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两年前，一些朋友筹划“重走正面抗日战场”，邀我参加，我当即就高兴地应承下来。

有很多缘由，但最主要的还是我本身对实地考察有着极大的兴趣，特别是研究抗战史之后，只要一有出门的机会，就一定会去找一找，看当地还有没有正面抗战的遗迹留存。

单人独骑不免孤单，倘若还有朋友同行，途中有说有聊，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了。放下电话，我便匆匆整理好一干细软，登上北行的列车，先与朋友们会合，然后一起奔向所要寻访的各个目标地点。

路上，我随时随地把看到、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记录下来，放在网上，和网友一起讨论，这就有了“重走篇”。结合史料，当时还写了一些有关的历史片断贴在博客上，汇成“史事篇”。因为行程仓促，途中又无资料可以参考，难免有许多错漏之处，此次一并做了修改和增补。“速写篇”汇集的几篇短小文章，是新近写作间隙的一些杂文以及追记。

按照原计划，本来还要把历次会战的地点都走一遍，我为此专门绘了一张图，但要完成这些，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和资金支持的草根团队来说，显得有些苛刻。此外，各人都有各人的生活和社会压力，我自己也不得不把写书的时间表一再搁置。卢沟桥之行结束后，大家便相约推后，待稍事休整再组团出行。

没有想到，这一推就是两年，热衷于寻访遗迹的几个朋友，有的连职业都发生了变动，哪里还再组得起来。有一次，我在网上跟他们开玩笑说，重走也是长征，不能歇，一歇就爬不起来了。

检点行程，实际上我们只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沈阳的柳条湖；一是北京的卢沟桥。现在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它们竟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几乎可概括整个抗战史。

你看，没有柳条湖，就不会有九一八事变，而这恰恰是抗战的最初缘起；同样，如果没有卢沟桥，全面抗战也极可能会推迟进行。最后抗战又以收复两地而胜利结束，可以说，抗战从此处爆发，也从此处结束。

得简单介绍一下随行的几个朋友。老辛和小北是编辑出身，老辛戴上一副墨镜，就是个大哥模样，我们行程中的很多麻烦事全靠他应付打点；小北年纪不大，但其生活阅历之丰富，连我听了都感汗颜。文豪的职业是摄影师，一路给我拍了好些视频，我记得他曾告诉我，他是朝鲜族的，此前还在做一部关于先行者的纪录片，在北京影像界已经算是闯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

另外还有一位江兄，行事低调，沉稳内敛；另有几位协助拍摄视频的朋友，不能一一列举。如果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是北漂一族。在重走过程中，关于我的大部分照片皆为这些兄弟所摄录，实在感激不尽。

途中最让我招架不住的，恐怕莫过于拍摄视频。只要对面的小型摄录机一架起来，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晕镜”，由此拍出来的视频也结结巴巴，谬误百出，以至于过后连我自己都不忍卒看。他们还说这样很真实、很纯粹，拿我开心的吧？

好在写作始终是我擅长的，镜头里讲不清楚的，总能用笔把它写清楚。

和这群北漂朋友一起出游，一路上可谓无所不聊。有时候想，其实我自己不也一直都在漂着吗，也许只有对历史的一再回眸和重访，才会使漂泊不定的心灵得到片刻安宁。

重走篇（一）柳条湖

与朋友们会合后，我在一家宾馆住了下来。

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本来以为是第二天中午出发。晚上更新了一下博客，又查了一些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资料，睡得就有些晚。

睡得正爽呢，忽然手机响了，睡眼蒙眬地一看，是老辛打来的，他问我起床没有，我说没有啊。然后愣头愣脑地反问一句：“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

那边的声音顿时急了，“啊？你还没起来，早上七点的火车，火车站集合，快点吧兄弟！”

我马上醒了，再一看时间，竟然已经指着六点多了。有没有搞错。

再多说也无益，只好把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都拿出来，跑出旅馆，直奔大街上去拦车。

幸运的是，这正是城市一天中交通最畅通的时候。到了火车站，几个人已经在旗杆下等我了。于是检票上车。

坐车最怕的是打发时间。跟几位吹了会儿牛，就从包里翻出一本《唐史》作为消遣。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耳边有人喊了一声：“皇姑屯！”

目光和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了现代。

小北趴在窗户上，乐得手舞足蹈，说可惜我们不能中途下去，要不然拍到镜头里一定很牛。其实那不过是一块站牌，上面写着“皇姑屯”，一转眼就过去了。

真实的皇姑屯事件发生现场在哪里呢？三洞桥在哪里？想到这里，就好像眼前真的出现了那惊悚的一刻，真的听到了爆炸的震耳轰鸣声。

历史的魅力其实并不在于一两个简单的结论，而在于一个个生动的细节。

这时候倒有了一点担忧。因为出发前，我在网上做过搜索。不搜不要紧，搜过以后才知道，很多抗战遗迹早就不在，拆迁掉了。

别到了那里一看，全都是一块块站牌吧。当然，那些独特的名字同样能勾连起历史的记忆，看站牌访历史的心理也有，但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遗憾。

透过车窗，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一片片绿色的庄稼，东北物产丰饶，名不虚传。以前我看一份资料，上面说石原刚刚到东北的时候，眼睛都看得发直，打定主意一定要把东北占为己有。后来他还去找日本本国的历史学家探讨，看看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东北确属日本所有。可惜的是那位历史学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那地方本来就是中国的，你再馋得口水直流也无济于事。

石原很失望，他当时心里肯定郁闷得不行，怎么这家伙如此不懂政治呢？

到了沈阳城，老关已经在出口处等我们了。

不是我关河有什么分身法，是因为人家真的姓关，在他面前，我就再不能自称老关了。呵呵，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

老关是老辛的朋友，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在沈阳这一路，事实上都倚仗了这个沈阳的朋友。

老关先带我们去吃饭。席间，他天南海北地给我们先摆了一通东北的奇闻逸事。这哥们儿是真能侃，跟他相比，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了。

吃完饭，听我们说此行要拍九一八事变遗迹，他又去找了一位朋友，带我们一起去。东北人的热情豪爽，就像这片土地一样，真是让人感觉浑身舒坦。

在沈阳，要说到九一八事变纪念地，大概首先想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它也是老关带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

到了纪念馆附近，我东张西望，问老关柳条湖在哪里。老关信手一指，那不是吗，那就是柳条湖铁路啊。

果然，在纪念馆的一侧，静静地躺着几道路轨。

刚想走过去，忽然看到纪念馆的门口有一口钟，上题“勿忘国耻”，觉得一定有说道。老关先前来纪念馆参观过，他说，听导游介绍，那口钟的位置，是日军炮弹打过的，而且是日军的第一发炮弹。我记得原来翻文史资料时，说钟的旁边确实是弹坑，但不是炮弹打的，而是爆破地点。

我觉得可能导游的说法更合理一些。当时日本人曾在爆破地点立了木牌作为标志，但后来拆掉了，以后关于爆破地点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众说纷纭的一件事。我好像还记得有专家考证，是哈大铁路的多少多少米，可惜资料没带在身边，忘了。毕竟记数字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不说这个了，先到路轨上去。

文豪扛起摄像机就要拍。我说先别，你让我自己先过过瘾行不。

这几道路轨与爆破的原发生地肯定不能完全吻合。这个我心里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一定是当年的南满铁路路轨，而且属于柳条湖路段，是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专门保留下来的。在它的旁边，有铁道线一直在使用，不时有火车隆隆而过。

南满铁路，我曾经很多次写过。可是当它真正在你脚下时，那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铁路，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些恩恩怨怨几乎都纠结在这里，集中在此处。

石原的“最后战争论”“满蒙生命线论”，就是从这条铁路开始延伸出来的吧。

遥想当年，这个关东军的参谋，究竟是怎样把那么一个惊天的大阴谋策划组织成功的呢？

要知道，其实当年石原制造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高层是不知道的，连身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起先都被蒙在鼓里。当然了，石原开始也不敢讲，怕一讲，上头不同意怎么办，那不砸锅了。他是采取了倒逼的办法，我先搞成功，再让你承认，一道被卷进来。后来日军侵华，这种倒逼的手法一直被频繁运用。

火车上很无聊，只能先看书了

纪念馆前国旗飘扬，抗战是民族战争，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

纪念馆里陈列着九一八的历史

纪念馆中的一个实景布置，柳条湖路段

一走进纪念馆就好象进入了历史的长廊

这就是保留下来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的铁轨

重走篇（二）想起了石原莞尔

在柳条湖铁路，对着摄像机讲九一八事变日军为何敢以105人的守备队攻击北大营时，我一再想起那个人，那个叫作石原莞尔的日本军人。

中国人写抗战史，多少会带有一些民族情绪，“春秋笔法”大概也是免不了的，但看法并不等于偏见。事实上，我对敌国中的那些谋略之士、一些真正有头脑的人始终都予以关注。

石原就是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才华横溢，被称为日本的“唯一战略家”，在日本军政两界的声望曾一度达到顶峰。可以说，没有他，就不会有“柳条湖事件”，也不会有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抗战有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如果我们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他实在是一个英姿勃发、充满朝气的青年军官。在日本陆军大学时，他的成绩总是排在前列，可是又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毕业后并不受到重用，但是一个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印象。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来是成功了，所以现在看看好像无所谓，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可是当年却被日本人视为奇迹，因为力量实在太悬殊了。仅北大营，就有东北军主力一万多人，他们的装备连关东军主力都不及，而石原有什么，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关东军参谋，能召集到一起、跟着参加行动的也不过几百人，还是类似于铁路警察一样的守备队。

后来关东军蜂拥而上，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下达进攻命令，那不过是看到前面冒险成功的跟风操作而已。

看似冒险，其实石原在这之前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做准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另外一个日本人——土肥原。后者曾想在天津也搞一个九一八事变，却只想用两天时间，结果自然失败了，有头脑跟没头脑就是不一样。

石原是日本人，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也都是从本国立场出发，在这一点上，他与很多日本军人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但他的思考深度，又超越了普通“日本愤青”的视野。

他不是为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是为打东北而打东北，这一切只是他棋盘中的一颗必要棋子而已。

