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在吗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医生在吗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3-9

Ⅰ. ①心… Ⅱ. ①严…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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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印张 3插页

字数：139千字

定价：32.00元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Ⅰ

有一点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的。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就像这些小橡皮人儿。沙盘的重塑性和抹杀性。孩子们把心病梦境和妄想都拿小人儿演出来。听说过这种疗法。英文一样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那份表格里有我人生的所有数据。

谢谢恭维。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苍老标识，你们不习惯辨认我们的标识罢了。确实四十五岁。你看到的是英文给予我的幼稚，一种侏儒式的不为年龄所改变的憨拙。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从，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有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面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似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还活着。我们说，健在。七十岁。和他这个朋友同龄。

怎样跟你注解朋友这个概念？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定局面。

没关系。我不忌讳。

不，不用大麻。从来没用过。不介意，该问什么你就问吧。

最多一杯，偶然，极偶然地，喝过两杯。

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哦，很重要。

他叫贺一骑。一个骑者，独行侠。匹夫。我爸这样解释给我妈的。我妈那时还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在中文中和英文中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黑头发怎样在右边开了一道肃杀的白头路。一本相册，第二页正中间有张四方形带狗牙边的相片，上面的六岁女孩穿着白棉布连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裤的一条边缘。每个看相片的人都说，这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不过神态很老气。那就是我见贺叔叔时的装束和模样。

我还记得他没等我妈去给他开栅栏，就迈腿从栅栏上跨过来了。这人非得长篮球中锋的腿才能从栅栏上如此跨越。还得足够粗鲁、随和。你明白吗？那样的腿，有尺度和动作的优越感。

就那样，门外亮成白色；门内是黑色，那个跨越的动作就成了个黑色剪影，在白底板上。黑与白简化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他在我知觉中的第一次出现带有符号般的意味。岁月流去，那个跨越的身影被进一步简化，终成一个极度的强调符号，在我狭小的记忆里。

如同沙盘上这些小橡皮人儿。在儿童那里，符号道出大于语言的信息；符号那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一个这样的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样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样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进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我妈妈赶了出来，身上系着绣花台布改制的围裙，破朽的部分隐在褶皱里。妈系上这条围裙是翩然的。妈叫着：老贺来了！等着，我给你开栅栏。她明明看见老贺已把第二只脚迈了过来。妈又说：别动，别撞着，等我给你开灯！

灯就亮了。

现在我的家就在贺叔叔眼前。我要是他，会被这个房内的陈设吓一跳。贺叔叔没有，他好像见识过更奇怪的。房有两间，摆满祖母的遗物。家具显然阅历过好年头，显然是给大得多的屋去陈设的。式样是每个木头大平面上镶有三块木纹迥然相异的小平面，木纹是唯一噱头，花哨无比。它们放在宽敞亮堂的屋内不显得如此花哨。家具不是如别家那样靠墙壁摆置；一个柜子就放在屋正中，上面放一只酒红花瓶，里面插满纸扇子，也是祖母一生攒的。墙壁空白出来，从天到地挂了画、字、拓片，排得太满，蚊子没落脚之地，就落在字画的白底子上。我爸爸常用巴掌去拍，拍出小小的血泊来，他才明白那不是墙壁。地板是生水泥的，沙砾毛糙的表层，一会儿磨秃我妈一只新扎的拖把。

没有浴室，连水龙头也是公用。有各种便桶。公共厕所里我们问安和闲话，孩子们在那里娱乐、探险、建立王国。没有了自家的浴室和厕所，最后一点底细也无必要保留了。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战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一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去。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

对的，我六岁。一件白棉质的短裙，两根吊带吊在肩上的那种。永远是那个式样；简洁，把一点儿廉耻也简洁掉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反抗过那样式的白色遮羞布，我想我一定反抗过。这件白裙子就是我孤独童年的夏天。我天性中的离群落伍，原是可以被掩饰的，或被逐步矫正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加入人群时就有一副为人认同的外表，如果我在第一天去幼儿园时穿着与周围融洽的衣服，我就不会被同龄者围堵，任他们评点：医务室的白窗帘吗？糊鞋底的白布吗？她妈妈忘了给她穿衣服吗？

对，那第一瞥目光。我是不期然坠落到他脚边的松鼠，拧着脖子，看着他。

他呆了一刻。我现在回头去想，也许那一刻夸张了他自己，在我生命的四十年流程中。他那个愣怔不说明什么；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也得站下来，相互定定神，再交错过去。

之后他背着手走向我。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放在了我残余着痱子粉的胳肢窝下。他把六岁的女孩抱起来了，把她从高凳子上摘取下来。他吆喝着说：闺女！他三十岁的面孔和我六岁的面孔在半尺之内，我没有笑。后来妈妈说我小脸惨白。回到刚才那个松鼠同你的邂逅，你一伸手捕起它，什么都毁了。

今天我却还能轻易回到他的气味中。那浴洗过的，带夏天凉风味的男性肌体。健壮的庄稼汉和军人对自己的体臭做了精心处理后的肌肤。

妈妈开始为我向贺叔叔抱歉：她不肯叫人！她提醒他别让毛笔弄脏衣服。贺叔叔没听见她说，把我放到地上，放在他蹲下的两膝间，对我说他常听我爸爸描绘我。他又对妈妈说，这闺女长得不像你，像她爹。

他两只大巴掌按在我肩头，两根白布带使它们看上去病弱伤残。他笑容中有点疑虑。那时代我们中国只有儿童敢于华丽，可以取名叫瓦夏或卡佳，莎莎或薇拉，他们可以有俄罗斯式的衣裙和发式。他们尚未成长成人，是“祖国的花朵”，花枝招展是尽本分。这就是贺叔叔笑容中的那点疑虑：她没尽本分。白布下露出过细的腿和臂，他也有疑虑。这是个忽略了某部分成长，同时抢先了另一部分成长的孩子。

他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这些在他反剪手朝我走过来，强打起兴致抱起我时，妈妈就格式简明字句精确地告诉他了。他无非是要听我自己来一遍。他和这个孩子总得有个正式开始啊。面对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同所有成年人一样，开始屈就和低声下气。我一一答对，声音适中，身体绝不扭来扭去；认真地吐字，虽然缺了的门齿凉丝丝地漏风，影响每个词的棱角和形状。这个六岁女孩不像她一般的同龄人那样端起孩子的架子。那种成年人习惯和期待的腔调，咿啊呀地带怨艾和辩解的娇怩。对自身弱势的自甘和倚势仗势，不在这个老气的女孩身上。但他还是把脸偏斜，把一只耳朵凑向我的嘴唇。

我们成年人有一些规定动作，抑或说套路的姿态来同儿童相处。诸如偏斜脸，凑上耳朵，做慈爱状，表示我们的屈就；我们由于爱而屈就。但这动作明显不适合贺叔叔。他在急乱中拉了别人做惯的俗套动作，从而使自己好歹有个位置和方向。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成年人往往在孩子面前是心虚的。我们常感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裁判权力。我们在一个婴儿绝对无偏见的眼睛面前竭尽亲善，竭尽媚态，因为他正从一张面孔看向另一张面孔，正在根据某种我们无法揣测的准则对我们进行仲裁和选择。我们在此刻是那样期望他的好感，期望他突然向自己挥摇双臂扑来，从而赢得这个意味深奥的选拔。在选拔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一再尝试新的取悦方式，然而每个动作注定是越来越愚蠢，自信心不知怎样就瓦解了。

这就是在我面前蹲下庞大身躯的贺叔叔的处境。

我和他，从那之后的三十九年，他一直在等待我延宕的选拔和裁决。

女孩没笑容，一字一句讲完了不超过十个字的简历。女孩和他的动作显然没有配合起来。他略略手足无措，直起身来。

在妈妈为我的不识相不吃哄向贺叔叔赔礼不迭时，我爸回来了。一个番茄鸡块的罐头在手中。罐头在那个时代是贵重东西，商标上的“中国制造”把国家水准放到一个省份城市的家宴上来了。金红底色，一只绿尾黄毛公鸡和四只大红番茄，扁圆形铁听，到今天在我记忆中还鲜艳无比。它那千篇一律的气味带一股很浓的铁腥，是爸爸狂喜或大怒或大彻大悟的信号，是他升迁或机运转折的标志。

爸进来后对妈说：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一骑同志，《紫槐》的作者。妈笑眯眯地说：久仰啊！爸根本来不及等妈完成她的敬意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叫贺叔叔？根本没有给我一点空隙，他又转向贺叔叔说：这屋太热，院子里坐吧。又没等贺叔叔置可否，他跟妈说：老贺老八路了，十几岁就参加抗日！

现在看见我父亲了。瘦长、背略驼、嗓门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穿条米色短裤，露出毛盛的腿，上身一件白衬衫，绵软的质料使它永远前襟短于后襟，领子如同两片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前的两个口袋像他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很细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他对自己的驼背一有认识就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而他认为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情准备就绪的眼神，他悲哀的事物中绝对包括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或一些人面前稍站得久些，某种不自在便来了，他便把两脚掌心对掌心地翻过来，仅以两脚的外侧撑着地面，建筑那荒谬而不雅的芭蕾式平衡。这个平衡所要求的精力集中使他疏忽了他的不自在。

是，的确，我在讲到我父亲时会情不自禁。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

谢谢，我自己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真的不在意？那我再继续一会儿？

是的，我父亲。他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是一目了然的。他以咋咋呼呼、哈哈大笑来使别人把他当成相反的一种人，那种对宠辱迟钝的人。大致上就像贺叔叔这样的人。多数人在一两个回合的交往之后发现我爸的致命处。一旦被诘问，他会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已自认理屈却要殊死防御。两根女性的弯眉越发倒垂得彻底，显出他不屑再辩解，他气息奄奄地容忍。

比如我妈见他手里的罐头说：你跑哪儿去了？

他当然听出她对额外花销的追究，因此眼珠立刻空白一瞬，理屈词穷地大声回敬：没去哪儿啊，就去了马路对过的食品公司啊！

妈扭头对贺叔叔笑着说：没什么菜呀。

贺叔叔被爸妈关照着朝油烟辣眼的另一间屋走，想起什么，回来拍拍我的头，说：闺女先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了那个晚餐的真正意味。在当时，那餐饭由于番茄鸡罐头和面目悦然的贺叔叔而显得美味。一个小圆餐桌，上面铺着淡绿绣花台布和玻璃板。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妈妈的一个家和爸爸的一个家如何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地占据着同一个地盘。

我吃到半途，落了一块骨头到地板上。现在我怀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个道理离开同一海拔层面，潜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见三个成年人的脚。小时我有看人脚的癖好。我刚才讲到我从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态发现了他时常感到的不自在。此发现不是我在那个年龄就能够诉诸言辞的。我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观察，持续给这观察以解说。

这个时刻，我在桌下。那块淡绿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双脚和上身的联系。很暗，我却也不费力地辨出三双脚的紧张和兴奋。我得说我现在用来描述的语言绝对不微妙不够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将就。用“紧张和兴奋”形容那些脚只能说是十分十分的将就。朦胧诗人就是在一番对语言的武断性粗浅性彻底失望之后产生的。暂且说这三双脚紧张和兴奋吧。

不必去听台布上面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笑何等开怀。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笑。

笑声从贺叔叔那儿出来时，他那对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双精细草鞋，所有脚趾网在细麻线里，不断与束缚挣扭。

爸爸的脚仍是掌心对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颠晃哄拍它们；只要停下颠晃，停在一个不舒适的僵滞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

妈妈穿一双黑珠子绣面的拖鞋。那阵子中国在还苏联的债，妈妈常买些便宜而华丽的绣品，从她身上的小腰身绣花衫到淡绿台布和珠子绣鞋，都是国家用去抵债却不合债主的意给退回来的。妈妈一时把这只脚从鞋中抽出，一时又是那只；不是左脚搭在右脚上就是右脚踩住左脚。偶然地，她会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脚如此识途，迅猛而干练，爸爸那无逻辑缺上下文的哈哈笑声会在挨这一踢时小小冒个调儿。

更有看头的，是三双脚中的一只不当心碰到了异体：贺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长腿时碰到了妈妈刚脱下珠鞋的脚尖，或者爸爸两个扁薄足掌在动乱无定时出了格局，触到了贺叔叔的草鞋，脚都会电打一般弹开，之后飞快缩回，在空中举一刻，脚尖再探测一番地面的安全范围，最后才缓慢地着陆于自己座位下面。要静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势，继续先前的动作。

还是不给那些脚的行为下定义吧。只能原状展示，无法对那番生动进行推敲。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这三十九年三十九个夏天中它把那个冷却的暮夏黄昏，那个淡绿台布下的激烈场面漫画化了。该这么说，那场面是独立于台布之上的，它是对台布上那个理性舞台的背叛。

只有这么多，至于我爸对贺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视的。我妈也在哀求，求贺叔叔动用他的影响、权力，救救我爸。说到救，并不是语意过量，并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们国家那时随时有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说，政治命运。一个人的名字给黑墨写得很大，劈上两道红墨十字架，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肉体的死，相对而言，是平面的单一的，是无伤大雅无损尊严的。肉体之死是种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经过政治的死刑。贺叔叔在那次晚餐后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场。

是我在十岁以后逐渐听说的。

一点不奇怪。这些事让所有局外人困顿。我们所有的概念是独立于人类心理、行为概念之外的。因为那四十五年伦理规范的独创。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长。我试过，却见听众眼里两江瞌睡。一个无关人类痛痒的例外。有个人听出眉目来了，对我说：啊，一个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对成年男性荒诞不经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给了我一个册子，上面有本市两百多位心理医师的名字。拨一早上电话，只有你声音中有种关怀。你没有张口就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你的价钱也适合我。

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约会。

想是见过。六十多岁，该同各个专科的医师有过交道吧。否则他不会建议我来你这儿。

告辞了。这是诊费。九十元。

你答应二十元的折扣。

Ⅱ

还行，谢谢。

是吗？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谢谢。你看上去也挺好。

这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摆的吗？这儿，把巧克力埋在沙盘里了。她几岁？

比那时的我大一点。健壮多了。那些年里，我飞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贺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会同爸爸一同回家来。只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县长，在一个一夜火车之距的遥远陌生的城镇。只知道贺叔叔不露面的时候是去妻子那儿探亲了。我妈早已不拿贺叔叔当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只热水袋继续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发冷已深得原谅。他还是伸展双腿从栅栏上一迈而过，直接把我的脑袋搂进怀里，揉一阵。他身心中有那样的快乐。

我必须先告诉你贺叔叔这个人。

我讲过，他个子很大。他玩笑说那是乞来的百家饭催的。他腿上、脚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着我的手指，去碰过它们。他巨大的一只手把我八岁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细的食指在外面，使劲而轻微地触碰那浮雕般的伤痕，然后看着我半是恐怖半是恶心的满足。他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碴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

对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页是写他的：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成了小说家；他不识字时编的打油诗常常被刊在鲁豫解放区的油印小报上。后来打油诗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我印象中的贺叔叔是个太阳。喝多酒他会讲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军的小兵还偷行军干粮给他仍在乞讨的母亲送去。他会忽然一口乡音，眼神温存哀婉。

贺叔叔一生中唯一亲手动笔写的小说《紫槐》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是这么猜想。是个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罪恶和优美的故事，我会在某一天好好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与爸爸低声谈话的贺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个举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之中。

贺叔叔和爸爸经常那样低声交谈。有时爸爸在绝望辩解时，贺叔叔会从他方正的衣袋里抽出一叠纸，然后用手指戳点这处那处同爸爸说着。我以后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杂文，叫作《儿不嫌母丑》。“儿”与“母”的关系，喻指公民和政党。“儿”可以接受丑陋的“母亲”，但绝不容忍她的堕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彻底散开，希望彻底破灭。

我一生对我爸的同情都源于此刻。

我十一岁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种朋友。

在贺叔叔同我爸熟识之前，他还在省委负责宣传。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也显得性感，以我现在已有了情场世故的眼光去看。权力之一是审查每个作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言论。政治言论恶劣的，叫作右派。爸爸那篇《儿不嫌母丑》，尽管语气温良诙谐，但底蕴一目了然，那样的敌意和杀伤力。危险的天赋，在我爸体内。加上爸爸的血统和背景，以及1948年问世于上海的嘲讽短剧。

你已经知道了，会有什么前景。

叫作“反右倾”运动，举国动员。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贺叔叔一手接过核审的。贺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种奇异的兴趣。是有陈腐学究家谱的人与草莽秀才之间带一点点猎奇的尊敬。

贺叔叔把那份置我爸于死地的案卷暂搁下来。搁在他抽屉底层，许多天不去开那抽屉。忘却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个政治徒刑缓期而使我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残延。这残延是痛苦的。盼望侥幸也等待诛灭，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烟的雾障中蹚来蹚去。一夜惊醒，见爸妈对坐在昏天黑地里，结伴等待贺叔叔红笔一挥，定个死活。再次醒来，见爸爸弓着腰，飞快抖动腕子在写字。妈妈看着他写，把早就冷掉的热水袋贴在苍黄的脸颊上。爸爸在给贺叔叔写信，写了几十张又忽然决定不写了，写讫的也叫妈妈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烧。遥遥地传来早班车的声音，爸写下一行字，请贺一骑有空来吃晚饭。就这样回到我们那个开头，那个晚宴。

我在想贺叔叔的首次登场。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铜像一样的前额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谁来赴晚宴。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权力的三十岁男人正将他的影响渗进我们的日子，我们本来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写正楷，不知道贺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来。走过办公楼门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过电影宣传牌楼，上面是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一行大红字：“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五周年”。再走过一大堆烂芦席，那是一条街的大字报栏给台风刮倒，被堆放在这里，下起雨大字报沤化开，周围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红墨的大小水洼，再往里，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识分子”。巨大雕像矗立在凹字形办公楼所形成的院子里，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没有阳光。有时看见娇小的王琛白满头石膏屑，趴在脚手架上开山凿石般朝雕像挥榔头。都知道它是将要矗立于博物馆门前的工、农、兵之中，因此从来没人认真注视它的进化。贺叔叔想必是站下来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吓一大跳地叫道：“贺书记！”他才笑笑离开。王琛白想必是追着贺叔叔的背影问：“你看怎么样？贺书记。”

贺叔叔这时已快走到诗人彭晓夫家门口晒的霉豆腐了。南侧，是条小巷，两边屋檐叠上了边缘，脚步声是有回音的。会在巷子里碰上张帆，有人这样告诉你。张帆是贺一骑书记的前任，在贺一骑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们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丝巾裹住面孔，头上戴一顶蓝呢子帽，突然把过巷者拦住，再把一根裤带提住颈子说：“我是张帆。”

