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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上世纪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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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逝世时间：2001年10月14日）

军令来自协和医院包间病房

1933,张学良的最黑暗时刻

文/ 王戡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可以是一部英雄史诗，也可能是一折风流才子戏，全看从哪个角度观察。在1930年代初的国人眼中，这位东北军少帅恐怕是不折不扣的厚黑剧主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丢了大半个东北；1932年，他又在国民政府的一再严令下放弃锦州，不战而逃，一败再败却丝毫没有下野赎罪的意思，仍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名义坐镇北平，执掌热河、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五省及平津两市军政大权。

少帅并非无耻之徒，也非纯然无能之辈，但家乡沦陷的恶名和对日前线的重担，让他在逃避和坚持之间难以获得平衡，终于在1933年热河战败后达到了临界点。

风暴来袭前的浑浑噩噩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风流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马君武的这首《哀沈阳》流传一时，让后人以为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在享受欢歌艳舞。事实虽非如此，但也相差不多——当天北平开明戏院举办赈济江淮水灾义演，晚11时许，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入场，观赏压轴曲目、梅兰芳的《宇宙锋》。只是一曲未竟，副官谭海闯入包厢，报告了日军攻击沈阳北大营的消息。

而1933年1月1日晚山海关发生爆炸，驻屯日军进犯中国军队阵地时，张学良已经睡去了。这并非他因“九·一八”事变而痛改前非、生活更加规律，而是吸毒更加厉害的结果。

民国初年，吸食鸦片之风十分普遍，军队指挥官更是视为指挥作战时抵御困倦、消除疲劳的良方，身为奉军高级将领的张学良也不例外。被张学良视为臂膀的郭松龄起兵反对张作霖，最终兵败被杀，张学良在精神上顿失支柱，此后历经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接管东三省、宣布易帜加入国民政府、枪杀杨宇霆常荫槐等重大事件，张学良在精神上不堪重负又无人分担，逐渐沉溺于鸦片带来的短暂欢愉。以至于得知东大营受袭后，张学良并非返回行营召集会议，而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内他的包间病房。

“当时我的工作很困难，没有鸦片不行，干不了，结果上瘾了。”张学良在晚年承认对毒品的依赖。“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30岁的青年丢掉了东三省老家，也丢掉了最后的精神和尊严。他已经不能满足于鸦片，改用吗啡等更刺激的毒品，生活规律也从晚睡晚起变为早睡晚起，精神萎靡，不能自拔。但也只有东北军统帅的地位和华北的财源，才能支撑张学良无度的开销，因此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不堪重任，更没有过任何让贤的念头。

在北平的张学良，表面上不忘国仇家恨，经常性地发布文告，鼓舞东北军将士要齐心用命，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又资助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奋斗在白山黑水的各路义勇军提供后援。1933年1月3日山海关被日军攻占后，张学良也表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不得不尽其全力以与周旋”。他开始动员部队、编组军团，但战略态势上仍然是一副等着对方进犯的态势，对日本军队未来的行动既无应对方略，又乏充足准备。那些宣言、命令、决策签发的地点，甚至很少是他的司令部或者官邸，而是那间协和医院的病房。

昏聩的统帅自然难以承担“边防”大任。以直接与伪满洲国“接壤”的热河为例，驻守在此的汤玉麟所部欠缺训练，士气沉沉，官兵久不发饷，偶尔一发也是兴业银行的本省钞票，五十元才能兑换法币一元。不独薪饷如此，连军服分发也是寒暑倒置，士兵们承认只能靠偷摸抢掠维生，以“官胡子”自嘲。占汤部半数的骑兵部队，既不能机动进攻，又不能就地固守，军内讽之为“高脚队”，尤以汤玉麟贤弟汤玉书亲统的师属骑兵团为最，该团人马不满500，每年经费则高达55万元之巨。

身为省主席兼驻军最高长官的汤玉麟本人，也毫无抗敌意识，甚至与日本人时常往来。1932年2月，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汤玉麟派代表出席。伪满发布命令任汤玉麟为热河省长兼军管区司令，汤仍不置可否。张学良回忆，他当时已经意识到汤玉麟不可靠，打算要宋哲元去接替，但是思来想去，还是不敢撤汤的职，因为“我怕我一动，他就去投靠日本人。我真没有办法”。

就在一片浑浑噩噩中，一场新的战争爆发了。

一个18万平方公里省份的迅速沦陷

与逃避现实的张学良相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抛出《满蒙自治国建立大纲》，将热河纳入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颁布“建国宣言”，更赤裸裸宣称热河为该“国”一部分。1933年1月山海关事变后，中国参谋本部判断，日军“侵榆（榆关即山海关）实为图热之张本，图热亦为侵榆之主因”，指出日军占领山海关是在为入侵热河做准备。

1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议会演说时称：“关于热河问题，余所欲一言者，为满蒙与中国以长城为境界，此事考察历史，则无议论余地。说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分，征之满洲国建国宣言，亦可以明白矣。然最近热河省内非但有扰乱治安者，又有张学良麾下之正规军越过国境，侵入省内。《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领土由两国共同负责，维持治安。故……日本国有条约上之义务，对于此抱重大之关心。”这份演讲赤裸裸宣示了热河战争的到来。同一天，张学良正在北平招待胡适、熊希龄、蒋梦麟等地方贤达，表示本人对御侮义无反顾，但对外作战必须全国总动员方可收效。

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在1933年2月17日发布关作命473号命令，正式展开“热河讨伐”。日军原定于2月23日凌晨开始进攻。但在19日下午1时，前线听到锦朝铁路南岭隧道有爆破声，认为作战计划已经暴露，于20日晚6时开始行动，一副东北军溃败的百景图也从此开始上演。

2月21日至24日，汤玉麟军董福亭第106旅先后弃守北票、朝阳。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回忆，“董福亭旅在朝阳抵抗甚力，是汤部较好的将领”，因为其他的汤部将领更加不堪。开鲁的骑兵第9旅旅长崔兴武被日方以3万元收买，打着“避免涂炭地方”的招牌逃往林西。赤峰守将骑兵第10旅旅长石文华，素以胆小闻名，见到抛洒传单的日本飞机都要躲进防空洞。建平守将保安骑兵第1旅旅长赵国增绿林出身，王化一找他商谈抗日策略，他的回答是：“我这旅不过三四千人，平时毫无准备，怎能干过日本，看吧！”战事一开，两人各自率部逃之夭夭。

汤玉麟军团望风星散，东北军嫡系部队同样不堪一击。2月27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进攻东北军第119师据守的凌南纱帽山，正逢该师与第108师交接防务，混乱中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各部队之间联系中断，四散奔逃。东北军第130师7000余人集中在凌源县城南北构筑阵地防御，在日军一个加强大队以装甲车实施的突击下慌了阵脚，只抵抗了一个多小时就开始撤退。受第130师的影响，防守平泉的第129师也放弃阵地、一同向关内溃退。在热河巡视部队的东北军将领杨正治感叹道：“一日之间垮了四个师，沦陷了几百里国土，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3月4日凌晨7时，汤玉麟率领骑兵部队，带着他的财产撤出承德。有一种说法是日军骑兵128人率先进入承德的，其实不然，根据日军记载，午前不久，随川原挺进队行动的第8师团司令部参谋河野悦次郎少佐乘坐一辆装甲车视察前线，发现城内已无守军，就下令冒险冲入承德城内，早有准备的汉奸们立即发动流氓打手们打着市民的旗号拥到街面上“欢迎”。张学良在向军委会汇报时，也是这么说的：“敌一部装甲汽车自我军空隙冲入。因人民叛变，承德遂陷敌手。”

下午2时50分，击溃了周边中国军队的川原挺进队也进了承德城，随后派飞机和装甲汽车追击汤玉麟。汤玉麟的车队被炸弹击中，白花花的银圆遗撒得到处都是，也没有几个人顾得上去捡。

对热河战场的崩溃，记者黄震遐在《申报》上评论，“此有极端可能性的亚洲最大的山地战，仅变成日军之行军演习”。天津《益世报》社论更加激愤：“中国人不只是武力打了个大败仗，全国四万万人在精神上亦打了个大败仗。中国人不只失去领土，中国人实在抛了脸面，失去人格！”

张学良究竟是怎样指挥这场作战？没有更多史料可供佐证。他的亲信部将何柱国回忆，“张吸毒的程度已深，他每天至少要注射几次吗啡，军机旁午，指挥作战时，完全依靠毒品提神……如果毒品供应不及时，他甚至要打人杀人”，或许与他当时的状态八九不离十。

“我当然要放掉军权，

我是失败呀”

承德失守、热河沦陷，张学良心中五味杂陈。日军进犯之初，他率二十多位部将联名通电全国“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图，救亡图存”，结果却一败涂地。他痛心疾首，要王化一带上命令去拦截汤玉麟，碰上后就地正法，可后来又软下心来，汤玉麟毕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父执辈。

翻开报纸，全是不利于张学良的言论。要军法审判的有，要杀张学良谢东北的有，至于抨击谩骂，已经不足为奇了。监察院的夫子们引经据典，“拟请政府立将张学良明刑正典，并严拿汤玉麟一并骈诛”。一贯温文尔雅的学者们，也高声呼吁将他撤职。被张学良引为朋友的胡适更是专门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并将队伍交给中央，其中特别点出张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反应激烈的还有外交官们。在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外交官的努力下，2月24日，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日本人自己投的反对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日本代表团当即退出会场。结果不到一个月热河就告沦陷，顾维钧回忆：“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三位外交官悲愤尴尬，“心余力拙”，只有致电政府请求辞职。

热河溃败之快，也令南京政府惊讶乃至愤怒。3月5日，立法院院长孙科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集中反映了国民政府高层的观点和态度：“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在此时期中，足予我国驻日内瓦代表以努力机会，俾国际对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发展。不料战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线崩溃，承德陷落，诚出人意料。计算日军每日进展途径五十里，如入无人之境，谓为抵抗，谓有激烈战争，其谁能信。”

承德失守之前，蒋介石曾一再催促张学良赶赴前线指挥，“兄能早行一刻，则战事即早得一分之胜利”，张学良均置之不理。承德失守后，张学良深知自己的处境，于是在3月7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辞职，测试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当时他还心存侥幸，向左右表示要率王以哲、刘多荃等部“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还要万福麟立即反攻，否则就“拿头来见”，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3月8日下午5时，蒋介石搭乘专列抵达石家庄，召集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商谈华北局势。张学良事前打电报希望到石家庄迎接，却被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婉拒。

参会的内政部长黄绍见到的张学良是“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根本无法适应激烈的军事指挥任务。因此他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让张学良继续干下去，全国舆论不满，作战部队不服；二、张的精神和体力，做不到率军与日本拼到底；三、即使批准张学良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据此下定了撤换张学良的决心。

同一天，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葸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褫职，交行政院、监察院会同军事委员会撤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不但撤职，而且“严缉究办，以肃纲纪”，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一个警告。

为了让局面不至太过难堪，蒋介石先派与张学良私交甚笃的宋子文出马，约张学良会谈。谈话中张学良反复表示，要率东北军收复承德，中央要有所支援。宋子文未置可否，只是转述了蒋介石的一段话：“（现在的局势）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听了这番话，张学良全明白了，他不想再解释、也不想再争取什么了。

3月9日下午，蒋介石抵达保定，在专列上接见了张学良。除了宋子文所转述的话外，只多了一句“我同意你辞职”。张学良唯唯而退。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称：“今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而余本心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次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张学良的职务，任命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同一天，张学良已经乘飞机抵达上海。

从热河战事爆发至此不到一个月时间，张学良终于明白，他所有声望、威信、名誉已经荡然无存。南京政府、地方各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他最后的期盼也已经破灭无余。在蒋介石、宋子文这些同僚师友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无能的瘾君子罢了。“我当然要放掉军权，我是失败呀”，经历了如此惨痛的失败，张学良才下定决心，“我考虑我要不戒烟，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便一心一意地治疗。但那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学良软禁雪窦山的日子

1937年1月至9月，张学良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的雪窦山。雪窦山是风景名胜，故1934年即建成中国旅行社，南京政府包下了整个旅馆给张学良享用。附近雪窦寺里，住着20多名便衣警卫和一个连的宪兵。张学良入住时很开心，因过去常在西安的中旅社办宴席，故有亲切感。蒋介石派一个老秀才每天上午给张学良讲四书五经，张学良毫无兴趣，最终停课。时任旅馆经理钱君立受命照顾张学良，根据张的爱好，他专设了篮球场、单杠。

滇军后勤一度靠贩鸦片补给

护法战争时，滇军首领唐继尧派龙云、胡若愚两军去广西，派唐继虞部去贵州。筹集大军行动必备的军饷是一大难题，各军都没多少大洋，且云南的纸币在省外不流通。滇军想出一个土办法，随军携带大量云南特产——鸦片烟土。军队直接贩毒，不仅运输安全有保障，还省却了路上的种种关税。每当需要补给时，滇军就坐地叫卖鸦片，所得款项用于发军饷以及采购当地物资作为军需。各军多以团或营为单位，让马驮运鸦片，自卖自花。

一路卖鸦片解决后勤，必然让滇军背负起臭名声，广西人大骂滇军是卖烟队伍且玷污了靖国护法的荣誉。1925年，早已背叛孙中山的唐继尧进攻广西和广东，滇军依然炮制之前的经验。此外，云南的众多鸦片商人跟随大军行动，希望在广州高利润卖烟。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滇军作战不力，被新桂系的军队围困在南宁，商人只能忍痛把这批货出售给南宁的烟商。这批云南烟土最终被桂军没收，奠定了桂军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财政基础。

“仗义”的旧日本海军

1944年2月23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记者新明武雄的一篇文章，名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该文批评了陆军的防御计划，陆军要求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拾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登陆的美军，即便只有竹枪，亦要不畏死冲上前战斗到底。同时，作者认为日本海军的观点是正确的，海军坚持在海上决战，阻止美国舰队接近日本本土。

时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是陆军代表人物，他对这篇文章自然是极为恼火。东条英机决定报复新明武雄，他让陆军给这位年过四十的记者发出入伍通知，暗中指定将他送往最前线的部队。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谁知，处处跟陆军过不去的海军，在关键时刻出手援助，海军也向新明武雄发出入伍通知，并设法比陆军的通知先到达新明武雄手里。于是，新明武雄来到海军新闻处的一个岗位上，在后方安全待到战争结束。

西欧民众想方设法羞辱纳粹

1940年4月到6月，纳粹攻占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初期，沦陷区人民尚未开始武装抵抗，但自发的、消极的非暴力反抗在德军进城时就开始了，人们通过各种细节表达爱国心。地铁上，众人故意给德国人指错路；公共汽车司机在德国人要下车的车站特意不停车；当德国军人进入咖啡馆时，所有人离席而去；大家拒绝进入挂着“请讲德语”标牌的商店；一个巴黎老太用手杖绊倒德国士兵；荷兰观众在电影院遇到德国宣传片便立即退场。有人讽刺这种小动作纯属“在粗暴教师面前的孩子气行为”，一个法国反抗者则说：“就是这样一些拒绝服从德国人命令的可笑的小事，保留了我们做人的尊严。”

公共场合开始出现表达对侵略者憎恨的涂鸦和标语，爱国者们在夜幕中涂墙，翌日早晨上班的市民便能围观作品。挪威的爱国者们喜欢写上国王名字的首字母；法国人喜欢涂两横一竖的“洛林十字”，代表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所有的沦陷国家，都有一个共通的符号，因丘吉尔而风靡一时的“V”字，代表胜利的V被刻画在树干、纸币、汽车、墙壁上，甚至在德国人的宣传画上。长夜漫漫路迢迢，人们的反抗力度日益加大，随后变成零散的暴力行为，最终升级成有组织的武装抵抗运动。

张学良软禁雪窦山的日子

1937年1月至9月，张学良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的雪窦山。雪窦山是风景名胜，故1934年即建成中国旅行社，南京政府包下了整个旅馆给张学良享用。附近雪窦寺里，住着20多名便衣警卫和一个连的宪兵。张学良入住时很开心，因过去常在西安的中旅社办宴席，故有亲切感。蒋介石派一个老秀才每天上午给张学良讲四书五经，张学良毫无兴趣，最终停课。时任旅馆经理钱君立受命照顾张学良，根据张的爱好，他专设了篮球场、单杠。

不久，张学良给钱君立500英镑，在就近处买地建楼，但南京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搬家，张学良很愤懑。直到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从上海过来，他才变得乐观起来。张学良最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橘子、美国苹果、可口可乐，相关人员每周去宁波购买他的食物。军政界要人经常上山看望张学良，宋子文与张学良关系尤其密切，经常送整箱的进口食品上山。张学良离开雪窦山，只因他仿效当地风俗让厨师蒸大量米制发酵馒头，深夜无人看守厨房，结果旅馆被烧成一地废墟，张学良让人优先抢救出四大箱古书画。

“最寒冷的冬天”也难阻新生命降临

1950年12月8日晚，朝鲜东部战线上，美军陆战1师撤退经过古土里。朝鲜半岛的这个冬天，被美军惊呼为“最寒冷的冬天”。第1团2营D连在古土里入口外挡住尾随而来的大队难民，以防难民中混有武装人员。不过，曾经帮助过美军的人、可能遭受朝鲜军队处罚的人，被允许进入美军队伍里。美军自顾不暇，没余力帮助难民，难民只好忍受寒冷、疲劳、饥饿的“三重苦难”。

凌晨两点，降温到零下34度，一直很安静的难民中传来奇怪的声音，言语不通的陆战队员辨别出是求助声。连长克伦克上尉派两名卫生员去查看，原来是两名孕妇临产。热心的卫生员准备水、消毒液，顺利接生孩子，全连在新生儿哭声中发出齐呼声。“可能是在冰雪中坐了一昼夜导致的早产，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祈祷她们能顺利生产。”克伦克回忆，“战场是个死亡世界，在这里迎来了新生命，真令人感慨，大家都与回来的两名卫生员握手，似乎要沾一沾喜气。”

索尔仁尼琴（逝世时间：2008年8月3日）

从革命之子到阶下囚：

战争塑造索尔仁尼琴

记者/陈祥

1945年6月，未来将成为苏联-俄罗斯最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此时正被关在苏联监狱里。每天早晨和夜晚，不远处会传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演奏声音，一些进行曲被反复演奏，传到正站在铁窗内倾听的索尔仁尼琴和其他囚犯耳中。

这是什么节目？囚犯们无从得知。他们只依稀听到传闻，外面的社会正在为6月22日——纪念卫国战争爆发四周年的红场大阅兵忙碌着。“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曾经的卫国战争踊跃参与者、今日的囚徒索尔仁尼琴哀叹道。他的起伏命运并非个案，几百万苏联人有着类似的际遇。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和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多年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里写下自己的愤怒和悲伤，“胜利进行曲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索尔仁尼琴的军事生涯以闹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美国作家迈克尔·斯卡梅尔总结。他曾经急切盼望大战爆发，以投身世界革命的终极一战，结果战争课堂让一个原本对真实世界懵懂无知的青年变成熟，也变得危险，最终走向伟大不朽。

骄傲的十月革命同龄人

这位囚犯曾是一位高傲的“革命之子”。

1918年12月1日，索尔仁尼琴出生在高加索克里斯洛沃茨克。曾为沙俄军队炮兵少尉的父亲，在儿子出生前6个月死于一次打猎事故。担任中学教师的母亲，在丈夫身份的阴影下小心翼翼养育独子。

“从材料中可见，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关于自己的父母其实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甚至都没有指出他们的姓名和父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67年7月致苏共中央文化处的一封密函中指出。这一切，当然与索尔仁尼琴的家庭出身有关。母亲把父亲生前的证件、勋章都埋在地下永不见天日。索尔仁尼琴在年迈时承认：“我在小男孩的时候就会保守秘密，我知道藏在地下的爸爸的勋章。”

被模糊处理的家庭信息未影响他成为革命接班人，他的成长尚算顺利，学习成绩很优异。1936年，数学天赋高的索尔仁尼琴被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数学力学系免试录取。他的理想是进文学系当作家，可是罗斯托夫大学没有正规的文学系。

大学的最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当校报编辑，把原本一年出两次的枯燥宣传品变成广受欢迎的周报。这一成功，让他成为当地共青团中的小明星。此时，他的内心信仰与同代人无异，十月革命的同龄人必然是苏联的未来主人，他踌躇满志。

这些年轻人如此热爱战争。例如从1936年7月持续到1939年4月的西班牙内战，成为索尔仁尼琴那一代人的梦想。他称之为“我们青春时代的一场心爱的战争”，“我们青年时代的革命初恋”。他渴望战争降临，他这一代人便能建功立业，便能解放全世界。

这种宏大的抒情，来自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总有一种期待着参加一场伟大斗争的感觉，唯有世界革命才能结束这场战斗，但在战斗结束之前，他们这代人应当倒下去，所有的人都应倒下去，人人准备好去牺牲，并且意识到这点让他们感到既幸福又自豪。整个这一代人——不必惋惜自己倒下去，只要人类能踏着他们的尸骨走向光明和幸福就行。”索尔仁尼琴以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自述他所亲历、思考的一切。他借主人公格列布·涅尔仁之口，表达自己无比渴望亲历革命战争年代，因为能“让自己体验一下那一去不复返的，充满矛盾和希望、繁荣和衰败、热情澎湃和重重疑虑的七年。”

以战斗和牺牲为主题，类似的回忆文字有不少。“我们一定要死去！踏着我们的尸体，革命将会升起！！！从十月的风暴里，走出来一代人。为了让后代人欢歌笑语，应当让这代人倒下去。”革命之子索尔仁尼琴随时准备让自己成为世界革命的牺牲者，他多年后在诗歌《小路》里回顾当年的自己。

刚刚过去的大清洗，对索尔仁尼琴这种年轻人没产生多大影响。“要知道‘乌鸦车’（苏联人称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色车辆）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他在《古拉格群岛》里自述生平，“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然而，一场大灾难即将考验十月革命的同龄人。

渴望已久的战争终于到来

1941年6月22日凌晨，索尔仁尼琴从家乡罗斯托夫坐火车抵达莫斯科的喀山火车站，他要参加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二年级夏季考试，科目有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西欧文学、古斯拉夫语、苏联历史、拉丁语。索尔仁尼琴住进了学校的一间宿舍，与5个同住的年轻人一道漫不经心听着广播，新闻内容与往常无异，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

“苏联男女公民们！今天凌晨4点，在事先未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和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德国部队开始进攻我国，对我国边界许多地点发起进攻……”播音员突然宣读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演讲。莫洛托夫在演说末尾呼吁：“政府号召你们，苏联的男女公民们，要更加紧密地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周围，团结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苏德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突如其来，把6个学生当场惊得跳起来。命运无常，就在索尔仁尼琴献身文学事业的起点，战争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并不沮丧，因为按俄罗斯女作家、俄罗斯首部索尔仁尼琴传记的作者柳·伊·萨拉斯金娜所言：“他们这些在1917-1918年间出生的青年人一直向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十月革命后出生的那代人等来了弥补生不逢时缺憾的机会。”

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临。“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最好的国家，这个国家经历了所有的历史危机，并且正在理性和公正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未来。”萨拉斯金娜描绘了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万分的心情，他渴望浪漫的战争，却丝毫不知战争的残酷。

“你们不要害怕，希特勒会在这场战争中自取灭亡。”索尔仁尼琴当天在给母亲和妻子的信中写道，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22日14点20分。“哎，如果我在罗斯托夫耽搁了一两天，就到不了莫斯科。”他在当天17点45分的又一封家信中庆幸自己在战争爆发前一刻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许多考生当天就报名入伍，只是外地考生必须回家乡才能报名参军，焦急的索尔仁尼琴感觉“脚下的莫斯科人行道都在发烫”。又是三天的火车行程，他赶回罗斯托夫，一路上白天看见部队集结行进，晚上见到武装巡逻队和灯火管制。

身体和索尔仁尼琴开了个大玩笑，他早先被检查出腹股沟异常，有迅速癌变的可能性。医生在征兵体检表的卡片上记录：“在和平年代，他的身体不合格；在战争年代，他只能做非战斗部门的勤务工作。”1952年末，监狱医院给索尔仁尼琴切除了“增大并且纤维变密的病状左睾丸”，确认这是隐睾症发展导致的恶性肿瘤。

被检查出来身体缺陷在先，刚回到家乡报名参军的索尔仁尼琴被征兵委员会拒绝，对方扔给他一句话“别着急，当需要你们的时候，祖国会召唤你们。”而他的同学都已进入各种军官训练班，他在整个夏天里不停送朋友参军，这让自己很没面子。同时，苏军在战争初期的大溃败让索尔仁尼琴内心痛苦，但他“依然深信，列宁以巨大的牺牲在历史上首次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经受住德国装甲部队的打击”。

索尔仁尼琴和妻子去了距罗斯托夫市一百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妻子教化学，他教数学。他的心思不在讲台上，眼看着德军以闪电战攻势一路横扫、祖国的大城市一座座被占领，他怎能甘心在偏僻后方工作，虽然他逐渐了解到周围的人对大清洗和集体农庄的恐惧。“牺牲在前线几乎是一种甜蜜，能那样死去该多么自豪啊！”他在《请爱革命吧》里记录心迹。

与幻想相悖的战争

苏军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产生了巨大的人力需求。1942年10月16日，教师索尔仁尼琴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夙愿实现。18日清晨，夹着一个破旧公文包、肩挎小书包、头戴褪色鸭舌帽、身穿中学时代那件皮袄的索尔仁尼琴，来到区征兵委员会报道，他还携带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我的人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他多年后这么断言。

下到部队的第一天，索尔仁尼琴就懵了。当他站在新兵集合点的人群里，当他坐在从征兵委员会出发的卡车上，他四周是一群文化低下的普通百姓。自认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新兵，发现了一个与想象迥异的社会。他不禁困惑“那个他至今都走在其大地上的年轻的、红旗飘扬的国家在哪里？”要不是身边的新兵还讲着俄语，他不相信他们是同胞。

索尔仁尼琴极力想进炮兵部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数学知识，但他不久后站在一群群年迈而有病的农民中。这是一支由病号组成的末流部队，只负责马车运输，他们没有武器、军服、口粮配给，成为了马车手的他，陷入更深的苦恼和呆滞中。

他的第一位驭手同事，是一位国内战争时期征粮的政委，老革命者的身份让索尔仁尼琴崇拜不已，以至于放下了恩格斯的书。孰料，同事津津有味给他讲起内战中亲手做过的不光彩且残酷的事情，甚至恬不知耻与他商量当逃兵。索尔仁尼琴顿时发现，对方是一个吹牛大王和恶棍，他沮丧地想：“为什么他没有与那些如今在前线为国捐躯的优秀人士在一起呢？”

战争是最好的课堂，它迅速将日常社会的一切缺陷和阴暗淋漓尽致暴露出来。那位前政委带来的冲击只是一个开端，“荒诞”的现实冲击接踵而至，让索尔仁尼琴呆若木鸡。他看到不情愿上前线的辎重兵们愉快地向后方撤退；他看到哥萨克人看到苏军溃退时流露出愉悦的表情……为什么他的社会体验与学校课本描述的完全不一样？他无法理解，他必须去接受和了解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的文化素养，终究让他在这支烂部队里脱颖而出。得到连部、营部长官的赏识，他如愿进了炮兵指挥人员进修训练班。该训练班用于提高炮兵军官的数学知识，战前的学制是三年，而今缩短为六个月或八九个月两种，学员毕业时被授予中尉军衔。索尔仁尼琴被分配到培养听音员的声源测定专业，听音员测定声音以计算目标方位，也就是给火炮找寻目标和校正，是专业性极高的作战岗位。学习期间，他得悉了家乡失守，虽然家人早已疏散，他还是痛苦不堪。

毕业期正是斯大林格勒会战白热化阶段，1942年9月初，索尔仁尼琴给上级写信，恳求“请让我上前线吧，我的知识和我的仇恨会在前线真正派上用场”。9月末，索尔仁尼琴在日记中强调自己的唯一愿望就是上前线。11月2日，他从学校结业，随后任炮兵声源侦察连连长。1943年2月，中尉连长索尔仁尼琴真正走上了战场。

血与火的磨炼中，他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困惑——弗拉索夫军队的出现。1943年5月，索尔仁尼琴遇到德军撤落在田野上的俄文宣传单，他初次见到俄罗斯解放军、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委员会的消息以及弗拉索夫的照片。传单上，一群身穿德军军服、头戴德军银鹰徽帽的俄罗斯人建议苏军直接投降。“这似乎是痴心妄想！这是德国人的伎俩！”索尔仁尼琴条件反射般认为这是谣言。

当然，他很快认清了事实，有一帮非苏维埃的俄罗斯人存在，他们的作战意志比纳粹更坚定。苏军反攻进入东普鲁士时，行军中的索尔仁尼琴亲眼看见终生难忘的悲惨一幕，一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扑到坦克履带下自杀，就在距索尔仁尼琴几步远处。此外，他还接触到了由各种荒诞罪名组成、注定是炮灰的惩戒部队，以及德军战俘营里的苏军官兵刚被解放就被自己人押送回国进劳改营。

“我逐渐开启了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从前并不知道有它们存在。”经受了规模空前巨大、无比残酷的东线战场的磨炼，索尔仁尼琴开始给同在军中服役的老友写信议论时政尤其是批评斯大林，灾祸因此而来。1945年2月9日，他奉命去旅部报到，被两名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带走，皮带、肩章、文件包甚至帽上的红星都被夺走。他被判十年徒刑，军队生涯就这么结束。

祸也福也，进入监狱让索尔仁尼琴看到了更宽广、更真实的苏联社会。索尔仁尼琴称从军和下狱是他人生的两次决定性时刻，他多年后亲口告诉美国万福玛利亚大学文学教授、作家约瑟夫·皮尔斯，“（被捕）使我全面地理解了苏联现实，而不仅仅是理解了在我被捕前我所了解的单方面的情况。否则将有什么样的空虚生活在等待着我，而监狱将一切都给了我。”

