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蛇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1-08711-5

Ⅰ. ①白…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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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字数：169千字

定价：32.00元

White Snake /
白蛇

官方版本（之一）

—— 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敬爱的总理：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您于百忙之中请您的秘书打电话过问前舞蹈家孙丽坤的病情，我们全省八千万人民深深感动。这表明我们日理万机、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革命与建设日夜操劳的总理始终把人民的甘苦放在心头。对于前著名舞蹈家孙丽坤的案子，我们省宣传文教系统并无直接干涉。对于她被关押、审查、定罪，以至她患精神分裂症的过程，我们在接到您的秘书来电后，本着您对国家重要人才保护的精神，派专人去省歌舞剧院进行了调查，以下是调查经过：

孙丽坤，女，现年34岁，曾为Ｓ省歌舞剧院主要演员。一九五八、五九年曾赴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歌舞节，并获得银奖。一九六二年，她在全国舞剧汇演中获独舞一等奖。一九六三年，她所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同时《白蛇传》在全国十七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她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所独创的“蛇步”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也在广大观众中风靡一时。一九六六年，孙丽坤被革命群众冲击。根据各方面调查和孙本人长达四百余页的反省书，孙于一九六九年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同时被正式关押审查（孙被关押在省歌舞剧院的一间布景仓库，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

一九六九年之后，孙的案情被多次复审，革命群众专政机构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对于孙的人身自由之剥夺，是革命群众一致通过的措施。此中当然不乏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和领导班子的失控。

根据孙丽坤专案人员揭发，孙的精神失常始于七一年十二月，在此之前，看守人员常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进入孙的拘留室，并持有一份“中央宣传部特别专案组”的介绍信，自称为特派员，专程来调查孙的案情。该青年气势凌人，身着将校呢军大衣，看上去颇有来头。此人每天下午三点准时进入孙的房间，五点时离开，如此持续一个月。据看守人员说，此期间并无任何异常迹象。青年态度冷静，有礼有节，孙本人的作风也有所改善。有人听见她半夜摸黑进行舞蹈练习，精神面貌大有转变。据说青年在某天驾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要求带走孙丽坤到省委某接待室进一步谈话。他拒绝透露谈话的目的，声称连省里最高领导也无权过问此案。由于他持有的介绍信和证件确凿，专政队同意放行孙丽坤，但时限为六小时。男青年于当晚十点准时将孙丽坤送回拘留室。几天后，孙突然精神失常。男青年从此不再出现。孙于新年除夕傍晚被送往省人民医院精神病科。第二周孙被转入Ｃ市歌乐医院，该院为省内最权威的精神专科研究机构。经治疗，孙的病情已逐步稳定。我们向医院工作人员调查，据说曾有一位男青年来探望孙丽坤，但孙拒绝见面。有关此青年以及孙的患病原因，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

我们将及时向总理汇报孙丽坤的健康状况，敬请总理放心。

最后，我们代表Ｓ省八千万人民向敬爱的总理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

Ｓ省革委会宣教部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内部参阅·秘字00710016）

民间版本（之一）

实际上那个红极一时的孙丽坤是个国际大破鞋。她过去叫一个翻译帮她写信给她的捷克姘头，说她跟他的“情谊之花永远盛开不谢”；她和他“天涯若比邻”。那个翻译后来把这些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大马路上。

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个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丽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她想往你身上怎样缠，她就怎样缠。她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随她心思游动，所以她跟没骨头一样。

实际上她就是看上去高，她那个尖下巴颏子一抬就把她抬高两寸。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她漂亮就在那个下巴和颈子上。那样一转，这样一绕，谁都不在她眼里。斗争会来了一万人，八千人是专程来看她那条蛇颈子的。一万人里头，有九千人把她的《白蛇传》看过三遍。这些人从前说：“我们Ｓ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孙丽坤。”

实际上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给关进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不到半年，孙丽坤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了：一个茧桶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在二楼，下面是一堵围墙，站在墙上能看见孙丽坤的床，床下没有传闻中的那条大花蛇，只有个大花便盆。墙外是个烂场院，扒了旧房，新房还没盖，一地陈瓦新砖。场院上是些不干活的建筑工在砖头搭成的八仙桌上打“拱猪”，唱“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只有你最好看；招风耳朵柿饼脸，绿豆眼睛鸡脚杆儿”。

孙丽坤晓得他们是唱给她听的，逗她开开心。她给关在这里头有两年了，只有大便可以向看守她的专政队员请示，批准后可以走到门外，到长走廊那头的厕所去。小便就在便盆里，天天晚上早上她拎着大花便盆去倒，从走廊这头到那头共十来米，专政队员拿根大棒跟在她后面。专政队员都是女娃，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几年造反舞跳得宽肩粗腿大嗓门。男娃不能专政孙丽坤的，男娃只有被孙丽坤专政。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进她的单独练功堂（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如此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所以让这些女娃杵着大棒看押孙丽坤孙祖宗是顶牢靠不过的。

孙丽坤上的那个厕所只有一个茅坑，其他茅坑都不下水。通畅的茅坑正面对着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许孙丽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的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形封条。

孙丽坤起初同看守女娃眼瞪眼蹲一小时也蹲不出任何结果，她求女娃们背过脸去。她真是流着眼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孙丽坤学会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是一九七○年夏天的事。她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像所有中国人民一样。

一九七○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还是那一大群建筑工在楼下唱歌打牌，偶尔政治学习或磨皮擦痒地砌几块砖。晚上他们就在砖垒的铺上铺开草席，喝七角一瓶的芦柑酒，呐喊着行酒令：“你妈偷人——八个、八个……”一个早上，他们看见二楼那扇窗子开了。他们从此再不用爬上墙头从窗缝去偷看胖胖的美女蛇了。

窗子上的美妇人圆白得像要吐丝的春蚕。老少建筑工们头一回这样近地看这个全省名产孙丽坤，都像吓到了，一声不敢出，歌也不唱了，都把脸转开，砌砖的砌砖，和洋灰的和洋灰。后来天天早上孙丽坤都在这窗口刷牙。牙刷没几根毛了，刷在她嘴里的声音听上去生疼的。小伙子老伙子们现在敢脸对着她了，龇出黄牙白牙对她放肆地笑了。他们一边看她一边喊：“看到莫得？她那两根膀子好白哟，粉蒸肉一样！”他们不敢直接跟她讲话。这么多年这女人在天上他们在地下；就是现在脸对脸了，他们也还不敢确定她跟他们在一个人间。

孙丽坤听见他们大声谈论她，争辩有关她的各种谣传，好像她只是一张画，随他们怎样讲她，让他们讲死讲活也拿他们莫可奈何。他们争得要动粗了，一个说：“她就是跟蛇住一块儿嘛，大字报上写的！是条大花蟒！蛇睡床下，她睡床上……”另一个说：“是条白蟒！是条白蟒！”他们就“白蟒、花蟒”地争，争一会儿看她一眼，却丝毫不指望她的赞同与否定。最后她插了嘴：“花蟒，才乖呢！”

争论一下子哑下来。原来这个不是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还价，啰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秤的那类。老少爷们儿怪失望的。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油，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她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吸溜吸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的。

有个晚上，几个小伙子上了那堵围墙，想看看孙丽坤在这种欲望和蚊子一块儿嗡嗡袭人的晚上怎样独守空帐。窗子“砰嗵”一声从里面推开了，孙丽坤一副老娘架势叉着腰，身上那件汗背心在蒙灰尘的灯光里显得又黏又皱。

“啥子好看？跟我说，我也跟你们一块看！”她毒辣地笑道。

她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成话，给洗得清汤寡水了，坍塌在她皮肉上，灯光一照还蒙蒙透亮，凸处凹处一目了然。

几个小伙子浑身赤裸只穿条三角裤，反而比她害羞，蛤蟆落水似的连成串栽下墙去。

“看啥子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

“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

“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

这回斗嘴小伙子们输个精光。听她这样回复，他们眼珠子也斗起鸡来，跟许仙撩开帐子看见白娘子现原形一样。他们没料到两年监牢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

三伏天，孙丽坤就穿着那件汗背心，打一把大破蒲扇，天天靠在窗口。建筑工嗑瓜子，也给她些瓜子嗑；他们抽烟，她便也向他们讨来抽。她的烟瘾很快养上来了，比建筑工抽得还凶。没人再供得起她，她说那就把你们丢在地上的烟锅巴捡来给我抽嘛。小伙子们便把烟锅巴捡来，集成一堆，撕块大字报大标语包成一个包，递给她。都知道她工资停发了，银行也冻结了，但凡关押起来的牛鬼蛇神都是这待遇。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包烟锅巴对孙丽坤说：“别人说你脚杆能搁到脑壳上，搁一个我看看。”

她抱着膀子想了一会儿，说：“不搁呢？”

“不搁莫得烟锅巴。捡一个烟锅巴磕一下头嘞，你以为便宜？”

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条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这时人都停下打牌、行酒令，一齐朝这窗口竖起脖子，像一群等饲料的鹅。那么一条笔直粗壮如白蟒的腿，众目之下赫然竖将起来。建筑工倒一时想不出这条腿的意味。因为它有太多太暧昧的意味，他们想延续那个意味，便七嘴八舌要求她把另外那条腿也玩给他们看看。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笼子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两条美丽绝伦，已变得茁实丰肥的大腿，就这样轮番展示了它们无尽、深长的意味。展示中，建筑工们看到了那个他们看不见的图景：这样充沛着力量的腿如白蟒那样盘缠在他们的肉体上，盘缠在那个捷克老毛子舞蹈家那毛茸茸的赤裸肉体上。这样的两条腿来他十个老毛子也缠得住。

孙丽坤放下腿，一个肩斜抵在窗框上，长睫毛盖掉一半眼珠，伸出一个巴掌来接递给她的烟锅巴。小伙子站在墙头上，手刚刚能碰到她的指头尖。他看她一向苍白的脸这一刻潮红起来，或是烟锅巴或是展示大腿给了她快感。她嘴唇上一圈绒毛沁出汗，眉毛眼睛都毛茸茸的。据说这美人蛇不是个纯种汉族，不知是回族还是羌族血液掺进了她，建筑工离她近得连她下眼皮上一颗红痣也看清了。后来他把这颗痣讲给同伙听。上年纪的一个建筑工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

建筑工们渐渐拎了水桶到窗下来洗澡。他们的白短裤濡湿就变成一层皮肉。他们边冲澡边唱：“姑娘你好像豆腐渣，美丽的眼睛人人都害怕它。”

十月里来了个很不同的人。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1]。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青年微微驼背似乎在扛着它。正是由于军装的大和他身子的小，才显出他一股独特的倜傥。青年步态很大，走路时将两手背在身后，头略低，好像很老的那种老将军：前头有人开路，后面跟了个小跑步的警卫兵。

他凭吊古战场那样站在烂场院上。所有下流俏皮的歌都断在那些人嘴里，所有纸牌都粘在那些人手上。建筑工一声不吱、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黄毛料子的年轻人。有种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氛围在这青年的形象和气质中。他眼神中的一点嘲笑和侮辱，使所有人都觉得他有来头。他有双女性的清朗眼睛，羞涩在黑眼珠上，残酷在白眼珠上。他在看孙丽坤时用黑眼珠，看建筑工们用白眼珠。

这样一个青年在烂场院上走，踢着半截砖或一块当席子用的大字报——它是几十层不同的内容层层摞摞的重叠，糊得比皮革还厚还结实。青年就那样站在孙丽坤窗子下，姿势很伟大。建筑工觉得青年的姿势让他们想起一首不淫荡的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孙丽坤看见这青年就把一支刚卷好的烟搁下了。那是她一早上的心血，剥出了几十个指甲盖大的烟锅巴，用一页写废了的“认罪书”卷的。她当然舍不得把它彻底丢弃，只把它暂时往衬衫口袋里一揣，等这青年走了她再抽。为什么当着这么个二十啷当的男娃她不愿抽那样自制的恶形恶状的纸烟，她现在顾不得去想，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想，要到许多年后再去想。曾经她有过的那些男人都是好看的，是靠他们的好看挣钱、凭他们的好看吃饭的。他们都是她的舞蹈搭档，都有岩石雕刻般的腿和肩膀，都有空洞的却炯炯发光的眼睛。而这一位根本还没成形，还有一大截子去成长才能成形。

青年把两手背在身后，腿叉得很开，直直朝她望过去。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他望了孙丽坤几分钟，背着手大步离去。

烂场院上粗鄙下流的活力恢复了。建筑工们又开始为孙丽坤捡烟锅巴。捡到那青年丢在地上的很长一截烟锅巴，有人惊呼：“大中华！”它被青年的铁蹄给踏进浮泥里去了，手指头要刨一阵它才出土。

第二天那青年又出现了。建筑工们开始叫他“毛料子”。他还是一副匆匆路过的样子。

这天孙丽坤没穿那件邋遢透顶的劳动布春秋衫，换了一件海蓝毛衣，尽管袖口脱了针脚，秃噜出一堆烂毛线，毕竟给了她身体粗略的一点曲线。

青年骑了一辆车，飞鸽跑车，通体锃亮油黑，半点红绿装饰都没有。建筑工们让这辆跑车羡慕呆了，惋惜这么俊一匹马没备漂亮鞍子。换了他们，准让它披红挂绿，给它缠上二斤塑料彩线！青年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脚跨在车上。人们注意到他那宽大的裤腿怎样给掖进牛皮矮靴，那清秀中便露出匪气来。青年抬手将帽檐一推，露出下面漆黑的头发。他们想如此美发长在男人头上是种奢侈，它不该是男人的头发。他戴着雪白的线手套，用雪白的手指一顶帽檐，气派十足，一个乳臭未干的首长。那个食指推帽檐的姿态从此就长进了孙丽坤的眼睛，只要她把眼一闭，那姿势就一遍遍重复它自己，重复得孙丽坤筋疲力尽。

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的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茄’。”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儿在想北京话的“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砂石，对青年做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

“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砂石。尿濡湿的砂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

“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一）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作“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尽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用长者才有的动作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头顶，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

“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

“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

“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哈欠。

“中央来的！”

“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乌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词，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裸体。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至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丝上耷拉着枯藤般的胸罩内裤袜子；嘎巴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乳房。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儿再次游动起来，划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子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处，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新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赔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

“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两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摘下白手套，露出流畅至极的手指线条。

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治保会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五八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作简单陈述时手指尖的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直，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再一次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天大的差错，从来没有男性有这样的眼睛，这样来看她。

“别叫我首长。直呼其名吧。”他用圆润的京腔打断她的陈述，抑或忏悔，也打断她的审视。“叫我徐群山。”他递给她一根烟。她一时没听懂这么一口文明话。长如此一副手指，讲如此一口文明话。

她不知再说什么。轮上他来审视她了。

官方版本（之二）

省文教宣传部负责同志：

四月八日收到下达的文件后（秘字00710016），我院立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大家对我们敬爱的总理在呕心沥血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深切关怀而万分感动。会后我们立即展开对徐群山的调查。大家一致反映，对这个自称“中央特派员”的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尤其是执行看守任务的女专政队员们，一再表示她们对此人来历的警惕。她们向党组织表决心，一定尽全力提供徐某的细节，协助查清孙丽坤的病因。她们所提供的线索如下：

十一月二十日，徐某首次进入孙的房间，与其单独相处长达两小时零十分。据反映有人听见不正常的声音从室内传出。

此后徐某每天下午与孙单独相会两至两个半小时。显然此间两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某驾一辆军用摩托带走孙，其间两人单独相处长达六七个小时。据查证，徐与孙在省委招待所奸宿，进行了至少五小时的腐化活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议：对孙进行妇科检查。孙本人一再拒绝，专政队女队员们不得不以强行手段将孙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结果为：处女膜重度破损。但是否与徐某有性关系，此次检查无法确定。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民间版本（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丽坤的女娃是在出事之后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才来仔细回想他整个来龙去脉的。她们在后来的回想中，争先恐后地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说从最初她们就觉出他的鬼祟，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那种本质的、原则的气质误差，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那种文明。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模糊地含有一丝褒义。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她们被他的那股文明气息魅惑过，彻底地不可饶恕地魅惑过。事出之后，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那不近情理的斯文。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那时已出了事：孙丽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在一个岁末的清晨，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丽坤被送进歌乐精神病院之后，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她们抽着冷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孙丽坤落进一个诱陷，她们那是在说谎。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徐群山的诱陷，说明她们是跟孙丽坤一块儿陷进去的，只是带着警觉亦同时带着甘愿。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她们在心底下默默供认了这一点。她们还默默供认徐群山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向引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从孙丽坤的精神失常过程也不难看出事情的逻辑：徐群山骗取了孙丽坤的感情和肉体，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肉体又被糟蹋了，如粪土一般被丢弃了。对真实情形，孙丽坤本人一言不发。问她，哄她，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大家于是认为，那是心碎完了的人才笑得出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添许多旁白和想当然，说徐群山一来便和孙丽坤做起那事，门关得严丝合缝，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拿发卡把门缝戳开，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徐群山每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白纸包的巧克力给当班的女娃，然后说：“不必守在这里。”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它象征着等级。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就吃一小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不吃。她必定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

“其实很简单么，”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一贯执笔写大字报的小个子发言了，“孙丽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嘛。没男人她过不得。你们都看到了？莫得男人她就跟楼下盖房子小工过嘴瘾。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她勾引上了。惨就惨在孙丽坤这回动真心了。你们想嘛，名也莫得了，家也莫得了，架子就更莫得了，自然不像她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耍感情。这回孙丽坤什么都给出去了，给了个玩弄她的人。简单得很么。”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皱起眉一阵点头。过一会儿那个跳舞跳跛了腿的副团长说：“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说歌乐疯人院治不好孙丽坤的话，就把她送到上海去。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给孙丽坤打两套毛料衣服。至少‘毛涤’，扯好点的料子。再给她烫个头。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给烫头了吗？孙丽坤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怎么见人？丢的不只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她，还以为我们虐待了她。还要说我们糟践人才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见了已基本康复的孙丽坤。孙丽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报上登了出来。她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风骚毒辣，笑容不卑不亢，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她身边常有个探望者，抑或陪伴者。是个女孩子，医生护士只知道她是孙丽坤曾经的舞迷。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之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划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襻儿，金属的纽襻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

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儿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翻来覆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吆。”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戴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轰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做到她？我这是怎么了？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然后银色的锡箔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漏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

“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讯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意识不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能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两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让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绝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地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他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不能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岁？”

“二十岁。”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龙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也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尔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的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扬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儿。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儿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

“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钩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

“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地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般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

“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了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

“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冷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暗的城市景观融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儿也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盏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都市夜晚唯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顾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荡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的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的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偶然清一清嗓子，或掀开杯盖呷一口茶。她听见一个服务员进来送开水。她觉得她连他翻报和呷茶的声音都爱。声音引起她从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被粉碎。这样一个情形——他在客厅里读报，她在一墙之隔的浴缸里昏昏欲睡——这情形形成了一个最温情的生活画面，她不能想象世上还有比它更饱和的温情。

她从浴缸里跨出来。很久没照镜子了，她不太敢看自己在镜子中陌生的脸。她乖觉地穿好衣服，一面梳着湿头发。早已想好，她要好好来度她和他的末日。

徐群山从报纸上抬起脸，看见她洗得太彻底的脸孔如同新长出的嫩肉，动一动它就要破裂。她一下一下梳着头发，等着他下一步指示。

茶几上放着铜色的香蕉，古董一样珍贵。旁边有个电唱机。他说他找到了一盘《白蛇传》中的一段音乐。一支媚态的二胡独奏，呜啊呜地慢慢哭了起来。音质不好，音乐不干不净，真的像哭。

她翘起下巴，听听就像照镜子，她不太敢听它。是白蛇哭的那段独舞。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唬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

“我很小就看你跳这段舞。”徐群山从电唱机旁抬起脸。他坐在沙发边缘上，两脚一前一后，不是惯常的架着二郎腿。

她觉得他这个坐姿古怪、荒谬，像穿了太窄的裙子。她下意识地拿起茶几上的半盒烟，又胆怯地把它搁回去。她看见什么东西非常沉重又非常荒谬，就在他黑而长的眉梢上。

徐群山拍一拍他身边的沙发，问她敢不敢坐到那里去。他在开她玩笑。其实半点玩笑也没有。他拍沙发的邀请随意、自在、无所谓，好像说，你要真敢，那就是自找。只有她那舞蹈者的直觉知道他的不随意，不自在，他的吃力和僵硬。

她坐下去，却没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他的手伸过来了，抚摸她的头发，指尖上带着清洁的凉意。那凉意像鲜绿的薄荷一样清洁，延伸到她刚在澡盆中新生的肌肤上，她长而易折的脖子上。

孙丽坤向他转过脸。这一瞬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无声地，她用人和畜平等的无词无字的语言告诉他，她是他的。

她比他年长许多，这样一个事实也在那人畜平等的无言中消失了。

将来她回忆起来，会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一颗纽扣的。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乏真相。

她却怎样也避不开了。怎样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挽回。冥冥之中她知觉的那个原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

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钟每秒钟砌起的梦幻砖石，她竟不可倚靠上去。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那只图博得一份欢心的垒砌，竟是不可倚上去。

徐群山清凉的手指在把她整个人体当成细薄的瓷器来抚摸。指尖的轻侮和烦躁没了。每个椭圆剔透的指甲仔细地掠过她的肌肤，生怕从她绢一样的质地上钩出丝头。

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她可以在那貌似坚实粗糙的肩膀上延续她的沉溺。她一再阻止直觉向她告密。

一切却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

她揭下那顶呢军帽。揭下这场戏最后的面具。她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那么长而俊美的鬓角，要是真的长在一个男孩子脸上该多妙。

徐群山看见她的醒悟，看见泪水怎样从她心里飞快涨潮。

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发角上。她都明白了。他知道她全明白了。但不能道破。谁也不能。道破他俩就一无所有。她就一无所有。

梦要做完的。

三十四岁的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

眼泪从她眼角流出，濡湿徐群山那该属于美男子的鬓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他尽量不露声色，把角色演完吧，“十一二岁那年。”

她听这句话已经听得要疯了。没有这句话，整幕丑剧是不是没有主题？没有这句话，整张无心而经意编织的网是不是就没有缘起？从蒙蒙泪水里看去，那张男孩气的俊秀面容中仅有一点点邪恶和狰狞。她已给了出去。她顾不上作呕。只为一切结束前，只为末日完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而悲伤。

官方版本（之三）

Ｓ省革委会保卫部：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同志的努力，尤其是户籍部门全体同志的连续奋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查出：宣武区有一名徐群山，65岁，退休小学教员；海淀区有一名徐群山，8岁，男，玉泉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学生；东城区有一名赵群山和一名乔群山，均为18岁，男，从未离开过北京；西城区有一名徐群珊，我们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徐之父亲徐东森为我国重要国防科学家之一，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为国家一级秘密。徐东森于一九六九年携妻子李茹思迁入三线，负责一项保密科研项目，徐群珊于一九六八年年底插队山西，一九七○年被病退回北京，随后便出没无定。据说徐组织过腐朽的地下音乐会，演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作品。徐涉足的地下读书俱乐部也曾被街道居委会勒令解散，因为所读的书全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之类的黄色淫秽书籍。徐的同伙中有因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而被捕者，但因是青少年犯罪，我们主张以教育监督为主，交与街道居委会及群众专政组织看管。至于徐本人是否直接参与到以上犯罪活动中，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徐于一九七○年年底去Ｓ省，探望在三线搞国防科研的父母，对于此后徐的活动，了解者甚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我们的结论为：徐群珊与诈骗者徐群山无关，因为徐群珊是女性。

我们一定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

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市公安局

民间版本（之三）

据说住一百六十号病床的那个中年女人老早是蛮有名气的演员，跳舞的。人们眉来眼去，说，哦，跳舞的，叫什么？姓孙吧？好像是。拍过电影的！哦，拍过电影的。没听说过。现在跳舞有名的就茅惠芳、薛清华。

据说她天天天不亮就爬到楼顶平台上，把脚放到头顶。难为她了，这么一把岁数。

据说，有天早上值班护士哇啦哇啦朝楼顶上喊：“一六○床，下来下来，有人找！”

这个叫一六○床的女人跑下来，面色马上白掉。护士指给她看那个坐在她床上的一个女孩。也不算什么女孩了，有二十好几了。姓孙的是外地人，从来没有亲眷朋友来看她，从来也不跟病房里的人多搭讪。来一个人探她病，她激动得面孔也白掉！她叫她“珊珊”，她叫她“孙姐”。那是后来人家听到她俩这样叫的。

最早一六○床是蛮怕她的样子。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这个年头还有人穿列宁装？不是古代人吗？料子不错的，是刚解放英国人洋行里的那种哔叽。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就天天来看她，常常同她到楼后面那块草地上，摊开一块塑料台布，摆出火腿罐头、凤尾鱼，两个人一人坐一块砖头，在太阳下吃。这种好东西很多年都没见过喽。两人亲热得不得了，在院子里散步常常勾肩搭背，要么手牵手。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子来了两三个礼拜，闲话就有了。说她们俩相互看的时候，眼光不对，像男人女人那样的眼光；笑也笑得不对，讲话声音也不对。有一回一六○床在睡午觉，这个叫珊珊的来了，轻手轻脚坐在床旁边，一直盯牢她看，像有毛病一样，不知羞耻。

据说同屋子的七个女病友都怕起来，都不敢在她面前换衣裳。

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医院礼堂去看电影。芭蕾舞《白毛女》。她们俩看到一小半站起来就走了，椅子给翻得啪啪响。珊珊嘴里咕噜着北京话：“什么玩意儿。”她那“儿儿”的舌头听上去蛮横，还傲慢。据说两人手搀手出了礼堂，去了那片停尸房旁边的树林子。她们两人常去那个树林子。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了。

终于有人觉悟了：这个珊珊说不定男扮女装！两个人到小树林子里面搞腐化去了！

这天三个护士带着六七个基本康复的女精神病人，把珊珊截到女厕所里。据说六七个女人在护士指使下，以疯卖疯，有的撕衣有的扒裤有的浑身乱抓，抓摸出的结果是：叫珊珊的人是个确切无误的女人。

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再亲密、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

一九七四年冬天，一辆红旗黑轿车接走了一六○床的舞蹈家。很久以后护士们才贼头贼脑地咬耳朵：那天的红旗牌是总理秘书派来的。原来这个半老徐娘孙丽坤真的著名过。早知道该待她好一点。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六）

还是那个晚上。她体内的痉挛一阵小于一阵。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裸露着。她想跳起去抓摊散一地的衣服，同时悟到：既然这里没有异性，她还有什么必要遮掩自己？接着一个相反的醒悟闪出：既然面对一个同性，她还有什么必要赤裸？赤裸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个乏味的重复。走进公共澡堂子，在成堆的同性肉体中，在那些肉体的公然和漠视中，她个体的赤裸化为乌有。她苦思一个同性的手凉飕飕地摸上来意味着什么。她苦思什么是两个相同肉体厮磨的结果。没有结果。她对不再叫徐群山的年轻的脸啐了一口。

她的苦思没有出路。像她躺过的一个个精神病院，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

徐群珊，徐群山。前前后后她已得到解释：一个女孩倾倒于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不是很可理喻的吗？她告诉女孩：她玩弄了她。她利用了她的弱点，利用了她的绝境，弄出这么一台戏，永远收不了场了。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她一向对两性间情爱的陈腐、定规的理解霎时被抽空，成了一片空白。因此她在那张性别似是而非的年轻的脸上啐了一口。她以为结束了：被反扭的天性已被扭转回来。大致上扭转回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几天的苦思后进入了真正的空白。遥远、遥远地，她听见谁在失禁地哭和笑。她不知这段哭笑失禁的真空持续了一年多。

然后她在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个充满思念的梦。她躺在冰凉狭窄的铁床上，看着天花板上一个断了的蜘蛛网在空气中游动。她不知该拿这份似是而非的思念怎么办。全身又变得无比的敏感，曾经所有的触碰都留下了病痛。

她又开始恢复舞蹈，看着晨光中那片薄薄的影子渐渐圆润起来。

这时听见护士打铁般的嗓门：“一六○床……”

又来了，这回大致是个女孩。白牙、黑亮的皮肤，头发还是短而整洁，后来发现这是个全须全尾的女孩子，她便俗里俗气地叫她“珊珊”。

自从这个人被公认为女孩，她和她便有了很大的方便。她跟她挤在一张窄床上：珊珊、孙姐。她觉得整个事情里只有一丁点丑恶。珊珊起初对“珊珊”这称呼哈哈笑起来。她坚持叫下去，她渐渐变成了真正的珊珊了；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身上。她不再是个造作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她的爱抚和保护也纯粹是珊珊的。珊珊的嘴唇，比徐群山柔软、微妙、温暖。

在停尸房附近的树林里，这年这月这天，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珊珊了。她问她真的从十一二岁就爱上了她。

珊珊哈地一乐。她现在已很少向她用言辞表白。她“哈”的意思仿佛说：那时候多可笑，别拿那时候当真；该当真的是眼下这个我。

“那时候觉得要能挨近你就了不起。”珊珊说，用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一种笑，“说了你别生气，没多久我就把你忘了。那时候，那个年纪，事儿特多！串联、插队。逃跑回北京，又到处偷书，翻图书馆的窗子。做了好一阵土匪。我都忘了我是个女孩。”

她看着不紧不慢说话的珊珊。

珊珊说一切是从看见她在窗口的那天开始的。真正的开始。她路过这城市去看望在三线做什么保密研究的父亲。她一眼认出她来。十二岁的癫狂突然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那癫狂和她前后所有的行为都有秘密的关联。

她叹口气，说：“那时我像口猪。”

她笑着说：“可不是。”

她马上追问：“真像猪啊？”

她马上解释：“不是说你人。是你的态度，精神面貌。”她笑着安慰她：“你自己用猪这字儿！”

“看我像猪你还跑来逗我？耍我？”她说，身子绷紧了，一碰要弹跳起来似的。

珊珊想说什么，不说了。掏出一根烟，边点边说：“咱们也斗嘴？跟男人女人似的？”她吐一口烟，瞧不起全人类，也瞧不起她自己那样一笑。

“珊珊。”她也叹了口气。

珊珊还像徐群山一样吸烟，垂下冷淡的单眼皮。时不时，她粗略地撩一把不伦不类的短发。这时刻，前舞蹈家是真正爱珊珊的。她把她当徐群山那个虚幻来爱，她亦把她当珊珊这个实体来爱。她怕珊珊像徐群山那样猝然离去，同样怕珊珊照此永久地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况且，不爱珊珊她去爱谁？珊珊是照进她生活的唯一一束太阳，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暖意。

歌舞剧院派人来接她出院，告诉她，她平反了，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

离开上海，珊珊没到站台上来送。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是不该有珊珊的。但她明白珊珊就在站台上的人群里。人群的一双双泪眼就是珊珊诀别的泪眼。她多想看徐群山惜别的泪从珊珊眼中流出。

官方版本（之四）

《成府晚报》特稿，1980年10月15日

金风送爽的十月，我们采访了舞蹈家孙丽坤。在她独舞晚会开幕的前夕，孙丽坤同志穿着汗湿的练功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从10月16日开始的“孙丽坤独舞晚会”将在滨江剧院拉开序幕，这将是全省第一次举办的个人演出晚会。

孙丽坤同志曾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舞蹈家。虽然已进入中年，却坚持苦练舞蹈基本功，有时她的自我训练竟长达八小时，为青年一代演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她消瘦但精神爽朗，谈话中她不断发出率真的笑声。当我们问起她曾患过的神经官能症，她爽快地告诉我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歌舞剧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早已痊愈。

她十分健谈，从她事业的振兴谈到她的个人生活。她听我们说到“媒人踏破门槛槛”时，开朗地大笑，说：“哪有那么严重！都是些熟人热心……”

接下去她谈到她和未婚夫的认识经过。她暂不愿透露这位未婚夫的姓名，只说他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比她小五岁，非常支持她的舞蹈事业，也对她舞台下的生活万般体贴。在她中午结束练功时，他总是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骑车从学校赶回，为她送一饭盒她最爱吃的绿豆凉粉；暑热期间，他省下少年体育集训队发给他的消暑食品：冰镇酸梅汤或冰糕，用保温瓶提到歌舞剧院的练功房。孙丽坤在谈到这位心上人时脸上始终带着深情的微笑，发自内心地透出一股满意。她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说他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虽然不太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

孙丽坤说等歌舞剧院一分配给她房子她就结婚。她充满希望地说，新的宿舍楼已打好地基，明年春天，最迟明年夏天，她就会分到一间新居室。说到这里，她眼中露出幸福的憧憬，并邀请我们到她未来的新房去做客。

我们祝愿她在舞蹈上迸发出第二度青春，也在人生中获得她应得的温暖和幸福。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七）

一个下午，孙丽坤穿着宽大如旗帜的黑灯笼裤跑向传达室，去接一个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珊珊吗？”她问。