走出巷子有个天高地阔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当中有个井台，正南正北犹如祭坛。蹲着坐着的是主妇或“阿姨”们，剥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没有井的，在我落生于这儿之前井就填了，筑起水泥台子，中间有四个自来水龙头，于是就排起四条接水的队伍。晚饭前这个时间，贺叔叔在缭乱的一排排晾衣绳之间快要迷失了。水分蒸发去了的浅色印花被单给风招摇起来，同色或异色补丁透露给你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家境。这些补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东西在这个时空里会孤立。偶然见我妈妈拿一块新布在崭新的寝单上设计补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过了井台，食堂那宝塔一样雄伟的烟囱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里，两把烟凝成细小黑色的固体，落到院子的杨树叶和柳树叶上。细细的黑色飘降物也落积在大烟囱的自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字黑茸茸一层，那些字看上去像一百年多了。

贺叔叔就这样走来的，左手摆动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还按在曾经佩带过的左轮上。

我和贺叔叔在十来年后会了一次面。他讲起头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时十八岁，远离父母，他也在类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诚，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跃到另一时空里。

没关系吗？

最后一次？来美国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几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来，发现周围没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地坐到了石台阶上。一个人路过，见这白发老爹抬头看着他说：“麻烦您送我去医院吧。”从此他再没了那把象征的左轮和那个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面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要走了。

怎么也不会忘记他那样看着我。

他“呃呃”了两声。白发老爹从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炼出这一部分，因此现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质感。对舒茨，我也有类似感觉。

他和贺叔叔绝对不同，不只是种族、文化。

我对他说，贺叔叔，我要去美国了。

他眼睛还很明澈，却映不出那个小女孩来。他想看出小女孩结束在这女人的皱纹里还是眼神里。他对我与他之间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说的是恍惚吗？我是指晕眩。

对一个永不会痊愈的老人，仅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晕眩。终于还是挺过来了，他微笑，笑容从弱到强。两个酒窝是那笑容里多余的阴影和坎坷。

是专程的。我专程从北京回到那个盛产刁民悍妇的省会城市，专程出现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树小道上。

当然可以，请问吧。

是，我想过自杀。

不是非常冲动的。实际而平静，把后事安排妥当。遗嘱中有一段说给贺叔叔的话。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与个性是多么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觉是无辜的。如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言语的后果，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

自杀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从基因中来的。弗洛伊德推断超自我代表死亡动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动能便越大。是不是这样呢？

我同意。那么多年的红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种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绝对强势使众多自杀者勇敢地采取行动了。

自杀热线？谢谢。

一个人自杀前会向这热线报告？自杀应该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对自我的秘密处死。

不用，我乘地铁很方便。

保证，在下次就诊前我绝不自杀。我还没讲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见。

Ⅲ

收到我的电话留言了？没去那里，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冲突得很凶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选择的词汇。他叫喊，头颅如同交响乐的指挥，颠摆震颤。声音回到了他的三十岁，突然有了种亮度，一层金属光泽。一个老人在自认为被欺负时，竟有那么洪亮的嗓音。

该是沙哑的，那样会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为了方便。你从不撒谎吗？

仅是一个托词或者搪塞，他喜欢称它谎言就称它谎言。你看，这是一种沉默的尊重，它让你明白你该停在哪里。当我听到“你昨晚出去做什么了”这样的提问时，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约克碰面”是一回事。仅是个方便。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对舒茨来说，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从他可知可控范围的短暂消失。因此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实质，就是为他怀疑和指控的短暂消失提供个证据。他为了一个实质上毫无差异的回答愤怒得如同临终前给疟疾弄得冷战连串的杰克·伦敦（请原谅，我不爱杰克·伦敦，因为他生前厌恶中国人）。他浑身冷战地走向电脑，把他为我写的一封求职推荐信印出来。一共四页，对我的能力和才华以及一日只睡五小时的勤奋自律的作息规律很诗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这封信，然后在我鼻子前面招展几下，在距我面孔八寸的地方撕毁了，看着他撕，先是两半，然后四半。他手指粗壮，动作因太强烈而一再错过准确点，从而变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毁那渐渐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样哀伤无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帮他撕扯一把，帮他完成这番愤怒。

我？

我同他约会有两个多月了。

我垂着两手，看着那个纸团砸在我脚边。看着一个人整个的愤怒过程：按下电脑开关，搜寻目录，找出这封信，再打开打印机，让它温吞吞地无情绪地将四页纸推送出来；再把它们撕烂，撕得不够理想，因而把它们挤压成一个大纸团，砸出去。一点反弹也没有，立刻淤陷在长纤维地毯上。

其实有许多零碎的时刻，我是完全能接受他的，这个老得相当尊严的男人。那些时刻包括他从车里忽然伸出两束复杂的留恋目光，来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测量的复杂程度，带有预言：或许这次别了就永远别了，六十多岁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展现给他。深灰色的目光让我感动、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层悬心的深度。默默然，一阵子歇斯底里在我心里发作起来。我会追跑着，跟在他车后面，脚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恋真像勃拉姆斯的提琴主题一样。

是啊。贺叔叔站在榆树小道上。

正是这种不断演习的永诀让我和舒茨近了。

冲突是造作。我是指极端矫情；我们尴尬得受不住了，就与人冲突。我在看一个老年男人冲着一个缺席的对手咆哮。很滑稽的，因为我不给他这个权力，把我扯到对手的位置上，我静观他对那个空缺位置发作醋意，发作专横，我嘴唇翕合如同某场谋杀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着他把大纸团挪到我脚边，它的体积和投掷的力量该有轰动，却被柔软地面吞咽了，预期的声势被抵消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现一阵瘫痪。

我或许撒了谎。

我们都活得下去，因为我们不计较别人撒谎。在别人对我撒谎时，我已明白他实质在说什么，我想明白实质而不想明白言辞。实质是，他/她在我对他/她可知可控范围内造成一个失控和未知，造成一个人与人关系的喘息，休止。

你难道听不出一个邂逅的朋友对你说“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么意思吗？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说的“昨天差点给你打电话”的真实意义吗？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计较吗？这是调情。不光异性间需要调情，朋友间也需要调情。墨西哥作家帕兹——

——听说过他吗？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谎称为艺术。一个善于调情的民族。

没有。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贺叔叔。

并没这样问我。他问：在中国，儿童受性骚扰的事普遍吗？他问过几次，因为他忘了我回答过他。有次他说成“性虐待”。

当然可以告诉你：是的。

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伤害。谢谢你不采用“虐待”。

让我喝口水。

让我想一想，它是怎么回事……几点了？

我在想，孩子们真的会把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压制到下意识中去吗？荣格说：潜意识和意识从来不存在明确的界定。已被知觉的，不可能回到非知觉中去。记忆被压制到那种浑然状态，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十一岁。

不曾。对谁我都没讲过，我没有把握我会对你讲。

噢，在想前前后后。三十年以后，我走到墓地里，脚步已不太均匀。手里拿几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欢它们。走到一个看上去很中产阶级的碑石前。我那时已经愉快起来了，不失眠了，连好太阳也让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个扇形。对了，我还有三支香。那时我已充满兴趣来做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个坐在心理医生诊所里的中年女人，从来在各种仪式中找不到感觉。我把香点着，灵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实的视觉中许久才将火苗吻合到香烛上。我在墓前坐下来。不远有塘和莲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只要三十年，这些都清楚了。

舒茨的墓碑上刻着：他一生中原谅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许多人，就是说不是全部，那个余数中有我，也可能没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着事情。烟从这七十多岁的女人身后升起。塘水和莲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奈最后的三十八幅画中的一幅。七十多岁的我会想起贺叔叔的去世，追悼会上摆一排他的书。我爸爸会被我搀扶，在人群里，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层沉痛。还有什么关系？反正什么都留不下来，那些书是不是窃取都留不下来。真正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无论真相怎样不堪入耳，书已经先于著书人而逝去了。

现在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先走一步；谁会参加谁的追悼会。

在我七十五岁坐在墓前时，已经全知道了：墓里是谁，墓外是谁。我的未来语态出了差错没有？未来完成式，这语态给人无际的展望，无际的宿命感。

也很可能是我同贺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没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这个刺目的空白让贺叔叔很不安；每个人都知道死者生前从没停过笔，都服帖过他的学识和才华；那日夜流动的笔，流去了那个不见天日的所在，终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场荒芜吗？人们想起死者和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离的朋友，同时忆起死者曾给过这位生者一个大耳光。我看一眼贺叔叔：他原谅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过。他却没有原谅我爸爸在1966年给他的那个耳光。

这是我将在墓前席地而坐时想到的事情。那时，追悼会不管是谁的，都无所谓。

我让你混乱吗？

我还想起十一岁的暑假。1963年夏天。老妇人总是很有胆量去看她的少年时代。那个夏夜的触感立刻有了。它的声音、动作、气味所营造的质感。火车窗外的光一缕一缕扑进来。每一景物，都带有暗蓝丝绒一样的品质。丝绒的迟缓和阴影，那样厚厚的深夜蓝色。我就躺在窗左边的铺位上，贺叔叔在右边。

是的，你没听错。

这对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托给一个朋友，由他/她带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阵。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露，或者公然说：要不是看在女儿面上……或者，就是因为怀上了女儿，我才非同你结婚不可。这些话当然都是由妈妈来说。我爸狠狠地咂着酒，狠狠地沉默着。

暑假前正好贺叔叔要去上海开会。我妈妈替我把两件一模一样的连衫裙放进一只小藤箱。手轻轻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贺叔叔怀里。我的高度已达到他的腋窝。白色泡泡纱的连衫裙到处溅着西瓜汁。十一岁的我因为发育而躲着胸口那层布的触碰。一个阶段我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胸口躲开的姿态。所有那阶段的照片都是这个姿态，眼神也是躲开的，有点窘又有点害怕地略伸下巴。

贺叔叔笑笑说：没贴邮票啊？脑门上给贴个邮票咱们就给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经伸过来，要从妈妈手里接过我了。接过的却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见我那躲开他的眼神，睫毛细微的挣扎。他意识到某种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纱浸印出一个苗条女孩微暗阴凉的皮肤，让他这份临时监护差事显得不伦不类。

是我现在分析起来，把当时的短暂感觉以语言归纳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事情发生后，那感觉没有语言地在我心里待着。看这沙盘，小人儿。在没语言的时候我或许也该被领到这儿来排演。现在我手指太粗大，捏不住他们。这个小人儿是代表父亲？教父？神甫？都可以。还有这只恐龙。不是恐龙？是梦魇？噩梦。

噩梦，你看，与梦本身无关，在英文中是另一个词[1]：是夜晚和虚幻二词的组合。我这样说已欠严谨。也许是“夜晚”加上“月球上那块辽阔的（曾几何时被误视为海洋）黑暗平原”？可以有更荒诞的一种组合：夜晚和雌性的马类动物。类马，不全是马，近似中国传说中的麒麟。那么：夜晚麒麟/噩梦，可不可能呢？不可名状和莫名其妙，夜晚无穷的可能性。把这番不可名状和无限可能性以语言解述，必须牺牲和妥协。以牺牲感觉的丰富而妥协于语言的准确。不成熟的人不是缺乏语言能力，是缺乏妥协的能力。肯定常听到高中生和大学生五官起舞，张口却只呼一个：“哇！”或者“噢，上帝！”他们宁可过度贫乏也不让他们年轻的感觉妥协给语言，他们可不愿意牺牲那意在不言中的丰富。

贺叔叔没有像平常那样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头发揉乱，再抹平。他这次碰也不碰我，提着我的小藤箱，迈着阅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没有一点分量，是个玩具。妈妈跟在他身后，讲起我所有的生活陋习。贺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粗鲁和简洁语言回答母亲。像是他专注于寻找车厢。

就是你们叫作包厢的那种。

是等级制度。你可不能花钱买不属于你的等级，等级是荣获的。我们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车包厢，把贺叔叔和我与充满汗气和煤屑，不断有人吐痰、昂扬音乐中某人无车票被逐出车厢的众生百态的公有空间屏隔开来的私下空间。一切不允许被公众共享的，就叫“待遇”。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贺叔叔还有个待遇叫“小灶”。尽管他和所有人进同一个食堂，但他不必端着碗或锅同几百人站在队伍里。他直接走进屏风隔出的“小灶”。屏风是碗橱纱的面料，里外全看透。贺叔叔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在这时他却面孔绷得很紧，浓眉低压，像所有居要职的人那样显出稍稍的烦躁和沉重。走进屏风前他不和任何人说话；总是在进入屏风之后，他叫厨房杂工出来找一个某某进去说话。杂工说：某某，贺书记请你到里面去谈谈。后来食堂亏损，涨了饭菜价，许多人家重新买锅灶，饭厅内人烟淡薄下去，贺叔叔还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风后面去谈话。

门拉合，包厢里很静。贺叔叔从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脸巾，对我说：擦擦汗吧，小伙子！

对！小伙子。我当时就喜爱上了这称呼。粗犷和豪放，我喜欢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它破坏了一种天定的规范，有种挑战感。作为一个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机，所注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发育时的轻微犯罪感，都可能被否去。他这样叫我，是他突然感到一股压力。男女被挪入一个私有空间的压力。

是的。

但我此刻还不想叫它“性的压力”。

他小伙子长小伙子短地大声叫我。很快我活泼和自如起来。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没什么不妥了。我们笑、聊着天上地下。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十七岁，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多可聊。他微微笑着，靠在沙发上听着他自己的思考。时而会听见一两句“雷锋叔叔”、“少年宫航模表演”或“普通话普及”。他问我为什么戴这么破烂的红领巾，我说，我们都喜欢当老资格；像你一样，老革命。

他又问我：常见你脖子下面夹着个扁葫芦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锯呀锯的，那是干什么？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没有别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着看我，他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地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喊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鲢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臊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了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疏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摊摊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

Ⅳ

你好。

没关系，候诊室有杂志翻。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早早离开了学校。

很好。

行！那我告诉你实话，不太好。

是的，我本来打算取消治疗。

不知道。一些时候我就是表达性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摘。此后，我每成型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在批评我非母语的这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

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得到的只有缄默。

你说得对。

我确定，你是对的。

明天下午四点，让我写下来。

不知道。也许我一个人走走。天不错。也许和女朋友一块儿吃晚饭。闭上嘴，听她的。

谅解我突然变卦。

谢谢你的谅解。

明天见。

Ⅴ

我想好了：我先得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就是那个故事。作者叫贺一骑。书太旧了，照片不是老，是古老。

知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吧？那解放区和敌占区呢？

春荒的傍晚。

1942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上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呗，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哪？！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

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地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本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了，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吟。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全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

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唯一的儿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用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用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地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决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卧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他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唯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入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地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皇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嗝、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人们在食堂一面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头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俯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沓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土，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一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羞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入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香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上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早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沓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儿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菜。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口交谈。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入。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入。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纽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条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槐》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匀，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地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如桑叶上的春画，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那是大厅里唯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嗝的那个大饥馑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碰一下我爸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我爸爸和大家一块儿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光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出撕裂般的声响。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一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地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撇嘴，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一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地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碧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儿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逸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那些记录。谁会需要那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须爱拉赫玛尼诺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加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含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马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犟？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我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

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

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的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儿，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1963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二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魇。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乳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褐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已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里。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白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做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抱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

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欷歔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唯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实已经干涸，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祟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乳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乳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乳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悸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用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芋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的，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票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梯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入。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暧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脸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拢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屈、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被系里那台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订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他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的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脸。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样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的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2]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甫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从此人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三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而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颔首。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之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竟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无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取出这瓶1988年的红葡萄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入，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症不是恐高，是恐惧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我推托。酒杯很悬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地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唰——”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桌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我画得很糟。

Ⅵ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年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阶梯，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作“掴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地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人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椅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有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古希腊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夫。

还像没有做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掴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手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结盟的人。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瞭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琛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凛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颊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耸着的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来已打算随我爸爸一块儿离开，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与他为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给贺叔叔耳光，那将只是脾性上的过失而不是人格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在贺一骑春风满面捧着刚出版仍带墨腥的长篇小说来我家时，在贺叔叔将一张定期存款单暧昧地夹在书中来结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时，打出那记耳光。他还可以在贺一骑不断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风后面，工头一般对他的写作蹙眉或欣悦时，掴他一记。甚至于，在贺书记提着十斤白米、两根猪大肠来救济大饥荒中微微浮肿的我们一家三口时，给他一下子。总之，我爸爸可以打出这一巴掌的机会很多，他一个又一个地错过了。失去的机会使他越来越窝囊，越来越弄不清他与贺叔叔的这场友情是什么东西。弄成这么个局面，谁也无力收拾了。

是的，羞耻感。

我爸爸的行为让我无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动物的虚张声势，趁着强大者的伤残和绝境，突然扑上去，可怜和丑陋。贺叔叔本来不应该那样强大，却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举反衬出伟大来。

我爸爸从他十五岁的女儿身边走过去。他的女儿给他让路，觉得她得离这卑劣的血缘远些。你看，十五岁的少女是唯一见证了舞台上舞台下的一切的人。她是唯一将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两半的人：一半给她的父亲，为他那窝囊了几辈子终于爆发的造反；一半给她的贺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赖和友爱。

你说对了。

我同情贺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后，我对贺叔叔的同情占满了对父亲的怜惜，任何人都不该被叛卖得这样惨，不该承受这样形式的反目。贺叔叔的发梢忽然一层灰白，面容也一层老态。留在他左颊上的，是我父亲丑陋的手印。

真对不起，我忘了时间！

这是你要的清单——所有在我脑际闪过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为许多时候我无法中断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讲课，交谈（有时我会边谈边潦草地记一两笔，之后再规整），晨跑。

过分乱，只能是由我念给你听，如果愿意你可以手记。

准备好了？

他（舒茨）瘦了，要想个办法避免和他单独碰头。

我爸爸上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得尽快回去看他。彻底回去，不回来了呢？（这个想法很令我温暖。）

我怎么敢说这些？说英语反正是不知深浅的。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反感你和我做爱。别用这种腔调。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因为你是我的上司。撕毁的那封推荐信，我该把它保存下来。

贺叔叔摔了一跤。和他告别的时候，他舌头有些大。

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会是什么后果？是不是找个人，做出个后代来？太晚了。电视上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生了头胎。原来这些焦灼是没有孩子引起的。先有个自己的孩子，再去找人结婚，找这个老头吗？随便。原始部落的男人往往在与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把她同前夫生养的崽子都杀掉。从他们到你（舒茨），男性必须掩饰的太多了。

宋峻怎么会变得那么贫嘴呢？和我恋爱的时候他多不爱开口啊。同他的婚姻还是不错的，离婚竟然发生了，他看电视，我打毛线。他去踢足球，我去球场硬叫他回来吃饭。还是快乐的，我们坏在了哪里？没有信仰，我和他都对婚姻没有信仰。这个婚姻无益处，也无害处。起码宋峻不肉麻。怎么就结束得那么漂亮！

