没希望懂得她了。

她只管拎着包往外走。肢体语言是委屈冲天的，是呼唤他同情的，是控诉他半夜撵她出门的。

她走到门口，凄凄楚楚换鞋，尽量拖延时间，好让他开窍，上来拉她，大家下台阶。他对她的肢体语言，是个文盲，她在蹬上第二只鞋时想。

她走出去，是凶是险都只能往前走了。

电梯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爬。

格兰出现在她身后，一面穿着外套，领子全窝在里面。

他说：“这么晚了，我开车送你去。”

她说：“你知道我去哪儿？”

他说：“随便你去哪儿。我怕不安全。”他拿出一张卡片，“这是汽车旅行会员卡，住汽车旅馆可以打折扣。”

他的样子认真负责，一点没有作弄她的意思。衣领硌在他脖子里，他难受地直转头。她忍不住伸手，帮他把衣领翻妥帖。他这才拉住她的手，往怀里一拽。她想格兰那双眼睛，永远是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他不知道此刻她是把他作为兄长与他和解的。

她告诉密语者，有一刹那她想把格兰杀了。她看见墙壁上一排厨刀，觉得只有它们能结束一场痛苦的沟通到非沟通。很可能她将杀她自己，会省事许多。在密语者出现之前，在她知道世上存在那样一份灵性的懂得之前，她从未意识到非沟通的痛苦。

她从来没有失望得如此彻底。

连那次流产，她都没对她的婚姻如此失望过。到达美国的第三年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晚上她做了一桌菜，摆了红色的蜡烛、红色的玫瑰。格兰却回来很晚，菜全凉了，红烛也短了一半。他说为什么买红烛，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红颜色。

她大吃一惊，她从来不知道他有这种难看的脸色。

她表面还笑嘻嘻的，说这个夜晚适合红颜色。

他吃力地笑一下，说谢谢你烧一桌菜。

他开始喝酒，问她为什么不喝。

她只甜蜜地说从今后她不能喝酒了。她等他问为什么。他却沉闷地自顾自吃、喝、若有所思。她问他是不是学生惹他生气了。他说这些年轻崽子，哪天不惹他生气。

她说让我们有个孩子吧。

他头也不抬，问道，为什么？

该有个孩子了，她说，心一点点冷下去。

他说他看不出什么是“该”。

她说，孩子不好吗？一个家庭不该有孩子吗？

你做什么，就因为“该”吗？

她不作声了。红蜡烛没趣地蹿起火舌。

是啊，什么来决定“该”呢？爱情已拉不住两颗心灵、两具肉体，要一个孩子来拉住他们。孩子可以成一个新主题，给他们日渐枯乏的日子以新内容。

乔红梅诚实地告诉密语者，在怀孕前，她和一个男同学一块喝过咖啡，一块去旧金山听过音乐会。甚至有那么一两次，在车子停下后或发动前，那男同学吻过她。那是一个北欧人。当时北欧在她心目中，还颇神秘。在怀孕前，她似乎初尝到失望，她总是以为有更大更好的世界在前面，有更理想的男人等她去爱，到后来，却发现不过如此。她已远嫁到太平洋彼岸，并为此什么都豁出去了，获得的，却不过如此。她常常在吃冰淇淋，试昂贵的时装，看新上市的电影时突然一走神，这就是我以为更大更好的世界，这就是我抛弃那么多，毁坏那么多而追求的。一种浅淡的扫兴油然生出，她会放下正试穿的时装和最爱吃的冰淇淋。她不知道拿自己的失落感怎么办，不知怎样对付她时常出现的黯然神伤。她想到那个草垛上吹口琴的知青，讲起世界上最美味的冰淇淋时的眼睛，那么多期待又那么感伤。他若活到现在，处在她的位置，是否像她一样在心里叹息，不过如此？

就在她看穿地在心里说“不过如此”的时候，孩子来了。

孩子在多少情形下救过僵局？拙劣和高明的电影里，孩子总是带来转折。

她完全没想到格兰会有如此负面的反应。她坐在那里，像红烛一样一点点矮下去。格兰讲了一长列不要孩子的好处，谎扯得虚假而拙劣。

她对密语者说，在此之前，她的失望是隐隐的，莫名的，这一刻变得具体而实在了。到今天她也没有弄清，格兰不要孩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爱孩子的人往往缺乏柔情，不懂孩子的人便往往是沟通低能。她的失望之巨大，她想密语者应该能想见。