那边快活而痛苦地笑了两声：“还听出来了？”顿了顿又说：“看到你独舞晚会的介绍了。还有那篇文章……”

“看到了？”她说。

“你怎么没跳白蛇？”

“没跳。”

那边呼呼地喘气，没接话。

“有的人专门来看你的白蛇。”好一阵之后珊珊说。

孙丽坤吸了一口气，说：“你来了？”

“嗯。”

她想问珊珊，你干吗不来看我？但她没问，那会让两人都不适。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

她想珊珊也看到她渐渐脱形的身材，皮、肉、骨已不能统一和谐地运力。珊珊或许还看见，演出之后人们大而化之地跟她握手：“四十几了，不容易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结婚？”珊珊问。

她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出来一句轻巧的谎言：“搞不好不结了。不见得合得来……”她顿时想到自己在政治学习时笨拙地戳毛线针的形象。她想像所有未婚妻那样给男人织毛衣。自己那又老又笨的未婚妻形象让她这一刻羞愧不堪，尤其面对千里之外的珊珊。

“你呢？”孙丽坤终于问道。

“我下礼拜天结婚。”

她禁不住叫起来：“珊珊……”

珊珊的把戏又狠狠弄痛她一下。

从存款中拿出很大一个数目，她买了最贵的蜀锦被面和一座玉雕。她正赶上婚礼的尾声。本来也没什么婚礼，就是八个人围在一块儿喝喝啤酒，吃吃花生米，连珊珊的哥哥姐姐都没来。她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去世了。

珊珊已完全不是徐群山了。头发还是短的，衣服还是沉暗，还是那样略带嫌恶地一笑，却半点徐群山的影子也没了。

她一粒花生米也咽不下去。看着珊珊十根纤长的手指还在烦躁。更烦躁了。她告诉自己，该为珊珊高兴，从此不再会有太大差错了。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珊珊也在笨手笨脚地学做一个女人。看她正替客人们倒啤酒。手脚倒不笨，却充满忍耐和压制。珊珊的丈夫跟在她身边，不停地小声教诲她一些谁也听不见的话，并在珊珊动作时，他身子显出轻微的帮她一把的意愿。是个不错的男人。

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绝非存心。丈夫还在左左右右偏着头脸欣赏那玉雕。这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长相不坏，耳朵不招风，牙齿也不七歪八倒。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

珊珊坐在桌子那端，面对她，咯咯地笑着，一撩披到额上的短发。她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

她说她带了一小坛子醪糟，可以给大家做碗醪糟蛋。

珊珊笑道：“他们也配？”

她在过道的炉子上忙碌时，猛抬头，见珊珊正看她，手里燃着一支烟。冷淡的单眼皮下面是怜恤和嫌恶。她知道她不只怜恤和嫌恶她。这时珊珊的丈夫端一摞碗出来，她和她竟一个字也没来得及说。

她谎说有人等在楼下，她不能再耽搁了。珊珊看着她，看着她举着天鹅受伤的脖子走出门去。随身带的一块丝巾被遗忘在椅背上，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有意遗忘的。这样珊珊可以有个借口追出来，追到夜深人静的马路上。然而这却是她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

珊珊果然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喊住了她，却没拿她的丝巾。她形影相吊。她也形影相吊。

她追来做什么？来灭口？来灭那个巨大的秘密的口？

“我送送你。”

“真是的，送什么。”

“送你一截儿。”

“回去！那么多客人！”

“是他的客人。”

珊珊擦着她的肩与她并肩向前走。然后拿过她手里的三两轻的行李，替她背着。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到了，珊珊说，再走一站。她没话，接着往前走。她还是习惯听珊珊的。

第三站了，两人停下来。风一下吹乱珊珊一头短发。现在这种短发很时髦，叫“张瑜头”。她情不自禁抬起手，替她把发型还原。她伸过如旧日那样清凉的手指，抹去她皱纹里的泪水。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触碰对方了。

她要上公共汽车了，见她还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愣小子那样微扛着肩。徐群山，她心里唤道。

As Adam, As Eva /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一天，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Hi，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银灰色的奔驰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奔驰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三十二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六十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儿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根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他钻出车门，跑到另一侧，为我打开车门。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缀着仿皮尔·卡丹的一块牌子。他叫了一声，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脑子一番急速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启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他说：“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

我说：“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我们需要彼此合得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不亚于他。他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

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

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dump。自卸卡车倾倒垃圾，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以机械形式也好，以生理形式也好。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因为他在婚姻之前狠爱了我一阵。就叫他M吧，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不费事，也时尚。

亚当看出我的处境：离婚、失业、穷困潦倒。总之是给处理过的。我需要这笔钱。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想找到对他的理解，对他这类人。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他说：“我是黛茜。”

“你是黛茜？”我想，人们已经开始疯了。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成功。

“有什么区别？”多明戈嗓音说，“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是这样，明天上午十点，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从那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听着，他开银灰色奔驰500。你呢？”

我说红色大衣。

“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有你的电话吗？”

“有，641-6060，黛茜。”

已经好玩起来了。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

五分钟后，车开过一幢大房子。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又过五分钟，他指着另一幢房院，也是他的，同样的著名设计。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五幢房子看下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停下。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百分之百免脂的牛奶，不含糖的甜味素。我要了杯真咖啡，加真奶、真糖。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个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

后来我证实了，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

我们开了不少路，到湖边喝咖啡。有湖水看，我们不必看彼此。定金之类的数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稍有分歧，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

以后总是想到湖水，那样慢吞吞舔着岸。于是就自己哄自己，事情是从湖岸开始的。像正常男女所向往的那样，做了湖畔风景画的一部分。

我们从湖畔回到了正题。他说他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服用任何药剂，这都很好。习性上缺乏弱点，除了咖啡。

“你每天喝咖啡吗？”

“谈不上每天。碰上了就喝。”有免费的就喝。

“给你两个月时间：清除体内所有的咖啡因。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以后开始。”

我说，行。

我们准时在六十一天之后再次碰头。亚当和我各要了一杯免咖啡因、免糖、免脂的咖啡，再次来到湖畔。他说：“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我想：我体内还有几年的方便面，那里面有味精、防腐剂。

他看着干净透亮的我，说：“就让它今天发生吧。”

我说，行。他有所测量地把手搭在我腰上，走一截，和我的步伐有些拉扯，就改成搭着我的肩，还是合不上节拍。不过总算有了些铺垫。上车后，他闭上眼吻了我的脸颊。

晚饭有些乱真了。四支蜡烛，巨大的一束鲜花，三道菜却是微波炉食品。然后他跑去放音乐，步子轻快，甚至袅娜。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但很新鲜。

最后他到地下室去，拿了两瓶酒上来。启开酒瓶，他迟疑了。他偏着头思考一会儿，同我商讨：“应该喝酒吗？不应该吧？”

我知道他指什么。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按说不应该。”我们像两个会计师在商讨某则税法。

“那就不喝。”

我表示没意见。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我说：“亚当，你笑起来很迷人。”

“你也不错。”

“我笑起来一只眼睛有三条褶子。”

“你很爱照镜子。”

“你呢？”

“我喜欢注意自己形象的人。”他像承认自己的毛病那样抿嘴一笑。

晚饭吃了两小时，三道菜通过微波炉变成一模一样的滋味。滋味是顶次要的，营养和颜色的搭配极其要紧。还有蜡烛、鲜花、音乐，这些是要紧的美味。之后亚当领我到房子的各隅去参观。他介绍了两件祖传的家具，都是夏克式家具的精品。所制家具以拙朴、简单、用料精良而著称于世。他又介绍一张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以及德库宁的两张草稿，都是真品。他忙于打开各盏灯，那都是为每件家具、每张画专门设计的照明。我空洞地赞美、评说。因为故弄玄虚的照明，我根本无法看见这房子究竟多大。我突然想到电话中那个多明戈的音色说的最后一句：“好运气。”这句话此刻想来怎么会有一点叵测的意思。

最后到了亚当的卧室，一派昂贵的朴素，都是没我份儿的。

我说：“亚当。”

他立刻回过头。那么快就适应了假名字。

“亚当，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亚当有种紧张的眼神。他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你确定你没有性病吗？”

“百分之百确定。”

他眼神却越发紧张，“还想再看一遍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吗？”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笑了。

他看出这不是笑，是恐惧。他走过来，两手平搭在我肩上，眼睛摆得很稳。

“我们这类人其实对卫生是吹毛求疵的。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他口气直白、坦然，具有强大的说服性。同时他两只手顺我双肩下滑，捞起我的手。这时我才发现屋里有音乐，一切都事先布置得相当妥帖。

我的手来到他的面颊上，非常陌生的皮肤质感。他的眼睛越来越深，等着铺垫最后完成。他一直看着我，似乎随时会有个决定性的动作出来，像正常的男女一样。亚当的戏不错。

我的内裤是新的。我事先做了所有准备。

亚当终于把颈子垂向我，对我耳语：“我不要你担心。我们可以采取个措施，不必按正常男女的程序进行。”

“什么程序？”我想他晚餐后付我的预订金包不包括这个非常男女的程序。

“很简单，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一个朋友尝试过，成功了。别担心，你看你担心了。”亚当温柔地笑一下。我唬一跳，因为那笑使他像个老奶奶。

他把我的脸按到他的右肩上，那是天造地设该女人去靠的地方。我渐渐闻到另一个男人的香水味。想到两根雄性颈子厮磨纠缠，我马上出戏了。

像是一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的舞伴，刚进入舞池踏对了节奏舞曲却终止了，于是相互看着对方的情绪和胆量顿时委顿。我和亚当满脸窘迫。他不只窘迫，简直恼恨我了。

“我已经说过，你不必担心，我们可以不按正常程序来。”他威逼地瞪着我，让我明白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我实在需要那笔钱。一笔不小的钱。五万。免税。或许得工作十年才积得出那个数目。

或许得十五年、二十年。凭我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

我的头又找到原来的位置，靠上去。亚当快速吸几下鼻子，猎犬似的。后来我们熟了，他对我说，女性的气味使他恶心。大学时期他曾有过一个女友，她的气味让他呕吐不止。

亚当走进浴室，眼睛“别了”那样看我一眼。我听着水花的嬉戏与恣纵，心想亚当的真名字是什么呢。亚当对女人们竟是虚设的，他的富有、高雅、英俊，以及那渐渐被美国式“欢乐肥胖”所淹没的瘦削、棱角毕露的男性身材统统是虚设。一个嘲笑凉凉地掠过我的脸，形同虚设的亚当是等于没有的。这一点亚当自己也意识到了。四十二岁的亚当感到了“0+0=0”的危机，把我找来，取代式子中的一个无限的位置，使其有限，从而改变得数。

起初亚当在本族女人中寻觅，后来改了想法，改到亚洲女人这里来了。比起白种女人，我们少了许多麻烦，不会事后上法庭、闹财产、争夺孩子监护权，等等，等等。亚洲女人要面子。我们中间也少有吸毒、酗酒、吃抑郁症药片的人。其次，亚当还看中我们的现实、自律、忍耐，他希望这些素质被组织到他的下一代身上。这样的东西方配制，应该能控制我们产物的质量。在我排除咖啡因的两个月中，亚当仔细向我解释过这些考虑。

亚当出现在浴室门口，腰上裹着雪白的毛巾。大量的乳白色蒸汽包围着他，他披散的长发受了湿而卷曲。这时的亚当像神话。

他的手指捏着纤小的一支瓶状器皿，对我说：“轮到你了。”他随之告诉我事情会如何简单，如何安全。亚当讲这些步骤时，如情人一般低垂眼帘。我明白了：整个事情还是挺堕落的，挺丑恶的。

在我证实怀孕的当天晚上，亚当开车带我到湖对岸一个宁静的小镇。镇上有个小旅店，非常适合度蜜月。他要了两个房间，蜜月便成了出差。但他眼睛有一点度蜜月的感觉，甚至私奔的感觉。我们不声不响地拎着各自的一丁点儿行李，打开了各自的房门。我看得出来，他战战兢兢地接受自己的运气。他放下行李，换了身更洁净的衣服，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后，他沉默地抱住了我。接下去的时间他都不大敢说话，笑也是小心的。这场运气实在太大了：一支无针头的注射针管，接通他和我的肉体，成功了。因此亚当被那股不可告人的欢乐折磨，一个晚上使话题拐弯抹角，绕开怀孕的事。对我的每一句含有憧憬意味的话，他都含着古怪的微笑，又想听又怕惊动谁的样子。做父亲的幸运对于他是太偶然了，尽管他严密地规划它已有三年。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半年前停止了做爱，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她们的性格、家族成员的脾性。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

他最终认定我是因为我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我的一点机智、随和、爱整洁都正好，正合比例。正如我的身高、体重、五官排列，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重要得多。亚当从各种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著作中得出以上结论。

妊娠反应在这个晚上骤然加剧。我每隔三十分钟会冲入浴室，几乎将头埋入马桶，咆哮般地作呕。亚当看着我咆哮，看着我胆汁长流，仿佛雌性生理对于他还是不可思议，仿佛雌性的痛苦值得羡慕，令他望尘莫及。他等着两次呕吐间的那段衰竭到来。他跪在床边长吁短叹地悄语几声“上帝”，然后再好好来看他孩子的母体。他的眼神是敬畏的、膜拜的。

我懒洋洋伸手，想拨开直刺我眼的台灯。亚当替我完成了动作。他这一晚的殷勤都很得体。

我说：“我要死了。”

他说：“你看上去很幸福。”

“胡扯。”

“不胡扯，真的。无论多荒谬，你是母亲，我是父亲，这点是真实的。”他把下巴放在床沿上，俊美的五官离我很近。这样招女人爱的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女人呢？或许我会使他发生奇迹？

我拿出最好的笑，想感化他。他是个温柔的男人，他们这样的男人多半温柔。只有比他更温柔、更柔弱的东西才能感化他。也许等孩子出世后，他面对的是两个柔弱于他的生命，他会被感化。我知道我衰竭的模样在亚当眼里是好看的，圣母玛利亚。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轻柔地展开，给我看那上面的一个“2”和四个“0”。手势像展示一件神圣的礼物。我喉咙口又一阵痉挛，赤脚冲入浴室，这回成了回肠荡气的怒吼。我要让他看看我的代价是否与他的价码等值。

再回到床上，他的表情更加敬畏，似乎我腹内怀的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他手里托着个小盒，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

“别误会，我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我气息奄奄地一笑：“象征性太大了。”

他马上说：“我母亲留下的。她很开通，让我把它改镶成男式的，送给我的伴侣。它的镶工很棒，我不想破坏它。”

我的担心被他看明白了。

他说：“它起码值一万。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他快些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我可以好好看看支票和红宝石。我明天就会把支票存入银行，彻底踏实。红宝石我得好好收着。万一亚当在最后一笔酬金里打折扣，我立刻还给他。

这一夜我的睡眠很浮，感觉腹内那个鲜嫩的小生物正给我一丝触痛、一丝触痒。五十九天的一条性命……我忽地一下醒来：怎么也会有这母畜般的本性？原始的、悲哀的本性，使母畜不计歧视地从任何性质的孕育中得到愚蠢的，甚至是野蛮的幸福，还有自豪。原来我也不例外。醒时的高度理智、高度现实，在半眠时消散。我原是渴望这份渺小的，却如此体己的陪伴！

我从此消失。我十个月的消失在我所有忙碌的朋友那里毫不显著。顶多有人念一句：“有一阵子没见燕娃了。”然后会引出一段有关我的好话、坏话，抑或是带些嫌弃的怜悯：燕娃就那么给dump了！还会有抱不平的：那新夫人也不比燕娃强多少，就是年轻些。我对自己的消失很满意，如此巨大豪华的房子里盛着消失的我。我每天花十六个小时睡觉，两个小时看电影录像带，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商场闲逛。更多的时间我坐在后院的荡椅上发呆。无聊一点也不难受，这年头没有多少人是有条件去无聊的。有时发呆的结果是突然来两句诗。记下来一看，也都挺无聊。除了偶然写几笔自认为是诗的半截句子，我基本遵照亚当定的“妊娠作息时间”。连我看的录像带和听的音乐都是他严格挑选的，都像我用的食物一样缺盐少油，毫无辛辣。

亚当也近乎消失。总是在我连绵缥缈的睡眠中，我感知到他的归来。车库门启动上升，钥匙在锁孔轻轻拧动。他会给某几个熟人打几个电话，或者收听留言机上的留言。他不是怕惊扰我，而是怕惊醒我之后他必须找话和我说。有时我听他的脚步停在我卧室门口，那是他想听听我是否很好地活着。他绝不担心我会逃跑。我不会让他欠着我的账而跑掉的。

一天半夜，我睡累了，想起来歇歇。走到客厅，突然见亚当在那里坐着，看着沉寂的电视。我走到他跟前，他才见了鬼一样地弹起来，鼓起的眼珠在一点点确认这个披头散发的臃肿女体是我时才渐渐瘪下去，落回洞穴般的深眼窝里。

“有个把世纪没见你了！”他说，摘下电视耳机。他的意思是我身体上的一切成长和变形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我笑笑，沉重地坐下来。

“看见我给你留的字条了吗？”我问。

亚当点点头，有一点害羞，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

“女孩让你失望？”

“怎么会失望？就是觉得，女孩会更多地像你。”

“像你有什么好？”为了掩饰我的暗示，我打了个哈欠。他似乎没意会。

“你们这种人，是基因决定的。”我进一步提醒。他的儿子很可能像他一样，对女性是个浪费。

“我这种人怎么了？”他眼里突然放射出敌意。

“没怎么——美国原则：To Be，Let Be。”

“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他皮肤的表层出现一种抖颤，小臂上浓密的汗毛直立起来并显出大粒的鸡皮疙瘩。

原来他对我的同情是假的。我失败的婚姻使他获得了如此的优越感。他简直侥幸他是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活着不受吃和繁衍两桩本能所左右。对我们这样的绝大多数，我们这个不违天性地生男育女的巨大集体，他此刻是明显地居高临下。

我发出嘿嘿嘿的冷笑。我说：“你们的乌托邦里没有背叛吗？你们的背叛更完美，因为没有孩子这个代价。”我读了他的书，田纳西·威廉斯的伴侣为大戏剧家写的传记，里面描写到戏剧家某次旅行回家，看见一大罐凡士林折下去一大截，断定了他情人的背叛而痛心疾首。

亚当知道我在拿田纳西说事。他也笑了，嘴唇很红，刮得溜光的下巴发绿：“没错，但我们的背叛不会给无辜者——比如孩子，造成伤害。”

“因为你们有不了孩子。”我恶毒起来。

“我们可以有孩子。”这句话早等在这里堵我的嘴。

他们可以。“可以”是能力加选择，不像我们，相爱、生育都不由自主，都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可以租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体。到处有我这样流落在破碎的婚姻之外、急需五万块钱的女人。光是被亚当淘汰的，就有好几百。我们女人可以无偿地生育，可以天性使然地生育，便也可以为优厚的酬金生育。单单作为一具母体，和一张培育蘑菇的温床是没太大区别的。他们花得起钱，就可以租用这张温床。

“我也可以让你没有孩子。”

“来不及了。”

我感觉一个狞笑在我脸上绽放开来。

“钱我可以退给你。”孩子可以留给我。

“你不会的。”

他沉默地和我对视了五秒钟。他看出五万块钱比一个孩子对我更有利，也看出我没有拆白党素质。

“试试吗？”我说。他是对的，我不会的。

他把眼睛转开，对我不再继续操心。还有，我明晃晃的庞大躯体使他厌恶。他从沙发里站起，为自己倒了杯淡酒。那赖于我而存在的小生命使我成了“我们”，他看上去颇孤立。他不再优越。我要的就是这个。

片刻，他说：“那些纸片上有些短句子，看上去是诗。你写的？”

“不是诗，是菜谱。”我说。在这时做个诗人很难为情。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玩世不恭？”

“我玩世不恭吗？”我不玩世不恭怎么办？

他感到这场谈话毫无出路：“我得罪你了吗？”

“你？”我微笑着，“怎么会？我只不过每次得自己乘公车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每回得自己拎几大包食品从超市走回来，不光为了饲养我自己。电灯坏了，我得爬到凳子上去修理。”

他说：“我付了你钱。”这次他的反应非常快。

“你以为钱和责任是等同的。”对于我这具母体是等同的，“假如你这么不喜欢责任，这整场麻烦有什么意味？”

这两句话效果不错。他有了点感悟的意思。

他把我丢在一边开始思考：如果钱真的等同于责任，他何苦要这个孩子？亚当不是对人情常理彻底麻木的人。这一点我从最初就看出来了。“你指望我怎样？”

“全取决于你自己。我可以继续一个人去医院，去超市。去做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吃惊地发现亚当在厨房里看报纸，桌上一杯咖啡，像大多数人家的男主人。他从报纸上端露出非常新鲜的脸，问我睡得好不好，还说他榨了些草菊香蕉汁，如果我有胃口可以来一点。我问他今天难道不上班，他说他干的园艺设计从来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我还想问：那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识相。他还能去哪里——他有他真正的伴侣。

我掩饰着自己，不想他看出他所营造的逼真的错觉给我的温暖和酸楚。我倒了杯果汁，浮面上黏稠的泡沫，以及那鲜果特有的生腥气使我一阵凶猛地恶心。然而亚当在期待我的赞美，对他营造的关爱气氛、家庭假象，他亟待得到反响。我端着那杯肉粉色的浓浑液体，坐到他对面的餐椅上。他马上把跷在另一张椅子上的脚搁了回去，同时对我微微一笑。我屏住气喝了一口果汁，学美国女人那样抿嘴闭眼地“哞”了一声，仿佛吸毒或做爱正到妙不可言之境。亚当又一阵微笑，松弛下来。所有的预期效果都达到了。我再屏足一口气，将那血浆般的汁液灌下去大半。若不是妊娠反应，这东西不会如此难以下咽。

“你喜欢的话，我每天早上给你做。”亚当说，“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表示领情，也代孩子领情。为了同一目标，他和我的牺牲都不少。从此我得接受他的灌溉：各种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养料。每天，餐桌上出现了三只小杯，排成一列，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维生素片剂、胶囊，亚当要我以它们来做三餐。牛奶是按刻度饮进，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亚当细语柔声地对我讲解，某某利于胎儿的发育。显然是不久前才从“孕妇必读”之类的书中得到的教条。越来越硕大的我对他的说教缓缓点头，像那类死心塌地等着做母亲的女人。假如我少吞了一顿维生素，亚当并不说什么，只是往那盛药剂的小杯队列尾端再添一小杯。有时它们会列成一支颇长的队伍，对我形成一个亚当意志的阵势，逼我放弃对滋味享受的自由。

一天亚当在垃圾桶里看见一个色彩鲜艳的塑料袋，他叫起来：“伊娃！伊娃！”嗓音不高，却有声讨性。“你怎么可以吃这种垃圾！”

我说我对各种营养良好的饲料受够了，偶尔吃顿方便面。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味精？”我说我吃的就是味精。

见我有挑衅的意思，他息事宁人地笑一下，说：“伊娃，为这个孩子，我和你都已经牺牲了不少东西。已经要成功了，别前功尽弃，好吗？味精在美国连成人都不吃的，怎么能让胎儿吃？”

我说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跟吃味精不无关系。

他说：“我们不要十二亿。我们只要这一个。”他的意思是，十二亿是没办法的事，是不可收拾的后果——听任生物本性摆布的后果。十二亿，已足以证实这物种的不精致。十二亿的数量也未见得能提炼出他所希冀的质量。

我口头上服输，心里却想，以后吃方便面，绝不留半点痕迹，塑料袋要当罪证去销毁。我和亚当唯一的共同语言便是我腹内的胎儿。六个月时，我告诉他，它怎样淘，弄得我夜里不得安生。我像所有真正的母亲，两手捧着整个环球那样豪迈地捧着自己的腹，眼中发射出殷切的邀请。亚当终于像真正的父亲那样，胆怯地将手放在我的肚皮上。他的轻微嫌恶没有逃过我的知觉：他是那么不情愿去触碰一个雌性肉体，即使这肉体中孕育着他自身的一个延续。

我发现我竟对他暗怀一丝希望：我和他纯粹的形式，或将对他的本质发生影响。

我的虚荣与妄想让我在他的音容笑貌中捕风捉影，企图夸大他对我每一个温爱的神色。他说：“早上好，亲爱的！”“晚安，甜心！”竟会引起我周身血液一阵滚热，我发现自己在他出门前会脱口而出地来一句：“早些回来。”有时他会脱口而出地说：“会的。你最好穿上线袜，别着凉。”

他买回很贵的孕妇时装给我，要我试穿给他看，他会远远近近地端详，说我看上去美丽。我发现自己开始化淡妆，一来要遮去两颊的妊娠斑，二来让他在说我“美丽”时不觉得太困难。

亚当此时看着我阴影中的脸。妊娠斑在这张脸蛋上的消退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两年。亚当把他的手伸在那里，我迟疑地握上去。他手上少了些漠然。他问我可还过得去，我说很过得去。他问我那些“菜谱”怎样了，我说它们中很小的一部分去了一些文学杂志社，更小的一部分被杂志社用去填充了一些好端端的白纸。他说我还照旧那么逗，我说我不记得他曾经认为我“逗”。他等着我问他女儿菲比，因为菲比也是我的女儿。我不问，我不想弄坏心情。

他说：“难道你不想知道菲比怎样了，伊娃？”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顺口溜出的那个假名字。那名字下无忧无虑的孕妇。那些还不错的下午，自称亚当的男人走在湖滩米白色的沙里，不时回头看看自称伊娃的女人。男人见女人吃力地搬动八个月身孕的身体时，眼里是不可思议，还有深深的怜悯。他两手总处在就绪状态，微向前张着，欲阻止企鹅般的孕妇随时会发生的平衡丧失。关怀循环到他的每个指尖上，却不全是对于这具胎儿载体的关怀。

现在我更清楚他那关怀是与我无关的。

三年前的妄想使我在那些下午的湖滩上心情灿烂。我以为他或许会背叛自己的类属，孩子颠覆过多少命定？亚当多爱这个尚未面世的孩子，或许这份爱最终会纳我于内。他的富有、英俊、智慧最终会有一个归属。我依仗肚里将加入人类的胎儿，诱他越来越深地走入人类中大多数人设置的过活的模式。

那个下午，有个女人拿着一块咬出大大缺口的野餐三明治走上来，终于捉到把柄那样抓紧我的手：“哈哈！我们以为你消失了呢！”我惊讶地想，凭了什么这位女熟人把我从大腹便便的孕妇身上辨认了出来。亚当正在急速判断他是否还来得及逃跑时，我一把拉住他：“这是亚当！”他已无可抵赖。

“你结婚了？”女熟人眼睛在亚当和我脸上迅速往返。我说：“啊。”反正亚当不懂我们的话。

“什么时候？也不告诉一声！”女熟人在我肩上狎昵地推一把，接着回头去招呼她丈夫。男熟人猜测地微笑着，慢慢走过来。

亚当同男熟人握了握手。他还行。下面的谎言全看我的了。

“挺简单的，我们谁都没通知。”我脸上薄薄一层幸福还是逼真的。抬手拂去面颊上的头发，多数人在撒谎时都会添出此类小动作减轻心理压力。“亚当，这是我的好朋友丹纽李、劳拉杨。刚到芝加哥他们带我去找过房。”

又一轮握手。亚当比我的戏好得多。美国人善于应付有差错的时局。还有，他知道将来的收场都由我来。

劳拉在我又一次捋头发时把红宝石的尺寸和成色估了番价。她想，它真像是真货。

“几个月了？”劳拉的手隔着大腹搭在我肩上。“还有十九天。”

“生产前的迎婴派对呢？”劳拉问。

我飞快瞄了亚当一眼，心想，这下可好了。他两只赤脚在沙里搓动，没他什么事。

“亚当和我都不是复活节染鸡蛋、万圣节刻南瓜的人。”我微微笑着说。

“迎婴派对跟染鸡蛋不同！快快快，电话号码——丹纽，笔！”

丹纽李说他没带笔。他俩都着泳装。亚当却出其不意，拿出笔和一个小本，写下电话号码，将那片纸扯下来。等劳拉猛烈的一阵刺探过去，她显出微量的沮丧。或许她替亚当惋惜，俊逸无比的他怎么就落到了我手里。

四人分手后，我问亚当他刚才存心写错了几个号码。他没理我，懂了后轻蔑地笑笑：“太多假的就不好玩了。”

我看准三步之外的一块卵石，然后就出来酷似真实地一跌。亚当准确地接住了我。他的手便留在我一侧的腰上。我们如此的一双背影，就如此地留在劳拉和丹纽回首一瞥的视野中。太阳虚化了亚当的侧影，湖面很亮。

就在那样的一个下午。那样一个胎动剧烈的下午，就那样，亚当与我共同陪伴我腹内的菲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低声谈论菲比的未来。那时还早，菲比还不是菲比，只是个“它”，最多是“她”。

亚当说：“每月一次，你来和菲比吃一顿晚餐。怎么样？”

“好的。”我说，“就把探亲时间定在星期六晚上六点。”

“三个小时够吗？”亚当问。

“如果是吃微波炉晚餐，三个小时应该够了。”

“很可能会出去吃。不过餐馆里的菜都很可疑。”

我知道他是怕餐馆里太多的油、盐、滋味，还怕菜蔬都是施化肥的，鱼、虾有水源污染，等等。他限定我在一家名叫“真实食品”的超市买食物，那里的食物是天然环境中以天然、原始的方式栽培的。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我探视孩子的这个晚上，由我来亲自下厨，以保障这餐晚饭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也绝不会弄得香味四溢而实质上对人体无太大裨益。因此我的探视时间可延长到四小时，我很爽快，说四个小时很好。

“我事先去买好菜。”

“好的。”

“你可以事先打电话告诉我，你需要哪些原材料。”

“好的。”

其实我吃不准自己到时会不会有那个心情。对这个越来越近的孩子，我的感觉仍是陌生的，同我的生活毫不切题。这感觉很好，它使我很本分地做一个培育蘑菇的温床。亚当看看我，他喜欢我的明智。

“能不能改一天，改在星期五晚上？”他问。

我看他一眼，体贴而周详：“你星期六必须和他一起过，是吧？”这个“他”指谁，亚当明白。

他沉默一会儿说：“没错，礼拜五行吗？”

“你们感情很好？”

他点点头，眼中的一点愁是为那人而生的。男人爱男人也会有这点美丽的愁绪。我突然好奇得要死。

“你们相爱了许多年了吧？”那个多明戈歌喉埋藏在怎样一具躯体中？

亚当望着许多年前，点了点头。他忽然说：“你还没有回答我，星期五是不是对你方便？”

“只要对你没什么不方便。”

我把“你”字说重了，他听出了“你们”，并且是被异感、成见、带一丝恶意的兴趣处理过的“你们”。他不计较，心里充满正经事物。

他说：“好的，那就改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不要带礼物给她。”

我说：“好的。你别担心我收买她。”

他看看我脸上渐有些歹意的傻笑，说：“他也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餐。你看呢？”

我说：“你、他、孩子和我？”他看出我已提前没了胃口。

亚当笑了笑说：“你不会讨厌他的，他很讨女人喜欢。”看我越笑越坏，他说：“真的！”

我说：“行。”

随着我的心宽体胖，我有了一个心宽体胖的人所有的宽厚笑容。若我曾经有这副好修养，有这副宽厚笑容，我和前夫那二十来个月的新婚也不会破裂得补不起来。我偏头看夕阳中亚当的红铜色头发熊熊燃烧。

我说：“他像你这样讨女人喜欢吗？”

他知道我不过吃吃他豆腐，笑着叫我闭嘴。

我说：“讨人喜欢的人一般都祸害人。”

“好极了，你这句话说得几乎称得上智慧。你要不是个女人多好！”

我想，这小子想什么呢？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说，“星期五的晚餐桌上我希望只有你、我、她。”我指着肚子。

亚当严肃地思考一会儿，说：“行。”又思考一会儿，他问我，“你认为一个月一次探亲，对你和孩子是不是公平？”

我说：“我行。孩子有什么选择？”

我没意识到这话的凄厉，它使我们都感到了某种新鲜的触及。冷场连着冷场，我们都喘了沉重的一口气。他陷入了更严肃的主题，问我道：“你认为我应该告诉她，你是她的母亲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看还是不让她知道的好。”他慢慢地说，“就说你是从小带她的保姆，你同意吗？”

我点点头。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收了人家五万块呢。

他还没完，语气更商务化：“那么哺乳呢？你愿意给孩子哺乳吗？”

我看着几只胖胖的水鸟飞飞落落。

他说：“这样孩子的免疫力会强些。”

我感到心抖了一下，我受不了自己的母亲形象。本来可以脐带断了一切也就断了。

我说：“不。”

“我给你五百元一个月。你可以不马上回答我，好好想想再说。”