宋峻宋峻宋峻。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一个字来过。和新婚的妻子，又要过成他和我了。

我天性上的弱点啊。

警惕我爸爸的毛病。

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同？

糟粕怎么办？由谁来打扫清理？到八十岁再死就免去别人处理你这摊糟粕了吗？那时候他们处理起来怨气会小些。现在是你在制造糟粕，那时你被制造成了糟粕。在我没有想好处理方式之前，我不去找死。

我的心理医生说：急什么？反正你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先试试，不行再自杀也不晚。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让我有恃无恐。

要打个电话给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吗？现在？现在。最好碰上留言机。算了。可以写给他。别留下字据。看他的关切会不会深下去。

他猝不及防地问我：你说你从十一岁到十二岁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你能记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像个私家侦探，已抓住了疑点。我撒了谎，我以后会更正。

我同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有多大比例的谎言？尽量别撒谎，否则不是把诊费白花了？

这股味道是什么？是番茄鸡罐头？真的会闻到意念中的气味，记忆和嗅觉，谁储存了谁？

贺叔叔我这生是忘不掉了。

其实不常想到他。英文把他抹杀了。他和中文的我连着。在底层，没有语言的深部。

没有太多的人能承受我的恨。恨是伟大的感情，谁配我的恨？必须是伟大的人。绝大多数人不配你的恨。

贺叔叔的五官，给灯光概略了，像一张潍坊剪纸。眼梢、眉梢、嘴角，都是吉庆。抱着刚出版的三大部头小说兴冲冲地来了。爸爸和他都喝了酒，从高兴喝到沉闷，两人都不知怎么了。妈妈夺下爸爸最后半盅酒，贺叔叔失手打翻自己的酒，两人闷闷地散了伙。我爸爸在贺叔叔走后翻开书，手指殷切却又不让我们看出殷切。果然看到书页深处夹了张定期存款单，上面是爸爸的名字。料定会被螫痛，忍不住还是要去碰，果然给螫了。我从来不知它的数目，爸爸不可能给我看见。它是用来收买我，还是我爸爸？

乞妇的儿子，把乞与施变成了人世间的第一对关系。

我发现自己坐在带壁炉的餐馆，对面坐着穿着质地优良的纯棉高领衫的舒茨教授。桌面上摊着四张纸：他为我写的推荐信。电脑印刷机把一切复原如初，印出崭新的四页。原来他可以一次次撕碎它，同时使其再生。顽强的自我复制，更替和繁殖，一点痕迹也不见。存款单上的数额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奇辱。

他脸上亮起一个微笑。

我说：谢谢你。

他说：你说什么？

我原来说的是中文。

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我讲中文是退休，是退化，是我向孩提期的退化，如同成年人吮呷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我没有体力做成年人。我的力气只够好好把这餐饭吃完。

别逼我讲英文，你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年轻气盛，操着正值十八岁青春的语言，依仗不知天高地厚的率真。你得面对他。

让我退化。既然统治欲、占有欲、竞争欲，几乎所有对人类历史进展发生影响的欲望都是朝着孩提期退化，如同啃手指、呷棒糖、挖鼻孔，是成熟向幼稚的心理退化，请让我也退化。让我讲中文。你不必全听懂。不是谁都不企图去懂婴孩无字的表达？

发怒也是退化。我发现自己在发怒。

你怎么不对我吼回来？我得不到正当反应。舒茨不参与进来。我一个人打球，那边不接。我说他利用职位欺辱女性他还不接。

发怒就像泻便，憋得绝望时出现了个厕所，就着茅坑长舒一口气敞开自己。怒得厉害，就便感强烈，带着腹痛、压迫、肠子乱拱，因此也越发刺激、痛快。但假如发怒的对象不给你强烈的对抗，排泄只是温和的，不遇任何阻力和抵抗的，均匀地进行；整个肌体不被那种反作用力震撼得冷噤连串，发怒的快感等于零。

他说了“不管怎样我是爱你的”这句话吗？

我用我孩提期的语言说他占我便宜；就这点权力，你还想怎样。

占便宜也是心理退化的症状之一。如同侵略性一样，如同相互弑杀，白日梦，食之过量，手淫，都是由成熟向幼稚，由成年向孩提的退化。

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竟在哪里。

地上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是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有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掴人一个耳光，仅仅是为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Ⅶ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卡，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再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

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地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髋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问：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着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愤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于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

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因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俯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张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关，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做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间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作“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出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她又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撒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他说，这不行，生病可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作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地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样，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样。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翻一翻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姿态？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至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的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地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道具。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的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无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的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刚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荒，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主宰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大爷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只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低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儿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未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儿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皮下的形状，都在那盏影子大于光芒的火炬中显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太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见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儿，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纽扣上。纽扣原先一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竟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栓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Ⅷ

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自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硌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我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

我发现瓜蛋儿硌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忌。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忌过。怎么可能妒忌？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忌。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的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平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工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作：戴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干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作“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儿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文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的歹人们有任何关系。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帮子上，叮嘱几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

1969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做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才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患者那样突然失语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和“灭亡”的词语。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占据他那双空白的眸子。

一夜间变质的人和事，颠倒的是和非。那时全这样。贺叔叔也是一夜间成了另一个人：有着瞒过了所有人的阴险和罪恶，完全是陌生而狰狞的另一个人。所有人看着大字报上的罗列和揭示都会暗自说一声：竟是这么个东西！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贺叔叔站在大字报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样的面孔，读着那些天谴的字句；那些事例编排，那些似乎出于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恍然叹道：原来我是这么个人！一个人不知自己的病状，一旦读了长久对他封藏的一系列诊断，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怎样的无救。

我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投政治的机参加学生运动”，“对失去的布尔乔亚乐园深深怀念”，“复辟思想和情绪无不表现在作品中和一贯言行中”，并且，“意志薄弱，投机不断，背叛成性”。

我知道，让我爸爸感到认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后，一直在苦自己，想认清藏在自己行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个异己者是谁。于是“背叛成性”四个字，使他此番认识骤然升华。一个跃进，飞翔。顿时，两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们都想认清自己。“认不清”却是我们本能的自我保护，保护我们的神志健全。还有自我赏识，也得到保护。本能袒护着我们，不给我们看清自己的弱处和异端。“文化大革命”，是剥去这层本能，让你非认清自己不可。大字报把你种种细微异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变形使它成了另一种品格。“认不清”的那种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镜中变态的你的各个局部，那些全异的折影就是公认的你。丑陋，恐怖，你原本是这副模样。

不到十七岁。

倚门站着，看着门内影绰的父亲。刚进门他身上披的棉袄毫无知觉地滑落下来。我拾起它，亦无知觉地拍打上面的灰尘。这个声音把我爸爸惊动了，他身子一抽转向我，好大一会儿盯着我和这件旧得发白的蓝棉袄，大声吼：有什么好打的？！

如此凶蛮无理的一吼让他再次看清他自身之内有完全异样的潜藏。他意外地看着他女儿，看眼泪在她眼中迅速涨满。被吓坏、受委屈的女孩又成了他认清他自己的一面镜子，折射了他自身又一层陌生。我不认得他了，他映在我欲裂的泪水之上，愈来愈变形。

我爸爸终于发现我歪着两只脚，同他一模一样：忍受别人，忍受自己。眼泪竟先从他那儿落下去。

他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转身去问我妈妈，嗓子提得更细软：我刚才没说她什么吧？

三个人中间，我妈妈对于创伤的反应是唯一不同的。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经漫山遍野隐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兽。虽然又受到意外一击，但她终于不必再继续假设任何敌人和暗算。一切已证明了她所预期的，一切都证实了她没把人或兽看错。现在一切明朗，她的防御和进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标，生活亦有了目标。母亲娇小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了一些大动作。她“哗”一下打开窗，对二楼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楼下来了！我们成你们的下水道啦？！她开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摆，一大锅粥很响地给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来，母亲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还不曾如此气壮过。她嘴里大声反驳着大字报上的每一项指控，一面把一个个小菜碟子“啪！”“啪！”“啪！”地敲在剥去了绣花桌布的赤裸桌子上。她的响动好像是在夯战壕。她不断地哼哼冷笑，说早料到人脸一张皮说变就变。

我爸爸仍看着我，如看一个病痛却无以言语的婴儿，眼泪不断从他眼里流出来。他一直问：爸爸说了你什么呀？

我没一句话。他给我妈妈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转头来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里，两年来，他就这样看他自己。那记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来祝贺他，拍他肩膀，说那一记揍得真帅，应该多揍揍那个扫盲生。从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里看他自己。他想看见那个让我陌生得发惊的父亲究竟什么样儿。他太想从我眼里认清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它被什么发射出他的身心，那发射它的秘密机关在哪里。一定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触发点，不经意触碰，蹦出那个全然不相干的举动来。是什么触发了它，触发了他和我生命中一连串的后果，他多想从我眼里知道！

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己头也晕起来。各家起床了，在这个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人们可以在收音机的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一个“好好活下去”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谁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都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私堂和私狱叫作“隔离审查”和“牛棚”。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干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都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截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按在手枪上的右手。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那样的情感。那样的黯然神伤和思念。他蹲在篓子边，拿出一些残碎字句飞快地读着，生怕我烧得比他读得快。

我说：爸爸，这书写得好吗？

他说：好，写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缅怀。他回到初次读它的时刻，初次见到那张英气勃勃的脸。

他又说：写得比我好。

意识到失口了，他瞄我一眼。他自我更正地说：我是说这个人就照这样老实巴交地写下去，不得了。要是不去搞权术，他会比我写得好。会好很多。

我爸爸看着灰烬在冬雾中飘不动，从一米多高的地方就落下来。白纸成黑的了，黑字变了白。他知道明天或后天就有人来抄他的家，把他捕走。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刻他能有个自己人听他讲几句自己的话。他想用那一刻把他和那位朋友之间的事让我懂得。我爸爸眼中的温情浓厚起来，看那些并不轻飘飘的灰屑不断飞和落。似乎是在向一个人交托秘密，他对我说：那些人都不懂，说他扫盲生，其实我告诉你呀，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

我发现他是痛苦的。终于敢于说出真理，而那真理让他痛苦，也为长久隐瞒这真理而痛苦。他就那样蹲在那里，看着他和他的最后一点联系给烧掉了。又是哺哺的，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帮他写得并不好。那个三部曲，我是没有写好。我没办法写得好。

我说：不是蛮好吗？

他说：没写好。他自己写会好很多。会留下来的。我没法写好。杂念哪。人有杂念就没办法了。

我爸爸那天太想有个人听他讲话。外面，家里，他已没有一个人能讲话。从他揍了贺叔叔，他对于自己的新形象新品格全无信心，变得心不在焉，一边讲着什么一边总在对听他讲的人察言观色，看对方对他的新面目有怎样的反应。他感到他从人们的眼睛里读到“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的潜语。他话少了，常常眨巴着眼睛在想某件事。连绵不断地在思索：吃饭，看报，去参加各种集会，跑在望不见头尾的庆贺或声讨的人群中呼口号，所有时刻，都不会打断这思考的连续性。这思考所需的精力集中使他动作机械并用力过度，手脚都不够负责任。

在思考一件并不很明确的事情：自杀。

并不是在布置自杀的步骤。自杀，它自己会成熟。是从我祖父那儿来的，只不过要在他体内成长，成熟。在那个我焚烧《紫槐》的早晨，它成熟了。

因此我听出了他话中过分的真诚。

就在他想具体对自己下手的时候，那天半夜，来了一群人把我父亲带走了。事实是：这群人及时破坏了他潜意识里成熟得刚到火候的“自杀”。

门被敲得急促而肯定。我妈妈心里已明白，却还坐在被子里问：“谁呀？”进来一些戴红袖章的人，把一个白袖章套在我爸爸的手臂上，上面写着他的罪名和本名。有了它就省了绳绑，省了手铐或脚镣。我妈妈蓬头垢面地卷起被褥，装好换洗衣服以及半管牙膏。不必任何人吩咐，每个被半夜带走的人都要有这些东西准备。她动作照样很大，十足的劲头。她穿着灰色长衬裤，是我爸爸的，洗缩了水，就那样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黄肿的脸皮泛着高傲的光。

来带领我爸爸的七八个人也在忙乱地到处查看，打开每个柜门、抽屉，开到极限，不关回去，所有抽屉都脱了臼。他们翻出某页陈稿，还出声地念几句，再讥笑地看看我爸爸。有几个柜门上了锁，他们掏出现成的工具就撬。我妈妈叫喊：这有钥匙这有钥匙！他们听不见似的：什么都不如彻底毁掉一样东西方便。

整个翻天覆地中，我爸爸坐在灯下，很静。我照我妈妈的吩咐，倒一杯水，手心里摊着几颗他天天吃的药，走到他跟前。我弄不清他一直在吃什么药，到了一定岁数自然而然就服起一些药来了。他只看着我手里的杯子和药，然后食指和拇指伸到我手心上拈；拈一粒，放在嘴里，吞一口水，再拈下一粒。像个吃药不老练却很乖的孩子。我说：爸爸。然后我蹲下来，脸对着他的脸。我本想说，想开点，又不是你一个人。或者，我和妈妈等你回来，得好好活。反正那类的话。但我就只说：爸爸。几天里死噙住的泪这时才流出我的眼眶。

我爸爸点点头。

一个人呵斥他，叫他开路时，他对我笑一下。我就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期待什么。精神上的释放。从他打了贺叔叔之后，他进入一种奇怪的懵懂。他的神志、感觉在这两年里是锁闭的。没人能进去，没人知道那里面的刑审和折磨是怎样的。我现在懂得了他那突至的释然；形骸的囚禁开始前夕，那个给他自己锁闭的精神就此解脱出来。折磨、盘问、指责从此都由别人去做了；他只需去对付别人，不需对付自己。

我爸爸，他终于得到与贺叔叔相等的待遇。

你还记得我对待遇的解释？

他发现被别人惩罚容易多了。他接过我妈妈递过来的那卷行李，抱着它。

我妈妈举起一把梳子，当着众人的面，替他梳头。我在平时一定会认为我妈妈此举荒谬不堪；而这个半夜，我却感到她的得体。我妈妈从来不知道怎样得体地爱我爸爸，此一刻的心血来潮却是动人的。我爸爸也不像平素那样急躁地按捺自己，等待我妈妈完成它，他好马上再把它破坏掉。这天他光头整脸地带着我妈妈的手艺走了。

我去开门，也是想最后再看我爸爸一眼。他在迈出门槛时也那样看看我。

齐整的发型使他酷似一个人，我的祖父。就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懦弱和善良，同样清澈的良知。他从来不愿头面整洁是他要避开那个酷似，要逃脱一种天命。他一直在下意识地破坏遗传程序，涂改那个早早就勾画好的面目。他以为那么容易，抬手一搅和，就恢复了无序，那面目中对于自尽的悠久思考，一个漫不经心的预谋，都被驱散。却是无能为力的，那善良是永不可实现的，良知却要永远裁判。

就到这儿吧。多多珍重。

不用送，现在天越来越长了。

回见。

Ⅸ

我以为你会谢绝。

想到心理大夫一般不和他的咨询者同餐的。

不很例外吗？同餐和私人接触反正不同，饭店里大部分人在这儿共用午餐大概都是来以此避免私人接触的。

波莉失踪有多少天了？昨晚我看了电视。天天有寻找她的进展，或者无进展。

一开始我看，那时我还存希望。其实早就不存希望了。怎么可能把她找回来？一个那么理想的女孩儿，十一岁，父母、亲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会找回什么。

你这样想吗？

十一岁，聪明美丽。像是容不得美丽的理想的事物。起码拐带她的那个人容不得。那么长时间他在暗地里看她，越发现她完美无缺、无瑕，越容不得她。他一天一天跟踪她，把她从卧室掳走。

没跟踪这个新闻？是，很多人放弃了，跟你一样。不愿看它的结局。

大家都知道了。一份完美和纯洁从萌发的一刻，结局就有了。大家都明白。拼命地找，要替自己赎罪。

没有想过吗？人们隐约地有种赎罪感。那个罪恶是从他们这个群落中发展出去的一个极端，而波莉是发展出去的另一极端；邪恶和完美都需要被纠正。

的确。

我承认。

一个健全的充满生存生机的群体，完美和邪恶必须相互征服，相互抵消。你笑了！

偏执吗？

那是什么？

谢谢谅解！不然我去哪里发奇想！

的确。天气也好哇！看这些人，都从办公楼里出来晒太阳。都要发芽了！

整个密歇根大街成了海滩。人人都有海滩上的表情和姿态。这些人伸展出两个支端：波莉和神秘的绑架者。

的确。你情绪也好！

有没有想过？原谅我荒诞不经——绑架者一直秘密跟踪波莉，从学校到家，每天。因为他着迷了。在半夜爬进波莉卧室的窗子，堵住她的嘴，把她抱出去。其实是出于一份凶蛮的爱。如此的爱只能是恨了。恨她的美丽皎洁，一尘不染。她天蓝的眼睛粉红的嘴唇金黄的头发。似乎每毁掉一分美丽，他的丑恶便少一分威胁，多一分公平。他太爱这十一岁的天使，除了消除她，他没法与她融洽，没法变她为他。如果我越来越离谱，别告诉我。把她塞进汽车，看她的恐惧在两眼蓝色中变深。看她挣扎、绝望，他把她拖进密林，如同那些怪癖的孩子糟践他们最爱的玩具。除了让她化为乌有，他无法保持这份美丽，不能让她长大成为群体的一员，理想就在那健全中萎缩了。波莉渐渐没力气了，呜呜哀求他，满脸是泪。他感到自己是另一个上帝。这美丽是上帝造的，他却可以抹杀。

多理智。

你们心理学家可以这样一言以蔽之。

看着屏幕上的每个面孔，全国人的面孔，都在呼唤波莉。替犯罪者向牺牲者忏悔，为牺牲者向犯罪者讨伐，我们知道两者都属于这群体。是我们自身。

我关了电视，给舒茨打了个电话。这个时段他一般守在电话机附近，怕电话给他妻子接去。他说他一会儿给我打回来，因为他在听警方发言人对波莉绑架案的分析。他是想到他自己的书房去跟我通话。我问他：你知道我在十一岁时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兴趣，草草挂了电话。

马上，教授打电话回来，问我是不是独自。我笑了，问他：你要怎样？他说：我可以现在开车过去看你吗？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他来看我，没什么不同。

我不知道。

不，我一般只往他办公室打电话。

他说：我要过去看你，决定了。我说：我知道你决定了。

可能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告了晚安；他马上说，别把我挂断！我说，那行，早上好，可以了吧？他听出我困倦得与世无争了，也听出我笑眯眯的，可能他还听出我可以在不爱中爱他。

你说得很逗。细想是很有趣的，你看，我可以很不爱地爱这老人。我可以很爱地不爱年轻男性。在年轻男人那儿的失望让我感到老人的温暖。跟一个老年男性，你不会失望，因为你是以失望开始接近他的。

