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篇（一）胡子克星

沈阳之行，在参观抚顺平顶山纪念馆后，东北义勇军成为我们一行人的热门话题。我曾在博客上插了个帖子，专门讲述一位盖世英雄的故事——

现代京剧《红灯记》里面有一个铁梅，他也叫铁梅，不过他是个须眉，而且是东北汉子。

邓铁梅，辽宁本溪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本溪也是个胡子纵横的地方，青纱帐一起，到处都是匪，但邓家是良民，祖辈世代耕读，老祖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读书人。

匪一多，天天有人惦记着要绑良民的肉票，这书也很难读得下去。邓铁梅的祖父就组织团练，与胡子对抗，并亲自担任团练长。

读书人一旦拿起枪杆子，比不读书的人还生猛。没多长时间，一个叫黄二愣锏的胡子大头目就被邓铁梅的团练长祖父拿获，后送交官府正法。

老大都被你们给做了，这还了得。

胡子发起反击，在双方的一次火拼中，邓铁梅的老爸中弹身亡，村子里死了十二个人。

如此一来，双方便结下了深仇大恨。邓铁梅从小听到的不是风声雨声读书声，而是枪声、骂声、喊杀声。

邓铁梅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大，常言说得好，长兄为大。所以每次家族与胡子冲突，他都跑在前面，而且“无役不从”，打仗没有他不上去的。

我们看一些早期的抗战片，好像咱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其实不然，神枪手这个东西，归根结底，是要靠子弹喂出来的。可那时候军队最缺的就是子弹，据我所知，在我家乡，就连新四军正规部队都要在子弹袋里装秸秆充数，更别说平时训练还能让你实弹射击了。

平时连子弹射出去什么感觉都不知道，临阵还能一枪一个，除非你是天才。所以，真正的“顺溜”在那时很少，几乎就是传奇。

邓铁梅从小见到的子弹，远比糖块多，三天两头实弹打靶，而且实战检验的机会也不少，这就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神枪手。

某种程度上，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成年累月与强悍胡子玩对抗，邓铁梅不仅练出了枪法，也练出了胆气和机变。

在抗战爆发前，邓铁梅几乎就是胡子这一行当的克星。

后来他到凤城当警察大队大队长，干的还是“剿匪”这一营生，而“匪”们没有见他不怕的。当时在胡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谁要不凭心，出门就叫他碰到“邓倒霉”。

梅霉谐音，意思要是你不讲义气，我就咒你不得好死，让邓铁梅把你给抓了。

这话恶毒啊。

胡子也是人，给三座大山压在身上当然不好受，他们有过除克星的计划。

某年某月某日，胡子集结四百多人，在邓铁梅“剿匪”宿营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给围住了。

邓铁梅身边倒带着一些警察，可是跟来进攻他的胡子没法比，人家是四百，他们才四十。

十个打一个，胡子们认为“邓克星”这回得变“丧门星”，于是哇哇叫着便冲进了村。

邓铁梅没事人一样，一边打，一边观察。

他发现了一个平常人注意不到的问题，那就是胡子们的帽子很特别。

不是样子新潮，而是戴的方式很奇怪，都是帽檐向后。

马上就得被人给包饺子，还有心思打量对方帽子戴得正不正？邓铁梅却认为，帽子问题很重要。

他马上让警察们也反戴帽子。

这就是跟胡子们打交道太多的结果，知道虽然是胡子，也不会那么不讲究，帽檐向后，其实是一个暗记。因为“剿匪”的警察，包括邓铁梅自己，穿的都是便装，而且同样一脸杀气，大家扔到一块儿，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这样的话，胡子得想办法把自己人与对方区分开来。帽子的戴法，就像有些部队起义时，手臂上可能会绕个红箍箍，同一道理。

现在邓铁梅依样学样，反戴着帽子，朝对方的薄弱处突然杀过去，反把以为稳操胜劵的胡子们先给打蒙了。

四百个胡子折了七个，四十个警察毫发无损。

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切都变了。

邓铁梅的枪口不再指向胡子，而胡子也不再以邓铁梅为敌，他们共同的敌人成了日本人。

这就是东北，这就是中国，正如民国著名的兵学家蒋百里所说，吾国不擅外侵，却勇于自卫。

史事篇（二）针锋相对

邓铁梅的胆略，其实很早就显现了出来。皇姑屯事件发生前，日本人突然找到凤城县政府，说你们有意搞破坏，想害我们是不是。

一问，原来不知道是谁在安奉路凤凰山下面的铁道上，放了一块石头上去。

所谓安奉路（辽宁丹东至沈阳），原本是日俄战争时，日军为了跟俄军打仗，临时修建的一条军用轻便铁路，修前也没跟清政府打招呼，等到仗打完了，毫无疑问得拆掉。他不拆，照旧用着，还将临时性的轻便窄轨改成了标准宽轨，正经八百地拿它派用场了。

日本人的来意很明显，那石头就是你们中国人给放上的，你们不安好心，想把我们的火车给搞翻了。

接着，不容分辩，条件就往桌上“啪”地一扔：限期逮捕“人犯”，赔偿损失，县长亲自道歉。

一条条，都像是以后日本制造“事变”的经典范例。

连下面这个模式也一样：县长必须签字，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这么重大的事，就算是县长自己肯答应，他也无权处理。得一级级请示啊，哪是一天就能搞定的。

结果日本人等不了，守备队长带着四十多个日军，全副武装，竟然把县衙给包围了。

这字，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如此一来，县长更加觉得这字不能签，于是托病不出，转而通知时任凤城警察所长的邓铁梅来应付。

日本守备队队长一看，怎么着，县长还不肯出来，那你这个所长来签字吧，代签。

邓铁梅很冷静地对他说，这字真不能签，县长不能签，我也不能代他签。因为像我们这种级别的官员，根本就没权力签。

只听哗的一声，对方不等邓铁梅把话说完，就拔出了指挥刀。

说时迟，那时快，邓铁梅的手里也闪电般地多出了一把手枪，枪口正指着这个猪头队长。

我跟你客气，你还来真的。信不信你刀把还没握稳，就先吃了我一颗花生米。

一个小小的东北官吏，拔枪速度竟如此之快，一瞧就是个会家子，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日本人的态度反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哦，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县长生病了？行行行，那等他病好后，我们再来吧。

可是邓铁梅的枪口却仍旧没有转移方向。

小队长都急了，啊呀呀，其实我早就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警察所长，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我们英雄惜英雄，是从未谋面的好朋友嘛。

话软到这个份儿上，邓铁梅才把枪收起，跟他假装客套了几句。

鬼子队长带着一群鬼子灰溜溜地走了，一直到皇姑屯事件爆发将近一年之后，凤城也再没有“鬼”敢上门，这个本来有望发展成“事变”的事件终于不了了之了。

真正的高手兼硬汉，鬼子也怕。

只可惜东北当时的吏治真是糟糕得可以。这样一个连日本人都畏惧三分的猛人，愣是得不到重用，甚至还因为不会拍上司马屁，不久之后，连那个小小的警察所长职务都给弄丢了。

邓铁梅只得背井离乡，离开凤城，到黑龙江去了。在那里，他担任了牡丹江警察署的署长。

署长当了没两年，就有了九一八事变。

这时候日本人还没打到黑龙江，可是邓铁梅已经坐不住了。他一翻报纸，怎么回事，东北军不是说很强吗，怎么突然就软蛋了？

辽宁军政搬到锦州不说，剩下的这些人，平时享受的都是高官厚禄，关键时候的那点觉悟和气节却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辽宁的于芷山、吉林的熙洽、洮南的张海鹏，个个都恨不得伏下身子给日本人当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邓铁梅这个“匹夫”只是一个警察署长，他先前从没设想过带着几个警察就能跟日本人干仗。

想报国，但无兵可用，怎么办呢？

史事篇（三）凤城邓司令

九一八事变之后，论抗战，以江桥之战最为著名。但不管怎样，那还是敌攻我守，一个月之后，有人主动出击，开始伸手捋日本人的胡子了。

此人就是邓铁梅。

他把警察署长辞了，准备一心走抗日路。

手下没有兵，他就去锦州找黄显声，看能不能从那里领来一些兵。

黄显声是辽宁省警务处处长，手下统领的也是东北警察，又都是轻武器，可是当时在锦州一带，东北军正规军根本就不上阵，前线竟然全靠警察撑场面。

黄显声吃力得很，自然无法再调剂人手给邓铁梅，不过他可以给政策。

邓铁梅最终从黄显声手里拿到一张委任状，上面写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外加经费一千。