“我好好想过了，回答是不。”

他说：“六千块呢？”

我突然翻脸，对他说：“我想花六千块请你闭嘴！”

“我的意思……”

“立刻闭嘴！”

我撑起重心不稳的身体，撇下他向湖水走去。现在还来得及淹没这胎儿和它的母体。但我渐渐从冰冷的湖里找回宁静，横来的风霎时吹干了我脸上的两滴泪。亚当就在我右侧方，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两个合谋者。

那以后我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与亚当探讨有关菲比的所有细节。那时还不是菲比，是蒂娜，或者蓓姬什么的，亚当在起名字上一天一个主意。还没出世，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没了真名字。到一帮人来给我开迎婴派对那天，亚当忘了他前一天晚上起的最得意的名字是什么。

亚当说他不参加这个迎婴派对。他无力地笑笑说，那么多的表演，那么多的谎言，请怜悯怜悯他，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我劝他想开些，我的这群朋友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得一个不剩。我几乎恳求他：好好表演这一个晚上，难道我不是在你提出各种非人条约时常常让步吗？他一副可怜相，两眼的混乱，五点钟了还没洗澡刮胡，一直到了五点十分，我摆弄好烤箱里的烤鸡，见他仍杂草丛生地呆坐在电视前面。我说，好吧，我放弃。他得赦一般蹿起，矫健地蹿上楼，很快便一副赴约的打扮下楼来了。他讨好地说我的孕妇装颜色漂亮。我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看他坐在门厅的椅子上穿鞋。他用指尖碰了碰头发，张扬的一房子香水味。我就这么看着他，想起对他暗存的那种种指望，两个肩向上一耸，笑了。

“你笑什么？”

“高兴。”

“我很高兴你能高兴。”

我转身进厨房，免得自己同他认真。我晃呀晃地向炉灶那里走，尽管子宫里的孩子没我的份儿，却给了我这副母兽般一切都不在话下的雍容步态。

我感到那股圆润的芳香袭来，亚当竟从后面搂住我的肩，在曾经有真正男性吻过的地方——耳垂和脖颈之间那最知痒痛的一带轻轻吻了一下。

那是个不错的吻，有着不少真实投入。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亚当利用了我的妄想，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这是我现在彻底醒悟后的认识。

我发现自己在跟着他走。亚当还是善于左右我。也许我真的这么没用，自认为难以为人左右。亚当说他专门来阻截我，从我的室友那儿打听到我每星期二下午四点会来看免费画展。我对和睦相处的室友交代过，千万别把我的行踪告诉一个带纽约口音的男人。看来叛卖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亚当以他的纽约口音告诉我，菲比情况不好。想象不出菲比还能比原有的不好再坏到哪里去。我有些怀疑，一年多前我搬家就是菲比的“情况不好”引起的。我不愿为了菲比而仇恨亚当，也不愿为了亚当而心疼菲比。主要是不愿为了他们父女俩而麻烦我自己。没错，我和美国人学的，绝不麻烦自己。我越来越喜欢方便：方便的交际，方便的男女关系，方便的生活方式。只有年轻才会过很麻烦的感情生活，岁数一大，就不一样了。我连怀念都不想有，怀念是一种麻烦的感情，菲比偶尔出现在我梦里，这是我感情上唯一不方便的地方。

亚当在讲菲比如何地不幸。我事先并没有发现任何预兆，她在我腹内怎样地健壮活泼，那有力的腾跃踢打，到现在仍无比清晰地留在我腹中。我的每根神经都记得菲比在我体内热闹了好一阵，尤其那个傍晚——我打开门看见门口一大群人时，我的惊唬和诧异菲比马上感觉到了，在我肚子里手舞足蹈。整个一晚上，菲比隔着我的一层肚皮同所有人一块儿热闹。

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的前夫也混在贺喜的人群中一块走进来。离婚后的两年中，我每次想忆起他的模样和神态，都失败。就像我不管如何用力，也想不出自己的长相和神态的特点。而一见到他，才明白只是因为他熟得不能再熟，熟得如同我自己，所以是不必记住的，所以是无法记住的。又来了，两眼的温存，情痴似的犹如他昨晚刚和我有过性命攸关的幽会。

“没想到吧？我们把这家伙给你带来了！”在湖畔遭遇的女熟人押解M到我面前，看我们隔着一丘大腹握手、拥抱。

熟人们显得比我印象中更熟络。他们大概喜欢看人懊悔。他们大概认为M肯定懊悔了。对我具备如此能力，在情场和财场上的暴发，他们有些难以接受。女熟人劳拉从见到我和亚当的当晚起，就把我的事迹逐步走漏给所有熟人和半熟人。包括亚当的相貌杰出、我的摇摇欲坠的大腹、我手指上一颗小灯泡似的红宝石，等等。由于亚当一不小心写了个无误的电话号码，出来这样的局面只能由我小心陪着混了。

M是最后一个和我握手拥抱的。特权还是谦卑，我吃不准。他的手忽然缩小了，在我掌心里软软的像个孩子。但它是有语言的，在我们两只手触碰的刹那，我感到它的体己、语塞，随后是含糊不清的千言万语。我落到这步田地，差不多是他一手干的。

人们却听见我自鸣钟那样“当当当”的健朗笑声。我边笑边说：“怎么不带你的小夫人一块儿来？”

但他，M，看见我用心描过的眼眶里，两圈极细的眼泪光环。

我在他眼前挺着九个月的身孕。一张由亚当饲养配方喂出的红润脸蛋，身上的真假首饰，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眼里形成一个重大不幸。他是看透我的。M像我的父母、祖父祖母一样看得透我，因此爱我，因此爱出怨恨。在M那里，曾经有一个可爱的我。短暂的美丽，转瞬即逝的娇憨，一去不返的乖巧。那时是个二十出头的我，站在西单食品商场买冻带鱼的队伍里。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我只向后让，给他腾地方。接着又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M在远处看着我，然后悄悄走到这个一直让人占她便宜的女孩身边，也插进队伍。他想这女孩的谦让是怎么回事，他不知这是不是好事情，她对占她便宜的人们如此懒得计较。然后他转脸向我，心里打算结束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恋爱，和这女孩恋爱。

在冻带鱼浓重的腥臭中，M和我就那么定了。那是一场漫长的恋爱。双方损耗都很大。M一直想弄清我的谦让乖巧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起了颇大的疑心。他开始对我心里不踏实。我接受一些男人的殷勤，其中是好色也好，是真心发痴也好，我都随他们去。我懒得纠正他们。M的小心眼使他专注，他不敢分心，怕我懒得拒绝这些男人，而让他们真占了便宜去。那样吃亏的就是他了。他决心结束这场持久的恋爱，和我结婚。婚姻使我们发现，M和我那么玩得来，我们的学校离得很远，每天很晚聚在地铁站，从终点乘到终点，直到地铁停运。第二年他终于有了间房，我开始用一只电饭煲烧出一桌一桌酒席，供一屋一屋的熟人来吃。我们都属于一直可以读书读下去，一离开校园就觉得自己极废物的那类人。钱都是靠读书挣来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此之外我们不知其他任何谋生途径。M和我的生活越来越安宁。接着我开始有了种嗅觉。我开始抄检他的日记和通讯录。疑迹是不少的，我撒起泼来，我和他先后打算放弃安宁的日子。其实我自己也不知该拿越来越安宁的生活怎么办。M的每次外出对于我都是一段暗战，我被那些藏在暗中的女人们弄疯了。终于，我的一夜刑讯有了结果，M说，是的。那时我们刚到美国。多么不地道：在异国他乡给我来了这一手。

M说：“别闹了。我得活下去，我得有温柔。”

我的温柔呢？好像我该对我丧失的温柔负责？他不管我，重复那两句话：“我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从此我们有了另一种安宁。那种稍有和颜悦色就唬着对方的安宁。那段安宁挺棒，M写完了论文，我得到一连串的“A”。乘着那段安宁，M还写了不少散文，我从打得齐整的稿面上认出不同的纤纤素手或流利或夹生的电脑打字。她们还为他理发，为他买袜子、衬衫、线衣，使他常常五颜六色，风格迥异。一个陌生的、充实的M渐渐没了我的份儿。

他看着此刻庞大的我，离婚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使他不自在。他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我微微一笑，曾经任人插队、任人献殷勤的态度又回来了。他又说：“还是争取把学位念完吧。你比我强，英文混混就混这么好。念出学位，将来……我也放心了。”

我点点头。那乖巧也回来了。我很明白。他的过意不去是短暂的。他把几件二手货家具和一台电视机留给了我，一再地说：“存款我一分都不会带走。”总共1520元钱，他也落个慷慨。我还是笑笑，懒得戳穿，这点收买实在不够漂亮。他以为我真的又乖起来，真的把他的婆婆妈妈听进去了，更来了劲头：“钱上的事，能帮我会帮的。奖学金有困难的话，给我打个电话。”下面他改用英文说：“我永远会帮助你的。”他的英文带着浓重的中国北方口音，使他有了种厚道质朴的假象。我险些忘了他坑了连我在内的一群女人，险些忘了毫无商量余地同我离了两年婚的那个人就是他。他又说：“我一旦安顿下来，会把新的电话号码给你。”我猛地一醒。刚才那些话温热地在我心头爬过，现在却留下一道黏湿阴冷的痕迹，如梅雨季走过一只湿乎乎软乎乎毫无体温的肥大蜗牛。我对他转脸，嬉皮笑脸地说：“可不可以直接跟你的小太太求援？她在银行里晋升部门经理了嘛！”我看着M的心最后地冷下去。

M没有给我他新家的电话，他对我如此了解又如此误解让我觉得很好玩。

我旋转着重心不对的身体，招呼大家：“喝、吃，吃、喝。”亚当母亲留下的雪白细麻布餐巾事先熨得一丝不苟，是每周来一次的女清洁工熨的。银餐具也是她擦的。她是那种老式仆佣，对主人房里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惊奇。她对这宅子中出现的中国女人和她渐渐长大的肚子丝毫惊奇也没有。她每星期见我一次，而见面次数的累积毫不增加她对我的熟识程度。瓷器是白底黑边，黑色上烫有两个金字母，大概和亚当的家族姓氏有关。通过亚当的父母传下来，再通过亚当传下去。只能传给我腹内这个小东西。亚当的长辈们死也不会想到这家族的血通过怎样一个渠道流到了我这儿。墙壁上挂着亚当母亲的肖像，是她三十岁时的模样。那时什么都还没发生，她唯一的儿子尚没有露出任何端倪。贵妇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有一日伪装成一个丈夫，伪造了个名字：亚当。一大场伪造中，只有她流到我腹内的那一丁点血，那血的花与果是真的。三十岁的母亲肖像笑得像个皇太后，眼睛看着我们狂欢，目光中有一丝愚弄。或许正是她愚弄了她的儿子、我、所有人。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又形同虚设的亚当？既然形同虚设，又如何会在我体内成就了这一番局面？我指着一张张油画肖像向中国熟人们介绍亚当的母亲、父亲、祖宗八辈的阔佬们。

我在人们眼中看见了惊羡和困惑。女宾们想：这样一个冤大头怎么就给她撞上了？她还剩多少青春美貌？三十来岁一个女光棍，姿色也是些渣儿了，她凭什么？

只是在M眼里，我瞥见祝愿下真诚的担忧。M悄声问我：“你丈夫怎么还不回来？”

“迎婴派对是孩子娘家人的事。”我说。我知道我不能使他完全信服，“再说他临时接了一项重要的庭院设计，去外地了。”

“你真的幸福？”M说。

“这个词听上去比较肉麻。”我说着便哈哈乐起来。

上甜食的时候，我开始拆人们给孩子的礼物。拆到M的那份，是只大盒子。打开，里面套只小盒。大家骂他要把我累死。他只是眼不眨地看着我。那双深沉、让女人们错误自信的钟情眼睛。连环套的八只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个中国民俗味很浓的荷包。我此刻坐在地毯上，被礼物埋了半截，大腹正搁在微肿的腿上。我心里冷笑：你弄出个信物来了。

从荷包里坠出的是两把长命锁，一大一小，M马上解释，大的是母亲的，小的给孩子。

我看了M一眼。

M像看懂我心思似的，暗色皮肤更暗一成。曾经的热恋、耳鬓厮磨、吵嘴、相互诅咒、彼此漠视，原来全都作数，都是这一笔那一笔的积攒。我几乎上来股热望，要把一切真情都说穿，把一整场伪造揭露给他，把我被他dump后的穷困、寂寞，不拿自己当人而去当一张五万元的种植温床——这一切都告诉他。这一切根源在何处，只有他心里有数。他会为我流泪，为我的自作自贱把手指关节扳得咔吧直响。放心，他会的，他为所有深爱或浅爱过的女人都会这样。他懂得我们这个集体都一副德行，不被他爱了也就停止了自爱，一切愚蠢的出路都因为在他那儿没了出路。

我将有个我不能去爱的孩子，这孩子有个装扮成保姆的生身母亲。

菲比出生在迎婴派对的第二天早晨，就是说宴席散去的两小时之后，我尚未清理完餐具，发作便开始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一大片狼藉之中，捧着膨胀得极硬的腹部。

我想该给谁打个电话。但给谁打呢？亚当从不给我牵制他的权利，他出现，他消失，全都由他自己操控。给M打吗？让他为他前妻的临产向他现任妻子告假？那是比较胡闹的。我忽然想到女清洁工，她的电话号码被一块草莓形磁石吸在冰箱的门上。女清洁工在半夜两点被电话铃惊醒，这在她默默无闻的大半生中极少发生。她没有问我将生的是谁的孩子，也没问亚当见鬼去了哪里。她只说：“别怕，心肝儿。我生过四个孩子。”

很奇怪地，她的这句话使我也像生过四个孩子一样沉着下来。我接下去便按她说的去一步步做了：洗了个温水澡，换了干净松软的衣服，好好在床上躺下，等待疼痛加剧、间距缩短。她让我抓紧每次疼痛的间隙睡它一觉，每一小段睡眠都将在最终玩命的一刻帮上大忙。她还让我祈祷：痛得再冒汗、再语无伦次都别停止祈祷。除了祈祷，我其他都照她说的做了。

凌晨四点，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女清洁工，问她祈祷该说些什么。她告诉我该说什么什么。我怕记不住，拖着痛得歪斜的身体，找来一片纸，把她说的写下来。女清洁工又说：“一切都会好的，我生过四个孩子。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都好了，心肝儿。”她把世上的人都叫成心肝儿，亚当过世的母亲、亚当，还有余下的全人类。一次来了个检查白蚁的，她也一口一个“心肝儿”地称呼他。但此刻听她这样称我，我感到这称谓是具体的、针对我而来的。人在最无望的时候就这样，一点点温暖、好意都不放过，都死命抓住。上帝都被拉来急用，何况这个活生生的称我为“心肝儿”的女佣。

我在早晨六点彻底放弃幻想。亚当把他的孩子整个地交给我去生。我就乘计程车独立自主地去了医院，小皮包里放着亚当为我买的医疗保险卡。下车时我向出租车司机要了收据，这钱该亚当报销。疼痛并不使我对钱上的事马虎。

我走到柜台边，问值班护士到哪里去生孩子。护士指了个方位，仿佛我问的是女厕所。我正要往走廊深处去，护士说：“劳驾，你有保险吗？”我掏出那卡片给她，她让我先等一等，她要将卡片和我的档案核对。我扶墙站着，等护士详细核对，不然我会生错孩子似的。等待时疼痛步步逼紧。疼痛狂野起来，亚当花五万块让我这么痛，他赚了。

在我被推进产房之前，一个产妇刚结束作业，从里面被推出来，丈夫是个中年男人，秃光的头顶上湿漉漉一层汗，也穿着浅蓝消毒大褂，脊梁领路向外走，半个面孔在摄像机后面。分娩的整套程序都被录在那卷磁带中，留着以后让产妇慢慢看去，慢慢骄傲去。一整套生物动作，扭动痉挛，龇牙咧嘴，完全走形，她可以一遍遍去欣赏。我小时候梦见过我父母结婚。那时我三岁，到处跟人家说：“我昨晚看见爸爸、妈妈结婚！”我外婆揍了我一巴掌。她老人家活到现在就懂了，事情可以一遍遍折回去，从结果折到开头。当事人可以局外地看自己了不起地张开个大口子，血淋淋娩出一条小生命。在科学理性的今天，我外婆会知道这个先做后看的顺序并不荒诞。而我是没的看的。我的这套天然演出将没有证据，这正合我的意。我的龇牙咧嘴、不堪入目的雌性生物行为将毫无记载。这一点令我侥幸：幸亏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看着助产士的手把菲比从我肉体上摘下，捧到与我目光平行的位置。我看着我的血在菲比身上冒着热气。惊讶使我哑然。我看着菲比的小脚丫儿蘸着我的血在出生证明上捺下印记。我想，不好，我的心动了。就算一切都不算数，这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女孩是算数的。怎么事先没想到，她会和我相像？我怎么会忘记，一旦她和我相像我就会变得很没出息，想抱她、吻她、拥有她？我脸上出现了一个虚弱的傻笑，听周围的人夸新生儿和产妇，我不管他们是真诚地夸还是敷衍地夸，我只把他们当成真心。我脸上虚弱的傻笑持续着，像电影女主角俗套的表演，像我妈妈生下我或亚当母亲生下亚当。像我妈妈站在机场，看我走入海关，那样的笑法。

从菲比走出我身体的那一时刻，我和她突然建立了一种新关系——我们彼此脱离而致的创伤使我们遥相呼应，成为分作两处的整体。我马上辨得出菲比的哭声，梦萦魂绕地从深深的走廊进入我无论多沉的睡眠。护士隔两个小时就把婴儿们推进病房，一排小脸蛋我只需瞄一眼，便认出菲比。护士说这样两小时一次的母子会面是让双方习惯彼此的相处，也让乳汁早些成熟。

菲比在我枕边，我嗅着她新生儿甜滋滋的气味，听她呼呼作响的喘息。我看得出她从我这儿取走的那些部分，耳垂、眉毛、头发、指甲。渐渐地，我只看得见像我的局部，而这些局部在不断扩大。我从来没这样惊讶过：我的这条命竟会有如此的复制。我惊讶得连亚当的缺席都忽略了。

亚当是第三天早晨来的，正赶上我出院。他从伴侣那儿回到家，看见了我的便条：“我去医院了。你若及时看见这字条，到医院来找我（或我们）。”他走出电梯时脸色相当苍白。菲比的预产期是在十八天之后，他的心理准备便欠缺了十八天。这大概是他面无人色的主要原因。他马上看见在柜台前办出院手续的我。一看我的样子，他顿时松了口气：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戏剧高潮早已过去。他咧开无血色的嘴唇，但它不能算个笑容。关怀还是有的，他凑上来双手按了按我的肩，像他的一个同事发生了某种重大不幸，他给予无从言说的慰问。也许我错了，他那动作的意味该这样诠释：他和一位同事共同闯下一场大祸，而那位同事一人顶下了责罚，他既侥幸又愧疚，还怀有满心敬佩，那样按按同事的肩，仿佛说：“够哥们儿！好样的！”不过如果事情倒回去再来一遍，他仍然宁愿把英勇和光荣全给这位同事。

我一字不提产床上的九死一生。五万块包括这些的。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孩子？婴儿室就是那间带大玻璃窗的屋。”

他却被拦在了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护士面无表情地向他要牌照。婴儿的父母各有一块和婴儿号码相符的牌照。他们的争执在回音四起的走廊里显得很嘈杂。我一一听着，等待账结完，我好过去为亚当帮腔。

亚当说：“我是孩子的父亲。”

四十多岁的护士说：“哦，是吗？所有婴儿的父亲我都认识。我想我不认识你。”护士正在仇恨天下所有男性的年纪。

亚当说：“我只进去看一眼……”

护士说：“我们这里发生过婴儿被窃的事件，你知道吗？”

亚当不再优雅，嗓门粗大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会偷窃婴儿？”

护士说：“拿出牌照来，证明你不会。”

亚当说：“我疯啦？要不是我的孩子，我碰都不会碰！我对别人的孩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护士说：“我打赌你看上去就对孩子没兴趣。”

亚当说：“那你还不让我进去？”

护士说：“你想让警报器全响吗？没牌照的人一进这个门，警报器全会响。警卫们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跑来逮你。我倒不介意他们逮你。警报器的声音很讨厌，孩子们都不喜欢它，会哭个没完。”

我及时调解了他俩。我证明亚当的确是菲比的父亲。

护士看看我，又看看他，笑了：“便宜这小子了，生孩子的辛苦他全错过了。”她接过我手上的出院手续，然后仔细核对了上面的条条款款，这才把菲比抱了出来。

“喏！”她说，“看好，襁褓是这样……这样……包裹的。得紧，这才让孩子感觉安全。”她像西单商场模范售货员捆扎糖果那样，手势果断、快捷，每个动作都有最高的效率，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多长时间喂一次奶，换一次尿布。我的出院手续中包括一本小册子，上面有所有图表、刻度，公式般精确。按这些公式养大的孩子该不会有误差，该比我们这些依生物本能抚养出来的人类要优等。

菲比哭了一路。我不断换姿势抱她，又把手伸进襁褓，看看是什么让她不适。我不知不觉地对她喃喃说着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那类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喋喋不休，那类对任何其他人不发生意义的甜蜜傻话，在我和菲比之间开始了。

我发现亚当车开得很坏，两次闯红灯。

我说：“要命，不知该怎样她才不哭。”

亚当却说：“她的哭一点儿也没打扰我。”

“那是什么让你开车水平下降？”

“你。你没注意到你在不断地说话？”

“我在说话？”

“你一直在和孩子说话。”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了。我和菲比自然而然地正在建立一种联络方式，一种几乎是使用暗号秘语的单线联络。我的潜意识、我的本能发出这样的喃喃低语，只有菲比的潜意识和本能能够完全地、正确地接收它。它使她与我在脐带被剪断后迅速形成另一条暗存的因而不会被剪断的纽带。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和菲比都无能为力：我们已把包括亚当在内的一切人排斥在外了。

亚当的不安正在于此。他完全没想到两天前还对菲比无所谓的局外人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母亲，从内到外，彻头彻尾。这个局面对他可不利。我眨眼间有了母亲的名分、实质，还有五万块。这不公平。

其实当我发现自己津津有味地做起菲比的母亲来，我的菲比身上属于亚当的那些局部送入我的子宫。我怎么这样健忘？亚当手捏着那管注射器，对我安详坦然地向浴室方向摆摆下巴：“该你了。”

我想，很好。亚当毕竟是明智之人，早些离间我和菲比的关系，大家都方便些。我忍住不去理会菲比的哭喊，及时制止那已滚到舌尖的喃喃低语。有时菲比哭着哭着突然会停下，然后瞪着眼似乎在等待什么。她等待我同她交流。她那么快就适应了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什么，她却是听懂了。菲比脸上会出现一刻类似焦虑、失望的表情，接下去她知道她等不来我的回应，哭得绝望极了，愤怒极了。像个迷失的孩子，喊母亲不应，只得疯狂、漫无目的地瞎哭一气，把自己消耗到最后一口气。

菲比就这样哭到奄奄一息。有时我会受不了，冲出自己的卧室，但一见到亚当正围着菲比的小床打转，我立刻冷静下来。我意识到我跑来更主要是因为我需要菲比，是要止我自己的心痛，是抱哄我自己。有时看见亚当以极别扭的姿势抱着菲比，大人孩子都那么不舒适，我抑制了自己上前纠正他们的冲动。菲比终将要和亚当生活，所有的不适她都得适应。一个最初就不知舒适为何物的孩子，最终会把不适当成舒适。

一个夜晚，我突然惊醒，但不明确是不是被梦惊醒的。我悄悄向菲比的房间走去。亚当不在那儿。我在十瓦的灯光中走向小床，这才明白我惊醒的原因。出院后的第一次，乳汁溢出乳头，在胸口洇湿一大片。很奇怪，我已基本上拿定主意第二天离开这里了，乳汁却来了，比医生预期的晚了五六天。这些个昼夜，菲比哭喊，我认为我没有理会她，其实不然，除了这个高度理性的我之外，我其余的一切内脏、情绪、荷尔蒙都在对菲比的哭喊做出反应。这是多么汹涌的反应啊：我的手刚将衣襟撩开，乳汁便喷射出来。荷尔蒙在菲比的哭声中激烈分泌，作用着我的身体，支配着我的乳房。此刻我跪在了小床前面，朦胧的灯光中，两个乳头仰首以待，回答着菲比的每一声哭喊。我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已把菲比抱在怀前。菲比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两片柔软无比的微小嘴唇，已合拢在我的乳头上。那一声呻吟绝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它像一个人在潜入水底前，垂死地大吸一口气。菲比一个猛子扎进乳汁，鼻息变得急促而紧张。原来就这么天造地设，没人教她，也没人教我。两排柔嫩的牙床轻抵住乳头，她做得如此完美，竟懂得自己喂饱自己！

我便有了一种贯通感。一个循环这才完整了。

这时我感觉亚当从我背后走来。他夜晚上闹钟睡觉，两小时起床一次，到冰箱里拿一小瓶混合奶液。冰箱的一个层格里并排放着六只同样大小的奶瓶，按教科书的定量预先注入奶液。这件事总是亚当做的。他十分严谨，将大罐中的混合奶液倒进六个小瓶，再把它们一个个对着光线举起，看是否达到奶瓶上以红笔画好的刻度。他此刻更像一名化验员，分毫差错都得排除。亚当就这样拿着定量精准的冰冷奶瓶，直着眼看我抱着菲比跪在那儿。我的背影很好，完全恢复了雌性哺乳动物的原形。

我向他转过脸。我脸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使亚当不敢贸然近来。雌兽那样神圣的凶悍，大概那一刻出现在我的神色中。亚当退到门口，有些畏手畏脚。我、他、菲比，三个人物的关系，总是不能绝对准确，也就是，不能等距。我总是会有些新的招数，出乎他意料地使整桩事情陷入一种暧昧。我的任何随心所欲的举动，任何超出我们完善的理性规划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亚当是这样看的。

我也不希望任何危险发生——会在我心里留下巨大创伤的危险。而我这样让菲比躺在我的臂弯里，让她如此安全踏实，每吮一口温暖的乳汁，都发出一声短促的满足的叹息。这样的每一次，每一次，都在培育那个危险，都是在喂养那个创伤。

某一天，亚当说：“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和他来到客厅，坐下。请他设计庭院的客户，就这样同他面对面坐下，然后双方开始摊牌。

“我想下礼拜一离开。”我先出牌。已是底牌，也即免去了他许多不中听的废话。

他想了一刻，说：“谢谢你。”然后他拿出支票本，写下他欠我的最后一串五位数码。他将支票放在我们之间的玻璃砖的茶几上，用两根奇长的手指朝我的方向一推。意思是，它比任何话都实在，都有力。这动作他做得极自信。买房子，买地皮，买他的银灰色奔驰，都是这样一推。没有他买不下来的。我把它拈起，对折，放入衬衫口袋。我对他说：“谢谢你。”

“别客气。”他想忍，但没忍住，“你最好不要带走菲比的照片。”他眼睛在说：我是为你好。

“谢谢你。”我确实有点真实的谢意：亚当守信用。

他不知道我是谢他五位数的支票，还是谢他言辞之外的体贴。他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嘲讽的意思。我的表情大概有点恶劣，但我不是存心的。

“该谢谢你。”亚当说，“为菲比哺了一个月的乳。”

我想起菲比出生之前，在湖畔的那个下午，我为哺乳的事发了大脾气。我的脾气是因为亚当的得寸进尺。而事情现在颠倒了过来：亚当感到哺乳的危险。我和菲比顺从天性地紧密相处下去，他将落个人财两空。我当然明白亚当的不安。不过我主要是为我自己好，我已经陷得不浅了。我想到小时家里的那只母鸡，特别爱抱窝，邻居们拿了鸡蛋来塞在它肢翼下，它便死心塌地趴了一个月，孵出二十多只不管是谁的鸡仔。事情便出在这里：它从此不准任何人靠近这群鸡仔，邻居们只得依顺它愚蠢的母性，或说干脆利用它的愚蠢，让它去操劳，去带领鸡仔们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

亚当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笑我和那只傻母鸡挺相像。区别是我及时制止了那种荷尔蒙造成的愚蠢。

我收拾好行李，和来时一样的简单利索。然后便钻入亚当的银灰色奔驰，我没有去跟菲比告别，她已经在刚到达的保姆怀抱中。她哭作一团，我也没去看她一眼。这一眼很可能有害于我的余生。很可能，我会记住这一眼，直到死。那我收下的这五万块就大大不值了。

亚当在街边停下车。我一看，是我们第一次合谋的那家咖啡店。要是那场谈话失败，比如那时亚当发现我有什么不中他意之处；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某种气质或形象上的不顺眼，他就不会带我去湖畔，就轮上另一个女人做菲比的母体了。或许就什么也发生不了。因为亚当在我之前和几百个女人扯过皮，到了我，已是他的耐性极限。我若落选，他便放弃。也就没有下文，以菲比的不幸而形成的下文。

亚当像头一次那样，为我叫了杯咖啡。然后他又是那么细节化地叫了他自己那杯“非咖啡”。我及时止住他，说我也改喝“非咖啡”了。他转向等在桌子边上的侍应生。

“两杯无咖啡因的咖啡、非糖、全脱脂的奶。”

侍应生走回去，同时叫道：“两杯‘何必’！”

我和亚当对视一眼，都笑了笑。这两杯非咖啡、非糖和非奶，一连串的否定，等于什么也没喝。那么又何必喝它——这是侍应生的态度。根据这态度，他们为这种将天然完全剔除出去的玩意儿叫作“何必”。如同现今流行的不含酒精的酒、不含巧克力的巧克力、不含奶油的奶油，人们吃着喝着这些无害处也无任何吃头的玩意儿，仔细想想，何必？

这次我们没去湖畔。我们坐在靠窗的小桌，外面秋高气爽，枫树和橡树尚未变色，但一抹暖色已含而不露，存在于氛围之中。我先开了口。

“菲比怎样不好？”

亚当眼睛看着窗外说：“其实也没有糟到哪里去。她就是没法和保姆相处。有时索拉会照料她几小时。索拉有自己的孩子，都缺乏照料。”

索拉是女清洁工。

“索拉是好人。”

“奇怪了，你们俩背地里讲一样的话。索拉说你是好人。”

“我不是坏人。”谁知道？一个生了个孩子从此便消失的女人大概该算坏人，或者“非坏人”。

“没想到你干得这么出色。本来说好你一个月探望孩子一次。”亚当说。

“作为保姆探望。你别忘了。”

我不想把我的致命处暴露给亚当。两年前，当我把菲比柔若无骨的小肉体捧向自己乳房时，就明白我的致命处在哪里。过去我以为M离开我会置我于死地。产下菲比，我觉得把M当作要害是因为我缺见识。他怎么能和菲比相比？亚当沉默了一刻，回头定定地把我看着。

“你完全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不，比原先好看。体形比原先更线条化。”

我说：“谢谢。”你别装着对女人有兴趣。

“你知道吗？你一直有种奇怪的神态，就是无神态。什么都讨不到你的欢心，也引不起你的厌恶。现在这种神态更显著了。”

“哪种神态？”我知道，它叫“非神态”。

“你的头发变样了。”

“我懒得去理发店，就一直让它长。”我微笑起来，“亚当，你倒是越来越英俊了。我喜欢你不染的头发。”我喜欢有什么用！

“你喜欢吗？那我以后就不染了。”

注意，他在讨好我。他到底存的什么心？

“亚当，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我突然说，“在我离开菲比和你的前一天，下午，你正好出门，我带着菲比逃跑了。我背地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生证，体检表，一些小衣服小被子……”

亚当的眼睛慢慢变圆，变得又圆又凸。

“我要了出租汽车，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你不久就可以从电话账单上发现哪家出租车公司，哪辆车载的我和菲比。我向一个女熟人求了援。你见过的，劳拉。我说我和你吵了架，吵得太大了，难以和解了……车子开出去不远，我就开始反悔。如果我的逃跑计划成功，后面会有一连串的复杂局势，比如上法庭之类。不过我当时想好，把所有的钱都退还给你。我怕的不是我和菲比会过的悲惨生活：没钱、没住处、没任何生存保障；我怕的就是事情会麻烦不断，我不愿你跟在我屁股后面，麻烦我。”

亚当说：“也许法官会很快结束所有麻烦，把菲比判给你。”

“我不喜欢法官。美国大部分电影里都有他们。”

亚当笑了。他这样的笑非常能麻痹人。

“假如你真的带她逃走了，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菲比。”他眼睛窄起来，如同看一张设计蓝图。

“也许。”我说，“不过可能改变不了根本的，已经太晚了。”从我和你合谋那一刻，一切就已经太晚了。

“也许。”亚当说，“我一点没注意到你的企图。”

我说：“那个企图每天在我心里至少窜出来一百次。”