谁也没告诉，每天从公寓邮箱里拿出一沓回绝信，偶尔有一两封说：可能。我在加紧行动。

不知道。不过他最终会知道。早早发警报会怎样？可能会激化我们关系的进展，若被彻底回绝，我还得与他共饮一江水。那时拿激进后的关系怎么办？也许我最终不想走，不想要那份永诀后的一股股油然想念，我怎么可能知道自己？

好的，我们在游湖，和几个博士生谈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舒茨夫人来了。在这之前我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一块儿来的。教授刚才还和我们一起胡扯，这时回到夫人身旁，成了一形一影。素来要好的夫妇显出了那种对称。他们俩的衣服色彩和式样上都有一番商讨协议。干脆是同一个牌子，运动绒衣胸前都有细小的“卡尔文·克莱恩”，背后是大的“CK”。

教授夫人跟谁都慢条斯理地谈卡尔怎样，琳达怎样，凯瑟琳怎样。凯瑟琳今天要和爷爷换帽子。卡尔是个没话的父亲。从来没见过像琳达这样易相处的儿媳。她随随便便就把这样一次社交活动变得极其非社交，甜蜜而琐碎，可以活在丈夫的和孩子的生活里，可以把公众生活变成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让公众去过她的日子。半个小时我们吃她自制的螃蟹沙拉，都活在她的生活里。她对我格外照料，常说着说着，转向我：你知道的啊。

风在湖心加强了，船颠起来。有几个人开始晕船，我是头一个开始吐的。开始我背着人吐，把自己关在厕所里。谁发现了，把门弄开，我的一部分知觉已飘走。只记得给人搬到甲板上，躺平。舒茨不知从哪里冲到我身边，我睁开眼，看见他平常所有对我的思虑和疼爱此刻都集中在脸上，仿佛只有他和我，其他三十来个人不存在了。他跪在那儿，把我上半身抱起。他夫人和同事、下属全失了语地看着他。这个一向正确、把人的敬意看得比爱戴重要的老人，什么也不要了。惊讶也好，鄙薄也好。他没有感觉了：随三十几个人纷纷对我和他的关系急速分析，纷纷想拿分析结果去做各种用途。

他夫人在事发的头一秒就找到了她与他长久为之咨询的解释。她却是个善良的女人，先吞咽下去。我想她一定含着泪。我看见教授白色的头发被风吹乱，显得那样稀薄。他的灰眼睛离我很近。他窃窃私语地说：多少次我叫你别乱吃安眠药。

把我俩间的一个秘密招认了。所有人，他的妻子顿时明白他与我有过如此的气氛去讲如此的窃窃私语。一点隐瞒也没有了。明天就会有人去他办公室讨价还价，工资、教时或论文，以这一刻得到的供认。

我为他难过。他已把一切都搭上了。

他曾说老年在逼近，只有爱情能安慰。它远比权力和威信根本。

他说的是真话。我没有想到。

他这六十八岁的男人，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公布了他的感情和肉体的秘密活动。

他的妻子越来越感到吞咽的艰难。她仍细声细语，说外面太冷，应该进去休息。

她的丈夫反驳：外面的冷风会让她好受。

他明显地让人们知道：他有权代我决定，并惯于把握我的感受。他了解他自己的孩子，这了解有他长期花费的心血。

其实只有十来分钟，对我像是许多年，被人这样盯着。

我爬起来，说已经没事了。想把舒茨推回原位，却知道他已不能真正回到原位了。我拉住一个年轻的女孩东拉西扯。她是一群人中唯一不管系主任舒茨是否给人落下把柄这样的事的人。她不介意我刚得到的新身份。

事后人们对我依旧，但对舒茨夫人，添了些安慰和赞赏。

我在那一刻爱上了教授，他一直离我不远，每次回头，他都在看我。他有种骄傲在脸上。什么都显得那么庄严。他当然知道他刚才的举动正在产生后果。那个礼拜六的下午一点四十分，我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看，中文说，爱上了；英文说：堕入、沦入爱情。一是上升，一是坠落。

每一个上升或坠落都要背叛那么多东西。那些人和事被留在原地，建立起一片生活，你和他们都怀着美好的情谊相望，却再不能走到一起，像阳界和阴界相互会心于对方的存在。

后来船靠岸了，舒茨走过来对我说：这个国家什么都可以学；健康也是要学的，你要学会它。

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爱上了他。

谢谢。

是，心情很好。也许我和他去做一次短暂旅行。下礼拜我或许会取消就诊。

Ⅹ

三个星期了！

都好吗？

我想到要截止就诊。一阵子，我觉得还不行，什么还是耿耿于怀。

挺好，谢谢！加州很美！时间太短了，一直忙着问路。

中间有个间断。先不去理它——1974年了。

我爸爸回到了城里。我讲过这段吗？

他回来了，黑瘦，更驼背了，奇怪的爽朗健谈。在旅馆的楼梯上就能听见他打电话的嗓音，在电话上哈哈大笑。很不是个将功赎罪的态度。问他这四年在“五七”干校怎么过的，他一脸的“想不起来”，然后他说，过得去！这四年似乎在他生命中空掉一块似的，如同他替贺叔叔写书的四年，形成一个空白。

我们在旅馆住到第二个月，隔壁的套间搬来了另一家。一天我爸爸正在大声谈笑，邻居的门砰地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粗壮的女人站在我们的门口。她门也没敲，拧了门把就进来。我爸爸的笑马上被堵塞。我也顿住阅读，看着她。这女人的脸在我记忆中浮上水面。女人直直走向我爸爸。

我爸爸身体做了半个欢迎姿势。于是这做到一半的迎候便有点像躲揍。

女人在离我爸爸不足一米的方位站住，对他说：噢，是你啊！音调是冤家路窄的。

我看着女人的方脸宽额，牙齿给烟熏得微黄，眉毛细淡，褪色褪成灰黄两弯，在愤怒和冲动时拱成两条微红的肉棱。她穿一身铁灰，上衣口袋插一支钢笔。

她一伸臂拿起桌上的半杯茶，利索地泼在我爸爸写到一半的稿纸上。我爸爸看着，什么抗议也没有。她边动作边说：老贺没听错！昨晚上楼他就听出你来了。还整不整他？还上台去划清界限，打个大耳光啊！他就在你隔壁！

我和我父亲彻底记起了这位女县长。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升任了地区副书记。是她上面下面地找人，把贺叔叔从瓜棚里弄回城里。说是要长期治病。省城到处有这类没名分的前首长、前作家、前著名演员。他们都暂栖某隅，递状子，申诉，等候“落实政策”。就是复职，恢复名誉。

我爸爸看着泡了一夜的茶成了乌红的汁在稿面上汪着，纵横流淌着，墨迹漂浮起来，字句融开了。他有一瞬间想把那成就一半的电影剧本捞出来，但他估计女书记看着这番决堤和毁坏会心里好过，手就那样猛一提，又空着放下。反正毁的都毁了。

我也没有劝阻的意思。动也不想动。我爸爸需要这一下子，他从此真的就完成了负疚的苦旅。这一下子可以偿清他的债务了。

我不动，也因为她是贺叔叔的妻子。在此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面，还是多年前。只记得她很严峻地同艺术家协会的人照面、点头。她的表情告诉你：所有叫作艺术家的都是供人民消遣的，都是闲情逸致甚至闲散无聊的。

她一只手架在腰上，两根眉毛还是两条红红的肉棱。她说，你晓不晓得，没有贺一骑你早就是“敌我矛盾”了！他多少次去找省委的人谈话，你知道吗？凭你这种家庭成分、本人表现，你反党言论够装三本长篇小说了！不是贺一骑救你，你八个右派帽子都戴上了！你有良心吗？狗还有良心哩！女书记嘴里一个词哑在那儿，是集市上，或街巷里女人的词儿。她及时让它哑在舌尖上，牙齿和嘴唇已把它的形状轧压出来。

我爸爸问：老贺现在怎么样？

我看得出他问完就后悔了。他总是留心贺一骑的各种消息。贺一骑在流放时期的履历，我爸爸搜集的那份最详尽完整。这样一问，女书记主持公道的情绪全被刺激起来。

她说：他怎么样？！她被冷笑弄得寒噤连串，意思告诉我爸爸：你也配问？！她眉毛上的血气迅速顺鼻梁下移，鼻子全红起来。形状不错的大眼睛汪起泪，又说，他一身的病，又残废了——他怎么样？！十三岁参加革命，扔下讨饭棍就扛枪打日本！末了给你这种人整！你这种人跟他“反戈”、“划清”！让大家看你跟他贺一骑没任何瓜葛了是吧？是嘛，人倒霉了嘛，谁敢和他有瓜葛？有权有势，才有交情两个字！看他给人踩在脚底下，你赶紧也去踩，踩得比哪个都狠！你不踩，怕人家来踩你。末了怎么样，该怎么踩你还怎么踩你！就你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家庭的孙子，你代他写书也好，打他嘴巴子也好，贺一骑还是贺一骑！

她把自己说得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精神。她一边激昂陈词，一边在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走动。碰到墙，又走回来，眼睛只看着她自己手指狠狠点的那个方位。那个方位就在她脚步的斜前方。好像她在追骂她脚边的一条狗。她就这样在区委副书记的办公室里布置政治学习，批评计划生育做得不彻底。她也是这样同贺叔叔吵嘴、教育儿子。她从这头到那头在我们父女眼前游行示威，我们俩紧抿嘴唇，歪着双脚站成个一模一样的受罪和无奈的姿势。

门口出现一个人。北方口音说：你在这干什么？！

是的。贺叔叔。

他一身毛料中山装，从来没见过他裤子上有那样的裤线，刀刃一样。他似乎偶然发现妻子身后的我爸爸。可以看出他心里瞬息的混乱。他脸上消失许久的酒窝出现了，接着，开放出很大一个笑容。他一声不响地奔进房里，穿过他的女区委书记，到达我爸爸面前。笑容在到达时才最后完成。

贺叔叔一向有非常好的笑容，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完整的笑的过程。

“嘿，你这家伙也住这儿！”

贺叔叔就这么欢叫的。他没有把手伸给我爸爸去握，而是一把掐住我爸爸的肩头。那残缺的中指，就这样到了我爸爸的直接感知之外。

后来我问过贺叔叔，那前前后后是不是一场戏——他和他妻子。他否认。说他的确早就知道我爸爸已回省里，他也在头天住进旅馆时听见我爸爸的嗓门了，他却不愿缓和。缓和了也会是假的。他在隔壁一直听着妻子的演讲，本不愿干涉，听她太过界限，他才不得不出面。一眼看见我爸爸，突然什么都过去了。他看见我爸爸眼里的愧怍完全是孩子式的。他们被磨砺得粗黑的脸，竟像孩子一样红了。

我爸爸笑得有些傻，也有些惊惧，微微缩着脖子。

女书记停在半路，看这两个四十八九的汉子怎么可以如此稀里糊涂地言和。她看我一眼，看我对这局势的评估。她忽然发现她不熟识我。女书记眯起大眼睛来看这二十来岁的女子。那种对一切外表美好的东西的固有轻视。她看这年轻女子的白衬衫束在墨绿底子带白雏菊的裙子里。裙子铺张开宽大的下摆。她心里对我的公然打扮惊奇也鄙薄极了。她想知道如此胆大的年轻女子是谁。居然不去看两个男人的好戏正演下去，她直冲我来了。

她问：你是谁啊？

她的逻辑重音放在“你”上：从下滑再上挑的第三声，鼻音为主，舌头紧挤上腭，造成口腔狭窄，使鼻音形成了强烈张力。它本身就充满怀疑和排斥。

你试试，这个中国字：你——

这套动作由鼻腔送出的气流和声音铸压成这样一个形状：你——

妙不妙？整个口腔器官的动作已具有大量潜语。

我怀疑“你”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最初最初，在先语言阶段，它就是用来指控的。它指出“你”是异类，是“我”的对立。“你”本身就含有相对“我”的敌意。“我”在称呼“你”时，是在接受你的敌意。在我们中国的古老戏剧舞台上，常见一个角色伸出两根手指大幅度抖震，指着另一个角色说：“你，你，你你你……”下面的词没有了。因为不必要了。这个“你”所具有的力度，所含的指控、谴责、排斥以及对于“你”所含的一切异己性的感叹，绝不是下面的词可以表达的。没有更准确更丰满的词填入那个省略。

因此，当贺叔叔的女书记说“你是谁啊”的时候，她不是真想知道这个“谁”。她当然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看一眼我和我父亲的脸容和神态，看一看我们时而出现的一模一样的痛苦站姿，就一目了然了。她只想让我听见这个“你”，因此她把发音过程让我听见（看见）了。它很完满。它是发言，不是提问。它本身是个疑问到解答的起承转合。

我正从衣柜里取毛衣，胳膊下夹了两本书，准备出去，让两个中年男人少些顾虑地表现他们的悲喜交集，表现破裂后重逢所特有的夸张。让他们去谈他们曾经的下棋、打猎和酒肉，小心避开谁欠谁的追究。墨绿底色开满白雏菊的裙子在我急促撤离时十分招展。女书记在此当口问我：“你是谁啊？”

她手背在身后，榆树叶儿形状的眼睛微眯。

我接受了“你”之中的敌意，说：你不认识我啦？

然后我转向我爸爸和贺叔叔，告辞。两个男人为他们意外中失而复得的友情正动心扉，眼睛温存地看看我，请我自便。我装着对所有因果毫不感兴趣。贺叔叔和我的正式重逢还没开始。

他对妻子说：你不认识了吧？你第一次见她时她才这么点儿。他叫我陪女书记出去逛逛，一些改卖大众食品的著名小吃店正在恢复。

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的。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持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下一下狠点她脚边的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儿。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唯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的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地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由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不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哪—— 你想想—— 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会，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面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读。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看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训斥和嫌恶的语气，说你在这干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消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

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至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去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碴子；中山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两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噱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意儿，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儿，又去看一块儿地面。我告诉她：两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儿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话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一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哪，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地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儿？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耍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闩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抠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意儿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地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膊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但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懒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儿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他凑趣儿地笑。

我和他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他在我身后擎一个手电筒。膛内的电池快耗尽了，光是黄的，毫无力度。月亮圆了大半，在天中央，雪白的。我想看天上，又想看四周，看一孔窗也不亮的村落。那些给天和地挤得扁扁的泥房。有狗叫，两三声，很无力的。一辆火车很远地拖着自己，嚓嚓嚓剁碎黑暗。剁不碎的却是，彻底的无拘无束，恰似西伯利亚流放的夏夜。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俄罗斯情调。

我们都没有讲话，就那样听着彼此忽深忽浅的脚步声、忽深忽浅的喘息声。记得碰到一条蛇横在路上，我叫着向后跌，贺叔叔从后面接住我，直是大声笑。他用根棍把它挑进田里，跟它说话：再给我碰见你，就拿你汆汤啦。他与什么都这样轻声讲话，看见一个小西瓜给偷瓜的人丢弃了，搁在田埂上，他抱起来拍拍说：你看也不要咱们了，咱们不成孤儿了？一只蛤蟆，他说：歇歇吧，啊？喉咙都叫烂了！那时我在乡村也生活了一年多，却第一次感到它全是童话。

手电筒明暗了几次，再明不起来了。他给我一只手，让我拉着。他说：小伙子出汗了。现在他走前面，就那样拖着他的孩子。无奈、溺爱，不时慢几步，等着她歇口气。他一路听着我的幽默，听得出我是快乐的，想从此被他收留下来，窝藏起来。他还知道终有一日我要把话讲出来：我爸爸负了你，因为你欠了他；用什么能结得清你俩的狗肉账？

我们就坐在微湿的土包上。贺叔叔对我讲起：西瓜大丰收把这儿不少人留住了。不然大队支书说要派民兵守路口，把出去逃荒的一家一家堵住。一些人家趁半夜走了。西瓜越旱越甜，把人救了；光吃瓜不吃五谷，村里孩子们嘴里都长了西瓜疮。他慢吞吞地说给我听，他也听我说我朋友当兵或者进县里酒精厂工作；也听我说，秋后就去小学校挣工资了。他知道我专程来讲的话就顶在那里，一次一次被扳上膛。

坐下来一阵，我的手还攥着他的手，完好的那只。太暗，不攥着我看不见他。他后来抽出手，去掏烟。是烟袋，这一带老农抽的那种带毒辣气味的烟草。如填装火药一样被他填在烟锅里，然后慢慢地，很技术地去点。硝烟就冒起来了。贺叔叔过去是不抽烟的，他一直是个没有恶习、缺乏弱点的人。他借抽烟一口口深深叹息。

我只能看见他的侧影。瘦削帮了忙，使这个侧影很不错。我们不时搭两句话，不时笑一笑。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上海火车站那个以木盆摆渡逃脱洪水的女乞丐和她静悄悄的婴儿。他笑，说他不记得了。我说，你还给了他们四十斤粮票呢！他说：我给了吗？

他笑了，我也笑了。

他说：我是给过粮票给逃荒的。

他又说：你知道为啥？

我说：你别说，看我猜得对不对！就为《紫槐》里那个母亲吧？

他说：那是小说呀，小伙子。

我说：真是你母亲吗？

他说：你小时候听这故事还哭了！有一点点骄傲和不忍，他又笑了。他又湿又热的手掌摸了摸我的发辫，抚慰一番童年的我。那个小女孩很习惯他的抚摸。小女孩还没学会憎恨；从他对她爸爸的勒索和盘剥中，一点点懂得憎恨。还没从她妈妈向他的乞讨中学会忍受，也没从她爸爸当众的变节中学会蒙羞和愧怍。他抚摸的是那个小女孩。

我在他手掌的抚摸下一动不动。内在的，却是一股哆嗦。有无尽的感触在他那儿；他的手摩挲在我被麦收太阳晒得如麦芒一样枯萎和焦脆的头发上。仿佛由于力量过足，它变得轻极，亦柔，融化了掌心上苦役结成的老趼。我不能动弹，不再是童年了，不能再在如此抚摸下自在。

有一种如愿以偿在我心里。新异的一番滋味在我体内，我暂时还不能反应它是什么。像个婴孩初次尝试除了甜味之外的一种陌生，不友善却十分有趣的美味，那婴孩蹙眉皱脸一时还不能决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它。

我牵着贺叔叔的手从另一条田埂走回家，他的瓜棚。已经下半夜了。我倒在床上便睡着。凌晨来得特别早，窗纸在我睡去不久就白了，透出看瓜老汉贴的剪纸。我躺在草席上那个贺叔叔留的人印上。他的体嗅和汗水长久地蚀着席面，他的身高和体宽，准确地在席面上投下一个形影，一片微黑颜色在草席中央，蓄积了三个夏天的灼热体温和忍耐。我就睡在那个印记上。它给我保护，让我感到安全。草席还有很重的灯芯草气味，和很重的贺叔叔气味混合。原来他自身就带着草味的。我趴在那上面，那灯芯草编织成的一层皮肉，熟韧而略带黏性。

