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

著者：南方周末

文本整理：王家源

编辑：陶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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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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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7月第一版

字数：2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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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

南方周末 著

中信出版社

如果你心有定见，实际上是不会随之摆荡的。如果你感到恐惧，只能是因为你对外界认识不足，对自身认识不足。——柴静

喜欢她的人觉得她知性、克制、善解人意，讨厌她的人觉得她做作、爱背语录、爱自我感动。她说，“你能承受得起代价，你才配得上说我想要言论上的自由，没有一尘不染的自由。”

一、能承受得起代价，
才配得上想要的自由

最大的恐惧来自视力表

8岁的她站在教室走道里，捂着左眼，老师拿着小棍点着视力表最底下一行。她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因为她背熟了最后一行。老师喊着：“1.5，下一个。”她不动声色回到座位上。

之后多年，她都可能梦回这个其他人听来觉得很普通的一幕，那是她童年最恐惧的一幕。

采访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时，一向告诫自己在电视采访中要约束个人感受的柴静绷不住了，她鬼使神差地讲了视力表的故事，几乎是在向卢安克求助：“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总是拒绝见记者的卢安克说，他就是因为这句话才考虑接受柴静的采访。

2011年，突然离开《新闻调查》、辗转几个栏目后的柴静加入改版后的《看见》。视力表正是栏目LOGO。她向制片人求饶：“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啊，我最恐惧的就是视力表。”那是条件反射式的恶心。可那LOGO已经存在一年多了。《看见》主编、老搭档范铭嬉皮笑脸地说：“没事，当对你的锻炼。”柴静哀叹：“你这个残暴的人。”

2012年底，柴静出了自己的第二本书，耗时3年，写自己在央视的10年，书名《看见》。“不是因为栏目叫《看见》，书才叫《看见》，我是想到了‘看见’，才发现它是我栏目的名字。”印刷前一天，等着心里的话沉淀完又浮出来，柴静才在飞机上沤出了序言：“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10年，柴静有了越来越多的侧面像：从温婉轻暖的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到最刚性的《新闻调查》栏目里最爱做硬调查的出镜记者；从有意识地把博客作为工作传播平台，在兴起的互联网上赢得大名，到拒绝开设公开微博。她在博客里写下采访相关的手记，也写下其他人物小传，关于她的朋友或她热爱的历史故人，每一篇都传播甚广，她甚至因此开始获得文学奖项。人们渐渐知道她作为少数女性常出现在京城文化人的“老男局”上，比照林徽因传开了“柴徽因”的称呼，这并不算个好词。

喜欢她的人觉得她知性、克制、善解人意，讨厌她的人觉得她做作、爱背语录、爱自我感动。她说自己从2006年开博客时起就学着承受所有评价：“你能承受得起代价，你才配得上说我想要言论上的自由，没有一尘不染的自由。”

能让她兴奋起来说个不停的有两个话题：一个是她与闺蜜范铭、郝俊英的打拼、别扭与甜蜜；一个是她做过的、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选题。这两个话题其实也算一个话题，柴静把它称为“归属”——“以前我认为归属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有志同道合、价值观相同的人做事情。离开《新闻调查》影响了我对归属的看法，我现在觉得，归属就是创造。过去在《新闻调查》的归属，是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件事情，我们同时都属于它。”这是卢安克的观念，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因为规则和秩序，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地去守护它的愿望。

看见，是一个睁开眼的过程，“是从一种模式化或无意识的对生活的理解当中不断挣脱出来的过程。”柴静说。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痛苦，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尽头。

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唐涤非带着女儿走进广州太古汇商场时，本来只是想在柴静讲座上安静看一眼这位十多年前的老同事。可刚下电梯，她就被后来让人评论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堪比春运火车站”的人群惊着了。几乎每人手上都拿着蓝色封皮的柴静新书《看见》。

2012年12月22日下午5点，讲座开始前两个半小时，1800平米的方所书店就不得不关门清场，因为店内已经挤得插不进脚。书店外的人渐渐上千，蔓延开来，占满附近的时装店或香水店门前，几乎没人进去买点什么。不满的商家陆续向太古汇商场投诉。

唐涤非没想到柴静的影响力大到如此。即使预订了座位，她也没挤进去。女儿是柴静的“粉丝”，嘟囔着“妈妈，我很想进去”。唐涤非只好四处联系，未果，最后拨通了几乎从未打过的柴静电话，终于进场。

十多年前，两人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同时段的深夜节目时，没想过会如此再相见。柴静记忆中的唐涤非齐腰长卷发，波希米亚风格。现在，她是11岁孩子的妈妈，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副教授，从传媒界辗转到学界。唐涤非记忆中的柴静，爱宅在屋子里看书，穿一件黑色斗篷式的长大衣，走在湖南冬天的雪地里，齐腰长发，“苹果脸圆溜溜的”。

苹果脸是柴静当年痛处。广州讲座当天，有读者拿着电台时期的合影来签名。“我差点儿把他灭口！小胖妞。”和我说起这个，柴静难得地咯咯笑起来，总爱戴着的围巾垂下一角，露出的细瘦脖子似乎要努力才撑得住头颅。

那天晚上，唐涤非的学生们也挤在书店外。没买到书，没签成名，连照片也没拍到。知道了老师与柴静认识，他们大声地“哇”：“柴静是我们这些男生心中的女神。”“她好漂亮，长得像桂纶镁！”

唐涤非也“哇”：“有没有搞错！你们太夸张了吧！”想一想，见到学生又说：“那你们努力把柴静当目标吧。”学生们表态要学柴静，做一个有理想的新闻人。

“希望你们梦想成真，但是……”唐涤非的重点在后半句：“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你们做好准备。”

被一把推进新闻的

柴静铁杆闺蜜三人组中的郝俊英从小的梦想是当记者。她辞了高校老师的工作，奔向中央电视台，“就是冲着《新闻调查》去的”。辗转到第三个岗位，她如愿以偿。范铭更是家学渊源，外公和舅公1932年就在无锡创办了《人报》，宣传抗日。跟这两位比起来，柴静懵懵懂懂，“是被一把推进新闻的”。