二话不说，邓铁梅就拿着这两样东西回到了家乡。他在当地早就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和威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这一带很多人家里都有枪械子弹，听说“邓司令”在招兵买马，短时间内就扛着刀枪来投了。

不到一个月，凑齐三千人，这三千人是有枪的，也甭管枪好枪坏，反正拿在手上，就是一个样子，遂编成三个步兵团。

另外还有一千多人，那是没枪的，不过有大刀，这就成立了大刀队。

有了这些人马，“邓司令”终于名至实归，不再是个空头司令了。

邓司令正式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就足以吓人一跳：主动进攻，到凤城去逛上一圈。

虽说在侦察后，他发现凤城的日军并不多，就是车站那里驻了三十多个，可是周边日军可以支援，而且城里还驻有一个伪警察大队，有四百多人。一旦攻不下来，日军援军却先到了，那样就得反过来被人家夹住吃掉。

邓铁梅既有胆，还有识。他对三个团进行了分工，一个去破坏铁路，不让日军援军全拥过来，一个作为总预备队，以备万一。

实际用来攻城的就一个团和大刀队。

1931年十二月的某个深夜，邓铁梅突袭凤城。

大刀队一分为二，五百个跟着邓铁梅去打伪警察大队，另外五百个校刀手去解决车站日军。

警察大队里面的好些人是原来邓铁梅做警察所长时的旧部，只听老上司大吼一声，后面大刀在夜色中闪闪发亮，这些人立马就把枪给扔在了地上。

这仗打得极其爽利。解决完伪警察，听说车站那边还没搞定，邓铁梅又带着一部分人马去协助围攻。

三十多个鬼子，到性命攸关时，都很疯狂，但邓铁梅是打仗的老手，不说指挥进攻，就算亲自举枪射击，想给防守日军点个名也不是一件特难的事。

天还没亮，车站就清理干净。

得手之后，邓铁梅迅速率部撤退。这时，日军援兵赶到，但是邓铁梅预设的一步棋发挥了作用。

担任总预备队的那个团埋伏在山上，对日军进行阻击。尾追日军根本不敢深入，只得退回凤城了事。

凤城之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抗日武装发动主动进攻的第一仗。邓铁梅由此威名远播，周围百姓都知道了邓司令的名字。

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传说，邓司令的大刀队刀枪不入，在进攻时，就看日本鬼子用机枪扫，然而你扫你的，我冲我的，到了近前，鬼子想用刺刀扎，可就是扎不透哇，大刀队毫发无损地冲上来，直接一刀，就把鬼子们的脑袋给剁了下来。

显然，这样的传说，让沦陷区的百姓听得真是过瘾。

由于声势太大，甚至还有传闻说，邓铁梅的部队，其实是张学良从关内派过来的，共有二十多个旅呢，刚刚才在辽宁秘密登陆。

传闻只是传闻，真要有二十多个旅的正规军让邓铁梅给带着打仗，那就好了。

邓铁梅部队全盛时达到过一万三千人，编成十八个团。按照北平救国会制定的序列，邓铁梅也属于辽东义勇军其中的一路，但实际上，他们一直是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

史事篇（四）险象环生

邓司令打仗的风格飘忽不定，反正是日本人哪儿照顾不着，他往哪里钻，而且都是对方最要命的所在。凤城即使攻下也不能久驻，他就到凤城外面去撬铁路、炸铁桥、砸电线杆子。

当时凤城一带的铁路运输熄火是常事，电话“喂喂喂”地喊个半天没人搭理。派人一查，才发现沿途的电线竟然都不知所终了。

日军铁路守备队简直成了无用的摆设，不出去吧，没法保护铁路，出去吧又找不到邓铁梅的部队在哪里。一不小心，还被人家放一排冷枪撂倒几个。

最后，事情弄得关东军司令部都知道了，不得不调一个步兵大队来凤城协助防守。

这个步兵大队参加过攻取锦州等战役，是老牌正规军，跟铁路守备队这样的角色绝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就这样，关东军还是拿邓铁梅没办法，邓司令也照旧不给日本人好脸色，该打就打，该捅照捅。

怎么办呢，坏人们想到了要“招抚”。

为什么叫“招抚”，而不是招降呢？因为那时候张学良仍然在错判形势，即使九一八事变之后也不愿轻易动用正规军，他一面寄望于靠警察和义勇军来跟鬼子捣乱，一面又不敢承认义勇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倒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日军打的旗号正是要“剿匪”——你们既然不是正规军，那就是匪，我“剿匪”名正言顺。

对“匪”，自然是“抚”。

日本人从腰包里掏了二十万银子，又弄了一顶“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的官帽，准备给邓铁梅送去。

负责送的人叫曲明允，也是凤城当地的一个名绅。曲明允原本与邓铁梅与旧交，可是这差使实在不好干，姓邓的是何等汉子，倘若知道“故交”是来给日本人做说客的，一发火，一瞪眼，立马枪毙你都有可能。

思前想后，这厮就给邓铁梅写了封信。

在信中，他直言不讳：“救国”不过是“虚名”，那些封疆大吏逃的逃掉了，来不及逃的也“归命”了日本人，你以前不过是个小小的警察所长，还让人给踹了，你有什么义务去卖命呢，就凭那几杆枪、那几个人？

如果是一般人，这份劝降书还是有些诱惑力的。你看，以前那帮人不用你，现在虽是日本人来当家，可我们用你啊，还给你做“总队长”，聪明的话，不应该好好想想吗？

邓铁梅想了，想的结果就是要继续打鬼子。

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聪明人，我就是一傻子，而且一傻到底！

“招抚”无效，只能“征剿”。

春天，在青纱帐未起，义勇军缺乏遮蔽的情况下，关东军以主力部队为核心，加上伪军、伪警察大队，集结了两万多人，对邓铁梅部队实施分进合击。

一时间，到处都是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邓铁梅沉着应对，连夜率领警卫团突围。

这一路上，真是刀山火海。

晚上率部往外面冲，到天亮一看，迎面撞上的却是日军主力！

据说，搏击好手们在对打时，如果遭遇重拳，格挡又来不及，往往只好迎着上，憋着一口气，以硬对硬，以拳对拳，这样反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邓铁梅也是个战场上玩搏击的好手，知道眼下既不能退，也不能软，否则队伍可能立马溃散。

他看到旁边有座小山头，马上带着人马往上冲。

这叫占领制高点。

对手看到了，也赶紧争抢，可是邓铁梅动作快，先一步抢到了，于是就把敌人给压在了山下。

两军互搏，义勇军还占了优势。

但是义勇军的武器太差，日伪军却有大炮，还有飞机，上面炸下面轰，就把本已占据山头的义勇军给截成了数段。

无奈之下，唯有再突。

突出来的时候，邓铁梅身边仅剩十八人而已。

谁也没想到，此时更大的危险会接踵而至。

史事篇（五）仗义出击

迎面又来了三四百名伪军骑兵！

要是在前面碰上了，冲垮他们或许还不在话下，但此时刚历激战，十九个人无论如何难以抗衡对方三四百人，而且还是骑兵。

糟糕的是，明知打不过，还没法隐蔽，只好跑进一片小树林。偏偏那树林里的树叶不密，伪军骑兵骑在马上，还是看得见，哇哇叫着就打马扑了过来。

邓铁梅举枪便射，伪军骑兵应声倒地。

他们十九个人，除了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外，其余都是手枪。扛了八九个小时后，机枪步枪子弹都打光了，伪军的人马也在地上躺了一大堆，没人再敢上前。

邓铁梅的子弹一颗管一颗地用，枪枪不放空，跟着他的也好多是神枪手水准的射手、所以虽然打了这么长时间，手枪里的子弹却还多得很。

伪军不敢上，可是又舍不得放走眼前这条“大鱼”，而邓铁梅也情愿趴在地上打靶。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附近义勇军的一个步兵团闻讯赶来接应，一顿猛打，把伪军骑兵打得落荒而逃，众人这才得以顺利脱险。