石原的谋略本来是对的。他已看出，美国是未来世界的霸主，日本要想真正出头，就要和美国争霸，否则就得做小弟。可是要争霸，日本没有这个实力，因为缺乏战略纵深，又没有资源，这些都是打仗时要命的东西。

所以他一定要夺取东北！

按照石原的计划，拿下东北后就可以结束了，日本没有必要再进入关内对中国发动进一步的侵略，而只要好好地利用东北这个既得资源，等翅膀长硬后，再跟美苏较真。为此，石原后来甚至提出可以放弃在中国的很多特权，借此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进行备战。

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壮举”极大地刺激了后面那些少壮派军人，那些人没有石原这样的头脑，却个个都想到中国去“立功”，最后弄得事情不可收拾，到七七事变爆发，石原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全面抗战爆发时，石原说，中日战争会把我们拖垮拖死。没有人相信。在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民族英雄”已经廉颇老矣，黯然失色，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石原被转入预备役，退伍了。

他再次被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石原是一个悲剧，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

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的，石原再聪明，他也没能超越这个局限，而这才是所有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明天，我们要去东北军的北大营。

钟上刻着“勿忘国耻”

这就是那口警世钟了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偷拍”到的石原照片，网上没见到过

重走篇（三）北大营为什么会被轻易攻克

离开柳条湖，前往北大营。

路上有人忽然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愿意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

不是说进攻北大营的不过是105个日本铁路守备队员吗？他们是如何攻破北大营的呢？要知道，当时北大营有王以哲的第七旅，一万多人，全是精锐啊！

当然，我们可以把教科书搬出来，上面明确写着，是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所以才撤退的。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当事人的史料，就会发现，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一般人都以为，王以哲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的精锐，其实不然。

如果按驻守地域划分，关外东北军大致可以分成三支部队：辽宁军、吉林军、黑龙江军。其中最强的实际是黑龙江军。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曾爆发中苏之战，黑龙江军在那时便显现出了峥嵘，虽然最后战败了，但韩光第、梁忠甲这些勇将都给苏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韩光第一个旅，包括他本人在内，全部打光为止。梁忠甲则在满洲里攻坚战中，让苏军损失了七百多人，创造了中俄战史的纪录。后来到江桥抗战，马占山异军突起，其实绝非偶然。如果没有坚强善战的黑龙江军部队作为后盾，光凭马占山一个人，江桥之战是打不出，也不敢打的。

与黑龙江军相比，辽宁军只是表面光鲜，实际战斗力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像王以哲的第七旅就是如此。和第七旅有些类似的，还有张廷枢的第十二旅。

王以哲是少帅张学良一手提拨的少壮派骨干，而张廷枢则是深受张学良信任的“辅帅”张作相的公子。两人的部队都可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御林军，武器很好。据《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载，第七旅里，每连有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机枪12挺，此外还都有足够的富余枪支作为储备。如果考虑到后来全面抗战时，多数中国军人手里拿都是汉阳造，就可以想见这种部队装备有多么奢侈。

但也正因为这两支部队一直充当亲兵卫队的角色，平时真刀真枪拉出来开练的机会很少，大多是检阅的时候，把他们拉出来充面子，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

这些部队，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实在是欠奉，所以当时有一个绰号，叫作：少爷师。

赵镇藩是当时第七旅的参谋长，他在《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中明确记述，东北军中有纪律规定，官兵不准夜不归宿，但是身为旅长的王以哲却经常不在军中，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没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抵抗。倒是部队已经脱出重围到东陵的时候，他才让人传来命令，说是要部队将枪都放在库房里去。

当时部队由赵镇藩带，他也觉得这个旅长真是糊涂至极，因为日军那时候还在后面追着呢，所以根本没执行这个命令。

其他军官呢，一个团长当晚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则是事发后临时赶回，还指挥得乱七八糟。

据赵镇藩记述，在部队突围时，有部分军官被打蒙了，站着不动，竟然是由士兵硬架着才突围出去，要不然都得被日军俘虏。

看一支军队有没有战斗力，其实不能只看武器和人数，平时的训练水平、军官素质和指挥能力都很重要。以九一八事变时第七旅的表现，你能看出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吗？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不是王以哲的第七旅，而是马占山的第三旅，情形可能会完全不同。

除了“精锐”名不副实外，由于守备队发动的是夜袭，东北军并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或者有多少实力，未战自己先慌了。

在其余主官都不在的情况下，赵镇藩只得临时出来负责，但参谋长的权威还没团长大，他指挥不了部队。

赵镇藩包括后来回营的团长王铁汉为什么要一再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呢？实在是因为自己感觉顶不住，希望荣臻能赶紧出面交涉，让日军退兵。要是知道外面只有这一百个毛人，几挺机枪一扫就完蛋，他们要请示什么请示。

不要说军队有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处置权，就说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口口声声放在嘴边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吧，怎么听怎么觉得好笑。听上去好像东北军是一支纪律多么严明的部队，事实呢，东北军的老底子是“胡子”（即土匪），军纪最差，常有不遵上令的情况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九一八事变的导因——“中村事件”就知道了。在“中村事件”中，关玉衡不过是一个团长，他就敢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做主，把中村等日本人给处死。

现在日军直接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你说还得请示，上级如果说不打，就大家都站着等死，这话谁信？

其实当时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很是心虚，他们一开始只用刺刀，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弹药不足。

担任连长的姜明文在《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回忆，日军发射的炮弹，虽然落在北大营的很多，却都没有爆炸，实际上炮弹头上没有引信，全是哑弹，而日军的枪弹一听便知，多是“空包”。所谓“空包”，就是平时演习时用的子弹，打不死人。

时机就这么错过去了。据姜明文说，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日军才开始实弹射击，然后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当时北大营的东北军还一高兴，以为是交涉成功了，其实是日军运动到土围子外面，要包围北大营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四点，他们才意识到要突围，往土围子北面突。这时日军已经包围住那里了，但东北军一打，仍然可以压住对方火力，转而冲出来，可见日军火力真的不咋地。

在北大营一役中，临阵跑路的不比伤亡的少。姜明文一个连，突围出来后一点，缺了十几个，他估计都不是战死或被俘，全系半途逃亡。当时，有的连排长都吓破了胆，脱离部队走了。

赵镇藩到锦州之后才遇到王以哲。后面这位老兄一见到他，就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不为别的，就因为赵镇藩把部队给他带了出来，旅长的乌纱帽总算没有丢掉。

这样的部队，这样的主官，北大营能保住就奇了怪了。

“士气灰心丧气，个个都像放了泡的气球一样”——姜明文《九一八事变亲历记》（照片当然也是在九一八纪念馆里拍到的）

在九一八纪念馆里拍到的，珍贵啊，原来从没看到过

重走篇（四）寻找北大营

前面这番关于北大营的洋洋洒洒一段评论，本来是录进视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整理的时候不见了。

讲完以后，觉得意犹未尽，正好又聊到有关钓鱼岛的新闻，我就补充了几句。我说，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己强则强，己弱则弱，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还是继续寻找北大营吧。

在来沈阳之前，我曾专门从网上收集过关于北大营的信息，但是上面无一例外地告诉我：北大营可能早就不在了！

这可以算是我们寻访途中的第一个战场，未来的所有战场几乎都要从这里出发，所以无论如何要找到它。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这样的路名：北大营路。

我们中国的很多路名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比如张自忠路就是纪念张自忠的，那么北大营路也应该是为了纪念北大营吧，自然北大营就应该在它附近了。

这个猜测很快为我们燃起了希望之火。东北人老关虽然从没去过，但也频频点头，认为我们的想法很靠谱。

当下，他就开着车，带我们去找北大营路。

老关路熟，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一行人下车，一打听，却犯了难，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历史上的著名遗址究竟在哪里。我们也很难把眼前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与那个曾经响彻枪弹和喊杀之声的战场联系起来。

倒是周围的军区营房与随处可见的岗哨，可以稍稍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当年的影子。

没办法，只好边打听边走，边走边四处搜寻。

忽然有人说，看那边那堵墙，算不算北大营留下的东西呢。

顺着他指点的方向看过去，的确有一堵墙，是砖砌的，很斑驳的样子。可仔细上前琢磨，就会发现，这个斑驳的线索至多只可延伸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往前去就有些艰难了。更何况，虽然北大营的营房肯定也是砖头砌成，可如果没有人证，那就纯粹是在胡蒙乱猜了。

网络上的说法再次被从脑海里翻了出来，难道北大营真的没有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把我们的第二个备选方案拿出来，那就是，如果找不到原址，就找站牌。

在道路的拐角，站牌给我们找到了，上面写着“北大营东路”。

正要拍摄，一个路过的老大爷听说我们要寻找北大营，立刻打开了话匣。

不过他的话再次印证了先前的忧虑，那就是北大营确实全部被拆毁了。

据说是为了给房产开发挪路，成片的营房遗迹消失，变成了居民小区。直到几年前，北大营最后一块完整的遗迹——马厩也被铲车铲平。代之而起的，是通用汽车的二期项目。

当地政府说，拆就拆了吧，不就是要纪念吗，我们在旁边立一块碑代替好了。

没有人再有心情去找那块碑，谁都知道，即使真的立了，其中也不知道还包含多少诚意。

纪念，已悄然变成了敷衍。

我很难过，不光为这块碑，也不光为我们再也找不到北大营。

我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已渐渐空白，为我们对传统的无视和漠然而难过。

也许那段历史的确不堪回首，也许前人曾犯下过种种错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它悄然抹去。因为这笔历史的债务，不是我们想抹就能轻易抹去的。

又想起这一路上的许多困惑，有人问起，你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寻找一些过去的陈迹，为什么还要谈打仗，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很安逸吗？

我想说的是，我们绝不是在做无意义的事，就像写历史的人，绝不会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归根结底，一次次出发，还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家园，了解我们过去从哪里来，未来将向哪里去，了解一代人的生存和荣辱。毕竟，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年轻过，一样经历过青春的迷茫，经历过人生的奋斗。只不过，他们的命运就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一样，比我们现在更复杂、更跌宕、更坎坷而已。

历史是一个轮回的过程，请给我们留下一点纪念吧。

本来想以“北大营东路”为背景拍视频，这下大家都没了心情，包括我也意兴阑珊。我总不能对着摄像镜头说，北大营没有被日本人全部炸毁，最后却让通用给干掉了吧！

就在众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忽然又有一个街坊上来提醒我们，说还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去看看，那里据说以前也是北大营所在地。