2000年，24岁的柴静接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电话，请她来做新闻节目《时空连线》，每天16分钟的时事评论。“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直到8年后陈虻因胃癌去世，柴静也没有问过：为什么找我啊？当年那个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的主持人，穿着套装在演播室里做人物采访。再之前，她在深夜电台里念着听众写来的婉转故事，觉得情绪差不多了，就把音乐键推上去。更之前，她是长沙铁道学院会计专业的小女生，跟新闻没什么关系。

陈虻只跟柴静提过，看到她是在一期湖南卫视的节目宣传片里，也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只是一瞬间觉得，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有点意思。他从没解释过怎么算有点意思。他喜欢一再强调，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维的个性。

本来觉得“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的柴静，因为参加了一场新闻评论部的年会，决定留下来。两年后，这样的年会视频“东方红时空”在刚开始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上疯传，颠覆、荤段子和理想主义齐飞，震得无数网民目瞪口呆——平日一脸正气的白岩松穿着地主大褂跳唱RAP讲粗口：“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一向端正严肃的敬一丹穿绿军装、戴红领章做主持，串场词是：“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我们曾经一忍再忍，如今已经忍无可忍。”大家舞着红绸跳秧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脚踏进评论部啊，自由自在开始新生活啊，呀呼嗨嗨，咿咯呀嗨……”

此时仍是央视新闻的黄金时代。1993年5月问世的《东方时空》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大幕，然后1994年开播《焦点访谈》，1996年开播《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央视副总编孙玉胜以这样的书名总结1993年至2003年的央视新闻。“这是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含蓄说法。”《新闻调查》第四任制片人张洁觉得，改变语态的背后是革命性的理念。

新闻评论部的人们热火朝天挤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外曲折几百米的小巷深处，这座三层小楼被大家称为“南院”。

刚从《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职位离开的钱钢，2001年被白岩松短暂拉到《时空连线》。办公室很小，钱钢常搬出三四个椅子，和来访的朋友们高谈阔论，紧挨着旁边办公桌。那正是柴静的桌子。钱钢记得：“她应该挺注意我们聊天的内容，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笑起来。”

“柴静很注重吸纳不同代际的人的思想，非常努力把根往土壤深处扎，想走得更深一些。”多年交往后，钱钢这样评价。

“每天努力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注意到我”

“司长大还是局长大？”《时空连线》的人们逗刚来的柴静。她真不知道。

旁边《实话实说》的节目策划丁洪亮是柴静电台时期的老同事。1990年代中期，他们4个同一年来的年轻人住在电台办公楼的顶层，每天一块出去吃盒饭。3块钱四菜一汤，4个人一起，12块钱能摆一大桌子。

那时，柴静挣脱了分配的会计工作才能来到电台。她主动请缨要在周末放花鼓戏的时段做节目，游说领导：“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呀对不对。”终于如愿。

每周末晚上22点31分，柴静在夜色里柔声说：“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到了23点28分，她说结束语，念收信地址：“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从不相识的人那里，柴静获得无数知己感。端着装满信和音乐的篮子下楼，在黑暗里想“可以死而无憾”。

二十出头的柴静常忧伤。描写“坐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上”，会给“黄昏”前加上“归于寂灭的”；看到“天色苍灰茫然”，会觉得“人如置身时间荒野”；第一次节目火爆，会写“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这些文字写在柴静第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里。现在的柴静说：“这本书我都没有从头到尾看过。”那里面没有对自己的反思和批评，只有情绪和结论，“通篇都是我我我”。

丁洪亮觉得柴静那时与人交流就很有分寸感，善于捕捉细节，适应力强，作为山西人居然也能很好地融入并热爱长沙生活和辣味。丁洪亮印象最深的是，柴静的思想比较独立超前，这不是很招领导喜欢的属性。电台成立一年多时，柴静在长沙一家高档歌厅办听友会，现在看是平常事，但在当时是前卫的。同事们都去。丁洪亮记得台长去前犹豫了一下，“他拿不准这个事算什么情况”，最后还是去了。

4年里，柴静没有误过一场节目直播，风雨无阻。这不是易事。但比起她进入新闻评论部后工作的努力程度，丁洪亮觉得柴静在电台时期只能算用心，“那时她还比较追求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有些浪漫因素在里边。”

丁洪亮更喜欢柴静在《新青年》时的状态，觉得她“整个人爆发出一种新鲜感，往外迸发力量，潇洒张扬，不像后来，看着就痛苦纠结。”

郝俊英也是在《新青年》第一次看到柴静，“头发软软的，垂在肩上，穿一身豆青色套装，妆比较淡，谈话很有文化气质。印象特别深，觉得她不一样，挺清新。”后来再见柴静，她已经在《时空连线》，剪成了齐耳发，头发吹很高，化精致的妆，眼睛不停眨。老郝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提问不是发自内心：“觉得她好做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擅舞水袖的女子被按住扎实练马步。陈虻嫌她：“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年底晚上，同事模仿她，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一片哄笑。

改变既成的自己是很痛苦的事，尤其这还得粉碎自己以往的所有经验和自信。柴静说：“我感觉已经不是为胜利在工作，而是为躲开恐惧而工作。每天努力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注意到我，第二天开会千万别说我，别说我。特别羡慕开电梯那个人，因为没人注意他，他的工作不会失败，按一个钮就可以了。”

“你们不怕死不等于别人不怕死”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很早就注意到柴静了。他有下属是《新青年》时期柴静的粉丝，向他推荐关注此人。一扭头，发现她已经来了央视。

和柴静闲聊几次后，张洁对她的评价是“绝顶聪明”、“文艺青年”、“触觉非常敏锐”。他盘算着挖柴静来做《新闻调查》每年有几期的人文类节目，“我判断这一路数柴静能做到极致”。