“这个悲剧的结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它是复活之前的苦难，是出生之前的阵痛。”皮尔斯在《索尔仁尼琴传》中感慨，“被捕是索尔仁尼琴生命受难记的真正开始，在这里，他此前的自我骄傲和自私，就像是一件多余的外套，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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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逝世时间：2008年4月29日）

对话柏杨之子郭本城：

柏杨是一个得到善终的文人

特约撰稿/侯雪琪

郭本城朝我们远远走来，身着一袭白衣，眼里眉间含着笑，举手投足十分儒雅；他开口软糯，身上几乎找不到他父亲柏杨嬉笑怒骂之锋芒。

在搜索引擎中找“郭本城”，跳出来的内容几乎全和柏杨有关。他的人生，似乎总与父亲绑得特别紧。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人知道郭本城是谁，但一提起柏杨之子，大家立刻觉得熟悉。”

郭本城是台湾作家柏杨长子，是柏杨与第三任夫人齐永培所生。1959年的一天，年仅5岁的郭本城和他咿呀学语的弟弟本垣突然就失去了父亲——父亲为了另外的女人，“狠心”离开了他们和母亲。从此，父亲缺席了他的人生18年。

没有父亲的童年，本城与本垣受到了母亲及外祖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父亲”二字成为家中禁忌。青年时期，在他们心里无法具象的父亲，因为一场牢狱而名声大噪，他后知后觉，自己平静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牵连。23岁那年，郭本城见到了刚出狱的父亲，眼前瘦骨嶙峋的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流着眼泪连声道歉，他形容当时“整个心就软了”，于是渐渐试着原谅与接受。

之后，郭本城陆续见到了父亲散落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大姐冬冬与二姐毛毛，也开始与父亲第四任妻子所生的妹妹佳佳有了经常的联络，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把他环绕。1980年代末，台湾经济起飞，郭本城选择了下海经商，并一路把生意做到了大陆。2008年，88岁的父亲在睡梦中去世，作为长子的郭本城手捧父亲的骨灰，将其一部分葬回了故土河南，一部分撒向了承载父亲冤狱回忆的绿岛海面。

5年后，郭本城决定要为父亲写本书。他带着笔墨，跟随父亲的背影，重返父亲充满艰辛的生命现场：他从父亲幼年遭继母凌虐开始写，历经青年从军、艰难求学、远渡台湾，再走过父亲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冤狱、十年著史的漫漫征程，他描述父亲的五段婚姻，悉数父亲的各路好友，深切品味父亲的痛和乐，终于在这本《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的皇皇文字里，与父亲达成深刻的和解。这是他作为儿子，最独特的表达爱与纪念的方式。2016年春夏，郭本城带着这本书来到大陆宣传，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深情地说道：“我父亲有句话影响我很深：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东西。”

重返受难现场：忍不住失声痛哭

记者：你的书名为什么叫《背影》？

郭本城：我认为，我父亲以往呈现出来的多是正面文章的辛辣，背后的故事很少。他的背影我很熟悉，这一次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叙述他，去跟随他，也是想把他呈现得更立体一点。他身上有很多世人不了解的宝藏，我想挖掘出来。另外，“背影”这个词容易唤起人们的追忆，我希望大家能去追忆他的奋斗精神、他的民族意识，以及他海纳百川的气度。最后，也是想要借着朱自清先生《背影》的光，这能引起共情，我们都是在写父亲。

记者：这本书的创作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郭本城：前后大概八个月。其实父亲的传记在大陆和台湾都有，写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以柏杨长子的身份来写可能更贴切一点。我压力很大，害怕砸了父亲的金字招牌。写得好会有人表扬，写得不好，以父亲的个性应该会托梦骂我。（笑）

记者：你曾说，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和理解父亲的过程。

郭本城：对，我写这本书曾数度把键盘收起来，忍不住去洗手间痛哭。虽然我们血脉相承，但直到父亲离开，我才真正量到他的体温，这让我感到很悲痛。

记者：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放声痛哭呢？

郭本城：写他入狱被政治迫害这段期间，最主要就是从1968年3月4日那天晚上开始，被逼供的那段是最让我痛心的。就算看到是别人的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我也会震撼和悲伤。可这是我自己的父亲啊，是这种握过手的、拥抱过的亲人，我一想到他受了这样极端的苦，就觉得我们实在太渺小了！

记者：你说的政治迫害是指1968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你父亲因为翻译漫画入狱？当时他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共匪”间谍，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郭本城：有些残酷的细节我在书中没写，我觉得既然父亲自己能原谅，我就不要再抓细节渲染仇恨了。例如，他是被脱光了衣服吊打的，打到绳子都断了，人掉下来，腿才被踢断的。他被吊着的时候，每个调查员推门进来都可以“啪啪”拍打两下。完全没有尊严，完全是屈辱。平时电视里这样的剧情我们都会很愤怒，何况发生在自己的父亲身上。

还有几次落泪是写他被设陷阱的过程，一个特务拟剧本让他来挑，他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如果不配合这个剧本，就会被侮辱、殴打，被针扎手指。父亲在那里没有纸笔，他只好把他的悲愤用诗词宣泄出来，拿手指刻在石灰墙上，甲尽血出，和灰成字。他把这种千丝万缕的纠葛，加上生命中大悲大苦的遭遇，全部都化成了诗篇。我父亲在狱中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中国文人的宿命，狱中治史呀。

以前我只知道他在狱中受了苦，但却没有想过，原来这么苦。现在我能更深刻地理解他。

漫长的缺席：只知父亲是“匪谍”

记者：柏杨先生在你五岁时便与你们分开，此前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吗？

郭本城：在此之前的记忆都很模糊。可能没人会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因为那时候父母在争吵，我有很多选择性的记忆，很多事情就刻意把它忘掉了。一直到今天，确实已经想不起来了。

记者：母亲带着你们兄弟投奔了外祖父母，他们会偶尔和你们聊父亲的事情吗？

郭本城：他们把我和弟弟保护得非常好，为了保护我们，绝口不提父亲。那个时代的“离婚”，要承受外人的眼光与压力，是今天人们没办法体会的。母亲和外祖父母一直在保护我们，让我和弟弟感受到了很多的呵护，我们并没有因为成长过程里缺失父亲而有太多遗憾。

我母亲是个高级教育家，我们经济条件还不错，并不需要父亲的接济和抚养。我母亲非常坚强，非常伟大，她对我父亲有恨，但她把这种怨怼统统化为大爱来照顾我们兄弟，一直到过世都没有改嫁。

记者：母亲在你成长过程中提出过什么期待吗？

郭本城：我妈妈、外祖父、父亲，包括后来弟弟、妹妹，其实全都是读书人。我家氛围很活泼，虽然父亲不在，但母亲对我们兄弟俩非常开放，她说“你对哪方面有兴趣，就朝哪方面去。”我小时候对美术、书法很感兴趣，就跟我的外祖父学书法，他教我怎么样用力、用意和用气，后来我又学了画画，朝着艺术方面发展。兴趣爱好一多，就耽误了一些正常的学习。母亲鼓励我：“你不必在意这些，咱们家出来一个艺术家也很好啊！”后来我喜欢打篮球，她又说：“出来一个未来的国手，也很好啊！”最后这些我都没有做，反而因为很偶然的机遇，走上了经商之路。

记者：父母离婚之后还有来往吗？他入狱前那些年你们见过面吗？

郭本城：没有。第二年我父亲就再婚了。多年后我听我妹妹说，她在家里不可以提到“有两个哥哥”，她妈妈特别警告过她：“你没有哥哥，不可以提两个哥哥。”这说明父亲后来的妻子管得很严，所以他那时应该也不方便来看我们。当然，我们也不会去找他。

父亲入狱，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但外祖父立马就知道了。我外祖父齐铁恨先生是教育界人士，且供职于《国语日报》，学生、朋友都非常多。但他过了很久才跟我母亲说。后来又过了很久，我母亲才跟我们说。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被抓，只是听说爸爸是个“匪谍”。我们觉得很讶异、很震撼。“匪谍”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只知道这是要枪毙的！

莫名受牵连：“我逃避思考个中原因”

记者：柏杨被捕，以及入狱后写出《万言上诉书》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些事情给你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

郭本城：他当时人已经被抓到了，所以我们家并没有再被加害，但原本家里常常来往的长辈们还是突然间就变少了。我们男孩子粗线条没有那么敏感，很久很久才感觉出来：为什么张伯伯和李爷爷不来了？好久没看到了。

那时我在上初中，并不知道父亲被抓的事情，但老师对我的态度突然之间也冷漠下来了。有一次老师问我说“你是‘名人’之后呀”，我说“对呀，我爷爷是名人呀”。老师说“我不是说你爷爷，你爸是‘名人’呀”。老师的话让我很快就有了疏离感。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无可厚非，但真的是人情冷暖。还好，当时年纪小，感觉不那么强烈。

记者：你父亲被捕前写过小说，他受当时的异议杂志《自由中国》影响很大，经常在报上发表激进的杂文，已经很有名气了。这些文章当时你知道吗？

郭本城：当时我太小了，完全不知道。记得初中老师还问过我有没有读过父亲写的《异域》，我那时候那么小，怎么会读过。长大后我才得知，当时的《自由中国》不但是我父亲的良师，更是帮他挡在前面的一块挡箭牌。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这块挡箭牌没有了，他就成了为台湾民主自由而冲锋陷阵的“首恶”了。

记者：你父亲与《自由中国》的雷震、殷海光等人有交集吗？

郭本城：据我所知是有点交集的，但似乎不是很深。父亲当时毕竟还是蒋经国的青年组织“救国团”的成员，和他们不太一样。但是我父亲朋友众多，他待人随和，又很诚实，很会交朋友。

记者：听说你曾经因为是柏杨的儿子，在服役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郭本城：1975年我到金门当兵，第二个礼拜就被要求向辅导长、政战官、情报官等人进行每周报到，其他人都不需要。之后外界又有了些关于我父亲被处决的传闻，导致我的荣誉假期一下都没有了，营长不批我放假。

记者：你为此还造成了流血事件？

郭本城：对，我在部队为团队争取了很多荣誉，居然还不放我假。当时在金门，天天思念着回台北，所以我去找营长理论，拿了把刺刀，营长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我要休假！”就自己在手臂上割了一刀，现在还有疤痕。“啦”的一下，血哗哗的流出来了。营长说“你不必这样子，我放你假就是了嘛。你想怎么放你跟我说嘛。”就这样才放的假。那时候我真的胆大包天，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记者：那时候，你心里对父亲入狱、出狱是怎么判断的？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政治犯的错误判决吗?

郭本城：当时还不能意识到，只觉得“他怎么会去当‘匪谍’”。有时候会想“真的假的？”但老实说，当时的我在逃避对于个中原因的思考和探索。

久别重逢：“我的心一下就软了”

记者：你什么时候和父亲重新有了接触？

郭本城：父亲1977年出狱之后，我们才慢慢开始接触，也是这时候我和弟弟才慢慢原谅他。他出狱后，托他以前的朋友罗祖光打电话给我们，约我们去见他。我去了，弟弟没去。我走进他们住的那条街，他朋友住一楼。一楼是个车库，再下去地下室是一个小仓库，我父亲就住在地下室。当时我看到这场景就很难过，父亲一出来就握着我的手，然后他就哭了。

记者：当时和父亲多久没见了？

郭本城：差不多二十年没见了。他说，没想到你长这么高了。父亲变得很瘦很瘦，他抓着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城城，爸爸对不起你们。”那时我整个心都软下来了。我也没有刻意想一定接受他，但我没有再去抵抗了。以前我会抵抗他，总会觉得：你离开我们，抛弃我们和妈妈，让我的妈妈过得这么辛苦。但是那一次见面之后，我的心整个释放了，我觉得他真的好可怜。

记者：当时的父亲和你想象中的样子有差别吗？精神面貌好吗？

郭本城：没有差别，走在路上我都肯定还认识：这是我爸爸。他虽然消瘦，但是和印象里没有差别。精神面貌非常好，我觉得有点仙风道骨吧。一看就知道是我父亲。他说话我印象很深，河南口音，和我外祖父的北京口音太不一样了，我一半都听不懂。

记者：你回去告诉母亲了吗？

郭本城：没有。之后我和弟弟也不跟母亲提父亲。小时候她不跟我们提父亲，是她保护我们，后来就换我们保护她。我们想让她保持心情平静，不再去揭她的创伤。她也以为我们不再跟父亲往来。后来有时会和父亲聚会吃饭，拍了些照片，我们都不会拿回家，避免母亲看到被刺伤。所以当有记者问我要我和父亲的合影，我说“真的很抱歉，我手边还真没有”。仅有的几张都在父亲那里。

记者：你父亲出狱后和张香华女士再婚，你会经常去看他吗？你们在生活中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

郭本城：会，我只要在台湾，每两周都会去看他一次。我和父亲会开玩笑，但讲起话也不会完全没有遮拦，还是会有所保留。不过在子女的心目中，他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慈父，不算严父。每一次去他那儿我都会学到新东西。比如吃饭的时候，夹菜给他，他会说“谢谢”，他的表现真的很优雅，很有修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张香华阿姨有时候替他做什么，他也会说：“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谢谢”。

记者：你在大陆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什么时候见到的父亲？

郭本城：她们是1987年在香港和我父亲见的面。在这以前都不知道父亲的情况。我父亲80年代托美国的朋友，专门寻找大陆的女儿。我二姐说，有一天突然来了人和她说，“毛毛，你爸爸来信了。”她吓了一跳。因为她母亲根本就不和她提父亲的事，就是怕她在当时社会受到影响。那个时代是台湾白色恐怖碰上了大陆文革，我们在台湾是共产党的余孽，父亲是“匪谍”；姐姐在大陆这边是国民党的余孽，因为爸爸是国民党。我后来才知道，两个留在大陆的姐姐的遭遇比我们苦多了。1987年那次，父亲和姐姐们在香港一家酒店约了第一次见面，我爸爸坐在沙发上，一手抱着大姐，一手抱着二姐，和她们聊天讲话，很亲密，很幸福。

对我来说，有了父亲后，又从天边突然冒出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她们真的都很好，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彼此体谅，不计较，都很大气。我父亲的遗愿就是两岸后裔相亲相爱，我觉得我们做到了，他能够安息好好睡觉了。

回望父亲晚年：“他做到了释怀”

记者：1950年代，蒋经国曾经是你父亲在“救国团”时的上司，后来却害他入狱十年，受尽痛苦折磨，他对蒋经国如何评价？

郭本城：如果从我父亲因蒋经国所受的折磨来看，应该是会对他恨之入骨，但实际他没有，因为他毕竟活着出来了，在监狱里还完成了他的历史著作。很多白色恐怖受难的文人、异议分子出狱后得不到补偿、没能力重新进入社会，就会产生报复心理，会统统偏绿，但我父亲没有。他一直都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并且告诫我们也要这样。

我父亲不刻意针对蒋经国做个人攻击，是因为他放下了，也因为他经过努力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他感到满足，即使之前有怨恨也释怀了。1993年我父亲过生日的现场，蒋纬国代他老哥向我父亲道歉，但他那时其实已经不在意了。

记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超脱，柏杨身上有曼德拉的宽容精神。

郭本城：他懂得大是大非，很多政客找他去辅选，他却不参加任何辅选站台。包括陈水扁连任的时候请他去南部，他说我只跟你谈人权教育，不站台。我父亲出狱后尤其关注人权教育。他认为人权不只是政治的争取、法律的诉讼，他更强调人的尊严，人权必须要和人责平衡。

记者：白色恐怖结束，蒋经国下令对台湾解严，你父亲对当时台湾社会以及国民党的变化有什么评价？

郭本城：他认为国民党在让步，政治就是要让步。威权时代不只我父亲一个人受到伤害，威权时代过后很多人都在反弹，所以国民党让步了。蒋经国也是在让步，他能解严、能开放两岸都是在让步。没有他把重心转到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就不会起飞。老百姓吃饱饭、日子过得好了，就不会吵，就没那么多负面声音了，也不会有造反。所以我觉得从经济上来看，蒋经国对台湾还是有贡献的。在威权时代，我们要检讨的是蒋介石，而不是蒋经国。我觉得蒋经国功过可以平衡。

记者：李敖批评你父亲是“跟国民党走的文人”，他会因为这些发脾气吗？

郭本城：不会。这些话他都知道，但不发脾气。他绝对是已经放下了，你骂我，我再回一嘴，那我岂不是和你一样丑陋了？你可以骂，我有这个涵养听。

至于说他是国民党文人，我认为他并没有政治立场，他是个故乡情结非常重的人。他的立场就是要民族强大，哪个政党对国家民族会有正面贡献，能让民族更复兴强大，他就持哪个立场。他总想回大陆看看，也不是因为当时大陆强大了，而是一种民族情感，是落叶归根的情结。他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

记者：199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明显进步，以批判国民劣根性见长的柏杨先生，对这些现象会表扬吗？

郭本城：当然会，他认为人都是在成长，社会也是在进步。他后来就说过：台北真的是蛮美的，包括人。

父亲自己努力在做“不丑陋”的中国人，他会去“照镜子”：别人都在进步自己不能不进步。无论到哪儿，只要有人跟他点头微笑，他一定报以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带他外出，人家说“你是柏杨大师啊”，很多人看了过来，每个人看他的时候他都会主动跟人家点头。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他能够“弯下腰来”，因为“抬起头来会碰到梁”。正是这十年牢狱的切身体验，让他变得更成熟和谦和，这不是学的，也不是装的。

记者：他晚年不再写杂文批判，是因为社会确实进步，没有那么多阴暗面了？

郭本城：对，确实进步了。而且他认为如刀般的杂文，在一个不再极端的社会已经失去以前的功用了。大家都在骂，你也跟着骂就没意思了。实际上，言论自由是父亲那一辈人拼命争取过来的，他后来常常引用罗兰夫人的话：“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总结父亲一生：“他是得到善终的文人”

记者：你曾说，台湾年轻人对柏杨的认知不如大陆年轻人，为什么？

郭本城：有一次我坐飞机到长春，和身旁一位24岁就在创业的年轻人聊天，之后交换了名片。我名片上写着“柏杨文创”，他问我这和柏杨有什么关系。我也没骗他，就说柏杨是我父亲。他很激动，一直问“真的吗？”，他说他看过好几本柏老的书。我就说“你24岁就那么喜欢他的书？”他说“对，我很喜欢！”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大陆年轻人居然对这种在台湾被慢慢遗忘的人感兴趣，我看到了希望，真的很让人感动。

记者：柏杨先生的人生，常被概括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冤狱、十年著史”，他似乎很难被归类。同时，有人诟病他历史功底差，不能算一个史学家，你怎么看？

郭本城：我觉得他也从来没有要做史学家，因为他写的东西是要以活泼的方式呈现，趣味性很重，要大家看得懂，产生兴趣，他不是写教科书，也不是在编史。

记者：你更愿意称他为什么“家”？

郭本城：不是什么“家”，文字工作者吧。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字工作者，同时是个人权斗士，在他最后生命之光慢慢暗淡的时候，他还是个生命斗士。

记者：总结他传奇的一生，你如何评价？

郭本城：他对于自己坎坷而异于常人的遭遇，能够放下，就好像他在《中国人史纲》里写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归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得到善终的文人，是历尽沧桑到最后没有什么遗憾的人。而今天，仍然有这么多人纪念他，他的两岸后代也相亲相爱，儿子还能为他多做一点事情，我觉得他也会觉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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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逝世时间：2005年10月17日）

文革后期的巴金

《收获》杂志刊登的巴金日记（1973-1976）释读

记者／徐伟

1973年7月14日清晨，“靠边站”已经七年的巴金，早早地来到单位上海作协的大楼，工宣队的阮师傅通知他八点到二○三参加学习会，他预料，“结论”可能要下来了。

学习会是由支部书记、工宣队的吴师傅主持的，他宣布，根据市领导同志的批示，对“巴金问题”作如下结论——“不戴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生活费，做翻译工作”，即日起可参加单位的学习和讨论活动。

中午回到家，巴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女儿、女婿和妹妹瑞珏，瑞珏很兴奋，女儿小林起初还有点意见，后来也高兴起来，还答应马上写信给弟弟小棠。晚上，从瑞珏那得到消息的侄女婿也赶过来祝贺，得知这个好消息，他也高兴得不行。

晚上，巴金在一个64开的小本上翔实地记录了一天之事，还发出感慨，“我的问题就算正式解决了，七年靠边的生活就算结束了，要是蕴珍（编者注：妻子萧珊）能活到这一天，那有多好！”

文革到了第七个年头，政治经济秩序逐渐正常化，许多被“戴了帽子”的也陆续摘帽，被打为“大文霸”“黑老K”“反革命”“反共老手”“卖国贼”的作家巴金，似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政治气候仍然压抑肃杀，让人不敢欢呼雀跃。几日来，巴金又恢复了中断五年的日记，直到文革结束，一共写下了23篇、近三千字。

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由巴金亲手创办、现由其女儿李小林担任社长的《收获》杂志，在2014年第6期上刊登了这份弥足珍贵的日记，这也是巴金文革日记首次公之于众。虽然字数不多，却可能是巴金存世的唯一一段文革日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和此前一样，这份日记短则几十字，多则二三百字，以客观记录为主，偶有评论或感慨。不一样的是，日记不再连续，从1973年7月8日到1976年10月19日，三年时间仅留下二十余篇，其中1973年19篇、1974年与1975年各1篇、1976年3篇。文革前两年，虽间或也有记录，却因抄家、批斗被毁或失踪，这段日记能保留下来实属万幸。

日记劫难

在风雨如磐、黑白颠倒的文革岁月，只允许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独立思考是不被允许的，连写日记都面临极大风险。

1969年9月，在抄家过程中，巴金此前四年的日记被上海作协的造反派抄走，此后停笔大半年，第二年7月又重新开始写日记，那时巴金已经住进了作协分会的“牛棚”，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

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拣菜、洗碗、揩桌子。那段时间，巴金写过一些《劳动日记》，却被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几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

《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巴金《我的日记》，《病中集》）

此后，巴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根据巴金的回忆，在这些短短的日记里头，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以便以后重读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

然而，即便这样“思想正确”的日记也没能保存下去，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将其揪到学校批斗，让他在学生宿舍里住了近一个月，释放回家后，日记也不知所终。

1968年，已是“老运动员”的巴金，早看透了造反派的真面目，只想记录下每天亲身经历的事情，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不过为了保护自己，仍然要在日记里“歌功颂德”。那段时间，任何人只要是自称“造反派”，都可以随意闯进巴金的家，拿走他的信件、手稿和任何别的东西。

为了日记的安全，他将日记锁在“牛棚”的抽屉里，没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其打开抽屉，把日记、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的底稿全抄走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巴金《我的日记》，《病中集》）

为了防止留下被栽赃的“证据”，在文革中，自毁日记、信件、手稿的大有人在。文革刚爆发，巴金就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李尧枚的信件全部烧掉，一共一百多封，还包括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的抄本。

在举国动荡的年代，施害者与受害者随时轮转，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就大祸临头，如此形势下，仍能坚持记日记的少之又少，记下来还能存世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有待“四人帮”被抓以后，巴金才敢在日记中宣泄：

这十年来我没有写一篇文章，只是写“思想汇报”、“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连在这本日记上写点简单的日记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写了又改，写了又扯去，这说明在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黑帮得势时期的上海是多么黑暗，他们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们用各种刀子杀人。我只有在他们倒下来以后，才敢在日记上写这几句话，否则就会连累我的亲族和子女……我永世憎恨他们。（1976年10月19日日记）

这份日记在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文革后期写就，能保存下来亦属不易。之所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要写，大概源于一个作家的习惯，他早在50年前就有这样的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在动辄得咎的年代，作家要找到一个发泄和倾吐的窗口，只能诉诸于笔端，即便冒生命危险，也要将其记录下来。

亲情无限

通过这份文革后期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巴金当时的生活、工作和精神状态。在宣布了“不戴帽”的结论后，这个苦难的家庭并没有迅速迎来好转。

妻子萧珊逝世一年来，巴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双儿女，女儿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近一年，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四年，前一年又患上肝炎，身体一直没恢复，承受不了艰苦劳动，却被人揭发劳动太少，不注重政治表现，走“白专”道路，直接导致报考大学被刷了下来。

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巴金写得最多的是对妻子萧珊的想念和对儿女前程的担忧。在摘帽“结论”宣布之前，曾有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何要求，他只提了两点，一是希望晚年能继续为人民做点事情，翻译完赫尔岑的《回忆录》，二是希望能够解决女儿小林和儿子小棠的问题。

得知小棠考大学被刷下来后，巴金特别担心儿子的情绪，日记中也流露无遗，这里试摘几处：

我想这次失败，对他也有好处。不然太顺利了，他可能因此翘尾巴。小棠的确需要锻炼，更多的锻炼！（1973年9月13日日记）

昨天晚上十点后我正要上床，小棠回来了。小棠情绪还好，我也比较放心了。（1973年9月25日日记）

同小林闲谈，她说小棠已对她谈了这次投考大学被刷下来的情况。我要小林，要肖荀，也要济生夫妇对他多做思想工作。改变情况，明年再考！（1973年9月28日日记）

今天才收到小棠寄来的第一封信，下午即写回信告诉他全家都好；告诉他小林要做母亲了；告诉他在农村要有好的表现，要争取在劳动和学习两方面都有收获，都要做出成绩；告诉他我们都想念他。（1973年11月16日日记）

小林夫妇的工作还没有决定，小棠仍在安徽农村，他的情绪还不错。非常怀念蕴珍。（1973年12月31日日记）

对亡妻萧珊的怀念，也占据了此一阶段日记的重要篇幅。在读书看电影的时候，在与人聊天的时候，在独自发呆的时候，巴金很容易就会想到萧珊。

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幼年》中“母亲”病危前写给“父亲”的信，我想到了蕴珍。“我对你和对孩子们的爱要和我的生命一同完结吗？……这是不会的！”托尔斯泰写得多么真实！我对蕴珍的爱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她也是这样。我永远记得她进手术室前我告诉她就要动手术的消息。她说：“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忍住眼泪说：“不会的！”今天，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说：“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别。（1973年7月18日日记）

去年今天上午蕴珍离家到中山医院，以后就没有能回来。一眨眼就是一年。我真想念她，也想念在安徽农村的小棠。（1973年7月23日日记）

1973年8月13日，是萧珊一周年忌日，在当天的日记中，巴金记下了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去龙华火葬场祭奠萧珊的情形，短短百余字，却能感泣鬼神：

站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望着蕴珍的遗像，我想起许多事情，我耳边一直响着她那句话：“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我流了泪。我真愿意我能够痛快地哭一场。我有多少话要对她讲！一年了。她离开我已经一年了。我永远忘不了她。（1973年8月13日日记）

萧珊比巴金小13岁，最初是巴金的读者，小说《家》点燃了她追求爱情与自由的信念，在她眼中，巴金犹如一盏照耀自己生命的航灯。在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两人在巴金40岁那年喜结连理，此后28年的婚姻生活，两人从未有过争吵，不论战火纷飞，还是政治运动，始终不离不弃。

在文革初期那段最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成为彼此唯一的慰藉。萧珊成了“黑老K的臭婆娘”，为了保护丈夫，她不仅主动陪着靠边劳动、挨批斗，甚至还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的毒打，终因积劳积怨成疾，一病不起。对妻子的这份深情厚谊，巴金没齿难忘，在妻子逝世六年后，他终于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名篇《怀念萧珊》，收录在《随想录》中。

翻译工作

恢复名誉后的巴金，很少参加公开活动，但许多几年、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恢复走动，如王仰晨、师陀、李晓舫、罗玉君等来家里探望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与老朋友的重新往来，让他心情颇为愉悦。

这段时期，他没有开始创作新的文学作品，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在两部俄罗斯名著的翻译上，改译屠格涅夫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以及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本都是大部头巨著。

早在三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巴金就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但对《处女地》的翻译他总觉得不满意，这是屠格涅夫于1877年在停笔十年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运动为背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的破灭和他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历程。

巴金几年前就决心重译这部小说，但进度缓慢，他在原来的译本上，逐字逐句地修改，从与日记一同公布的《处女地》改译照片来看，一本老版竖排的《处女地》，被巴金改得密密麻麻，而改译的“工作室”就是寓所汽车间楼上的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间内除了一张破旧的书桌、一把椅子，别无长物。

虽然条件如此艰苦，且根本没希望出版，但他还是每天翻译几百字，坚持了下来。或许是因为罪名被洗刷，他的工作效率比此前数年高得多，这也增加了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常在日记中写下改译进度。

《处女地》校改（或重译）的工作完毕了。这次继续搞这个工作，起初搞得慢，后来就渐渐地快起来了。想不到会提前在十月初结束。以后还要通读一遍，顺顺文字，然后抄一遍（每天抄一页，慢慢做下去，不急）。搞完了，松了一口气。以前几年搞不完的工作，现在四个月里面搞完了。总是一件好事，使我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1973年10月4日日记）

下半年起改译完《处女地》后半部共341页。重抄了前半部一至十章109页，又翻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一卷，第一章，原稿二十一页。（1973年12月31日日记）

《处女地》今天重抄完毕，共原稿466页，还打算写《后记》，（《后记即使写了，也不过一两页）。自己看看，觉得这次重译比三十多年前的“旧译本”好得多了。（1974年12月30日日记）

今天抄完了《处女地》的《后记》。这个工作告了一个段落，短时期内我不会再翻看这个稿本了。（1975年8月29日日记）

对于赫尔岑的回忆录，巴金在青年时代便喜爱这部书，他曾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此书成书于作者流亡期间，共有上百万字，它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展现了俄国和西欧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精神史。