关东军如此不计工本，大举“围剿”邓铁梅，缘于邓司令一直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抗区”活动，对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威胁极大。经过四十多天的大扫荡，他们认为义勇军已遭到极大削弱，再也翻不了天了，于是收兵回营，留下一个旅的伪军在据点驻守。

伪军头目叫李寿山，这家伙比日本人还凶残，杀起自己同胞来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而且他杀人还喜欢玩花样，用铡刀铡。义勇军他铡，普通老百姓，罩上一个“通匪”的罪名，也照铡不误。

这样的人比鬼子还可恶。沦陷区百姓大量逃往邓铁梅所在的三角抗战区，并请求邓司令下狠手锄奸。

当时由于刚刚经历过反扫荡，义勇军实力损失很大，仅邓铁梅亲自指挥的警卫团，一千人打到只剩下十九个人，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部队需要休整补充，根本没有能力成建制作战，而且此举很容易打草惊蛇，引来关东军更猛烈的“清剿”。

可以蛰伏不打，但邓铁梅考虑到必须打，否则老百姓就没日子过了。

成建制不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大家凑人头，你那里拨一点，我这里抽一些，把能打会打的人抽出来，再配合大刀队，力求一次性解决伪军。

李寿山张狂，是因为他也认为邓铁梅经过扫荡之后，短期内不会出战。

义勇军再起攻势，完全出乎他预料之外。

伪军的真正战斗力，比日军铁路守备队差远了，实在不经打。大刀队一路砍杀过去，李寿山几乎是望风披靡，半点横劲也没有了。

邓铁梅打击李寿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仗义”，要为老百姓出头，完全没有顾及保存自己的实力。但是好人有好报，他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义勇军击溃李寿山伪军后，反而军威大振，遂乘胜突袭凤城东面的岫岩伪军。

岫岩伪军头目外号白毛子，此人也当过公安局长，说起来，和邓铁梅还算是同事。先前邓铁梅曾劝他反正，这家伙是个滑头，看风向表态度，当着邓铁梅的面，他支支吾吾，虚与委蛇，想脚踏两头船；等到鬼子大扫荡了，马上就变了脸，连义勇军的枪也敢缴。

这样的货色，不打他打谁。

史事篇（六）司马昭之心

一场仗打下来，岫岩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整整一个迫击炮部队被缴械。伪警察们平时个个狐假虎威，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不得了，这下却什么都顾不得，呼哨一声，全跟着“白毛子”钻到山窝窝里去了。

这些人逃得倒是很快，地形熟悉啊，可还有不熟悉的呢，比如那些日本顾问、“指导官”、日侨日商之类，在被“抛弃”后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了，最后全被义勇军逮个正着，数一数，有二十多个。

关东军总部见被俘虏了这么多人，勃然大怒，立刻将“白毛子”予以撤职查办。

这就叫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白毛子”活生生地被逼到了角落里，“撤职查办”可不是随口说说的，是真要“办”你。

用不着邓铁梅再做工作，这哥们儿就自觉自愿地加入了义勇军，北平救国会把他的序列号排到了第五十六位（义勇军第五十六路）

抓到了日俘，这就是奇货可居，可以拿来跟日本人谈谈条件了。

当时义勇军的生活很艰苦，很多人都破衣烂衫，赤着脚打仗的人也有不少。被俘日商就说，要不给你们弄个两万双胶底军鞋，然后把我们放走，怎么样。

有军鞋当然好了，不过更困扰义勇军的还有子弹，经过反扫荡，弹药消耗很大，补充困难。你赤着脚仍然能打仗，但是握一支没子弹的步枪，可就跟拿根擀面杖一个意思了。

邓铁梅另外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日商再搞二十万发子弹过来。

日商说，鞋子问题不大，子弹难点，得通过“衙门”解决。

邓铁梅想想也对，便放出一名日商先行联系。

几天后，对方来信了，说可以谈。义勇军总参议苗可秀奉邓铁梅之命，前往凤城洽谈。

见了面，凤城的伪县长说，你们到长春去商量吧，我们庙小，解决不了。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让你去那里，其实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苗可秀这才知道，原来日本人企图“招降”他们的心还是没死。

既然来了，不如将计就计，没准真能骗到子弹呢。

可是到了沈阳之后，日伪军却避而不谈交换人质的条件，反而大骂义勇军是乌合之众，甚至限令他们缴械投降。

苗可秀立即说，我来，就是商谈交换日俘的，缴不缴械不在可谈之列。

接待他的日本人哼哼了两声：“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

苗可秀意识到，自己也有被扣押下来成为人质的危险。

他不动声色地说，你们把我扣住，对于邓司令的部队而言，没有任何实力上的损失，扣了等于白扣。再说，我来之前，没有得到“招抚”的使命，如果你们强制我接受，我答应很容易，可邓司令不同意，还是没有用。

“这样吧，你们派代表到三角抗区去，和我们邓司令亲自谈，如此才有诚意。否则的话，邓司令连个眉毛都不会动一下，‘和平招抚’的道路还被堵塞了。有什么意思呢？”

一番入情入理的说道，果然把日本人给说动了。

他们认为，以前“招抚”不成功，可能是派出去的代表不够“档次”所致，这回要派大官，好好地让那位邓司令见识一下“诚意”。

史事篇（七）破釜沉舟

日本人倒真没食言，随苗可秀一起到抗区的日本军官，最大的到大佐，最小的也到少佐，一共六个人，阵容超乎寻常的上“档次”。

不过他们不是来送子弹，而是来谈“招抚”的。

子弹，甚至那些军鞋都没指望了。邓铁梅必须做出选择：扣押这么多日本人，应该如何处理？

众人商讨，都主张杀无赦。因为日本人抓到义勇军，无论官兵，甚至于抗区的百姓，一律残酷杀害。大家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了。

邓铁梅沉默了。散会后，他问自己的警卫团团长：“你觉得应该杀还是放？”

警卫团长说：“放吧，两国相争，不斩来使。”

邓铁梅当时点了点头，但随后还是做出决定：所有看管的日本人，一个不少，全部枪毙！

按照邓铁梅的估计，如果“招抚”失败，日伪军在今冬和明春还会发起大扫荡，其规模和力度将比第一次更大，战斗也会愈加残酷，到时给养缺乏的义勇军能拿出来拼的，就只有意志力。

枪毙日俘，也就等于把后路斩断了，大家只有抗日打鬼子这一条路可走，绝不能回头。

这就叫破釜沉舟，在那样艰苦复杂的环境里，舍此再无他法。

邓铁梅的判断没有错，日伪军果然再次发起了大扫荡。

你不毙他的人，他也照样会扫荡，毙了那个官至大佐的军官团，只不过使他更加气急败坏罢了。

还没等到冬季，秋季就开始了。一马当先的又是伪军。

邓铁梅打伪军已经很有些经验，知道这些人色厉内荏，真要打起来，心虚得很。

他先派部队进行截击，双方隔河对峙。这批伪军共有三千多人，武器辎重也很好，因此耀武扬威，很不可一世的样子。

夜幕降临，邓铁梅另外派出一支小部队，趁着天黑偷渡，然后突然杀入伪军腹部。

邓铁梅关照，此番打过去，一定要大喊口号，口号我们也不陌生，就是“缴枪不杀”。

这批过来的伪军人虽然多，却不是本地部队，不熟悉地形，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又搞不清义勇军究竟有多少人，只是到处都听到“缴枪不杀”。

让我缴，那我就缴吧。

伪军“识时务为俊杰”，三千人把武器都缴给了打过来的小部队，连伪军司令都乖乖做了俘虏。

事后一清点，光辎重大车就缴了一百多辆。伪军没办成事，还做了义勇军的“辎重大队长”。

先前邓铁梅一直愁没有枪弹，这下好，谈都不用谈，日本人派伪军直接送过来了。

这次战役，发生在1932年的9月，几乎在同一时间，便有了抚顺平顶山惨案。日伪被义勇军搅得寝食不安，不仅对原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改组，而且已经快到见人就杀的抓狂程度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关东军司令部再次集结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

