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子

严歌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穗子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7-7

Ⅰ. ①穗…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4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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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字数：229千字

定价：36.00元

自序

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部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艳，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

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主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梵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

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穗子·童年」

柳腊姐

不知上的什么肥让她疯长成这样，外婆事后跟自己讨论，也是跟穗子讨论。外婆的意思是十五岁一个丫头起了胸、落了腰、圆了髋，不是什么好事情。外婆知道许多“不是好事情”的苗头，结果十有八九都不是好事情。对这个乡下远房侄子送来孝敬她的十五岁丫头，外婆连她手上挎的一个蓝布包袱都没叫她搁下，就开始了一项一项的盘审。上过几年学？一个字不识？你妈是“大跃进”过后把你给尚家做养媳妇的？饿饭饿死了你兄弟？外婆细声细气地提问，好像若答得她不满意，会细声细气请她就掉头回去似的。

穗子却不行了。叫腊姐的十五岁丫头有些要迷住她的意思。穗子眼里她是戏台上一个人：喜儿、刘巧儿、四凤。戏台上才有这样一根辫子，根、梢缠着一寸半的红头绳。戏台上才有这样浓黑如描画的长眉秀眼，眼毛儿毛刷刷地刷过来刷过去。衣裳亦是戏台上的：深蓝大襟裤褂，领口、袖口、裤脚有根桃红的滚边。戏台上才有这样可身的衣裳，自初就长在身上又跟着身子大起尺寸，伏的伏起的起，成了她一层皮肉似的。七岁的穗子认为这个养媳妇腊姐是她七岁人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一个女人。七岁的穗子当然不知养媳妇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她只认为腊姐大致是个下凡的戏中人。

腊姐来的时候是满街飞杨花的那些天。上一年收成后捂了一冬，脸捂白了，脸蛋才洗过一样发湿，还有两片天生的胭脂。对此外婆也说不是好事情。那是肺痨烧出来的。腊姐未来的公公，就是外婆的远房侄儿，是不敢瞒外婆的。他告诉外婆腊姐上一年咳了多半年，从拍的片子上看，腊姐的肺痨出三个小洞眼。远房侄儿一再声明，那些洞眼都对上了。外婆当然马上就明白，腊姐不是送来孝敬她的，而是来吃城里的好伙食，养肺上那些洞眼的。外婆叫腊姐搬蜂窝煤，腊姐若在搓衣板上码上五层，外婆就会从手里的纸牌上抬起眼，说：“你搬一垛城墙呐？回头累出好歹来，是你服侍我啊，还是我来服侍你？”腊姐笑笑，嘴角下一边一个小窝。她说多搬些少跑几趟。外婆垂下眼继续和自己玩纸牌，慢条斯理说：“攒下几趟好跑医院，是吧？”腊姐的脑筋不晓得跟着外婆的话拐弯，又笑，穗子一看就知道她是没懂；是课堂上那种笨学生偏又碰上同她过不去的老师，给叫了起来，只能浑头浑脑地笑。

穗子与各种病都离得十万八千里，看上去却是各种病都沾边的。她七岁了，个头还是五岁，一头胎毛，面皮白得让人有点担忧。尤其不讲道理起来，太阳穴上那些蓝色的筋就会霹雳般欲闪出那层薄皮肤之外。这时腊姐就感觉穗子有性命危险，整个小小人儿糊在正月十五的蜡纸或细绢的灯罩里似的。腊姐这时是绝不敢惹穗子的，不仔细这盏精细的纸糊灯就要给下面那些铅丝般浅蓝血管捅破。穗子不讲道理的时候是没人来搭理她的，外婆摸她的纸牌，外公抽他的香烟、锉他的钥匙、记他的柴米账，或去院子里巡逻，伏击那些围墙上爬来偷他两棵桑树上桑叶的野孩子。因此穗子不讲道理时是没趣的，往往也是自己下不了台的。这局面直到腊姐来了后才有改变。她不许腊姐像外婆、外公那样看不见听不见她的脾气，她要腊姐陪她不讲道理，伺候着她把一场不顺心从头到尾发作完毕。自来了腊姐，穗子便不再有下不了台的时候，腊姐会说：“好好好，就是我惹的，我讨厌，我唱黄梅戏左嗓子。”要是再效果不好，她便抓起穗子干细苍白也带浅蓝筋络的手，拍在自己脸上，算是穗子冤有头债有主她替穗子抽了那位冤家耳掴子，当然穗子的力气全控制在她手里，她是不舍得自己真给打痛的，她知道穗子也不舍得拿真正的耳掴子打她脸。总的来说，被父母遗弃给外公外婆的穗子若没有腊姐，是基本没什么伙伴儿的。父母给她买了半屋子的娃娃，以免穗子看透他们其实是害怕她对他们的纠缠。穗子有很细密的心思，一肚子是那种被冷落的孩子常有的鬼心眼，因而不久腊姐便发现穗子的不讲道理不是全无道理。穗子对腊姐说：“你是我的丫鬟。”腊姐高高兴兴地说：“好啊，我就是你的丫鬟。”这样日子就过成戏了，好就好在她俩都迷戏，都不想做自己，都想做戏里的人。父亲人不来，却是常常来些功课给穗子做，背诵这里四句那里四句，穗子根本不知自己背到肚里的是什么。但她知道不背是没有出路的，更讨不来父亲的关注，父亲眼里会更没她这人了。穗子在背诗背书时有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小小年纪要做老气横秋的事，自己都对自己肃然起敬。她现在背上一两段就对腊姐唤道“倒茶来”，或者“这里给蚊子咬了个包，给我抓抓”，或者“你怎么不给我打扇子啊”。腊姐就笑，配合穗子过戏台上的瘾。

腊姐教会了穗子玩那种乡下人的纸牌。外婆把一副纸牌从方的摸成了圆的，这副牌就淘汰下来，归了腊姐。穗子很快和丫鬟腊姐玩得旗鼓相当了，玩得也热闹，谁输了就在鼻子上夹个晒衣服的木夹子。穗子死活赖账，夹不到一分钟就有事情出来，不是小便就是大便。闹得外婆从她那坐禅般的牌局中分神了，说：“小穗子你这样同她玩，肺上早晚也要出来窟窿的。”穗子和腊姐学得十分彻底，摸牌手势也一模一样。先是要把拇指在舌头上蘸一蘸，再去拈牌，彼此的健康也好，疾病也好，马上便错综交杂不分彼此了。腊姐听了这话会脸色黯淡一下，笑变得非常难为情。有一两次她对外婆嗔道：“人家哪里还有窟窿嘛！没看我五十斤一袋米扛起来都不要哪个搭把手。”外婆说：“一顿三碗饭，添饭也不要人催。”穗子看见腊姐的笑从难为情又变了，变成了脸皮厚的那种笑。她听出外婆有些过分，不过她晓得丫鬟腊姐吃得消这“过分”。

自从来了个腊姐，穗子妈便有正式封她为丫鬟的意思。穗子妈开始往外婆这里带大网兜小网兜的东西。外婆说什么时候学会走娘家带大包小包了。外婆当然知道大包小包是脏衣服、脏被单，送了给腊姐去洗的。腊姐不再有同穗子玩纸牌的工夫，常常坐在椭圆木盆边上，一块搓衣板抵住小腹，两只手泡得红酥酥的，终日在那里搓。她对穗子妈的衣服很感兴趣，从水里拎出来调过来调过去地看。尤其那些牵牵绊绊的小物件，她知道那是城里女人用来罩住奶子或兜住肚子和屁股的。很快她学会这些东西的名词：胸罩、腹带。腊姐把它们晒在院子里，对胸罩七巧板似的拼接而形成的两只小碗儿简直着了迷。城里女人的奶不是自由的，必须蹲在规定范围内蜷出规定的形状。腊姐知道那不会舒服，但不舒服是向城里女人的一步进化。

穗子妈浑身上下在腊姐看来都是微微受着点罪的：皮鞋是硬的，鞋尖鞋跟都让你走路不能太放肆；头发烘得略略发焦，每个发卷都不可随便乱跑，错了秩序；顶要紧是那胸那腹那臀，那都是守着一种纪律而该凸便凸该凹便凹。腊姐把穗子妈的这些个零碎小衣物拿到自己床上，铺在一张废报纸上，用支铅笔把胸罩不同形状的一片一片描摹下来。再去外婆盛旧床单、烂窗帘的竹箱去翻拣。唯一不会一扯就掉渣的料子是装白面的口袋。她用这面口袋照着报纸上描出的蓝图一片片裁剪起来。然后熬了两夜，完工了第一件成品。穗子见她吸一口长气把那叫胸罩的东西绑在了身上，给两个自由了十五年的奶子上了镣铐一样。面口袋上黑色的“中粮”字样一笔一画都不少，印在胸上。穗子觉得才两个月腊姐就已如此不要面皮，便对她说：“你好不要脸。”腊姐说：“那你妈呢？”穗子说：“你想跟我妈学？我妈是到办公室上班的，你在哪里上班的？”腊姐也意识到自己向城里女人学习的企图过分快也过分露骨了，耍赖皮地笑着说：“穿着暖和多了！”大夏天的说“暖和”，自己也羞死了，两手捧着胸前的左一坨右一坨的，佝身咯咯咯笑起来。穗子被她这笑弄得心里直痒，直想好好给她一通虐待，便上去揪了她的辫子，再去揪她胸口两坨中的一坨。腊姐给虐待得颇舒服，笑得浑身起浪。穗子便越发揪得紧，嘴里说，好不要脸，好不要脸。渐渐腊姐停止了扭摆，给穗子一手一边地抓、揪、揉。腊姐脸上的天生胭脂浓重起来。穗子力气差不多用完了，却仍不解恨地嘟哝：“好不要脸。”嘟哝得她自己眼里有了泪：腊姐明目张胆地学她的母亲，明目张胆地在两个奶上做功夫，实在是丫鬟造反，实在有些不把七岁的小姐穗子放在眼里。穗子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受了欺负，丫鬟腊姐大胆无耻地亮出她咄咄逼人的身体是种猥亵式的欺负。穗子很恶心却又很心动，头一次意识到好看的东西怎么和无耻毫不矛盾。

穗子的外公喜欢所有和机械、电有关的东西。他时而在他的写字台上摆上六七个收音机，有半导体，也有矿石机，都是旧的，因此总是你响它不响。腊姐叫外公请她听黄梅戏，听朱依锦唱的。外公就献宝似的得意，把六七个收音机全开到黄梅戏上。腊姐一边剥毛豆一边听六七个朱依锦有一句没一句地唱，有时七嘴八舌一块唱起来，外婆说你们开庙会呀。腊姐在到穗子家的第三个月学会了朱依锦的四个唱段。有时在院里拿把破芭蕉扇生炉子，便翩翩地舞着沙沙响的烂扇子，自念自唱起来。穗子发现她学曲调跟偷一样快。腊姐学样样东西都快，都跟偷似的，贼快。她学了女中学生那样梳两根辫子，两根辫子对折成两个圈。也学了穗子妈的穿衣款式，用面口袋染了黑，缝了条窄裙子，前后各一个褶子。她每月有五块钱工钱（一般保姆有十来块），她用一块钱扯了块浅花布料，虽然它的图案都是印错的，但不凑近也看不出大毛病的。穗子看见腊姐穿黑裙花衬衫竟也是好看的，但这好看是从城里人（包括穗子妈）那里盗窃的。所以穗子有些不高兴丫鬟腊姐自己给自己改形象。穗子认为改了形象就是改了角色，而腊姐永远的角色是丫鬟。

连穗子父亲都开始注意到腊姐了。他是写戏的，对好看女子的注意不怪他，是他的职业本能使然。穗子发现爸爸隔一两天总会回来吃顿午饭或晚饭。有时妈妈一道来，有时他自己来。他同腊姐开玩笑、搭讪，说整个作家协会大院的人都在打听谁家来了个漂亮妹子。有时他跑到厨房，长辈那样对腊姐关照：拎不动两满桶水不要逞强，正长身体时会累罗锅了。腊姐叫穗子爸“姐夫”，外婆说：“什么？你公公是我侄儿，他怎么成你姐夫了？！”腊姐对穗子爸一笑，说：“姨父。”外婆说：“表姨父。”腊姐又笑说：“表姨父，你的衬衫我给上了点浆。”穗子看见腊姐把叠得四方见棱的衬衫捧给父亲时，父亲和她两双手在衬衫下面磨蹭了一会儿，看起来当然只是交接一件衬衫。

不久腊姐给自己缝了两件连衣裙，布料绝对不是印错花的次品。要到一些日子以后，穗子才能证实自己的猜测：这两块洋气典雅的布料是爸爸为腊姐选购的。至于腊姐给父亲什么以使父亲抽了两个月劣质烟而省下钱为她扯布料，穗子将永远对此停留在猜测阶段。

穗子爸回家来时腊姐嘴里总是有曲有调。有天穗子听她唱起自己在学校合唱团的一支歌。穗子想，她可偷得真快呀，我自己才唱了没几天。她上去从背后掐住腊姐的两颊，腊姐正随着那支儿童进行曲的节奏在衣服板上搓衣服。她嘴里原先蛮准的调给穗子扯得一跑老远。穗子说：“再敢瞎唱？”她说：“哎哟，掐的那是肉！”穗子说：“掐的就是肉！谁让你脸皮那么厚？”腊姐说：“疼死了疼死喽！”穗子说：“你把歌词念一遍给我听，我就放了你！”腊姐说：“我哪晓得词！我又不识字！”

穗子突然上来的这股恨弄得她自己浑身抽风。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瞬怎么会对这个丫鬟腊姐如此地狠毒。她说：“你不懂词乱唱什么？！”腊姐说：“跟着你学的嘛——哎哟，你把我肉掐下来了！”穗子说：“我唱的是什么词？”腊姐说：“风里断盐，雨里讨盐……”穗子真给她气疯了，她居然敢拿如此愚昧无知没有道理的词来篡改她的歌。穗子不明白她这股突来的狠毒并不全是腊姐惹的，她从四岁起就在嘴里比画各种她完全不懂的词句，但她那是没法子，而腊姐却很乐意这样胡言乱语。她真要把腊姐两个腮帮揪出缺口来了。她说：“我最恨最恨你什么也不懂就敢瞎编！是‘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听懂没有？你这大文盲！”腊姐说：“好好好，我这个大文盲！”

穗子松开了筋疲力尽的手指和牙关。腊姐用两个带肥皂泡的手摸着给穗子揪的两块肉，眼泪也要出来了。穗子说：“以后再瞎编歌词，我拿伤筋膏药把你嘴贴起来！”腊姐说：“那你教教我，我就不瞎编了嘛。”穗子说：“美得你！”她的怒气还是平息不下去。穗子不知道其实这一场给丫鬟腊姐过的刑是缘于妒忌，她想不通一个大字不识的腊姐学起唱来怎会这么快，直接就从她嘴里活抢。

暑假要过完时，一天晚上穗子像惯常那样钻在腊姐帐子里，穗子喜欢腊姐凉滋滋的手臂搂着自己。若是穗子挨了蚊子的一口咬，她便留到这时来让腊姐给她搔。这天腊姐说：“我这里也给蚊子咬了个包，你帮我抓抓嘛。”穗子见她指着自己胸口。她同时觉得腊姐眼神有些不对头，痴痴傻傻的。她便去替她搔那蚊子包，却怎样也找不着它的位置，只能敷衍了事地动着手指。腊姐问：“你爸和你妈可常吵嘴？”穗子说：“不常吵，两个礼拜吵一次吧。”腊姐又问：“是你妈待你爸好些，还是你爸待你妈好些？”穗子想一会儿说：“我妈是把我爸追上的。我爸过去有好多女朋友。”腊姐说：“你怎么会晓得这些？”穗子说：“哼，我什么不晓得？”外面月亮很大，照到帐子里，穗子看见腊姐脸上有些细腻的油亮，嘴唇半开在那里，有话没吐出来的样子。腊姐说：“你怎么越抓越痒？”同时她就领着穗子的手去找那“痒”。穗子的指尖突然触在一个质感奇特的凸起上，她吓一跳。穗子这是头一次接触一颗桑葚似的圆圆的乳头，从前不记事时吮吸奶妈的乳头是不算数的。腊姐把穗子的手留在那里，说：“就这里痒。”穗子感觉整个事态有些怪异，但她抵御不住对这颗桑葚的强烈好奇。她捻动它，探索它与周围肌肤的关系。她见腊姐眼珠半死不活，不知盯着什么，嘴巴还那样开着。腊姐把穗子另一只手也抓起，按在自己另一颗桑葚上。穗子脑子里断续闪过外婆的“不是好事情”，手却舍不得放弃如此舒适宜人的触摸。她不自觉地已将半个身体伏在腊姐身上，两手太小，抓不过来，她便忙成一团。腊姐喘气也不对了，舌尖不时出来舔一圈嘴唇。穗子感到她手心下两座丘体在发酵那样鼓胀起来，大起来，大得她两手更是忙不过来了。腊姐问她可好玩，穗子头昏脑涨地“嗯”了一声。是不是好玩的一件事？还是“不是好事情”？

蚊帐拆除之前，穗子和腊姐调换了地位，从被抓痒的变成了抓痒的。她们在外公睡熟后打起一支手电筒，腊姐就请穗子在她身上随便看，随便摸。她指点穗子这里从几岁开始会凸起，这里几岁会长出毛毛，这里哪年会流出血，最终，会出来小毛头。穗子简直觉得腊姐了不起，一切都现成、各就各位，都那么完善美丽。

外婆问穗子：“你们晚上在床上疯什么？”穗子和腊姐飞快交换一眼。穗子说：“没疯什么。”外婆又去问腊姐：“你俩在干什么？”外婆脸上“不是好事情”的神色已很明确。腊姐笑笑说：“穗子要我给她抓痒痒。”她一点都不像在撒谎，穗子被她自然流畅的谎言弄得突起一股怨愤。明明都是你在“痒痒”，明明是你在把我忙累得要死。穗子心里莫名其妙地窝囊起来，好像受了骗，受了剥削。还有就是，她有些明白过来，在这桩秘密游戏中，腊姐受益远超过她。原来她伺候丫鬟腊姐舒服了一大场。现在她穗子完了，懂了这么多。她恨自己受了腊姐这番不三不四的教育。

穗子发现腊姐穿了件红黑格的粗呢外套。她问它哪里来的，腊姐笑笑想混过去。但穗子不依不饶，拎住她的耳环，说：“你要撒谎我现在就去拿伤筋膏药糊你的嘴。”穗子其实已猜中了。果然腊姐说：“表姨父给我买的。我没带过冬的衣服。”穗子想，她想要那个会扭秧歌的娃娃，父亲都一推再推，而这件外套大概等值于四个娃娃。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对来校门口接她的腊姐说：“你陪我去百货大楼。”那是腊姐最乐意去又总也没理由没工夫去的地方。穗子直接到了玩具柜台，发现秧歌娃娃居然还在那里。穗子求父亲有半年了，半年中她时常跑来看看，这娃娃是否给买走了。只要它还在，穗子便心情轻松愉快，认为总有一天它会是她的。总有一天父亲会心软，向她投降。这“总有一天”的希望直到腊姐那件红黑格外套出现前才破灭，因为父亲不再是找托词，而是毫不犹豫地对穗子说：“不买，你快八岁了，八岁的大人还要娃娃？难为情。”然后就是穿了红黑格外套的腊姐，简直把她给漂亮死了。穗子对女售货员说：“我买那个娃娃。”她把一张五元钞票捺在玻璃柜台上，不可一世。钞票上有深深的折痕，斜的直的横的。腊姐盯着钞票说：“穗子你哪来这么多钱？”穗子像听不见她说的，抱了盛着娃娃的纸盒，拿了找回的四角五分零钱，气魄很大地往商店外走去。腊姐跟着她，一回到家就去翻自己床上的褥垫，然后便厉声叫起来：“穗子！”穗子正着迷那手舞足蹈的娃娃，理也不理她。腊姐便跑过来，扯了她的小细胳膊就往门外拉。

穗子觉得她俩组合成的这个局面极像这城里通常出现的一个景象：某人拉了某人去派出所，被拉的那人或是小偷或是小流氓，撩了哪个女人裙子或是小恶棍无端砸碎某家玻璃窗。腊姐当然不会拉穗子去派出所，她把她拉到门外，外婆看不见的地方，说：“穗子，你拿了我五块钱。”穗子说：“谁拿你的钱？我爸爸有的是钱！”腊姐说：“我的钱是攒给我小弟念书的，我家没一个人念过书，我想我小弟以后念书去。”穗子说：“谁拿你钱了！谁稀罕你的破钱！”穗子不讲理起来十分地理直气壮。腊姐眼里突然落出两颗泪，说：“你把钱还给我。”穗子说：“你敢诬赖好人！”腊姐又流出两颗泪说：“求求你，穗子，把钱还给我。”穗子说：“你有证据吗？”腊姐说：“我钱都叠成元宝，你买娃娃的那五块钱就是元宝拆的！”穗子说：“反正我没拿你的钱——你再不放开我，我咬人啦！”腊姐又是两颗泪出来：“早上四点上菜市买菜，四分钱一碗辣糊汤，我都舍不得喝……”穗子轻蔑地想，辣糊汤都会让她掉泪。这是她头一次见腊姐掉泪，可怜巴巴得让穗子几乎也要陪她掉泪了。但这刹那间的怜悯让穗子认为自己很没用，让她几颗泪弄得险些招供。因此她就在扯住她的那只手背上咬了一口。腊姐一声没吭。等穗子跑远，回头来看她，她靠墙根蹲成一团，哭得都蹲不稳了。

春节联欢会的票子很难弄到。爸爸把两张票子交给腊姐，说：“你带穗子去吧，你不是喜欢听朱依锦的戏吗？”腊姐魂飞魄散了起码三天，在除夕下午便打扮停当了。穗子瞪着她的脸说：“好哇，你抹胭脂了！”腊姐说：“没有没有！”穗子说：“肯定是拿口水蘸在红纸上，抹到脸上的。”穗子自己就这么干的。外婆看看漂亮得要命的这个丫鬟，说：“作怪哟。”外婆认为长腊姐那样长的睫毛的女孩都是作怪的。外婆很瞧不起漂亮女子，说她们都是绣花枕头一肚子糠。朱依锦在外婆眼里都是一肚子糠就更别提腊姐了。她从眼镜后面鄙薄地看着这只“绣花枕头”热切地赶着去朝拜那只著名“绣花枕头”去了。

朱依锦穿件粉红丝绒旗袍，唱了《女驸马》、《天女散花》里两个小段子。然后她夹着老长一根水晶烟袋锅，腾云驾雾地到处和人打招呼，一路就招呼到穗子跟前。她说：“咦，小穗子，你爸呢？”穗子告诉她父亲把票给了她和腊姐。朱依锦说：“告诉你爸，我骂他了——我现在一年不唱一回，他连这面子都不给我！”穗子替父亲告饶，他把票省给了腊姐，因为腊姐太迷你朱阿姨了。朱依锦这时朝腊姐看一眼，眼光立刻火星四迸。她说：“穗子你什么时候出来这么漂亮个‘大姐’？”她把腊姐听成了“大姐”。穗子刚要解释，突然瞄见腊姐脸上一种近乎恐惧的表情。她手捏住了穗子的手，手指上是深深的恳求。腊姐恭敬地对朱依锦一笑，说：“不是亲的。”她手上的恳求已是狠狠的了。穗子想：好哇，你这撒谎精。朱依锦说：“小穗子，你这姐嗓子也不错耶！”她转向腊姐问她喜不喜欢唱戏，腊姐点头，在穗子看那不是点头而是磕头捣蒜。朱依锦说：“哪天唱几句我听听。”腊姐马上说：“哪天呢？”朱依锦对穗子说：“过了节叫你爸领你表姐到我家来，啊？”穗子对自己十分惊讶，凭了什么她维护了腊姐的谎言和虚荣，凭了什么她没有向朱阿姨揭示腊姐的丫鬟兼童养媳身份？

穗子爸果真带着腊姐去拜会朱依锦了。穗子爸直说：“好事情好事情，真成了朱依锦的关门徒弟，你这童养媳就翻身了。”外婆阴冷地盯着穗子爸，又盯着腊姐，说：“做戏子比做正经人家的媳妇好到哪里去？”穗子爸没搭理外婆。据说朱依锦被戏校聘了去做特级讲师，戏校春天招生，她会把腊姐推荐进去。不识一个字的腊姐开始在报纸边角上写自己的名字，“柳腊姐、柳腊姐、柳腊姐”。

无论如何，穗子还是有些为腊姐高兴的。穗子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知道“养媳妇”是封建残余，应该被消灭掉。再说，万一将来腊姐真成个小朱依锦，穗子脸上也是有光的。寒假一结束，腊姐就要去戏校了。外婆说：“哼，不会有什么好事情。”穗子白老太太一眼：“老封建！”穗子妈找出一堆自己的旧衣服，赠送给腊姐去戏校时穿。还送了双八成新的高跟皮鞋，高跟给锯矮了，因此鞋尖像军舰那样乘风破浪地翘起。至于穗子爸对腊姐一切正常和超正常的关照，穗子妈当然是蒙在鼓里。

寒假后的第一天，腊姐在校门口接穗子。她表情有点惨惨的，对穗子说：“我大来了。”就是说，腊姐的公公来了，专门来接腊姐回去。外婆对大吵大闹嚷嚷“封建”的穗子说：“腊姐回家圆房去，是好事情，你闹什么？”穗子对着腊姐的大—— 一个红脸汉子说：“朱依锦说腊姐是个人才，朱依锦，你知道吗？”腊姐的大摇摇头，像对小姑奶奶那样谦恭地笑笑。穗子说：“你什么也不懂，就是一脑瓜子封建！”外公说：“穗子没礼貌。”穗子尖叫：“我就没礼貌！”外婆说：“背那么多古文背哪去了？学这么野蛮。”穗子又尖叫：“我就野蛮！反正腊姐不是你家童养媳！腊姐是我的丫鬟！我要她去学唱戏！”穗子在张牙舞爪时，腊姐一声不吭地收拾东西，样子乖极了。腊姐把她带来的那些衣服打成和来时一模一样的一个包袱。在城里置的那些裙子、外套、胸罩、腹带，她齐齐码在自己床上。红黑格外套也丢下了，她对穗子说：“穗子，这个外套你长大了穿，肯定好看。”穗子渐渐静下来，知道大势已定。她老人似的叹了口气。她没想到腊姐的突然离去让她体味到一种如此难受的滋味。那时尚未为任何事任何人伤过心的穗子，认为这股难受该叫“伤心”。

腊姐又恢复了原样，又是那身四凤的打扮，一根辫子本本分分。她倒没有穗子那么伤心。她挎起包袱，跟着她的大往门口走。在门口她听穗子叫她，她回身站住，就好像她俩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就好像这十个月间什么也没发生过。穗子突然想，腊姐是恨她的，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

到我成年，人们已忘了我的乳名穗子，我仍相信腊姐恨我，恨我的一家，大概基于恨那个押解她回去守妇道本分的大。我相信她甚至连我爸也恨。我爸在腊姐突然离去的第二天回来，发现腊姐的床空了，上面刺目地搁着那件红黑格呢外套。我爸失神了一阵，但很快就顾不上了，全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他和朱依锦头一批就被戏校的红卫兵带出去游街。

外婆去世后，老家来了个人奔丧，说腊姐圆了房不久就跑掉了。有人在镇上看见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我想象造了反的腊姐一定是更加俊气了。外婆的老家亲眷说：“也不知她怎么这样恩将仇报，她婆家待她不坏呀，不是早早接过来做养媳妇，搞不好在她家那种穷地方早就做饿死鬼了。”老家亲眷又说：“她跑到台上说婆婆公公怎么虐待她，她公公是个公社书记，也算个小小父母官了，给她骂得不成个东西！哎哟，养媳妇造反，才叫真造反。养媳妇都去做红卫兵了，这还了得……”

我问那老家亲眷，后来腊姐去哪里了？亲眷说：“总是野在县城什么地方吧？没人再看见过她了。”

满世界都是红卫兵，都不知仇恨着什么，打这个砸那个。那时我不到九岁，实在不明白红卫兵们哪儿来的那么深那么大的恨。但恨总是有道理的，起码腊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对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为我偷了她五块钱。这是肯定的。

老人鱼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楚。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腭部两块嫩红的扁桃腺。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军人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能买到肉和粮食。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得着跟谁打架吗？他那双眉毛出奇地浓，还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足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就是马弁。”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穗子看电影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体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乘骑着外公边走边吃。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近来，都愣了一刹那，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才咆哮。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发出来的嗓音。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最后呐喊。

外公隔三差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孙们。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好娱乐了一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我不要你讲话！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做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是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抑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坐骑，是一个热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热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父亲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穗子妈把筐交给外公。外公说：“你放心，哪个敢抄我的家？”

这天一早，外公去买过冬的煤，抄家的人来了。穗子让他们先抄着，自己小跑去煤站叫外公。外公赶回来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毡子，毡子上别满他的功勋章。他把毡子往桌子上掼，对抄家的人说：“小杂种，抄家抄到哪儿来了？”

抄家的人都不到二十岁，外地人占多数，因而不知道穗子外公是不能惹的；穗子外公早年打仗就不要命了，他现在的命是丢了多少次捡回的，因此是白白赚的。

抄家的人动作停了一下。他们在遇到外公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说：“老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哩。”

但两个撬锁的人正撬得来劲，一时不想收手。他们撬的是那间煤棚的锁。煤在这一年成了金贵东西，给煤上锁的人家并不少见。当两个撬锁人欲罢不能时，外公用一根木棍在桌面上重重敲了一下。他说：“大白天做土匪，撬我的锁，看我不打断他的爪子！”

抄家的人这时真有点怕了。这年头他们难得碰到一个敢用这口气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头头和气地对外公说：“老革命要支持小革命嘛，抄家不彻底，革命怎么彻底……”

外公说：“日你奶奶！”

头头在手下人面前给外公这样一骂，有点负气了，若就此打住，他日后还有什么威风？他手做了个很帅的小动作，说：“继续搜查，出事我负责。”

外公说：“你们动一个试试。”

两个撬锁的人看看外公，看看头头。穗子眼睛盯着那把老古锁，门别子已松动了。

头头说：“撬。”

外公沉默了。他挨着个把勋章别在衣服左前襟上，然后一解裤带，长裤落到脚腕。他穿着宽大的裤衩，将腿往椅子上一蹬，那腿绝不同于一般老人，它丑怪而壮实，两块枪伤曲扭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外公腿上的毛也比他的胡子、眉毛、头发年轻得多，又黑又浓密。阴森森的腿上，两块不毛的枪伤瞪着人们。

外公说：“没见过吧？我这条腿本来是要锯掉的。我把手榴弹掏出来，拉了栓，对医生护士说：‘敢锯我腿，炸死你们！’”

人们看见老头在说“炸死”的时候，猛一龇牙，眼珠也红了。静寂一刻，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抄家者说：“后来呢？”她这一问，不自觉地成了老兵的崇拜者，另外两个女孩也附和上来，问道：“他们锯没锯你的腿？”

外公说：“谁敢呐？敢靠近我的都没有。两个子弹在这里头开了花。”外公拍拍枪伤，“我用一把刀自己挖，把大大小小的弹片挖出来了。”

女孩们说：“原来是位老英雄呐，用刀在自己肉里剜连麻药都不打。”她们上来挨个跟外公握手，说，哎呀多幸福，第一回跟一个活的英雄握手。她们一边握手，人就小小地蹦跳着，红了鼻头和眼圈。

撬锁的人灰溜溜的，上来和外公握手时，笑也灰溜溜的。

外公却说：“你们撬锁手艺太差劲，榔头、起子有屁用，我当年撬的锁多了，一根棍子，这样一杠。”他把榔头柄插进去，手突然一阵痉挛：“看看，看这手艺。”

锁果然掉下来。煤棚的门开了。外公指指里面，问那头头：“看看吧？”

头头双手摇着：“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看看好，看看放心。”

大家都说：“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哪能不看？起个大早，来都来了，好歹看看吧。门都撬开了，还客气什么？那时候我撬了门，进去有粮装粮，有牲口牵牲口，财主要不是恶霸，也就不惊动他了。你们真不看？”大家说：“不看了。”这回他们答得整齐、有力。

人们撤离时，穗子注意到一个偷窃者。他伙同这群人进来时看见床下有两条肥皂，就抓了揣进裤袋。偷窃者最后一个出门，出门前以同样的魔术手法把肥皂扔下了。

许多年后，穗子想到外公的破绽一定是那天败露的。假如外公不把勋章别在衣襟上，或压根不亮出勋章来，他便是个无懈可击的老英雄。主要怪外公无知，否则他会明白一些勋章经不起细究，尤其两枚德国纳粹的纪念章，是外公在东北打仗时从破烂市场买来的，它们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苏联红军。

那位头头是个狡黠人物。几个月里，无论他怎样忙碌、操心，却始终想着外公的那些勋章。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事实证明他的正确，这世道上所有人都存在疑点。他对那些勋章的怀疑让他深夜会无端觉醒，白天骑自行车会突然迷路。一次他骑车把席子编的大字报墙撞了个窟窿。爬起来，他便蹬车向穗子外公家去了。他给外公行了个军礼，说他想再接受一次革命战争教育，再一次挨外公这样战功赫赫的老兵臭骂。他很快哄外公拿出了那块绿毡子，指着一枚带洋字母的勋章问外公：“这是哪一场战役？”

外公说他不记得了，反正是一场大仗。

头头问穗子要了纸和铅笔。穗子看见深深的得意使他年轻的脸上骤添一些皱纹、一些阴影。他将纸蒙在勋章上，以铅笔来回涂，把上面浮雕般的图案、字迹拓了下来。外公纳闷地看他手拿铅笔，飞快地左右划拉，问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把拓下来的一枚枚勋章小心对折，说：“做个纪念——立不了战功，得不到真勋章，这样也算沾一点英雄的光。”

他告辞时，外公说：“不喝茶啦？”

他说：“不喝了不喝了。”

外公又说：“炉子上坐了水，一会儿就开。”

他说他忙着呢。外公问他撬门的本事长进没有，多撬撬手就没那么笨了。头头说：“那是那是。”外公手比画说：“就这样，抵住，一杠，保你开。”他指指外孙女：“小穗子都学得会。”

头头离去后，穗子有些不祥的感觉。一个月过去了，没发生任何事。外公照样给她在粥里煮一只鸡蛋，在炉灰里烘七八颗板栗。外公把每天两次发放零嘴改成一次，因为食品的匮乏在这一冬恶化了。外公的“残废军人证”也只能让穗子一月多吃二两白糖、半斤菜油、一斤肉。有次外公见水果店门口排了长队，一打听，店里来了橘子。他立刻掏出钱和“残废军人证”，高高举过头顶。排队的人破口大骂：“这死老头也算残废？有胳膊有腿的！”外公给人拉下来，往队伍里一看，才发现所有人的肢体都不齐全，残废等级都比他高。

穗子这一冬便有橘子吃了。外公把小而青的橘子吊在天花板上，每天取一个出来，发给穗子，这样穗子每天的幸福时光就是酸得她打哆嗦的橘子。

吃到橘子干了，皮硬得像茧，穗子妈从乡下回来，说穗子爸急需那些手稿。穗子爸的处境没什么好转，只是坏处境稳定了，他能在稳定的坏处境里吃喝、睡觉、上工了。穗子爸眼下在一个水坝上挑石头，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有严重政治缺陷。穗子爸渐渐快乐起来，因为有缺陷的人共处，谁也不嫌谁，就有了平等和自在。他心中一些欲望复生了，如读书、写作、打扑克、打牙祭、谈古诗、谈女人等等欲望。“劳动改造”对穗子爸这类人，已失去了最初的尖锐意义，不再残伤他们的自尊。就在这年入冬之际，穗子爸第一次产生过小日子的兴趣。他第一次感到，幸福就是“甘心”，甘心低人一等，就幸福了。他把这样神性的心得告诉了穗子妈。穗子妈似懂非懂，却认为应该替丈夫把这难得的想法落实下来。穗子爸活一把岁数，产生居家过日子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穗子妈把她和丈夫的打算瞒得很紧。她知道外公的脾气，同他实话实说，把穗子从此领走，完全行不通。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外婆尸骨未寒，就要夺走穗子，让外公彻底成一个孤寡老人。穗子妈住下来，她首先要去除穗子对她的客气、过分的礼貌。她心酸地想，穗子要是跟自己也能耍耍性子、撒撒娇多好。穗子跟外公在一块时，从来不乖巧，但谁都能看出一老一少的亲密无间，是一对真正的祖孙。

穗子妈将盛破烂的大筐从煤棚拖出来，一页一页地整理穗子爸的手稿。稿子已枯干发黄，却都是未完成的。她忽听身后有响动，一回头，见穗子正返身进屋。显然是穗子原打算到后院来，见母亲在那里便仓皇逃走。穗子妈一阵黯然神伤，喊道：“穗子！”

穗子听这声喊得极冲，竟吓得不敢应了。

“穗子……”母亲再次喊道。

穗子装着刚听见，跑到后院，在母亲身边站得板板正正。母亲让她看看，破烂筐里有没有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把收破烂的挑子叫进来，连筐收走。穗子往筐里看一眼，摇摇头。母亲说：“这双皮鞋还好好的，你再大一点，把鞋跟拔了，可以穿的。”母亲替穗子当家，把那双棕色高跟鞋拎到筐子外面。“这些丝袜，都是真丝的，”母亲一双双理着纠结成一团的肉色长筒袜，“都不太破，妈以后给你补补，都能穿的。你说呢，穗子？”

穗子点点头。她看母亲一双贫苦的手，翻到了筐底。好好的太阳光里，充满破烂特有的刺鼻气味。经过这样一双贫苦的手，破烂便不再是破烂。母亲惊喜地笑了：“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差点当破烂卖了！”

于是母亲只将父亲的几大摞手稿搁入她的方头巾中，再将头巾扎成一个包袱。其余的破烂已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又回到筐里。穗子一想到那些脱了丝的长筒袜和棕色高跟鞋都在筐里等着她长大，心里便对“长大”这桩事充满矛盾。

母亲说：“这个包袱，你来挎。上长途汽车，小孩子挎的东西，没人会注意。”

穗子问：“上长途汽车去哪里？”

“去看爸爸呀。”

“什么时候去看爸爸？”

“什么时候都行。”

“……外公去吗？”

母亲停顿一下。穗子见母亲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珠后面，脑筋在飞转。母亲笑笑，说：“外公这次不去。你就去看看爸爸，外公去干什么？爸爸那里粮也不够吃，外公去吃什么？”

母亲说话时，有一种交头接耳的模样，让穗子想到了世界上一切交头接耳的人们。人们交头接耳，就挑出穗子爸的种种不是来。穗子认为那位抄家头头此刻一定在某处和谁交头接耳，嘁嘁喳喳非常热闹。然后他们就会朝外公来了。穗子当时并不懂他们朝外公来的凭据，但她肯定那些人正为外公的事交头接耳。

那时穗子还不懂“阴谋”的意义，她只懂得阴谋的形象。形象就是交头接耳。

正同她交头接耳的母亲突然做了个奇怪的眼色，嘴唇撮住，“嘘”了一声。然后穗子看到外公到后院来了，从煤棚里取了一块煤。穗子顿时在心里质问母亲：你在骗我们吧？！既然仅仅是去看一趟父亲，为什么要对外公隐瞒实情？！

第二天穗子还在上最后一节课，母亲就来了。跟老师短短地交头接耳一阵，老师就提前放了穗子的学。穗子跟在母亲后面来到长途汽车站，看一眼候车室大钟。这时外公刚刚到达学校门口。他会站在隆冬里一个一个地看着从校门走出来的孩子。他会一直站在那里，心很笃定地等下课的孩子回家吃完午饭，又成群结队地上学去。外公会等的，会等到天暗了，放晚学的孩子们再次拥出校门。

她忽然对母亲说：“我的东西没带。”

母亲说：“我都替你拿了。喏，这是你的所有衣服，这是你的书、玩具。”

穗子本来没什么家当，值得带的母亲都替她拿了。穗子想，母亲贼似的偷了穗子所有的东西；在外公眼皮下，她连东西带人把穗子偷走了。

穗子说：“我还有十多个橘子呢。”

母亲笑了，说：“算了吧，那也叫橘子？那叫橘子化石！”

穗子心想：说得轻巧，你去给我买点橘子化石来。但她从来不跟母亲顶嘴；她从来没跟母亲熟到顶嘴的地步。她不吱声了。冬天无孔不入，钻透她的棉袄棉裤，最后钻到她脚心，凝聚在她十个脚趾头里。积淀了整个冬天的脚趾开始咬食穗子，穗子的知觉给咬得血迹斑驳。

母亲说：“车要来了，你去上个厕所吧。”她佝下身，替穗子挽起棉裤腿，又塞给穗子两张揉得很软的废稿纸。

穗子朝厕所走去。她在厕所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母亲此时正以后脑勺对着她，在读墙上的时刻表。

穗子一直跑到一条巷子里，才明白自己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了。她干出野孩子的事来了。她跟闯了大祸的野孩子那样撒开腿、仰着脸飞跑。跑着跑着，她发现自己满脸汗水。跑得她真想上厕所，却绝不敢上，手心的两张废稿纸给团得更软和，跟她在多年后用的棉制手纸一模一样的软和。一路上遇见的所有厕所，穗子都一咬牙一别脸跑了过去。她跑到外公家门口时，一泡滚烫的尿灌入棉裤。于是外公看见傍晚中的穗子，热腾腾地冒着气。

穗子妈一个冬天都没给穗子写信。女儿让她心碎。她同女儿赌气：看你没有妈活不活得下去。穗子妈这种时候成了穗子的小女伴，平起平坐地跟穗子比赛，看谁先孬下来，谁先投降。穗子爸还是一礼拜给穗子写一封信，说冬天水结了冰，用炸药一炸可以炸许多鱼；下兔夹子能逮住许多野兔和刺猬；锯下一棵柳树，鸟巢里有几十个蛋，那些蛋煎成一个个袖珍荷包蛋，香得命也没有了。穗子的回信从来不对父亲的描述作任何应答。她觉得父亲对世界的态度变了，作为也变了，就知道去祸害，去消灭。之后，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个吃。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个吃，因为整个空白的严冬，就是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穗子给父亲的信越来越短。她的常规生活没什么可说，而她的“地下生活”，跟他们说也白说。天下父母怎么可能懂他们的孩子呢？

竹林开始发春笋的时候，穗子揪了一冬天的心，慢慢放开。没人来麻烦外公，父母也没有来麻烦穗子。穗子自由自在穿着帮成底、底成帮的棉鞋到处忙，踩某家的煤球，偷某家的萝卜干，堵某家的下水道。人们还在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大字报小字报，写多了大家也就写出字体来了，错别字也得到了公认。正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世界让穗子和她的伙伴们向往无字，向往字盲。

她们便常常去郊区的竹林。大片的竹林是大片的无字。穗子见最年长的女孩弯腰拔下一根竹笋：她双手握住露在地面上的笋尖，整个屁股悬空向后坐去，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给拔起来。大家很快效仿年长女孩，拔掉了所有露出地面的竹笋。近午饭时间，每个书包都装满了笋。年长的女孩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又把所有的竹笋放上去。然后她指定一个女孩叫唤，像卖冰棍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很快就卖掉了所有竹笋，女孩们狂喜地分了赃，约定第二天再干同一桩勾当。

穗子这才明白，竹笋是世界上最难减除的东西之一，头天拔净了，来日又生一片。女孩们的生意越做越旺，心越来越狠：开始太幼小的笋她们是不忍心去拔的，但一周下来，她们摊上最小的笋只有手指粗，仅比手指长一点。这天她们进了竹林，正对那些初冒尖的笋下手，一个汉子突然笋子一样冒出来。他一把揪住年长的女孩，说：“你还偷上瘾了哩！”年长的女孩梳两只羊角，给他揪住一只。他对另一个女孩说：“来，过来，把你的小辫子给我。”他将几个女孩子的辫子束成一束，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解下自己的皮带，悠着。他说：“不老实我抽死她。”

他就这样牵着一大把辫子往竹林深处走，也不管有的女孩是给他反着牵的，那样她只能脊梁当前胸，倒退着前进。谁倒着走踩了谁的脚，就出来哭腔的埋怨，汉子便说：“谁在吭气？”说着他狠狠往一根竹子上抽一皮带。竹冠连着竹冠，整个竹林都跟着疼，一齐挣扎扭摆。汉子牵不了所有女孩，岁数太小的，他就边吆喝边赶着走，放鸭似的。

年长女孩就在这时对穗子使了个眼色。

穗子和四个个头小的女孩给汉子赶得很好，乖乖朝竹林深处的小屋走去。她是看懂了年长女孩的眼色，却装着不懂。她觉得跟集体在一块死也认了。穗子跟全人类一样，都有同一种作为人的特点，那就是争取不孤立，争取跟大多数人同步，受罪享福，热热闹闹就好。她从爸爸最近开始的幸福日子里得到启示：甜头是所有人均分的苦头，幸运就是绝大多数人相加的不幸。

另一个女孩趁汉子不备，隐进竹林，逃了。汉子抬头看看竹林的梢部，女孩逃跑的路线马上清楚了。他随她去逃，只是更狠地抽着皮带。一棵笋子刚刚成竹，在皮带下断了。汉子说：“跑掉我就不认得你了？你们在这里偷我笋子，我天天看着哩！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我都晓得……”他的话让女孩们暗暗吃惊，离那么老远，他怎样察觉了她们？

到了小屋，汉子把女孩们赶进去，自己却在屋外。

他说：“卖了的钱，都给老子掏出来。”

女孩们自然是掏不出的。年长的女孩说：“叔叔，下次不敢了。”

“我是你妈的叔叔！”

女孩们一齐哭起来，说：“叔叔我们错了。”

“错了就行了？钱呐？”

“钱买了挂面。还买了奶粉，给弟弟喝。”年长的女孩说，“弟弟肝炎。”

“都有弟弟？都有肝炎？”

一个女孩壮壮胆说：“我们把钱交给奶奶了。”

汉子说：“叫你们奶奶把钱还回来，谁家奶奶还钱，我就放了谁。”

穗子看看站成一排的女孩，每个女孩面前的水泥地面上，都是一摊眼泪鼻涕。她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内奸，把大家全卖了：现在家长们都将知道她们的偷窃勾当了。孩子们跟家长们一样，在外面搞勾当普天下人都知道只要自己家里人不知道都还能接着混日子。穗子爸给人斗争、游街，谁看见只要穗子不看见就行，他还大致有脸面有尊严。穗子爸现在的幸福还在于，他笨拙丑陋地在水坝上干牛马活，女儿穗子反正看不见。

汉子拿出一把锁，把门锁上了。他走到窗子前，对女孩们说：“刚才你们不是跑了一个吗？她回去报信，你们的奶奶就会来领人了。”

另一个女孩哭着说：“我没有奶奶！”

“那就叫你舅舅来。”

汉子知道女孩们的父母是来不了的，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反正来不了。作为乡下汉子他不明白城里人的种种大事，但看看也知道这群女孩没有父母。她们身上有种可怕的气质，汉子只觉得那气质有些刁钻，有些赖皮，有些连乡下孩子身上都不见的荒野。

汉子两个胳膊肘搁在窗台上，上身倾进窗内。他说：“就是送钱来也赔不了我那些竹子。你们少说搞掉了我两千多根笋子，笋长成竹就是十几倍价钱，赔不起我？不要紧，我叫人去扛你们家的自行车，下你们大人的手表，搬你们的缝纫机、收音机。”

汉子在咬“手表”这类名词时，嘴和脸都有猛狠狠的快感。他一年吃不到四回荤，嚼这几个字眼就像嚼大肥肉，馋与解馋同时发生，那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馋，刹那间得到满足的同时，吊起了更深刻的古老不满。汉子的不满和满足更迭，使他的脸上固有的愁苦深化了。汉子认为所有城里人都有他上面提到的“三大件”，这“三大件”是他所理解的“富裕”的具体形象。他的困惑是城里人都有“三大件”，还在作什么？再作不是作怪、作孽又是什么？他看着这群女孩，心想她们的爹妈都是活得小命作痒了。他说：“一根竹子算你两块钱，你们差我四千块钱。你们的家长不赔我这些钱，你们就在这里头过端午吧。”

到了下午，女孩们喊成一片，说她们要解手。

汉子说：“解吧。”下午她们见逃跑的女孩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女孩们一时看不清来解救她们的人是谁家家长，因为他正和汉子在竹林里察看女孩们的罪迹。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女孩们知道汉子在勒索，而那位家长在杀价。

报信的女孩瞅了个空，跑到小屋前，对窗内小声说道：“你们完蛋了！穗子外公把你们交出去了，接受惩办！”

穗子外公跟汉子交谈着，头用力摇动。他们走出竹林，在屋子前面站住。外公胸前照例挂满勋章，一只脚实一只脚虚地站立，看上去大致是立正姿态。

外公看一眼屋内的女孩，对汉子说：“别跟我讲这么多废话，该关你就关，该揍你就揍，省得我们家长费事。”

汉子还在说一棵竹笋长成竹值两块钱的事。

外公说你是什么市价，现在到哪里拿两块钱能买到恁大一根竹子？少说四块钱！

汉子说：“还是老八路公道。”

外公说：“谁是老八路？我是老红军。”

汉子说：“是是是，老红军。”

“红军那阵子，拔老乡一个萝卜，也要在那坑里搁两分钱，掏老乡的鸡窝，掏到一个蛋，搁五分钱。我掏老乡鸡窝的时候，你大还‘虫虫虫虫飞’哩！”

汉子眼神变得水牛一样老实。

“拔多大一个萝卜你晓得？狗鸡根儿那么大。也是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能白拿。”

汉子给外公教育得十分服帖。

外公手指着屋内的女孩说：“她们拔掉两千根竹子，一根竹算它四块，那就是毛一万块钱。想叫她们爹妈赔钱那是做梦。所以我来跟你表个态度，你就关着她们吧。我代表她们爹妈表这个态度，你想关她们多久，就关她们多久，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女孩子中有人叫了一句：“什么老红军？老土匪……”

外公没听见，或者听不听见他都无所谓。他接着说：“不然你把她们交还给我们，我们还是一样，还是关。关在你这里，你放心，我们也省心。”

汉子认为这个挂满勋章的老人十分诚恳，也十分公允。但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说：“她们一天吃三餐，家长给我多少饭钱跟粮票呢？”

外公说：“坐大牢是大牢管饭。”

汉子说：“我哪有饭给她们吃？”

外公说：“再怎样她们也不犯饿饭罪，饭你总要给她们吃的。”

汉子一听，脸上黝黑的愁容成了通红的了。他说：“我家伢一人也是一张嘴，接起来比这根裤带还长！”他掂掂手上的牛皮带，“也要我喂！我没粮给她们吃！”

外公道：“那你什么意思？饿死她们？”

汉子马上掏出钥匙，开了锁，一面说：“我有米还不如喂几只鸡呢，还下蛋！”他驱瘟一样驱走十来个女孩，一边还晃着皮带：“再给我逮住，我抽脱你的皮！”

外公一声不响地领着女孩们往竹林外面走。大家知道外公不想麻烦自己，替人家教育孩子。他要把她们交给各家家长，按各家家规，该怎样算账就怎么算账。这正是女孩们最害怕的一点，事情一经别的家长转达，就变得更糟。她们开始甜言蜜语，说外公你真威风，戴那么多勋章天下无敌了！

外公没听见似的，一颠一颠往前走，走两步，往竹丛里一踢，出脚毒而短促。对他的奇怪动作，满腹心事的女孩们都顾不上深究。她们眼中的外公显得悠闲，因而他头颈的摆动看上去是种得意。

年长女孩说：“外公你要罚我们站，我们天天到你家后院来站，好吧？”她用力拽一把穗子，让她也服个软，好让老头不向学校和各家家长告状。但穗子不作声。每次穗子惹了事都变得十分坚贞。她若从吊在天花板的篮子里偷零嘴，被外公捉住她是绝不讨饶的。她不认错，外公就讲出那句最狠的话来：“我管不了你，我马上送你回你父母那里。”这话一讲出来，祖孙两人都伤心伤得木讷，会沉默许多天。穗子知道外公很快会讲出此话来伤她心了。她目光变得冰冷，暗暗地想，这回我要先发制人。一想到采取主动来伤害外公和自己，穗子的眼泪上来了。她看着外公走在最前面，双手背着，摇头晃脑；她要抢先讲这句绝情话，老人却是毫无防备。

所有女孩都说任外公罚：罚站、罚跪、罚搬煤饼，随便，外公的背也会笑的，外公的背影在笑她们徒劳，笑她们这群马屁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外公快要走出两里多长的竹林小径了。他停下来，仍背着双手，说：“笨蛋，做什么都要有窍门。偷竹笋，都像你们这样猪八戒，活该给人逮住、关班房。”外公打一个军事指挥手势，要她们沿小径走回去，捡他刚才踢断的笋。他说出偷竹笋的秘诀。竹笋在地下根连根，拔一棵笋，会牵动整个竹园，摇摆和声响能传到几里路以外，这就是她们遭了汉子埋伏的道理，他远远地顺着竹子的响动就摸过来了。但竹笋又比什么东西都脆嫩，一踢，它起根部折断，却闷声不响断在笋壳里，你只需再走一趟，沿途一根根拾那些折断的笋子就行。万一碰到人，谁也逮不到你的赃，一眼看上去，谁看得出你那么阴，不动声色把笋全毁在一层层的笋壳深部？

女孩们按外公说的，照原路走回去。走了半里路，拾的竹笋她们书包已盛不下了。她们对外公的景仰，顿时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原来外公是个精锐老贼，红军里原来什么高明人物都有。

穗子这时站在女孩们的群落之外。她见外公的目光在白色浓眉下朝她眨动一下。那是居功邀赏的目光，意思是，怎么样？我配做你外公吧？

就在穗子采来的竹笋经过腌制和晾晒，成了每天餐桌上一道主菜时，那个抄家头头完成了对外公的调查。他一直有更重大的事情去忙，抽不出身来处置外公这桩事。这天他突然有一个消闲的下午，便带领一群手下跑来了。他们不进门，黑压压站在门口。头头大声宣布有关穗子外公历史的重大疑点。根据他的调查，穗子的外公曾给李月扬做过副官，在一场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负伤，从此加入红军。但那场战斗中，红军的伤亡也很大，因此穗子外公便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头头没等穗子和外公反应过来，便一步上前，拉开抽屉，拎出那张别满勋章的绿毡子，他一手高举着绿毡子，对逐渐围上来的邻居说：“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功勋章，充其量是来路不明的我军的纪念章。所以他所谓的‘战功’，是第一大谎言！其余的谎言更荒谬！这两个，是德国纳粹军人的奖章！”

外公说：“你奶奶的，你才谎言！哪个不是老子打仗打来的？”

头头说：“打仗，要看打什么仗……”

外公拍拍桌子：“日你奶奶，你说是什么仗？收复东三省是谎？打过鸭绿江是你奶奶的谎……”

头头不理外公，晃着手上的绿毡子，大声说：“今天，我们揭开了一个伪装成‘老英雄’的敌人，一个老白匪！”

邻居中有人搬了把椅子，头头便一脚站上去。所有金属徽章在他手里响成一片。他的手势非常舞台化，指在外公头上说：“这个老匪兵，欠了革命的血债，还招摇撞骗，伪装成英雄，多少年来，骗取我们的信任和尊敬。”

外公的白眉毛一根根竖起，头不屈地摇颤，他忽然看见不远处谁家做煤球做了一半，大半盆和了水与黄泥的稀煤搁在廊檐下。人们只见一道乌黑弧光，从人群外划向那头头，外公的矫健和头头的泰然都十分精彩，人群“欧”地哄起来。头头不理会自己已成了一个人形煤球，手指仍然指住外公：“大家记住这个老白匪，不要让他继续行骗。”

头头的几个手下把外公摁住。外公声音已完全嘶哑，他说：“我的‘残废证’是假的？！我身上鬼子留的枪伤，是假的？日你二爷！”

邻居们打来水让头头洗浑身的煤。他们大声地招呼着他，一下子跟他自家人起来。人们把外公推进屋里。外公说：“你们找黄副省长打听打听，有没有我这个部下！”

邻居中一人说：“黄副省长死了七八年了。”

他们把外公拦在门内。随便外公说什么，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相互对视一眼。他们要外公明白，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从陌生进展为熟识，从熟识向陌生，同样是正常进展。这段经历在穗子多年后来看，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所有人都在那天成了生人。这天之后，有的保姆哄孩子时说：“再哭那个老白匪来了。”那天之后的一个午睡时分，嗡嗡叫的苍蝇引来一个换麦芽糖的。穗子拿了牙膏皮出去交易，见她曾经熟识的女孩们为一大把徽章在同贩子扯皮，贩子说那两个德国徽章不是铜的，换不了麦芽糖。

穗子不清楚外公的残废军人津贴是不是从那天开始停发的。她在那个夏天给父母写了信，说她非常想他们，还说那次伤母亲的心，她一直为此不安。穗子在这个暑假跟父母的通信中，一个字都不提外公，但父母还是知道了外公的特殊食品供应已中断了。

穗子父母决定领走女儿。他们跟穗子私下里长谈了几次，要穗子深明大义，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他们说长期以来他们被迫跟女儿骨肉分离，穗子和他们一样，感情上的损失很大。现在是弥补这些损失的时候了。母亲说：“我们太软弱了，让自己孩子给一个不相干的老头做伴。而且是历史不清不白的一个不相干老头！”

听到“不相干”，穗子两眼混乱地看着母亲。

母亲说：“外婆不在了，老头就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了，明白吗？”她的两只手掌把穗子的右手夹在中间，手掌上有几颗微突的老茧。

穗子爸说：“我们女儿跟我们一样，心是最软的，就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个老头，她也不肯欺负他。穗子，爸爸最了解你了，对不对？”

长谈进行到天黑。穗子爸和穗子妈跟穗子咬耳朵：“去换换衣服，悄悄出来，外公要问，就说出去跟小朋友玩。爸妈带你出去吃好的。”

穗子跟在父母后面，进了一家小馆子，里面卖发面煎包和骨头汤。汤上面的葱花沾一层灰褐色油污。穗子喝着喝着，突然停下来，从大碗的沿上瞟一眼母亲，见她正跟父亲递眼色，眼色里有一个奇怪的笑意。穗子顿时验证了自己的感觉，父母一直在盯她，在挑她毛病。她每喝一口汤，张嘴发出“哈”的一声，两人就飞快一对视，意思是，看见了吧？她一举一止都带着那老头的毛病。她喝汤张嘴哈气的恶习难道不是跟老头一模一样？再看她那双手，捧着碗底，活活就是一双农夫的手。这样的手将来怎么去琴棋书画？在食物面前，这张脸还算得上矜持，而表情却全在她目光里，目光急不可待，不仅对自己盘内的东西有着过分的胃口，对别人盘中和嘴里的东西，格外是食欲中烧。在父母眼里，穗子的目光向小食店各个桌扑去，抢夺各个盘子里的食物，那目光分泌着充足的涎水，生猛地咬食和咀嚼，一口未完成又咬一口，来不及吞咽就开始下一轮咀嚼，上气不接下气，噎得直痉挛也不在乎。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说：“穗子，别人吃东西你不要去看。”

父亲解围地说：“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不都这样，”母亲抢白，“我最不喜欢眼睛特别馋的孩子。老头把零嘴吊在天花板上，她的馋都是那样给逗出来的。”

穗子把从各桌收回的目光落定在油荤极重的桌上。正如这里的食品都有股木头味，这里的桌子全是肉味。五六只苍蝇在桌面上挪着碎步，进进，退退，搓搓手。母亲边说话边舞动指尖，连她赶苍蝇的动作都透着某种教化。她跟父亲说：“老头叫穗子说她自己‘我是个小猪八戒’，他才肯拿零嘴给她！”

穗子说：“我没有！”

母亲却看不见她陡然通红的脸。她说：“怎么没有？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老头站在板凳上，手从竹篮里够出个核桃，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个小猪八戒？’……”

穗子大声说：“不是核桃！”

“那是什么？”

“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核桃了！”

“好了，你嗓子轻一点。”母亲说着，迅速看一眼昏暗的小食店。“是不是核桃，无关紧要，反正老头就这么叫你自己说自己是个小猪八戒。”

“从来没有说过！”穗子说，嗓音仍轻不下去。

“你听她的嗓门！”穗子妈对穗子爸说。她又转脸来对女儿说：“我明明看见了。外公不是说‘叫一声好外公’，就是说‘以后还淘不淘气呀’，你说‘不淘了’，他才给你一口吃的。”

穗子瞪着母亲。她感觉眼泪痒而热，在眼底爬动。

母亲说：“这有什么？妈妈不是批评你，是说老头儿不该这样对你。你又不是小猫小狗，给点吃的就玩把戏。”

“可是我没说！”穗子哽咽起来。

“我明明听到的。小孩子不要动不动就耍赖！”

穗子想到她半岁时挨了母亲那两脚。她此刻完全能理解母亲，她也认为自己非常讨厌，就欠踢。穗子猛烈地抽泣。

母亲说：“不是穗子自己想说，是老头儿教你说的，对吧？”

“……嗯。”

母亲拿出香喷喷的手帕，手很重、动作很嫌弃地为穗子擦泪。穗子脸蛋上的皮肉不断给扯老远，再弹回。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这认识让穗子心碎。外公用体温为她焐被窝，外公背着她去上学，不时往路面上吐口唾沫，这些理亏的实情都让穗子痛心，为外公失去穗子的合理性而痛心。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明确告诉穗子，外公是一个外人。

当然，母亲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外公的历史疑案以及伪功勋章。母亲也掌握了穗子与朋友们偷盗竹笋的风波，她不再嫌弃女儿，而是对女儿恶心了。当母亲把后两者摆在父亲和穗子面前，作为结论性证据时，穗子哑口无言。

她答应了父母的要求。这要求很简单，就是亲口对外公说：“外公，我想去和爸妈一块生活。”但穗子妈和穗子爸没料到，穗子临场叛变。下面的一个星期里，无论父母给她怎样的眼风，怎么以耳语催促她，她都装傻，顽固地沉默。

外公这天傍晚摘下后院的丝瓜，又掏出咸蛋，剪下几截咸鱼，放在米饭上蒸。这样的晚餐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是丰盛的。穗子妈在餐桌下一再踢穗子的脚，穗子的脚一躲再躲。外公却开口了。外公说：“你们夫妻俩的心思我有数，我知道你们良心喂了狗，不过我都原谅。现在哪里的人不把良心去喂狗？不去喂狗，良心也随屎拉出去了。”

穗子爸、妈脸红一阵，白一阵。

外公把咸蛋黄搛到穗子碗里，自己吃咸蛋白，穗子妈说：“光吃蛋黄，还得了？”

外公说：“那是她福分。你要想吃，我还没得给你吃呢。穗子，你吃，跟外公有一日福享，就享。明个你走了，一个蛋就是没蛋白，净蛋黄，外公吃了，有什么口味？”

穗子听到此处，明白外公从头到尾全清楚。

以后的几天，穗子妈开始忙，忙着给穗子办转学手续，翻晒冬衣，打理行李。穗子坚持不带棉袄，说棉袄全小了，穿不下了。然后她悄悄指着那些棉袄对外公说：“外公，你看我棉衣都没带走，我还要回来的。”

老头想点头，但他头颈的残疾让他摇头摇得很有力。他站上木凳，伸手取下那些高高悬起的竹篮。存货不多了，有半条云片糕，里面的果仁全哈了；还有一些板栗，多半也是霉了和虫蛀的。最后的就是西瓜子了。外公一夏天收集了至少五斤西瓜子，洗净风干，又加了五香和盐炒制，再用湿沙去掺，让瓜子回潮，嗑起来不会碎成渣子。外公筛去沙，穗子把瓜子装进一只只报纸糊成的口袋。祖孙俩无言无语地配合，穗子父母看见，赶紧避开眼光，有些不忍，又有些妒忌。

