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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今后还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或者支撑因素何在？这是近几年来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从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来看，这个问题愈发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和讨论。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配套改革措施，保持增长并兼顾公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一位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对动力的定义就不一样。对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未来我们依靠哪些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等，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多数人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我认为这个框架是不对的。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

早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2009年靠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和“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

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解决“双重体制”并存问题

要看清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方向和路径，就需要回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日之由来。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资本大量投入，另一方面，资本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第四，在开放中，我们用一种被动学习的方式，提高了技术水平。

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要素各自的利用效率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大幅提高。换言之，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效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了。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无论怎么说，中国这30年主要依靠的还是投资增长。所以，到了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中央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要越来越少地依靠增加投资，而更多依靠提高效率。

因为“九五”规划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推动改革的情况下实施的，应该说其在效率提高方面是有进步的。“十五”以后，一方面，改革放慢了，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阻力。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另一方面，原来一些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利用的因素逐渐消退了。一是指人口红利消退，一是指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空间变窄了。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早期，中国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接近，这种通过学习的方式而非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变窄了。

到了“十一五”末期，这些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和严重，中国政府便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可是，碰到了体制性障碍，在改革上未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所以，应该说“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完成得不好，“十二五”加快了转型方式的进度，但还是跟原来的预想有很大差距。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两头冒尖”等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式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是经济稳定后就会退出的临时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要使得经济增长模式真正得到改变，即从依靠投资变成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唯一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规则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或者叫法治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只有这样，效率才能提高，发展才可持续。

十八大的重大意义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到2010年前后，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

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怎样落实十八大的决定？根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的经验来看，推进系统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目标。80年代的时候叫做确定目标模式，现在的说法叫做“顶层设计”。第二，根据改革目标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冲破阻力，克服障碍，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在的任务，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目前对于改革是不是要做总体规划，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有人认为，还是中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办法最有效，不要由上面来规定，放手让下面去做就行了。关于体制改革能不能设计、要不要设计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有过争论。当时一种说法是，改革跟过去国内革命战争一样，要点是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所以需要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基层创新的支持之下进行由上到下的规划，并监督这个规划的执行。还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担心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

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在上海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全面深化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支持和推动具有改革理念和追求的领导者把改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制定“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

总体方案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步进行：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改革的清单，以及制定“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

根据过去改革的经验，制定系统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是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找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第二步，是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各个体制领域，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项目清单。第三步，是梳理这个改革总清单，从中挑选出最为关键、彼此间关系又十分密切的一组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关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如何遏制腐败。

腐败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已经提出了很久，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首先要问，造成腐败猖獗的体制上的原因是什么。只有铲除体制原因才能够釜底抽薪，否则哪怕实行朱元璋式的严刑峻法，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收效甚微。其实早在1988年学术界已得出结论，根本的问题是在双重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广泛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着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如果想要遏制腐败，首先要从各个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削减政府干预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把这个制度基础给铲除掉。

第二个例子，如何缩小收入差别。

贫富差距扩大是当前另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我的观察，我们过去对收入差别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就分配谈分配。贫富差距扩大被认为是分配出了问题，首先用行政指令规定低收入职工的工资,然后用再分配的手段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

但这种就分配谈分配的办法不但有副作用，而且不可持续。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分配的结构首先是由于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我国投资率已经高达40%多，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结果一定是资本收入（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包括专业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

劳动收入的比重怎么才能提高呢？最根本的途径是使大量的“农民工”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专业人员有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

这样，他们在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的同时，收入也能够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更好地提供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解决了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再辅之以再分配的措施，劳动者收入过低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第三个例子，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

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因此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政府职能错位、等级制的城市体制等体制性缺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它的建设成本太高。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因而正是人的集聚才产生了城市化的效益。但在我国，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要高好几倍。城市建设投入很大，城市化的效益却出不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建成的城市营运效率太差。用“摊大饼”的方式极力扩大城市规模，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太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种种体制性缺陷，否则不管中央怎样号召进行“新型城镇化”，各地正在加速的还是老一套的旧型城市化。

像这样，从一个一个问题入手来寻找应当进行改革的项目，不仅是领导部门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也有责任参加有关问题的研讨。

对于“最小一揽子改革”，我的设想是：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为改革聚集人气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因此，必须精心做好“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除了做好总体方案、路线图的设计外，有两项准备工作特别值得注意：

美国经济学家诺顿在《比较》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建议，今年进行一些大众关心、能够很快启动，成效又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项目，以便为改革聚集人气。我认为他的建议值得采纳。