她什么也没说。十天后，她悄悄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做得不好，她流血量很大。她不想惊动格兰，悄悄挂了急诊。医生说胎儿还剩一半在她腹内。他说只能等她身体自然排除它。她按医生的嘱咐，把身体的排除物收集在一个瓶子里，等医生最后把它们拼起来，看流产是否彻底。她在瓶子外面套了个纸盒，搁在马桶后面。格兰发现了，问这血淋淋的东西是什么。

她心里满是恶毒语言，想说这下称你心了，断子绝孙了。或说，是什么你不知道？当然是我和人轧姘头轧来的。但她咬紧牙，只看着他。

她在那一瞬想起她前夫年轻时的脸庞，孩子气十足，也丈夫气十足。见她从“人流”手术室出来，一把抱起她。他就那样抱着她，走上四楼。一路上泪汪汪地赌咒：“指标指标，下次没指标咱也生。”

然后格兰说：“我说不想要孩子，可并没要你去做手术啊。”

原来她的妇科医生在确定怀孕那天就告诉格兰了，难怪他那天晚上一张阴沉的长脸。

他又说：“既然孩子来了，我总会调整自己，接受他。何必逆天意又把他杀了呢？”

她大声叫道：“里外你都是人！”她发现自己喊的是中国话。她觉得中国话这一刻怎么这样解恨？她又喊：“建军就不会这样对我！建军！我对不起你！”

她嚎啕大哭，像那小村里的妇人哭丧。

格兰什么也听不懂，在一边说：“会好的，会好的。”

她索性喊道：“操你妈‘会好的’！你拆散了我和建军，我瞎了眼了！”

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那天夜里，她起身，人弱得像纸糊的。她从药柜里找出一瓶阿司匹林，什么药多了都毒得死人。她站在床边，看格兰熟睡。她想，他倒照睡不误。她不知站了多久，看着这个她死活不顾追求来的美国男人。二十八岁的小半生，她总是在主动追求。她对此从来不撒谎，大方地告诉所有女伴儿，他是我追来的，追得好苦！

看看这份被她追来的幸福。

建军也有极可恶的时刻，那些时刻她就会想：看看吧，这就是我追求的男人。

她从床边转身，却眩晕地倒下去。从卧室到厨房的距离最多八米，她却无力走过去。她手里捏着阿司匹林药瓶，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清早她醒来，又成了白天的她——人们眼中的她。懂事，性情甜美，分寸感很好。白天的她绝不会吞一百片阿司匹林。她从一百片阿司匹林的诱惑中挺过来了，再回到格兰身边，她已是另一个女人。

“大概像你说的，我是一个感觉封闭的人。十多年前，我对建军也曾封闭过，是格兰打开了我。”

他说他早就知道她是个危险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他有很好的眼力。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危险的人，在她眼前，世界突然变得可笑或可憎。

他看她穿过那群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再穿过一望无际的停车场，肩膀微微向左倾斜，那是她曾经背枪留下的习惯。购物中心有七八家连锁店、五家连锁餐馆、三家连锁银行、一家连锁食品超市、一家连锁汽油站。和全国绝大多数购物中心一样，房子漆成油画棒的浅色，屋檐一条海蓝的边。美国特征是由这些没有特征的连锁景致构成的。

“你往售报机中投两枚硬币，取出一份报纸。这时你呆住了，眼前的购货中心又蠢又丑地趴在地平线上，该死的建筑师怎么会设计出这样扁平的房子？你忘了这是哪个城市，它可以是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连锁机构张开纵横交错的锁链，把人们锁在上面。淘汰个性，个性有风险。连锁是步调一致，是安全。这些被安全连锁的人们胖胖地坐在夕阳里，享受非沟通的快乐。沟通风险太大了，针锋相对、一针见血的沟通能让几个人幸存？幸存者得多么坚强，多么智慧，又多么豁达？你看着连锁景观中安全的人们，连鸽子都不防意外，大摇大摆在户外餐桌周围徜徉。这个景观无疑是可笑的、丑陋的。你突然想到十多年前你对它的苦苦追求。你最后一次回到小村里，告诉孩子们美国有无数购物中心，像小村庄一样大。那种物质的丰饶，超过每个孩子的想象。”