从功利角度来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翻译这样两部作品是不可能出版的，而且还要冒随时可能被搜走稿纸的风险，巴金深知这一点，他也没有和出版社联系，准备手誊一本，送给国家图书馆，“对少数想了解十九世纪前半叶欧洲和沙俄各方面情况的人也有一点用处”。

这一工作不是上头布置的任务，而是他自己的长期夙愿，这或许可以看作巴金想要重新夺回自己命运主宰权的一种努力。在不能自由创作的岁月里，翻译或许可以为自己寻得一个精神庇护所，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找到精神寄托和觉醒的养料，这也是巴金自我反省与自主权利意识的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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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逝世时间：2013年10月22日）

侯仁之：读城记史的当代“徐霞客”

特约撰稿员／南夏

2013年10月22日，102岁的现代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就像他笔下所写、心中所敬的“徐霞客”一样，读懂城市的前世今生，记录城市的发展轨迹。他不仅是一个埋首书斋的学问大家，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卷入时代洪流的行动派。

把两块北京城砖带到美国去

侯仁之的人生起点和学术归途都与北京城有说不尽的情缘。1931年初秋，20岁的侯仁之从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转至通县潞河中学就读。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走出前门火车站的时候正是黄昏，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一眼便看到了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侯仁之为之一振，多年后，他写道：“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完成了历史专业本科和地理专业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因为战争中断了在京的日子。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继续他与北京的深厚缘分。他先是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成为北大副教务长，兼任地质地理系主任。他开始全面研究北京城的历史地理：北京城市水源、古代交通道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旧城改造等等。

改造旧北京城时，侯仁之被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请为该会的委员，从此，侯仁之开始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首都的建设任务结合起来。

“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这是地理学界对侯仁之的研究与北京这座城市关系的描述。“知之愈深，爱之弥坚。”侯仁之则用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北京的感情。

1980年夏，美国匹兹堡大学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中国北京的两块城砖。这两块城砖，烧制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甚至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早219年。把城砖带到美国的，就是侯仁之。上世纪80年代，这种城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它们被垒上胡同里简易厨房的山墙，或者是作为低洼地的垫脚石。然而最初，它们属于北京的古城墙。

上世纪80年代，当侯仁之得知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桥体损毁严重，随即撰文呼吁“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在他的大声疾呼和奔走下，卢沟桥很快得到妥善保护和整修，后来被列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北京计划修建西站时，最初选址曾考虑利用莲花池，因为池水几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且可以避免居民搬迁的问题，能够很快动工。侯仁之又坐不住了，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对北京城追根溯源的研究中，他发现“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二者血脉相连。最终，北京西站主楼东移。而这个干涸的水池仍让侯仁之放心不下，他继续建议恢复莲花池水源，再现历史风貌。

“一个人绝不可以忘掉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侯仁之的这番话，今日听来仍掷地有声。

侯仁之还曾提出北京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三个里程碑”，认为位于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和当时正兴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于北京发展意义重大，对决策部门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发表《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第一次通过严谨论证考察出北京建城时间，得到学界认可，并在北京广安门外建起蓟城纪念柱，亲自撰写《北京建城记》碑文。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接触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中国加入《公约》刻不容缓。他在归国后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中国应加入公约的提案，为国家所采纳，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侯仁之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词中说：“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经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个月后，为表彰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他“乔治—戴维森勋章”，这是设立于1946年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侯仁之成为全世界获此殊荣的第六位著名科学家。

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

家国兴难，与侯仁之的人生之路休戚相关。侯仁之曾说：“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说这段话时，侯仁之33岁，正值抗战时期，他的命运和民族命运一样，正在经受考验。

在抗日战争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北大、清华、南开都搬到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美日开战前，美国所建的燕京大学，还能庇护学生；校长司徒雷登秉持反法西斯理念，也支持、保护学生；作为北平硕果仅存的高校，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共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的重要阵地。

沦陷区使得很多学生难以继续他们的学业，要求“北上”或者“南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来，燕京大学建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是副主席。日本宪兵队经常包围燕京大学，要冲进学校抓捕进步学生，侯仁之利用自己管理男生宿舍的身份，临危不惧，与日寇周旋，及时通知学生逃脱，通报司徒雷登校长出面阻挡，使日本法西斯抓捕进步学生的企图无法得逞。

侯仁之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着秘密联系。通过一条交通要道，他和同学想方设法转移了很多学生到抗日根据地。他常常在傍晚，先把学生带到圆明园荒凉的小树林里，交给前来迎接的地下党组织，再由地下党组织把学生送到西山温泉游击队，再由华北抗日根据地把人接走，有的经西安最终到达延安，有的直接奔赴抗日前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北大红楼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走动的声音。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1年、缓刑3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现在干什么啦？”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搞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3年学业结束时，新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

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作报告，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侯仁之说。

“三家村干将”“文革”后的奋斗

1949年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的国家建设服务。上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领域拓展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侯仁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

季羡林对那段历史有过一个生动记录：“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学术的春天。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侯仁之是唯一一位文理兼跨、学部委员和科学院士双兼的学者。

从1980年到1990年十年间，侯仁之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80，侯仁之仍旧每天清晨三四点起床，到中午时分，他会说上一句：“我已经工作了八小时了。”夫人张先生评价他，“在我看来，这第二个三十年（指文革后的三十年）中，他几乎是全速奔跑，孜孜不倦，以勤补拙，不敢稍自懈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的旺盛精力一直延续到近90岁。”

侯仁之说：“上世纪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

走遍沙漠的当代徐霞客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情有独钟”。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1960年夏, 侯仁之和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做了为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

对于侯仁之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野外考察，在这个辽阔的沙漠地区，侯仁之看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发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自然环境变化的事实，所有这些都让侯仁之意识到沙漠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他投身沙漠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信念。

侯仁之之所以更加坚定地深入沙区，还和周恩来的一次指示分不开。他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论文集的自序中写道：“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黄河河套的西北隅，开渠引水深入乌兰布和沙漠，进行灌溉。当开挖渠道时，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与整个水利工程并无直接关系的偶然发现，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轻易放过，而是亲笔作了批示说，一定要查明这些墓群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批示，才为我打开了深入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的大门。”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和1964年，侯仁之连续两次对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地区进行考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70年代末，当侯仁之回忆起这次考察时，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他的学术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进入了辽阔无际的大沙漠”。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中断了侯仁之沙漠考察的计划。待他再次前往考察已是1978年。刚刚从这场浩劫中解放出来的侯仁之，重整行装，又义无返顾地奔赴十多年来一直未能忘怀的大西北沙区，投入到被中断了十年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当6月4日，西行的火车奔驰在包兰线上，侯仁之一边饱览车窗外的大西北那雄浑、壮丽的景色，一边用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在随笔《塞上行》中兴奋地写道：“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浩荡的东风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区的征途。”

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综合考察队，到河西地区的额济纳旗古居延地区和敦煌县古阳关地区做了为时一个半月的野外考察，完成了《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初步考察》《中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等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年逾八旬的他仍然持续不断去沙漠考察。1993年的暑假，侯仁之又带着学生们去内蒙古的赤峰市考察。不料大雨冲垮路基，火车只到京郊怀柔就返回了。于是，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结束了，那年，侯仁之82岁。

由于侯仁之年近古稀，继续从事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和研究已经力不从心，但在他的培养关爱和亲自带动鼓舞下，新一代的青年工作者在侯仁之先生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西北地区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一个崭新而充满生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新领域。大西北留下了侯仁之先生的足迹，见证了沙漠历史地理这一新学科的诞生。

侯仁之离开了居住60多个春秋的燕南园61号。这个园子里，有诸多大师级学者曾经居住过：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林庚……  侯仁之早年留学英国，养成了外出活动穿西装的习惯。即使夏天，也穿上一套浅色西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至今记得老师侯仁之的风采。

那是金秋时节，唐晓峰犹记得：园内阳光斜射，落叶缤纷。侯仁之带领研究生，在一处处遗迹间漫步，随走随讲。在侯仁之的讲述下，眼前的土岗、河床、废墟霎时间变成了有灵之物。而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另一教授邓辉说，后来他才逐渐懂得侯仁之的教书育人名言:“为师之道如叩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侯仁之指导学生，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是引导学生去发现、思考。 

而燕南园61号大门常向年轻人敞开，学生可以随时到家里请教。甚至在82岁时，侯仁之还兴致勃勃开了一门全校性的选修课。在电教楼的一个大教室，100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北京历史地理》。 

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站上讲台了。而往前数几十年，考入北大的全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听侯仁之讲“历史上的北京城”。这已经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惯例。

侯仁之在90岁的时候为自己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他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从小到大进的都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他一生的宗旨。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他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侯仁之晚年喜爱养猫，据说燕南园里所有的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遛过弯；每次有人去他家时，这些猫似乎知道侯老的客人到了，前呼后拥迎上前来。告别时，这些猫又从四处赶来，陪同侯老送客。

出生于1911年的侯老，亲身体验了无数次时代风云的变幻——抗战、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其人生也随着时代经历了若干次跌宕起伏。他对人生的反省、对历史的思考，特别是到了晚年，一直都在持续。

侯仁之2006年接受青年历史学者陈远拜访时，讲起了他热衷国是、英年早逝的弟弟：“他比我小，可是他是我的老师，他对这个国家有深的关切。而我只是书呆子，只知道读书。”

陈远追忆说：“侯老的叙述符合人们对他的认知——一个埋首书斋的学问大家，一个远离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同时，侯老的叙述也和他的人生经历相符：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那一个上午的回忆，都是时代的影子。中间有一次我问他院系调整中的一些问题，他跟我说忘记了。看老人的神情，不是忘记，而是伤心，所以之后我有意不再触及这个问题。”

陈远评论说：“侯老的去世让我觉得，侯老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温文儒雅的学者外衣之下，侯老心里也有一个怒目金刚，或者说，侯老心里始终住着一个弟弟，对国家对时事怀有深的关切。但是在时代的逼仄之下，侯老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了对历史地理这门冷学问之中。”

夏志清（逝世时间：2013年12月29日）

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

专访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记者／徐伟

如果把文人间的“笔战”，也看作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夏志清先生一生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却把两次论战地选择在台湾，一次与颜元叔，一次与唐德刚。他还把自己的数部主要作品放在台湾出版，包括《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爱情、社会、小说》，以及今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夏志清便在其兄夏济安主持的台湾《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数十年声誉日隆，成为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评论大师。他所推崇的西方文学理念，成为许多后辈文人学者的评判标尺。他掀起的张爱玲热，更是让张爱玲荣登台湾文坛至高无上的宝座。

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说，在台湾，几乎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他为所有后来的张爱玲研究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夏志清障碍”。

然而，夏志清在台湾的“深度介入”还不止于此，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一线或已退居二线的许多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是夏志清的朋友或学生，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白先勇、刘绍铭、琦君等人。

在夏志清逝世的消息被确认后，台湾的主流媒体争相大幅报道其一生成就，许多人向其致以哀悼和敬意。台湾可能是受夏志清先生影响最深的地方之一，但他与台湾文坛的往事却少有媒体提及，为此，《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他是台湾抗日名将丘先甲、丘逢甲的后人，父母皆为作家，曾被夏志清连赞“奇才”，并担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发会的演讲人，他的父亲创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向夏志清授予“杰出华人会员”奖牌。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夏志清都颇有渊源，让他来讲述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再合适不过。

记者：夏志清与台湾的渊源很深，他最早进入台湾文学视野是什么时候？

符立中：最早应该是在1957年，他评张爱玲的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这本杂志是由他哥哥夏济安及吴鲁芹、刘守宜、宋淇(林以亮)联合创办的，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夏济安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台湾文学评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几个重要门生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不久后，夏济安移居美国，在美国英年早逝，这些学生有些后来又间接师从夏志清，所以夏志清与台湾文学界有广泛的交流，他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台湾出版。

夏志清先生结过两次婚，两任太太都带到台湾来过。第一次是1966年暑假，带着洋人妻子卡洛及当年十岁大的女儿建一，到台湾住了半年，住在金华街205号，离我家很近。不幸的是，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因为房东将地板打蜡，他把右臂跌伤了。第二次是他1969年与王洞女士结婚后，到台港长住。两次都是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第二次有到香港中文大学兼课，他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和交游都很广。

整个台湾，知道张爱玲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夏志清，他去世的消息证实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台湾主要媒体都做了近乎全版的报道，连几乎不报艺文新闻的《苹果日报》也做了头条，赞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中国文评第一人”。

记者：都说夏志清是张爱玲历史地位的发掘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入台前，他已经有不少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在台湾流传，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符立中：《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台湾是在1979年，之前他哥哥夏济安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也引起过一些争议。

1972年，夏志清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作序，对张爱玲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提出，“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这样的评价，引起了评论家林柏燕的很大反感，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提出“张爱玲还在世，断定她的作家地位还太早，而那些所谓‘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所写的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语的确有“一锤定音”的意思，后来他予以还击，说“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他说林柏燕所举的三个例子——李贺、曹雪芹、麦尔维尔（《白鲸记》作者），都是生前不得意，甚至潦倒半世，死后才成大名，“假如生前就有人赞美他们，使他们名利双收，甚至活得长一点，多留给世人一些著作，或把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那照林先生看来，他们的作家地位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算不得清高了？”这篇文章对台湾的评论界影响非常大。

记者：实际上夏志清在台湾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台湾文坛影响很大，他跟哪些作家交往比较密切？

符立中：他在台湾艺文界有广泛的交往，包括林海音（《城南旧事》作者）、琦君、王鼎钧、李欧梵、余光中、于梨华、陈若曦、何怀硕、水晶、庄信正、王德威等人，1966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被他那又急促又好玩的口音逗得很欢乐，可是他拿出来的学问又很扎实。

他在台湾发表了大量的论述，他的《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都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本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之前问世，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比如说大家都忽略了，在中国，散文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学更崇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台湾的散文家琦君很重视，花了很多精力去写琦君的评论，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他写琦君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是他认为琦君的文章确实好，文学根底很深，他写评论完全是不看人的，以文本为唯一评论依据。琦君写她在浙江乡下的童年往事，写得相当圆熟、淳朴，充满人的温情，她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小说《橘子红了》，这个小说后来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周迅主演，非常轰动。琦君早年的散文受到冰心等人的影响，但是她能有这么长久的创作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志清的鼓励。

记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唯一被纳入的台湾作家姜贵，在大陆简体版中被删掉了，夏志清为何会如此看重姜贵的作品？

符立中：那个时候，在台湾，常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只有姜贵，姜贵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成了小说家。他和我父母也很熟，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和苏青有一段情史，当时苏青比张爱玲还红，有趣的是，姜贵和苏青分手后，他们互相把对方写在小说里头，都是用影射的手法，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姜贵写《三妇艳》，这是我首先发现并披露的。

姜贵的文学成就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个时候姜贵和夏志清并不认识，只是和夏济安有一定渊源。夏济安办的《文学杂志》是由明华书局出版的，而姜贵的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旋风》，也是由明华书局出版，《旋风》以共产党在山东崛起为背景，讲述他的家族故事，这本小说跟张爱玲的《秧歌》一样，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可以说，姜贵是台湾第一个拥有重要国际地位的长篇小说家，那个时候葛浩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贵的小说是台湾唯一在国外文学研讨会上被讨论的作品。

姜贵刚来台的时候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个人的身份，只是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贵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是把他放在附录三，而不是在正文里头，因为他写到共产党的崛起经历，在大陆版就被删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足本没能在大陆出版，夏志清也觉得相当可惜。

记者：夏先生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笔战，包括和唐德刚、颜元叔等人，都是以台湾为“战场”，这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符立中：这两场笔战都在台湾，由此也可见，台湾是他事业的“主战场”之一。他和唐德刚是为了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笔战，有些意气之争，我觉得对文坛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而与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的笔战很激烈，牵涉到台湾文学评论界霸主地位之争。

1976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发表《印象主义的复辟》，对夏志清大加攻击，夏志清以《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回击，开列了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说“文学研究，由他一人领导，实非国家之福”，并称“颜元叔好多书评、论文，都给人急就章的印象”，又说“事实上颜元叔的英文程度也有问题，他情愿闭门造车，也不求教于人”。这篇文章予颜重击，打倒了颜元叔文学评论界的霸主地位，也牵动台湾文坛往后的发展。往后夏志请得到了最崇高的位置，他所推崇的张爱玲就这样一步步走上神坛，这才形成了张派。

记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本书在台湾最开始受到了怎样的礼遇？

符立中：可以说与大陆截然相反，1979年，台湾的两大报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了在文学副刊上有所竞争，都举行文学奖大赛，奖金非常高，于是吸引很多人去看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而夏志清的这本书的评判标准，几乎成为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张爱玲由于曾经给“汉奸”杂志写稿，她在抗战胜利后就归于沉寂了，夏志清把她在日据时期的作品重新找出，把她正式写进小说史，然后使大家觉得张爱玲不但是一个阅读性很高的作家，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艺术才华精湛，用字遣句别出心裁，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张爱玲身价暴涨。1974年，《中国时报》为了争取张爱玲发稿，竟开出了一万美金的高价，邀请到张在那里发表了散文《谈看书》，由此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夏志清的书把西方小说的评判标准和美学理念传递到台湾，对许多后辈写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夏志清肯定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学标杆，具有神话一样的地位，她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追捧，甚至成为很多人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此前虽然也有作家，比如梁实秋，也被文学副刊给予十足的礼遇，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模仿梁实秋的散文，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模仿张爱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夏志清。后来两大报文学奖都邀请夏志清担任评审，足见其影响力。

记者：有人说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常带有政治偏见，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原因，他对左翼作家评价很低，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符立中：对这个问题，夏志清生前有回应过，他认为左翼文学，从祖师爷鲁迅开始，就有“人捧人”的习惯，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后来做官的做官，当文艺领袖的当文艺领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边，夏志清觉得他们已经被捧的太多了，甚至有些是名不副实的，他写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会一边倒的评价。

我觉得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先行，而是有一套统一的评断标准，他以什么样的高标准去评论张爱玲、钱钟书，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茅盾等人，包括文字意象、小说结构等，都是采用西方文学“新批评”理论范式，他对文学服务政治的那些作品的批评是不留余地的。对一些他认为好的左翼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等人。

记者：今年２月，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台出版，你是首发会的演讲嘉宾，可否给我们介绍和评价一下这本书？

符立中：这本书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我认为，这批书信价值最高的部份，在于张爱玲和宋家因电影《红楼梦》筹拍失败陷入紧张，接着宋淇陷入长期病痛，这是张爱玲最仰仗夏志清的时代。

此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研究，夏志清先生已经树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夏志清障碍”，导致往后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挖崛进度稍嫌慢了些。这批书信集的面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更多的面向，更加参透她的悲喜世界。

这本书的内容是从1997年开始发表，当年没有写完。夏志清先生居然在16年后完成出版，令人赞叹！据我了解：它在内地轰动的程度比台湾犹有过之，有出版社邀我介绍，开出1.2万美元的订金，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这些我都没插手，我看重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尤其现在回想起来，夏先生在逝世前奋力完成此书向历史负责，那份心意，令人感动。

后夏志清时代的张爱玲研究

文/符立中（台湾文学评论家）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所眷恋的世界。这位红光满面、大声说笑、迅于雷急如雨的老顽童，远比他的挚友宋淇和他毕生所追寻的张爱玲长寿。而他所立下的难以逾越的“学术障碍”，也终于面临重新检视的时刻。

长久以来，李欧梵、王德威和夏志清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仅有的三位文学类院士，这种局面直到2014年哈佛大学的李惠仪和台湾大学的曾永义上榜才得以改变。这个现象说明了文学成就的认定殊为不易，也部分反映了新论述突围而出的困难。

这个困难有实际创新上的，也有各界横加阻拦不予承认，比如迄今仍有人以政治立场刻意贬低夏志清，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夏志清逝世一年半后，直到今年4月27日，“中研院”才召开他的纪念研讨会，从时序的延宕和临时变动的名单，都不难看出各方角力的痕迹。

夏志清因张爱玲而永恒

这场由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研讨会，特殊之处在于将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放在一起探讨，当中还穿插了一场民间出版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发布会。夏济安比夏志清只年长五岁，但早在五十年前便去世了，然而他的学生，包括白先勇、李欧梵和“重学生”王德威等，都已成为当今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重要的研讨会，自然不能缺席。

加上“中研院”副院长王森、文哲所所长胡晓真，以及来自大陆和香港的陈平原、夏晓虹、陈子善、陈国球、季进、梅家玲、陈芳明等两岸学者，研讨会的阵容可谓星光熠熠。王德威匠心独具，在最后一场安排了“当代小说家论夏志清”，于是台湾重量级作家朱天文、骆以军得以上阵。而夏志清夫人王洞的出场，更使得声势如虎添翼。

夏志清固然伟大，但是严格来说，他的学术成就仅仅来自《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着实称不上“著作等身”。

更有甚者，他在创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阶段，明显受到了时空场域的限制。当然，以其一贯违背左翼的政治立场，这个漏失毫无疑问早已有人盯上，但是阴错阳差，大陆学者迄今无法全盘掌握张爱玲研究，使得夏志清的“先知”色彩难以磨灭，因此，也造就了他屹立迄今的不败金身。

夏志清自言他的成就包括“发现”了张爱玲、钱锺书和沈从文。三人文风各擅胜场，合纵连横，应付各种不同的文学需求，为夏志清挣足了学术声誉。然而其中不单最后一项有争议——沈从文早年以行伍出身，仅凭文名便当上西南联大教授，而钱、沈二人的史料，数十年来已被大陆学术界翻了个遍。在这种情况下，夏志清的传奇色彩能横亘至今，凭借的就是张爱玲。

长久以来，张爱玲的文名和研究局限于海外，内地有志之士莫测高深。直到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大量挖掘张爱玲的海上佚文，加上近二十年来对中共建政前“远东第一大都会”忆苦思甜，“上海学”的兴起，内地的“张学”研究才算建立独特的步履。

在中国文学研究进入西方学术殿堂之后，永远有颟顸者固步自封、顽强拉锯，加上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学，原本就有先天困难，研究进度同样缓慢。

能对“张学”研究另辟蹊径者，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不得不算一个。在2000年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根据台湾流传已久的“张派”（被认定者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袁琼琼、蒋晓云等），拓展到对两岸三地侦测的视野。

不幸的是，他所认定的“张派”，包括白先勇、王安忆、黄碧云等等，都遭到了当事人的否认，甚或有所动作。饶是如此，此“张派”谱系仍为漫不经心的文学论者广泛引用。张爱玲当然有许多仿效者，所谓的“影响”也分私淑与反弹(反其道而行者当然就不能列入“张派”)，王德威的这个“张学”谱系只要略加缀补，仍有臻至完善的可能。

小说之外的真实人生

张爱玲是个大影迷，她不但以影评进入职业生涯，而且拥有丰富的编剧经验。过去中国文学缺乏电影和小说散文的横向连结，完全违反西方文学家“作者论”的认定原则，自从李欧梵将“电影和电影宫”写进了《上海摩登》的第八章“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编剧家”便成为张爱玲的标签之一。

这块领域经过笔者在《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张爱玲的文学世界》中的论述，已略有规模。不幸的是，基于大陆对香港上世纪50年代影坛的陌生，一批抱持着“否定比了解容易”的评论人，仍然轻率发出“张爱玲香港剧作不及上海时期”这类论调。

实际上，张爱玲虽然老早就在小说中利落地运用镜头语言，但因其与大陆导演桑弧合作的编剧处女作《不了情》的失败，她的第二部作品《太太万岁》又退回到话剧你来我往的对话模式。而她在香港时代编剧的《小儿女》等作品，电影感仿佛进步了一个世纪，当中种种情节的勾勒，也可以看作其从早期作品横跨到《怨女》《易经》《小团圆》等经典的一种过渡。

作者生平是否应该与作品产生连结，是“新批评”争论的要点之一。由于张爱玲的小说大量取材自亲身经验，这个命题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从夏志清将《茉莉香片》的男主角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加以类比开始，张爱玲的隐私成为她避无可避的“光环”，她在奋力将亲身经验运用至写作之余，也付出了离群索居的代价。

目前最大量的误读，在于将《小团圆》中的燕山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的导演桑弧对号入座，这种铺天盖地的以讹传讹，即使予以澄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粉红色心理，也仍将作祟。

张爱玲确实和桑弧谈过恋爱，早在2013年，笔者就公布过张爱玲的信函：“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她既然肯用这个笔名写出《小艾》和《十八春》（后改名为《半生缘》），感情之深厚自属当然。问题是她早在写《秧歌》的时候，就安排了一个电影编导顾冈的角色，并且给他“编排”了一部电影剧本《遥远的乡村》(现实情况是前辈导演吴永刚导过这么一部作品)，既然她认为《秧歌》写得极其成功，并且也卖出三十几国版权，似乎没有炒冷饭的必要。

张爱玲本人曾经解释，《殷宝滟送花楼会》沿袭傅雷、成家榴的爱情细节过多，因此她将男主角的外形习性转换成圣约翰大学一名讨人厌的职员，桑弧是大陆有数的超级大导演，其黝黑的外形按理早已为人熟知，能够和白皙、顾影自怜的燕山牵扯这么久，只能说是他的不幸。

夏志清的缺憾待补缀

夏志清在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张爱玲才写出《小团圆》《易经》《雷峰塔》。虽然夏志清活得够久，能够看到这些作品推出，但因为老病，他已经来不及以其制高点的位置为这些作品写下论断，“众说纷纭”成为这些作品评价毫无例外的命运。

夏志清服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受他们的精神感召，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同时“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与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与信仰。”

他谈到，这些大文学家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并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

毫无疑问，这种对人性光明面的向往，与对黑暗面的剖析，使他和傅雷一样，一面倒地肯定《金锁记》，但这和张爱玲(以及与之相恋的桑弧)的民俗趣味背道而驰。虽然夏志清远比傅雷客观，花费同样巨大的篇幅去肯定和自己价值观不尽吻合的《倾城之恋》，但却没能说出后者继承了英国讽刺喜剧的传统。

也就是说，所谓的夏志清“了解”张爱玲这类用语，可能一开始就有落差。而当打破传统叙述模式的《小团圆》推出后，众多深具娱乐精神的评论家，仍然以19世纪通俗小说单线叙事的手法，来苛责“张爱玲故事说得不清不楚”，使得对《小团圆》的评价，留下迄今众声喧哗的定位。

夏志清的身影是巨大的，然而因为信息和学术观念的种种隔阂，即使面对张爱玲这样热门的研究题材，在他生前仍然留下了上述缺憾。至于亦步亦趋的投机论者，就更不足论了。

由于张爱玲的阅读人口在华文世界仍旧如此巨大，在它以严肃文学作品角逐商业市场的情况下，适当肯定几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家，似乎为当务之急。关于这部分，有待媒体与学人的一齐努力。在此，希望“后夏志清时代”的张爱玲风景，能够繁花荟萃。

夏志清：伟大作家的挖掘者

记者／徐伟

2013年12月29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享年92岁。

与他逝世后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震动相比，他离去时十分平静，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就在两个礼拜前，他还跟医生开玩笑，“我了解生死，不用替我悲伤，我已经可以永垂不朽了，因为我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种达观、幽默与自信，正是他生前给人的直接印象，他就像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直到生命的最后，还保持着赤子之心。公认的夏志清最好的接班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在悼词中写道，“他拥有传奇的经历、真正的普世精神、敏锐风格、批判意识与真知灼见。”

“没有人能够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僭越夏志清的观念、启发或影响。在许多年里，夏志清因其欧洲中心的立场与不争论的姿态被人置喙，但他仍然在争鸣中备受尊崇。今天我们可以回望或是嘲笑他的不足之处、偏见或其他种种，但他仍是一个制度的创始人，这是任何争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尽管夏志清至今仍被少数人指责，带有政治偏见来评断左翼作家，但在他眼里，作家只有好坏两派，而没有其他派别。他曾自信地说，“文学史永远写不完，功力在于你怎么看出一个作品的好坏，我的小说史到现在人家还肯定，这一点真是伟大。”

研究转向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随其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看不起教会学校，对其并不赏识，他却凭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的论文，在留美奖学金考试中脱颖而出，为自己赢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

1948年，夏志清进入耶鲁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的是西方文学。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格的，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考试。在夏志清之前，只有两个中国人在耶鲁拿到过英文博士学位，而他成了第三个。

在耶鲁的严格训练，使他打下了出色的西方文学功底，他成了英文系的优等生。后来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际真曾这样评价夏志清，“他的英文早已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更斯两位大师媲美。”

但连夏志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日后并没有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工作，而是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他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学。

1951年春天，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夏志清，面临留美还是回国的问题。如果留美，他必须找到一份教职或研究工作；恰好政治系的饶大卫教授正寻求助手编一部《中国手册》，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在同学的推荐下，夏志清顺利地成了这个编纂团队的一员。

他负责撰写《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两小章。在编写《中国手册》的过程中，夏志清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英文著述，“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夏志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写《文学》这一章，他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巴金、老舍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于是，在完成《中国手册》编纂工作后，夏志清下决心自己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没有资金，也没有教职，他向当时美国最大的研究资助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没想到竟然很快通过。从此，他过上了三年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名义上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

一书成名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是每年4000美元，从1951年7月开始，他每月要给家里寄100美元，自用2800美元，只够维持生活。

2013年12月29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享年92岁。

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回忆，“我来美留学，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到饭馆去打过一天工，洗过一只碗，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但那个时候，他尚无教授身份，没有固定收入，只能“过着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

由于耶鲁中文部门书籍极少，他只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书，通常是“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杂志，装一手提箱返回住处”。他只用了三年时间，便将这本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著作完成了一大半。

后来他又转战密歇根大学、得州奥斯丁城、纽约州波茨坦镇，教了六年英文。直到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才由耶鲁大学出版发售，他也因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的教职，此后数十年，他把哥大经营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