谁都看出来基本不懂时政的柴静在《时空连线》有些别扭。“我们开玩笑说，白岩松气场太强了，压根就没有柴静喘息的机会。”以前试着给《东方时空》总主持人每天3分钟，随便说什么，白岩松一口气过，毫不磕巴。有的主持人3分钟要录3个钟头。“柴静在那不就是扬短避长吗？比如白岩松不值班了让她去盯班，那落差太大。”张洁想挖柴静，可她新来没几个月，先等着吧。

钱钢记得，白岩松那时也想把柴静放出去，到新闻现场历练，而不是塑料人般只坐在演播室里，没想到这一放就收不回来了。

2003年，《新闻调查》的4个出镜记者走了两个，王志去《面对面》，董倩去新闻频道筹备组。梁建增主任像给补偿似的，问张洁：“给你们一个人要不要？”他居然主动说了柴静，正中张洁下怀。

4月17日，柴静来《新闻调查》报到。本来被定位为擅做人文类节目，遇上的竟是能够报道“非典”的第一天。张洁问柴静敢不敢做，柴静说敢。

“柴静对人的理解非常到位。说实话，此时我信任她去做‘非典’就基于这一点。”张洁说。

根据收视率统计，超过七千万人看到了浑身上下包成白粽子的柴静走进“非典”病房。她一举成名。播出第二天，宾馆门口拉起来隔离带，一直连到“记者专用电梯”。宾馆只知道这帮人在拍‘非典’，看了节目才知道他们进了病房。

办公室早就回不去了，有人跟张洁说：“你们不怕死不等于别人不怕死。”张洁讷讷给7人摄制组说不要再去“南院”时，知道他们很受伤。

书里柴静调侃，张洁莫名其妙拿着花跑来，还一一拥抱。张洁觉得这可不是莫名其妙，他每天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一个月不回家，搭个行军床住在办公室里。“我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是一体的，你们得病我也得，你们死我也死。你们要拍出个片获国际大奖了，我也是其中一个。”

勇气可以一时涌起，但并不能完全让张洁相信，柴静可以做硬调查。直到这个姑娘主动说要做人民医院“非典”感染内幕，张洁一下觉得“我呼唤已久的记者来了”！他拿出之前定义的一堆记者标准往柴静身上套，比如好奇心、新闻敏感性、交际能力、深入提问能力、团队领导力……全都吻合。

《新闻调查》其实好多年没怎么做深度调查，尽管它作为“大片组”1996年创办时就提出要做这个。第一期开拍的《西古县村纪事》正是张洁操刀，拍村民选举，但没能播出。正是舆论监督旗帜《焦点访谈》开播两周年，“无数大员告状，想灭掉《焦点访谈》。此时不好再出一个这类栏目。”张洁记得。

第二期节目讲高楼抛妻案，调查家庭暴力。比起第一期讲贫困生《宏志班》的中性事件，这是负面新闻。“被要求紧急调整，以前准备的节目都废了。夏骏临危受命，两星期抢出一期《中国的品牌》，讲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中国品牌慢慢被吞食。一下子把栏目救了。我们后来做医疗改革、公交改革、住房改革、铁路改革……理性思辨的东西，在知识界口碑特别高。”张洁说：“但它毕竟不是你的本体，一年靠这个保生存，第二年慢慢向新闻性事件过渡，三年以后过渡到内幕调查。”

两年后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和《西古县村纪事》题材类似的《大官村里选村官》不仅播出，还成了极难得的“通吃”节目：观众喜欢，领导喜欢，还得了国际纪录片大奖。这一年，第一期真正的“硬”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也问世了。

2000年底一次改版，《新闻调查》节目后悄悄附上了宣传小片：很污垢的玻璃板被几下擦亮，写上了“探寻事实真相”。张洁提到这笑不停：“我们想领导会不会来骂我们？当天没人理，第二天也没人，过了一个星期也是。后来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媒体，已经到了可以向中国社会承诺说：我要探寻事实真相。”

当时的策划组组长庄永志执笔写下真相的定义：“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

“调查”二字在2001年终于到位，“打‘活老虎’的节目就有5期！”张洁说，以前的节目顶多是打“死老虎”。年底，台里领导夸《新闻调查》上路了。2002年，“我们把三个代表系列报道都做成了揭黑报道。”

2003年，“非典”、孙志刚事件拓宽着舆论尺度，连新闻评论部都强调，《新闻调查》要向《焦点访谈》学习。这一年，央视开始市场化考评，末位淘汰。《新闻调查》的同时段竞争对手是《实话实说》、《艺术人生》、《同一首歌》、《开心辞典》、《曲苑杂坛》、《幸运52》，大部分是王牌娱乐节目。《新闻调查》在礼拜一，收视最不好的一天。两年后，《实话实说》被淘汰出央视一套。

“算来算去，我们只能靠硬调查才能活下去。其他路子竞争对手太多了。”张洁说：“《焦点访谈》是短兵相接，偷拍拿证据，赶紧撤，加班熬夜，第二天就播出，赶在说情到来之前。我们拉开架子，砸了别人还要把人请着坐下来，布上光，还给别人别上话筒，你再一刀一刀过去。”

2003年，张洁搞改革，确定“调查性报道”要成为《新闻调查》主体。大部分编导并不习惯这个。张洁请来几个人力资源专家，制定了新的考评体系，调查性报道加分，独家选题加分。考评最高的节目，编导一部能拿两万多元，考评最低的只能拿两千多元。

以3个记者为中心组成了3个小组，柴静的“小虎队”是做调查性报道最多的。

范铭撰文回忆：“我们一起经历了《新闻调查》环境最宽松的黄金时期。那会儿的她剑气凌厉，一招封喉，人称‘铁血女战士’，娇柔之气一扫而空，她把她身上‘男人一般的理性和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让很多异性同事都自愧不如。每次前期联系采访时，我在电话里报出柴静的名字，感觉电话那头的有关部门传来隐隐的颤栗，我都自认为很有‘效果’……我们带着甲亢般的热情一路高歌，尽兴淋漓地做了几年硬新闻。”

2003年底盘点，张洁惊喜发现居然做了50%的调查节目，他的预期本来只是25%。2004年，专家在讨论会上点评：“《新闻调查》登上了历史顶峰。”张洁现在回想起来，会“嗨”一声说：“这真是个乌鸦嘴。”