第一次扫荡，用了四十多天，这一次，他们连续进行了四个月，就那样翻来覆去地扫，非要用“梳篦”把三角抗区“梳”干净不可。

史事篇（八）勇士和懦夫

日军进入三角抗区后，邓铁梅立即指挥大刀队发动了夜袭。

夜袭这种战术其实已经被日本人摸透。日军跟伪军不一样，比较擅长总结，知道吃亏后应该如何改进。

在大刀队冲锋之前，日军就在驻地民房上架设了重机枪，这使举刀向前的大刀队员蒙受了重大伤亡，人一排排地倒下去，但是勇士们前仆后继，不肯后退。

在步兵团炮火的掩护下，大刀队终于冲到近前，砍杀七十余名鬼子，并使余下的日军不得不趁夜遁逃。

在这次反扫荡中，邓铁梅曾经要求义勇军保持的意志力达到了极致，其中有六百多义勇军被几倍于己的日军包围。

此时，雪还没有融化，东北大地仍然是冰天雪地。义勇军战士在雪地里与日军拼杀，日机轰炸，散发传单，均置之不理。

这一坚持，就是四天四夜，在这四天四夜里，义勇军得不到一点饮食补给，就在这种又饥又寒、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六百人至死也没有一个屈膝投降。

检视战场，亲眼看到仍然保持着各种战斗姿势的义勇军官兵遗体时，连日军指挥官都惊骇不已。他亲自拍了照片，寄到日本国内，并刊登在报纸上。

那意思，你们看看，我们这是在跟什么样的人作战，那不是普通的“匪”，是“悍匪”，一群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我们容易吗？谁来“满洲”谁知道！

有勇士，也必然会有懦夫。

邓铁梅再怎么破釜沉舟，自断后路，天生软蛋的还会是软蛋。

在残酷而激烈的扫荡下，义勇军先后有三个旅团级军官受汉奸利诱投敌，从而加剧了义勇军面临的困难局面。

邓铁梅及时改变战术，用“避实击虚”的办法，对于日伪军主力，不再轻易啃硬茬，而是专挑软的捏。

如此，日军花了大力气发动的第二次扫荡，又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而义勇军也再次化险为夷。

不过这并没有能够改变不利的抗战形势。关东军实行了大改组，撤换了司令官，无能的本庄繁下去了，厉害的武藤信义上来了。与此相对应的，不仅是关东军数量的剧增，还有策略上的转变。

在武藤系关东军的重压之下，“东北战神”马占山首先被迫撤往苏联，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也随之“西征”，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

逆境之下，邓铁梅苦苦企盼的是“王师北定”。他曾对部下说：“我相信，政府不会放弃东北，这么大的东北领土，三千万的民众，政府不会眼巴巴地看着被日本人暴力强占而坐视不理。”

直到1933年6月。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这就是《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城下之盟，因为长城抗战输了，二十多万中国军队被人家赶到了皇城根下，已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功。

很多时候，屈辱不是你自己想屈辱，而是现实逼着你不得不低头。这个协定一签，等于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从此双方将以长城划界。

王师再也不会北上，政府也不再需要东北。现实，似乎只给这些勇敢的人们投下了一个无奈的背影。

再坚强的人，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消息传来后，义勇军内部人心开始动摇，悲观失望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邓铁梅没有放弃，仍然咬着牙在苦撑苦熬。

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令关东军难以置信的是，此时连指挥长城战役的武藤信义都死了，三角抗区的义勇军却还在继续跟他们“捣乱”，甚至时不时发起反击，导致他们的“王道政治”在这里根本无法顺利推行。

研究来研究去，日本人认识到，那个叫邓铁梅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

凭军事力量，难以彻底制伏邓铁梅，他们就乘义勇军内部人心动荡的机会，从内部进行攻破。

史事篇（九）一个英雄的“自供状”

关东军找到的这个人叫沈廷辅。他原来跟着唐聚五，在唐聚五撤回关内后，他才来投邓铁梅。由于沈廷辅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有些军事才能，再加上又曾是唐聚五的部下，邓铁梅便收下了他，并委任其为义勇军教导队大队长。

沈廷辅本质上属于见利忘义的软蛋，平时看不出来，到最艰难的时候便现出了原形。

此时邓铁梅正好患上了痢疾，不能走路，只能暂时住在岫岩一户老百姓家里养病。沈廷辅带着人冲进屋来时，邓铁梅并无防备。这一带是抗区的腹地，义勇军主力都在附近村庄打游击。

邓铁梅看到除沈廷辅外，还有五个操着短枪的陌生人，心里已明白了大半。

他沉着地问沈廷辅：“你有什么事情？这五个人是哪里的？”

沈廷辅进门的时候还杀气腾腾，但慑于邓铁梅的威望，当着面就没了威风，“扑通”一声跪下，说：“我对不起司令，这五个人都是日本人派来请司令的。”

邓铁梅当即对沈廷辅说：“你当然是图钱啦，得了多少钱？”

沈廷辅回答：“报告司令，我得奖金十万元，就请司令同我们辛苦一趟吧。”

十万块，一个人的良心就被出卖了。

邓铁梅被押解至伪奉天警备司令部，由军法处负责审讯，法官装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作为“犯人”的邓铁梅则异常镇定。

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邓铁梅说：“先给我拿张座位。”

坐下之后，他才朗声作答：“我叫邓铁梅！”

多大岁数？——四十七岁。

原籍哪里？——本溪。

现住哪里？——我和家人已经好久不通音信了，我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什么地方。

法官清了清嗓子，开始进入正题：“你为什么要反满抗日呢？”

邓铁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凡是中国人都有责任抗战。”

法官大概觉得从道义上很难说服对方，便尝试走实力论路线：“就义勇军那点力量，你觉得能够抵抗日本这样强大的国家吗？”

那个时候，没有视频，所以我不知道这位法官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带着怎样一种神气，大概他还会说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这样的话吧。

邓铁梅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日本国力强大，我们就得甘心去当亡国奴。楚有三户，尚且可以亡秦，何况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法官理屈词穷。

“那照你的意思，中国人都是爱国的了，可我问你，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沈廷辅是你的部下，他都要捉你进来，这个你如何解释？

这已不是在审讯，而是要同对方辩论了。

邓铁梅仍然从容不迫。

“没错，这个姓沈的是我部下。我的部下很多，难免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像沈廷辅这样的败类，不仅在我的部队里绝无仅有，恐怕在我们整个民族里面，也只是极少数。”

法官本想用自己的气势来进行压住，却没想到面前坐着的不是一般犯人，而是一位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

至此，他已完全失去了驳倒邓铁梅的勇气。

“那么，我们还是来谈谈现实吧。你现在有多少人马？”

邓铁梅朗声作答：“凡在三角区的武装，我均能指挥。”

你不在了，谁指挥？——苗可秀可代行职务。

法官只得做最后的摊牌。

“我知道，现在部队仍然听你的。你能不能下命令，让他们接受招抚呢？”

他听到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头颅可断，热血可流，救国之志不可夺。我的部队，一定会抗战到底，而我，也不会给部队下达接受任何条件的命令！”

邓铁梅的气节，不仅让法官无言以对，即使那些日本军官也都感慨不已，内心对他敬佩有加。

我们不要小看了日本人，其实他们对汉奸叛徒和背弃自己民族的人也打心眼里感到厌恶。他们真正敬重的，同样是民族英雄。

在狱中，日军不仅不敢对邓铁梅有所怠慢，有的军官还很有礼貌地与之进行攀谈。其中有一名日军军官拿出一把纸扇，请他在上面题字。

邓铁梅在上面大书了十四个字：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在直接交锋无效的情况下，日本人又想了一招，把邓铁梅的妻子抓起来，想用夫妻感情来打动邓铁梅。

邓铁梅对妻子说：“今天正好实现我们结婚时的预言。”

邓铁梅结婚那天，北平救国会的代表所送祝词上有：“祝司令救国大功早日告成。”

邓铁梅的答词上有：“不能成功也一定要成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日本人实在无计可施，被迫拿出了最后一个损招，那就是让伪军官裹挟着邓铁梅的妻子，到三角抗区去“假传旨意”。

义勇军头领们争相打听邓司令的情况，并异口同声：“只要司令有命令，我们什么都能接受，但必须司令亲自来。”