“谢谢你现在坦白了。”他温和地看着我，拉起我放在桌面上的左手。他的意思是：你坦白是因为你不再有窃走菲比的企图，是因为你认为菲比不值得你窃取了。

我的仓皇逃亡假如百分之百地成功；就是说我干脆离开芝加哥，隐姓埋名在任何其他没有男熟人女熟人的地方浮出水面，这桩勾当给我留下的，是记忆中一个粉红色的健康正常的菲比。那股婴儿固有的甜滋滋的气味，那吧唧作响的吮乳声，那微小手掌心，带一点奇特的湿涩，攥在我食指上的触觉。有什么必要让我记住更多，知道更多呢？我把菲比只当成切除的病体。痛，是没法子的，但它绝不碍什么事。为使它不碍事，我从亚当和菲比身边离别得相当彻底。我和陌生的室友共同租了公寓，在一家高档皮包店找了份工，抓住所有机会同陌生人啰嗦。只要我不停地说话，想念菲比的强烈程度就会被缓解。我很快养成和男人搭讪的习惯。地铁上、邻里间、快餐店里，我发现没有我搭不上的男人。其中一些人不错，我可以从他们的风衣品牌、皮鞋和表断定他们挣得还可以，从他们的举止上看出他们不酗酒不吸毒不虐待女人，也没有抑郁症而必须定时去让心理大夫敲竹杠。我跟两三个人搭讪搭出了些成果，又发现他们只拿我当点心而不当正餐；他们在我这里吊起胃口，然后回家去填充胃口。我得承认我还漂亮得不够，也轻佻风骚得不够去瓦解一个婚姻。

我想我还是喜欢亚当的，也还没完全爱够M。

亚当直到菲比一周岁零五个月时才找到我。他也不知道找我有什么用，菲比又聋又哑又瞎并不该我负责。我躲得远远的，倒真说不清了，好像在制造菲比这件事上我真作了什么弊。不然好好一个菲比怎么会在一岁的时候无端生起一场大病来，持续高烧。等高烧退下去，菲比的大部分感官都作废了。亚当就是在那个当口上不要命地找我。他翻出近一年的电话账单，从上面找到几个我的男女熟人的号码，第一个接上头的是劳拉。劳拉跑到皮包店，说我如何不够朋友，发生那么大的事也不通报她一声。她指的“大事”是跟亚当的“分居”。不用问，从劳拉之后，亚当顺藤摸瓜就摸到了我的住处。我随着亚当到那幢房子里，第一眼就看见坐在客厅里的菲比。后来回忆，我才记起她不是独个坐在那里，而是由一位保姆抱着，在那儿动弹不停。是很后来了，我才想到，那时菲比尚未习惯与残疾相处，手和脚无目的而狂野地划动、扒拉，她以为那样持续地扒拉，就能把无视觉无听觉的黑暗扒拉出个豁口。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走上前，抱起菲比。她停住，人却很僵。亚当似乎说：她大概在辨认你。莫如说我在辨认她。这穿着最昂贵的乳白开司米衣裤的小女孩，美丽而完整，谁能相信这些漂亮精致的五官全都是装饰？

我说：“菲比，菲比！”可不能掉泪。完了，结果还是掉了泪。我一直唤着小女孩的名字。亚当不忍心提醒，小女孩是听不见的。

菲比始终是那个僵住的姿态：两条腿半伸半缩，两手举在自己脑袋两侧，仿佛一个恼极了的成年人要去抓自己的头发或去撕扯一个对手；她的眼睛瞪到了极限，瞪得上下两排浓密的睫毛犹如钢针般挺着锋芒。只有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才会这样瞪眼睛。她意识到事关重大。正因为她没有了视觉和听觉，她才会如此之迅速地感觉到我对于她的事关重大。

我不知那个保姆是什么时候溜走的。或许是亚当使了眼色，请她退场。亚当又说：“你看，她肯定在辨认你——她肯定把你辨认出来了——她从来没有这样静过……”

我轻声说：“请闭嘴。”

菲比的鼻翼在抽搐，在嗅着这个女人的气味。这个女人身上有野外的气味，有都市和高档皮包店的气味。这些气味使她感觉新鲜。菲比的嗅觉精锐，顺着一层又一层陌生、新奇的气味在这个女人身上刨根问底。我侧转脸把泪水蹭在黑色西服的肩膀上，好把菲比看得更清楚些。她洁白如脂的面孔上是明显的追究。她继续抽动鼻翼，呼吸着我，渐渐从护肤脂、粉底、胭脂和唇膏下面，把我剥了出来。或许只因为我抱她抱得比别人舒适，比任何人都抱得实心实意。我毕竟是第一个抱菲比的人。菲比的睫毛软下来，手臂和腿都随和下来。我把她放在我腿上，心里空空，像没有任何家具的新屋那样回声四起。

那天我留下了。我和亚当挺默契。在我原先住的那间卧室，他协助我换下脏床单，换上我最喜欢的白色纯棉卧具。亚当又不声不响取出了我爱用的超大浴巾，白底上带白色图案，那种犹如浮雕的图案，以凸凹实现的。他记住了我所有的喜好，做得滴水不漏。尽管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我还是心领了。不爱女人的男人，能对一个女人做得这样到位，真不易。

我牵着菲比的小手，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她很放心地跟随我，路也走得相当稳了，只轻轻摔倒两三次。我注意到那张玻璃砖的茶几不在了，换成了一张没有棱角的皮革圆几；一切带棱角的东西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浑圆温厚的家具、用具；连楼梯的不锈钢扶手也被换掉了，换成了皮革的，或是在原先的金属件上包了一层皮革。这所房子的风格从原先的尖刻变成了现在的浑圆，都为了菲比。把我暂时哄住，暂时留在这，亚当简直要弄假成真了，也都是为了菲比。

我去厨房里弄晚餐。菲比被圈在带轮子的小圈椅中，滑过来滑过去。她知觉到我在附近，便一次次朝我滑过来，撞在我腿上。然后她会顺我的腿往上够，够到我裙子的边沿，把它拼命往她跟前拉。最后我明白她是想把它拉到她嘴里去。没有听觉、视觉的菲比靠嗅和触摸来获得她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她在嗅和触摸之后，觉得认识尚不完全彻底，便上来，用嘴去尝，尝到的形状，她觉得最可靠。不一会儿我这条黑色裙摆上亮晶晶地闪动着菲比的唾液。

我却是满足的。我满足这家庭的假象，以及母女的假象。

我听见亚当在起居室打电话。低声的歉意，温柔的辩解，我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清，但我知道他在取消约会。在这个周末，他要为菲比留住我。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不是无懈可击的；逃得那么远，一旦回来，就像从来没逃过一样。他还发现，菲比已觉察出我是谁，或许曾经的哺乳，已把这具曾输送乳汁的身体气味，储藏进菲比的灵魂与肉体。我的逃脱是自欺欺人，我和菲比神秘深奥的私下沟通，也许一直未断过。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和谐安宁。谁看都是个美满家庭。

这样的美满连一个残疾孩子都无伤大雅。这样的美满使无论怎样枯燥无味的晚餐都可以忍受。星期六晚上，亚当开了半小时的车，把我和菲比带到一家餐馆。他说这家餐馆的高档在于它不昧着良心放油放盐放所有作料，以使一盘盘菜肴过于美味而屈服人的感官需求。这家餐馆是真正为你好的，是具备良知和美德的唯一餐馆。这年头，谁敢去那些只管讨好你的味觉、取悦你的胃口的餐馆？谁敢想象他们在不见天日的厨房里干些什么——放了多少真奶油、真糖和色素，用了多少以激素催大的蔬菜和禽类？他们是否操心过海鲜的污染程度？

餐馆生意很旺。吃客的样子多少都有些像亚当，脸色苍白，衬着黑色、深紫、暗灰、重橄榄色的服饰。一派节制、缺乏食欲的气氛。每张桌上的鲜花是白色的百合和两枝紫色的鸢尾。桌布是亚麻本色，上面有浅茶色的条纹。所有纪律严谨的侍应生都对亚当点头微笑。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缺乏气味和噪音的餐馆。

亚当轻声地介绍这儿的名菜给我。领班此刻送了一张专门给孩子坐的高椅子，亚当客气地说：“不必，她宁愿和我们坐在一块。谢谢。”

“菲比从来不肯坐那种椅子。”等领班走了之后，亚当对我说，“大概它给她很玄、很不踏实的感觉。”

“你常带菲比来这里？”我扫一眼几乎在耳语的人们。

“我经常来这里。”

我明白他的半实话：他常常不带菲比来这里，他和他的老伴或新伴来这里。

“还是他吗？”我指多明戈嗓音。

菲比此刻摸到了餐刀，将它抓在手里。亚当将它拿下来，放得远些。而她又摸到了叉，亚当再次缴获它，仍是轻松自然，不露痕迹。我看见菲比两手在继续摸索，脸上有些厌烦出来了。我迅速地将餐巾折成一只松鼠，我小时的把戏。菲比抓着松鼠，不知是什么。正因为它似是而非，她全神贯注地捏它，嗅它，很快地，把它放到嘴里去尝。

这期间我和亚当的谈话始终持续。我是说我们的耳语一直在进行——

“他离开我了。”那个有美丽嗓音的伴侣。

“为什么？你们不是相好了十多年了？”我知道这破裂一定和菲比有关。

“他建议我把菲比送到‘机构’去。”那种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

亚当只说“机构”，免得他和我都受刺激。

“听说这些‘机构’都很恐怖。”

“也不尽然。关键是看你肯花多少钱。有很高档的，甚至可以培养教育菲比这类孩子……”

我控制不住，给了他一个厉害的眼锋。

“你打算送菲比去哪个高档机构？”你反正阔得足够。他从菲比嘴里扯出那只餐巾松鼠。菲比马上又把它搁回嘴里。他再将它扯出。他的动作是坚决的，不带情绪的。两人就这样重复。我实在看不下去，把菲比抱到我这边。“亚当，你还没回答我，你打算把菲比送到哪所高档机构？”

“停止用这种腔调同我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奶瓶嘴，是装在一个三明治口袋里的，因此清洁程度相当可靠。“是你指责我的时候吗？”他说着将绝对卫生的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口中。菲比立刻把它吐出来，仍去咬餐巾。

“好的。不是我指责的时候。”你有种别千辛万苦地寻找我。总共五万块，你还没完了？

“我不是这意思。”他用自己洁白的手帕擦拭落在桌上的奶嘴，“你知道，医生把菲比的实情告诉我的时候，我有多绝望。”

“多绝望？”

亚当凄惨地将脸仰起，像是说：还用问？他再次把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嘴里，菲比再次拒绝。两人不声不响地顽固着。

“就让她去咬。这有毒？”我抖抖手里基本散架的“松鼠”。

“不能让她养成这毛病！什么都往嘴里放……”

“哪个孩子没这毛病？”

“在其他孩子就不算毛病。菲比看不见，抓着什么都往嘴里放，还了得？”

亚当语气极轻，像任何时候一样，充满道理，有头有绪。

菜上来了。我们也像餐馆其他人一样，吃得安安静静。中国餐馆的热闹是食欲而致，而食欲是滋味而致。这里就不一样了，滋味、食欲都是比较低档的东西，对人没有实质的益处。当你冷静地想到益处，滋味和食欲就是贬义的了。

“就因为在菲比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你们分手了？”我对他俩的惋惜还是真挚的。也许从M和我的分手，我自如地借题发挥。

“菲比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告诉你。”亚当说，“菲比可能活不长。她的免疫系统弱极了，但她不是艾滋。请你冷静。我的痛苦不亚于你。”

“是医生这么说的？”我看他点头点得清晰有力，同时准确地在杂粮面包上涂一层薄透的非奶油。“医生没说，是什么原因？”

亚当正要咬面包，看我一眼，把面包放下了。他看出我等不及他咬下面包，然后细细地咀嚼，然后再吞咽干净。他觉得这种情形下先说话后咀嚼的顺序更好些。

“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的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他微蹙眉头，悲哀地朝菲比笑一下。

我正在吃力无比地喂菲比吃意大利面。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你肯不肯来帮帮我。”亚当说。

我想，糟了。我等他说下去，他却一心一意嚼起面包来。

“我很差劲，连你的现况都不问问。你怎样？好吗？”他看着我，希望我别发出那种不够善良的笑容。我没有，菲比果真很惨，比预期的还惨。我一时感到这惨感染了我，还有亚当。这惨感染了周围的气氛；视野中所有人的音容笑貌，百合和鸢尾花的白色与紫色，都被菲比的惨给感染了。

“我吗？老一套：上班下班，交男朋友。”我老老实实地说。

“有男朋友了吗？我是说，值得你想到婚姻二字的？”

我抿嘴一笑。他马上明白事情很困难。

“我放弃学位了。我发现女博士大多数都不性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亚当你策划的这场堕落。也许不能叫它堕落，是非堕落，或者非上进。“你呢，亚当？你也交了新伴儿？”

“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

我正为菲比擦下巴上的金红色番茄汁，听他这样说，手停了动作。我没抬起头去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在胡扯。

“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亲近。”他接着说，“但我确实想念过你。那段日子，你刚刚生了菲比。那段日子是不是很棒？”

“很棒，没错。”简直乱真了。就因为我们几乎将它信以为真，我们才害怕起来。因为出发点不对，本质变不了，我们才知道那样的亲如一家不是什么好事。我才急于离开，亚当才急于打发我。

“假如你当时不走，留下来，菲比也许不会生那场病。”他欠身过来，阻止菲比伸向我盘子的手。

“医生说菲比能活多久？”

“非常当心，不让她生病、过敏，也许她能活下去，”他说，“不让她生病，过敏，又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肯帮帮我的话……”

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了？或说同病相怜？

“我可以付你工资。每月五千块，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蛮公道。亚当，你得知道，我正在最关键的年龄，错过了，就很难去有个真正的家庭。我需要真正的丈夫。”

“那，六千块？”

“亚当，你看，我是个正常的女人，需要女人的乐趣，精神的、肉体的。”

“我不妨碍你那些乐趣。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好，需要我隐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我想了想，说：“我需要婚姻。”

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不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明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字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

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间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

“你他妈的。”我说。

“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地，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一副小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地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不怕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一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

M又醋意又得意地问我们的进展。

我说：“有点进展。”

“他挺帅的吧？”

“过得去。不像你吹的那样。”

“你那个什么亚当，一般男人长成那样，那么俊，多半不对头，多半作怪，不是这癖就是那癖，变态什么的！”

我突然觉得M很讨厌。

“你搞女人他妈的不算变态？”

“你还为同性恋辩护？”

“同性恋惹着你什么了？至少他们不祸害女人！”一面大声控诉，我心里一面纳闷：我火什么？亚当跟我有什么相干？退一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跟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只剩了一丝疼痛，牵在我的菲比身上。

十个礼拜是比较正常的时间跨度，这以后可以暗示婚姻，或者，散伙。律师倾向婚姻，我是两可。不过为了一切生怕我受罪的人（如M，我父母兄姊）和一切生怕我享福的人（如劳拉之类），我想就嫁了吧。M要我在婚姻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律师有关菲比的情况。也可以彻底瞒住律师，全在我。我当然不会否认菲比。每天下午，菲比都那样半仰着小脸，等我推着小车，载着她去儿童乐园，滑那个陡峭的滑梯。她就活在那一刻，就那一刻的笑声能抵消她漫漫无边的寂寞。那寂寞多么纯粹啊，没声音，没形状，没颜色，没逗号句号也没段落。

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

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得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

“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

“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

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

“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

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耍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她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阶梯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到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院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混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

“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是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儿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松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乳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受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裸体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记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独极了。孤独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儿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儿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愧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间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资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了。他说在结婚后先两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作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说。

我说：“谢谢。”

他说：“别客气。”

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儿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

在亚当出门期间，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儿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

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着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赶紧把菲比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

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拾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

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

“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

“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

“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

“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去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作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的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去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儿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起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利。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

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

“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

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然后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了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祥。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间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的。”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儿？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来找我！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吗？”

“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语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得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儿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口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晚上九点，我准时给菲比换了优质纯棉睡衣，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我花了时间轻轻搔她的发根。这是另一种较灵验的催眠术。十点，我给自己煮了杯无咖啡因的咖啡，加了非糖非奶，往绒布摇椅上一坐。这张可躺可坐的椅子是亚当家里唯一不好看却舒适的椅子。其他家具都极具展示价值，都是一个个设计大师的心血来潮，因而过分精美，缺乏人道。你是可以用它们的，但更主要的是它们用你。

我把绒布椅放置到最好的角落，这样躺上去既舒适又大模大样，给予自己主人公的姿态和心态。我已大致准备就绪，给自己的撒谎布置了一个宽松的氛围。电话拨通了。

“哈罗。”律师说。铃声只响了一下。他这三天都在守株待兔。

接下去我舒舒服服地扯谎，告诉他我如何忙，会议日程、参访日程、采购日程。我绝口不提那天晚上使我和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哭闹孩子。

他也像忘了他心里窝了三天的大疑团。他说到他的案子，他如何毁了他在法庭上的对手。他还谈到那场《蝴蝶夫人》，原本该我去坐的座位，紧挨着他空旷着。他照例说起午餐食谱：各种方式烹调的火鸡肉。他认为火鸡胸肉是对人体害处最小的肉类，脂肪低到近乎零点，无胆固醇，含高蛋白。对了，还有个优势：高纤维。它的口感和滋味稍次，但那不重要。人应该选择进食的目的，而忽略进食过程中的乐趣。久而久之，一种食物的益处将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滋味的恒定看法。

律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他急火火地等待我的电话，急切地一把抓起话筒，就为了慢条斯理告诉我这些推断和认识。

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就像我在他身边的所有夜晚，和他并排躺着，他在困意袭来时抓紧时间以最后的清晰口齿对我说：“晚安，亲爱的。”我也会说：“好的，晚安。”时常是在此刻，我突然来了谈兴。但“晚安”之后是不该再起任何兴致的。我对律师在沉重的困意中还保持完好的礼貌而钦佩不已，并微微感动。正如他在听完了我所有谎言，并确定我仅仅在一个路口之外的一所房子里同他胡扯之后，仍然可以保持严谨的礼貌。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律师手段、律师的便利条件，在二十分钟内就找到了我所在地址的准确、具体方位。

我正在看晚间新闻，门铃叮咚一响。十一点差五分，我绝不期待任何人在这个时分造访。从窥视镜里，我看见来访者是律师，一身运动服装，扎着荧光腰带，以使汽车不撞到他身上去。即使酒徒开车，老远也看得见这根腰带的警示。我只得打开门，我还能怎么办？

他和我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相顾无言。三十秒钟的相顾和无言足够省略掉他揭露性的开场白。然后他微微一笑，我的知罪认罪似乎在他看来很好玩。

“不欢迎我？”

我笑笑。很狼狈很狼狈。我做了个“请进”的姿势，也许我咕哝了一声“欢迎”。总之，我很快发现他已在展览馆一般的客厅里，看着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手里捧了杯矿泉水。然后他看着画面上厚厚一层颜料的泥泞开了口。

“为什么骗我？”

他目光不转向我。我骗他骗得太狠，连他都不好意思。“是的，我骗了你。”你别磨蹭了，审我吧。

“我得告诉你我怎样知道了真相。”他转过面孔，神情中完全看不出他下一步将拿我怎么办，“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怎样发现真相的？”

“你怎样发现的？”

他又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不太得意的笑，甚至有了点痛楚在里面。他就近坐在了最受洋罪的沙发上，以免全面垮掉。

“我在那天晚上就在电话上添置了一项服务，就是那种——任何人打进来的电话，都会被它录下号码的那种。”他顿住了，又笑了笑，意思是：你看，你把一个好好的律师逼成了一个三流私家侦探。“是你的电话号码背叛了你。”

“噢。”

“我已经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了。这不难侦察。”

“是吗？”

“想知道我怎样侦察的吗？”不等我表态他又说，“很简单——他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阔佬。他父亲崇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建筑师交往不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他父亲设计过不少房子。这是其中一栋。没发现常有人在这幢房子周围转悠？那都是外地来芝加哥的人，专门来参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这个地区的建筑设计。”说到此处他站立起来，四周望一眼，“果然很厉害。”

我不知他是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还是我的骗局。

他转脸对我说：“带个路吧。”他的意思是要我做导游。我只得领他走进宴会室、便餐室、书房、起居室。他的眼睛评估着所有的藏画藏书、古董、家具，口中数落着我的欺骗。我什么也不说。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

“我最好不要吵醒孩子。”他一只手扶在楼梯扶手上。阶梯上有个时装娃娃，衣裙被剥去，赤裸裸的。他对着这个娃娃开了口：“其实我并不计较你有孩子。我不会过问他是非婚生的孩子。他是非婚生的吗？”

“是她。”我纠正道。

“管他呢——他也好，她也好，我都不计较。”他是说他只计较孩子的父亲。

“你爱他吗？”律师问。他声音中的冷静毫无破损，而他的感觉已破损得难以修补了。我却必须修补。

“他是同性恋。”我说。这是我头一次以搬弄是非的形式背后谈论亚当。

“这正是我不忍心告诉你的。”律师说，“你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的，一定是这样。据说他魅力十足？”

“他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他的手一直留在包了柔软皮革的楼梯扶手上，“我知道。你曾经爱过他吗？”

我想，天哪。

律师马上说：“好了，我不该问。曾经不能算数。不能算数，对吧？”

他简直拿他的高尚来欺负人了。

这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我心里直祷告：可别，可别。菲比一身白色睡装，出现在楼梯顶端。然后她微微仰起脸，像是从空气中嗅出了一份陌生。我一时不知该拿这局面怎么办。小小的白色幽灵两手准确地抓住楼梯扶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朝我们走来。她的动作属于一个自然的盲者，已经十分娴熟地把握了黑暗。我看出律师大吃一惊，但他很好地掩饰住了。

“简直是个天使，不是吗？”律师嗓音中有一种慈爱，是美国文明所要求的一个高尚人士必备的、理智冷静的慈爱。“她叫什么名字？”

“菲比。”

他马上朝白色小幽灵张开两手。

“菲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立刻，他的美国文明对他有了进一步要求：慈爱必须再放宽些，接纳这孩子的另一项残疾。律师不大撑得住了。他想，这可怎么了得——难道我今后必须间接地和这个失明失聪的天使打一生交道吗？

菲比准确无误地避开了这个向她张开双臂的陌生人，走向我。她的嗅觉进化是超常的、超现实的，这嗅觉领她走向安全、熟识。我怀疑她嗅得出这陌生人的慈爱中有多大成分的容忍，以及这容忍所含的永久陌生。我甚至觉得她嗅得出律师的善意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人可以不爱健全的孩子，但人不得不爱一个残疾的孩子。整个社会的施舍式慈爱此时全在这中年男子的身上，他张开的双臂，已收不回去了。菲比细小的身心，承受不下这份抽象而巨大的慈爱。她宁可躲开它，走向我。她两手抱住我的脖子，脸上带有排斥。她不要这张开双臂的人——这社会和公众之爱的载体——来麻烦她。她的身体畏缩着，奇长的两排睫毛不断哆嗦，拼命忍受这只摸到她手上来的陌生的手。

律师的手抚摸着菲比柔软的头发。头发是从我腹内带出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修剪，因而发梢上仍是那些胎发的柔弱无力的拳曲。

律师告辞了。菲比的突然出现使整个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事先他心理上毫无准备，他准备的一副对于我的高姿态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面前派不上用场，甚至文不对题。他得马上走开，必须想出个新对策来。在此之前，他绝不能轻易表态。他这时慷慨不起，大度不起，因为后果会极昂贵。他得恢复思维的秩序和独立性，好好看清他的慈悲是否足够宽绰，能否容纳我的欺瞒，以及这个过分异常的孩子。

他在门口对我说：“你知道，我是非常爱你的。”

这话的真实意思是：永别了。

我点点头。谢谢你，心我领了。

他看着我，门外进来了风，他稀疏的浅黄头发飘摇起来。他受不住气氛中了结的意味。嘴角用着一股悲壮的力，使他的面容不至于出现任何没出息的垮塌。他在我们这场交往中投资的时间和感情是不小的。他还是没绷住。

“我需要一个拥抱。”他说。

我放下怀中的菲比，按按她的头顶。她明白它的意思：乖些，我去去就来。我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永诀时该有的紧紧拥抱。是个蛮好的男人，我似乎已开始回忆。

亚当回来了。肤色和精神都还是牙买加海滨浴场的，赤脚在房内迈着大而懒的步子，沙滩的步子。他丝毫没看出我在他度豪华假期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又一场dump。他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有四五个小时。出来之后度假的痕迹荡然无存。他看我正喂菲比吃捣碎的意大利面条，看我从一个屋追到另一个屋。他走过来，双手扳住了我的肩，迫使我的面孔正面朝向他。

“你还好吗？”

“你从监视器里不是都看见了？”

他把我的头慢慢按到他自己的胸口。

“对不起。”他说。他像真的一样把我越抱越紧。是那种葬礼上的拥抱。

“我没事。我被dump惯了。”我真的没事。有点遗憾，就像去逛商场，错过了一桩很合算的购置。

亚当认为我绝对需要这个拥抱。这拥抱的长度和紧密表示他和我共同承担这份哀悼。他必须给我足够抚恤。整整两天，他用眼神、姿态、声调抚恤我。第三天，他告诉我：“你可以回去了。”

“回哪里去？”我无家可归啊。

“回律师那儿去。我和他谈了两个小时……”

我暴跳起来：“谁要你找他谈？你算谁？”我以为我早已过了暴跳的成长期。“你还嫌这桩事不够恶心吗？还嫌你害我害得不彻底——我本来可以高尚一回，为一个孩子！他可以起码尊重我的高尚，我牺牲，起码像个烈士一样牺牲！”我不知我在说什么。

“他这下了解了你的高尚，尊敬你的烈士行为……”

我猛烈凶恶起来了：“你是谁？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权利？越过我去跟他接触？”我的英语突然贼溜，愤怒给了我口才，“你去告诉他什么？我俩仅仅通过一支注射针管做爱？你通过电视监视器欣赏我的裸体？你付了一大笔钱让我做菲比的‘非母亲’？”我在每句话里都加了个“操”。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他菲比以后不会打搅他？或者，告诉他菲比是活不长的，是吧？”

他两眼一黑，最后的这句话被我猜中了。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在牙买加海滨浴场养出的健康一下丧失了。他变得非常虚弱，“我只说，菲比是个偶然，她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就这些。”

“就这些？”一个冷笑如伤口一样在我脸上绽开，“这些还不够——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非生命转眼间可以被取消，这些还不够？”

泪水在我眼里聚起，又迅速被蒸发。

菲比嘴里含一大口意大利面，忘了吞咽。她瞪大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很清楚亚当和我在激烈冲突。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满口食物的烂泥翻动几番，终于落在斑马皮地毯上。

我搁下碗，奔进厨房，拿了块纸巾，清理了呕吐物。然后我把菲比一下搂进怀里，以脸去贴她满脸滚热的泪。她已哭出汗来。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一个个含混不清的字热乎乎地喷吐在她的耳畔。这些无意义的字句是有触感有温度的，菲比以皮肤以神经接住了它们。她安静下来了，攥着我的食指。她总爱攥着我的食指，有时她想弄痛我似的攥得极紧，牙关紧咬，身体也跟着微微哆嗦。

亚当始终看着我们。他不想让我看出他的长吁短叹。

晚餐时我们像真的一家三口，围坐一桌。还有伴奏，昆西·琼斯不断地在歌里心碎。

亚当谈起他的大型庭院设计中了标。他语气家常，我也表示了适当的兴趣。做到这一步，两人都是十分努力十分当心的。

“这个设计如果被很好地实现，该会留下来。”

“日本式庭院，现在挺时尚的，是吧？”

“我不在世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亚当，你一生设计了多少个庭院？”

“这样规模的？”他认真想了一下，“这是第一次。”

菲比的盘子一再往桌子边上跑，我一再把它追回来。亚当替她把三文鱼切成小块。亚当要菲比尽量在餐桌上独立。10％的独立也是好的。剩下的90％就是我和他的手忙脚乱。

“亚当。”我说。我不知要不要把它讲下去。

“嗯？”

“没事。”

“我听着。”

我重整旗鼓：“亚当，如果我问你很隐私的事，你会怎样？”

“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至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万圣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儿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来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利“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眼，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志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翕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儿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它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无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光波极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急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从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口，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院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应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

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利。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

“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

Attractive Actor /
魔旦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六十年代印的，收集的照片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三十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十六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颌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二十岁的，常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的；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还有两截走廊，两个拐角，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才觉出阶梯的存在；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在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十二岁，只有三年戏龄，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至极，让人感到他是懂的，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儿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玫不是女的，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眉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性别，他们给予例外的理解。

十二岁的阿玫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掐上去会指头碰指头；眉毛也拔齐了，只有一线细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七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除了茶、大烟，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都给禁了，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为阿玫冤枉，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擦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儿挨门脸儿，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一百二十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消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儿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往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被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拿他们取笑了。阿三已没路再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蹿，就上了树干。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些扭摆，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是个男孩，他们会彻底倾倒，绝不继续麻烦阿三，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裤子降落到树下，他叉开腿雄赳赳地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六十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结局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 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闪闪发光地翻卷。听到此处，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就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在真嗓和假嗓的门槛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有点别扭，有点人不人兽不兽的怪腔，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了。阿玫对于人们，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十四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十六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老人温约翰说，其实是“关山第一旦”。当年的华人把此地称为“关山”，而不是“金山”，粤语的发音把“关”与“金”弄混淆了。我遗憾念误的“金山”今天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关山”其实把那时离乡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种自我流放的苍凉感体现出来了。

现在我不再是无所用心地来打听阿玫的事情。最初我来到这个荒僻的展览馆是为寻找1870年一位中医的蛛丝马迹。直觉告诉我，阿玫或许是更奥妙的一个故事。每个星期我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就搭一小时的车到唐人街边缘的这个展览馆来。展览馆从来就只有温约翰一个人。有时他不跟我客气，坐在那里睡午觉，我便翻阅一些不允许复印的资料图片。我希望翻到阿玫另一些相片。

从展览馆所在的那条街穿进一条小路，便到达唐人街的腹地。这时的人多半是旅游者。再遥远地来，马上就变得像中国一样随随便便，步子是边走边瞧的，交通法则也有了大大的弹性。和祥剧院是阿玫当年红起来的地方。我离开它后往西走，上一截坡再往回看，仍是没有形容它的欲望。没有阿玫，这是个平庸的地方。

阿玫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常常打他埋伏的那个人。奥古斯特是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第一次看阿玫唱的《雷峰塔》，大概在他五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奥古斯特在教堂里供一份职，同时私授音乐课。他在遇上阿玫前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有一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家庭。人们印象里的奥古斯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密布，一笑就是那个辛酸的笑容。阿玫从饭馆、商店、学校走出来后，在五六步以外回头，便看见了奥古斯特。有次他对阿玫笑了一下。阿玫觉得这个秃顶男人样子不恶，主要是那对自卑的眼睛，引起了阿玫的兴趣。那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天性中致命弱点的人的自卑。阿玫当时是在上学的路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前辈们不同，他非常想做个银行职员，就像午间到唐人街来吃饭的那些戴礼帽、扎领带的男人们。不知凭了什么，阿玫认为做个名戏子前景不妙。因此他暗中补习中学课程，打算将来能进入会计职业学校。

奥古斯特老老实实告诉阿玫，他所以设埋伏是因为阿玫和三十年前的阿陆非常相像。阿陆是不明不白消失的，消失时阿陆十九岁。阿玫替阿陆欣慰：三十年后还有如此深厚的一份缅怀。为此阿玫就让奥古斯特送了他一程。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阿玫突然问奥古斯特：“你和阿陆谈过话吗？”奥古斯特说：“没有。”阿玫说：“谢谢你送我。”奥古斯特看着中国男孩江水似的眼睛说：“这是本人的荣幸。”

关于阿陆，完全是没有记载的。我不知老人温约翰的“据说”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永远自由、浪漫、无责可负。据说阿陆在暗地里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恋爱。为什么是“暗地”？因为阿陆知道这场恋爱仅次于犯罪。从阿陆走红到他消失，仅仅三年零四个月。温约翰把时间的零头都咬得很死，让他看守这个展览馆真是物竞天择。他对许多有记载无记载的事都有头头是道的说法。

阿玫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他的优雅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不如说是一种巧合——他与生俱有的气质碰巧符合人们理想中的雅致。他绝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爬上树，朝下面的人群哗哗哗地撒一泡尿。同样的局势换了阿玫，他就直接让他们烧死。阿玫有不少女性的优点，比如很爱惜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当他知道奥古斯特对他的认识有一定出入，就千方百计向奥古斯特心目中理想的阿玫去靠拢。奥古斯特说：你长得这样美，但并不以此洋洋自得。阿玫马上就把心里的那点得意更深地掩藏起来。奥古斯特说：你喝茶不像其他中国人，把茶叶吐回茶杯里。阿玫于是更小心地吞下茶叶。阿玫像不少女性一样懂道理：美好的形象是必须吃些苦头，做些牺牲才能换取的。