博客这个平台已经够了

比起电视，主持人邱启明更多是在柴静的博客里认识她的。那时，他还没有到央视。他觉得这是个才女，“关键不是文采多么优秀，而是她每一篇文字当中观点特别明晰。”

2006年参与两会报道时，柴静被开了博客。一开始以为必须天天写，每天晚上3点钟回来还得写博客。

博客让她寻回了最初电台时期做传播的感觉，给节目的意见鲜活扑面。“有人能耐心看完，还一字一句评点，就觉得特别珍惜。不能没有纳，只有吐。”柴静说，“每一条关于节目的博客评论我都看。”这种评论她确实回复不少。有一次，写到一个女律师穿着标致的米色套装，观众批评：为什么要暗示女律师的职业身份，暗示她和当事人处于不同的阶层？柴静想想觉得对，马上改了。

她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把博客当私人空间，这是她工作平台的补充。她在里面贴采访感悟，贴节目预告，发布新近选题，寻求意见，常说的话是“欢迎批评，回头讨论”。她爱用细腻的文字表述出电视镜头遗漏的部分。有时候，她给自己的朋友写写小传：罗永浩、野夫、冯唐……有时候，她写喜欢的历史故人：叶企孙、顾准……。她甚至因为博客上的文章获得2011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

博客成了柴静在电视之外的重要平台。一次，她向张洁说，她在博客上得到的成就感已经超过电视了。

2011年加入《看见》栏目后，她贴出每一期节目预告，几乎都配上细致润色过的长文。范铭说，柴静的博客是节目最重要的传播平台，这在网上常带来不俗的传播率。

不过传统电视并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评价标准。制片人李伦说，《看见》的收视率在同期节目PK中是平常甚至略低的。网上传播率当然不会被考虑进去。

但网上观看带来的新意见得接纳。一次节目视频里，判决书上拍到了女孩的名字，这在电视上会一闪而过，但在网上按下暂停键后会清清楚楚。有人留言提出建议。柴静团队从网上全面撤下视频，改完那几帧，再重新覆盖到各网站上。花了一天时间。

受益于新媒体的柴静却拒绝更新的新媒体——微博：“不要拿思想的残片来敷衍这个平台。我写一篇博客文章是等这个念头起来又沉下去后，再拿出来。我怕言辞不准确，是对事情和人的伤害。博客这个平台已经够了。”

她在微博的潜水号被人发现。她一条条删空了微博。她说那些大都是她多半年来的读书笔记，3个朋友组成了读书小组，用这个来自我督促。被人发现后就拷下来笔记，很容易删掉了。

狼狈是有价值的，别一上来就抵达真理

“她是我见过最有意志力的一个人。”郝俊英在柴静的新书首发式前一天如此评价她。

柴静的反应是：夸一个女人有意志力？你这算夸人吗？

确实，意志力用在自己身上可能让别人赞赏，用在别人身上容易让别人头疼。

《看见》出版前，柴静对图片设计提出反对意见。那是名设计师陆智昌的精心作品，出版社的人转给柴静时都带着一种狂喜，因为那是突破性的内文设计，和文章内容交相辉映的创作。“照片主体基本是我，有四五十张，看到后我本能反应，不希望有这么多照片。”柴静跟设计总监邮件频繁来往：“后来都已经剑拔弩张。他跟我讲：你是一个公共符号，不要着了相！”最后柴静向陆智昌写信打电话，终于拧了过来。

没几天，看到封面设计上“柴静看见”四方大字，她的脑袋嗡一声又炸了：“我不能忍受我的名字那么大出现。但难道又要委屈一次陆老师吗？设计总监爆掉了。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干预专业工作？你知道这4个字嵌在这里，这种结构的力量有多么稳固吗？’我知道他有道理，陆老师那么专业，已经宽容我一次，怎么能又再找麻烦。可那个别扭劲就是无论如何过不去。”她硬着头皮再找，陆智昌又一次接受了。

“观众看看你怎么了？你又不是神仙姐姐。”这是范铭的话。柴静总要组里的人们少拍点她的镜头，多拍拍采访对象或空镜。剪辑时要接跳点，大家爱用柴静的画面。“就像补丁一样用。”一位编导说。可这有时会让观众批评：怎么老拍你忽闪眼睛？

她是真不爱拍照。出版社跟她要不到照片，只好向多年跟她共同出差的摄影们零散收集。

几天前，为一家杂志在摄影棚里拍照，她惊讶发现居然还有服装师，那些准备的衣服让她哭笑不得。“有一件肩膀露着，裙子只到这。我才不穿。”她比比刚过臀的位置。

跟她约拍封面照，她警惕地先问不棚拍吧？然后说，也别摆拍，最好聊的时候随意拍拍。最后，在摄影师的百般婉转要求下，她终于软了下来，出门站在树下：“好吧，谁让你是女孩子。如果是男的，我就比较不介意伤害他。”

这时候的柴静确实不易相处，但一转头，她去跟编导出差，只要是女的，一定合住一间房。

作家野夫记得，京城文化人“老男局”，召集人常常买不到单，柴静就抢过野夫的单买了，不会觉得女人不买单天经地义。局上大家谈天论地，说荤段子也不避讳，她跟着笑，顶多说你们太坏了。

柴静在博客上发出写野夫的文章，给野夫发一条短信，让他去看看。野夫看完很感动：“我跟她说我这个人名声不太好，你写我很容易引来一些非议，我提前给你道个歉吧。她说我写我的，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

提起买单，柴静回忆半天：“因为我喜欢野夫的书嘛！第二次他就以男人尊严的方式勒令我不准买了。我们这局主要是看了谁的书觉得好，就约顿饭。以文字论人。比如张宏杰来北京，我给陈晓卿打电话，一开始他还装腔作势，说我今天很忙，两个饭局啊，然后突然意识到，是写《大明王朝》那个张宏杰吗？我说是啊。他说我就来。”