因为一方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某些能够利用原有制度漏洞，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也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没有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打破障碍，推进改革。另一方面，目前百姓对一些政府政策的信任度不高，甚至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聚集人气很重要。

最近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先期改革。现在有些媒体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大部制、小部制的问题上。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李克强总理讲的“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

这次国务院机构和职能转变改革的一些措施，像清理审批项目、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就相当不错，都是很重要、能够得到社会欢迎的改革。

同时，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系统化的改革能够顺利出台。1985年中央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吸收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金融家提出的意见，指出在改革的“初战阶段”，要注意使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为改革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不要急着上速度、上项目，一下子把总需求搞得过大，使经济环境变得很紧，造成改革出台有很大的风险。这个意见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钱荒”看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主持，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财新《中国改革》高级顾问张剑荆一起谈“钱荒”。

吴敬琏：今年6月底出现了一次“钱荒”，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突然直线上升，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引起了很多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央银行迟迟不介入是正确的，以此提醒商业银行资产发生了错配的问题，需要改善自己的配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市场上出现流动性短缺时不作为表明中央银行严重失职。开始时，第一种意见声音比较大，到了后来，第二种意见愈来愈占有优势。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第一种观点主要是从长期的角度去讨论的，认为整个市场中的货币量并不短缺，而是信贷资源发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用总量扩张的办法无非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并不能够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反而会因为滥用刺激政策造成宏观经济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后一种意见主要是从短期视角看，当时确实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的情况，需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采取行动，来保持市场的稳定。

在我看来，在市场发生流动性短缺的时候，中央银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和怎样出手的确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也的确应当对6月“钱荒”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讨论仅仅局限在货币当局的短期政策和范围内，而应当进一步探究造成当下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混在一起。我们知道，用凯恩斯主义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结果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凯恩斯本人也只是用这一理论框架去处理短期问题，而并不认为它是分析长期问题的适用工具。 对于长期问题显然应该用另外一个分析框架，就是运用生产函数从供给方来分析，而凯恩斯主义的要点，是从需求方着眼分析宏观经济的态势和作出宏观经济政策决定。

我也不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大概五年前，在一次《财经》年度论坛上，我主持一场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小组讨论会。论坛组织者给我的提示是：拉动一国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在当时“三驾马车”乏力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三驾马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我一拿到题目就感到踌躇。正好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也在这个讨论小组里。我拿这个提示给他看。我说，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三驾马车”的需求总量不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吗？用这样的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中长期发展问题恐怕会形成误导。钱颖一教授也同意我的看法。这样，我只好在开始讨论的时候点明了这点，不过，大多数发言人还是通过对“三驾马车”的分析来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状况。

后来我发现，这种分析方法几乎成了讨论中长期增长问题时的通例。在我看来，讨论长期增长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生产函数等式的左边是产出，右边是各种引起增长的因素。人均产出的增长归根结底靠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资源投入，另一个就是效率提高。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叫做“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方式叫做“集约型增长方式”。

中国短期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说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这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投资驱动。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之下，要保持高增长，结果就是资源超支和货币超发。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要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支持增长。

从“九五”（1996—2000年）计划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在这之后制定的三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现在“十二五”规划时间已经过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问题出在哪里？总结“十五”（2001－2005年）经验时已经明确，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使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能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

在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效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采取老办法，靠投资拉动。反复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微观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源变得非常短缺，环境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土、水、空气都出了大问题。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即负债率越来越高。

负债率太高，随时有一个冲击过来，就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说，如果房地产价格突然下降，许多企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偿债问题。一些企业还不了钱了，也会引起其他企业资金链断裂。当一批企业发生偿债危机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希望手里保持足够多的现金，于是，流动性过多立即转化为流动性短缺，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外，也会引发如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资产泡沫破灭引发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当然，当这种金融动荡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出手救市。但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朋友说，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手里有上万亿元的钱。可是，一旦出现系统性的问题，这点钱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增长模式已经提出将近20年，还转不过来呢？在总结“十五”规划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原因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怎么才能铲除呢？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全面改革。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的任务就是要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和总体规划。现在看来，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地提出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六个大的题目。

眼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一方面不要再实施大规模投资，把增长率拉得很高。另一方面就是去杠杆化。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都在做去杠杆化的工作，美国做得好一点，它手里有一个工具，就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世界各国都替它分担了一部分债务。欧洲就差一点，因为欧元不是一个非常牢靠的货币，主要靠德国替欧元区其他国家把债务背了。他们的高消费、高福利已经养成习惯了，要想改变，老百姓反对，所以做起来也很困难。