这个时候奥古斯特正和阿玫坐在电影院里，等着下一场电影的开场。两场电影之间的音乐陈旧而遥远，像场内浑浊的黄色灯光一样，为你预备着心情。阿玫在这半年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总是由奥古斯特请客来看电影。奥古斯特看电影总是一连看两遍，这样他在第一场电影中感到的要死要活的心情，在紧接的第二场结束后会平息许多。他总是用指尖轻轻拍一拍阿玫的手背，问他：你介意我们再看一遍吗？阿玫便说不介意。他最初认为奥古斯特不愿承认自己的贪占便宜心理，两场电影付一场的钱。后来他发现这个五十六岁的男人真的有毛病，真的能为电影里的死死活活痛不欲生。到了奥古斯特这个岁数还对逢场作戏的事如此看不透，阿玫觉得是很倒霉的。阿玫自己是戏梦人生，要他再去为别人的戏动心，他一颗心是不够用的。阿玫迷恋电影，恰因为它不是真的。

我还想象过台上的阿玫。两条欲神欲仙的水袖带起惊鸿般的圆场，眼睛不是美在它们本身，而是美在它们瞬息万变的神采。他的眼睛从全场扫过，马上会抓住对面昏暗中的另一双眼睛。日子久了，阿玫不看也知道那是奥古斯特的眼睛。以奥古斯特的逻辑，他来看阿玫唱戏，是为了让自己看透阿玫。和看电影一个道理，重复看它便渐渐退到了局外，便破除了它的魔咒。然而奥古斯特对舞台上幻化成无数个美丽女子的阿玫，一直被困在意外中。一次次重复，一次次意外。

这或许是奥古斯特三十年前看阿玫的感受。因为阿陆的生命完全没留下任何印痕，我想试试拿阿玫来重演阿陆。

一天晚上阿玫下了台来，打算卸妆，一股突如其来的血从鼻腔奔流而出。阿玫用一只手捂鼻子，血却从指缝狂溢。他想呼救，但灌进嘴里的血要淹死他似的，连喘息也艰难起来。他抓住铜面盆，鲜红的激流落在盆底，发出柔和的敲击声。他主要是怕毁了身上的白衣白裙，这套行头花去他一个半月的工资。铜盆里的血上涨到半指深浅时，门开了，奥古斯特出现在门口。他极少到阿玫的化妆间来，他把这个看成教养。阿玫一手端着盆，另一只手正慌乱地解脱戏服。奥古斯特在阿玫半溶解的视觉中是个幽灵般的影子。

奥古斯特抱着阿玫，在散发着鱼腥味的唐人街上东跑西跑地截出租汽车，一身都是阿玫的血，看上去极像他刚杀了这美丽的戏子。这样血淋淋的两个人很快招来了警车。警车把他们送进了急救室。一小时后奥古斯特抱着阿玫走出医院。阿玫体重也轻了似的，绵软地贴着奥古斯特。有洁癖的奥古斯特在荤腥的鲜血气味中阵阵作呕。他在医院附近找到一家客栈，把阿玫在床上摆好，开始清洗阿玫和自己身上冷冰冰的血。阿玫在昏睡和昏迷之间，头脸还是杜十娘，两颊各有两片桃红，上端一对叶形黑色是美女面谱上的眼睛。极其对称的桃红、黑色中间劈出一道粉白，它在下端扩展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便是那一粒红豆的嘴唇。奥古斯特惋惜那红豆在揩血时给揩去了，不然这张以夸张起始以省略终止的怪诞美貌便完整了。奥古斯特从来没有这距离和时间上的充分允许，来看脂粉表层和脂粉之下的双重阿玫。

我接触中国传统戏剧，是在六岁。我的两个表姨和一个表姨婆都在我居住的小城的戏班里。她们一年到头穿黑色灯笼裤，看你的眼神绝对不是普通的生物眼神。那眼神刹那间似有千瓦的亮度，并有个刹那的绝对凝滞，把你摄取下来。她们腰里系一根红布做的带子，中间一段纳了密密麻麻的针线，于是结实过牛皮。红带子从腰前绕向腰后，左手拽住右边一端，右手拽住左边的，再向两个方向用力拉去（同样的方式若去勒一根颈子，那颈子会刻不容缓地断气）。那样勒她们自己的时候，她们脸上几乎杀气腾腾；她们的腰便急骤地在你眼前细瘦下去，细得残酷，不近情理。然后她们戴上两条一米来长的水袖。水袖原本是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它们是种污糟糟的中性颜色。有一个木鱼和一面小锣在某处“嗒嗒嗒嗒”地敲，她们便让两个肮脏的水袖起舞，舞出哭、笑、快乐或愤怒。水袖舞出的情绪符号对于我是神秘极了。她们用小嗓咬文嚼字，比划着祖祖辈辈编辑下来的水袖语言，我就那样近在咫尺地看着她们下凡或飞天。真是看不透的一种好看。我最爱看的却是她们化了妆之后的模样。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看她们化了妆之后吃饭。她们每人都有个巨大的搪瓷茶缸，一把长柄钢精勺。她们把混着青菜、咸菜，偶尔有两片腌肉的杂烩饭放在一个大炭炉四周。茶缸出来一种好脾气的咕嘟声响，杂烩固有的香味把整个空气变得潮湿温暖，如同合并了的澡堂和厨房。那香味好极了，我从来没体会过那样一股恶馋。我满嘴是旺盛的口水，看着她们戴着美女面谱围炉子坐下，开着我不懂的玩笑，从巨大茶缸中舀出一勺杂烩，精确无误地送入鲜红的嘴唇之间。我说精确无误，是她们轮廓完美的红唇在整套咬噬咀嚼运动中巧妙躲闪，使脸庞的整体画面始终不出破损。我看她们吃饭看呆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似乎吃饭这件凡俗事物接通了戏和现实。

我边想边说地把六岁时的感受告诉了温约翰。老人不知是否在听我这段并不重要的插嘴。他不太相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古装戏会有任何体验，哪怕是像我这样不着边际的体验。和祥剧院偶尔串通一些人，凑一台古装戏，或者从大陆轰轰烈烈请来个戏班子，观众里绝对没有我这年龄的，老人说。他站起身，从我眼前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有张枯黄的报纸。他指着上面一张照相馆的肖像照片说：这是离开戏台之前的阿玫。它是一张照相馆的广告，并没有说明这个留分头、穿西装的年轻男子是谁。老人说：照了这张相片之后，阿玫就不再唱戏了。

早晨阿玫醒来，见奥古斯特伏在唯一的桌上沉睡。消耗的黄蜡烛流淌成无数根细小的钟乳石，垂挂在蜡台四周。阿玫突然对此情此景感到扑面的熟悉。它一定发生过的，发生在阿陆身上。阿玫认为，阿陆一定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看到了这场景。阿玫同时感觉周身肌肤有种异样的敏感，仿佛是一场伤害使它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蜕变。或许是阿陆给了他这层毛骨悚然的苏醒：这肌肤不再是原封不动的阿玫的肌肤了。阿陆通过什么让阿玫感知到这一切，阿玫不得而知。但他知道这肯定是一次重现，因为他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果然，事情继续沿着阿玫的预知往下排演—— 一只红蜘蛛在顺着一根看不见的丝上下爬动，隔壁的门“嗵”的一声之后，便响起一对墨西哥男女欢快的拌嘴……然后，就该是奥古斯特醒来的时刻。一点不错，奥古斯特在墨西哥男女的热烈对话中醒来。他醒来的动作使蜡烛最后的火焰刺向空中，然后缩回，熄灭。一切按曾经发生过的发生，次序丝毫不乱。阿玫尤其觉得这时的奥古斯特眼熟极了：那挣扎于清醒和梦境之间的眼神。阿玫认为，这番挣扎主要是奥古斯特不愿看见那个附在阿玫身上的阿陆。

从这个夜晚之后，有一种秘密的质感出现在阿玫和奥古斯特的交往中。这秘密大概是阿陆，大概是有关阿陆失踪的秘密。这秘密实在是非常秘密的，两人时常会突然陷入深深的无语，陷入茫茫的心事重重，却无法猜测它。似乎也因为这层秘密，阿玫变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谢绝奥古斯特的礼物。他十七岁生日时，奥古斯特送了一枚玛瑙戒指给他，他不需任何哄劝便收了下来。之后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午餐结束，等待奥古斯特告辞，他好去首饰店鉴定戒指的真伪。首饰店的店主却说很少见到这样好的玛瑙，色泽好，金子的成色也足，式样尤其英俊。

从局外人看来，阿玫有了个赤胆忠心的戏迷。名角总免不了一些鬼迷心窍般的戏迷请吃请喝，赠穿赠戴。前辈阿三也有几件不错的首饰是不用问来由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出一种危险的感情笼罩着两人的交往。连爱上了阿玫的芬芬，都丝毫感觉不出奥古斯特与阿玫间的情谊将进入殊死阶段。

芬芬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她从来不肯讲自己属于哪个具体的阔佬。阿玫这点知识是有的：芬芬是那种叫作“外室”的女人。她有一具暖洋洋的丰满身体，脸圆圆的，含羞或发嗲时下巴向脖颈挤去，便出来并不难看的小小双下巴。芬芬认识阿玫，是通过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在十月初的一个下午问阿玫愿不愿意陪他去给一个女人上钢琴课。阿玫便随奥古斯特来到一座有六个公寓的楼房前。正是“印第安夏天”[2]，他们一路上坡，到芬芬见到他们时，两人的脸都有一层汗和红晕，出现了一种生物在夏天特有的生命力。阿玫一路上听奥古斯特讲芬芬的乏趣和庸俗，当他看见穿蓝白水手裙留齐耳短发的芬芬时，意外得连笑也不会了。

奥古斯特很快就后悔了。芬芬隔着他和阿玫用中国话谈笑，两人的交情在几分钟之内就成熟，接着就有了些放肆。奥古斯特虽不懂他们的话，却懂得两人的表情和语调里的放肆。他甚至嗅到芬芬身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膻气，是雌性绽放时的气息。她那一个钟头的钢琴课全是荒废，弹错的指法或音符都是她咯咯笑的理由。笑的同时她必定扭头去看阿玫一眼，看他是否完全懂得了她这一笑中藏的台词。她不断把手心在裙摆上揩，抱怨天太热手直出汗。要不就去理头发扯裙子，浑身无一处是老实舒坦的。课后芬芬更明目张胆地用中国话和阿玫交谈，不只是谈，已是在狎昵地微微抬杠了。奥古斯特一个字也不懂，但他们一顶一撞的那份快活，他是懂的。人不必懂鸟兽的语言也能懂它们进入了求偶状态。

芬芬说她去打电话叫些点心来饮茶。奥古斯特马上谢绝了，说他还有下一家等他去上课。芬芬便指着阿玫说：“阿玫没事。阿玫你说你没事，对吧？”奥古斯特看看去留不定的阿玫说：“他晚上要上台的，戏前他一定要睡一小觉、养养嗓子的。”芬芬说：“阿玫的嗓子还用养？阿玫你是哑巴也一样有人来看你戏的！”奥古斯特只好独自走了。芬芬连礼貌都不讲究了。她一向送奥古斯特到门口，这天原地一个鞠躬，早早就把送行完成在客厅中央。

奥古斯特并未走远，在街口找了个甜食铺坐进去。他知道这场求偶会发展得很迅猛，这是一切动物的天性，他俩也对此无法。

太阳颜色变深的时候，阿玫出来了，脸上的笑还没有完全扩散。从奥古斯特的角度看去，这是个整洁秀雅的东方男孩，一点儿瑕疵都容不下。而他明白，破绽已经有了。他走上去拦住阿玫，完全确定那些纽扣、鞋带都被打开又重新系拢。一只原先不够服帖的衬衫领角，现在完全归了位。什么都经了女人的手，什么都给收拾妥了。

阿玫对突然出现的奥古斯特毫无心理准备，脸上血色一褪而尽。阿玫说：我以为你去上课了！奥古斯特脸上的辛酸微笑，此刻在阿玫看来有一丝狰狞。

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奥古斯特压低的嗓音漏气似的咝咝作响。

阿玫瞪着清亮的眼睛。他此刻的无辜奥古斯特认为是做戏。他说：阿玫，我以为你早知道芬芬是谁。一个大得谁也看不见的人物在养着这个女人。谁同她有染，谁是在找死。你懂了吗？

他的话阿玫是听进去了，至少他认为阿玫听进去了。他的眼仍是瞪着，里面的光芒渐渐熄下去。奥古斯特心想，这就对了。他才十七岁，还没有活够哩。其实阿玫是在把穿蓝白相间海员裙、梳一排幼稚刘海儿的芬芬同奥古斯特说的隐在暗中的大人物联想到一块。联想一再失败。

分手时奥古斯特要阿玫答应他，自此以后不再见芬芬。阿玫点点头，脸上是孩子在接受逼迫时的委屈。这样的乖巧与无助，使奥古斯特深凹的眼里漂浮起一层泪。

我想我知道了一点有关阿陆的结局。其实世间事物也都有一道道微积分潜藏其中，多么复杂难解，只要你不懈地演算，排除重重误差，逻辑最终领你到达结局。因此，我只是从各种访谈、资料查阅中搜集阿陆的数据。逐渐接近答案：阿陆基本是虚构的。

谁会虚构一个阿陆呢？我突然想到，有时人在对另一个人产生不可解释的迷恋时，就把这人想成似曾相识。自欺欺人久了，坚信便建立起来。

老人温约翰从这个下午的第二次午睡中醒来，问我的翻阅可有成果。我的手掌被旧书陈报的霉菌和灰尘腐蚀得毛毛糙糙，也同它们一样陈旧落渣。我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老人。他受不了“虚构”这个词。他说阿陆绝对是有的，因为奥古斯特对阿玫说过带凶险预兆的话：你不要落个阿陆的下场。

我默想一会，问他：“你是不是说，奥古斯特在三十年前因为妒忌而杀害了阿陆？”

老人愤怒了，说：“奥古斯特从来没杀过人。他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天生的软弱。倒并不是因为软弱。奥古斯特看不起凶杀、暴力，他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粗鄙。若不能征服一颗心，就去制服一具肉体吗？奥古斯特轻蔑这类人。”老人忽然获得了一副绝好的口才。

是被我激出来的。我说，奥古斯特非常非常嫉恨芬芬。老人温约翰说，这是明摆着的。他原以为他送阿玫去急救室的夜晚，阿玫就归他占有了。他对阿玫所有的需求都给予满足，包括阿玫每月定期给父母寄的一笔钱。这笔钱数目不是大得唬人，但奥古斯特也得为此多授十多次钢琴课，或熬夜翻译些宗教文献。后来他发现阿玫并没有把钱寄回故国，因为他根本没有等他赡养的父母。这些奥古斯特都没有生过阿玫的气。连阿玫每月索走的这笔钱究竟做了什么用途都没有过问。近两年中，他几乎忘了自己有个家庭，阿玫让他对他那父亲和丈夫的庄严角色严重渎职。他心甘情愿把自己天性中的要害暴露给阿玫，随阿玫掌握它，触痛它。他不止一次想到离家出走，认为那是他诚实的唯一出路。

我能设想阿玫和芬芬突如其来的恋爱对于奥古斯特是怎样毁灭性的打击。他在第二个礼拜来到芬芬的居处，看到圆形红木小餐桌上有两摊扑克牌，面对面；茶几上有两小垛瓜子壳和两杯剩茶。其实他不需这些物证的，直觉更准确地告诉他，阿玫不仅来过此地，而且他的离去和奥古斯特的到达几乎重叠。空气和光线中都有阿玫，还有芬芬身体散发的那股以甜酸为主的生物气味，也证实阿玫不久前的莅临。

以后的每次授课，奥古斯特都能凭空确定阿玫越来越长的滞留，越来越大胆的亲热举动，越来越恋恋不舍的离别。他甚至看到阿玫美丽的眼神留在了芬芬身上，使芬芬持续地绽放，毫无保留、毫无羞耻地大大绽放。她那据说是唐代美人的身体在彻底绽放时发出的气味使奥古斯特胃部涌动。他不得不与她同坐一张琴凳，因而他一再压住阵阵干呕。他什么也没教，她什么也没学——

都是为了阿玫。

五月的一天，奥古斯特照常来看阿玫做戏。照常，阿玫每出新戏，他都穿上一身隆重的黑色，坚硬的衬衫领使头颅不可能产生任何轻浮和灵活的动作。戏完毕，观众也散尽，他沿过道朝舞台方向走，手杖和脚步在糖果纸、瓜子壳上发出林间漫步般的声响。地上还有一摊摊暗红的槟榔汁、灰白的痰渍。若没有阿玫，这是个多么不诗意的肮脏地方。

这时一个男人走来，一个中国男人。他问：先生你还不走吗？我们要扫场子了。

奥古斯特说他在等人。

那人说：等阿玫吗？

是的。

那人犹豫了一阵，像是把英文先在嘴里摆好。他说：阿玫惹了祸，班主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一下戏就给班主带走了。

阿玫惹了祸？阿玫惹了什么祸？奥古斯特此刻的语音再也不是一向的静悄悄了。

那人说：我是扫地的。我只知阿玫惹了祸。

奥古斯特双手拄在手杖上想，果不出所料，那个玩赏芬芬的大人物开始对阿玫下手了。他又想，离家出走的时机终于成熟，他要带阿玫远远离开。

第二天，阿玫正在化妆间描脸，奥古斯特门也不敲就进来了，嘴里喃喃两声“对不起”。到了奥古斯特失去绅士风度的时候，阿玫明白这个正在逼近垂暮的男人要孤注一掷了。阿玫精心地画着已成他招牌的红豆小嘴，一面听奥古斯特控诉他的无信无义、他的卑鄙下作，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偷情。

阿玫完成了最后一笔，可以顶嘴了。他从走样的镜子里看着奥古斯特白得发灰的脸上，鼻尖是红的。那发自内脏的抖颤已浮现到眉宇、眼球、两颊，以及头发完全脱落而形成一块正常皮肉的头顶。

十七岁的美丽男孩转过一张符号化了的美女面孔。他问：看我——像不像阿陆？

奥古斯特看着男与女之间的这个美丽的小怪物，无言。阿玫从这无言中看懂了，他完全把他看成了阿陆。阿玫一直只知道阿陆有个很坏的秘密下场，但这一刻他从奥古斯特眼里看见他已非常接近那下场的秘密了。

阿玫一只一只地往头上插珠钗、绢花，佩上耳环。阿玫有一对标准的女性耳朵，茸茸的耳垂上两个眼儿。然后他叫来一盆热水，将两只手泡进去。五分钟后拿出来，包在湿热的毛巾中将手指朝手背方向弯去。手像无骨那样柔韧。阿玫的柔韧性是无极限的，浑身都有这种无限的柔韧。然后他又玩了另一套。他人向后仰去，仰向地面，直到两只手抓住了脚腕。他的身体在奥古斯特眼前成了一个残酷的美丽拱形。奥古斯特不敢再看下去，这纤细如幼竹般的身体已不再属于人类，它幻化成了不可思议的图案。阿玫恢复原形时说：我已经知道阿陆的下场了。

我偶然去卡斯特罗街。那是男同性恋者的圣地。奇怪的是，那里有一家女性服饰店，里面的所有服饰你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别致极了，带有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神秘韵味。店员的妆面和发式也少见，至少你不会在金融区上下班的女人身上看见如此装扮。加上店内格局和有些邪味的灯光，每件衣服都有种阴险的美丽。我混在同性恋人口之中，当然只为了进入这家店。路上有个露天咖啡馆，我放慢脚步，看同性恋人们怎样社交。碰巧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和一个男青年默默注视。两人的目光隔着好几桌人碰在了一起。那样温情似水的美丽目光能使发射这目光的眼睛变得异常美丽。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正在眉目传情的男性都有着无比美丽的眼睛。

第二个礼拜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人温约翰。他微微一笑。我说：“等我买了东西原路返回，又路过那个咖啡馆，你猜怎么着？”老人又微微一笑。我说：“他和他已坐到一块儿去了。”

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奥古斯特再也找不着阿玫化在浓妆里的眼睛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说，阿玫，我知道你爱上了芬芬。阿玫说：“没有！”他说：“你和她做爱了。”阿玫的脸在一层粉黛下显出厌烦。阿玫说：“随你怎么说吧。”

沉闷了片刻，奥古斯特说：“我不能看着你去送命。”

阿玫不作声，往手上扑奶白色的粉。

这一刹那，奥古斯特做了决定：离家出走。要么带阿玫一同走，要么在阿玫面前把自己结果掉。

就在他铁了心的时候，阿玫抬起脸，眼睛又找到了眼睛。眼睛同眼睛厮磨了一会儿，阿玫说：“芬芬很命苦。芬芬把她吃的苦头都讲给我听了。”奥古斯特看着阿玫黑而透彻的眼珠抽搐着疼痛。阿玫又说：“她很可怜，不是吗？”奥古斯特忍了一会儿，忍不住了，说：“那我呢？”阿玫表示惊讶——你不是有自由吗？东南西北对你不都是敞开的吗？他的目光摆脱了奥古斯特的目光，说：“芬芬什么都不属于自己，她的美丽也是给别人派用场的，这你都知道。”奥古斯特沉默下来。

阿祥来催场了。奥古斯特把自己带薰衣草香味的洁白手帕递给阿玫，让他擦掉为暗娼芬芬流在两腮上的泪。他以一种祖父的关爱语气说：“你知道阿陆的下场就好。”

那之后的两个礼拜，奥古斯特和阿玫都心照不宣，一字不提芬芬。但奥古斯特明白事情绝对没有完。事情的根在黑暗里伸向四面八方。他静悄悄却十分急促地做着离家出走的准备。处理日记，处理多年来收藏的一堆秘密信物。他同时还在起草两封很长的信，说服妻子和母亲，他多么不愿伤害她们。并要说服她们，把他的消失当作死亡来对待。死亡不应牵涉到一个人的道义、良知，因此接受他的死亡是方便她们，于她们有利。

一切大致就绪了，他在十一月初的这个傍晚来到阿玫的住处。阿玫住在一个腌卤店的阁楼上，进门就是床，出门就是楼梯。阿玫人却不在，留了个字条，说是他去海边了，在海边等他。阿玫这晚不唱戏。

奥古斯特赶到阿玫说的那个海边，却看见芬芬等在那里。按说芬芬是不被允许独自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的。海边肯定远远逾越了芬芬那看不见的牢狱之墙。芬芬穿一身醒目的橙红旗袍，短发收拢在一个极大的假发髻里。芬芬鲜艳醒目，可以去做航标了。芬芬告诉他，阿玫去买便当了，他们三人将在海滩上吃晚餐。这样的时分在海滩上野餐，奥古斯特感到非常蹊跷。最令他吃惊的还不止于此：芬芬主动给了他一个结实无比的拥抱之后，一只胳膊就留在他的臂弯里。芬芬的肢体贴着他，如同绷带贴着伤口，动或不动都是那种不适的敏感。他很快发现，自己竟与芬芬手挽手在进进退退的海水边散起步来。芬芬不时怨着风大天冷，肉乎乎暖洋洋地贴在他身上。奥古斯特看清她旗袍边沿的图案是细小晶莹的珠子拼出的。他纳闷芬芬怎么把如此盛装穿到海边来了。

半小时后，奥古斯特和芬芬走回来。他突然发现沙滩上除了他和芬芬的足迹之外，有了第三个人的足迹，但绝不是阿玫的足迹。奥古斯特能够识别阿玫留下的任何形式的踪影。奥古斯特迅速地思考，事情究竟怎样了。天已经很暗了，海变得凶残起来。奥古斯特断定，第三个人一定在附近。

就在这时，芬芬说：“你知道阿陆的故事吗？”

她身体更加一团肉地贴上来。她见他在假装没听见。

芬芬说：“阿玫说，只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世上就没阿陆这人了。”

奥古斯特想，阿玫不是说他弄清阿陆的下场了吗？谁在撒谎？撒这个谎是什么意思呢？他对芬芬说：“等阿玫来了我再讲。”阿陆的故事若好好讲，应该是很曲折的。

一直到海完全成了黑色，阿玫都没来。奥古斯特把芬芬送到公寓门口。芬芬说她最怕这个时间独自上楼梯。他只得送她上了三层楼。芬芬用钥匙打开门。门开得只够她把自己揉进去。奥古斯特怀疑里面有个人。他说他又饿又渴，能否进去喝杯水。芬芬笑着道歉：“太晚了，改天好吗？”奥古斯特下楼时心里的疑团解开了：芬芬房里绝对有个人。

奥古斯特的尸首是第二天清晨四点被发现的。匕首是从背后来的，刺得很利落，因此奥古斯特的面部表情相当宁静，连密布的皱纹也平展许多。这个地段离唐人街不远，却是个高级住宅区，清一色的白种人。一年前有个男人带一个姑娘来租房，房东太太一见姑娘是中国人，马上说她无房出租。后来房东太太把房租涨了一倍，让那个叫芬芬的中国姑娘住了进来。据说这个高级住宅区在奥古斯特发生不幸之前，有五十六年的绝对太平无事。

我想，怪不得阿陆的故事没人知道，唯一知道它的人死了。

我问老人温约翰：“阿玫呢？”

老人说：“阿玫唱戏唱到他从会计学校毕业，真的就混入了穿西服打领带的金融区人群。”

老人很狡猾，他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不得不挑破了。我说：“按说芬芬的主子应该对阿玫下手，因为芬芬真正的姘头是阿玫。”

老人说：“你怎么知道是芬芬的主子？也许是阿玫的主子呢？”他老谋深算地看我一会儿，又说，“你还是没跟上。”

“没跟上”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没弄懂”。

我看看表，早已过了闭馆时间。我赶忙请老人给我办借书手续。温约翰却不慌不忙，一笔一画在借书表格里填写。我留意到他的手。这是双被长久珍重的手，和他整个形象不同龄。我说：“能让我再看一眼阿玫那张照片吗？”老人一愣，说：“我给你看过他那张半身照？”我说当然。他说：“我怎么会把它给你看的呢……”

我终于为阿陆想出了合理的结局。他和一位富有的白人姑娘恋爱上了。这犯王法的爱情发展到难解难分的一天，私奔便成了唯一的出路。白人姑娘才十五岁，身上怀着十九岁的阿陆的胎儿。两个年轻人完全沉迷在这恋爱的悲剧因素和叛逆感中。在很远很远的一个海滩上，出现了一具风华正茂的尸体。那个地方离旧金山有九十多里，极偏僻，因此唐人街没有一个人知道阿陆被杀害的事。唐人街的人只当是从来没有一个阿陆。遭了谋害的阿陆，被马车载到九十多里外的海滩，再被抛弃。凶手是白人姑娘的父亲雇来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凶手是暗恋（或许明恋）阿陆的一个（亦可能多个）白人男子。这个结局我怎样努力都难以使它圆满。它总有不少漏洞。

一天下午，我在唐人街碰到一个十六七岁的东方男孩子。他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突然觉得他似曾相识。我转身跟上他，叫住他，问他可知道某某食铺的方位。他指给我方向。纯正的英语，嗓音十分清秀。

我远远看见他消失于地面之下。那是他拐进了“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

后来我机关算尽，结识了这个男孩。他姓温，他的爷爷曾是唐人街的著名粤剧花旦。直到现在，他的爷爷偶然还会在港口广场吊嗓。

White Sparrow /
白麻雀

她拿了解溲的工具就往帐篷外面跑。刚降过露水，草地一股腥气。她跑了五分钟，一头扎进一人高的黑刺巴丛，才开始用小洋镐刨坑。“女子牧马班”的女娃们就在帐篷边上刨坑，说万一碰上男人，就用洗脸帕子把脸蒙上，只要不给他看见脸，天下屁股都一样。可她不行，胀得多慌都得找片林子或草丛。

坑刨了一尺来深，她开始用小洋锹出土。一个月一次的“办公”，坑得挖深些。不然牧马班的两条狗会把脏纸拱出来，到处拖，才要臊死人。

她骑着坑蹲下，才顾上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狼或者豺狗打她埋伏。就在她蹲着的一会儿工夫，天亮透了。牧马班的女娃儿们说：“小萧排长跟我们做野人时间长了，就学会屙野屎了，恐怕到时候回成都进军区的高级茅房，倒不会屙了。”

女娃子们叫萧穗子“小萧排长”。发现她比她们最年轻的还小半岁，就叫她“青沟子排长”[3]。她们知道她天天巴望离开这里，回到有高级茅房的城里去。她在这里体验生活，也让她们烦得很，每个人都要假装讲卫生，再渴都要用珍贵的水来洗脚。好处也是有的，因为她是场部的客人，军马场每隔一天派人送一条羊腿或一桶牛血旺，有时还送洋葱、莲花白。女娃子们一餐能吃一桶牛血旺煮洋葱。

黑刺巴一阵响动，大颗的露水冰冷地落下来。萧穗子猛地回头，没见什么，又蹲回原状。苦就苦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前面腿蹲得多麻多酸也白搭。她想，学牧马班吃脏手指捻的面条、脏巴掌拍的饺子皮都不难，难的是吃完之后眼下这一步。

这回她明明听见了响动。出帐篷太急，只顾拿镐和锹，偏偏忘了“五四”手枪。只要“响动”往前一扑，她连裤子都来不及提。她不动声色地蹲着向一侧挪步，手指去够扔在一米外的洋镐。“响动”却在朝另一侧挪步。她庆幸刚才是白蹲一场，不然步骤会复杂许多。她一手束皮带，一手把镐锋调整成拼刺状态。跳舞蹈的“青沟子排长”军事素养差得很，拉个白刃战架势还是有模样的。

她瞪着“响动”。

“响动”也瞪回来。这时远远地传来狗叫。跟夜牧回来的狗正往这里跑。萧穗子缓过一口气，咽一口唾沫，转脸叫两个狗的名字。等她回过头，手里武器坠落到地上：对面的黑刺巴深处，出来一个脸庞。萧穗子十八岁的小半生中，从未见过比它更可怖的脸，颜色就是隔夜的牛血旺。

事后牧马班的女娃说“青沟子排长”叫得比狗还响。大家提着“三八”老套筒跑出来，以为狼在撕她。女娃儿们很快把一个人从狗的纠缠下解救出来，绑上绳子。

萧穗子这才看清被牧马班捆绑的是个女人。又厚又长的长发粘着灰垢，乌蒙蒙的毫无光泽，两只眼珠子让陈牛血旺的紫红色衬得又白又鼓，成了庙前的门神。

牧马班和她用藏语对话。萧穗子大致明白她们在问她，上次丢掉的两双尼龙袜，是不是她偷去了。她一面否认，一面瞪着萧穗子。女娃儿中的一个告诉萧穗子，藏族女人爱美的就用热牛血涂脸，保护皮肤。她们也试过，效果不错，可惜热牛血太稀罕。

她们问她是否偷过马料。马料是黄豆渣做的，烤一烤人也爱吃。

她不否认了，咧着嘴笑，一笑便露出了两排鲜粉色牙床和一堆白牙。萧穗子赶紧不看她了，不看她还是感觉她的两只眼珠子瞪着她的脸、她军装的红领章、她八成新的黑皮卫官靴。萧穗子想，“瞪”不光是眼睛的活动，“瞪”就是她这样：鼻尖、两个鼻孔、一嘴牙以及整个思维共同形成的凝聚力；“瞪”是这凝聚力向你的连续发射。难怪在黑刺巴丛里，没见她人就感到了她的“瞪”。

她忽然说起汉语来。腔调和用词有点奇怪，但是相当达意的汉语。她承认她在牧马班附近埋伏不少天了，靠马料果腹。回答时她两只黑毛茸茸的眼在小萧排长身上眨着，眨得她直痒。终于她说：“解放军好白哟！”

审出的结果是，她想当文艺兵。牧马班女娃儿憋住一脸坏笑，问她想去扫场子呢，还是搬板凳。一个说：“那，这位小萧排长缺个提夜壶的，你去不去提？”

萧穗子踢那女娃儿一脚。

大家还没笑完，就听一声：“索尼呀啦哎！”她唱了。

简直不能叫唱，就是歌声的一个轰然爆炸。

女娃们一块儿去瞅萧穗子，想知道她对这歌声的评估。萧穗子却没反应，只是瞪着这个女人：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来由，却有一副石破天惊的歌喉。第一个感觉是她嗓音的结实，一口长音吼出去，直直往上跑，快到“降B”了，还有宽裕，还远远扯不紧撕不碎。说它优美有些文不对题，但它非常独特。萧穗子虽然不太懂声乐，却明白这副嗓子是宝贝。