外公把地上的沙扫成一堆，穗子拿只簸箕来，撮了沙子。穗子蹲在地上，扭脸看着外公长长的白眉毛几乎盖住眼睛。穗子说：“外公你坐过火车吗？”

外公说：“还没有，外公是土包子啊。”

穗子说：“坐火车比坐汽车快。坐火车，三个钟头就够了。”

外公说：“才三个钟头。”他不问“够”什么了。因为他懂穗子指的是什么：坐三小时火车就可以让祖孙二人团圆了。

在穗子跟她的父母离去前一天，外公杀掉了最后两只母鸡。外公把鸡盛在一个大瓦盆里，端到餐桌上，就动手扳鸡腿。穗子妈一看就急了，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嘛？”

“你放心，”外公说，“我不会给你吃。”他并不看穗子妈，把扳下的鸡腿按在穗子米饭中。穗子拔出鸡腿，杵进外公碗里。一老一少打架了，鸡腿在空中来来往往。穗子恼了，瞪着外公。外公却微微一笑说：“以后外公天天吃鸡腿。”

穗子更恼了，筷子压住外公的碗，不准老头再动。

外公说：“穗子，你以后大起来，打只麻雀，外公也吃腿，好吧？”他看看外孙女被劝住了，便笑眯眯地将那只鸡腿夹回穗子碗里。

在穗子爸、妈看，老头和女孩这场打闹，只证明他们的原始、土气、愚昧，以及那蠢里蠢气的亲密之情。再有，就是穷气，拿吃来寄托和表现情谊，就证明吃的重要，亦就同时证明吃的匮乏。

外公的确没有表现太多的对于穗子的不舍，所有不舍，就是个吃。他在春天买到的那批鱼，现在全以线绳吊在屋檐下，尽管生了蛆虫，但外公说那是好蛆虫，是鱼肉养出来的，刷洗掉，鱼肉还是上好的。他把所有鱼洗净后，塞进穗子妈的大旅行包。穗子妈直跺脚说：“不要了不要了！”

外公说：“我给你了吗？我给穗子的。”

穗子妈对穗子说：“你说，外公你留着鱼吃吧。”

穗子尚未及开口，外公说：“外公有的吃。穗子走了，一条鱼就是没有刺，尽是肉，外公一个人吃，有什么吃头。”

穗子妈叹口气说：“你看你把她惯得！”

外公说：“我还能活几天惯她呀？再说她这回走了，我也看不见，护不住了。她就是去挨高跟皮鞋踢，我也看不见了。”

穗子妈说：“什么高跟鞋？谁还有高跟皮鞋？”

外公说：“没高跟鞋，穗子就挨解放球鞋踢。挨什么我反正眼不见为净。”

他把最后一条咸干鱼塞进包内。那是一种奇怪的鱼，穗子长到此时第一次见到，它们没有鳞，大大的眼睛占据半个脸，有个鼻尖和下撇的嘴唇。这使它们看去像长了人面，长了坏脾气、好心眼的老人。

在和外公分开的那些日子，穗子非常意外地发现，自己很少想念老人。偶尔想到，她就想到外公披挂一堆不相干的金属徽章，一拍胸脯就“叮当”作响，一想到这个形象，她就紧张、懊悔。假如外公不那么彻底地文盲，他就不会那样愚弄人和他自己。穗子紧张是为了外公，他险些就隐藏下来了，少抛头露面一些，外公或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也就不会太拿他当真，去翻他的老底。这时想起来，那些大大小小的伪勋章让少年的穗子无地自容。她把外公填在自己入团表格的亲属栏中，想了想，又将他涂掉。

后来，穗子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填此类表格，她再不把外公填进去了。

她回到那个城市，听人说起外公，他想恢复残废津贴，抓着有关或无关的人吵闹，说他的外孙女穗子是个了得人物，不信去打听打听，她就在某大首长手下，跟某大首长一打招呼，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就得拉出去毙掉。他对所有不给他报销医药费、扣发他薪水、请他吃闭门羹的人都说：“你连穗子都不晓得？打听打听去！天下她就我一个亲骨肉。她一尺三寸长就跟了我，我把她养大的！”老人最后给撵到一间旧房里，房漏得厉害，他打上门去闹，人家说再闹铐起来。他说：“敢！我外孙女是哪个，你打听打听，她跟某大首长熟得很，首长有次微服私访，看见一个军官坐三轮，解放军军官坐三轮，军法不容，叫他下来，他不认得穿便衣的首长，不下，首长抬手就给他一枪，毙啦！我穗子就跟在这个首长手下……”

穗子听说老人病了，本想在那次探亲中看看他。听了这些话，拉倒了。老人的病重起来，得的据说是骨癌。一次穗子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别人以外公口气写的，上面称“小穗子我的伢”。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穗子寄些钱给他。他说病不碍大事，就是疼得不轻，夜里一夜整到明。有种进口止疼药，说是一吃就灵，若穗子手头宽裕，寄些钱，好托人去买这种药。

当时穗子没什么钱。她一月薪水用不到月底，零嘴也戒掉了。她只在信封里夹了两张十元票。不多久，听母亲说，外公故去了。老人没有一个亲人，他的亲属栏里只填了一个人名字，当然是穗子。

角儿朱依锦

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唉”的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闭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个“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儿。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就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张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抬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就飞快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打倒。谁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哎，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着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鬏鬏。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颗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肩膀上背一根绳子，绳子拴一辆平板车。一会儿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儿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扇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说不定。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革”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被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双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儿，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被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被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五十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被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那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里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 ——百——粒！”

“哎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扇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不知朱阿姨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后来我发现这医院还真有“自杀科”。所有给塞在楼道里的床上都插着小牌子，在“病因”这一格填有“畏罪自杀”。每一层楼，不管内科外科，都有几张这样的床。自杀科的病员都是自杀到一半给人发现的。有的是杀得不够“稳、准、狠”，有的一杀就怕了，赶紧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点，两个男小将来提审她，她刚把肚子胀鼓鼓塞满安眠药，他们就到了，两个药瓶子还在桌上轻轻滚动。

我上到六楼，就看到许多人站在过道里吃饭。有几个架着双拐，很困难地站在那里。这一层楼不该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楼。我从这些人的缝里挤着，看见女厕所对面有张床，床上是一丝不挂的朱阿姨。

我才晓得，那些架双拐的人怎么爬得动六层楼。

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正在抢救朱阿姨。护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扎一针，没血；又扎一针，还没血。那男医生嘴里哄她：“不要慌，慢慢来，在护校不是老拿橡皮来扎吗？把她当橡皮就不紧张了……”

我叹了一口气。朱阿姨的脸这些人平时也看不到的，别说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挤到最前面，回头看看朱阿姨现在的观众。我的脊梁太小，什么也不能为朱阿姨遮挡。

朱阿姨这下子全没了板眼，怎么摆布怎么顺从。她眼倒是睁着，只看着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网。针怎么扎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护士医生做完了事，把一条白布单盖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关上了，观众散戏一样，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

我跑进护士值班室。一个老护士在打毛线。

我叫唤：“哎，要床棉被！”

护士说：“谁要？”

“天好冷怎么不给人家盖被子？”

“你这个小鬼头哪来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条薄被单……”我跟她比着凶。我想好了：只要她来拖我我就踢翻那个大痰盂。“为什么不给人家穿衣服？”

老护士的毛线脱针了，顾不上来拖我。她一面穿针脚一面说：“穿什么衣服？浑身都插着管子你没长眼……她知道什么？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晓得吧？不晓得冷的，不晓得羞的……”

“大白菜也晓得冷！也晓得羞！”我说。

那男医生这时出来了，看看我，手上尽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么多肥皂！他对我笑笑说：“她是你妈？”

“是你妈！”我说。

我最后还是把他们闹烦了，扔出一条被子来。

我给朱阿姨盖严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觉，醒来见被子给撩在一边。朱阿姨还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网里。

韦志远听着听着把头低下来。

我讲着讲着就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头顶那个白得发蓝的发旋。那个圆圆的漩涡白得发蓝，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点都不奇形怪状，耳朵里有一层灰尘。

我说：“哎，韦志远。”

他不理我。

我又说：“朱阿姨可能不会死的。他们说过几天她可能会醒过来的。革命小将说了，她一醒过来，他们会把她和别人关在一块，她就不会吃安眠药了。”

他还是不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任何人。有人说大清早天不亮，听见男厕所里有人唱戏，都唱男女对唱的段子：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进去，看见唱戏这个人是韦志远。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动，眼圈都红了。

其实韦志远人在看门，心里根本不在看门。有次他拿了一大摞厚纸到我家，说他写了个戏，是写给朱阿姨唱的，请我爸给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纸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面塞满稿子，老鼠没啃完旧的，新的又塞进来了。只要人家向我爸讨还稿子，我爸就会猛一拍人家肩膀说：“他妈的写得真不赖！好好干，再改它几稿！”人家一听就开心了，哪怕我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计较了。

韦志远不同，一个礼拜后他又来用手指“嗒嗒嗒”弹我家门。我爸拔上鞋后跟就要出去。韦志远脸洗得白白的，站在门口。我爸说：“谁来的电话？”韦志远说：“不是……”我爸说：“挂号信？”韦志远笑笑说：“您叫我过几天来的。我的剧本……”

我爸来不及耍花招了，说：“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个礼拜怎么样？我跟你好好谈，啊？”

韦志远还不走，问：“几点？”

我爸不耐烦地说：“几点都行，几点都行！”

我爸关上门就说：“这种人也想写剧本！这种人也想写剧本给朱依锦唱……”他像牙疼一样咧着嘴。他只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给老鼠啃成了邮票的锯齿边，他手拍拍上面黑麻麻的老鼠屎，说：“他也写剧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我爸刚泡了茶，点了烟要看韦志远的稿，李叔叔抱着棋盒，拎着棋盘进来了。那时李叔叔还没想到半年后自己会从和平鸽上跳下来肝脑涂地。

第二个星期韦志远又来了。听见他“嗒嗒嗒”地弹门，我爸赶紧套上我妈搬煤的脏手套，门一开就对韦志远说：“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饼……”韦志远一声不响照我爸的意思把煤饼从我家厨房一块块搬到晾台上，白脸让汗淌黑了。我爸对他说：“下礼拜吧？今天我累了。”

韦志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韦志远的。我已经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但我跟韦志远还是有话说的。我把许多秘密告诉了他。比如，我下雨天总要跑到菜场去捡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落在地上人家听不见。我存了许多硬币，有时我妈会问我借，我催她还我，她就很赖皮地笑：“借你小钱，将来还你大钱！”大人在向小孩借钱时的面孔非常、非常地有趣。有时我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妈那样有趣的面孔而慷慨地把钱借给她的。

朱阿姨在医院住了三天了，还是老样子：多半时间是安静躺着，偶然乱动一阵子，把我给她遮盖得很好的棉被踢开。我从家里搬了一把小折叠椅，坐在她床边。大家来看她的身体，一看见我瞪眼坐在那里，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厕所，憋得气也短了，两腿拧成麻花才去。因为每次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亮在那里。我也尽量不睡觉，除了觉睡我，那是没办法的事。有回睡得脑子不清爽，看见那个电工走到床边，他看我头歪眼合像个瘟鸡，就假装嘴巴一松，把香烟头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马上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烟屁股把朱阿姨点着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棉被还就是给他拍打不掉。他干脆抓起棉被来抖，好像要把火灾的危险抖抖干净。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橘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电工听见我这边有响动，回头看，见我脸上淌满眼泪。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过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过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嗦，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瞪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张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

“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

“谁拔的？”我半天才问。

“我怎么会晓得？哎，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张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韦志远把门从里面闩住，敲得我手指骨头都快碎了，门才开条缝。门缝里是韦志远和平鸽一样的脸，斗鸡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后。

我跟他说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说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刚爬起床的人带一股臭烘烘的暖气。他冰冷地清醒。

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

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止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捆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够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

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够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

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

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时，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

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张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

黑影

我直到现在还会梦见那回字形院子。院子之所以成回字形，很简单，因为一座房在中央，院墙几乎等距离地给房四周留出了空地。我记得黑影来到这个院落的时候，这家人房檐下吊的腊肉、腌猪头、咸板鸭都只剩了一根根油腻的绳子，结了油腻腻的灰垢，空空地垂荡。

穗子在一个四月的早晨站在这些肥腻灰垢的绳子下刷牙。她不知道再过几分钟黑影就要到来，给她带来一个创伤性的有关童年的故事。在黑影到来前，我们还有时间来看看这个叫穗子的女孩的处境：穗子的父亲在半年前被停发了薪水，她给母亲送到外公家来混些好饭，长些个头。穗子在半年里吃的米饭都是铺垫在腌肉腌鸭下蒸熟的。她吃到最后一个鸭头的时候，有了个重大发现：如果把骨头嚼烂，那里面会出来一股极妙的鲜美。

现在黑影还有几十秒钟就要出场。穗子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地涮着喉咙深处，把她昨天晚上从鸭头骨髓中提炼的绝妙鲜美彻底涤荡掉了。她低下头把嘴里的水吐进阳沟。她从来想不通为什么外公把别人叫做“阴沟”的沟称为“阳沟”。就在她玩味“阴沟阳沟”时，一小团黑东西落在了沟底。穗子见了鬼一样尖声叫起来。

外公跑出来，看着那团动弹不已的黑玩意在穗子吐的白牙膏沫里。外公说：“我日他奶奶，还不跌死了？！”他蹲下来，浑身骨节嚼豆一样地响。然后穗子一步一步走近，看外公手里拎了一只全身漆黑的小猫。

多年后穗子认为她其实看见了幽灵似的黑影在屋檐破洞口一脚踩失的刹那，同时是一声阴曹地府的长啸，四寸长的黑影在屋檐和阳沟之间打了个垂直的黑闪。

外公拎着凶恶的黑猫崽，胳膊尽量伸长，好躲它远些。他伸出左臂，样子像要护住穗子，或阻止穗子近前。外公告诉穗子，这是一只名贵的野猫，至少八代以上没跟家猫有染过。“你看它的爪子，根根指甲都是小镰刀，给你一下就是五道血槽子。”外公拎着四只爪子伸向四面八方的野猫崽，同穗子都没了主意，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穗子刚刚想说：把它扔回沟里去吧。但她突然看见了它那双琥珀眼睛，纯粹的琥珀，美丽而冷傲。她说：“它是我的猫。”

外公很愁地看着这小野物黑螃蟹一样张牙舞爪，说：“起码再养它八代，才能把它养成一只猫。看它野得——是只小兽。”

外公说是这样说，已进屋找出条麻绳，让穗子按他的指导打个活结。他右手使劲掐紧猫后颈的皮，扯得那张嘴露出嫩红的牙床，上面的牙齿刚刚萌出，细小如食肉的鱼类。外公抽个冷子抓住它两只狂舞的前爪，叫穗子赶紧把绳子的活结套在它一只后爪上。小野猫叫出了真正的野兽嗓门。穗子没有听过狼嗥，她想那也不会比这叫声更荒野、更凄烈。

穗子将麻绳的一头系在八仙桌腿上。八仙桌上有个瓷罗汉，那天傍晚被这只小野猫弄砸了。它一刻不停地向各个方向挣扎，终于拖着八仙桌移动了半尺远，罗汉就是那时分倾倒，滚落到地上的。

外公说：“扔出去扔出去，这么野的东西谁喂得熟？”他躲着小野猫，去捡罗汉的碎瓷片。穗子知道外公不会违拗她，真的把它扔出去。

晚饭前，外公在垃圾箱里找到一些鱼内脏。他用张报纸把鱼内脏兜回来，用水冲洗干净，放在罐头盒里煮。他把拌了鱼内脏的粥搁到小野猫面前，它却看也不看，直着喉咙、闭着眼，一声接一声地嗥。第三天晚上，它嗥得只剩一口气了。那盘鱼内脏粥仍是不曾动过。外公食指点着它说：“日你奶奶，明天早上我耳根子就清净了——看你能嗥过今晚不。”

穗子知道外公是嘴上硬，心里和她一样为这样绝不变节的一只幼兽感动。半夜时分，她悄悄跑到它跟前。它愣了一瞬，两个瑰宝大眼黄澄澄地瞪着她。它看出她是人类中幼小脆弱的一员，野性也尚未退尽，尚未完全给那混账人类驯化。它见她渐渐降低自己，变成与它同一地平线。她的脸正对着它的，她的四肢趴的姿态也与它相仿。它不再叫了。就这样朝着她叫有些令它难为情。它弓着后背，开始一步步后退，退到桌下的阴影里。她不再看得清它，只看见黑暗中有团更浓的黑暗，上端一对闪光的琥珀。

她取来一把剪刀，剪断了拴它的麻绳。然后她关紧所有的窗，退出了它的屋。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听到它的屋有了种奇特的宁静。她走过去，如同揭一块伤口上敷的绷带那样一点点推开门。小野猫不见了。盘子里的粥也消失了。所有的窗纸被撕得一条一缕。

外公顿着足说：“你怎么能把绳子给它剪了呢？那它还不跑？！”

穗子想，它怎么可能跑呢？这屋明明森严壁垒。她开始挪所有的桌、椅、柜子。挪不动的，她便用扫帚柄去捅，每个缝隙，再窄，她都要从一头捅到另一头。

外公说：“它是活的，又那么野，你这样捅它，它早蹿出来了！”

穗子想，难道它就化在黑暗里了？她浑身沾满绒毛般的尘垢，鼻子完全是黑的。她就那样四爪着地，眼睛瞪着大床下所有旧纸箱木箱之间、陈年累积的黑暗。

她唤道：“黑影、黑影！”

外公问：“谁个是黑影？”

她没心情来答理外公，只是伸出右手，搔动污黑的手指。她说：“我知道你就在这里头。”穗子不知凭了什么认为小黑猫崽有种高贵的品性，不会偷偷饱餐一顿，抹嘴就跑的。

第五个夜晚，穗子在外婆的床上睡了。外婆去世后，那张床往往用来晾萝卜干——天一阴外公就把院子里挂的一串串萝卜干收回来，铺在外婆的大床上。这夜穗子躺在幽远的外婆的气息和亲近的萝卜干气息里，扛着越来越重的睡眠。这时，她听见床下的黑暗苏醒了。

月光从褴褛的窗纸间进入这屋。穗子听见很远的地方，一只猫在哭喊。床下的动静大了起来，随后，那只小小的野兽走到月光里。它坐下来，微仰起脸，远处那只猫哭喊一声，它两个耳尖便微微一颤。

穗子下巴枕在两个手背上，看它一步一步走到门边，伸出两个前爪，扒了几下门。它动作没有多大力气，因为它心里没怀多大希望。穗子明白了，它前几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它在母亲叫喊它时拼命地回应。它不知道母亲不可能听见它那早已破碎的喉咙。第四夜，它发现自己被松了绑，对那个开释它的人类幼崽的感激使它险些变节。但它毕竟没辜负它的纯粹血统，开始往每一扇窗子上蹿。它错误地估计了这种叫做玻璃的物质之牢固程度。它在蹿到奄奄一息时，绝望已趋彻底。

此刻它衰弱地走动着，想看看这座牢笼有多大。穗子气都不出地看着它。它可真黑，相比之下夜色的黑就浅多了，远不如它黑得绝对。它缓缓地踱来踱去，以动物园老虎的无奈步伐和冷傲态度。它不知道自己在穗子的观察中活动，因此它自在至极；伸出前爪刨了刨地上一颗花生，发现这事能解些闷，便左一下右一下地攻击起花生来。穗子从没见过比它动作更矫健的活物，它细长的身体和四肢轻盈得简直就是个影子。

穗子想，是时候了。她轻轻地起身，下床。黑影向后一闪，盯着这个人类幼崽，看她想干什么。她一步一步向它走去，把自己作为它的猎物那样，浑身都是放弃。在她离它只有两步时，它“刷”地一下弓起了背，四寸长的身躯形成一道完好的拱门。尾巴的毛全奓起来。六岁半的穗子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敌意。这袖珍猛兽真的要猎获她似的咧开嘴。

穗子一动也不动，让它相信她做它猎物的甘愿。

它想，她再敢动一动，它就蹿起来给她两爪子，能把她撕成什么样就撕成什么样。但它身体的弦慢慢松了些，因为它看出来她是做好了打算给它撕的。

穗子看它脊梁的拱形塌了下去，尾巴也细了不少。然后它转开脸，向旁边的椅子一跃，又向桌子一跃，最后在大床的架子上站住了。这时它便和穗子的高度相差不多了。

穗子觉得它刚才的三级跳高不属于一只猫的动作，而属于鸟类，只是那对翅膀是不可视的。她想，拿曾见过的所有的猫和它相比，都只能算业余猫。她在碗柜里找到两块玉米面掺白面做成的馒头，然后把它揪成小块放在盘子里。她并不唤它来吃，只把盘子搁在地上，便上床睡去了。早晨起来，盘子干净得像洗过一样。

第二个月黑影偶尔会露露面了。太阳好的时候，它会在有太阳的窗台上打个盹。但只要穗子有进一步的亲和态度，它立刻会拱背收腹，两眼凶光，咧开嘴“呵”的一声。它不讨好谁，也不需要谁讨好它。

外公觉得黑影靠不住，只要野猫来勾引它，它一定会再次落草。虽然它才只有两个月的年龄，在窗台上看外面树枝上落的麻雀时，琥珀大眼里已充满噬血的欲望。它对外公辛辛苦苦从垃圾箱里翻拣出来的鱼杂碎越来越没胃口，时常只凑上去闻闻，然后鄙夷地用鼻子对那腥臭烘烘的玩意啐一下，便懒洋洋钻到床下去了。

外公说：“日你奶奶的，我还没有荤腥吃呢。”

黑影一般在饿得两眼发黑，连一个乒乓球都拨拉不动的时候才会去吃那污糟糟的鱼肚杂。因为黑影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床下各个夹缝里，所以不久穗子就发现许多东西失而复得：外婆曾经织毛衣丢失的毛线团子，穗子三岁时拍过的两个花皮球，四岁时踢的一串彩色纽扣，五岁时玩的一个胶皮娃娃和玻璃弹珠……都被黑影一一从历史中发掘出来。黑影基本上停止吃外公为它烹饪的猫饲料是在三个月后，它开始自食其力捉老鼠吃。有次它竟猎获了一只不比它小多少的鼠王。

外公说：“好家伙，这下人家要过猫年了，等于宰了一头猪！”

这次出猎黑影不是毫无代价，大老鼠给了它一记垂死的反咬，黑影肩部挂了彩。

开始外公和穗子都以为那是老鼠的血。几天过后，黑影打盹时，两只绿头苍蝇在它身上起落，外公才发现那伤口。外公想难怪它这两天瞌睡多，原来是伤口感染的缘故。他抓住黑影四只爪子，让穗子往那伤口上涂碘酒。穗子心里发毛，因为那咬伤很深，原本没什么膘的黑影骨头也白森森地露了出来。外公叫穗子把药往深处上，说老鼠的牙又尖又毒。而穗子手里的棉签刚碰到创面，黑影一个打挺，同时在紧抓它四爪的外公手上咬了一口。

外公一下子把它抛出去，疼得又老了十岁似的，人也缩了些块头。他对着黑影消失的大床下面吼着：“去死去，小野东西，亏得你只有这点大，不然你还不吃了我……”

外公便拿了碘酒来涂自己的手。

穗子问：“黑影会死吗？”

外公说：“明天一定死——现在它就在发高烧，刚才我抓着它，它浑身抖。”

穗子问外公青霉素可不可以救黑影。外公说哪家医院吃饱了撑的，给一只小野猫打青霉素。穗子支吾地说：上回她得重伤风，医生开了六支青霉素给她，她实在怕疼，打到第四针就没再打下去。所以医院注射处还欠着她两针青霉素的账。外公一向就知道穗子属于一肚子鬼的那种孩子，主意常常大得吓人。他这时却顾不上责骂她。一条猫命就要没了。他说：“那也不行啊——你得在注射处打掉那两针才行，他们不会准许你把药取出来的。”

穗子心想，活这样一把岁数真是白活了。她指导外公：“你告诉打针的护士阿姨，说我不愿意走那么远，就把药拿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不就行了？”

外公依照穗子的谎言，果然骗取了护士的信任，把两支青霉素弄到了手。他又去医疗器具部买了注射器和针管。回到家牢骚冲天，说一只小野猫花掉了他和穗子一星期的伙食预算。他做好了注射准备，就叫穗子去对床下喊话。穗子软硬兼施，赌咒许愿都来了，黑影半点心也不动。

等外公把大床移开，黑影除了一对眼睛还活着之外，大致是死了。外公这回当心了，先给它四只爪子来了个五花大绑，再用橡皮筋箍住它的嘴。然后外公把八分之一管的青霉素打进它皮包骨头的屁股。

黑影果真没死，第三针打下去，它又开始凶相毕露，虽是抓不得咬不得，它却用琥珀大眼狠狠白了外公一眼。外公不同它一般见识，用四条一样长的活鱼煨了锅奶一样白的汤，香味弄得穗子腿都软了。鱼是外公和穗子钓来的。离外公家四里路的地方有口塘，但杵着一块“不准钓鱼”的木牌。外公和穗子夜里僭越过木牌，天亮时让露水泡得很透，但毕竟钓到四条一两多重的鱼。

外公说穗子可以同黑影分享四条小鱼和鱼汤。穗子说她宁愿让黑影多吃两天特殊伙食。外公不高兴穗子娇惯黑影超过自己娇惯穗子，他说：“谁个稀罕这些毛毛鱼？前些年猫都不稀罕！”他纳闷食品短缺是否跟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或运动有关系。一般说来人一吃饱饭就懒得革命了，所以革命劲头大的人都是饿着的。

穗子态度强硬，对外公说：“谁个稀罕这么小的鱼？全是刺！连余老头都不稀罕！”余老头是个无赖汉，又酗酒，但他曾经写过几首诗，所以酒钱还是有的。余老头是大家的一颗宽心丸，心里再愁，看看天天过末日的余老头，人们会松口气地想，愁什么呢？余老头顿顿在食堂赊饭吃都不愁。于是余老头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终极境界，一个最坏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对比参照。

外公不再劝穗子。在这一带的街坊中一旦谁端出余老头，别人就没话了。

黑影看着外公骂骂咧咧地将一个豁了边的搪瓷小盆子“啪”的一声搁在地板上。黑影一对美人儿大眼冷艳地瞅了他一眼。它一点都不想掩饰它对他的不信赖。一切老了的生物都不可信赖。它看他慢慢直起身，骨节子如同老木头干得炸裂一般“噼噼啪啪”，响得它心烦。

一缕丝线般的鲜美气味从它的口腔一下子钻入脑子，然后游向它不足六寸长的全身。

穗子和外公坐在小板凳上吃粥。本来吃得“稀里呼噜”的响，这一刻全静了，嘴挨了烫那样半张开。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又去看吃得不时痉挛的小黑野猫。两人都无声地眉飞色舞。这是它头一次给他们面子，当他们的面吃饭。

黑影恰在这时抬起眼，看见穗子的眼睛有些异样。它不懂人类有掉眼泪的毛病，它只感到力气温热地从胸口向周身扩散。

穗子说：“外公，它不会死了吧？”

外公说：“倒了八辈子霉——这小东西是个大肚汉哪！一顿能吃一两粮呢！”

八月的一天夜里，穗子热得睡眠成了一小截一小截的。蒙眬中她觉得她听见各种音色的猫嗥。一共有七八只猫同时在嗥。她使劲想让自己爬起来，到院子里去看看怎么回事，但在她爬起来之前，一阵瞌睡猛涌上来，又把她卷走。她觉得猫不是在一个方向嗥，而是从后院的桑树上、东院的丝瓜架上、西院的杨树上同时朝这屋内嗥。她迷迷糊糊地纳闷，院墙上栽了那么多那么密那么尖利的玻璃碴子，猫不是肉做的吗？

快到天亮时，穗子终于爬起来，钻出蚊帐。她往后窗上一看，傻了，墙头上站的坐的都是猫。她想不通猫怎么想到在这个夜晚来招引黑影；它们怎么隔了这么久还没忘记它。这个野猫家族真大，穗子觉得它们可以踩平这房子。外公也起来了，说他从来不知道野猫会有这种奇怪行为，会倾巢出动地找一只走失的猫崽。

在灰色晨光中，每一只猫都是一个黑影，细瘦的腰身，纤长柔韧的腿，它们轻盈得全不拿那些插在墙上的碎玻璃当回事。它们纯黑的皮毛闪着珍贵和华丽。外公是对的，它们祖祖辈辈野性的血没掺过一滴杂质，它们靠着群体的意志抵御人类的引诱，抵抗人类与它们讲和，以及分化瓦解它们的一次次尝试。

穗子和外公都明白，这次他们再也挽留不住黑影。换了穗子，在这样的集体招魂歌唱中，也只能回归。这样撕心裂肺的集体呼喊，让穗子紧紧捂住耳朵，浑身汗毛倒竖。她见外公打开了门，对她做了个“快回去睡觉”的手势，他觉得这样闹猫灾可不是好事，索性放黑影归山。

一连几天，外公都在嘲笑自己，居然忘记了“本性难移”这句老话，企图去笼络一只小野兽，结果呢？险些引狼入室。

穗子把黑影吃饭用的搪瓷盆和养伤睡的毛巾洗干净，收了起来。外公说：“还留着它们干什么？扔出去！它还会回来？”穗子不吱声。她有时懒得跟他讲自己的道理。她常常一耷拉眼皮：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懒得同成年人一般见识，他们常常愚蠢而自以为是。

十月后的一天夜里，桑树叶被细雨打出毛茸茸的声响。穗子莫名其妙地醒来。（她是个无缘无故操许多心，担许多忧，因而睡觉不踏实的女孩。）她睁大两只眼，等着某件大事发生似的气也屏住。“……呱啦嗒、呱啦嗒、呱啦嗒”，远远地有脚步在屋顶瓦片上走，然后是一声重些的“呱啦嗒”。穗子判断，那是四只脚爪在飞越房顶与房顶之间的天堑。再有两座房，就要到我头顶上的屋顶了，穗子想。果然，脚步一个腾飞，落在她鼻梁上方的屋顶上，然后那脚步变得不再稳、不再匀，是挣扎的，趔趄的，像余老头喝多了酒。穗子一点点坐起，听那脚步中有金属、木头的声音。她还似乎听出了血淋淋的一步一拖。

她听见它带着剧痛从屋檐上跳下来，金属、木头、剧痛一块砸在院子的砖地上。

穗子打开门，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了它。

黑影看着她，看着她细细的四肢软了一下。它看她向它走来。还要再走近些，再多些亮光，她才能看见它发生了什么事。它不知自己是不是专程来向她永别，还是来向她求救。它感到剧烈的疼痛使它尾巴变得铁硬。还有一步，她就要走到它面前，看见它究竟是怎么了。

我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穗子当时的样子。她看着黑猫的一只前爪被夹在一个跟它体重差不多的捕鼠器里，两根足趾已基本断掉，只靠两根极细的筋络牵连在那只爪子上。她觉得胃里一阵蠕动，不到九岁的她头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伤。我想她一定是“面色惨白”。

黑影起初还能站立，很快就瘫了下去。它不知道它拖着一斤多重的捕鼠器跑了五里路。也许更远。穗子想，谁把捕鼠器做得这样笨重呢？一块半寸厚的木板，上面机关零件大得或许可以活逮一个人。食物严重短缺的年头人们把捕鼠器做得这样夸张的大，或许是为了能解恨出气，是为了虚张声势。

穗子叫醒外公。外公手里还拿着夏天的芭蕉扇。他围着痛得缩作一团的黑影打了一转说：“好，光荣，这下做了国家一级残废，每月有优待的半斤肉。”他找来一把剪子，在火上烧了烧刃，对黑影说：“你以为出去做强盗自在，快活？——现在还去飞檐走壁去啊，飞一个我瞧瞧！”他说着蹲下来，在穗子龇牙咧嘴紧闭上眼的刹那，剪断了黑影藕断丝连的两根足趾。

黑影这回伤愈后变得温存了些。有时穗子抚摸它的头顶，它竟然梗着脖颈，等她把这套亲昵动作做完。除非她亲昵过了火，它才会不耐烦地从她手掌下钻开。它尽量放慢动作，不让她觉得自作多情。它不明白穗子多么希望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摸摸她的头。它哪里会知道这个小女孩多需要伴儿，需要玩具和朋友。没人要做穗子的朋友，因为她有个罪名是“反动文人”的爸爸。

穗子当然也不完全了解黑影的生活。她大致明白黑影过的是两种日子，白天在她和外公这里打盹、吃两顿鱼肚杂，养足了精神晚上好去过另一种日子。它的第二种日子具体是怎样的，穗子无法得知，她想象那一定是种辽阔的生活。她想象从黑影稍稍歇息的某座房顶俯瞰，千万个人的巢穴起伏跌宕，显得十分阔大浩渺。它的另一种日子一定丰富而充满凶险。她并不清楚黑影已被它的家族逐出，因为它已变节，做了人类的宠物。

春节前穗子收到妈妈的信，说爸爸有四天假期，将从“劳动改造”的采石场回来。然而春节的肉类供应在一个多月前就结束了。每家两斤猪肉已经早早成了穗子双颊上的残红和头发的润泽。外公每天割下一小块肉给穗子炖一小锅汤。到了第二个礼拜，穗子吃出肉有股可疑的气味。外公只得从那时开始和穗子分享气味复杂的肉。因而在穗子大喜过望地把母亲的信念给外公听时，外公说：“好了，这个年大家喝西北风过吧。”

外公花了二十元钱买到冰冻的高价肉。但第二天报上出现了公告，说那种高价肉十年前就储进冷库，但因为储错了地方一直被忘却，直到这个春节才被发掘。报纸说尽管这些肉绝对毒不死人，但还是请大家到食肉公司去排队，把肉退掉。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外公花了八个小时去退比穗子年龄还大的猪肉，骂骂咧咧领回二十元钱。

这天夜里，房顶上的瓦又从半里路外开始作响。这次响声很闷，很笨。穗子瞪着黑暗的天花板，觉得在那响动中它如同薄冰似的随时要炸裂。

穗子心跳得很猛。

那响动朝屋檐去了。“扑通”一声，响动坠落下来。穗子朝窗外一看，见一只美丽的黑猫站在冰冷的月亮中。她把门打开。黑猫向她转过脸。它的身体与头的比例和一般的猫不同，它的面孔显得要小一些，因而它看上去像一只按比例缩小的黑豹。穗子想，黑影成年后会有这样的高雅美丽吗？她不敢想，这就是豆蔻年华的黑影。

它朝她走过来。走到她腿前，下巴一偏，面颊蹭在她白棉布睡裤腿上，蹭着她赤裸的脚踝。它蹭一下，便抬头看她一眼。但当她刚有要抚摸它的意图，它一缕黑光似的射出去。完全是个野东西。穗子心里一阵空落：这不是她的黑影。

黑猫却又试试探探向她走回。它的黑色影子在月光里拉得很长。穗子觉得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一只猫。因为它不属于她，它便美得令她绝望；它那无比自在、永不从属的样儿使它比它本身更美。

我想，在穗子此后的余生中，她都会记住那个感觉。她和美丽的黑猫相顾无言的感觉，那样的相顾无言。这感觉在世故起来的人那儿是不存在的，只能发生于那种尚未彻底认识与接受自己的生命类属，因而与其他生命有同样天真蒙昧的心灵。

这时她发现黑猫的坐姿很逗：身体重心略偏向左边，右爪虚虚地搭在左爪上。她蹲下来，借着月光看清了它右爪上的残缺被这坐姿很好地瞒住。她同它相认了。她看着它，猜想黑影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房院，至少是没走得太远。它或许一直在暗中和她做伴。

这时外公披着棉衣出来，一面问：“屋顶上掉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吓死人的！”他一眼看见的不是猫，而是猫旁边的东西。他直奔那东西而去，裤腰带上一大串钥匙和他身上的骨节子一块作响，如同组装得略有误差的一台机器一下子投入急速运转。

外公用脚踢踢那东西，然后小心地蹲下去：“不得了了，这猫是个土匪，杀人越货去了！你看看它把什么盗回来了！”他将那东西搬起，鼻子凑上去嗅嗅，然后转向穗子：“这下能过年了。”穗子看清那是一整条金华火腿。他抱着火腿往屋里走，拉亮了灯，凑到灯光里，眼睛急促地打量这笔不义之财。他自己跟自己说：“足有十来斤，恐怕还不止。你说你了得不了得……”

穗子见黑影在门槛上犹豫，便给了它一个细微的邀请手势。它慢慢地走过来，后腿一屈，跳上了八仙桌。它在桌上巡察一番，不时回过脸看一眼狂喜的外公。它两眼半眯，窄窄的琥珀目光投到他眉飞色舞的脸上。它表情是轻蔑的，认为这位人类的苍老成员没什么出息。

然后它在桌子中央一趴，确立了它的领土主权。

穗子确信黑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它那么自在，那么漫不经意，证明它与她的熟识一直在暗中发展；它对她的生活，始终在暗中参与。

外公说：“下回可不敢了，啊？给人家逮住，人家会要你小命的，晓得吧？”他一根食指点着黑影。黑影却不去理他，修长地侧卧，肚皮匀细地一起一伏，已经睡得很深。

到火腿吃得仅剩骨头时，黑影产下了一只三色猫崽。外公说这种“火烧棉花絮”的猫十分名贵。穗子却心存遗憾，觉得黑影果真被它的家族永远驱逐了出来。外公还告诉穗子，根据“一龙、二虎、三猫、四鼠”的道理，三色猫崽又有另一层的贵重：它是独生子，因而便是“龙”种。他说：一窝猫崽是三只，还能算猫；四只，就是鼠了，不值钱了，连耗子都不怕它了。

黑影在猫崽落生后的第二天就出门了。它总是在猫崽四面八方扭转着面孔叫唤时突然从门外蹿回来。黑影的乳汁很旺，猫崽一天一个尺寸。

黑影的外出又有了收获，一串风干板栗被它拖了回来。

外公这次拉长面孔，朝黑影扬起一个巴掌说：“还敢哪你？！再偷让人逮住你，非剥你皮不行！”外公的那个巴掌落在八仙桌上，黑影睁一只眼看看这个虚张声势的老人。外公说：“一共就剩八个手指头了，你还嫌多！再偷人家不揍你，我都要揍你！看我揍不死你！”他的巴掌再次扬了扬，黑影不再睁眼，它觉得这老人自己活得无趣也不许其他人有趣。外公见黑影不理他，只得走开，把栗子放到水里洗了洗，打算每天给穗子吃五粒，如果她表现得好，每天便可以有十粒栗子。

猫崽七天生日时，黑影没有按时回家。猫崽支起软绵绵的脖子，哭喊得一张小脸就只剩了粉红的一张嘴。第二天早晨，穗子看见一只大致是猫的东西出现在猫崽窝里。它浑身的毛被火钳烫焦了，并留下了一沟一桩的烙伤。伤得最重的地方是它的嘴，里外都被烫烂。这使穗子意识到，饥荒年头的人们十分凶猛，他们以牙还牙地同其他兽类平等地争夺食物，在他们眼中，黑影只是一只罪恶的、下贱的偷嘴野猫，一次次躲过他们的捕捉，以偷嘴的一次次成功赢了他们。他们终于捉住它时，一切刑具都是现成的，他们号着：“烧它的嘴！烧它的嘴……”

外公和穗子一声不响地看着猫崽在完全走样的母亲怀里拱着，咂着一个个不再饱满的乳头。他们知道猫崽很快会放弃所有乳头，啼哭叫喊，抗议它的母亲拿空瘪的乳头让它上当。

穗子求外公给黑影上药，外公默默地照办了。穗子又求外公给黑影喂食，外公也没有斥她说：“有屁的用！”他叫她把黑影抱到亮处，他用勺柄将一点稀粥送到它嘴里。每次它一个战栗，粥随着就从它嘴角流出来。它睁开琥珀大眼，看一下外公和穗子。到了第三天黄昏，黑影身上出现了第一批蛆虫。

外公疯了似的到处找牛奶。他发现一户人家门口总放着一个空奶瓶，等着送牛奶的工人将它取走，再换上一瓶新鲜的牛奶。外公知道这户人家有小毛头。他自然不去动整瓶的牛奶，只把空奶瓶悄悄拿到水龙头上，冲一点水进去，把奶瓶壁上挂的白蒙蒙一层奶液细细涮下来，倒进一个眼药水瓶子。这样的哺乳持续了一个礼拜，猫崽早已没了声音，毛色也暗淡下来。外公对穗子说：你去找另外一户有小毛头的人家。

穗子把鞋也走歪了，终于找到了一家牛奶站。站门口停着两辆三轮车，上面满是空奶瓶子。两个送奶工人正在聊天，一会儿一阵响亮的大笑。穗子胆怯地走上前去，问她可不可以借两个空奶瓶去用用。两个人中的一个说：“你要空奶瓶干什么？”

不知为什么穗子开不了口。她觉得正是这样的人烫伤了黑影。她瞥一眼他们黄黄的牙齿和粗大的手指，进一步确定，正是他们这类人害死了黑影。

她拖着两只歪斜的鞋子走开了。

我这么多年来时而想到，如果穗子硬着头皮向两个粗大的送奶工人张了口，讨到了允许，从空牛奶瓶里涮出些稀薄的奶液，那只三色猫崽是否会活下来？它若活下来，穗子的童年是否会减少些悲怆色彩？

「穗子·少女」

小顾艳传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扇窗子和北面的十二扇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种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一九九九年看着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虫蛀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扇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段，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那种。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仁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工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窜，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窜一下，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

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在食堂或公共水房，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而没人逗她，她又心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哎呀头脑子疼，昨晚看书看晚了。”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托尔斯泰的《高老头》啊。”人们就快活死了。食堂一共三种菜，吃起来一个味，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

“小顾，托尔斯泰是哪里人？”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不过她想，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意思是，你考谁呢？！小顾的下巴、肩膀、腰肢、屁股特别生动，会反驳、提问、嗔怒。杨麦常常想，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

“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小顾答道。

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她们起先妒忌过小顾的青春美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上床。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

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也有几分崇拜。她们多数是文化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丈夫的名气、级别、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小顾怎能料到，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戴一款新首饰，心里都是恶狠狠的，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穿戴谈吐，做着她们永远的底限：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

一天晚上，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黯然神伤地搓。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既想爱怜她又想弄痛她。小顾却肩膀一拧，推开了杨麦。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嘴里“肉肉长、肉肉短”。没等到床边，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问她怎么不妥，她说：“你比渥伦斯基还坏。”

“谁？”杨麦问，手一撒，小顾落在了床上。

“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

杨麦此时已站直了身体，两手吊儿郎当地架在腰上。

“那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了？”杨麦鼻翼扩张，吃了一口馊饭似的。

小顾看着他，然后长睫毛一垂。

杨麦“咚咚咚”走到房间那头，又“咚咚咚”走到这头，站在朝凹字形天井的大窗子前面，心想这下完了，非离婚不可了。不读书的小顾蠢是蠢，毕竟可爱，读了点书，她可叫我以后怎么受？

小顾此刻侧过身，躺得曲线毕露，悲剧性十足。想来安娜卧轨，一定非常婀娜。“百货大楼你瞅着我的时候，就跟渥伦斯基瞅安娜一样。现在呢？”

杨麦说：“以后不得了了。你还要做玛丝洛娃、娜塔莎。”杨麦是北方乡下人，念那些洋名字时企图念得洋气，舌头该翻滚不该翻滚一律都翻滚，因此出来一种又侉又丑陋的声音。他一面说一面心里纳闷，我这么认真干什么？她想闹知识分子式的夫妻风波，我还陪着她酸呢。

杨麦想明白了，从窗口转回身，见小顾还在床上卧轨。他晃晃悠悠上去，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该解她衣扣照解，该拉灯绳照拉。随她去满嘴满身地排练演出，越来越深地进入角色。她演着头一次偷欢的安娜·卡列尼娜，黑暗里身体也开成一朵大牡丹花。杨麦想，随她怎样离题八丈地去读小说，实惠反正是落在我这儿。

从此后再出现这种局面，杨麦只当没听见，没看见，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光凭小顾买烟买酒的本领，杨麦也离不开小顾。小顾在这凹字形楼里低人一等，在百货大楼可是一个天使，所有人都认为她聪明绝顶，美丽绝伦。小顾工作年头不多，却把百货大楼内外编织成一张严谨、精密的关系网。她把杨麦出版的连环画送给党委书记的小儿麻痹症女儿，又请党委书记帮着采购科长的老婆调动工作，采购科长送她两丈毛哔叽的谢礼，又被她剪下一半来送给了人民医院副院长，从此百货大楼的职工看病就不必半夜排队挂号。

像所有凹字形楼里的人一样，小顾也把两个孩子养在父母那里，她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读书、看戏、听音乐。她找了个老师，开始学拉提琴，也弄了副画架子，学画炭笔素描。她渐渐淘汰了红色或粉红的衣服，学着名角儿朱依锦一律穿白色或黑色，裙子不是极窄就是长及脚踝。头发不再打成两根辫子，而是在脑后盘一个大饼，别一把玳瑁大梳子。原先她之所以赏心悦目，因为她从相貌到衣饰色彩都像一幅农家年画，现在脸还是年画的脸，身上却一袭缟素，半巫半仙，成了一个漂亮的冲突。别人觉得她终于有气质了，杨麦毕竟比一般人见识好些，他懂得协和、统一才是美。与其有这么个装腔作势，能拿出手去和其他装腔作势的妻子们媲美的杨夫人，他宁可要原先璞玉浑金的小顾。

小顾自己却认为杨麦不再对她“亲亲”、“肉肉”、“心肝”，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杨麦写得苦恼的时候，或画不下去的时候会和小顾谈谈楼中其他人的事。教她怎样在那群妻子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让她们知道小顾现在不是傻大姐了，提琴也会拉三支曲子了，素描也画过上百张了，装模作样的本领也不比她们差了。

小顾把杨麦对她态度上的变化全看成好事，是平等和民主，是他们变成文化夫妇的开端。小顾不知道，正是在这时候杨麦在外面交上了女朋友。

杨麦明白自己不可能离开小顾。因为无论小顾怎样愚蠢地、苦苦地改头换面，她毕竟没有错处。冬天杨麦坐下写东西，小顾马上一个热水袋递过来；夏天画画，小顾开一个二十瓦的小电扇只吹他一人。熬夜小顾就煮夜宵，用一个三百瓦小电炉偷公家的电，炖山药粥红枣党参汤。小顾出去打牌，半夜回来，发现杨麦在藤躺椅上睡了，她会替他脱衣脱鞋，把他哄到被窝里，再打一盆热水，用热毛巾替他擦脚。

杨麦最看重的，是小顾的持家本领。给她十块钱，她办得出一桌席；给她五块钱，她照样办得出一桌席。他们两人工资不多，让小顾开销，日子都过出花来了。小顾自己很省，杨麦穿烂的棉毛裤、棉毛衫，她剪一剪剜一剜，拿到缝纫机上重新一拼，便是她的了。除了吃的小顾很少买正品，凭了她的关系，她买来的次品往往没有瑕疵，几乎不够格算作次品，而真正有瑕疵的次品，给她的价钱，仅高于废品收购站了。凹字形楼上的人，家家都有小顾替他们买来的次品，价钱便宜得成了笑话。一次小顾弄到几十米长的一条毛巾，是一个女工开了机器睡着了觉织的。那条毛巾被剪成上百段，凹字形楼上的人花两分钱就能买一段。还有一次弄到几捆织错纹路的纯毛毯子，很漂亮的铁灰色，每家都捡了这份洋落[1]，买下来做成大衣和裤子。但不久人们发现用这毯子做出的裤子一穿就不对了，屁股鼓出一个大包，两个膝盖更鼓得滑稽，看上去凹字形楼上的人都半蹲着走路。因为价钱实在便宜，大家都想，半蹲就半蹲吧。

人们渐渐习惯了买次品，需要什么就对小顾说，小顾，碰上次品茶杯给我来几个。小顾，有次品拖鞋没有？凹字形楼上，你常看见印错花或染错色的床单窗帘，带坑洼的钢精锅，“一顺跑”的拖鞋，“不倒翁”的茶壶茶杯，缺大、小鬼的扑克，不出声的闹钟。

小顾终于发现了杨麦的疑点。杨麦小臂上出现过三条指痕，非常的浅，换了别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不久，她又发现杨麦的手稿是另一个人誊抄的，笔迹相当漂亮。这是她唯一帮不上杨麦的地方，她的字实在不上台面。一次杨麦去南京出差，一回到家，小顾就开始搜查他的行李。（穗子和伙伴们爬在楼顶栏杆上看到的，就是这一幕。）杨麦开始还拉她，要她别还原成酱坊店女儿的庸俗面目。但她又蹦又跳，把杨麦箱子里的衣服、画稿、手稿扔得满天飞。杨麦不理她了，到一边狂拉小提琴去了。他相信她是徒劳，回家之前他毁了所有证据：两人看电影的票根，两人吃馆子的收据，两人住旅馆的假介绍信，全烧了。但他没料到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爱到小顾的份上，就成了精。小顾在杨麦出发之前，悄悄拽松了他外套上一颗扣子。只要杨麦一系那颗纽扣，它就会脱落。若没有女人，杨麦会像婚前那样，毫不在乎地照样穿。小顾认识杨麦的时候，他几乎所有衣服都少纽扣。而这颗纽扣现在被钉回去了，还用了同色的线。即便退一万步，杨麦自己钉了这颗纽扣，他也绝不会违背他的天性，刻意去找同色的线。

杨麦有了个写一手好字的女人。细心贤惠是临时装的，因为她狰狞起来，会拿她那小爪子在杨麦手臂上搔三道浅痕。小顾咬紧一口又白又齐的牙，为杨麦心疼：她的杨麦是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啊。

找到这条线索，小顾反而不闹了。她把一件件衣服捡回，叠平，放回柜橱。然后她看见箱子夹层里有一个胶卷。杨麦怎么也没想到小顾在第二天就已认识了他的相好。她利用关系，请照相馆以最快速度将照片冲洗出来，同时在杨麦胶卷盒里放了一卷完全曝光的胶卷。

小顾看到照片上的女人梳短头发，有一双洋娃娃眼睛，个头比杨麦还高。小顾让照相馆的熟人把这女人单独放大，嘴上清淡地说：“我家老杨这个舅妈长得少相得很，四五十岁了哪儿看得出来呀？”

照相馆的人全围上来看，都说，这女人吃什么吃得这样嫩？没看见她我们还说你小顾是天下顶嫩的！

小顾的心给猫咬了似的。不过小顾马上想，脸嫩有什么用？一身柴火儿。把那脸一遮，活活就是个男人，胖老头的奶子还比她的大呢！

小顾诓他们说，“舅妈”是个电影演员，看过《女篮五号》吧？“舅妈”在里头跑了个大龙套。小顾建议照相馆把“舅妈”的照片好好上上色，摆到橱窗里去。省城人把电影演员很另看，也把银幕看成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的“舅妈”下凡来，肯在他们小照相馆橱窗里露个脸，他们当然巴不得。一般他们选中谁的相片去橱窗里做样板，必须免费为那人照一套照片，作为酬劳。小顾说：那我就替她照吧。

小顾没太多嗜好，就爱照相片。心里吃天大苦头，镜头对准她，马上欢眉笑眼。

就在小顾正面、侧面地对着照相机镜头挤酒窝翻媚眼时，杨麦拿着那卷曝了光的胶卷来到画报社暗房。他和画报社的人熟，常常自己洗照片。二十分钟后，他发现给情妇照的照片全白照了。他一面骂着日姐姐的，一面心里庆幸：小顾也好，情人也好，将来都不会以那些相片清算他了。

抓住了罪证，小顾还不开火。她要更沉着地埋伏。她在学画、学琴的同时，又增加了书法学习。字是可以练出来的，没奶子到末了也没奶子。除此之外，小顾一律改穿高跟鞋。原来杨麦喜欢高个女人。那女人上身那么短，下身那么长，活像个圆规。人们看见忙来忙去的小顾高出半个头来，从一楼人家的窗下走过时，脑袋一窜一窜，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上方把她脑袋当球拍。

妻子们又有事干了，聚在一块谈论杨麦和小顾。她们说小顾穿高跟鞋也没用，杨麦也不会要她了，杨麦这回的相好是个大学老师呢。虽然这样说，她们有些可怜起小顾来，从她嫁进这楼到现在，她是改头换面，弃旧迎新，为的就是给杨麦争口气，为杨麦塑造一个体面的有文化的、与杨麦的名声才华般配的妻子形象。小顾险些就和杨麦成“才子佳人”了，假如不是杨麦到大学去看朋友时碰上这位女老师。现在杨麦和女老师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蒙的唯有这个小顾，还在没心没肺地帮人买次品，高跟鞋满世界敲着“急急风”木鱼。妻子们可怜小顾其实是可怜自己，丈夫们谁不像杨麦那样浑蛋？也许她们也都和小顾一样，丈夫在外腐化，全世界都知道，瞒的就是她一人。

这时她们在凹字形天井的竹林外乘凉，手上打着扇子。小顾从她们身边走过去，高跟鞋敲得很是悦耳。然而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小顾蹬在高跟鞋里，屁股送出去老远，上下身脱节，支点也不知在哪里；她每迈一步，等于登一步楼梯，膝盖弓起，人一矮，腿再一蹬，人再一高，而所有的张弛都含混不清。因此她前送的胸，后送的臀，半塌的腰，以及弯曲的腿形成一系列窝窝囊囊的曲线，别说小顾累死了，看小顾走路的人也累死了。

妻子们叫住小顾，说小顾你要命，怎么这样漂亮啊？

小顾哈哈哈地直笑，说我在家里猪八戒一早上了，穿着老杨的破棉毛衫、棉毛裤搬煤，刚刚洗了洗，换了换。

大家越发可怜小顾，觉得杨麦这点还不如她们的丈夫，至少给老婆雇个保姆来干搬煤之类的事。她们越是可怜小顾，对小顾的赞美油水也越大，一会儿说小顾头发长得好，一会儿说小顾的痣长得是地方。

小顾心里奇怪，她们今天用词好大方。

一个妻子说：“杨麦前世积了什么阴德，修来一个小顾！”

马上有人响应：“就是，小顾前世欠他的！”

“看他那个德行！头发都长错了！”

女人们就笑，真解恨啊，杨麦这一刻替所有丈夫做靶子，让她们一同开火打个稀烂。

小顾却不懂她们，她有些吃惊地想，杨麦在别人眼里原来那么丑？

“要不是小顾嫁给他，他妈说不定会给他在农村说个媳妇。”

“说个喂猪女模范！”

“小顾你给杨麦做几身处理毛料子，他穿了是不一样。”

小顾越来越不高兴她们。明明一表人才的杨麦，给她们糟蹋得。

女老师的照片在立秋后的一个周末摆了出来。照相馆隔壁是一家糕点店，叫“甜心园”，刚出炉的桃酥名气很大。小顾拉着杨麦去“甜心园”买桃酥。她右手捏着点心往嘴里送，左手搁在嘴巴下面接着落下的饼渣，不时再一仰头把饼渣倒进嘴里。小顾吃糕点、吃冰棍、吃水果一律这姿势，绝不浪费一点一滴。杨麦一看她这样子就暗暗翻她白眼。小顾仰起脖子把手掌里的渣子倒进嘴里，再用手指尖轻轻掸了掸嘴唇四周，就朝照相馆方向走去。杨麦只得跟着，他了解小顾爱照相的毛病。刚要刻薄她几句，杨麦傻了，黑茸茸的大喉结几乎缩没了：照相馆橱窗里一张两尺的大照片，情妇挺好的脸蛋给涂成了个关帝菩萨，背景是中山陵的石阶，手上拿的正是杨麦那件外套。

杨麦抵赖的时候，小顾没有像平时那样哭闹。杨麦说他和她不过是一般朋友，恰好在南京遇上了。小顾随他去胡扯，心里只想怎么样才能捉双。她上班前在床上搁几星烟灰，下班回来烟灰从来不见踪影。尿盆坐圈上放的烟灰也总是消失。女老师胆敢用小顾的尿盆。杨麦居然还给她倒。这天小顾请了假，从早上八点就躲进楼梯口女厕所。

小顾把自己锁在马桶阁里，坐在马桶盖上，一直等到一双陌生的鞋走进来。那是一双又大又扁的脚，活像穿了女人鞋的男人脚。做那事之前总要先排排干净，小顾坐在马桶盖上想。

半个小时之后，小顾用钥匙打开家门，看着床上定格的两个人，什么也没说，拾了女老师所有衣服和两只大鞋便走了。小顾见女老师穿着杨麦的衣裤出来，脚上的男式布鞋一步一趿拉。她跟在女老师身后，进了大学宿舍。宿舍的其他三个人正在午睡，小顾这才登场正式亮相。她把女老师的衣服一件件地撕，从内裤到外衣，一边撕一边大骂。小顾这样骂街的时候完全是另一人的嗓音，小市民透顶、凶悍至极的女人才有的嗓音。这嗓音疤痂累累，粗粝牢实，多次被撕烂又多次愈合。此刻它不断被撑到极限，让你感觉它正在炸裂成无数碎片，却奇迹般再次达到一个新的极限。小顾的骂街几乎是欢乐的，脸也是随时要仰天大笑的样子，眼睛亮得可怕，却盯着一个抽象的目标。不久宿舍窗口、门口就黑暗下来，人把正午的光线全挡住了。懂行的明白，小顾的骂街是专业的，那些小巷子市井人家专门出这类专业骂手。专业骂街和业余骂街不同，并不是非有敌手不可，也不是要在一来一往的舌战中占上风，专业的骂街开场不久就把敌手甩了，更不会让敌手插上嘴，制造舌战的机会，这种大手笔骂街上来就升华，成了一种抽象境界。

小顾骂街的成果，是女老师在暑假后调走了。

杨麦开始和小顾冷战。一个星期下来，小顾还像平素那样做个嗲脸说：“你一个礼拜都没理人家了。”

杨麦看都不看她。

过了一个月，小顾不顾秋天又潮又冷，晚上穿着透明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杨麦只当她不存在。小顾走到他写字台边上，手推了推他的肩，他晃了晃，她推得大一些，他晃得更大更无力。小顾伏在他身上，和他一块晃。晃得要多嗲有多嗲，天下女人，也只有小顾能嗲成这样。杨麦随她去摆弄，手还拿着钢笔。

“你一个月都没碰过人家了。”小顾蜜一样淌在他身上。

杨麦这回有反应了，他忽然抽出身，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小顾一向糊里糊涂的脑袋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大词：尊严、平等、屈辱，等等。她不知哪一个词用到杨麦和她此刻状态最合适，似乎又都不太合适。她原以为这一类大词只属于书和话剧，永远不会和她的生活有关，从杨麦眼里，她意识到，她的生活也许从来没离开过这些大词。

杨麦和小顾的冷战结束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杨麦一早出去解手，小便池站的一排人全躲着他。他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却仍想证实一下。他走到凹字形楼的走廊上，拉住雕花栏杆向外探身，便看见了大门内的大字报，上面他的名字写得有斗大，但他却看不清给他的一长串罪名是什么。

一回到家他对正在梳头的小顾说：“小顾，你今天还要上班啊？”

小顾心里“轰”的一响，眼睛全花了。但她拼命忍住泪，装得像昨夜还跟他枕边话不断似的，耍着俏呛他一句：“不上班做什么？在家里碍人家的事啊？”

“不要上班了。”

她这才看见他脸色灰冷。她赶紧上去，用自己额贴贴他的额，然后转身去找阿司匹林。杨麦一生病就会叫小顾请假。杨麦却叫小顾别忙了，坐下来。他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拉着小顾的手，告诉她从今天早上起，他就是个坏蛋了，做坏蛋的老婆是很难的，小顾还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学着做。

小顾发现杨麦的手完全死了，又冷又干，指甲灰白。他竟比她害怕，竟比她受的惊吓要大，应该是她来保护他的。小顾不在乎地笑笑，说洗脸吧，洗了脸我去买水煎包子给你吃。

两天后，一群人半夜跑来，打错好几家门，说是来逮捕“现行反革命”杨麦的。七八支手电光柱下，杨麦哆嗦得连皮带都系不上了。小顾替他拴好裤子，在他给押走前，又塞给他一个小包袱，说里面有两套单衣、一件毛衣。毛衣是她赶织的。杨麦很吃惊，小顾不露痕迹地把一切准备好了。

杨麦走了半年，小顾没有打听到他任何消息。第二年开春，来了个讲侉话的男人，说是杨麦的难友。他带了一封杨麦写给小顾的信，告诉她他要做胃溃疡手术，让小顾设法弄些奶粉捎给他。

小顾按杨麦难友的指点，把奶粉带到一位军代表家里。小顾从另一包里，取出两瓶贡酒。市面上连山芋干酒都要凭票供应，贡酒几年前就绝了迹。军代表却笑嘻嘻地把酒原路推到桌子对过，说他从不沾酒。小顾说对呀，喝酒的男人我最讨厌。她把酒收回来，换成一条红牡丹香烟。军代表立刻又笑嘻嘻了，说烟他也是不碰的。小顾说，“哎哟，天下有这么好的男人啊，你夫人有福死了！”一面说着，烟已变成太妃糖。小顾这回嘴嘟起来了，说：“我们这样的人，送的糖哪是糖啊，是糖衣炮弹！”军代表这才脸一红，说，“那就多谢了。”

小顾看看这位三四十岁的团级干部还会脸红，不知怎么心里有点柔柔的。她把自己在百货大楼的电话告诉了军代表，请他一定把杨麦手术的情况及时告诉她。她这天穿一件枣红色棉袄罩衫，稍稍收了腰，脖子上套一个黑色羊毛领圈，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军代表心里一阵温情的惋惜，这么年轻好看，偏偏是反革命家眷。

军代表果然给小顾打了电话。他说杨麦手术做得不错，在监狱医院养着。小顾赶紧又买了两袋光明奶粉，送到军代表办公室。这回的谢礼是两磅毛线。

军代表看着她的眼睛说：“这个你拿回去。”

“嫌轻？”她眼睛斜着他。

“我们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目光哆嗦起来，小小的眼睛因为这目光变得好看许多。

小顾嘴一嘟：“噢哟，黄代表还把我当一个普通‘群众’啊？我以为自己跟你早就是朋友了。”她摔摔打打地把毛线一股一股往包里塞。

军代表脸红得像个童子鸡，站起身隔着办公桌就伸手来拉她的手。

拉得小顾嘴唇一掀，就那样半张半闭地翘在那里。小顾从形象到做派都讨军代表这类男人喜欢，轻佻得正到好处，也是恰如其分地有那么一点贱。加上那村姑气的美丽，军代表觉得自己劫数到了。虽心里叫她“小妖精、小讨债”，他脸是庄重的，甚至称得上神圣。

姓黄的军代表从小顾身上懂得，女人有这么好的滋味。不必碰她，只看她歪个下巴扭个肩，白你一眼黑你一眼，嘴一嘟嘴一撇，对于性经验亏空了几十年的黄代表，都是大大滋补。

凹字形楼上的人开始注意来找小顾的中年军官。小顾逢人便说你看巧不巧，我表哥给派到省军管会来了。人们想难怪杨麦给减刑，一般“现行反革命”赶得巧一点就给毙了。杨麦的刑从无期减到有期，又减成六年监督劳改。

假如不是一帮孩子在四楼顶瞥到了一眼，凹字形楼里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小顾和黄代表的真实关系。

一个闷热的夏天夜晚，七八个女孩爬上了楼顶平台的栏杆，在一尺半宽的水泥护栏上走着。一个女孩指着三楼南边的一个窗说：“快看解放军抱小顾了。”

大家都去看时，小顾正从黄代表怀里挣出来，慌张地拉严窗帘。小顾做梦也想不到，对面楼顶的黑暗中，蹲着一排野猫似的孩子，正朝她瞪着冷冷的绿眼睛。倒不是她们一定要和小顾作对，而是她们已学会在和各种人的作对中找到乐趣了。