他说乔红梅在超市门口改变了主意，在打开的自动门前撤回一步，向右转身，朝“星巴克”走去。那儿有块长二米半宽一米的广告板，供人们在上面贴租房、卖旧货、私授课的广告。四十年代的灯具被当成古董出售。他看见乔红梅伸手撕下一条小签，上面有房东的电话号码。但她不久又把它贴回去，眼睛转向另一张广告。那张广告贴在最下方，很不起眼。广告上印着一只猎犬，所以他认为那是一张猫狗学校的广告。乔红梅蹲下身体，一手撑在墙上，为了更清楚地读那张广告上的字。字非常密集，黑压压排满大半张纸。

他看乔红梅的手伸向广告下一排小纸签，撕下最后一张。前面十九张都被撕去了。她将小纸签搁在掌心，端详一会，头略微偏着。来了一阵风，把纸签吹跑，她追了两步，站住了，看它滴溜溜打转，飞远。再来看她的脸，似乎刚悟到一条新思路。

等她离去之后，他去看那张印有猎犬的广告。原来不是猫狗教育家贴的，是一个隐居者，或一个退休侦探。他（她）教授一种“消隐法”，从熟悉你的人中消失掉。对有罪迹的人，这是个最干净的洗心革面手段。对腻味了自己婚姻或职业的人，这也是个最少伤害、最便宜的了断方式。对厌烦了自己人格，想更换全新人格的人，它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当然，它最方便那种想做女人的男人，或想做男人的女人。只需八周的课程（每周一个半小时课时）和一千元学费，你的旧人格就终结，新人格就开始。

他告诉乔红梅，一九九二年《旧金山时报》登载过一篇文章，谈到消隐现象，并介绍了几本有关如何消隐的书。到一九九三年，全国消隐的人共有七万多名。有欠债不还的，有过失杀人的，有卷入巨大冤案又无望澄清的，有陷入不可自拔的婚外恋的……这些人精心设计消隐的每一步骤，获得新的出生证、身份证、社会保险号码之后，某个夜晚或某个清晨，永远地消失了。有的布置了自杀或他杀的假象，有的留下真切的遗书。

想象这七万多人的今天，无论当初的消隐给了他们痛苦还是欢乐，它都为他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未知世界。

“这七万多人中，有一些去了国外，去做冒险家或语言教师。最理想是远东，比方说，刚刚开放，对西方一派天真的中国……能够想象吗？你的外文教授里，可能就有一位这样的消隐者，一个对人或对己失望过度的人。”

乔红梅看着这个错拼的“失望”，第二十三个不完整的“失望”。

他说他是在望远镜里观望她的，等他赶到购物中心，她已不知去向。

她心里有些不舒服，为什么他总待在暗处，让她防不胜防呢？

他似乎察觉到她并没有表露的哀怨，说他很抱歉，他常常临时怯场，怕他走出文字的掩体会令她失望，无非是个平实男人。他还承认常用高倍数望远镜把她拉近自己，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看她。那样，他把她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占领，一毫一毫地亲吻，她发育不良的乳房在他看来十分销魂，还有她臀部的一块胎记，都引起他凶猛的欲望。

她惊呆了，他怎么会知道她臀部的胎记？她偶尔游泳，把它露了出来？可她总是在早晨游泳，校园游泳馆人最少的时间。

他说他知道这种迷恋已经不健康了，但他没有办法。他要她相信，他是一个最懂得爱的人，从心灵到肉体。“望远镜把你拉进我怀里。这是我的胸膛，还够宽阔吧？这是我的肩膀，还够结实吧？这是我的皮肤，有一股常晒太阳的人的气味，并且体温偏高，你的手上来了，手掌那么清凉，它下面是焦渴的肌肤。这就是你的眼睛了，含有一份邀请的黑眼睛。邀请同情、懂得，甚至进犯。于是这是自找了。你已经逃不了了，进犯总是有一点疼痛。接下来，你一下张开自己，接受了我。”

乔红梅喘息乱了。她火烧火燎地面对着这人的文字，恨自己怎么这样没出息，也恨他，把她引上邪路。真恨他吗？她想不清楚。

他约她在旧金山南区的一家酒吧见面。酒吧名叫“Endup”。他说他在旧金山拥有一座小小庭院，风景优美，如果她愿意，他可以请她去那里做客。他要她别害怕，“Endup”火得不得了，永远满座，全是没心没肺调情的男女。他和她可以在那里深谈，也可以浅谈调情，也可以不调情。那是个认真、随便两可的地方。