最后一招也失败了。

1934年10月的一个晚上，日军全副武装进入邓铁梅所在的监狱，将包括伪看守在内的中国人全部驱出。

第二天早上，伪满洲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匪首邓铁梅于昨晚患急性脑膜炎逝世。”

有关于邓铁梅在狱中的种种情形，均系奉天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伪军军官所讲述。此人良心未泯，被邓铁梅的事迹深深感动，后来经常跟人讲起邓铁梅被捕后的点滴琐事。

千万恨，为君剖；一腔血，为君抛。

不读一读英雄的“自供状”，就不会知道我们的先辈有多么伟大和可敬。我在沈阳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探访的时候，常常希望在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和义气中，寻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

柳条湖，北大营，平顶山，在你们背后，是一个民族自强不屈的呐喊，这不是一部“屈辱史”所能完全覆盖的。

史事篇（十）艰难的穿越

在沈阳那些天，偶然上网，发现邮箱里出现了一封新的邮件，是一位网友所寄。他给我传来一则新闻，标题是“抗日名将冯占海将军墓碑疑被推倒”。网友问我有何感想。

我无话可说，我只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写过的抗战史中，限于篇幅，对冯占海讲得不多，但其实在入关之前，他的很多事迹都值得好好说一说。于是我又在博客上贴了几篇帖子——

冯占海是吉林卫队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的上司、吉林省总参谋长熙洽选择了投降，他则树起旗帜，誓言抗战到底。

熙洽还想打动冯占海，曾三次派人来招降。冯占海被弄得烦了，第三次，干脆一枪把喋喋不休的说客给崩了。

这下，世界太平，汉奸见了真章，再也不敢上门聒噪。

招降不成，日伪军来了。经过两天急行军，冯占海率部到达到了一座村庄，距离村庄二十五里处有一座火车站，只有越过火车站，才能真正化险为夷。

侦察员率先赶到车站附近，在铁路两则并没有看到日伪军，但是有一辆关东军的铁甲车在铁道上定时穿梭。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冯占海决定，黄昏后立即穿越。

天忽然下起了大雨，道路一片泥泞，然而不能不走。

为了不暴露目标，冯占海下令，一律不照使用照明，大家只能在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黑探路。

在冯占海部属的回忆中，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行军。到了午夜，大雨又转为大雪，气温一下子下降到零下七八摄氏度。水落到身上，即刻成冰，马裤也变成了冰筒子，连腿都不能弯曲，而大衣则变成了一块脆弱的冰板，似乎一拗就能断裂。

中国地理环境的复杂和国人意志的坚韧，可以使西方许多载入史册的历险记都相形见绌。

五个小时，他们只走了十五里路，平均一个小时走五里，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

本来以为可以在午夜通过铁道线，结果到第二天太阳已升了起来，后卫部队才到达车站。

所幸经过前期侦察，部队已经掌握了日军铁甲车的规律，一路上有惊无险。

在行军过程中，冯占海始终策马跟后卫部队在一起，直到全体通过封锁线，他才打马向前奔去。

这一轮测验，冯占海是合格的，他的部下也是合格的。抗日，可不是嘴上喊喊，那可得有吃苦受累的准备。

东北军自奉军时代起就军纪不好，这是这支军队一直受人诟病之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凡属军队，当有精神追求，且有信心和希望时，它往往都能保持较好的纪律。

冯占海的部队也是如此。当他们突围出去以后，一路上军纪都保持得很好，冯占海每次讲话也必得强调纪律，没有命令，官兵没有人敢随便越出队列。

加入抗日部队的人越来越多，就跟滚雪球一样，等到达黑龙江时，人数已经从团扩充到了旅。冯占海当旅长了。

冯占海起初打日伪军，主要是避，所谓“敌来我走，敌走我进”。到后来人多势强，便也开始“亦攻亦走”，来他个“敌强我走，敌弱我攻”；有时看到机会不错，甚至“诱敌出洞，夺其老巢”，主动向对方发起攻击。

看得多了，你会发现，义勇军的这种打法，倒跟我们那句经典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打游击都只能如此，是生存教会了大家这门功课。

在黑龙江阿城附近，有一个叫拉林镇的地方，是冯占海筹粮的主要所在。

在完成筹粮任务后，义勇军便准备返回，但在走出拉林五里路后又折了回来，原因是发现了敌情，冯占海决定重回拉林。

这个决定，却使义勇军无意中步入了险境。

史事篇（十一）应验了的“卦相”

事实上，早在他们从阿城出发的时候，一个沦为汉奸的旅部参谋，已将情报偷偷送给了日本关东军。

对手，已在阿林周围撒开了一张大网，只等猎物就范。

拉林，我在一本书中做过介绍，自古以来那里就是一个大粮仓。

有粮食交易，必然繁华，所以这是一个商业重镇。街上什么烧锅酒店、绸缎店、金店、当铺，应有尽有。有这么多买卖，就一定要作出防范。它的周围虽无寨墙，东西南北却都有寨门。

那天晚上，冯占海就把司令部设在一家烧锅大院里。

晚上没事做，大伙闲聊天，一个通信排长平时神神道道，自称会“马前课”算法，众人就起哄说，你给算算，这两天是凶还是吉。

民间传说，诸葛亮在出征前总要掐指算上一番，以占卜自己的仗能不能打赢，因此起的卦就叫作“马前课”。

其实这多半可能就是哪个朝代的算命先生的作业，不过是假托了孔明之名而已。

这哥们儿算了半天，眉头皱了起来，说卦相不好，如果明天上午九点以前，我们还不离开拉林的话，吉就会变成凶了。

听完以后，大家也就那么哈哈一笑，没人当真。

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时针指在八点，忽然枪声大作。

枪声不是从寨外传来的，却是在寨内！原来关东军已经在寨内安排了内线，事先已安插在寨内的三百伪军便衣队忽然涌出。

与此同时，关东军骑兵队从拉林镇的四周打马冲来，而且速度极快。

义勇军本来在寨门口都设有守军，如果没有这些伪军便衣队，部队可以依寨防守，然而被便衣队从后面一攻，就变成了腹背受敌。

西寨门第一个被冲破，紧接着，南寨门也守不住了。

日伪军逼近冯占海的司令部，开始预料的堡垒战根本就打不起来，双方一交手，就是最残酷的巷战。

司令部成为攻击重点，烧锅大院前日伪军一浪又一浪地冲过来。幸好那时的大院为了防匪防盗，都筑有四角炮台，不是鬼子一爬就能爬上来的。

关东军骑兵队在平原上很横，见到高墙大院却也一筹莫展，给机步枪的火力网一拦，立刻人仰马翻。

此前，冯占海和他的卫队团主力采用的一直是游击打法，没有正正经经地跟日军面对面打过；现在危险袭来，把他们的潜力一下子激发了出来。

炮楼里挤满了人，可射击孔就那么几个，必须轮流上岗。谁有优先权呢，拿枪法说话。

你三枪都撂不倒一个，一边歇着吧。

大街上的日伪军因缺乏掩体，显得极为狼狈，有的日军骑兵只能躲在被打死的洋马后面，但也是防左防不了右，防前防不了后。

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进了大院，由于战斗极其仓促，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打巷战。这些人四散分开，房上窗下，街头巷尾，反正哪儿好蹲就蹲哪儿，各自为战。

作战过程中，有两个兵贴着墙角往外突，一个河北兵，一个山东兵。河北兵拿步枪，山东兵端机枪。两人探头探脑，正想找机会跑出去，可巧墙角对面也伸过来一日本兵的脑袋。河北兵来不及举枪，于是伸出手，就给对方结结实实一个大耳刮子。

打得还真是地方，正扇在鬼子兵的耳门上，估计是把这小子给扇晕了，立马栽倒在地。紧跟而来的山东兵把机枪伸过来，一梭子打过去，不仅直接终结了这个倒霉的日本兵，还把后面另外三个愣头愣脑的家伙一道予以报销。