女孩们坐在粗糙的水泥护栏上，两腿荡在空中，脚下是四层楼深的天井，听她们的头目部署行动方案。

乘凉的人们散尽时，女孩们来到小顾家门口。

一个女孩踩在另一女孩肩上，爬到门上方的玻璃窗上向里看。下来后她说屋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但从门下的缝隙，她们能听到小顾的声音，那是很破鞋很破鞋的声音。

第二天女孩们见人就说：“哎，教你个绕口令，念好奖你五毛钱饭票：‘表哥抱表妹，表妹抱表哥’。”

五毛钱饭票在缺肉少油的凹字形楼上，意味着五盘卤猪大肠。于是一个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绕口令大赛。它确实非常绕口，并越练越绕口。一整天时间，在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喊中，加进来上百条舌头的大操练，整个凹字形楼上一片“表哥抱表妹，表妹抱表哥”的聒噪。

小顾下班时见八九个女孩坐在大门口石阶上，念着绕口令。她头一低，赶紧走过去。

她们在她背后喊：“小顾阿姨！”

小顾站住了，转过脸。其实女孩们已经看见了她眼里的讨饶，但她们已学会心硬。她们在找到一个人，可以给她一点小虐待时，绝不因为自己没出息的刹那心软而放过她。

“小顾阿姨你肯定念不好这个绕口令，不信你试试！”

大些的女孩到她前面堵了她的路，把威胁藏在耍赖里。

小顾像是被一群小猫崽围住的大雌鼠，显得那样庞大笨重、愚蠢可笑。

“说呀，小顾阿姨。不说不放你过去。”

她们穿的拖鞋是她帮着买来的次品。次品在这些女孩的生活中已成了必需，因为她们父亲的工资都被停发了。小顾想起她嫁来时她们的样子。那时成年人中小顾没有地位，这些女孩却喜爱她。她只要坐在谁家打牌，背后总跟着玩她长头发的女孩们。她们把她长及臀下的两根大辫子拆了编，编了又拆；小顾只是在实在给她们弄痛的时候才说去去去。假如小顾在走廊里烧菜，见到她们总是叫她们排好队，给她们一人尝一口；后来惯坏了她们，只要见到小顾啃甘蔗、嗑瓜子、吃冰棍，大家就喊“排队排队”！小顾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去上班，女孩们就常常在现在的位置上截她，她也存心左突右逃，嘴里喊她们小土匪。

这时小顾知道她和女孩们之间有了破裂。她却并不清楚她怎样惹了她们。她知道在凹字形楼上的事做得怎样滴水不漏也终究会漏出去。当初设计这楼的人或许就是要和他们开一个阴险玩笑。抑或他预知会有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方便大伙相互揭发、背叛，或者，早早就把自己搁到别人的瞄准里，早早就让自己放老实些。小顾看到这些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滴着红色的西瓜汁，额上一个个大疥子涂着龙胆紫，脖子上的痱子粉和灰垢混淆，被汗水冲成一道道灰黑的沟渠。她们中没有一个身上不带伤的，真像一群天天行盗又天天挨揍的野猫。

小顾逃不过去了，只好按她们的绕口令念了一遍。女孩们一片狂笑，两个女孩笑得腿也跷在空中，裙子下露出肮脏的三角裤。

当天晚上，黄代表来的时候，告诉小顾可以去杨麦那里探一次亲。小顾一下跪在他面前，脸埋在他双膝间呜呜地哭起来。黄代表心里作痛作酸，但又无法发作。小顾是人家的人，他也有老婆孩子。除了和小顾这样狗男女地往来，他们还能有什么图头？想着想着，黄代表眼泪也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在小顾柔嫩的后脖颈上。

小顾那晚的身子就像她给所有人买的次品，便宜而量足，一股脑地塞给黄代表。黄代表心里也明白，此刻的小顾无论多香艳，多销魂，等于还是一包太妃奶糖或一捆纯毛毛线，一堆谢礼罢了。

两人正在劲头上，听见门被敲响了。

小顾抓起一条毛巾被扔在黄代表身上。两人一声不吱，听门外的人说：“不在家？”

小顾一听就听出那是女孩群里的一个头目。

另一女孩说：“在家，我看见小顾阿姨关窗子的。”

“可能睡着了。”

“再敲敲看。”

这回不那么客气了，敲得比带走杨麦的那帮人还横。

“谁呀？”小顾问，她怕她们把邻居敲来了。

“小顾阿姨，开开门！”她们七嘴八舌地喊。

“干吗？我睡了！”

“跟你借假辫子！”

小顾前一年剪了辫子，女孩子们时常向她借辫子去装鬼。小顾装着很不情愿地打开箱盖，声音弄得很响，同时小声叫黄代表马上穿衣，躲到立柜里去。然后她套了件旧裙子，把门拉开。

“喏、喏……”她用辫子挨个抽着女孩们的脑袋，同时让她们看清空荡荡的屋，那空荡荡的床上她刚才睡的是素净觉。女孩们的眼睛毫不掩饰地向她身后探，个子小的索性明目张胆地佝下身，从她撑在门框上的手臂下面窥视进去。她看到女孩们脸上的疑惑和失望，感到一阵虚弱，正要打发她们，一个女孩说请她去帮着安一个电灯泡。

小顾为这个能讨好她们的机会一阵暗喜，便接过女孩递上来的电灯泡跟她们来到女厕所。女厕所里灯泡瘪了，在凹字形楼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女孩们却坚持要小顾把那个灯泡装上去。梯子已架好，手电筒也为她举起了，小顾只得爬上去。她不知道此刻女孩们正顺着手电光往她裙摆下看，然后她们相互使个眼色，终于证实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连裤衩都没来得及穿。

杨麦的劳改营在北方一座煤城，杨麦的工种是洗煤。按照事先定的地点，小顾在大食堂后面等他。听到一声咳嗽，小顾抬起头，见墙拐角迟迟疑疑地闪出个影子。脸似乎是洗过一把的，两个鼻孔却漆黑，因此小顾一眼看去，三年不见的杨麦有两个阴森狰狞的大鼻孔。她动也不动地瞪着他。

“傻丫头！”杨麦笑了。从那层煤污后面笑出的是三年前的杨麦，不止，是十年前的。他和她头一次在百货大楼邂逅时的杨麦。

由于黄代表的关系，小顾在附近的驻军营地找到一张铺，同屋是其他三个军队探亲家属。军营离煤矿十来里地，一路有各种各样的车可以搭乘。每天下午四点，小顾借军营的大灶做些菜，等杨麦下班两人就在大食堂后门面对面蹲着吃。杨麦渐渐恢复了原先的身量。两人聊他们认识的人，谁自杀了，谁离婚了，谁被解放了。小顾说话还像曾经那样，一个句子没讲完，下一个句子又起了头，常常顺着枝节跑得太远，自己会忽然停住，换一口气，再去找她的逻辑。而逻辑往往越找越乱。杨麦就笑眯眯地看着她，哪个女人能像小顾这样，活多大一把岁数还满身孩子气。他忘了小顾的讲话方式曾经怎样让他发疯。

最后一天下午，小顾把一叠补好的干净衣服交到他手里，他按住小顾的手哭起来。小顾也泪流满面，一边掏出自己的手绢为他擤鼻涕，一边安慰他，没人再会打他了，她找的关系很硬，跟这里的管教都私下关照过。杨麦摇摇头，表示他不是为这个哭。小顾把嘴贴到他耳朵上说她正在活动争取让他回原单位“监督改造”。杨麦点点头，却还是抽泣不止，两眼无神地盯着对面的墙。小顾催问他，到底伤心什么。他隔五秒钟狠狠抽泣一下，什么也不说。小顾只顾逼他，哄他，没顾上去照看她给他带来的一饭盒猪油被食堂的两条狗舔得净光。

小顾告别时杨麦就那样看着她，眼神死死的。那是拥抱，亲吻，甚至交欢都不能及的亲密，让彼此都坚信，他们做到了至死不渝。

等小顾走远，下坡，消失在运煤卡车卷起的大片黑烟里，杨麦想他刚才险些全向她招了：他和那个女老师的秘密恋情其实一直延续到杨麦入狱。

小顾是在天刚黑时离开杨麦的。这时她才大把鼻涕大把泪地放开大哭。她哭第一眼看见的那个判若两人的杨麦，哭他一身伤疤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还哭他原来不曾有的动作、表情、说话声气，也哭他消失了的气质、姿态、笑声。他那样微微笑地听她说话，眼神软绵绵的像个冬日里晒太阳的老奶奶。而她却爱那个总有一点浑的他，对她永远搭一点架子，发一点小脾气，在她装深沉时以食指和中指钳一钳她屁股蛋的杨麦。

哭着哭着，小顾忘了时间，忘了截车，也忘了路上的标记。天已经完全黑了，最近距离的灯火也有几里路远。一辆自行车在她身边停下来，说她一个女人家好大的胆子，怎么敢一个人跑这儿来。小顾看骑车的人三十来岁，脖子上扎一条沾着煤屑的白毛巾，小顾马上叫他矿工大哥，问他某某军营是否顺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矿工大哥说路还远着呢，我搭你一截吧。小顾看看他，并不比自己壮多少，就笑起来，说我骑车能拉三百斤大米！你坐上来，给我壮个胆指个路就行。

两人上路不久，矿工问小顾在省城哪里上班。小顾说，哎哟大哥，你眼尖啊，怎么知道我从省城来？他回答说这里的人个个眼尖，只要来个女人，大家在井下就搞她材料了，慢说是个省城的女人。小顾说你们搞了我什么材料。他说大家看见她在大食堂后面，都说“糟践了，糟践了”。

小顾当然明白他指的“糟践了”是什么。不知为什么，“糟践了”突然在她心里刺激出一种自豪。杨麦要是让你们这样的粗坯子理解了，他还是杨麦吗？大灾难落到这个绝代才子身上，才格外显出他的高贵。夜晚的风带着低哨，吹在小顾的冷笑上。她从来没认识到自己有如此的体力，能如此轻松地骑车带一个男人。

其实她早就错过了军营的路口。小顾问矿工大哥，还有多远的路。他回答马上要到了。小顾左右看了看，说怎么不见灯光呢。回答说搞不好又停电了。小顾说不对吧，你看路灯还亮着呢。他说军营是自己发电，所以他们有电没电跟路灯没关系。小顾认为他的话合理，便不吱声了。但她心里在奇怪：搭汽车不过才十来分钟的路，骑车怎么会显得这样长。

矿工大哥开始并没有歹意。在听小顾讲了几句话之后，他忽然想，她怎么有问必答，一点不懂得防范呢？萍水相逢，她已经把她家住址、工作单位兜底告诉了他。还邀他去省城时来家坐坐，应承了替他买纯毛毛线和进口手表。只要他偶然去探望一下她的老杨。这时她蹬车接近一个很宽的路口，往里一拐，不到一里路，就是那座军营。他见她没有停车的意思，便热烈地跟她闲扯下去。自行车穿过路口时，他一阵眩晕：原来从一个平实的人变成一名歹徒，是这么容易。

他遗憾的是事先毫无准备，因此身上没好使的武器。他把搪瓷水壶的带子收到七寸左右，靠里面水的重量把她击倒是没问题的。出击要出得好，他向后拉了拉身体，右臂抓住货架，左臂收缩，开始了出击的第一步。左臂的准头和力量都不理想，他一再调整角度。他看着前面这颗秀丽的脑瓜，因里头缺根弦而将使它遭受重创。七寸长的水壶带加搪瓷壶再加半壶水，抡圆了砸够她受。

这就到了两人讨论军营是否会停电的当口。前面出现了麦地，他知道再往前有座小火车站，最好的地点就是这一段，即便她喊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再次拿好架式，打死或打不着，都比较费事。他再一想，打死稍为省事些，一个反革命家属莫名其妙毙命，这年头并不罕见。

“哎哟，再不到我就骑不动了。”她的口气像在跟她男朋友讲话。

她当然在等他说，那你停车，大哥来带你。她任何时候都可能一捏车刹，脚落下地。可她却没这么做，这样一个轻信，以为男人个个宠她的傻东西。都怪她傻，他这样的人才眨眼间成了恶棍，不然他也想当积极分子、劳动模范。

他的水壶抡了出去。她“嗷”的一声叫起来，然后便跌倒下去。他感到刚才那一下抡得肉肉乎乎，击中她时，他的手也没感到多猛烈的后坐力。但不管怎样，她是倒了下去，身体压在自行车下面。

她突然动起来，侧身躺在那里划动四肢。他的手及时卡在她脖子上，但自行车绊手绊脚，他只使得上一半力气。她开始反击，一只手成了利爪，他觉得一道热辣辣的疼痛从脑门直通下巴。他一拳砸下去，她身子一软。

隔着自行车，他伸手到她鼻尖上，想看看刚才那一拳打下去，事情是不是已经给他做绝了。但一时间他竟没探出她的死活来。他毕竟是个新歹人，这时感触到歹人也不那么好做。

他将自行车从她身上搬起。她却一个打挺站了起来，跳下公路就往麦地里跑，一面跑一面叫喊救命。

小顾在这样放声叫喊时也有了另一副嗓音。一种响得惊人的非人噪音。所有雌性生物在以命保护自己，或保护自己崽子时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之丑陋之野蛮，足以使进犯者重新评估进犯的价值。

小顾在麦地里奔跑，头发披散，扯烂的衣服乱舞，在新歹人跟前渐渐成了个女鬼。他在麦子棵里追她，不占多少优势。不久她就会把小火车站的人喊来。他记起她从车上摔倒时落下的皮包。做一回歹人若能劫到点钱财，也就不算白做。

小顾看他停下来，然后转身向公路跑去——跑得飞快，怕她追他似的。她却不动，站在麦田中央继续叫喊。跟她骂街一样，她的呼救渐渐失去了具体意义，升华成一种抽象。她引长脖子，鼓起小腹，像一只美丽的母狼那样长啸，叫得脑子一片空白，接着心里也空空荡荡，她整个生命渐渐化为这嘶鸣的频率声波，所有的不贞和不洁都被震荡一净。

等小火车站的扳道工和路警赶到时，他们带的狼狗嗅到空气中弥漫着小顾呼喊的血腥。

小顾这才觉得一根喉管早喊烂了，浓酽的血腥冲进鼻腔和脑髓，她腿一瘫，坐在麦子的芒刺上。

扳道工和路警把小顾送到军营诊所，小顾便人事不省了。中度脑震荡和气管的伤让医生十分惊讶，她怎么可能从歹徒手下死里逃生。

小顾第二天傍晚醒来了。她看见坐在床边的是黄代表，马上微蹙起眉毛。这时门开了，杨麦黑乎乎地走进来，两只白眼珠朝着她闪动，她眉毛才平展开来。

黄代表看着杨麦的黑脸在小顾的白脸上猛蹭，很快蹭成两张花脸。黄代表站起身往门外走，杨麦叫住他，说难为你照顾我妻子。黄代表看他一眼，点点头，心里头一次感到委屈，感到被谁玩了。

小顾抬起眼睛，见黄代表突然间驼起背来。

杨麦是在一九七四年秋天被释放的。不久省报需要漫画家，杨麦被调了去。他并不精通漫画，但他自己摸索一阵，很快就把报纸的漫画专栏做成了全国名流。漫画并不署他的名，因为他名分上还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他得靠一天画十小时的画来充苦役。监禁初期受的各种伤病这时开始一样样发作，小顾常常用自行车驮着他上下班。

小顾在这段时间显得幸福而满足，人也沉静了，见谁都是淡雅一笑，不再蠢话连篇。像所有真正被爱着、被需要着的女人那样，小顾反而朴素而随意，头发和衣服都显得毫无用心。

女人们偶尔见她提着食品匆匆走过，招呼她：“小顾又给杨麦解馋啊？”

小顾就笑笑，并不解释什么。这是个仅次于大饥荒的年代，肉食和蛋类拎在小顾手里，刺目至极，要在从前，她会感到自己光天化日地做贼。她会绕许多舌告诉大家自己找各种路子买食品是因为杨麦的一身病。她会低三下四地对人们说，以后你们有病就来找我，我小顾上三流的朋友不多，卖肉的卖蛋的认得一大把。而现在小顾什么也不说，就笑笑。人们都奇怪，小顾什么时候有了这副派头？难道脑震荡把她原本短路的脑子改装了一回，现在反而对头了？

而凹字形楼中，只有那帮女孩（穗子也在其中）仍是把小顾看得很透。她们绝不会忘记小顾站在梯子上，裙子下面赤裸裸的下体。她们觉得小顾的下体就是“破鞋”二字的图解。她们观察到那位军代表偶尔还会来找小顾，只是不进到楼里，而在对面梨花街的茶棚子下坐着。小顾一出去，两人隔着半里路前后向包河公园走。

一天女孩们用公用电话拨通了艺术家协会传达室的电话。传达室往往不管叫人接电话，只管负责转达信息。女孩们中有两个会模仿各种口音，便说自己是省军管会的，受一位姓黄的首长之托邀请小顾去长江饭店吃饭，拜托她买四斤毛线、两斤新茶、五斤大白兔奶糖。又关照说，请小顾一定要烫个头，穿上毛料衣、高跟鞋，因为这是重要宴会。

当晚女孩们坐在大门口，看着小顾大包小包地走来，脚已生疏了高跟鞋，走路越发是一步一登楼，屁股、腰肢、胸更是各扭各的。最让她们称心的是，小顾真的剪去了一头好头发，烫出一个大鸡窝来。

她们一嘴蜜地说：“小顾阿姨这样臭美要去哪里呀？”

“去去去！”她笑着说，很是为她和女孩们突然恢复的亲热暗喜。她一直弄不清女孩们这几年对她的生分是怎么回事。

“你拎的是什么呀？”她们围上来，明知故问地指着糖盒，包装纸上印有大白兔图案。全中国孩子们心目中，那是最著名的一只大白兔。

“装的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顾左右突围，却很乐意她们和她纠缠。“是老鼠药啊！又香又甜，专门药馋嘴小老鼠啊！”

“请我们吃一点老鼠药吧，小顾阿姨！”

小顾快乐得和她们一样年轻顽皮，高跟鞋在泥地上留了一圈一圈的小洞眼。她终于摆脱了她们，心里想一定要再买一盒五斤装“大白兔”，专为这些女孩买。

两小时后，女孩们仍坐在原地，看着小顾一步一登楼地回来了，手上的大小纸包都被网兜勒出一些破损，毛料衣、高跟鞋也旧了一成。没一个人说话，一律瞪大眼睛从上到下地端详她，端详得小顾也伸手去摸头发，掸衣服。

小顾把那盒“大白兔”往她们面前一放，面孔的肌肤出现了下垂线条。她们一下子看见了二十年后的小顾。

第二天她们给省军管会打电话。和小顾相处多年，她们学小顾的口音简直可以骗过小顾自己。接通黄代表后，最年长的女孩用小顾那土气十足的京腔说：“我在家歇病假，你有空来一趟吧。”

黄代表急着打听她得了什么病。

“不舒坦得很。”年长的女孩把“舒坦”两个字咬得好极了，活脱一个无病呻吟的本地酱园店千金。

半小时后，黄代表也大包小包地来了。小顾正在给红枣去核，见了黄代表脱口就说：“你作死啊，跑这儿来干什么？”

黄代表看着白里透红的小顾，“你没病啊？”

小顾向门口使劲摆手：“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上就来！”

两人又是前后隔着半里路来到包河公园。黄代表把小顾一搂，小顾说：“作死了，军衣还穿着。”

黄代表没做野外约会的准备，因此军衣里面只穿件衬衫，眼下也顾不得冷了，三把两把脱下来。

小顾前两天憋的火这时可以好好地烧了。她又是跺脚又是擂腿，说黄代表不要她和杨麦过了，起坏心要毁她名声。黄代表当了几十年兵，特别欠女色，因此一个漂亮的小顾给他多少苦头吃，他也只有吞咽。他低声下气问小顾，假如他有半点坏心，能把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杨麦变成报社的秘密红人吗？

小顾一想，对呀，没有他哪有她和杨麦的今天，哪有一个温柔体贴、对小顾感恩戴德的杨麦？她不作声了，任他把手伸上来。小顾心里说：你摸吧，你从杨麦那里偷走一点，我也让你赔回来。

小顾把两个孩子从娘家接了回来。这也是她和凹字形楼里的女人学来的习惯，在孩子们可以上街打酱油的年龄把他们领回来，归自己使唤。小顾和杨麦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六岁，正是打酱油、做煤饼、排队买豆腐、退酒瓶卖破烂的好年纪。这个时候他们尚未学油，因此特别认真负责，也不会在账上做手脚。

星期天废品收购站的三轮车蹬进天井，所有孩子抱着破烂排成长队。那帮女孩见小顾两个孩子矮一头地挤在队伍里，便相互咬咬耳朵，把他们俩的破烂接过来，塞了几个硬币给他们。小哥儿俩知道他们的破烂不值那么多硬币，飞快回到家里，一面大声嚷着：“妈，妈！我们家还有破鞋吗？”

小顾和杨麦正在午睡，听两个孩子喊了一楼梯一走廊的“破鞋”，光脚跳下地，冲到门口，拎住大儿子的耳朵拖进屋，一耳掴子打出去。

杨麦对孩子一向无所谓，但见不得他们哭，从床上坐起来就骂：“小顾你不是他们妈，是吧？怎么这样打？”

两个儿子仗了父亲的势，哭得宰小猪一样。

小顾上去又是一通乱拳乱脚。

杨麦精瘦地插在孩子和小顾之间，肝虚肾虚地直喘气，手逮住小顾的腕子。他问她两个孩子犯了什么过错。

大儿子指着窗外，半天才从哭声中迸出一句话：“姐姐把我家破鞋子都买去了！”

小儿子补充道：“姐姐问我们还有没有军用破鞋！”

“啪！”小儿子脸上也挨一耳掴子。

杨麦两个胳肢窝一张，一边夹一个孩子，然后把脊梁转向小顾。小顾脸白了，眼睛充了血，烫的头发飞张起来，追着踢孩子的屁股。杨麦的腿上挨了她好几脚，却始终不放开两个孩子。柜子上的毛主席瓷像摔在地上，底座上的“景德镇”徽记也摔成几瓣。

自相残杀在晚饭前才结束。小顾做了一桌好菜，两个儿子却动也不动。他们要教训教训母亲，无缘无故打人是不配做长辈的。

“吃啊！”小顾先沉不住气了，心想在杨麦面前她要服孩子的软，说明她真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她用筷子敲敲盘子：“有种都不要吃，从今天起，都不要吃我的饭！”

两个孩子看看父亲。

父亲说：“吃。”

两个孩子迅速抓起筷子。

小顾说：“搁下。”

两个孩子又看看父亲。父亲下巴一摆，表示不必理她，继续吃。

小顾看着三个人又吃又喝，脚还在桌下你踢踢我，我踹踹你，表示勾结的快乐。她觉得两道眼泪流下来，心里恨自己，这可真是不打自招的眼泪。

天擦黑时，小顾把摔碎的毛主席胸像捡起来，想看看能否用万能胶把它胶合起来。小顾想，毛主席要是不发起文化大革命，杨麦就不会成现行反革命，也不会有省军管会和黄代表。没有黄代表，她也就没法去救杨麦，杨麦也就不会变了个人似的与她百般恩爱。她小顾也就不会时常暗自庆幸，亏得有文化大革命，一夜间改变了尊卑、亲仇、功过，一夜间降大难于杨麦这样的人，使他识好歹，懂得珍惜她小顾。

小顾把毛主席像胶合起来，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妥。万一有人看出那些裂纹，杨麦又要当一回现行反革命。她赶紧把它包在报纸里，眼睛四处巡视，想找个旮旯把它藏起来。又一想，那样胡塞一气很失敬，还是找块背人的地方挖个坑，把它埋进去。可是把毛主席像拿烂报纸裹巴裹巴埋起来，太恶毒了吧？咒伟大领袖呢？她把瓷像慢慢搁在桌上，慢慢剥去报纸。

最后她还是决定包在报纸里，用帆布包提着，向包河公园走去。

刚出大门，小顾听见杨麦在身后叫她。她停下脚，看他东张西望地跟上来。做了几年反派，动作神态都少掉一些正气。他说他陪小顾一块去，否则万一小顾遇上不测，他可怎么活。小顾心里一甜，手钩住他胳膊，反派就反派吧。

走到小桥下，杨麦说这儿泥松，就埋这儿吧。

小顾却还是往前走，说桥下常有民兵巡逻，没埋完碰上他们就说不清了。她指指河打弯的地方，说那里从来没有人，几对殉情的人都在那里如愿以偿的。

杨麦说：“哦。”

小顾一下子抬起头，他正定定地看着她。她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小顾常到那里去干殉情之前的快活事。你对这个公园真熟啊，黑灯瞎火哪一脚都不会踩失。小顾松开了他的胳膊，低着头一个人往前走。她想告诉他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都是为了他杨麦。都是为了杨麦吗？她面孔一抽搐，感觉一阵丑恶从她鼻尖向脸庞四周扩散，然后就黏黏地、厚厚地待在那里。她不能把这张丑脸朝向杨麦，她还是怕丑的。

杨麦上来，拉住她冷冰冰的手，搁在自己裤兜里。她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沉默在说他全谅解她，因为她毕竟用一个女人仅有的招数换取了他的自由。他把她的手捏得很紧，灾难多么美好啊，它让他们越过背叛而结盟。

杨麦动起感情来，把小顾往一棵树上一推。她两手抱着树干，躬下身去。她马上一阵后悔，觉得自己把这个野合的姿势摆得太快了，完全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杨麦从来没这样撒过野，她动着动着，心想自己是否太自如纯熟了？杨麦会不会在她身后看她，觉得她像头母牲口？但很快她就忘情了。小顾是个快活起来就神魂颠倒、死活置之度外的人。

那以后凹字形楼里的人看见杨麦和小顾常常去包河公园。天晴两人合打一把阳伞，下雨两人合打一把雨伞。杨麦偶尔被人找去打桥牌，小顾会端一杯水，拿一小把药轻轻走到他旁边。她摊开手掌，杨麦从上面拈一颗药搁在嘴里，她再把杯子递到他嘴边，喂他一口水。这期间杨麦照样叫牌、出牌，只是服药过程持续得长一些，长达二十来分钟。整个过程中，两人还会飞快交流一个眼神，或微笑。

杨麦从瘦子变成了个胖子，坐在牌桌上，有了胖子的洪亮嗓门和大笑，渐渐地，有了一个胖名流的昂轩气质。虽然还在隐姓埋名地画漫画，全省都知道有个叫杨麦的大漫画家了。并且杨麦的散文、杂记都相当轰动，媒体渐渐发掘出他的其他才华，一篇篇关于杨麦的报道出来了，描写一律是又庸俗又离奇，使杨麦在四十多岁做了神童。

凹字形楼里最流行的事物是看内部电影。多年没开过张的省电影厂突然成了很有风头的地方，全省各界头面人物常常聚在一股霉臭的放映间观摩外国电影。凹字形楼里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电影票，唯有小顾每晚香喷喷地同人们打招呼，说是去看“内部片”。大街上高跟鞋回来了，满世界是受洋罪的屁股、腰肢、膝盖，整个城市岌岌可危地高出一截。小顾的鞋更是变本加厉地高，高出了身份和地位，只是膝盖不胜其累地弯曲着，步步都险峻。

“内部片”常断片，有时一场电影停两三趟。人们便用这些间歇交际。介绍到小顾，话很简洁：“这位是杨麦的夫人。”

杨麦的崇拜者会眼睛一亮，讲一些颇肉麻的恭维话。小顾却很拿这些话当真，说：“是吗？我这一辈子就是准备献给杨麦了。”或者：“他关牢那阵，我就是孟姜女啊，哭都能把牢墙哭倒了。”

杨麦也是个电影迷，抽得出空来也会跑到放映间来，看半场也是好的。一天他坐在最后一排，看了十多分钟的电影，也碰上断片。他听有人在大声抽泣，再听听，是小顾。接着小顾便对电影评述起来，认为它如何深刻，教育意义何在，何故这样动人心扉。字还让她念别了，说成“动人心腹”。她生怕别人看不懂，把一些情节做了诠释，有人忍不住说她的理解是错的，至少不全面，因为电影只演了一半，至少结论性发言该留到最后。小顾不服气，说她怎么可能理解错了，错了她会感动得心碎？她大声感叹：“这部电影太感人了！太感人了！”仿佛她这两句话就是最好的驳证。

杨麦身体直往下出溜，但愿谁也不要看到他，此刻他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一连几次，他碰到同样情形，窘迫得连电影也看不明白了。他从来没有如此嫌恶和惧怕过小顾，小顾若想使他痛苦很容易，不必去和军代表腐化，就这样做个夸夸其谈的二百五，足使他痛不欲生。

终于，一天晚上，杨麦忍无可忍了，从他座位上甩过一句话去：“小顾你识字吗？那上面写着：‘请勿喧哗’。”他指指场子四周的标牌。

小顾觉得杨麦的话很不好听，多少年前的语气又出来了。她刚想回敬他一句，杨麦说：“以后大家看电影就好好看，别糟蹋一次艺术享受机会。”

杨麦和发电影票的人打招呼少给小顾电影票。

小顾和那人闹起来，那人只得说他尊奉杨麦的指示。小顾不信，拉着他找到杨麦在省报的画室。杨麦正在画一幅大型木刻，浑身满脸的墨迹。他抬头一见这两人便说：“是我说的。”

小顾还没反应过来，杨麦就对那人说请回吧，她有架会找我干的。

两人果然轰轰烈烈干了一架。小顾是主骂，杨麦隔一会儿来一句：“放屁。”“扯淡。”“住嘴。”小顾一句话不提电影票，骂的主要是十几年的婚姻里，她小顾怎样厚待他杨麦，而杨麦的良心全拉出去肥田了。

小顾在这种时刻也会发生升华，年谱日期分毫不差，口才好得惊人。像数莲花落的老艺人，小顾不太注重段子的内容，而注重它的表演过程。小顾一泻千里，奔腾澎湃，杨麦被载浮，被淹没，被冲来撞去，沉浮无定。他看着小顾的一对大圆眼睛想，她幸亏愚笨，不然她可以是个很可怕的女领袖，可以唤起民众千百万。小顾眼睛亮得像站在舞台聚光灯下，也像那种聚光灯下的主角儿，视野一片虚无，一片白热，她说杨麦这十多年做的是她小顾的皇上，一只老母鸡他吃两只大胯，她小顾吃的永远就是“老三件”——鸡头、鸡爪、鸡屁股！

杨麦说：“废话，是我让你吃鸡爪鸡屁股的吗？”

小顾根本没听见，接着往下说她心全长在杨麦身上，看护士打针打疼了他，她会比他还疼，背过身去悄悄掉泪。

杨麦说：“谁让你去掉泪了？”

她说她这么多年没给自己买过内衣内裤，都是捡杨麦的破烂改成内衣内裤。

杨麦说：“我说了多少次，叫你别捡破烂！”

“你吃的西洋参是我骑车跑二十里路，到中医学院给你买的！我顶着大太阳，骑了两个半钟头，马路上的柏油都给太阳晒化了，糖稀一样，我不照样骑吗？回到家眼都黑了，背上褂子潮了又干，干了又潮，你杨麦喝红枣洋参汤，我小顾碰过一根参须没有？一头驴子冒毒日头跑几个钟头，也有人喂把料给它吧？我是个人哎……”

杨麦说：“你愿意大太阳下骑车去跑！明明有公共汽车不坐！你就是要唱苦肉计给人看！”

这句揭露性的话太恶毒了，小顾体无完肤地愣在那里。过一会儿，她满心悲哀，想杨麦怎么总把她看那么透，给他一点拨，她也觉得自己含辛茹苦，样样事情做得过头一点，就是希望能让杨麦欠她些情分。小顾只有在杨麦做人下人的时候，才是自信的，自如的。老了胖了的小顾，看着如日中天的杨麦，心想可别再出来一个女老师。现在的杨麦不仅有名有钱，长到四十多岁，刚长得须是须眉是眉，长出一点样来。

杨麦的求爱者各行各业都有，其中一个才二十来岁。杨麦跟她恋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巨大的年龄悬殊。在中年男人那里，悬殊象征成功、荣誉、金钱，也象征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年轻女人都是苍蝇，多远都能嗅着荣耀、成功、金钱而来，来了之后，又被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黏住。

二十来岁的女孩是个女大学生，她可不像女老师那样软弱。她先逼杨麦，逼不出结果就去百货大楼找到了小顾。她走进小顾的科长办公室，看着头发烫焦、衣服绷出横折子、高跟鞋打晃的小顾说：“噢，你就是小顾吧？”口气又大方又皮厚，把原本皮也不薄的小顾都震住了。

小顾当然知道女大学生的存在，但她没有太多声讨过杨麦。因为杨麦一旦对她做了亏心事，在家里就老实一些。吵起架来，小顾也多一个杀手锏。小顾自己也有过丑事，这方面和杨麦一样经不起追究。小顾领头向办公室外面走，她不想让同事知道她小顾不是百分之百的杨麦夫人。

女大学生跟着小顾走到楼下院子里，用简单的几句话请小顾让位。

“你说什么？”小顾抬起眼。眼睛清亮天真，不谙世事，睫毛又黑又长，是难得的美目。可惜杨麦很久不去看这双眼睛了。不然他会心颤，像他最初爱她一样。会想，那里面有多少善良，而善良往往混着蒙昧甚至愚蠢。“你再说一遍。”

女大学生又说一遍，更简洁明了，更厚颜无耻。

小顾甩起巴掌打过去。女大学生马上捂住腮帮。小顾的手已回来。又是一巴掌。就这样，女大学生和小顾一退一进，小顾左右开弓，女大学生嘴里直叫：“哎，怎么动手……”

小顾打得好快活好暖和。心里冷笑，这类女秀才都是窝囊货，就会讲点馊语写点酸诗，拿不出行动来。这位嘴尖皮厚一身柴火儿的女学生能有什么用场，上不了床，下不了厨，杨麦怎么找这么个大当给自己上。

一架打完，杨麦跟小顾正式提出离婚。

小顾随他去捶胸顿足，说他和她生活十几年如何痛苦，她只是照样给他做饭、洗衣、煎补药。局面就这样拖下去，拖得女大学生跑了，换成了个歌舞团的女笛手。

这两天儿子回来对小顾说：“你别拖爸了。你要把他拖死啊？”

小顾傻了。

儿子现在十七八了，都是郁悒艺术家的苍白模样。小顾常常奇怪他们没有她的活力、她的健康。

大儿子说：“爸要把你们的离婚案提交法院了。”

小顾样子乖乖的，看一眼大儿子。

小儿子说：“爸知道你的事。”

小顾顿时垂下头，又感到那阵丑恶皮疹一般在脸上发散开来。她想她的儿子们一定看得见它，她只得戴着这层丑恶把头垂得低低的。

大儿子说：“爸问过蔻蔻、穗子她们了。她们趴在楼顶栏杆上看见好多事。爸刚放出来的时候，就去问过她们……”

小儿子说：“你拖爸的话，法庭把你的事公布出来，我和哥就完蛋了。”

大儿子说：“照顾一下我们名誉，我们要脸。”

小顾一点一点冷下去，任大股泪水在她漂着一层丑恶的脸上纵横流淌。

她没有向杨麦去申辩。和黄代表一场艳史，她是不得已的，她的出发点并不丑恶。或许那就更加丑恶。

小顾什么也没说，便在离婚协议书交上法庭之前签了字。

十几年后穗子回国，在曾经的“拖鞋大队”伙伴家见到了杨麦和他的年轻夫人。这位新夫人不比初嫁时的小顾大多少，杨麦对她说话口气总有些冲，笑容也很不耐烦，让人明白他宠她是没错的，但绝不拿她当回事。杨麦对其他艺术家协会的老同事很当心，这表现在他过分的随和与过分响亮的大笑。因为这帮人里只有他一个还有名利可言，他为自己的好时运感到不安。小小的杨麦太太年纪不大，却很懂得杨麦此刻的用心，帮衬杨麦把玩笑开得更好，以缓冲随杨麦的财运、官运、艳福而来的孤立。打了一下午牌，主妇安排了晚饭，大家都喝了一些酒。小杨太太以掐耳朵、捏手指来阻止杨麦喝酒。杨麦喝红了脸，不时哈哈大笑，但两人都让大家明白，她敢这样闹只是因为他由着她闹。穗子看着幸福的杨麦夫妇想，当初小顾真是兜了一个大弯子兜到这群人里来了，不然杨麦可以提前幸福多少年。

饭后杨麦喝醉了，被扶到长沙发上躺下。大家恢复了聊天，听杨麦叫起来：“小顾，小顾，倒杯茶来。”所有人静下来，小杨太太脸上有点挂不住。过一会儿，杨麦起身去厕所呕吐，小杨太太跟进去捶背，老三老四地轻声唠叨他不该喝那么多。杨麦又躺回到沙发上，小杨太太拿一条毛巾挨着他坐下来。人们该聊什么还聊什么，但气氛有一点不自然了，都开始逗小杨太太，又逗得不十分高明。一直低声呻吟的杨麦又叫起来，“小顾，小顾啊……”叫得体己贴心，似乎醉成这样，叫叫也是舒服的。

小杨太太用湿毛巾擦了擦他的脸。原来小顾阴魂不散，这让她措手不及。所有人都有些尴尬，都不知接下去怎样再打圆场。“小顾啊，倒杯茶给我。”杨麦说，耍点少爷腔调，并明白不会为这腔调付代价的。这是另一个杨麦，松弛舒坦到极点的一个丈夫。让在场的人意识到，曾经他和小顾间的亲密，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不久杨麦醒了酒，让小杨太太扶走了。没人把他醉酒时的表现告诉他。穗子猜是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去讲给清醒后的杨麦听。

但不知是谁把它告诉了嫁到了深圳的小顾。小顾的现任丈夫是个大工厂厂长，很为自己老婆是著名画家杨麦的前妻而骄傲。小顾总是告诉她新认识的人，她就是爱杨麦，他多不是东西她也爱，她也没办法。她讲这话时火辣辣的，毫不在乎自己的牺牲品身份。似乎只要她一头热着，杨麦就有她的份。这种时候，她的微笑里藏着一点玄机、一点梦，说：等着吧，还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别人等或不等，她小顾反正是心笃意定地等着。

梨花疫

最初余老头是乘“伏尔加”轿车进这扇大门的。那时大家还叫他余司令。但我见到的余老头，就是个常坐在大门口醒酒，指挥粪车上下坡，跟出入的娘姨瞎搭讪的醉汉。他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几年后他就“留职察看”了，就是说，他再犯一个错误，“作家协会”这个饭碗，他就彻底砸了。因此他对人说：“你看我倒霉不倒霉？就剩一个错误可犯了！”或者：“你别惹我，我还剩一个错误没犯呢！”

穗子当时还小，但她对“错误”和“罪过”心里已很有数。余老头再犯，也是错误，而她爸规规矩矩，犯的却是罪过。

大门有四扇玻璃门，砸烂一扇，就用三合板封掉一扇。那年头公共场所的问题全是这样解决的。坏一个马桶，就堵了它；坏一个灯泡，就让它瞎着。到了这一年，四扇玻璃门给封了三扇，人们就侧起身进出，非得面对面来完成这个交错。这一年每个人都在叛卖另外的人，最是不该打这样的照面。换了穗子，穗子死也不会跟对面的人紧密相错的。冬衣穿得人都很庞大，对方的棉袄前襟蹭着穗子的下巴颏，那前襟上有芋干糊、玉米饼渣和吐出来的山芋酒。

大门的对面是梨花街。要没有梨花，余老头也不会对走来的女叫花子突然痴迷。很可惜我已经忘掉了女叫花子的名字，那我就以穗子当年的水平叫她萍子吧。

萍子就从梨花街朝这儿走，漂着污垢失去光泽的头发上沾了三两点梨花。余老头一大半时间做醉汉，一小半时间做诗人，但就是在看见女叫花萍子的时分，余老头的两个一半才合而为一。他原本是要错过穗子进大门的，偶然一扭头看见了梨花街上的萍子，就改了初衷转身又出门去。最开始穗子认定余老头不愿和她照面，因为穗子深信余老头一不当心陷害了穗子的父亲。余老头知道穗子眼下营养不良和他有关，所以在这六岁小姑娘面前心虚。不过后来穗子明白，她担心人们会心虚是无道理的。人们在加害于人时从不心虚，从不会难为情。

世界上不会难为情的人又当数余老头为最。他会匆匆走到伙房后面，一边跟两个女伙头闲扯一边往煤堆上小便。余老头还会在梨花街乘凉睡着的女人旁边久久徘徊，还会叫住一个梨花街的少女，说：“你看你把馍渣吃哪儿来了！”同时就用巴掌在少女胸前掸“馍渣”。这时候余老头就会笑。余老头的笑是由一大嘴牙和无数皱纹组成的；而且余老头一个人长了两个人的牙，一张脸上长了三张脸的皱纹。那是怎样藏污纳垢的牙和皱纹啊！穗子以后的一生，再没见过比余老头更好的龌龊欢笑了。

余老头看着女叫花萍子一点一点走近时，脸上就堆起这样的欢笑。穗子后来想，如果词典上“眉开眼笑”一词的旁边，并排放一张余老头此刻的笑脸，编词典的人实在可以不必废话了。

好了，余老头现在在女叫花对面站着，中间隔一些梨花和刚晒出来的被单、衣裤、尿布。梨花街上的被单和尿布差别不大。萍子的头一次登场很占梨花的便宜，显得美丽、合时节。余老头虽然是个老粗，但碰巧知道“山鬼”，余老头眼前的萍子一下子升华了。余老头于是变得柔肠寸断，风流多情。

萍子是背着她半岁的儿子从梨花街走来的。背孩子的红布带子在她黑色夹袄上打个交叉，你可以想象这一面酥胸在余老头半酒半诗的眼里会怎样。余老头的眼睛就成了两只手。萍子在马路那边，感觉余老头目光中的手弄得她痒痒的。她给了他一个白眼。萍子毛茸茸的眼睛这下彻底暴露了她的姿色。

余老头没有老婆，他在胶东打游击时，最中意的一位相好让日本人杀了。那时候余老头腰间挎着驳壳枪，枪柄上红绸巾起舞，骑一匹大马，在每个村子里都发展根据地、党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相好。相好们都叫余老头“余司令”，那些年司令特别多。余司令不愿伤相好们的心，绝不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仗打胜了，余老头就让相好们伺候着喝点土酒，写一些山东快书。最终是山东快书消灭了所向无敌的余司令，而不是日军或国军的子弹。因为余老头给提拔成了诗人，枪也因此给缴了。余老头天生有种敢死队气质，打起仗来异常骁勇，但一没仗打，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就成了土匪气。所以进城后的余老头就像一个漏网土匪，上菜场突然看见有卖他久违的山东大葱，上去拎一捆就走。售货员说：“哎哎哎！”余老头便回答她：“老子脑瓜掖裤腰里给你打天下，吃你捆大葱咋着？”穗子印象里，父亲一听见余老头咋咋呼呼从走廊上走来，马上使眼色要母亲关门、上锁。

现在萍子跟余老头就隔着一条马路。穗子不知为什么对此刻的余老头那样关注。她加入了四五个女孩的游戏：从大门台阶的自行车道上往下滑。自行车道因为天长日久做孩子们的滑梯，变得像大理石一样细腻光亮，滑起来比真正的滑梯更具有冲刺感。但穗子始终盯紧余老头。余老头打过穗子父亲一次，把父亲胳膊反拧，拧得很高，使父亲稍一斜眼就能自己给自己看手相。余老头认为他写不出东西、找不着文人感觉都是给穗子爸这类人害的。包括他堕落成一个酒徒、绝户，永远失去了“余司令”的雄威，也都是穗子爸等人的合谋所为。穗子在迅速下滑时看见女叫花接过了余老头递给她的一个烤山芋。萍子不白他眼了。

萍子是否真好看，在穗子以后的记忆中一直有矛盾。这样肮脏的一个女人，能好看到哪里去呢？还有那一头看上去就生满虱子的头发，那身不必去闻就知道气味很糟的黑袄黑裤。她掰开烤山芋，往滚烫的金黄瓤子上使劲吹一口气，同时啃了一大口。被烫伤的嘴大幅度动起来，动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鬼脸。她跟余老头笑一下。她的意思是，我没钱，不过我可以付给你一个笑。

余老头问萍子的家乡在哪里，孩子多大了，等等。萍子觉得他口气像一位首长。其实余老头此刻就是一位首长，八面威风的余司令在萍子眼前还原了。萍子说自己来自寿县，余老头一听，说：“难怪呀，是老区的乡亲。”

不知是不是因为穗子，女孩们此刻都盯起余老头来。余老头把女叫花搀过了马路，两眼由于长年酗酒而泪汪汪的。而此刻一双泪光迷蒙的眼睛长在余老头脸上，非常相宜。余老头身上有十来处枪伤在此刻全面复发，疼痛出现在他的嘴角和眉梢，使他的满脸皱纹更乱了。

萍子给安置在那座废弃的警察岗亭里。岗亭只有东、南、西三面墙。没有北墙。北墙被整个地拆下来，做了铺板，给一个看守大字报的人垫着睡觉了。总有一批人贴出大字报给另一批人去反对，反对的一方常常在夜里用新的大字报盖掉旧的。闹得凶时，就得给大字报站夜岗。

余老头不久就抱了一床被子送到岗亭里。被面上有“××招待所”的红字，以及烟头灼的洞眼，还有臭虫血迹。余老头住招待所往往把招待所的东西打成行军包背走。他给萍子的脸盆、茶缸、手巾，都印有“招待所”的红字。有的招待所不干了，说你十二级厅局级高干也不能揩国家油哇。余老头就说：“知道胶东有支歌吗？‘太阳一出暖洋洋，余司令跨马打东洋’！不知道哇？那你可白吃一月二十七斤粮了。揩国家什么油？我余金纯一百三十八斤连肥带瘦，连五脏带板油都是国家的！”

萍子很少在岗亭里待。她喜欢晒太阳、搔痒痒、捉虱子。四月的太阳晒起来，人都酥了一半。萍子酥在那儿，背抵住墙，臀又大又厚，团团地盘坐在一摞烂大字报上。在此之前，如果穗子认为她是个深色皮肤的女人，此刻就要大吃一惊了：萍子在太阳下晒出的一个乳房白得耀眼。萍子把乳头塞在她儿子嘴里，儿子一只手抱在富强粉乳房上，却完全抱不住。那只婴儿手在明晃晃的白乳房上显得既干瘪又黑暗。

余老头看见了，也同样大吃一惊：原来她是可以很白的。

萍子跟余老头都马上习惯了沉默。就好比村子谷场上坐的乡亲们。他们不必讲什么就聊得很好了。这无言里该滋生什么照样滋生什么；滋生出来的，该来去过往，照样来去过往。余老头咂着烟袋嘴，眼不眨地看萍子的雪白胸怀，咂出的甜头不亚于半岁男孩。

男孩吃饱了奶，要睡去了。余老头说：“叫我抱抱吧。”他上前，手抄进雪白的怀里，不敢耽误太久，把孩子抱过来，小嘴巴却把乳头衔得很紧，拽了几回都拽不出来。最后是拽出来了，乳头滋出一道乳汁，准准地滋在余老头鼻尖上。乳汁的劲头真大，等于一个袖珍消防水龙头。萍子先笑起来，余老头也跟着笑了。他还是一笑就有三张脸的皱纹，但这次却是新皱纹，没藏着老垢。

接下去他俩就交谈起来。交谈是余老头打的头。他急于让萍子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个糟老头。

我相信穗子在此时此刻已经看出了一些疑点，萍子有另一个来头。萍子不是像她自己讲的，只是个守寡的乞妇。萍子的疑点越来越大，她甚至是知书达理的。她把一摞大字报垫屁股时，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字句专门撕下来，搁在一边。她请余老头坐，也是从自己屁股下抽出若干大字报纸，而不是伸手去拿那些有神明字样的纸张。

余老头说他不爱坐，蹲着稳当。他说楼里头的人眼下都在罚坐呢，他可不想坐。他告诉萍子，这楼里的人没几个好东西，会诌几句文章，画两笔画——都不是玩意儿。现在好啦，他们全在“牛棚”里罚坐呢。他问萍子：“你知道啥叫‘牛棚’？”

萍子说：“啥叫‘牛棚’？”

余老头说：“‘牛棚’就是你进去了，甭想出来的地方。撒泡尿也有人跟着的地方。‘牛棚’关着好几十个呢，天天写检查，坐在那儿一写写十四个钟头，一写写两年！写得裤子都磨穿了，衣服的两个胳膊肘也磨薄了。屁股和胳膊肘全补丁摞补丁！”

萍子说：“那是费裤子。”

余老头说：“就我不用上那儿磨裤子去。我，谁敢动我？看看这一身枪眼子——给鬼子打成筛子都没死，怕谁呀？”余老头说着，见一个人从那扇独门里走出来，就喊：“那个谁，借个火！”

被喊住的人不是别人，是穗子的爸爸。穗子爸胸口贴个白牌子，上面写明他是什么罪名，第一、第二、第三，按罪大罪小排下来。

穗子爸说：“我哪儿来的火？敢有火吗？”

余老头虽然让酒弄坏了一些脑筋，但穗子爸脸上逗人玩的表情他还是懂的。余老头说：“看你也是早熄了火的。”他说此话时，脸上褶子又脏起来。他打发穗子爸给他跑趟腿，去供销社买盒火柴去。穗子爸说：“没看我拎着什么？”余老头说：“拎着球。”穗子爸说：“我漆毛主席语录牌的红油漆。”

余老头一听，忍了下面的脏字。他说：“叫你闺女去给我跑腿。”

穗子接过一张五元钞票。余老头说：“买一盒火柴，找不开你先垫上，要不让他们赊我账。”穗子五分钟之后回来，把一个镀铬打火机和找回的八毛钱交给余老头。她告诉他，整个供销社一共就这点点钱，全找给他了。

很快余老头不再仇恨被迫花去的那笔钱。因为萍子一哄不住孩子，余老头就摁打火机。“咔嗒”一声，火苗一冒，男孩便把哭给忘了。男孩瞅着火苗，余老头瞅着男孩，萍子瞅着男孩和余老头。

第二天报上出来一则消息，说是某地有座麻风村，里面有些病员是给冤判成麻风的。他们要翻冤案，摘麻风病帽子。所有的麻风病员或非麻风病员组织起来，扯起了造反大旗，撕了院长家的红被面做袖章，成立了第一支麻风造反队。他们控诉了被院方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故事，有些人一关给关了三十来年，不知有“解放”这回事。

穗子这天便和女孩们玩起“麻风病”的游戏来。她们中选定一个“麻风人”，然后由她来追逐所有女孩，只要她一触碰到被追逐女孩的任何部位，就表示传染成功了，那个女孩便成了“麻风人”的一伙，去传染其余女孩。穗子已很久没玩过这么刺激的游戏了，跟女伴们都成了受惊的猴子，“吱吱”直叫，上房下树。

她逃到一棵柳树上，看余老头抱着萍子的男孩边走边拍，走过去，又走回来，萍子却不在岗亭门口。

很久以后，穗子才了解到萍子和余老头的关系是怎样飞跃的。那时穗子在这方面已开窍了。事情经过人们的口头整理就成了这样：有一天，余老头仍然在欣赏萍子哺乳，照旧要替萍子抱孩子，手也一样抄在萍子怀里。注意，他们这时已有了一定基础，余老头的手也不急于离开那雪白的胸怀了。萍子这时抬起眼，看余老头一眼。这一眼的意思余老头是懂的，是说：你个老不正经的，不过我也认了。

萍子这时看见的不是余老头，她看见的是英武的余司令。他是情人眼里才能出得来的形象，面孔是刚烈的，眼睛是多情的。余司令不是老，是成熟。余司令的成熟是超越年老年轻概念的，于是萍子眼前是个饱经沧桑的男人，经历过男女沧桑，征服过无数女人和男人，征服过无数友人和敌人。萍子的嘴唇突然饱满、润泽起来。

余司令的手在她怀里问了问路，她眼睛却把他往更迷离的方向引。

余司令这时差不多看透了这个女人：她黑袄的领子后面，耳根之下，也有一窝雪白。这具女体很奇妙。以黑色作主体，投下了白色的阴影。她的黑色肌肤是伪装。她的来历便是她身上影影绰绰的白色阴影。

余司令这次没有把吮乳熟睡的男孩抱过来。他抽回空空的手，掌心的那个凹凹，是刚给她怀中的凸凸塑出的，还带三十七度的体温。余司令感到和他失散的所有相好都在掌心的凹凹里。余司令五十多岁了，懂得了珍惜。他糟蹋过多少真心啊，现在老了，明白真心是见一分少一分的。他看出对面怀抱里的一分真心。长远或短暂，现在哪里去找这样实诚的真心？城里女人搁一块炼，也炼不出这点真心来。余司令把那只手揣进了口袋。那是件旧军服，口袋奇特的深，里面有炒花生米的薄衣，还有烟草末和茶叶蛋碎壳。余老头刹那间感到这几十年糊涂啊！这手间漏过多少好女人。他也在此刻明白他真正恨穗子爸什么。是穗子爸这类城里酸秀才弄出一套关于女人的说法，完全是混账说法，把进城后的余司令弄乱了，使进城后的余司令丢失了世世代代乡土男人对女人的向往、期盼、原则。原来穗子爸之类对女人只是有一大堆说法；只是说说而已，只是靠边儿说上一堆美好的风凉话。而余司令的女人，是手掌上的，是分量上和质感上的，真心是不可说的，却是可摸的。

余老头的手在口袋里待着，渐渐出了一层汗。

穗子没有亲眼看见余老头和女叫花萍子的相顾无言，无言中该成熟的成熟了。穗子和女孩们正向楼顶上跑去。穗子爸曾经在这座凹字形红砖楼里上班。我记得不止一次讲到过这座楼，描绘过大门内那座巨型雕像和竹林。楼梯不太陡，带深色木栏杆，穗子和女伴们可以一气跑上三楼，她们在三楼男厕所里做准备，把捡来的壶或桶灌满水。她们不去女厕所是因为偶尔有人去那里上吊。女厕所没窗子，只要别上马桶间的门，就可以站在马桶上安安稳稳上吊了。

穗子和女孩们提着盛满水的壶或桶上到四楼平台，她们嘴里也衔满一大口水。然后她们两臂往水泥护栏上一撑，双脚就悬空起来。所有的桶、壶和嘴巴现在都各就各位，眼睛全瞄准楼下的余老头和女叫花萍子，其中一个女孩岁数大些，她的手果断一挥，壶和桶以及嘴里的水一齐向楼下泻去。

水的准头很好，一点不偏地击中萍子和男孩。男孩梦深之处突发山洪，被淹没之前“哇”的一声叫喊出来。

狂哭的男孩使余老头疯了，仰起脸，举一条臂，向空无一人的四楼平台边点戳边骂。每骂出一个雄浑有力的秽词，他就踮一下脚尖。

男孩的哭声中，女孩们闷声大笑。她们挨个坐在地上，背靠着水泥护栏。她们并不是矛头专门针对萍子和余老头的，她们有时针对卖老菱、烤山芋、茶叶蛋的小贩，还有来贴大字报或开批斗会的人们。她们没有是非、敌我，就是想找些事或人来惹一惹。有时人们花了几天写成，一上午贴就的大字报，一下子就给她们的大水冲得稀烂。水浇在人们的旗上，旗掉色掉得人一脸一身，碰到平台上谁家做了煤饼，她们的武器便精良一些，战果也越发辉煌。

就在穗子和女孩们撤离平台时，余老头脱下身上的旧军服，递给萍子。萍子先给儿子擦，然后把儿子交给余老头，嘴里不干不净地开始擦她自己脸上、头上的水。她并不真火，嘴唇是赌气嘟起的，眉眼却很活络，朝余老头频频飞扬。每扬一扬眉眼，她都笑一笑。她看见余老头眼大起来，目光直起来。萍子擦得狠的地方，露出一片片白里透红的真面目。

余老头看见真实的萍子在破裂的污垢下若隐若现。正如穗子疑惑的那样，萍子果真不那么简单。

这天傍晚，余老头塞给萍子一些物件，动作非常隐秘又非常传情，地道的老游击队员加上熟练的偷情老手。萍子的手一上来感觉那团物件很陌生。她少说有两三个月没碰过这样的物件了。余老头狠狠地耳语道：“朝右边走，再拐个右弯，一会儿工夫就到了。你买牌子的时候就说你不要‘集体盆堂’要‘单间’，记住没有？”

萍子的手指刹那间认出了余老头塞过来的是一块毛巾，里面包了一块香皂和一把梳子。顿时，崭新的毛巾和香皂就散出香气来，是十分醒神的一股香气，竹笛的小曲一样婉转清脆，唤醒了萍子生命深处的自尊。

余老头说：“去洗洗，好好洗洗，啊？”

她羞怯愠恼地抓紧毛巾、香皂、梳子。

余老头赶紧又说：“不是嫌你。”

萍子把男孩交到余老头手里，说：“别忘了把他尿。”

余老头接过男孩说：“里头有钱，别抖落掉了。”

萍子的手这时已摸到了夹在毛巾里的钞票，从它的大小去猜，那是一张五元钞。萍子一阵满足，认为自己果真没瞎眼，碰到个对她如此舍得的男人。路灯上来了，萍子在不远处回头看抱着孩子的余老头，觉得他挺拔而俊气。洗洗就洗洗，好配上这个舍得的、英俊的男人。

萍子顺着余老头交代的路线，很快找到了“玉华浴池”。浴池门口有个灯笼，上面写着“男盆女盆、男池女池”。浴池门口挂着絮了棉花的门帘，看上去又潮湿又油腻。虽是暮春，棉门帘每放出一个人来，或放进一个人去，都泄漏出浓郁的白色蒸汽。出来的人脸都红得发亮，头发一律水淋淋的。萍子发现每个洗完澡的人心情都很好，远比马路上的人好。马路上的人和他们一比，个个都有严重的心病。萍子把钞票递进一孔小窗洞，里面一个粗大的女声问：“大池还是盆堂？”

萍子说：“嗯？”

两个人谁也看不见谁，女声说：“嗯什么？没洗过澡啊？”

她摔出一摞钞票和一个一指多宽的竹牌子，上面有两杠红漆和一个“池”字。

萍子却在刚进棉门帘时给挡住了。挡住她的也是个粗大红润的女人，浑身热气腾腾，两脚赤裸，趿一双木拖板。女人用力将萍子往外推，说：“叫花子往这里头跑什么？这里头有剩饭吃啊？”

没等萍子反应，她已经给推到了门厅里。门厅有四五个女人在穿袜子穿鞋，蹲着就跑散开，以回避萍子。

萍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几个挑担子女人叽叽呱呱地来了。她们担子上是两个空了的扁筐，是往城里粮店挑挂面的。就在门外她们迅速脱下外衣和长裤，噼里啪啦地把衣裤在空中使劲抽打。一大蓬一大蓬尘烟给打起来，她们便出声地笑。之后，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短裤和补丁重重的汗衫进了澡堂，每人头上顶一块毛巾。

萍子学她们的样，把黑袄黑裤脱下，只穿一条短裤、一件袖子烂没了的衬衫撩开棉门帘。她顶在头上的崭新毛巾是粉红印花品，香皂尚未开封，因此红润粗大的女人一摆红得发肿的手，说：“大池，这边……”“啪嗒”，一双朽烂的木拖板扔在萍子面前。

接下去，故事对于穗子，出现了一段空白。就像外婆拉她去看的所有戏文，台上什么人也没了，只有空空一张幕布垂挂在那里。幕布虽是静止的，却总让穗子觉得它后面有人在忙活。这就让穗子觉得戏剧最大的转折，就是在一张空无一物的幕布后面完成的。幕布后面那些看不见的人物，以看不见的动作，使阴谋得逞，危机成熟，报应实现。外婆告诉穗子，这叫“过场”。“过场”时常有“过门”，就是那么几件乐器，奏一个悬而未决的调门，越发让穗子坐立不安，认为空白幕布后面，人们正进行改头换面、改天换地的大动作。

余老头和萍子的“过门”大约是两个礼拜，最多二十天。萍子再出现的时候，梨花街的梨花早成了烂泥。大人们说余老头腐化得没了边，腐化了一个女叫花到他屋里去了。伙房后面的女伙夫说也就是女叫花了，别人谁敢跟余老头？或者说：也就是余老头了，党里也算个老家伙；换了别人，谁敢在大街上随便找快活？

余老头当众绝不承认萍子是乞丐，他说这年头落难女子多的是。“落难女子”使萍子神秘起来，凄美起来。她偶然在余老头门口坐坐，奶奶孩子，让穗子那帮女孩忽略了一点：萍子的眼神是标准的乞丐，一种局外的、自得其乐的笑意就藏在那里面。她的姿态也是典型的乞丐——她不是单纯地坐在那儿，而是坐在那儿晒太阳。就是在暮春的阴凉地里，萍子也是晒太阳的那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慵懒。另外，就是萍子对人们质疑目光的自在。任何疑问指向她时，她都抗拒答复地微微一笑。

余老头的露面大大减少。他见到“牛棚”放出来的人，也不上去开很损的玩笑了。他通常的玩笑是男女方面的，比如“昨天见你老婆给你送好吃的了，可惜那好事送不进去”，或者“你们关在里头，你们老婆可都关在外头呐”……他同时飞一个荒淫的眉眼。自从收留了萍子，余老头的呼吸中不再带有酒臭。一夜有人从余老头窗下过，见台灯仍亮着，灯光投射出一个写字的人影。很快人们都知道，余老头又在写山东快书了。

余老头这天把穗子爸叫到“牛棚”门口，将一叠稿纸递给他，说：“看看，给咱提提意见，修改修改。”

穗子爸说他修改不了。

余老头问为什么。

穗子爸说：“这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出现反动传单了，‘牛棚’内现在不准有纸、笔、墨。我们上厕所都得临时撕大字报。”

余老头让穗子爸放心，他可以给穗子爸弄个“纸笔墨”特殊化。

穗子爸还是不肯修改余老头的山东快书，说他一天漆八小时“毛主席语录牌”，累得痔疮大发。

余老头又让他放心，说他马上可以赦免穗子爸的劳役。说着他把那摞稿纸塞在穗子爸手里。第二天余老头一早便冲到“牛棚”，如同当年他突袭鬼子炮楼，一脚踹开那扇原本也快成劈柴的门。他手里的工兵镐尖离穗子爸太阳穴仅一厘米。穗子爸就像被活捉的兔子那样飞快眨眼，语不成句。

余老头问：“我的诗呢？！”

穗子爸说：“别别别！你的诗？就在那张书桌上啊！”

余老头说穗子爸：“放屁！”

他今早去厕所倒便盆，见他的“诗稿”给当了手纸了。

“牛棚”十五个“棚友”立刻起床，被余老头的工兵镐押解着，跑到男厕所。那部叫《梨花疫》的诗稿一共三十来页，全做了另外用途。那是很好的纸，供人写毛笔小楷的，吸水性、柔韧度都很好。

在余老头的一再拷问下，有人招供了，说昨晚有几个人夜里泻肚，黑灯瞎火去哪里撕大字报呢？只好有什么用什么了。大家都为穗子爸说情，说他没有泻肚。人们瞒下了一个细节：大家去厕所时有些良心发现，省下两张纸来，悄悄掖在熟睡的穗子爸枕下。大家劝余老头想开点，天才的文章在天才的灵魂里，谁想毁掉它，那是妄想。

但作贱老革命余老头的作品，是反革命行为，这点是没错的，所以穗子爸受了惩罚。惩罚是禁闭反省，原来他到处走动，提个红漆罐，见了掉色的“毛主席语录牌”就去刷漆。虽然那是危险活，常常得爬到梯子顶上，或攀在一掌宽的楼沿上，但穗子总可以看见一个如山猿的父亲身影，还可以远远地叫一声“爸”！现在穗子无处再见到父亲了。