最近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怎么降低呢？目前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 “盘活存量”的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基金空账户和补充公共住房基金，清偿国家或政府的或有债务。有些地方做了一点探索。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出售地方国有企业上海家化，筹集资金来充实上海的社保基金给老职工，听说效果不错。

有人分析，日本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已经年年亏损了，政府还是千方百计把它们托住。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连年亏损或者负债表率很高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实施各种减债措施，甚至在破产保护下实施重组，不能让债务不断地积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采用资产证券化的办法出售部分资产，降低负债率和可能引起的风险。要有长远的考虑，防患于未然。

高占军：6月金融市场这一轮波动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类似波动在中国金融市场也发生过多次。比如，2007年，当时宏观流动性偏松，微观偏紧，股市比较热，大量银行资产变成理财产品，造成利率非常紧张。再如2010年下半年，很多金融机构违约，有机构爆仓，这种紧张状态从2010年底一直延续到2011年春节。还有一次，2011年五六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11年底。当时，货币市场利率在7％以上，7月、8月的回购利率也在8％以上。市场有关各方都没有像今年6月这么关注，我想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确实走到了这一步：着眼于长期还是看短期的波动？

胡舒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比较明显，所以这次“钱荒”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类似情形过去其实也出现过多次，但是没有这次这么敏感。

吴敬琏：这次“钱荒”也说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刺激方式已经越来越不灵了。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投下去以后，GDP增速一度拉到8%以上，维持了将近一年，然后就连续下降。去年5月以后，各地都急着上项目，注入资金的力度并不比2009年弱。西部一个省会城市提出“政府是发动机，市场是助推器”，一下子把投资率提高到本地GDP的100%。东部一个地级市，提出的口号是“大战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去年下半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在这样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下，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速只提高了0.9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又下来了。这就是经济学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

胡舒立：占军，从市场上看这是为什么呢？

高占军：有这方面的因素。今年1到5月货币增量15.8%，全年目标13%，当时社会融资总量为9万亿，增长非常快。但是，一季度增长7.7％，大家非常失望，4、5月宏观数据出来后大家信心又下了一层。货币增长这么多，经济表现却非常令人失望。这里面就有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尤其是回头看数据，6月前10天，银行放贷达到了1万亿，其中70%左右是票据。这背后是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刚才吴老也提到有关杠杆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中国的杠杆率上升得比较快。当然，这也不无正面作用，即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渠道，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了途径，同时也改变间接融资的局面。

吴敬琏：这要依靠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影子银行是对原有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它的发展，提醒我们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虽然现在中央银行的方针是明确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是不是能够推出？我估计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障碍。如果金融市场不能够正常化，资源就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剑荆：吴老分析得非常透彻。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经济一遇到问题，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被搁置起来了，短期的需要压倒了长期的考量。人们总是深陷到眼前的利益格局中。我们希望通过超越利益的思想市场的力量，约束短期行为，使人们从眼前转向长远。

由于发展方式转变进展迟缓，积累起来了很多的问题，怎么解决？另外，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吴老：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消费的提高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出口也很困难。这使我想起1994年的汇改，中国由此开始走上出口导向的路子。面对当前的形势，是否可以这样说，这条路现在到了一个坎儿上，需要对汇率实施改革？

吴敬琏：先说你讲的前半段，中国经常会发生一个问题叫数典忘祖、引喻失义。比如增长模式的转变是前苏联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我们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当时的计委提出根本问题是增长方式有问题。当时就找这方面的资料，比如苏联人是怎么说的？是什么意思？经过讨论，转变增长方式的说法最后被接受了，写入了“九五”计划。转变发展方式是什么意思呢？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持的增长。应当说，当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的认识是清楚的。

现在，人们都在说，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到底要从哪里转到哪里却变得愈来愈模糊了。许多人都认为，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拉动、需求拉动。在我看来，这无异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需求决定增长的理论框架。

结果，我们就把对长期问题的分析弄来弄去回到了短期问题的解决上来了。消费是依附于生产的。不增加收入，怎么能增加消费呢？不提高效率又怎么能增加收入呢？就是靠提高效率。

东莞一些老板说，现在规定我们增加工资，可是增加工资而效率没有提高，等于让企业死掉，反正我现在一辈子也够了，干脆退休算了。所以，这又回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提高经济效率那个根本性的问题。

胡舒立：看似大家都讲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理解完全不一样。

吴敬琏：第二个问题，剑荆只说到1994年的汇改，没说1997年和2005年的汇改。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正是要对1994年的汇改实施再改革。1994年改革的内容是取消外汇管制和官定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实行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中央银行频繁介入市场，保持低汇率制。这是跟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套的一种做法。