史事篇（十二）东北大流子

当时伪军便衣队的威胁其实比日军还大。他们躲在民居或商铺里，乱打黑枪，使义勇军遭受了一些损失。

有一个营部设在当铺，跟司令部隔着三户人家。营长便带着大家翻越墙头，准备进入大院。可是在翻越最后一道墙时，突然从临街的一个棺材铺里响起枪声，打倒了好几个战士。

最后义勇军围攻棺材铺，打死了三个趴在棺材板旁边的伪军便衣。原来伪军的枪支都藏在这个棺材铺的棺材里，因此白天根本发现不了。

冯占海在这一战中展示出了自己的指挥才能。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他从司令部的后大门冲出，指挥炮兵营对镇外的日军进行炮火堵截，从而使镇内镇外的日军无法顺利对接。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打了一天，日伪军被打得没了脾气，义勇军却得以逐渐集中到司令部大院。

冯占海下令，打开后门，向阿城突围。

突围前，子弹已经快打光了，冯占海想了个办法，把大院内的所有鞭炮都收集起来，在炮楼和高墙上“噼噼啪啪”地燃放，给外界的印象是，他们打得更起劲了。

以三辆大卡车开道，义勇军全部冲出罗网。

拉林一战很重要，是冯占海第一次硬碰硬地与日军对决。此前日本人以为冯占海只会跑，或只能打打伪军，经过这么一撞击，才算知道，原来吉林东北军里面也有很会打仗的。

东北有谚：“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有了拉林之战，至少可以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冯占海确实有两下子。

冯占海后来有两员部将最为得力：一个叫宫长海（宫傻子），一个叫姚秉乾（姚双山）。他们都是胡子，而且是胡子里的一个特有品种，叫作大流子，也可以称之为大杆子。

胡子有占山为王、盘踞一地的，也有喜欢坐着大篷车，像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的。大流子属于后面这一种。

他们通常都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到处走，行踪不定，有时一天都要换好几个地方，搞得东三省就跟他们自家后院一样。因此之故，地形熟悉是其最大的特长。

你把一个大流子和一只熊瞎子一齐扔到深山老林，熊瞎子可能转不出去，大流子却绝对摸得出来。

当然，他们不是自费旅行者，沿途都有活要干。大流子们的活就是“架票”和“掏秧子”。架票跟绑票是同义词，掏秧子说白了也是绑票，但比一般绑票的技术含量高，因为那要到炮楼里面去绑，没点飞檐走壁的功夫根本做不到。

难度大，油水自然也多，你见过有穷人家筑炮楼的吗？

宫姚投奔冯占海参加抗战时，一共带了五千人。刚刚来的时候，这些人连个队形都没有，你一群，我一伙，一看就知道是游兵散勇。

座下骑的不全是马，还有骡子，而且只有十分之三的人有枪，其他除了枪，什么斧钺钩叉都有，给人看上去跟个戏班差不多。枪呢，可以开个博览会，好到从鬼子手里缴来的三八式，差至套筒猎枪，甚至是“铁公鸡”，或称单打一，一种装一颗打一颗，还老出各种各样故障的烂步枪。

胡子就是胡子，连衣着外貌都能看出来。电视剧《闯关东》中表现的胡子那不是真胡子，真胡子哪有收拾得那么整齐的？

他们出场是这样装扮：身上破棉袄，脚上套的可能是大皮靴，身上狐皮大衣，足下却是乌拉鞋。

可是胡子真能打仗，宫、姚的加入，使冯占海所部的战力又上了一个层次。

冯占海原来的基本部队是吉林东北军中的精兵，有长期训练的功底，但他们都属于清一色的步炮兵，行动慢是其最大弱点。宫、姚均系骑兵，虽有不擅长守的毛病，然而行动快，冲击力强，别看是胡子，却都属于死不买账的类型，即便分散开都能一战到死，绝不投降。

当时黑龙江地区的义勇军，最强的三支队伍，分别是马占山、李杜和冯占海的。他们三人也取得了联系，并统一番号，其中，马占山是第一路，李杜是第二路，冯占海是第三路。

可惜的是，三雄并不能真正抱团，除了番号以外，彼此都互不统属，仍然是各打各的，也没有一个更高的机构来指挥他们。否则的话，黑龙江省局面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在著名的哈尔滨保卫战中，冯占海和李杜一道抗击日军，但他们的作战区域并不在一个位置。

对于要不要固守哈市，两人也有不同看法。李杜完全是正规军思路，主张必守；冯占海则以为哈尔滨即使占住了也很难守住，不如多夺些武器弹药，然后继续打游击。

战斗中，冯占海所部缴到了很多的武器，原先没枪的都背上了枪，连文书和书记官也人手一支，有的甚至一人两支。

在哈尔滨失守之后，冯占海撤至松花江下游，在原始森林里和日军打游击，直到关外抗战形势全面恶化，他才率军西进，经过三千里艰难跋涉，移兵热河境内，并继续坚持抗战。

速写篇（一）两个人，一台戏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难以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名至实归。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副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光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白崇禧单人独骑去南京见蒋介石，李宗仁曾对此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白崇禧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靠自己才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有一年春天，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回桂省亲，特地把广西军政要员召集到一起讲话。

本来是讲抗战形势，但说着说着，就说起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关键点是李、白之间究竟谁更行。李宗仁说：“过去有很多人说健生（白崇禧的字）是小诸葛，说我李某人不行，离了他就不能打胜仗，这叫什么话哦。我李某人自有我的一套，台儿庄大捷不就是我亲自指挥的嘛，照样能打胜仗……”

散会之后，下面的人都悄悄议论，说不得了，这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难免要闹崩。

然而这一对君臣终究还是没有散。

李宗仁要保全广西这份家当，心里再有气也不过是过个嘴瘾，不会真把白崇禧怎么样；而白崇禧工于心计，知道一旦新桂系内部出问题，自己在蒋介石面前就失去了资本，因此不管内心怎样隔阂，表面上还是要千方百计地维系和李宗仁的关系。

他们的命运确实连在一起，解放前是这样，到解放后还是如此。

李宗仁跑到美国后，已全无一点新桂系老大或者“李代总统”的威风，十多年沧桑和冷落，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华侨。在异国的陌生环境中，他平时想吹老牛都找不到人，只能成天关在家里和一群家庭妇女“谈国事”，后在垂暮之年回到北京。

白崇禧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机会去香港或者海外定居，但他最后的选择是“向历史作交代”。李宗仁回国后，独处孤岛的白崇禧处境更加微妙，曾很痛苦地对别人说：“德邻（李宗仁的字）这么做，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新桂系君臣就此隔开，一个在海峡这边，一个在海峡那边，这大概是他们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速写篇（二）战场上的生意经

商震原为晋绥军大将，后脱离阎锡山单干。人都道阎老西精明一世，什么都要算，孰不知他这位部下也挺会算，只不过大潮涌来，任你账算得再细都没用，最后还是要做亏本生意。

长城抗战时，商震老是不肯把主力派上去，前线只有一个师，兵力十分单薄。师长黄光华有意见自己不敢提，就让参谋长石彦懋找机会旁敲侧击。

石彦懋与商震是河北同乡，而且私底下两人还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商震对他很给面子，因此才敢接过这个“放炮”的活。

某天商震到前线视察。趁着视察休息的间隙，石彦懋便有意无意地向他汇报前线的布防情况。因为不是正式场合，商震的表现欲也上来了，开始对部下的布防指点起来：“我刚才都看了，你们那个不行，全部是一线式配置，要是让敌人突破一点，全线即破。”

应该怎么配置呢？

商震说：“要有纵深，同时要多设置一些据点堡垒。”

说得太好了，石彦懋带头鼓掌。就在上司飘飘然的时候，他打了个比喻：“现在假设您交给我一个纺棉花的活，要求是把棉花织成布。但这活我干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您拿给我的料就只有一条线的料，所以就算我有通天的本事，也没法完成这一任务。”

商震马上明白了石彦懋的意思，但他不仅假装根本不懂石彦懋的话，还一本正经地继续要求他们按照刚才的指示，对原来的部署做出变更，并安排部队进行轮休。

全天候值勤人都嫌不够，还要轮休，石彦懋啼笑皆非，索性打破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问商震：“我们在这里是要真打，还是摆摆样子的？”

当着众人的面，商震脸都涨红了，表现相当激动：“谁说我们不是真打？”

石彦懋不依不饶：“我知道是真打。可是为什么我们把主力都远远地放在后面，不全部拿出来呢？”

商震只好说了一句实话：“大家都在摆，咱们也就摆摆吧。”