萍子常去浴池。每次出浴，她肌肤就添一层珠圆玉润，添一层浅粉色泽。一个月不到，她胖了许多，起了个朦胧的双下巴。在两个女伙夫放下架子，开始招呼萍子时，城里的所有浴池都被查封了。据说一百多个造了反的麻风病者在一个月前烧毁了所有麻风病案卷之后，僭越了麻风村警戒线，打死了一些医生和护士，悄悄进入了城市。他们在城里浴池多次洗浴，直到一个修脚师发现了一个五官塌陷、肢体残畸的男人，事情才败露的。

一个对麻风不设防的城市顿时陷入恐怖，鬼魅的传说飞快流行。穗子听说鉴别症状之一是鼻梁塌陷、面若桃花。不久又听说了更可怕的：麻风者的头发像是种在沙土上的青葱，轻轻一拔就是一把。又过两天，一队面色阴沉的人来了。他们穿白色外衣，戴白手套，手里拿着木棍。他们直奔余老头的屋。余老头恰不在屋里，听到消息便从梨花街粮店飞奔回来。他扛的十斤面粉跑散了口，面粉从余老头的头一直灌到脚，因此他在梨花街污黑的街道上留下的百十个脚印雪白雪白的。他赶到家门口就看见萍子给人五花大绑地往门外拖，男孩的哭声破碎无比。

人们对余老头早防了一手，因此在他抗命时马上制住了他。余老头给八条粗壮的胳膊降住，带一头一脸的白面粉破口大骂。他骂告发萍子的人“鳖日的”，他跳着两只裹一层面粉的脚，喊道：“别拉我，我非踹淌你肠子——你个告密汉奸！”

制伏余老头的人手显得不够用了，好在萍子眼下已被拖到了大门口。她在那独扇的门前向余老头转过身。余老头的挣扎静止下来，他看见萍子的五花大绑在她胸前勒出个十字叉，他为她买的浅花小褂撕烂了，两个乳房流泪似的乳汁淋漓。他跟她之间隔着两步远，他既没有看见塌陷的鼻梁也没看见她艳丽的面色有何异常。

就在萍子给人塞出门时，穗子恰要进门。她趁着混乱揪了一下萍子飞散如小鬼的黑发。她发现传说一点也不可靠，萍子的头发是扒根的野草，根生得那么有力，休想拔下一根来。

那辆卡车上还有另外七八个五花大绑的人，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塌鼻梁和古怪手指。正在贴大字报和演说的人们都静下来，眼和嘴全张着。这是些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此刻的表情似乎是一种觉悟：原来世上是有一个真正恐怖的去处。

卡车载着麻风嫌疑者和萍子儿子的嚎哭启动了。人们一看差不多了，就放开了余老头。好在余老头没有做出那种很难看的电影画面：跟在远去的车后面跌跌撞撞地跑啊跑。

他喃喃地说：“好歹把孩子给我留下……”

没人听见他这句话。人人都看见萍子的两个奶滴滴答答的。卡车向西拐去，余老头哭了，两行泪把一脸面粉冲出沟渠。

我想穗子当年是无心说说的。她到现在都不知道麻风病人究竟是什么样。她说萍子是麻风病时，以为没人会当真。到现在她都想知道萍子是不是麻风病患者。她只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长们不允许小孩去公共浴池洗澡。有一件事可以证实穗子的推理，就是那家叫“玉华”的浴池，自从闹麻风后就一直关门了。再开门，它成了一个毛线加工作坊。

拖鞋大队

那时还早，大家丝毫没对耿荻起疑心。谁会有足够的胆子、足够的荒唐去从本性上推翻高尚、体面的将军女儿耿荻呢？那时她们需要耿荻，就好比她们需要定量供给的四两肥猪肉、二两菜籽油、一两芝麻酱。她们从一开始认识耿荻，就死心塌地地爱戴起耿荻来，爱她的风度，爱她咧出两排又白又方正的牙哈哈大笑的潇洒，爱她的一掷千金。也爱她的古怪，比如她从来不说“操”、“老子”这样的日常用语，并且在听她们说出这些字眼时，脸微微一红，被冒犯似的。耿荻是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子，关于这一点，她们从来没怀疑过。正如没人怀疑每隔一阵就发布的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一个舍己救人的刘英俊、蔡永祥式的英雄。亦如她们从不怀疑她们的“拖鞋大队”是最精粹的“上流社会”，因为她们每人身上流着“反动诗人”、“右派画家”、“反革命文豪”的血液。总之，那时谁若对耿荻有任何怀疑，会立刻招致“拖鞋大队”的驱逐。

所以“拖鞋大队”的女队员们崇拜耿荻，和耿荻好得钻一个被窝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达半年。在那个每天早晨都会发生新的伟大背叛的时代，半年就足能“海枯石烂”了。

第一次对耿荻提出疑点的是五月一个傍晚。大家坐在墙头上看她们的父亲们搬砖，不时评论“你爸的阴阳头比我爸好看”，“我爸装脱胎换骨比你爸装得好，看他腰弓得跟个虾米似的”，“快看穗子她爸，装得真老实耶，脸跟黄狗一样厚道”。

耿荻坐在她们当中，一声不响地看，不时喷出一声大笑。坐了一阵，有人就要尿尿，便跳到墙那边去了。耿荻一听墙头那边“哗哗”的声音，便微微撇嘴，脸又有些红。快到傍晚了，耿荻两条长腿一撩，下单杠似的跳下墙去。有人问：“耿荻你去哪儿？”耿荻回答：“上厕所。”

大家全都沉默着，因为她们发现这样长久的紧密相处，耿荻从来没和她们一块尿过尿。就是一同上厕所，耿荻也总在门外等着。若问她：“耿荻你不憋吗？”耿荻会厌恶地笑道：“关你什么事？缺乏教养——你爸还是反革命大文豪呢！”

这时耿荻显然又要躲开大家去上厕所。

三三说：“哎，咱们悄悄跟着，看耿荻怎么尿尿！”

三三的姐姐李淡云说：“下流卑鄙。”

大家扭头看着耿荻走远。她两只干净的蓝色回力鞋踏在雨水沤烂的大字报和杨树穗儿上神气、超然、优越。那是极其干净、蓝白分明的四十码高帮回力球鞋，露在不长不短的蓝卡其布裤子下。耿荻一贯是一身蓝卡其布学生装，洗得微微泛一层白，纤毫无染的样子。到处是穿黄军装的人，颜色是大言不惭的假和劣，出来一个一身学生蓝的将军女儿耿荻，无疑使这群重视视觉效果的“上流”女孩倾倒。在耿荻尚没给她们实际的好处之前，她们的心就全被耿荻收服了。半年前她们在军区大门口和门岗磨缠，看见正迎着大门走来的耿荻，就一齐静下来。老实说她们头一次看见耿荻，觉得她是个梳两条辫子的男孩。一直到多年以后，到了“拖鞋大队”的头目李淡云已当了教授，最小的喽啰穗子已远嫁海外，她们还是觉得耿荻身上最怪诞的东西是那两条缠着浅粉玻璃丝的长辫子。那两条辫子显得多余、不着调，是耿荻整个形象中的误差，后来也是她们侦破她的缺口。耿荻宽阔的前额、粗大的眉毛、凌厉的单眼皮构成的巾帼英姿，怎么横添出两根头发长、见识短的辫子呢？耿荻见她们全盯着她，便也回瞅她们一眼。主要看她们八个人全是一模一样的海绵夹脚拖鞋，脚趾上有尘垢、红药水或紫药水，还有带鱼鳞、西瓜汁。门岗的小兵说：“没有借书证我不会放你们进去，走吧走吧。”李淡云十五岁了，已懂得拿眉梢眼角去搔人痒痒了。她说：“解放军叔叔，你就扣住我好了，放她们进去读读书就出来，可好？”不比她大几岁的小兵不敢笑纳她的妖娆，说：“我扣住你干啥？咋能乱扣人？！”他还是又摆下巴又摆枪托：“滚滚滚，不要哄在‘军事重地’门口！”

她们只好走开，一边拿嘴巴朝小兵比画着最脏的字眼。这种咒骂方式在她们中很盛行，只是牙齿、舌头、嘴唇用力，每个脏字便不再是声音，而是毒毒的气流，一束束喷射出来。她们这样骂红卫兵、工宣队、军代表，骂张贴她们父亲大字报的、烧她们父亲著作的、扣她们父亲工资的、监督她们父亲劳动改造的所有人。“拖鞋大队”的女孩们牙缝“吱吱”作响，脏字像满嘴唾沫一样丰富。她们见一身学生蓝的女孩正在马路对面瞅她们，一下子都不骂了。

“军区图书馆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党史，你们作家协会图书室的书要多多了。”女孩说，眼睛斜着，看不惯或者要把她们看穿的意思。

李淡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作家协会的？”

“我还知道你爸是作曲的，写过一个歌剧，是全国有名的大毒草。”

大家都高兴了，难得碰上一个这么了解她们的人。一时间八个女孩全争着指点自己的鼻尖：“我爸呢？我爸呢？知道他是谁吗？”

“你爸，不就是大右派吗……你爸国民党三青团剧社的……”

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想到会有这么学识广博的人——她看看也不过十三四岁啊。她们已在十分钟之后成为至交；她告诉她们她叫耿荻，住那里面——她手指指岗哨密布的军营。李淡云叫起来：“啊呀！那你是耿副军长的什么人？”耿荻说：“三女儿。”既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讳莫如深。耿荻说她常路过作家协会大门，常看见有关她们父亲罪状的大字报，所以也就摸透了她们的底细。她拍拍穗子的脑瓜，龇出雪白的板牙哈哈乐了：“谁让你们的父亲臭名昭著呢？”

女孩们也哈哈地乐了，说：“还遗臭万年呢！”

“……不齿于人类呢！”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她们很自豪，父亲们是反面人物，角色却是不小的，都在“历史”、“人类”的大戏剧里。

耿荻这时说：“老实点，别跟我胡扯，你们到底想进去搞什么勾当？”

女孩们都看她们的头目李淡云。李淡云说军区大食堂这两天在卖猪板油，只要混得进门岗的人都能买到。耿荻点点头，转身往回走。女孩们傻眼看着她两条打着粉红辫梢的婀娜辫子在她方方正正的背后晃荡。耿荻的背影完全是男孩，一副做大事情的样子。她在十几步以外停下，回头说：“哎，怎么不跟上啊？”她打个简洁干脆的手势，“跟上。”

到了门岗，她签了会客单，从蓝学生服的上衣兜掏出一本红封皮的“出入证”，往小哨兵面前一亮。那是多神气的一套动作，却又给她做得那么低调。应该说，女孩们对耿荻的着迷，一开始就掺有神秘的暧昧成分。她们爱慕的，正是耿荻的阳刚劲头。假如耿荻就是一个如她们一样的女孩，她们和她的关系不会发展成后来那样。这时已没有办法，耿荻一举一动都在她们心里引起一片浪漫。一切都只能朝一个过火的、难以收拾的未来发展。起头起得太好，也就起糟了。

那以后耿荻常带她们进军区大院，买过期军用罐头、处理压缩饼干、次品军需大米、变质风干腊肠。有次正撕抢一堆腌猪尾，三三疯跑过来，说那边在卖回收的军大衣，五元钱一件。她要姐姐李淡云掏钱给她，她宁可不吃腌猪尾。李淡云说滚远远的，没看我正浴血奋战吗？李淡云肩上长了个疖子，让人抓掉了疤痂，血流红了半截袖管。三三却两手抱她的腰，把她往后拖。李淡云一面指挥其他女孩帮她抢，一面翻起后腿往她妹妹身上踹，说：“五块钱给你买军大衣？骚不死你……”三三没得逞，从此姐妹俩成了仇人。她们的父亲工资停发，三个子女每月每人领十二元生活费。李淡云一直掌管开支，从那以后三三硬要把她自己的十二元钱讨出来单过。姐姐说：“你就眼巴巴等着吧，等我死了就归你当家了。”三三终于起义，要和姐姐拼掉她十二岁的老命。姐妹俩时常在四楼平台上决斗，“拖鞋大队”的其余女孩一边拉架一边感到她们的小小王国已到了亡国边缘。父亲们做了人民的敌人，她们也就成了过街老鼠，长久以来靠着紧密团结一致排外获得的一点尊严，随李家姐妹的分裂也就要瓦解了。因为团结，她们的过街老鼠群落曾显得多么安全。她们这才意识到，这群落解体，她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没那胆子走进学校，走入菜市场，甚至走出作家协会的大门。

耿荻毫不体察“拖鞋大队”的存亡大局，只是站在姐妹俩面前，说：“伸这条腿……好。佝下腰，淡云，你妹妹比你进步大；三三，腿再分开些，站稳，对……”她完全是在欣赏一场不上档次的女子相扑。她偶尔“唉”的一声，轻轻摇头，因为姐妹俩又揪扯起头发了。耿荻最讨厌她们把好好的一场格斗弄成娘儿们打架，一点品格也没有，一点看头也没有。她更讨厌她们扯头发扯不出胜负就嚎，尤其三三，嚎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把骂军代表、红卫兵的丑话全拿来朝她姐姐开火。耿荻最不能容忍的是三三不但骂贬意的丑话，还会哭天抢地地揭露李淡云的“丑事”，说：“不要脸来月经！臭流氓戴奶罩！”

骂到这火候李淡云一下子蔫了，毕竟有太多类似把柄抓在妹妹手里。

耿荻听三三揭露，实在忍无可忍，低吼一声：“李逸云，你给我闭嘴。”

三三也只听耿荻的，嘴里安静了，眼睛还在挑衅地瞄她姐姐。耿荻皱着眉头，肩膀耸起，全力忍受心里对这些女孩的恶心。她觉得自己瞎了眼，怎么会结识这样一群下流、鄙俗的东西？她们按说是书香里熏出来的，父亲们都是斯文人。她简直不懂这些平时也来两句海涅、普希金，也诌一折《红楼梦》故事的女孩怎么会露出如此嘴脸，原先她认为她们胃口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吃，现在发现她们嘴也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话都讲。耿荻在这时会说：“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耿荻走后女孩们都很惶恐。尤其三三，总会在当天晚上给耿荻写封信，夹在《毛主席语录》的红封皮里，寄到耿荻家。耿荻一收到这种免邮资的邮件，便明白女孩们求和了。她不再读三三文不对题的短信，也知道“拖鞋大队”如何地看重她，除她耿荻之外，社会上没有一个人肯平等地做她们的朋友。这类求和，总是以耿荻心软而圆满收场。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三三和她姐姐闹得太凶，揭露李淡云的身体发育又出了新丑闻，大声嚷道：“臭不要脸的下面都长毛了！”

耿荻甩手便走了。任三三寄多少本《毛主席语录》她也不理睬。一星期后在菜市场附近的露天舞台上，耿荻看见“拖鞋大队”三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在“游街示众”，胸口也都像她们父亲一样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罪状，她们的罪状是偷窃了十二只鸡蛋。卖鸡蛋的农民一听说这三个贼娃娃是“反动作家”的女儿，就把她们揪到了台上。正当放学时间，学生们一群群聚拢到台下，看着三个十来岁扒手女孩，麻秆似的腿和胳膊从嫌短的裤腿和袖子里伸出来，脸已扮出她们父亲那样的厚颜或麻木。耿荻看见最年幼的穗子，拖鞋少了一只，辫子散了一半，眼里只剩百分之五的灵魂。

那农民慷慨陈词后，一个胖女红卫兵登上舞台。她嗓子却惊人地甜美，说三个年幼女贼是受反动父亲的指使，出来搞乱秩序，破坏革命形势。“同志们，咱们一家每人每月才两个鸡蛋，她们贼胆包天，一偷就偷了你一家子的鸡蛋呐！贫下中农把鸡蛋支援了我们城里，她们偷鸡蛋就是破坏我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她实在太激动了，热泪盈眶，一步到了三三面前，抓住三三从她妈那里捡来的旧绣花褂子，因为身量不对，那小腰身垂在三三的髋部，胸便成了腹。

胖女红卫兵问三三，是不是她的混账老子指使她出来搞破坏的。三三嘴一向不饶人，说你才有混账老子。胖女红卫兵说你老子不混账难道是好人。三三说那可不。“你的反革命老子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你老子先死。”

“啪”的一声，胖女红卫兵抡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三三往后踉跄几步，栽了个屁股蹲。三三特别要面子，爬起来脸煞白，寻死的心都有了。耿荻两条长腿一剪，人已在台上。谁也没看见她怎样就抓住了女红卫兵的两手，反扭到背后，完全是个擒拿老手。她嗓音比平时稍响一点，对三三说：“上，给她一巴掌。”

三三瞪着眼。把人牢牢逮好，舒舒服服请她打，这等美事她想也不敢想。

“上啊。”耿荻又说。女红卫兵不老实，想换个稍有体面的被俘姿势。耿荻膝头一抬，女红卫兵甜美地哀叫一声，不动了。耿荻说：“三三，她怎么给你一下，你就怎么还她。”

三三吸了吸混着淡淡血液的鼻涕。

“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狠。”耿荻冷笑着说：“后果我负责，跟你无关。”她有点不耐烦了：“三三你打是不打？你……”耿荻的嘴唇突然一收，一看就知道脏字给惊险地收了回去。三三这才冲上去，一巴掌打在女红卫兵弹性十足的脸蛋上。三三不仅打，嘴还硬得很，说老子反动就该随便挨你揍吗，老子反动我不反动，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三没打过瘾，还要再次出手。耿荻说好了，就打到这儿。她放了女红卫兵，三三却人来疯起来，非要追击下去。连穗子都烦三三，觉得她太狗仗人势。

耿荻在“拖鞋大队”的威信，此刻达到了顶峰。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大概就数耿荻最有威信了。耿荻除了上学，其他时间都和“拖鞋大队”泡在一起，参加她们夜袭军管会孙代表，往“革命作家、画家”家的煤箱里掺猫屎，朝工宣队长家晒的山芋干上涂尿液，还要撕毁新张贴的批判她们父亲的大字报、大标语。“拖鞋大队”在夜里十二点之后繁忙无比，完全是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地下武装。耿荻的功用是组织指挥，身先士卒。由于她的勇敢善战和指挥能力，“拖鞋大队”很少有失败的行动。即便有落网的队员，也从来没发生过变节。

第二个夏天李淡云要去淮北下放，三三也不再和她“相扑”了。耿荻说她弄了一条登陆橡皮舟，请“拖鞋大队”全体去远郊划船。九个女孩骑四辆自行车、一辆三轮车，浩浩荡荡出发。下午时分她们才把橡皮舟充上气，然后载上耿荻带来的桃酥、煮鸡蛋、生番茄和两罐军用午餐肉向水库中心划去。水库中心有个小荒岛，九个女孩唱了一支歌又一支歌地渐渐靠拢了它。快登陆时，橡皮舟的气漏了大半出去。耿荻和四个年长的女孩下水游泳，把剩在船上的四个年幼女孩往岛上推。

野餐时大家都脱下外衣顶在头上晒，身上只穿背心裤衩。耿荻仍穿着她那身学生蓝，湿透水的衣服显得又厚又重。李淡云的身体已是个小妇人，也只能是一副“谁看谁负责”的坦然态度了。每个夏天，这群女孩都对别人和自己的身体有一番新发现。开始大家对彼此身体的变化不动声色，不久便相互指指点点起来。一个说：快看，跟俩小馍似的！另一个就说：那也比你好——跟蚊子叮了两个包似的！一个说：讨厌！往哪儿摸？一个便说：大家看耶，这丫头的肉就往这儿长……

女孩们相互攻击，动手动脚，耿荻傻乎乎地只是笑。她学生服的风纪扣都未解开，脸焐得通红。李淡云说：“耿荻你不脱了衣服凉快凉快？”

耿荻说：“我挺凉快的。”

三三说：“凉快什么？我都闻到你身上的馊味了。”

耿荻白她一眼，说：“我愿意。”

蔻蔻说：“脱了吧，我们都脱啦。”

穗子见耿荻用一把电工刀在切一块午餐肉，然后用刀尖把它送到嘴里。她觉得耿荻的刀抖了一下。

李淡云说：“就是啊，你一人捂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好奇怪。”

三三说：“这样吧——穗子、蔻蔻，你俩脱光，耿荻就会脱啦。”

穗子反抗道：“凭什么我们脱光啊？”

三三突然翻脸，说：“你们谁不脱谁滚蛋。本来就不爱带你们出来。哼，有什么怕的？老子就不怕。”说着她英勇地扒下了自己身上稀烂的汗背心。怕脱，就证明身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三角裤衩也落到了脚脖子。三三站起来，做了个“他是大春”的芭蕾舞动作，腿一掀。虽然全是女孩，三三那闪电般的青春生理解剖，还是显得惊心动魄。她们突然意识到，原来那是如此神秘莫测、层次丰繁、幽深晦暗的东西。

三三得意地叉着腰，对耿荻说：“我都给你看了，你也得给我看。”

耿荻还是不紧不慢地把肉切成薄薄一片，用刀尖送到嘴里，说：“三三你别现眼了，你姐姐羞得要跳水了。”

“耿荻你为什么不脱？”三三简直急疯了。

“为什么不脱？这还不简单？”耿荻站起身，个子比三三高半头，“因为我身上全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三三瞪着她，她也瞪着三三。三三突然“咯咯”笑起来，说她全明白了。大家问她明白什么了。三三仍是狐狸似的眯细眼笑，说反正她全明白了。三三一边笑，一边还用眼去比量耿荻，不怀好意极了。

再看耿荻时，大家发现她有点心虚，虽然嘴里还占着三三上风：“我警告你三三，再这么下流，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事后大家都背着耿荻问三三，她到底明白了什么。三三收起她一贯的胡闹态度，对女孩们低声说：“耿荻可能是个男的。”

女孩们“哇”的一声，吓得搂成一团。这时李淡云已去了淮北，“拖鞋大队”基本上归耿荻领导。三三这个太邪的推断，使她们感到命在旦夕。

三三要她们好好想一想，有谁见过耿荻尿尿？耿荻领她们去军区大院的澡堂洗大池，曾几何时她自己加入过她们的嬉水？问她，她不屑地撇撇嘴，说大池里浮一层人油，打死她她也不下去。再说她家有自己的锅炉，什么时候乐意，什么时候洗，何苦要图大澡堂的“白洗”？听听这解释也没错，但三三认为疑团正在于此。“对了，我想起来了！”蔻蔻一副毛骨悚然的眼神，口气也像讲恐怖故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艺校上课，穗子你记得吧？你那天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叫我帮你请假？后来我叫耿荻陪我去了。高老师上一会儿课，叫我自己先练习，她回家看看她孩子。耿荻就来帮我下腰，手把我抱得好紧。动作早做完了，她就是不放手……”

三三马上问，耿荻的手碰到蔻蔻的要害没有。蔻蔻让一阵猛烈的羞辱呛住，半天才点点头，说好像碰到了。蔻蔻是个小美人儿，十二岁就常有男孩吹她的口哨。她和穗子一同做艺校舞蹈班的旁听生，尽管硬胳膊硬腿大板腰，仍是迷死了老师们。大家问后来呢，蔻蔻说后来耿荻请她去她家住一晚。大家问，“蔻蔻你去了？”蔻蔻说，“……嗯。”大家又问，“耿荻家什么样？”蔻蔻说：“很大，耿荻一人住间大屋，墙上挂了她两个姐姐的照片，都是当兵的。”三三见大家乱跑题，严肃阴沉地瞪着蔻蔻，说：“你肯定让耿荻摸快活了吧？”蔻蔻的脸顿时变了，说：“你妈×三三，你才巴不得让人摸呢！岔多开也没人摸！”

三三这时心思全在大是大非上，对蔻蔻的冲犯也只在心里马虎地记一笔账。她问蔻蔻看见耿荻脱衣服没有。蔻蔻想了一会儿，说耿荻在屋里搭了个行军床，两个人吃了好多炒花生，吃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三三追问，“你没看见耿荻脱衣服，对吧？”蔻蔻使劲地想：“耿荻去刷牙，刷了好久，等她回屋来，我好像已经睡着了。”三三说：“哦，你睡着了呀。”她又鬼灵精怪地一笑，看看“拖鞋大队”的全体女孩，意思是：想象一下吧——这个小美人儿落在了人家手里，又是半夜，又是睡成了一只死猪。

她们约好当晚一定设法让耿荻露馅。耿荻八点钟准时到达“拖鞋大队”的秘密据点——作家协会办公楼三层的一个女厕所。耿荻一手转着她的自行车钥匙，一手拎着个面粉口袋，吹着“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的口哨大摇大摆而来。女厕所的门闩死之后，耿荻把面粉口袋递给三三，说：“你们自己分吧。”面粉口袋里装着二十多个不合格皮蛋，女孩们磕掉蛋壳上的泥和糠秕，惊喜若狂：二十多个蛋个个不臭，只是每个蛋都是半虚半实，一个蛋壳里只有半个蛋。

耿荻还是那样，脸上带着淡淡的轻蔑，看这群文人之后开荤。她们一个个飞快地往嘴里填着，眼睛却盯着别人的手和嘴，生怕别人吃得比自己快。耿荻无论带什么食物，她们都这样就地解决：在地上铺一张报纸，七八个人围着报纸蹲下，完全是群茹毛饮血的狼崽。耿荻甚至相信一旦食物紧缺的局面恶化，她们也会像狼崽一样自相残杀。耿荻不时带些食物给她们打牙祭，似乎就是怕她们由“反革命狗崽子”变成狼崽。看看这个洞穴吧，可以诱发任何人野性发作——这个早已被禁用的女厕所里，堆满石膏雕塑的残头断肢。女孩们老熟人似的曾将它们介绍给耿荻：这是猎神黛安娜的大奶子，这是大卫王的胸大肌，这是欲望之神萨特尔的山羊身体，这是复仇女妖美杜莎的头发。沿着墙壁悬置一圈木架，上面有两个雷锋头像、四个巨大的刘胡兰面孔，眼珠子大如皮蛋。还有几双青筋暴露的大手，那是陈永贵的，也可能是王铁人的。

眨眼间二十多个皮蛋全进入了她们的消化系统。女孩们这时全在想一个问题：假如把耿荻的真面目揭出来，往后还会有皮蛋吃吗？再往下想，她们在学校和马路上挨了别人欺负，没有耿荻，谁去为她们做主？每次她们把状告到耿荻那儿，耿荻便上她们学校去，用自行车带着她们招摇几圈。光是她车子的档次和她的气势，就让人明白她是什么来头了。

念起耿荻种种好处，女孩们实际起来。有皮蛋吃，有耿荻又宽又方的肩膀做保护伞，何必非要揭开她的真相呢？尤其冬天来了，她们的父亲全被押到五十里外的农场，原来拮据的收入又多出一项给父亲们添置冬衣、被褥、营养品的开支。耿荻在这个冬天给她们的情谊和援助，更显得珍贵。应该说，她们已把耿荻作为靠山、作为安全的大后方。靠山是雌是雄，又有什么关系。

李淡云在春节前回来了。这是个陌生的李淡云，又黑又粗，留着女流氓式的鬓角，一点儿“海涅”、“普希金”的痕迹也没了。两帮子男知青为了她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李淡云回来是为了镶牙，那场仗也打掉她两颗牙齿。她偷了她母亲的金项链，打算包两颗金牙。她回来就和耿荻相处得亲密无间，三三告诉“拖鞋大队”，说她姐姐和耿荻一天到晚密谈，李淡云抹泪，耿荻长叹。三三刺探，耿荻就轰：“去，小家伙懂什么。”

一天清早，耿荻用自行车把李淡云带走了。下午她驮回的李淡云又陌生一层：一张青脸，眼神却哀婉美丽，尤其在看耿荻的时候。不久三三告诉“拖鞋大队”，李淡云造孽不浅，打下一胎四个月的小毛头。大家便找着借口来到李淡云床前，觉得再也不能和她平起平坐，人家已经是超越了巨大羞耻，经过巨大流血牺牲，永别了女孩时代的人了。她们用半是恐惧半是崇拜的眼光看着懒洋洋靠在床上的李淡云，替她倒带血的尿盆，洗带血的裤衩。李淡云的母亲一边端红糖水、细挂面，一边说：“井盖了盖子麻绳总找得到一根吧？不行你们大家借包老鼠药给她，省我点红糖挂面。”李淡云回道：“是人家耿荻送我的挂面！”她母亲冷笑一声说：“光荣啊，做个破鞋还吃营养伙食，补好再出去作怪啊！”

等到她妈发现她的金项链变成了李淡云的两颗牙，便不再手软。她用鸡毛掸子把李淡云好好抽一遍，便请耿荻带她走。耿荻把李淡云接到她姐姐一个同学家住了一个月。李淡云康复之后，“拖鞋大队”设宴欢送她回乡下。她们还是老伎俩，用八角钱买十个锅贴的筹签，再用刀仔细剥开筹签的表层。筹签是马粪纸做的，两面盖着饭馆的红印。剥开的筹签和新的马粪纸胶合，再涂一点红印泥，浸上菜油和锅灰，在晚上使用，完全混得过去。这样一个筹签就成了两个，她们半买半劫地备足了晚宴。报纸推开，锅贴也分成九份，大家吸溜着口水等着耿荻。李淡云说，这次多亏了耿荻。大家都说那可不是，天大地大不如耿荻恩情大。

“就算耿荻是个男的，我也认了。”三三突然来一句。

穗子说：“耿荻要真是男的怎么办？”

蔻蔻古怪地笑笑。李淡云耷拉着眼皮，心里有数的样子。

三三指着李淡云：“你肯定知道，耿荻是不是男的！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早就发现你们俩眉来眼去！”

“放你的屁。”李淡云不屑地说，看也不看她妹妹一眼。她现在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懒得和三三这个十三岁的黄毛丫头一般见识。

“她是耿荻的帮凶。”三三指着她姐姐对大家说，“她帮着耿荻打进‘拖鞋大队’，帮耿荻隐藏下来。真阴险啊，我们光屁股、尿尿、洗澡都让人家看去了！还让人家摸了呢！”

“你少煽动，李逸云。”李淡云说，还是懒得细说分晓，“吃醋就说吃醋——不就是人家送我的挂面红糖没你份儿吗？”

“你巴不得耿荻是个男的！”

“我是巴不得。她要真是男的，我就跟她好了！可惜天下没那么好的男的！”李淡云以一种饱受创伤的过来人口气感慨道。

穗子虽然年幼，但她发现李淡云不光是赌气。李淡云眼里含着不无美好的痴心妄想，尽管嗓音笑容都纯粹属于一个女流氓。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吧？”三三对大家说，“我们全上了李淡云和耿荻的当了！”

李淡云哼哼地笑，说：“李逸云你有种扒了耿荻裤子嘛，这半年你偷吃偷喝也吃胖了，多几个爪牙不怕扒不了一条裤子。”三三说：“你还别激老子，老子扒猫皮扒兔子皮都是老手，军管会孙代表女儿的裤子，我也扒过几回。”李淡云说：“好，李逸云，你今晚要不扒耿荻的裤子，我们全体扒你的。”她转脸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说同意。堕了胎的李淡云似乎成了她们的长辈，对她都有些敢怒不敢言。

耿荻一进来就发现气氛异样。她把一面粉口袋大枣搁在报纸上，便解开棉袄扣子。她发现所有眼睛都往她解开的袄襟内部看。她撕一张报纸，垫在地上，两腿一盘，坐定了。这时她发现所有眼睛转了方向，全朝她裤裆方向来了。

大家在听李淡云讲农村的事，一面用手指剥开大枣，若有蛀虫和虫卵，就搓一搓，或用筷子刮一刮，再放进嘴里。李淡云说打架打得最凶的两个男知青本来要判刑的，结果，突然被军队篮球队带走了。女孩们都说，当兵多好啊，扔的次品皮蛋、蛀虫枣子也够我们吃的。于是大家便问耿荻：耿荻你两个姐姐当兵，你干吗不当兵去？

耿荻把嘴一撇，肩一扛，答复全在里头了。

“耿荻舍不得你呀，蔻蔻。”三三说。

耿荻白牙一龇，对蔻蔻笑笑。

“耿荻你到底为什么不当兵？”女孩们追问道。

耿荻说：“这还用问？”细眼眯得更细，几乎是调戏的表情：“我走了你们怎么办？”说完她立刻哈哈大笑，马上否定了她刚才酸溜溜的戏言。

李淡云说：“三三，你不是发现了重大疑点吗？说出来给耿荻听听。”

三三只是剥枣里的蛀虫，假装没听见。

耿荻却并不问什么重大发现。她也用心地对付枣里乌黑的虫卵，把它们清除在报纸上。大家都静默下来，不时有人飞快地看一眼耿荻，她的蓝裤子、蓝棉袄从来没像此刻这样难以看透。

“我就知道你孬货一堆。”李淡云激将三三。其实李淡云眼下的心情非常复杂，希望三三和耿荻交锋，打出个水落石出，又怕一架打下来，真相是大白了，可脸也撕破了，她们就永远得罪了一个最难得的朋友。耿荻是怎样来的？耿荻是在一个城市的人都朝她们白眼时来的。

“孬货也比烂货强。”三三说。

耿荻牙疼似的咂一下嘴。

李淡云也不知道她究竟希望耿荻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耿荻，三三说你……”三三一只拖鞋“啪”的砸在李淡云肩上。二话不说，李淡云已把那只拖鞋拍了回去，拍在三三额头上。耿荻马上立在两姐妹中间，一手按住一个脏话四溅、涕泪横飞的音乐家后代。

大家呆呆立在石膏大腿、石膏胸脯之间，看耿荻不偏不颇地拉架。一年多下来，耿荻拉架已拉得很好。加上她原本有手劲，动作张弛自如，很快把李淡云推到萨特尔的山羊身子后面。她一再警告大虾一般弹动的三三：“再动，我伤了你筋骨啊！”三三被捺在黛安娜肥大的胸脯之间。耿荻声音低八度：“我真伤你啦。”

三三虽然仍在朝李淡云跳脚，动作却一点点小下去。耿荻毫不费力地一只手扼住她，另一只手腾出来捡跌烂的刘胡兰面孔。耿荻看上去力大、度大，完全是个对女孩们既惯使又小瞧的大男子。

这时有人在门外吼道：“里面什么人？”

大家一下子张大了嘴。她们全听出门外的人是孙代表。她们只听孙代表讲过一次话，但把他的口音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那是军管会刚进驻作家协会的第二天，所有“反动作家、画家”的子女被集中到食堂。一个英俊和蔼的中年解放军走上去，管大家叫“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自己姓孙，是军管会的负责人。在部队大家叫他“孙教导员”，孩子们叫他“孙叔叔”就可以了。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浑身正气的叔叔，简直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孙代表要孩子们放心，只要他们与反动的父亲们划清界限，揭发父亲们的反动言行，祖国人民绝不亏待他们。

一个孩子问：“揭发我爸什么呢？”

孙代表想了想说：“比如说，你爸偷听敌台。”散会之后，孩子们看着孙代表雄赳赳的背影相互安慰：“我爸就是真的偷听敌台，我也绝不揭发。”

这时孙代表在门外喊话：“你们不出来，我要派兵来砸门啦！”

“拖鞋大队”明白孙代表光杆一个，手下两个兵春节回乡了。她们搬了大卫王的中段和美杜莎的上半身，抵在门上。耿荻用手势叫大家千万别乱，她和李淡云正拆下一寸厚的隔板，打算用它抵门。

“不要藏了，我已经看见你们了！”孙代表说。他面孔贴在匙孔上，鼻子挤得扁平，往熄了灯的女厕所窥视。

现在推过来的是人面羊身的萨特尔，穗子和蔻蔻骑坐到它雄厚的背上。

“好，不出来就不出来吧。我可以给你们父亲罪加一等。谁让他们指使自己儿子捣乱破坏啊……”

耿荻咧开嘴无声地仰天大笑。所有女孩都张牙舞爪地狂喜：这个笨蛋孙代表做得多低级？露马脚了吧？

“不然，就是你们的父亲教你们在里面偷听敌台！”

女孩们还是手舞足蹈，心想，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父亲们反正早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处境还能再往哪儿坏？

等她们静下来，发现孙代表早已走了。耿荻拉一下门，说：“完蛋了，那家伙把门从外面闩住了。”

直到第二天清早，孙代表才回来。他看见一摊浑浊液体从门缝下流出来，便同情地问，女厕所马桶全堵死了吧？不如把那些牛鬼蛇神石膏像做尿罐，反正那个“特嫌”雕塑家早跳楼了。

双方又对峙一天，孙代表告诉她们，昨晚他只不过用了根铁丝闩的门，那玩意太不结实，今晚他换了根拇指粗的火通条，绝对保证大家安全。说完他便告辞回家睡觉了。

他一走，女孩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尿尿。半袋蛀虫枣子已吃完，到后来她们连虫卵也不清理了，直接扔进嘴里嚼。剩下的就只有自来水了。耿荻说只要喝水就死不了，至少七天之内都能喘气。大家就不停地喝水，然后不停地尿尿，把所有的雪白石膏像底层都泡成了黄色。

四个马桶隔间的门都被钉住，耿荻每次都得从门上方翻进去。女孩们蹲在地上看她翻，矫健是没错的，不过毕竟不省事。这样麻烦自己，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耿荻的第二条长腿一蹬地，人已骑在门框上了。她无意间发现蹲在地上的八个女孩全把脸仰向她。黑暗中十六只黑洞洞的眼睛组成黑色的火力网，将她牢牢锁定。她感觉到她们伺机已久，等的就是这一刻。

“耿荻你干吗呀？”她们中一个声音问道。

她回答了一句，但那阵致命的狼狈感使她马上忘了她回答了什么。

“撒谎吧？你每回说拉肚子，我们都听见你不过是小便。”

她们中另一个声音说道。耿荻想，果真中了她们的埋伏。原来这群女孩也是这“怀疑一切”大时代的一部分。耿荻骑坐在两米高的门框上，看她们整齐划一地站起来，站在比例悬殊的巨大白色雕塑之间。

耿荻一贯的态度回来了。她爱理不理地笑笑，说：“关你们什么事——我拉不拉肚子？”

“你干吗非爬那么高，费那么大劲翻进去呢？”

“这你都不知道？”耿荻又一笑，“我要脸呐。”女孩们稍愣又问：“你怕什么？！都是女的！”耿荻不理睬她们了，一条腿极有弹性地着陆于干涸的马桶。

所有女孩在外面屏了呼吸，听着里面的每一响动。耿荻说：“真文雅啊——大文人的千金们！”

“反革命大文人的千金。”她们隔一扇堵死的门纠正她道。

最终还是靠了耿荻的长腿，捅开门上方一块木板，伸手出去拨下火通条，大家才突了围。孙代表到最后也不知道与他顽抗了两夜一天的都是谁。

端午节那天“拖鞋大队”全体逃学，背了各种食品去看她们的父亲。路程有五十华里，她们仍是五辆自行车，轮流骑，也轮流被人驮。每辆车把上都挂着大大小小的网兜，里面盛着过期羊肉罐头和各种残次食品。她们把过期猪板油用小火熬炼，炼出的油居然也白花花的，再撒些盐和花椒，香得命都没了。根据各自父亲不同的刁钻癖好，她们还挖地三尺地弄到一些精致物件，比如穗子爸曾经只用蓝吉利剃须刀，蔻蔻爸只用纯棉细手纸，三三爸每顿饭后必喝一口白兰地助消化，绿痕爸只用“友谊牌”冷霜。穗子带得最多的，是她爸需要的姜茶。穗子爸有胃气痛，一年到头离不了姜茶。

太阳滚烫，女孩们开始骂穗子，自己不会骑车，还带那么多东西。耿荻说：“真是一帮小女人，整天计较小破事。穗子，来，坐我车上。”

自从那次女厕所抗战，耿荻索性就是一副小爷儿姿态，常常说女孩们头发长、见识短、鸡零狗碎、胸无大志。

耿荻骑得比其他女孩快，不久便和大家拉开了距离。

穗子发现耿荻是个很懂体贴的人，过一点儿小坎都提醒她坐稳，大下坡时还叫穗子抱紧她的腰。穗子觉得自己心跳得有些超速：这个耿荻要是个男孩该多么可爱。她想或许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暗暗爱着一个有可能是男孩的耿荻。她们阴谋加阳谋，不断伺机要揭下耿荻的伪装，其实就是想如愿以偿。

穗子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在摸耿荻的辫子。没有这两个辫子，事情就一点也不荒谬了。

“耿荻，谁给你梳的辫子？”

耿荻笑了，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梳的？”

“这种反花你的手得反过来编才行。”

“原来你一点不傻呀！”她又是那样仰天大笑，“是我家老阿姨给我梳的。我从小就是她给梳头。她不准我妈给我剪头。”

穗子不响了。她在想，或许耿将军家风独特，为了什么封建迷信的秘密原因把个小子扮成闺女了。但穗子还是觉得这太离奇了。三三发动的这场“大怀疑”运动，大概是一场大冤枉。她知道耿荻和大家拉开距离之后，三三就要正式布置了。原先耿荻不参加她们这次探亲，说你们是探望你们的爹啊，又不是我爹，我去算谁？大家说，去吧去吧，你不想见我们这些著名的反革命爹呀？不想看看他们脱胎换骨之后嘴脸还丑恶不丑恶？耿荻答应同行时，哪里会想到一张天罗地网已悄悄张开。

穗子真想告诉耿荻，你逃吧，现在逃还来得及。但她绝不能背叛“拖鞋大队”。穗子已背叛了老外公，她已经只剩“拖鞋大队”这点患难友情了。耿荻的车下了坡，三三她们的车刚刚上到坡顶。她们在商量今晚宿营时如何剥去耿荻的“伪装”，耿荻没有退路，没有出路，只能决一雌雄。七双手将会摁牢她，然后好戏就登场了。穗子看见四辆自行车正交头接耳。三三会说：“这年头什么伪装都有。穗子外公多像老红军啊，结果是个老白匪……”

到农场时已是下午。远远就看见一群父亲排成一列长队伍，正传着巨大土坯。蔻蔻爸站在队列外，戴顶草帽，一辆独轮车过来，他便往车里添几锹土。

女孩们找了块稍凉快的地方坐下来，一声不响地看着这支由父亲们组成的晦暗阴沉的队伍。已是夏季了，父亲们还穿着深色肮脏的冬天衣服。穗子爸是一件深灰呢中山装，两个胳膊肘在破洞里忽隐忽现。三三爸穿的是件绸面丝棉袄，丝棉从无数小孔露头。只有蔻蔻爸的装束合时宜：一身浅蓝劳动布工装。

“蔻蔻，你爸爸没戴白袖章！”

蔻蔻仔细看，立刻慌了。她爸怎么忽略了这么大的事，把写有“封、资、修画家”的白袖章给忘了？

女孩们就这样坐着，看着，偶尔说一句：“我爸脚有点瘸。”“我爸瘦多了。”“我爸直咳嗽，别是犯肺病……”

耿荻坐在她们身边，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她从来没见过她们如此安静，娴雅，充满诗意。

工间休息时间到了。女孩们向工场中的父亲们走去。耿荻一个人坐在原处，望着远处的父女相会。没有她想象的欢笑，最多是父亲伸手摸摸女儿的脑袋，拉拉她们的辫子。然后女孩们把夏天的衣服和礼品交给了父亲们，便朝耿荻这边走来，耿荻完全不认识她们了，她们沉默并凝重，忘却了世间一切鸡零狗碎的破事，全是一副优美的灰冷情调。耿荻想，这大概是她们的真面目了。

傍晚时分，女孩们去父亲们的营房看他们开晚饭。一件出乎她们意料的事发生了。所有的父亲捧着女儿们刚送到的“高级物品”低头站在伙房门口。这个农场有上千人，大多数来自文化界和文艺界。人们出入芦席围成的伙房，都停下了脚看女孩父亲们手上捧的纯棉细手纸、小瓶白兰地、友谊搽脸霜、姜茶和蓝吉利刮脸刀。从远处听不见父亲们在念叨什么，但女孩们明白他们一定在悔罪。一定在说：“我生活作风糜烂，把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带进了劳动改造的艰苦环境……”

大家全站住了，站了一会儿，全哭起来。

耿荻发现她们的哭也跟平时不同了，是一种很深的哭泣，完全没有声响，只有滂沱而下的眼泪。耿荻知道她们心痛而愧疚，因为她们别出心裁的礼物，父亲们必得如此当众羞辱自己。

晚上女孩们去父亲们的营房坐了一会儿。营房就是巨大的芦席棚，里面搭了一百多张铺板。父女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些消息，当着一百多人，连拍拍脑袋、拉拉辫子的亲热也省去了。

耿荻等在门外井台上。她已经看够了，不愿再看父女们的离别。她坐在井台的青石台阶上，嘴里吹着《二小放牛》，见女孩们鱼贯走出芦席棚，蔻蔻远远落在后面。大家顾不上留神蔻蔻的反常，只感到气息奄奄的疲乏。

所有芦席棚的灯都熄了，“拖鞋大队”还坐在井台上。“白来一趟。”三三干巴巴地说。两个多钟头，她们第一次开口。“那么远，白来了。”三三又说。

“大家说都是你的馊主意，三三，要是不带那些‘高级物品’，就没事了。”

三三不反驳，过一会儿她说：“也不知谁爸爸打的头？”

“肯定是绿痕爸。”

“凭什么肯定是我爸？！”

“你爸最想脱胎换骨呗。”

“你爸呢？吃‘忆苦饭’糠团子吃个没够，还直说好吃！”

“说不定是穗子爸带的头。穗子爸一打就招。”

“你爸才一打就招！”

“肯定是穗子爸想挣个好表现，主动把一百多包姜茶交上去，装得特诚恳，说：我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了我的孩子……”

“三三你少诬蔑我爸！你爸才这么孬种呢！”“我爸才不会把那瓶白兰地主动交上去呢！肯定是谁爸出卖他的！”三三怒吼道，“我捡碎玻璃卖的钱，给他买那一小瓶酒，你要了他老命他也不会主动交出去！就是你们那些爸，假积极、装革命，想洗心革面！”

三三这下子打击面太宽了。女孩们一致指着她鼻尖，说你爸想捞政治资本，把家里的麻将牌、电唱机当着红卫兵砸掉了。结果怎么样？还是挨了红卫兵的一顿牛皮带，腰子差点打烂……

三三突然一伸手，指住站在一边的蔻蔻：“是蔻蔻的爸！是蔻蔻爸主动交代……”

蔻蔻一声不吱，手到处抓着身上的蚊子包。

原来是这样。原来蔻蔻爸头一个引火烧身，把女儿五十里路云和月带来的东西供了出去。看来她们的父亲被改造得相当好，不但善于叛卖别人，更善于叛卖自己。

当晚大家取消了野营计划，星夜赶路回家。路上蔻蔻一人骑车，既没人驮她，也没人让她驮。耿荻完全理解女孩们对蔻蔻的孤立，也认为蔻蔻爸这一记干得缺点人情味，背叛自己也罢了，怎么可以背叛自己的女儿？以使得所有父亲背叛自己女儿，狠狠伤女儿们的心？这时蔻蔻的车贴上来，希望能和耿荻默默就伴。穗子坐在货架上，见蔻蔻越贴越近，忽然向地上极响地啐一口唾沫。

所有女孩都开始了，你啐了我啐。蔻蔻减速了。不久，黑暗的乡间公路上，蔻蔻就剩了个依稀的小影子。

“蔻蔻可能在哭。”

“哭死才好。”

“会不会碰上坏人？”

“碰上活该。”

“要是蔻蔻现在喊救命我们救不救？”

“不救！”

“真不救？”

大家心齐口齐，大声说：“不救！！”

蔻蔻爸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提前完成了。不久女孩们看见他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画毛主席像。他先指挥一群艺校美术班的学生在一堵高十米的墙上打格子，然后他自己开始在那些格子上爬，看上去像条巨大的四脚蛇。女孩们还见蔻蔻提着一个带襻的饭盒，把饭给她爸送到现场。她爸连吃饭也表现得十分英勇，把蔻蔻送来的饭盒用根绳子吊上去，在高处吃起来。所有女孩便坐在砖堆上看，边看边咬耳朵，然后“轰”的一声大笑，笑得蔻蔻人都矮一截。

她们说其实蔻蔻爸在高空吃饭是怕人家看见他饭盒里有青椒炒子鸡、黄豆蒸板鸭、熘肝尖或炒腰花。她们能想象到的美味，反正都在蔻蔻爸的饭盒里。英勇地叛卖了自己，对着“革命左派”说“我不是人，我该死”，把自己糟蹋个够，总算有了成效，蔻蔻爸工资解冻，蔻蔻妈也不必一早上菜市抢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了。蔻蔻去学校，也没人往她课桌上抹浓痰了。总之，蔻蔻爸的尊严人格光荣就义，换回了蔻蔻一家的好伙食，在女孩们看来，也算值。

女孩们看见蔻蔻被笑得浑身芒刺，简直乐疯了。蔻蔻爸却什么也察觉不到，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细嚼慢咽。蔻蔻爸原先一头卷毛，为了接近工农兵形象而剃秃了。

蔻蔻仰脸喊：“爸，快点啊！”

“啊……啊。”蔻蔻爸加快速度。他唯唯诺诺惯了，对女儿也谦虚谨慎。

女孩们在蔻蔻拎着脏饭盒向回走时，终于找出了她的碴儿。

“站住！”

蔻蔻回头，见叫她的是绿痕和穗子。三三目前以军师自居，凡事不动声色。耿荻已和“拖鞋大队”有些疏远，李淡云即使回来，也很少参加“拖鞋大队”的活动。

穗子说：“不准你穿我们的拖鞋。”

蔻蔻马上去看自己的脚。那双又脏又旧的红色海绵拖鞋的确是这个集体开除她之前和大家一块购置的。那是一批处理货品，五角钱一双，每双都是一顺拐的两只左脚。

“脱下来。”绿痕说。

蔻蔻看着六个女孩。从幼儿园到中学，她没跟她们分开过。

所有女孩都说：“脱下来。”

蔻蔻美丽的脸在女孩们眼里变得很丑，这一点她自己明白。女孩们在蔻蔻眼里变得很优越，这一点女孩们更清楚。

“那你们要我穿什么回家呀？”蔻蔻虫鸣似的说。

“打赤脚。”三三说。

“……有碎碗碴子。”

“那我们不管。”

“太阳晒得洋灰地好烫！”蔻蔻说。

大家愣一会儿，全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个蔻蔻真可怜，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发嗲。蔻蔻看见耿荻的笑被每个人模仿得很好，这种笑一出来，真是壮胆壮声势啊。

蔻蔻打着赤脚，一步一个灼痛地走了。她的父亲就在头顶，她却没有向他求援。女孩们看着走远的蔻蔻，心里说，好样的蔻蔻，被逐也是光荣被逐，毕竟是“拖鞋大队”的前优秀队员。

但很快发现蔻蔻还是死皮赖脸穿着那双“一顺左”红拖鞋。她们又警告她几次，一次比一次效果差。最后一次蔻蔻居然说她是“拖鞋独立大队”。

女孩们偷出家里的废铜烂铁、父亲的旧稿纸、母亲的铜粉盒、铜鞋拔、银领花、银胸针，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然后她们去百货公司，买了八双白色透明拖鞋。八双里包括李淡云和耿荻，虽然耿荻永远一双蓝回力鞋。她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拉拢耿荻和李淡云，彻底孤立蔻蔻。

不久蔻蔻也穿起了一模一样的白色透明拖鞋。和上回不同的是，这回怎样骂她，对她扬拳头吐唾沫她也不脱了。僵持了一个月，女孩们又换一种拖鞋。她们穿着新拖鞋“夸嗒夸嗒”在作家协会响亮地走，招摇地扭，看蔻蔻这回怎么模仿。拖鞋底是她们从军区澡堂偷回的木拖板，钉的襻子是她们自己用毛线织的。就算你蔻蔻也有贼胆去偷木拖板，毛线你绝对找不到同样的。那是三三和穗子从自己毛衣毛裤上拆的线，橘黄通明，桃红绝艳，几十米开外，就能看见有声有色的“拖鞋大队”了。

蔻蔻这下垮了。她对着耿荻哭诉女孩们种种残忍行径，只因为她爸的过——她爸太想画画了，哪怕画毛主席像都行。耿荻却说：“不用理她们。你不是还有我吗？”

蔻蔻看着耿荻。是啊，还有耿荻呢。耿荻这样的朋友一个顶十个。十个人也救不了李淡云，耿荻却单枪匹马把“现行反革命”李淡云救了。李淡云被提拔为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天早上在大喇叭里祝完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又祝已是死有余辜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两个民兵立刻把她绑下，关押起来。耿荻带着省军管会的介绍信赶到时，民兵们正要给李淡云动刑。耿荻最后使了钱才把李淡云接回了省城。

耿荻把“拖鞋大队”的六个女孩招集到女厕所，在地上铺好报纸，从蓝学生装的口袋里掏出两把巧克力。女孩们瞪着五光十色的锡箔纸包着的巧克力，简直就是在瞪一掬珠宝。她们剥开糖纸，仪式般地咬了一口。耿荻看她们相互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巧克力是真货。久违的香甜在口中洇开，女孩们深感离这样的味觉文明已太远了。

耿荻说“拖鞋大队”势单力薄，绝不应该分裂。女孩们说，自从清除了蔻蔻，大家空前地团结。耿荻说你们不要忘了，正是别人排斥你们、孤立你们，才使你们最初那样友爱；那时矛盾冲突也有，但总在格斗或争吵中很快解决。女孩们说，那可不同，那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耿荻问，难道蔻蔻成敌人了？女孩们说，看看她爸！得意忘形了！跟孙代表拍肩打背，晚上乘凉还坐一块打“拱猪”呢！蔻蔻妈也不是个东西，教孙代表那个蠢丫头弹起钢琴来了！三三的钢琴给抄家抄走了，孙代表凭什么敢动那些查封的“抄家物资”？！

到了晚上十点，耿荻烦了，说行行行，都是些难养的小女子，我算领教了。她站起身，拍拍屁股，对女孩们一摆下巴：“回见了。”女孩们黯然神伤地坐在报纸上，明白耿荻对她们有多失望。

再看见耿荻是秋天了。耿荻的车后座上常常坐着蔻蔻。蔻蔻穿着合身的“的确良”女军装，比一棵小白菜心还馋人。每看见“拖鞋大队”在作家协会门口坐成一排，一派笑傲江湖的潇洒，蔻蔻就眼皮一垂心碎肠断的样子。耿荻似乎什么也没意识到，大巴掌扬扬，白牙一龇，笑道：“向娘子军战士们致敬！”她仍是优越感十足，英气勃勃，一副“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的高姿态。

女孩们说：“看上去耿荻和蔻蔻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她们浑话归浑话，心里却酸楚得很。她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耿荻的确喜爱超过其他人，也认为耿荻该对自己偏些心。除了耿荻那对辫子虚假之外，耿荻是她们遇到的最真诚的一个人。因为一个蔻蔻，耿荻已不可逆转地在远离她们。

这天三三在课堂被老师罚了站。三三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见蔻蔻也被罚了出来。三三当然不知道，蔻蔻存心惹祸，以得到这一罚。

一分钟后，蔻蔻说：“我爸又被你爸揭发了，昨晚给带回农场了。”

三三一句话也没有。

“你爸揭发我爸在农场画了两个女看守的裸体。”

三三奇怪了，问道：“女看守把衣服给你爸脱了？”

“不用脱我爸也画得了。穿再多衣服我爸一眼就能看出她们光着腚什么样。我爸一向就那样。”

两个人沉默一会儿，三三开口了。她说：“你现在和耿荻成死党了。”

蔻蔻沉默着。

“你不是常去耿荻家住吗？”

“……耿荻家离舞蹈班近。”

“我又没别的意思，你急着辩解什么呀？”

“我没辩解啊！”

“看你急得，我又没说你和耿荻在搞鬼！”

蔻蔻真想咬三三一口。不过现在“拖鞋大队”是三三主事，蔻蔻若想回到集体怀抱必须忍受三三。一共才离开集体三个月，蔻蔻觉得像半辈子。她想死了和女孩们四处游击的生活，装鬼吓工宣队军代表的崽子们，撕毁父亲们的大字报，往“革命左派”老婆们晒的衣服上放毛毛虫，或者齐声大唱充满下流暗语的歌谣。那是多么令蔻蔻神往的一段日子。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荣耀一样，让女孩们自尊，甚至自大。

“告诉你一个绝对秘密。”蔻蔻向三三凑近一步，“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我保证不告诉。”三三已闻得到蔻蔻嘴里发酵的奶糖气味，“说啊！”

“你肯定要告诉你姐！”

“去你妈的，李淡云一年才回来三次！”

“你肯定会告诉穗子！”

“穗子考上军队文工团了，快走了！”三三说，“滚蛋，你别告诉我了，我不想听了。”

三三把脸转向大操场。雨刚过，操场上密密麻麻布满几千个脚印。

蔻蔻嘴巴贴在三三耳根上，连她蛀虫的牙，她家常吃的猪油蒸霉豆腐，三三都嗅得到。蔻蔻告诉三三，她翻过耿荻的床头柜，发现所有的长衬裤全是男式的。

“还有什么是男式的？”三三问。

蔻蔻说：“还有衬衫、背心，全是军队男兵的！”

三三思考一会儿，问蔻蔻：“耿荻肯定摸了你吧？”

蔻蔻脸涨得通红，说：“三三你个骚流氓！”

“你们俩睡一张床了吧？毙了我，我都不相信。”三三说。

“你不相信什么？！”

“你说我不相信什么？”三三坏笑着。

“你爱信不信！”蔻蔻叫起来。

老师的脸伸出来，看看这两个“反革命女狗崽”在门外造什么孽。“罚站都不安生？跟你们反动老子一样，死不悔改！”

放学后老师让三三和蔻蔻继续站在那里。又下雨了，蔻蔻拿出伞，看看英勇不屈的三三，决定也英勇不屈地挨淋。

“三三……”

三三像什么也没听见。

“三三，我告诉你……”

三三仍是什么也听不见的样子。

“三三，你听我说嘛……”蔻蔻崩溃了。

三三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耿荻是个男的。”

尾声

后来的事是穗子当兵后从女孩们的信上读到的。

蔻蔻终于坦白，说耿荻摸过她。蔻蔻一坦白，“拖鞋大队”立刻宽恕了她，并发给她一双红黄带子的木拖板。那是冬天了，蔻蔻也不嫌冷，“夸嗒夸嗒”的穿着鲜亮刺目的木拖板跟着女孩们吵闹地四处走动。

一切都布置好了，她们让蔻蔻去请耿荻。耿荻突然戴起眼镜来了，好像近视得还不轻。进了女厕所，耿荻拿出两把大白兔奶糖。她奇怪了，发现女孩们的没出息馋相荡然无存。

“哟，今天怎么了？拒腐蚀永不沾啊。”耿荻感觉到气氛不对，却仍有侥幸，打着她平素大大咧咧的哈哈。

“耿荻，你不要笑。”绿痕说。

耿荻说：“呵，呵！”她仰天大笑。

女孩们都喝道：“不准笑！”

耿荻的军人血液热起来：“我笑了，又怎么样？”

“再笑一个看。”三三说。

耿荻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妙。

“干什么？你们找死啊？！”她两根粗大的眉毛绷成一条线。

“你欺负了蔻蔻。”三三说。

耿荻大吃一惊。“我欺负蔻蔻？”她看着蔻蔻，“蔻蔻，我欺负过你？”

蔻蔻一点也不敢看耿荻，支吾道：“嗯……”

“你怎么这样不讲良心，蔻蔻？我怎么欺负你了？”耿荻的目光逼着蔻蔻抬头，和她交锋。蔻蔻却死不抬头嘟哝着说耿荻就是欺负了她。嘟哝着，她猛烈抽泣起来，脸埋在两个膝头上，哭成抽搐的一团。

耿荻伸手去推蔻蔻的肩，蔻蔻甩开她。耿荻又去扒蔻蔻的脸，说：“姜蔻蔻，你可是晓得冤枉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父亲更知道冤枉是怎么回事。蔻蔻，你胆敢抬起头看着我说我欺负你，我任打任罚。”

蔻蔻头埋得更深，泼喊泼闹起来：“你就是欺负我了！你把我骗到你家，就想欺负我……”

耿荻站在那里，脸上的笑可怕起来。蔻蔻又拔高一个调哭喊：“你趁我睡着就动手动脚……”大家只听“嗵嗵”两声，耿荻四十码的回力鞋已在蔻蔻身上两次着陆。

“小贱人。”耿荻说道，细眼也不睨蔻蔻地扭头便走。

预先摆好的陈永贵几双大手“哗啦啦”朝耿荻倾塌下来。耿荻明白中了圈套，正要夺门而逃，悬拴在门上的“美杜莎”突然坠落，砸在耿荻头上。

耿荻看看地上的血滴：五！六！七八九……顿时几十滴、上百滴……不久，浸透尿液的地上，汪起一层血。她的血。

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

穗子读到此处闭上眼睛。那是个军营的礼拜天，同寝室的女兵仅穿着三角裤和胸罩坐在地上吃西瓜。一会儿一阵笑，一笑便笑成一团。

信的结尾非常唐突。女孩们告诉穗子，扒下耿荻的男式衬衫和背心、男式外裤和衬裤，发现耿荻是个地道的女的。风华正茂，全须全尾……

「穗子·青春」

灰舞鞋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稀[2]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窿。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她步子不快不慢，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

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小穗子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

好，她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时在灯光里，不久，又进入黑暗。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

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有十五岁没有？文工团的？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她在往那一带去。

很快路灯就稀疏了。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连一贯在墙外转悠，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这都很好，很理想，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外在条件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现在站立下来，整个身影里也少了几分神秘的样子。一边是马路，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她没有手表。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他是有手表的，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

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又动了动。不久，她发现自己一只脚钩起，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踢几下，就踢出一种舞蹈来；左脚两下，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换成右脚。她忽然不踢了，是个谈恋爱的人了，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她让自己站定，好好想想，抽屉锁上没有？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等于就是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

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戴了起来。口罩该洗了，在白天看上面一定有着鼻子和嘴巴灰黑的轮廓，那是会让老兵们打趣的。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暗号、密信的交接……没有破绽。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当时是下午，排练刚结束，男女演员一片玩闹，她大大方方叫了一声：“邵冬骏！”他猛回头，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她用玩闹嗓门问他，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便把手举到肩头，捻了捻辫梢。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纯熟精练。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然后就是晚餐，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他明白她的意思：你看多运气啊，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她放心了，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洗碗池周围照旧是打打闹闹的，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不见不散。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

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孤零零的黑影。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

他在闹着什么情绪。她难道还没有把“一切”都给他吗？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于是她就有一点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偶然几回，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她让他紧紧抱住，他还要怎样的“一切”？

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说她就是一堆空话，什么“永远”，什么“至死不渝”，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多空话……

接下来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

她的喘息积蓄在口罩里，成了一片潮湿与温热的不适。她突然想出一个不雅的比喻，像是脸蛋上捂了块不勤更换的尿布。在这样的冬天黑夜，冬骏要拿她怎样就怎样。她不完全清楚“一切”的容纳量，但她朦胧中感到，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她也没有二话。

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人们也许会想，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他比她要周全、老练，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他得拖一阵，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一半已演完了。她坚信冬骏已朝她走来。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回忆所有细节时，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一个星期副分队长给她的异常待遇——对她健康的奇特关怀。副分队长几次唠叨，叫她例假来了不准隐瞒，“不然在练功房里‘浴血奋战’练死球了，英雄事迹不好写，光荣称号也不好封”！

副分队长叫高爱渝，是个活泼、丰满、骚情的连级军官，长相在舞台下也是主角。动不动就破口大笑，把大包大包的零食撒给下属们吃的时候，像个美丽的女土匪。舞跳得不好，但天生是领舞的材料。小穗子做梦也没想到，高分队长从一个礼拜前就把她所有暗语都看在眼里，一边看，一边给邵冬骏发指令，让他千万别暴露，要像往常一样以暗语答对，看看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下一步怎样作怪。

