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10月17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宣布，室外空气污染可以导致癌症，并正式将其划分为一类致癌物质。

IARC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下设机构，在全球范围被公认为癌症研究的权威部门。

在一定程度上，室外空气污染致癌可以被解读为PM2.5污染致癌。原因是空气污染固然包括粒径在2.5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但其中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的，主要是粒径在2.5微米以下、可入肺的PM2.5。

IARC同时表示，上述研究结果适用于全球各个地区。

就在报告发布三天以后，中国东北三省的省会及多个地级城市，因供暖等原因发生严重的、连续的雾霾天气。在报告发表的十多天前，中国“十一”长假的最后三天，首都北京也发生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空气污染被确定为一类致癌物质，对于中国的环境健康学界来说，仅是头上落下来的第二只“靴子”。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二十余年的零散研究，已足可佐证此结果——多项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在中国不仅造成数量不少的肺癌、心脑血管疾病等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还对普通公众造成众多健康问题，如肺炎、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2012年底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更是显示，当年全世界有38.75%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中国。在2010年，空气污染导致了中国有124万人过早死亡。

在全球，空气污染为影响公众身体的第七大健康因子，在中国则上升为第四。换句话说，空气污染对中国人的健康伤害仅次于饮食结构不合理、高血压和吸烟。

IARC此次的致癌确认，对空气污染深重的中国来说，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后，空气污染尤其是PM2.5超标可以导致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失，就不再只是一种学术争鸣意见，而成为一个需要政府直面和迫切解决的民生问题。

面对空气污染致癌致病的可能性，公众盲目恐惧或无奈地置若罔闻皆不可取。至少，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空气污染的更多真相，了解其致病原理，需要知道防范办法。

中国的各大、中城市的政府，更应从民生出发，全盘审视已有的治气方略，积极改进之。毕竟，公众的身体健康比GDP更为重要。

污染空气致癌

文/崔筝 王玲 刘虹桥 张霞 杨洁

一位亚洲面孔的妇女骑在自行车上，白口罩之上露出的眉头微蹙着。在她身后，滚滚车流和路边的建筑都模糊在漫天的灰色雾霾之中，让人无法分辨出这街景究竟属于哪座城市。

这是一本名为《空气污染与癌症》的英文电子书封面，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下设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下称IARC）于2013年10月17日出版。与这本电子书先后问世的，还有2013年10月24日发表的IARC专题论文项目（IARC Monograph Programme）的109号报告。这些出版物宣布了IARC回顾大量科学研究之后做出的一项重要结论——室外空气污染是对人体致癌的一类致癌物。

最新发布的109号报告得出结论：有充分证据证明，空气污染可以导致肺癌；还有证据显示，空气污染也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在新闻稿中，IARC更称，空气污染已经是“最广泛传播的环境致癌物”。

一类致癌物是指对人类致癌性证据充分的物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已经被致癌物质所污染。”IARC专题论文部门主管库尔特·斯特莱夫（Kurt Straif）博士在新闻稿中表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室外空气污染已经不仅是整体健康的主要威胁，也是癌症死亡的重要环境因素。”

报告结论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IARC表示，该结论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地区。

在上述结论宣布后，财新记者联系了多位中国环境健康学者。受访学者普遍对IARC的结论表示认可，并强调其权威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指出，IARC是世界范围内癌症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之一，其研究结果在全球认同度很高。IARC宣布空气污染为一类致癌物，意味着空气污染致癌的风险已经提高到非常高的级别：“如果归结为一类致癌物，则说明致癌的证据非常强，有人体研究的证据。”

多年研究空气质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强调，要辩证地看IARC的报告——空气颗粒物作为一个复合污染体，确实可能增加了致癌的风险，但中国公众不必盲目恐慌。他说，IARC报告虽指出颗粒物和癌症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指出这是小概率事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认为，在中国，近年来空气污染引发公众焦虑，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研究正在成为学界热点。IARC的报告非常及时，其对空气污染致癌给予了明确的定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IARC的报告提供了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最新依据和参照，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政府应该会重视起来。”潘小川说。

权威结论

“一个人每天都要进行几千次呼吸，吸入约一万升空气。其结果是，人类的肺部会接收剂量可观的空气污染物，即使是那些含量甚微的成分。”

IARC项目组成员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乔纳森·萨梅特（Jonathan Samet）在报告前言中还写到，人类暴露于室内外空气污染已是公认的事实，然而长久以来，对空气污染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还没有从全球视角进行系统的回顾研究。

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IARC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下属机构。这一机构的工作重心为对人类癌症成因、致癌作用机制的研究，包括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和基于实验室的研究，还包括根据研究结果制定控制癌症的科学战略。

专题论文项目（Monographs Programme）是IARC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成果被业界誉为“致癌物的百科全书”。这一项目组集结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就某一和癌症相关的专题定期回顾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进展，并做出评估，向公众提供有关致癌物质和暴露量的权威科学证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杨功焕向财新记者介绍，IARC每年都会公布很多致癌因子，并把它们归结为四类。这一分类提供了国际上最通用和权威的致癌物评级，其中的一类致癌物尤为受重视。

一类致癌物（Group 1）是指对人类确定的致癌物。它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有设计严格、方法可靠、能排除混杂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有剂量反应关系；另有调查资料验证或动物实验支持。除了最新加入的空气污染，这个组别还包括了苯并芘、甲醛、烟草等多种致癌物。

二类致癌物分A、B两个等级（Group2A/2B）：其中二A类致癌物对人类致癌性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二B类致癌物对人类致癌性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并不充分，或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