真的吗？太好了，let’sgo！

我们就在北大营东路上

没有人知道北大营在哪里

真难把眼前的情景跟战场联系在一起

老人在讲述九一八和北大营

重走篇（五）神秘的营房

这是一个军区部队的农副业基地。

刚刚走进门，我们一行人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

在弄清是寻访抗日战场后，他点点头，允许我们站在院里进行拍照和摄影。

起初，我们只是认为这里是北大营的部分原址，虽然明知老营房没有了，但站在自己部队的院子里，总比站在那个什么通用的门口要敞亮得多。于是，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北大营被攻陷的情况。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围观的人群中，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听了半晌，忽然问我：你们是不是来找北大营的？

我回答说对啊，不过我们也知道北大营的遗存没有了，现在就站在这里拍一下也行。

老人两手一拍，那你们是来着了，这里还有一处北大营的营房。

我差点以为耳朵出了问题，听错了，谁能想到本来绝望的事突然会爆发奇迹。

一路上都能碰到熟知历史的老人，而眼前这位，无疑最帅了。

这是一位老军人，可惜我忘了问他名字。他说他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知道有一处建筑是当年的北大营营房。整个沈阳，恐怕也就这么一个宝贝了，称得上神秘之地。至于为什么能够侥幸逃过“拆迁风潮”，大概还得归功于它位于军队基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

在他的带领下，神秘的营房，很快就到了。

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北大营营房，甚至面貌似乎都未做太大改变。从构造来看，它更像那座被铲车铲平后移做通用项目的遗迹——马厩，而且其完整程度出乎意料。

遥想当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东北军的官兵出出进进，那时候的东北，茅草很高，骑兵们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于是草地就像波浪一样，从中间划开一道道流线，往前不断延伸。

只是这一情景被九一八事变打断了。从那个晚上之后，骏马失去了主人，马厩失去了骏马，东北的上空一片阴郁，直到这里彻底归于沉寂。

日换星移，谁曾经听说过，那个叫作东北军的军队也曾经勇冠三军，也曾经入主中原，也曾经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马厩似乎也在向我们发问，昔日的主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

东北军的历史是一个很可玩味的话题，他们从辉煌到黯淡，从称雄一时到四处流浪，一次次午夜梦回，都寄希望于返回故里。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在抗战中战死沙场，终其一生再没能回来。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民族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情结往往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我不否认，站在北大营的营房前面，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看到，在营房的墙壁上，攀爬着青藤，上面已经结出了青涩的果实。它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战争与和平离得如此近，一悲一喜也只在咫尺之间。

这时候，摄像镜头已经对准了我。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全然适应这种叙述方式。情感的积淀，大多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迅速表达的。

讲点什么呢。我就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对日本全面宣战。我知道，这些东西，在教科书上都有现成的答案。我只是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一，东北情况与现在有所不同，属于关外，国民对东北的认知和重视也有一个过程。其二，中日国力，强弱分明，所谓抗战，不能狭义地认为就是用兵，它是一个总体战，也包括外交战在里面。当然，最后到七七事变，还是不得不回到军事的直接对抗上，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前期外交战的成就，尤其不能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联交涉说得一无是处。

另一个也是老问题了。也就是抗战应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还是认为，至少应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这一点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实际上，早几年就有专家和政协委员提议了。站在北大营的遗迹前，我愿意以一个民间研究者的身份，再次重申和强调这个观点。

我同营房的看门人聊了几句。这位老人来自外地，到这里的时间不长，他只是对这里原属北大营营房的情况略有了解，再问，就不知道了。

老人是可敬的。可是为什么这一路而来，能够带领我们走过历史隧道的都是花甲老者呢？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一位年轻人，向我们介绍他（她）所研究的抗战遗迹，叙述那些我们知或不知的前尘往事。

也许这不过是个奢望。

在镜头面前，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变老了，变得语无伦次，变得无所适从，变得毫无自信。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讲给谁听，谁会对这些过往感兴趣。或许，我可以感动自己，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动别人。

北大营，什么时候能再来看你呢？

出了北大营，下一站本来要直奔东大营。但是找到北大营遗址这件事，让我们整个团队都激动兴奋起来。老关说，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去了以后，一定会让你们觉得不虚此行。

院内绿色植被与厚重历史相映

往右一拐，就能找到那个神秘的营房

就是我右首的这位老军人，带我们找到了现存的北大营

营房里结出了新的果实，尽管还那么青涩

重走篇（六）平顶山，一道民族的哭墙

由于老关的提议，我们临时改变了行程计划，决定先去抚顺。

第二天一早，老关另外又找了一位沈阳朋友，分驾两辆车，载着我们向抚顺进发。

从沈阳往抚顺有九十多里路，车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坐在车上打起了瞌睡。睁开眼的时候，抚顺已经到了。

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而抚顺应该算是“龙头”。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都是地道的抚顺人，这里是清朝皇帝的根。

抚顺成为煤都，是近代的事，那时候清这个朝代已经自顾不暇，面临谢幕了。要不然的话，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允许在自己的祖庭开矿采煤。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说，这是要泄王气的。

路上，经过了抚顺监狱，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末代皇帝溥仪待过的地方。自远祖努尔哈赤靠十三副铁甲起兵，到他的后代儿孙溥仪锒铛入狱，人间已历数百年，但在史书上也只不过是轻轻几笔而已，转眼之间，终点便又回到了起点。

历史是公平的，仿佛一个两边都要对称的方程式。

到抚顺，我们不是为了拜谒清陵，而是要参观一个地方——平顶山惨案纪念馆。

不巧的是，当天纪念馆正好是闭馆休息，大家一时间都被这个意外搞得没了主意，幸亏还有老关在。

老关是军旅作家，这个身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正式名义，很可能被人视为一伙骗子的草根团队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表明身份之后，老关向门口的工作人员要到了领导的电话，询问能不能为我们破个例。在电话中，他特意强调此行是为了“重走抗日正面战场”，特意从外地赶来抚顺的。

不一会儿，纪念馆的门开了。我们不仅获准进馆，而且将由纪念馆的周馆长亲自陪同参观。

这完全是超规格接待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当周馆长微笑着上前同我握手时，还有些回不过味来。除了感谢，我几乎不知道该说些其他什么话了。

周馆长看上去和蔼而稳重，但是当我们一同进入馆内时，他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凝重。

纪念馆记录着当年一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就在1932年9月16日这一天，日军将平顶山村的三千多名村民全部屠杀，然后又炸倒山体，企图掩埋罪证。这就是著名的“平顶山惨案”。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的纪念碑。据说这就是当年日军架设机枪，向村民扫射的地方。后来掩埋炸药和崩山埋尸，也是在此处。

然后沿着台阶，走进尸骨馆。已经有些站不住了，如果不是亲自来，真的无法想象：八百多具骨骸呈现在你面前，各种姿态的都有，而且其中老弱妇孺占大多数。

倘若把当年的这幅情景再现出来，就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地狱图。我相信，包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内，它们向世人坦露的真相，足以让每一个存有良知的人感到震撼和不安。

周馆长介绍，每年的9月16日，都是平顶山遇难同胞的祭奠日，到这一天，馆内会举行公祭活动。今年也是如此。

平顶山，它是一道民族的伤口。

我忽然想起了哭墙，一面巨大的石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那里，或面壁肃立，或默默祈祷，或长跪悲戚。

他们吟唱着：看啊，哭墙就立在那儿，望着你，顷刻他泪如雨下，他在说我们走吧，痛楚纠缠了你的发，天使哭泣的暗哑，问你，能否抱紧了他（《哭墙》）。

这种群体性情感的深沉积淀和爆发，足以使这个民族更加团结和坚强，而这也正是哭墙的价值所在。

我从不讳言，在我心目中，由犹太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以色列，始终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它起初不过是一个弱小国邦，建国时仇敌满天下，身后左右全都是想灭它的敌国，可它却愣能从中杀出一条血路，并崛起成为中东首屈一指的强国大国。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还不是美帝撑了它的腰。可我想说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是自己不争气的话，就算是拜上帝做干爸也无济于事。

同为古老民族，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在馆内，我看到一则资料。当年制造平顶山惨案的日伪头目，仅一人畏罪自杀，其余人都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让我愤懑不平，直到走出纪念馆心情都很沉重。在我看来，施恶者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必须得到报应，这才符合天理昭昭这句话的本来含义。

这时候如果再联想到以色列至今都在穷追纳粹战犯，数十年不肯放弃“绝不让一个人寿终正寝”的誓言，会更加感慨。

也许我太天真了。就像好些年前，听到印尼华侨遭遇迫害时，我会愤愤然，但让我心寒的是，周围也就我一个人愤愤然。有人说，你瞎操那个心干吗，他们都是些“化外之民”，又不在国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他们是华侨，但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吗？不要忘记，我们属于同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要想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真的离不开哭墙，我们的心灵需要一次次地经受这样的冲击和震撼。因为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对本民族的爱、对传统文化的爱，基于这个信仰之下的每一个同胞都骨肉相连、血浓于水。

9月16日这一天，如果你正好在抚顺，不妨去平顶山看一看。如果你没有机会去，也可以打开网络，把网页点到平顶山纪念馆，好好地注视和抚摸一下那道伤口，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的磨难和惨痛，哪怕为此保持片刻的静默。

除了纪念，接下来我还要说一说，平顶山跟抗日战场有何关系。

讲起当年惨状，周馆长的表情变得少有的凝重

周馆长讲述当年日军进行大屠杀的经过

我们来的这一天正好休馆

平顶山，它是我们民族的一道哭墙

重走篇（七）义勇军进行曲

在平顶山惨案发生之前，一支路过当地的义勇军刚刚袭击了抚顺日军守备队，日本人被义勇军这种神出鬼没的打法弄得无计可施、暴跳如雷，于是，手无寸铁的无辜老百姓就成了他们血腥报复的牺牲品。

此时离九一八事变已整整一年，但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却从未真正巩固，义勇军遍地都是。在此情况下，关东军不得不进行大改组，一度被吹嘘为“日本民族英雄”的本庄繁、石原、板垣等人都黯然落马。