她开了近两小时的车，到达旧金山市区时是下午三点。反战示威造成交通阻塞，办公楼大门全被人把住，被堵在街上的规矩上班人在警察掩护下，小批小批往楼里冲锋。她听说石妮妮和几十个同学一块进了城，就在人群里寻找起来。果然在市场街找到了妮妮。她和男友都穿着白Ｔ恤，胸前用红颜料画的血迹，乍看相当触目惊心。妮妮最近成了示威明星，电视里常出现她的大特写。

“你和格兰一块来的？”妮妮大声问。

乔红梅说格兰今天有课，不能来。

“我刚才还看见他！”妮妮问男友，“没错吧？他站在那儿拍录像。”

乔红梅心里“轰”一声。格兰一定是暗中在盯她。她昨晚告诉他，今天她要到旧金山陪两个中国来的朋友，大概会晚些回来。

妮妮说她想吃水果刨冰，便拉着男友和乔红梅进入一个店家。一见她胸口上的“血迹”，所有人都叫起来。妮妮无事人一样吩咐男友去买刨冰，一面跟乔红梅大声说笑。她说她男友险些和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陷入疯狂恋爱，她趁机解开了疑团，女孩拼写的“失望”一个字母不错，就是说，密语者确实冒她的名跟妮妮通信的。

妮妮因为反战而出风头，各行各业的富翁都看见了她给警察抱走时，以甜美声音唱“国际歌”的电视镜头。他们全断绝了和她来往。

乔红梅问她是否还打算嫁富翁。

她说一革命起来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是另外一种荷尔蒙开始支配你的身体。现在她觉得富翁们一点也不性感。正如过去，她认为漂亮的穷光蛋男人不性感一样。她说什么让她热血沸腾都行。她只要热血沸腾。

告辞了妮妮和男友，乔红梅混入了示威人群。她飞快动着脑筋，万一碰上格兰说什么。她知道自己的样子有些鬼头鬼脑，便想，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她就向格兰摊牌。

把车停下之后，她看看表，离约会还有一小时。她特意到得早些，好摸清方向，找好退路。停车场离“Endup”有五个街口，走过去时可以定定神。她拿出镜子、口红。是那种当下最流行的唇彩，马上让嘴唇娇嫩多汁。她把粉盒放回皮包，手却碰到一件东西，牙刷。她居然带了牙刷来，她前后矛盾的种种打算中原来包括过夜的打算。她手指捏在牙刷的毛刺上，使劲搓动，她想看看这个女人今天到底要怎样去野。开两小时车，去和一个网上来的男人见面。然后呢？他趁歌手长啸的当儿拉起她的手，把她拉到他的庭院。一个自带牙刷的女人。

在往“Endup”走的路上，她希望路远些，让她再想清楚些。

她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讲述了她童年那一个无人知晓的故事。

深秋的晚上，孩子们已不再去稻草垛上听城里男孩吹口琴了。只有一个十岁女孩仍然天天来到稻草垛下。男孩把口琴吹给女孩一人听，对小村子的牢骚也向她一人发。这天晚上村里开始点灯了，女人们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十分悠扬。男孩从稻草垛上滑下来，手还在把口琴往裤子上蹭。他突然一动不动，看着稻草垛下的女孩。女孩笑了笑，不觉得他的样子奇怪。他两手上来，卡住女孩的腰，把她抱离了地面，面孔对着面孔。女孩听见她的母亲也在喊她了。她却没应，只朝远处扭一下脖子。等她转回头，便不再认识眼前这个人，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闭上了，又没闭严，从缝隙里透出一线眼白的青光。睫毛猛烈哆嗦，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垂死的睫毛。她叫他两声，他可怕地笑一下，嘴唇轻轻落在她额头上。她开始掰他的手指，脚也反抗起来，但表面上她仍咯咯直笑，似乎不愿与他撕破脸。他的嘴滚烫滚烫，压在她的嘴上，一时她不懂这滋味是好还是糟。她闻到他呼吸里“东海”烟的气味，辣而苦的一种雄性气味，充满她全身。一阵奇怪的无力向她全身扩散，和烟草气味融和。她犹豫该跑还是该叫，而嘴唇被一股力量顶开。辨别许久，她才明白那是他的舌头。他这时把她渐渐抱进稻草垛下面，不知谁刨了个凹处来。她的身体动弹不得，他蜷在她身上。