商震要把主力留着，不肯做一点亏本生意，结果日本关东军偏偏就从他那里发起总攻，想派主力都来不及，不仅损兵失地，还换来一个坏名声。长城抗战结束后，有人送上一副对联，把他与宋哲元齐名，不过是拿来给人家做反衬用的：大刀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长腿商启予（商震字启予）。

七七事变后，商震怕耗损实力，曾和土肥原搭成默契，商量大家“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可是土肥原嘴上答应得很好，战场上第一个朝他开枪，弄得他只好逼上梁山，拿起刀枪真干了起来。

商震知道没了枪杆子就没了本钱的道理，但再怎么算都不能不打仗，他总结自己的经历：“在北方吃干饭，到湖南吃稀饭，再后来就只能喝米汤了。”

由于受不了喝米汤的生活，商震后来交出兵权，去当了外事局长，又做过中国驻外军事代表团团长。换了行当后，他反而倒干得不错，还跟着蒋介石风风光光地参加过开罗会议，大概外交这一行，锱铢必较，斗小心眼儿，拨小算盘，更适合于他。

速写篇（三）无油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坦克战车队。

日本原先并不具备生产国产坦克的能力。“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维克斯轮式坦克，是从英国购买的老产品。当时一共进口了十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除此之外，就是从法国进口，但是法国雷诺的实战效果同样很差。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太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还是人家的旧货，日本陆军很不甘心，于是决定由技术部自行设计，实际就是玩盗版，按照雷诺的样子重新打造新战车。

当时日本的大型兵工厂主要生产火炮，没造过坦克，连必要的大型机械设备都没有，很多部件还得委托私人工厂代为加工，不过最后总算是把玩意儿给鼓捣出来了，这就是最早的八九式坦克。

如果你觉得八九式坦克与雷诺很像，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按照雷诺的模子来做的，只是经过一些必要的技术改进而已。

八九式坦克出厂后，成批使用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

台儿庄战场上，敢死队员抱着集束手榴弹去炸坦克。这种情况有，但只是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主要使用战防炮。

战防炮的全称是战车防御炮，也就是早期的反坦克炮。与一般的曲射炮不同，它是直射炮，炮弹也很特殊，为专用穿甲弹，可以直接穿透坦克装甲。

既然要对付坦克，当然得面对面打，离得太远不行，所以这种炮与其他炮不同，得用车辆拉到第一线作战，因此才被命名为战车防御炮。

台儿庄大战后，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军队缴获的坦克，这些坦克从履带到表层均未明显受损，显然不是集束手榴弹或战防炮打掉的，为什么会乖乖受擒呢？

当时在台儿庄作战的板垣和矶谷师团都陷入了给养匮乏的困境，坦克没有汽油，根本不能移动。到仓皇撤退时，别无他法，只好拆除重机枪等武器，把空坦克丢弃在战场上。

这些坦克虽然成了“空壳子”，但没有大的损坏，还可以再用。李宗仁从中挑出八辆，用火车运到湖南湘潭，送给被称为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第200师作为礼物。

速写篇（四）特工绝密行动

七七事变前，中日在南京进行外交谈判。鉴于当时两国之间极其悬殊的实力对比，中国政府在软硬尺度上总是拿捏不准，急切需要获知日方底牌。

有关信息从正式途径搜集不到，只能走特殊渠道，这一任务交给了南京“特高组”。

南京特高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政府特工组织，有趣的是，其间谍和反间谍技术都学自于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特工人员们在刺探日方情报时，用东芝来对付卡西欧，正应了“以夷制夷”那句话。

特高组侦察到，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即将由南京启程去上海，他此行携带了一批绝密文件。

须磨名义上是外交官，实质上也是一个特工高手，曾在中国政府内部安插过间谍。这样的老狐狸，你要想在南京安安稳稳窃他的情报，不啻难如登天。

显然，日本总领事在火车上的那短短几小时，是获取机密的唯一机会。

须磨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上了京沪特快后哪儿也不去，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手提包。直到中午十二点，车上开饭了。

乘务员推着餐车走过来，热情地问他要吃点什么。须磨随口答道：“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须磨睡着了。

送咖啡的乘务员是特高组派出的特工，咖啡里加了适量的麻醉药。特工还怕麻醉得不彻底，又问了几句：“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不开口，再摇几下，仍然不动，说明麻醉真正起效了，须磨的皮包立即被特工拿到了隔壁房间。

这位日本老特务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天的那一节车厢里，从旅客到乘务员，再到列车长，全都是特工扮的。

在隔壁房间，特高组用万能钥匙打开了皮包上的锁，由精通日文的特工对文件进行识别分类，然后进行拍照。几部照相机”哗哗哗”一通忙活，短时间内便解决了问题。

须磨是自然醒，醒来手提包纹丝不动，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中国政府从情报中获悉，日方在谈判中并不敢过硬，唯恐引起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强烈反弹。

摸透日本人的心思后，蒋介石改变了外交和军事策略，甚至不惜采取强硬态度。日本政府在南京谈判中曾提出苛刻程度远甚“二十一条”的要求，但最终未能达到目的，只能灰溜溜地收场。

速写篇（五）写在“八一五”边上

我刚刚在上写抗战时，看到比较多的评论是：既然你说的是正面抗日战场，怎么会从东北和张作霖讲起？要知道，那时离七七事变还远得很哩，是不是跑题了，而且跑得很严重?

我想，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与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有关.那就是，一讲到抗日战争，肯定是“八年抗战”。

抗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在史学界其实早有争议。不独国内专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日本在界定中日战争时，也把起点确定为九一八事变，因此他们称抗战为“十五年战争”。

任何事的发生都有缘由。全面抗战，也就是“八年抗战”，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事实上，七七事变发生时，日军已对北京形成了包围，而日本人当初的构想，是想把华北平津作为“满洲国”也就是东北的隔离带。

这个时候，东北已被日本入侵达七年之久。

有人可能会说，这七年里面，主要是东北义勇军在作战，那是敌后战场，而不是正面战场。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并没有能够完全占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

民族英雄马占山率领的是东北军在黑龙江的正规部队，他发起江桥抗战，就是阻止日军进入黑龙江，包括其他义勇军，也延缓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所以，在东北被完全占领之前，这里不是敌后战场，而是正面战场，这也是我在连载时，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原因所在。

除了东北之外，中日两国政府军队的直接碰撞也从没有中断，甚至还有大规模作战。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仅仅几个月不到，就爆发了淞沪的一·二八抗战。这是中国最早与日军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参战部队除十九路军外，还有数量相当的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又比如两年后的长城抗战，也是一次举国规模的会战，“中央军”、东北军、二十九军、晋绥军齐齐参战，总兵力达到二十万人以上。这两次会战，都有中日两国政府的背景，一直到七七事变前的绥远之战，虽然是由傅作义的绥军出面，打的是满蒙伪军，但近年的史料表明，它的后面也有国民政府策划并支持。

或许你会说，不叫“十五年抗战”，而叫“八年抗战”，可能是中国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的缘故。

然而中国对日宣战，还是太平洋战争后的事，而不是在“七七事变”之后，那时即使“八年抗战”也已经打了过一半。

日本入侵东北，是抗战的原罪和起点，而抗战又以暂时失去东北为开始，以胜利收复东北乃至台湾为结束，这是我一直抱有的观点。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抱有一点起码的温情和对前辈的尊崇。

我常常看到在一些描写抗战的作品中，把失败的中国军队写得狼狈不堪，作者甚至用一种嘲弄的口吻来极尽笑骂之能事。

每每此时，我都备感无语，同时感到非常痛心。

作为正面抗日战场的主要力量，我也写了很多国民党军阀、政客的内耗和权斗，这些内耗和权斗影响了抗战力量的发挥，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侵略者的乘虚而入。同时，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环境都是一样严酷，强弱对比也是一样悬殊，一个又一个失败不可避免。

可是人这一生，难道就只能生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中，除了胜利就是失败？

恰恰相反，在抗战史上，很多生命的辉煌，正是在“失败”之后盛开绽放的。

中条山之战失败了，滇军名将、身为上将军长的唐淮源饮弹自尽。他认定，在抗日战场上，“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所以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全人格”。