当天傍晚，她写了张便条请送羊腿的人带回场部。她让在场部搜集音乐资料的两个同事尽快来牧马班。她说她发现了一个“才旦卓玛”[4]。

一连几天，场部没有一点儿音讯回来。两个同伴中有一个是声乐指导，叫王林凤。王林凤到军马场不光采风，也想选拔几名藏族演员。

萧穗子等不及了，一天跟在场部的牛车后面，骑了两小时的马，回到场部。王林凤高原反应，靠在床上给场部演出队的歌手们考试，听了萧穗子激动的报告，无力的手指朝一群藏族考生划了划，说：“能歌善舞的民族嘛，拉出来谁都能唱两嗓子。稀奇什么？”

她把王林凤煽动了一晚上，最后王林凤妥协了，答应再加一场考试。

回到牧点，萧穗子把“才旦卓玛”叫到帐篷里，想给她一点儿台风训练。她不断地说：“手别老去搔鼻子，脚不要乱踢，站就站稳。眼睛看着我，不要往上翻。”她发现她的手习惯了赶马蝇子，有没有蝇子都在鼻子周围搔着。她也发现她的脚必须去踢泥土，一个高音上去，脚尖必定踢出一个泥坑。

萧穗子把她往场部带的时候，她脸上的牛血成了斑驳的陈年老漆，手指一抠就抠下一块。抠出来的一片片皮肉色泽果然不错，细腻得很。萧穗子用自己的香皂给她好好搓一遍脸，原来也是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的。身材是没办法的，一天两天减不下分量去。好在她个头高大，看上去她不能叫肥胖，应该叫魁梧。

萧穗子一路叮嘱她，要好好唱给王林凤王老师听。王老师五十多岁了，唱的歌比你讲的话还多。王老师收你了，解放军就收你了，所以你不要瞪王老师，老师胆小。

但是萧穗子马上发现她都白交代了。她进了门就开始挨个瞪人，先瞪王老师，马上觉得王老师没什么瞪头，又去瞪娇小美丽的兵痞子何小蓉。她想这个卷头发扎出两个小绒球的乖乖女兵只有十来岁吧？小蓉平时脸皮很厚，这时也给她瞪成了大红脸，为自己解围地说：“看啥子吗？我当兵的时候你还夹尿布。”

大家各找了个地方坐下，王林凤拿出一个大笔记本，问说：“名字叫什么呀？”王老师在装慈祥的时候样子十分阴森。

她看一眼王老师，嘴巴动了动。

王老师说：“什么呀？白麻雀？”

她说：“班麻雀。”

“你名字叫白麻雀？”

她更正：“班麻雀。”“雀”是不准确的四川音，发成了“Qiu”。

王林凤转头问小蓉：“藏族有这名字？”

小蓉说要不怎么是藏族呢。她把王林凤的笔记本夺下来，叫斑麻雀自己写个名字。她一笔一画写下三个大字，大家一认，明白了，是“斑玛措”。这一带挺普遍的藏族名字，萧穗子向他们解释。她发现王林凤对她做了个苦脸微笑，虽然浅淡，意思却清清楚楚：她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她名字上不了正册。

现在就剩斑玛措一个人站在四张床中间。她一站把屋子、床、脸盆架全站小了。王老师也给斑玛措的比例弄得小小的，两只小白手搁在笔记本的黑封皮上。

“开始吧。”王老师说。他已经想结束了。

斑玛措的紫红藏袍缠在腰上，像是整个人站在一个巨大包裹中。包裹散发出油腻的体臭，热腾腾地噎人喉咙。

王老师左一遍“开始”，右一遍“开始”，斑玛措就只是站着，神情一片空白，整个人空空的一个音符也没有。

萧穗子说：“唉，今天早上你不还唱得好好的？快唱啊！”

她张一下嘴，似乎自己也没料到嘴里空无一物，惊讶地愣住了。但她那一张嘴使大家都提起气来，王老师的鼻孔撑得圆溜溜的。

她却蒙着脸蹲下了。萧穗子跳起来，要上去踢她似的。

王老师慢慢朝萧穗子闭一下眼，手向外扫两下。萧穗子急坏了，说她们练了好几天的歌，斑玛措唱得绝了。

“我们听听啊。”小蓉风凉地说，她早就没了兴趣，一直在用发卡掏耳朵。

王老师说：“再不唱就不能唱了哦，熄灯号音一响，就不准出声了。”

斑玛措慢慢站起来，本来又红又亮的脸，红得发紫了。萧穗子一直在猜，她蒙住脸在做什么。现在发现她一直在两个手掌下面笑。王老师满脸无所谓，她唱不唱这作风已让他倒尽胃口。

王老师说：“我看今天我们就考到这里。”他摸出烟盒，掏出打火机。

斑玛措这时倒站得笔直笔直。萧穗子求情说唱个短的，两三句词的，王老师若听着对劲，再往下唱。她急忙回头对斑玛措说：“唱最短的那个，一共几句‘索尼呀啦’，熄灯前准唱完了。”

屋子里又一次静下来。尽管静得焦躁敷衍，总还是静的。小蓉掏耳朵掏得销魂，早不在乎这屋里发生什么。

斑玛措站是站出点样子了，脖子也有了，腰里的袍子也不是一大堆了，可就是没有歌出来。怎么逼也一声不吱。随便萧穗子怎么威胁利诱，她只是那么站着。

熄灯号终于响了。

斑玛措脸上的空白顿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觉醒，似乎意识到她这一错就错过了一生。

王林凤早上起床前听见了萧穗子向他形容的歌声。他承认这形容基本准确，也不算太外行。声音是好声音，少见的本钱。他判断歌是从篮球场外的山坡上传来的，惊人的音量、音域。咬字舌头有点大，不碍事，一训练就好了。他在几个滑音上皱起眉，他不喜欢她的花腔，近似羊叫。不过这也不难纠正，高音太漂亮了，海阔天宽，一点儿不让你捏紧拳头。位置是野位置，应该可以调整，位置找得更好些她还能唱高一个调。

他在被窝里兴奋得出了汗。然后爬起来，拿了桌上的老花镜和笔记本，回到被窝里。一想，应该为自己泡杯好茶，又是背心裤衩地去翻茶叶。再回到被窝，他觉得茶和烟的味道从来没这么好过。本钱好，主要是本钱太好了！

王林凤在“斑玛措”三个四仰八叉的大字后面画了一排惊叹号。

当天他向何小蓉布置，去向军马场被服科借一套新军装、一件白衬衫，要让斑玛措马上出落成一个文艺女兵。

萧穗子和小蓉把斑玛措带到军马场大浴池洗澡。场里女牧工少，所以她们三人泡池子泡了足有一上午。小蓉两只袖珍手蛮得很，给斑玛措搓澡搓得一身火红。斑玛措像头任人宰割的牛，叫坐着就坐，叫趴着就趴。小蓉咬牙切齿地说：“搓掉了一层‘斑玛措’，又搓掉一层‘斑玛措’……这个‘斑玛措’咋还是这么一大坨？”

萧穗子就笑。她开始担心小蓉这种俏皮太恶毒，斑玛措的自尊心会受不了，不过一会儿她就发现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斑玛措乖乖的，有一点羞涩，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成了小蓉的一份重活儿。

然后小蓉舒舒臂，展展腰，长出一口气说：“看嘛，硬是搓小了一圈。”

斑玛措此刻坐在池子边的水泥长凳上，水齐她胸。小蓉站在齐腰深的热水里喘气，喘得夸张，胸脯前进一下，后退一下。斑玛措小心翼翼伸出一个指尖，伸向小蓉。穗子和小蓉不知她要干什么，那指尖轻轻触在小蓉身上。

小蓉痒得一抽身，笑起来，斑玛措郑重地说：“好白哟，好像白瓷碗碗哟！”

小蓉才不吃亏，嘻嘻哈哈要把斑玛措那一摸找回来。水面浮一层奶脂般的老垢，却不妨碍她们疯。天下女娃洗澡总是很疯。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何小蓉一疯就疯成了十来岁，两个圆而翘的小乳房直颠。萧穗子想，以为穿着衣裳的小蓉漂亮的人们，应该看看此刻的小蓉，否则错过得太多了。

小蓉和斑玛措你掐我一下，我捏你一把，从高兴玩到半恼。小蓉翻脸地捂住自己的右胸，说斑玛措下手没轻重，挤牛奶的劲儿也用上来了。穗子便猛和稀泥，说小蓉先往斑玛措小肚子上踢的，然后按着斑玛措的头给小蓉鞠躬道歉。

小蓉生气没长性，爬上池子就开始猛抒情了。小蓉唱歌和她外形很像，小号女高音，极漂亮，尤其在澡堂子里唱，一个个音符圆溜溜地到处滚动，撒了一把珠子似的。斑玛措赤裸着伟岸的身体瞪着她，自惭形秽起来。然后她瞪着小蓉把毛巾拧成一股，嘴里叼着梳子，两手拉住毛巾的两端，“噼噼啪啪”地打着头发上的水珠。小蓉简直给她看了一出大戏。

启程回成都的早晨，场长乘自己的吉普来了。他脸色很难看，说场部一个科长遭一个知青报复，大腿中了一发“三八”枪子弹，他的吉普要送伤员去成都动手术，因此文工团一行人就不必搭乘长途汽车了。

一打开车门，钻出刺鼻的血腥和碘酒气味。人勉强塞进去了，行李却怎么装怎么多出来。三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斑玛措的牛皮口袋。王老师首长似的说：“轻一轻装，啊？当兵打仗要甩掉包袱嘛。”

斑玛措不懂什么叫“轻轻装”，仍把牛皮口袋抱在怀里。小蓉上来捏捏牛皮口袋：“什么东西呀？我当兵的时候一双老百姓的袜子都没往部队带。”

斑玛措这下明白了，抱着口袋往后一犟。

小蓉想，好了，民族矛盾就此开始。她把下巴一抬，说：“打开。”

打开的牛皮口袋让大家看不出所以然。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齐全。几只小孩的靴子，上面镶的图案已掉得差不多了，几块皮毛，一些卵石，断了柄的梳子，旧藏袍，节日穿的彩色普毡，家织的羊毛线。

小蓉的表情在说，明明是一堆垃圾嘛。但她嘴里的词还是用得很当心。她告诉斑玛措新兵从里到外必须新，连裤衩都要穿军用裤衩，所以一般不允许新兵带太多行李。

斑玛措站在渐渐升高的太阳里，特号的新军装闪着绿光，军帽在箱子里压了多年，此刻成了扁扁一片，挂在她一大堆头发上。看上去衣服不是她自己的，整个人都不是她自己的了。

三个人都想，把这么个斑玛措带回文工团，可不大拿得出手。

这时斑玛措说话了。她说口袋里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是别人送她的礼物，这些东西是她从小到大的收藏，现在象征她本人，让她带到异乡去。她把这话讲了好几遍，三个文工团员才陆续明白。他们想，这是一个动不动就以物寄情的民族，可以不嫌麻烦地背着这么沉重的象征。

车里的伤号吼一声，说：“车子死球了？咋个不动吗？”

王老师把自己的背包带解下来，将斑玛措的牛皮口袋绑到车顶上。吉普总算上了路。

一路上斑玛措很高兴，给她吃什么她都“哦呀，哦呀”地接过去。问她是不是这一带的大美人，是不是让不少小伙子心碎过，她都嘴咧得大大的“哦呀”。问她为什么不嫁，她说她才不会嫁。三个汉人来劲了，问小伙子们是不是军马场的牧工。她又是“哦呀”，脸上却鄙薄得很。小蓉说：“噢，晓得了，你要嫁个骑兵团的排长！”

斑玛措一下子不笑了，一种美丽的羞涩浮在她脸上。原来她也有汉人女人的羞颜。

场部礼堂的白墙马上要看不见了，一个骑马的人从墙后跑出来。汉人们说：“该不是追我们的吧？”斑玛措说：“狗日的。”才几天，她和小蓉一样张口“狗日”闭口“老子”。不过斑玛措刚才这声“狗日”说得甜蜜蜜的。

公路很烂，弯弯也多，那匹短腿马居然追近了。汉人们从后窗看，见灰土大雾里挺出一个飞毛好汉，把马往死里打。司机就怕没人和他赛跑，杀出这名骑手，他马上换了副好精神，车子开得乘风破浪，颠得伤号直叫：“再给老子补一枪算喽！要痛死老子哟！”

马四条粗壮短腿拉成一条线，肚皮都要擦地了。在车上坡前，人和马终于追上来。斑玛措两只大拳头直捶腿，又是叫，又是笑，捶着捶着，捶到旁边的瘸科长腿上了。瘸科长一胳膊肘回来，嘴里荤得厉害。斑玛措正做骑手的啦啦队，根本不在意自己被骂成了什么。

骑手已和吉普平行，突然一马鞭抽过来，差点打烂车篷的旧帆布。车里的人全在座上一蹦，缩紧脖子。

司机咬牙切齿哼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把车耍成一条大龙，企图把一人一马撇下公路。

又是几马鞭抽在吉普上，吉普给他当成一面鼓。四只马蹄子在公路崖边上飞檐走壁，靠外面的两个蹄子几乎是悬空地跑。王老师真做首长了，命令司机立刻停车。而司机野惯了，哪里会理睬这样一个只会唱歌的首长。

斑玛措摇下车窗，车里车外喊起话来。不久，喊话中带出呜咽，车里车外是两张泪涟涟的脸。

吉普车里所有的汉人都装着没听见也没看见。

山路陡起来，马渐渐慢了。斑玛措又喊了一阵。骑手在公路尽头跳下马，马和人都站得眼巴巴的。

汉人们不好意思地静了一阵，才问斑玛措两人刚才在喊什么。回答说是两人吵了一架，因为说好在长途汽车站为斑玛措送行的，而她不守信，竟坐了吉普偷偷跑了。

汉人们便有些明白，那个好汉可能就是送了斑玛措一堆沉重象征的人。

在刷经寺吃了午餐之后，司机背着伤号去上茅房。一上上了半小时。文工团几个人坐在吉普里打盹，被一阵人马杂乱声先后惊醒。往窗外一看，停车的篮球场四周站了上百人，有的是两人合骑一匹马。

斑玛措推开门滚身下车。

人“哗”的一声，立刻旋成了一个旋涡，斑玛措是中心。萧穗子和小蓉惊叹说：“看来斑玛措真是这一带的才旦卓玛。”王老师说：“可不是吗？就差向她献哈达了！”

正说着十多条哈达果真捧了出来，套在斑玛措的脖子上。

然后就听斑玛措唱起来。很奇怪，她嗓音不是一贯的嗓音了，是低回喑哑的，每个句子都滑向她音域的最低限，终于低不下去而化为一声叹息。

萧穗子推推王老师，王老师转过一张伤心的脸，笑笑说：“完全不同的音色，是吧？看来她潜力特别大。”

斑玛措披着一堆白哈达回到汉人们中间，怅然若失得很，却没再去理会向她招手的人群。到了傍晚，她缓过来一些，才对汉人们解释下午是怎么回事。为她送行的人原先等在长途车站外的公路上，发现她已离去，便追赶到刷经寺。

这时他们停在一段坍方的公路边，等着藏族民工抢修路面。瘸科长痛得厉害，止疼片也止不住他嘴里越来越丑的话。王老师非常生气，对两个女兵嘟哝，军马场的军人哪里还是“我军”，是土匪！领那么多高原补助费，又不缺肉吃，还对知青那么恶，遭报复活该！他们都宁愿到公路上淋毛毛雨，也不在车里听瘸科长暖和的脏话。

三个女娃儿上到一处高坡，在湿淋淋的灌木后面解了手。斑玛措心情全还了阳，裤子没束上就“索尼呀啦”起来。

何小蓉也开始唱。珠圆玉润的小高音一出口就化在雨雾里，她自己也没料到音量会这样小。

她找台阶下似的，手拍拍萧穗子的脑壳，说：“唱嘛，唱起来暖和！”萧穗子一张口更意外了，平常也能唱两句的她，此刻根本就没有声音。荒野里唱歌就得有三分马嘶三分牛吼才行。

从坡上跑下来，发现二十多个藏族民工都杵着工具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说了句藏语。汉人们只听懂那句子里夹了“斑玛措”三个字。

斑玛措走过去，把他们接见一遍，再转回来时，有一点伟人感觉了。她告诉汉人们，民工们一听她唱歌，就知道必是斑玛措无疑了。

汉人们想，这地方收音机收不到广播，出了个斑玛措自然也就给传得很神。不过他们对斑玛措的名望还是有些吃惊，甚至有点妒忌。只有王老师想到，藏胞们把斑玛措瞒住，没推荐她到场部参加考试，是为了把她留给他们自己。

斑玛措跟着三个汉人走进文工团院子的这天，是成都最热的一个夏天中午。几个分队在院子里集合，听副政委骂人。副政委干瘦一张脸，骂起人来漆黑漆黑。假如谁说“听副政委训话喽”，他便说：“训啥子话？我就是要骂人！”

副政委正骂一些男兵女兵演出的时候不老实，躲到天幕后面亲嘴，口腔卫生都不讲。王老师领着斑玛措走进大门，后面是何小蓉和萧穗子。毒日当头，挨惯了骂的男兵女兵此刻给晒得万分沉痛，从军帽阴影下看着三个军人夹了个高大壮硕的形影走来。那形影驮一个口袋，毛发飞张，腿有些罗圈，走在玲珑小巧的何小蓉旁边，像一匹穿了绿军服的大骆驼。

副政委背对大门，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所有兵们都奇怪地振奋起来，不是给骂舒服了就是给晒舒服了。他想，皮是真厚啊，娃娃们！一个女兵开始咬了一个男兵的耳朵，脚也疯起来了，一个踢一个踹。副政委刚要喊他俩的名字，男兵指指他身后。他这才回过头去看，然后说：“王林凤你招的新兵呢？”

王老师一愣，自信心接着就崩溃了。他指着斑玛措说：“不好招，这一个还是跑很多牧点找到的。”

副政委是政治老手，马上官样文章地笑了，说欢迎欢迎，我们团里从此有了一位藏族战友了！大家想这下他给打了岔，不会让他们继续晒太阳了。副团长却手一挥，请王老师一行入列。

又是十来分钟，副政委讲伙房泔水桶里的包子皮。他说可怜这些包子，内膛给掏得干干净净，皮囊给丢在臭泔水里。他看见面前一排排眼睛都黑洞洞地对准他，仇恨已顶上膛来。但副政委想，你还有脸恨我？我迎着太阳光，让你们这些小龟儿多少有点阴凉。他每次折磨他们就演壮烈的苦肉计，若下雨他便自己淋着，让他们站在避雨处，若是曝晒，他也是一个人顶个太阳。副政委坚信别人义不容辞地吃苦，是因为他自己吃的苦永远比你多一点。这时他眼睛扫向那个被王林凤带来的藏族女性，她站在队伍末尾，嘴唇上一圈汗珠，粗壮的脖子水淋淋的。副政委现在骂的是把军裤改为阿飞裤的女兵。又是五分钟，他看见藏族女娃站得不对，既不是立正也不是稍息，再细看，见她面前的洋灰地面上有几滴汗珠。副政委想，这帮娃娃们今天沾了她的光，不然他还有五个重大主题要骂呢。

不仅不笑，她完全是局外的，像站在一边看人类马戏的温敦的牦牛，两只大黑眼珠毫不懂得他们的企图，但不去懂得已先原谅了他们。值勤分队长喊了声“解散”。队伍稀松得神速，各种调笑同时已冒出来，只有斑玛措还盯着自己的影子站在原地，何小蓉和萧穗子拎着她的牛皮口袋往宿舍方向走。走了一阵，发现她没跟上来，再回头，见她蹲下了，两手抱头，从来是无形无状的军帽落在地上，军装的背后整个湿透，汗渍一直延到屁股上面。叫了她一声，什么反应也没有。然后她便“哇”地呕吐起来。

诊断结果是中暑。几天之后斑玛措还是两手抱头，告诉小蓉她脑壳痛，什么都让她脑壳痛，密密麻麻的人，到处吵闹的乐器，三十几度的潮闷炎热，司务长腿上的黑毛。司务长整天穿着男舞蹈演员的练功小裤衩管理伙食，露着两条黑毛腿到处发送避暑饮料，斑玛措一见他就把眼紧闭。几个领导都让家属给她煮小灶，蛋花汤面端到她床前，她满脸都是恶心。

一天夜里，有人在洗衣台上看见斑玛措，她躺在半张单人床大的青石板上四仰八叉地睡了。把她叫醒，说青石板太阴湿，怕她往身上惹病。她一手抹着睡出来的口水，一面大发脾气，说她瞌睡七八天了，苦热睡不着，刚在这里睡个凉快觉，就来烦她。她说的话有一小半藏语，手上动作狂乱，各个窗口的灯很快都亮了。

王林凤一撮灰白头发竖在空中，对人们说斑玛措从来没出过高原，生平第一次受这样的炎热，也容人家有个“盆地反应”时间。他拿了一张草席让斑玛措垫上睡，斑玛措试了试，不领情地把席子扒下来，一扔。

接下去，斑玛措就把洗衣台占领了，睡在那儿，吃也在那儿。吃是不吃什么的，一天只啃些黄瓜、西红柿，啃完到水龙头下去冲冲手，冲着冲着把两条胳膊也冲进去，最后索性把头和脸都塞到水池里。家属们来洗衣服洗菜，她就盘腿坐着呆看，半天眨一眨眼，半天再抬手掸一掸爬行在脸上身上的苍蝇。蚊子叮了她一身包，她只是两个脚交错蹭一蹭，动作和她眼睛一样无神。

王老师急得向几位领导保证，这个斑玛措绝不是他招来的那个斑玛措。那是个浑身活力的小“才旦卓玛”，铁打的一个身坯一条嗓子，绝不这么瘟。副政委说：“盆地反应他可以谅解，但睡洗衣台成什么话？一个女娃无遮拦地在外面过夜出了事呢？”王老师说：“他们藏族夜牧都这么睡。”副政委说：“民族习惯我们可以尊重，不过也不能特殊化得成了阿尔巴尼亚外宾吧？”

最后是何小蓉把斑玛措弄回屋去了。人们发现斑玛措在何小蓉面前特别乖。小蓉走到洗衣台，伸手拉她，嘴上说：“好生起来，我拉不动你。”斑玛措把她手一推，自己起来，跟她回宿舍去了。

在斑玛措回到床上睡觉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来了，气温一下降了十来度。早晨院里涨了水，把各角落里塞的破烂都漂了出来，断裂的弹板，“娘子军”用的海绵步枪和大刀片，油漆剥落的“毛主席语录”牌。

所有人都为不必练功而喜出望外。斑玛措满院子淌脏水，拿着被风刮断的树枝挑起水上漂的练功鞋、塑料花、搪瓷碗、死耗子，自己跟自己“哦呀”，自己跟自己咯咯地笑。白衬衫被雨淋透，两个黑乳头顶了出来。萧穗子打了把伞跟在她后面追，到大门口才把她追上。萧穗子用力一窝下巴颏，眼睛盯着她胸口说：“还跑呢，看你什么露出来了？”斑玛措看看自己，又马上抬头看穗子，不明白露错了什么。

但她的狂喜心情多少受了点打击，一脸寻思地跟萧穗子走回去了。

雨下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有点秋天的意思了。雨后的斑玛措瘦了，白了，头发也剪了，学小蓉也扎出两个绒球来。新军装的僵硬消失了，帽子也不再是一张绿烙饼，嘴损的男兵说：“原来斑玛措是个女娃儿！”

新年之前，王林凤都把斑玛措当秘密武器藏着。他把其他演员的上课时间缩短了，每天上午的课时都给斑玛措。他要斑玛措一手摸肚子，一手拢耳朵，“咪”一声“吗”一声地吊嗓。斑玛措记着出声便忘了喘气，找着气流就忘了发声，忽而发现王老师和自己的姿态都很丑陋，一个音发到半截便笑垮在地上。斑玛措的笑不能叫“一阵笑”、“几声笑”；斑玛措的笑是“一摊笑”，她偌大个身躯顷刻间会哈哈哈地坍塌成一摊或一堆，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地面都任她翻滚踢蹬。王老师的老婆总是唠叨王老师，要他盯住斑玛措，别让她地上滚完又去坐床沿。她不仅在王老师的地板上滚，偶尔也在院子里滚，落着鸡粪，扔着烂菜皮、毛豆壳，长着棕色潮苔，爬着西瓜虫的水泥院子让她滚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地。

而斑玛措的哭却内敛而沉潜。有回她早晨出操没看见小蓉，便跑到舞蹈队，跟在萧穗子后面完成了操练。穗子告诉她，何小蓉探家去了。当天晚上她坐在小蓉铺上等，认为熄灯之前一定会把探家的小蓉等回来。

熄了灯很久，她六神无主地找到萧穗子，问小蓉的家在哪里。穗子问她要干吗。她两眼空空，嘴半张着，像是给铁石心肠的家长撇在陌生城市的孩子。穗子从床上起来得急，绒衣也没顾上披，匆匆劝她。小蓉年年有一个月假期探望野战军的丈夫，但小蓉特别革命，从来是两个礼拜就归队。

斑玛措这时眼睛不空了，死盯住穗子。穗子问她怎么了。她却反问：“分队长结了婚的呀？”她声音和吐字听上去都奇怪，几乎是痛苦的。不止痛苦，是心碎。

接下去，更奇怪的事发生了。

穗子看着两颗硕圆的大泪珠从斑玛措眼角滚出来，在蛛网笼罩的灯光下，成了镶在她脸颊上的两粒玛瑙。

穗子怕起来，说：“你可以给何队长打电话嘛，实在想她你还可以去看她，她丈夫的野战军离这只有一小时的路。”

而穗子的每句劝慰都让斑玛措往后退一步，猛烈摇摇头。她哽咽着说：“分队长怎么结婚了呢，她为什么结婚了呢？”

穗子说：“人家何小蓉是连级军官，二十八岁，她不结婚谁结婚？”

斑玛措压抑自己，但穗子看见委屈就在她的强力压迫之下猛烈哆嗦。眼泪真多啊，汩汩地冒，一会儿就在草绿军装上洇出更深的绿。绿色下不再是原始的魁伟身材，小蓉已经精心雕刻了它。两个月前小蓉把最大号码的胸罩买来，叫斑玛措脱光上衣，替她往身上戴。一个喊：“一二三！”另一个就吸气憋气，反复许多回，纽扣和襻眼总没希望碰头。小蓉咬牙切齿地说：“狗日一身‘手抓肉’！”斑玛措便不行了，翻跟斗打把式地笑，把小蓉地上的浮尘全部笑干净了。小蓉最后帮她系上了纽襻，到前面一看，发现一边一个半圆还露在外面，只好用手去塞。斑玛措低下头，看小蓉两只白嫩细小、狠毒有力的手终于把她自由惯了乳房严实地囤了起来。从此斑玛措身上那草原般粗莽浑厚的起伏消失了，浮现起都市的尖锐轮廓。

“去睡觉吧，都快十二点了。”穗子的牙微微地磕出响声。

斑玛措用手掌把鼻子朝上一抹，动作果断。一种遭人背叛、化悲痛为力量的果断。

“明天让总机帮你要个长途，给小蓉打个电话。”穗子说。

“不打！”斑玛措大声说。穗子给她如此之凶的声气唬了一跳。再来看她的面孔，那野蛮是一目了然的。穗子想，让她爱戴是很美好的，让她仇恨也很可怕。而爱和恨之间，就隔一层泪水。

何小蓉刚回到宿舍就听谁在院子里喊，说斑玛措在厨房打架。小蓉跑到食堂，从打饭的窗口听见斑玛措在里面咆哮。门从里面闩上了，炊事班长陈太宽和司务长抓着菜脑壳、莴笋根当武器，朝斑玛措投掷。何小蓉的小高音都叫得起了毛，斑玛措一点儿也听不见，手里拎着一大桶剩菜汤，打算往对手头上泼。炊事班的菜汤是用炒完菜的涮锅水做的，里面扔上粉丝和海带丝，再撒些肥肉片和切碎的老菜帮，从来没有销路。斑玛措一桶菜汤已泼出，马上又从锅里舀几大瓢滚热的，还往里加一勺熟油辣子。

“斑玛措，你给老子开门！”小蓉拍着窗玻璃，巴掌心拍得血红。

离窗一步，就是虎背熊腰的斑玛措，把半桶菜汤在头上抡成个热腾腾的圆圈。小蓉想起来了，斑玛措抡套马索准头极好。果然，铅桶在斑玛措头顶飞旋了几圈后，便朝陈太宽而去。幸亏斑玛措没起杀心，桶只打在陈太宽脑袋上方的墙上，鲜红的熟油辣子一条条淋下来，乍看也是血肉横飞的。

副政委带着半脸午睡跑来，见斑玛措一身披挂着海带、粉丝、蛋花，汤汁顺着她的辫梢湍急地流，一边红领章上趴着一片肥肉。小蓉两手按住她，用身体把她抵在大米箱上。

司务长一面用洁白的手帕擦脸上的菜叶，一面说斑玛措如何挑的事：她跑进伙房自己动手舀了半饭盆猪油渣，陈太宽阻拦，就把她给得罪了。

斑玛措大声说：“他们骂我！”

何小蓉瞪她一眼，她静下来，呼呼喘气。小蓉扫一眼副政委正在黑下去的脸，解释说斑玛措不习惯汉人的伙食，什么芹菜肉丝、豆腐肉末在她看来就不算肉菜。长到十八岁，她是吃肉喝奶的……

陈太宽尖起嗓子笑道：“谁个不想吃肉喝奶？把她高级的！”

小蓉不理他，继续向首长汇报。她说她眼看着斑玛措脸色黄下来，碰上吃韭菜，她一口饭都不吃。

“他们骂我！”斑玛措插嘴，挑起沾了蛋花的浓眉。

司务长说今天的不幸就是韭菜惹的。斑玛措说韭菜肉丝是草，炊事班舅子们把她当牛喂。“炊事班的同志很辛苦，未必他们不想往韭菜里多搁点肉丝？肉不是限量吗？要是大家都像小斑同志这样，非要吃纯肉，还要吃大坨坨的，我工作怎么做，你说是不是，政委？”

小蓉和司务长争，说藏族同胞的肉食定量多一些，炊事班不另为斑玛措煮“坨坨肉”，至少也该让人家吃够自己的定量，不然把她多出来的肉食搁在咱们汉人的大锅饭里，不成了咱们汉人集体占人便宜吗？

副政委把打架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然后说斑玛措的肉食定量给她另算，该多少肉票全数算给人家。她自己想一顿吃一顿吃，想十顿吃十顿吃，平时三顿饭，还在大锅里吃。咱们汉族是大家庭，要有个大气度。说完他转向斑玛措，脸摆成一个好脾气老汉，问道：“小斑同志，你看咋样？”

“他们骂我老藏民！”斑玛措又有点按不住的样子。

副政委说：“我不是已经批评他们了吗？”

“我不是‘老藏民’！”

小蓉扯住她往外走，嘴里说：“对，你不是。”

“我是‘民族’！”

小蓉马上说：“对，对，是‘民族’！”她按她的发音，把“民族”的“族”发成“斑玛措”的“措”。汉人们全懂她尊称自己为“民族”，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连“少数民族”都不能说。谁是“少数”？！

斑玛措的首次登台时间一再延后。王林凤的脸总有点神秘，说要等再成熟一点。原先已安排斑玛措在元旦亮相，服装都定做了，而王林凤在合乐那天变了卦。这样就推迟到了春节。春节演出场次多，独唱演员们都怕嗓子顶不住，要求多一些第二梯队。王林凤几乎被说服，但临场又改了主意，一鸣惊人的架势越拉越大。

王林凤说一个天才歌唱家就怕随随便便当起明星来，早早就唱成油子，埋没了宝贵潜质。上台太早，接受的掌声太多，虚荣心自然长得飞快。那时斑玛措即便是一座金矿，他王林凤也别想再继续开发。而在王林凤看来，斑玛措就是一座原始金矿。他把声乐演员们全推给其他声乐教员去指导，时间和精力都腾出来教斑玛措识谱，教她基础乐理和简单的钢琴弹奏。

王林凤家一里一外两间小屋，外屋兼厨房和客厅，盖上钢琴盖子便是写字台。斑玛措一来，王老师两个孩子就得收拾掉琴盖上的所有书本，把写字台恢复成钢琴。

斑玛措开始发声练习，王林凤坐在孩子的上下铺上为她弹琴，同时大声给她指令：“注意气息——往下往下！又上去了！位置位置！”为将就斑玛措的理解力，他把语言修改得更形象，一手按着琴键，一手在自己脸上头上比划，五官用力运动，“打哈欠！忘了打哈欠怎么打的？！对对对！这个哈欠打得棒！唉，别真打哈欠啊！”