然后他把她抱出来，让她站直，抻平她的衣服，拂掉她头发上的稻草。他羞怯地笑了。这笑里没有可怕的东西。她看着他，一点秘密的感觉出现在她一片昏暗的体内，如同一豆火烛。他要她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再来。她点点头，转身跑去。她不明白她喜不喜欢这桩事，也不明白那城里男孩到底对她干下了什么。他在她体内点燃的那一豆火，却燃出一团暖意。

她第二天晚上又来到稻草垛下。男孩把那个凹荡做成了个窝穴，告诉女孩，下雨、刮冷风他们都不怕了。

第三天夜里，男孩被什么声音惊醒，伏在窗上一看，整个村的男人都围在他屋外，提着锄头和镐。他从后窗逃出去，发现大路小路上都站着人。六七十条狗同时叫起来，他只得钻进稻草垛下的窝穴。人们的草杈子扎进每一垛稻草。

最后，所有的稻草垛给点着了。城里男孩没有出来。

村里人说他把六七个十多岁的女孩引诱了。村里人爱护女孩们的名声，从来不对她们点名道姓。女孩们太贪嘴，为一块劣质糖果就和他钻稻草垛。十岁的小姑娘心想，他和她之间，可不是一块糖果的关系，他从来没用一点甜头从她这儿交换吻和抚摸。他从稻草灰烬里被扒出来，白面书生成了一段人形焦炭。只有那个口琴，完整无恙。

他对外国的描述，今天看是千差万错的。但那却是小姑娘长大的盼头。她从十岁就相信，她会比村里任何一个女人都走得远——比那些去上海、南京的棉纺厂做了女工的女人走得远；比五十年代跟着土改队走了的女人走得也远；比六十年代考上同济大学的女子走得还要远。她是方圆几百里，上下几千年唯一考上军事外语学院的女孩。那年她十六岁，是考生里最年轻的一名。

“那个女孩就是我。”

她在正式见面之前，把隐埋最深的秘密告诉他，为使这场情谊建筑在最高度的诚意上。他和她的开端该是不一样的，不再充满美妙的误会。她告诉他那段往事，还要他看看，她就是这么个货色，总是屈从感觉。内心和肉体的感觉，在于她，往往大于是与非、爱与恨。

走到酒吧门口，才六点半。还要混掉半小时。不远有家宾馆，她决定去那里。大堂里有钢琴伴奏，她顿时松弛不少。侍者云游过来，悄语问她点什么酒。她胡乱一笑，点了一杯“血玛丽”。她喝得很慢，似乎这样就可以延长失足前的时间。快七点了，夏天的夜晚还远远没到。她打开皮包，却发现钱包不见了。情急中她没忘带牙刷，倒忘了带钱包。她看看那个侍者，他正在和两三个客人饶舌。她拿出军人的机敏，从他身后溜出大堂。

她成功地逃掉了酒账，两脚半醉地向前移。他一定已经等在酒吧里了，心想到手的猎物可别又是一场空。她深一脚浅一脚往他枪口上撞去，以一把牙刷去度一个讲卫生的良宵。侍者现在一定在找她了，想着这个亚洲女人也不年轻了，还在干这种事。她想，我可真行，一晚上能干出两件混账事来。

格兰正在搜捕她吗？他死也不会想到她会来这个“Endup”，如此异端，供人们脱下苍白的人皮，在这儿青面獠牙。“Endup”，好名字。两个男领位一身黑的走上来，问她订位没有。酒吧里还没什么人，但密语者肯定已等在那里了。

领位凑得更近些，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地问：“订座没有？”

她闻到一股兽性的浓香。

酒劲开始发作了。她突然把整个事情想明白了。她转身就跑，皮拖鞋“沓沓”地响，宛若另一人的步伐。她跑到停车场，钥匙已握在手里。一分钟之后，她的车土匪似的吼一声，冲上马路。

她找到了爬满橘红色三角梅的拱门，没错，消防塔在它斜后方露出塔尖。风景秀丽，她提前自己上门来做客了。她按响门铃，听见一个女人的脚步穿过小小庭院，来到大门前。窥视小窗口有巴掌那么大，露出二十来岁的一孔嘴脸。女郎问：“请问是谁？”