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她想冬骏一定走到军营大门口了。她怎么也想不到从一礼拜前，冬骏和她的往来已是高爱渝的一手导演。在高分队长眼前，这天下午排练结束时小穗子简直是个小妖怪，打一连串急不可待的暗语，拼死命地勾搭好好一个邵冬骏。当时她站在小穗子背后，用军事指挥员的冷静果断的眼神，向邵冬骏发出沉默的冲锋命令。于是邵冬骏马上以秘密旗语向小穗子回复：一切正常，密信安全到达，我会按信上地点赴约。

就在小穗子向冬骏那双黑亮清澈、有几分女孩气的纯情眼睛发出“不见不散”的哑语时，至少有七八个老兵一起停下了洗碗、漱口，静止在洗碗池周围。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看着要把“一切”都给出去的十五岁女兵。“一切”把他们的脸都臊红了。他们是高爱渝的亲信，是头一批知道小穗子和冬骏秘密的人。

很久以后，我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小穗子和邵冬骏的恋爱暴发在他一把将她从电缆边推开的刹那。这是一个近乎不真实的王杰、刘英俊式的英雄动作。它的发生距离小穗子要献出“一切”这个隆冬夜晚，整整半年。那是夏天，是夹竹桃、牵牛花疯狂开放的夏天。

那时小穗子成了一舞台剧里的当家龙套，灰舞鞋、粉舞鞋、绿舞鞋来回换，一不留神就穿错鞋。在这之前，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这天很好，她找着个清静角落，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按场次顺序搁好。演出接近尾声了，轮到最后一双舞鞋。是双灰色的，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她照例蹲不下来，因为汗把尼龙长袜紧箍在腿上；她照例向前一栽，让两膝顺势着地。只有一点不是照例的，就是她的手；她的手一般不会朝前送，去抓住什么，给膝盖一些缓冲。小穗子是个轻盈灵巧的女孩，真摔跤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失控。大家事后说，那就是一个浅度休克，体力和汗水流失过多所致。总之，她失控地向前扑去，手抓住露在地板外的一截电缆上。

谁都说小穗子当时并没有惨叫。只有邵冬骏一个人说，小穗子的嚎叫穿透了四把圆号、三把小号、二十多把小提琴，直达他的耳鼓。他还在五步之外吃冰棍，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三面摇头的大电扇旁边。小穗子的叫声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人们的忽略，刺进他涣散的听觉。他在一个蹿跳之间把冰棍扔得飞了起来，打在电扇上，爆起一蓬冰凉的雾。邵冬骏五步并作一步，已跃到小穗子身边，狠狠给了她一掌。在冰棍化作的冷雾消散之后，我们看见的就是倒在地板上的两个人：小穗子一动不动，邵冬骏也一动不动。从舞台上下场的人气喘吁吁地打听他俩怎么了。

两个人这才一翻身，坐了起来。邵冬骏指着那个电缆头，大声骂人，先骂小穗子找死，把鞋往电门上放；又骂舞美组杀人害命，居然把那么一大截电缆头露在外面；光线这么昏暗，手不去触电脚也难免。

台上要架火烧洪常青了，浓浑的血色光调中，国际歌升起。

台下剩的人几乎都围着邵冬骏和小穗子。两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腿软得站不起来。沉重的圣乐般的旋律贯通在空间里。小穗子抬起眼，看着一身灰军装的冬骏。她眼里的泪水集到此刻，已沉重至极，成熟至极。

冬骏两手一撑地，跳起来。还是那个矫健男儿邵冬骏，眼神却是另一个人了。是一种恍惚、忧伤的眼神，为自己对这个小姑娘突发的情愫不解。他给她一只手，说：“起来喽，没死还得将革命进行到底。”她把手交到他那里，一个麻木绵软的人都交到他那里。冬骏就在很多双眼睛下面，把小穗子一直拉到侧幕边。他又给了她一掌，把她推上舞台。他的手触在她腰上，掌心一送，就那样，她像只被他放回森林的幼鹿，撒欢跑了。

从这以后小穗子和邵冬骏的事，我们是从她的悔过书和检查交代里得知的。还有她那本隐藏得很好的日记，也被解了密。在小穗子无法无天跑到汽车终点站去约会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渐渐注意到了她的空椅子。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知情，只觉得小穗子这天的行为很古怪。不过她在我们眼里，始终是有几分古怪的人。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正站在黑暗里想着“爱”、“私奔”之类的念头。我们对她的理解是一片空白，她在这片空白里忙着她的秘密感情生活，欲死欲生。此刻她留在空椅子上的棉大衣蒙蔽了我们所有人，没想到她这是金蝉脱壳，实际中她正轻轻跺着脚，以减缓焦灼和寒冷，眼巴巴地望着亮灯的军营大门。

好了，一个身影闪了出来。

小穗子在看到那身影时周身暖过来。她转头向更深的黑暗走去，走了几步，停下，听听，听见一双穿皮鞋的脚步跟上来。她向马路对过走去，那里是公园的入口，虽然公园停业，却不断从里面抬出自杀的情侣。把冬骏往那里引，象征是美丽而不祥的。

她已走到公园大门口。铁栅栏被人钻出个大缺口，她就在那缺口边转过身，喊了声“冬骏”。没人回答。她又喊了一声：“冬骏，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干什么？！”

是一个陌生的嗓音。

她定住了。冬天的遥远月亮使小穗子的身影显得细瘦无比。细瘦的小穗子身影一动不动，诧异太大了。陌生嗓音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一遍：“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的身影十分迟疑，向前移动一点，突然一个急转，向一步之外的夹竹桃树丛钻去。就是说，不管在谁眼里，这个细瘦的少女影子都是垂死挣扎的，逃跑的意图太明显了。

一根雪白的手电筒光柱把小穗子击中，定在那个鱼死网破的姿态上。

“你不好好看电影，跑这儿来干吗？”

小穗子这才听出他的嗓音来。怎么会陌生呢？每个礼拜六都听他在“非团员的组织生活会”上念毛著，念中央文件。

他从马路对过走来，这个会翻跟斗的团支书。马路有十多米宽，是这个城市最宽的马路之一。几年前公园里的庙会曾不断增添它的宽度。庙会被停止之后，宽度便显得多余了，只生出荒凉和冷寂。此刻，在小穗子感觉中，街面茫茫一片，她的退路也不知在何处。

团支书还在雪白手电光的后面。手电光一颠一颠，不紧不慢向她靠近。就在这个空暇中，她已把团支书的语调分析过了。自然是不苟言笑，却不凶狠，远不如他批评女兵们吃包子馅、扔包子皮时那样深恶痛绝。他疑惑是疑惑的，但疑点并没有落实。她给了句支吾的借口。事后她忘了是什么借口，不外乎是胃不舒服，想散散步之类。

无论她的借口怎样不堪一击，团支书都没有戳穿的意思。在手电光到达她面前时，所有的谎言圆满完成。他和她一块回军营，问了她对他的意见，对团支部改选的看法，以及她母亲是否有信来。他没问小穗子的父亲。我们所有人都不提小穗子的父亲。她那个在农场接受督促改造的反面人物父亲让我们感到为难，哪怕是好心的打听也是揭短。那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军人，家庭五花八门，但谁也没有小穗子父亲那样的父亲，有一堆很刺耳的罪名。

我们在电影结束时看见团支书王鲁生和小穗子并肩走回队伍。多数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闹半天小穗子也是个马屁精，找团支书汇报思想去了。我们明显感到高分队长对小穗子的愤怒，但她强忍着不发作又很令我们费解。高分队长不是个强忍的人。这离我们知道实情其实已不远了。实情是高分队长组织的对小穗子的监控观察已经正式开始。她要把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一百六十多封情书都拿到手，交给文工团领导。与此同时，她只和几个舞蹈队的老兵通报了消息，让他们帮她掌握小穗子的动向，但绝不能打草惊蛇。就是说小穗子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眼睛发射的火力网里。

从露天电影场到文工团驻地有一里路。队伍走得松散，到处是悄悄的拳打脚踢，不时爆起由低声流传的笑话引起的集体大笑。小穗子假装鞋被踩掉了，喊报告到队列外去拔鞋。她低下头，默默数着一双双从她身边走过去的脚。冬骏的步子她早就听熟，步伐听着都漂亮。再有两双黑皮鞋过去，她就该直起身了。好，起身，回头，手搁在最下面一颗纽扣上。冬骏却从她身边快步走过去，像是没看懂他们用得很熟的哑语：我空等你一场。她站在那里，看着冬骏从侧影变成背影，多漂亮的背影：又长又直的腿，挺拔高贵的肩背。冬骏也是一副舞蹈者的八字步，却比其他人走得帅气。配上他合体的军装和习惯性上扬的下巴，这个冬骏看上去狂得要命。小穗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冬骏身后，只差一步，就和他并肩了。正是冬骏这类穿军服的好男儿，在我们那个时代迷死一个城的女高中生、女工和女流氓。

她加快步子。现在好了，冬骏就在她旁边。她的手动作已大得不像话，拼命要冬骏看她绝望的追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冬骏扭过头，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眼睛向队列一摆。她明白他是在下命令，命令她马上归队；众目睽睽之下，不要命了吗？她不服从他，手一直停在第三颗纽扣上：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吹熄灯号之前，小穗子拎着暖壶向司务长办公室走去。假如密信还在邮箱下面，冬骏的失约就有了解释。她一心想为他今天的不近情理开脱。

司务长办公室在漆黑的练功房隔壁。再往前，就是一个巨大的煤堆。又是一个意外：司务长办公室亮着灯，并有女人的朗朗笑声出来。高爱渝走到哪儿，就这样笑到哪儿。高分队长为自己有一副大老粗的开怀大笑而自豪。小穗子知道只要高分队长此刻一出来，什么都说不清了。司务长办公室的门留了尺把宽的豁子，能看见高爱渝一只脚绷成了雕塑，一下一下地踢着。一定是坐在司务长的办公桌上，才能这样踢。只有优越和自信到极点的人，才会像高爱渝这样不拘小节。小穗子猛地提醒自己，高分队长随时会轻盈而莽撞地一撩腿，从办公桌上落地，再是一个闪腰出门，便把她生擒了。

小穗子不顾死活地向前迈出两步。现在她和高分队长只隔一层糊了报纸的玻璃门。她佝下身，把信箱搬起一点，让它的一头翘起来，另一只手贼快地伸到下面扫了一下。没扫到什么，她把邮箱搬得更倾斜一些，手又再扫了一下。她只扫到厚厚的尘土。才一天，已滋生出细薄的小小荒漠来。还是不甘心，她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摸。信显然被冬骏取走了，读过了。他失约的理由呢？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一声爆炸。小穗子抽回满是灰尘的手，向爆炸转过头。硝烟滚滚中，她看见自己的竹壳暖壶倒在地上。爆炸使司务长冲出门。高分队长捡起暖壶空壳，小穗子看见银色的玻璃碴子花瓣一样散落下来。

“是你呀，”高分队长说，“吓我一跳。”

“我想看看，有没有我的信。”她当然是指他们秘密邮址的上面，那个公开的信箱，早晨那里面盛着邮走的信，晚上是邮来的信。小穗子看着最后几片玻璃“咔喳喳”地从暖壶体内漏下来。

“我在跟司务长闹，想给我们分队多闹点白糖补助。”

两人都诚意地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找出来，告诉对方。我们那时都是这样，答非所问不打自招，让自己的行动在别人那儿完全不存在盲点。

小穗子提着没有分量的暖壶躯壳往回走。院子中央，两棵大洋槐秃了，剩的就是一个个裹在叶片巢窝里的虫，一颗一颗垂吊下来。她透过珠帘一般的虫巢，看着冬骏的窗子，窗子在一楼，从南边数是第七个，从北边，就是第八。正像冬骏在男集体舞队列中的位置，中不溜的身高，不好不次的舞功。窗子还亮着，光线微微发出浅绿。排级军阶的邵冬骏有特权用带浅绿灯罩的台灯。

小穗子发现自己在往那温存的浅绿灯光走。这是一个妄为的举动，小穗子也成了空了的暖壶躯壳，没深没浅地接近灯光下的年轻排长。

她在离冬骏窗子一米远的地方站住了。然后她轻轻叫了一声：“冬骏。”她不知道她身后站着的另一个人。矮矮的水龙头从一截断墙里伸出来，高爱渝就站在墙后面。她一手撑在胯上，随时要把一口啐骂吐出去。她已断定这场儿女把戏中，十五岁的小妖精该负主要责任。多么可怕，才十五岁，已有这样的胆子，半夜三更去敲男人的窗子。

小穗子迟疑地又喊一声：“邵冬骏！”

浅绿灯光灭了。连高爱渝都看出小穗子哭了。小丫头在黑暗里一声不吱地哭了十分钟，慢慢转过身往自己宿舍走去。眼泪流得又多又快，顺着下巴滴到军装的胸襟上，汪出冰凉的一摊。半年前她的手触在电缆上的感觉，此刻才真切起来。

对邵冬骏排长救她的事件，小穗子的印象和我们略许不同。她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矫健的身影将她推开后，又把她抱住一会儿，同时迅速将她察看一番：她的喘息、眨眼，她纤毫未损，他才放心地把她搁下。离开他汗湿的怀抱时，她看见他的眼睛起了变化。浓妆的掩护下，他就那样看着她。他把一种保护式的专有权以这目光烙了下来。小穗子这才发现冬骏和她曾经的每一次相互注目，都暗暗为此刻做着铺垫，每一次不经意的谈话，原来都含有言下之意。他的眼睛总跟着她，才在她触电时及时救下她。他嘴上骂骂咧咧，眼睛却是另一回事。一直到几年后，她回想这时的感觉，才明白冬骏的眼睛其实在表白，一场惊险中他得到了无可名状的甜头。大家离开嗡嗡鸣响的摇头电扇，直奔他俩过来，评论刚才的事件：要不是邵冬骏英勇，小穗子已成一股青烟了。他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往幕边送。一共几十步路，他带汗的掌心在她的手腕上越来越紧，他们的关系忽然出现了突破。他在她上舞台的最后一刻，两手托住她的腰。她回过头，看着他。那是不顾后患、不顾死活的一瞥。突破完成了。两人都有些受用不住，浑身骨头都轻了。他在她耳边说：“好好跳，为了我。”

那六个字在交响乐的伴奏中是六声单调平直、朴实无华的定音鼓。

小穗子对整个事情的记忆尚不完全停留在以上的印象，它在她快乐时是加倍浪漫的。而她一旦痛苦，就如此刻，那记忆便夸大得失了真。失真变形的记忆，是小穗子这类人不幸的根源，我们和小穗子本人都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了这一点。小穗子就那样站着，棉衣领子浸透泪水，垫着她的下巴。她感觉一个人走到了她背后，但她不想理会。

“在收衣服呐？”背后的人问。

“嗯。”

晾衣绳空荡荡的，一头飘着炊事班两条褴褛的围裙。

“今天好冷。还在外头傻站着？”

小穗子说头有点疼，想吹吹冷风。她不把脸给高分队长看。

“要不要去把卫生员叫起来，整点药吃？”高分队长问道，对小穗子的瞎话挺配合。

“不用，”小穗子飞快地把脸在肩头蹭一把，“站一会儿就会好的。”

“也不晓得穿棉大衣，冻死你！”高分队长温暖地斥道。“呼”地一下，小穗子身体一重，已在充满高分队长体温和雪花膏气味的大衣下面了。

“站站就回去，听到莫得？”

小穗子说：“嗯，听到了。”

不久高爱渝又到院子里，端着脚盆，把水使劲一泼，说道：“这个死女娃子，要下霜喽，脑壳不疼也要冻疼了。回去睡觉，熄灯号吹过一个钟头了！”

高分队长声音有点恼火，一再压都压不住。小穗子如果今晚上出来什么不测之举，会打乱她的全盘计划。她的计划是要看到这个小丫头的充分表演，同时也要邵冬骏把小姑娘所有情书交出来。想到自己宏大的计划，高爱渝上去揽住小穗子的肩膀：“睡觉去，娃娃咋这么不听话？”

小穗子很快随高爱渝回到宿舍。五个同屋都睡熟了，她坐在床沿上听着她们奶声奶气的鼻鼾。鼾声带着微妙的气味，微微地酸甜。她麻木地坐着，很久才意识到手里的暖壶空壳。她正要把它搁下，几片银色碎片落在地板上。最后一片，银光闪动地打断了女孩子们的鼾声。

我们后来知道小穗子二十多岁染的失眠症其实正是始于这个夜晚。小穗子坐在黑暗里，想着冬骏的多情。黑暗里有年轻的女兵的身体气味，是微微发咸的，也带点酸，被一种安全感加热。浑浊的、温热的安全感把小穗子排斥在外。她隔一会儿看一下她的夜光闹钟。闹针指在四点半上。每天冬骏的闹钟也在同一时间起闹。在他救她之前的许多个昏暗清晨，他和她混在一群练私功的人里，默默相望。时常有十一二个人练私功，加上两个勤奋的提琴手。练功房并不比白天清静，但它成了俩人相约的一种仪式。在一片耳目下，两副目光就那样打游击：你进我退，你驻我扰，你退我追。

外面下起雨来。小穗子最爱下雨。练功的人在下雨天里都会犯懒惰，常常就只有两个提琴手露面。一男一女两个琴手总是各占南边和北边的角落，背对世界狂拉音阶和练习曲。雨越下越大，四点半终于在喧哗的风雨声中到了。

小穗子站起身，一下子又跌坐回床上。两脚早已冻木，身体也没剩多少知觉。她动了动，再动了动，慢慢蹬直腿，站稳了，才开始往门口走。她从门后挂钩上取下练功服，发现是同屋另一个女兵的，又搁回去。她心里好生奇怪，在如此心情下还能及时纠正错误。一个女兵嘟哝一句：“小穗子你要死啊，这么大的雨还练功。”小穗子知道她这时说什么都不算数，白天是不会记住的。因此她不理她，哆嗦着把冰凉黏潮的练功衫往身上套。

然后，她走进雨里。

练功房里只有一个女提琴手，叫申敏华，小穗子三年前参军时，她已有八年军龄。小穗子压一会儿腿，跑到申敏华身后，去看她揉弦揉得乱颤的手腕上的旧表。

冬骏从来不会这样，把她一个人撂在大雨中的练功房。小穗子对着镜子竖起一条腿：同样一个十五岁的小穗子，难道他突然看出了什么瑕疵？难道是年龄和军阶的悬殊突然让他恐怖？腿颓然垂下来，“咚”的一声坠落在生白蚁的地板上。申敏华的弓一震，回头白了小穗子一眼。

小穗子换下舞鞋，穿过给雨下白了的院子。这回什么也拦不住她了。

她手指生疼地敲在坚冰一般的玻璃上。她叫着他的名字，恍惚中感觉自己在佯装，嗓音让谁听都是一派光明正大。窗子里面有了响动。她松口气，朝黑暗的楼梯口张望。这回是出乎意料的快，不久听见冬骏趿着皮靴的脚步近来。楼梯口塞了几辆自行车，被他撞倒又被他及时扶住。然后，她看见了他的身影。他一手拎着雨伞，一手拔鞋跟。拔了左边的，又去拔右边。和刚才扶自行车的闪电般动作相比，他现在迟钝无比，充满无奈。

“叫什么叫？”他牙齿磕碰着说。

她觉得噩梦结束了，冬骏还原了他的鲁莽和多情。

离她两步远，他站下来说：“不要命啦？”

她愣了，他嘴里的字眼还是没有声音，还是一股股毒猛的气流。他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说过话。她嗫嚅着：“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来？”

他使劲摆摆手，意思说这哪里是讲话的地方？跟我走。

小穗子跟在他身后，走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那把伞只为他自己打着。她赶上去一点，他听她赶上来，马上快起步子。她对这个给了她半年保护和温存的年轻排长大惑不解，满嘴是陌生语气，浑身是陌生动作。

他感觉到她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

他眼前，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路灯反打出她的轮廓，平时毛茸茸的脑袋现在给水和光勾了一根晶亮的线条。

他想这时候绝不能心软。一天早晨，当他又收到她一堆莫名其妙的情诗时，突然一阵强烈地不耐烦。他看着一心一意发暗语的她，突然发现她的可笑，整桩事情都那么可笑。原来和他纸上谈兵亲密了半年的就是这么个小可怜。他居然会陪着她谈了六个月的地下恋爱。看她起劲地比画着联络“旗语”，他想到自己竟然也把这些动作做了成百上千遍。一个二十二岁的排级军官，去做这些动作，看上去一定惨不忍睹。太滑稽了，太让他难为情了。当时他赶紧扭过头，不敢再看她，怕自己对她的讨厌增长上去。但很快他不得不承认，他讨厌这段恋情，恨不得能抹掉他从头到尾所有的投入。

再早些时候他偶然得到高爱渝的青睐。高爱渝突然约他去看一场内部电影。电影结束时两人的手拉在了一块。第二天这个时时发出艳丽大笑的女连长便大大方方到他屋里来串门了。她掏出一对紧相依偎的瓷娃娃，逗笑地搁在他浅绿的台灯罩下。一晚上，她都在虚虚实实地谈婚论嫁。谈着，就有了动作。动作中有人来敲门，她看他紧张便放声大笑，说怕啥子怕，一个排级干部跟一个连级干部，慢说接个吻，就是明天扯结婚证，看哪个敢不腾房子给我们。她说着眼梢一挑，样子真是很艳很艳。

再早一点儿，高爱渝从别的军区调来时，他和其他男兵一样，把她看成难以征服的女人。他们都对她想入非非过，都为她做过些不纯洁的梦。

他这时把雨伞挡到小穗子头上。

小丫头一犟，独自又回到雨里。总得给她个说法吧。

他干巴巴的声音出来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和你的事，主要该怪我。现在从我做起，纠正错误。”

她的脸一下子抬起来，希望他所指的不是她直觉已猜中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她问：“为什么？”

他更加干巴巴地说下去。他说因为再这样下去会触犯军法。他说已经做错的，就由他来负主要责任。他比她大七岁，又是共产党员，排级干部。

她万万没想到他会给她这么个说法。

他又说他们必须悬崖勒马，再不能这样下去，太危险，部队有铁的纪律。小穗子沉默着，要把他给的说法吃透似的。然后她忽然振作起来，几乎是破涕为笑的样子开了口。

“那如果我是干部呢？”

冬骏顿了一下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小穗子死心眼了，使劲抓住“没问题”三个字，迅速提炼三个字里的希望。她几乎欢乐起来，说：“那我会努力练功，争取早一点提干。等到我十八岁……”

“不行。”他说。

他这么生硬，连自己都吓一跳。他换了口气，带一点哄地告诉她提干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好好练功就能提的。他言下之意是要小穗子想想自己的家庭，那个受监管的父亲。再看看她的本身条件，练死也练不成台柱子。

小穗子果然看到自己的所有筹码，又不响了。

他说：“我们还可以做好同志嘛。”

她怕疼似的微妙一躲。他才意识到他刚才那句话比任何绝情话都绝情。

她就那样一身旧练功服，站在雨中，这个失宠的十五岁女孩。那时我们都认为她是没什么看头的，欠一大截发育，欠一些血色。

“那我去练功了。”冬骏交代完工作似的，转身走去。

小穗子大叫一声：“冬骏哥！”

她一急，把密信里对他的称呼喊了出来。

他想坏了，被她赖上可不妙。话还要怎样说白呢？

她穿着布底棉鞋的脚噼里啪啦地踏在雨地上，追上他。她嘴里吐着白色热气，飞快地说起来。她说不提干也不要紧，那她就要求复员。她的样子真是可怜，害臊都不顾了，非要死磨硬缠到底，说如果她不当兵，是个老百姓，不就不违反军纪了吗？只要能不违反军法，继续和他相爱，她什么也不在乎。

他知道她怎样当上兵的。太艰难的一个过程，她却要把什么都一笔勾销，只要他。练功房的琴声散在雨里，急促的快弓声嘶力竭地向最高音爬去。他不知道还能怎样进一步地无情。他刚才还为自己的无情而得意。我们那个时代，无情是个好词，冬骏觉得自己别的都行，就是缺乏这点美德。

“冬骏哥，我马上就写复员报告！”

冬骏一把把她拉到伞下，手脚很重。他心里恨透自己：真是没用啊，怎么关键时刻来了这么个动作？他说她胡扯八道，斥她不懂事，把个人的感情得失看得比军人的神圣职责还重。最后他说：“好好当你的兵，就算为了我，啊？”

小丫头把这一切看成了转机，立刻紧紧抓住。眼睛那么多情，和她孩子气的脸奇怪地矛盾着。他再一次想，他怎么了？怎么和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恋爱上了？她的多情现在只让他厌烦。整桩事情都让他难为情透顶。

可她偏偏不识时务，盯着他说：“好的，好好当兵。那你还爱我吗？”

“这不是你眼下该考虑的。”他听自己嘴里出来了政治指导员的口气。

“那三年以后考虑，行吗？”

练功房的大灯被打开了。光从她侧面过来，她的眼睛清水似的。他曾为自己在这双眼睛里投射的美好形象而得意过。小提琴的音符细细碎碎，混着冬雨冰冷地滴在皮肤上。在这样一个清晨，让这样一个女孩子失恋，他也要为此心碎了。必须更无情些，那样就是向坚强和英勇的进步。

“冬骏哥，你等我三年；等我长大；如果那时你没爱上别人……”

他不敢看她，看着自己溅着雨水的黑皮靴和她泥污的布棉鞋。他不要听她的傻话。

“如果你那时爱上了别人，我也不怪你……”

他缓慢而沉重地摇起头来。他说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他这半年来把自己对她的怜悯误当成爱情了。他明显感到她抽动一下，想打断他，或想惊呼一声。他让自己别歇气，别心软，让下面的话赶着前面的话，说到绝处事情自然也就好办了，小丫头和他自己都可以死了这条心。他希望她能原谅他，如果不能，就希望她能在好好恨他一场之后，彻底忘掉他。

“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魂飞魄散，“你上星期写信，还要我把一切都给你啊……”

他看着不远处黑黑的炊烟。炊事班已经起来熬早餐的粥了。

“就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我对你并没有那样的感情。”他背书似的。

她不再响了，从雨伞下面走出，朝练功房走去。

他松下一口气。她这个反应让他省事了。我们那时还是了解冬骏的，他和我们一样认为无论怎样小穗子毕竟知书达理，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他想，高爱渝的传授果然不错，最省事的就是跟她这样摊牌：“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爱你了。”他进了练功房，开始活动腰腿，在地板上翻了几个虎跳，爽脆爽脆的身手。心里干净了，他可以开始和高爱渝的新恋爱。他最后一个虎跳收手，瞥见镜子里的小穗子。隔着五米远，他看见她的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两腿撕成一根线，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她一动不动，地板上一片水渍。过一阵他忽然想到，地板上全是她的泪水。

他感到自己鼻子猛地酸胀起来。原来割舍掉这个小丫头也不很容易。他想走过去，像从电缆边救下她那样紧紧抱住她，对她说别记我仇，忘掉我刚才的混账话。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中了高爱渝的暗算。

高爱渝是暗算了他和小穗子吗？他不得而知。一想到高爱渝的热情和美丽，他捺住了自己的冲动。他转身往练功房另一头走，心疼也只能由它疼去。事情已经不可收拾，高爱渝已经连诈带哄读了小穗子一大部分情书了。

为了小穗子的心碎，他的长睫毛一垂。他发现自己流泪了。

冬骏对事情的印象是这样的：在三十多个新兵到来的第二年，他开始留意到他们中有个江南女孩。又过一年，他发现女孩看他的时候和别人不同，总要让眼睛在他脸上停一会儿。后来他发现不只是停一会儿，她的目光里有种意味。渐渐地，他开始喜欢被她那样看着。每天早晨跑操，他能跑下两千米，因为他知道他跑在她的目光里。一天他看见大家都把自己碗里的瘦肉挑给她，给她祝寿，嘻嘻哈哈地说吃百家饭的孩子命大。他也走上去，问她过了这个生日是不是该退少先队了。有人起哄说，还有一年，红小兵才退役呢！他吃了一惊，原来她只有十四岁。

他要自己停止和她玩眼神。要闯祸的，她还是个初中生。就在这时，他感到她的眼神追上来。他想，别理她，不能再理她了，可还是不行，他的眼神溜出去了，和她的一碰，马上又心惊肉跳地分开。他有过女朋友，也跟一些女孩暧昧过，而这个小丫头却让他尝到一种奇特的心动。再和她相互注目时，她十四岁的年龄使他生出带有罪过感的柔情。

整整一年，眼睛和眼睛就那样对答。常常是在一大群人里，他默默接近她，站在她的侧面，看着她乳臭未干的轮廓。她往往会转过头，孩子气的脸容就在他眼前突然一变，那目光使那脸容一下子成熟起来，与他匹配了。他和她交谈很少，印象里头一次交谈是在她十四岁生日之后的那个秋天，全军区下乡助民劳动。她沿着橙林间长长的小径向他跑来，左脚穿着一只灰舞鞋，右脚上却是一只绿胶鞋。她跑着就开始说话了。她说他好了不起，父亲是个有名的烈士。他说没错，他只从相片上见过父亲。她眼睛瞪得很大，气喘吁吁，却什么也说不出了。他催她回去演出，她说她的节目完了，正换鞋。她不会化日光妆，弄成一副丑角面谱，向他微仰着脸，表达她傻乎乎的肃然起敬。结满橙果的枝子全坠到地下，金晃晃的几乎封了路。文工团不演出的人不多，打散后混在通讯营和警卫营的兵力中参加秋收。他语塞了，她也语塞了。然后她扭头顺着来路走去。她走出林子前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她跑那么大老远，就来说一句傻话。

她站住了。她在小路那一头，两边的金黄橙子反射出午时的太阳光。他太明白自己了，一点诗意也没有，不过他也感觉这是极抒情的一刹那。她说她真的没想到，他是从那么伟大的家庭里来的。“伟大”这词不能乱用，他玩笑地告诉她。她对他顶嘴说，就乱用。接下去，她和他让太阳和橙子的金黄色烤着，足足站了半分钟。小丫头白一块红一块的丑角面孔也不滑稽了，那样不可思议地打动了他。他深知自己可怜的词汇量，这一刻却想起“楚楚动人”来。

那以后不久，一次他和一群男兵逛街，听她在马路对过叫他。她斜背着挎包，辫梢上扎着黑绸带，脚上是崭新的妹妹鞋。他笑嘻嘻地穿马路，说她新里子新面子的要去哪里。她说她原来打算去照全身相寄给家里，现在照不成了。他问为什么。她把他往一个街边小吃铺引，然后转过身，手掀起军装后襟，说有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缺德，擤了鼻涕往她军裤上抹。他一看马上明白了，嘴里出来一句“畜生”。然后他问她，哪路公共汽车。她指着车站牌子，说她刚刚下车。他四周看一眼，想找辆自行车追杀上去。他听她说车里怎样挤得不像话，有人脚乘上车身子还在窗外。他把脸转向她，说她怎么那么迟钝，让人家把她军装当抹布，他说抹布还好些，当了解手纸！

她看着他，完全是个躲揍的孩子。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嘴脸有多凶。他对站在马路对过等他的几个男兵挥挥手，要他们先走，他随后赶上去。他撕下半张过期的“宣判书”，把纸搓软。他动作牢里牢骚，自己也奇怪他的一腔恼火从哪里来。

她吓得一声不吭，要她怎样转身就怎样转身。他用搓软的“宣判书”将她的军裤擦干净，手脚还是很重。似乎她的纯洁和童贞有了破损。亦似乎那份纯洁是留给他的，突然就让人捷足先登揩了油去。他掏出自己的手绢，又狠狠擦几遍。嘴里老大哥一般，叫她以后到人多的地方不准东张西望，也不准跟陌生男人乱对眼神。

她问哪个陌生男人。

他说他哪知道是哪个，就是在她背后搞下流勾当的那个。

“擤鼻涕的勾当？”她问。

他苦笑了。没错，她只有十四岁半。他说小丫头，现在跟你讲不清楚，你去问问你们副分队长。他晓得自己大红脸一张，又说，等你长大一点，自然就懂了。

她说我就是要现在懂。

他说你现在懂不了。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懂不了。

他的手指恶心地捻着污染了的手绢，把它扔进街边气味刺鼻的垃圾箱。一面说他绝不会讲的，他可不想教她坏。

她有一点明白了，愣愣地站在那里，看大群的苍蝇霎时落在那块手绢上。

街上什么地方在放《白毛女》的音乐。他心里的恶心还在，愤恨也还在，却觉得一阵迷醉。这是件隐秘的事，丑恶是丑恶，她和他却分承了它。它是一堂肮脏却不可缺的生理课，让她一下子长大了。

事后他一想到小丫头混沌中渐渐省事的面容，就冲动得要命。然后就到了那个晚上，他从电缆边救了她。他把她抱在手里的一瞬，惊异地发现她果然像看上去那样柔细，一个刚刚抽条的女孩。他从来没有那样心疼过谁。他直到把她轻轻一推，送上舞台，才意识到自己从救下她手就一直没敢离开她。众目睽睽，他不顾自己对她的疼爱太露骨。

他们的书信恋爱从此开始了。

高爱渝说他二十二岁陪小穗子谈中学生对象。他觉得受了侮辱，说他们也有过肌肤亲密。高爱渝进一步激他，说不过就是拉个小手，亲个小嘴，好不实惠。他赌气地说谁说的。高爱渝扮个色迷迷的笑脸，凑到他跟前问：“有多实惠？”

不久他明白和高爱渝恋爱，才算个男人。在小穗子那里做小男生，他可做够了。担着违反军纪的风险，整天得到的就是几个可笑的手势，一封不着边际的密信。

高爱渝看了小穗子几封情书后，半天没有话。他想这个艳丽的女军官居然也会妒忌。他怎样哄也没用，两天里她一见他就往地上啐口唾沫。他指天跺地，发誓他已经跟小丫头断干净了；那天清早，他什么话都和小丫头讲绝了。高爱渝说那好，把她写的所有密信，退给她。

他想了想，答应了。

高爱渝又说，没那么便宜，信要先给她看，由她来退给小丫头。

又挣扎一会儿，他再次让步。他想他可能做了件卑鄙的事。但激情是无情的，和小穗子，他从来没调动起这样的激情。我们后来的确看到，邵冬骏和高爱渝的恋爱十分激情。

文工团党委连夜开会。会议桌上，摊着一百六十封信，全折成一模一样的纸燕子。一个全新的男女作风案，让他们一时不知怎样对应。他们都超过四十岁了，可这些信上的字句让他们都脸红。他们在那个会议上决定，不让那些肉麻字句漏出点滴。不过很快我们就拿那些肉麻语言当笑话了。只要看见小穗子远远走来，我们中的谁就会用酸掉大牙的声音来一句：“你的目光在我血液里走动……”或者“让我深深地吻你”。我们存心把“吻”字念成“勿”，然后存心大声争辩，“那个字不念‘勿’吧？”“那念什么呀？”“问问小穗子！”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党委成员开夜会之后。

就在党委成员们的香烟把空气抽成灰蓝色的夜晚，小穗子躺在被窝里，想着怎样能把冬骏争取回来。她想到明天的合乐排练，有一整天和冬骏待在同一个排练室，她会把每个动作做完美，她藏在优美动作中献给他的心意，他将无法拒绝。她渐渐闭上眼，加入了同屋少年人贪睡的群体。

就在小穗子沉入睡眠的时候，党委会成员们开始讨论小穗子的军籍问题。会议室里的谁说，这小丫头入伍手续一直没办妥，因为她所在城市的人武部始终作对，认为文工团不尊重他们便越级带走了她。又有谁说，“不是已经交涉三年了吗？”

“那是僵持三年。三年她父亲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改善，又多了些现行言论。”

“不如把她退兵拉倒。”

“退了兵她档案可不好看，影响她一辈子。”

“自找，小小年纪，那么腐朽，留在部队是一害。”

“还是看她本人交代的态度吧。”团支书王鲁生说，“不老实交代，不好好悔过，就退兵，不过她业务不错，勤奋，肯吃苦。”

会议在早晨两点结束。决议是这样：新年演出一结束，立刻着手批判小穗子的作风错误。就是说，从这一刻到小穗子的身败名裂，还有两天一夜，而离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仅有几小时了。在党委会结束的那天早晨，我们来到排练室，嗅都嗅得到空气中丑闻爆炸前的气息。

在三套练功服面前，小穗子举棋不定。深红的一套太新，一穿她马上觉得太不含蓄，成了挑逗了。黑色让她自信一些，走到门口还是返回来，认为海蓝的最随和，是冬骏最熟识的颜色，弊处是看不出她的苦心，她为他偷偷打扮过，头发盘得很精心，刘海稍稍卷过。她头天从化妆箱里偷出一支眉笔和半管红油彩，这时不露痕迹地描了眉，抹了胭脂。然后她翻出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舞鞋。

小穗子在以后的岁月中，总是回想起这天的合乐排练。那双崭新的、浅红软缎舞鞋历历在目，给她的足趾留下的剧痛也记忆犹新。她印象中，十五岁的自己那天跳得好极了，肢体千言万语，一招一式的舞蹈跳到这一刻，才是自由的。她在旋转中看见冬骏，她的胸脯一阵膨胀。后来做了作家的小穗子想，原来舞蹈上万年来袭承一个古老使命，那就是作为供奉与牺牲而献给一个男子。

小穗子跳着跳着，人化在了舞蹈里。她认为她一定又赢得了冬骏的目光。这是他唯一能够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看她身体的时候。也是她唯一可以向他展示身体的时候。她还不懂身体那些生猛的、不由控制的动作是怎么回事。她只觉得身体冲破了极限，无拘无束，由着它自己的性子去了。

这时她听见周围一片静默。收住动作，她看见所有人早退到了一边，抱着膀子或靠着墙。接下去，她看见哨子从编导嘴唇上徐徐落下。我们中的谁咯咯地笑起来，说小穗子你独舞半天了。

“萧穗子同志，魂带来没有？”编导说。

小穗子笑了笑，想混进场子边上的人群。但大家微妙地调整了一下距离，使她混不进去。

“一早上都在胡跳。”编导说。他把手里的茶缸狠狠往地板上一搁，丑化地学了小穗子几个动作。

大家全笑了。

小穗子听见冬骏也笑了几声。

其实我们在站到一边时，已经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事情已在我们中传开。元旦演出一结束，团领导就要开始一场作风大整肃。

编导要小穗子下去，换一个替补演员上来。他黄褐色的手指间夹一个半寸长的烟头，交代小穗子把队形和动作赶紧教一教。突然他悄声骂了句什么，被烟头烫着的手猛一甩。回过神不再说舞蹈，说起小穗子的舞鞋来。

“谁让你穿演出鞋来排练的？”

小穗子说那是她几年来省下的鞋。

“穿双新鞋，就能在集体舞里瞎出风头？”

小穗子低着头，汗水顺着发梢滴到眉毛上。

大家全一动不动，眼睛不放过小穗子身上任何一个细节：眉毛是淡淡描过的，两腮和嘴唇也上了色。我们都想，她那样丧心病狂地舞动，就是为了挑逗和追求一个男人。我们的目光朝她敞开的领口走，似乎海蓝拉链衫的领口被重新改过，袒得比谁都低。看上去白白净净一个女孩，说不定早不干净了。

现在是小穗子站在一边，而所有人站在中央。她顾不上去看这个孤立阵势，心里只想着冬骏那几声笑。或许没什么恶意，但他在那个节骨眼绝对不该笑。她知道自己刚才跳得有多么出色，想出风头大概没冤枉她，但她绝对让冬骏看到了她贯穿到全身的情愫。他一定看见了，否则不会笑的。看见了，她就如愿以偿。就那样，她让他看着她足蹬一双红缎舞鞋，痛楚地、至死不渝地舞动。她找来自己的布鞋，顺势坐在一个低音提琴的箱子上。无论如何，冬骏的笑是难以原谅的，编导的丑化是那么不公正，冬骏和众人参加到这份不公正里去了。她从华美的舞鞋中拔出血迹斑斑的脚。

“往哪儿坐呀你？！”

她回过头，低音提琴的主人拿琴弓指着她。他一脸胡子，一向爱和舞蹈队小女兵斗嘴打闹。她像往常那样倚小卖小，嘴一撇说：“又不是坐你的，是坐公家的！”

他那把弓子翻脸不认人地敲敲琴箱：“起来起来。”

她创伤的双脚趿在布鞋里，硬要自己把眼下情形当好玩。她撅起嘴唇说：“哎哟，小气！”

她立刻发现自己讨了个没趣，甚至有点不自爱了。因为琴手毫不买账，并吐出两个无声的字眼。两个特别能发挥唇齿力度的字眼——“犯贱”。

小穗子一下子向我们抬起头。阵线很鲜明，我们是嫌恶而怜悯的一大群，她孤立得那么彻底。编导在讲解下一段舞的要领。谁也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一副副懒散消极的身姿神态都是看好戏、看出丑的。我们是一群肢体语言大大丰富过文字的人。小穗子两个裤腿挽过膝盖，裸露出细细的苍白小腿，脚趿在旧布鞋里。然后她开始向门口走，脚趾受的伤向她发起猛烈攻击，她忍住了，步子里只有一点疼痛、一点趔趄。否则她真成了恋爱中的惨败者。她已经意识到她在我们眼里的狼狈，开始疑惑，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不得而知的原因，我们集体和她翻了脸。

她从排练室门口的衣帽钩上摘下自己的棉大衣。顺着往右数，第六个钩子上挂着冬骏的棉袄和毛背心。还有一串钥匙。她背后乐声大作，地板鼓面一样震动着。她向右移了两步，脸凑上去，冬骏的气息依然如故。她明白这是很没有出息的，但她没办法。

她轻轻吻了吻那有一点油腻的军装前襟。

我们全听见团支书王鲁生是怎样把小穗子叫走，带到党委办公室去的。那是新年之后的第二天，刚刚收假，还没进行晚点名。团支书在女生宿舍走廊口大声叫唤，叫到第三声，小穗子两手肥皂泡地从走廊尽头的水房蹦出来，说她把衣服晾好就来。王鲁生说：“别晾了，擦擦手就来吧。”

当时我们在写家信、听半导体、吃零食、欣赏某人的集邮，这时一听，全停下来。小穗子的脚趾仍是连心作痛，步子重一下轻一下地走过走廊。然后我们全趴到窗子上，从窗纸的绽口看出去，冬天的院子显得宽阔，未落的梧桐树叶子黄色褚色褐色，挂在无风的傍晚天色中。小穗子走在前，王鲁生走在后。小穗子几次停下，想等王鲁生赶上来两步，好跟他走个并肩，但王鲁生就那样，一直走在她后头。这样小穗子就走成了王鲁生的一个战俘。

我们看她给押送进了党委办公室。这时候我们看出丑的心情没了，面孔上“特刺激”的兴奋表情也没了。我们体内也发酵着青春，内心也不老实，也可能就是下一个小穗子。

小穗子是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舍的，嘴唇上一层焦皮。五个同屋都害怕她似的轻手轻脚从宿舍躲出去。她从枕头旁边拿出一个大练习簿，又把钢笔伸进“民生”蓝黑墨水瓶里，深深灌满水。这时她猛然嗅到自己棉衣里一股香烟气味。党委成员中的六个老烟鬼以他们焦黄的手指对她愤怒、委婉、痛心地比画了一夜。

她在练习簿的一张新纸上写下“我的检查”四个字。字是父亲教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他手把手教下的一笔字派了这番用场。

第二天检查被退了回来。曾教导员把小穗子请到自己宿舍。宿舍素净温暖，挂着白色塑料框的大镜子。墙角还有一对藤沙发，上面铺着蓝印花土布的海绵垫。曾教导员是小穗子概念中好阿姨的形象。曾教导员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盛的东西似乎是冰糖。瓶口太小，摇半天，出来一块冰糖，再摇半天，下一块怎么也不肯出来。陌生的空间里于是充满叮当叮当的危险响声。小穗子很想说：不必了，不必那么优待俘虏。曾教导员在把她带来之前，已告诉她检查太空洞，等于是在负隅顽抗。

第二块冰糖终于被摇下来。曾教导员把两块冰糖放在一个粗瓷盅里，用玻璃瓶底子去杵。声音更悬了。小穗子睫毛一扑腾一扑腾的。好了，曾教导员把杵碎的冰糖分开，用手指捏起一堆，放进一个搪瓷碗，又捏起剩下的，放进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搪瓷碗。然后在两个搪瓷碗里冲进开水。

她双手捧起头一只碗，走到小穗子面前。她说：“来吧，补一补，这碗糖多些。”

曾教导员带酒窝的白胖手替小穗子撩一把头发。那手真是暖洋洋的。“我昨天夜里就不同意他们男同志的意见，好像你一个小丫头要负全部责任似的。”曾教导员说。她等了一会儿，看着那些话渗入小穗子的知觉。她又说：“小丫头，你太年轻了，可不要傻，这种事都是男人主动，你不要为他隐瞒。”

小穗子说她什么也没有瞒，都写在检查书里了。

曾教导员说：“傻丫头，你替人家瞒，人家可不替你瞒。人家把什么都交代了。”

小穗子猛地抬起脸，小小的脸上就剩一双茫然的眼睛和一张半开的嘴。

“对呀，邵冬骏都向组织交代了，你们几月几号几时，做了什么什么。他一个排级干部，又比你成熟那么多，干出那样的事来，当然该承担主要责任。你还为他担待，难得你这个好心眼的孩子。”曾教导员用她温润的嗓音说道。见小穗子仍是一张茫茫然的面孔，她又说她最憎恨男人欺负年少无知的女孩子。

小穗子说冬骏可从来没欺负她，每回干部们发糕点票，他都买了糕点送给她。

曾教导员一咂嘴，说她指的可不是那种欺负。她人往藤沙发前面出溜一下，和小穗子便成了说悄悄语的一对小姑娘。她要小穗子想想，他是否对她做过那件……小穗子不太懂的那件事——就是那件有点奇怪、挺疼的、要流血的事。

小穗子表情毫无变化，看着曾教导员吞吞吐吐的嘴唇。

“孩子啊，”曾教导员说，“我就怕你糊涂啊，人家拿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你还帮他瞒着。”她拍拍小穗子的脸蛋。

小穗子还是一动不动。

“不该怪你，你还小……”曾教导员又打算拍小穗子的脸蛋。

“没有。”

曾教导员有点意外。遭到抢白，她的手停在半途。

“小丫头，你不懂那件事……”

“没有。”

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曾教导员拿了个勺子，在小穗子那碗甜水里搅了搅。

“真没干那件事？”曾教导员从水里拎起勺子。

“……哪件事？”

勺子“当”一声落进搪瓷碗，曾教导员说：“不知道哪件事，你抵赖什么？”

小穗子看着这张三十来岁的好阿姨面孔，她惹得她也翻了脸。勺子溅了几滴水在碗周围，最后一块碎冰糖正在化开。她听自己又出来一声：“没有。”她原来不想这样生硬，不近情理，原来她想对教导员表达领情的，她没料到嘴一张，又是这副坏态度。

“那都干了什么？”

她又茫然地沉默了。

“你说你没干，那你告诉我，都干了些什么。”

她说起第一次见冬骏时的感觉。那时她是新兵，在为新兵排写黑板报，站在一张翘来翘去的板凳上。一大群老兵在她身后看她画图案，等人全走光了，还剩一个人，还在看，就是冬骏。她说触及灵魂地反省，她从那时就喜欢上了他。也许冬骏在很长时间里什么也没感觉到……

“手不要抠我的藤椅。”曾教导员说，“好，你再接着说。”

她说从那时起，她就爱看他走路、出操、练功，有时他当值集合队伍，她就是一副完美的军容风纪，偶尔他看她一眼，完全无意地，她扫地、洗衣、冲厕所都成了舞蹈……

“哎，脚当心，别踢到我的暖壶。”曾教导员说。

她把最秘密的心思都翻出来，摊给曾教导员。那些心思对于她自己都是秘密的，这一摊开她才认清了它们。她讲得忘乎所以，曾教导员的手上，甜美的小酒窝全消失了，然后握成一只拳头，捶捶藤椅扶手。

“看来你这小丫头不简单嘛！”曾教导员说。她意思是，小小年纪就知道避重就轻。

过了五分钟，曾教导员站起来，在十二平方米的木板地上踱步，锃亮的黑皮矮靴边沿露出浅黄的狗毛，一寸高的鞋跟。两根长辫梢上系着缠黑绒线的橡皮筋，军装领口一圈黑色细绒线钩织的狗牙形花边。她踱到两个帆布箱子前面，箱面上盖着尼龙纱巾，纱巾上一个相框，里面有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她不时看看执迷不悟的小穗子，觉得冷场还可以长一些，压力会更理想。

好了，曾教导员站住了。

“你真的没干那件事？”

小穗子两眼发直，不说话。

“是不好意思说吧？”曾教导员说，“那当时怎么好意思干呢？”

“没有！”小穗子大声说。

曾教导员吓一跳。她偏一下脸，看看小丫头究竟不识好歹到什么程度。然后她长叹一声：“邵冬骏全承认了。哪年哪月哪日，在哪个地方，写得清清楚楚。”她马上看见小穗子自己也糊涂了，难道“那件事”真发生过，而她并不知道？

曾教导员拉开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公文袋。她把牛皮纸拍得直响，告诉她里面全是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信，一百六十封，全被缴获。这下你小穗子不能抵赖了吧？信都写得这样过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穗子早跑神了。她脑子里轰轰一片，想着她点灯熬油、呕心沥血写的信，一个字没得跑，全落了网。那些不该被看的字们，痛苦而羞辱地裸露着，让人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在绝对缺乏尊重的眼睛前面，它们一丝不挂，窘得曲扭了。她的那些失去了保护、近乎失了贞操的字们。“我们从邵冬骏交上来的这些信里，也分析出你和他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曾教导员说，“你这个孩子，一晚上引着我跑题。现在你必须把你们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做了那件事，好好写出来。”

小穗子想，冬骏为了她这些白纸黑字赖不掉的恋爱证明一定也受了苦。

“你听见没有？小穗子？”

“……”

“你没听见我刚才的话？”

“听见了。”她站直身，从桌边拿起军帽，手在帽徽上捻着，捻出红漆五角星凉阴阴的光润。

“你要好好去写，否则你这身军装可能就危险了。”

小穗子抬起头，看着好阿姨似的教导员，她对她们这群小女兵一向是呵护的。小穗子知道自己的入伍手续一直没办妥，她所在城市的人武部、她的学校、父亲单位串通一气，跟文工团扯皮。就是说，她是军队当中的一名黑户。

曾教导员说：“邵冬骏交代完，写张检查，照样还是排级干部。你就不同了。你们两人的家庭，决然不同。”她把最有刺伤性的话留在口中：你父亲给了你什么呀？有邵冬骏的先烈父亲留给他那样的雄厚老本吗？你父亲亏欠着国家和人民，部队原本给了你一个平等的机会，你把这机会糟蹋了。

早晨，小穗子没有起床。她的闹钟把同屋所有女孩都闹醒了，一个个在床板上重重地翻身、蹬腿，表示抗议。闹钟还不歇气，她们便开始发脾气，丑话全拿出来说小穗子。谁也没想到小穗子睡死了。她从卫生室拿了三天的安眠药，一次吞下去，以为自己从此不会醒来了。我们对这事毫无知觉，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从小穗子写的一篇文章里得知。那篇文章充满幽默，形容了她在死睡十六个小时后复活的种种滑稽感觉。但我们深信，当时她从自以为的自尽中醒来时，丝毫没有滑稽感。

小穗子醒来时已是下午。她第一个感觉是惊奇，接下去就是深深的庆幸。她感到这庆幸有些可耻，但她没办法。一场庄严神圣的殉情，由于庆幸感成了舞弊。服药前她在手电筒光圈里缝了一只小绣袋，用母亲送的一块抽纱手绢缝的。她剪下自己一绺头发，有小拇指粗细，缚上一根她的黑发带。她拿出笔记本，看见钢笔尖在手电筒的一个小光圈里走动，出来“亲爱的冬骏哥”。她的笔停下来，想到这几个字很可能也将当众裸露，遭受羞辱——她不写了。

她拿着装着她一绺黑发的绣袋，蹑手蹑脚出了屋。院子被扫得极干净，没有一片落叶。这就是他的窗子了，积累了多少她的目光。她敲了敲，没人应，她又敲了敲。

她不知道敲了多久，直到她死了心——冬骏不可能理她了。她刚刚走到院子中央，听见身后的脚步，轻得近乎无声。她回过头，看见了立在她身后的冬骏。

月亮特别大，树木楼房的影子特别黑，冬骏脸上的愧疚和痛苦也特别清楚。几天不见，他成了苍白清瘦的一个人，只是更加俊美。他受的逼迫也一定不比她少。顿时之间，一切都值了，包括死。

她说不出一句话，只向他走过去。

而他慌了，往后退几步。

她并没追究他后退的原因。他还肯出来见她，她已知足。一切都格外地美，因为绝境。

她突然发现自己哑声地说起话来。模糊的字句从她嘴唇间快速而火烫地往外喷，她自己都来不及抓住它们的意义。她在说疯话，说她什么也不要了，什么军装、军籍、名声、性命，只要冬骏哥带她走。天下大得很，处处有浪迹天涯的有情者。

他似乎受了感动，垂着头，一副心碎模样。她的话越来越疯，说趁人们正睡熟，逃吧。

“别胡说！”他哑声制止她，“我们是革命军人！”

她愣。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革命军人，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是。

她说那就只有死了。

这回他不吭气了。似乎她这一点拨，他开了窍，看见了一大片光明的可能性。

她说一个人从十二岁就开始的恋爱，怎么可能斩断，斩断只有去死。

他闷闷地叹一口气说：“回去吧，回去睡觉，别胡思乱想了。”

她又向他跟前迈了一步，他再次退却。她只好拿出那个绣袋，搁在他们之间的地上。地面真的给扫得一尘不染，月光使一切都那么纯净。

他没有马上捡她的绣袋，但她知道他一定会捡的。

我们在小穗子的悔过书里得知的情形是这样的：她半夜去找邵冬骏，想和他长长谈一次话，订个秘密的盟约。邵冬骏怒斥了她，要她别忘了，他们都是革命军人。白枕巾上是他父辈的鲜血写成的先烈遗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她向他靠近，渴望他的怀抱。她在那个绝望的夜里，站在他对面，之间只隔三四步。她向他走了一步、两步，只差一点，就扎入他的怀里了。他却及时阻止了她，说萧穗子同志，看看你这是在哪里？已经走了那么多歧途，我们绝不能再走下去！我只希望你把我当个革命同志和战友，不然，你就当我不存在吧。

小穗子被阻止在那里，看着冬骏，渐渐有些羞愧。她从冬骏消瘦而坚定的脸上，看见了他的先烈父亲，那样不屈服于个人感情，那样以大局为重。

后来，我们在小穗子写的小说里，似乎读到另一种情形：十五岁的小穗子一下子明白了，她爱的俊美男子多么软弱。她在向他怀里扑去时，他几乎拔腿便逃。趁着奇白的月光，她看见他变了个人，瘦削得两腮塌陷，厚厚的头发成了荒野的乱坟岗。那么好看的眼睛，神采全散去了。她想他怎么惧怕成那样。

第二天，她痛快起来，一口气写完二十多页的悔过书。

小穗子有天忽然发现，她居然和我们一块大笑了。像是一年前没有发生那桩丑闻，没在两百多名战友前念悔过书，没被女兵们躲瘟似的躲了多半年，笑冲口而出，气流和音量都完全愈合了。事后她不记得是什么引起大家的笑，总之她笑得和大家一样前俯后仰、无拘无束。也居然没人转过头来瞄她一眼：这类快乐竟有她的份了。

也许只有她自己注意到，从她朗读了悔过书之后，她失去了大笑的能力。父亲曾经讲了个故事：有只雁被雁群驱逐了，它孤单单在草荡里叫了一夜，起飞了半天，就坠落死去。驱逐对这只雁是致命的羞辱。雁是多么尊严的生命啊，父亲在自己被驱逐时讲了这个故事给小穗子听。小穗子在孤单单起飞时竟忘了这故事，而在她又接近集体时忽然想起它。

后来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刘越，刘越流了眼泪，就在她和刘越刚刚相恋的时候。他哀伤地一笑，流下泪来，那个从小就做篮球明星的刘越。

在她恢复大笑功能这天晚上，她已恢复了上台，角色很小，还是女扮男装。她就穿着一身男式军装，头发全塞进帽子，脸上化得虎眉虎眼，手里拿着一把带红长穗的木头大刀，“哈哈哈”地跟着我们所有人笑起来。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小穗子的笑。一个念头从我们谁的脑子里一闪而过：她笑得真好，一点阴暗烙印都没有，毕竟年少。

小穗子对那十二个月的印象不清晰。印象中，在她念悔过书时，不断被人打断，说声音太小，刚才一句话没听清，要求她重念。她眼睛便大乱一阵，把丢失的句子找回来，重复那些令她无地自容的词汇。又有人问某词是什么意思，很快听到解释后，便是一片窃笑和身体坐立不安的声音。她坐在他们对面，手把悔过书捧到面孔前面，人们总是向左或向右寻找，看她把脸往哪儿藏。她还记得她念完时，排练室里进来了几束阳光，像个明媚的刑场。然后人们静寂一片，被十五岁的恋爱自白震住了，吓呆了。一个声音说，大家都可以发言，帮助萧穗子同志——副政委的声音。

发言开始了。大致意思是：对小穗子这样一腔肮脏、糜烂、腐朽的思想，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一切都有阶级起源，看看这个小败类的起源吧。有人说这是什么交代，太不老实。这是一个高昂的嗓音，不圆润，乍听似乎有细细的刺，但有种独特的魅力，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性感的声音。小穗子看着那张红润丰满的脸，看着冷艳无情的高分队长提溜着那只绣袋，如同提溜着一只死老鼠。

这些混乱的、次序颠倒的印象，在小穗子那声融入集体的大笑里淡去。她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化着面目全非的妆，在演出前的舞台上反复练习旋转。一年中，她的舞蹈长进很猛，人也不再是抽条女孩的样子了，多少有了点儿看头。申敏华歪戴着军帽，拨着琴弦走过舞台，突然停住，说：“哟！小穗子，是你呀，差点儿没认出来，扮男装倒挺精神。”

小穗子停下旋转，呼呼直喘，笑容咧得很大——重新上舞台是件大事情。

申敏华有一点想聊天的意思，拨着弦人站成个稍息。一年前对小穗子的批判帮助会上，她忽然大声说：“我明明看到的是邵冬骏勾引小穗子！”她这一叫，大家全愣了，看着平常一身怪毛病的三流女琴手走到台前。政委小声说：“喂！小申，请回到自己座位上发言。”她像是没听见，一直走到小穗子旁边。她又长又细的手指朝排练厅的镜子挥舞，说何年何月何日，邵冬骏如何偷摸一把小穗子的脸蛋儿，偷捏小穗子的手，借“抄跟斗”的名义，偷搂小穗子的腰。大家都想，她一贯埋头拉琴给人们一个脊梁，结果什么事她都没错过。

申敏华所有的军事姿态都差劲，但稍息站得特别标准。她慢慢换着腿，从左边稍息换到右边，手指头在琴弦上拨出半句一句的旋律，嘴上却聊不起来。她天生有点大辩若讷，一开口总吓人一跳。批判会过后的一天，小穗子走进女浴室，发现所有女兵一齐静下来。两三个人合用一个龙头，小穗子便走过去，想和谁挤一挤。她刚把头发打湿，抬起头，见搭伙的人全躲开了，挤到了别的龙头下去。这时有个人大声冒出一个句子，怪腔怪调，那是引用她给冬骏的情书。女兵们尖声喝彩，又有一个人出来，整段背诵了小穗子的一首情诗。字句竟然可以任人打扮，被女兵们打扮成了古怪而猥亵的东西。她们磊落地露着肉体，追逐打闹，小穗子这下可给了她们一项新娱乐。原来自以为情深意切的文字，给她们一念，再歪曲歪曲，她自己也觉得不堪入耳。然后，就听见一声呵斥：“你们他妈的干净！”一看，是在雾气深处的申敏华。“你们谁没有在暗地搞小勾当？还有偷偷勾搭首长儿子的呢！”

此刻，申敏华看着穿着灰色舞鞋的小穗子，脸上出现了个讥诮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小穗子想她大概是那个意思：才刚刚穿上舞鞋，骨头可别太轻。

我们得说，申敏华的眼力是没的说。她看出小穗子那天晚上演出不是无缘无故的轻盈、优美、出色，而是在借题发挥地抛投情愫。申敏华看出小穗子是永远处在情感饥饿中的一类人。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为一份感情，抽象或具体无所谓。对于这个刚过十六岁的小穗子，她就那样蹬在一双灰暗的舞鞋里，苦苦地舞动，为着尚且在空中飘渺的目光，为那目光中的欣悦。她尚不知那副目光来自何处，属于谁，她已经一身都是表白。她语汇的表白被人们嘲弄了、唾弃了、否决了，她就剩下脖颈、胸、腰、臂与腿的语汇。她的忘形正在于此。

应该说申敏华是为了小穗子好。我们全知道申敏华看不上跳舞的人，对小穗子算是友善的。她的稍息从左腿换到右腿，看小穗子命也不要地蹦、跳、旋转。她想这小丫头原来是很经整的。在自己看来的一场大迫害已经被小穗子淡忘。

中年的小穗子写的作品让我们吃惊，那段经历对于她是多么不堪回首。她对那天的印象是从二十多年的记忆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早晨，紧急集合哨音从前院一直响到中院，再到后院。人们面色庄严地跑步出来，楼上楼下全是脚步声。连有了孩子的老女演员们也不婆婆妈妈了，圆滚滚的腰杆上紧紧系着武装带。这是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主犯居然只有十五岁。

小穗子对批判会场的描绘，似乎不客观。她印象中的会场是个又大又深的旧礼堂，挂着毛主席像和“八一”军徽，让我们联想到军事法庭。入场的人都穿着整洁的军装，几个老兵痞也扣严了领口。铜管乐手们戴着雪白的手套，怀孕四个月的女歌手也勒上皮带。不是开会，而是要开拔上前线的气氛。九个分队像大军入城一样进入会场，目不斜视，充满威仪。值日分队长把两个铁硬的拳头端在两肋，小跑到部队正面，用野战军指挥员的破锣嗓音吼叫“立正——”。所有军官都穿了皮鞋，鞋跟儿上的铁掌这时碰成一个声音——“叮当”！旧礼堂回声四起。政委简短的发言后，小穗子就上场了。她打开手里厚厚一摞纸，看一眼对面众多的面孔，明白自己正是那只被驱逐的雁。

中年的小穗子还写到我们不了解的一些事。批斗会后的一天晚上，她从后门走进厨房，开始打捞漂在浑汤里的饺子皮。她已习惯独自往来，省得女兵们躲她。她浑身猪食气味，刚帮炊事班喂完猪。这时她觉得有个人走近来，是大家称为耗子的女孩。

耗子把一盆饺子放在她面前，说是专为小穗子留的。

耗子五短身材，一张长着连鬓胡的漂亮脸蛋。男兵假如损谁，只需说：“哎，你跟耗子有一手吧？”男兵没人肯和耗子跳双人舞，说她身上一股奇怪的酸臭。女兵们对耗子所有不可理喻的讨厌习性、鬼祟行为，从几年前就习以为常。反过来，耗子对大家给她的作贱和孤立，她从一开始就舒舒服服地接受。批判会之后，耗子试探地亲近小穗子。她会鬼头鬼脑塞给她一块油炸馒头或半碗炒鸡蛋。我们在小穗子的描写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耗子：蓬着过分厚的一头鬈发，表情过火地表功，说她怎样奋不顾身，一头扎进哄抢的人群，为小穗子抢到这碗饺子。