“二战”之后，世界形成一个格局，发达国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很大，而东亚国家储蓄率非常高，储蓄减掉投资是有富余的。按照国民经济的“双缺口模型”，东亚国家通过出超把自己的储蓄余额借给发达国家使用，发达国家则通过入超用别人的储蓄弥补自身的储蓄不足。于是，东亚国家的富余和西方国家的缺口就通过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找平了。东亚很多国家都是靠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起飞的。

按照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的说法，这种格局正是推动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高辛烷值燃油”。从日本开始就通过低汇率政策把大量的产品推出去。低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时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这个补贴对东亚国家是划得来的。所以，1994年汇改意味着中国全面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在1994年以前，大部分年份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赤字。1994年以后，没有一年入超，出超年年增长。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把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说成是导致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资产泡沫膨胀和最终的原因。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在“广场协议”签署以后，日元升值，不能再依靠出口，日本就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搞毫无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内需，拉动增长，结果造成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飙升。80年代末，日本的中央银行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性，办法不行，要求转向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是为时已晚，刚一开始行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就崩盘了。

大致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界就争论，汇率制度应不应该市场化？但是，主张汇率市场化、以便减少中央银行的入市干预和为收购外汇压制人民币升值而被动发行货币这一派的声音很微弱，而且被批判为“汉奸”、“卖国贼”。学术界最坚决地公开说不要怕升值，应该实施汇率市场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余永定，我是支持他的。一直到了2005年，经济学家才跟党政领导人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人民币从当年7月开始缓慢升值。

根据我的观察，到去年第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大体达经到了均衡点附近的区间，开始出现双向波动。今年一季度以后人民币一度出现升值波动，原因是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

胡舒立：剑荆的意思是人民币下一步应该进入贬值通道吗？

吴敬琏：这取决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变化，不太可能预先规定。应当明确汇率市场化的方向。同时要建立外汇期货制度使企业有回避汇率风险的工具。中央银行在汇率波动太大的时候才入市干预，尽量熨平波幅。

张剑荆：老百姓都很关心巨量的外汇储备如何使用，这与汇率是相关的。

吴敬琏：现在，老百姓的直觉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政府应当顶住外国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免得出口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政府因为稳住人民币汇率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货币超发，物价大涨。经济学家的责任是要讲清道理，使大众清楚地认识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政府则要在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使人民利益得到保证。

现场提问：汇率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升值，一种是一次升到位。2005年中国选择了渐进的方式。请您评论一下这两种方式。如果一次升到位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避免外汇占款过多？

吴敬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采用哪一种办法很伤脑筋。一次性升值到位的好处是一次性解决问题，却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本币高度低估的情况下，一次性放开，本币汇率大升，由于经济学中“蛛网定理”的作用，产生较大的经济震荡。渐进升值的好处是冲击较小，问题是长期保持本币升值的预期，热钱就会不断涌进来，等待取得升值的红利。2003年的时候，有学者估计人民币只低估了8%。如果是这个情况，当时下决心一下放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2005年，对低估的估计扩大到20%以上。因此，多数人赞成政府采取爬行式升值的办法。采取这种办法的确避免了大的冲击，但是也导致大量热钱的流入。为了收购外汇、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被动发行了几十万亿元的央行高能货币，也造成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胡舒立：大家都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提出六个需要调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设市场体系跟我们今天谈到的长期性问题正相关。在《中国改革》第8期上有您一篇文章：“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吴敬琏：那篇文章的基础是我今年4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演讲，题目叫“十八大后的改革”，明确改革方向之后要确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如果能在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好的改革路线图，明年改革就能全面展开。

关于路线图的设计，我建议分两步或者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从问题入手。比如一些突出问题的体制原因是什么？把体制原因找出来，针对体制障碍提出改革项目。然后再把项目归总，挑出关联度比较大的形成一揽子项目。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有“金融四十人论坛”的方案，还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宾塞给中央提出的建议等等。我个人的建议是推行“一个核心，四个配套”的改革。

核心改革就是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所谓市场调节就是自由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的调节。怎么形成呢？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讲话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具体内容，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基本，首先是明晰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然后是商品价格、要素价格（包括汇率、利率）放开，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和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此外，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目前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的执法力度。总之，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讲到建立法治，首先要树立全民的法治观念，第二是按照宪法所体现的公认正义完善法律体系，第三是实现独立审判，公正执法。现在看起来，树立全民的法治观念和实现公正执法这两头最为薄弱。这些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必须抓紧解决，否则市场制度无法有效运作。