乔红梅笑了笑。没有酒，她的笑绝不会这样温暖。

“我找你。”她叫出了女郎的名字。

又有两个人出现在庭院里，一男一女，都是女郎的年纪。

乔红梅被邀请进门，见一桌晚餐吃了一半，半个比萨还热腾腾躺在外卖纸盒里，啤酒瓶空了三个。她连说，真抱歉，打扰你们晚餐了。

“你也来吃点吗？”女郎问。

乔红梅一眼看见客厅沙发上放的那条披肩。她朝它走过去，一步、两步、三步，脚跟、脚尖、脚跟……身体俯下，手伸出去。披肩上的刺绣，是她十一年前在告别小村时买的，那天恰巧有庙会。她把刺绣缝缀在一条原本很普通的羊毛披肩上，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衣饰……等她转过身时，她已决定说什么了。

“你父亲跟我约好见面的。”

女郎定定地看着她。然后她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谁。他和我常谈到你。”

乔红梅手缠绕着披肩：“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了。”

“离那件可怕的事，已经有十多年了嘛。”

“离他消隐，也有十二年了。”

“他全告诉你了。当然，他那么爱你。他说过得到你多不容易。”

女郎有了一丝痛楚，但马上做个鬼脸笑了。

乔红梅感动地想，看来密语者对她动了真格的。

“为什么不公开你们的父女关系？”

“父亲两个月前刚和我联络上。”

乔红梅一想，对了，他两个月前的确说到和他女儿的重逢，有一点点杜撰，基本是事实。

“有很多事要预先计划，”女郎说，“媒体怎么对付，还有我母亲……得做充分的计划。那件事对父亲和我，都是灭顶之灾，我们是创伤累累的人，再禁不住媒体、社会良知人士的善意迫害了。”

女郎又大又深的眼睛周围已布满细密皱纹。乔红梅想，这双老气横秋的眼睛，太熟悉了。

女郎送她出来，要她别担心，她父亲一定会等她——他娇纵他爱的女人。女郎对她挑起眉毛，想做个顽皮状，但创伤给予她的奇特成熟，使表情和面孔满拧。

“你对我父亲比我了解，知道他多么娇纵你。”女郎说。

“嗯。他写给我的信里，可看不出娇纵。不过他的文笔真好，就是总要拼错‘失望’。”

“少一个‘a’，对吧？他总拼错。也许有什么特殊用意。”

她披上披肩，打开车门。女郎扬手一笑。那笑容的熟悉，令她眩晕。

乔红梅开车穿过闹市区。大街两旁是蜡烛的长堤。人们哼着“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一个矮小的亚洲男人举着木牌，嘴里振振有词，在蜡烛烛光里忽隐忽现。他是个专业抗议者，不论谁抗议什么，他都举一样的木牌，念一样的词，正义庄严地出现在队伍里。很像乔红梅家乡的专业哭丧妇，区别在于这位是志愿的。敌友阵营变了，利害关系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变了，他是永恒的，不变的。

乔红梅好不容易穿过市场街，来到南市区。快九点了，他一定还在“Endup”等她。她心里生出那么多柔情，要给这个饱受创伤的人。她是这个反战之夜温柔的和平者。不管明天谁和谁成了敌人，谁和谁又和解，她是不变的，永恒的，她总是要爱下去。

她把车停好，向“Endup”走去。这里在天黑之后是被遗弃的，关了门的工厂和店家门阶上，躺着黑黝黝的醉汉。她走上大街，遥看“Endup”，像海市蜃楼。就连大街上，也是野性四伏的宁静。

九点十分了。她这个迟到的赴约者脚步坚定、爽利。不再需要任何退路了，她明天就把这个约会告诉格兰。对于她其他的秘密，格兰无望知道了。

离“Endup”还有二十步。

乔红梅不知道，现在在家里的冰箱上，在她和格兰天天留言的地方，贴着一张字条。

“红梅，我和学生们一块去旧金山参加示威。是临时做的决定。然后，我有极重要的话要和你谈。本来说好和你一块午餐，由于我的临时决定让你失望了。大概我总是使你失望，格兰。”

乔红梅更不知道，那“失望”一字的拼写是错误的，少了个“a”。

[1]炭：即英语“Tan”，即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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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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