小穗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捧着小耗子为她抢到的饺子，发现耗子大而黑的眼睛那么灵活，是一种幸福的目光。我们细细一想，正是这样，低人一等的小耗子在那一刻肯定感觉良好。原来不幸和幸运是相对的。不幸者必须找个更不幸的人，并对这个倒霉蛋关爱施舍，才会油然生出优越感，才会瞬间变成个幸福者。为了这幸福感和优越地位，我们不得不制造一些倒霉蛋。一切终极的迫害，实际上无缘无故，只为制造尊与卑的悬殊，只出于对良好感觉的需求。

小穗子捧着一碗冷饺子愣神的时候，耗子已经在厨房里当家了。她熟门熟路地翻箱倒柜，找到一桶未启封的老陈醋，倒了一大碗出来，说留着她俩以后慢慢吃饺子用，别人不给，就小穗子和她。她又蹦起老高，去揪挂在墙上的紫皮新蒜，拿大菜刀“啪啪啪”地拍，剥下蒜皮，嘴巴“呼”地一吹，一会儿，弄得满地垃圾。她让小穗子看看，她多么敢糟蹋，敢祸害。然后，她很满足地看着小穗子狼吞虎咽。快吃光时，她说，最近警告她的人越来越多。

小穗子问警告什么。

警告她小心一点儿，小穗子思想复杂，谁都不敢和她靠近的。

小穗子满嘴饺子。不然她会说：何必呢？耗子，你为我跟大家唱反调又是何苦？

小耗子向前凑凑，声音压得很低，说她才不在乎呢，她才不会跟着大伙“墙倒众人推”呢。而我们中一些人，记忆中储藏着同一段事情的另一面。情形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男兵和女兵们开着玩笑，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地走出礼堂。我们中的谁说：“走快点儿，看后面哪个来了。”回头一看，是小穗子。小穗子端着一大筐脏毛巾，走在我们后面，一只脚穿着肮脏的灰色舞鞋。她在偷偷练那个高难度的单腿旋转，指望身怀绝技，部队会因此而留下她。我们嘀咕着她的妄想，为她仍然心存侥幸而窃笑。她埋头走着，筐子的分量太重，她得使劲支出右边的髋去顶住筐沿，身体便斜出一个不堪其累的角度。我们心存不良地盯着耗子。耗子慢下脚步，似乎想搭一把手。我们中的谁小声说：“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耗子？叫‘夜壶找尿盆，什么人找什么人’。”

耗子不敢掉队了，巴巴结结跟上我们。我们中又有谁说：“早就知道耗子给小穗子通风报信，端汤倒水。”

耗子干笑：“什么时候我给她端过汤倒过水？诬陷！”

“别恼羞成怒嘛，耗子，端了大家也理解。”

“没端！”耗子说。

“端了又不是什么坏事，你赖什么赖？”

“人家明明没端嘛！”

“耗子你就这点不好，不老实，以后要嘘寒问暖，光明正大一点嘛。”

耗子更是矮了一头，不断干笑说大家诬陷了她。

天天练单腿旋转的小穗子在看着大镜子时，眼睛又水灵起来。她不知道那样练已救不了她的大局。她穿灰舞鞋的脚支起她的身体：脚尖、脚跟，脚尖、脚跟，滴溜溜地转，如同一根鞭子下的碗螺，转得相当精彩，但我们知道她是悔不了整盘棋上那颗走错的子。就在她的单腿旋转趋于成熟时，一份处分已在保密室的打字机上敲定。保密室的小冯或小李在想，这个被处分的女下士萧穗子长得什么模样？是否面带邪气？然后，这份保密公文被盖上了政治部的红印。

小穗子端一大筐脏毛巾走过篮球场，看着我们在灯光下和乔副司令玩闹。然后，她径直向大门岗走去。演出结束，演员们时常步行回文工团院子。

女兵们歪三倒四地上篮。乔副司令穿着棉裤和运动衫，在女兵们中间灵活地蹿来撞去。他投了几个球，准头很棒，便大张嘴粗喘地问：“娃娃们，老头子球打得好不好啊？”

“不好！”女兵们嚷着。高爱渝瞅个冷子抢了球，一个舞蹈大跳，球不知飞哪儿去了。

当舞台监督的副团长这时也上来凑趣，捡了高爱渝的球，三步上篮。一会儿，他过来问乔副司令，演出观感如何。

“又想问我讨钱买鞋子！”乔副司令说。舞鞋的费用老是超支，他老得额外批条子。

高爱渝说：“老头子硬是小气，一双鞋子才几块钱嘛。”

乔副司令在她头顶打一巴掌，又对所有女兵说：“都过来，一个人给老头子打一巴掌，老头子就给你们批条子，买鞋子！”他学高爱渝，把“批”说成“披”，把“鞋子”说成“孩子”。女兵们就跑啊、躲啊，笑得清脆无比。都没戴军帽，头发里还有汗，软软地贴在前额和面颊上，揩去的粉脂在眼圈和嘴唇上留了浅黑和浅红，就像街上男流氓们叫的“妖精军妹儿”。打着打着，乔副司令的手顿在空中。他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说还有个小丫头呢？哪儿去了？女兵们静下来，对老头儿所指的人猜到一点。老头儿这时去看副团长，说很长时间没看那小丫头上台了，就是光着脚丫子踮脚尖那个。

副团长不知说什么。老头子说：“那个丫头跳得不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叫她跳！”

副团长想，可别败了老头子的兴致。他笑着说：“好，叫她跳，一定叫她跳！”

“你们谁能光脚丫子踮脚尖？”乔副司令用回力鞋的鞋尖点着地，“那不就给我省钱买‘孩子’了吗？”

女兵们想小穗子那一手只能叫撂地摊。三年前，她投考时成绩不好，却突然当众脱下鞋袜，人在两个大脚趾头上立了起来。然后她就那么挺可怕地立着，跳了一段自编的“吴清华诉苦”。消息传到几位首长那里，都跑来看十二岁的女孩耍猴。门外汉的首长们收留了小穗子，连她那位有着丑陋政治面貌的父亲也忍受了。

乔副司令又跟副团长说：“小丫头跳得不赖，让她跳。”

副团长还是嘻嘻哈哈：“好好好，让她跳。”他脑筋却是很忙乱的，想着如何把小穗子将挨的处分告诉老头儿，首长们老了，倚老卖老地总想在文工团有那么几个玩具兵，副团长对此重重叹口气。

小穗子推着鸡公车走到沙坑边。最初她不会推鸡公车，独个轮子常常扭歪，把车里的沙倒一地。大家随她去干这粗重活儿，她需要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只好随她去。开始是有人支她差，说小穗子你闲着没事，去弄点新沙填到沙坑里。大群的野猫总在沙坑里方便，沙坑隔一阵就得吐故纳新。不久小穗子就把鸡公车推得很好了，像进城卖菜的社员。她也不需要谁派她活，隔两天就把沙坑里的沙换一换。

顶车脊梁上的太阳已相当烫，才是柳树、桐树发芽的时节。她抓起给沙埋了多半的大平锹，把沙从车里拨出来。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小穗子这一会儿的孤独味道不错。活儿做完了，她身上的劲头还剩不少，便脱了鞋，赤脚跳进沙里。她用锹把沙翻松，深部的沙有点潮，很细，脚掌触上去，舒服得她心里一悸。她一点点往后退着走，前面的沙翻透了，一股很细的阴凉扑在她面颊上。这一刻若有人走过来，只能看见她的背影。但谁若看了这背影，都一定会认为这是个快话的背影。按说她不该快活，还不知处分将怎样严厉，她这样快活简直是不知羞耻。她把锹踩下去，铲大半锹沙，再翻向两边。细看她这动作是扭着小小的秧歌儿。在冬天被灭除的感情，此刻随着春天又活过来。那些莫名的柔情，使副团长女儿弹奏的钢琴声很远地传过来时，显得优美动人，她觉得她顿时喜爱上了这个弹琴的九岁女孩。

她听见宿舍楼上东一声、西一声的吊嗓。人们吃罢午饭回来了。很快，小号、巴松、长笛都回来了。这是该小穗子吃饭的时间。

走进炊事班后门，见耗子正等她，守着一大盆菜，花菜炒肉片和麻婆豆腐。她告诉小穗子，处分她的文件已经到团部了。

小穗子不看她表情过火后的脸，只听她讲某人如何偷看到了处分的内容。

耗子说：“你别太难过。”

小穗子把肥肉挑出来，仔细堆成一个小尖堆。再把鲜红的海椒皮放上去。耗子还在重复，千万别难过，难过有的人可高兴了。

“邵冬骏被罚下部队，回来升副连级了。”耗子说道，“你千万别伤心，噢？”她掏出一块毛了边的旧手绢，打算伺候小穗子好好哭一场。小穗子却开始一勺一勺地进食。这类菜往往没有瘦肉，今天却不同，耗子自己一片瘦肉也没舍得吃，全慰问了小穗子。

对萧穗子的处分因为演出而没有及时宣读，但所有人都知道处分的内容。

没人再差小穗子做这做那。若谁迎头遇上她，会局促一笑，自己也觉得笑得不好，反而亏欠了她似的。对小穗子的处分是“非正常退役”。只有申敏华在饭厅里大声骂街：“妈的越坦白越处分，小穗子为大家树立了‘坦白从宽’的好典型。”

有人偷偷地送笔记本和相册给小穗子，都是趁小穗子一个人在宿舍，哧溜一下钻进来，塞了礼物就走。小穗子还有参军前同学们送的一大堆笔记本和相册，她对着这两堆笔记本、相册傻眼。她没有把受处分的事告诉家里，对送了她笔记本的同学们，她不知怎样去解释。她开始为家里采购东西，为父亲买了两斤毛线，为母亲买了一套竹器。下午拎着大包小包走进宿舍，她吃了一惊——

高爱渝正坐在她的书桌上化妆。

“等你半天了。”高爱渝说。她一只脚跷在另一只脚上，脚尖插在黑色半高跟皮鞋里。最近她担任报幕员，四川话也不讲了。“冬骏是不是还有几张相片在你这里？”

小穗子看着她两只形状漂亮的脚上，黑皮鞋的跟脱落下来，只剩鞋尖套着脚，一晃一晃，随时要掉下来。她说并没有什么照片，所有的都烧了。

“什么时候烧的？”高爱渝把柳眉杏眼的脸从镜子后面挪出来。她让皮鞋落到地板上“嗵”的一声，随后伸出脚尖懒散地四下摸，摸到鞋，又让它在脚上晃悠，再一次，鞋“嗵”的一声落到地板上。她在这期间闭着一只眼描眼皮，一面说小穗子到这个时候了，撒谎还有什么意思嘛。

“我从来不撒谎！”

“那天夜里，把人家冬骏从屋里头喊出来，非要跟人家私奔，后来问你，你没撒谎？没见过你这么不知臊的人。”

原先在院子里化妆的人渐渐围到窗子前面。

高分队长美丽的红嘴唇花一样绽开，饱满而细腻。她宣告她和冬骏如今正在“正当恋爱”，要不是响应晚婚号召早就可以解决个人问题了。冬骏把你小穗子的照片都退还了，你小穗子还藏着人家冬骏的照片，想干什么？未必还要偷偷看人家？

又是“嗵”的一响，锃亮的黑皮鞋再次砸到地板上。那脚又开始摸索，透明丝袜下面，大足趾似乎在向小穗子比画一个下流手势。

小穗子又辩解几句，但很没有力量，什么使她注意力涣散。或许是压制自己盛怒的努力让她无法凝聚心智，让她理屈词穷。

高爱渝说：“那是几张练功照，穿短裤背心，你留着算哪回事？”

小穗子说：“我不记得有什么练功照。”

高爱渝对窗外的人说：“听见了吧？撒谎！刚才还说烧了呢！要不要我把冬骏叫来，让他自己跟你要？死皮赖脸，非要藏人家的照片！”

人们都高声嚷嚷说，叫邵冬骏个龟儿来！这些脸化妆化了一半，五官全给底色盖掉了，成了一块块没有眉目的空白。

小穗子向自己书桌走去，惨败得很。大家以为她要去找冬骏的照片，都静下来等。反正比这更没面子的事小丫头也经历了。可她突然一掀桌子。高爱渝悬着两只脚，重心也不对，这一下就到了地板上。

我们在二十多年后才知道，小穗子直到那时还爱着冬骏。小穗子感情过剩、死心眼，总得有个谁，她可以默默地为他燃烧、消耗。一次去重庆演出，她独自请假去了红岩烈士纪念馆。采集了一些草叶和野花，草和花下面，是烈士踏过的泥土。其中，有冬骏的父亲，戴着镣铐，满身血迹，踱过去踱过来，想着在冬天出生的儿子……为这个想象，她心里一阵疯狂，跪在了雨后的泥土上，那疯狂使她联想起冬骏的一颦一笑、一举一止，都那么高贵。她伏下身，替冬骏也替她自己，吻了那片土地。

我们想象着疯狂的小穗子：她伏在泥土上，嘴唇触着带雨滴的野草。因为冬骏，那土地不再是冷土，而带了三十七度体温。她把一点点泥土和草与花随身带回，压成标本，作为一件信物，她把它假想成冬骏给她的信物。高爱渝和冬骏在院子成对出没，她便呆呆地站在远处，手在军装兜里，抚摸这件信物。她承认自己是伤心的，但正因为伤心使整个事情变得优美。小穗子是个多少有点儿病态的女孩，认为优美的事物总有点儿伤心。

然后就到了这一天，小穗子站在高处为团支部出墙报。团支书王鲁生觉得她编墙报很快。画的报头、花边，排的版面也还过得去。她站在小椅子上，小椅子叠在大椅子上，听见人们在她身后聚一会儿，又散开，只有一个人没走。她绝不回头，因为她一回头，他就会走。最终他还是走了，轻轻说一句，小心点，别摔下来。他站了那么久，原来是想在她出闪失时及时救助她。像从前那样，他总给予她默然的、有备无患的保护。他的保护网原来仍在暗中为她张着。原来她还是他心里的一点牵挂与不忍。

再后来是一场重要演出，和另外两个文艺团体合作。小穗子不上台，杂事都忙得她浑身大汗。她得传递道具、递茶水、递假辫子。在穿过一条荒弃的走道时，她看见了那截电缆。

她停住了，看电缆头被胶布粗粗地缠住。只需再把胶布撕开，九个月前，强大的电流从她肉体和脏器中穿过，以那样危险的震颤来点穿一个秘密事实：他对她无处不在的注视。她慢慢蹲下来，看着黑色胶布下的粗大铜丝，形态很清晰，如同一触即裸露的神经末梢。

“你在干什么？不晓得这里已经不是走道了？”

她回过头，冬骏显灵一样站在她身后，手里拿一把木头大片刀。

她说了句什么，或许她什么也没说。

冬骏上来，扯住她的胳膊，扯到五步开外。他明白她蹲在那电缆边意味着什么，他在浓妆后面的眼睛，是恳求的：别这样——为了我，不值。

她想解释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刚才，是销魂的一瞬。她想问他，难道我走进这个废弃的昏暗走道时你在看着我？难道我还像过去一样惹你不放心？小穗子见自己的胳膊被他狠狠甩下，同时听他责备：这么大人了，还这么冒失，走路也不看看，能走的不能走的，只管瞎闯！

他偷偷把事情改了个性质，绝口不提这情景是九个月前那情景的重复。但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自圆其说，他还是骗不了她：他仍是一刻不停地在注视她。或许这早就成了他一部分自然，他对此已无意识。

“冬骏哥……”她说。

冬骏在浓妆和舞台服饰后面畏缩了。他拼命制造另一种人物关系和事物逻辑，说：“做什么事都跟没魂似的，你不闯祸谁闯祸？”

“谢谢你。”她说。她在三个字后面抒情，表达所有的谅解和忠贞。

她相信冬骏和她的相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它被迫断裂，只因为它不合时宜。她还相信高爱渝得到的，是不同的冬骏，那个冬骏不会抽丝一样地爱，细细地用心疼的目光编一张网。

然后就到了这个暮春的下午，我们都在院子里化妆，看见受了“非正常退役”的小穗子为邵冬骏的相片和高爱渝吵了起来。我们不知道小穗子心里的那种疯狂。它沉静而深潜，但霎时间会上涨，会涨成黑沉沉一片。黑沉沉的疯狂中，她只是抓住一个目标，不至于完全迷失，那个目标是高爱渝的脚。那双脚绝无仅有脚的功能，它们生来是做一些隐秘的色情小动作的，它们会轻轻跺谁一下，或小小踢谁一脚，不便言辞的话语就都有了。脚像模型一样标准，脚趾直而长，有一点妖娆，但不伤大雅。当她听见“那是几张练功照，穿短裤背心，你留着算哪回事”的刹那，那脚在她眼前简直流气、晃摇起来。小穗子浑身发冷，看着透明丝袜里在起劲挑拨的脚。

整个空间一片黑暗和静寂，她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光。

我们想，肯定小穗子记错了，当时她只是猛掀书桌，把高爱渝掀到地上。镜子跌碎了，划破了高爱渝的手。也许小穗子猛然发起攻击，原意是要抽一个漂亮的大耳掴子。多年后，连高爱渝自己也糊涂了，她当时是否挨了小穗子一巴掌。一片大乱中，趁乱抡巴掌也是合逻辑的。

我们记得在动手前两人似乎还有几个唇舌的恶毒回合。

“你下来——别坐脏我的书桌！”小穗子叫道。

“还有比这更脏的？”高爱渝说，拍拍屁股下的三合板桌面，“这里头锁的东西，有种拿出来给大家念念，那才是脏得生蛆的东西！”

“偷看日记犯法！”

“写黄色日记才犯法！”

两个人的话此刻叠在一块：“反动……侵犯……日记……人权……遭逮捕……践踏人格……”一提到因反动日记而逮捕的事，小穗子哑了，看着二十五岁的美丽上司。

在窗口和门口挤着看热闹的我们此刻已确定，小穗子顶撞上司的勇气来自破罐子破摔的自知之明。

高爱渝四面八方转动着脸，大声地说：“看看啊，这种混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年纪轻轻思想脏得跟茅房一样，早就该清理出去！”

不知怎样，小穗子发现自己的手已抓住了高爱渝的头发，专门吹成的报幕员大波浪头。她边打边想，现在好了，她可以不顾解放军的光辉形象了。老百姓打解放军，打也白打。推鸡公车的小穗子原来长了一身贼肉，力气也见长，拉架的人想。

这时，曾教导员来了，百米赛地穿过院子，两腮绯红。她一看这场女子角斗就大喊道：“都疯了！”喘了两口气，她又说，“我们解放军里，还有这种争风吃醋的丑恶现象！”

高爱渝和小穗子被拉开了。高爱渝揭露着小穗子日记里一段段的秘密，如何偷偷藏着红岩的泥土和花草，作为她痴情暗恋的见证。

小穗子疯牛一样向高爱渝撞去。

曾教导员叫道：“小高，不还手，让她打，看她能把你打死不能！”

几个男兵怪话一片：“不能还手哟，人家现在是老百姓了，打出好歹来我们解放军要管人家一辈子的饭哟！”

曾教导员把辫子往肩后一甩，脸已经不红了，变得煞白。她问看热闹的人消遣够了没有，够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人群还是不散，七嘴八舌地说萧穗子是主犯，先动的手。有的还指着书桌，说写黄色日记，还不准人家揭发，不如乘机就把黄色日记公开公开！

曾教导员寒心透顶，慢慢走到小穗子跟前，说：“萧穗子同志，你为什么这样……不可救药？就为了一点儿女私情？还是不是新中国生红旗下长的青年？你爸就给你这么教育的？”

小穗子说：“可不。”

其实小穗子并没有把“可不”说出口，她不过在心里这样反驳的。她心情悲壮，她让人看看，为她认定为神圣的东西她可以血淋淋地去角斗，为那份神圣，她可以粗野不堪。什么都不能阻止她和冬骏用目光、用神思、用心灵去悄悄地爱。

曾教导员说：“你的档案还没封口呢，我告诉你，萧穗子同志，组织上可以马上再给你记一大过。”

三年后，小穗子站在乔副司令的遗像前，眼泪流得一塌糊涂。老头儿听说他的玩具兵小穗子被“非正常退役”，把文工团的两个领导叫到他家里。老头儿把大局给挽回了，处分成了“观察留用”。

三年里，老头儿没来文工团视察，但托人给小穗子带了一包糖果、一支钢笔、一张字条。字条上面写：“好好跳舞。没有我批准，不许乱谈恋爱。”

小穗子哭是哭，可她一点儿不知道，老头儿写这张字条时，病已很重。老头儿脸上的浅麻子在遗像上消失了，面容是古板的，像农民大爷进城照的头一张相。小穗子正是为这副淳厚古板的面容而无声痛哭。

她感觉到一个人站在她旁边。一双白色的回力鞋，尺码很大。她等了一会儿，这个人却不走开。又等一会儿，泪水干了，把脸绷得硬邦邦的。

“乔副司令本来说，要介绍我们认识。”这个人说。

小穗子转过脸。这个人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小穗子马上被他那种奇特的单纯吸引了。这单纯不在于他目光的坦率，也不在于他孩子般爱惊奇的眉毛，也不完全在于他微笑时露出的虎牙。小穗子一时想不出他的单纯是以什么体现的，只感觉那单纯极其有感染力，让她轻松和无拘束。

“我老是看你跳舞，最早是刚当兵的时候。”他露着虎牙微笑着说，“有时候你在后台外面一个人练功，我也常常去看。不是故意的，那时我在警卫营下放，站岗看守桃子。桃林不就在礼堂后面吗？”

他急急忙忙地说，这时换一口气。所有的话在他那里都正正当当，十分地无邪。他站得笔直笔直，微笑也是正面的，完全没有潜意，就是微笑本身。

小穗子猜他大概有二十岁。这样无邪，有点儿令她不忍。

她和他说起乔副司令的病，老头儿的几个孩子如何不孝顺。他们这时在灵堂外面，花圈顺台阶铺下去，白色、浅黄、浅蓝，纸花发了大水。

两人不语了，想起乔副司令其实是把体工队和文工团的孩子们更当孩子。

“我跟老头儿说，不用你介绍，我认识她。”又是直截了当的笑。

小穗子心里想，他突然回到他的开场白了。

“你猜老头儿怎么说？”

小穗子看着他。奇怪，她居然敢这样不眨眼、不躲闪地正视他。她说猜不出啊。

“老头儿说，把你美的，小越子，你给老头儿多打赢几场球，提了干，我再给你介绍。”他这样说着，伤感就来了，并为这伤感害羞，藏起了目光。

原来他是军区有名的篮球中锋刘越。十三岁就成少年球星，十四岁就进了军区体工队的刘越，原来是个大个头的男孩子。小穗子心动了，脸一阵微痛，笑容正把绷得硬邦邦的脸撕开。不久她发现自己一时轻咬下唇，一时又把下巴斜起，一时又用手去绕耳边的碎发。症候出来了，她那些十分女孩子气的动作和神态只说明她受了大个头男孩的吸引。竟是这样：长久以来她舞啊舞的，正是为这一副被她照耀过来的目光；原来她不是平白无故地让肢体动情，不是无端端地浑身语汇，一切都是因为这一副为她而欣悦的目光。她迎向这目光，笑了，不怕闯祸地笑。

几个星期后，小穗子钻进正赛球的篮球场。那是军区队和军工厂的友谊赛。小穗子刚坐上看台，就见刘越被换上场。他活动了几下，开始往场上走，不知被什么一绊，直挺挺摔倒了。小穗子发现他爬起来后眼睛就往看台上找，找到了她之后嘴唇猛一掀。

后来他说他一摔倒就知道有个人在使劲盯他。

小穗子脸烧起来，反驳道：“谁使劲盯你了？”

刘越哈哈地笑：“这可太准了，我最不愿意我妹妹看比赛，有次她偷偷来了，我刚跑上场就摔倒。”

小穗子问他是不是也不愿意她去看比赛。

他说没错，因为他球风特差，常常和人打架，有时还骂脏话。他不愿他妹妹看他比赛，也是因为他不想毁掉他的美好假象。

小穗子明明看到他在场上呼风唤雨，观众都是他的。一群偏心眼、偏爱的狂热观众，球一到他手里就起来喝彩。哪里用着他骂粗话？谁犯规阻止他进球，场上一片脏话。

小穗子明知故问：“你为什么不愿你妹妹和我看你比赛？”

“因为你们太纯洁了。”

小穗子一下子沉默了。所有的羞辱和唾弃，都没有伤及她，没有在她形象留下哪怕浅浅的阴影，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假象。他接近的是这个假象。她想着，心里涌起一阵急迫，这美好平和的时刻将瞬间即逝，而美好的每一分递增，都在催成那消逝。

小穗子说：“刘越，你根本不了解我。”

他稍微吓了一跳，马上又笑了，也做出沉重阴暗的样子说：“你也根本不了解我。”

越是这样，越是表明他经历中一点沉重阴暗的东西也没有。地面是浅紫似的，玉兰的大片花瓣基本已落尽。小穗子发现玉兰香得很有层次，落地的和树上的就隔着好几个阶段。地上的花瓣铺得如此雍容，埋没了他和她的脚步声。玉兰最后层次的如茶一般的芳香一直铺到红砖围墙。

墙外是一个农贸集市。红砖墙上的玻璃被拔下不少，总有军区的人翻墙去赶集，省了好几里路的腿脚。也有翻墙出去恋爱的，刘越告诉小穗子。他说他在警卫营下放时，巡逻这段围墙，就看到过翻墙的恋人。

小穗子问他为什么要去警卫营下放。

刘越说被罚的呀，罚了一年呢。

“为什么？”

“打架呗。”他平铺直叙地说。“屡教不改，每次打架都打到眼儿黑。把人牙齿打掉了几颗呢。要我妈说，就该剁了我这只手。”他把右手举起，握成个拳，左右转了转，像评估分析一件好武器。“我也恨它，”他指他的拳头，“一见欠揍的人，它就突突直跳，跟你套的狼狗似的，套不住，冷不防，它就出去了。”

他做出很苦恼的样子，但小穗子看出他并不真苦恼。果然，他咧嘴乐了，虎牙全露出来了。

他是为一顿肉包子打的架。吃一顿肉包子不易，得靠偷，才吃得饱。每回炊事班怕第二天来不及包上千个包子，总在头天夜里把包子包出来，蒸熟，锁进粮库。总有人能撬开粮库的锁，偷出包子宵夜。这天领导在粮库外设了埋伏，活捉了包子贼。包子贼马上乱招，说是两个农村兵指使他们偷的。刘越问小穗子：“你说我这拳头见了这么个叛徒，能不能待着不动？打完后就给送警卫营站大岗去了。”

“那是哪年？”小穗子问。

他说三年前。

小穗子扭过头，看着他。

他说：“你瞪什么眼？是我还不懂事的时候。那年我不满十七，你十五。”

她想，是的，十五。

刘越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张电影票，问她下午有没有空去看电影。他这样说，脸上毫不暧昧，似乎他不知道“看电影”早就是一种仪式，让一男一女进入某种关系的仪式。他是一个缺乏概念和杂念的人。

她问是什么电影。

他刚一回答，她就忘了。她问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不马上做决定。她发现自己点了点头。他两根眉毛一扬，进了个好球似的。他那两根浓重的、充满好奇的眉毛。

在小穗子后来的印象里，那是和刘越的第一次散步。不知为什么，她更愿意把场地记成金晃晃的油菜田，似乎她需要热烈的色彩，至少像曾经和冬骏谈话的橙林那样暖调。军区墙外不远，的确有一大片油菜田，走在里面眼睛都会给金黄色耀得睁不开。刘越是在油爆爆的油菜花香气里将两张电影票拿出来的。两张蓝灰色的纸片，三十六度五的体温，还有三四年的烟味。她问他是否也抽烟。他说抽了好几年了，他是许昌人啊。许昌人抽烟就理直气壮似的。

油菜花的香气浓得她昏昏沉沉。那香气渐渐变得有些荤腥了。

她看他脱下军装，露出白衬衫。衬衫下的红色背心透了出来。背心上印着他的号，还有两个大窟窿。他正着走走，退着走走，那么结实成熟，却又那么单纯。她去看过他训练，看过三次。此刻看着油菜花上的他，她顿悟到他的单纯是怎么回事。他是个走火入魔做一桩事的人，幸运就幸运在，他做这桩事极是材料。他只想把它做好，时时都为做好它活着。他投中一个理想的球，就成了一瞬间的活神仙。为他能做一瞬间的活神仙，他毫不在乎世上在发生什么。

刘越的单纯，在于他神仙一样不省人事，神仙一样与世无争。她和他坐在电影院里，看他啃着面包喝着汽水，被电影上的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眼睛汪起泪水。她害怕和他分开的时刻到来。这一天，十八岁的小穗子对自己有了重大发现：她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那是个可怕的发现。她可以一边失恋，一边蠢蠢欲动地就准备新的恋爱。新的恋爱不开始，失恋就永远不结束。

她坐在电影院里，脑子在开小差，突然手被抓住了。刘越的手又大又厚，鲁头鲁脑，抓住她，傻傻地僵着，不知下一步往哪儿走。她想他的手真是只套不住的狼狗，说扑就扑过来，笨拙而生猛。

出电影院，太阳落了，他的手还拉着她的手。她看看这两只手，一只深色一只浅色，小声提醒他：“哎，哎！”

他说：“解放军叔叔阿姨也可以拉拉手。”他又看看自己的右手，说：“这不是我干的，是它干的，我怎么会随便拉女孩子的手？要犯错误的，但它不怕犯错误。”

我们都不知道篮球中锋刘越到礼堂来是为了看看穗子。礼堂外面是球场，球队在那儿训练。他总是跑进来，找个好位子，一般在第五排或第六排。他坐下来，点一根香烟，就开始看我们排练。男兵们都仰慕他的球技，很快和他互递烟糖。领导看不清他的面容，叫他出去，说不然警卫营的大兵会请他出去。男兵们大声说，他是“大表弟”。领导问谁的“大表弟”，回答说“文工团所有人的大表弟”。

我们记得那段时间小穗子跳舞成了舞痴了。排练时，很多人都使七分劲，她使十二分劲，动作稳、准、狠，表情有点儿夸张。尤其那个单腿旋转，她没事总要转它一阵，灰色的舞鞋上补丁摞补丁，从三年前的批判会开始，她一副要把舞台跳穿的样子。她不知我们在背后叫她什么，我们叫她小妖怪。她干脆用不理我们来对抗我们对她的排斥。她常和镜子里的自己做伴，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度日度月，在我们的冷眼旁观中，长高了，长出了成熟的曲线。她从编墙报发展到编歌词，渐渐地，她的歌词被谱了曲。

我们中的谁仍是会和她作对，把那些歌词和她曾经的情书掺和起来，用色迷迷的腔调去唱，她有时装着没听见，有时会陪我们笑，笑得特干，但比完全孤立要好些。

军纪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严明，士兵们开始把裤腿改窄，裙子改短。含蓄的碎花衬衫出现了。小穗子仍是士兵的白衬衣或黄衬衣，以宽宽的帆布武装带束在宽大的军裤里。她就这样一个形象，让一批批新兵交头接耳。

新兵们马上从老兵那儿知道，叫萧穗子的老兵不是真朴素，她三年前犯的错误比谁都花哨。老兵们认为把真相告诉新兵是他们的义务。

这就到了球星刘越常来看我们排练的那个初夏。刘越讨我们喜欢，也因为一身孩子气。男兵们有时看不下去他的单纯，用些猥亵的双关语和他对话，他一概不懂。我们中的谁说，让小妖怪教教他，不然他白活二十年，还得接着白活。

他便问：“谁是小妖怪？”

我们全笑了，说：“你常来，自个慢慢就知道了。”

我们那时把捍卫单纯、抵制复杂看成是所有重大崇高的使命之一。

一天，在电影院里，我们中的一个人认出了坐在她前面的一对男女军人。电影散场时，她悄悄跟踪上去，发现他们手拉手走到电影院外的夕阳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手是松开了，眼光却没有。她看见小穗子穿军裙的背影十分甜蜜，什么创伤耻辱的印迹都没有。是个圆满的落日时刻，满街人与树都拉出极长的影子，在橙色光线里把街道割成不固定的条缕。年轻的女兵和男兵走在这条缕中，像幅异国的电影画面。

跟踪的人看男兵在一个路边小吃摊停住了。女兵却有不同意见，一身都是娇嗔。跟踪者心想，原来她什么都没丢掉。这个小穗子，你以为她给那样整一场，这些女性的轻佻毛病和姿态该整干净了，结果没有。

小穗子被刘越捺到长凳前，坐下来，掏出手绢，淋上开水，细细地擦着碗筷。刘越说了她一句什么，大概是打趣的话，她嘴一撅，人一扭，白他一眼。她先擦了刘越的碗筷，再擦自己的，然后又倒些开水到手绢上，两手飞快地换来倒去，被开水烫着了。刘越马上接过那手绢，鼓起嘴呼呼地朝它吹气，又朝小穗子一笑。小穗子把他的手翻开，用手绢细细地擦那宽阔的手掌。这个小穗子现在是侧影，专注而稚气的轮廓，谁能想到她写得出那样的情书，经受过抛弃和众人的驱逐。原来她挺过驱逐，苟且偷生，暗中养得羽翼丰腴，为了这再一次在异性面前竭尽柔媚。

跟踪者不知该为马路对面的情景感动还是悲哀。小穗子坐在长板凳上，仰脖子大笑。你以为她此生不会再这样笑了。这个小穗子，这个经过恶治而不愈的害情痨的女孩。

跟踪者一时吃不准自己心里的滋味，因此她把所见的隐瞒下来，没有告诉我们。

但我们还是感到小穗子的变化。顺着一些端倪，我们对中锋的来意有所察觉了。我们看到，大家上去和刘越打闹玩笑时，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她想，假如这时她出现，可能会提醒我们，把她受的处分告诉刘越。她好不容易摘下“观察留用”的帽子，她知道单纯的刘越受不了这个打击。她到现在还留恋冬骏给她的保护，而她对于刘越，滋生出一种近似保护的感情。这感情使她几近脱口而出地对刘越摊牌。没有摊牌，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不忍。她一天天贪婪地吮吸着大个子男孩给她的情谊。她感觉大个子男孩老三老四皱着眉、叼着烟在台下坐着，她在他的目光下走向青春发育的最后阶段。她拼命地舞动，末日来临一样，想把刘越的目光拉住。纸包不住火，她旋转得疯起来，让危机感和紧迫感抽打着。

一天，刘越没来。

又一天，刘越也没来。

小穗子在蹲着脱舞鞋时向后一跌，坐倒了。她一圈一圈地解下舞鞋带，看着尘土尚未沉淀的舞台上，我们欢快地打来闹去。高爱渝小心地挪动着四个月身孕的身体，和几个新兵在讲解一段舞蹈。她丈夫邵冬骏走上来，递给她一瓶橘粉泡的水。小穗子想，新的剧痛多好啊，使旧的消散了。她可以这样恬淡地看着邵冬骏和高爱渝，不可思议地盯着高爱渝的腹，设想冬骏的一部分怎样进入了那里。小穗子拿着肮脏灰暗的舞鞋，独自走出后台的门。秋天天短了，傍晚已降临。

她在一个水龙头下冲了冲脚，用袜子擦干水，把布鞋换上。她的动作是怀念的，将来这鞋还为谁舞？她又用冷水浇了浇脸，在台阶上坐下来。她可以假装说自己在这里凉快凉快。

我们那天的排练耗时特长，一结束就随集体回宿舍了。

我们不知道小穗子一个人坐在后台门外的台阶上，又是满心酸溜溜的情诗。

小穗子看见刘越向她走来时，觉得自己就是在这里等他。他脸上那个明眸皓齿的笑很大很大，存心走得晃晃悠悠。然后他问她，有没有看出他的变化。

她只盯着他眼睛，心惊肉跳地说：你变化了？她原想把它说成俏皮话。

他说那可是划时代的变化。

她便说：“我知道你会变。”她原意是弄出一句双关语的，但她马上觉得愚蠢：原本也没有山盟海誓，原本没有说穿过名分，爱还待他们去开始呢。说“变”是有些赖上人家的意思。

他说：“啧，往哪儿看往哪儿看？脸上有什么可看的！”

她这才去看他的军装。崭新，一道道折痕硬得很，领章鲜艳欲滴地卡住他粗壮的脖子。他失去耐心了，两手拍拍军装下面的两个兜说：“没看见加了俩兜啊？”

她说：“哎呀！”

她站起来，笑了。

他是排级中锋刘越了。他这才有点儿不好意思，说行了行了，又不是没看过四个兜。他告诉小穗子，就是为了看她此刻的惊喜面孔，他特地消失了两天。

他问她去不去走走，她哪还有不去的？她的惊喜何止他看到的那些。他们又走到红围墙的墙根下。

“小穗子，乔副司令活着的时候，说等我提干了，就介绍我们俩认识。”

小穗子知道刘越这时旧话重提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可没提干。

刘越的手一直在口袋里，这时拿出来，掌心打开，里面是块手表。他说他去为她买了件礼物，一块上海牌手表，庆祝老头儿三年前介绍他们认识。

小穗子瞪着那块无华的不锈钢手表。半天她说：“你怎么了？我怎么会收你这么一份礼物？”

刘越开始臊了，他的臊表现出来是恼。他说：“我就要送你！”

“凭什么？”小穗问。

“不凭什么！”他臊得怒发冲冠，“我想送，我乐意！”

小穗子要他懂道理，她大头兵一个，戴手表违反纪律。

刘越说他看女兵们在台上排练，大头兵戴表的多的是，就她一个人穷酸。

小穗子说：“刘越，我和他们不一样。”

显然她声音是压抑的，刘越听出了点儿什么。他怔了一会儿说：“那你收着，等你提干了再戴，行了吧？”

小穗子摇摇头，说她真的不能收，心领了。

刘越给晾在那里，手还伸在外面，手里还拿着那块表——他窘得手指头冰凉。突然，他眼神变得很匪，说：“小穗子，我再问你一次，你收不收？”

“刘越！”

“收不收？”

小穗子苦笑了，可怜巴巴地说：“你先替我收着……”

一道雅致的暗金属光环从她头上划过。刘越的投掷姿态在铅色的傍晚中定格了一瞬，才慢慢收住。小穗子跺着脚，眼泪也出来了，说刘越你怎么这么胡闹，把好几年的津贴砸了！

刘越晃晃悠悠从玉兰树丛往回走，这时他回头说：“什么好几年的津贴？我才不攒津贴！那是我妈妈买的，我写信叫她买的。”

小穗子满脸追问地跟在他身后。

他说：“我把你告诉我妈了。”

看她眼睛追问得更紧，他又说：“你才没有领我的心。”

我们后来知道正是从这个时刻，小穗子开始对自己说：他太单纯了，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刘越把小穗子的回避看成是自己的过错。他想起那天傍晚的坏表现，原形毕露，让小穗子看到一个粗暴野蛮的人。她信中措词十分婉转，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需要很好地去相互了解。她希望他不要再去看她排练或演出，因为排练和演出中的她都不真实。最后，她说到乔副司令，说她答应过老头儿，只好好跳舞。

她搬出乔副司令来拒绝他。他巴巴地捧一块手表，好像一百二十块钱就能说明什么。他把一百二十块往墙外一扔，又装阔地说自己不必攒津贴，不过是母亲的一点小心意。好像他这样任性胡来，她就被征服了。

此刻，刘越一个人在篮球场上投球。每一球都投中，没一点儿意外。他不会再去看文工团排练了，一个要强的人不会在收到那样的信之后，还老着脸皮继续出现。

一天晚上放操场电影，文工团的地盘空了一大块，篮球队的地盘却让家属占了不少，文工团的男兵女兵都叫刘越过去坐，他决定不过去。他们见他往银幕后面走，叫得更咋呼：“刘越大表弟，可把我们想坏了！”

他只好搬着凳子走过去，两条大长腿在通讯团、警卫营队列里横跨。他的心打着夯，就怕和小穗子目光相遇。他垂着头，让几个男兵噼里啪啦地拍肩打背。所有人都质问他，为什么不来文工团串亲戚。他凭直觉感到女兵里没有坐着小穗子。她没来看电影，怕碰上他。刚刚斩断的往来，得冷却一阵。

他心里说别问别问，嘴一松，就问了出来。他问那个老转圈的丫头呢。

他装着连小穗子的名字都不知道。若不是天黑，人们会看见他红透的耳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男兵说：“你问她干什么？”

刘越是一点儿臊也藏不住的。他说不干什么，随便问问怎么啦？

下面就是小穗子的故事，给伶牙俐齿的文工团员们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

半夜，刘越用铁条撬开活动室的锁，拿出康乐棋，一个人玩起来。小穗子的日记总是背着人偷偷摸摸写的，比靡靡之音还糜烂。刘越使劲打一杆子，想象那靡靡之音似的日记。棋子走出一个理想的几何路线，落巢了。小穗子那样一个清纯的形象，站在两百多双眼睛前面，念着二十多页厚的交代，她没有哭。文工团员们告诉刘越，哭倒好了，换了别的女孩子，是一定要翻天覆地哭一场的。哭是一种姿态，表示知错、知羞、服软。假如小穗子一面交代丑事，一面哭得洗心革面，大家整她会手软些。

刘越玩热了，脱下外衣。他又看见四个兜的军服，还是崭新的。他明白小穗子的意思了，她宁可断了和他的往来，也不愿他知道她曾作的孽，以及那以后她如何担着冒着热烘烘臭气的猪粪走出院子，担着气味同样不悦人的泔水走入猪棚——小穗子那十六岁，一个单薄的年少赎罪者形象。刘越忘了自己拄着杆子朝棋子发了多久的呆。文工团的男兵女兵都有模仿天赋，他们做着小穗子的动作，一扭一摆地用鸡公车推沙土。刘越你看，就这样改造她恐怕都改造不好，谁知道她是不是暗中又跟谁眉来眼去，情书暗投？刘越大表弟，她没来勾搭你吧？没跟你说：“啊，你的目光在我血液中流动，你的呼吸掠过我的发梢吧？”那模仿很不赖，小穗子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给他们学舌出来，刘越也笑了。刘越开始布棋子、找位置、架杆子，人慢慢伏下去。他奇怪自己会笑，大概他当时不是笑小穗子，而是笑他自己，笑他几天前向她捧出手表时的蠢样。

刘越打了一夜康乐棋就一切恢复了正常。偶然地，小穗子担猪粪的形影会在他脑子里悠悠而过。他会突然痛心：这个罪有应得的小穗子呀！

他听了小穗子的劝告，再也不去看她排练。直到开春的一个礼拜天下午，他路过门岗对过的修鞋铺，见昏黑中坐着个白皙的女兵。她坐在很矮的一张小凳上，不知在对着什么出神。鞋匠在为她修补舞鞋，两人背对背而坐。小穗子微仰起脸，她的出神极其纯粹，排除了繁闹的街景：街上一家人在轰轰烈烈地出殡；另一个店铺门口排了抢购的队伍；几个妙龄女流氓在轮流用望远镜看每一个从军区门岗走出来的军人，一面做着污秽的评论，一面把烟灰东弹西弹。小穗子只是静静地出神。两个肮脏的小女孩走到她面前，她们最多三岁，一个将手里拇指大一块饼喂进了另一个的嘴里。

刘越见小穗子对小女孩们笑了。

刘越说：“喂，你修鞋呢？”

她吓一跳，从矮凳上站起来的时候，整个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刘越对鞋匠说：“鞋你先修着，我们一会儿来取。”然后下巴一摆，要她跟上他。他们顺着这条毫不浪漫的小街走，两边的店铺人家隔着马路大声谈话。楼上伸出的竹竿上，晾满破烂衣服。老人们围坐在街沿上摸民国时期的竹牌。

刘越跨过一摊灰色的肥皂水，等小穗子赶上来。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对她说：“我全听说了。”小穗子的脸冲着他，给他的错觉是她会装蒜问：你听说了什么呀？但她只顿那么一下，便说：“我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全告诉你了吗？”

“我要听你告诉我。”

他希望她能从他话里听出这个意思：如果你告诉我，那是一场冤枉，我会相信你。

她却平铺直叙地讲起来。是的，十五岁，她为了他吞过安眠药，也为了他差点摸电门。没有人知道她那次失败的服毒，他们只知道同一个雨夜的前半章：她把他叫醒，求他，要他带她走，远走天涯，然后她讲到那只含羞死去的雁。

刘越听到这里，眼泪流了出来。

小穗子这天背着“五四”手枪从省舞校往回走，见一辆摩托从门岗开出来——骑手是刘越。不用打听她也明白刘越让一个首长夫人招成未来女婿了。小穗子每天早晨五点去舞校上编导课，团里怕她不安全，特批她一支“五四”手枪。她下课是中午十一点，常常在门岗前面看见骑摩托进出的刘越。文工团很快有了传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得肝炎住院，刘越每天骑摩托去送午餐。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小穗子。他戴着头盔风镜，长腿摆成好看的角度，斜斜地拐个弯远去。女流氓们冲他打一声尖利的口哨，他偶尔也向身后挥挥手。小穗子发现，她天天下了课就往回赶，为的就是这样站在梧桐树后面，看他一眼。二十一岁的刘越，对那群女流氓来说，是天上的星星。

舞校放暑假时，小穗子看见刘越的摩托后面带着一个女军人，娇滴滴地把头歪在刘越宽阔的背上。小穗子想到半年前她和刘越走到那条小街的尽头，又走回来，路灯挣扎着亮起来。电力不够的路灯照着刘越脸上的眼泪，一扇铺板门里泼出的涮锅水把两人鞋袜都泼湿了。小穗子不懂自己怎么会在这时刻想到他们泼湿的鞋袜。

那之后，刘越死了心。

她记得他在某个地方低声说：别说了。是她讲到团支书王鲁生的时候。刘越听到这里，对他和小穗子的前景，完全死了心。

女流氓们这天一声不吱，心情复杂地看着摩托上的刘越和女军人走远。

回到宿舍，同屋三个女兵穿着内裤和胸罩在吃午饭。她们拉小穗子一块吃，说是有她们自己腌的海椒。曾教导员调走后，女兵们开始把饭打回宿舍吃。每人的床下都有自己的私藏，腌蛋、咸鱼、醪糟。

正吃得热闹，窗子外面有人拍玻璃。女兵们全欢声尖叫，喊着不准推窗子！这一叫外面的男兵拍得更响。一面说来点私货嘛！食堂今天的菜是喂猪的！

“哪儿来的私货？鼻子倒尖……”

“那我们把窗子推开了？”

里面又是尖叫：“不准推！哪个推哪个是流氓！”

男兵们在外面咕咕直笑。女兵们在里面也咕咕直笑。窗子开个缝，一个女兵露大半个脸和一整条赤裸的胳膊，手里拿一个盛“私货”的玻璃瓶。她说：“闭上眼，偷看莫得给你吃的！”

男兵们全在窗外说：“没偷看！眼闭着呢！”

赤裸的胳膊缩回来，等在窗子里面，悄悄抓起筷子等外面的手上来抓窗台上的玻璃瓶，胳膊抡出去，筷子清脆地敲在某个手背上。男兵便叫起来：“哎哟！好歹毒！”

女兵便得胜似的大声笑了。

小穗子也跟着她们大声地笑。这时，听见哨音在院子里响，宣布下午排练的节目。新上任的业务副团长不到四十岁，他也走到女兵的窗子外面，问女兵们是否穿了衣服，若穿了就请打开窗子。

男兵们告诉他说，穿了点关键的，副团长你闭上眼，她们就开窗子。

副团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他小老头一个，孩子也不比她们小多少，不闭眼问题也不大。他隔着窗子对里面交代，团里决定要小穗子赶编一个舞蹈，做“八一”节演出的开幕式。

“行不行啊，小萧？”

小穗子说行。

“抓紧时间，只有两个礼拜了，还要谱曲，排练，开开夜车吧。”副团长在窗外说，“知道你小萧脑子快，一晚上能写好几篇诗。开它三个夜车，争取下星期一开始排练，行不行啊，小萧？”

小穗子又说行。她明白副团长说她脑子快没任何恶意，把她写情诗的脑筋派正经用场有什么恶意呢？人们近来偶然谈到当年小穗子的“作风错误”，都是另一个态度，觉得那是件过时而滑稽的事了。有人偷偷地用录音机放一个叫邓丽君的歌。和这些歌比，小穗子当年的情诗多么地土气。

十九岁的小穗子第一次正式担任了一个大型舞蹈的编导。三十六个人的队形，很快喊哑了她的嗓子。演出之前，出了意外，领舞高爱渝不能上场。高爱渝已流产两次，演出前又发现怀孕，领导商量了一下，让小穗子顶上去。虽然小穗子的身量、形象都不够辉煌，毕竟熟悉动作队形。

演出地点是体育场。小穗子一上场就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刘越。紧挨他的女军人，手里拿本书当扇子，给自己扇扇，又给刘越扇扇。女军人没戴军帽，微微烫过的头发在额前翻出一个波浪。不一会儿，女军人便不再往台上看，打开了那本书，又在书上摆了一小堆瓜子，一边读书一边嗑瓜子。

小穗子感到那股疯劲又来了。她两眼一抹黑，只有刘越的眼睛准确地给她打着追光。她跳得身体分量也没了，柔韧度也没了极限。刘越有一年没见小穗子，她在他眼里是不是有了变化？她转身回眸，目光只有刘越明白，那种秘密情人的目光。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邵冬骏在军区墙外的农贸市场被人打了。他每天天不亮到市场等屠宰场的车来，好买到不要肉票的肉骨头，给高爱渝滋补。那天他被人用口袋套住了头脸，恶揍了一顿。天亮时，街上的人出来倒马桶，见一位满脸是血的解放军躺在下水道旁边。那人搁下马桶，跑上去摸摸解放军的鼻子，还有气，便去了街道派出所。民警们给文工团打电话，叫领导派人去医学院急诊室认人。他们在附近街上挨门挨户地盘查，看看有没有跟这位解放军有仇的。

邵冬骏在医院醒来后告诉民警，揍他的几个人全是北方口音，动作麻利得不可思议，像干侦察兵的。他们显然早就摸出了他每天买肉骨头的行动规律，先埋伏在一个烂席棚后面，从他身后出击的。他再清醒一些，又回忆说，暴徒共有四个，身高全在一米九左右。

小穗子在午睡时告了假。她借了一辆自行车，顶着大太阳骑到篮球队集训地。那是个军区的内部招待所，离市区有四五公里。大型比赛前，篮球队就被拉到那里集训。

小穗子到达时，所有球员都在午睡。一走廊的门大开着，传出电扇的嗡嘤声和男性的鼾声。她不敢再往前走，找了个通风的地方，坐在阴凉的青石台阶上。

她听见一个人从走廊那头的屋里出来，然后就僵在门口。她抬头，看着他，一身白色，胸口印个鲜红的号码。

他说招待所的门口有个冷饮室，有种双色雪糕他想她一定很爱吃。

她没等到他走到跟前就说：“刘越，你为什么要打他？”

她哑了的嗓音此刻破烂无比。他说走吧，我一天要吃十根双色雪糕呢。他步子松松垮垮，似乎走路这件事不值得他花体力。他那又懒又大的步子和从前略有不同，像是要告诉小穗子，他油滑了，是过来人了。他的笑也有变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曾经的单纯。他买了十根雪糕，很响地撂在桌上。

她一连问了他几次，为什么对邵冬骏下那样的毒手。

他好像刚刚听清了她嘶哑的声音：“谁是邵冬骏？”

“刘越，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你和你们篮球队的死党干的。”

“那个叫邵冬骏的舅子遭人打了？”

小穗子瞪着他。雪糕在他和她之间化成粉红的一摊和乳白的一摊。苍蝇绿莹莹的，点缀在上面。

“打得惨不惨？”

“刘越！”

“有没有送医院急诊室抢救？你心疼啦？听说这舅子不是个东西，出卖了一个跟他谈恋爱的小姑娘。”刘越嬉皮笑脸，一副逗小穗子玩玩的样子。逗一个五岁的小穗子：“不爱吃雪糕？那咱们换‘纸杯’！”他正要招呼坐着午睡的老服务员，手被小穗子拉住了。

小穗子拉着他的右手，就是他那只主意特大、不留神就出去给他闯祸的右手。她拉着它，过一会儿，另一只手也慢慢上来。她的两只手把他的右手握着。肮脏的浅蓝色电扇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再摆回来。风甜得发腻。

刘越安静下来。这时，小穗子看到他的确少了些单纯。他长出长长的鬓角，和特意蓄下的胡须连成灰蓝的阴影，眼睛也变了，笑起来有点儿坏，某方面开了窍似的。

下午的政治学习在招待所食堂，刘越请了假。小穗子知道有演出的日子文工团下午全体休息，她便跟着刘越到了他宿舍。他和她已开始东拉西扯，讲他们一年中的琐事。冷场总是出现，每次冷场，小穗子手上玩的自行车锁匙就响得刺耳。

“把那锁匙放下。”刘越说，“听得人心慌，就像你马上要走一样。”

小穗子说她是马上要走，四点钟要化妆，五点钟开晚饭前要点名的。

刘越说：“那好，你走吧。”

小穗子站起身，拉了拉坐皱的裙子，衬衫的背上湿了一片，她并没有感觉热。

“那天我和她吵起来了。”刘越说，眼睛跟着她、扯住她。

小穗子等他的下文，那种激动很不高尚。

“她跑到那儿去看英文书！如果我在场上赛球，有谁坐在最好的座位上拿本书看，我肯定上去踢她一脚。看书回家看去，糟践个好座位。还特地拿本英文书！生怕人家不知道她走后门上了军医学院似的！”

小穗子嘴上说军医学院也许要赶考试，心里却希望他说下去，态度再恶毒一些。

这时她已经离门很近了，偏西的太阳在地上投了个晃眼的长方形。她的身体在那光里，火烫的。

刘越站起来，一大步就已到了门边，他胳膊上汗毛被太阳晒焦了，一条泥塑般标准的长臂，那么男性。

“小穗子，你领第一套军装的时候，我从你对面走过来。体工队领军装的新兵往外走，文工团的新兵正好往里走，那间被服仓库你还记得吗？樟脑味呛死人。你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你一眼。两个队伍就交错过去了。你记得不记得？”

她说不记得了。她说她得走了。

他的胳膊慢慢围过来，她不久已在胳膊弯里。多好的胳膊，哪个女人在这胳膊拥围里都觉得满足、踏实。他开始吻小穗子的嘴唇，两人似乎不知道门大开着。

然后，小穗子发现他用两条胳膊把她固定在墙上。他两条长臂摆成个十字叉，手掌按着墙面，下巴轻轻抵住她的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样奇怪地站着。一个人跑进屋他们都没察觉。那人“喔”一声，又飞快退出门去。

刘越姿态没变，大声对远去脚步叫道：“别跑，在门口给我看着点儿。”

小穗子换一口气，想换换神思。

刘越说：“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和她断。”

小穗子把头搁到他肩膀上，轻轻摇着。为什么非得她一句话呢？

刘越把她抱起来，往床铺走。然后，他一只手伸到她的衬衫下，解密一样打开了那个襻纽。小穗子突然说：“‘别人碰得，我碰不得吗？’……”

他呆住了。那是一年前小穗子告诉他的话，是团支书王鲁生的话。

小穗子拾起落在地上的自行车钥匙，扣好背后的胸罩襻纽，头也不回地走了。刘越在招待所大门口追上她，她站住了。

刘越比她受的伤害更惨重似的，两眼都是疼痛。

她说：“你打他干吗？他从来没碰过我！”

在小穗子的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王鲁生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毕竟是小说，人物早和原型大相径庭了。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是个工厂小学徒，车间主任年轻正直，是王鲁生的形象。

在一次聚会中，我们问起这篇小说。小穗子嘻嘻哈哈的，把十七岁的她和王鲁生发生了怎样一段插曲大致讲出来。

她念了悔过书之后的一天晚上，在炊事班碰见团支书。她从大桶里舀出喂猪的泔水，又把剁好的菜叶拌进去。王鲁生问她是否挑得动，她没说话，只点点头。王鲁生见她挑得东摇西晃，叫她放下担子，说要挑给她看看。他果然挑得轻巧无比，如同舞台上走圆场。他把要领告诉她，又替她舀出些泔水，说少挑些，还有一大截个头要长呢！

她微笑了。那是念完悔过书之后，半年中的第一个微笑。

王鲁生又问：猪圈那么黑，有手电没有？

小穗子说有是有的，可她要照顾担子，腾不出手来打电筒。

王鲁生于是便为她打着电筒，一路送她到猪圈。路上他笑，说：“哎呀，实在太业余了，姿势那么丑，我来吧。”小穗子不理他，上下身脱节似的挑了下去。他打着手电在她身边跟着，说要强好，要强什么错误都能改。

小穗子倒泔水的时候，王鲁生的手电照得不准确，照在她脸上，但她没纠正他。她已很熟习猪食槽的位置，闭着眼也可以完成动作。她把栅栏门提起，让八只猪崽跑到槽边。王鲁生说：“他们说难听话的时候，你心一定要放宽些，别往心里去。群众嘛，不能要求他们水平一般齐。”黑暗里，他的声音随和温暖，不到十六岁的小穗子眼泪涌起来。

他又陪她挑了一趟泔水，告诉她，她的进步组织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别理他们说什么。然后他兄长般地追加一声：“啊？”

那个“啊”简直有些护短了。在泔水的复杂气味里，它终于把小穗子的眼泪催下来。一年后，王鲁生在进藏演出时出了事故，在舞台上让木头枪刺捅断了两颗门牙。牙医说最理想的补牙是用黄金搭桥，可黄金是不可能找到的。小穗子拿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心形盒子，告诉王鲁生那是她母亲送她的礼物，纯金的。

王鲁生把小金盒子在身上揣了一天，又还给了小穗子。他说他怎么可能毁这么珍贵的东西，难为她的一片心。

深秋的傍晚，王鲁生用一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下半个脸，眼睛在对比下显得又黑又深。“你看银杏树叶都黄了，多好看。”王鲁生残缺的口齿在口罩下面说，“小时候，谁家有棵银杏，可是美了。”

小穗子想，原来团支书是有情调的。

“有银杏树，就饿不着。”团支书又说。

小穗子问他，牙齿还疼不疼。

团支书笑笑说：“这能算疼？小时候上树摔下来，低头一看，胳膊里出来的这是什么呀？白生生的，一看，骨头！”

小穗子看看二十八岁的团支书，两手背在身后，步子充满思考。她此刻随着他走进乐队排练室，里面已是夜晚，只有一个谱架上的小灯亮着。灯下是一对正“交流思想”的男女，一个怀里抱着琵琶，另一个腿上横着长笛。

团支书叫着他们的名字，说：“对不起，你们俩能不能另找一个地方谈？我和小穗子要在这里谈谈团支部的墙报编务。”他说话时一只手仍留在身后，另一只手指指门外。团支书的派头很好，这套动作做得像个年轻首长。

小穗子有点儿诧异，王鲁生平时是没有派头的。

只剩他们俩人了。团支书指指立式钢琴的凳子，朝小穗子笑笑，“坐这儿，这儿软和。”

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不久他谈起她的表现：“进步是有的，但还不够。不要光是外表朴素，要内心朴素。”

小穗子仔细听着他带消炎药水味的话。

“看到你的每一分进步，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感动吗？”团支书的眼睛长久地看着她。组织的目光透过这双眼睛长久地看着她。

“我真的为你高兴。‘观察留用’对你是个严峻考验，你得挺过去。”秋凉中，消炎药水味的词汇一个个从口罩下出来，触在她脸上、鼻尖上。“因为这进步中，有我的心血。”团支书说。谱架上十五瓦的小灯营造了一小团光晕和一房间的幽暗。小穗子只能看见团支书的大口罩。大口罩雪白雪白，突然和她没了丝毫距离。同时，团支书的两只手抱住了她。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但嘴被大口罩捂住了。一面孔都是充满药水味的大口罩。她不顾一切了，抽出一只胳膊就往大口罩上杵。

大概是很疼的。那残破的牙床，断了的牙根，并不像团支书表现得那样无所谓。小穗子听见他压抑地呻吟一声，手向口罩举去，又停在半空中，意识到不能这时摘下口罩，并且剧痛是摸不好的。

小穗子恐惧地站在那里。她有点怀疑自己的反应是错的。或许整个过程都是她的错觉。他明明是被误伤的样子，困惑而委屈。

这时他恢复了力气。他用一点装痞的口气说：“怎么啦？看不出来我喜欢你？”楼上楼下，院子各处都是乐器声、歌声、笑声。那些刻薄她、孤立她的人，此刻令她那么想念。“我是要娶你的。”团支书说。这回好一点儿了，不那么痞了。“真的，不然我那么关心你。”她一句话也没有。四周的旋律在相互叫板，相互抬杠，那声音和这声音相比，却显得那么安全、那么光明。

“你快十七岁了，我不怕等，最多再等两三年。”

团支书已完全收起了戏腔戏调。

而正是他的阴沉和郑重使她夺路逃走。

一路“稀里哗啦”撞倒无数谱架，脚步带起的风掀起几张乐谱，在黑暗里扑腾着。王鲁生在门口扯住她的袖子，口罩下的口齿也不含混了。

“不准告诉任何人。”

她马上求饶地说：“不会的……”

他把这看成了转机，再次隔着口罩把嘴压上来。

她挣脱了他，跑到一群正分零食吃的女兵里。

过了两个月，团支书装了两颗又齐又白的门牙。他又要朝小穗子扑过来，嘴里说：“把你给清白得——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他要她把这话当成淘气，她却视死如归地瞪着他。

那年年底，团支书王鲁生进教导队学习去了。结业后，他成了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大家说王鲁生进入了做军区政委的预科期。

不过王鲁生后来的结局，似乎不合乎上面的逻辑。

我们追问，小穗子神秘地一笑，眼角起了细密的鱼尾纹，嘴角也老了，不甜了，这个曾经是我们中最小的小穗子。

球赛结束了。他打得不好，没给自己队赢多少球，犯规犯得多，咒骂也恶得很。小穗子看了两场关键比赛，都是闷闷不乐地走出球场。

她想跟他说两句话，宽宽他的心。想告诉他，她的提干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她将彻底走出十五岁那场处分阴影。那不可视的红字，正一点点地从她脸上淡下去，也许他会为她感到宽慰。她看见大轿车开来，巨人们排着队上车，他是最矮的一个。样子也比其他队长年轻许多。老首长的玩具兵一是年龄小，二是要有绝招。刘越就有魔一样的弹跳力。刘越二十二岁了，玩具兵生涯即将结束，出路有两条，一是好好做首长千金的骑士，二是打道回乡。

她叫了他一声。

他背驼得特别严重。给她一叫，直了一瞬。他慢慢朝她走过来，身上的汗被灯光一照，像刚给一大盆水泼过。他笑得很累，说小穗子该对他今天输的球负责。

她说：“就跟你说两句话，你们的领队要叫唤了。”

“随他叫唤去，让我先跟你说两句话。”他说。

“不行，我必须先说。”

她的笑容让他感觉，她已忘了那天招待所发生的事。

他坚持说：“我这两句话短，让我先说。”

她说：“我的话可是喜讯噢！”

他说：“我的正相反。”

小穗子一愣，说：“那你先说吧！”

大轿车的引擎在十米外响动。领队喊：“刘越，怎么还不上车？”

他两手握住小穗子的腕子。小穗子往后退：“哎，哎，你们球队的人全看着呢……”

他说：“我爱你。”

小穗子不往后退了。他嘴唇明明是不会说这三个字的，是从许许多多三流浪漫诗、爱情手抄本里硬搬来的。换了另一个人这样硬搬，她会很倒胃口。她早就不是十五岁的恋人和情书作者了，她现在懂得，真实情感正是在那三个字以外。十五岁的她，有着多么强大结实的胃口，时时咀嚼消化那么油荤的字眼儿、词汇。

她听见大轿车的窗口有人拍手叫好，呼喊一些含混不清的拉拉队语言。有条丑陋的歌喉唱起了：“……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领队口气变了，变成了典狱长：“谁唱黄色歌？”