危机与改革

现场提问：我们的改革必须由危机来推动吗？现在有没有条件修复资产负债表，使得经济重新走上良性的轨道？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危机才改革？

吴敬琏：我希望我们不要等危机到来，希望国人和官员们都能认识到存在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要等到危机发生才仓促应对，而是主动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办法有两个。根本的出路是通过改革建立起好的体制，当前就可以做的，是对漏洞做个别修复。我们能做的就是给诸位宣讲，得到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促使政府官员开展预先修复工作，推进改革不动摇。

等待危机到来再改革，有时候来得及也有时候你就来不及了。而且，爆发危机以后，大家不得不改，但是到底往哪个方向改？还是很难说。如果腐败加上经济衰退，那么，以“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口号鼓动群众，出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的大倒退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用主动修复和改革的办法避免危机。

房地产泡沫

现场提问：资金大量集中在房地产上，如果出现泡沫，中国经济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吴敬琏：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就是必须承认，价格是一个货币现象。物价高涨（包括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现在中国的货币流动量几乎是GDP的200%，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解决房价高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逐渐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在货币供应量及房价还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对低收入阶层发放房票、给予住房补贴，或出租公租房的方式，保证人人都有房可住。

胡舒立：中国能承受泡沫破灭吗？

吴敬琏：如果听任资产泡沫膨胀，它总有一天会破灭。这就跟地震一样，地球板块挤压到一定程度早晚要发生地震。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办法还是预先防止。

胡舒立：地震是局部性的，泡沫是全局性的。

现场提问：人民币要国际化的话，中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大力买入黄金期货？这样有利于人民币实力的提升。

吴敬琏：从原则上说，由政府来预测市场会走向哪里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金融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有效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办法就是要靠金融从业者包括期货商，大家来预测市场的走向，大家来发现价格。一方面把一部分投机的盈利让给你，同时也把风险留给你。最后使得整个社会面对的风险减少。

高占军：这个本来就是交给市场的。市场总是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到一定程度，非理性成分一定会显现出来。比如汇率的问题，1989年的时候日元已经崩盘了，但是，1989年以后日元汇率还涨了一年多，涨幅很大。所以，市场也难以迅即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经济增长率多少合适

现场提问：为什么国外GDP增长1%、2%都能够被接受，而中国非要增长8%呢？到7% 大家就非常紧张，中国的GDP增长到6%经济会崩盘吗？

吴敬琏：关键问题不在于增长率的高低，而在于增长的来源是什么？是由资源投入支撑的还是效率提高支撑的？西方国家能够有3%以上的增长，日子就很好过，原因是他们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靠效率提高的增长会带来有技术的工人和专业人员收入的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这样，社会就变得繁荣和谐。

高占军：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前几年，我们潜在经济增长率是8%、9%左右。现在根据形势也在调整。国外经济增长率比较低是因为潜在增长率就是那样的水平。

吴敬琏：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在当前资源状况和效率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增长率。较之资源状况，效率可以有比较快的变化。

潜在的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根据一些专家的计算，由于效率提高放慢，本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下降的。如果硬要把实际增长率提升到潜在增长率以上，就只能靠发钞票或寅吃卯粮拉起来。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市场和价值

现场提问：如果缺乏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的建设，仅仅靠制度设计、危机推动和科技进步能否实现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您怎样评价好的信仰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吴敬琏：“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在2000年提出的。当时我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可以叫作好的市场经济。法治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也许只能叫作不好的市场经济了。

但是，到了2006年或2007年，我开始觉得不能简单这么说。所谓市场交易，是一种自主和自愿的交易。由第三者支配和控制交易，就不能叫市场交易。如果整个交易活动都由一个行政权威控制，那就根本不能叫市场经济。所以，我觉得对从前的好坏市场经济二分法需要做一点修正。

其次，市场经济制度要靠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制度的支撑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价值观对于制度演化也有重要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习惯等看作非正式的制度。还应强调，经济制度是受政治制度制约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专业领域是经济，所以注重讲经济，并不是说要排斥其他方面。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

吴敬琏先生推荐的书

1.《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

吴敬琏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2.《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马骏，张晓蓉，李治国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城市的胜利》

爱德华·格莱泽 （美） 著 刘润泉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4.《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 贫困的根源》

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 著

吴国卿，邓伯宸 译 新北：卫城出版（台湾繁体字版）

5.《思想的力量》

雅诺什·科尔奈 著 安佳，张涵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6.《弗里德曼1988年9月致中国领导人的备忘录》

Friedman, Milton (1988), “Memorandum from Milton Friedman to Zhao Ziyang,” reprinted in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 607-609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