这是侵略者的失败，却是反抗者的胜利。

那一页页悲痛史的背后，其实是厚厚的一本抗争史。所以，我们除了悲痛和反省，还应有更多的自豪。

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屡遭浩劫，多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噩运，但仍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继续生存下去，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先辈们不屈不挠的抗争，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面对着视频镜头，我还提到，我们的国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里面的义勇军原型来自于辽东义勇军，而经过平顶山的这支义勇军，其实就属于辽东义勇军序列。

从平顶山纪念馆出来，大家的情绪显然还停留在那里。

摄像编辑阿朱一直在和另一个网络编辑讨论，是不是要抵制日货。但这个问题显然是很徒劳的，因为他们两人用的摄影器材都是PANASONIC（松下）。

阿朱红着脸说，这是以前买的，今后选购得慎重考虑。

我倒是对他们的观点不以为然。

现在是和平年代，日本货要抵制，法国货要抵制，美国货要抵制，八国联军都侵略过我们，那我们岂不是要抵制全世界了？

现在是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抵制来抵制去，最后倒霉的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岂不愚蠢至极。

当然，如果我们的商品质量确实已经同外国货同驾齐驱，那提倡大家用国货就无可非议。否则，我认为就是逾越常理，哪怕你用爱国的名义。

两个朋友对我的话很吃惊，大概他们认为，我一定会是挽起袖子、大喊打倒日货的那种。

但我并不是。

找了个小饭馆吃饭，边吃边聊。

老关对当年东北义勇军的事迹最感兴趣，顺便聊起了他家乡老百姓自发打鬼子的故事。包括我在内，众人都听得兴致勃勃。

在我对抗战的描述中，对东北义勇军也着墨较多，之所以如此，与我的一个观点有关系，那就是东北义勇军这段历史可以划入正面战场，因为在他们退入关内之前，日军并没有能够完全占领东北。仅黑龙江范围内，马占山在齐齐哈尔，李杜等人在哈尔滨，都进行了正面抵抗。即使在辽吉两省，关东军能控制的也仅是几个主要城市，此外都可以算是义勇军的天下。

义勇军并不完全是自发组成，当时北京成立了救国会，其幕后资助者实际为张学良，在救国会的支持和鼓动下，东北义勇军遂成燎原之势。

那么，既然来到东北，我也来讲讲义勇军。

所有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即为辽东义勇军。辽东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自卫军，其创建者是唐聚五。当时，辽东义勇军共有37个师（称为“路”），加起来有24万人。

我查了一下资料，在平顶山袭击日本守备队的，应为辽东义勇军第4、第11路部队。

说是说两个师，其实他们的武器很差。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是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外带袭击一下守备队。

为此，我专门问过当地老人，他说是大刀会；而在日方叙述中，则是“刀匪”。看得出，多数人用的是大刀，枪械很少，这也验证了正史上的说法。

能让日本人狗急跳墙的部队，必有非常之功，里面的英雄层出不穷。我曾经在博客中提到，辽南义勇军有一个专克“本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老北风，被称为“辽南鲁宾汉”，那么辽东义勇军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好汉子呢？

有机会，我会给大家说一个盖世英雄邓铁梅。现在，先让我们去沈阳的东大营。

义勇军得到北平救国会支持（摘自网络）

辽东义勇军创建人唐聚五将军（摘自网络）

被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摘自网络）

今天是平顶山公祭日，这是纪念馆内拍到的

重走篇（八）东大营的陷落

如果没有老关，我们的沈阳之行真的是很抓瞎。因为原来的军营，现在其实也是军营，都是部队驻地，没有老关帮我们联系，别说是一个草根班子，就是中央级的媒体制作机构，也得费点周折。

我们发现的北大营营房，就在沈阳军区的一个后勤基地里面。自从那段视频和博客文字登出来之后，有好些朋友在网上留言，让我们赶紧联系有关部门加以保护，我看了之后也只有苦笑，如果“有关部门”真把这当回事，北大营的主体会让位给通用吗？

还是让我们感谢人民军队吧，好歹藏在深闺人未识，给后人保留了一些历史遗产。

东大营在沈阳炮兵学院里面。

我介绍说，东大营跟北大营不同，北大营是纯粹的军营，但东大营实际上是一座军校，即东北讲武学堂的所在地。

民国年间，中国有四大军校，分别是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学堂。这里面，最引人注目，也可以说最有成就的无疑是前两座军校，但后两座在近代，乃至抗战史上亦不得不讲。

东北讲武学堂的鼎盛，实际上代表着张学良个人的辉煌时期。在东北军中，支持张学良的少壮派军人，大多出自于这所军校。

张学良的军校老师郭松龄对讲武学堂倾注了心力。学堂选址时，由郭松龄一手操办，并亲自担任军校的战术教官。当然，郭松龄本人也从中获益良多，可以这样说，没有东北讲武堂，郭松龄至少不可能发迹得那么快。

当时东北军的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家劫舍行，正规作战就挠头。这是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却也是郭松龄的优势所在。

这位据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从东北讲武堂开始，逐渐崭露头角。他有勇有谋，攻必取，战必克，打出了“三八旅”（郭松龄的第八旅和张学良的第三旅常在一起作战，统称为“三八旅”）的威名。

后来张学良多次说过，如果郭松龄不死，日本人未必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道理。

到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手足无措，应对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一个有能力的统兵之帅。郭松龄假使还活着，由他来运筹帷幄，东北军应不至于那么狼狈。

不过问题又来了，当初东北军能征善战的并不止郭松龄一个，比如在军政素质上，比郭松龄更全面的还有一个杨宇霆，怎么后来弄来弄去，一个能筹谋打仗的都没有了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另一方面，郭松龄固然是军事干才，可是这个人并不是能安于现状的人。他当初起兵反奉，就是要把昔日老板张作霖给干下去，张作霖对其有知遇之恩，他尚且如此，谁能保证老师一定不会对学生举刀相向？

近代史就是这样，外患大多是趁着内忧而来，假如你内部坚如磐石，孰能撼之！

张学良在担任东北最高统治者之后，对东大营和讲武学堂更加重视，他把东北所有军事教育机关都并到了讲武堂，自己还亲自兼任讲武堂监督（即校长）。

与其他三所军事名校相比，东北讲武堂以规模大、学制全著称。

比如保定军校是培养高级军官的，而黄埔军校和云南讲武堂都以培养初中级军官为己任，这里面唯有东北讲武堂是三者都占全了，覆盖了高、中、初三个层次。

就军政素养和能力来说，张学良都差强人意，但他始终能得到东北军的拥戴。除了有少帅这一合法地位外，讲武堂学生的支持应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东大营不是一般的军营，是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大营的表现甚至还不如北大营，北大营好歹还打死了两个鬼子，东大营几乎是一枪未放就跑了。

回溯九一八事变，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当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到处枪声四起时，东大营这边还不明所以，有人甚至以为是关东军在搞军事演习。

直到北大营上空火光四映，才发现大事不妙。

1931年月19日晨。

讲武堂骑兵队派快马去北大营侦察，回来报告说，日军向东大营发动进攻了。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当时关东军并没有完全做好部署，尚未能对东北营发动正式进攻。

但一听到关东军要进攻，大伙都炸了窝，竟然连日本人什么模样都没看到，就全部撤走了。

这时的东大营，共有讲武堂第十一期学员700余人，加上教导队学生兵650人，再加“炮研班”等杂七杂八的专科教育班，就有1500人，这些人是军事人员，还有教职员工等非军事人员，总计2500人左右。

按照记载，配备武器的，实际是教导队学生兵，含重机枪一个连、步兵炮一个连。不过根据东北军官兵的回忆，此时的东北军，称得上兵精械足，几乎每个部队都有多余武器，学生兵也不例外。从后来日军对东大营的搜索情况来看，也搜出了相当数量的军械和子弹，如果当时就拿这些军械来武装讲武堂学员，做到人手一枪起码没有问题。

学生兵入伍的时间不长，但也经过训练，更不用说那700个讲武堂学员，他们全部是现职军官，并不是像黄埔军校那样刚刚征召进来的社会青年。

抵抗是必须的，哪怕对手比你强悍。邓铁梅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我知道你们日本国力强大，可这不等于我们就得甘心去当亡国奴！”

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北大营与东大营合兵一处，在占据高地后，取固守之势。

东北军第七旅在从北大营撤出后，便向东运动，也就是向东大营方向撤来。两军确实合兵一处，可是他们既没有固守，也没有反击，而是逃进了山海关。

9月19日，中午时分，日军还在东大营外围转悠，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但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东大营已经人去屋空。

谨慎和小心完全成了多余，此时不进，更待何时。

东大营的陷落，几乎是一个闹剧。

据说，当东大营官兵撤出时——我这里不想用“被迫”，真实的景象是，“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

和“被迫”一样，太矫情了！记住，军人在未战之前，尤其手拿着武器的时候，是不能流泪的。

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流的应该是热血。

又想起了狱中的邓铁梅，根据探访他的人回忆，此时明知必死无疑的他，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而是谈笑风生，从容嘱托后事。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东大营陷落了。

我到平顶山参观纪念馆的时候，身边有好几个人看了一个文字说明都很惊诧。

这个说明上写着，抚顺是9月19日失陷的。同一时间陷落的城市还有本溪、营口、辽阳、长春、四平。

也就是说，关东军中午光顾了东大营，下午马不停蹄地就奔抚顺去了，效率何其高。

奇怪吗？不奇怪。

关东军所过之处，几乎是没有遇到一点抵挡，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汽车跑得快不快的问题。

其中，真正抵抗，而且让日军受到损失的只有一个城市，那就是长春。在博客中，我曾写道，驻守长春的吉林东北军仓促应战，但一个南岭之战，仍然使关东军伤亡接近百人之多。

不抵抗，是应该遭到谴责的，可是我仍然会带着尊重和不安的心情来探访东大营。

因为我说过，一个民族的遗恨，就是整个民族中所有人的遗恨；一个民族的伤痛，也就是整个民族中所有人的伤痛。从这个意义上讲，谁也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历史的过失之上。

一直以来，我们都太容易回避自己的责任。北大营不抵抗，是遵命而行；东大营不抵抗，也是遵命而行；东北军整个的不抵抗，更是遵命而行。这个“命”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命”，难道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幸的宿命？