斑玛措抹一把打哈欠打出的泪水，无所适从地张着嘴。王老师停下琴，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从他的表情知道“位置”早跑了，早不知跑哪儿去了。其实她从来不知道王老师最看重的“位置”是什么，只知道她唱到最受罪的时候就得到一句表扬：“好的，保持这个位置。”她不懂原先与生俱有的歌唱现在怎么变得如此之难，一张口要记住怎样喘气，怎样摆口形，怎样提升鼻子，怎样持续“打哈欠”，又不能打成真哈欠。十八年岁月，斑玛措有百分之三十是唱着度过的，唱像吃喝、睡觉、行走一样自然，不假思索，唱是大笑和发怒，唱是做白日梦，谁用得着去学笑和做白日梦呢？

“唉唉唉，注意，野嗓子又出来了！”王老师提醒道。他极不舒适地半猫腰坐在上下铺的下铺，前伸的脖子上攀爬着青紫血管。“不要图亮，好的声音不见得有多亮！”他看一眼迷惘的斑玛措：“歇口气再来。”

再来。斑玛措想她曾经那种长嘶的欢乐或许永远失去了。这样一想她就黯然神伤了，嗓子抽紧口子，鼻腔堵得满满的。琴声却耐心地奏着，她只有唱下去，王老师打不得骂不得地爱她，她不能伤他心。音阶一个一个把她往高处带，她无知无觉地“咪”一声“吗”一声，声音像是别人的。

王老师脸上露出老奶奶的微笑，大声说：“好一点，保持住。”他搓搓冻疼的手，干燥的手心搓得纸一样响。

斑玛措每回唱得痛苦不堪，王老师准会高兴得搓手搓脸，再把两手猛一分开，比成两把盒子枪。

“大有进步啊——再来……打哈欠！鼻子上去，上去……不要鼻子！把鼻子扔脑门上去……打哈欠，对对对！好极了！不要鼻子……”

斑玛措觉得自己的歌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瞎撞，只有王老师的提醒是黑暗中伸过来的一只手，有时搭她一把，有时却给她一耳掴子。

“停！”一耳掴子冷不丁打过来，“又来了！说了多少遍，不要一唱就由着性子来，‘哦嗬哦嗬’……”他歪曲地学她，“我不要这个‘哦嗬’。刚才多好？怎么忽然就走份儿，顺着野份儿就撒起欢儿来了！再来。”

只得再来。

她怕起王老师来。每天早餐时，她无论胃口多好，只要一想到饭后的声乐课就饱了。坐到餐桌上，她看着男兵女兵们调笑打闹，羡慕得鼻子发酸。她被一条无形的锁链锁着，而他们鸟一样自由。斑玛措的前辈是奴隶，她的歌唱现在做了奴隶。这奴役连她和小蓉一块儿躺在床上嗑嗑瓜子的乐趣也不放过。连小蓉与她共同洗澡为她搓背的舒服也不放过。曾经她最乐意为小蓉搓澡，她喜欢自己的指尖触在小蓉身上的感觉，小蓉的皮肤总是微凉的，微涩的，又雪白雪白，她喜欢自己粗糙结实的手和小蓉的娇嫩所形成的对比。而如今这欢乐也黯淡了，她常在给小蓉搓澡时失神，不久就听小蓉抱怨给她搓痛了。

王老师脖子上的血管狠狠一挣扭，她嘴里跑了个调。

王老师两臂一垂，快要哭出来。

“咱不怕，小斑，退步是进步的开始。”

斑玛措觉得自己随时会两膝一软，跪地求饶。但她看见王老师更想给她下跪，就忍着唱下去。直唱到王老师也糊涂了，她自己都听不下去的声音，他却说好，从下铺钻出来给她冲白糖开水。

四月底的助民劳动是斑玛措的奴隶大翻身。每天抢插多少秧苗也不累，总笑得一身烂泥。插秧到第三天，装病的就多起来，斑玛措一人包三人的活，有时一手拽着血淋淋的蚂蟥就唱起来。她自然是把王老师教她的“位置”、“气息”全数还给了王老师，去唱的又是娘胎里出来的那条野嗓子了，只是在捆绑许久后越发地张牙舞爪。这时她才发现身上的胸罩腹带多狠毒，缚住她草原般深远的呼吸，歌唱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翻跟斗打把式。

王老师却在另一块田里动了气，认为斑玛措在造他的反。他自言自语，说这怎么行，这是巩固错误！他跳上田埂，一路踩倒不少棵豆苗，跑到斑玛措那块田边。王老师的好脾气荡然无存，指着斑玛措就嚷嚷，说她尽可以自己去野唱，以后不必来上课浪费他的生命。斑玛措眼睛看着水田，自己庞大的身影畏缩了，蚂蟥留的洞开始发痒发痛。王老师又说：“小斑我是为你好，我课上给你纠正一个错误，你课下轻轻松松就可以复辟，你说我们俩这样拧着干有没有意思？”

斑玛措知错地沉默着。

王老师把巴掌拍得很响地说：“欢迎我们小斑同志唱歌，让她把这半年的声乐训练成绩跟大家汇报汇报！”

斑玛措这一刻心里恶狠狠的。她想跳起来对王老师说，我恨死你了！斑玛措是从一个最懂善恶、最知恩图报的古老民族来的，她知道王老师是绝不该恨的，恨王老师是造孽。但她这一刻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恨这个两个鸡脚杆、脖子上攀着古老青筋、一给人鼓励就把手指比成双枪的王老师。

王老师的两个食指对准斑玛措，一再鼓励。斑玛措却低低弯下腰，埋头插秧。王老师在田埂上跟着她往前走，她就一直不直腰。已经很累很乏，斑玛措却觉得比王老师教她唱歌的那种累好到天外去。

斑玛措的首次登台亮相，成了全团人的一桩大事。王林凤吊起了人们奇馋的胃口，连从来不过问周围任何事的首席小提琴手毕奇都在早餐时对斑玛措凑了句趣，说祝小斑当晚一鸣惊人。

下午两点，何小蓉开始给斑玛措化妆；三点，发型师给她试头饰；四点，服装员把五件袍子全挂在带轮的服装架上推出来，让斑玛措一件件试。涂了个樱桃小嘴，化成大丹凤眼长柳叶眉的斑玛措嘴唇微微翘起，吸溜吸溜得像给辣椒辣伤了，眼睛动作也是新的，抬不动大黑眼皮似的，目光从半垂的睫毛下打个弯伸上来，就有了一点暗送秋波的意思。

女舞蹈二分队的女兵一块跑来看热闹，发现斑玛措抹白了脸和脖子，也是娇滴滴一个美人。

萧穗子见她任人宰割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她也笑一下，又怕把一张画出的脸笑坏，马上收住，伸手去摸头，摸颈子，指头也开出了兰花。

何小蓉和服装员各拉着板带的一头，拦腰给斑玛措缠上。板带是练跟斗用的，有半尺宽，中间一段行纳成了牛皮。斑玛措的腰在板带下细下去，小蓉仍咬着牙关说：“狗日斑玛措，你平常咋穿裤儿的？腰杆都莫得你皮带拴在哪儿？这下好了，有地方拴裤儿了。”

王林凤最紧张，嘱咐斑玛措晚饭少吃，俗话说“饱吹饿喝”，可又不能不吃，不吃没中气。他一会儿抱怨妆化得不够好，一会儿又说服饰颜色不对。再按他的意思调整一遍，斑玛措已两眼发直，被折腾傻了。“傻”这状态让她一直带到舞台中央。离她三米左右，是乐队，音乐奏起来。她还是觉得舞台上站的不是她斑玛措，是这个被板带、胸罩、腹带扎得硬邦邦的木偶。

斑玛措珠光宝气地哑在舞台上，过门已奏了两遍。

王老师在大幕边上捶胸顿足，手上抓个铃鼓，恨不得朝浓妆艳抹的呆头鹅砸过去。铃鼓的响声奏效了，斑玛措从站立的休克中清醒过来。台下隐约的黑脑袋浮现出来，上千个黑脑袋，她浑身汗毛乍然立起。但她毕竟开始唱了。

这回更不能叫唱，是歌声的一个核爆炸。

男兵女兵们全挤在侧幕边上，看着斑玛措忽然向天幕转过身，把脊梁以及脊梁上一排大别针给了观众。那些大别针是为了把她的坎肩收窄而临时别上去的，等于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幕后机关。观众大声议论起来，开始鼓倒掌喝倒彩。他们给各种各样的演出做观众，从来没这样被得罪过，听唱歌却只配看个别满大别针的脊梁。

天幕画的是若尔盖草地。斑玛措对着它，又唱得牛吼马嘶。她微挺着肚子，两肩耸起，每“哦嗬”一下头就往后一仰，膝盖也跟着一屈，完全是个赶牛群下山来的牧女。

观众静下来。他们是老奸巨猾的观众，马上认识到这歌声的独到。他们被斑玛措的音量吓坏了，不借助麦克风也灌满场子，胀痛人的耳朵。歌自有它的优美，只是过分浓郁稠厚，人们觉得难以消化。他们听惯了洋泾浜藏歌，正如他们习惯去欣赏一切杂交串种的东西，交响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

斑玛措这下可为自己做了回主，唱得心舒肺展，回肠荡气。她把歌重复了三遍，不顾后果地拖长腔，加滑音，解痒止痛地狠狠“哦嗬”。下台来你枪毙她，她也不在乎，只要让她把绑了八九个月的歌统统松绑，放飞。

当然是把王林凤老师的所有教诲勾销了。王老师瘦弱地站在大幕边，听着她歌声中自己浪费掉的生命，听着她的“哦嗬，哦嗬”冲刷掉他灌输的乐谱、节拍。

何小蓉和萧穗子也感到斑玛措临阵起义颇伤感情。她们一个教舞步，一个教台风，也搭进去不少午睡。见斑玛措下台来，何小蓉一声“龟儿”就闯上去拦在斑玛措面前说：“你个龟儿把老子脸丢完了！”

斑玛措又是个木偶了，两眼直瞪瞪的。足有两三分钟，她才说出话来。她说：“那么多脑壳，黑漆麻麻的，比牦牛还多！”

副政委注意的是另一件事。他记得斑玛措的那首歌是根据一首藏语歌填的词，曲调也让创作组的两个作曲加了工，准确地说是把原始调子文明了一下。但斑玛措在台上唱的都是原先的藏语歌词。他问斑玛措原词是什么意思，听了斑玛措粗粗的译文，他想，日先人的这不是要我犯大过吗？歌词是吊膀子的意思，还吊得怪色情！只要观众里有一个像他这样政治觉悟高的，文工团就要关大门。他规定斑玛措以后独唱一律唱《北京的金山上》和《翻身农奴把歌唱》。

王林凤却什么也没说。到第二天开早饭时间，他在食堂里找到斑玛措，说小斑你稀饭就不要喝了，我叫家属给你煮了胖大海蜂蜜茶。他下巴温和地一摆，叫斑玛措跟他回家。

斑玛措头天晚上挨了一晚上数落，今早本来想去卫生室骗病假条，罢唱几天。一早起来，她谁也不理，拿出满身对抗劲头。她只盼着王老师也上来给她劈头盖脸一通骂，她就当场撕下领章、帽徽，搭长途车回草原去。她憋屈够了，她什么也不稀罕。

她却乖乖地跟着王老师回了家，乖乖地又上起课来。于是她更加恨王老师，她的对抗劲头那么势不可挡，却在王老师这儿碰个软钉子，窝窝囊囊地化解了。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魔鬼附体似的，又一手按腹一手拢耳地开始找那永远也找不着的“位置”。

她一边唱一边想，我明天一定把他惹急，急得他的一双食指真成了枪筒子，一左一右地对准我的太阳穴。

一天天过去，斑玛措一天天盼望王老师训她。可王老师越来越慈爱，眼睛抠成了两个窟窿。窟窿底部，斑玛措看见她父亲的眼睛朝她看来。那个她从来没见过的父亲。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斑玛措第一次骑自行车上街。因为她不参加演出和排练，时间比其他兵们富余，所以男兵女兵爱差她去街上买东西，寄信。跑不过来，大家就教她学骑自行车。斑玛措很鲁，让人扶她上了车就冲到大街上，她这才想起还没学过下车。她只好一路上叫住行人，扶她上下。解放军在这个城市还有不错的人缘，所以斑玛措不费劲儿就把车骑到了人民商场。

晚点名之前斑玛措回来了，自行车却由一个小伙子为她推着。另一个小伙子和斑玛措打打闹闹，藏语听都听得出狎昵来。斑玛措大拇指一点，说：“我的老乡。”

三个人进了斑玛措的宿舍，关上门。有人跑去找何小蓉，说：“分队长，你手下带了男的在宿舍喝酒呢。”

小蓉敲开门，见三个人都坐在地板上。不是坐，是半躺。斑玛措站起来，把门掩得只剩个缝，对分队长说：“民族学院的。”小蓉说：“男男女女在宿舍喝酒，你狗日当兵当腻了吧？”斑玛措说：“我老乡啊！民族学院的！”小蓉一点儿情面也不留，说：“民族学院的到民族学院去喝！”斑玛措脸通红，牙根子搓动几下。小蓉说：“哎哟，你想捶老子呀？”斑玛措使劲甩上门，向她的同胞表示她没被这个娇小精致的汉人长官吓住。但十分钟以后，她便找了个借口把两个藏族老乡送走了。

从此斑玛措有了串门的地方。一天她回到宿舍便翻找那个牛皮口袋，从里面摸了一串念珠出来，往床上盘腿一坐，开始念经。同屋的人都嘀咕，说斑玛措最近作什么怪，所有的藏族习性都回来了：早餐不吃馒头，自己捏糌粑，裤带上也别上了小腰刀，手指上的银戒指也出来了。晚上学中央文件，她人是来了，嘴巴仍是一片忙乱，只是不出声罢了。问她念的什么经，她说她没有念经，是念咒，咒那个今天偷走她三丈布票五十元钱的偷儿。民族学院的老乡请她物色一件袍料，要灯草绒。灯草绒一到货就抢光。她就是在抢购时遭窃的。她说她把偷儿咒得好惨，三丈布票五十元钱就给他扯布做祭帐了。她又快活起来，又笑得满地打扫卫生。

小蓉说：“迷信是反动的，晓得不？”

小蓉看不起谁，谁就觉得自己在她眼里是一泡屎。此刻斑玛措就觉得她被小蓉看成了一泡屎。

小蓉又说：“这身国防绿我看你是穿腻了。一年兵还没当到头，男朋友都耍起了。狗日还耍两个！还骗老子！老乡——日喀则的都是你老乡啊？”

斑玛措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椅子上坐，小蓉拖住她，手狠狠抽打她身上的灰尘。

小蓉打着说着：“当兵的耍朋友犯军法，你狗日晓得不？”

“你狗日自己结婚了呢？！”斑玛措吼道，一扬臂打开小蓉的手。

小蓉刚想说什么，一下子傻了：斑玛措两个眼睛鼓着两大泡泪水。那声吼像无意中吐出了她心里最深的隐痛，斑玛措自己也傻了。小蓉听萧穗子说她去丈夫部队探亲斑玛措哭了，她当时是感动的，现在她依然感动，却觉出一点不祥。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得这样重，总是有点不祥。

第二天副政委找斑玛措谈话，说：“耍朋友是不能乱耍的，要等到小斑你军装上挂起四个兜，才耍得。解放军里头，藏汉一家，藏汉平等，我抓政治，不能只抓汉族娃娃的男女作风吧？”

斑玛措明白了，她必须和两位“老乡”断绝来往。

她礼拜日晚上没有归队参加晚点名。熄灯号响过很久，她才回到寝室。何小蓉在她帐子里坐着，手里一支手电筒，在斑玛措进门时就把光柱指在她脸上。

“去民族学院了？”

“晓得还问。”

“喝酒了？”

“喝安逸喽！”

“狗日两个男娃子耍你一个？”

“哪个说的？我一个人耍五个男娃子！”

手电光圈狠狠地盯着她，一寸一寸地打量她。斑玛措毫无窘色，浑身自在。她那骑马人的腿已彻底恢复了原形，两膝松松地形成轻微罗圈。她不管小蓉的手电光怎样盯她，她照样解衣脱帽，倒水擦身。小蓉在光圈里看见的斑玛措又是原先的庞然大物，迈着草原牧人晃晃悠悠的大步，一举一动都那么粗大剽悍，屋里的床、桌子、椅子，马上显出比例谬误来。

第二天斑玛措拿出酥油炸果请女兵们吃。女兵们个个嘴馋，碰到奶油和白糖做的点心，马上哄抢。有人想到何分队长没来，便留出一份。这时小蓉在窗外吹排练哨，被女兵们叫过来，她对那几颗酥油炸果吸吸鼻子，平整的一张脸马上皱成了糖包子。她说：“谁吃这么臭的东西，闻一下就把我昨晚的饭吐出来了！”

然后她吹着哨轻盈地走去。

女兵们见斑玛措脸色死白。她的深色脸庞白起来十分触目惊心。然后就听见一个完全不同的斑玛措说：“老子要杀她。老子要掐死她。”小股的浓白口沫，从她口角溢出来。

王林凤主动要求把斑玛措的独唱拿出来，放在首长审查的一台新节目里。“八一”建军节，首长们照例要看一场演出，文工团也照例在演出后敲首长竹杠，讨经费，讨招兵名额，讨猪肉鸡蛋补助。所以这场演出比哪一场都要紧。首长总要求看看新演员。王林凤认为斑玛措这两个月进步很大，水平也稳定了。选定的歌目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和《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帮斑玛措化妆的是萧穗子。何小蓉和斑玛措已结下深仇大恨，互相说话都得通过第三者转达。王老师指导萧穗子，主张这回把斑玛措化得个性些、粗犷些。一面指导化妆，他一面帮她复习动作、表情，哪里要手抚心房，哪里要挥臂向前，哪里要皱眉，哪里要微笑。斑玛措一一领受，不时点头。到晚餐时间，王老师舒口长气，彻底放心了。

大幕雍容地缓缓上升，露出丰饶的水草地、红柳林、白的云、蓝的天以及斑玛措。乐队这次不上台，在乐池里做溪流、林涛，雄风万里。

首长们相互打听，这个美丽高大丰硕的藏族女子叫什么。“叫斑玛措。”团长说。“白麻雀？”一个首长乐了，声音特别大。

乐池里指挥棒抬起。不是小民乐队，而是交响乐团。长笛出来了，然后是四把圆号：风吹草低，遍地牛羊。

斑玛措的脚猛跺几下，嘴里出来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调子。乐池里一片混乱，七七八八地静下来。只听斑玛措一人又蹦又跳又唱。也很难算作唱，一些地方是吆喝，一些地方是喊叫。低下来时又是喃喃低语，再低，便是呻吟。歌声是狂喜的、泼辣的，舞蹈把地板上的灰尘跺得半人高，一位首长给呛得大咳起来。她唱得高兴，还抽空打个唿哨，不一会儿，腰带也挣断了，松快的斑玛措感到了彻底的舒服。她想这下可好了，看我怎么惹翻王老师的好脾气。让你“位置位置”，让你慈祥关爱，斑玛措统统不认了。几个月来斑玛措对王老师窝窝囊囊的屈从，此刻全部清算。她在王老师夸她进步时就一直预谋，要在此刻全面报复。

斑玛措边打转边扫视侧幕边一张张惊呆了的面孔。汉人的面孔。让你们看看翻身农奴怎样把歌唱。

有人叫落幕，有人叫别落。幕伸伸头，缩缩头地落下来。

斑玛措站在舞台中央。她知道第一个走向她的是谁。果然，是副政委。她先发制人，扭头便说她要求退伍。

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斑玛措会想退伍。她家乡多苦啊，她该是铁了心要当一辈子兵的人。

演出结束，一位首长说话了。说：“人家还没唱完呢，你大幕就落下了。人家唱得多好，那才带劲！”

斑玛措以为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可以回草原了，听着首长如此热烈的表扬，她知道所有努力可能又白搭了。

王林凤把斑玛措叫到礼堂后面的儿童乐园，问她是不是真想回草原。斑玛措看王老师一眼，竟没有说话。她想不通自己是怎么回事，一看见王老师轻微作痛的眼神就乖下来。对王老师，她不知自己是太怕了，还是太恨了，她在这小老头儿面前总是反常，准备好的伤人的话到嘴边就变了。

王林凤又说假如斑玛措不是在胡闹，而是真的不习惯城市生活，他可以帮她讲两句话，争取一个病残退伍。不过可惜了，小老头儿顿一下说：“今晚你安了心要胡闹，不过你反而找到了位置。只要再巩固巩固，你就是个优秀的独唱演员。”

斑玛措老老实实听他说，原以为自己会抢白他：我听到“位置”就要吐！却没有。她想这么好欺负的小老头儿，在他面前，她怎么就是个翻不了身的农奴呢？

王老师说：“我真为你高兴。”他背对着她，点上香烟。

斑玛措偷偷瞟他一眼，见他的肩动得有点异样。

“王老师。”她哑声叫道。

王老师还是背对着她，一大口一大口抽烟。

斑玛措从水泥台阶上跳下来，走到他旁边。他果真在流泪。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汉人就是这样，动不动流眼泪，男的女的眼泪都多。他们汉人的眼泪是收买人心的，她老乡这样说。但斑玛措劝不住自己，自己为王老师的眼泪悔得肠根子都疼。

王老师把她哭得好慌，也好窘。等了一会儿，王老师好些了，她想说，王老师，我笨得屙牛屎，唱不好，你就到领导那儿为我说个情，把我当个狗屁放了吧（她从复员老兵那儿学来的俏皮话）！但话一出口，却成了“王老师，那我就不走了”。

斑玛措又恢复了正常的声乐训练。女兵们发现她动作、步伐、神态很快变得秀气起来，吃水果也会在下巴下接一块小手绢。最大的变化是她突然染上了洁癖，每天洗头洗澡。有人偶尔在浴室里碰见她，见她用把尼龙板刷浑身上下地刷，刷得皮肤通红，轻度灼伤似的。女兵们在几个月之后说，斑玛措硬是把皮肤给刷白了。现在她穿一件黑毛衣，额前留一蓬刘海，辫子别在脑后，生人头一眼已看不出她是个藏族女娃了。

中午她总是搬个凳子坐在院里晾洗净的头发，有时碰到怀了身孕的小蓉便把头扭开。两人的反目一直持续，从小蓉怀孕到分娩。小蓉坐完月子回来的那天，把两只红鸡蛋塞在斑玛措手里，娇嗔地斜她一眼。斑玛措满脸涨红。

何分队长回来是领队下连演出的。她为刚满月的儿子订了牛奶，就扔给了丈夫的父母。满嘴“龟儿、狗日”的何小蓉在大节上总是出手漂亮。

下连队演出是每年初冬的任务。冬天开始，部队进入冬训，常常有大型军事演习。从总体上看，文工团的演出队是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让斑玛措唱《翻身农奴把歌唱》是王林凤的主意。但他马上发现她唱得平庸，观众反应也平平。他认为斑玛措主要是欠缺舞台经验，不懂得施展魅力，她的大眼睛要像何小蓉那样一上台就变成一千瓦，还带钩，那一定比何小蓉还牵魂摄魄。领导们也觉得斑玛措的独唱不到火候，便取消了她的演出。王林凤让两位音乐创作员专门为斑玛措写歌，根据她的嗓音特色和音域设计曲调，又找来萧穗子，逐句地帮她理解歌词。歌词和曲调对斑玛措来说显然太复杂了，她听着穗子口若悬河地分析、发挥，麻木的面孔后面是疯转的脑筋，但仍捕捉不住一个实在的意思，根本不像“桃树把你的心偷去了，酥油灯点的是我的心”那样明白。

萧穗子认为斑玛措的理解力差是因为汉语水平低。她开始给她上文化课，每天学两句毛主席诗词。行军队列里，穗子把生词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背包上，斑玛措跟在她后面念“横、横、竖、横……”。到一处大宿营地，穗子总给她测验，她回回不及格。但她非常卖力，抓笔的手指掐得死紧，指甲都掐白了。

演出队每晚演出，斑玛措比所有人都忙。灯光组抓她的差装灯拆灯，服装组支她抬箱子，道具组也使唤她递道具。她做这类杂事很灵，体力又好，天天落表扬，于是积极得要命，主动找更多、更重的杂事。男兵们乐得省力气，让斑玛措一人扛地毯。她弓着身，上半身和地面成平行线，一大卷地毯顺着她的脊背直拖到地面，步子跌撞而沉重，一个地道的农奴形象。

这天晚上何小蓉在独唱前被奶水胀得哭起来。女兵们全冲着她两个明晃晃硬邦邦的乳房傻眼，胆大的上去挤了两把，一滴奶也不出来。小蓉的吸乳器丢在上一个宿营地，还没顾上买新的，这时她对束手无策的女兵们说：“狗日结啥子婚嘛，都是男的快活女的死受！”她两个巴掌在乳房上乱打，脸上的脂粉被泪水和成了五彩稀泥。

这时斑玛措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女更衣室的帐篷口。她的破军装撕下了半个肩，脸上头上全是灰垢。小蓉一抬头，奇怪地安静下来。斑玛措看着小蓉，又去看那对随时要爆炸的乳房，慢慢走过来。小蓉和她尚在冷战，双方都不知道怎样和解。小蓉此刻看着她，眼泪还是很多，却只是默默地流了。她明白畜牧出生的斑玛措了解雌性生物此刻的痛苦。这一群女兵中，唯有她是了解这痛苦的。她什么也不必跟她解释，她全了解。也唯有她，真正在为痛苦的她做伴。不知怎么一来，小蓉把头抵在了斑玛措的小腹上，用力摩擦。

斑玛措抱起小蓉，把她重又安置在椅子上。然后她跪下来，手里抓住一个茶杯，泼出去剩茶。她的手轻轻在小蓉的乳房上摸着，紫色血管疼痛得微微鼓凸出来。娇小美丽的小蓉，却有着庞大不美的乳房，天下哺乳期女人的乳房，乳头周围一圈粗大的颗粒，乳头顶尖上布满怪状的纹路。斑玛措的手老练地挤动，顺着乳脉，一下一下的。小蓉的痛苦立刻缓解下去，她累了一样微垂下眼帘。乳汁不畅快地流出来。斑玛措对小蓉说：“恐怕不行，挤不出来。”

小蓉看着她，由她全权负责那样看着她。

斑玛措跪得更低些，屁股坐在两个脚跟上。

然后所有人都猛一提气：斑玛措的头埋进了小蓉怀里，嘴巴衔住了小蓉的乳头。她吸了几口，将吸出的乳汁吐在茶杯里。那艳黄的乳汁，惹得女兵们一阵反胃。小蓉深深地呻吟一声，下巴略扬起来，眼睛全合上了。斑玛措的手轻轻按摩着那只乳房，逐渐地，它不再是一触即爆的危险模样了。

女兵们觉得眼前的场面既壮丽又恐怖，并且也有点无法看透的怪异。这种怪异似乎和性有关，引起她们隐秘的兴奋和罪过感。

小蓉的下唇和上唇松开，松弛到极限，头向后靠，眼睛也松弛极了。

斑玛措站起身后，足有三秒钟，小蓉才睁开眼。她谢了斑玛措，又向女兵们说：“斑玛措今天是舍己救人。”斑玛措说：“我救啥子人？老子乘机营养一下。”她哈哈哈乐了，女兵们全乐，都知道小蓉和斑玛措彻底和解了。

一路上都没买着吸奶器，小蓉就每天三次让斑玛措替她吸奶。她对女兵们说斑玛措吸奶比吸奶器好多了，一点儿都不痛。男兵们说斑玛措真划得来，天天加餐，好滋补哟！还不要奶票。

第二年五月，又到了首长审查节目的时候。这台演出大多数是歌颂华主席的，原先为斑玛措谱曲作词的创作员舍不得把好好一首歌扔掉重写，便把“毛主席请尝我的青稞酒”，改成了“华主席”。团长觉得不妥，副政委说这叫政治投机主义。创作员却说华主席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尝过的酒，华主席当然该尝尝。俱乐部给周总理、朱老总做的花圈，不是也给毛主席用了吗，就换了换挽联上的名字。再说写首好歌也不容易，光教斑玛措理解歌词就教了半年，重写也来不及啊！

文工团领导同意先拿这首歌凑合，等首长审查过，讨来了经费再说。

斑玛措这回是百分之百照着小蓉的风格演唱的。表情规规矩矩地做，像全中国所有女独唱演员那样含情脉脉，两眼顾盼，手随眼波，丁字步站得前挺胸后撅腚，手势是“阳光”、“春风”、“雨露”，嘴里有词眼里更有词，就像三步之外站着笑眯眯的华主席。谢幕也谢得标准，含蓄领颚，微撤脚步。人们想不愧跟萧穗子学了一年多文化课，看着就文化多了。人们却不去想，这样一个歌手团里有几十名，全国有几十万。

只有那位曾夸过斑玛措的首长大不满意。他说这个女娃娃大大退步了！唱得一点也不好听！

王老师气愤地瞪了那位首长一眼。这是演出后的会议，主要创作人员留下来听首长们的意见。

另一位首长也发言了，说斑玛措笨手笨脚的，做起动作像安着人家的胳膊腿。

第三位首长干脆说拿掉这个独唱。

王老师心想，你们就听得懂低级军官左嗓子叫操令，你们懂什么声乐？！

几位首长都说斑玛措唱得远不如一年前。

王老师清了清喉咙，站起身说：“这位藏族女兵基础差了些，连文化课都是现补的。不过如果再训练一阵，相信会有大的突破。”他说着说着，心里忽然害怕起来，万一不突破呢？他也觉出斑玛措目前的歌唱缺了点什么，但又想不出到底缺的是什么。这是王老师第一次对斑玛措是不是座金矿产生怀疑。

年底文工团决定让斑玛措退伍。王林凤大发脾气，说斑玛措若走他也不干了。闹到最后王林凤还是得干下去，而斑玛措被淘汰了。

副政委打算找斑玛措谈话，王林凤说最好叫小蓉或穗子先跟她吹吹风。

萧穗子想，斑玛措一年前闹着要回草原，这下可成全她了。她在院子里见斑玛措骑车进了大门，一手握车把，一手拿着一叠报纸。她还是热衷于打杂，否则要被过分的健康憋出病似的。斑玛措的皮肤真给她的大板刷刷去了暗色，现在比谁都滋润。腰身也束得有棱有角，胸罩、腹带的尺码直线收缩，现在不穿这副盔甲她倒是浑身不舒服。她把车把调得低低的，座位拔得很高，车闸也翻向外侧，于是她骑车时腰、背、臀划出一条十分婀娜的曲线（它在多年后被叫成性感）。街上人把时尚、风流的女痞子叫“超妹儿”，斑玛措骑车的样儿是很“超”的。

她见萧穗子叫她，便来了个大骗后腿儿，脚绷出个芭蕾尖儿来，在空中划了半圈，这才下来。一招一式都透出她的自信和自如，她已经没有脱离草原的痛苦。岂止不痛苦，她活得挺舒服了。

她摘下军帽扇风。军帽里垫的报纸露了出来，斑玛措学小蓉用报纸衬军帽，偷偷过大檐帽的瘾。她穿军装的风格也是小蓉的，领口摊得很低，里面蓝色拉链练功衬衫开出一块大三角，露出脖子底部那个甜美柔弱的窝窝。

萧穗子说：“斑玛措，现在让你回草原你可能不习惯了。”

斑玛措眼神一紧。

萧穗子马上把这个表情突变抓住了。她改用胡聊的口气说，她倒挺想去一趟草原，要是斑玛措跟她一块儿回去该多棒。斑玛措知道萧穗子成了舞蹈创作员，便说：“你要去，我的弟娃儿可以当你向导。”

极善于听话听音的穗子明白了，这个斑玛措已不是一年前的斑玛措。一年里，她已经剪断了她和草原之间的脐带。谁都不可能知道，那最后的剪断有多难，有多血淋淋。

萧穗子实在讲不出口：斑玛措，文工团要缩编，你被淘汰了。大家公认你没有什么前途，你得把名额让给有前途的。

文工团给谁标上了“没前途”，谁的局面就死定了。穗子怎么说得出口呢？

于是换了何分队长。何小蓉要提拔成教导员，军阶将是营级，在斑玛措面前，她仍是个“营级小女娃”。她把斑玛措带到抄手铺，买了四碗红油抄手。两人边吃边讲些其他女兵的闲话。小蓉趁斑玛措快活便说：“喂，老斑。”她们要好得互称“老斑”、“老何”。小蓉说：“老斑，我听说你要退伍？”斑玛措一大口抄手从嘴里滚出来，像是刚刚意识到它有多烫多辣。

“听哪个舅子说的？”

小蓉装着吊儿郎当，说斑玛措要走还向她保密。

斑玛措慢慢眨巴着眼睛，一个接一个地把抄手夹起，送进嘴里，一下一下嚼着，不辣也不咸，温吞吞地咽下去。她把小蓉的抄手也吃完后说：“狗日敢把老子复员老子杀了他。”