刘越扭头跑去，一步蹬上轿车。从关上的车门玻璃上，他看到小穗子走一步踢一下草丛，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毫无负担。她目送轿车远去，右手的食指顶着军帽打转。这是她对他的话的反应？他坐在一个尾部的座位上，暮夏的风肉乎乎地扑在脸上。

刘越要告诉小穗子的，是那三个确定恋人关系的俗字儿。他本想告诉她，揍邵冬骏的事远没了结，保卫科的人根据邵冬骏的形容，怀疑“一米九的暴徒”有可能是篮球队或排球队的。体工队领导不愿在比赛前影响球员情绪，把调查推迟到比赛后的第二天。

很简单，只需问一下集训地招待所的警卫战士，就知道谁在出事的那个清晨出过门。查下来，出事那天，篮球队有四个人在清晨四点离开了招待所。两人骑自行车，另外两个合骑一辆摩托。

刘越索性不让保卫科费事了。他正吃早餐，见两个保卫干事往领队房间走，就把稀饭往泔水桶里一倒，啃着馒头跟了过去。

两个保卫干事和领队一一握手，刘越在他们身后“啪”的一个立正，大声喊：“报告！”领队问他什么事。

“人是我打的，”他回答，“没其他人的事。”

保卫干事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相互看看。过了半秒钟，领队说：“刘越，为打架你挨的批评还少吗？写检讨手有没有写出茧子来？”

刘越一听就明白，领队是在护短，想把这事说成是“打架”。打架篮球队谁不打？饭厅里吃炸酱面还打呢！

保卫科的人把刘越带到了会议室。他们俩坐在一并排的两张丝绒沙发上，刘越坐对面。一大圈空着的沙发，全是紫红丝绒面子，兽爪式的腿。似乎是那些该来而没来的审判者位置。

一个年长的保卫干事请刘越把事情经过谈一下。他是自带三分笑的面孔，刘越干巴巴的叙述没使他表情发生丝毫变化。

年轻的那个眼睛特亮，问刘越，能不能把偷袭的第一个动作再重复一遍。刘越心想，这货阴险，想看看动作和逻辑对不对。他站起来，比画说这是席棚，两个棚之间是个狭窄的巷子，只能过一个人。所以埋伏在巷子里的人必须站成一列，第一个人必须抛出布口袋把被害者的脸套住。对不对？

两个保卫干事表示同意。

刘越指着自己鼻尖：这个人就是我。我一手套上去，脚就朝他腿弯那儿一踹，小子就脸朝地倒在地上了。

他忘形起来，成了说金钱板的。说然后他抄了大铜头皮带就照那脑壳上、背上猛抽。那才多少地方呀？不够打的，把小子一提溜，翻过来，揍他脸。小子喊得跟娘们儿似的，不过口袋做得厚，用军用毛毯做的，就让他在里面慢慢喊。后来也喊不动了，毯子原来就是深色，这会儿有几块成黑的了。

保卫干事问：“总共打了多长时间？”

“也就一分钟吧？”刘越说，“就那么一个人够谁打的？都上来还不打死？所以我叫他们都别上，等我打累再说。”

现在到了“犯罪动机”了。对此刘越和三个同伙早商量好了。他们一口咬定“打错人了”。

“那你们本来想打谁？”

“打一流氓。”刘越大声说，气呼呼的。

“那流氓叫什么？”

“不知道，那一带的流氓多，你们一定也知道，那天小子流氓了一个女孩，我看见了，不过当时他们人多，我没打赢。”

“什么样的女孩？”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瘦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在哪儿流氓的？”

刘越顿一下说：“就在那条街上。”

两个保卫干事做记录，心里在想这位首长的未来女婿实在无法无天。

“你们错打的这个邵冬骏，和那个流氓很像？”

“像，一模一样。尤其在早上五点，天不亮的时候看。”

“邵冬骏穿军装，你们没看见？”

“谁让他不戴军帽？这年头，是人是鬼都穿军装，流氓格外爱军装！”

干事们把该问的问了，知道刘越最多挨一次严重警告，不会动他的。他是有靠山的人，又是篮球队的宝贝。

元旦前，我们在礼堂合乐连排，刘越又来看了。他还坐在第五排中间的椅子上，手上却没点烟。首长的千金不喜欢他抽烟，我们议论道。我们对他很冷淡，男兵们也不再叫他大表弟。他打伤了我们的人，打断了两根肋骨的邵冬骏到现在都不能大笑，别说跳舞了。打错没打错，都暴露了他的粗鲁、野蛮。我们还认为这事的处理太便宜他，只给个严重警告，他该干吗还干吗，照做他的摩托骑士、球星、乘龙快婿。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多烦闷，盯着舞台上指手画脚的小穗子，真想马上做出决断，从一个暗暗形成的三角关系中解脱。小穗子在他眼里还是有一点古怪和不好捉摸，他还是觉得她有一点说不出的危险，但他是入了迷。他看她穿一件黑色练功服，脖子和胸口相接的一带显得脆弱而苍白。她身上背一只小铜鼓，不时敲两下。她一敲鼓，排练便停下来。乐队还有不甘心的乐声，在她讲解队形、动作时，继续奏响。副团长便会在台下叫:“小萧，再敲敲鼓！有人聋哎！”

她便不好意思地笑一下，又敲两下鼓。她不用尖利的哨音而用鼓声来做行为指令，就是不愿意自己像其他老编导那样一副权威形象。

她讲完什么，演员们“哄”的一声，各种抱怨冲天而起，嫌队形不合理、动作不好看。老编导是不必忍受这些的。小穗子还要熬一些年数，才能收服我们。

我们中的谁说，会不会编舞啊？你自己来跳跳看！

小穗子走到了舞台中间，对乐池点一下头。音乐响了，她跳起来，一面气喘吁吁地说着队形变动、动作诀窍。

我们不知道她那天跳得那么出色，是因为她在为刘越跳。他们俩在暗中一呼一应，使我们感觉气氛中有种异常的东西，但我们判断不出来，只觉得小穗子摇身一变，成了块独舞货色。她停下来，脸通红，似乎在讨好我们，笑着说，就这样，不难的，熟了就好了。

我们看见刘越站起身，迈着大步，向礼堂外面走去。

小穗子敲了两下鼓，接着刚才断的地方，把舞蹈排下去。

她想刘越会在后台外面等她。她在他眼里看见了约定。她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正在建筑的图书馆堆了一垛垛新砖，成了孩子们的城堡。他和她站在一座城堡里面，他拉着她的手。

他故作玩闹地说:“穗子，我要做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了。”

她的手反过来拉住他的，把话题赶紧引开。刘越走出砖堆时小穗子叫住他。她说她父亲终于恢复了工作、名誉，给她带了一大包吃的。主要是口香糖。因为她小时候特别爱吃口香糖。她问他爱不爱吃口香糖。

刘越说:“给我留着。”

小穗子笑了。她一下子看到她下面的日子，五年、十年、二十年。和这个刘越，这个一面写情书一面画飞机大炮坦克战艇的刘越。

刘越的背影在红砖里一隐一现，不久就走到灰白的冬天黄昏里。他在走出三角关系，同时心算着另一个多边几何图形。这种心算在他是下意识的，他手一提起康乐棋杆子，那心算已基本完成。棋子要怎样声东击西才能消灭另一个子。篮球也是这样，手里的球运着运着，一个几何图形的路线就被心算出来了。然后是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动作和意识不分谁和谁。

小穗子又叫他一声。

刘越看着她，两人都一动不动。她头发在脑后盘成个髻，黑练功衫外面罩着棉大衣。他也看到了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会给她这样叫住，然后她会说：“你先去接孩子吧，我今天排练可能要晚一些。”或者她说：“我忘了带钥匙了，你把你的先给我。”

刘越看她走上来。大衣下摆甩来甩去，脖子和胸口难道不冷吗？他身上一阵涌动：那将都是他的，冷的暖的，她一切都将是他的。

二十二岁的刘越真想就和二十岁的小穗子消失一会儿。从暮气沉沉地下班的、打饭的军人群落中消失那么一会儿。灰白的下班号音送着一群群军人走出司令部、政治部楼宇，警卫兵的队列踏出干燥冷冰的操步，朝食堂走去。炊烟和饭食的气味和昨天、前天一模一样。小穗子和刘越一动不动站着，却从这里消失了。

小穗子先结束了“消失”。她说：“你那天赛完球，不是有两句话要告诉我吗？”

“哪天赛完球？”

“八月底。你输球那次。”

“两句话？”

小穗子斜他一眼：“那天你只说了一句。”

刘越大声地笑，说那句话留着，换她的口香糖。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长长的花岗岩走廊上走。还是布底布面的鞋子，尖口那种，不同的是鞋帮两边各钉一根黑带子，在脚背上绑成个结子。走廊高大干净，刚拖过的地面一股凉意。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办公室，门上横出一块块牌子：组织部、干部部、文化部。敞开的门把上午的光线投在走廊上，小穗子就走在明和暗的轮替中。她不常来这座森严的大楼，每个办公室都有人在严峻地说话，电话铃在坚硬的花岗岩上起着回音。

小穗子不常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因为她十六岁那年在这楼里碰到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个典型的老首长形象，红脸膛，双下巴，富态持重。他说站住，是文工团的吗？小穗子说是的。他们是不是叫你小穗子？她说正是。首长的笑容变得很奇怪，先点一会儿头才说，哦，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小穗子。她走过去很久，觉得老首长还在看她，还在奇怪地笑着。

小穗子想，可别再碰上那位老首长。她走进一间办公室，四下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她摘下棉帽，看着墙上的领袖像。这里的领袖像似乎比文工团的质量更好，你走哪他们眼神跟到哪。她走到墙角，马、恩、列、斯、毛、华都一致看着她。

一个声音说：“你干吗呢？”

小穗子一看，原来招她来的人是王鲁生科长。

“坐、坐。”王鲁生说着，挺着板直的脊背，走到桌前，取了个茶杯，又叫：“通讯员，送壶开水来！”他伸出手，小穗子装着打量环境，没把自己的手给他。

王鲁生说：“恭喜你提干啊。”

这对小穗子倒是个新闻。提干报告打上去快一年了，似乎一直被遗失或遗忘在哪个环节上。她说那谢谢你了。她不论青红皂白先谢他，不然他又搬出账本说：你提干有我的心血。可是账本还是搬出来了，王鲁生悲剧兮兮地说：“你提干，我是投入不少心血的。”

通讯员提一个漆着“政治部”字样的暖壶，站在门口大喊“报告”。王鲁生走过去，接过暖壶。小穗子一看不好，门关上了。

小穗子听他讲起事件的经过。王鲁生说，本来她条件也算成熟，特别是创作业务，很突出。文工团的报告打上来，专门提到她的创作成绩，说她改正错误改得十分彻底。一般做政治工作的人心里都有数，小偷和男女作风都是一犯再犯，难改。文工团领导认为小穗子很不容易，就改得很彻底。

他停下来，大首长那样细咂一口茶。

小穗子听见丁零零的响声，奇怪什么在响，一看她手上端的茶杯盖子不停地磕着杯。她赶紧把打着寒噤的茶杯搁下。玻璃板下面压了块绿毡子，毡子上有一张课程表。王鲁生科长也在上电大。

“不过呢，有个人跑去向领导汇报，说你是一直没断过犯错误，她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卿卿我我。有一次在电影院，她就坐在你们后面，把你们所有的动作都看在眼里。她说你蒙骗了所有的人，她是受你骗最深的人。你想不想知道，举报你的这个人是谁？”

她抬起脸看着他。

“这个人你死也不会想到。”他给她一会儿时间，让她脑子里各种猜疑慌乱地跑个够。“你想想，在你被集体抛弃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么两个人，始终为你说活，偏袒你？其中一个，不用说，是我，另一个呢？”

小穗子摇摇头。她放弃了所有猜测。

“申敏华。”

那个略带男性、驼背塌腰的申敏华。一度追查反动谣言，追到她那儿，她全认了。一星期的审问后，她回了北京。不久她传的谣言被证实既不反动也不是谣言。申敏华一贯和人唱反调，原来因为她是个暗藏的高干子女。

“你没想到吧？”

小穗子承认她死也不会想到。

“她说了你一堆难听话，说你天性弱点太大，多大屈辱都不会让你长记性，记得要永远跟人斗狠，不谈恋爱就是不谈恋爱。她在转业前把这话告诉了一个人，这人又传给了领导，让他们谨慎考虑你的提干。”

保密室在楼后面处理文件。成了黑色灰烬的秘密，在冬天的好太阳里飞着，从王鲁生的窗前飞过，一些落在光溜溜的树枝上。

王鲁生说：“幸亏有我。”他笑了笑，他这样一笑就是另一个人，在讽刺着那个一本正经、充满理想主义的自我。“知道吧？我其实也是假公济私。我一方面觉得要还你一个公道，另一方面，我是为我自己。”

来了，真正的清算来了。高利贷，驴打滚。

小穗子说：“那可真得好好谢你啦。”

“你看，这么多年，我的心你也看出来了。别人说你什么，我不管，我还是一心一意等你的。”在桌子下面，他穿三截头皮鞋的脚夹住了小穗子的脚。只不过是脚，她却觉得让他触到了女性最神圣、最隐秘、最致命的地方。她抓了棉帽站起身，对他不挑破地然后满口道谢，告别，叫他有空来文工团玩。

她走到门口，王鲁生一把将她拉回来。她装着给逗急的样子说：“你干吗呀？”

“看你怎么谢我。”他戴着两颗完美洁白的假牙，笑嘻嘻地凑上来，“在电影院和那个人都行，就和我不行呀？”他的笑是笑给一个贱骨头的。

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着脸哭起来。他不动了，一声也没有。

她出了他的办公室，一直奔到操场上。她的布底鞋在柏油地上踏动，发出麻木的声响，她恨这脚，他碰过的脚。她突然恨身上的军装，因为他也穿着它。

小穗子从中越边境打起仗之后，就没再见刘越。她把王鲁生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他，就和军区的几个记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车。

几个月后，她从野战医院回到城里，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过境迁。

我们把小穗子的变化归结为她地位的改变：作品上了大报，全国的大报呢。她一脑壳乱七八糟的东西终于有了正经出路。幸亏没跟邵冬骏成家，邵冬骏被打伤后再也不肯练功，长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氽肉丸子。我们不知道小穗子正经历的苦楚。她一回来就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自杀未遂，为着拉回刘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篮球队，说刘越个王八羔子把他们闺女的甜头都吃了，就想不认账了。

小穗子后来去了北京的电影厂修改剧本。临走她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跟一帮高干子女搞色情舞会，被人检举了。刘越和她取消了婚约。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军区举行了一场自一九六五年后最大的军事演习。一星期的行军后，篮球队要在驻地搞表演赛，几十个球员住在机关直属队营地。体工队、警卫营、通讯营一块分担驻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时的岗。我们偶尔看见刘越独自在球架下练球，嘴上叼根香烟。他练球时眼睛从不斜视，投了好球也不像过去那样满面得意了。他几乎不苟言笑，我们忘了他有颗生动的小虎牙。

我们一看见他练球就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也是一种舞蹈，每一个腾空都和地心引力挣扎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铸塑在空间，成为一个完美的塑像。县城中学的球场在墨绿的山岙里，冬天的雨粉细地飘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面。刘越给我们的错觉是他每一蹿跳都要发生某种突破。突破自然的极限，成一个自由物体上升。

表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驻地军分区的部队为他倾倒。比赛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十六岁的新球员发低烧，刘越便为他代一小时的夜岗。他是军官，按说不必站岗，但他总是替年纪小的新球员站夜岗。

他披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里的山显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绿和淡蓝的点点磷火。过了这座山，再行军一天，就是大演习的地点。野战军已经先到达了，野战包扎所和后勤部门正在夜行军向那里进发。直属队清晨四点就要开拔。刘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点，还有一小时。他的右手按在手枪上，手枪被他抽出枪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这是打开了保险的枪，饱含子弹，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个公共厕所，厕所有十个窗口，正对着哨位，若是刘越此刻练靶，他可以拿它们瞄准。厕所里的黄浑灯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尔有急匆匆向那里去的人影，刘越便问一声口令。对方一面回着口令，一面已进了厕所。不少人对口令毫不认真，随便回一句话冲进厕所里。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政治部宿营地出来，快步向厕所走。他斜穿过刘越面前的开阔地，步子自信，弹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个政治部首长看上去十分荒谬，至少刘越这样认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长愣住了。

“口令！”

“是我，组织部的……”

“不准动！口令！”

“我要上厕所！”

“再动我开枪了！”

……他终于把口令记起来。

但是太迟了，刘越的“五四式”已响了，后坐力已震麻了他的手。

所有的灯全亮了，穿白色和黄色军用衬裤衬衣的士兵和军官们拥到寒冷里，问出了什么情况，谁走了火。警卫营一个连长跑来，见刘越把手枪口朝天，两脚站得很开，身体重心完全在中心。一个洋气的打枪姿势，像从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里模仿来的。他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打枪？！”

刘越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几个人已把倒在血泊里的人认了出来，叫着，是组织部的王科长……

眨眼间担架来了，抢救器具跟了一大串。此刻射击的后坐力似乎震麻了刘越的全身，他身体一矮，就地坐下来。保卫科长睡眼惺忪地问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了他三次口令，他不回答。”刘越用平直的声音说。

调查下来，有人说他听见刘越只问了两次。他说那时他也起身了，正准备上厕所，怕起床号一响，厕所人满为患。他还听见王科长清楚地回答，他是组织部的。再回来问刘越，他一口咬定当时他问了三次口令，并且，对方什么也没回答，他是根据演习的规定开枪的。当然，他忘了首先警示。

王鲁生科长的伤势很重，直到演习结束才脱离危险。子弹从他颈子的侧面钻入，伤及颈椎，有终身瘫痪的可能性。他说刘越第一次问他口令时，他一时没想起来，但马上报了身份。第二次再问，他正确地回答了口令，并且问了回令。刘越说王科长绝对记错了。

虽然事故不小，但也算每次大型军事演习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责任追究渐渐成了扯皮。曾经调查过刘越揍人事件的两位保卫干事看着振振有词的刘越，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其中必有他们看不透的原因。刘越已不再是首长未来的女婿，他有词没词，不会像上次那样不了了之。

两大军区正好在合并，体工队以人员调整的名义，把刘越调到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去当宣传干事了，主要职责是抓部队基层体育活动。

小穗子在北京的两年里，起初每周和刘越通两封信，后来变成一周一封。信从西藏走到北京有时要半个月，有时更长。刘越总是不断地下部队，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天，收信越来越难。他开始弄摄影，小穗子从他寄的照片里看见他新涉足的地方、新结识的人。到了一年后，他们俩就是两三个月通一封信了。

小穗子终于告诉刘越，她有了男朋友。刘越从此不来信了。半年后，小穗子收到了他一封短信，说都怪他，三年前在那条脏兮兮的小街上，听她讲了王鲁生的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力量跟那么多人对抗，他在那之后倒向了首长的女儿。“事情先错在我这里，穗子，不怪你。”似乎他收到她宣布有男朋友的信之后，一口气就噎在那里，半年后才呼出来。呼出来，徐缓而黯然神伤，已有一点缅怀和回顾。

小穗子回文工团才知道王鲁生两年前受了枪伤，至今还在恢复站立和行走功能。听这故事时，她在院子里晒棉被。一个月的阴雨，褥子下出现了一层霉霜，天一放晴，院子和楼上一片草绿棉被。小穗子身体在绿军棉的夹道里，听我们中某个人把大演习中的事故告诉了她。她一动不动，刚洗的头发随意披散，水滴把她天蓝毛衣的肩洇成一片深色。那是小穗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奇怪印象：她突然记起她失去了什么。

他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出来，看见走来的小穗子。迎面的大窗给战士们擦得贼亮，高原的阳光灌进来，使她的形影显得曝光过度。他一时站住了，和她隔着三步。其实不必的，他只看她军帽外微卷的发丝就能认出她，不必这样细看。

“刘越。”

“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握手，讲些非讲不可的见面词。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高原人的脸，只有虎牙依旧。

她告诉他，她来是为了采访。他说好啊，他哪儿都能带她去。楼梯上他停下来。她在上面一个台阶，脸和脸平齐。她看着他的正连级军阶，和她的一模一样。

他说：“哎，你欠我的口香糖呢？”

“那天你说有两句话的。你说了一句，留了一句，留的那句呢？”

他眼睛没有老，还单纯如孩童。眼睛好伤心，嘴巴却是一个牛仔式的笑。是走一个地方，丢一个恋人的牛仔，他们的那种笑告诉你，谁拿它当真谁负责。他就这样笑着说：“留的这句和前面那句是一样的，所以是句废话。”

办公楼外面，是高原的盛夏。

奇才

毕奇回来的时候是八月，是萧穗子出事之后的第六十八天。穗子把这记得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整整六十八天没一个人跟她讲过话。连“练功去呀”、“发白糖啦”、“借我点洗发膏小萧”这样的话都没人和她讲。可这天下午两点多，在一片知了的呐喊声中，穗子听到一声：“没睡午觉啊，小萧？”

穗子愣了，回头一看是毕奇，拎了一个网兜，兜着他的脸盆、牙具和拖鞋，还有就是大半盆毛桃。他的提琴斜背在背上，迈着小儿麻痹式的步子。十七岁的首席提琴手毕奇像世上大部分天才那样隐约带一点怪胎的影子。不同于其他天才的是毕奇特别明白自己，明白与他的天才搭配而来的低能是瞒不了谁的，因而他两只大眼总是歉意的、难堪的。因而文工团的人对毕奇从开始就另眼看待，觉得不照顾这个既蠢又懦弱的天才毕奇心里过不去。

穗子站在练功房窗口，眼睛还盯着毕奇的背影。毕奇是唯一不知道她丑事的人，否则他不会主动同她打招呼。穗子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此仁义，竟忘了把她的两百多封情书落网经过告诉仅在十来里以外的音乐学院进修的毕奇。也就是说，唯有毕奇不知道穗子在情书里写过多少馊话，还把她当纯洁无邪的“小萧”。

这会儿哪怕只有一个人把她当好人，穗子也知足了。她含着泪看毕奇已走到了宿舍楼的楼梯口，给几个下楼来的男兵围住，给他们拍头打肩。很快女兵们也来了，说毕奇“瘦了胖了”。毕奇挨一记亲热就缩缩颈子，咧嘴傻笑，任逗任宠的样子。

其实毕奇并不难看的。就凭他母亲的模样，也不该认为他难看。毕奇有个漂亮的寡妇母亲，把毕奇从北京一路送到成都。火车上几十个新兵挤在七八个座位上，毕奇母亲对其他新兵说：“劳驾了，请让一让，毕奇这会要练琴了。”或者：“真对不住，请让一让，毕奇要睡一会儿。这孩子身体太差，不睡非垮不可。”毕奇比其他新兵小一两岁，看上去小更多，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五岁就独奏，因此都很服从毕奇母亲，心甘情愿地让着毕奇，腾地方给他练琴、睡觉、做体操。后来，毕奇母亲说：“请让一让，毕奇得加餐了。”所谓加餐，就是吃零嘴。大家很快都被毕奇母亲说服了：世界上人分两种，一种是天才，一种不是天才。摊上毕奇这样的天才是没办法的，连她做母亲的都没办法，只能多忍受多牺牲。连司令员也没办法，听了毕奇的演奏就去挖地方乐团的墙角，把十三岁的首席提琴毕奇挖来了。

新兵连一屋有三十张上下铺，毕奇母亲一看毕奇分配到的是张上铺，便拍拍那张下铺对毕奇说：“奇奇你睡下铺。”下铺的新兵说：“慢着，下铺贴的是我的名字！”毕奇母亲说：“那一准是贴错了。你看我们能睡上铺吗？奇奇的胳膊腿儿要像孩子你这么好使，我准敲锣打鼓送他上上铺！他要像你这样利索，我可福气死喽！”她一搂那新兵的肩膀，笑容香喷喷的。

大家于是都去看毕奇的手、脚、四肢。那是春节过后，毕奇的一双大肥手上长着紫红冻疮。毕奇的身体是七八岁儿童的，手脚却是中年人的，并且是发福的中年人。他左边脖子上的那块皮肤是老年人的，又暗又糙，毕奇母亲说想知道奇奇从小练琴吃多大苦头，就看看这块皮肉。毕奇母亲这时已把毕奇的被包卷打开，摊在下铺上。被包卷里包着十多包奶粉、几大瓶肉松。大家许久没见到这样高级的食物了，脸都红起来，赶紧全躲开。毕奇母亲很快和大家讲了道理：看着毕奇是在吃好吃的，实际上他是在吃药，不吃你们就等着瞧吧，不出一礼拜他就得犯贫血。

拉起琴来的毕奇是另一个人，四肢也合作协调了，大眼睛也不怯生生了。他拎着提琴走上台时一点都没有他素来的蹒跚。台风也极其漂亮，甚至有点独断专横的气质，琴不响人都给他震得抽口冷气。琴一响反而倒没什么了，观众对音乐识好歹的又有几个？不过看着看着，人们还是会莫名其妙地激动。看毕奇薄薄一片瓦似的头发在他锃亮的大奔儿头上甩下甩上，甩得那样潇洒，那样激情澎湃，人们无法不受感染。

穗子印象中，毕奇几乎是无语的。总是夹着小提琴，两个大平足一拐一拐，急匆匆要躲到没人惹他的地方去练琴。大家惹他也出于疼爱，拎一把他的肥大耳朵，踢一脚他的儿童屁股蛋，或者抬起他的两手两脚给他坐“滑杆”。毕奇上台独奏从不自己化妆，把脸往谁面前一伸就可以了。有时几个男演员无聊了，便把毕奇的脸化成个美女，毕奇并不去照镜子，下台后才发现。那是人们见毕奇给惹哭的时候。他哭起来是不怕羞的，一面呜咽一面控诉，完全是个忍无可忍而告状的孩子。毕奇呜啊呜地向老吴告状，口水在嘴唇上拉丝儿，鼻涕在鼻孔前吹泡，老吴便真跟惹毕奇的人生气。老吴一开始听毕奇拉琴就不行了。虽然是末席提琴，但老吴对于音乐最识好歹。

几天后的一个晚餐时间，很多人围着毕奇说笑。穗子非常害怕，老拿眼梢去瞟他们。只要有谁朝她这边看一眼，她便在心里说完了，他们正在把她的事情告诉毕奇。她现在唯有在毕奇跟前还有脸面。有个人给你点脸面多么不容易，这对于垂死地希望同人们恢复正常接触的穗子是根救命稻草。

穗子见毕奇走过来了。她嗓子眼紧得一口饭也咽不下去。假如毕奇看见她当没看见，就说明有人已把她干下的好事告诉了他。他却向她笑笑。她在这个笑里没找到任何破绽。她一口气松下来，看着毕奇笨头笨脑在洗碗池那儿洗碗、接水、仰脖子漱口，军帽顺着脊梁滑下来。在毕奇心里她还清白。一阵窃喜使穗子又犯起轻骨头来，脚也飘然了，原地来了个劈叉大跳。人们不是那么彻底地残忍。穗子呆着，一道晚霞照进来，桌上的一群大苍蝇五彩缤纷。

直到十月国庆的繁忙演出，毕奇似乎始终蒙在鼓里。穗子仍是揪心，一旦看见有人跟毕奇眉飞色舞地说话，她便提心吊胆：毕奇马上要知道她穗子闯下什么丢脸大祸了。她看见老吴跟毕奇都抱着琴拨弦，老吴说着什么，毕奇朝男女演员这边看看，笑笑。老吴嘴很缺德，只对毕奇一人留情。老吴说哪个女演员瘦便说她“一身鸡骨头”，说谁踢后腿是“狗子撒尿”，说谁腿短，就叫谁“两条腿的大提琴”。一身缺陷的毕奇却从没让老吴糟蹋过。老吴爱毕奇爱到什么都替他做的程度。他替毕奇灌暖壶，替毕奇钉棉被，吃毕奇的包子皮和肥肉皮，也替他受过。一次年度打靶，老吴和毕奇站靶场警戒哨，不准行人进入靶场外围，以免被流弹伤着。老吴站东南，毕奇站西南，老吴远远看见西南边灌木丛里出没一个人影，立刻向卧在几百米外的射击手们挥旗大叫：“停止射击……”却来不及了，一颗流弹落在一个打猪草的老太太腿上。毕奇傻眼看看血泊里的老太太，老老实实告诉老吴他一个盹儿工夫把老太太放进了靶场。老吴叫他闭嘴，责任由他去推卸。他说：“毕奇你别脓包啊，让他们诈出真话你就脱军装吧！”老吴把责任开脱得很好，开脱不掉的一点儿自己替毕奇顶了。谁也不知道老吴的档案里是否为此留了阴影。老吴不在乎，他非党非团，又是末席，还能往哪里贬？只叫毕奇成了音乐伟人别没良心，忘了为他牺牲的末席老吴和贫农瘸奶奶。

穗子紧盯着老吴薄薄的嘴唇，生怕它们摆出“萧穗子”三个字的形状。还好，好像没有，他和毕奇谈论着一段旋律下乐池去了。

灯暗下来，观众席静得只听到人们不断咳嗽，“喀喀”地吐痰。

乐池里的校音声也敛息了。男女演员们挺胸收腹，准备一个个冲刺出去。

指挥棒抬起，一小阵，又放下来。指挥问首席提琴毕奇怎么了。毕奇说有人音不准。于是他又给个音，大家又校一遍。毕奇再领头，又是一遍。他对指挥说，就差那一点，就那一扣扣儿……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老三老四，所以五十岁的指挥尴尬一瞬，帅劲马上就还原了。

毕奇的提琴独奏靠后半场，三次谢幕后，汗把他的薄毛料军装后背打得浇湿。女兵们一块儿上去给他打扇子，擦汗，端冰镇牛奶。女兵们疼他的时候嘴里总有几声骂：“又没睡午觉！”“又藏在哪儿练琴！”“累不死啊？”毕奇就那样站着，脸上有一点羞愧。毕奇毕竟很纯洁，女性的触碰使他多少有些受罪。

穗子在毕奇走过去时本想说句什么。什么都行，比方“拉得真棒”之类的废话。但她临时又变卦，佝腰装着整理舞鞋去了。她看见那双穿锃亮“三接头”的大平足从她身边走过去，不久听见一声：“奇奇！”不必看也知道是妞妞和丫丫。

妞妞有一米八○的个头，却梳两根细辫子。丫丫膀大腰圆，一口老烟牙。两人都说极不地道的四川话或极不标准的普通话。所有司令、政委的儿女都是这样一口话：超越省界的、涵括东西南北的、高于任何乡俗的洋泾浜。

她们大声和毕奇说话，一口一个“奇奇”。她们是在奇奇独奏的前一分钟进剧场的，奇奇上面谢幕，她们下面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除了奇奇，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傻蹦”、“瞎吼”。有时她们心情特别好，也会把领舞演员或独唱演员招呼一下，说：“哎，那谁，过来过来。”过去后，丫丫会上下打量她（他）一下，说：“跳得还不错，叫什么呀？”告诉她们叫什么，姓什么，她们说：“不错。过去怎么没看到你呀？”假如她们心情好得要命，她们会把送给毕奇的巧克力、麦乳精分一点出来，赏给她（他）。极偶然地，两姐妹会把个别男女演员开车接走，带到岗哨森严的司令楼里，请他们听奇怪的音乐（爵士），吃一种叫“吐司”的东西，却明明就是面包。毕奇每回都是半个主人，帮着挑唱盘。演员们受宠若惊，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地听上两三个钟头，终于听完了，丫丫总会发现新大陆地说：“你的眉毛描过吧……”或说：“你脸上搽了胭脂吧……”当然，被丫丫揭穿的多半都是事实，演员们去她们家总要给自己形象加工。这样姐妹俩就倒了胃口，觉得文工团员浅薄虚荣是没错的了。破天荒也是有的：姐妹俩跟几个演员偶然也会交往下去，直到谈及家庭门第。在这方面姐妹俩最受不了谎言。一旦发现谁撒谎，丫丫便会说：“人家毕奇就不撒谎，他爸被镇压又怎么样？还是挡不住人家成为大音乐家！”当然这样讲得要很大派头，连文工团领导都讲不起这话。

冬天文工团和军区部队一块下乡，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演习。毕奇变得闷闷不乐。他仇恨冬训，第一是每回冬训他手上的冻疮就发作得一塌糊涂；第二，他不能保持每天十小时的练琴；第三，他的那对平足在急行军夜行军中会充分显出劣势。

这是个多雨的季节。文工团兵分四路组成战地鼓动队。穗子和毕奇都在老吴的旗下。大部队的行军是沿着盘山公路。而鼓动队必须插小道超到大部队前面。小道上一脚下去黄泥齐踝，才两里路所有人老了似的喘。听见一声沉闷的“我操”，大家知道毕奇又摔了一跤。老吴鼓动队长也不做了，专门去照顾毕奇。老兵说雨天行军跌跤不能超过三次，不然人就给跌散神了。毕奇少说已跌了十跤，神散了形也散了，最后一跤把架着他的老吴也拽倒。老吴说：“好样的，爬起来！”毕奇的大平足麻木地搓动几下，却没爬起来。老吴心里很虚，但嘴巴仍旧斗志昂扬：“我就不信咱们毕奇今天就爬不起来！一、二、三……哟！”

毕奇的两脚又蹬几下，再蹬几下。他长着冻疮的肥大耳朵往下一耷拉，嘴啃在泥里，成了一尊完整的泥胎。他抬起脸，人们看见眼泪飞快地从黄泥里冲出来，两片泥嘴唇之间一根亮晶晶的水涎。毕奇“呜呜”地哭，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控诉：“……袜子都缩到脚心了……裤衩让汗给弄湿了，特磨得慌……这什么破路？！什么破天气？！老不晴……”

大家围在他身边，瞪着眼看他，几个女兵恨不得和他一块骂，陪他一块哭。老吴这时把自己背上的被包和锣鼓交给一个男兵，对毕奇说：“来喽，老吴今天做老驴了。”他“吭哧”一声把毕奇背起来，又说：“我他妈的连自己儿子都没背过。”

老吴背着毕奇走走歇歇，到达鼓动地点时，大部队早已过去了。晚上领导当全团人的面革了老吴鼓动队长的职。老吴对毕奇说：“我老吴为我老子都没受过这种气。毕奇你以后成了大音乐家可要孝敬我老吴。”

大家这时都围着炊事班的炊火烫脚，没有凳子，只能站着，先烫一只脚，再烫第二只。老吴却搬了几块柴让毕奇坐。有人逗毕奇，说毕奇认老吴做爹算了，老吴这么疼你，亲爹都不会帮你洗脚、挑水泡。

毕奇只笑，露颗小虎牙。老吴捧着毕奇搁在他膝盖上的脚，上面的十几个水泡穿了刺，扎着引流液体的头发，乍看快成仙人掌了。老吴说：“怎么样？毕奇，就差给你把屎把尿了。”

毕奇又羞了，说：“哎呀老吴！”

老吴说：“屎尿咋个了？毕奇也太纯洁了。未必马克思就不屙屎？”

大家笑着说老吴反动，老吴太粗，不配做毕奇的爹。

毕奇这时抬起头，正好看见穗子。他笑了一下。穗子想，人们怎么了？从此对毕奇瞒下了她穗子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了？军训期间除了演出几乎没人练功。谁都没这份体力。不演出的晚上，大家洗洗衣服，早早就滚地铺了。文工团住的是一所小学，后面有座破礼堂。偶尔需要排练，就去那里。天刚亮穗子已练功练得一身汗，见毕奇一手提谱夹一手拎琴盒进来。他说：“小萧真刻苦啊，觉都不睡！”穗子说你不也挺刻苦的。毕奇一边摆好谱子一边说：“天天这么翻跟斗，非摔了不可。”

穗子原以为她私练“抢背”并没人留心。她脱下练功鞋，换了棉鞋，去取挂在锈铁钉上的棉衣。毕奇说：“哟快看！”穗子吓一跳，转过脸，见毕奇已经在她身后，离她半步远。他指着她侧腰说：“你刚才伸胳膊我都看见你肋排骨了，一条一条特清楚！”她笑起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女舞蹈演员瘦得见骨，那是福气，举起胳膊还不见肋排骨，在舞台上就成猪了。

毕奇像刚懂道理一样点头。

穗子说：“你练琴吧，我练完了。”毕奇说：“我打赌你不到八十斤。”

穗子把海蓝练功服袖子一撸，说：“那也比你有肌肉！看见没有——”她一捏拳，大臂上真出来个小疙瘩。

毕奇便伸手上来摸了摸，说还真是肌肉！他又用两个虎口一比，说：“你的腰肯定比这还细。”穗子马上说不可能，我又不是只马蜂。她像所有舞蹈队女孩那样歪脖子拧下巴，嘴上是吵架，眼里柔情似水。她在很多年后奇怪，经受了一场奇耻大辱之后，她怎么仍在这个时刻跃跃欲试地想作怪？

毕奇说：“那我量量看。”他两只大胖手带着冻疮和松香粉末傻乎乎地卡了上来：“你看，差不多吧？也就稍微粗一扣扣儿！”

他的手弄得穗子痒了，咯咯地笑着躲闪。毕奇说他打赌她腿上肯定没什么肌肉。穗子不服，把一条腿单举起来，控在空中，缓缓划动，一面说：“没肌肉能做这个？你掐表吧，十分钟之内我这条腿不带落地的！”毕奇还是不以为然，穗子急了，说：“那你来一个试试！”毕奇把腿一绷，说：“来，摸摸看，咱这肌肉一块块都不含糊！”穗子觉得伸手去摸不大成体统，但又一想，男兵女兵常常在一块掰腕子，有时还会打闹得滚作一团，认为“不成体统”，只说明自己思想复杂。“思想复杂”是最刺痛穗子的一个罪名。穗子思维飞转的时候，毕奇已捉住她的手，捺在他腿上。毕奇的腿果然挺结实。毕奇把她的手领到肚子上，说：“看看咱这腹肌！”

穗子彻底放心了：假如人们这时还不把她的事告诉毕奇，就不会告诉了。倒不是穗子对毕奇有非分之想，只是她太看重毕奇给她的这份平等和尊严。

打靶之前出了事故。毕奇半夜口渴，起来喝水，喝了行军壶里灌的擦枪油。每隔半小时，毕奇便要呕吐一次，腹泻一次。老吴忙坏了，打着电筒、架着毕奇在茅厕和宿舍之间飞快往返。最后仍是无济于事，还没跑到茅厕毕奇就不行了。老吴咬牙切齿地说：“夹紧屁股，屏住呼吸，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毕奇身体一垮，老吴知道这下坏了，全到裤子里了。

老吴怎么也拽不动毕奇。他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老吴一说：“总得洗吧？总得换裤儿吧？”他就哭得更伤心。老吴很懂毕奇，他自尊心太强，宁死也不要人收拾他裤子内被粗粗消化过的枪油。

擦洗干净后的毕奇躺在被窝里，不理睬劝水劝汤的老吴。老吴明白他羞坏了，并且心里有太多的知恩和感激，若要表达，更令他害羞。老吴说：“你龟儿真做老吴儿子了——老子给你把屎把尿了。”

到中午连军区首长都来看望毕奇了。然后毕奇就让首长的车给送到了军分区医院。一礼拜后毕奇还是吃什么吐什么，一个人瘦得只剩个大脑壳和一对大手、一双大脚。妞妞和丫丫从成都赶来。妞妞一见毕奇眼圈也红了。丫丫把医生护士叫来大发脾气，说这么简单的病情都处理不了，干脆回老家做赤脚医生去。丫丫指示给毕奇用她带来的营养液，又指示把毕奇同屋的三个病号搬出去。姐妹俩在招待所要了间房，一早便到毕奇床边来监督治疗，开始是把早餐带过来吃，后来洗漱、早厕都挪到了这边。毕奇脸上果真有了人色。一天早晨例行抽血，妞妞见小护士扎得毕奇咧嘴，便斯斯文文地训导起来，说：“你以为人人都跟连队来的糙大兵似的，吃了你们的苦是哑巴吃黄连？”

一个老护士这时跑进来，一把逮住妞妞就往走廊里拖。“今天让我逮着了——我说怎么天天早上有人在女厕所大便不冲水……”

妞妞已给她拖到走廊上，一个劲地挣扎。老护士说：“去，把你拉的大便给我冲掉！”

妞妞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丫丫跑出来保护姐姐，说：“你再不放手？！放不放……好，好。现在不放，可就来不及了，马上你就要知道我们是谁了。”

有人凑到老护士耳边告诉她：“这姐妹俩是司令员的女儿。”

老护士说：“司令员的女儿就拉了大便不冲啊？”

老护士这话非常在理，非常合逻辑，也非常有原则。连妞妞和丫丫都觉得理亏起来。但俩人毕竟是女孩子，一口咬定老护士老眼昏花，诬陷好人。科主任这时开始查房，听走廊上乱便出来搞治安。丫丫和妞妞回到毕奇病床边，听老护士大声说：“司令员的娃儿也要讲卫生！不行让司令员自己来评评理……”

军训结束回到成都，是春节前夕。老吴交代了毕奇如何吃药，如何休养，便匆匆回家探亲了。其实毕奇已经康复了，人也胖了不少，早就开始吃正常伙食了。初一早上他照旧练琴，结束后拿了饭盒到伙房打饭，这才记起初一伙房不开伙，而是分发给每人半斤面、半斤肉馅，由大家自己去包饺子。大家往往自己结伴，五六个人合成一组，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儿的包馅儿，同时胡聊，或者斗嘴。

穗子受到一组人的邀请，感动得心也要化了。半年来这还是第一个集体向她展开怀抱。但她忽然发现各组都没有毕奇，知道他又躲到什么别人找不见的地方练琴去了。她便撒了个谎，说另外一组人已邀请了她。

穗子撒谎是因为毕奇。假如她告诉人们，毕奇尚未入伙，大家一定会等他练完琴冒出来时，拉他入伙。那伙人里万一斗嘴逗得过分，说出穗子的事来，穗子从此连最后的尊严也没了。她见过类似情形：斗争归斗争，事情一过半年，人们就会拿当事男女开玩笑，假如有人说：“哎，小萧，怎么不和你男朋友一块包饺子啊？”穗子在毕奇面前就原形毕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毕奇给她的一份友情，基于他仍旧认为她单纯无邪。半年中，从夏到冬，毕奇的友情成了穗子的空气和水。

她领到面和肉馅，等着毕奇。见到他，她说她起床晚了，别人都搭了伙，她只好单干。毕奇特别高兴，说我来擀皮儿吧，你这个南方佬儿肯定不会擀皮儿。穗子不动声色，把面和好，不紧不慢操起了擀面杖。毕奇大手直拍，连连喝彩：“嗬！嗬！南方人擀成这样也还凑合。”吃饭时毕奇谈到他母亲。他说他跟母亲每隔两天就通一封信。妞妞和丫丫接他去司令员宅子，也请他用司令员专线给母亲打电话。

他忽然说：“你好像挺脱离群众的。”

穗子说：“没有啊。”

“你不太合群。”

“谁说的？”

“你说我呢，小萧，我合不合群？”

穗子说：“你当然合群了，你群众关系最好了。”

他说：“咳，咱本身就是群众嘛。”说完他笑起来，大眼睛弯弯长眉飞舞，一点也没有平时怯懦木讷的样子。穗子想，毕奇倒跟她挺合得来，说不定他也拿她的友情当回事呢。她还发现毕奇有个不正常的地方：对别人的事，他一个字都不谈，似乎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周围的人怎样活着，亦似乎他知道也不感兴趣。

春节之后，复员、转业的名单公布下来。名单里有老吴。老吴委屈冲天，说文工团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吃了柑子砍树，掏空了豆瓣酱砸酱缸。他在文工团领导面前却说另一番话：这么多年他老吴不是无怨无悔地做末席吗？末席，就是最小一颗螺丝钉，只能由他这样思想过硬、不图名不图利的老同志来当。最后他老泪纵横，说毕奇和他处得跟爷儿俩似的，他走了，谁来照顾毕奇？毕奇可不是螺丝钉，而是主机哟。

老吴哭了一场又一场，有真哭有假哭，从文工团哭到政治部。最后政治部再三研究，结果是再次决定让老吴复员。老吴跟毕奇说：“老子非去偷杆机关枪来，扫平文工团，扫平政治部。”毕奇说：“机关枪恐怕不好偷。”老吴说：“冲锋枪也行。”说着老吴两手抱着头，又哭了。

而老吴却被惊险地挽救了下来。毕奇跟妞妞求情，妞妞又向她爸求情，在老吴将要踏上回他那小县城的火车之前，把老吴抢了下来。这桩事丫丫跟妞妞与毕奇分歧颇大，她说老吴这种充数滥竽早该扔出去，正是他这种人的存在，中国音乐才这么悲哀。丫丫说：“知道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是什么吗？是艺术。”

老吴又恢复成一贯的老油条，满嘴俏皮话牢骚话，早上叫他起床出操，他仍旧说：“出你妈啥子操哟，把老子皮鞋都崴断喽！”和以往不同的是，老吴开始收学生。他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欠了一屁股人情，政治部干部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吴这里来免费学琴。老吴到处跟人说：“他们请我‘误人子弟’，我只好照办。”他心里图的是和办实事的人搞好关系，就不会在下次转业中让文工团领导下他的毒手。一次老吴出差，把学生们交给毕奇。等老吴回来，一个学生说毕奇揍了他。老吴非常吃惊，问毕奇怎么回事。毕奇一口否认，说：“老吴你想我会揍他吗？我又不是他老师。”老吴不知如何断案：懦弱的毕奇不可能揍人，也犯不上揍人。而那学生的叙述又十分逼真，也难以推翻。那个八岁男孩甚至说毕奇的手又大又厚，熊掌一样拍下来时，让他感觉“霎时间天昏地又暗”……

老吴觉得学生的形容是有根据的。他又回去找毕奇。毕奇正练琴，老吴坐在一边等。他明白毕奇对什么都无所求，只求一份清静，在他练琴练到一半时不被打断。一支练习曲圆满结束，老吴还在等。他知道毕奇刚拉完曲子你说什么他都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也靠不住。得等他自个醒过懵来，主动和你说话，才是有效的。终于毕奇看见钢琴凳上坐着个人。是老吴。他说：“哟，老吴啊。”

老吴说：“你小子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揍没揍那个娃娃我都无所谓，但你必须说实话。”

毕奇急得更口讷了，说：“我凭什么揍……揍他呀？就他、他也配我揍他？”

“那他凭什么胡编啊？”

“那、那我怎么知道？”

“毕奇，他爸可是管着干部提升、调任、转业的哟，他回家告你一状，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毕奇瞪着眼，瞪着自己黑暗莫测的前途似的。

好一阵，老吴觉得他确实无辜，只好走了，说：“好吧，你练你的琴吧。我想法拉拢腐蚀那小王八羔子，豁出去这月四两糖果都给他吃。”

老吴走到门口，照例问毕奇有什么事托他办。毕奇从口袋抽出一封信，请老吴替他扔邮筒里。

老吴拿着毕奇给他母亲的信，向文工团大门口走。司务处没开门，他买不了邮票便在台阶上坐下来，晒着早春的太阳。毕奇给他母亲的信没有封口，他看得见洇到劣等信纸背面的字迹。毕奇用英文给他母亲写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老吴会读英文，倒是一个秘密。老吴嘴巴很浑，心里一点不浑，知道胡言乱语都不要紧，会英文却是会惹“里通外国”的祸。因此文工团的人没一个知道老吴在高中还用一口“椒盐英文”朗诵过莎士比亚。老吴想，这时闲着，不如用毕奇的信测测自己英文水平，看是不是忘光了。

打开的信纸上，毕奇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

原谅我前天没有按时给您写信。出了一件事：我揍了老吴的一个学生。我指出他方法完全不对，他不但不听，还说吴老师就那样教他的。我忍无可忍，给了他一个大耳光。我其实揍的不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尽管他愚蠢而可憎，我揍的是那个更愚蠢可憎的老吴。他这样一个大蠢材已给音乐造成极大危害，还嫌不够，还要造就一帮小蠢材，共同来祸害音乐。上封信我告诉您，我怎样替这位大蠢材求情，免去他的转业。（当时我一听说他被处理转业，心里大声为领导们叫好，这些狗屁不懂的领导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现在我觉得自己也很蠢，只想留下他为我洗衣服刷鞋套被子，就忘了他在我身边将长期用他的琴声折磨我。我几次想告诉他：你也别费劲拉提琴了，不管你怎么拉，听起来都是板胡。我的痛苦在于整个乐团都是老吴这样的人，既无天分又无素养，并且愚蠢得可怕。他们前天晚上很神秘地请我去布景库房，说有一个秘密音乐会。库房的门窗还用棉被遮了起来。有人打开一架留声机，宣布“音乐会”开始。等结束拉亮灯时，我发现所有人都两眼痴呆，含着眼泪。您知道什么让他们这样激动吗？《梁祝》。连《梁祝》这样肤浅庸俗的东西也能把他们打动成这样！

这一点倒是妞妞和丫丫胜过他们了。至少她们不会用《梁祝》来开音乐上的洋荤。尽管这两姐妹也是一对白痴，毕竟在音乐上见了点世面，知道拿门德尔松、布拉姆斯装装门面。对了，我忘了把丫丫找出的一张父亲的演奏唱片寄给您。上面还有父亲的相片。不知她挖空心思找它时什么感觉。难道不觉得挺荒谬？她的父亲把我的父亲当成凶恶的敌人。我常常想拒绝她们的邀请，但又禁不住打免费长途的诱惑。毕竟我能常常听见您的声音啊。而每次到她们家，我就更讨厌她们。文工团的白痴们尽管不可饶恕，毕竟还辛苦卖力；而她们会什么？什么也不会。两条生在特权里的寄生虫。每回坐在那间巨大的客厅里，我就想，我原该拥有这一切，她们把我的夺走了。

您上封信提到要为我抄的“巴哈”，我已从刘教授那里借了一份，那个姓萧的女孩会帮我抄。她抄谱抄得还不错，加之她十二分地巴结。本来我听说她的家境和我们相仿，倒和她有同病相怜之感，不料她倒同我热切起来，好像我不知道她在夏天挨批斗的事情。我以为我们这样家境的子女一旦有机会就会殊死奋斗，看来不尽然，也会出她这样的败类。不过我还是会让她帮我抄谱子的。看她讨好的样子，我心里好笑：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孩？难道我会受你勾引？

成都的天气已转暖，我手上的冻疮也该好了。北京的风沙季节快到了，您要保重。谢谢李楠叔叔，他的推荐虽然失败了，但我仍会一天也不松懈地练琴，音乐学院我总有一天进得去，也许不是去做学生。也许是做一个偶像，当一个偶像树起来后，没人在乎他从什么家庭背景中走出来，您大概又要叫我“做梦者”了。

起床号响了，我得像身边所有虚度年华的人一样进行愚蠢的一系列活动去了。

想念您的奇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耗子

这样一群少女朝你走来时，你会发现她们中丑的那个最为夺目。因为她是唯一的丑姑娘。美貌在此是普遍和一般，而丑陋却是个例外。还因为你觉得这样穿军服的年轻女舞蹈者理所应当是美丽的，丑姑娘反而不同凡响，让你觉得这个明显谬误必定有什么让你一下看不透的坚实理由。她们就这样走在阳光斑斓的梧桐林荫道上，手里端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脸盆，脚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塑料拖鞋。

每年四月，新兵训练结束，这座军营里总要添一群跳舞蹈的年轻女兵，十四五岁，或更年轻些。她们尚未学会军人的内敛，在老兵眼里，个个天真烂漫，活泼讨厌。若是把她们剥得赤身裸体，搁进西欧古典神话的背景，她们便是世世代代男人们梦寐以求的山林小妖。当然，丑女孩黄小玫除外。

这是她们每天必走的路：从练功房到军人服务社，再去浴室，然后回营房。因为跳舞，她们每人每月有一大笔卫生费用，折合出来便是一百来张“光头”票。她们自然不必像男大兵那样把“光头”票花在推光头上，她们可以用两张“光头”票换一张“淋浴”票，或五张“光头”票换一张“小池”票，去享受四小时练功后长长的浴洗。若服务社新到了什么甜食，她们还可以用“光头”票做做贸易，比方十张“光头”票换一斤炒米糖或蜜三刀。她们很快注意到，只有黄小玫从不这样挥霍“光头”票，却总是很舍得把它们开销在“小池”票上。“小池”票很贵，一张够男兵推五个光头。

黄小玫细看并不丑。假如她肯好好给你个正面的话，你会发现她眼睛的形状不错，深深的，一圈粗黑的眼睫毛。眉毛是粗大了些，两个起端隐约连在一起，可以说这是个长一根超长、超粗、超黑眉毛的女孩。还有就是两鬓的走向走出了个浅淡的络腮胡，连同唇上毛茸茸一道阴影，使这张原本俊美的脸大大地吃了亏，变得有些脏相。若推后二十年，搁在九十年代，就全不成问题了，西方女人的除毛剂流通到了中国，黄小玫完全可以眉清目秀。

穿出林荫道，就是司令部办公楼，再往前，有几排红砖红瓦的简易营房，眼下归文工团和体工队的新兵住。营房前一大排水泥池子，供年轻的男女大兵们洗漱浣衣。少女大兵们披散开头发，一人一个艳丽的脸盆，一个盆里一堆晶莹的肥皂泡。她们出着军事训练和舞蹈练功的洋相，不一会儿就闹到了黄小玫身上。谁突然叫起来：“哎呀小黄，教导员刚才到处找你！”

黄小玫从不戳穿她们在消遣她，只说：“真的呀，那麻烦你们照看一下我的脸盆。”

她站起来，甩着两手的肥皂泡，转身走了。大家都一声不响，望着穿衬衣军裤的她奇怪地戴着军帽。黄小玫假如肯好好梳两根小辫，留一排刘海，和其他女孩一样，或许也不会给人认为是丑的。黄小玫却永远一顶军帽，严严实实捂到发际线，即便从浴室回来，所有人都一路梳着湿头发，她一人却不知在帽子里孵化什么秘密。必定就是那个需要她大破费“光头”票去洗“小池”的秘密了。这个秘密越来越煎熬这几个年轻的女兵：到底这丑人想拿帽子瞒住大家什么。她们常常讨论，从新兵训练第一天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有谁见过黄小玫的头发？没有。早晨起床号响，她们一睁眼她已戴好帽子，平时哪怕她身上是裤衩背心，头从不光着，帽子总是周正得可以进仪仗队给司令员行大礼。

黄小玫的脊梁感觉到女兵们一声不出，眼色却快速地飞来飞去。她们的眼睛问答得很热闹：看见了吧？脖子上露的碎头发还是湿的！天天这么捂着，头发里要出虱子了。谁说她有头发？恐怕就是个瘌痢头……黄小玫的脊梁给她们无声的热烈议论弄得无地自容，畏缩得很难看。见她走过灯光球场，拐进了最后一排营房，谁便大声地说：“真作怪呀，就是不摘帽子！”

“你们哪个把她摁倒，动手揭下那帽子不就完了？”

“看看她的头瘌得还剩几根毛。”

“有一种伤寒，死不了的话头发全秃光。”

大部分女兵不同意了，说秃是秃不了的，秃子兵站大岗都不会要，别说文工团了。

这样谈论着，黄小玫从营房那边又拐了出来。她谁也不看，对她们刚才说了什么一清二楚。换个正常人，这是发难的时候了：“那个谁谁谁，你安什么心？教导员根本没找我！”黄小玫什么事也没有，蹲回她的脸盆边上，接着搓衣服。肥皂泡全瘪了，她窝窝囊囊地搓。她是明白的，她们要讲她坏话，不支开她不方便。

谁突然叫起来：“哎呀，洗烂了一毛钱！”

马上有谁接话：“贴贴还能用，给小黄吧。”

“小黄你要不要？”“怎么不要啊？小黄拿去还能买三个糖醋蒜头。”

黄小玫抬起脸，对大家嘿嘿地笑。那种没脾气的笑，伙同别人取乐自己的笑。她当然知道她们指的是什么。她把食堂打来的糖醋蒜头藏在抽屉里当点心吃，被查内务的分队长搜了出来。搜出来的不止蒜头，还有干巴巴的油条、啃得缺牙豁齿的馒头、星期天早餐的炸花生米、星期四午餐的卤豆腐干。全是从食堂餐桌上搜集来的剩余食物。就像看不见黄小玫的头发一样，也从没人看见过她好好吃东西。把不堪入目的食物残渣从她抽屉里清理出来时，人们都无法想象黑暗里她怎样凶猛地消耗。

黄小玫有一个大优点，她从不辩解什么。说她恶心也好，穷酸也好，她气度大得很，一点也不强词夺理，过后该怎么偷嘴还怎么偷嘴。说急了，她就像现在一样抬起脸，嘿嘿一笑。

多年后萧穗子一想到黄小玫的笑，就会想，是什么让那笑不同寻常。它宽厚、赖皮，她其实以这笑给女兵们碰了个大软钉子。

黄小玫这样一笑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说了。一阵无趣上来，谁便说：“快洗吧，马上要开午饭了。”她们潦草地清洗，很快把水池让给了黄小玫。每次想欺负欺负她，却总是发现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面迎合你的欺负。

这些女兵是从上千投考女孩中筛选出来的，就算黄小玫混过初试，还有复试和终试，这支苗条秀丽的队伍怎么就让她混了进来？大家觉得疑团太大。就算她会那种很绝的跟斗，她的入选还是欠缺说服力。

一天来了几个首长，观看新兵舞蹈汇报。两个副司令员盯着黄小玫咬了一阵耳朵，最后接见时又拍拍她的肩膀，说：“还是有点像你妈妈。”每个人都注意到了黄小玫的神情。回到宿舍她没话找话地和同屋女兵搭讪，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看得很清楚，她太巴望为大家解决一个大疑案了：她母亲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司令员们去惦记。同屋的女兵们就是不给她这个满足，开始了每晚的零食大会餐。她们相互间热热闹闹地请客，起初有黄小玫的份，很快发现她不上路，明里客套，暗里吞独食，因此她们再不给她面子。

此刻萧穗子提着暖壶进来，劈头就说：“小黄，他们说你妈过去是咱们团的主角，首长全认识她！”

黄小玫飞快地看看大家，问穗子听谁说的。

所有人都对穗子虎起脸，意思是你可让她得逞了，人家胡扯一晚上就想把话往那儿引，现在你问到门上了。

穗子指着木板门外面说：“锅炉房的老师傅都知道小黄的妈妈。”

黄小玫踢开压脚背的五斤重沙袋，眨眼间已从床下抽出一本相册，第一页上的头像，是个穿军礼服的女人，烫头发，抹口红，五官有黄小玫的影子，只是不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无疑是个做主角的女人，自信而风流，眼里戏很足。“看，我妈妈。”黄小玫把相册捧成一个奖状，上身向左转四十五度，又向右转四十五度。她一副翻了身出了头的劲头，说她母亲曾演过多少歌剧的主角，被军区和省里多少高官名人追求过。女兵们传看着相册，又去看眉飞色舞的黄小玫，心里想，她还挺美，原来是走后门走进了革命队伍。营房有三十平方米，靠墙一溜搭了十二张铺板，铺和铺之间有条只容一个人侧身穿过的空隙。此刻少女大兵们全半躺在床上，两个脚尖压在沙袋下面，怀里抱着炒米糖或蜜三刀。黄小玫在床铺间的窄过道里急急忙忙奔走，指点着相片上的母亲，给每个人做讲解。一个人伸长手臂隔着过道将相册传给下张铺上的人，黄小玫便急匆匆从一个过道走出，再走入下一条过道，去重复同样的解说词。“你看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多难看！”她高声地咯咯咯笑，大家就想，好像她现在不难看了似的。终于有人说：“小黄，你小时候挺好看的嘛，怎么长成现在这样了？”黄小玫一点都不受打击，或许听都没听进去，说人家都说她和她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但她认为还是母亲更漂亮。于是女兵们想，她太陶醉了，太幸福了，亢奋得耳也聋了，眼也花了，起码的客观也不要了。

大家都注意到一张相片，明显是被剪去了一半，剩的一半里有黄小玫的母亲，右胳膊搂在被剜去的那个人身上。那个人也没有全部消失，还留两只手，从空洞里伸过来，抱着婴儿黄小玫。问她这两只手是谁的，黄小玫倒是毫不犹豫，说她怎么会记得，她还不到一岁。

心眼子很多的萧穗子感觉她在撒谎，一个不值得记住的人是用不着从相片上剜去的。

黄小玫大声说：“今天我请客！”

她在抽屉里抠搜半天，拿出一袋盐津枣。盐也化了，看上去湿乎乎黏嗒嗒的。她又顺着床铺间的窄过道走到每个人跟前，三个手指伸进塑料袋，挖出十多粒盐津枣来。她要人家摊开手心，仔细把互相黏成一小撮的黑色颗粒搁上去。有的太黏，粘在她手指上不下来，她手指头就得费劲搓捻。谁笑了，说：“小黄，你搓鼻涕球呢？”

黄小玫说：“四川天潮啊，都回潮了。”

谁又说：“算了吧小黄，你还不定藏了多久。”

又有谁说：“我们的东西怎么没化得那么恶心？肯定是你每天半夜偷偷起来，想吃又舍不得吃，把每一粒盐津枣都舔了舔，再放回去。”

谁便把刚含到嘴里的黑色颗粒吐到地上，说：“不行了不行了，你们还让不让人吃啊？”

黄小玫马上脸红了，说：“你们不吃别吐，还给我，我妈妈到淮海路食品商店给我买的。”

女兵们一面做着各种作呕的姿态，一面还是把黏得可疑的鼠粪状颗粒吃了下去。她们没办法，一当兵才发现自己弱点很多，爱瞟男兵，爱搬弄是非都好克服，馋起来太可怕了，可以不分敌友，不顾原则，不讲卫生。

又有人说：“小黄你妈妈肯定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从上海到成都多久了，还没吃完。”黄小玫不直接回答，豪迈地一举手里的半袋盐津枣，说：“谁吃完了再来拿啊。”

大家开始起哄，问道：“小黄，你妈妈还给你买了什么？多拿几样出来请客。”

黄小玫还是不说什么。

突然两个女兵踢掉脚上的沙袋，喊道：“抢啊，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小黄同志吃独食，长贼膘……”

所有女兵都跳下床，十来双手把黄小玫摁住，一双手拉开她的抽屉。黄小玫的圆脸蛋通红通红，觉得大家今天可真够朋友，居然也和她亲密无间地打闹，居然也搂她腰抱她腿拧她胳膊。但不久，她们安静了。

女兵们站在打开的抽屉前。抽屉里有几片干了的油炸馒头，一小碟白糖，一看就是被舌头一点一点舔剩的狼藉。还有几颗青毛桃，是从军营果园里顺手摘的。她们想，无论黄小玫的母亲多么辉煌，她把这个女儿养得够贱的。刚才抓过她胳膊腿的人都觉得手心有些不爽。黄小玫对气氛的突变毫无感觉，热火朝天地就朝两个女孩扑过来，一面嘿嘿笑着，手就去她们身上猛胳肢。这样的打闹式亲热来之不易，她得把它保持下去。大家常和岁数小的新兵玩闹，所以黄小玫一出手，萧穗子马上知道她是个从不和人打闹的生手，招式生硬，又没轻没重。穗子挣扎开，跑了，黄小玫便全力去对付另一个。黄小玫浑身圆滚滚的，力气极大，动作起来老有一股发酵的汗味冒出来。开始那个女兵还跟她扭作一团，很快就来了一声尖利的大叫：“讨厌！”

谁都听出她是真恼了，黄小玫还不识时务，见好就收，还极其恋战，把那个女兵压在身下。只听“啪”的一声，两人分开了，黄小玫一手捂在腮帮上。

没人看见那个耳光是怎么落下来的。女兵们全傻在那里。这样撕破脸面、伤和气可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刻黄小玫只要一哭，就马上是这出闹剧里受压迫、受欺凌的丑角了。眼泪在黄小玫眼里结成两片晶体，给日光灯一照，悲剧感出来了。