我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抗战的时候，老百姓都太愚昧了，怎么能鬼子面还没见着一个，就全村逃命呢，要是现在，就是拿把菜刀也得跟他们干啊。

说这话的人满脸真诚，他是确实相信，如果时光倒流，他会成为超越前人的勇士。

依照这个逻辑，站在东大营或者北大营前面，我们也可以拍着胸脯说，假使那时候我是某某，会怎样怎样，也许局面就不至于如此。

历史，往往就这样被揉搓成了幻想或意淫小说。

东北陆军讲武堂（摘自网络）

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张学良，一生与抗战难分难解（摘自网络）

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员马本斋，回民支队创建人（摘自网络）

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员吕正操，创造了冀中平原地道战、地雷战的传奇（摘自网络）

东北讲武堂第三期学员黄显声，东北义勇军领导人之一（摘自网络）

重走篇（九）孤独礼堂

我们身上，真的太缺乏忏悔意识了。即使真正经历过不堪一幕的人，也往往习惯于粉饰自己，把功归于自身，把过诿于别人。

我去过平顶山，我从中得到的启迪是，民族的伤痛必须分担，前人有错，往往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有错，而是错在集体性选择上出现了错误，走上了歧路。

既然是集体性选择，那么民族的每一分子就都负有责任，都应该深入思考，因为无人能够超越历史。

只有尊重过往，探访才不会流于空洞和形式。

如今的东大营，能够作为遗址保存的，也只有一座礼堂了。据接待我们的军官介绍，这座礼堂属于东北讲武堂遗存，可能是军人俱乐部所在地，张学良曾居住于此。

据我所知，东大营的讲武学堂，其实并不是这所著名军校的全部，而只是其本部所在地。在沈阳，仍然有其他的课堂营房。比如我从网上看到，在市中心还有一条“讲武堂路”，这里原本是厂区所在地，厂房搬迁后拆迁，结果发现老房子还有一段显赫的历史。

此时，老房子也已被扒得差不多了，最后一排得以劫后余生。幸运的是，它没有像北大营主体旧址一样，被推倒后建居民小区，或者直接卖给通用公司，而是被当作重点文物保留了下来。据说，不久之后，这座讲武学堂的旧址还将被改建成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保佑了它。也许因为它的身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军事院校，跟北大营的屈辱不沾边，少了很多的“霉运”吧。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忽然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让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东大营的礼堂即将拆除。

这是真的吗？

礼堂就在前面，有两层楼高，孤零零的。

我不是建筑方面的专家，但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浸润民国史的缘故，却感到与眼前的这座房子有一种本能的亲近。

围着它，我转了一圈又一圈。

礼堂大门紧锁，铁锁上面锈迹密布。进不去，只能向斑驳的门庭、空洞的窗棂、丛生的杂草发呆。

透过门窗的缝隙，我隐约看到了里面的木梯，似乎还有讲台，但都积着厚厚一层灰尘，显然已经长久没有人光顾，也没有清理或者打扫。

一切都显示着，这座东大营的遗迹，曾经也辉煌一时的东北军事名校，确实已在历史的尘埃中离我们渐行渐远。

在我能搜集到的历史老照片中，曾看到过张学良给东北讲武堂学员颁发毕业证书的画面，背景里面似乎也是一座楼房，会不会就是面前的这座礼堂呢？

这里曾会聚东北的军事精英，可现在的它却是如此萧瑟，甚至即将被拆毁。此情此景，让人看到心里发堵。

在保护历史遗迹方面，如我等平民百姓的力量真是太微弱了，就算呼吁，“有关部门”也不一定能够听到，他们忙着呢，这样芝麻绿豆的事恐怕引不起他们的重视。

大家能做的，唯有拿起照相机和摄像机，赶紧留下这也许是最后的影像。有人开玩笑说，以后要是有人拍纪录片，找不到资料的话，得来找我们索取，到时一定要开个高价出来。

一句玩笑，听起来却是那么苦涩。

不远的地方，推土机隆隆启动，拆迁正在进行，礼堂周围已经变成了工地。

就在这时，老关带了一位师傅过来。这位师傅对情况很了解，他一句话就解除了我们的疑虑，原来工地跟礼堂没有关系，礼堂也不会被拆毁，而是会继续得到保护。

其他人去周围打听之后，也确证了师傅的话。

运气似乎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沈阳之行，伴随着我们探访的九一八事变遗迹。

师傅说，他来的时间不算长，不过也知道这里原来都是东大营的地方，原先老房子还要多一些，后来都没有了，礼堂可能是仅存的旧址。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东西急速地从地面跑过，然后往上一蹿，上了树。

那是松鼠。

没有想到这里还能看到松鼠，而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几排军人正在进行列队训练。

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原来隔得如此近。

都忘记自己讲什么了，这时候还是带只耳朵听着为好

窗棂具有民国建筑特色

斑驳门庭透露出岁月的沧桑

礼堂周围已是工地，响彻着推土机的声音

重走篇（十）在“军事学东洋”背后

既然心里的包袱已经放下，还是借东北讲武学堂这个由头，来聊聊感兴趣的话题吧。

我在博客中曾经提到，当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举国上下曾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宗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挥拳弄棒，便只有挨揍的份儿了。

想通了以后，大家都为之奔忙起来，学军事，学打仗，而主要的学习对象就是日本，此即“军事学东洋”。

之所以会选日本作老师，应该说，甲午战争从中起到了很大的媒介作用。

之前，就像欧美人瞧不上亚洲人一样，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人，从清末开始，中国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也主要是英美，但是这一仗之后，国人不得不对身边的这个矮小邻居刮目相看。

“军事学东洋”很快蔚成风潮，国内“仿东洋”的军事学校一夜之间，犹如雨后春笋，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轻时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日本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

这些国内军校大部分以日式军事教学为主，东北讲武学堂也不例外，所有有人说，抗战是学生和老师对打，这话有一定道理。

日式教学，注重的是纪律和服从，它在训练课程中，强调东方式的意志和忍耐力，方法极其刻板。

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一般都留学于日本，他们在学校里依样画葫芦，把那一套原样施加给了自己的学生。

从讲武堂的回忆录上来看，学员们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文娱活动，除了一日三餐，说话睡觉，就是训练，而且还有体罚。

体罚之一种，是打手板。教官让你把手放在讲台上，手心向上，手背下面连东西都不垫，然后就是一手板上去，十分狠辣，还不准喊疼，滋味绝对是够你受的。

据说，这样手被打成血馒头，甚至“毒气攻心”，一命呜呼的都有。

纵然如此，我们还是没能学到人家的精髓。

民国初期的历史颇能说明这一点。那些从东洋学成归国，或者在国内各大军事学堂毕业的人们，一走出课堂，往往不是去救国报国，而是参与一轮又一轮的军阀混战。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知道了一些带兵和打仗的知识，可是除了这些，就茫然无所知，脑子里空空一片，乃至于“见识常若顽童”。于是很快，抽鸦片的抽鸦片，赌博的赌博，身上的军装名存实亡，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才是惯常打扮。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东北军在东北的迅速溃败，说明中国在“军事学东洋”的过程中肯定还欠缺什么。

比如，不能捡起“武”又忘了“文”，包括冷静的头脑和对局势应有的判断力、预见力。

这里，我想以一位讲武堂学员举例。

关玉衡，东北讲武堂第二期炮兵科毕业，时任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正是由于他下令处死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造成“中村事件”，才使得九一八事变最终爆发。

我在相关文章中曾这样描述，在“中村事件”发生后，“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

我说的这个“很兴奋的人”就是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和策动者。

因为“中村事件”，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一致鼓噪着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为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导火索。

我对“中村事件”的评价是：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谨慎和恰当。

在网上连载后，有的读者看后给我留言，说日本人反正是想找一个借口，不是这个，也会是那个，关团长杀日本人，杀得好！

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到了清末的“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者，英国老外也。这厮带着一些人到云南去开辟商路，估计沿途也有刺探中国情报的性质。

云贵总督岑毓英顿起杀心。可是他想把老外除掉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怕人家来刺探情报（这在当时几乎司空见惯，所以也见惯不惯），而是在欢迎宴会上，马嘉理不给他这个封疆大吏面子，竟然牵着狼狗出来接受躬拜。

我拜的是洋人，可不是狗。岑总督怒了，于是途中伏兵将马嘉理截杀。

英国因为死了人，便扬言要派兵入滇，非跟中国干上一仗不可。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岑毓英事前不申请，事后不汇报，弄得政府手忙脚乱，极其被动。而同一时间，左宗棠正准备顶着俄国的压力，西征收复新疆，突然云南又起祸端，立刻面临腹背之困。

直到现在，还有人为岑毓英喝彩，可实际上此君却是个十足糊涂蛋！近代史上，这类祸国殃民的糊涂蛋何其之多。

时有文臣名郭嵩焘者，主动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去做驻英公使，向对方道歉，把事情给摆平。

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此前中国在海外从无驻节公使一说，何况这个公使还得向“英狄”道歉。

事情最后是摆平了，新疆也成功收复，可是郭嵩焘自己却沦为千夫所指，成了“中洋毒”“有二心”的“秦桧一党”。据说在他离职返回湖南老家时，连乘坐的小船都被烧掉了。

梁漱溟在他的《忆往谈旧录》中说，郭嵩焘是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我也尚算年轻，我从这里领略到的，是一个“虽犯众议而不顾”，富有远见卓识的前辈的风采。

文武双全，激情与理智皆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整个近代史里面，最常见的却是无知无识以及喧嚣冲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层出不穷的灾祸。

徘徊于东北讲武学堂的旧址，我想到了很多。

震惊中外的“中村事件”发生地（摘自网络）

重走篇（十一）二十九军的江湖气

即将告别沈阳的当晚，老关请我们去看了一场二人传，在刘老根大舞台。

早就听说刘老根大舞台特别火，去了之后才发现，火的程度还远超想象，整个观众席爆满，据说天天都是如此。

演出开始后，作为东道主的老关一再朝我们偷眼观瞧，就怕我们不爱看，其实他完全多虑了。

整个团队里面，我是唯一的南方人，而且我看过的舞台演出也不多，或许孤陋寡闻，但当天的演出效果确实不服不行，演员甩出的笑点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台上台下更是笑声、掌声不断。