《小说史》出版后不到三个星期，《纽约时报》便刊出书评，对其大为赞赏。50年后，当夏志清溘然离世，《纽约时报》再次对他给予极高礼遇，报道其一生成就，并专访了他的最佳传人王德威。

夏志清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评点了从1917年到1957年，中国的十多位主要作家，包括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对他们给予了富有卓见和个性化的臧否，与当时大陆的评价体系形成强烈反差。

比如，他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茅盾开头很好，我很欢喜他。后来就不大好，一个人根据一条路线写小说，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来。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不能因为小资产阶级就要骂一通，这是不通的。”

主推四人

他在书中主推四位作家：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他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有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他还极为推崇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和苍凉的美学观”。

同时，他评价《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钱钟书比夏志清年长9岁多，两人在1943年就见过面，夏志清对这位前辈的学识和文采都十分膺服，后来还闹出过一个有名的笑话。1975年因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夏志清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引起很大影响，而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

不过，钱钟书并不以为意，三年后的1979年春，钱钟书访美，他在临行前写信给夏志清道，“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夏志清收到这封“最敬爱的前辈赞勉自己的信”，兴奋不已，他立即影印了一份，交给唐德刚太太，让她“带回家给德刚兄同赏”。

夏志清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同样予以充分肯定，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在评点《静》时说，“30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在当时的中国，沈从文和钱钟书都是被批斗对象，而张爱玲早在1945年就被列入“汉奸文人”的黑名单，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发掘了他们的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评价，使得他们进入严肃的文学史，这种功劳是开创性的。

人道主义

在夏志清的文学观念中，他特别注重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价值，对五四时期的小说，总体评价很低，认为“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看人看事不够深入，没有对人性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

他推崇西方的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认为“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

他在《小说史》的结论部分写道，“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这句话，台湾作家白先勇认为是一针见血之论。

白先勇也是夏志清相当欣赏的一个作家，他曾专门撰写《白先勇论》，夸奖“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说，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白先勇与夏志清有50年的交往，他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夏志清特别看重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哲学思想，他对宗教的悲悯情怀是相当推崇的，虽然他自己不信教，但是他是非常有悲悯之心的一个人。”

夏志清对人道主义的看重，在他的《人的文学》一书中亦可看出，《人的文学》本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名，他借用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名。他提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

他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文字是次要的，“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式的杜撰，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回味。”

因此，他评价中国的章回体小说，一直读到20世纪初年的《老残游记》，才碰到一位在专制政治下真正为老百姓请命，人道主义的作家。“单凭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实已和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一代站在同一阵线。《老残游记》，同杜甫不少诗篇一样，是真正‘人的文学’的杰作。”

政治偏见

夏志清是一个真性情之人，这从他的为人为学都可以看出。

在日常生活中，他喜欢说，“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真是太笨了”，但是他这种口不择言，并不会给人以不适之感，反而让人觉得其真诚可爱。白先勇向记者谈到，“他对人生的热忱到最后也没有减掉，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不会冷清，你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人间温暖，他很好玩。”

夏志清的真性情体现在作品中，便是好坏的明显区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绝不和稀泥。对于他认为好的作品，他从不吝惜最华丽的赞美之词，而对于他所瞧不上的作品，他也绝不含糊其辞，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评价。这种大褒大贬，自然容易惹来争议，因此他“名誉天下，谤亦随之”。

他的一生笔战无数，有的只是几个回合，有的则持续数十年，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他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笔战。他的《小说史》问世后，普实克立刻写书评，批评夏志清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夏则撰文反驳，他们的笔战，成为后来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

文学评论大家李欧梵先生曾师从普实克，又是夏志清的非正式弟子，他对两人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他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

“夏志清开创性的、里程碑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不啻晴天惊雷：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原创性上，没有任何一部书（无论是哪种语言），包括普实克的书，可以与此书相比。夏先生的比较视角，也令他展示了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独到观点，这些极具原创性的观点，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标准。”

由于夏志清对中国左翼文学和作家的整体评价很低，在80年代，他曾受到许多大陆读者的批判。至今仍有许多人，尤其在大陆，认为夏志清的书“在意识形态上偏见重重”，认为他的作品是“冷战学术”，“在理论上不堪一击”。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小说史》，“显示一种露骨的政治偏见，可能破坏了他的文学鉴赏。”

尽管这种认识被大多数人所否定，但“政治偏见”的标签似乎从未被摘去。李欧梵为之辩解道，“夏先生的政治思想从未影响他的文学鉴赏，他对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作家们一视同仁，采取统一的批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立场是有区别的。他高度赞赏鲁迅的短篇小说，却不喜欢其政治态度”。

夏志清对左翼作家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性地对待，比如他特别看重张天翼、吴组缃，他是读了很多齐名的作家后，才得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的结论。尽管茅盾、老舍是一定要入选，但他还是对他们的个别作品重估价值。

《子夜》一直被认为是茅盾最好的作品，而夏志清却认为赶不上他早期的《蚀》《虹》和后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猫城记》老舍自认为写的不好，但夏志清却对其予以重视。而他所推崇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这些在当时被淹没的作家，如今依然是读者热捧的对象，这足以说明夏志清超凡的眼力。

（本文参考书目：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李欧梵著《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王德威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吴天明（逝世时间：2014年3月4日）

影坛“老井”吴天明：一代电影之源

特约撰稿员／南夏

电影导演吴天明于2014年3月4日上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享年75岁。去世前一晚，他还在天通苑的工作室里看剧本，书架上放着的《百鸟朝凤》也没来得及公开上映。在这间工作室里，蔚然壮观的是各种奖杯，它们印证了吴天明的荣誉人生之路。“吴天明”这个名字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影坛的文化标志之一。

相比同时代的导演，吴天明作品不多，但每一部几乎都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人生》，到《老井》、《变脸》，他风光过，很早便在国外拿奖，任西影厂厂长期间带领西影厂创造了国内拷贝销售第一的“西部神话”；他也失意过，在美国四年间卖过录像带，回国拍《非常爱情》也无太大反响，反被说执著于主旋律。

他是第四代导演的出色人物，同时也是第五代导演的幕后推手。为了让张艺谋专心拍电影，吴天明费尽周折把张艺谋的妻子从县城调进西影图书馆，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在他扶持、培养的电影人才名单中，还有陈凯歌、顾长卫、周晓文、黄建新、田壮壮、何平等人。吴天明这口“影坛老井”成为一代电影记忆的源头活水。

百鸟朝凤一曲终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送别仪式上，贴着一幅用吴天明的5部电影片名串起的对联，上联是：“人生无奈常变脸 没有航标任漂流”，下联是：“老井无声胜有声 百鸟朝凤一曲终”，大字横幅：“春雨纷纷悼天明”。李少红、谢飞、张艺谋、何平、冯小刚、张纪中、陆川等知名导演出现在追悼会现场。这几乎是中国导演群体的最强阵容。

李少红在致缅怀词时，回忆起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将第一个终身成就奖颁给了吴天明。颁奖典礼上，“所有电影人起立为他鼓掌，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个奖项有10万奖金。吴天明接过这笔钱说：“我要把这笔奖金捐献给老井村。因为，老井村一口200年的井干枯，我希望这笔钱能帮助他们打一口井，让他们喝上干净的水。”

演员许还山特地从西安匆匆赶来，满头白发的他难掩心中的悲痛，他说：“前年我还和他一起演《飞越老人院》，我们俩那两个月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开车也在一起。”与吴天明相交多年的他，非常了解他，“他的想法很多，都与电影有关。可以这么说，他为电影而生，也为电影而死。他是在工作室里去世的。”

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现场朗读了给父亲的一封信。吴妍妍说，父亲还有“一大堆工作计划”：筹办吴天明电影学院、吴天明电影基金，还在筹划青年电影节。“《秦始皇大帝》是父亲准备拍的下一步电影，他对这个题材非常有激情。”

“命里注定，我一生都在寻求梦想。”这是吴天明导演在自传中说的一句话。这段话写在介绍他一生经历的屏幕上，像是他在向这个世界深情告别，也像是在向他一生深爱的电影致敬。告别大厅里回响着电影《人生》和《黄河谣》里的背景音乐，西北风格的舒缓与苍凉，最后一次见证了他对电影的赤子之心。

吴天明的农村三部曲《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连着拿下了国内外不少奖，殊不知这源自他的第一部电影《亲缘》拍砸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亲缘》我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我批评这部片子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能与之‘媲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正是因为这次失败的经验，他决定向虚假开刀。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中吴天明为了拍李纬演的“盘老五”裸体游泳这场戏，使得厂领导追着他嘱咐：“一定给他穿上裤衩！”拍摄《老井》时，吴天明大胆起用本是摄影师的张艺谋担当男主角，更是让从没演过戏的张艺谋捧走了1988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

张艺谋称“吴天明导演是我电影之路上的伯乐，更是第五代导演全体人员的伯乐”，“没有吴导演，就没有我的《红高粱》。也正是凭借这部《红高粱》，改写了我的命运”。“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会觉得过时、会是老电影。电影的拍摄手法和样式会慢慢变老，但他的作品有一种东西永远不变，那就是情怀、人与土地的大气情怀”。

《红高粱》的诞生，是吴天明在没有得到上级部门任何批示、没有获得一分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顶着巨大压力、隐瞒着上级、违反着规章制度，私下慷慨解囊和几个同仁凑钱启动的……即使在今天，吴天明的做法看上去也颇勇敢，而正是他的勇敢做法，以及那个时代中国电影的勇往直前，才给国产片留下了一批可以称之为传世佳作的作品。

张艺谋回忆，自己十几年来的电影，吴天明闭口不谈，“我知道，他这个人很耿直的，他就是看不上。我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等新片做好了，请头儿看一下，希望听到他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回顾中国电影史，吴天明和西影厂的黄金年代，可以称为中国电影的理想主义时代，那个时代的电影人热血沸腾，是真正把电影当艺术来追求的时代，在光影所制造出来的银幕世界面前，他们充满好奇心和奋斗欲，也正是这股原始的动力，促使着他们拍出一部部优质电影。

没有航标任漂流

吴天明，1939年生于陕西三原县。中学时，他就对文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观影体验，使他深深地被电影艺术的非凡魅力所吸引，下决心将来要从事电影工作。为此，他大量阅读电影书籍，并想尽办法观看更多的电影，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新鞋来换取电影票。

1960年，高中未毕业的他就报考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并在影片《巴山红浪》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训练班结业后，他成为制片厂演员剧团的一名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吴天明发现，相较于演员，自己更喜欢做一名电影导演。

为了获得更多专业的影视导演知识，1974年，吴天明参加了电影《红雨》拍摄。在这个过程中，他向著名导演崔嵬虚心求教，由此学到了许多导演知识，也学到了老导演身上那种对艺术的执著感和责任感。同年，吴天明又进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班（后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

1983年，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那时，该厂可谓中国电影的最高殿堂，其宿舍的每一个房间都走出了一位后来在中国电影业内呼风唤雨的人物：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

之后，吴天明执导了《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两部电影。前者当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夏威夷第四届国际电影节东西方中心电影奖；后者则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吴天明的名字从此在观众中震响。

影片《老井》则让吴天明轰动中外电影界。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北方贫瘠山村生活风貌的影片，拍摄于1987年。为解决老井村缺水的问题，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带领村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出了盼望已久的深水井。在影片中，吴天明大胆起用干摄影的张艺谋出演男主角。该片上映后大获成功，并于1988年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百花奖故事片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等多个奖项。吴天明本人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尽管吴天明拍的影片不算多，但每部影片都有着深刻的内涵与厚度，彰显着正义与民族使命感，反映着时代的忧患。这些每每获奖的影片无不表明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爱心和责任感。

1989年，吴天明辞去西影厂厂长职务，身往美国，最初他是受邀某大学去当客座教授，一呆就呆了四年。在美国的日子，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看电影，最多一天看九部。当然也有经济窘迫的时候，他曾开过录像带店，也和女儿包饺子卖给朋友，心情苦闷的时候，他一个人开老远的车到海边去钓鱼，一坐就是一整天。

在美国的那段时间，蒋雯丽、顾长卫与吴天明曾经一起在洛杉矶钓鱼，男人们先讲黄段子然后讲电影，然后是无尽的发呆。吴天明讲了一个段子：“喝高了，一看前面查酒驾，糟糕，早知道不走这条路。轮到我了，我颤抖着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警察对我大吼，赶紧滚，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额滴神，喝多了，原来没有开车。”蒋雯丽感慨地说：“那是他漂泊在外无法回来的时期，以笑话对待苦难，以孩子一般的心对待生活。”

1994年，吴天明回国。学艺有成，他再次执导了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变脸》。这部影片通过一个老艺人和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表达了人间的真善美。该片获得1995年华表奖最佳对外合拍片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变脸》中，吴天明仍然一贯地注重表现命运的悲怆感，但他找到了抵挡高加林、孙旺泉（《老井》中张艺谋饰演的男主角）身上那种绝望与孤独气息的办法，即用善报来消弭作恶，用温情来抵御无常，哪怕知道命运千疮百孔，也会勇敢以血肉之躯去拥抱。

公映于1995年的《变脸》和早两年公映的《霸王别姬》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作为吴天明提携出来的导演，陈凯歌用他的作品证实了他的青出于蓝，但他的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深沉情感，会从吴天明的作品那里找到渊源。

老井无声胜有声

1983年，吴天明正拍《人生》的时候，他接到当西影厂长的任命，那时他还没到44岁。只是那时的西影厂，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十部电影中西影一部也没有，反而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有三部隶属西影。

吴天明拉拢了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等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都到西影来拍片，尤其是张艺谋的《红高粱》，吴天明的推动功不可没，那时候的张艺谋还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吴天明在西影厂照样给张艺谋发工资，还把张艺谋当时的家人调到西影厂工作，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给他们。很快，西影厂的拷贝发行量从倒数第一变为正数第一。

作为西影厂的著名编剧，芦苇为参加老领导吴天明的追思会，专程从美国赶回来。对于吴天明被封为“第五代导演教父”，芦苇表示自己是目睹者，他感叹说：“天明为了给第五代导演争取机会，为了扶持第五代导演，还给人下跪过。”

芦苇回忆，当时吴天明当上西影厂厂长后，很多人都找上门来，表示想拍电影，但吴天明对其中的一些人有看法，“曾经有一个很老的导演，他一生没有拍电影，天明也不看好这个人，他为了得到拍电影的机会，一进天明办公室就跪在那了。当时天明二话没说，扑通一声给跪了回去，两个人跪在那相视了足足好几分钟，天明说‘你先站起来’，老导演说‘厂长你起来，你给我跪着我很难受’，天明说‘好，你别跟我提条件，你把机会给更有机会的人’。”

在这样的压力下，吴天明扶持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芦苇感触道：“这个事情别人不知道，我是西影厂的老职工，我是知道的，所以天明对你们这代人成长，是有担当、有风险的，他是顶住压力的。”

20多年前，吴天明率领的西部电影军团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张艺谋和陈凯歌也是在他手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在拍摄《老井》时，当时原本只请张艺谋做摄影的他，突然发现张艺谋很符合角色的形象，索性让张艺谋担任起男主角。而就在拍摄期间，张艺谋也向吴天明提过想拍《红高粱》的想法。当时人在西影厂当厂长的吴天明十分支持。

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拍摄最初的做法是违反规定的，据吴天明回忆，“张艺谋只拿了一个小说提纲给我，剧本什么的都没有，就向我提出想拍摄《红高粱》这部电影的想法。在拍摄《老井》时，我就觉得张艺谋当导演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也就拍板决定了。”

但剧本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到了种高粱的季节了。但是还没有剧本就投钱拍电影是根本不符合规定的，也没有钱，怎么办？吴天明就找当时的各个车间主任，好不容易凑了4万块钱，拿到钱后张艺谋马上到山东外景地种红高粱。“现在想起来当时要是不冒这个风险，没有这个举措，估计也拍不出《红高粱》。”吴天明说。

而陈凯歌的《孩子王》快要拍摄完成的时候，北京正在举办影展，邀请了不少外国公司前来。为了不放弃这个推广《孩子王》的好机会，吴天明下了不少工夫，“当时《孩子王》没有报名参展，人家不接受，无奈之下我们就私下准备在北京进行一次试映。于是就到北影厂贴海报，结果贴一次被人家撕一次。”

无奈的吴天明最终想到一个办法，趁着那些前来参加影展的外国人吃饭的机会，进行一对一推销，就带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请在某某时间到某某放映室去看《孩子王》”，一桌一桌地向老外推荐。当时陈凯歌知道后，也非常感动，就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情”。“通过这次电影展，《孩子王》成功卖给14个国家，是该次影展卖得最好的电影。”

不仅仅是张艺谋和陈凯歌，黄建新、何平、顾长卫等一批第五代导演都是吴天明一手推出来的。如今，这些响当当的导演在电影圈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此，吴天明却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当时我在厂长的位置上，我就是借助那个位置扶了他们一把，仅此而已。”

但在评价第五代几位代表导演的作品时，吴天明却有过“沾了他们的光”的言论，谦卑的姿态明显。但人们不会忘记，是他和他领导的西影厂，制造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西区故事”，中国电影的“西北风”，为中国影人带来了迄今难以超越的荣誉。

人生无奈常变脸

今年2月12日，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吴天明特地跑去看电影，因为他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一天票房就能过亿元。看完《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爸爸去哪儿》之后他仍然纳闷，问同是第四代导演的郑洞天：电影怎么是这么拍，这么拍的电影为什么一天可以过亿？郑洞天自然也说不清。

但自3月4日吴天明去世后，郑洞天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实事求是地讲，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所以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它可能就是应该发生的。”

这种“过时”可能因为他们存有另一个电影时代的记忆。郑洞天清楚记得，30年前的5月27日，百花奖在成都举行，刚开会就下起大雨，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现场的观众因为看过天气预报，早为他们准备了雨衣、草帽等。散会之后，没有人离场，观众们站在雨中看完了该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吴天明的《人生》。谢晋当时感动地说：“我去过世界上很多的电影节，再伟大的电影节也不过如此：一万两千人站在雨中看电影节。”

“这是和一天过亿的区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和现代人的区别。”郑洞天说，“人们可能记得当年的《老井》、《变脸》，或许也曾感动于《飞越老人院》的老周，但吴天明的电影梦并不止于此。我一直在想，吴天明最后躺在床上，急救车在行驶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

郑洞天说：“他至少会想三件事吧。第一，就是他曾在曲江办了第一届免费的全国青年剧作者进修班，他当时是希望每年能够办一届，这肯定是他最遗憾的事。第二，他一直希望看到艺谋和凯歌再次拿出《活着》、《霸王别姬》那样的作品，他原来有这样的信心，可惜他走得太快，还没看到。第三件事，到今天为止没有媒体说过，他还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没有问世：电视剧《牛虻》，在十年前被莫须有的理由枪毙了。他鼓励你们这么多被枪毙、被审查的作品，让你们要有信心，可是他自己到死还有一部作品是被枪毙的。”

吴天明曾对媒体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电影市场有很多问题，制片方、投资方、发行的、宣传的，都有问题。观众是需要引导和培养的，每一国都是这样，唯独我们中国是看观众的，我们的影片比观众的水平还低，对不对？这些东西应该是官方来引导，但是我们官方不管这个，他们只认数字、票房。”

2013年7月，吴天明最后一次和张艺谋见面，商量改编贾平凹的《秦腔》，结果一家非常著名的网站娱乐记者现场偷拍，对图说话，形容和张艺谋会面的“汗衫搭配地摊裤”的老头是个“秃顶中年男子”，“带着衣着暴露的女秘书”（注：实为吴天明女儿）的“暴发户”——在这个时代，这是个非常讽刺却又常见的图景，即便是专业的跑娱乐的记者，都已经认不出来，这位看上去才“中年”的搭公交车的“暴发户”，就是著名导演吴天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谈及吴天明的晚年生活，张艺谋坦言：“能感觉到他晚年不快乐，想拍的电影不能痛快地拍，又不愿意做那些应景的东西。经济上感觉不宽裕。”老搭档罗雪莹说：为什么吴天明不爱去医院，因为他经济条件不好啊，在北京看病是无法报销的，进医院都得自己花医药费。

吴天明2012年在接受某网站采访的时候曾说，“怀念单纯勇敢的创作时光，痛恨虚假功利的商业环境。”这句话其实也总结出了他那代人之所以创作丰收的原因所在，即“单纯勇敢”。现在的电影环境也单纯，不过是单纯为了钱，也勇敢，不过是“勇敢”地玩包括偷票房在内的各种小动作。真正把勇敢用于电影表现领域开拓上的人少了，愈加显得吴天明式勇敢的珍贵。纪念吴天明，除了向往他所处的创作氛围外，更多还是要从他身上感受那份对电影的热忱，以及为了电影不顾一切的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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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措汪杰（逝世时间：2014年3月30日）

红色藏人革命家平措汪杰

共产主义革命中，西藏曾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平措汪杰最早在西康引入星星之火。解放军进藏时，缺乏熟悉西藏风情的干部，精通汉藏两语、熟悉西藏政界、信仰共产主义的平措汪杰完美地补了缺。

记者 / 陈祥

1951年夏，一支三百余人的军队行进在昌都到拉萨途中。他们是“进藏部队先遣支队”，隶属于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18军，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带队。队伍一路上翻越重重横断山脉，面临交通恶劣、补给匮乏、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和严寒等困难。

“这对汉族同志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困难，何况当时一无这个地区的详细地图，二不明道路。”王先梅追随丈夫王其梅行军，忆及这趟艰难跋涉时感慨万千。王先梅特别感激以平措汪杰（以下简称平汪）为首的一批“藏族同志”，他们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担任向导、翻译、调查、组织牦牛运输等任务，还帮助选择宿营地、识别水和草是否可食用，介绍高原气候的常识。

“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葛然朗巴·平措汪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3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是《人民日报》的讣告。在八宝山，平汪的遗体身穿藏服并覆盖党旗。习近平在内七常委、已退休的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朱基等人、习仲勋夫人齐心，都献上了花圈。平汪能得到这份殊荣，与他的贡献密不可分。

带红色汉人进藏的红色藏人

解放军入康区时，20岁的平汪开启了人生中的风光时刻。朱德发来电报，要他向负责西南地区军政的二野首长邓小平、刘伯承报到，为二野进藏做准备。进藏的最大难处是后勤补给困难，藏军虽然效法英军轻步兵，但发展程度低下的西藏社会导致藏军无甚战力。

共产革命中，西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解放军缺乏熟悉西藏风情的干部，精通汉藏语、熟悉西藏政界、信仰共产主义的平汪极完美补了缺。邓小平指出平汪的任务，是统战拉萨上层阶级，维持汉藏关系。他被任命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部长，同18军一道入藏。平汪召集藏人共产小组旧部，一起为解放军工作。

18军顺利攻下昌都，俘虏了噶伦、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结束东藏的战斗。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旺晋美去北京，参加共产党和噶厦政府的谈判，平汪担任翻译并做了诸多消除误解的工作。这次会议诞生了著名的“17条协议”，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签署协议后的当晚酒会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汪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宴会结束，平汪累虚脱晕倒。翌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更大规模宴会，噶厦的官员第一次见到十世班禅。毛泽东夸平汪：“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1951年9月9日，平汪参加了解放军进藏先遣队的拉萨入城仪式，面对噶厦政府的热烈欢迎，“我们很有气派地进入了拉萨，士兵们扛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型照片，我和王其梅行进在队伍前面。”平汪回忆起风光的一刻，他也因此被称为“带红色汉人进藏的红色藏人”。

18军主力部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12月1日，一野（西北局）的部队到拉萨，当时二野负责对达赖的工作，一野负责对班禅的工作。两部整合成新的西藏工委，二野占8人，一野占3人，平汪是工委内唯一的藏族成员，对稳定汉藏间关系起到桥梁般的作用。

1958年平汪被调到北京的全国社科院工作，随后被批评存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1960年他入秦城监狱，直到1978年出狱，后任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习仲勋在1983年人大会议上介绍人大常委成员平汪时说：“他曾作出巨大贡献。”

监禁期间，平汪发明了一套辩证法体系，最后写成巨著：80万字的《辩证法新探》、20万字的《月球存有液体》、60万字的《自然辩证法新探》。晚年的平汪，以哲学思考为主业。

从憎恨刘文辉到热爱苏联

1922年，平汪出生于西康巴塘（今四川省巴塘县）。7岁到12岁，平汪在中国政府的现代化学校里学会了汉语，也奠定了视野。巴塘还有所美国教会学校附孤儿院，他从那儿略微了解到西方文明。

1932年的西康事变对十岁的平汪造成巨大冲击。蒙藏委员会委员、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年初率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特别训练班学生来到巴塘。他一边发展地方党务，一边考察康藏国防情况。一心想让西康独立建省的格桑泽仁，逾越了中央赋予的权限，抓住驻康定的川康边防军哗变扰民亟须镇压的机会，组建地方临时政府和民团介入康藏纠纷，他自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及省防军司令”。

格桑泽仁的做法激化了康藏局势，南京方面勒令他解散民兵，他假民意抗拒中央指令。很快，藏军与格桑泽仁部交火，不过藏军同时与四川省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开战。刘文辉接济军火给格桑泽仁，格桑泽仁部还是被藏军重创，最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当格桑泽仁奉命回内地后，刘文辉部清洗了平汪父亲所在的巴塘民兵，处决了几个首领。

事变背后的各方角逐非常复杂，但平汪简化历史，将格桑泽仁视为生平第一个偶像。平汪一辈子都记得格桑泽仁穿制服、骑马抵达巴塘的情景，他在晚年自述里形容偶像“浑身散发荣耀”。“我恨死了刘文辉，渴望有一天能报仇。”那次动乱后，平汪“渴望成为像格桑泽仁那样受过教育的现代藏人”。

不平常的家庭环境接着塑造平汪，父亲是反抗刘文辉的积极分子，舅舅洛桑顿珠任职于中央政府的蒙藏委员会。走出封闭世界的机会来临，舅舅在1935年回到康定，在参与西康建省并反对刘文辉的行动失败后，他不得不回南京。闯荡内地以学习现代化知识，一直是平汪的梦想，他坚决要求随舅舅远走。

为鼓励边疆青年赴内地求学深造、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政府于1931年成立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特别班，1933年扩成校附设蒙藏学校。舅舅两兄弟一家都是蒙藏委员会要人，故平汪在1936年顺理成章进入该校，着制服体验军事化管理，当时有三百多学生，其中藏人不到20人。课程主要有中文、数学、历史、地理，老师上课用汉语，对于藏族学生额外教授藏文藏事。优渥伙食外，每月发10块银元的补贴。每次把学校与故乡的简陋村庄对比，平汪总为自己的经历感到惊讶和自豪。

不久，淞沪战事爆发，平汪所在的学校逐渐西迁。此时生活水准直降、学校纪律松弛、课程经常暂停，种种矛盾促使有反政府倾向的学生组织雏形渐现。平汪对刘文辉依然怀着刻骨仇恨，但他热爱整个中国，他希望能加入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新兴军种——空军。平汪带着藏族同学达瓦，请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写介绍信给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和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周至柔，要求成为飞行员，平汪还幻想能驾机轰炸刘文辉总部。

空军方面未给回复，俩人盘缠用尽陷入困顿。幸好舅舅派格桑泽仁带来钱，格桑泽仁极力反对两位藏族青年从军，理由是藏人到内地应以学业为重而非打仗，一旦伤亡将浪费政府的教育投资。他俩同意回去，翌日收到空军官校的特招通知书，颇为尴尬。

1938年末，平汪随校到重庆。他发现重庆的共产党刊物比南京多，学校当局在混乱秩序中无法限制学生的阅读选择。支持共产主义的班主任非常赏识他，常在夜里把平汪叫到自己房间“开小灶”，他给平汪找到众多共产主义刊物，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让平汪记忆犹新的是，班主任给的第一本书是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二本是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两册书对他产生巨大影响。他感谢这些读物：“彻底改变了我作为一个藏族人看事情的方式”。

由于深信任何民族在苏联都享有平等权利，平汪崇拜加盟共和国体制的苏联。他的志向依然是让藏族不再受刘文辉的欺凌，但解决问题之路径已然清晰，首先需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然后西藏以平等身份入共产国际。平汪最初对中国共产党所知甚少，第一次详细了解是依靠班主任给的《西行漫记》一书。

1959年9月，藏民聚集在宣传墙前观读藏语版毛主席语录。

屡建藏人共产主义组织

1939年，一个由藏人自发组成的红色地下组织“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在蒙藏学校成立。最初的成员是平汪、根曲扎西、喜饶、玛甲顿珠、阿旺格桑，他们多由于阅读左翼书籍而走在一起，发誓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藏族自治事业。

此秘密组织一无严密组织结构，二无明确的行动纲领，他们更像是一个小规模的读书会。平汪众人将《国际歌》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歌曲翻译成藏文，他们还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信，称谓是“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东方所有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为争取更多藏族学生，他们成立一个更大、更公开的外围组织“西藏各地区学生四川联合会”。提高学校伙食待遇是一大斗争目标，而当时正是中国独撑抗战的最艰难时刻。他们的有组织活动到底引起了注意，平汪不顾校方的警告和劝诫，带领藏族学子抗议校领导并砸坏桌椅。最终，蒋介石亲自来训话，未收效。不久后，平汪和根曲扎西被学校以不遵守校规为由开除，根曲扎西的罪名是违反校规与妻子同住。

平汪留在重庆，与在校的、毕业后留重庆工作的秘密组织核心成员保持联系。他们自告奋勇走进了苏联大使馆，遇到苏联外交官、汉学家费德林。平汪三人汇报了组织发展成果，期盼能去莫斯科学习，但苏联并不将其当回事。平汪第二次见费德林时，要求去苏联接受军事训练以回康区打游击。最终，费德林给了平汪一百元巨款，足够他维持半年生活。不过即便没这笔钱，平汪生活仍然无多少压力，他吃住在舅舅家里。