枣宜会战，你也可以说它失败了，因为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都当场战死殉国。可是张将军的死，让日军都为之感动不已，称他是“绝代勇将、军人楷模”。

没有这么多感人肺腑的情节，我们能想象抗战有胜利的那一天吗？

速写篇（六）抗战三老

他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

公元2011年1月26日至27日，在杨琦的引荐下，我专程拜访了三位传奇老兵。他们分别为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以及现居南通的汪吉佑。

三位老兵都已九十高龄，但不介绍，你根本猜不出他们的年纪。开朗矍铄，知天乐命。看到他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那句话：人的性情附着一生，是轻易不能改变的。

当然，他们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古有岁寒三友，我愿意以松来比喻夏老。

松者，高耸劲拔，飞龙劈空。夏老是黄埔和陆军大学双料生，长期担任黄埔教官。抗战期间，他曾出任统帅部作战参谋，见过白崇禧、何应钦等多位军界要人。在仅存于世的老兵中，像夏老这样资历的黄埔军人已经很少了。

据他介绍，前几年还有黄埔学生邀其到台湾讲课。学生们风尘仆仆赶来，站在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聆听讲话，而这些学生，有很多其实夏老当年并没有亲自教过，他们只是在那两期听过课而已。黄埔尊师重道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我问夏老，抗战时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夏老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是日机空袭——

“当日机轰炸成都的时候，不光普通军民，就连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都要躲空袭！”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祝宗梁祝老。

祝老的回答如出一辙。他甚至还提到一件事：有一架日机竟然降落到成都的飞机场，那个日军飞行员从驾驶舱下来后，从地上拔了一把青草，然后返身回到机舱，开着飞机扬长而去。

他做这个动作干什么？无非是要显示日军的空军力量，证明他们可以无所不为。

当时日本航空队确实已全面压倒中国空军，日本零式飞机面世后，苏联提供的伊—16战机失去招架之功，而包括“四大天王”在内的中国空军精英也早已牺牲殒尽，这才造成了防空上的难堪窘境。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就发生在同一时段，而它几乎又是抗战陷入最艰难时期的一个生动写照。

尽管曾在各种回忆录和资料上一次次见到，但当这段印象出自亲历者之口时，仍然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撼。

这就是差距所在。我们总是说小日本小日本，其实近代以来，日本并不小，它早已成为一个东亚强国，中国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国。

强，就是大国；弱，就是小国。强并弱，大欺小，就如同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

但是，最后小国战胜了大国，弱国斗败了强国，这是一个奇迹。

经历过那个奇迹年代，并创造了奇迹的人，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

去拜访祝宗梁之前，杨琦就跟我讲，祝老很不简单。开始我还没太在意，见了面才知道她的这种感觉来自于何处。

祝老一头银发，因为手术的原因，他的听力稍微受到一些影响。然而他的思维却非常快捷敏锐，说话的缜密和清晰程度让我惊讶，几乎不相信坐在面前的是一位年逾九十的老人。

让人不能相信的事情还有很多。

年轻时的祝老是天津南开中学的一名学生。在一张老照片上，年轻的他英俊潇洒，充满朝气，如果把这张照片混在现代的一堆毕业照里面，他与我们熟识的、不熟识的，百百千千个大中专学生都并无区别。

区别只在于，他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日杀奸团”重要骨干成员。这个时年仅十八岁的少年刺客，曾经近距离朝汉奸连开四枪，直至将其击毙，现场当即有人吓瘫在地。

区别还在于，他曾因叛徒出卖，被关押于日本人的监狱里，然而始终不肯屈服，受尽磨难后终得脱险。脱险后，他不居功、不自傲，以教书为业，以恬淡示人，提起当年伟绩，只是轻轻一笑带过。

与其他抗战老兵相比，祝老其实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军人，可是他所具备的胆略人品和所做过的事，实在是一般人不能或不敢想象的。

我把祝老比作竹。竹者，外表温文尔雅，内里刚正不阿，其流品堪称君子。

这些抗战老兵，因其特殊的经历和政治风云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人生的磨难。其中最为不易的，是汪吉佑。

三位老人中，夏世铎在指挥部运筹帷幄，祝宗梁在沦陷区除奸惩恶，汪吉佑是唯一一个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抗日军人，可是他吃的苦也最多，后半辈子几乎都是在铁窗里度过。

要指出的是，汪老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戎马生涯，并自学工程建筑，成了一名富有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在他服役期间，从未参加过内战，打的都是鬼子。

人的命运，不可说，一说就是错。

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科的汪吉佑，其部队在抗战时期曾经非常有名：七十四军！

汪老隶属七十四军直属炮兵团，先后参加过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一系列著名战役，至今对很多作战细节都记忆犹新。

我把资料书上记载的一段细节告诉汪老，在抗战进入中晚期后，蒋介石每次查阅地图前，都要先询问七十四军在哪里。概因七十四军为生力军，每遇战事不利，这支代号为辉煌的部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能出现转机，日军也称七十四军为“虎部队”，战场上畏之如虎。

谈到这些，汪老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他说，我们七十四军在抗战时打的都是硬仗，三个师均能独当一面，驻守常德的就是“虎贲师”余程万五十七师。

军直属炮兵团当时在常德配属作战，那段日子里，汪老曾经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饿了就喝口冷水，胡乱塞点炒米充饥。到最后阶段，炮击不起作用，他们就取下炮栓，拆掉炮架，准备像步兵一样，和入城的日军进行肉搏巷战。若不是余程万突围时，把炮兵团也一道带了出来，则全体炮兵都将殉于常德。

汪老家学渊源，他的伯父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国学大师汪辟疆，现在的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是他亲侄女，而他本人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工程师，还擅长诗词歌赋和文学创作。

老人把这两年写就的手稿拿出来给我们看，一本是抗战时期阵亡将领名录，一本是关于抗战的文学作品，已经写了四五稿，每一个字都是作者一笔一画亲手写来。汪老再三谦逊地说还不成熟，尚需修改。

我把汪老视为梅。宋人有诗云，“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汪老一生坎坷，然而从未放弃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及对生命的热爱。和汪老在一起，会让你把人生看得更加通透。

让我意外的是，汪老认真看过我写的几本抗战作品，不仅看，还逐段加了批注。他得知我就是书的作者，连连握着我的手，一再对我说书写得好，是现代信史，完全还原了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说实话，我的这套书不管是观点还是写法，都是一个新的尝试。在见到汪老之前，我真的没设想一个九十岁的抗战老兵能看完看懂，并且做出这么高的评价，作为晚学后辈，实在惭愧至极。

我了解，拙著能得到汪老的赞许，并不是作者水平有多高，而是符合汪老强调的“写历史要尊重历史事实”的观点。确实，我在写作特别是正式出版时遇到过很多阻力，但我始终认为，这些抗战老兵是民族英雄，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我们这个民族还存在，就应该给他们以客观的评价和应有的尊重。

在文章的末尾得提一下杨琦。

我跟杨琦素昧平生，是在天涯上认识的。大约正好我写的是抗战，她从事的是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工作，二者之间有共鸣吧。

在网上，杨琦有一个很悦耳的名字，叫氧气，我也一直这么叫她。到了上海，我才知道圈里人还称她“七哥”。

“七哥”是个大美女，却有着男孩一样的豪爽性格，据我所知，她还拥有非常不错的事业和家庭。不过在我们面前时，杨琦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困难。

难，不是说的她自己，而是她所热爱的这份志愿者工作。

她对老兵的那份感情是真挈的。到老兵家里时，每个老人都把她当自己家人一样，一见面就亲热地叫她“小杨小杨”，因为沾了杨琦的光，老人们也把我当成自己人，有什么说什么。

杨琦说，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关爱抗战老兵的工作，毕竟时间不等人，尚存于世的老人们时间是以日计的。

杨琦说，每一个她看望过的老兵去世，她都会很难过，就好像家里一位长辈离开一样。

我理解杨琦，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一支无名作者的笔，帮她以及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个爱心组织多呼吁呼吁。

谨以这篇小文来纪念此行，并向所有参加抗战的老兵和帮助他们的志愿者们表达深深的敬意。

汪吉佑是被采访者中唯一一个参加过一线作战的抗日军人

夏老是一个有着很深资历的黄埔军人

中间老者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年剌客祝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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