作为一种以逗乐为主的民间表演形式，这就是成功的标志。

我有一位朋友对二人转很不屑，认为很俗，其实但凡民间的草根舞台，哪一个不是从所谓“俗”过来的呢？倒是一些自称为雅的，明明已经日薄西山，完全没了观众缘，还不求思变，依靠某些外在条件，硬赖在舞台上，那才是真正的俗！

对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正确的态度是兼收并蓄，我自己在写作时，只要地方合适，有时也会用两句二人转式的语言，也并不因此觉得触犯了什么禁忌。

在我眼里，江湖无处不在，二人转就是一个民间的江湖，值得尊重、欣赏和认识。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聊了一路的江湖，不过我说的已不是二人转，而是七七事变的主角——第二十九军。

说到九一八事变，就必须对当年东北军的内幕有所了解；而讲到七七事变，要是不知道二十九军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也是望其门墙而不得入。

在已经出版的抗战读物中，我往往会用很多篇幅描写民国年间各支军队、派别之间的“合纵连横”，这不是没缘由的。因为里面埋藏了很多后来的线索。比如当时的二十九军高层就存在很浓的江湖气，从他们结交创业到立身治军的宗旨，都跟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浒传》十分相像。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三国水浒乃真正的民间国书，它对国民，特别是中下层阶层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论语》等儒家经典。

如同水泊梁山号召“忠义”一样，在二十九军中，也把“忠义”标榜到了很高的位置，其中宋哲元、赵登禹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这些传统意识在当时既是凝聚全军高层的动力，也是使二十九军能够在七七事变前后奋起的内在因素。

二十九军开创之始，其高层共由八个人组成，他们八拜结交，称为“八兄弟”（又称“八大将”），这八个人各有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悲欢离合和不同遭遇，不仅是抗战，也是近代中国国民境遇的一个真实写照。

“八兄弟”中，有一个非讲不可，他叫萧振瀛。萧振瀛这个人非常特殊，特殊在于他既不是像张自忠、赵登禹类战将，也不是宋哲元这样的首领，却是二十九军的真正缔造者。

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谋士，或者说军师。若打比方的话，应是水浒中“智多星”吴用一般的角色。

老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落败后，宋哲元曾一度彷徨无助，甚至想到去做寓公。是萧振瀛帮他筹谋，并联络其他人一起成立了二十九军，这就是“八兄弟”的最初由来。

“八兄弟”的“座次”依次为：宋哲元、萧振瀛、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

其中，张自忠的位次有些不一样。他是跳过萧振瀛，在宋哲元之后直接居于了“二头儿”。

为什么会这样呢？

缘于建军时，张自忠的部队比宋哲元还要多得多，称得上兵强马壮。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个年代的武将，究竟谁高谁低，就是比手下的人马多少，所谓强者居之。

张自忠本人对拥戴宋哲元做“大头儿”也有不同意见，是萧振瀛说服了他，答应让他做“二头儿”，大家才达成了一致。

从“八兄弟”各自在团体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萧振瀛确实是灵魂人物。

二十九军建军时十分不易，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若无萧振瀛纵横捭阖，到处求爹爹告奶奶，这支军队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史料中有一个细节，萧振瀛进京找孔祥熙托门路，为二十九军寻求编制和粮饷。他第一次见孔就跪在地上不起来，说我是为了团体和朋友才给你磕这个头的，如果你不答应帮忙，我就不站起来。孔祥熙事后说，萧振瀛这一跪确实让他没有想到，男儿膝下有黄金，觉得对方真讲义气够朋友。

萧振瀛不仅有很强的转寰能力，于军事和政略上也很有见地。在长城抗战这一二十九军的成名之作中，前线的军事会议大多由萧振瀛代替宋哲元主持召开，包括喜峰口突袭的军事计划，均由萧振瀛一手拍板达成。一直到后来二十九军入主平津，成为阻挡日军入侵的第一道华北屏障，也几乎全系萧振瀛之功。

萧振瀛在华北，唇枪舌剑，应招拆招，连土肥原这样的老牌日本特务都拿他没办法，称萧振瀛“胆大如斗”，由此，日本人不得不祭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利用二十九军的内部矛盾来做文章。

“八兄弟”中原本没有秦德纯和刘汝明，他们二人是后来进入的，其中，秦德纯的位置和应起作用实际和萧振瀛重叠，有此军师，彼军师可怎么办？渐渐地，秦德纯的一些有意无意的话，就让宋哲元对萧振瀛起了防范之心。

本与萧振瀛关系不错的张自忠，由于一些要求未在宋哲元那里得到满足，也开始对萧振瀛心怀怨恨。据记载，张自忠曾要求宋哲元对萧振瀛予以撤换。这种情况下，萧振瀛作为首功之臣，居然第一个被抛出局外，直至辞职出国。

后来有人说，如果七七事变的时候，有萧振瀛帮助宋哲元通筹全局，绝不至于像后来那么被动。以萧振瀛的能力和才略，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

二十九军将领合影（摘自网络）

萧振瀛是近代传奇人物（摘自网络）

重走篇（十二）诡异的枪声

在众人的唏嘘和嗟叹声中，火车到了北京，进入了此行的第二站——卢沟桥。

卢沟桥后面是宛平城。宛平始建于明代，当初就是为了拱卫北京，与国内的大多数实物古迹一样，它也没有延续旧貌的运气，早在20世纪50年代，其标志性的城楼及瓮城便被拆毁，仅有小部分城墙留了下来。

幸亏还有这小部分城墙，站在城墙之下，时光把我们带回到了七十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那段时间，驻丰台的日军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后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金振中是二十九军的一名加强营营长，当时奉命驻守宛平。他回忆，当时他曾专门换上便服，扛把铁锹，对日军演习区域进行了侦察。

他远远看到，日军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一刻不停地实施着进攻式演习。除步兵枪上栓、弹上膛外，后面还有炮兵和坦克战车协同，可谓气势汹汹。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都有了似曾相识之感，丰台日军仿佛就是驻东北的关东军，而卢沟桥和宛平城，恰如一个是柳条湖，一个是北大营。

历史的确是在一次次轮回，六年前，日本人曾经“趟湖”，六年后，他们又要准备“过桥”了。

史料记载，“满洲事变”（即“九一八”）将在华北重演的消息，一度在东京传到沸沸扬扬。

丰台日军人数不多，因此同样需要通过奇袭的方式才能取胜。金振中所亲眼目睹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夜袭模拟训练场面——在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的指挥下，部队假定天近黄昏，这时候先接近中方主阵地，然后潜伏至黎明天亮，再发起冲锋。

当然，模拟毕竟还是模拟，准备也还是准备，与九一八相比，如果说那天晚上，日军就有意识地要发动对北京的全面进攻，确实言之尚早。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早已唯独天下不乱，巴不得能有一颗火星溅出来并形成燎原之势。

1937年7月7日，被夜幕笼罩的宛平城并无异常动静。在清水大尉当晚所写的日记中，那是一个无风无月但天气晴朗的晚上，远远地，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士兵移动的剪影。

但是宁静很快就被一阵诡异的枪声所打断。

李连成是二十九军的一名普通士兵，当时正驻守宛平城中。他在《我所知道的卢沟桥事变》中证实，他是在当晚的十一点，听到宛平城东枪响数声，不过不知道究竟是几声枪响。

从枪声判断，这是步枪子弹，而且是实弹射击，位置在城东北日军演习区域。

为什么认为是日军开的枪呢？因为中日枪械不同，双方的枪声有区别，日军的是“扑通，扑通”，而中国军队是“咔科，咔科”。宛平城上听到的枪声恰是“扑通，扑通”。

日方的记录却是完全相反，指挥演习的清水中队长说枪声是从二十九军阵地传过来的，统计了一下，共有十八响。

根据清水的描述，当时他还曾观察到这样一个情况：宛平城的城墙和卢沟桥的河堤上，各有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在一亮一亮。

日方认为，正是这十八声枪响，使演习部队出现混乱，结果发现丢失了一名二等兵。

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理所当然遭到中方拒绝，就在双方仍处于磋商谈判之际，日军率先向宛平发动了进攻。

正式交火发生在第二天早晨，在日军的第一轮进攻中，其炮弹就准确命中了城内的宛平专署和营指挥部，指挥部的警卫当即两死一伤。

洪大中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他在《挥泪告别卢沟桥》中提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他说，在宛平专署成立后，驻丰台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曾第一个来专署表示祝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的礼节性拜访，但令人诧异的是，宛平和丰台相距有五里之遥，一木往常出行都是骑高头大马，唯独那一次是舍马徒步而行。

直到七七事变发生，秘密才揭晓出来：原来一木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通过走步来测量距离，从而确定专署的方位。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连试射都不需要，日军大炮就能打得那么准。

可是宛平不是北大营，二十九军抵抗意志坚决，日军终究还是没能攻下城池。

在宛平城下

宛平不是北大营

保留下来的宛平城墙

重走篇（十三）寻找主战场

宛平城墙上清晰可见的累累弹痕，记录了战斗的激烈以及守军的英勇。

当然，我从不认为英勇这个词，可以全然抵消实力的差距。“一木步测炮距”虽只是微小细节，却能窥一斑而见全豹，显示出双方在武器优劣、后勤配备乃至兵员素质上，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即便在抗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也必须承认，对于中方而言，这原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抵抗呢？其实还是那句话：“我知道你们日本国力强大，可这不等于我们就得甘心去当亡国奴！”

事发前，秦德纯曾在北京召集华北文化界负责人座谈，讨论如何应对紧张局势。

这些教授学者平时“书生论政”，几乎没一个不以批评国民党和华北地方政府为己任。其中，罗隆基冒冒失失地来了一句：“这说不定是好事呢，华北形成缓冲，国民党退出，正好让其他派别来玩一玩，活动一下。”

胡适听后当即拍案而起，说：“你这叫什么话！如今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位居全国之中央，等于日本的天皇。如果我们政府要天皇退出日本，你认为他们日本人会干吗？而且，国民党是因为抗日才被逼出北京的，其他派别，只要你抗日，日本人一样不会容许你存在，除非你投降或者做汉奸！”