“感受”几乎成了柴静的第一高频词，这词曾经受她鄙视。现在她知道，当年那个一张口就吐出一串道理的她，在没有真正“感受”到时，离那个道理有多远。

现在讲起道理来的柴静还是絮絮叨叨，绕行一大圈，最后落脚的道理常常浅显。问到这个柴静笑：“你看我喜爱的这几个人，他讲的都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但重要的一个，他用一生来实践的。”这几个人包括顾准、胡适、曾国藩。

看木心的书，柴静觉得有一句很对，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很少去写自己思想过程当中的狼狈，其实狼狈是有价值的，别一上来我就抵达真理。

除了最后落脚处，那绕行的一大圈也是重要的。

“你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新闻管理方式了”

2009年，柴静突然接到通知，离开《新闻调查》。她没问为什么。

这对于柴静来说是离开有保障和有预期的生活。“我那时候一直想可能到六十多岁我还在《新闻调查》，我跟我们摄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得把身体锻炼好，将来你起码得跟我干到七十多、八十岁吧，你能扛动摄像机才行啊！”

柴静想起自己曾在万山之间，站在肮脏的雪地里，脚冻得要掉了，深深往肺里吸满是碎雪的空气，心里说：“妈的，我真喜欢这工作。”这是我在她书里注意到的惟一粗口。

此前两年，讲述百姓民生的《社会记录》被停播，尽管它的考核指标还不错。后来去《看见》的李伦是它的制片人。

当年让柴静决定留下的新闻评论部年会，白岩松说，已经N年没有去了，下滑是慢慢出现的。

丁洪亮去读博士，离开媒体行业，后来进入机关。他说后来试图再坚持一下，也没坚持下来。他想起电台时的日子，“那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觉得自己前途无量，只有柴静在不断超出大家想象。”

张洁做了央视电视剧管理中心项目部副主任，让他离开新闻的诱惑之一是有人跟他说，“来这儿你可以拍《走向共和》。”当年看这部电视剧时，张洁大叹，要是自己能拍这样的作品，一辈子值了。做了电视剧才知道，更难。

张洁今想起当年请世界级调查报道专家来开研讨会，发现在国外做这个也难，法律风险和人身安全风险相当大。“央视和新华社去地方上，起码人身安全不会有问题。”

邱启明因新闻来到央视，又因微博斥责制片人离开央视，去做了相亲节目。“你还想做回新闻吗？”柴静问他。他迟疑一下说：“惟一可以讲的是，一旦机会来临，我才不会考虑什么面子，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一切让它灰飞烟灭，No、No、No，那是中国最好的新闻平台，有机会我一定会继续站立在那个天堂。”他不想生疏技艺，开始要做一些离新闻更近的节目。

“围绕评论部，《东方时空》，什么激情燃烧什么伤感，全都已经过去了。”白岩松在柴静的新书首发会上曾说：“我们很幸运曾经成为一个很棒的青年人，我们现在有什么可抱怨的，在抱怨中就错过了成为一个很棒的中年人的最宝贵机会，我还想将来当一个特别棒的老年人。”

范铭说，他们的工作微群叫“破罐破摔”。柴静解释：“意思“意思怎么讲呢，就是毙了就毙了，下一个。那种感觉。”柴静笑：“我的意思是你别把自己当回事，你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你自己不重要，事情的结果也没那么重要。”

给朋友牟森的赠书扉页，柴静写着：“你曾对我说，‘如果你不能报道国家，你还可以报道自己’，于是，这本书。”

（作者 刘珏欣）

二、你是什么样的节目，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

当柴静的新书《看见》出版不到一个月，“骂柴”和“挺柴”的人就在网上开打嘴仗，一方指责她“心灵鸡汤，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另一方说“谁不让我喜欢柴静，我就反对谁”。

柴静自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这很困难，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客观公正’，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我只能说，我尽可能诚实了。”

“不要找，要等”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十年，甚至以上。到第六年，她被台里调离。

做完《24小时》之后，接下来是《面对面》。那时柴静并不知道《看见》的存在，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偶尔看到一期节目，她打电话给《看见》的制片人李伦，要求过去。理由是：“这片子把我惊着了，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

这期节目叫《古浪冬天的神话》。讲的是一个叫“北京厨子”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的矿工的故事。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厨子”张罗了很多宴席，请病人吃饭，晚上回到宾馆，他躺在床上，翘着腿跟记者聊天。

“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慢慢地陪着这个人，陪了很长时间，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才能有这个东西。我就想要这个。”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不知道主题，没有策划案。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那时铁凝30岁，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铁凝说：“没有。”“嗯，不要找，要等。”

那次的拍摄就是“等”——“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这样，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看它歪斜一会儿，再飞走。这是生活。”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在“二战”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显然，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著名的“这是伦敦”。“这太了不起了。他根本不需要画面，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在车里，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窗外车流正拥挤——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他的开场白是：这是伦敦，在夜晚，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丛林也呼啸以对。轰炸过后，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碎了，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他说，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

“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但他不是，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克朗凯特（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发生了很大的震荡，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他进入荷兰，在装甲车上，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

复述完毕，柴静眼睛睁得很圆：“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而是作家，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

“以前的我，很可能就追上去了”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

现场是这样的——柴静问：你为家庭做了什么？李阳回答：我一年回来二十天。柴静再问：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李阳回答：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柴静当即接了招：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

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事后，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为什么这样？”柴静答：“因为他反问我。”他摇头：“反问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他为什么反问你呢？”

这让柴静开始想：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想要反击，才会反问。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我是一个女性记者，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

之前，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即使不违法，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另一次，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她又在笔记本上写：“太没有道德了。”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把情绪变成认知，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2012年的9月，柴静采访了李永波。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在伦敦奥运会上，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他也和李阳一样，语带锋芒，性格强硬。

节目进行到中段，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喊“李宗伟加油”，李永波很生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你们都不爱国。”

如果是过去，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可能会火花四溅。“无非是一些句式，比如‘难道你不觉得……’，‘可是有人会质疑……’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观众也会很喜欢，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你为什么这么想？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当柴静说“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时，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他说：“对，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