我的一边是书垛起的墙。一本字典给翻得纸页全膨发起来，似乎还受过潮又晒过，整个儿地裂露在两片深绿硬壳封皮之外，一种飞张之势。墙角有一个暖壶，一肩的尘土，不知贺叔叔是隔过灰尘倒水来喝，还是压根把它从过日子里省略掉了。这里什么也没有，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或许他是高兴没有它的。

我坐起来，裤子和上衣都向上卷去。就那样脸颊上带着清晰深刻的草席印痕，走出门去。门给贺叔叔关得很严，用力拉开时整个棚子都给掀起一下。

贺叔叔睡在那条线毯上，在离瓜田十多米的地方。连堆柴草也没有。他躺得却很伸展、舒适，完全没有落荒者的猥琐。

我和他从来没有一个交流的办法，也没有资格交流。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彼此心里都占一些地方。我在他身边坐下去，并不面对他，用打哈欠之后泪汪汪的眼睛呆望他。这个少女从来都是眷恋他的。他是一个好看的中年男人，并在吃尽苦头，晓得厉害之后变得更好看，更有形有色。从很小，女孩子就得到灌输，好看就是他这样的高度、肤色、力量、出身背景。她从小就得到那种审美尺度：那样的音容笑貌叫作淳朴，那样的目光叫作主人公。还有美德和理想，都在他的举手投足中，少女一直是爱他的；她的时代把她造出来就是让她去爱他的。她此刻想把头埋到他颈窝里。他的长辈式的巨大拥抱是她从小就渴望的。

真的是和那些传递情书、使个眼色的感觉完全不同的。可我不知我希望什么。我只知道我希望一个接触，需要触碰；那样的触碰，他十分舍不得似的。

他或许会同意收留我。我会求他：就把白天混过去，我们只在夜晚启用我们的真实身份。十八年活下来，原来这女孩一直藏着此番心计。她真的就想这样和他待下去，混下去，走永远的瓜田夜路，牵着他残缺或健全的大手。

他轻动一下，盖在他身上的线毯向下滑一点。是冷的感觉。我想替他盖严实，露水激着，他会生病。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呆看，没法在梦幻里完成现实中的动作。一个属于愿望的未来的动作。我在未来的样子我可以看见，系着本地女人的红方格子头巾，在男人睡着时悄然把她一生的温情都给出来。她只看他一下，他受的痛苦、委屈和他早白的头发她都懂得，都怜惜。一个最成熟最会享受男人的女人，像那乞妇一样，拥有异常诱人的饱满胸部。

我坐在早晨的清凉中，眼睛很慢地眨动。其实一切都在昨夜开始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女孩子长成一副崭新模样到他面前为了什么吗？还可能为了别的什么吗？接近和触碰都借了其他名义发生了。那件事早就在进展。他抽了许多烟，才渐渐睡去。一个在三年寂寞的田园生活蓄积了爱和欲望的男人非常吃力地睡着了。

太阳露出个边，我起身回瓜棚去。我在几步之外回头，看见他躺得如同地平线。孤苦清新的流放生活在他眉宇间蕴生出一种纯洁。它或许最早就是他的。社会带来的，都断在这儿。如此的纯洁，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那么动我的心。

整个白天我都在嗡嗡的苍蝇声中睡觉。贺叔叔敲了几次门，也有一次轻推开门，长久地看了我一眼，把门又掩紧。我听见看瓜老汉同他胡聊，拍着硬纸壳做的蒲扇。听见老汉哼八百年相传的逃荒调。我对周围发生的都有知觉却都不参与。我闻到看瓜老汉特意为贺叔叔和他“侄女”做的豆面条。那种不带油味的油味，有一点野地香气的晚餐。眩晕的长睡忽然退去。

就着贺叔叔打来的半盆盐碱很重的水洗了洗脸和脖子，重新编结了发辫，我到棚外和贺叔叔、看瓜汉一块儿吃了饭，便上路了。贺叔叔送我，背着我的黄帆布包。他在我身后走了一截，又到我前面，回头来打量我。他笑着说：唉，还是个娃娃。

你不知道他那句话里有多少情感。钟爱到极致的无可奈何。他是看着女孩长大的，看着她薄薄一片胸脯上有一天浅浅耸起两个小丘。很小，让他看一看都舍不得。看着她为此而有了要害似的，从此有了点阴暗。他在前面几步等她跟上来。她磨蹭着，推说睡得浑身没劲，走不动了。他说：误火车喽。她索性站住了，给他看她很成人的眼睛里凸起不舍的眼泪。她和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掉转头，往回去。离别后他们在这世上就不再有亲爱。他对她一向是那么亲的一个人，有可能甚于她父母，因为他身上潜伏着一个男性，潜存着她最根本的那个需要。

顷刻间我拗不过自己了。

他慢慢走到我身边，看着我低头饮泣，一手拄着一棵很幼的泡桐。他明白少女对他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表面上装着他完全没往那儿去想。还带点恐惧和受宠若惊：就他这条早早白了头的汉子——地位和权力如同当年横空飞来那样又一夜间飞去，他还有什么去和她这样一把青春等值？他束手无策，两手在身上摸了摸，没摸到任何可为她拭泪的东西。

他问，声音很梯己的：你咋了？

我摇摇头。

他把手伸过来。没有任何男性对女性的，只是长辈对晚辈的。他捏了捏我湿漉漉的脸颊。退回去十年，他是同样一个做法。他微笑，微微苦涩，让我看见他的迫不得已。我看见他网在皱纹中的眼睛，深处有最后一道防线。他从昨天这女孩刚出现就明白她的来由。这女孩是痴的，是不要命的。她在最后这一刻摆脱了她始终用来做遮挡的无邪。禁忌不存在了。

他又说：你看你，还是个娃娃。

还能说什么别的？他这句话是暗语，把他对她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全部感情，都表达了。然后，他还愿一样垂下手。再次说：要误火车喽。

我跟着他，垂着头，在一分钟的小火车站上。火车误点误得没谱。最后几个满头长疖子的男孩也收了西瓜摊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两只细瘦黝黑的烧鸡。贺叔叔过去买了半只，拿一块报纸托着捧过来给我。他肯定把所有钱花掉了。他的九根手指头一起捧着那没什么具体分量的珍食，一夜失眠的暗淡从他脸上倏然褪去。他看着我吃。他看着他的孩子吃，自己一口也不碰。我要他一块儿吃，他大声答应着，敷衍着，仍是一口也不碰。

我们等在煤渣铺就的站台上，累了就蹲一会儿。一盏日光灯是阴冷的蓝灰色，它是蝉声扎耳的闷热中唯一令你凉爽的东西。

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整个世界雪亮起来。我看出他忽然抱一线希望。我不知那希望是什么，但它明显是个希望。希望是个被幸运和痛苦搁在半途的茫然表情。他希望这列火车不停；那时代火车反正常常这么干。他希望我能拽他一道走，走一站是一站。他希望我把性子使到底：突然不走了。他希望我最终把那句话说出口：贺叔叔，我和我父亲跟你，从此了结了。我不知他希望什么。可能仅仅希望我走向他怀抱让他抱一抱。火车停了，一个人拿着手提喇叭大喊大叫：停车一分钟。

在一分钟的希望里，我走到离他只有一尺的地方，相互的汗气先一步进入了对方的生物感知。他和她只有性别，没有其他。没有背景、辈分。她所希望的仅是一个动作。动作成为一个记号。一个唯一的物证。女孩所有的需要都浓缩在这一个需要里。他却没有动。双臂充满抱她的感觉却垂在那儿。我又看到他那奇异的纯洁在嘴角边、眼梢上。

我现在看着小站上的两个人，看憎恨怎样就飞快地变成了少女的初恋。

明白。

恨与爱是相互的假象。我十八岁时和许多少女一样惯使自己的感情，再不合理也听任它。少女们心里暗暗崇拜和爱戴敌对部落的征服者，正是敌不过他使她们着魔于他。征服之后的权力和统治，让她们的迷恋愈来愈深。原来最深的迷恋是从憎恨那里来的。憎恨，却无力声张。十八岁那年我一年都着迷于夏天的那场相遇，瓜田夜晚和小火车站。我感到它含有比爱要重大的东西。爱与恨为彼此形成的禁忌，被它破除了。还有背叛，为自己部落牺牲的同时背叛了它。真是一种悲壮的感觉。

是。他是征服者。

征服了所有的城市，城市阶级。以及我爸爸。

他身处的逆境已无关紧要。他或者得意或者失意，他的征服已被证实了。他可以毁我，却没有毁，这使他更楚楚动人。那可敬可爱之处就在他能够毁灭而不愿和不忍去毁。这不忍使我发疯般爱起来。一切都赖以他的仁慈而原状存在。

你说对了，我的敌意和爱戴不肯相互让步。

他连抱我一下都不忍。秋毫无犯。他不肯败给自己的弱点。

火车启动时我才跳上台阶。他后悔莫及地用手在我后脖颈儿扫了一下。不知要推还是拉。我和站台上的他迅速错开。他两条腿很坚毅，稍稍有点罗圈，站在无人烟的站台上。我真奇怪自己居然（竟敢）真的来了一趟。这事弄成了真的。真的去爱他了。

确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的初衷会是如此。

还可能因为他的分寸、节制、绝不把事情弄糟的一股永远的清醒。这些都注定他还要继续征服，没人能真正治住他。他那么本能地控制局面。他的“不毁灭”证实他有绝对的摧毁力量。等一下，他似乎还在竭力避开一个因果报应的圈套。

你看他那样站在小站台上，像个占领军，看女孩给火车拖走。女孩将回到他们真实的人物关系中去。所有相互障碍又相互助长的乱哄哄的希望沉寂下来。他眼睛看着她，微笑、无望却全是疼爱。

Ⅺ

没关系。候诊室里有新一期《时代》杂志。

坐这里很好。这不碍事。

我很随和吗？该听听我妈妈怎么说！

在另一个城市。和一个工程师结婚了。已经十来年了，比我爸爸晚一年再婚的。

我？在和我的前夫暗中同居。他是那么无可挑剔的一个人。在当时。宋峻认为他很了解我，很忍让我，我在他眼里是快乐明朗的人，时常哈哈地笑。就是我爸爸那种笑的女性版本。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旅馆去见我父母。我父母都不在，只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读稿子，那人是贺叔叔。

他起身同宋峻握手，指一张椅子让他坐，推过暖瓶让他自己泡茶喝。其间他看了我两眼，好像说，你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了吗？你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喽。

那是宋峻同他唯一的一次会面。他穿米色羊毛背心，衬衫又白又挺，全是回到省城重新置买的。他们谈得很短，却谈得郑重。似乎感到有郑重的必要。其实宋峻从不把那时期的著名作家放在眼里。

他见我拿着一只洗净的茶杯从浴室出来，放在宋峻面前，放些茶叶进去问宋峻够不够。他看出我已是另一个人。不再是要他照料的孩子，是个情愿照料男人的女人了。他手比画一个高矮，对宋峻笑着说：我头回见她她才这么点。六岁！说完他想起这话他已在宋峻进门不久时讲过一遍。不过宋峻很识相，和第一遍听到一样地笑。

他告辞了。知道我和宋峻等着用这地方。我请他慢走，仿佛往很远处送行。在轻轻关上我们这扇门时，听见隔壁的房门刚一开就响起寒暄。一屋子客人早守在他屋里。都刚从乡村的角落回来，人们疯了似的串门。他聊不动的时候就躲到我爸爸这边来。

宋峻和我进了卧室。你知道我们那时有多少法子来过我们零碎的同居生活，多少法子在瞬间恢复衣冠楚楚。我二十三岁，在经验第三个男朋友。宋峻把前面两位在我这儿开始却没来得及完成的，完成了。我们可以在所有地方以最快速度决定如何去做，如何应变，如何因地制宜，如何恢复现场。稚拙而热烈，不知怎样就完成了。常常是在朋友和长辈在场时，在两人不约而同对视的一瞥目光与微笑中，才把囫囵吞咽的感觉重新玩味。而这时只是不顾一切地止住床的动响。声音通过地板、墙壁张扬出去，传到隔壁。我希望和生怕有这种传导。隔壁不断发出嗡嗡的笑声。他向后梳去的花白头发此刻该零散些许，随基因中安排好的那种节拍震荡起伏。什么时候梳起这样一种发式，那么庄严，带一种威吓，那么像一个主子。这次进城不能像第一次那么马虎了。要雪白的衬衫、挺直如刀刃的裤线，要这样拢向脑后的白发。

也许我紧紧闭了眼。睁开也不见得能看见真实的什么。

两只手抱住了我。感觉那皮肤的热度。太阳能给储备起来，又从那皮肤发散给我。因而你不用去接触就碰到了那股热度。我摩挲它。

即便床和地板不声张，隔壁仍会感觉到的。我恐惧和渴望：它被感觉到。那频率可以被凭空接收，就在我们一同呼吸的空气里。他在一圈子海阔天空的客人里茫茫然的，无法不接受那频率。

尽兴尽致也成了频率。心跳、呼吸、汗水，两眼中对那股永远不能到达的欢乐的渴望，都成了那频率。还有冒天大危险的勇敢和胆战。

我想他是接收到了。不可能接收不到。

隔壁嗡嗡的谈笑霎时就在我这同一空间里。墙移了，或许原先就没墙。我使劲在黑暗里摸索那欢乐。他掏出烟锅，灵巧的大手相互掩护，遮去人们向那残缺伸探的目光。我的头发给揉得一塌糊涂，他从此不再揉我的头发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找到欢乐。得放弃了。他抽起最纯的第一口烟，对客人们讲起瓜田中的一件琐碎趣事。

他明白他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差点开始的拥抱被圆满完成了。

这是我要他明白的。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他明不明白。我希望他知道：我成长得很好。

或许我想让他知道：一份美好的成长一直擦着他的边在溜走。

是否想以此刺痛他，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展示他可望不可即的，也有可能。

事过我恍惚看见宋峻在匆匆着衣，手如抹坛口一般沿裤腰将衬衫下摆掖进去。他背向我，膝盖微屈，阻止裤子滑坡。他明白这是我们走进各自幕后的时间。他忽然转头看着倚在床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女人消耗透了，长辫成了酥酥两摊。他气急败坏地说：快点，有人来了！他以嘴努着一墙之隔的客厅。门开了，主人送客，却都在门口想起被耽搁掉的上百句话来。

宋峻把衣服抛在我身上，说：快点啊！

他见年轻女人先理起头发来，对他笑。笑容如同爵士乐一样放浪和不着边际，也不见得有任何针对。

他起急了，说：你怎么回事？！（恬不知耻？蔑视公德？亵渎长辈？还要连累我？！）

宋峻黑脸也急红了，毛手毛脚要来帮我，非常可爱地抹杀了所有的成熟和老练，抹杀了他在贺叔叔那类农民骄子面前的低调的优越。

我却还是开心，嘴衔着一根发夹，他一直在门口与客人讲话。宋峻终于看不下去，对我说：你磨蹭吧，我走了！真走了。若有人闯入，只剩我一个也不成什么戏剧。我大声喊走到楼梯口的宋峻：你不吃晚饭了？

估计谁都听到了。走廊上的客人们都静了一霎。

此后贺叔叔却和我成了真的长辈和晚辈。时而从学校回来，听听我父母的争吵，洗洗澡（那时只有在相当级别的旅馆才有非公共的浴室）。或看一会儿电视。电视也是奢华玩意儿，因此我们从不在乎什么节目。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突然回头，见我爸爸眼睛鼓起瞪着墙壁，手里握的那杆蘸水笔染得他手指头全黑了，他一直在写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一阵绞紧的感觉扼在我心里：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我爸爸的写作如此漠不关心了呢？我很小很小时，它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我爸爸的写作。我那么孤独的童年，仅仅因为我不能够把朋友带到家来放声说话和笑，不能不在他们进门前压低嗓音、伸出食指放在唇前说：嘘！我爸爸在写作。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写作的父亲如此麻木了呢？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从他完成了上方指派的那个电影剧本之后，这一年，他在苦苦地写什么。

仅是在偶然回眸中，我看见一个早衰的男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后脑勺已裸露，伏在案前。我偶然发现这个已老的人是自己的父亲。长久长久地佝偻伏案，使他颇高的身体中出现了一种矮小。头发并没有白许多，而相比之下，贺叔叔的白发是那样一种年轻。

这一年，我完全没在意他。我带了女同学们来洗澡，和宋峻谈笑，就随他去坐牢一样地坐，随他桌角上的稿垛高起来，烟缸空了又满。

我一向对我爸爸那种不近情理的怜惜突然回来了。我声音很轻地问：爸爸，你在写什么？

他回头看，认出是我。又把头转向墙壁。什么也没回答。他的后背出现烦躁。他原以为此境界中只有他一人。

我有点尴尬。大家都要下台阶，我只好说：是长篇小说吧？

他回答，嗯。非常勉强，好像给顶外行又顶热心的人问着了，快些报答一下他的好心与愚蠢，好让他及早闭嘴。

我说：我说呢！你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呀？

他就像不再听见我说话。

我明白我不该再多说什么，却又来一句：嘿，现在有句时髦话，爸你知道吗，叫作“打捞失去的时光”。

他一下子站起身，但没有看我。匆匆在桌上看一下，端起茶杯，把冷茶泼进马桶里，一边微微清理喉咙，泡了一杯新茶。照例地，开水溅得哪里都是。他背驼得厉害多了，整个人看上去那么累。

他端着颤巍巍一杯茶，瞅定我。

他说：每次宋峻说九点钟一定送你回来，都要过十点！我很不喜欢你们年纪轻轻就说话不负责！

忽然是这么个借题。

我微笑，叫他自己看他自己多么怪。

他坐回桌前。我视线又回到电视上，余光见他把笔放进墨水瓶里蘸蘸，提出，又回去蘸。

我越发想知道他在写什么。一天我爸爸出门去，我妈妈照例装着翻找脏衣服实际翻找我爸爸的外遇疑迹。从抽屉里找到一些纸片，上面有贺叔叔五大三粗的字迹。马上明白它是什么。就是贺叔叔那些最原始、粗浅的生活记录。我爸爸又在为他写作。

不知道我妈妈有什么样的感触。她的阶段性生命焦点暂不在我爸爸为谁写作、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把那页记录仔细放回原处，眼不自禁地久久盯视桌角那摞稿子，一阵莫大悲哀。似乎整个国家、民族、我父亲和我自己所焕发的隐约希望都沉没下去。原是没有希望的，原是要循原先的因果走下去的。我永远最理解我的爸爸：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他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淳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我知道我无法把我爸爸从这样的自我苦役、这种牺牲下解救出来，我只有随他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脱。只能是这样垂手而立，眼睁睁地看他坐在日日增长的稿垛前老弱下去。他五十岁了，我的老父亲。他日夜在赶啊赶啊，只怕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够服完他心灵上的这场刑。