正如所有进步人士都会为周恩来倾倒，平汪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后激动不已，他托人给共产党的外围要员邹韬奋写信，希望能去延安，学成后回老家推翻刘文辉。邹韬奋的秘书接见了平汪，劝告他去延安不便。平汪按指示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代表周恩来接见平汪，惊讶道：“我从没想过能听藏族人讲这样的话。”

平汪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最终赠予他和喜饶各450元路费，言明若不能过西安，就去青海开展革命。果然，俩人到西安后先后折回重庆。此时，平汪的仇恨对象已从刘文辉扩张到整个国民政府。随后，当费德林认为平汪可以去苏联留学时，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打碎了他的留学梦。平汪决意回康区开展革命活动，费德林给了一千多元，另有数百美元和英镑，这便是革命启动资金。

1942年，平汪在康区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星火社”，名出毛泽东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批成员有平汪、阿旺格桑，还有三名巴塘的康巴人。手无寸铁的平汪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欲统战当地实权人物来为革命积蓄力量。他联系上手握数百民兵武装的贵族夏克刀登（以下简称夏克），利用藏族贵族与国民党县政府的矛盾，借民族情绪灌输革命思想。平汪直言要在金沙江以东建立一个统一的藏人政府，最终要卫藏、康区、安多统一起来。传统藏人夏克对统一大西藏的理念觉得不可理喻，当时世人将康巴人和藏族人视为两个民族，夏克恨拉萨甚于刘文辉，对南京（重庆）政府则毫不在乎。

时日一久，康定的国民党办事处发觉平汪所为。1943年平汪西渡金沙江，跑到国民党插手不到的卫藏地区。平汪得到了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的赏识，他满足了宇妥了解高原外世界的渴求。宇妥曾在英属印度接受过军事教育，是拉萨高层里的开明人士，他希望平汪留下来帮助训练军队以抵抗刘文辉。平汪心怀改造藏族社会的雄心壮志，执意要去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萨，他把共产小组和共产主义书籍、画像等信物带入了拉萨。

1944年平汪给自己的组织重新命名，对内是“西藏雪域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对外号称“西藏人民统一联盟”。他们欲先改革西藏政府，让后藏班禅行辕、康区、安多的人进入核心统治圈，第二步是在康区开展游击战。平汪得到了四位噶伦之一、宇妥的小舅子索康·旺钦格勒的器重和庇护。不过，四个噶伦都深信轴心国将取胜，最眼前的威胁——英国将撤离印度，而日本不会染指遥远的西藏。

沮丧的平汪只好转道求助于印度共产党。当时，卫藏人去印度的交通远较去内地便捷。在有众多藏人居住的印度东北部城市噶伦堡，平汪联系上了印共，随后去加尔各答找印共中央委员会。他的联络人是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巴苏医生，巴苏曾领导柯棣华在内共5人的印度援华医疗组为八路军服务。平汪要求印共助他经中亚赴莫斯科，印共最终以易遭英国逮捕为由，给路费劝他回西藏。

待平汪回到拉萨，已经是1945年初。噶厦政府态度冷漠，平汪一行带着几杆枪回到康区酝酿武装起义，二战已于他到家前结束。平汪结识了云南康巴地区德钦县的一个实权人物恭布泽仁，他汉名海正涛，曾任职于红军长征经过康区时建立的地方临时政府。他们成立了“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然恭布泽仁死于争夺枪支引发的内讧，平汪一行仓皇出逃，于1947年底回到拉萨。1949年7月，他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理由是他的共产党身份。“拉萨不是贵族的拉萨，是全体藏族人的拉萨，我有权待在这里。你们今天可以把我赶走，但明天我还会回来。”平汪向围观的民众发誓。

世事难料，当平汪在老家巴塘准备武装暴动跟刘文辉进行最后一搏时，刘文辉易帜了，多年的反抗目标烟消云散。共产党很快召唤平汪，请求他协助解放军进藏，他又回到了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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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逝世时间：2014年9月9日）

汤一介：一个粹然儒者的前后三十年

记者／刘荣

2014年9月9日20时56分，著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一代国学泰斗汤一介阖然辞世，享年87岁，未能赶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教师节。

汤一介，原籍湖北黄梅县，1927年生于天津。自幼家学渊源，家祖汤霖是前清大学士，乃父汤用彤为哲学巨匠，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因此，汤一介深谙古典国学之体。其妻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泰斗人物，夫妻互为璋补，进而得普世价值之用。80年代后，汤一介会通中西，承接古今，以“对话”为桥梁，探索中华文明在世界轴心文明中的位置，寻求“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

汤一介不仅早年在儒道释三领域的研究上有卓然贡献，更在上世纪80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两个学术团体一起，引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启蒙。21世纪后，又投身国学典籍的整理，带头编纂大型丛书《儒藏》与《中国佛教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让弟子杨立华赶往湖北黄梅县，参加其父汤用彤纪念馆的开幕仪式暨学术研讨会，足见汤一介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

外界常用“一介书生”表示对学者汤一介的尊称。而谢世之后，汤一介的友人与同事——学者龚鹏程这样评价他一生的行事为人：一个君子儒生，一个粹然儒者。

刚毅木讷：８０年代后他的反思十分彻底

次日，汤一介去世唁闻发布，大众媒体、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一时间悼声如潮。然则亦有争议声出现。学者展江不仅感慨：“大师无定义，只在论者心中，然跟帖口水太多，理性与文雅少见”，在盖棺定论之时，对于汤一介前后三十年的学术选择，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汤一介曾在文革后深刻自我反思，他20岁出头投身学术，“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因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

这三十年弯路，与他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初衷分不开——“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学起他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彼时，他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未能体认到，接下来巨变中的现实与自己的初衷已经不符。1973年，他被选入梁效班子，为毛主席“做材料工作”。对只尊“一言堂”的风气一度也产生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也就未深究，即使在文革初始被打为“黑帮分子”，也还“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他被隔离审查，陷入迷茫：“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之所以走了弯路，主要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于是他决定“只能听自己的”。

对于围绕着汤一介文革经历的争议，思想史学者许纪霖表示不忿。他告诉记者，70年代汤一介的经历，属于“一代学人的整体迷失”，并非“政治人格上的污点”。而从8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末的重要历史关头，汤一介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责任和道德勇气，之后，个人对昔日的学术选择反思也十分彻底，难能可贵。“汤一介的气节被今人怀疑，可见当下时代是多么不宽容，”许纪霖说。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则表示，“再伟大的人物也难以保证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他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有理由的。”

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不离不弃，不与之划清界限，还打电话为其辩护，每封来信仍坚持“乐黛云同志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至1978年才得以平反。1980年，53岁的汤一介在北大重新讲课，从此不再与政治有瓜葛。正是因为这三十年的弯路，汤一介从此开始了另外三十年的学术“拨乱反正”。

私下里，汤一介给朋辈们留下的印象是“人格正直，值得信赖”。龚鹏程与汤一介结交20余年，二人初识于1989年“纪念五四”70周年研讨会；后来龚鹏程受邀参与汤一介办的蔡元培学术讲座，讲座内容整理出书，从此结缘于北大；后来，龚鹏程《四十自述》出版，汤一介为其作序。龚鹏程眼中的汤一介十分忙碌，虽然难得谋面，依旧待人诚恳。“一起吃饭，他会先订车，我想办书院，他会留意选址。我只是一介后辈，先生视我为友。他古道热肠，治学严谨，在学术圈非常有号召力。”正因此，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儒藏》系列丛书的编篡研究，才能联合到庞朴、张岱年、冯友兰、梁漱溟和李泽厚等一众大家，同时吸引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追随其后。

“传统儒家说士人要刚毅、木讷，说的就是汤先生”，王博说，汤一介晚年愈发话少，低调，敏于事而讷于言，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儒藏》的编撰中去。

未竟《儒藏》：整理国学经典“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9月10日上午，位于北大理科大楼的《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只剩下几个轮值人员，因为汤一介走得有些突然，同事们倾巢而出，忙于料理后事。

如今，汤一介任总编撰的大型儒学典籍——《儒藏》已经完成了100期。王博表示，在汤一介的带动下，《儒藏》已经确立了一套制度，培养出一批人手，虽然下一任总编撰还未确定，这个大型文化项目将继续下去，直到2025年全部完成，以偿汤一介的未竟遗愿。

在汤一介后三十年的治学中，他并未忘记乃父汤用彤“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遗风。在文化上始终抱有家国情怀。追求哲学理论系统的建构与创新。开学术史之先河，以真善美为基础构建中国哲学，并坚持思考，与时俱进，在不同时期提出“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启发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他撰述《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又着眼于文化全局，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扬弃。他认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和古今的二元对立，不能孤立盲目地提倡“国学”，而是要在全球视野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出路。他多次出国访学，因此更为重视自己的传统，“有自己文化传统，且珍惜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也因此，他将文化思考放到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上。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过去有《佛藏》《道藏》，一直没有儒学典籍的整体编撰。因为工程浩大，明清两代学者都有心无力。2003年，已经76岁的他成为《儒藏》工程总编纂。次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工作。组织下有近400人，研究学者来自两岸三地华人圈，也有来自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文化圈。他表示，希望这项跨国工程的产物是可信可用、规范的传世版本，在100年内能助益于各国学者。

接手《儒藏》时，汤一介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十几年来抱病工作，医院进进出出。四五年前，龚鹏程曾邀汤一介夫妇去台湾讲学，手续全部办完，因汤生病而不能成行。接手《儒藏》完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汤一介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接手了《儒藏》编撰工作小组，只要身体撑得住，他坚持每周参加《儒藏》的工作会议。

今年“五四”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曾看望汤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况。2014年6月，汤一介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旧邦新命：最大遗愿是中国能出大哲学家

何为旧邦新命？这一提法，见于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他解释说“中国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中国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汤一介一生努力方向以及未竟遗愿之所在——在新的时代如何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

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弟子杨立华告诉记者，除了《儒藏》《中国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释道三教关系史》这些具体的未竟项目，老师最大的遗愿是看到中国能够出现真正的大哲学家。

汤一介这一生一直谦称自己为中国哲学的思考者，从不以“国学大师”自居。他曾经感慨上个世纪后半叶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师。只有两位学者他非常欣赏，认为称得上大师——已故的北大的费孝通先生和华师大的冯契先生。前者在晚年行事低调，提出了对中国有很大影响的三个思想：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后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以及西方的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二者无疑对汤一介后来的治学启发很大。

许纪霖表示，汤一介和王元化一样，深知传统的伟大，也知道传统的糟粕在哪里，他们敬重80年代的启蒙传统，并试图推动传统走向普世的现代化道路。他还表示，学界常以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来框定汤一介，实际上把他的境界说小了。“他有大气象，心里装的是整个中国文明，这文明里有儒家、道家和佛家。汤一介把这些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里，是一个人类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

同时，汤一介身上又确有儒家人格“温良恭俭让”的气质。正是这种底蕴，让汤一介看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底线是“兼容并包”。而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兼容并包产生自由思想，进而最终促进中国文化“旧邦新命”、“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实现。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产生自由思想的土壤，接受的是“全盘苏化”，因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大师。

汤一介毕生追求思想自由，曾说过：“我有一个想法，政治上也许可以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应该允许讨论。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应该是百家争鸣，这样学术才会真正得到发展。因为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力。”

康国雄（逝世时间：2015年1月30日）

蒋介石“干儿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

记者／陈祥

复兴门临长安街的一栋老式高层，一个50平方米的一居室，康国雄在此住了30年左右，直至2015年1月30日去世，享年86岁。他父亲康心如是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银行家，他年幼时与蒋介石散步多次，日后被人戴上“蒋介石的干儿子”的帽子。

康国雄的身世和经历，一直是大陆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素材。他本人性格开朗，喜欢找不同年龄、任何职业的人闲聊，斗室的访客络绎不绝。《凤凰周刊》记者曾在2013年拜访过康国雄，那天他喊来了在北京开面包店的陈立夫侄子陈泽祯，古今中外言谈甚欢。

与蒋介石成忘年交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年迈的康国雄回首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1941年，12岁的重庆男孩康国雄在家门口撞见了蒋介石夫妇。从此，他和蒋介石维持了一段忘年友谊。

蒋介石的官邸是在重庆长江南岸的黄山上，康家别墅建在就近的汪山马路边上。日军飞机轰炸过黄山，但炸弹没投准，掉在了汪山。相遇的那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康家后山坡野餐，康家仆人看到后兴奋地告诉全家，家里人纷纷从远处观望。

年幼的康国雄带着妹妹悄然通过树林摸到蒋氏夫妇近处，侍卫官吆喝住冲两个孩子吠叫的警犬，蒋介石夫妇见到孩子后很好奇，热情招呼过来。当时蒋介石夫妇席地而坐，地上铺着一块白桌布，上有点心和饮料。蒋介石问询康国雄的名字、住哪里、在哪儿上学等日常问题。告别时，蒋介石叮嘱“下次再来找你们玩”。

此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都会在康家门口叫上康国雄。如果宋美龄陪同散步，则会叫上康国雄的妹妹。康国雄回忆，每次蒋介石前来，都会用很重的浙江口音喊“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屋找康国雄。很快，他摸熟了蒋介石的散步规律，只要一看到宪兵在马路两侧布岗，就意味着蒋介石要开始散步。

一来二去，这些站岗的宪兵都认识了这孩子，不会阻挡他接近蒋介石。有一次康家花园前站岗的恰好是一个新来的宪兵，两次警告康国雄禁止接近蒋介石、禁止向蒋介石喊话打招呼。孩子脾气发作的康国雄赌气从此躲在家里不出，直到一侍卫官来问何因，他小小地报复了那位严肃的宪兵，最终换回了康国雄熟悉的宪兵军人。

老少一起散步时，蒋介石很喜欢问康国雄农村的情况，康国雄家里有一群来自农村的佣人，闲聊中掌握到不少乡下的琐碎情况，就一一告知。蒋介石很满意，常常让侍卫官送一些从印度空运来的水果和糖。

终于，蒋介石邀请康国雄来黄山官邸进晚餐。蒋纬国先接待了他，笑呵呵告诉康国雄：“就叫我蒋二哥吧。”蒋纬国带着康国雄继续上山，来到蒋介石的楼房，蒋氏父子和一个小孩，三人享用了一桌简单的四菜一汤。多年后，康国雄只记得一盘入口即化的煮蚕豆。蒋介石是出了名的清淡口味，自然很不对这位重庆孩子的重口味。他回到家后就说蒋家的饭菜不好吃。多年后他在台湾见到姐夫，大家还以此逗乐他。

蒋介石并不在意康国雄家的背景，散步多次后，才问起家庭情况：“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康心如正是康国雄的父亲，他是中国西南地区著名银行家、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

1945年抗战末期，一个周末的下午，正在读中学的他和三个同学在汪山玩耍，当他看每隔两三百米的站岗宪兵出现时，知道表现一番的机会到了。康国雄立马向同学炫耀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没人相信。未几，蒋介石的车队驶过，康国雄大喊“委员长”，车队戛然而停，侍卫官下车请康国雄上车与蒋介石同坐，并同意把他的三个同学也带上。

同学们在车内不知所措，康国雄则与蒋介石展开闲聊。他求了蒋介石一件事，深受空军热影响的他想去空军幼年学校，但因没有小学毕业文凭而过不了招生门槛。兼任空幼校长的蒋介石当下同意特招康国雄，还顺带上他的三位同学。几天后，一个侍卫官带着他们四人去空幼招生处报到和填表。

这是康国雄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他文革中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即由此而来。

银行家父亲反对儿子从军，希望他子承父业，投身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恢复战争带来的创伤。康心如先写一封长信骂康国雄不认真读书，居然找蒋介石疏通关系。他随后回重庆，对康国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成功说服。

1946年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见到“国民大会”代表康心如时，说自己去空幼三次查了名单，没有国雄的名字。康心如临时撒谎说，因儿子体检不合格被淘汰。蒋介石问康国雄最新情况，康心如编造说已经在大学念经济。蒋介石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1950年，康国雄考上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康心如很欣慰。

身处时代剧变

稚嫩的康国雄能在当时中国最高领袖面前大大方方，不知回避为何物，与他的出身有密切关系。康家不是普通“土豪”，执掌美丰银行的康心如是民国金融巨头，康心如和哥哥康心孚都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康心孚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康心如则在赴日前由哥哥介绍入同盟会，仪式是由于右任主持的。

辛亥革命后，康心孚一度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康心如受命办报、经营书店和出版公司、管理银行。康心孚英年早逝，康心如最终走上“实业救国”道路，1922年借钱入股，参加创办美丰银行。

抗战期间，中国的党政军要人和社会名流云集在陪都重庆。康家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一个据点，进出康国雄家门的客人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如监察院长于右任经常带着监察院的人来康家玩，康国雄经常抚摸于右任的大胡子并开玩笑；杜聿明和关麟征等陕西籍（康家祖籍陕西）高级将领也来过康家，杜聿明送一把日军指挥刀给康心如；杜月笙常来打牌，康国雄响应学校号召为抗战募捐时找杜月笙开支票，募捐成绩全校第一；张群在他家住过；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是他家的常客。从小浸泡在这般社交圈子里，康国雄见到蒋介石如同见一个邻家大叔。

国共战争期间，康国雄在重庆上中学。他热衷于参加话剧团表演，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演出过曹禺的《北京人》、据高尔基原著改编的《夜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节目。康国雄不认为自己的演技有多好，倒是发现自己的组织能力非常优异。他经常参加足球、垒球比赛，还因组织能力突出被老师招募到校合唱团任副团长，尽管唱歌常走调。

顺着英雄崇拜心结，他还建立了“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铁血”二字来自他的崇拜对象“铁血宰相”俾斯麦。同社的学生因故走人后，该社自动解散，他另成立“新芽社”，意为中国新生的幼芽，升入高一后他建立“新苗社”，之后又建“新中国青年复兴社”。

这些全是孩子闹着玩的小圈子游戏，但在随后的阵阵政治运动中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当然，与蒋介石的交情、大资本家出身，给他带来的麻烦更大。

康国雄凭借自己的组织能力，以及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在中学期间多次组织学生反抗学校的条条框框。待国统区学潮高峰到来时，他也不甘落后，被人推举为“四一血案后援会”主席，组织重庆学生罢课、印发传单以支持南京的“四一”学运。当军警围紧他所在的巴蜀中学后，学生在校园内组织营火晚会，又唱歌又跳舞，其中不乏红色歌曲如《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

在军警的压力前，多数人胆战心惊，康国雄凭借家庭背景无丝毫惧色。闹了几天，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一个姨太太打电话给康国雄母亲，劝诫她管住儿子，否则不得已要抓人了。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因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康心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他决意留在重庆继续从事金融业，他在第一时间迎接了解放军入重庆。很快的，康国雄因为出身而遭到学校打压，他被同学隔离了，并一直遭批评。

1951年，他去北京考大学，终于离开故乡，闯入新奇的天地。但是，巴蜀中学送上的材料一直没放过他：“父亲是官僚资产阶级，康国雄在四二一运动期间，有特嫌表现，有严重的政治背景问题”，甚至“组织第三党”。

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在1950年破产，因为国有化是必然趋势，不过康心如进入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全国工商联执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1957年，他成为右派。1961年，他托关系来北京治病，并把户口迁到北京，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文革时，康家自然受到冲击。

对人生不服输

康国雄是南开大学第一批按马列主义教学计划培养出的经济学人才。因肃反导致天津的中学教师匮乏，毕业时，全班被分配在天津各中学教书，课程包括地理、历史、美术、体育。康国雄则被分配至北京工业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学校。

文革初期，康国雄就被当做“蒋介石的干儿子”在学校大礼堂批斗。这个罪名很引人注目，许多人来围观批斗会，人数超过了院长、党委书记被批斗的大会。康心如为给儿子洗脱罪名，写信给沈醉求一份证明。

沈醉回信说：“蒋贼住在重庆南岸时，偶尔外出散步，曾携带过您的孩子。当时在蒋贼身边担任警卫的特务，大多和我熟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告诉我曾收康国雄做干儿子的事。”沈醉根据自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六七年工作经验，断定没人在回忆史料里提及这件事，“可见完全是一种误传而没有什么根据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康国雄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相大白，原来“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撺掇其两个儿子所造。这是旧式大家庭里，彼此勾心斗角的常见一幕。康心如得知一切后心痛欲绝，立遗嘱与这个儿子及两个孙子断绝关系。

1969年，康心如在北京去世。1981年，康心如获得平反。文革期间，康心如一家得到周恩来三次指示保护，另有章士钊不遗余力照顾康家。

康心如

文革后，康国雄成为朝阳区职工大学的业务骨干，深得领导赏识。更神奇的是，康国雄抓住了1980年代初期的经商热，下了海，几经周折，他想到去香港闯荡，他家还有着海外关系。198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了康国雄的请求，康国雄在申请书里希望自己能为两岸“三通”做贡献。1987年10月，58岁、不会英语和粤语的康国雄拖着两个箱子来到本港，他是占用了统战部的名额赴港定居。

康国雄最初一切不顺，连住宿都成为问题，拼搏几年，转换多份工作，才在本港站稳脚跟。不过他在港时间并不长，1991年即回北京治病。“我58岁闯香港，凭的是什么，是不服输这口气。因为我是资本家出身，他们认定我除了接受‘劳动改造’外什么也不能做，我从未低头屈服过。压制越大，反弹力越强。”康国雄口述往事时指出。

1997年1月，通过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官文强的介绍，蒋纬国来信邀请康国雄赴台旅游。康国雄此行有两个目的：看望二姐和表兄；探望蒋纬国和陈立夫，尽可能与父辈的故旧建立联系。康国雄还去慈湖参观了蒋介石陵园，感慨万千。

告别工作后，康国雄借助他的口述自传《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以及在诸多电视台的纪录片节目中亮相，为历史爱好者们所熟悉，旁观者皆觉得这是一个无比有趣的人。

邓力群（逝世时间：2015年2月10日）

邓力群去世

邓力群与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分岐，在其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他从自己的立场、角度，记录了1987年初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批评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

记者／陈祥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在邓力群身后给出的定论。邓力群在2015年2月10日去世，享年100岁。

湖南人邓力群出生于1915年，1931年从湖南来到北平，进入美国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在校期间，大量阅读以苏俄文学为主的外国译作，以及鲁迅、茅盾、丁玲、郭沫若等中国当时最知名的左翼作家作品，这些进步倾向鲜明的书籍，对邓力群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他认定“这是我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准备”。

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邓力群成为骨干，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等一串职务，并于翌年先后入团、入党。到达延安后，邓力群担负起理论工作职责，1937年，年仅22岁的邓力群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次年改任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

1949年6月，已是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跟随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停留期间，遵紧急通知以特派员身份去新疆，洽谈新疆问题之最终解决。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

据悉，邓力群虽为刘少奇秘书，但由于其思想左倾，对刘少奇的思想作风并不完全认同。然而，当刘在文革中受到无端诬陷和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之反目，而作为第三秘书的邓力群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处罚，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

邓力群真正登上中国大陆政治舞台，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牢牢控制理论和宣传工作。邓力群与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分岐，在其回忆录《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他从自己的立场、角度，记录了1987年初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批评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年届72岁的邓力群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但由于其思想左倾、历史上犯过生活作风错误等原因，名声较差，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对此的态度是：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的马立诚在人民网著文回顾，“自1982年到2001年，邓力群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其左倾思想的表现，最著名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一场争论。1989年刚过，一度被边缘化的左派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来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在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为首的党媒之间兴起。

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将私营经济与自由化捆绑，矛头直指市场化改革。如《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在改革面对诸多老干部质疑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随后，《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多篇评论，与《人民日报》形成对峙，提出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1991年6月15日，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再发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法宝”，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将阶级斗争置于经济建设之前，提出“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等于是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推翻。

在邓力群的“理论支持”下，左派发动又一轮进攻，人心涣散不知所以。为了明晰未来方向，为市场化改革注入信心，1992年邓小平不顾88岁高龄，南下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持续已久的“姓社姓资”之争画上休止符，中国的改革开放坚定了向前走的步伐。

汪国真（逝世时间：2015年4月26日）

站在诗歌门外的汪国真

汪国真恰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并被那个时代捧红，但我们不必被所谓的“时代”迷惑。当汪国真的表现与偶像并不合拍，分手就是必然。

文/曾园（诗人、资深媒体人）

4月26日凌晨两点，诗人汪国真与世长辞，终年59岁。

这位集诸多桂冠与争议于一身的诗人，并没有因其离世而得到平静。相反，有着“盖棺定论”传统的国人，对汪诗掀起了一股怀念与重新评定的热潮，当然观点大相径庭，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温暖了自己的青春时期，也有人说汪国真的诗歌是“假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汪国真的作品影响过好几代人，作品质量争议也长达二十多年。今天关于汪国真的争论，有许多话语方式曾经出现并一再出现过。

汪国真的走红之路

汪国真出生于1956年的北京，初中毕业后没有经历上山下乡，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1978年10月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汪国真属于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平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暨大受港澳影响很大，校风比较自由，学生的思想不受拘束，汪国真开始写诗。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饭，同学陈建平跟他说：“《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诗歌题目是《学校的一天》：“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其实是校刊发表组诗的选段。在文革刚刚过去之后的1979年，写几行文字能做到文从字顺，有小情趣，其实不容易。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1979年，今天最贫困的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那时绝大多数报纸版面，仍然残留着浓厚而荒唐的意识形态话语。这四行诗歌我们既不能高看，也不能低看。不能高看是指，在那个无电脑时代，编辑拼版很困难，版面很容易出现空白，而一首“小诗”恰好能让版面“灵动”起来，所以，报纸上的很多诗歌只是用来“填版”的；不能低看是指，编辑要找到这样的作者并不容易。老作家此时往往已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毫无心思写两块钱一首的诗歌。汪国真的诗恬淡、励志，恰好符合识字读者的要求。

从此，汪国真的诗在全国各类媒体如《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女友》《追求》《知音》发表。但据他统计，他投稿后“90%以上是退稿”。

大学毕业后，汪国真分配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

1990年春天，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个老师看到有学生上课不听课，在抄诗。回去之后，就跟她爱人说了这事，她先生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孟光。孟光觉得这么多学生抄，这个人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

1990年5月2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该书连续5次印刷，总印数达60多万册。诗歌界有个说法，“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1990年甚至被称为“汪国真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书店里汪国真的诗文集先后出现五六十种，研究赏析汪国真的书就有16种。据汪国真自己估计，盗版在千万册以上。

销量不等于质量

曾有大学生如此评价汪国真：“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也曾有文艺评论者批评汪国真的诗“过于直白”、“浅陋”，甚至根本就不能算诗。1990年《年轻的潮》出版后，诗歌评论界批评汪国真的声音是压倒性的，几乎听不到为汪国真辩护的声音。1991年，汪国真去华东师范大学讲座及签名售书，被学生诗人围攻，讲座最后被迫中断。

汪国真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许黎娜说：“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权威的评论，一个是读者，一个是时间。很早就有人说我的诗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

汪国真的“人民评价论”无疑是不可信的。书籍的畅销与书籍的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普鲁斯特发现：“人们演奏、演唱得更多、更有激情的倒是拙劣的音乐而非优美的音乐，逐渐充盈人们的梦幻和眼泪的拙劣音乐远远多于优美的音乐。由此可见，拙劣音乐令人肃然起敬。它在艺术史中不登大雅之堂，却在社会情感史中举足轻重。”

不仅是汪国真无法正确面对自己的畅销，其他诗人也无法面对。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与汪国真的畅销相对应的是，大多数诗人要么是业余写作，要么穷困潦倒。

但无论何时，攻击汪国真的读者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读一本书，是无罪的。“开卷有益”的古训，有些作家只是在保护自己的时候想得起来，攻击别人的时候却忘了。

今天，愿意开口谈汪国真的文人不多。诗人欧阳江河是例外，他认为汪国真用“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拼凑出来的是“假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欧阳江河说：“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

欧阳江河的每一句话，放在文学评论的范畴里，都是对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里存在一个“信不信”以及“如何信”的问题。有网友会质疑汪国真去世时，说出“阻碍”、“毒害”与“羞辱”的人可信度有多高，也有网友搜索出欧阳江河的诗来读，结果自然是不知所云。

如何理解“假诗”？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这样的问题显得太复杂而且不可理喻。

诗歌泡沫化时代

《看历史》杂志前主编唐建光说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亦舒的小说，这是他们一代人的中学记忆。当然每个人会有局部的替换，这话是真诚的。

近几年的文化论争中，这次各方的表现是最好的，双方在理性克制的层面进行了不离题的思考。尤其后来出现了美国卫斯廉大学教师王敖的发言，写作并研究过多年诗歌的王敖说：“在当代诗歌界，汪国真当了多年的替罪羊。他的句法、诗思的构造方式，是当时很多人共享的。贬斥他、并自以为现代的诗人，跟他主要的不同在于选取的词汇。”

王敖真的变动了汪国真《淡淡的云彩悠悠地游》诗中的几个词，完成了一首颇具现代味的“诗歌”：“存在/不要成为迷宫/不要为了你的意志/便毁灭了他者的执迷/你得到的/立刻变成你抛弃的/你的丰富/又怎能对抗你的孤绝/你的杜甫和你的里尔克的盛大的秋天啊”。

王敖的游戏迫使我们思考：好诗人与汪国真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有一种论调认为，文学界忽视汪国真与席慕容是不应该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

其实，汪诗与席诗不具可比性，首先席慕容的诗要好些，也得到过文学奖，获得过文学界的正面评价。年轻人需要“温暖、感动和激励他们的诗人”也没错，这样的诗人是有的，而且不少，泰戈尔就是合格的诗人。不错，文学界给过汪国真负面评价，我们可以讨论的是负面评价是否是对的，而不是命令文学界来个正面评价。