“我没有质问他，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你把土松一松，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柴静说。

到结尾，柴静问李永波，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被终身禁赛，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为什么？此时，李永波摘下话筒，一边说“我要赶飞机”，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

以前的柴静，有可能会追上去，“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这次她没有动。“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剪辑和写稿的时候，对于同样的影像，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你留出一些空隙，观众自己会补足。”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而在片尾，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过程顺利，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因为对这个人来说，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观众也没有不买账：“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不用你去营造，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你是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

“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

2011年4月，柴静曾做了一期“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的节目。这件事最初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舆论一片责骂。

“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只有简陋的模式，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弑母案无关乎道德，实情是：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但他和家人、学校都一无所知，或是不愿面对。“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柴静采访了药庆卫。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每天追踪热点新闻，就像大火烧荒——大火一过片草不留，土地焦黑一片，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这不对。他们决定等一等，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

事实上，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节目编导告诉他们：可以，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你尊重他，不冒犯，但是保持关切。”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柴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是说那种痛苦吗？这是应该的吧，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至于客观，“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客观的反面是偏颇，感情的反面是麻木，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但《看见》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比如姚晨、李亚鹏、贝克汉姆。在《读库》2012年的座谈会上，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张立宪的《读库》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以前我会选择，哪些人不要找我做。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六哥（张立宪）说有的人是人渣，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

（作者 李晓婷）

三、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

你觉得成名给你带来了什么？

柴静：跟我20岁的时候一样。我在第一本书里面写过，20岁去大学做讲座，大家一起大声喊我的名字，玻璃和桌椅被挤坏了，以至于讲座开不成。保卫处的人送我出来，所有人跟在我后面一起送我。这不叫成名。柴静这个名字是一场幻觉。大家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喊我，我自己很清楚。我看重的是实质，心灵的一种相遇。我知道，人们对我有所认同，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本身的那种特质。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看护住这份特质。它跟我没有关系。我这个名字怎么被使用、怎么被评论都没有关系，但我把事情看得很重。

怎么看许多年轻人对你的崇敬？比如称呼你为“女神”。

柴静：我觉得不要紧吧。比如说我当年看法拉奇的时候，也有崇敬之心。那个感觉强烈到需要用某一个比较严重的词来表达。然后过一个阶段，可能我又看到她的弱点，试图想要颠覆她、解构她。再过一个阶段，我又会觉得我那样太轻狂了，太骄慢了，又回过头来看人家好的地方，又一点一滴学习。所以人就是这样，你不断地向别人学习，不断地推翻，那你也会经历一个被别人这样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就好啊，这个世界的相互往来才比较丰富。

你以前是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柴静：哪叫好胜心，我这么一个从小在失败中长大的小孩。从小有成就感的一般两类人：一类非常优秀，令人瞩目，我考试从来没进过前10名，不会在这个层面上被注意；一类调皮捣蛋，老师也很喜欢。我就属于最大多数的沉默的人。一切中不溜，从来没有混成班干部，很悲催。一直到上大学，读会计，也是这样，因为你没有这个天分，一堆数字。你就总是泡在失败感里面。

十六七岁读大学，根本不知道职业是什么，甚至不知道生活和工作是什么。更多的是父母的一个想法。那时候除了感兴趣跟同班男生之间的那点微妙感情，啥都不知道。实际上，谁都是这样。你做的好多努力不是为了得到乐趣，比如说你第一个到学校等着开门，或者每天兢兢业业，从来不敢逃学，仅仅是为了不太糟糕，或者说不要被别人注意到你的糟糕。这有什么好胜心可言？是很悲催的人生。

书里有一段写，老范老郝去拍你妈妈的视频，你妈妈说，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居然当了记者，居然有了一群好朋友。小时候真这样啊？

柴静：可能我妈都没怎么见过我带同学回家。我4岁上学，太早了，别的孩子至少比你大三四岁。你比别人矮很多，跑也跑不动，话也不那么会讲，不是很聪明。因为矮，我永远都是第一排，一直到高中。第一排的小女生是最乏味的小女生，除了头上落满了老师的白粉笔末之外，没有任何特点可言。别人在那儿跳皮筋，你举个皮筋都举不起来，只能背着手靠在墙边看着。所以我觉得跳皮筋和玩沙包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书里面写老郝给我缝沙包，我们玩得特别开心，那种感觉就像补一场童年一样。

可你没毕业就做电台主持，这是一个很需要跟人心理沟通的职业。这个转换是怎么做到的呢？

柴静：可能这个恰好是因果吧。你内心的渴望是一样的，对吧？你得到的关注不多，你倾诉的机会也不多，但人都是渴望沟通和认同的。做电台，实际上是想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就像一个小孩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他要自己像搭积木一样把它建起来。这是一场幻觉。但这个幻觉成为我真实的一个支撑。我在一个城市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什么钱，那你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场幻觉。

那4年里面，做这个节目我一场都没有耽误过，不管是大年三十，还是冰天雪地。有时候发洪水，从住处出不去，只有翻一座公园小山才能过去。我拿一把伞，勾着树往上爬，腿上全是蚊子包。但也没有自怜，不是说我在做一件很厉害的事。

是觉得应该到那儿去？

柴静：不是应该，是我渴望，我离不开这个，这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

在电台的时候除了周末档节目还做什么？

柴静：我比较悲催的地方，我在现实处境里一直混得不咋地，可能就在于，我太不懂人在现实里应该要做一些不一定是你乐意做、但是又必须要做的事。我那时候承担太少了，现在想起来是不对的。台里安排我做节目，我只想做我喜欢的。那你忽略了作为员工的责任吗？那时候我一直到辞职，才去过我们领导家里一次，去告别。他说，哎呀，小柴，三四年了，你才来见过我一次。当时人家还挺不容易把我留在电台里面，我连个基本的人情世故都没有，想起来也不对。开会的时候还老爱背对领导，你说能行吗？