一种东西在我心中凉下去。

宋峻，大学生活燃起的那种东西；那种颇温暖的东西，在我心里凉下去了。

是从贺叔叔越过他一脸正义的妻子，走向我爸爸的那个瞬间；是他真诚地把残疾的手拍在我爸爸肩膀上的那个瞬间，我爸爸彻底拜倒在他的风度、胸襟前面，彻底拜倒在他们这场友情前面。

接下去贺叔叔摆设的那场宴席，我当然更明白：他和我爸爸在所有人面前正式恢复了友谊。不久，各报纸的角落出现了对老作家贺一骑近况的介绍，都提到他正在和另一位作家合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对这个待遇很满足。他从来不知我微笑里的悲哀哪儿来的。

一个五月的晚上，我正忙着结婚和毕业，贺叔叔来了。我打开门，请他进来，他阴沉地笑一下。

他问我：你爸爸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会走远的，去散散步，要不就去路灯下观一局老头们的棋。他自己不太舍得花时间下棋了。我请他进来坐，请他进到我们刚刚分到的新居里来。文人们陆续迁出旅馆，搬进石膏和油漆味十分新鲜的六层楼。贺叔叔一个人还留在旅馆。说是他看下属们为房子争抢实在看不下去，他宁可等到最后。

我说贺叔叔你可越来越精神了。

他没有怎么听进去，微微笑一下。尖口黑布鞋的皮底踩在地面上吱吱地响。他答应坐下却仍咯吱咯吱地慢慢踱步。我剥开一只嫩黄色巨大的非洲香蕉，送到他面前。我完全不像在瓜棚时那么认真地笑，说：省给你吃的！他又微微一笑，看我多么会在长辈晚辈之间、男人女人之间钻空子。

我妈妈从卧室出来，肩上搭着一条已织成的毛线裤腿，看看贺叔叔脸上的重重心事，说上礼拜六叫她爸爸去找你来吃晚饭，你也不在！

贺叔叔抢白，脸还是带笑的，谁说我不在，他根本没有来找我！

他转向我：小伙子，得好好看着你爸爸！

我妈妈脸一仰，笑着说：大不了就是两个女孩子缠上了。

我忽然听出一种较量。

我妈妈经历了“文革”变得泼辣强悍，典型的基层文艺干事做派，热情而咋呼。她对贺叔叔说，那茶叶筒里是好茶，昨天下面县文化馆来人带的。我说我给贺叔叔泡吧。我妈妈说，老贺还是客人哪，他在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客人！

贺叔叔看看手表。奇怪的是他那番放逐与劳苦后，是另一番变化。人人变粗，包括我那个曾经玲珑的母亲。贺叔叔，却变得一天比一天儒雅。农夫式的开放笑容，也成极清秀的一个笑了。右手的四个手指托着一个工艺上品的烟斗，是他一个远房表亲给他做的。表亲伙同一帮人打死过人，“文革”后给判了终身监禁。他花了两年时间做出这个烟斗，千曲百折送到贺叔叔手上，请他去说说情，把刑减一些。贺叔叔从来没为他说过情，烟斗他决定不原路退回去。

我爸爸照例没带钥匙，在楼梯上就大声喊我名字。无论我在不在家他都喊我名字。他越来越回避喊我妈妈了。他进来看见贺叔叔特别开心，张口便哈哈地问：你这家伙，这些天影子都不见。

贺叔叔嘴唇呷烟斗呷得成了个固定形状。他就将就那形状笑了笑。他说：我影子都没了！

我爸爸说：咦，说好礼拜六讨论稿子嘛！打电话到你那里，打了有八十次。

我爸爸一直是理亏似的打哈哈，大嗓门。

贺叔叔忧郁地看着电视屏幕，大口地吸一下烟斗，却只吸出一丝儿烟来。他说：你还跟我讨论什么，不是早都商定到文学讲习班去讲了吗？

我爸爸还是哈哈的，问他：你什么意思，老兄？

我看贺叔叔一口烟也抽不出了，烟斗早窒息了。不必等他俩请我们出去，我对我妈妈说，来看看我同学亲手绣的一对枕套，还有宋峻妹妹从青岛买的贝雕。我想拿很丑很丑的这些结婚礼物使我妈妈分神。她早我一步看出贺叔叔这晚的不善。

我妈妈用手轰开我。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

我爸爸对我妈使个眼色，我妈妈坚决看不懂。

我退到我的六平米斗室，门小开。

贺叔叔说：都跑来告诉我，你最近到什么文学讲习班给人上课去了，动不动就提到我跟你在合写了什么什么。八字儿没一撇的事，你老兄到处去说！

我爸爸理屈词穷地说：你老兄听谁说的？

我妈妈插进去说：贺书记，我也是太忙，你不晓得文化馆干事啊！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不得舞（武）不得，我一人唱红脸白脸大花脸！不知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十来个钟头都写什么，是在替你写呀？我就放心喽。

贺叔叔不理会我妈妈，对我爸爸说：说你在那儿成段成段地念！你这家伙……

我爸爸辩争：一共念过三行，列举视角转换的技巧，我一时懒得去别的书上找。什么王八蛋的话，你信？

贺叔叔声音厉起来：我也不是只信一个两个人！

我妈妈一蹬鞋站了起来，抢在我爸爸前面说：贺书记是来兴师问罪的？她嗓音中带着泼辣的笑声。到处都在说贺书记在写一本大作，文化馆的小会计都知道，贺一骑这回又要了不得了。我以为这回你一定信不过别人了，一定要亲自动笔了……

我爸爸喝住她：行了行了！

贺叔叔右手拇指往烟斗里压烟丝，压了又压，声音不大地说：我跟谁都说，不是我独立创作，是同另一位作家合作。他语气耐心稳重，对自己的诚实绝对有把握。他转而对我爸爸说：我可没有问罪的意思。报纸上登的，你们都看了，我不是回回都说我有一个特别有才华的合作者……

我妈妈还是那种攻势很强的泼辣笑声，说：都奇怪呀，都问呀，这样有才华一个人怎么就没见他写出个名堂来？整年整年在写，一簸箕一簸箕烟头倒出去，都写到哪里去了？

我爸爸大声吼她：哎！然后对贺叔叔说：我拿她没办法。怎么成这么个女人了？

贺叔叔冷静平和，把烟斗点上，问我爸爸要不要试试他的新烟丝。

我爸爸说他抽不来烟斗。又说：你这家伙也真有意思！我给人问到了，随口讲两句。哦，我就没权利讲讲我在写的东西？

贺叔叔笑笑说：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喜欢讲。

我爸爸也笑了说：我也没胡讲啊。你挑出谎言来嘛。

我妈妈见俩人正式接上了茬儿，便又扛起那条毛线裤腿飞快地织起来。每句话都在她那儿引起一声笑。长年的怨艾与亲近，长久的熟识和不满，什么都讲不清了，只能如此笑笑。

我爸爸声放大了，嗓子里却仍是压住家丑的吞咽。他说：我就要听你老兄一句话，我是不是有讲话的权利。

贺叔叔喷一口烟，徐徐地，又是一个微笑，说：你他奶奶的爱讲什么讲什么！反正也没那些王八蛋拎着右派反党帽子等着你了。去讲。就是不要扛我的旗号去讲。

这一下子是要打仗了。我妈妈静了，金属毛线针“嗒嗒嗒”地交锋。

我爸爸站起来，嘴半开，半天才出声音：我扛你旗号？好。你老兄说得好！我到处打你贺一骑的旗号。他走过去，把一摞稿子搬到贺叔叔面前，一放：拿走吧，想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别让我打你旗号。

贺叔叔在烟灰缸里磕着烟斗，一直磕。眼睛处于低势，抬起去看站在他对面的我爸爸，就那种把人的各种解数全看透了的眼睛。你不干了？他拍拍稿子。

我爸爸的狂怒就在一层皮肤下。我心里油然来一股渴望：我想看着他俩中的一人把那稿撕了。像舒茨撕推荐信那样。斯文的歇斯底里，报复别人亦自我报复。

我妈妈的毛线针不动了。她看见两个五十岁男人脸色在暗下去，心脏都跳得相当吃力，血液稠稠地在脑血管里一次次费劲通过。最早就潜在的破裂，现在成熟了。他们一直是以这破裂在维持他们的亲密。像世间一切最亲近的人之间必然蕴藏破裂在他们相处中，他们必须忍受阵阵的痛。那些诚意，那些护理，一次次使情谊带着破裂生还。破裂还是成熟了，经历了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的援助和勒索，经历了那个耳光，经历了那么无限度的谅解，它成熟了。

贺叔叔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好不好？我要这个（他又拍拍稿子，像拍死牲口）干什么？！我那么稀罕它？

我爸爸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老兄，别动不动把人捏在你手里！

我妈妈给我爸爸一瞥喝彩的眼光。

贺叔叔慢慢点点头，眼神伤心到极点。忽然把烟斗放进口袋，站起身。

他说：当着你老婆你女儿，我问你，哪一次是我叫你为我写的？不是你自己要求写的？谁不知道那都是你的功劳？你往批斗台上一跳，给我那一下，不就都知道我贺一骑剥削你了？我贺一骑是恶霸？

我爸爸失语了。愧疚与羞愧全面在他心里复发。我的老父亲想起自己那个丑陋的举动。把追究到言和的过程蒙混过去，并不是那丑举也蒙混过去了。它的能量不会消失，如同天地万物的一切能量不会消失而会转换，它转换成了另一种形态，却仍是同等能量。那能量成了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

贺叔叔又说：我没那个意思叫你弥补偿还我点啥。你也不用老觉得对不住我。打过了就打过了，我还是认你这个朋友的。

他那样微微地笑。两个嘴角的皱纹是新添的，把吃的苦头都噙住的那种笑。使我爸爸记起：那耳光是所有屈辱中最具体的。所有迫害的先锋。

他又叮嘱一遍我爸爸：不要再负疚下去，不要因为负疚而为他做任何事。最后他笑起来，那么重感情，说：你这家伙！我太了解你了。

我妈妈叫我：送送贺叔叔，楼梯上没灯。

这次是我在前，牵引着他。我讲着我自己的事：留校当助教，考研究生。到了楼下，他明白我全听见了，却不参与。这种不参与是优越、轻蔑。

他说：放心，贺叔叔永远是你的贺叔叔。

橙色的路灯下，我给他一个没心没肺的笑。不参与的姿态明确和彻底。

他见我在不自觉地陪他走，跟我说，他认得路。

我说：走嘛。我领着他。已在环城路的林荫带中。他不知我想往哪走。我站下等他，肩膀轻轻擦着他的臂。我说我和宋峻常到这里来，半夜来。

他说：哦。

就像给捅疼了某处那样“哦”一声。

他忽然拉住我胳膊，说：你回去吧。要不你一个人走那么一大截黑路，我不放心。

我看着他，让他看我的成熟。它已近尾声。让他看见曾在瓜田险些开始的，已来不及开始。心里的就永远在心里了。我说：贺叔叔，其实啊我从没真把你当叔叔。

你把我当谁？他笑，为我的青春送行。

我笑。当父亲、干爹。谁让你在瓜棚那时不收留咱们，把咱们押送上火车！咱们举目无亲的。我口齿不清地嗔道。肩膀擦着手臂。他的手臂挎在多年前解除的武器上。

他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噢，你看不出来呀？我又笑：我想在瓜棚和你过下去。

从六岁到二十四岁，他从来都是和我在同一个时刻看到辈分间、伦常间有那么个空子可钻。不论亲和仇、是和非怎样变，那一点是不变的。它是永恒。它是任何快乐不能抵偿的快乐。十八岁那个流放的夏夜，他明白一切都现成。

他忽然问：听你爸爸说，你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

我说：已经结啦。

他吃一惊，什么时候结的？

我没精神地笑笑，三个月以前啊。不就领一张红纸吗？你要不要看那张红纸？

他说：你爸爸都没告诉我！

我说：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他在一种大震动中：你这孩子！你父母知道了不伤心吗？一辈子的事，咋能这么草率！

只是一张许可证。方便一些。就在这树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几个捉奸的，有一张红纸，他们就不麻烦我们了。我用那种玩油了的口气，告诉他。

更大的震动。他听见我说，就在这树林里。那份方便就在这里。他同时向往和嫌恶：青春多么贱。遥远遥远的，他也有过一个树林子或高粱地，那女子也毫不还价，尽他拿走，也同我一样慷慨。因为太阔绰的青春大可不必抬高价格。那女子在三十年后变得无比吝啬。女区委书记铁灰的外衣，最后的青春在厚厚却失形的胸脯上，那么昂贵，绝不许触碰。“方便”在他脑中过来过去，不肯沉杳。流放时的方便，那个圆乎乎的村姑，那饿不瘪饿不黄的胴体，随处供给他。一样的夜色和枝叶墨绿的窸窣。忽然他懂了我说的“方便”那晦涩含意。

我说：结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你们这辈人以为它大不了。

他呻吟了一句：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头苦笑，你父母肯定会伤心。贺叔叔都伤心——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笑：贺叔叔伤心吗？

他不作声了，向前走，路过一些树枝深层里正方便的青春身影。他已忘了，有这样一种方便。他加快脚步，要从这树林的天罗地网脱身。回身粗粗对我说：小伙子，别送了。

我瞬间走到他面前。像在一分钟的火车站上，在火车“呼哧呼哧”急喘的催促中，我与他谁也碰不着谁却都感觉到实质上的依偎。两个身体隔着一尺半的间距合而为一，体温、气息、神志，交融一处，缠绵厮磨。最高的快感不需那些手续。亲吻不需要嘴唇。

眼泪从我脸上滚下来。我说：贺叔叔，我爸爸对我说过，你比他有才华，写得比他好。我爸爸说别人都看不出这点，他是识货的。你不知道我爸爸对你……为你，他心里有多苦。

他看着我，听着。他知道今晚他对我爸爸讲的那番话会是什么后果。破裂已彻底完成。他忽然托起我的脸，用他大而粗糙的九根手指。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托在他手里。他为我抹一把泪。只能这样了，只能这样爱和占有。只能这样正视破裂，才能和我爸爸把情分维护下去。只能这样。

Ⅻ

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来，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目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帖。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三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了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一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已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你蹑手蹑脚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脚地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已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样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自己。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我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止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呀呀的孩童。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唾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地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己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蛮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愧疚。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只是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他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样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著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牺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擤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牺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1980年9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缟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我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愧疚。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五分钟后我在贺叔叔的套间里。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我爸爸的胃出血已止住，主要是写作的长期神经紧张所致。我说：妈你尽管放心，白骨精对爸爸照料得还不错。我必须按我妈妈的叫法称我爸爸的情妇“白骨精”，我妈妈才不觉太孤立，才认为我孝敬她。我又劝她离婚拉倒，反正我爸爸这个男人给谁也不会带来幸福，让白骨精去受受他吧。我妈妈问，带着轻微哀号：白骨精有没有帮他把烟戒掉。我说：放心，白骨精要爸爸不喘气，爸爸就不喘气；烟一个月前就戒掉了。我妈妈的哀号蛮起来：还是白骨精有本事啊！这些男人。配什么好女人啊？就配白骨精去跟他们变把戏呀！那你再让白骨精替我发一句话：叫你爸爸立刻同贺一骑一刀两断；他不是听白骨精的吗？请白骨精帮我最后一个忙：禁止他再为贺一骑写一个字！

我说好好好，一定转告。我看看正为我泡茶的贺叔叔，做个鬼脸。我说：妈你放心，白骨精一定照您的话去做，她向你学习，最崇拜我爸爸的才华最尊重我爸爸的刻苦，这下你放心在离婚书上签字了吧？

她哭着说：我还得再等一段，看看白骨精是不是真心，长久待你爸好！电话挂断得那样激情，悲恸欲绝。

我从电话机上抬头，天已黑，贺叔叔来不及把眼光从这少妇身上移开。有那种时候吧——你凝视得太久，目光如放出去的钓线，一时扯不动，收不回。目光已和眼睛脱离了关系，眼睛移转，目光却停留在那物体上。那物体有削薄的肩，不很明显的胸部曲线，黑发白衣，那物体承载和积累这目光，积累成了演变。它成了现在的形状是由于这目光的沐浴和催化。目光中，它美好；仅仅由于这目光认定它的美好。每一份美丽都是为着一束目光的照耀，每一份皎好与成熟都是对于一束目光的报答。或是可知的，或是无知的——总有一束目光从一个方位探照过来，照着你。你的美丽不是公认的而是相对于这目光的。

就说失踪的波莉，她不知自己始终在一束罪恶目光的照耀下越变越美丽。

我随便地靠着桌沿，手指玩着自己的发梢，如无聊地捉尾的猫。我不时看一眼三尺外坐着的贺叔叔，嘴里讲着我爸爸吐血的事。清淡地讲，悠远地听，都不去看一段垂危生命与茶几上这摞稿子的关系。

他将两手枕在脑后，不断补充他所知的细节。他说他去主治医生那儿秘密打听了：差点儿是癌。一场虚惊。

我说：你在巴黎开心吧？贺叔叔。

他说：一个字不识。他笑。明眸皓齿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

心照不宣，我们都没去开灯。屋里没了那股甜腻的烟丝味儿，他戒了烟。他可以戒掉一切，包括那个同他做过一年爱的姑娘。我忽然很想知道那姑娘的样子，剥净衣服的样子。

我对贺叔叔说：贺叔叔，我想在你浴室里洗个澡。

这不是第一次。我爸爸和三十九岁的女生在他房里恋爱时，我就到贺叔叔这里来用浴室，也领宋峻来洗过。贺叔叔不在时，他关照服务员放我进去。

有些紧张。感觉到什么反常。他说他要出去买份晚报。我说我昨天熬夜翻译一篇文章，说不定他回来的时候我泡在浴盆里睡着了。他哈哈笑，说：那我叫宋峻来领人。

别忘了，我在这个男人面前随时可以变回去，变成六岁。

等我洗了澡，边梳理头发边看电视的时候，贺叔叔回来了，手里拿一盒生煎小包。他说我曾经最没出息的样儿就是在那一分钟火车站啃鸡腿。那么好看的农夫式的笑脸再次出现了！

我感到长久长久以来，我就是为这笑所照耀，为这束目光的沐浴所活着的。王琛白那座巨型雕塑被矗在博物馆门口，是1974年。我从各个角度看它，多么平庸拙劣的产物，却放射着理想。你喜不喜欢它有什么要紧？你的不喜欢早就被否决了。