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汪国真与其他写作者一样，在捍卫并争取纸质阅读的领地？汪国真因为种种原因，多年来的写作得不到诗歌评论界的认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汪国真千万阅读者的价值与他们的精神追求，至少，这些阅读者自己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在读诗，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去寻找更多的诗来读。

如果我们把诗歌当作一个行业，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巅峰期，但此后一直处于下滑甚至崩盘的局面。偶然出现的亮点可能就是汪国真与去年底出现的余秀华。与汪国真热一样，余秀华热也曾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

叶嘉莹说过，读诗和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但读诗与饮食男女稍稍不同的是，它有一点门槛，它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进入。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引人入门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做好。否则，我们怎么解释老读者的流失与新人的稀少？当我们指责人们趣味低下、时代浮躁的时候，有读者想读好诗却找不到一张信得过的书单，这种情况如何解释？

现在连今天的商业推广活动都有“黑转路，路转粉”这样的销售策略了，诗人为何仍然敌视畅销诗人呢？当商人在每一次推广活动仔细琢磨提高“转化率”的时候，诗人、出版者有没有考虑过将畅销书作者转化为经典图书的读者？

汪国真恰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并被那个时代捧红，但我们不必被所谓的“时代”迷惑。1991年汪国真在央视参加主持人大赛后，诗集销量神秘下跌。这说明诗集的部分销量可能与“汪国真”名字带来的联想有某种关系，或者又与偶像崇拜有关，当读者觉得汪国真的表现与偶像并不合拍，分手就是必然。

我们反向思考这件事情，也许应该明白，诗歌应该去争取那些真正的读者，而不必过于看重市场上的海量读者，因为商业泡沫是无法计算、也无法思考的。真正的诗人写好诗歌、传播好诗歌才是最重要的。

张充和（逝世时间：2015年6月18日）

张充和：民国闺秀的游园惊梦

特约撰稿/ 李夏恩

鲜有哪种传统艺术像昆曲一样，袍袖间犹带六朝水粉气，但如今，它却挟风带雨，渐形凋残。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这株岩中花树再遭枯槁零落之痛——擅名海外的昆曲大家张充和以102岁高寿羽化仙去，留下无尽的叹惋和苍凉。

“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书法家沈尹默在张充和《仕女图》上的题诗，就像一首诗谶，多少预兆了他这位得意门生颇具奇幻色彩的一生。

这位集曲人、书史、诗人于一身的一代才女，在今人的心目中，以“最后的民国闺秀”而著称于世，人们相信，透过她的人生轨迹，可以触摸到一个文雅、浪漫、有如褪色的老照片一样的民国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像她一般才艺双绝的奇女子应当俯拾皆是，而如今，只有这位百岁老妪是仅存的硕果。

但张充和却对这一切赞誉保持默然：“我写字、画画、唱昆曲、作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从来不想拿出来给人家展览，给人家看。”她在教学生书法时，经常用清水在宣纸上写字教他们，当学生们试图说服她用墨写字以图留存时，她坚定地、坚持地继续以水作书。

她曾经对一位来访者讲过一个别具寓意的故事，那是在一次耶鲁博物馆召开的以梅花为题的中国历代书画展上，因为当时的时节没有梅花，所以张充和便在展厅的假梅树下撒上了一片片薄薄的小花瓣，一时间落英缤纷，果然可以以假乱真。但第二天开幕式时，这些花瓣却被馆里的清洁工人连夜扫走了。这看似是一件扫兴之事，但仔细想一想，“这些清洁工，才真是把这梅花当真了呢！你是假心态，人家是真心态”。

以假乱真，身在其中者终知是假，而不问真假者，却反而得了一份真。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张充和所挚爱的昆曲的个中真意——戏中人事虽假，但演戏者务求惟妙惟肖，观戏者也随之倾注真情。张充和也是自己人生舞台上的演员，她一生饰演过无数昆剧角色，但在这个舞台上，她真正扮演的，永远是她自己。

不被祝福的孩子

一生挚爱苏州昆曲的张充和，其实是安徽合肥人，已过期颐之寿的她，合肥口音仍然依稀可辨。但她真正出生的地方，却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

她对自己出生的地方没有任何印象，只知道她的出生对家人来说，是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她的母亲陆英之前已经生过三个女儿，第四胎终于是个男孩，但一出生就夭折了。多少是为了逃离这种后继无男的命运，张充和的父亲张武龄决定举家迁往上海，就在定居的那天，陆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还在母亲腹中的张充和，给了陷入愁云惨雾中的张家无限希望，张家在合肥的一位远亲甚至派了两名女仆送去金银贺礼，其中包括一把金锁，预备当男孩降生时，戴在他脖子上，保证这个即将诞生的张氏家族的男性继承人长命百岁。

但充和出生的那天，两名女仆带着贺礼一声不吭地回去了，把哭得一塌糊涂的母女俩甩在身后。没有对新生命的祝福，也没有家人的怜爱，张充和是个误入生命之门的女孩儿。

出生八个月后，张充和被过继给一位叔祖母，成为她的养孙女。她的养祖母在充和出生很久前，就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同样都被家人所遗弃，孤老无依的老妪和茕茕孑立的女婴就这样被命运安排在了一起。

在事情还未最终定下来之前，养祖母试图去占一卦，看看充和是否和自己的命相合，但充和的母亲对她说：“充和有她自己的命，该是她的就是她的，别人妨不了她。”

充和从此远离她的家人，她对母亲甚至没有清晰的印象，很多年后，她只是模糊地记得母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养祖母家。那一年她九岁，“祖母把我的一条红花夹裤翻了过来，里子是白色的花布。祖母又把我搂在怀里，眼泪不住地流着，带着颤抖的音调向我说：‘乖乖，你从此要做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你要好好地听我话，你母亲是个好媳妇，以后，再也没有她了！’我这才晓得我另外还有个母亲”。

直到她16岁后，再次与她的姐姐和弟弟们重逢时，才从他们口中渐渐了解到母亲昔日的模样、温婉和辛勤，还有为了张氏家族的香火而不断生育，而这最终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她从未见过母亲那双闪亮美丽的凤眼，却继承了这双眼睛。

另一扇命运之门

叔祖母的收养，给张充和开启了另一扇命运之门，与她在上海和苏州成长起来的姐姐不同，未谙世事的张充和生长在张家的合肥老宅。四岁时，当外面来的客人问她说：“你是谁生的？”充和总是答一声：“祖母。”这个回答总是会引起一阵大笑，而充和却只是莫名其妙地望着大笑的人们，不晓得除了祖母以外还有别的人。

在这所古老的大宅院中，没有镜子，充和只能看着地上的影子想象自己的样子，她会跑到许多深草处寻找野花和奇异的草。当书房窗外的梧桐树结子落下来时，年幼的张充和会放下读了一半的《孟子》，一溜烟地跑出去，“满院的梧桐子，我拾了好多，袋袋里满了，又装些在套裤筒里，在外面打一个转，又回到书房里去，先生给我瞒过去了”。

张充和的童年时代充满野趣，但也并非被人间草木荒废了心智，在这座偌大的老宅里，除了野花野草外，更多的是书。养祖母在充和刚刚学会说话时，就教她背诵诗词，从六岁开始，充和便按照传统“闺塾”的方式，由先生教授儒家经典和诗词，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充和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这样的学习不间断地持续了十年之久。

而在这十年中，中国经历了一场现代化的剧变，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自诩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攻，旧时文人的诗词歌赋和儒学典籍，被成批扫进垃圾堆，即使是张充和的三个姐姐，也被不知不觉卷入这场新旧剧变的洪流中，她们上新式学堂，看新文学的书籍，她们知道鲁迅和胡适，对摩登时代充满迷幻的悬想。

但这股洪流却在合肥的张家老宅前止步了，直到16岁之前，充和都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新潮的事物，长达十年的时光中，她全然沉浸在《左传》、《史记》、《论语》、《中庸》的世界里，环顾她四周的是张家先祖庋藏的鼎彝骨董、字画瓷器、典坟旧籍，她呼吸的是来自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老气息，这些气息已经灌注在她命运的深处，终其一生，她都对所谓的新潮保持审慎的距离。

当她的姐姐张允和给她玩笑般的起了一个“王觉悟”的名字，煞有介事地告诉她“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时，张充和却告诉她的姐姐这个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她“不稀罕这个名字”。年幼的张充和就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她将迈入另一扇与这个“新世界”不同的命运之门。

与昆曲结因缘

张充和可以选择自己踏入哪一道命运之门，事实上，她的一生也常常能感受到命运的机巧和偶然。这些机巧和偶然重重叠叠在一起，也就成了她时常所说的“因缘”。就像因缘使她自幼和养祖母生活在合肥张家老宅里，使她在16岁前没有受到20世纪新潮流的左右一样，她终生所爱所恋的昆曲，也是因缘奇巧，从此点明了她心中那一星优雅不灭的灯火。

她最早接触昆曲，正是在养祖母的老宅里，就像所有守旧的家族都藏着古老秘密一样，张家也不例外，这些自晚清名臣张树声以降以缙绅旧族自诩的张家子弟，会把中规中矩的儒家经典摆在大书房最醒目的位置，但却会把真正的嗜好，那些被视为“不足观的小道”，高束庋藏于阁楼之中。

童年的张充和经常到老宅的楼上书室随便翻阅书籍，“不管我找什么戏曲小说来看，祖母从不加阻挠，其实作品里十之八九都有艳史，香艳的场面和对话比比皆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是《桃花扇》，接着读了《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道这些剧是可以唱的。”

直到她回到苏州父亲姐弟身边时，父亲有一次带她去戏园看昆曲，张充和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

她也在父亲开办的乐益女中选昆曲课。就像旧时的地方士绅一样，张武龄也开设学校教育桑梓。进入20世纪，学校教育带上了新潮的风气，昆曲本来是师徒之间的代代相传，而在张武龄的学校里，却作为一门课程公开教授。

但对张充和来说，学校中的昆曲课远远不能满足她对昆曲的热情，于是，她的父亲便单独给她请老师教授。张充和的第一个昆曲老师沈传芷，是著名昆曲家沈月泉的儿子，他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

昆曲不仅是张充和一个人的挚爱，更是张家姐弟共同的爱好，张充和与她的两个姐姐元和、允和，都是当时苏州最著名的昆曲社幔亭曲社的成员，并且经常在家里举行曲会，甚至登台献艺，充和第一次登台就是在上海著名的兰心大戏院，演出的剧目是她终生都最为深爱的《牡丹亭》，她扮演的是女主角杜丽娘，大姐元和反串柳梦梅。张元和对昆曲的热爱不亚于充和，甚至她的终生伴侣也是号为“昆曲第一小生”的顾传。

而在二姐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的婚礼上，19岁的张充和竟为这对新婚夫妇演唱了《西厢记·佳期》中描写男女云雨之事的一段艳曲：“一个斜欹云鬓，也不管堕却宝钗。一个掀翻锦被，也不管冻却瘦骸”，使周有光大为疑惑，婚礼后忙问妻子，四妹是否明白自己唱的是什么？多年后，张充和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我不知道……当然，我懂了就不唱了。”

曲人的时运跌宕

昆曲成为了张充和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昆曲却不是生活，至少不是张充和时代的生活。在昆曲里，只有理想而浓烈的爱恋，婉转低眉的吟唱，轻拢慢捻的音曲，配着行云流水般的表演，而张充和所在的时代却是完全相反，革命的激情与政客的冷漠相伴，激进鼓噪的口号与炸裂爆响的枪炮相合，连年的战争伴着不绝的死亡。即使是对一名手中只有纸笔的文人来说，议论国事，关心时政也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项义务。

1933年，张充和以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但在这所20世纪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她却所获不多，当时的大多数北大学生都难以静心向学，而是乐于在各种政治集会和活动中寻找青春的快感，“有好些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等”，张充和对这些都敬而远之，反而是隔壁清华大学时常举办的昆曲社更让她倍感兴趣。

1936年初，张充和未完成学业便因病离开北大，次年夏天，北平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沦入敌手。当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时，她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小镇呈贡，找到了自己的栖止之所，那是一个叫云龙庵的庙堂，把一块木板架在四个煤油桶上充当几案，就能让她怡然自足，她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是最好的”。昆曲曲会照常进行，甚至空袭也不能打断人们沉浸在数百年前的曼妙乐音中：“头上有飞机在轰炸，曲友们照唱不误”。

在重庆，充和结交了一代名流沈尹默，后者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昆曲爱好者。每隔几个月，张充和就会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或是搭运送煤油的卡车，到歌乐山的沈尹默宅中向他学习书法。她独特的书法兼具汉隶、魏碑与晚明小楷的风致，被沈评为“明人学晋人”。对张充和来说，书法一如昆曲，其绝妙之处都在于“凌空”，能领悟这一层境界，则无论是书是戏，无不可臻于至境。

演戏犹如执笔，虚实相得，曲人与书法也同出一脉，在整个战争时期，张充和都会随身携带一本名为《曲人鸿爪》的书画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将这本册子小心珍藏。册子里的每一页，都是她的曲人知音为她亲笔题赠的画痕墨迹，每一张都可见曲人之间的交往掌故。这些战火纷飞之际的曲人遗篇，既是时下的写照，也是心灵的归宿，就像张充和的一位曲友杨荫浏在《曲人鸿爪》中的题款中所写的那样：“楼头理曲，林下啸遨。山中天趣盎然，不复知都市之尘嚣烦乱。”

半隐居的生活环境和昆曲的戏梦，在最大程度上冲淡了战争的不幸，也抚慰了兵祸带来的创伤，一如《牡丹亭》中的离乱丧亡只是一场还魂梦，梦醒了，一切都是大团圆。昆曲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避世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但当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时，张充和发现，一切都已今非昔比，物是人非，曲人在这片大地上的时运，也已经走到了它的暮秋时分。就像《西厢记》中的唱词一样：“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去国怀乡已惘然

“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多年以后，已过期颐之寿的张充和仍然牢牢地记着这个时间。不到一个月前，她与认识两年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了婚，当年抗战时，章士钊曾在一首诗里把她比作汉末乱世中被迫远嫁匈奴左贤王的蔡文姬，使她相当不快，认为这是“拟于不伦”。但最后一语成谶：“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这次异国之恋却成为了命运向她敞开的最重要的一扇门。当他们在11月21日举行婚礼时，中共军队已经兵临城下，炮声清晰可闻，时间更加剧了这种紧迫感。张充和记得逃亡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一个清晨，尽管国共之间的谈判尚在进行，但北大已经在校园里挂上了红旗。美国大使馆的领事亲自跑到这对新婚夫妇家来，将他们“押上飞机”，而此时，家里的“一锅稀饭刚刚煮好还没有吃”。

这是一次典型的乱世逃亡之路，即使是抗战期间在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下，逃亡也未有如此慌张。在青岛中途转机时，为了带上一位日常照顾他们的小保姆，张充和毅然放弃了随身携带的最好的书籍和字画。当飞机回头转运行李时，“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的……”

1949年1月，就在中共军队在北平举行入城仪式之时，张充和和她的丈夫傅汉思踏上“戈登将军”号海轮，前往美国。从此，她的后半生就永远地客居异乡。

但她并不孤独，她的丈夫傅汉思是个“你欺负他，他也不知道，我就常常欺负他”的可爱天真汉，但“做出的事情，一件件摆在那里，让我不得不服气”，他一生对张充和忠贞不渝，呵护备至；她也有自己要好的谙熟昆曲的朋友，在海外的曲社中，她仍然是那位《牡丹亭》中的传奇女子，《曲人鸿爪》中的册页也越来越厚。

即使身在异域，那个风韵犹存的世界仍然顽强地活在她的心里。在北港的后院里，她种了牡丹、蔷薇和竹子，这是她早年合肥老宅和苏州家中常见的草木，当年她的姐姐允和因为喜欢富贵繁华而种植了牡丹，而现在，在这个异域的中式园林里，它成了传统飘扬在海外的一线余绪。

1968年在哈佛的一场曲会上，张充和再度登台献艺，年过五旬却看不出老朽暮气，浅唱低吟仍然绕梁不绝，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大陆，昆曲却正在革命的烈焰中灰飞烟灭，这让台下观戏的学者余英时顿生陀山鹦鹉之感，一曲终了，他即席赋诗：“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

然而当充和十年后再度归国，却发现昆曲的余烬仍然焰息未绝。尽管它只是侥幸逃过灾劫的旧时曲人的追怀遗珍，但熟悉的曲调和唱词，仍然让人心生波澜。当大陆举行汤显祖逝世370周年纪念会时，年逾七旬的张充和被请去唱《游园惊梦》，张充和见到了在台下看戏的京剧大师侯玉山，那时他已行将百岁。

张充和告诉他：“侯先生，我以前老看您的戏。”侯玉山也认出了这位曾经的昆曲名媛：“你是张充和，我有个学生跟你配过《刺虎》。”那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了。

“唉，老一辈人的传统，现在都快看不见了。”晚年的张充和乐见昆曲余烬复炽，也欣喜于传统文化的复兴，但却叹惋其传而无统。那些旧时掌故，昔日风雅，一如张充和所珍藏保存的《曲人鸿爪》一般，打开，又合上。总有一天，当它合上时，就将不再打开。她退场了，人散了，灯灭了，只留下记忆的星光：

“戏可逢场灯可尽，空明犹喜一潭星。”

孔飞力（逝世时间：2016年2月11日）

汉学家孔飞力的中国不了情

作为“汉学三杰”之一，孔飞力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现实的关怀，但他不是简单地批评现实，而是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到许多问题的历史延续性和复杂性。

文/龚咏梅（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8年，笔者的《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在书末写道:“祝愿孔飞力先生安享退休生活,在新英格兰自由美丽的天空下，闲适地继续与中国保持亲密的文化联系。”孔飞力教授于200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2008年，他的最后一本大作《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出版。

事实上，孔飞力先生的最后岁月，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贝德福德的小镇老年公寓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2016年2月11日傍晚，停止呼吸。据他的老朋友柯文教授讲，孔飞力最后连开口讲话和起身都十分困难，这对一个临终的老人也许是正常的，但对于敬重他的中国学者来讲，我们依然十分好奇，这颗智慧的大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新研究构思离开人世？他有没有留下如他的老师史华慈那样一篇充满人类大情怀的遗文？

1999年，孔飞力在悼念史华慈的短文中，对老师充满了敬意，称史华慈把学生当作与他一起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者。史华慈深信，凭着同情的了解和诚实，是可能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巨大鸿沟达成理解的，这二者是普遍的人类意识。正是史华慈的这一信念，给予了孔飞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信心。

《叫魂》：史学经典，谁人再续？

孔飞力先生1933年9月9日出生于伦敦，成长于美国，毕生献给中国历史研究。他的祖父是从德国移民美国纽约的皮货商，父亲曾是《纽约时报》伦敦站总编辑，母亲1920年代是《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编辑，夫妇二人曾多次到亚洲和苏联访问考察，以Delia&Ferdinand Kuhn的名字出现于报端、书籍之上。

孔飞力对亚洲的最初兴趣来源于父亲。1952年，其父在日本担任摄影记者，1954年，孔飞力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能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在大四那年学习了日文。大学毕业后，孔飞力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又学了一年日语和日本史。也许他原本是要研究日本的，但人生的轨迹后来却偏向了中国，而转机是他在1955年夏回到美国后在位于加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中一年的中文学习。

1957年随着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去世，麦卡锡主义寿终正寝，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鼓励美国学生学习包括中文在内的七种最急需的外语，推动了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在《国防教育法》刺激下，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美国政府和卡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基金会，为各大学建立中国学学科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新的职业机会以及难学的中文和悠久的中国文化对智力的挑战，吸引了一些极有才华的青年学生，孔飞力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步入中国历史研究的殿堂。

孔飞力服役三年，后来18个月是在东海岸服役，其间还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并于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历史学与远东语言研究所师从费正清、史华慈，1964年以一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获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1962年他与华人女子Sally Cheng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Mary Smith曾是哈佛燕京学社职员，曾在柬埔寨工作，熟悉东南亚，这对孔飞力的移民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孔飞力是很神秘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触摸到生活中的他是怎样一个人。孔飞力一生主要出版了四本书，每一本书都献给特定的人。第一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献给父母，第二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献给他的第二任夫人，第三本书《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献给恩师史华慈，第四本书《他者中的华人：现代移民》（2008）是献给他的三个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飞力心中最重要的几个人，不外是父母、恩师、夫人和子女。

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幸当面请教过孔飞力先生，并听过他的“阅读中国档案”和“海外华人”两门课，感受到孔飞力还是一个热爱学生的好老师。他对学生和蔼又严格。我还清晰地记得他每次拉长声音柔和且面带微笑地叫一个名叫“Max”的大男生发言的神情,简直就像一个宠溺孙子的爷爷。他在课上对钟人杰（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档案解读得非常深刻且有声有色，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写出《叫魂》的续编，可是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研究课题留给我的学生，希望我的学生来写！”

他自己的研究得益于对中国清宫档案的研究，这当然要归功于1980年代以来中美学术交流合作的正常化，特别是中国历史档案向世界的开放。所以，他在教学中一直特别推崇学生们重视档案研究，分析历史档案的特点，告诉他们窍门，鼓励他们踏踏实实地利用档案做扎实的研究。他在哈佛最后一次的海外华人移民史课，我从头到尾听了，那一次我们是吃着、喝着他亲自背来的点心和饮料上课的。

他的课是要点名的，而且学生光坐着一言不发是不行的。但是，有一次上课，他自己却缺席了，原来他“翘了课去帮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拉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去了。学生们笑笑，一哄而散，没人“告发”他，我甚至觉得这样的老先生才真实可爱呢！由此可见，孔飞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政治活动“积极分子”，而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他对政治问题的深切关怀。

撑起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与许多学者相比，孔飞力先生“手慢”，发表的东西不多。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仔细搜罗过他的所有“成果”，除了众所周知的四本书，还有一本《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是1986年费正清中心出的与费正清合作编写的一本讲义。论文和文章有26篇，其中包括悼念史华慈的小文章（《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的“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太平叛乱”及第13卷中的“地方政府的发展”都计入论文），还写过17篇短小书评。

如果从他1960年“入行”中国研究算起，56年写出这些文字，真不算多，说他“十年磨一剑”都嫌说快了。但他不以数量取胜，而以质量胜出。斯坦福大学的H.L.Kahn(1991)曾在《叫魂》书评中风趣地写道：“每隔20年，像时钟一样准时，孔飞力都会产出一本我们不能不读的书。”如果说著作的出版才是学者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标志，那么在每本书之间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沉寂”的漫长岁月里，孔飞力究竟在干什么呢？

我们并不了解他多少私人生活，但有两件事是肯定很花他时间的，即行政和教学工作。孔飞力1963年至197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担任过远东研究中心主任、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等职。1978年秋，在史华慈力荐下，他回哈佛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1980-1986年又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正是在他手中积极争取包括王安在内的捐款，扭转了中心的财政困难，使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资助一批年轻博士生来中心访学，修改出版博士论文。

在退休之前，孔飞力还担任着东亚系系主任的工作。行政工作之外，他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这是其亲口告诉笔者的。孔飞力的“阅读中国档案”这门课程是哈佛的经典课程，他的老师费正清当年也非常重视中国档案，但孔飞力开设的这门课恐怕受日本学者的影响甚大。

1949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教授发起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直到1971年终止，持续二十几年。孔飞力于1965-1966年获得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来到日本,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孔飞力把这种阅读、讨论朱批奏折的学习研究方式引入了哈佛大学中国史教学中，视其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经之途，在教学中把他个人利用朱批奏折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分享给学生。

孔飞力对于清代叛乱的产生根源，多从官民矛盾上去分析，认为官逼民反是主要原因，由此，他对钟人杰等清代叛乱领袖，往往持同情甚至是赞赏的态度。在讲到税收问题时，孔飞力说，美国各个城市或镇都有居民委员会，每增加一项税收，都要开听证会，这些人会非常仔细地审查政府的开支项目，监督政府的行为，中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认为，类似于钟人杰那样的中间人有可能会在中国再次出现。

孔飞力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现实的关怀，但他不是简单地批评现实，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到许多问题的历史延续性和复杂性，既反对把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变化都归因于西方的冲击，又反对简单地套用“公民社会”等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但这些也并不妨碍他用诸如“政治参与”、“国家合法性”、“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政治竞争”、“国家与社会”等普适性话语体系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听孔飞力的课是很带劲的，很多精彩的语言只可惜我没有录音下来。一位真正的好学者，往往是良师。孔飞力的学术成就不仅仅是他留下的文字作品，还有他培养出的大批学生，有的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大牛”，如杜赞奇（Pasenjit Duara)、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伟林（William Kirby)等。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1977年9月19日史华慈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的推荐信中对孔飞力的期许,会佩服史华慈识人的精准：“我坚信孔飞力教授必将卓越地保持哈佛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先地位。”

成为“中国中心观”代表人物

孔飞力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圈子里名头很大，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汉学三杰”，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第二代”和“中国中心观”的重要代表人物。虽然他著作不如其他两位多，但柯文称赞他每一本著作都完全不同于之前的著作。不断探索学术新领域，的确是孔飞力的一大特色。

孔飞力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对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关注的是“叛乱的敌人”（士绅）而非“叛乱”本身，与罗尔纲、简又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不同，也有别于美国学者梅谷（Franz H. Michael,1907-1992)、斯佩特克（Stanley Spector)等晚清军事化问题研究先驱的作品，颇具原创性。

此书的核心观点是，士绅权力借地方军事化而扩张，而在后来《剑桥中国史》关于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发展的研究中，他又认为国家机器试图重新将地方政权官僚化。国家与士绅（社会）的拉锯较量，是他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过程的总体观察。而这样的研究范式，明显受到了当年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的中国学者张仲礼、瞿同祖、萧公权、何炳棣的影响，孔飞力在不同场合都充分肯定了这些华人学者的学术贡献对其的帮助。这一研究范式倾向于把国家与名流之间的竞争关系视为“零和游戏”，把秩序视为国家控制的产物。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地方名流的研究突破了这些框架，像罗威廉(William T. Rowe)、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杜赞奇、华如璧(Rubie Watson)、麦科德(Edward A. Maccord)等人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地域性，还是名流的复杂性等方面，都拓展了孔飞力等人的早期研究。孔飞力还怀疑用鸦片战争这一外部事件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恰当性，而主张用1864年后地方权力旁落地方名流、士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其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此书被柯文视为“中国中心观”的主要代表作。

孔飞力的第二本著作《叫魂》是一本叫好者众的“大书”,1992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1999年由陈兼、刘昶译为中文,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该书颇显孔飞力历史写作的功力,又被视为“新文化史”之作,很多人读后都发出了“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感叹。该书特色可谓选材偏、构思妙、视角多、识见深、文笔佳,堪称历史写作的经典之作。

1984年,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想研究的问题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结果发现了1768年乾隆盛世年间围绕“叫魂案”的大量文献,正是在解读这一在清宫档案中只能算微末史实的基础上,诞生了《叫魂》。他用近一半的篇幅讲故事,用一半的篇幅多视角地阐释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民俗、宗教、法律、心理和政治等诸多方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亦真亦幻的“叫魂”妖术所表现出的行为和心态,可谓“小题大做”。

该书表明，美国中国学已超越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对中国的“通史”性研究,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细微之处,从关心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到关心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生活实况。值得注意的是,孔飞力写的是一个“小”历史,但他绝没有犯费正清曾经批评过的那种碎片化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错误,他始终有大视野、大关怀,以小见大,体现了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影响,采取了新文化史路径。

孔飞力通过叙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比较生动、直观地探究了诸如盛世中的经济隐患、人口向下流动的社会后果、社会传播对意识的影响、发辫的政治意味及人类学含义、僧道的社会地位、民间信仰、大清刑律、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张力等理论问题,以档案为基础,融“引人入胜的故事”与“扎实的历史知识”为一体,使这部作品既不同于怀疑、解构历史真实的后现代史学,也不同于枯燥说理性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著作,且让人联系到文革、“非典”时期流言传播等现象。正如译者所言,其构建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精妙结合,大气磅礴的理论框架支撑着精致耐看的细节描述,使得一段原本微末的历史呈现出斑斓迷人的色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孔飞力的中国史研究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个是中国政治史研究,一个是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结果就是《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和《他者中的华人:现代移民》(2008)的出版。

《现代中国的起源》虽然篇幅在孔飞力的几本书中最小,但短小精悍。经过漫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孔飞力已积累了丰富的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思考。在他看来,要理解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去寻找。该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个影响晚清和现代中国的紧要问题:“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

他对中国这一庞大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困难性抱持同情的理解,现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包含一些“老问题”:“如关于参与的边界的划定,如何确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需要的关系。这些难题的解决,在晚期帝国时期就足够困难了。是否能够在一个地区差异巨大、人口过亿的国家解决,这是无法预见的,因为这样庞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该书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

收官于海外华人移民史

孔飞力中国学研究的收官之作，就是有关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1993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移民史课程“The Chinese Overseas”，据说原因是哈佛的亚裔学生日益增多。而我在他的课上感觉到，虽然孔飞力已经是第三代德裔美国人，他仍然在强调着他的移民身份，这也许只是个人原因。孔飞力甚至在回答我关于他晚年何以转向移民史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因为研究移民史，我可以周游世界啊！”听是笑谈，其实，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孔飞力为了研究移民史，晚年四处奔波，这当然需要资金支持。

2006年12月18日，孔飞力先生在回复我关于他移民史新著的进展时这样写道：“我的移民史著作，正如王庚武老师所说的，是一种比较研究，范围涉及东南亚、美洲、澳洲和欧洲，甚至涉及非洲，据我所知，这种全面的、综合的比较研究是很少见的。当然，东南亚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史是历史最长、移民数量最多的。如果不同华人移居的其他社会类型进行比较，就不能彻底地理解殖民地的经验。例如，在北美洲，华人既经历了排华运动，也经历了1965年之后移民政策的放宽，这使得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中国移民最大的去处。”