胡适最后断言：“二十九军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国家立场，无论是谁，绝不能有力量。”

胡适的话赢得了在座大部分人的赞同，说明当时国内舆论在团结抗战上已经达成共识，也使二十九军最后下定了抵抗的决心。

座谈会在当晚十点结束，会后不到两个小时，象征全面抗战的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看过城墙及弹痕后，我们走进了宛平城。

现在的宛平城里，全是重建的仿古建筑，并无多少可观可赏之处。有一座抗战纪念馆，没有进去，只看到门口还另外挂着一块牌子，好像是抗战史研究会。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有一本专门研究抗战的期刊即为该学会所编，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研读这本期刊，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我研究抗战，纯粹从民间和个人角度，但也经常阅读一些学术文章。不过我得煞风景地说一句，有的论文真的是写跟没写一样，一一读过去，没有哪一个观点不“政治正确”，细究起来，却全是空话假话。

草根的优势是，你不用靠论文去评职称或揽课题，就有了跟着兴趣寻访，乃至发现真相的可能。

在卢沟桥，我想找一找七七事变的主战场。

翻开中学历史课本，进入七七事变这一章节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图片，就是一个中国士兵伏在桥上警戒。这座桥，就是那座有着很多石狮子的著名石桥。一提到七七事变，从我们脑海里跳出的，必是这幅画面，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似乎七七事变的主战场就在这里。

可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一个流传了很长时间的误解。

当然，误解也不是无缘无故，总会有所出处。宛平本来应该朝西拱卫北京，永定河是它的护城河，卢沟石桥是它的护城桥。假如这样推断，日军欲取宛平，则必先取卢沟桥。

这样推断，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为进攻方的日军，应在永定河南岸，然而实际上，丰台在永定河以北，与宛平在同一侧。

永定河的南岸为长辛店，驻扎的也是二十九军，他们以卢沟桥为轴，与宛平城一南一北，相互支援，说二十九军在这座桥上与日军发生激战，是不可能的，除非宛平已经丢了。

按照史料记载，宛平周围还有一座铁桥，也叫卢沟桥，它才是战场的主角。

必须把它找出来。

以为管理人员会知道，一问，回答是：“哪有什么铁桥，打仗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座卢沟桥。”

会不会弄错了，或者铁桥早已不存？

史料上记述，卢沟铁桥离宛平很近，约在西北八百米的距离。那时的宛平与现在的宛平相比，在地理位置上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也不会离得很远。

我们沿着西北方向走了一段路，遇到人就问，有的是外地人，他们也不清楚，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本地老者一指：那不是吗！

抬头望去，是铁路，过了一会儿，一列火车开了过去。

有门，按照老者的指点，我们爬上一处高坡，一座铁路大桥赫然就出现在眼前，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看来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铁桥和石桥都架构于永定河之上，离得很近很近，我们先前之所以一直发现不了，只是因为建筑物太多，全给遮住了。

卢沟铁桥专为平汉铁路（即京汉铁路）而建。就当时条件而言，铁路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没有其他更便捷的方式可用于运送军队和辎重。

说平汉铁路是北京的生命线也毫不为过，卢沟铁桥就此成为日军除宛平之外，最重要的一个攻击点。在宛平攻守战打响的当天，卢沟铁桥便被双方殊死争夺。

卢沟铁桥旁边没有宛平城可以拱卫，除了桥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建工事外，没法安置更多的作战力量，所以原先在桥头屯守的只有两个排。在日军发动进攻后，敌众我寡，守桥官兵拼死厮杀，两个排几乎全部打光。日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最终才予以占领。

在金振中的指挥下，宛平守军再次出击，把铁桥收复了过来。

随后，日军还以颜色，用声东击西的打法，明着向宛平城进攻，暗地里集中兵力杀向铁桥。

金振中发现了日军这一企图，但是慢了一步，等部队调过来时，这里已经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

按照金振中的回忆，那一天，从上午八点打到下午一点，都没有办法打开缺口，铁桥阵地遂为日军牢牢占据。

在金振中指挥作战时，始终有一名参谋官在旁观战，并随时将战况通过电话报知他的上司、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冯治安得知前线战况不佳，指名要金振中亲自接电话。

冯治安问道：“卢沟桥之战举世瞩目，关乎二十九军荣辱，你应当如何？”

问得简洁，金振中回答得也很干脆：“宁死战场，不死法场！”

冯治安马上调了一个营过来进行增援。

一问一答之间，冯治安已经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那是一句古话，叫作：有志者事竟成！

当天晚上，金振中率领全体官兵，立于大帐之外。每个人都用白毛巾绕颈，同时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制定的口令是：“必胜！”

那一战，二十九军用大刀复制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一幕。他们以伤亡三百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从而再次收复了卢沟铁桥。

这是七七事变中最让人荡气回肠的战役，史称卢沟桥之战。

但是一直以来，作为抗战元勋的卢沟铁桥都默默无闻，这是不公平的。

指挥卢沟桥之战的金振中身先士卒，负三处重伤，连腿都被炸断了，即使到了晚年，老先生仍对卢沟桥念念不忘，按照其临终遗愿，骨灰最后被撒于卢沟桥下。

卢沟桥下的永定河，当年一定水流湍急，现在很大一部分早已干涸，干涸的河床上长满了芦草。

景区游人如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安眠着一位民族英雄，在他生前死后，始终不离不弃地捍卫着这方他所挚爱的热土。

作为抗战元勋的卢沟铁桥一直默默无闻

永定河干涸的河床上长满了芦草

一列火车从铁桥上驶过

重走篇（十四）城下石鼓

看完铁桥，再绕到石桥。

站在石桥上，对面的铁桥一览无余，完全可以想象当年二十九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卢沟桥之战的大获全胜，使得整个态势明显有利于二十九军，而不利于日军，但这时二十九军内部又出现了问题。

继驱走萧振瀛之后，日本人的“以华制华”策略再次起到作用，原本应该一致对外的二十九军里面竟然产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曾应邀秘密防日的张自忠和坚决主战的冯治安尖锐对立，两人一主战一主和，严重分化了这支军队的整体力量。

据史料记载，冯治安曾和部将何基沣商量，要在卢沟桥之战的基础上，乘胜追击，把驻丰台的日军全部解决或者予以驱逐。

应该说，这是诊对了脉。丰台日军原本只有一个大队，先期在铁桥上又损失了一个中队，除了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外，兵力也已相当薄弱。

连着两天，冯治安大范围调动兵力，在长辛店附近集中了五个团，此时若发动突袭，仅从双方此长彼消的士气来看，就足以给丰台日军以致命一击。

何基沣在《七七事变纪实》中回忆，就在快要发动突袭时，张自忠忽然打了电话给他，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个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张自忠感到何基沣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他自己又不是何基沣的直接长官，于是就通过军部，向宋哲元施压。

宋哲元此时手中并无直属部队，他既要依靠冯治安，又不能得罪张自忠，决心很难下定，于是临时取消了军事突袭计划，并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之后，丰台日军不断增加，形势对二十九军也越来越不利。

丰台日军能够一直得到增援，缘于从天津到丰台，日军基本畅通无阻。

这一路上都是张自忠第三十八师的防区，尤其是廊坊，为日军必经之地，但守军都奉令不予拦阻。

崔振伦是第三十八师的一名团长，负责驻守廊坊。他在《廊坊抗战始末》中回忆，眼看着日军和辎重日夜不停地开往卢沟桥战场，官兵们全都义愤填膺，每天数次请缨杀敌，但都遭到严令拒绝。最感到义愤和难堪的，是日军一辆汽车陷入泥坑，开不动了，师部给予的指示，竟然是帮着对方给推出去。

在七七事变的起始阶段，第三十八师始终持观望态度，不肯援助第三十七师，以致当时民间盛传“第三十七师打，第三十八师看”。

二十九军的这种内部矛盾，直接导致华北局势急转直下。

我们一边聊着史料，一边在石桥上左顾右盼。卢沟石桥的历史跟宛平相仿，上面值得一看的，除了盛名在外的石狮子外，还有过去的一段老桥面。

那么多石狮子并不都是原物，鉴别的标准，就是看它蒙上了多少风尘，那些被风蚀程度还不高的，年代一定跟我们离得很近。同样，新老桥面的区别也一窥便知，凸凹不平的必是老桥面，平平坦坦的必是新桥面。

和古迹一样，很多历史片断都或多或少呈现出“凸凹不平”，也许这会让我们感觉不适，然而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

下了石桥，又转回到了宛平城，先前就曾注意到城下有一长溜的石鼓，但还没顾得上仔细看。

石鼓上记载着日军的屠杀纪录，全国各地的都有，从城下一直延伸到河边，一一读过去，触目惊心，这完全是一段段被血泪所湮没的历史。

当一个民族被血泪所湮没的时候，在另一个民族，呈现的却往往是另一番景象。

七七事变爆发时，二十五岁的日本人东史郎入伍，加入了侵华行列。出发时，母亲再三叮嘱，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东史郎从母亲手中得到的，是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

进入中国战场的日本兵很快都变成嗜血的野兽。他们把华北称为“北支那”，把南方的江浙沪一带称为“中支那”。日军在华北虽然也烧杀不绝，但还尚知收敛，其理由是“北支那是我们（指日本）控制的势力范围”。

相比之下，由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给予日军的杀伤最大，东史郎在日记中承认，他们在南方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绝不手软”。

由此可以想见，南方的石鼓比北方的要多得多。然而同时也说明侵略者所遇到的抵抗变得越来越剧烈，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想做亡国奴。

宛平城下的石鼓

卢沟石碑

卢沟桥下水尤清洌

卢沟桥上的石狮

中间应该是卢沟桥的老路

重走篇（十五）残酷青春

我们的计划，是沿着宛平城—卢沟桥—丰台—南苑—大红门这样一个顺序走下来，这个顺序实际就覆盖了当年七七事变和卢沟桥战场的整个脉络。

总体而言，宛平和卢沟桥周围抗战遗迹的保存，并不算好。如果不是对照史料，你在现场几乎找不出多少当年的印记。

不独卢沟桥如此，丰台也一样。

勉强具有一点象征意义的，是丰台火车站，当年日军正是用火车将兵力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然后向宛平、南苑直至北京发起了攻击。