我脱口而出说道：贺叔叔，我不能和宋峻生活下去。是长不了的。

他明白我其实在说什么。我穿着旅馆的白毛巾浴衣，他在昨天穿过。他天天穿的。他说别胡闹，婚姻都是要凑合的。像你爸爸这样不肯凑合的，只能更遭罪。

我说你呢。

他惨笑一下，重重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我凑合呀贺叔叔？我的手捻弄着浴衣的腰带梢儿。真想看看那村姑一丝不挂的肉体。

他又说别胡闹啦，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说，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送你，在环城路旁的树林里。他明白我提醒他什么：别又错过了。

他一直看着我。捻弄腰带的手，导火索在这手里紧紧松松。他当然明白我是没办法的。我爱他。并且，到了能够表述、给予它的时候。

爱不爱他不取决于我个人的好恶、情趣，取决于时代和理想。没有这理想，或许他连英俊都没有。理想给了我们成见、审美。他眉宇间的正气、嘴唇的刚毅、前额的胜利和征服感，愈老，这些美的特征愈显著。他是九亿中国农民优越长处的集合。然后经过过滤、打磨、抛光和精炼。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三十一年前他进入这个城市时骑着枣红马，浩荡的部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着他。一色的粗布军衣，一色的破旧与不合体，却令这城市耳目一新。夹道欢迎的人群，四分之一是女学生。她们看着枣红马上的年轻军官，看着他那铜像般的深色的光泽皮肤，那胜利者的眼睛。她们心目中自古袭承的公子哥儿式的男性美瞬间被纠正、更替了。再不是张生、梁山伯和贾宝玉，而是这个枣红马的驭手。这个肤色黝黑、骨节粗大、眉眼鲜明如民间剪纸的男子汉。“男子汉”的图解就是他。她们着魔地看着他，有点怕。当她们发现他不仅是个指挥官而且是个著名小说家，她们更是爱慕得不可收拾。或许他无俊美可言，但她们认定这就是理想的俊美。包括他一口侉音，草鞋布衣。那时我尚未出生，我却是她们中的每一个人，爱这偶像，带一点儿敬而远之。我对他的爱生发得那样早，早于我的出生。

因此我坐在三尺之外，所有的表白都浮上来：拿走我吧，因为我生来就是等你来拿的。

我正视他，咬出这些字眼：我爱你，很早很早了吧——我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他一语不发，伸过手来拉我的手。他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许胡闹，听见吗？

我把两个胳膊肘架在膝头。浴袍心形的领口在少妇胸前垂荡出相当的空隙，他若想看进去，他能够。我不知他是否趁了这机会。我的嘴唇还在嗫嚅，讲从小的我，少年的我，成年的我，都怎样恋他。

他仍说婚姻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你肯定知道我和我老婆是靠分居维系婚姻的。你该懂事了，不能胡思乱想。宋峻不错嘛，大不了多回父母家过过。他的手绕过我的脖子，在我另一侧肩上轻轻拍哄。他说，你知道贺叔叔只能做你的贺叔叔。

我说：那个乡下女孩呢？

他哑了一会，说：你都知道了——我不是泥做的，不是木刻的。

我落起泪来。现在我回想，不知那泪是什么意思。我呛着满嗓子的泪问：就不能爱我？

他一直拍哄他心目中的女孩儿。见仍是止不住泪，便移到她对面，在她膝前跪下来。第一次，他和她相互恋想的二十多年中，他第一次叫女孩儿乖乖。或许我听错了，仅仅是希望他那样叫，一声比一声乡土气：乖乖、乖乖。

竭力地不碰我。竭力避免再犯火车卧厢那夜的过失。

那过失。我从十一岁就知道这样一个无懈可击的人也会犯过失。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可能犯过失的英雄着迷更甚。似乎在引诱他，以那份带崇拜的爱，以带谋图的天真无邪。

他感动，听我讲一个小丫头爱一个成年男人的无道理的故事。他看着这讲故事的嘴唇，动作着的嘴唇：那些字句从这儿吐露时那器官的快感和满足，如同一道美味被这器官咀嚼时的快感与满足一样。律师们和医生们，在那些禁忌的词句，那些私处和羞处的名词从此器官经过，发射出去，理所当然地享用他们的特权把那些秽词当最寻常词汇吐露于公众，那器官所经历的快感与满足，与此刻我所感受的相仿。不光是咀嚼美味，不光是吻，能够给予这器官满足。它必须发射某些字眼。它不仅仅是口齿、嘴唇。

贺一骑——近六十岁的男人看着少妇面孔上的这个器官，在发射禁忌的词语，在咀嚼胶姆糖那样咀嚼“爱你”。他希望她别说了。他希望她说下去。直至嘴唇彻底不再是嘴唇，是纯粹的生理器官。

没有。他绝不来吻它。不吻她。他等她发泄完。

怎么可能有人能替代他呢？太全面了：是你的父辈，是你的偶像，是你的冤家，是你的征服者又是被征服者。他强悍，却虚弱得如此；一次次不毁我。他毁了我父亲一生，而这一生又始终被纳入他的保护、他的拯救、他的宽容。

不是敌人，我爸爸还不够做他的敌人，没有势均力敌的平等。

而是我的敌人。我对他的爱和崇拜中，包括敌意。他甚至能感到这点。

现在他白发苍苍跪在我面前，拍哄我，求我再放过他一次，祈求我和他再一次错过彼此。少妇要比女孩易毁得多。

他渐渐离开我，起身，要去开灯。我不准他去，让局面僵持在暧昧的昏暗中。这时有人敲门，一听便知道是我爸爸。刚按亮的灯又被他神经质地按熄。门外门内都静等、困惑。不能再开灯了，更不能开门。大家都僵持着，停了呼吸和心跳。我爸爸在门外喊：老贺，老贺！怎么回事，刚才灯还亮！……我站起来，紧紧浴袍。

我爸爸在门外等。我、贺叔叔、我爸爸，暗中站成一个等边三角。如同贺叔叔、我、舒茨眼下站成的三角，以及与宋峻和其他我连名字也记不全的男子们。冥冥中总是一个三角，贺叔叔永固在那个位置上。一切都是冥冥中，谁都不应负其责任。

我和他等着门外的父亲走开。似乎一切只待他走开就会发生。他感觉到我爸爸是我和他关系和辈分的坐标。

一定觉出什么蹊跷，我爸爸走走又回来，还在想那灯自燃自灭是怎么了。他绝不会想到贺一骑也会金屋藏娇。贺一骑一生没被人捉住实实的把柄，对那个乡村女子他从来不给你比捕风捉影更多的线索。我爸爸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也不会闪过如此场景：一个头发披散、套着他的浴袍的女人和贺一骑单独锁在房里。他眼睁睁看着灯熄去。他断断不会想到贺一骑浴袍里的女人是他女儿。

倘若这时门突然被打开，我爸爸会失去他女儿，却再不需负疚。那一耳光打对了，只不过早打了十多年。所有发生的都有逻辑和来由，只不过顺序有些颠倒。

谁来打开这门？

当然不能是我。那就成了我和我父亲合谋下的套。

也不可能是贺叔叔。其实他可以完全如以往那样阔步走过去，“哗”地将门敞开说：这丫头在我这儿洗了个澡。他完全能这样混过去，完全不惊动这个父亲的疑心，假如他没有那刹那的惊慌把灯熄掉。是什么导致了他这个熄灯的动作？

多么奥妙。

对于我的保护和爱惜。对他自己的保护和爱惜。多年来的那个企图盘桓在他高尚的灵肉深处。我看着我多年来倾慕的这个男子，无意间迸出一个熄灯的小动作，一贯的高尚中迸出这一星点卑琐和虚伪。再也动不了了。

我爸爸再次敲敲门。

贺叔叔打了个狠狠的手势，让我和他进一步潜伏。

这是旅馆服务员送开水的时间。把空了的暖瓶取走，换上两只盛着鲜开水的暖瓶。向来不先敲门，当你听见哗啦啦一大串钥匙声响，人与暖瓶已在你房中。

我期待着。

三个人还是这样站成个三角。暗中，我期待服务员突至，门被突然撞开，让一切都呈在我爸爸眼前，一切都不可解释。

我在这当口忆起了一个村姑。是在贺叔叔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同两个年轻女人一块儿，另外两个背着半岁的孩子。他们仨一同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就是女区委书记问我“你是谁”的那样的眼睛。两个背孩子的先收了眼睛，只有她迟迟不放过我。我觉得那就是她。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子并不重要，她可以代表，象征那个女子。圆滚滚的肩膀，无拘束的乳房和腰身，总是微张的嘴，滚烫的脸色。她一定是这样子，这形状和色彩。

我爸爸走了。服务员也怠工。剩下的男女还不敢动。灯也不敢亮。他慢慢走过来。

乡村女子敞开胸怀，反正灯熄了。他把她推搡到床上，发现她很娴熟。年轻的女乞丐接受了他的四十斤粮票，现在他接受她的偿还。

什么不是行乞呢？我不也用五百封信去行乞？我不是仅仅要乞得一份薪俸。它包括一日三餐、房租和车、医疗保险。每一个在电话中向你兜售某种彩票的男男女女，每一个按你门铃来向你推行某种信仰或每一个在大马路上发给你免费健康食品或要你行行好试用一下新型洗发露或者上来拦住你向你赔尽笑脸让你救救远在非洲的孩子。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贺叔叔觉得我在行乞，也觉得我在施舍。这乞丐的骄子，最是通晓其中的人情。

他并不是向我走来。他走过我，关上窗，小声说他怕我着凉。太危险了，白浴衣里面就是那个女乞丐。

这一时间，我爱他爱得只想死去了。爱从恨中腾空而起，带着恨的力量。我愿拿一切来换他的一个真切的拥抱和亲吻。一切都不抵他那只残手的抚摸。我爱这个早就能毁我却不愿毁的男人。所有的意愿和意志，都在这“不毁”中。

在那之后的半年，我和宋峻停止了做爱。不久，我们恬淡地谈起离婚。

激情不知去了哪里，怎样也搜寻不出来。但我知道它肯定秘密藏在我身体的哪个角落。

我仍是不时去贺叔叔那儿找我爸爸。他搬家了,住了半层小楼。是待遇。又有了卧车。又有了大小名流的客人，在他家谈风云或风月。我渐渐也是重要谈客之一，在有人对金斯伯格或德库宁起劲的时候，我会不男不女地指手画脚、同人辩论，我会玩世不恭地笑。却在某一刻，回首或抬头，我发现贺叔叔在看我。

根本看不见我的指手画脚和玩世不恭，他只挑他熟识至极的看。他只看见我的六岁、八岁、十一岁，最迟是瓜棚中的十八岁。只看见清气逼人和不知何来的一点儿野蛮。他也就纯情和年轻了。隔着许许多多失之交臂，他眼睛温温地照耀在我已死去的那部分。只能是这样的表达了。

没有，我爸爸病了一年，医生勒令他停笔。

再拿起笔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对这部巨著无精打采了。出版社总编、杂志和报纸。包括我爸爸和贺叔叔，像是错过了时令。

那是每天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爆冷门的时代。都像当年贺一骑出版《紫槐》时那样年轻。英气勃发，不可一世，出版社全去忙他们了。

对于我爸爸和贺叔叔的这部重大合作，他们不断挑剔，提出修改建议。它足够我爸爸干到死。越写不完，我爸爸越是负疚，似乎是他延误了贺一骑的再次成功。有时我和已成了我继母的女生交换一个眼色：他坐在饭桌边背诵他写的一些自认为精彩的句子——他忘了这些句子他已对我们诵过许多遍了。他已用尽了才华，只靠还愿或还债的单纯愿望在拼凑字句。每一笔画都生生被挤压出来，偶尔挤压出一两个好句子，他念念不忘，以它们鼓舞自己，去继续挤压自己直至他或作品完结。一写八年，那一巴掌残留在他人格上的污渍，他只能这样去揩。友情只能这样存在下去，带着深沉的破裂，带着还清和不可能还清的债务。我爸爸盼望他和贺叔叔两清的那天：他忍受裂痕，却不必再忍受那淡淡的无耻。

也许很早很早，十一岁的我，在午夜的火车上，就有个秘密心愿。它那么秘密，连我自己都给它瞒住：若是贺叔叔在我这儿犯了罪过，我爸爸就得救了。

不知道。即便是，我也无意识，勾引这词在中文中太反派了。

勾引，中文里它亦太单薄。最美的事物都不应单薄，都拌掺一点邪恶。否则美得不过瘾。麦当娜的歌，海洛因。爱情也一样，深度和力度是从爱的负面来的，是从爱的阴影中来的。我爱贺叔叔，因为我恨得无力了。

也许。

你可以这样推测。

所有我做的，都根植于你们所称的“恋父情结”。

对舒茨？不恨。记得我讲过，我不恨绝大多数人。谁配你的恨？只是小小要挟，撕毁推荐信，半强迫式的第一次和我做爱。真的不恨。噜噜苏苏要我吃多种维生素，在日历上圈下我的生日的这个老舒茨。他对我背地里奔忙，欲离开他统治的亚洲语言系只是哀伤地一笑。我感谢他的诚实和勇敢，把和他已形成血肉联系的妻子一点点摘除。他和我并排躺在床上，觉得我刚才的激情很可疑。他可能察觉到我是借了那股激情，而他是某种顶替。因为我从未那样主动过。从不那样，狠狠的。我冒出几个不清晰的字，他猜可能是“我爱你”之类。可能还从我大睁的眼睛里，他连自己的影子也找不见。他怀疑到他从头到尾在顶替，感谢他什么也不问。婚姻本来是对爱情的顶替啊。

我又多占你的时间了吧？

谢谢。它是舒茨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是我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其他我都是从旧货店买的。逛旧货店很有趣。

想想每件衣服里藏的故事！不过我主要为省钱。

他们不一样。他们太年轻、太新，想旧些，反主流些。

谢谢。晚安。请留步。

能不能行我一个方便，把就诊改到明天？

没什么，我就想去湖边走走。

公用电话。一个人。

没关系，就是冲雨来的。

担心我往湖里跳？绝对不会。从我看了《读者文摘》上的那篇文章——两个人和一帮警察怎样把那个爬到高速公路桥上要往下跳的男人劝下来之后，我觉得自杀很可能是件滑稽的事。没读吗？那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是因为生日没接到任何“生日快乐”的电话而做出自杀决定的，他悬在半空，悲痛地哭着说：连我的祖母都没有打电话说“生日快乐”。很悬，自杀到一半被人劝住了。所以你别担心，因为我开始想自杀究竟有多少庄严的成分，多少作态，多少出丑。

你也听得见雨声？是雨点砸在电话亭上的声音。

我需要想一些问题。

比如？比如要不要接受舒茨的求婚。还是告他。他和我是以性骚扰开始的。告他对我不利，对他也不利，但是尊重事实。他手里现在还握着一个讲师的空缺，但他要等我全面接受了他才把它给我。把这个被几十个人紧盯的空缺给我，他必将失人心，必将承受更大的声誉和人格的损失。我得到了暗示，他的牺牲应有价值，应有实在的等值的回报。

我需要好好地想，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雨天里。

像任何地方一样，系里有政治，有宗派，我得小心。舒茨一直很小心，除了那次在游艇上。

报上的统计数字：一个年薪三万的职位平均是十五人在竞争。另一个统计：平均十个女学生中，有三个或更多以隐瞒性骚扰而获得高分数。

所以我要想，以免在突然被问到时出来个意外回答。学校在女学生和女教师中做性骚扰的统计。是替一家杂志做的。

我不知我到时脱口会讲出什么。

那，明天见？

ⅩⅢ

没有考虑出头绪来。

旅行？旅行恐怕也不帮什么忙。再说旅行既需要钱又需要时间。我两样都没有。

是吗？我吃了安眠药，只睡了半小时。

还好。看着你这样永不吃惊的面孔，镇定了我。耶稣基督那双毫无惊讶的眼睛，什么被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什么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的，都不使他吃惊，都允许存在。你，也这样；勾引也罢性虐待也罢，不过就这么几桩事情了，都跳不出你的意料。你，我不时感到稍欠实体感。你不是完全具体的，犹如一切圣像。

知道。是你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训练。

你认为还有必要再赤裸些吗？再除去些忸怩吗？

对我母亲？我不记得我彻底敞开过，精神，肉体，都没有彻底裸露过，从十一岁的暑假之后。我记得我向你讲过，她的连夜审问。

让我们来看看，已到了哪里。已经离了婚，已有了媒人。我母亲一向不难看，偶尔的，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是好看的，她要我每星期至少回去吃三顿晚饭，另外三顿可以在我父亲那儿吃。她总是边烧菜边问我爸爸的事：胃没有出血吧？是照医生说的一日五餐吧？听没听她话向贺一骑罢工？她很少问爸爸新夫人的长短。但她在暗中同她竞赛：把爸爸最爱吃的几个菜，反复雕琢，越烧越妙。然后大着嗓门叫我“吃啊吃啊”。我知道她如此粗起嗓门粗起举动是另一种哭法。她眼底下心底下都是泪，却不再落了。她有时也明白一会儿，说：要是我不在贺一骑和他中间插一杠子，恐怕也不至于让他最后下决心离开我的。

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霉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己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睛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亮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嗝，替我爸爸吃的那份哽到了胸口，令我昏头涨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里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吗？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了，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糖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楂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景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面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千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半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楂果，鲜红剔透，不知心里是否有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颗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颗。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拈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

我的继母把我们引进去。她鼻侧有条浅浅墨痕，显然在替我爸爸校对稿子。我爸爸倚在铺着狗皮的藤躺椅上，身上架块板，上面搁着纸墨。从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三后，就改为这种写作姿态了。贺叔叔喘着叫他别动，躺他的。两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继母端来了茶和一盘削好的苹果。苹果斑驳锈迹。他们的钱只够这水平的生活。贺叔叔说：李胖子说三个月以后保证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社长。

我爸爸说：妈的他事最多！中央来个文件他就要我改这改那，掏两块钱买瓶麻油来，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贺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动，出了政治差错有他贺一骑。

一抹儿冷笑从我脸上“嗖”地过去。贺叔叔也给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贺叔叔说：你老兄想出国访问，直接跟我提嘛……我知道这是个待遇问题，跟分房子差不多。不过你去跟文化部写信请求……

我爸爸糊涂了，瞪大眼说：什么信？

贺叔叔从衣袋里慢慢抽出一张信笺。他说：他们寄回省里来了。

我爸爸看着那三行与他毕肖的严体小楷，脸红得像雄鸡冠子，眉毛头发全竖起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信？请求出国？我稀罕？！我父亲的三个妹妹都在美国，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发现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鉴于本人文学创作的资历（与贺一骑合著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他太阳穴上凸出一道霹雳形状的紫青血管。他从狗皮躺椅上弹起，说：我怎么可能去讨赏？！