孔飞力的这部著作，全面、综合地讲述了一部海外华人移民通史，其时间跨度之大，区域范围之广，涉及主题之丰富，理论概念分析之精细，在同类著作中不可多见，体现了美国中国学超越“中国中心观”而追求多个流动中心的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孔飞力以世界历史眼光，考察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这两种视域的交融。移民的成功与失败，艰辛挣扎与忍辱负重，适者生存与奋斗抗争，大量历史细节由孔飞力充满同情而又平实的语言勾画得条分缕析，充分体现其驾驭历史大视野的深厚学术功力。

华人移民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被北美的白人认定为他们天生具有奴性，这是“他者”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孔飞力将海外移民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认为海外移民是国内移民这个更大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例。他突破了以往爱国华侨研究范式，而是利用历史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围绕着海外移民生存这个问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侧面研究海外移民这个特殊人群的生存环境、生存策略、生存压力、生存特征等丰富的历史表象和规律，大大拓展了海外移民史研究的内容。

此外，他还利用了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的方法。孔飞力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即考察移民史，与其说是移民与故乡的分离，不如说是他们与故乡的联系，“在严格意义上讲，多数人并不是‘离开中国’，他们只是扩大了劳动者与家庭之间的空间尺度。”他认为，中国人往往只是暂时工作和生活在别国，很多中国人最终都要回国的。

孔飞力曾在《叫魂》中写道：“归根结底，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将意义赋予生命，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历史看作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看作是生命欢乐和痛苦的历史，然后才能了解历史的意义。而这样的历史学家，必然是有激情的历史学家，这样的激情必将激励着历史学家生命不息，探索不止。我认识的孔飞力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

梅葆玖（逝世时间：2016年4月25日）

梅葆玖与京剧的百年命运

梅氏家族是中国京剧百年最具代表性的世家，从黄金时代到革命、动乱，再到新世纪，梅氏家族的跌宕起伏与京剧的百年波折相互纠葛。随着梅葆玖先生的去世，一个时代一去不返。

记者/李夏恩

梅葆玖拎着一袋子蔬菜，带着一副悠然安闲地神情踱过一条狭窄的胡同。他稀疏的头发仔细地向一边梳去，干净整齐的短袖衬衣遮着一个敦厚的啤酒肚，用自然而然的微笑回应擦身而过的好奇目光。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向我打招呼，但我们真的从未见过，我其实很少看戏”，2016年4月26日，梅葆玖葬礼的那一天，一个路人用说新闻的口气提起这次偶然的相遇。如果不是梅葆玖作为“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嫡传哲嗣的名声街知巷闻，这个年已八旬的和善老头，很可能会被看成平庸寻常的邻家大爷。

尽管京剧以夸张的装扮和极富表现力的动作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仍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将其中的喜怒哀乐和世态万状提纯，浓缩成了舞台上的唱腔表演。因此，梅葆玖这样一个谙熟京剧神髓的名家，同样也是一位熟稔人情世故的常人。

从2013年那场近乎于谢幕演出的登台献艺之后，梅葆玖几乎淡出了公众视野，直到他在一个月前的去世，才重新唤起了公众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回忆。然而，一个月的时间足够消磨那些不够顽强的记忆，恰如一位犀利的评论家在梅葆玖谢世不久时提出的问题，那时网络上关于梅葆玖的热潮尚未褪去，他却对各大媒体如此密集地发布悼念网文感到怀疑：“梅葆玖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盛代元音  梅氏见证

这个问题看似挑衅，却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京剧圈内人的视角。对京剧源流稍加谙熟的人都知道，京剧真正的“黄金时代”属于一个早已逝去不再的时代，即使是梅葆玖本人，也仅仅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的谢幕表演。这个“黄金时代”从清末同治、光绪年间开始，到1930年代达到极峰。

1934年梅葆玖在上海出生时，京剧仍然如日中天。在他出生的三年前，在上海《戏剧月刊》发起的《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的票选活动中，他的父亲梅兰芳以总分565分高居“四大名旦”之首，比第二名程砚秋高出25分，比荀慧生高35分，比尚小云高出60分。在1933年闻名全国的京剧名票徐慕云编辑的权威京剧指南手册中，比起马连良、杨小楼这些名家最多在书中占到两页篇幅，梅兰芳一个人就在书中独占12页之多。

这种超乎众人之上的优厚待遇，对梅兰芳来说实至名归，因为他可以说是首位让京剧走出封闭的传统中国文化舞台，走向世界的京剧艺术家。他在世界各国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那种“全新的异域风格、奇特的音乐唱腔，还有男演员饰演的东方女性形象，在西方观众中引起了轰动”。

京剧评论家张肖伧，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梅兰芳陡增的身价和风靡万众的程度。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却提到了这位炙手可热的伶人魁首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儿子梅葆玖。

尽管张与梅葆玖初次见面时，认为他“年事尚轻，于剧情尚不甚了了”，但不久之后，1947年，他在兰心剧院第一次听到梅葆玖正式演唱《起解》这场戏时，却让他回想起当年梅兰芳在“民初在故都时之风华”。“天赋葆玖以适中之身材，清秀之面目，婉转之歌喉，益之以盈盈之秋波，其在台上扮相之隽美，真足以跨灶而与乃父早年先后并美。”

张肖伧相信梅葆玖将来必定可以“大红”。他的这种自信，就像他对京剧黄金时代将会再度复兴一样执着，尽管此时国共内战方酣，但隆隆炮声下的北平戏院中仍然云袖长舞，酣歌不绝。对这些戏人来说，时局的变幻一如戏文里所唱的朝代的兴衰更迭，并不值得太过惊奇。

2015年，北京正乙祠戏楼，梅葆玖先生给饰演杨贵妃的演员示范舞扇的动作。

即使是在梅葆玖自己的口述回忆中，对1949年江山易色的政局变迁也几乎未置一词。他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从上海来到北京，“一切都很好，唯一不能接受的是豆汁那股味”和途经天津时异常热烈的欢迎阵势。梅兰芳携子梅葆玖北上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作为政协委员参加新政权召开的政协会议，而梅葆玖印象最深的是给已经进驻中南海的新政权领导人表演《玉堂春》。

一如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里戏院的那经理对两位名角程蝶衣和段小楼（隐喻梅兰芳和杨小楼）所说的那样：“共产党来了，也得听戏不是？新君临朝，江山易主，庆典能少得了您二位吗？”

作为戏子伶人，投身于戏院舞台，疏远淡漠政治乃是寻常之举，一如京剧舞台上经常悬挂的那块匾额所书的那样，京剧乃是“盛代元音”，它的作用仅仅是装点太平，而非纵谈国是。1949年12月25日，新政权出版了第一本京剧杂志《最新京剧大观》。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京剧名角们纷纷题词表示自己迎接新政权除旧布新的决心。以“失空斩”闻名的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的题词，颇具代表性：“演出戏曲应该有民族革命的意义，方是为人民服务”。

五天后，梅兰芳与梅葆玖父子连演八场大戏，作为京剧界为新政权成立庆典呈上的献礼。这八场戏的名字叫《游园惊梦》。

1950年，梅兰芳（右）、梅葆玖父子在上海同台演出《游园惊梦》。

游园惊梦  如履薄冰

《游园惊梦》也许是最符合京剧神髓的一出戏剧，尽管它本属昆曲，但却是很多京剧名家的拿手绝活。幻梦般的情节描绘的是纯净而优雅的男女之情。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距离政治最远的一幕戏剧。相比起来，梅兰芳最知名的戏剧《霸王别姬》，就暗含了某种政治意味，它让人对一个随末路英雄一同死去的旧政权唏嘘泪下。

但1950年5月26日，梅兰芳在上海江湾为上海解放一周年庆祝会表演《霸王别姬》时，对其中隐含的政治意味浑然不觉，就像梅葆玖在多年后回忆的那样，梅兰芳说：“我应该唱一出，给为解放上海而努力的战斗同胞们听听。”

为了达成这个承诺，从中国大戏院唱完戏后的梅兰芳没有卸妆就直接到大礼堂接着表演。“当满头珠翠的‘虞姬’和全身披挂的‘霸王’从戏院的后门出来，钻进汽车，街上看热闹的人，让公安人员很为难了一阵子。这个场景第二天成为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特别新闻。”穿着旧时代戏服的“霸王”和“虞姬”，看起来就以这种充满喜庆的方式被新政权接纳下来。

但1949年后，新与旧的碰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问题。早在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京）剧院成立时，毛泽东就为该院题词“推陈出新”，1948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绝大部分旧剧都被宣判为“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被看作京剧代表人物的梅兰芳，很快就感受到这种急迫之情灼烧在背。1950年，当天津《进步日报》记者张颂甲向梅兰芳提出“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问题时，梅兰芳直言不讳地表示，“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这次访谈被全文刊出后，很快招致了文艺界的集体批判，梅兰芳被怀疑是“反对新社会”，他被拒绝返回上海，原因是“要等待批判”。

尽管这件事情在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判要慎重”的批示下而得以淡化，但侥幸逃过一劫的梅兰芳仍然不得不在座谈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移步不换形”的错误，并且表示“这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进步”。自此以后，梅兰芳几乎再没有就戏剧改革公开发表过任何观点。

多年以后，梅葆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回忆那些岁月。“之前搞‘大鸣大放’，我父亲都没有介入，他是京剧院院长，致力于艺术演出，培养学生，很少发表什么文章。因为他觉得搞艺术的人，首先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我呢，当时也在剧团里，很少到社会上去。大哥刚刚大学毕业，是搞工程的。二哥是搞文学的，在北京图书馆管理外国图书。‘反右’虽然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我毕竟才二十出头，与社会接触不多，所以没有受到很大冲击。”

靠着对政治谨慎地保持距离，梅家在50年代的政治风浪中履险如夷，但也并非全然波澜不惊。梅兰芳父子以旦角闻名于世，但有人认为这一男扮女装的艺术形式，属于应受批判的旧时代。周恩来在一次越剧改革会议上委婉地表示男扮女或女扮男都不适当，演员应该服从他（她）的自然性别，梅兰芳父子也被从旁通知这一来自高层的决定。甚至《霸王别姬》这样的经典剧目也变得不合时宜。

1959年，国庆十周年，梅兰芳排演了《穆桂英挂帅》这出新戏作为献礼。梅氏父子的高超演技超越了政治意义，塑造的人物也臻于化境。在首演时，梅兰芳扮演穆桂英，梅葆玖饰演其子杨文广，台上台下皆是亲儿女一时成为京剧佳话。这幕戏剧也成为梅氏父子的经典之作，也是其最常上演的剧目。

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牵着梅葆玖和女儿梅葆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小礼堂里最后一次演出《穆桂英挂帅》，两个月后，梅兰芳谢世。即使在最后一刻，他仍然保持了一位传统艺人的高贵之美，与他长期搭档的小生姜妙香回忆道：“想不到啊！死的那天早晨，梅兰芳还拿着小镜子，自己梳拢了头发，还撒了些香水。”

梅兰芳的葬礼成为了传统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一声无可挽回的哀叹，来参加葬礼的人却是为了凭吊一个时代的终结。

19 6 2年，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和女儿梅葆玥在梅兰芳逝世一周年纪念演出上合作演出《坐宫》。梅葆玖饰铁镜公主，梅葆玥饰杨四郎。

霸王别姬  厄运难逃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党的媒体《红旗》发表社论，将其称之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人民日报》则宣布要“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京剧界的改造急速向着彻底革命的道路上滑行，这让很多早已习惯传统京剧角色的演员感到无所适从，梅葆玖竭力让自己跟上时代潮流，排演了《倩女幽魂》和《三女抢板》等新编历史剧。他甚至还私下在南京成竞志家中，和王琴生一起吊过《沙家浜》。梅葆玖认为，虽然把一出戏命名为“样板”与“艺术规律相悖”，但“它的唱腔还是很好听，能接受的，没有特别地排斥。我甚至连《红色娘子军》全出都能唱出来，自得其乐。”

梅葆玖的乐观精神保证他躲过了接踵而来的政治狂潮，尽管北京京剧院的“革命小将”喊着“打倒梅葆玖”的口号前来抄家，但躲在地下室的梅葆玖在妻弟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在最初的狂潮过去后，这位京剧大师的嫡传哲嗣，曾经在中南海里为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演唱京剧的男旦，成为了剧团里的音响师，他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一幕后的职位，多年后，梅葆玖以一种近乎淡然地口气谈起他在那场风暴中的遭际：

“什么也没有想，只要他们别找我麻烦就行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总理把我们家保护起来了，父亲的东西，1961年都已送给国家，留下少量东西都搁到文化部去了，以防抄家的时候被破坏。批斗主要是在剧团里，我在年纪、资历上属于‘第三梯队’，最多也就是站着陪斗。”

传统京剧的经典之一《霸王别姬》不仅再无上演可能，更遭到了群起挞伐，它被斥为“毒草”。其讲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被引申为“尊儒反法，鼓吹分裂、倒退，反对统一、进步”，整部戏的悲剧气氛是“为复辟倒退的反动势力大唱挽歌”。

那些京剧中最光彩夺目的象征物戏装，也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1966年8月，一股股浓烟从北京成贤街孔庙的院子里的烈焰中升起，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大红官衣、青褶子、帅盔、八面威、相貂、驸马套，大蟒大靠、苏绣平金、点翠头面、水钻头面”在熊熊燃烧，“一把火，全烧了！火苗子蹿起老高，烧糊了的碎绸片飞得哪儿哪儿都是。”

曲终人散  前程未卜

1978年初，复出后的邓小平到他的家乡四川省过春节，当被询问是否可以恢复传统戏时，邓表示同意，被解缚的传统京剧很快复苏，但曾经感受过那个京剧黄金年代的人却已经韶华不再。在那场复出表演中，梅葆玖演的是《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多年前，他的父亲梅兰芳为上海解放一周年献礼时，也扮演的是这个角色。

重新穿上戏装的梅葆玖有一种前程若梦的感觉，他说得最多的话是“把失去的15年给找回来”。“1961年父亲去世后，我挑起梅剧团，一年要唱200场以上的大戏，1964年六七月份以后其实已经不大唱了。1966年‘文革’来了，彻底不能唱了。1978年说是要恢复传统戏，整整十五年。我父亲抗战蓄须明志前后八年，我可是要两个八年，而且是30岁到45岁，唱旦角的最好的年龄啊！”

时间的指针仿佛又拨回了正位，京剧在整个80年代都受到热捧，但新时代对京剧的改革也在悄然进行。不过，即使是像梅葆玖这样经历过传统京剧时代的人，也并不排斥各种现代事物和外来文化，他甚至是一个相当“时尚”的人，在一次采访中，梅葆玖告诉记者，“席琳·迪翁、迈尔克·杰克逊，四大天王，四大歌星，我全有（听），包括邓丽君的，现代一些人，我都有（听）”。

谙熟京剧发展史的人会发现，尽管京剧从形式上看是古老的，但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发起内部的自我革新运动，在1930年代京剧的黄金时代，也有大量新戏被创造出来，在1939年出版的《名伶新剧考略》罗列了160余出新戏。至今耳熟能详的梅派经典剧目《天女散花》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而这种革新取材也并不仅仅追摹古代。

1964年“戏剧革命”诞生的“样板戏”尽管是出于政治文宣动机，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京剧为适应时代而做出的妥协。梅葆玖本人非常懂得如何因应潮流，他的新编剧《大唐贵妃》被他自己称为“交响京剧”，而在另一出京剧《梅兰霓裳》中，梅葆玖更是加入了一块48英寸的LED屏，“用动漫的形式、3D的原理，把京剧所有表现非常复杂的场景，用三维虚拟景象重现了。”

但是，这种新兴事物对京剧来说有时也带来一种隐忧，恰如梅葆玖在大连演出时的一件小事，“一个四岁的小娃娃给我献花，说梅爷爷你唱得真好，我爱听。我说，梅兰芳老爷爷你知不知道？他摸了半天头，说，是啊，梅艳芳姐姐唱得最好了。”

梅葆玖对这件事情得出的结论是，“他脑子里没有传统文化，可是他看了好听又喜欢，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呢？”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恰恰反映出京剧这种传统艺术与当代年轻一代的代沟，尽管像新一代的京剧艺人，仍然可以通过适应新的时代风潮找到他的戏迷，像梅葆玖这样的大师哲嗣，则更可以用自己的传奇魅力来赢得万众瞩目，但对更新一代的年轻京剧演员来说，能否继续支撑这一古老的艺术真正融入21世纪的文化合唱，仍然是个未知数。

实际上，这也是京剧在当代中国的尴尬之一。京剧可以自我更新和改造，尽其可能去追赶时代的步伐，但它的形象已经被定义为传统文化的精髓，理所应当地应该由苏绣平金的古代服饰、夸张的脸谱、婉约的身段、优雅的念白和唱腔组成，理应给人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但即使如此，京剧这艘楼船究竟向哪个方向航行，仍然需要它的领航员。京剧的领航员，是那些能够将这门艺术完美地传承下去的人。梅葆玖的谢世，意味着这艘楼船又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航员。

不过，在梅葆玖的葬礼上，仍可让人看到一种不绝如缕的希望：“那天来了很多的人，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还是老邻居，哪怕是衣衫朴素的戏剧爱好者，只要是来到灵堂，梅家人和他的徒弟都会以礼相待，都会鞠躬、握手、还礼。”

京剧最终还是回到了那些挚爱它的人中间。

陈忠实（逝世时间：2016年4月29日）

陈忠实：留下孤独倔强的背影

特约撰稿/张丹丹

“夜深人静，我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还有叔父的，有一位是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为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在散文《三九的雨》中的段落，他也曾写过少年时期一次切切实实“遇鬼”的经历。与其说他信鬼，与其说是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他自身在原下最混沌、最原始的思维，最终造就了气象万千、富有张力的巨著《白鹿原》。这是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部记载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而今，陈忠实于4月29日上午在西安病逝，在原下，在老屋，化为一支如他所述的生命乐曲，只是，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如他一般的聆听者。

倔强的关中汉子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素有耕读传统。他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做过私塾先生。陈忠实幼年时期，家中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上面写着在他看来“和课本上一样规矩的字”，这些字出自祖父之手，成为他最初的崇拜。

陈忠实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与村里人比，他会写字、打算盘，雨天空闲，还会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的教育，一辈子卖粮、卖柴，供陈忠实兄弟俩读书。陈忠实曾深情地写道，“他（父亲）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最可贵的东西，却绝不是书香门第之类。”

1955年，陈忠实小学毕业，要去三十里外灞桥的西安市第十四初中（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这一次少年时期的远行，直到50年后，在回忆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中再度提起，他仍然历历在目，并将它定性为“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

在砂石路上，他的旧布鞋子磨破了，脚后跟血肉模糊。他接连将树叶、擦脸的布巾、撕下来的课本书页塞进自己的鞋子里，可终究不抵用。因为要面子，也不和别人说。近乎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他竟然循着这一声汽笛的鸣叫，忘记身体的疼痛，奔跑着赶上了已经远超他的老师和同学。这次经历让他懂得一个道理，“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要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

忍着巨大的疼痛倔强向前，是陈忠实在少年时代铸就的个性，他此后的人生似乎都脱离不了这样的境遇。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如此评价，这位“老陈”“老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汉子，有关中人的性情，很强硬、很倔强。

中学时代，是陈忠实自我发现和文学启蒙的时代，这时出现了他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人——语文老师车占鳌。起初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误会，后来紧张的关系消融了。车老师要将他的作文推荐去市里参加比赛，嫌他的字不够硬气，还特意亲自修改誊抄了一遍，又将它投给了《延河》杂志。所以，在后来进入延河杂志社时，陈忠实总是莫名想起当年的情景。

出现在陈忠实生命道路中的车老师，烛照一时，再因为某个偶然，失去了联系。“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醇厚的陇东口音。”陈忠实散文里的这些话，颇有一种老杜诗歌“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伤感。

与大学失之交臂

陈忠实的中学时代，除去物质条件的困窘，大抵回忆里也有不少幸福的光景。

被他半夜当作是“无头鬼”的含苞待放的一大丛玫瑰花，在后来的记忆里，似乎从来不曾褪色。出围墙门外，和一群同学等半个小时，只为了看一辆飞驰而过的稀罕物——大卡车，当然，有时等待也成一场空。陈忠实散文里经常提到两条河流，一条是从他家门前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河，还有一条是从围墙外引进学校的一渠夏天清凉、冬天温热的清流。水的流动带给了他更多的关于远方和抵达的遐想。

然而，在这样短暂的洒脱和憧憬背后，却是沉沉的负担。每周六回到家，在满足了由于学校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渴望之后，生活开始裸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回家拿钱，成了每个周末笼罩在这个家庭头上最大的阴云。

1955年，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公，陈忠实的父亲不再有地可种。因为家境不足以支撑两个孩子上学，父亲决议让他休学一年，等到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再让他复学。当时只读了半年初一的陈忠实，也懂得这其间的艰辛和无奈。因为个子最小，他每次都坐第一排，他还故作轻松地对父亲予以宽慰：“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

后来因为政府的资助，他实际只休学了一个学期，秋天就又上学了，但因为半年的耽误，他又从初一的第一个学期学起。

1959年秋天，陈忠实上高中，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是年春天，陈忠实得知柳青的《创业史》在《延河》杂志连载后，节衣缩食地去买《延河》。柳青成了陈忠实文学道路上的导师，《创业史》成了他的枕边书。

陕北吴堡柳青文学馆馆长张永强，对《凤凰周刊》谈起一件往事，足见陈忠实对柳青的崇拜和热爱。他收藏了一本陈忠实在1960年读过并签名为“陈忱”的《创业史》，此前，没有人知道“陈忱”是陈忠实的笔名。2014年9月30日下午，张永强去陈忠实家拜访求证，得到的答案是，此书确实是陈忠实到南泥湾劳动锻炼时私藏过的图书。他还向张谈起自己读《创业史》的经历，“买了丢，丢了买，翻破了共九本。”

从1959年春季入学到1962年毕业，陈忠实的高中阶段恰好撞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粮食严重短缺，市教育局取消了晚自习和一切作业来对抗饥荒。借此机会，陈忠实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还有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等，这些阅读无疑开拓了他的眼界和思维。

“大跃进”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学开始大幅度缩招。陈忠实后来在散文《晶莹的泪珠》中回忆，他1962年毕业，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个位数。而在上一年，一半的人都能考取，对于学习成绩优异的陈忠实来说，自然不成问题。陈忠实曾多次和父亲抱怨，因为那一年的休学，他的人生转了道，没有再上过大学。25年后，父亲身患癌症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我有一件事情对不起你，我不该让你休学一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二十年。”

1962年陈忠实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里的蒋村初级小学，当了没有编制的“民请老师”，在教学上卓有成效。1964年，他被评为“优秀教师”。公社教育部门一次性奖励了他30元钱，在当时算不小的一笔数目，他把钱装在上衣的口袋里，将衣服挂在篮球场边一棵树的树枝上，然后就高兴地和同事们打球去了。打完球回来，衣服还在，钱却不见了。作家邢小利在《陈忠实传》中饶有兴味地记述了这次经历。

做民请教师的同时，陈忠实开始自学文学。他在简陋、破旧的屋子里，凭着一张用草绳捆住的小条桌，一盏方形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开始了他的阅读和写作，他对这项伟大的当时也看不到头的事业讳莫如深。父亲见他整夜钻在屋子里，不禁发问：“成啥精？”他答：“谝闲传。”

他用自己的勤奋努力来圆他的“大学梦”。1965年，陈忠实的《夜过流沙沟》发表在《西安晚报》上，他自述是“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递，始得发表”，这篇历经艰难的文章，被他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从此，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政治运动中的沉浮

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月，文学难免要和政治相纠缠，当前一些对陈忠实的争议和质疑，也主要集中于此。

担任民请教师期间，因为教学质量突出，陈忠实曾多次被评为先进。1966年2月12日，陈忠实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时年24岁的陈忠实，被推选为地方红卫兵组织的政委，大串联的时候，还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后，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检阅”，激动万分。十年后，毛泽东逝世，他的心情仍似一束不曾熄灭的火把，写下了那次受检阅的经历：“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

当时的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刚刚经过激动人心的天安门大检阅，喜悦的心情还没来得及收拾，随后11月末回到学校，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就已经被打成了“保皇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他产生了极大的沮丧情绪和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学梦就像还没有绽开的花朵，转瞬凋敝。

1968年，陈忠实所在的中学被撤销，他到戴帽小学任教，12月，又借调到公社协助专案组整党等工作。1971年，他被任命为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因为一个记者的关系，陈忠实结识了《西安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张月赓，并应邀写下散文《闪闪的红星》，因为其在文革期间文艺作品中独树一帜的文学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发表让凋谢的文学梦想又灌注了生机。

1972年是陈忠实命运转折的一年，因为符合上面要培养一批“毛主席革命路线接班人”的条件，他成为公社的推荐人选，将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和之前“民请老师”的农民身份不同，他变成了吃公家饭的人，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激励。后来失去这个身份，还给了他莫大的打击。

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写了一篇名叫《无畏》的小说，这篇小说是在政治风向逆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参加《人民文学》的培训班时响应号召写就的。因为顺应了当时的政治风向，受到了主流文学界的推崇。“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也遭遇了审查和批判，他极其珍视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

一系列的打击，让他对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又开始回归到文学的怀抱寻找慰藉，同时伴随着深深地思考。1978年，陈忠实开始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一直住在老家的村子里。翌年，他的短篇小说《信任》在《陕西日报》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多少给了他一点心理安慰。

直到多年后，文革中的这段经历，仍然是陈忠实心里的隐痛和避讳。邢小利向《凤凰周刊》谈起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2012年9月11日，他陪同陈忠实去北京，车上闲聊时扯到了文革，陈突然很激动地说：“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当时谁都不觉得是不正常的。我现在也想不通怎么会写那样的文章，事后简直不敢看。”

成名后，有不少出版社邀请陈忠实写自传，他总是拒绝。作为至友的邢小利要给他写传记，他也不太愿意，理由是“我没什么可写的，像我这样的人在农村一茬一茬的。”但实际上，他有更深的隐忧：“假如你写到文革里的谁谁谁，人家儿子还在，来打我怎么办？”做过多次思想工作后，邢小利才说服了这位倔强的老人。

一部《白鹿原》定乾坤

进入文化馆后，陈忠实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有后来写《白鹿原》所需要的地方党志、地域史等历史著作，以寻求艺术上的突破。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经过数年的沉潜、酝酿和构思，陈忠实于1988年准备将胸中的《白鹿原》故事付诸笔端，于是辞去了职务，在老家的房子里潜心写作。作家汪兆骞曾回忆，有一次在西柏坡参加笔会，他和陈忠实两人同住一屋，在谈到创作时，陈忠实说“我躲在原上写《白鹿原》，既兴奋又寂寞。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白鹿原》讲的是陕西关中白、鹿两家祖孙三代的纷争，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在时代辗转中的境遇，同时囊括进从清末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历史变迁、家族兴亡、政治运动，是一部家族史、关中风俗史，更是一部民族命运史诗。

1991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又一次激励了陈忠实。同年农历二月，妻子回原下，给他送面条和蒸馍。他和妻子说不要再送了，快写好了，如果不发表，他给自己留的后路是去养鸡。

不过，这一次，命运没有给陈忠实养鸡的机会。

1992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上节选发表，他将作品交给编辑时说：“我把命都交给你了。”果然，作品一经问世反响热烈，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50万字的鸿篇巨著。小说在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的高度赞扬后，陈忠实激动地说，“总算把事弄成了！七年了，快累死了……”

然而，这部充斥着大量性描写和非主流史观的作品，在当时饱受争议，与之同样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还有贾平凹于同年发表的《废都》，此书在国内甚至被禁了16年。贾平凹向本刊谈起这段经历，他和陈忠实年轻时同为西安市群木文学社的成员，是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陕军东征”的主力干将，但《白鹿原》和《废都》都受到了责难和非议。“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受到压制，但都互相关心。后来陈忠实获茅奖，我还为他写了一篇《如莲的喜悦》。”

四年后，《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争议之声仍未停止。作家白烨向《凤凰周刊》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评委会上，各方争议相持不下。时任评委会主任的陈涌偏偏喜欢《白鹿原》，认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们一直所期盼的，文坛求之不得，于是抱病上会力陈己见，终于说服大部分评委，并作出修订后获奖的决定。”

于是，《白鹿原》在被迫删除部分性描写后获奖，但在后来，陈忠实还是坚持以未删节版再版，这体现了他难得的勇气。至今，《白鹿原》的总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陈忠实来京领奖之后，叫上白烨一起去看望陈涌先生。陈涌很是兴奋，一见面就对陈忠实说，“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堪称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而在白烨眼里，《白鹿原》是一部“血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珠穆朗玛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对《凤凰周刊》分析道：“可以说《白鹿原》开创了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本土的叙述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的史诗性写作范式，它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代表作，而且到现在为止，仍具有很高的典范性。”他用“原”所象征着的民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超越了国共意识形态的冲突。

晚年仍心系原下

1992年，陕西省作协内定的下一届主席人选是路遥，可是路遥不幸去世。在1991年不愿意去省文联做书记而只想成为一位专业作家的陈忠实，最终还是成为了陕西省作协主席，他也下定决心，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一些贡献。

在作协朋友的眼中，陈忠实是一位亲切随和的兄长，平时大家跟他很随便，开玩笑说重了也就是一笑。邢小利对记者谈道，陈忠实有非常传统的做人原则，不管人前还是人后，不该拿的东西他一分不拿，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已经深入他的骨髓。