为什么背对领导？

柴静：我桌子就是那样的嘛！大家都是转过身去看着领导，我就在那儿拆观众的信，听就行了。没有人生经验到这个程度，也没有人教我，不自知，只有眼前这一点东西。他们也还算容忍，所以也就傻乎乎的，基本上就做那一个节目。

记者：跟唐涤非（柴静早年同事）聊，她讲到带你入电台的尚能自杀之后那段时间，做夜间节目的女孩都挺害怕。你那时害怕吗？

柴静：没有。我对尚能更多是心疼。我见过他坐在一个大桌子前，桌子上全是烟灰，可能他抽了很长时间。觉得那应该是他内心特别困难的时候，但我那时候太小了，他也不会跟我说，我也不能冒昧问。怎么讲呢？人们即使是悼念一个逝去的人，也非常容易把他概念化。比如我写陈虻，是要把他生命里原来亮的那部分，再擦亮一下，这个人就在文字之间还活着。尚能也是这样，我记得的都是他的瞬间。他接一个电话，那个男孩一上来就说要自杀，尚能的处理是说：“嗯，那你等一下啊，我点根烟。”正在直播呢！他点一根烟，抽两口，问他，“你抽烟吗？”那个男孩一下子愣住了，说抽。“那你抽什么牌子的呀？”就这样开始谈。这是他自己，谁都替代不了的尚能。我觉得能够记住这些，这个人才能活着，否则凭口而说悼念二字，我觉得是空谈。

你觉得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他？

柴静：是这些细节里面饱含了这个人的特质。他逝去之后，这些东西不应该逝去。我不赞成把人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比如说，陈虻去世了，媒体来采访，就问：那你是不是觉得他太不注重健康，所以得了胃病？那你觉得尚能是不是太不注重心理健康得了抑郁症？这是不是夜间主持人的通病？我觉得这些问题目的性非常强，我为我的健康杂志或者心理健康杂志在服务，你就把人当工具来使用了，你已经触摸不到他的本质了。我会很戒备这样的东西，也会提醒我自己，我采访的时候不要利用别人，要去感受他。

唐涤非觉得夜间节目的故事常有许多负能量，你化解得挺好。

柴静：我那个节目其实不是谈话节目。谈话节目需要扮演一个教化的东西，或者心理医生的作用，要给对方进行疏导。但我的节目从头到尾就没有过。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应该是把人生的经验审美化了。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是进行干预，而是进行理解来分担。这个分担有时候是用音乐完成的。很多时候我接听热线一个字都不说。

把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人可能得到纾解。这很奇怪。但你看文学或者艺术，力量就在于这儿，它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但它又把很多化掉了。就像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跟我聊，说我看了你的书，哪个部分我掉眼泪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写得好，是因为你写的这个我曾经体会过，可是我没有说出来，你说出来了。我理解这就是共鸣。

原来博客红火的时代，博客名人大都是把个人生活和工作穿插着写。但你写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内容。你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平台来使用吗？

柴静：我十几岁就开始做传播了。所以从一开始写博客，就比较清楚这个公共性。我就是一个有机会去采访的人，把大众想知道的信息放到这里。博客就是一个平台，不是属于我的，我的角色是服务。我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明星人物，也不是为了表述我自己。

其实我做电台也是这样，每天比如说用4/5的时间读大家来信，也会有一个部分，比如开场白是我自己写的，跟我个人的感受和经验有关。我觉得就是个人和私人的区分。什么叫个人？就是我写出来跟大众有共鸣的部分，是我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个人经验。至于我是什么星座，爱吃什么口味，爱蓝色还是白色，大家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人有兴趣知道，这个叫私人，根本没有必要与人分享，也没有必要拿出来沾沾自赏。

你对隐私保护得特别好，是很早就有这种观念吗？

柴静：对。不是因为我自己重要，我只是想用这个方式来说，我们中国人素来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不分明。我不光面对媒体是这样，在我生活中也一样。我跟六哥（张立宪）跟罗永浩他们这些这么好的朋友，会互相倾诉内心最深处的东西，但他们也不知道我的私生活。六哥说过一个原则，对你的私生活叫——不好奇、不打听、不传播。你幸福或者不幸福，你有疑问什么，这个可以交流。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不重要。

那跟闺蜜会谈吗？

柴静：比如老范、老郝她们？那会的。因为我们一块长大的，互相拉扯着长的，所以什么都知道。但这样的人世界上有一两个就足够了。她们的我也都参与了。我跟老郝一块推着她娃，在西湖边走来走去，看着她，娃跟我也很亲。血肉长在一块的。有她们就够了。

你说自己做新闻初期的时候，更关注于事件本身。后来怎么越来越更感兴趣其中的人？

柴静：因为我后来发现事件是人的结果，是人的欲望、爱憎，互相交织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年轻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原因，以为一件事发生了，所以人有一个情绪，后来才发现是人有一种诉求，它才产生了事件。那你就回到原点那儿去。所有的认识，其实都从这儿生发出来。什么政治、经济、教育这种宏大的命题，现在问我，我觉得背后也就是人，它是人的心灵和欲望产生交织冲突的结果。那你就回到这个层面上来认识事物好了。

你做《新闻调查》的时候，选题都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大地为之颤动”。现在做《看见》，会有一部分社会类题，一部分文化或体育类题。你觉得这两种会有什么不一样？

柴静：可能在新闻价值上，按大家通常的看法有差异，但对我来说差别不大。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了解的机会。人对我来讲永远是一个寻常。调查类的，我去做药家鑫也好，做日本留学生刺母也好，做归真堂也好，都是这里面的人对我来说最重要。以前做调查报道，我只关心得失成败，关键性证据有没有拿到什么的，让我现在再去采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回过头来说，李安也好，李娜也好，李永波也好，对我来说也是寻常人。把那份寻常做出来，我觉得就可以。

你很少出来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基本上都是在节目中。为什么？

柴静：我的身份本来就不是评论员，是报道记者。一个新事件出来了，感兴趣最好去研究，去报道，别急着发评论或者上情绪。别刚上了火车，就说我要去某地了，我要采访某人了。第一，有悖于新闻伦理，第二，为什么要大声叫喊呢？你做出来的东西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戒备，别让你那点小念头起来就把一个事给毁了。