贺叔叔说：你老兄激动个啥！知道你清高，不来求我，一辈子不肯求任何人。我了解你；还有比我贺一骑更了解你为人的吗？不了解你我能帮你？没我帮你你去年离婚能那么利索？我气你在哪里——有话你该先跟我说，写这种信！又让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给贺一骑的第二个耳光在他身心内即将成形时，我及时中断了它。

我插到他俩之间。我说，是我写的。我面带那种表情：这世上原没有任何大事，起码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再也没有了。我说：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来去美国赶一回集？跟去淝西赶集有什么两样？！

我爸爸愣住了。贺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闹”，再次笑笑，却没笑出来。他隐隐约约感到我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局外。

我爸爸语不成句：你怎么可以……伪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听出了我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长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唯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的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得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革”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分钟。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做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陪伴，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正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谁谁。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地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士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到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他呵呵地笑起来，还原了那个带我去上海的贺叔叔。他有点无法招架这个眼神复杂的女子。浅蓝的连衣裙是舶来品，紧贴胸腰，半点曲线都不瞒他。她是为冥冥中一场邂逅而穿扮的。她还算有看头吧？无论如何是他经验之外的女性。

那个握手持续了很久。

他说现在才一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上哪去消磨呢？下馆子也不能下一个半钟头哇。

我说：我带你去走走吧。

他给吓着了，一脸不合适。我笑着说：你父亲就跟我父亲一样，走吧！我手里已有了证据：那本书。汉砖一样。我一直背在包里，为一个仪式的完成似的在读它。书上有他父亲和我父亲并排的名字，A角与B角。我手指点着两个名字说：喏，他是你父亲，他是我父亲。

他“噢”了一声，险些惊飞一马路悠哉的人。又抓起我的手握一回。

十分钟后我和他在那个环城林带中。他已脱了军衣，白衬衫透出红色篮球背心。他不知道我和他父亲在一个夜晚踏过这里的草，触碰过这里的枝叶，撕裂过枝叶间的蜘蛛网。我同他父亲，臂膀贴臂膀走过这儿所有窃窃私语的树影深处的情侣。所有潜在暗地的情侣曾也视我们如情侣。像今天一样，所有枝叶最茂密的地方，都不空虚。

我侧转头来，看着贺叔叔最动人的年代。同瓜棚里那个成熟、黧黑的贺叔叔一模一样，体嗅也那样微带油腻。他的左侧脸颊上有粉刺留下的浅坑，脖子上也有一些。我的手似乎已出动，去触摸年轻的贺叔叔的这一侧脸颊。它的毛糙使贺叔叔回到雕琢和凝练之前。疤痕总是先于光整的肌肤感知任何触摸。它们先变了点色，难以察觉地蠕动着。他不得不向我转过脸，阻止我的目光再触摸下去。他母亲的眼睛和眉毛，他父亲的鼻梁和嘴唇。但贺叔叔的少壮形态完整地附在他身上。你甚至看不见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远处还有一两声冷枪，在击毙逃跑的俘虏或某个哨兵警觉得抽了风。仗打到一半的那个晚上，他的父母如何把相互的神形输注一处，蕴成了他的最初。看不见他强悍的母系来源在他身上怎样就让怯了，只剩了那榆叶儿形状的眼睛和略焦黄的眉毛。所有对他神态动作支配的，是他父亲。他用他父亲的眼神看看我，但假装看的并不是我，是我这一侧的风景。然后他以他父亲的笑容宽阔地笑了，说：我们往回走吧，快三点了。

什么都是贺叔叔的：转身、甩手、步伐。眉宇间的纯洁。在瓜棚里偶然出现的，却是滞固在他这儿。那在瓜棚时期回到贺叔叔身上的质朴，在他身上是定形和永驻的。似乎本末倒置，他是贺叔叔的原版。

怎么就走进树枝封死的地带？！他说：没事，跟我来。我头上沾了蜘蛛网，他替我撕了去。那种熟识真不可言喻。我抱歉带路带得那么糟。他又笑，跟我走吧。

他和我相识相知，什么过程都不需要。不需要介绍和手续。年轻时代，原版的贺叔叔明白这女子肯定有什么心病，有讲不出口的感情。她对他父亲的感情他在猜测，在猜透之前他已深深感动了。她几次在讲到他父亲时都是噙泪的。那份深厚和复杂使他感到一个很长很乱的故事。

他说：你和我爸爸相处的时间比我跟他长多了。比我妈跟他也长多了。我跟我妈，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

我微笑着，可能吧。

他低一个声调说：他从来也不需要我们了解他。

我把他这话想了一会，说：在他住的那个瓜棚里，床头上摆着你和你妈的相片。其实我对此的记忆很不可靠。是有个蒙尘的镜框，里面是些影绰的人像。

他说：你去过那里？

我说去过的。因为偶然和顺路。

他意识到他父亲最孤独的年月中原是有一份短暂的陪伴和慰藉。他顿时意识到那故事更长更乱了。他带些感动和不可思议，再一次，他把我认识一回。他已不想知道故事了。他已知道它了；这女子头一眼看他时眼里就是那由来已久的亲近。

树林越走越迷乱。他以为他有军人识途的本能。他说对不起得往那个方向走走看。我毫无意见。地上有一只短丝袜，草丛里有块曾经被当成褥垫的报纸。这个女子体内突然出现一阵从未有过的紧迫。她给他看见这紧迫。他额上沁起一层汗。四十出头的男性形骸中的贺叔叔紧迫地对我笑一下。他红色篮球背心上的“6”字贴上来。我一下懂得那紧迫是我成熟的最后一个信号。

需要某种实现。

需要那同样的一扑——贺一骑在四十多年前那个枪声冷落的夜晚朝着他母亲的一扑。

需要从他头的侧畔去看树梢空隙中那一孔蓝天。随着他猛兽般的动率那孔蓝天忽大忽小。需要解除这股紧迫感。我头晕眼花，看着急促寻路的少壮的贺叔叔。

我说，你挺像你爸爸的。

他说，这儿可以走出去！他拽了我一把，我们“哗啦”一下就出了树林。

没有。但我经历了全过程。它可能比实际发生的更强烈。

也许是的。不过我不可能爱他。很难说，谁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只因为他是贺一骑的一个延伸，一个不同的延伸。让我看到贺一骑极有可能是个平实的质朴的人。一个更合情理更贴切的贺一骑。是他的原本。他很可能有另一种发展和成长，就是他的儿子，本分、善良，有人的弱点，不具备那些被人或被自己制造的神话成分。

是的，我爱的是神话中的贺叔叔。

和贺叔叔的儿子是在医院门口分手的。他用我给他的纸巾狠狠擦汗，刚历一场险。他明白他和我不近情理的亲昵是因为他父亲。他甚至察觉我和他父亲的真实关系。我们握手，知道从此永别。

ⅩⅣ

把钱包丢在公用电话机上了！地铁上有个人带了移动电话，我打到地铁总站，然后他们又打到杰克逊站。居然还在！

没丢。其实只是几张一块钱的钞票。进地铁站之前我给了那个扮自由女神像的乞丐几张钞票。这么热的天他浑身涂满青铜色涂料。眼睫毛都涂了。涂得一滴汗也渗不出来，呼吸都封在里面！开始我以为谁一夜间在那么个布满鸽子粪便的地方塑起一尊女神像来。见两个小孩去搔他痒痒才知道那里面是血肉之躯。

最近什么都丢。舒茨也觉出我连续丢失东西：笔记本，雨伞，钥匙。有次连车也丢了，不记得把它停在哪里，从晚上六点一直找到九点才找到。

是不是以这些愚蠢的错误在惩罚我自己呢？否定我自己？为了一桩过失，或无可避免的一切过失。

不知道。可能是一桩正在形成的过失。弗洛伊德不是认为吃饭时咬到自己舌头都是由于潜意识的自我惩罚？是由于超自我在审判？而超自我——理想、美德不是来自死亡的力量？

丢东西，找东西，弄得我累极了。团团转，好像在飞快地原地打转。

我肯定在谋划一件事。但我不知它是什么。可能是在实现一个在黑暗里渐渐形成的谋划。也可能是自杀。

我父亲逃脱了这个基因。海明威没有。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以为逃脱了基因的摆布，却借此把基因传播下去。那是多大的忍受：对女性体液的猛烈作呕。像我父亲歪着双脚去忍受一样吃力。

是的，我向你保证过。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是的，我明白，正常人也需要医治。有全部正常功能和社会效益不说明他正常。因此你这样毫不吃惊地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这些没超越正常范围的病人。你一视同仁，不露声色的神态让我对你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依赖性。不，是瘾。

记得你建议过催眠疗法。我现在可以接受了。我想我可以。

我知道。别担心，我已阅读了有关催眠术的基本理论。知道：它只使人解除一些武装。解脱一些掩饰。只是使人更容易接受暗示和诱导。

那试试吧。也许你得到的不是事实而只是一个白日梦。

开始吧。准备好了。很好，很舒适。那是壁炉，那是沙盘，那是你的营业执照，那是巴西木，那是沙盘……

默诵多少遍？

……

看见了。是的，是火车。在那个地方，中国。

是的。夜里火车显得很快。单调的声音，节奏。

听得见。在听。灯光从窗外呼啦一下、呼啦一下地泼进来。

是的，我躺在窗下。他躺在毯子的褶皱里。十一岁的脸蛋儿一阵一阵地煞白。还有肩膀和臂膊。

窗帘被拉过几次，还是不肯合拢。我见他慢慢坐起来。隔着一张小桌，他的床在两尺之外。他起身出去了。

贺叔叔。

不习惯火车上的睡眠。他出去在一人宽的过道上走了一会儿，上了个厕所。他回到车厢里，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女孩从床上好端端跌到了地下。毯子如胎盘那样耷拉在床沿。

大概是的。她在五岁后时而落到床下。总是被她父亲抱回床上。她从小就睡在父母中间，从生下来的第八天。他们住很小的房，只够放一张大床。因此她冥冥中知晓她的父亲必须在半夜潜越她，偷偷与她对换位置。为了同她母亲进行一场必要的活动。有时她会在那活动之后被搁回原位：成年男女之间。他们先生下她，然后让她看到她是怎么被生下的。或为什么。有时他们从那活动直接进入睡眠。她便一次次滚落到床下。

也许又是一次偶然的跌落。

可能的。她半是故意的。如同对付她的父母。

有一个动机。肯定有，我敢打赌。

好！现在一米八的男人刚掩上门，回头。他有点好笑，又有点犯愁地看着落在地上的女孩。

我想他轻声叫了她几声。叫她的小名、大名。叫她只有他才叫的“小伙子”。

没有。她跟死了一样。

应该还算体面；那件简易的睡裙是她穿旧的嫌小的衣裙，白色褪成了浅黄色。旧得那么柔细，他那样的大手可以一把将它全部攥在拳心。

他佝下身，一只膝盖着地，她身上有股儿童在睡眠中散发的味道。是女性儿童结束童年时散发的气息。

说不出来。反正和成年人、成年女人完全不同的。

他把她抱起来了呀。就那样……两只手小心地插到她身子下面。挺难的，犹如一个生疏于烹饪的人那样左不好右不好地对付锅里那条鱼。随时有危险，破坏它的完整性。不过他还是把她抱起来了，整个的，那股睡眠的气味顿时浓很多。

他抱她时她的睡裙抽缩了，或者滑坠了，露出她全部的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知她微微醒着，看灯光闪电一样打在他端正的脸上。

是的，女孩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

他没有马上把她扔到床上。她比他想象的要沉重，要实在。一个奇特的却很微妙的变化忽然出现在他这个抱中。成了另一种抱。

不仅仅是紧。

我在微弱的光里看见贺叔叔那么专注地看着我。我的又凉又细的皮肤，每个同龄女孩都有的那种凉滋滋的细嫩的质感在他手心里。它们从来没有触摸过这种东西，会给它们那样陌生的舒适。或许是不适。

都看见了。

他把女孩搁到床上，被手心上的感受引发的舒适（不适）却不能被搁置下。它刚开始。他的眼睛蒙蒙的，身体似乎在顶住某种病灶发作，等待、撑持，直到它过去。

不是害怕。我并不那么怕。

若是纯粹的恐惧，女孩可以在刹那间完全清醒。她却由它去。很复杂的一种期待：看下面会发生什么。她和他同样舒适和不适。同样好奇。同样着迷。

他一寸寸地抚摸她。他的手到之处那寸肉体便是苏醒，便是蜕变。她始终在观望他的眼睛从她的形骸内窥视到他的迷恋。对所有她这个年纪、这个生命阶段的雏形女性的迷恋。不只是他个人的，他代表着他那个年龄的男性：所有没有他这份突至的幸运的同类。他粗糙的掌心如树木的剖面，刚被锯或斧剖开，带一股湿气和温暖。

他跪在那里。

萨姆娃（Samoa）的礼仪处女被万众膜拜。是部落酋长的女儿，全身缀满鲜花和月光，等待对她童贞的检验。

我还是想知道事情的进一步。

当然惧怕。谁不惧怕？越是懂得这抚摸的意味便越是惧怕。十九岁时被同龄的男孩抚摸时远远要恐惧得多。十一岁，还不完全晓事，不晓得这抚摸是应该被惧怕的。

但我还是需要知道它的进展。

肯定有个原因，但女孩不能命名它。

牺牲？这个词倒从来没出现过。可能的——十一岁的女孩能做的可能只有牺牲自己。她明白她父母、她的家庭同他的关系。那份恩宠和主宰，她的牺牲可能会改变一切。他毁她，她就把他毁了。她惧怕被毁，更惧怕她对毁灭的向往。

我那个时候不清楚：我会以这样高昂的代价来解脱那主宰。我翻了个身，把更多部位献出来，牺牲。

他没有过限。他只是看着、欣赏着那些雏形。

毕竟不是一个能轻易让他过限的人。他被自己那个完全正常的行动中派生出的异常惊得一动不动。连火车也一动不动了。然后，他轻手轻脚地拉下她的裙子，拉上毯子。他还是待在她身边，成了守候和珍爱。

遗憾？不，她长大后一想起那一夜就感到欣慰，为他不那么完美而欣慰。他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这让她在一次次接近他的时候怀着希望。

是的，在挑逗他。

我没办法。

那主宰、恩典。给予或收回。他让我眼睁睁看着那四页推荐信怎样被撕毁。

好困倦，我可以睡一会儿吗？

ⅩⅤ

亲爱的萨德医生：

……

随信寄去上回的诊费。非常抱歉开的那张支票透支了。是后来才发现账户里没钱了。同时也在此向你道歉，我没打招呼就取消了治疗。

让我告诉你三个星期前那次就诊后发生的事。可怜的是我再也不能看到你那双永不惊讶的黑眼睛的细致反应了。它们唯一的反应是我用词不当。

周末我照例同舒茨约会。我做中国菜给他吃。那是我头一次为他烹饪。他一直感动地看着我飞快地在厨房里乱跑，因为对主妇角色的生疏和心神不宁，使我在狭小的厨房内生出无数多余的往返。他第一次感到有了着落。他早早等在餐桌边，我每上一个菜他就捏捏我的手，无以言喻的幸福。在我闯了不少祸的主妇扮演中，他似乎看见了一份好生活的影子。其实他还是在测验我是否有他妻子那几下子。男人都以为他们寻外遇是为了更新，不久他们就开始在新的女人身上找回一切旧的、他们习惯的东西。

吃晚饭时我们照常有些使气氛活跃的小小争执。也谈到弗洛伊德、荣格。当然还有文学。我说这四十五年中国大陆人的性格相对二十世纪心理学、行为学而言，是个例外。他说无非是另一种偶像崇拜和迷信，另一种暴力形式：六十年代美国的“Beat”，在中国叫红卫兵。我说：你对中国人的友情爱情一切人情大概仍是门外汉。他几乎动怒了，说《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加一块，他难道还不懂吗？我说：我所指的，中国人的这四十五年，相对心理学这门准科学而言，是个秘密。他说：你以为我是谁？我是个准备下半生吃中国菜的人！我笑起来：你以为你吃的是中国菜？

一切都如常。他说他决定提前退休，这样我得到那个职位就不会有太多闲话。我相当吃惊。睡前吃的安眠药完全失效。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等他醒来，给他打电话，我对他说：你可得想好啊。他说他已想得很好了，再想下去只会想坏——事情不能过分思考。

午后我等他开车来接我，一起去看他分居后打算租的公寓。下起雨来了，他说这场雨过后就是秋天，我们该旅行一趟。他建议去远郊一个小镇，他妹夫在那儿经营一个法国式小客栈。忽然他悟过来，那是他妻子的妹夫。他妻子已懒得同他去婚姻心理调解处了。

雨特别大。他说有次也有这么大的雨，他到我住处去找我，我不在，楼下信箱上放着我三天未取的报纸。他忽然很害怕，觉得我已不声不响离开了。他就在雨里开着车，在城里的每条大路小路上兜，直到路上没几个人了。我问他：你怎么会想到我会那样就走了呢？他说：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大雨天，你好像会那么干。我说：太奇怪了！他笑着说：你不知有多可怕，我觉得你要走一定选择这样的雨天。我就那么开着车，在大雨里，开啊开啊，找你，其实也不知找什么。

我不知他夸张了多少，但它似乎比辞去职位、分居，更让我感到真切。我拉拉他的手，让他别自己唬自己。他也觉得在他的年纪有那种想法和行为是很蠢的。他说，干蠢事会让他觉得年轻许多。

我们进了一家便宜餐饮店。我们叫了热巧克力，投了币到音乐箱里，听他年轻时爱听的《让我拉起你的手》。

他有些坐立不安了，我问他是否需要跟他妻子打个电话。他讪讪地走了，去最角落的一部电话旁，用一只手捂住话筒，整个身体都微微蜷缩，尽量圈住那个角落，让各种噪音以及他年轻时代的音乐少进入听筒一些，你从他背上看得出，他陷在一次颇长的谈话中了。

我叫住一个侍应生，对他说，等那位先生回来，你把这个给他。他的眼镜和伞。没留任何永诀性的字条。我付了账，走到门外的雨里，没多久就坐进了一辆计程车。我对司机说：去机场。

雨一直没停。车开过小街大街。望着雨的似乎是他的眼睛，在被雨淋得变形的城市里寻找我。心情也变成了他的心情，茫然而忧伤，但年轻许多。那餐馆的音乐一直在耳朵里。我好像成了他，一直要在这雨里走下去，找下去。

我现在在我一个朋友家。从邮戳上你会知道它多远。

我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感谢你忍受了我一年的用词不当。

别了。

你诚笃的病人

1996年12月29日

— THE END —

[1]噩梦的英文nightmare：组合词，night为夜晚，mare为母马、海或月球表面的阴暗面。

[2]露丝·班姆顿：美国著名女歌剧演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在《阿依达》中扮演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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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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