他后来的创作，主要是写一些散文随笔，也写过少量短篇小说。据邢小利介绍，陈忠实至少有两个当代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后来出于时间和精力问题，都没有写成。陈忠实曾对他说，写完《白鹿原》之后，写小说都没有感觉了。

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多写民族历史，具有一种雄浑广阔的视野，晚年则通过散文回到自身，写对人生的感悟。邢小利认为，陈忠实后期的散文，最好的是《三九的雨》《原下的日子》等几篇，这些文章只有他才能写出来。

2001年到2002年间，年近花甲的陈忠实备好无烟煤和吃食，回到心心念念的老家西蒋村，阅读、思考和写作。他的一生和那个老屋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心中，白鹿原是干净的，不曾被龌龊污染的。从他反复引用的白居易的一首“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中，可以一观他当时的心境。

在散文《原下的日子》里，陈忠实写道，“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他在后来的散文里反复出现“龌龊”二字，不得而知。但他固执的一点是，在原下写作，便进入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或许是由于硬气的性格，关于自己的妻儿和家庭生活，陈忠实很少提及，外人亦所知甚少。他却在散文《旦旦记趣》里，不无童真和喜悦地写到当时才几岁的小外孙。“旦旦睡觉了，家里便恢复了安静。他的一双小鞋却丢在了我的房间的床边，我总是在看到那一双小鞋时忍不住怦然心动。”那一刻，褪去声名，他只是一位慈祥的爷爷。

这篇散文结尾处，陈忠实写道，“我的记性已经很差，无疑是老年生理特征的显现。想到生命的衰落、生命的勃兴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尾接续着，我便泰然自乐。”可见，他很早就在思考生命的必然轨迹了，生命的陨落不过是自然规律。

邢小利向记者谈起去年十月他们的一次聚会，当时陈忠实已经病得很严重，他请大家吃羊肉泡馍。散场的时候，他自己把沉重的黑色旧包背上，不需要任何人拿。过马路时，坚决不让人扶，也不让人陪，大家只能目送着他走过去。

“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回头，东去一拂袖”，这是他创作的词《青玉案·滋水》中的句子，如今拿它来做其一生的注脚也未尝不可。在完成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大书后，陈忠实远去了，留下一个孤独倔强的背影。

李世济（逝世时间：2016年5月8日）

李世济：梨园行里的现代改革家

李世济是京剧程派的代表人物，今天的程派演出中，李世济的版本成为重要的典范之一，她对京剧艺术的现代改革贡献卓著。继梅葆玖之后，梨园又失一位大师。

特约撰稿/张丹丹

李世济坐在幕布后的轮椅上，腿脚和眼神都已不太好使，走起路来要人搀扶。片刻后，台上锣鼓齐鸣、胡琴催发，她立马昂起头，挺直腰板，像一个出征的将军登上了舞台。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风采不减当年。

这是2013年5月的一场演出，这个月她将满80岁，南京、郑州、成都等地的票友为她送来花篮，这场演出被年轻的戏迷们称道为“特别有范儿”。晚年，她的演出活动已大幅减少，但仍然每年都会登台几次，她想借此告诉戏迷们，自己还健康，还能唱，她要给大家留个念想。

她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虽然师出名门，接续了最辉煌的“程派”传统，却在剧目、服饰、表演上大胆革新，只为征服更多的年轻观众，将京剧国粹传承下去。反对者直指她是“程派”的逆子贰臣，拥护者高呼她是“程派”的改革先锋。著名戏曲评论家傅谨则说：“哪有什么‘新程派’，我认为就是‘李派’，李世济的独创性完全可以开山立派。”

作为当代的京剧大师，李世济5月8日的突然离世，让无数戏迷们悲恸扼腕。在她的葬礼上，两届国家领导人为她送去花圈，许多戏迷们赶去送行。今天的程派演出中，李世济的版本成为重要的典范之一，她对京剧艺术的现代改革贡献卓著。继梅葆玖之后，梨园又失一位领航者。

少女时代，艰辛学艺

李世济祖籍广东梅县，1933年5月出生于苏州，成长于上海。祖父是清朝的官员，父亲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的秘书。她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戏剧天分，似是命中注定，一生的荣辱悲欣都要与戏剧相牵连。而大户人家的出身和优良的教育背景，又让她的人生轨迹与一般的京剧演员截然不同。

过去，有钱人家经常以“票戏”为乐，就是请京剧老师教，请乐队伴奏，作为一种娱乐。她经常躲在八仙桌下，看姨妈学《苏三起解》，结果姨妈还没学会，她反倒先学会了。5岁时登台唱戏，就表现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她的记忆力特别好，时隔多年后，重提儿时旧事，那些细节总是鲜活得像水里蹦出的鱼儿。

据她在节目中回忆，因机缘巧合，她在12岁那年偶遇名震海内外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有人惊奇地发现，比程砚秋小29岁的李世济，竟与这位京剧大师长得有几分神似，便开玩笑说“不如收做干女儿吧”。没想到，程砚秋将此事放在了心上，隔日专程带着礼物到李家要收李世济为义女。李家立马回礼，这一桩关系就此敲定。

李世济说，从收为义女的第二天起，每天散学后，李世济都要以风一般的速度骑车赶回家，程砚秋早早地就在她家里等候，教她学戏。程的要求很严格，对于吐字归音、手势、脚步等基本功的训练，都一丝不苟。那段时间，教了她《贺后骂殿》《四郎探母》《武家坡》《二进宫》等一些老戏。作为一块璞玉，再加上大师早期的打磨，李世济已经初显光泽。

渐渐地，有戏院请李去唱戏，因为扮相上和程砚秋很像，她得了“小程砚秋”的雅号。程很是赞赏，说她以后定能“执程派之牛耳”。当时，她并不知“执牛耳”为何物，但得了鼓励，让她更有了冲劲，要投身梨园行的想法也在潜滋暗长。但当她鼓起勇气决定“下海”（从票友转为职业演员），却遭到了程砚秋和家人的一致反对。

在传统中国，唱戏被视为“贱业”，“戏子”为人不齿，只有贫寒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去唱戏。程砚秋更是深有体会，他6岁时，因家道中落而投入乾旦荣蝶仙门下，成为“手把徒弟”，吃住都在荣家。除了学艺，还要做很多佣人做的杂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打受骂。这段经历是非常惨痛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在变声期，还开创出一个大的京剧流派。

可能是由于爱之过切，程砚秋不愿意让李世济进入这个行当受苦，也不想让她被梨园行的大染缸污染，而且他从来不收女弟子。但一门心思想拜师学艺的李世济，却顾不得那么多，一直央求程砚秋收她为徒，因为只有行了拜师礼，才能算正式的程门弟子，但程家的“门槛都快被踢破了”，程砚秋就是不答应。他甚至抛出一句话：“你不要来了，来了也让我跟你干妈老吵架。我不会让你唱戏的！”

程砚秋的坚决态度让李世济感到绝望，“我知道连求他的机会都没有了”。但生性好强的李世济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强化了她对梨园行的向往，她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程家，决定另辟唱戏的道路。

2013年5月，李世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致意。

挑梁唱戏，痛失义父

一般的说法，李世济是22岁下海。而据其唯一的男弟子、晚年守在病床前照料其生活的京剧艺术家杨磊向本刊回忆，李世济说她1952年就已经在筹备此事，那时她才19岁。李世济毅然决然地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肄业来到北京，京剧工会里的老先生帮她组建戏班。

那时，程砚秋也已从上海回到了北京，但对李世济下海并不支持。好在程在上海时的乐队班子，被他称为“三剑客”的唐在、熊承旭、闵兆华三人，愿意跟随李世济一起到北京为她搭台。不过，因为当时李世济没有名气，无人买票捧场，每唱一场戏就要赔五百来块钱。但是，凭着这样一股冲劲，几年下来，她终于迎来了一次绝好的机遇。

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了北京京剧团，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剧团里，缺少一个跟他搭戏的旦角，这时候有人推荐李世济，从这开始到文革前，她基本上就在马连良先生的团里唱戏。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名家唱戏，小一辈的李世济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不断引起一些反响，期间她曾到中南海为领导人演出，也得到了上层的喜爱。

毛泽东喜欢程派，会点程派的戏。听《游龙戏凤》时，他还用一口湖南腔来教李世济。李世济曾回忆道，1955年，周恩来了解了李世济要拜程砚秋为师的夙愿，便有意帮她达成。周恩来问程砚秋：“李世济唱得怎么样？”程砚秋答道：“好”。周又问道，“为什么不收她做徒弟？”程砚秋报以沉默。

拜师一事再度被提起，而且还是这样的高层出面，原本的死局似乎有了点松动，李世济除了万分的欣喜，还感受到了莫大的荣耀。“谈判”的结果是，程砚秋带李世济和唐在等人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等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后，再由周“请客”，让李拜程为师。

这次旅程备尝艰辛，路上李世济和唐在将自己的伙食节省下来，留给高大又身材偏胖的程砚秋。那次演出很成功，回来的时候，李世济送程砚秋到机场，程迟迟不肯进去，李世济怎么也想不到，那一面竟是永别。这次演出结束后没多久，“反右”开始，收徒一事被搁浅，紧接着，程砚秋突然病逝。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李世济悲痛欲绝。她赶往北京医院，见到程先生的遗体，面对程先生七窍流血的面目，她掏出手绢一点点给他擦拭，又唯恐眼泪滴在他的脸上。除了悲恸、无力，她还坚定了要把程派发扬下去的信念。未能正式归入程门，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珠联璧合，妇唱夫随

李世济和先生唐在的相识是因为程砚秋。唐在大李世济11岁，同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留学牛津的工程师，他本人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因为对京剧的痴迷，1945年秋，唐在与程砚秋相识并为其伴奏。他会拉京胡，成为程口中的“三剑客”之一。

李世济12岁那年，“三剑客”就受程嘱咐为她伴奏吊嗓子。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世济带着小姑娘般的嗔怪，“他（唐在）老气横秋的，训我训得可厉害了，结了婚过后，成名过后，也照样训。”

1952年，李世济初来北京，除了唐在的“三剑客”乐队，她一无所有。唐为了艺术，放弃了中国银行的工作和本来应该有的大好前程。两人朝夕相处，结伴同行，一起研究戏，艺术将志同道合的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李世济幽默地说：“天天在一起，跟外人说都说不清楚了，谁还要你啊？除此（结婚）之外，别无选择啊！”那一年，李世济30岁，唐在41岁。李世济羞于提爱情，可是一说到老唐，她眼睛里总是流露出异样的神采，“有老唐，我很骄傲，很自豪。”

李世济称唐在是“严师良友”。这对艺术和生活上的伴侣，可谓珠联璧合，在一起改编和合作了很多剧目，李世济大半辈子的成就和她的唐乐队是分不开的。从当时初来北京只有三件乐器，胡琴、月琴、二胡，一件件添置发展到后来十三人的乐队，被称为“京剧界的第一交响乐队”。

今年73岁的王湘是李世济乐队里的老艺术家，他和李世济夫妻二人共同工作了几十年。王湘在面对本刊采访时称，李世济对自己要求很是严格，但没有架子，平时跟他们平起平坐，对大家很关心。上世纪80年代去各地基层演出，多艰苦的环境她都能去，演出住的地方很破，大伙就背着破铺盖卷儿，找个地方歪一歪。

4月2 5日与5月8日，梅葆玖与李世济两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相继离世，京剧界痛失两位领航者。图为2014年12月27日，“纪念富连成社创办110周年座谈会”上，两位艺术家在会前交流。

唐、李夫妻二人勤俭朴素，一生奉献给了京剧艺术。李世济的大弟子刘桂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她的家中很朴素，没有多现代化的或享受的设施，有不少人来看望，都会发出感叹，“李老师怎么住这么个（破）地方？”

晚年，唐在生病，精神上已经有些恍惚。只要李世济出去演出，多走了几天，他就要到处问，担心李世济要把他抛弃了，半夜里要叫她几十次，只为引起她的注意。这种情感，大抵就是相濡以沫吧。

动乱之后，改革先锋

文革期间，李世济被下放，名字也改成了“李玉”。她在长城边的农民家里住了十个月，干起农活很是卖力。她说“是好样的，到哪儿都应该是好样的”。真实生活是艰辛而狼狈的，只是她拥有了化解的力量。

特殊年代，传统戏剧靠边站，八个样板戏备受推崇，红极一时。李世济也做过不同的尝试，比如勇排《杜鹃山》《南方来信》等新戏。在劳作的空隙，还和一同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切磋，借鉴声乐里的一些要素，后来也用到了京剧改革中。

在这期间，她也曾赌气说，“我不想唱戏了”。郭淑珍对她说：“你开什么玩笑？你是一定要回舞台的。”在同伴的激励下，李世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因为怕被人知道，她在窗户上堵着棉被，汗流如注地练习。

1976年，她终于有了重登舞台的机会，有领导人说要组织一场戏，去人民大会堂唱《蝶恋花》。她自己回忆说，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如今又来了。她似乎把前半生的所有力量都凝聚在喉头，唱到“吴刚捧出桂花酒”时，她激动不已，底下掌声雷动。

1978年她调入中国京剧院。1979年，恢复传统戏，李世济对于观众的断层深感痛心，脑子里想的一件大事是怎样培养新的观众。再邀请她唱戏时，唱的是《锁麟囊》。1950年代，《锁麟囊》被列为禁戏，罪名是“宣扬地主阶级调和论”。程砚秋迫于无奈，对剧本作出修改，后来至死未能再演出。李世济接下这个衣钵，恢复了原版的《锁麟囊》。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锁麟囊》在当时深入人心，传唱度几乎类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此外，李世济恢复和整理加工了很多程派剧目，又在原有唱腔的基础上，将美声唱法糅合于演唱中。她还进行戏词改良，请剧作家范钧宏修改《文姬归汉》的剧本，删掉繁冗拖沓的部分；请作家汪曾祺修改《英台抗婚》，删去了男装部分。同时，她还对服装、乐队、剧本进行改革和创新。

就这样，1980年代的京剧舞台上，李世济一枝独秀。她的改革创造了奇迹，尤其是在京津冀等地区。刘桂娟说，“那时李老师正当年，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如同现在的大腕歌星，到哪里演出都全满。‘天津一宫’一两千人的座位，她连演十几场《锁麟囊》，全满。”许多年轻人因为听了李世济的《锁麟囊》《蝶恋花》而喜欢上京剧艺术。

19 4 9 年秋，李世济和程砚秋先生在北京青龙桥董四墓村。

刘桂娟说，李世济改革的成功和她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以及博采众长的胸襟很有关系。杨磊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他提到李世济早年学梅兰芳，还有一些思想顾虑，觉得程派的人竟然去学梅派，这样不太合适。可是后来她打破了这个心理障碍，认为只要是好的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她晚年说，“梅先生一举一动都是美的”。

对于李世济的改革成就，傅谨如此评价，“她充分发挥了女性的嗓音优势，在程派基础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程派唱腔原以其近乎中性的低沉与幽咽为特色，清丽的女声未必适合表现，但世济先生硬是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路径，既有程派的委婉哀怨，也有她独具的美。”

一直以来，李世济都是以改革的“强者”形象示人。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先生曾撰文道，从1979年传统戏“复出”算起,李世济首先以艺术上的“强者”形象出现,从恢复型的《锁麟囊》《荒山泪》《六月雪》,到改编型的《文姬归汉》《梅妃》《玉簪误》，皆如此。李世济勇当团长、基层调查、巡回演出、接待华侨，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及多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又获得了政治上的“强者”形象。

晚年丧子，孤寂终老

因为忙于艺术，李世济在40岁才得一子小皓。1979年，四岁半的小皓开始登台了，徐城北记录道，“《锁麟囊》中,圆乎乎、胖墩墩的小皓扮演薛湘灵的儿子大器,凭他那清脆的一声‘妈呀——’,同台对面的世济不禁要从心底发笑,台下的观众更会放声大笑。等谢幕时,掌声把操京胡的唐在从侧幕招呼出来,一家三口站在台口频频鞠躬,观众乐了,他们自己也乐了。”

可是，人生的荒唐和不可把控，偏偏在李世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01年，时年27岁的独子遭遇车祸去世，年迈的唐在因此卧病不起。但即便是这样的遭际，她也几乎从不在人前流泪。

唐在病重那段时间，曾有一位美国华侨给傅谨打电话，说知道李世济家庭的困境，想捐点钱，让他向李世济转达这番心意。但李特别坚决地回复说：“代我谢谢他，我们老唐看病，国家也会照顾。我们没关系，我真的不能接受。”傅谨向记者感慨道，她有一种骨子里的骄傲，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或者可怜。

可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她又是“义”字当头。2012年，无意间得知老艺术家浩亮夫妇晚年的生活境况，她将一个装有一万块钱的信封不容分说地硬塞给了浩亮的学生，让他转交。浩亮夫妇颇为感动，带着一件珍贵的摆件，登门拜访和答谢，李世济却拒绝了。杨磊说，作为同辈艺术家，他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多深的交集，但是出于对老艺术家的惺惺相惜，她要给你的就一定要给，她不要的说什么也不要。

2015年12月份，李世济因病进了医院，她并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会出不来，生病期间还惦记着刚接的演出。她一辈子爱美，最后的时刻，穿着自己最心爱的蓝袍子静静地躺在棺木里，蓝袍子像床单一样罩在她消瘦的身上，根本撑不起来了。

葬礼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没有“春秋亭外风雨暴”。“李世济老师走好，程派后继有人”的悲咽之声一遍遍传来，徒增一种“何处悲声破寂寥”的落寞。葬礼后，人群散去，熙攘的场地顿时变得寂寥空旷，也意味着她盛大又多舛的一生就此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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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逝世时间：2016年5月25日）

知天命：杨绛的后半生

杨绛先生命中注定成为人们口中的“三朝元老”，用自己漫长的一生经历这个国家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

记者/李夏恩

“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

这段对命运的记述，倘使出自一个感伤身世、自叹造化弄人之人的笔下，并不稀奇，但这段话却出自年且百岁的杨绛之手，便不由得使人感慨再三。此时的杨绛刚刚从医院返回家中，再一次逃过了死亡对她锲而不舍的追捕。这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似乎让她对人生的看法更为豁朗通达。

多年以前，她曾经手录过丈夫钱锺书晚年爱引用的一句宋诗：“老去增年是减年”，已然对死亡终将到来的命运坦然面对，但在这篇96岁写下的《命与天命》中，她却一再强调命运之无常以及它对人的捉弄：“‘命’是不讲理的”、“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她在暮年时分用笔捕捉命运难以捉摸的形象，并且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听闻来描述它的“毫无道理”。

她讲述了自己大学二年级时的一次奇巧的算命经历，那一年她19岁，她的大弟刚刚因为急性脑膜炎病故，但她却第一次见识命运是可以算出来的。那天，苏州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路过她家，她们用刚刚去世的大弟“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尽管当时杨绛怀疑瞎子知道她家有丧事，“所以一说就对”，但当她们故意用一个不到百日就夭折的孩子的八字给瞎子算时，瞎子却“气得脸都青了”，“勃然大怒”地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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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所讲述的这些“命运弄人”的故事，看似只是为了证明其“命运是毫无道理的”的观点。但考虑到这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已经非常善于将自己的真实观点不露声色地隐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往事轶闻之下，所以她胪陈的例证很可能也别具玄机。仔细揣摩杨绛的这些“命运弄人”的例子，就会发现，它们大都发生在1950年代。而杨绛后半生的命运，也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从“洗澡”到“改造”：命运弄人

“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有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

在杨绛论述“命运”的文章中，她特别提到了自己为何在1949年决定和钱锺书一起留在大陆的原因。杨绛将他们做出的决定解释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但值得深味的，无论是钱锺书推辞国民党政府某高官许诺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位的决定，还是杨绛在抗战中辞去中学校长的选择，她举出的所有“在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的例子，全都发生在1949年前。她和钱锺书决定留在大陆的“不是不得已”的“自己的选择”，可以说是为之前那些“做主的还是自己”划下了一个句号。

在最初的两年里，除了她的丈夫钱锺书被中宣部调任英译《毛泽东选集》而感到“惶恐”之外，他们的生活一如往常。直到1951年这场被杨绛称为“洗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才使她第一次隐约感受到知识分子可能遭受的命运。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咬牙切齿、顿足控诉”，“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以及“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都成为杨绛“毒害”学生的罪状。当杨绛走出大礼堂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周围人隔离了：

“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

这场大会实际上成为之后一系列大规模政治批判的预演，一直到15年后发挥到极致。多年以后，杨绛仍然感到自己那时“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

“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经历过初次政治运动的杨绛，开始意识到政治运动改造民众的宏大力量，足以令个人变成为政治运动汪洋中随浪翻腾的水。

即使是像杨绛这样一向保持个人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集体时，也难以逃脱融入其中的命运——“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也失去自我，融合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1955年的“五一”观礼集会上，杨绛也不能自拔地被融进这种集体的洪流中，“‘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能够组织群众，并且恰如其分地将其引入到设定好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正是一个个运动的高明之处。而杨绛也开始学习如何在这场浩大的被组织起来的集体运动中竭力保全自我。1956年5月，杨绛和钱锺书在北大看到满墙“大鸣大放”运动的“大字报”。但他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事实证明，这场大鸣大放确实很快转向为一场反右运动。杨绛夫妇因为“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尽管躲过了严酷的反右运动，但在这场运动的尾声“拔白旗”中，杨绛仍然受到批判：“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很快，这场批判运动就被“大跃进”所打断，杨绛和钱锺书都被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杨绛在回忆中称自己下放时的伙食很“好”，用“玉米渣儿煮白薯块”的“又稀又腻的粥”让她“很欣赏”。比起她的丈夫锺书在昌黎下乡时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所以她就更理应为自己的“好”伙食感到满足。但她紧接着就提到自己梦见“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将白米饭、罐头凤尾鱼和半块酱豆腐视为无上的珍馐佳肴。

此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尽管杨绛被缺粮少食所苦，但她还没有真正品尝过极度饥饿的滋味。直到37年后，她才从一个叫秀秀的农家孩子的口述中，间接尝到了令人绝望的饥饿滋味，杨绛罕见地把这段口述记录下来：

“我奶奶的大腿越肿越大，比她的小脚大得多，她只能躺着，不能下地了……有一天，我奶奶都没力气说‘好孙子，给奶奶焐脚’了。我抱着她的脚睡，从来焐不热。这天睡下了，醒来只觉得奶奶的脚比平常更冷了，而且死僵僵的，一推，她整个人都动。我起来叫奶奶，她半开着眼，半开着嘴，叫不应了。”

杨绛没有困于饥饿，但她苦于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她的口袋里装满了锺书给她写来的信，尽管这些信“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已经历经几次运动的杨绛，还是担心这些信件会发挥“意想不到的效力”，因为害怕“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她最终决定“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

“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杨绛很为焚毁了这些情书而感到懊悔，唯一的安慰是这些宝贵的浸透了感情的信在那个时代“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它们被侥幸带回家，也难以逃过8年后的那场浩劫。对杨绛来说，到1960年，她能够和丈夫、女儿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全身而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命运尽管捉弄她和她的家人，但是他们还是活了下来。

“乌云与金边”：天命之年

“五十而知天命”，当杨绛到达自己的天命之年时，她已经习惯了如何以平常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年是1961年，她被检查出胸部肿瘤，但最终证明并无大碍。最困难的时期似乎也像她身体上的疾病一样行将过去。

1962年8月14日，这家人又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这段罕见的间隙成为了杨绛与丈夫、女儿难得的清闲岁月。几乎没有政治运动来打扰这家人平静的生活。杨绛修订了她的译作《吉尔·布拉斯》，写了关于《红楼梦》的文学批评论文，别具意味的是，在这篇论文中，她将艺术定义为“克服困难”，这仿佛是伪托文学之名，为她在过去12年间的艰难遭际加上一个艺术化的诠释。

“天命之年”的到来似乎扭转了杨绛的命运，仅仅四年之后，这一切平静便被打破，这也让她见识了“天命”的反复无常。

“我今天‘被揪出来’了，你呢？”

“还没有，快了吧？”

1966年8月9日杨绛与丈夫钱锺书的这段对话，成为一家人命运的转折点。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了出来，尽管这两个人直到此时仍然对“揪出来”的前因后果“莫名其妙”，也无法判断“‘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但很快，他们就被确定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两个新的身份以及其他新创造出的身份名目一起都被统称为“牛鬼蛇神”，杨绛一家就以这种方式被拖入到席卷整个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天命”终于在他们面前露出了狰狞而狂暴的面目：一场对身心进行全面改造的“大革命”。

1966年爆发的政治运动，将无数人的个体命运暴晒在革命的炎炎烈日下。没有人可以逃脱灼热烈日的炙烤。在这场运动后，诞生了无数声泪俱下、悲愤控诉的回忆文字，被压抑多时的情感喷涌而出，愤怒和自怜几乎湮没了整个文坛。但杨绛对这段时期的回忆却出奇地克制，她几乎没有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何等残酷的迫害，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讲述点滴的细节遭遇。在她后来的回忆中，她将这段经历称为“乌云与金边”。就像她在回忆中引用的西方谚语一样：“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

当杨绛描述他们如何奉命制作自己的“牛鬼蛇神”的挂牌时，形容他们“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而且是“精工巧制”，用“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在做好挂在胸前后，还“互相鉴赏”，引用《阿丽思梦游奇境》里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越奇越怪，越怪越奇）。

“curious”（奇怪）成为了杨绛对那个时代的个人观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保护她和她挚爱的家人不致像与他们相同命运的其他人一样被恐怖所摧垮。“奇怪”为这场悲剧和闹剧般的命运披上一件“隐身衣”，在这件“隐身衣”之下，隐遁着杨绛竭力维持的日常生活：她的丈夫锺书头发被革命群众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了一个“十”字，“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好让锺书看起来仍然像一个正常人。

即使杨绛被剃“阴阳头”，她也以一种幽默的平淡记述下来，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自己怎样“灵机一动”，做了一顶假发：

“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也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杨绛甚至还“笑说”，小时候“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头”，只不过“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残酷的侮辱就这样成了命运对她的一次恶意的捉弄。

在这场狂潮中，杨绛一再让自己去发现它内在的荒诞之处。她在干校中与钱锺书在菜园里相会，被戏谑地称为“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即使是被罚扫厕所，杨绛也“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不仅因为女厕所成为了她躲避男性革命小将的避难所；更因为扫厕所的惩罚使她沦落成低人一等的贱民，所以“决没有谁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在命运洪流之下，杨绛仍然坚定地固守着自我——“我自巍然不动”。在那场戴着高帽游街示众的“精彩的表演”中，杨绛虽然遵命“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她仍然忍不住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可能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讽，当它试图将每一个个人带入它的狂热的逻辑当中时，这个矮小的六旬老妪却和她的家人站在一起，靠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来维持自己做人的尊严。

当最初的闹剧渐渐曲终人散，被洪流裹挟的命运也被还回到个人身上。1976年10月6日，一张手纸被悄悄送到杨绛一家手里，在纸上的这则“振奋人心的消息”被传看过之后，这张手纸就被随手撕毁了，但很快，所有人都知道，就像乌云散去，阳光终将洒在大地上一样，那场命运的闹剧终于退场了。

“隐身衣”：命由天定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10年后，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的结尾如此写道，她将自己的经历称为“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这一年杨绛已经75岁，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一版再版，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授的奖章，记述她和钱锺书下放干校时的经历《干校六记》也译为英文，行销海外。

荣誉尽管迟到，但却如同连发弩一样接连向她射来。杨绛用一篇文章来回应这些荣誉，就在这一年，杨绛写成了《隐身衣》，在这篇文章里，杨绛说她和丈夫都想要一件仙家法宝：“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羁绊，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在文章的后面，杨绛告诉读者，这种隐身衣也可以存在世上，它的料子乃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种可以藉此隐身的“卑微”，正是杨绛和她的家人所努力追求的：渴望逃遁于政治运动之外，渴望逃离国家“天命”洞察毫末的烛照，渴望隐身在芸芸大众之间。但那是一个“不由自主”的时代，无人可以隐身其间，不被发现。而现在，已经垂垂老矣的杨绛，终于可以将自己隐藏起来。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卑微”同样是一种资格，只有不卑微的人才有权要求卑微。杨绛的晚年实际上也身处这种矛盾之中，她的名声越大，她所希求的“卑微”就越难得到，她的卑微和谦和反而为她营造了更大的名声。

她的那些零碎的陈年杂忆发表后被一版再版；她一再拒绝给她的丈夫修建纪念馆，并且再三向领导“陈情”却被一再炒作；当她一生挚爱的女儿和丈夫去世后，“连日有人打电话问：‘钱先生去世了吗？钱夫人入院了吗？’”甚至有人来到杨绛家，对她说：“听说你脑溢血”，要为她照相；当她要求中国现代文学馆撤除对自己和亡夫钱锺书的展览的消息传出后，又再一次引发了媒体的竞相关注。甚至连1970年代那场邻里之间的闹架，也被强行发掘出来，成为一起文坛公案，被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反复咀嚼。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杨绛的命中注定。她命中注定成为人们口中的“三朝元老”，命中注定用自己漫长的一生经历这个国家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也命中注定要将其记录下来，更命中注定因为这些传奇的阅历而被世人关注。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她在《命与天命》中所写的那句话，“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但一个世纪的命运浮沉，已经使她能够淡然因应命运给予她的安排。

2016年5月26日，杨绛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一如她在八年前所“预言”的那样：“为我写的传并没有几篇，我去世后也许会增加几篇”——她也许早已知晓了天命的意义，所以她一定也猜到了这篇她后半生的传记将会以这种方式开头，而以这种方式结尾，甚至书写这篇传记也在命运为她的安排之中，就像她在《命与天命》的最后那句话“命由天定”。

至于这里的“命”和“天”究竟是何意义，可以有多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