偶尔也有没忍住的时候，比如说针对“杨武案”在博客上写了《没忍住》。因为那个照片太刺激了，杨武的妻子翻身向那个床的里面，所有的话筒都对着她，照片上有女记者涂的红指甲和戴的玉镯子。她不管这个女人处于一个被强暴之后绝对的内心困境。在自家床上被逼着问最隐私的问题，这是很残忍的。

当时我是没忍住，后来我回想，比如说我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记者，还没有受到过规范的洗礼，也没有来得及太多去感受，突然接到一个指令，让你去采访这个人，第二天要拿回来。我就对善恶重新有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恶，它未见得是自觉自知的，可能仅仅是因为目的性太强，或者目的太狭隘，此时她看不见别的。也不见得一定要去批判她，而是一个提醒。每个人都是人，也只是人。也不是说要赦免谁或者怎么样，你也没有这个权力，就是批评每一个人的时候，要看到他角色的困境，这需要一个沉淀的时间。

现在常有一个方向，事件的传播很容易悲情主义，不仅新闻如此。你很警惕这个？

柴静：所谓悲情、悲痛，它是一个善恶对立的二元观，它的问题在于它太简陋了。情感本身没有错，新闻不是无情的。其实你看真正煽情的报道都是无情的人做的，他对这个人没有感情，所以他要利用你、消费你。他要煽动，用你来当作一个工具。眼泪掉下来，立刻特写推上去。这是无情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的。

悲情的人还好点，不一定是为了煽动，是认知的一个模式启动之后造成的。要破解这个模式还是要靠事实，更多的事实使我们看法成熟。

就像我刚做的江西幼儿园校车落水的事，有11个小孩遇难。我们调查下来，一环扣一环，全是无奈。那条路塌了很长时间，当天有人在那儿铺石子和沙子，幼儿园园长停下来查看了路，一看对面有车子能过去，他就也过，忘了车超载太沉了。但如果那天没人铺石子就不会有事。我们又找到铺石子的人，他说他没修过路，也不知道石子是需要压实的。是有人给他100块钱让他来做这事，他就做了。我们又找到给他100块钱的人，结果是一帮基督徒，看见路已经塌了一年多，怕车出危险，十几个老人只凑得出100块钱，只能买得起这一车沙子，雇人往那儿一摊。他们也很痛苦。再问路为什么塌了一年多没人管，因为底下有个涵洞，村里养鱼要把那个涵洞挖开让水流出去，水土这么一点点流失。为什么不修呢？因为村公路，国家只能投很少一部分钱，基本全靠村民自己，人均收入才7000块钱一年，没这个钱。你看到的是整个农村的资源困境。但看了这些孩子的眼神，你就不能光停留在这种对悲剧的感叹上面。你还要责问，责问自己，所谓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到底应该如何建设。

如果用悲情模式，上来就说为什么国家不投标准校车给农村学前教育。但我们的采访车在这个路上一碰到泥水就陷在里面，如果标准校车来了连头都调不了。光有校车有用吗？你说我要求一个有资质的人驾车才可能，它能做到吗？村办幼儿园，一个月工资700块钱不到。你说这是镇政府应该承担的事情。这些事实的复杂结构应该梳理清楚。我觉得不管是悲情还是武断都是因为太急了，要急着表态，急着宣泄情绪，不如稍微从容一点，慢一点。

《新闻调查》那几年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吗？

柴静：不光因为它是一个节目吧，也是因为你所谓的青春期最重要的成长，都在那里度过，直接泡在里面，你最强烈的体验都在那儿发生。

这种生活跟以前做电台或者做《新青年》的时候比起来，你更喜欢哪种？

柴静：肯定还是《新闻调查》吧。以前那种，就像我坐在泳池边上，腿在那儿晃荡着，玩一玩什么的。现在是整个人就按在水里了，就没出来过，那种感觉。你全方位，你所有的感官都是跟世界有接触的，而不是原来那样，有塑料膜那样。

喜欢这样更有意思一些？

柴静：当然。你原来有顾虑、有不安什么的，现在也没了，就是全部投入在里面。而且也很重要的是，跟《新闻调查》这些同伴的感情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我以前随便去哪儿都行，也不道别，跟谁合作都还不错，但说走就走了。在《新闻调查》不行，出一个差，就跟亲人一样，天天在一起。我也没想到这个工作对生活影响那么深。

2009年离开《新闻调查》的时候会恐惧吗？你说这件事是你写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柴静：恐惧倒没有，眷恋是有的。我是不会那么直截了当去表达的人。所以实际上是隔了3年吧，我今天才把给《新闻调查》同事们的书准备好，给他们每个人送。

为什么离开？

柴静：突然接到通知，台里工作安排，需要调动。

没有告诉理由吗？

柴静：我觉得也不需要理由，也不用去问。我生活的几个关口，我去《新闻调查》，我离开《新闻调查》，包括陈虻选择我，我都没有问过。只要不是我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的事情我不问。我觉得外在永远都是波涛一样起伏，对吧？如果你心有定见，实际上是不会随之摆荡的。如果你感到恐惧，只能是因为你对外界认识不足，对自身认识不足。昨天卢安克给我写信还说到这个，他说他现在也处在一个所谓没有保障的生活里，但他会感到，没有保障的时候人就不会再向外界索求更多，反而更专注内在。他问我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我就想起2009年这次，还有陈虻的去世。对我来讲是离开人，其实去哪儿工作不是那么重要，我对人有眷恋。既然这样，它也会有一个帮助，让你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独立，就是世间只有你一人，你会怎么样。

卢安克说，归属比规则更重要。你很认同。这样的事会打破你的归属吗？

柴静：它会重建我对归属的定义。以前我认为归属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有志同道合、价值观相同的人做事情。我现在觉得，归属就是创造，就是当一个人能有所创造的时候，你创造的这个东西里面才有你真正的归属。那么回头来看，我们过去在《新闻调查》的归属，也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几个人的感情了，是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同时都属于它。

（作者 刘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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