“……好哇，耍赖皮！”黄小玫说，笑容是吃力的，但毕竟没有撕破脸。“你等着，”笑容渐渐已不那么艰难，她已经偷换了那个耳光的性质，“等有劲我再还手。”

一天夜里她们摸到黄小玫床边，几支手电筒一块儿照上去。黄小玫不仅不秃，而是一个脑袋长了三个脑袋的头发，并带着天然卷。她留一种简单的短发，此刻没有军帽，收拾不住了，蓬成极大一个头。应该说这是很好的头发，少见的浓密茁壮，却实在太厚，太黑，在黑夜里衬着白枕巾，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恐怖。

黄小玫睁开眼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到枕边。枕边搁着她的军帽。冲着手电光，她的脸皱得只剩一道笔画，就是那根又粗又黑的眉毛。她嗓子里堵着痰，问：“谁呀？”

本来要揭一个短，揭出来的却是她身上唯一一个过人之处。大家都挺失败的，也不知怎么收场。黄小玫的帽子是不能戴了，但她一只手还狼狈地捂住蓬得老高的发冠，人缩小了，成了毒辣的聚光灯下真相大白的反派。

黄小玫当然知道她们安的什么心，但她一脸迷糊地问：“你们要上厕所啊？我不憋。”

她们夜里集体起夜从来没约过黄小玫，这时却都说：“你回头一个人去，吓死你活该。”厕所有半里路远，去的一路她们沉默不语，在想黄小玫的头发长在她身上似乎不配，可惜了，那是多豪华的一头头发。回来的一路谁开口了，说：“小黄的头发幸亏短，长了肯定编不成辫子。”谁说：“编成也难看死了，想想看，那么粗，还不跟猪屎橛子似的。”这一讨论，都好受不少，觉得黄小玫的头发并不动人，她整天拿军帽盖着它是有自知之明的。又有谁说：“那么多头发洗一次得用多少洗头膏啊？太费钱了。所以她就不洗，捂个帽子让它馊去。”快到营房门口时她们已经有些同情黄小玫了，长那么一大堆头发和秃就差不多了，也是见不得人的缺陷。

半年后文工团的房屋扩建竣工，所有的新兵都搬了过去。所有人都摆正了与黄小玫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对她各种莫名其妙的习惯不加理会，闲得难受了，就作弄作弄她。练功之后，女兵们有一段最快乐的无聊时间，全瘫在练功房的地板上，找些傻话来说。一个人说：“哎小黄，你‘后桥’翻得够棒的，给我们翻一个，欣赏欣赏。”黄小玫不知道她练功裤裆部绽了线，走到场子中央便卖命地翻腾起来。女兵们看她每向后一翻，那口子便撕裂得更大一点，渐渐地，黄小玫就在她们眼前穿起了开裆裤。

一年后男兵们也开始拿黄小玫娱乐。团支部墙报上贴的“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都是拿办公信纸写的，纸张非常柔软，没有卫生纸津贴的男兵们常去撕“思想汇报”解手。团支书一次把团员们集合到墙报前，指着被撕走的最新“读书心得”，大声问谁干的。问了几遍，谁大声说：“黄小玫干的。”

这个时候文工团的人对黄小玫的身世已大致清楚。她父亲做了省里有名的“右派”后，她母亲改嫁到上海去了。黄小玫说她的继父是个高干，她常常乘他的小车上学。继父还带她在家里的小院开荒，种豆种菜。实际上她两岁那年刚进入继父的家门，母亲就把她拉到浴室里告诉她以后不可以哭，因为这是别人的家。拖油瓶黄小玫在有了弟弟和妹妹后，懂得了走路蹑手蹑脚、说话轻声轻气叫做识相。还有很多事情也叫做识相，比如在桌面上少吃东西，无论继父说什么都嘿嘿一笑，绝不辩解，无论弟弟妹妹的待遇和她怎样悬殊，都绝不争取平等。继父其实很少难为她，更不难为他自己，始终大大方方地表现他对亲生儿女的深厚偏爱。黄小玫告诉女兵们母亲如何拿她当心肝，好东西都是背着弟弟妹妹给她吃，漂亮衣裳也偷偷给她穿。其实曾经做名角的母亲永远在一家人里唱红脸、白脸、三花脸，当继父的面，她得把继父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女孩子怎么长一头野人头发？看见就讨厌！”“少装老实，心里跟你‘右派’老子一样不服得很呐！”……一转脸又总是个凄美的含辛茹苦的母亲，说：“心肝啊，知道妈心里最疼你吗？”这时就有半杯牛奶或一块奶糖赃物一样塞过来，要她躲起来偷偷吃喝，别让弟弟妹妹看见，因为没有他们的份。后来拖油瓶黄小玫发现，母亲以同样的方法给了弟弟妹妹同样的东西，也给了他们同样的嘱咐。有些老演员们还记得黄小玫的母亲，零星讲到她的一些趣事，人们对她的印象是活泼而泼辣的。到这种时刻，黄小玫总听得最入迷，似乎是听一个陌生伟人的事迹，不厌其烦地请人重复细节。然后她会眼神醉醺醺的，对女兵们说她母亲就那么潇洒可爱，谁都抵挡不住她的魅力。她没有意识到她话里有多大成分的谎言。她记忆中的母亲从来不是潇洒的。有时母亲下班回到家，会飞快地从报纸里取出一双继父的皮鞋，擦得锃亮，对继父说：“你看，小玫懂事点了，花一晚上时间给你把皮鞋擦了。”母亲在这时会向她飞个眼，一个不伦不类的、有一点贱的神色。

再过一些年，萧穗子将会明白黄小玫的真正成长环境。黄小玫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注定将要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穗子将顺理成章地去接触她的母亲、继父、弟弟、妹妹，对黄小玫这个人做出比较全面的结论。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还得回到一九七四年的这个军队歌舞团的排练现场。现在的穗子只一心巴望排舞蹈队形时别紧挨黄小玫。黄小玫一跳起来就成了一笼热蒸馍，热腾腾冒着酸酸的汗气，一边跳嘴里还会嗤嗤嗤窃笑，好像她看见了某人出丑而其他人都没看见。下来问她笑什么，她总是一本正经说她没有笑。这天黄小玫排在穗子的身后，作为替补演员跟着队伍跑队形，等谁发三十九度高烧好充个数。负责排练的是个新教员，排了一会儿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亮了几度。他说：“后排那个小同志，你上前头来。”后排的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新教员又叫一遍，大家往边上退了退，萧穗子向前迈了两步。新教员笑笑说：“不是你，是你后面那个小同志。”萧穗子也往边上退了退，把大红脸蛋的黄小玫亮出来。新教员说：“上来一点。”她一动不动，瞪大两个刚闯了祸的眼睛。初冬的早上，她汗湿的身体在阳光里起一层微酸的白烟。

新教员说：“刚才的动作这个小同志做得不错。”他转脸笑眯眯地看着黄小玫，“来，你给大家示范一下。”

黄小玫圆滚滚地站在场地中央，还是一动不动。人们把场子给她拉得更大，准备好好消遣她一番。“来呀！”新教员催促着，如同看着一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那样看着黄小玫。有人意识到，在一个不知底细的人眼里，黄小玫可以给看得聪明活泼、灵巧好学。黄小玫飞快地扫一眼四周，忽然一笑。那是个很难看的笑，迷乱、低智，但得意是有的。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小看了黄小玫，她的模仿能力一流，总是头一个把新动作学下来。场子中央的黄小玫跳了一遍又一遍，卖力得一地板汗珠子。新教员对大家说：“看见没有？这个小鬼就跳得八九不离十了。”他已打了停止手势，黄小玫还不肯歇下来，动作渐渐做过了劲，表情也是忘形的。一个迅猛旋转，她摔倒下去，声音比男兵们翻弹板跟斗还响。她卧在地板上回了回神，然后喃喃地说：“地板怎么这么滑？”新教员一脸过意不去地上前，正要伸手，她已七歪八扭地自己爬了起来，说：“没事，没摔着。”谁都听出刚才那“扑通”一声，她骨头皮肉与地心引力刹那间发生了怎样的冲撞。她脸上的红色更深，笑容也七歪八扭。

如果不发生下面的事，黄小玫这一天就算扬眉吐气了。新教员说要是她没摔着，就领着大家跳几遍。她伤筋动骨也不顾了，浑身发条立刻上满，又是跳又是喊：“一、二、三、四——抬左手……五、六、七、八——抬右腿……”

快到中午，新教员叫两个男演员出列，说下面的托举动作由他俩完成。他布置着位置，把两人安排到黄小玫身边，自己的手模拟地在黄小玫身上比了比，说：“好，开始吧。”

两个男兵都是有七八年军龄的兵油子，指着黄小玫一字一句地问：“举她呀？”教员说：“对呀，怎么啦？”两人不动，笑容却清清楚楚地在说：亏你想得出来。新教员此刻已悟到什么，但他不愿头次挂帅权威就受挑衅。他四十多岁的面孔拉了下来，很老的师爷嘴脸出来了，说：“你俩小心点，我排练的时候说一不二。”

兵油子们说：“换个人举举不成吗？”

新教员说：“不换。举就举，不举出去。”

两人有苦难言地一对视，迈着大八字步就朝排练厅门外走。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们脊梁上的笑。

教员心想，这样以后还做不做教员？他憋粗声音说：“你们要敢走，后果自负！”军队指挥员一生总要把这句话讲个上百遍，效果也总是有的。两个男兵停下来，脊梁上的笑也消失了。其中一个转过脸，求饶地说：“老师哎，咱真举不了她呀。”

教员问为什么。

他说换个人他准举。换谁都行。

黄小玫不知什么时候已退出了中央位置，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揉着膝盖。剧痛到这会儿才发作似的。女兵们相互戳戳捣捣，去看黄小玫腿上鼓起的紫色大包。她索性大搓大揉起来，往地板上一坐，全面进入伤员角色。教员看看她，见她拿擦汗的小毛巾敷着伤处，毛巾动一下，她嘴里就“嘶”的一声，身体也使劲抽一抽。她眼睛看了这个又去看那个，向每个人募征同情。她的戏过了，连新来的教员都认识到这一点。她无非想让大家承认，举不举她并不取决于两个男演员，而取决于她：因为她腿伤严重，主动放弃了被举的角色。

教员终于得了黄小玫的要领，说腿疼你就回去休息吧。他认为得好好琢磨琢磨，人们对这女孩如此无情道理何在。果然，黄小玫人影还在玻璃窗上，室内的大笑就爆破开来。教员竟不光火，问这么笑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已经随大流了，语调和神情都表示他知道他们要抖的包袱是什么。

一个男兵说：“她们女兵也不劝劝她，好好洗洗澡，整天跟蒸发糕不搁碱似的。”

另一个人说：“哪儿是发糕？是馊泔水。”

女兵们恶毒劲上来了，拿出黄小玫许多不雅的事来说笑。

新教员对他们糟蹋人的口才直摇头，却不断跟着笑。眼看不像话起来，他才捡起地上一根腰鼓棒，敲敲把杆的钢筋架子说：“可以了，可以了，不要那么低级趣味。”但大家都知道，从此以后他再不会让黄小玫做示范动作，也不会让男兵托举她了。尽管从此后黄小玫每天都悄悄替他的保温杯加满热水，替他清理烟缸里的烟头，替他晒练功鞋，灌暖壶，搬录音机。每次上舞蹈课，他把烟头搁在某人高高地控在空中的腿上，说：“给我控好，掉下来一寸烫死你。”黄小玫便命也不要地控起腿，大家换动作了她还控着，等教员上来也给她用一样的刑。但他对她很宽容，她怎么练都随便。

黄小玫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和他说话，对他笑。有时她老远叫着“老师”追上来，满嘴话急着要讲，到了跟前，又只是喘着粗气冷场，让教员跟着她局促地受罪。有一两回，教员问她可是有什么事。她一愣，突然明白这样的师生交往得有个名目，有个话题。她说：“老师，我妈妈来信了。”教员心想，这下苦了，她妈妈来信也要跟我报告了。她又说：“老师，我告诉了妈妈，我们来了个新教员，对我可关心了。”教员加快脚步，给她弄得又惭愧又窘迫又烦恼。他匆匆往天桥上走，步子身姿都在说他多么想摆脱这场谈话。黄小玫跟着他，紧赶慢赶，把她母亲的感激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走到天桥顶上，教员说：“谢谢谢谢，代我问你妈妈好。”黄小玫听不出他话里的句号，还是紧紧跟着。文工团有两个院子，院墙上跨的天桥是两边往来的主要交通。

教员在终于甩掉黄小玫时心里有所触动。他最初给她的那点重视真经用，以后的冷落、忽略都消耗不完它。

到了第三年，新兵熬成了老兵，老老兵们就不再对他们说：“哎，谁谁谁，你去锅炉房顺便帮我打点洗脚水。”又来了一批新兵，对萧穗子他们这批兵说：“我们正好去锅炉房，要不要顺便带点洗脚水？”老老兵们更潇洒，下连队演出都懒得和萧穗子他们争角色，行军时也懒得霸占好铺位，霸占仅有的脸盆夜里当尿盆。一切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不变的就是黄小玫。

女兵们对她早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都知道她在熄灯一小时之后开始繁忙。从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她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读信，看相片，数钱，吃东西。但人们不知道她有一块不大走动的老式女表，是她母亲送她的参军礼物，她也总是在这时分拿出来戴一戴。

好了，来看看这时的黄小玫。她戴着手表，插着耳机，吃着宵夜，手脚的准头极好，从来不会碰出响动。有时她会忽然摘下半导体耳机，听谁在梦里说了句什么。有一次谁说：“集合了集合了！”她搭上去说：“在哪儿集合？”那女兵在梦里一愣，被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吓住了，好一阵才说：“自由散漫。”黄小玫给这个在梦里做指挥员的女兵逗坏了，嘎嘎地笑起来。

女兵又愣了，然后也嘎嘎直笑。那是一种很陌生的笑，让黄小玫毛骨悚然。

黄小玫觉得讲梦话的人和平素都有些两样。这个区别使她夜里这段生活更加多彩。也有人会半梦半醒地突然发脾气，大声说：“又吃又吃，真讨厌，是人还是耗子？”偶然有谁白天记起夜里的事来，指着她问：“你有什么事非要半夜偷偷摸摸干？”她只是不和人一般见识地笑笑。她夜里享的福她们怎么能想象。黑暗中她的世界一下子那么辽阔，她秘密的自由使干成化石的油炸馒头吃起来美味无比。

黄小玫半靠在墙上，一个袖珍手电照着母亲最近来的信。信很简单，说她托人给黄小玫带了东西。她微仰起下巴，躺得舒舒坦坦。假如谁此刻醒来，一定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黄小玫，浑身自在，伸展得像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窗子外面的梧桐树给月光照出花斑，投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梧桐叶子的图案，专注得连一只老鼠从她帐顶上跑过都毫无察觉。老鼠是这个女兵宿舍的熟客，多次咬穿她们的口袋，猎取半块饼干或几粒瓜子。偶然地，也猎到过巧克力。第二天女兵们被布满参差齿痕的巧克力吓哭了，谁也没料到一只老鼠能把东西糟蹋得如此狰狞。最初的惊恐过去，谁开了口，说：“好可惜，其实剜掉老鼠啃的地方还可以吃。”谁又说：“对呀，拿刀好好剜一剜，给小黄吃。”她们一本正经地请客了，把那块不堪入目的黑玩意儿搁在黄小玫桌上。在黄小玫不声不响用纸捏起它，把它扔到门外垃圾桶里时，大家快活死了，说：“哟小黄，你还嫌耗子呢？”

已经是凌晨两点，黄小玫还没有瞌睡。她的失眠全是因为那个从上海捎东西的人要到达了。母亲终于也像所有女兵的母亲一样，以捎东西来证实母爱。捎来的巧克力会证实，她是个把女儿当宝贝的母亲。她会马上把她难得的财富分给同屋的女兵们。她们会一拥而上，分享她短暂的阔气。

第二天中午黄小玫沿着走廊走来，脚步弹性十足，见谁都指着手里的网兜说：“请客喽，我妈给我带吃的来喽！”午睡刚起床，人人照例闹着点“起床气”，拖着折叠椅去排练厅政治学习，黄小玫一吆喝把她们吆喝精神了。女兵们这时都忘了平时对她的嫌弃、对她一贯的欺辱，立刻热热闹闹地和她重新建交。她们跟着她进屋，看她拆开网兜里包的一层层《人民日报》，听着外面集合哨在催命，都嘻嘻哈哈地说快点快点。黄小玫红红的一张圆脸，由于失眠前额上出了两颗青春痘，圆溜溜的已经成熟。大家催得太急，她心狠手辣地撕扯起来，终于从无数层报纸里拿出两个老旧饭盒。打开一个，里面是满满一饭盒“萧山萝卜干”，第二个饭盒上面缠了胶布，撕开来一看，又是一盒萝卜干。

谁风凉地笑起来，说这回够小黄吃到复员了。

黄小玫犯了错误似的，眼睛也不抬了，说：“我妈妈知道我最爱吃这个。”她把饭盒朝大家让着，“吃吃吃，每人多抓点！”

谁说：“走喽走喽，学习喽。现在政治学习比萝卜干味道好了。”

那盒缠胶布的饭盒里有张小字条，打开读了才知道母亲意思。她嘱咐女儿一定要把这一饭盒萝卜干送给那位教员。黄小玫没有照办。她有一点意识到，假如照办了会比较荒诞。

又一批新兵来的时候，老兵和老老兵都改变了审美观和廉耻观，都不再为束平的胸脯自豪。她们发现在男女一同上舞蹈课时，胸脯上那点颤动招来了男兵们魂飞魄散的一瞥，她们随之也有了魂飞魄散的刹那。她们托人去上海买一种胸罩，两个鼓凸被一圈圈密实的针脚行纳成两个靶子。因此在萧穗子这批兵熬成老老兵那年，她们突然又来了一度青春发育，个个胸脯挺出生硬的曲线。

这天更过分的事件发生了。谁在晾衣绳上发现了一个垫了海绵的胸罩，并心虚地盖在一块毛巾下。偏偏赶上三级风，毛巾吹落了，把它给暴露出来。女兵们一批批跑来看，看它多么不要脸，竟垫出了两毫米的丰满度。黄黄的旧海绵是化妆用的，缝得又蠢又粗，做贼一样完成这点针线活也是不易。女兵们相互都不敢对眼，怕眼睛稍不磊落会引起怀疑，或让人认为自己在找别人疑点。

傍晚所有的衣服都被收走，只有这个胸罩还挂在绳子上示众。都知道灰蓝的暮色里潜伏着多少眼睛，看它到底属于哪个败类。一场薄雨后，它湿淋淋地耷拉着，畏罪瑟缩似的，更是一副贱样。

快要熄灯的时候，萧穗子和另一个女兵从隔壁院子的卫生室回来。走上天桥，见一个人在桥栏杆上压腿，黄小玫。没什么奇怪，女兵们喜欢在天桥上压腿、聊天、嗑瓜子，顺便观看天桥下的巷子景观。两个女兵只说：“快熄灯喽，还练呐。”黄小玫立刻放下腿。如果街灯再亮些，她们会看到她脸上有个热切愿望，把她们留住的愿望。但她们实在对她太不感兴趣了。若稍有一点兴趣，会明白她压腿所取的角度是有目的的。那个胸罩在一盏路灯的余光中不像白天那样脏兮兮的，而是白得晃眼。谁也不知道，当所有人都已放弃追捕时，黄小玫仍在狩猎。熄灯后胸罩的主人一定会出现，黄小玫对此很有把握。她想邀请穗子她们和她一块儿看好戏，让她多两个眼证。

夜晚冰冷黏湿，典型的成都冬夜。黄小玫原本就过分丰厚的头发在湿气里彻底伸张开来。此时谁若看见她，真会给她蓬起的头发吓一跳。冰冷黏湿的初冬侵透了她的绒衣、衬衣，然后就在她血液里了。这点苦头她是能吃的，耐心也足够。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她就是凭着耐心等到最后，然后混进妇科档案室，和某个护士搭上讪，偷看到其他女兵的检查记录。并不是每个人的检查结果都值得看，看都是看那些平时最得势、最作贱她的女兵。她得看她们那个关键栏目里，是否也填写着和她一样的“未婚形外阴”。

黄小玫从不拿某人的核心秘密去攻击或报复。正如此刻，她在稠厚的冬雾里等候她的猎物，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猎获这些秘密出于什么动机。她也不知道，在几年后，辉煌起来的她将把这些事情当笑料讲给萧穗子听，而穗子会心里发寒，半晌无语。穗子没想到她会如此阴暗。又过一些年，穗子觉得她的阴暗情有可原，因为她必须时刻准备着，一旦侮辱不可承受，她能亮出一颗咬人的秘密牙齿。黄小玫不能不准备，她知道一切无法追究的丑恶怀疑最终都会在她这儿落定。她已经感到人们的怀疑在那天下午开始转向，在傍晚渐渐指向她。对于曲线的可怜巴巴的妄想大多数女兵都有，大家却要以她黄小玫来判决这妄想。

黄小玫开始打哆嗦。成都的冬天是阴险的，柔柔的，就把你冻伤。黄小玫多肉的手从这个时节开始红肿，皮下渐渐灌浆、饱满，然后，在某个夜晚暖和的棉被里，它们将一个接一个迸裂，达到最后的成熟。去年的疼痛复活了，开始细微地拱动，咬着她的手指、脚趾。但她还是坚守，她相信不会白守一场。

叫池学春的男声独唱演员在全国走红是七十年代末。池学春出奇地高大，出奇地英俊，也出奇地儒雅。那时没人运用“谦谦君子”这个词，若用是该往池学春身上用的。平时男兵们下流起来，他总是疏懒一笑，嫌他们脏了他的耳朵。他像是不知道众人给黄小玫的待遇，偶然在洗碗池或锅炉房碰到她，都微一撤步，细声说：“你先来。”池学春曾有个开医院的祖父，所以他是小半个医生，谁得病他都慢条斯理讲出不少理论。男女舞蹈演员都很喜欢他，喜欢他一面给他们针灸一面慢悠悠地、带点口吃地神吹。他会讲北京的王爷府，讲法国叫做“印象派”的画家，讲世界上最贵的“银鬼”汽车，讲太平洋岛国的土著。他的结巴不伤大雅，反而更让他显得温良可爱。他似乎从未察觉女兵们对他的暗恋，因而待她们从不厚此薄彼。

春节后一天早晨，一个新兵的母亲拉着那个新兵进了文工团大门。她走到男兵宿舍的楼下，一手叉腰一手指出去，嘹亮地开骂。这是个街上的女人，骂街是登台独唱，首先骂得抒情言志，然后才骂出道理。人们渐渐听出是某个男兵坏了她的女儿。“……两个月前我们还叫你龟儿解放军叔叔哟；解放军叔叔吃豆腐拣嫩的吃哟！”

大家刚出完早操，站在一边看她嗓子越吊越高，越来越尽情地发挥，都在想，这个事件可不是一般的男女作风案，咱们里头终于出了个流氓。上午练功文工团的招牌男高音哑了。起初大家没注意，但一连几天两个院子没有池学春的歌声，女兵们先警觉起来。她们的日子过得不香了，因为每天听见那多情、悠扬的“光辉的太阳照边疆……”，她们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希望。她们开始打听池学春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一个大雾的早晨，紧急集合哨响了，命令是取消练功，立刻带折叠椅到第一练功房，任何人不得缺席。

五分钟后，那个十四岁的新兵上了台，指着池学春就控诉起来：春节她去男兵宿舍串门，串到池学春屋里，同屋们全回家过年了，池学春便用拥抱和亲嘴招待了她。

这个揭发给了所有人一记闷棍。最初的麻木过去后，女兵们首先心碎了。这个谦谦君子骗取了多少她们的隐秘恋慕啊。当领导请大家发言，对池学春的行为做批判斗争时，另一个女兵站了出来。她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兵，和池学春站在一起是天仙配的二重唱搭子。她痛哭流涕地揭发池学春不止一次吃过她类似的豆腐。人们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兵有点不大地道，因为人人都看得出，长久以来是她始终给池学春担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

接下去一发不可收拾。女兵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说池学春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黄世仁”。六七个女兵全成了喜儿，上去要和池学春拼了。池学春啊池学春，你白白地英俊，白白地可爱，你白白地糟蹋了我们这么多爱慕。池学春坐在折叠椅上，架在膝头上的两只大手修长高贵，托着他没处躲藏的面孔。一滴滴液体落在地板上，谁也不知是汗还是泪。女兵们都还存一点幻想，认为拯救这个浪子只能是自己。

原先领导们计划的批判帮助会议已经变了性质，变成了群众自发性的诉苦报仇大会。

两个多小时的沸腾情绪在黄小玫站起身时达到最高沸点。人们一看就知道黄小玫经过了内心的殊死搏斗才站出来的。她也是沉痛而愤怒，走到台上说：“池学春，我总算认清了你这个虚伪至极的两面派。”大家眼都一大，为黄小玫的用词在心里鼓掌。她挑的词还真是那么个意思。她两只手上的冻疮个个圆熟，此刻手与手痛苦地扭绞着。她的头低得太狠，有人看见她厚厚的头发上别了十来个发卡，头路也挑歪了。

她告诉大家，池学春连她也没放过，一次在水池上洗衣服，她脱了鞋坐在池沿上踩床单，池学春跳进来帮忙，两只不怀好意的脚在她的脚上乱搓。人们轻声“欧”了一下，池学春这个动作狎昵得他们浑身痒痒。

女兵们开始对池学春死心了。黄小玫的揭发使她们重新衡量了池学春的档次。

“然后呢？”某个男兵追问。

“然后池学春就……就就就……”不堪继续的黄小玫咬住嘴唇。

事情似乎再次变了性质，变得滑稽起来。

黄小玫最后也没说池学春到底恶劣到什么程度。

半年前那个午睡时分，光天化日下在公共场合池学春能对她有什么大动作？人们很难想象。池学春四平八稳一个人，犯错误也不会太没风度，所以黄小玫的控诉一结束，众人竟来了个小小的笑场。

会一直开到午饭时间，叫解散时，一个老老男兵说：“老池怎么啦？瞎抱！抱她还不如摸你自个儿呢！”

这才是放开的一阵笑。黄小玫的脊梁感觉到人们的鬼脸。她快起脚步逃了。她的控诉中有多大成分的事实，她自己也糊涂了。她没说那天是她见池学春洗被套，是她主动跳进水池帮忙的。他的脚的确碰了她，但那个不怀好意的暧昧感觉或许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没有其他女兵的控诉，她始终以她的痴心妄想把半年前那个明媚午后当成她一个人的私藏。白色的雾化了，太阳光里，树枝和地面一层晶亮的细细蒸汽。黄小玫听见人们还在乐。他们怎么会想到，所有心碎的女兵中，最最心碎的是黄小玫。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越边界起了战事。仗打得突然，军区一时派不出足够的前线记者，萧穗子正好腻味了舞蹈，就请求上前线当临时记者。她很快就领了“五四”手枪和“特派记者证”，搭上了成昆线快车。车停在一个小站时，上来一群野战医院的护士。穗子一打听，知道她们恰好同黄小玫一个医院。黄小玫一年前在演出中受了重伤，恢复后改行进了护训班。后来听说她去这所野战医院当了护士。女护士们告诉萧穗子，黄小玫是她们医院头一批请战上前线的，那批人里只有她一个女兵。

穗子从女护士口中听到的是另一个黄小玫，泼辣果断。穗子本来不打算去前线包扎所找她，这一听来了好奇心，准备头一个采访就从黄小玫开始。

一年前的一场演出中，黄小玫顶替一个生病的女演员参加了一个集体舞。她换了服装，梳好头，正要上场，一个女演员向她发难了，说黄小玫穿的备用服装是她的。她说：“裤子给你这么一撑，以后谁还穿得了啊？”

结果只好挑了一套颜色略有差错的备用服装请黄小玫凑合。那套服装的裤腰上少一颗纽扣也来不及钉，就别了枚大别针上去。上台不久，导演在侧幕就看见黄小玫的动作迟钝，常常过火的面部表情这时荡然无存。再细看，发现两寸长的大别针开了，针尖消失在她腰里。每次她跳到侧幕，导演便说：“小黄好样的，坚持住，下来一定给你请功！”她的动作越来越难看，但还不至于影响全局，导演接着鼓动：“加油，咬咬牙，就快结束了！小黄是咱今晚的英雄啊……”熬到最后一个队形了，全体演员排一条龙，跟斗过场。这是黄小玫的顶得意的一个动作，现在不行了，每翻一下，针尖就往深里戳一戳，她落花流水地向前对付，终于倒在了舞台中央。队形煞不住了，立刻倒成一副多米诺骨牌。大幕仓皇坠落，乐队丢盔弃甲地停下来。所有演员包围了黄小玫，恨不能一人给她一脚，说她可算挣到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英勇表现了。导演替她拔出那枚别针后，她还一动不动地瘫在原地，好像等着照相。她的脸上一层水痘般的大汗珠子，谁上来跟她发脾气，她就仰脸看着谁。导演有些不忍了，说谁腰上扎那么个大别针也不算轻伤。他伸手要拉她起来，她却摇摇头，嘴唇无力地松开。大家火气更大，说：“太进入角色了吧？亮相亮那么久可不好看。害我们摔那么惨，我们还没哼哼一声，她来劲了！”导演最后把她背起来，弄到门诊部去了。诊断结果出来后，导演才明白，与她撕裂的膝盖半月板相比，黄小玫她对那枚别针毫无知觉。穗子记得女兵们凑了些零嘴送到医院，那是她们第一次用近似庄严的眼光看她。

女护士们谈了不少有关黄小玫的事。萧穗子一再感觉那是个陌生的黄小玫：打静脉点滴打得一流，上药动作轻巧，还会剃头缝衣，在伤兵里简直就是明星。除了伤兵们叫她“玫姐”这一点让穗子觉得肉麻，她把黄小玫其他的细节都记在采访本上。

穗子到了那个包扎所时，黄小玫却负伤被送下火线了。

见到黄小玫是在省里的战斗英雄报告会上。那之前，穗子已看了报上登出的她的大照片，知道了她在战场上负伤的经过。黄小玫在一个夜晚把一位重伤伤员背了十多里地，奇迹一般救下了伤员的性命。路上黄小玫的腿伤发作，只能用绳子拖着人高马大的伤员爬坡过河。

穗子想象这样一个黄小玫，浑身军装磨烂了，血肉模糊的身躯在热带的草丛上拖出血色轨迹。当她和伤员被人发现时，两人身上的血招来了大群的热带蚂蚁……她的想象中，那就是一幅很好的英雄主义电影画面。有生以来第一次，黄小玫过人的隐忍精神显示了正面的价值。

黄小玫一见萧穗子马上从层层叠叠的记者中突围出来。穗子发现她的亲热是真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抖。黄小玫问起她的同屋们，问领导们可有换班的，舞蹈队的女兵们有谁结了婚。萧穗子看着她胸前挂满勋章，军装特别神气，笑容也是另一种笑容，在她黑亮的热带皮肤上显得暖洋洋的。

因为女英雄极少，所以黄小玫比男英雄们更受关注，也更忙。穗子和她约定的长篇采访一再延迟。她一天有三四场报告要做，中学生小学生都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英雄，像《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不久黄小玫的报告作到了文工团，团首长全出动了，开了三部吉普去宾馆接她，车上还贴有“欢迎我们的英雄女儿回娘家”的红标语。吉普还在一里外，文工团的锣鼓就震聋了几条马路的人。然后又是大炮仗小炮仗，黄小玫一下车就傻在那里，像是根本不认识这个地方。大家交头接耳，说：“不像啊，瘦了那么多，精神多了。就是黑了。黑了好看一些。”“哪止一些？好看太多了。瞧这眼神，多亮，一点不贼眉鼠眼了。”“别鼠啊鼠的，人家是英雄。听说还要提拔她当政治部干事呢。那不就要拿连级工资了？还住干部宿舍呢。”“就是五个人合用一间厨房的那种？”“四个人。”……

黄小玫跟每个人握手。池学春留团察看的处分刚刚到期，此时见黄小玫走到跟前，突然上去行了个军礼，两人都红着脸笑起来。大家愣一会儿马上跟上趟，笑得东倒西歪。两年前的批斗会大家那样煞有介事，如今在真正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黄小玫跟前，显得闹着玩似的。

事情出在一个礼拜之后。黄小玫在一次演讲中碰上一个人，上来就紧紧抱住她，叫着那个几乎被她忘了的乳名。她正想挣脱他的怀抱，又听见一个女人叫着同样的乳名。她把脸挤到那怀抱之外，发现叫她乳名的女人竟是母亲。那个早离她半世远的乳名就这样一声一声，从生叫到熟，叫到她从这个缺席了很久的亲生父亲这儿认领了它。他们幸福地看着她，母亲说：“爸爸复职了，又要做部长了，又会有小车坐了。”她应接不暇地对他们笑，对他们“咱一家人总算破镜重圆”的提法心惊肉跳。当晚回到宾馆收到了池学春的信，约她去人民公园走走。信上说当时声讨他的女兵中，唯有她是诚实的，没有小题大做，而是大事化小。也唯有她事先没有勾引过他。他说直到她回文工团演讲那天，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始终对她怀有的同情。也直到听完她的英雄事迹之后，才意识到他不配同情她，因为她是个多么有力量的人，有着忍辱负重的古老美德。

黄小玫一夜没睡，不断打开台灯，瞪着信上那漂亮的钢笔字。天亮的时候，她走到宾馆花园里，还是瞪着那张信纸上的漂亮字迹。人们事后回忆起那天早晨，才知道那便是黄小玫的最后一个清醒形象。这本该是她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天，上午在体育场有一场几千人的演讲，然后亲父亲的小车来接她，到成都唯一一家西餐馆去和亲母亲吃破镜重圆饭，晚上有池学春陪她，去花好月圆地走走……

穗子没能如愿完成有关战斗英雄黄小玫的长篇采访。因为黄小玫过分紧凑的演讲安排，也因为轮不上穗子这样的临时记者来写黄小玫这样的著名英雄。她们聊过两次，都是叙旧式的闲谈。后来穗子再次被派去了野战医院，回到成都不久，借调到北京去了。好几年后她碰到成都的一个老战友，问起黄小玫。那人很惊讶，说：“不会吧，你什么也不知道？”穗子想北京的军官们近两年忙着学跳“迪斯科”，连她自己都觉得离英雄啊光荣啊颇遥远了。老战友说：“黄小玫疯了。”人们在宾馆花园里见她独自走了一早晨，脸上挂着个类似遗像上的永恒微笑，非常非常美丽。当天上午她走上体育场的讲台，大声说：“你们别把我看成女雷锋，其实雷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她不可遏制地笑起来，就像她多年前听到同屋女兵在梦里发出的另一个世界的笑声。

我不是精灵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乎乎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吗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待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上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猩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这时听他们那边聊得热闹起来，似乎在谈画家的个人画展。我想去参加他们谈天，却很难从这些画上分心。很快又听见两位女士激动地讨论，要画家为她们画什么，画家却说：“我的画，你们只管看，喜欢就拿走好了。”她们忙说：“啊呀，韩老师的画哪里有不好的！”我走过去时见画家在一只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将笔一提，那么用力，如同拔出什么。张叶还在说笑，淮清捏捏她胳膊。当他一笔挥下去，我情不自禁“哦”了一声。画家看我一眼，那目光竟有些感激。似乎他那一腔情绪并非白白挥洒出去，它被什么盛接住了，好比那种感应墨色最理想的纸盛接他的笔。

他居然停下来，就这样看着我。他倾向案子的身子和低含的下颚使他的目光从嶙峋的眉骨下射出。我也看着他，只有真诚没了羞怯。

“哦什么？”他这样看着我问。

“不知道。”我立刻老老实实地答道。

这时听见张叶和路淮清用极在行的话夸着赞着画家的每一笔触。她们已看出名堂来了，一说画的是马，一说画的是鹤。数我顶钝，那声感叹、喝彩或纯粹的起哄完全是种没道理的激动。为什么一定要看出他画的是什么呢？音符本身就能成绝唱，不一定要等它们运成旋律。他把目光从我脸上挪开时抿嘴一笑，那样会心。他稀里糊涂地懂得了我，正如我不求甚解地懂得了他。

等画家掷开笔，纸上是只鹰。

张叶惊叹：“嗬，真是乘风万里的来势！”她优雅地抱着膀子绕着那画踱了一周，并似行家一样觑起眼，向后仰着身端详它。她说它象征着力量、启示着求索。她解释那些暗红色喻示着它心灵的创伤；它羽翎上的浓重黑色，象征往昔它穿越过的黑暗，而这黑暗是不可能被摆脱殆尽的，黑暗永远留在它的双翅上……她落珠般的嗓音被眼泪哽住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竟把一大团混乱而丰厚的情感解释成一首通俗抒情诗了。画家去涮洗笔时，张叶问路淮清：“他不会老住这里吧？”

淮清说：“放心，还能没他的房子？副省长徐老亲自给他批了块地在近郊，那里在修建新房，补给所有‘文革’中住房被强占掉的知名人物。”她转向我：“穗子，趁张叶在，你不借面子要张画？”

我笑笑。我当然想要，但怎么张得开口呢？那么大个画家和这么小个我。当张叶又关切地问起画家的前妻，我便告辞了。虽然路淮清活跃，但我看出女主角是张叶。画家嘛，不例外地总挑顶美的女子做终身的伴。

等电梯时，画家追出来，说有我电话。我请他转告老萧蛮子他女儿回家就着咸鸭蛋喝绿豆粥去了。“不是你爸，”画家笑笑，“是个小伙子……”

郑炼。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明天和同学去游泳也算上了我。我说我当然高兴去。

画家正在给画题款，我走过去。

“小家伙也要张画？”他说，并没有抬头就知道我的接近。

“啊。”

“喜欢哪幅，你挑一张。”画家双手按在印上，使着力，下巴挤出许多褶子。

“我想要张画人的，行吗？”

画家不动了。我有种感觉：他的脸，整个神态突然经历了一刹那的麻痹，就在我提出那个请求之后。

张叶和路淮清听了我这话神色也走了样，俩人立刻先瞅画家，又折回来瞅我，看样子我一定闯了祸。

“我是说，我比较喜欢人物画……”我想大概他们听错了什么，得赶紧纠正，但话未结束，脚被路淮清狠狠踩一下。然后她扬起嗓门说：“别傻了，穗子，我帮你在韩老师的画里挑一张你准喜欢……”

我拒绝了。我刚走出西晓楼，路淮清追上我，说把张叶留给画家，让他们往深里谈谈。“穗子，你干吗去刺激韩凌？！”

“我？我干了什么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你爸爸没跟你讲过韩凌那个很惨的故事？”见我摇头，她说：“‘文革’初期，韩凌是最年轻的成名画家，被红卫兵头次游街才二十七八岁……十年前你多大？恐怕什么也不记得了。唉，改天我再跟你讲他的故事，现在我得上班，晚上有我的节目……”她走几步又回头问：“你看张叶人怎么样？”

“好漂亮！”我大声道。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追堵我爸，他想永远躲过那场重要谈话可办不到。我一次也没堵着我爸，却回回碰到画家。他画画时我便站到旁边，看到某处，我仍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但不敢再出声，只是重重舒口气。他在这当口总会停下笔看我。他看我的目光多么特别，我敢说他从不拿这副目光看任何人、任何东西。渐渐地，我发现有种隐秘的唱和呼应在他和我之间出现了——在我瞅着他的画，而他瞅着我时。但我们很少谈话，这样的年龄悬殊，谈什么切题呢？

终于有一天，我逮着了老萧蛮子，我却决定这回饶了他，不提他和我妈的事。我要他告诉我画家的故事。我云山雾罩地被搁在故事端口已多天，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爸花了两个钟头讲这故事。韩凌回来时，诧异这对父女待在黑暗里。爸哈哈着说：“闭灯看外面晚景真好。”老萧蛮子知道他女儿被那故事惹哭了。

年轻的画家被驱赶到一座煤矿的大伙房后面。他每天的活是不歇气地铲煤或不歇气地被人带到各地去批斗。煤堆旁有个庵棚，他就睡在里面。

一天，跑来一只小狗，刚拿手碰碰它，它便受宠若惊地拿整个身体在他脚上蹭，试着给它一口杂面馒头，它便感恩不尽地把他整个手都舔了。从此，他从他本来就不足的口粮中省出一口两口，去喂它。他和它都贼瘦。只有它对他那个半青半白的阴阳头不见怪、不歧视。当他与它寂寞对视，它那始终如一的体贴讨好，使他忘掉了阴阳头的屈辱。它眼里，他仍是个正常的、有尊严的人。它可不认为他丑、他穷。

一年后，他被关进了监狱，那种无法无天、动私刑、暗地死人的监狱。在狱中他收到妻子的离婚起诉，他爽快地签了名，毫不觉得委屈，毫不觉得这叫墙倒众人推。

三年过去，他被宣布为“错判”，即“人民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一听错判他壮起胆问：“请问我过去被判的什么罪过？”很快得到回答：他的罪是曾在每幅画里都藏着一幅反动标语。现在搞清了，他画中莫名其妙的线条仅仅是莫名其妙的线条。他又问：“那我能回家了吗？”回答是不行。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所以他得继续改造思想，其他待遇都差不多，区别仅在于一是在监狱内采石场采石，一是在监狱外采石场采石。出监狱时，他发现押解自己的枪换成了大棒。

他走回那座矿山，一路上见了曾虐待过他的熟人，却没人认出他来。他明白他们不是佯装，是真的不认识他。一个人落掉三十斤体重；头被不负责任地剃过，又长出，变得深一色浅一色，参参差差；被打残的手蜷着，被杵掉牙的嘴瘪着，想想看，这种人还指望谁认出他来呢？

连他的妻子都不认得他了。他通知她送些冬衣来，她茫然地在狱门口东张西望，直到他叫喊，她还不敢往上迎。他提出看看女儿，她不肯，说女儿才懂事，她不会认出他，只会被吓坏。

他被两个持木棒的人押着走过那个大伙房时，一只大狗出现了。三年时间，它已长得那么剽悍。它毫不犹豫地冲向他，将两只前爪搭在他肩上。他不顾身后解差的呵斥，停下来，轻唤它的名字。在狗类无表情的脸上，他看出它三年来对他真切、痛心的怀念，他相信它从未忘记过他，尽管他已被毁尽了原样。解差开始拿木棒捅他的腰、脊背，捅得一下重似一下。狗并不想替他报复，去咬两个持棒的人。从一开始跟随他，它就自卑惯了，它不惹人，不闯祸，向来忍气吞声，似乎懂得“狗仗人势”的俗话在此行不通，他没一点儿势可让它仗。再说它顾不上去咬去扑，它全身心地在向他琐琐碎碎、期期艾艾倾诉。

他被木棒捅得吃不消了，它却不懂，仍是固执地要挽留他。终于，一棒落在它身上，它痛得长长叫了一声。他朝它喊：“回去！不然你会被打死的！”它反身一口叼住了木棒，四只爪生了根一样定在那里，凭另一条木棒怎样朝它身上横扫竖抽。它眼睛里哀哀地看着他，使他相信狗是有泪的。它似乎在提醒他逃生，似乎在告诉他，它只能给他这点无济于事的帮助。它还似乎在表白它无尽的忠诚。它终于倒下去，血从它嘴里流出来。他被木棒驱赶着离它远去，走几步，他便回头唤它两声。它似乎已死去，身体扁扁地瘫在地面上，而每当他唤，它便吃力地支起头颅，尽量欢快地摇两下尾巴。

等他有了一点自由，甚至有了十几元的伙食钱，他头件事是到集上买了半斤肉，正正规规地提着。他记得它从认识他就从未吃过肉，也不知它活到如今可否知道天下的狗本是吃肉的。他走到伙房后，却不见它。它就是残了瘫了，他也得先把这块肉喂了它，然后带它走。接着，他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狗皮。

年轻的画家面对那狗皮站了很久。他多少次地挺住了，但他没把握这回他能否挺得住。

“后来，他又开始画画。他觉得他画不出人了。”我把这故事讲给郑炼时，用了足足四小时。讲完，我们都静在那里。我背朝光坐着，郑炼坐在屋角，他说背光看不清我的表情。

我一下把脸朝向亮光，说：“怎么啦？我没哭。”

他跑上来仔细盯一会儿我的眼睛说：“你爱上他了。”

“真的？！”

“对。你已经爱上了这个画家。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爱，只觉得心里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很伟大……”

“不会吧？他是我爸的朋友，比我大二十岁，我爸叫我喊他叔叔……”

“正是这种不近常理的东西使你感动。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在火车上头回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他明朗地一笑。半月前，我从北京回南京过暑假，火车挤得连站都站不直。一个长腿宽肩的男孩朝我笑了一下。奇怪的是我并不反感，每当他笑过来，我也笑过去。渐渐俩人的笑里都有了点内容。当时我想：就这样的笑多么好，不要去了解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不要过问他一切身外之物，就这样以明朗淡泊的笑开始一种明朗淡泊的友情多么好。他侧过身，我明白，那是他暗示我投入他的庇护；他两条长臂一挡，胸前就有了块清净地。我站到他两臂圈起的小堡垒里，他吃力地与我保持着距离，车猛一动，我头发碰到了他毛糙的下巴。我抬起头，他又笑了。那个有着女孩般秀眉大眼，笑得那么明眸皓齿的男孩就是郑炼。

后来我们开始谈话，我建议免俗：绝不打听对方的职业、家庭，不把任何社会功利的砝码往我们的关系上加，听任这关系自己去发展。半个月来，我们很得意这种纯粹关系。有次我们一块去游泳，他让我替他拿包他去买汽水，从他包里掉出一枚校徽。我使劲避免去辨识它。他也忍不住问我：“你父母都在南京你为什么在北京？”我笑道：“你没看见许多外省姑娘都到北京当小保姆？”

“好吧，我爱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写封信啊，说你心里什么什么感觉，打算怎样怎样……”

他起身喝掉杯子里最后一点冷茶，伸了个懒腰，浸了汗的汗衫有些透明，胸肌和肋骨清清楚楚。我要送他，他不肯，长腿灵活地将自行车脚踏往前蹬蹬又往后蹬蹬，笑着说我神不守舍谁敢放我上马路。我一直目送他穿过四条路口，看他骑车骁勇地在人缝车缝里窜。

我的信发出去七天，他即便在新疆老荒漠也该收到了。可他没一个字回给我。

七天，他有时间把信上的字句上百遍地嚼。他笑。他不动声色。他沉思默想。他无声地问：“怎么会？怎么会……”他不知该拿这个突然发痴的小姑娘怎么办。他害怕，却忍不住一再朝那颇厚的信笺上瞅，那字迹真切地有了声音一样：“我是为着你悲惨的故事而走近了你；为你乏爱、无爱的往昔而深深爱上你。让我搀扶你带有不愈伤痛的躯体，让我负荷你不胜其累的苦难……”他不愿再看下去，从窗前到画前，他踱步。“你孤独地、怀疑地远离人群，那是因为你曾厚爱过他们，而他们却狠狠报复了你。我唤着你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难。但我将一声声唤下去，以无数声啼血的呼唤，唤回你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回应。”他心乱得要命，小姑娘动了真感情（尽管有点心血来潮），那么多字迹被泪晕开了。“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尚清白无辜的生命，弥补人们对你欠下的公道；我将无怨地替人们赎过，将承受你冲天的委屈。”他几次提起笔来，却不知怎样回复小姑娘的多情。他头也痛起来。“我的爱，就在那儿，在离你最近的地方，你要，就可以信手拈来。然而，不论你要不要，它都在那儿，是你的。许多年后，不论你在哪里，你或许幸福也或许不幸，假如你忽然想到我，想到我的爱和祝福，你若因此感到一点儿安慰，这便是我全部的所求了。”他的眼有一点湿润。

我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仍没有一点反应。我爸已另找到宿处，不在他那里搭伙，因此我亲自去探虚实的借口也没了。

郑炼问我情形怎样，我说碰了闷钉子。

“那就……拉倒吧！”他说。

“不！”我喊起来，一喊喊出泪，“我真的在爱了，我真的跟疯了一样……”事情比我事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虽然我信里声明不期待回报甚至回答，但果真没回答，我失望得心都痛。

郑炼从包里拿出一小堆雨花石，自言自语地叨咕：“鬼知道好看的雨花石现在都跑哪儿去了。”我仍想我的心事。他看看我，用手指拨拉那些小石卵，吞吞吐吐地说：“有不少人拿雨花石车出项链手链什么的。”我往那堆亮都不亮的石头上看一眼，他立刻问：“你要不要……”

我瞪着他：“要什么？”

“首饰啊……”他有些窘的样子，“不花什么钱，我也能学着车。”

我心不在焉地笑笑。他兴致很高地把石头装回去，说某天非让我吃一惊不可，别看这些石头现在看看不起眼，一车就不一样了。它们刚从泥里捡出来时更污秽呢！我打断他，问道：“他要永远不回信怎么办？”

“不会吧。”郑炼答道。

“会的！”

“不会……”他大概意识到我俩这么争多没名堂，笑了。依然是他那明眸皓齿的笑。过一会儿，我发现郑炼半跪半蹲地抚着我埋在双膝间的头，说书上都这样写，真爱了，就是活受罪。

我抬起头，见他唇上晶亮的几粒汗。他掏出他皱巴巴、不洁净的手帕，倒先按在我额上。黄昏热得人喘不出气。

郑炼走后，我灵机一动到了路淮清家，先问她妹妹海清出国留学的情况，然后把话转向张叶。

“他们没戏！”淮清说，“哪儿那么容易啊！韩凌的身份、岁数，真难给他找到合适的。顾了人品又顾不得形象，有品有貌却不单身，想要单身女人既漂亮又高尚，三十多岁的女人里，哪儿找得着呢？！现在韩大画家名气是蒸蒸日上，每天都有一打媒人跟他扯皮。张叶够标准了吧？你说她什么缺陷都行，说她不够漂亮恐怕不公道。韩大画家怎么着？他恰恰说张叶不漂亮！那天他和张叶一块吃的晚饭，不知张叶饭桌上是不是媚眼飞太多了。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又单身，有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没毛病才见鬼了！”我忍不住插嘴：“为什么一定要三十多岁呢？”蠢话！我骂自己。

“他说岁数大点牢靠，他说他可没力气陪小姑娘做游戏了，那种一往一来的情书，只让他好笑、肉麻！”

“他这样讲过？”

“讲不是这样讲，但意思是这意思。”她突然注意到我有点不对劲儿，把我的脸研究了一秒钟，又接着聊下去，“我看韩凌这人是不再会对人动感情了。他被关押的时候，有人让他把十根手指放在地上，然后跳上踩！一边踩一边骂：‘你不就是以手发的迹吗？毁了它！’结果十根指头都踩断了。有根手指后来截了肢。想想看，他对人除了恨，还会有什么？他早看透了人的势利、妒忌、弱肉强食。”

开始入夜时蝉鸣才沉寂。我走到西晓楼的院墙墙外，他一开窗，朝楼下一张望，然后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孤单单的、踽踽而行的女孩背影。他开始相信，世界若真坏了个透，她的存在依然如一汪清水。

他不会开窗的，与有空调的房间相比，窗外糟透了：热，蚊蚋，满街乘凉人的汗臭。

我爸叫我稍打扮一下，晚上带我到徐老伯家吃饭。徐老伯兼文教副省长，也著书作画，只是从不办公。他家总是热闹的，院里的六条竹沙发一夏天就被人坐红了。我小时候，徐老一捉住我就说我是他订娃娃媒订来的儿媳妇，自从“文革”中他两个儿子因饥饿越货杀人，被判刑二十年，他再也不拿我取这种乐子了。

我穿了白色无袖的绉绸衬衫和银灰长裤，宽裤脚。我知道自己有点怪。老萧蛮子见了我，面孔一扭说：“瞧瞧这个丑丫头……”他躲着我妈，在住宅区的路口等我。

“你再夸我漂亮也没用，我不会向着你的！”我大声道，“妈怎么对你了，你非要和她离婚……”

爸爸忽然吼：“别烦了……”他停下脚步：“好，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你妈没感情……”

“看看您黑头发还有几根？爸，您已经没有资格整天谈感情、谈爱了。”您还口口声声谈爱，我就要羞死了，我心里这么说。“您只剩下义务、责任和做父亲的尊严。”我口气冷硬地说。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所有父亲都会在某天发现，他们唯一的女儿原来是他们真正的对手。“爸，现在是轮到我去爱的时候了！”

老萧蛮子沉下嗓音说：“看来还没轮上你，要不，你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他苦笑，显得那样无助。

在徐老伯家听人议论韩凌，说他最近被一个女电影演员追得团团转，女演员讨他的画，什么也不挑，只拣尺寸大的拿。我不愿听人这样议论，好像他庸俗得人人可以把他挂在口头上。我钻进厨房帮徐老的两个女儿剪田螺屁股，不久听见院里开饭了。除了徐老的老伴端着只又盛菜又盛饭的大碗坐在灶边吃，大家都入了席。曾经开徐老斗争会时，红卫兵往徐老头上刷糨糊，徐伯母也上去刷了一下，从此一劳永逸地躲过了批斗。自徐老复职，她头也抬不起地在这个家里过活，徐老一字未提过，对她照旧，反而更使她愧得几乎活不下去。

我端了一大盘刚起锅的炒田螺出去，见几张桌都坐满了人，正为难地觅空隙，被人拉一把：“小家伙坐这儿吧。”

我低头一看，竟是画家。他头发胡子都长了些，弄得脸上阴影很重。他不再是一副看得过去的形容，而是相当俊逸。他看着我微笑时，我羞怯得一举一止都笨拙起来。好在他很快让别人缠着说话去了，人们恭维他，向他要画，我马上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太碍事，刚想溜，他回头对我说：“别走，我有话跟你讲。”

我多傻。对这样一个人，我竟敢爱，竟敢一口一个同情、怜悯。他几次想开口与我谈话，都被宠他的人打了岔。整个院子在取悦他，似乎今晚来的客人都暗自怀了个真实目的，就是结识他。而那么多人都没使他热起来，他的笑很温和却很被动，虽然他有来有往地应付人们的捧场，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拿那些话当真。稍微有一点空闲，他对我轻声说：“你的信写得不错，小家伙。”

我心里闹死了，他却有心情咂摸那些字句。他大概想不出更着边际的话了。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我会让眼泪流出来出自己洋相。

但他按住了我的手，眼睛却不看我。随后我听他说：“谢谢你……”

他把这三个字吐得那么重，不这样，似乎这三个字就不可能从百感交集中挣脱出来。

他又说：“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好不好？在这里，我怕自己激动起来不成体统。”

我看看四周。他却亮开嗓子对大家说：“抱歉，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个小家伙谈谈。”我们离开时竟没人诧异，谁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发生故事呢？在他们眼里我太不是个人物了。

在徐老的书房里，我们坐下约有五分钟了，他才说：“我好几夜没睡觉了，因为我想不出一句话，既讲明白我的真实心情，又不伤害你。你看见了吧？小家伙，你这么折腾我！”

我欲语，却想起所有的，所有的话我都以那信笺，随那些泪倾尽了，这一刻我的心空得像只桶。

“你想过我比你大多少吗？”他忽然从沙发上向前一倾，脸离我近了许多。“你这么年轻！有一天早晨，你会大梦初醒一样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个老头子，想想看，那时你该多怕……”

我抬起头，倔强地瞅着他。他真的如老人那样充满爱怜地看着我，让我意识到我在他眼里那么小、那么年轻、那么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看着，他微笑起来。你不能想象有比这笑更复杂更丰富的表情了。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他说。

我很清楚这点。

“你也是真喜欢我的画，我明白。没几个女人真喜欢我的画。就像我对她们一样，连想真看一眼都懒得。那么多好心人为我张罗做媒，推得掉我就推，推不掉的，你看，就像那天，她们非要我画不可，我就画；到开饭时间，我就付一顿饭账。事过之后，什么都没往心里去。你是头一个让我认真动了心的，小家伙。”

我紧张地移开目光。我知道已有了一个结论，无论违我心还是顺我心，它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他静着。一会儿他叹息一声，将手搁在我的脸颊上。“就这样了吧，”他说，“我只能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至少眼下我不能……”

这就是我等的结论了。

“我们做朋友，做顶好的朋友好吗？”他仔细观察我的神情，“我很喜欢你的信，以后还给我写信吧？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我。”

泪水一滴滴从我脸上淌下来。

“你看，叫我怎么办？我还是把你逗哭了。”他摇摇头，缩回手，仍是那种充满爱怜的笑，“你这么小，让我怎么忍心接受你……我只能等几年，等你长大些，那时你要是还爱我，还不嫌我老，你就到我身边来吧。”

我想，他同时也在等自己，等待他的体温、血性、情感都逐一回来。

他不久到广州开画展去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他回信说，他开始采集花，那些花在我长大的一天全献给我，我不懂他的意思。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对郑炼说：“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许多岁，走在画家身边，不知不觉就变庄重，不再想一蹦三跳了。”郑炼笑着问我，以后还跟不跟他一块翻墙头走捷径去游泳；还跟不跟他沿着铁道拔苇坑里的茭白来吃；还和不和他去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子。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春。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吗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往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推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了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黏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我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眩晕；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乎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问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菜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儿，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后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冲冲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只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着心静如水。

八月，我决定离开小岛回学校了。这天夜里起了台风。我明知门窗不过是被风弄得咯吱直响，我却总疑惑有人在撬门。虽然门窗紧闭，灯却摇曳不止。

我怕得受不住了，爬起来去敲他的门。

他一脸倦容，穿了件毛巾浴衣将我放进门。“怎么了？”听完我形容的恐惧，他面孔松弛下来。在长沙发上，他把我抱住，仔细地打量我。

我也打量他。他比我头次见时胖了些，尤其在这个深夜，他眼睑已有些老态地下垂了。当他吻我时，我发现这个中年男性的脸上布满并非生发于笑的皱纹。

“你不是怕，是太孤单了。”他在一个长吻之后说，“你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孤单，对吧？小家伙！”

他说他年轻些的时候也怕孤单。那时他在监狱采石场做炮手，每天独自守在山上点炮，那山上没人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他终于受不了这份孤独，有天想把雷管插到身上，而恰巧那天他被调到山外了。

我想请求他：不要向我讲这种故事，尤其不要在这样的夜晚。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步也不让他离开。

他意识到什么，人变得很僵。一会儿他附在我耳边说：“在我身边你不再怕了，睡吧。”我闭上眼，感觉自己被轻轻摇晃着。他又说：“我早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缠绵的感情了，不过你看，我和你个小家伙已陷得这么深。你长大吧……”

春天他从巴黎给我写信来，说他在继续为我采集花，他在苦等能把所有的花献给我的那天。那天我该长大了。我仍是不懂。他还在信上写道：“……我侥幸自己那晚上没有损害你的纯洁。我要的就是这片纯洁，所以我不能以自己的手毁了它。女人们追逐着我，追逐着我身外的一切：功名、财富……唯有你是不同的。我早死了这条心——爱谁或被谁爱，说得再明白些：我看透了也恨透了人。我开始爱你，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个人，你是个精灵。”

接下去，又是一个极长的等待，等他来信，等他回来。他不再有信来，只是偶尔能收到他寄的一些异国情调的小礼物。有时等待是甜的，有时则很苦。

一年不见的郑炼突然出现了。暑假我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他到我家来了，还带了个姑娘，高高大大，头发黄黄的。郑炼这一年在东北实习，姑娘显然是从那里觅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

他什么也不解释。

记得进门时，他告诉我，她叫王晓雪。我们浅浅谈了一会儿，我说：“我去买些咸水鸭和冷馄饨来，三个人做晚饭吃。我妈去上海出差，家里没人烧菜。”我开始给自行车打气，郑炼跑出来。他见我愣站着，说笑着走向我。

“我知你一向打不动气的！”他挤开我。一年不见，他长武气了些。我得承认，郑炼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卸下气筒，胸脯一鼓一鼓地喘息，汗衫在肩处绽线了，露出一块金属般光洁的皮肤。除了他牙齿洁白整齐，他身上再没洁白整齐的地方。“王晓雪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东北实习头次到她家续家谱！”他笑着说。

“然后呢？”我笑着问。

“然后我们双方父母就开始拉扯亲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处呗，要处得不坏，就结婚。”他仍笑着，眼却看着别处，“怎么办呢？穗子，我总得忘了你啊。”

我吃了一惊，瞪着他。一时间，我想起天下所有少男少女的追逐嬉闹、拌嘴、娇嗔、无目的地在路上逛、啃冰糖葫芦。这一切他们有，我没有。我嫉妒王晓雪，我是嫉妒这些。我嫉妒这些我没真正尝过就要永远失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里包括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郑炼。饭桌上郑炼心事重重的，我拿出韩凌寄给我的礼物给他们看，表现着我的满足。

新年之前，郑炼告诉我，他被学校分配到内蒙古，他拒绝接受这个分配，从秋天闹到年底，最后他还是屈服了，所以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新年一过，他就要去内蒙古钢铁联合企业报到。到现在我们才彼此问清：他是学钢铁冶炼的，我是学舞蹈编剧的。他在电话上问我想不想见他。“当然。”我说。

晚上天黑得很早，他用自行车驮着我，说沿着环城马路找家好而便宜的饭馆，一块吃顿饭。他在刺骨的寒风里奋力蹬车，很少说话。我说韩凌已经回来了，他叫我等他的信，他将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参加一次同学会。天冷极了，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慢慢忘掉吃饭的事。

“你以后还来看我吗？郑炼……”

没声。

“你和王晓雪结婚后，她让我去看你吗……”

还没声。

前面立交桥一个大上坡，我跳下车。但冻木的脚使我一着地就摔倒了。他一下扔掉自行车，把我抱起。借着橙色路灯，我突然看见他满脸都是泪。

“郑炼，郑炼……”我一头扎到他胸口，触到一大片冰，那是他一路掉的泪凝成的。他一路在掉泪，一路。

“郑炼，我们还会见的啊……”我们都穿得极臃肿，我正穿着他顶欣赏的红格子大袄，却仍冷得哆嗦。

他不讲话，只掉泪。我头回知道，男孩子的泪是这样迅猛。

稍平静些，他发现此地离他学校已不远了，便带我走进去。学校很静，人们都回家过新年了。楼道里非常暖和，我和他面对面靠墙站着。似乎谈任何话题都嫌太晚，不等开头，就得结束，并且任何话题都不相宜了。

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项链，用雨花石车的。他说他从不敢送我礼物，因为我爱的人是那么个伟大的艺术家，送得不对，他难堪不说，我会失面子。“这个，”他将项链很郑重地递给我，“是天然加手工，总是不俗气的，总不会被你扔到抽屉角落，寒碜得拿不出手吧？”

这么粗陋的首饰我当然只有将它放到抽屉里，难道我会戴上它出现在他面前吗？我嘴上却说：“不会的，我喜欢它。”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他将我抱紧、吻我，我也吻他，我什么也不去想。

由于不清楚韩凌的确切地址，我将信寄给了我爸，让老萧蛮子将信转给他。老萧蛮子收到信立刻打电话给我，问我和韩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我爱他，现在发现我也爱自己，而已。”

“你打算不和他继续了？”

“别问我了，爸。如果您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您可以看我给他的那封信，我把整个变化过程都告诉他了。假如人们愿意把那叫做背叛，就叫去吧。”人们还会说什么？说我在他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重重划了一刀。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阵？”

“这事没有余地了。爸，就像你一定要走出家庭。你和妈的事，我全懂了，我不再干预。”我挂上电话。

一年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书，里面是三千种花卉图案，全是变形夸张了的，夸张得那样浪漫、大胆，真是美极了。

这就是他曾经一再提到的他在为我采集的花朵。扉页上印有一行他的手书：献给我生命中一个瞬息即逝的精灵。

[1]捡洋落即捡便宜货。

[2]四川方言，相当于“很”的意思。

感谢您选择果麦图书，敬请关注更多严歌苓作品。

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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