消失很久的旷野气息又出来了，斑玛措眉宇间有了一点凶残。

“谁处理老子的？！”她瞪着小蓉，目光是散的。

“龟儿凶啥子么凶？你不是闹麻了要脱军装吗？”小蓉使劲端着架势，要把她镇住。

“老子不想走了！”

小蓉哑口无言。她突然觉得这帮汉人不是东西，把人家弄个夹生，就一脚把人家踹回去了。

“哪个要我走，叫哪个来跟我说话。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何分队长到各个领导那里为斑玛措游说，撒娇，耍嘴皮，统统枉然。领导们说精简数目那么大，又不是单冲斑玛措来的。小蓉说斑玛措打定主意不走，是很难把她弄走的，自从抄手铺谈话以来，她的情绪很危险，说不定会出什么伤人或自伤的事。年年老兵复员，都有人拿冲锋枪“吐噜”当官的，还有的干脆下药让全连队死干净。斑玛措是藏族，一旦做了谁的仇人，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

王林凤每天来看看斑玛措，劝她不要绝食，不要躺在床上以免把好好的身子骨躺软了。

斑玛措只有一句对着天花板说的话：“我不走。”

在她的“不走”期间，她的退伍手续已办妥。何小蓉把不多的一笔退伍费装在她舍不得用的香港货小钱包里，悄悄塞进斑玛措的行李。行李一共是一床棉被，四套军装，一套棉衣和绒衣，再加上几件练功衫。小蓉打背包打得漂亮，乍一看斑玛措的行李不是解甲归田，而是随队开发。她说：“老斑，不走就不走吧。现在要看你表现，假如你龟儿跟我出差一趟表现好，你就留下继续吃一月三十七斤的军粮，拿八块七毛五军饷。”

斑玛措“咕咚”一下跳下床，问去哪里出差。

小蓉说“上去”一趟。

文工团常有人去若尔盖军马场，一说“上去”，大家便明白是“上”哪儿去。已经是何教导员的小蓉哄骗斑玛措说，她此去要找点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民歌素材，斑玛措是责无旁贷的向导。

斑玛措看看已打好的被包，这才猛来了一阵两眼昏黑的饥饿。她两手支撑在写字台上，站在那里傻笑。她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美事，单独和小蓉逛草原。斑玛措傻笑着，站着，瘫痪在她与小蓉的美好情谊中。

斑玛措不知道汉人们心眼子很多，胆子又小，在稍感对她歉疚时相互说，这下安全喽，老斑不会上哪儿抄杆冲锋枪来“吐噜”我们了；把她骗上路是不大地道，不过也是莫得办法的。

何教导员会把所有退伍文件交到军马场，再由军马场为文工团收拾残局。军马场不时镇压知青起义，镇压个把退伍军人不就是逗你玩玩。

大雪封了路，长途汽车一天才走一百公里，临时决定宿在骑兵团一营。一营长曾是小蓉丈夫的部下，把唯一一间首长客房拿出来款待小蓉。那是一间土坯大屋，中间搁了张土到家的雕花大床。往上一坐，发现床垫是席梦思，给不知多少首长压松了，一躺一个坑。

两天行车，斑玛措染了咳嗽，夜里咳得席梦思上蹿下跳，把上面的两个女兵抛起扔下。小蓉比斑玛措轻五十斤，斑玛措躺出的席梦思坑比她的要深许多，自然也就形成了小蓉在上坡斑玛措在谷底的地势。随着咳嗽，小蓉势不可挡地一下一下往谷底滚去。开始她还扒拉着往上爬，睡在斑玛措压出的坑里腰疼，也有些怪诞。但很快她放弃了挣扎。困乏是原因之一，主要是外面风吼得太凶猛，雪从门缝下钻进来，冻结了室内的气温，咳得热气腾腾的斑玛措使小蓉感到安全、温暖。她缩在席梦思的巢穴里沉沉睡去。到第二天早上，她发现斑玛措把她紧紧搂着，下巴抵在她前额上。

何教导员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哭了。

何教导员不知道斑玛措和她谁更疼谁，谁更舍不得谁。

把斑玛措的档案袋悄悄交到军马场，何小蓉就准备瞅个机会逃跑了。她给斑玛措写了一封信，与那个香港货小钱包一块儿，搁在斑玛措的背包里。

军马场场部的招待所房里生着巨大的炉子。斑玛措一早醒来，见小蓉把火捅得很旺，并在上面烤了四个馒头。她不知她醒来前，小蓉一直在看她，万箭穿心地看。她更不知道小蓉在看她时想，这个藏族女娃待她的好，要好过所有的人。这两夜小蓉总是睡在斑玛措被窝里。斑玛措的洁癖在棉被上都嗅得出来，是洗衣粉、太阳、洗澡药皂的混合清香。斑玛措咳得更凶了，体温也有些烫。但这都好。

小蓉以为在她醒来前就能脱身。昨晚她强迫她吃了大剂量的感冒药，不料她却醒了。小蓉哪里知道斑玛措早醒了，天不亮就醒了。没有彻底被物质文明社会同化的人往往有着动物的感应，像嗅觉、像触觉、像汗毛孔的一次超常扩张。她像鹿一样感应到了不幸，像母牛一样对这不幸感到不安却无奈。

但她不知她到底感应到了什么。

她醒来之后手臂里躺的小蓉还在安睡，这个三十岁的营级小女娃娃。她的手指轻轻摸着她耳边卷曲的头发，小女娃的胎毛。摸着摸着，她哭了。她还是不去认识那越来越清晰的预感：小蓉这次是把她押送回乡的。

何小蓉在斑玛措起床时手伸出去找什么支撑。当她意识到支撑她的是烧红的烟筒时已晚了，她的手掌一阵青烟，屋里腾起一股焦臭。小蓉没有惨叫，只是用另一只手握住伤手，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见斑玛措端着一茶缸雪进来，倒在灼伤上。两人都不说话，都看着灼伤。

看了很久。

小蓉和斑玛措并排坐在长途汽车座位上，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呆板的冬景。小蓉打定主意在下一个宿营点甩下斑玛措。而宿了两夜，斑玛措分分秒秒跟着她照应她的伤手，替她拎包、开门、解裤带、挤牙膏、拧毛巾……

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就遇见车祸。三辆运木材的卡车撞成一溜儿，在狭窄的公路上堆出小半个伐木场。小蓉跳下车，前后望望，两头都是望不到头的车队。她一摸身上，说：“糟了老斑，老子把挎包丢了。”斑玛措知道小蓉挎包里装着采集来的曲谱，但她不知道那是小蓉装模作样胡乱记下的几首当地小调。

斑玛措说：“车开出来最多十里路，我跑一趟吧。”

小蓉又看看现场，受伤的司机在路边生起火，向山下伐木连求救。她说等伐木连爬上山来，搬掉木材，恐怕要到下午了。

“我在这儿等你。”小蓉说。

“我脚杆快当得很。”斑玛措转身要走，又站住，看着娇小的小蓉。白雪映衬下，小蓉的脸居然显得很脏。

小蓉给她看得很不自在，心虚得很。她那样看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她的谋划，明白她们缘分尽了？

“要解手找个人帮你。”斑玛措嘱咐一句。似乎她站下那么久就是不放心这点。

小蓉把斑玛措的背包交给了司机，请他一定交给那位高大的藏族女兵。她给斑玛措的信被牢实地捆在背包带的十字交叉上。

然后小蓉步行两里路到了养路道班，求他们用拖拉机送她到山下伐木连。当她搭上伐木连的卡车向成都方向驶去时，她知道斑玛措已读完了她的信。她想象她读信时吃力的样子，眼泪花了她的眼睛。她已成了斑玛措此生最仇恨的一个人。

何小蓉成为军区副参谋长夫人时，自己也调到了文化处当了副处长。那是一九八六年。

王林凤因为在文革前期为军区造反派写过许多曲，成了他们的红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便灰溜溜转业回了老家。他一次写信告诉小蓉，他收到过阿坝寄来的苹果，却没有投寄者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但他怀疑是斑玛措寄的。

萧穗子因为要写一部小说而再次去若尔盖。她听一位在阿坝做了县委干部的女子牧马班成员说，斑玛措已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她嫁得还算称心，丈夫是阿坝军分区的一位连长，也是藏族。

不知为什么，穗子没有去找斑玛措。

又是几年过去，何小蓉的丈夫升任了副司令。这天上午她刚要上班，见门岗挡住一个高大的女子和两个孩子。

小蓉看到的又是第一次见到的斑玛措了，只是藏袍崭新。她的眼睛又像从前那样，适应远距离的目标，眼珠也极不活络。她迈着草原人晃晃悠悠的大步走来时，身上已看不出一丝都市以及军队的痕迹。小蓉把她和孩子们请进门，这才发现斑玛措怀里还有一个孩子，四五个月大，脸蛋却已经跟两个大孩子一样肮脏。

斑玛措说她要跟丈夫去青海，以后离小蓉就远了。她不断向两个孩子说着什么，三个人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挤成一堆。不，是四个人，小蓉想。四个人坐一张沙发，尽管小蓉家的客厅大得空旷。然后丈夫匆匆穿过客厅，不久就听轿车打火，开走了。

小蓉问斑玛措晚上住在哪里。

斑玛措没听明白似的，上唇一掀。然后她眼睛看看偌大个屋，又去看楼梯口。她原本是想在小蓉家住一阵，和小蓉好好聚一场。

“没地方住，在我这儿凑合一两晚也行。”小蓉马上说。

小蓉叫来阿姨，上了茶，摆了糖果。她看着已走到院子中央的阿姨背影，对斑玛措小声说：“刘副参谋长知道你。”

斑玛措愣一下才想到刘副参谋长是小蓉的丈夫。

“不过他不知道我们关系有多深。”她躲开斑玛措的眼睛，笑了一下。“万一他问起来，你就说是一般战友，不要讲你帮我吸奶的事。”

这回斑玛措的愣怔僵在脸上，化不开了。

“他这个人多心得很。”她看着斑玛措。

斑玛措点了点头。两只眼睛又和多年前一样，如同温敦的老牛或老马，看着人类层出不穷的把戏，对他们的企图毫不懂得。但不去懂得已先原谅了他们。

小蓉这才大声向警卫员布置，要他暂时搬楼上客房去住，把他的屋让出来给客人。

第二天早晨小蓉下楼来，发现斑玛措一家已经走了。茶几上搁着一个大纸包，包的是虫草和藏红花。

斑玛措和三个孩子到达丈夫的部队之后，从大儿子的袍子里找出一辆微型遥控坦克。她想起它曾经摆在小蓉的客厅，很珍贵地罩在一个玻璃壳子里。小蓉当时说那是丈夫参加军事考察团一个英国将军送他的礼物。斑玛措的大巴掌走在了她意识的前面。等她的意识撵上来，儿子已倒在了地上，鼻血糊了一脸。她和小蓉的一场情意刹那间使她过电一般地疯狂起来，朝着儿子追杀过去，两只靴子轮流往那七岁的脊梁、肩膀、屁股、头颅上落，屋子里小型冬宰似的充满各种音调的惨叫。

打到她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坐下来，看着地板上一动不动的儿子。三个孩子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出，最小的那个在一分钟前哭碎了最后一点嗓音。

门外，一个男人的皮靴声飘进来，也是晃晃悠悠的草原步伐。斑玛措坐在地板上身体一缩，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他下班的时间。

School Story /
学校中的故事

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者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狼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的眼睛很像婴儿，大、干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呼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掺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像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交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精神荡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荡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荡悠。

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发着愁似的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课改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之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一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了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去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五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

“二十页。”他说，“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二十页怎么行？还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语言。”

进来了四个学生，帕切克看看表，对教室里统共五个人说：“上课了。”

有人对如此空旷的教室不安了，小声打听着什么。帕切克却从椅子上站起，就那么高高立在椅子上。我们五个学生飞快传了个眼色，不知他在玩什么。终于他说话了。

“我恨透了教书，最好你们都走光，我就不用教书了！可以回家去，写我的小说。写到水没了、电没了，房东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说完，反正会完！教书是绝境中的生路，因为有它，什么也完不了！你们都走吧，为什么不呢？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班取消了，对我说：这是你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六百块。一条生路多便宜啊……”

他这样站在椅子上，像个演讲的年轻法西斯。是在对第一节课后就没再回来的人发情绪呢，还是在牢骚系里给他的低薪？系里的一半师资是代课教师，多是些穷文人、小作家。他们的合同是一学期一学期签；学期终了，他们从来没把握是否拿到下学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骚、委屈，担忧上他课的人太少系里因而会取消这节课，也没必要站在椅子上。站椅子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

“你们都走吧，”他又说，“都走吧！”

没有人出一声。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们上课。你们谁读过梅里美的作品？”

我看看没动静的四周，举起手。他从高处看我一眼。

“高尔基？”举手的仍只有我一个。“把这两个作家也补进上节课列的书单。”

“对不起，”我说，“是指他们的英文译本吗？”

他轻轻一笑：“如果谁能用法文和俄文读原著，当然更好。”

课间我去水龙头喝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头已伸在那儿。其他学生聚在走廊另一端，喝着饮料机里买来的可口可乐，我是舍不得把钱花在一口水上。帕切克抬起头，发现等在身后的我，忙朝边上让了让。

“我还没有你的住址和电话。”他说，“其他人在头节课就把地址、电话留给我了。”

我想，何苦还要我电话？不是你认定我学不下来你的课吗？现在你一定不想撵我了。幸亏我及时调到这个班，不然学校把这个班取消了也难说。

他说大家讨论时我应该发言。我说上节课没来怎么发言。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赶上。“给你时间？我不会为你一个人把课慢下来。”他是一样地诚恳温和。

忍不住了，我说：“不为我一个人，你这个课就被取消了。”话是说了，但我不敢再看他。我看着他的鞋，那是一双色正褪得狼狈的军用靴。

这时却听他说：“别为我着想，为你自己。”我笑笑，装油条。

三小时课被他上成了近四小时，大家都很不高兴。下课时，我脑子沉得站不起来了。同班唯一的女同学叫黛米，一路上问我好几回：有没有留神帕切克右耳上的一枚小金环。我却叹一声：“他是个好老师，实际上。”

黛米回味一会儿我的话，吃力地承认：“是的。”

再和帕切克单独交往是两个月以后了。这两个月我只进过一回洗衣房，邮局连一趟也没去，所有时间都拿来对付帕切克。我越来越多地在课上发言，对读的书进行阐述、发表见解。帕切克发现我有时自信得近乎专横，便忙拿出我阐述的书来，迅速读一回，迅速苦恼在对我的认同和否定之间。他还会迅速一笑，认同了，倒不如说姑息了。我发现他开始宠我、惯我。他还是蹲在椅子上，带一点愤怒和这堂课相处。但他常对我那样迅速笑笑。他的这个笑就是我那时生活中唯一的快乐。不是指它含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有人终于体谅了你吃尽的苦头。

为那几分钟的阐述，我上百遍地操练舌头嘴唇，几十遍在纸上整理句型。我把词汇写在手腕内侧，餐馆打工时，老板眼一松就狠狠背一气。我在别的课上拖作业，让别的老师怀疑我迟钝或干脆顽劣。但帕切克对我认账了。怎么样？你到底笑了。

那笑使他的模样变得很像个女性。那样扯开的两边嘴角，眼睛那样松弛地一垂。其中的善解人意、抚慰，甚至嗔昵，全有了。它突然释放的女性质地，会使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要费一些时间，才能重新认识，这不过还是那个帕切克：白发下一张孩子脸。

这时我站在他面前。课已散了，下了楼才发觉我的一盒饭忘在了教室。下工和上课之间只隔半小时，我常常装一盒饭菜就跑。教室只剩帕切克，他蹲在椅子上看我们才交上去的功课。某个角度来的一盏灯盯在他右耳的金环上。在这一会儿，他头发苍白苍白，厚厚的白发使他整个形象带几分荒诞的冷峻。我紧张了。假如他跟我说：你干得很拼命，不过没多大补救，那我怎么办？明天一早我还爬得起来，一头扎进书里吗？他是谁？干吗让他来承认我？让他给了我心力交瘁的两个月？我这两个月在做什么……

他告诉我清扫的人已进来过，将一个纸包扔了，并不知道那就是我的晚餐。稍间歇，他问能否请我去不远的一家酒吧，那儿有三明治之类。楼梯上，他走在我一步之后。似乎释然和意外大量地消耗了我，我一脚沉一脚轻地踏下阶梯。

“东方女人的头发真逗。”他忽然说。

我转脸搭讪：“是吗？”

“像……”他没想出像什么。他的手掌碰了碰我背上的头发。他还是没讲出它像什么。

坐在酒吧的高凳上，他点了根烟。我正啃三明治，发现柜台里几个侍应生在盯我看，再去盯帕切克。我觉得他们目光古怪，或说他们眼里的帕切克和我颇古怪。帕切克也觉察了，跟我换了个位置。

这中间我们并没有间断谈话。扯到我出版的三部小说上，他说我蛮走运。我问走运是好是坏，他却反问：“你觉得它们成功吗？”

我想也不想地说：“第三部是成功的。”

“好在哪里？”

我低下头，一下下用刀戳着残剩的几片菜叶。“它好不好，你有感觉的，对吧？”头抬起，我见他注视着我，手指间的烟顶端是颤巍巍一大截白色灰烬。

“你为什么老蹲在椅子上？”

他说：“有什么相干？一些没知觉的动作、状态罢了。”轻微的烦躁中，烟灰簌簌落了。“那么，是什么使你的第三部小说成功的呢？”他像只专注这个。

我犹豫地笑笑。

他马上明白有他不该问的东西。

我却说：“离婚。”

“哦。”他难为情似的，一时慌得不晓得说什么。这时我听他说：“我也一样。一次又一次牺牲给感情。”

我仿佛也被他的表白窘住了，脸一阵木。这令我们都明白，我们打探对方的意图暴露了。气氛越来越敏感，都想不出再进一步谈什么，因为已经是近得猝不及防了。

临别他将我的手握了半晌。我说了谢谢晚餐，还说时间过得好快，半学期去掉了，又说请他下周末饮中国早茶。都说完了，我的手仍在他的手里。他那凉凉的瘦骨嶙峋的手。

却是一场空等。中午时我腹内空空离开早点店时，不知该往哪儿走。不想回去读书，准备阐述，就那样在大风的街上盲目地遛。渐渐地感到受伤，还有一点耻辱，似乎由男人那儿得来的所有创痛一下子又复发了。男人的背叛使这点不寻常的情愫又变得寻常至极，许多不同的男人在背叛这点上都做得一模一样。我不露声色，仍是认真地去做帕切克的好学生，甚至对他的失约提也不提。

有些感觉，先兆那么好，却变质得那么快。

直到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有个师生的个别会见，老师对每人的学终论文做重点辅导。帕切克这类游走教师是没有办公室的，会见只能在他的居处，这回是我失约。所有学生提前找暑假的工作，我每天平均跑五个地点，面谈、填表。难免跑乱路线，跑到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怎么也跑不回来。

下课我一反寻常，头一个奔出教室。沿楼梯下到四层时，听见了另一双脚步。我不想遇见他，一级比一级下得快。“李！”他和气时从不叫我“李”。我只得停下，等在那儿。

“你听到我留在你答话机上的话了吧？”我坦荡荡说。都解释了，也道歉了，还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他却笑笑，说他那天哪儿也没去，等了我一天。

“真抱歉。”我说。此时这样说，我是真心了。

“你抱歉什么？”他说，“不用抱歉。”他的样子你理解成宽容、豁达、无动于衷，都行。

“还能弥补吗？让我们再找个时间……”我的意思是：我竟让他等了一天。

“这个无所谓，到时你拿到个‘B’，就是弥补，对吧？”

我傻在那里，他从我身边“嗒嗒嗒”地下楼去。谁都没见他这么轻快过。我真想骂。骂他卑鄙，骂他小人透顶。还想嚷：你暗算我好了！我这学期就算吃它一长溜“B”，下学期一样做这学校的学生！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份寒酸薪水，说不定就拿到头了！我知道除我之外的同学并不喜欢他。他的严苛、怪僻，他的法西斯式的激烈和偏执，让这三小时的课成了精神刑讯。谁都喘不过气，谁都像被鞭子打一样向前走得飞快。跟其他以取悦学生来维持合同续签的代课教师们相比，他不识时务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学终前，校方将发给学生一纸表格，让我们每个人鉴定教师的工作。谁都可以恣意褒贬，表格是无记名的。瞧着吧，学生们会回报他们从帕切克那儿得到的全部虐待。

这张表格终于发下来了，就在帕切克的课前。我感到教室里是一阵沉默的、咬牙切齿的狂欢。上课十分钟了，帕切克仍未露面，存心给我们时间回顾他给我们的痛苦似的。

黛米对我说：“我坚持不到学期结束了，所以我得杀了帕切克。他把我弄疯了，三年的书让我一学期吞下去！”

我说多学些也好啊。

“我凭什么要多学？”黛米说，“学得多或少、深或浅，我不在乎，我要学得开心！活着就为了开心，上学也是，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学，我不该开心吗？”她对我瞪着，要我评理似的。

此时我脑子里只有那个蹲在大黑板下，将一堆白发埋进密密麻麻备课笔记中的帕切克。此时我忘了他的种种恶劣。

“帕切克是个难得的教师……”我说。最难得的一点是他从不想逗你开心。

“哦，难得……”黛米笑了一下。它提醒了我，最初从帕切克班里退出的几个男生的笑，那是我始终不懂的。我对它警觉了，甚至预感到了它的不妙。

黛米说：“当然啦，你是帕切克的楷模学生！”她实际在说：他拿你当宝贝儿。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帕切克给我多少苦吃，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始至终，他给我的痛楚是你们所有人的总和。因为它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单纯是师生间的恩怨该多好……

“帕切克是我到美国来所认识的最博学最真挚的教师……”我不顾一切地说。不愉快已出现在我和黛米之间，但我不管。帕切克是个好老师，这是真理；我捍卫的，是这个真理。

“那你想和他一块出去吗？我是说——约会？”

“为什么不？！”

我们的敌意在迅速升级，到我说出“为什么不”时，她傻了。看我一阵，她说：“耶稣基督！”同时她放弃了对峙。我仍欲恋战，追紧她溃退下去的眼睛。

“怎么了？”我换了个口吻问。

她不说什么，为我难过似的看着我。

帕切克这时进来了，晚了整整半小时。他出现的一刹那我们就发现他脸上有伤，一条紫红横在他额上，一直延向腮部。大家都吓得乖了许多，那是唯一没人吃零食的一堂课。他也在一进教室就看见了我们每人小课案上的鉴定表，他很快畏惧地缩回目光。那是我们回击他最有效的武器，它到我们手虽已迟了些，但它毕竟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一旦被使用，便是决定性的。在这武器面前，他收起了一贯的逼人之势，一堂课都顺着我们的意；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朗读论文，他都给予同等热情的捧场。

太晚了，帕切克，太晚了。每个人的眼睛、微笑都在这样告诉他。你想现在让我们开心，来不及了。尽管我们从你这儿学到许多许多，但我们不领情。谁也不去理会他；每个人拿着那张鉴定表离开了教室。

我却在快出门时听见了他的招呼：“李芷！”不像跟我亲近时，叫我“芷”；也不像与我反目时，仅称我“李”。

我们之间隔着一间教室。这时我突然发现这教室有抽烟、酗酒、做爱、吸毒的痕迹，米色地毯实在是不干净。

“我不希望你得那个‘B’，真的。”帕切克说，“也许我们可以弥补。”你想拉拢一个是一个，你不想被学校赶走。

这张带伤的脸竟出奇地漂亮。我心酸地想：这离离即即、欲发又止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不相信你的忧郁单纯来自穷困、疲劳，像我一样；你有更丰富的不幸。

我同意“弥补”。多拿一个“A”，我有什么不同意？我也有卑鄙。合宜的卑鄙，就是美国人常挂在嘴上的“Deal”，公平交易。弥补是他抽出一小时来给我的论文做个别辅导。实在可笑，我的论文早已在班里读完，改不改还要什么紧？但他仍认真地从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中找出对它的看法。他已真的激动起来，忘情起来，像他一贯讲课那样。这样，“Deal”中固有的卑鄙渐渐消逝了。

我渐渐也进入了角色，不再去观察他那间充满旧书、脏衣物、剩饭菜的居处。它的寒碜不亚于我的屋。我为我的一个论点辩护了句什么，他笑了，头稍侧，半走神地看着雄辩的我。再次出来了那种优美，让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我想，是什么在吸引我的同时又让我发惊？

一小时之后，他忽然停止了谈话。我从坑洼的沙发里站起，才注意到墙上挂了不少画。

“你也画画？”我问。

他说不，不是他画的。“你是个很不同的女人。”他说。我想说他也是绝对不同的：那么苦苦地在弄文学，总带有一种浪漫的热度和疯癫。我还想说我们或许颇相同：为一分天生的，并不明确要施予谁的感情度着生命。我当然没说这些，到此时我才承认自己的英文的确糟糕。

“芷。”他终于说。

我知道什么要发生了。我感觉着我东方女性的长头发，每根头发都有知觉。这回他并没碰它们，却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像孩子头次去触一件东西，触之前的紧张，触着时那一瞬的刺激和满足，统统被他的大而黑的眼睛表示了。他慢慢缩回手。再去看他时，他就那样苍白地、僵然地立着，也像个孩子，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送我下楼，走过门厅，他问柜台里的门房：“信来了吗？”门房看看他，看看我，毫无表情地递上一摞信。

“怎么又被拆了？！”帕切克的脸狠起来。

“对呀。”门房说。

“他怎么可以老拆我的信？！”

“对呀。”

“你不应该让他进来！”

“那是你们俩的私事，我们怎么好干涉？”

“他妈的他有什么权利拆我的信？！”

“对呀。”

我注意到帕切克用的是那个男性的“他”。出门后我问：“他是谁？”

“他是狗娘养的。”帕切克说。

放暑假前夕，学校出现了一种绿色广告。开始人们不理会，渐渐它贴得洗手间也是了。是个读书会广告。许多作家写一辈子，从来得不到出版机会，就在这类读书会上读自己的作品读一辈子。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听，连他们相互间也不听。但读书会仍存在下去，作家总需要一个地方，让他们的作品问世，哪怕是问世于一片虚无。绿广告印刷得很糙，一般电子计算机里印的，贴成这样翻天覆地，仍是引不起注视。假期要开始，学生们只认得招聘广告、房屋转租、机票转让广告。有天我等着打公用电话，听等在隔壁电话旁的两个女生挖苦绿色广告：这玩意儿也会减价！一般听众五块一张票，作家的朋友三块；做了作家的朋友就更便宜了！

瞥一眼，却瞥见帕切克这名字。

帕切克穿一身黑，白发被梳过、胶过。黑与白之间那张年轻的脸没多少生气，却有一抹高贵。我入场时，他就这样站在小舞台的灯光中，向四周环视致意。然后是老长一个静止。他捧着自己的作品，像站着死了。这是一个神圣的形象，我对自己说。渐渐地，人们意识到什么事发生了：一个声音。他虫鸣一样的朗读透过麦克风变得遥远、陌生，不再有物质属性。它成了感觉本身。我有个错觉，这声音只被我一人听到，被我感觉到；其他人，不去感觉，它便是听不到的。帕切克，帕切克。我一时想不起那个站在台上的形影就是帕切克。帕切克是种知觉的波长，通过你知觉的频道播送给了你。他的梦、呼吸、心率。

与帕切克的作品相比，我曾经出版的那三部东西叫什么！但我比他走运，几乎所有搞文学的人都会比他走运。因为没人像他那样拿文学当真，人们搞文学是为了开心，生命是为了开心。

帕切克的生命显然不是件开心的事。他合上稿子，悲伤地向听众笑了。人们早忘了他读了什么。给他鼓掌：谢谢上帝，总算完了。下台后，他看见我，意外地傻了。我们走到一起，我的手握在他阴凉的手心里。唯一的一次，他吻了我。他的嘴唇也是凉的，有一丝烟味，只有这烟味给了我雄性的提示。

“帕切克，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他垂下眼睛，在腼腆中幸福了半晌。然后他说：“我也喜欢。”

“那些感觉真是棒极了……”

“对，它们棒极了。”他说。

他明白我是有趣味欣赏他作品的；我明白他了解我的趣味。我想，这真好啊，就让我穷困、不幸吧，只要帕切克与我同在，让一堆丰富的感觉把痛苦变成享受。还为找不着薪水好些的工作烦吗？不了。帕切克没有一份好薪水，不照样感觉到他那高于一般生命的享受？我想把这些话告诉帕切克。像是一下子，我为自己苦不堪言的生活找到了出路。

一个人走到我们面前。帕切克迅速放开我的手，听众席昏暗，我看不清来者的模样。只知道他是个大个头男人，长发在脑后扎成个马尾。还感觉到，他不和善。

“你要干什么？”帕切克说。他已站起来。

那人异样地看看我，异样的一股怨愤被笑出来了。

帕切克开始往外走，压低声说：“你不要跟着我，我跟你结束了！”

那人仍那样笑，跟着他，并不说什么。

“离开我！听见没有？！”帕切克几乎吼起来。

会场已受到干扰，朗读停下来。有人敲几下桌子。

帕切克加快脚步往外走。不一会儿我听见走廊一阵闷响，赶出去，只见帕切克一人缩在那里。我叫他，他抬起头，鼻孔在汹涌地流血。帕切克的样子变得很可怕，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像人在瞑目前永诀的目光。

“你也走开！走开……”收回目光时他说。

我的伤心使我没有余力去猜疑整个事情的性质。

这天放假，我和黛米约了去咖啡店坐坐。从帕切克的课堂余生，我们两张脸都枯黄。沉默一会儿，她问：“你……没真的和帕切克去约会吧？”

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听她弯弯绕绕地告诫我帕切克是个什么人，我并没有当头挨一棒的感觉，甚至也没觉得有多少耻辱、追悔。黛米还讲到右耳的那只环，以及蹲椅子的来由。她尽量不让我受伤。我只是努力在想：还要不要再见帕切克？真的就没有与他相近相知的可能了吗……

“也有两性恋的人。阿娜伊丝·宁不就是吗？她和亨利，跟琼都有关系。”黛米说。

这算是安慰吗？我觉得一切都很滑稽。在人们眼里，世界就这么物质；是物质就有属性。同性、异性，这性、那性。你想把这些性都弄含混，从中间找出个感觉；你想只要那个感觉，不要“性”，那不行。人们就来提醒你，你爱错了。你的爱要没有属性，就错了。我心里一阵痛，不能再去见帕切克，因为人们认为我错了。帕切克也认为我错了，因此他一声招呼不打，就消失了，他的住处被搬得一空。他以突然的消逝来灭绝我们相处的可能性。他对自己的属性，最终还是忠贞的。

而我呢？在我孤苦的文学生涯中，就再没了帕切克的伴随。

他在校园里找到了我。他高大，梳着马尾辫。还跟帕切克一样苍白，一样地带一丝刺鼻的烟味。

“帕切克走了。”他说，“为了躲开我。”

也为了躲开我。还为了学校不再要他教书。他如愿以偿地被辞退了，学校说他教得恶劣透顶。学生们为没了他而祝福，送瘟神一样狂欢。只有我认识到他的质量，心里感动地想，帕切克教得多么好，把他的一部分生命感情移植到你身上，那部分生命感情包含他的知识。现在好了，他躲开一切让他从文学中走神的东西。现在他可以不分心地弄他的文学，让他尚未白透的头发白得更纯粹。

“你有他的电话吗？”

我看看他，摇摇头。

“帕切克很欣赏你。”

“我也很欣赏他。”

他还想说什么，我掉头飞快地走了，别拿你们那些乌七八糟的概念来总结我和帕切克。我们怀念的不是同一个帕切克。你会说，帕切克是为了你抛弃我的；为了你这个东方女人，他背叛了自己的同类……他是个追求奇异的人。

初雪降了。初雪消失了城市许多黑暗。我想起帕切克的一头银发，那感伤的银发是最初引我入胜的，我也是追求奇异的人。

再得到帕切克的消息是一年后了。他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一座木屋里写作，周围是阔大无边的田园。他留了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好久，才有个人来接。是个男人，但不是帕切克。他让我稍等，他去叫帕切克，我听见电话那端“咔嗒”一响，是话机被搁在桌上，或者，书架上，帕切克的生活中就这几样东西。接着，我听见那男人拖长声音呼喊：“帕——切——克……”可以想象，那片田园多么阔大无比；帕切克单薄、秀气的形影渐渐近了，带着一丝烟味和低低的体温……

而我却挂断电话，泪哗地一下流下来。

失望竟这样巨大，向我压下。我一直对自己解释的那种无属性的爱，全都不作数了。

这时我才发现，帕切克永远离开我了。

[1]“干崽”即高干子弟。

[2]在美国西部，九月底至十月有一段气温相当高的时日，美国人称它为“印第安夏天”

[3]意指小孩屁股上才有块青。

[4]西藏著名女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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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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