在丰台没有发现太有价值的地方，随后我们驱车前往南苑。

南苑让我惊讶。

这里曾经是皇家猎场，到民国时期才成为兵营，二十九军军部就设在此处。一切已成往事，当我站在路边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感受的是一种物是人非的荒芜感，但也许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二十九军在南苑铺陈开的，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这便是南苑之战。

日军要切断北京守军的后路，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首选目标是宛平。但二十九军在宛平和长辛店设有重兵，久攻不克之下，日军便把南苑作为突破口。

守南苑的是佟麟阁和赵登禹。

佟麟阁时任二十九军副军长，但只是个虚职，兵权并不大，南苑之战的实际指挥官是赵登禹。

在二十九军战将中，赵登禹光环独耀，他是抗战时代的英雄。身为旅长的时候，就拿着大刀砍鬼子，创造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到“七七事变前后，赵登禹的状态变得很差，从身体到精神。

《抗战时期我的一段经历》的作者张寿龄曾是赵登禹的上司。在张寿龄的印象中，赵登禹是个身躯雄健的人，多年之后，在南苑再次见面，他却发现赵登禹异常消瘦，和当年判若两人。

彼此寒暄几句之后，张寿龄问赵登禹，在日军步步相逼的情况下如何部署安排。赵登禹说他已经在南苑外围布置了许多便衣，暂为警戒。

除此之外，赵登禹就再没有说什么。张寿龄感到不对，便主动建议赵登禹统一部署，早作安排。

赵登禹点头同意，但南苑之战开始后的混乱状况表明，他并没有照此去做。

事实上，赵登禹只是二十九军内部产生弊病的一个典型例子。长城抗战后，二十九军在华北度过了差不多五年的“息兵期”，很多军官都染上了不良习气，比如抽鸦片，其中以赵登禹和张自忠为最。赵登禹多次想戒烟，却又缺乏足够的勇气，一直抽到骨瘦如柴，意气全消，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南苑之战为什么会失败，二十九军战力下滑严重、日军发动突袭都是重要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身为总指挥的赵登禹已不复当年之勇。有的记载上说，赵登禹在南苑挥着大刀继续砍鬼子，这有夸大成分。

张寿龄回忆，战斗打响后，他在阵地附近遇到了佟麟阁，两人一起往军部打电话，想向赵登禹请示机宜，然而电话不通，再派人去联系，也空无一人。

后来才知道赵登禹很早就离开了南苑。赵登禹有宋哲元允许撤离的手令，但问题是在他走之前，没有做好撤退部署，只是让一个军部的传令兵到处传令。

因缺乏统一指挥，二十九军在南苑其实是各自为战，秩序相当混乱。

张寿龄是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团长由佟麟阁兼任。所谓军事训练团，主要是对学兵进行训练，以作为未来的军官储备。此前军事训练团刚刚招收和训练了一批中学生，本来不作为战斗兵使用，准备先行移往保定，但他们上书请缨，报刊也进行了报道，于是就留在了南苑。

南苑之战，学兵伤亡大半，所剩无几。

当我站在南苑时，曾经听到远处有跑步出操的声音，有人说是南苑机场的工作人员在训练，我忽然就想到了那些年轻的学兵，想到了有一种青春叫作残酷。

站在南苑，背后是飞机

丰台火车站是当年日军运兵的集中地

重走篇（十六）残阳如血

大红门，是二十九军撤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如今它对我们的意义也仅仅是一个地名，具体作战位置都已难以考证，好在这里是郊外，与现代建筑物林立的城市相比，更能移植逝去的时光。

按照张寿龄的记述，二十九军从南苑撤出后，全都涌向了大红门。

时值盛夏，从南苑到大红门，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预谋已久的日军当时就埋伏在青纱帐里，对沿公路撤退的二十九军实施伏击。

前撤的赵登禹，后撤的佟麟阁，都死于伏击，只有骑兵部队因为是违令撤退，没敢走大红门，歪打正着之下反而得以幸免。

我们在大红门找了块小土坡，东看看，西望望，直到如血的残阳一点点落下。

大家环坐在地上，又是一番海阔天空，我也由南苑讲到了北京。

有很多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书，从南苑血战马上过渡到了北京失守，好像二者之间是因果关系，其实不然。

在南苑作战的部队中，损失最大的是二十九军军部和军事训练团，也就是说，守卫北京的主力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即使在南苑遭到挫折之后，北京军民抗日御侮的士气仍然很高。时人评论：“这种守城拒贼的情形，真是从清朝建国三百年来未曾见过的。”

就外援而言，此时奉命支援北京的孙连仲、万福麟部离北京相当之近，先头部队已到达良乡，良乡离北京仅仅六十里，到时里应外合，以北京城墙之固、军民士气之盛，同仇敌忾之下，北京城并不那么容易被攻破。

有的资料上说，放弃北京，是宋哲元自己的意思，并且与蒋介石的指令有关系，这与事实不符。

的确，在北京被日军围困之前，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令，是要求宋哲元到保定坐镇指挥，可是在北京被围困之后，蒋介石已不可能再要求宋哲元去保定，其命令也改变为固守北京，并且要求宋哲元至少坚守三天，以待后援。

这样，宋哲元实际有“王命在身”，不能随随便便就撤。同时，虽然宋哲元先前犹豫彷徨，有过“和平”的幻想，但这时也已下作战决心，并向全军发出了作战令，更无重新转向“求和”的可能。

得知南苑惨败、赵登禹战死的消息，宋哲元非常悲愤，他捶胸痛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置身于这种情绪之下的宋哲元，又未到北京无法可守的绝望时刻，怎么可能坐下来“谈和”呢？

可是偏偏宋哲元当天就撤离了，北京也随之沦陷。

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无法解释这一巨变。

一些书中这样介绍——

南苑之战的当天，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召集会议，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人紧急与会，以共同商讨对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京前往保定，可是在北京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日本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众人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秦德纯留下，二是张自忠留下，但秦德纯不愿留下，张自忠更是为难，两人都怕因此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时候书中记述，宋哲元发了火，说：“二十九军有令必行，你们平时口口声声服从我，怎么现在就不服从了呢？”

于是张自忠挺身而出，接过这副重担，并同时代理了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京市长等职务。

但这段记述实际上漏洞百出。

首先，如果张自忠应邀来北京开会，刘汝明也应在席，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天正值南苑血战，十万火急，根本没时间再召集所有将领开会，当时开会实际是商量如何守卫北京，赴会的主要是留京将领，如秦德纯、冯治安。至于张自忠，宋哲元曾明令他必须在天津督战，不得离开。

其次，这样的说法，等于是陷宋哲元、秦德纯等人于不义。宋哲元此人素重名节，他既明知留下来会有身败名裂的危险，还让自己的兄弟去替自己跳火坑，岂不是个人品质太有问题了？他为什么不自己留下来呢？那样如果“和日本人暂时周旋”的话，还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又是一番海阔天空

大红门是二十九军撤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重走篇（十七）光鲜背后的真相

我对历史人物有着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那就是既不拔高，也不压低。只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以及人物固有的性格情感来推理。

我反复设想过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会议上的情形。我以为，他放弃北京，让张自忠留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自私表现”，与他闻知赵登禹战死时的“捶胸痛哭”，反差实在太大。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变化。

如果这种分析过于主观，还可以继续考察一些相关细节。

首先，从二十九军前期的对日谈判来看，只有宋秦二人才有最终决定权，秦德纯是谋臣，主要谈判都由他主持。如果真要留一个人谈判，秦德纯责无旁贷，不是他想推就能推得掉到的。

其次，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京市长这些职务并不是说给谁就能给谁，宋哲元本人也不例外，都必须报告南京政府，由政府来任命，而在宋哲元离开北京之前，南京政府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对此不知情。何况，这时的宋哲元已经算是弃武从政，以上职务对于他来说就是所有，即算他要留个人下来应付，也不用把所有“官帽”都卸给对方，而自己一无所有。

再退一步说，宋哲元如果真要放弃北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再留下人“和日本人暂时周旋”，反正无非是日军占领北京而已，有什么可“周旋”的呢？当初日军进攻南苑，“首战于野”，而不是直接围攻北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在北京大动干戈，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你这样一枪不放就退出，对方还求之不得呢。

我讲的这些，显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直至回到北京，一群人还在议论纷纷。其间，有赞同的，也有反驳的。

我喜欢这种争论，只要不是无节制无根据的攻击与谩骂。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特地提到一篇史料，即前面引证过的《七七事变纪实》。这篇史料记述，实际上在南苑之战前，张自忠已经秘密离开天津，来到北京，而当天张自忠在铁狮子胡同的不请自到，更是让宋哲元惊愕不已。

“（张自忠）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宋哲元），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引用处为原文）

《七七事变纪实》的权威和纪实性毋庸置疑，它由周恩来在担任政协主席时亲自审定，被列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的第一篇。回忆录的五位作者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都曾在二十九军内担任重要职务，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对宋哲元为什么突然离开北京的内幕是完全知晓的，同时他们的叙述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

其中，戈定远曾担任过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中，更是很直接地指出，早在七七事变前的几个月，张自忠已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当时天津亲日的空气异常浓厚。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后来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原文）

日本人对张自忠其实只限于利用，不久之后，见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也就踢开了张自忠，将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来，使之成为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后方。

张自忠幡然悔悟，此后将功补过，挂帅出征。他每次均以一颗求死之心赴战，“濒死者屡矣”，在抗战将领中称得上绝无仅有。

我知道，这样说，会有很多人咬牙切齿地认为是在“黑张”，但我只是以史料为依据，试图揭开光鲜背后的真相，如此而已。

七七事变三年之后，张自忠战死于南瓜店，他留下的遗言是：“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我用两段话对卢沟桥之行做了总结。

一段话是：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张自忠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仍不失为一个真汉子和真英雄。

另一段话是：在七七事变这个人生大舞台上，可以说汇聚了各种复杂的人性和情感，或喜或悲，有壮怀激烈，有浴血奋战，有悲怆，有诀别。我以为，历史的精彩正在此处。

残阳一点点落下，这是在大红门所拍

张自忠手书“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摘自网络）

在 这 里 记 录 中 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