三类、四类致癌物（Group3，Group4）则指对人的致癌性尚无法分类；可疑对人致癌的物质；对人类很可能不致癌的物质。

最新发布的109号评估报告将无处不在的空气污染列入一类致癌物。这个看似耸人听闻的结论，实际上基于扎实的回顾研究。

报告介绍，IARC专题论文项目集结数十位世界顶尖的专家，基于超过1000份科学论文进行回顾研究。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空气污染的致癌性，这个多学科的专家组包括了流行病学家、毒理学家、大气科学家、癌症学家和监管部门成员。

上述回顾论文，涉及室外空气污染中各种污染物尤其是和交通关联的颗粒物污染的致癌性，涵盖地域则包括五大洲，论文中进行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涉及欧洲、亚洲和南北美洲的数百万居民。

来自中国的几份研究也在整个报告的背景资料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对中国宣威地区肺癌与室内空气污染的多份研究均列为参考资料。

珠江三角洲地区燃烧秸秆和气溶胶组分的研究、北京地区PM2.5来源研究、广州地区小学生多环芳烃暴露水平等，也为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的任务是评估每个人每天赖以呼吸的空气本身，而不是某种特殊的污染物。”IARC专题论文部副主管达娜·卢米斯（Dana Loomis）表示，“回顾一系列科学研究的论点，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肺癌的发病风险在暴露于空气污染中的人群中显著增加。”

萨梅特在报告中表示，目前每年全世界新增130万肺癌病例。在如此大的基数之下，即使是很小一部分的肺癌由空气污染造成，也值得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在国际上，IARC对致癌物的评级和分类向来为主流科学界认同，也是上自世界卫生组织、各国卫生决策部门，下至各国食品、药品厂商、职业危害防护部门的重要参考。

中国证据

空气污染被IARC认定致癌虽然极具轰动效应，但多位中国学者表示，此结论并不出人意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多个研究已经佐证了空气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关联。

这其中，最广泛揭示空气污染对全球人类健康危害的研究，当属每十年一次的全球疾病负担评估项目。该项目由全球约450位专家参与，每十年发布一次报告。

该项目最新一期成果是于2012年底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此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细颗粒物形式的室外空气污染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风险比以往人们认为的要严重得多，每年在全世界导致320万人过早死亡以及7600万健康生命年的损失。

《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还特别提到，全世界有近40%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中国。该报告的中国部分显示，2010年中国有124万人过早死亡，中国公众还损失了超过2500万健康生命年。

杨功焕是参与《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编写的中国专家之一。她告诉财新记者，在进行全球疾病负担报告的研究时，研究者发现，近年来空气污染对肺癌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现有数据已可充分证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肺癌病例的主要致病因子之一，仅次于吸烟。后者对中国肺癌的贡献率约为36%。

室外空气污染在全球健康风险因子中位居第七，在中国则位居第四。研究认为，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环境空气污染所致的疾病负担增加了33%。

在中国，有关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研究亦有不少。早在十余年前，中国环保部的前身国家环保总局就和世界银行发布了一项合作研究，以官方提供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空气污染指标，结合权威的卫生统计数据，估算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程度。

这项耗时数年、题为《污染的负担在中国》（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的研究项目于2007年结题，但中文版本从未面世。2012年底，两位参加了该项研究的中国科学家曾分别向财新记者证实，当时的研究结论显示，以PM10为指标衡量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过早死亡。

其中一位来自环保部门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因为“过于敏感”，上述数字一度被环保部门雪藏。另一位参与研究的学者则表示，官方的过度谨慎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数字实在已经非常保守，并不算惊人。

近两年，基于区域污染和健康数据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2012年底，潘小川的一份四城市空气污染导致超额死亡的研究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潘小川团队搜集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地的2004年到2009年间的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以及同期疾病控制中心统计的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等病因死亡数据，建立相关暴露反应关系模型和健康经济损失计算模型，并根据2010年公开的PM2.5数据，对与之关联的超额死亡数量和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

最终报告显示，经测算，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地2010年因PM2.5污染导致超额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2980人、1715人、726人，共计7770人，经济损失分别为18.6亿元、23.7亿元、13.6亿元、5.8亿元，共计61.7亿元。

同样引起过舆论哗然的还有两位中国学者和美国、以色列学者于2013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该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研究结论称，以淮河为界，烧煤供暖的中国北方地区空气污染水平高于中国南方，北方五亿居民因严重的空气污染，平均每人减少5.5年的寿命。

该项研究利用淮河南北截然不同的供暖政策造成的污染数据差异，结合居民健康数据的跳跃，得出以上结论。

“北方人少活5.5年”的结论随即遭到环保部相关负责人的反驳，并被批为“不可信”。但亦有多位学者评论认为，该研究虽然排除的变量不够充分，结论也有待商榷，但其研究方向本身没有问题，上述空气污染确实可能造成北方人的健康受损。

当然，中国的现有研究还较为零散，并且研究水平也与西方的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例如，IARC报告中引述的全球对室外空气污染致癌的研究中，中国部分的研究就较少被提及。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曾撰文表示，多年来，越来越多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大气污染与居民肺癌发病死亡率的上升有关，国外亦出现了不少经典研究案例。但癌症人口如此之大的中国，却鲜见设计严格的大气污染与肺癌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

空气为何致癌

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空气污染又称大气污染，系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的现象。

空气污染是如何让人生病甚至得癌症？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全球衡量空气污染的通用指标有PM2.5、PM10、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等。除了PM2.5、PM10，其他指标都较单一，主要衡量空气中的单个或少部分污染物。颗粒物指标PM2.5、PM10则是混合物，更适合衡量整体的空气污染。

粒径小于2.5微米的PM2.5，因为人的鼻毛和普通口罩都无法阻挡，可以经呼吸道顺利进入人体。一般认为，PM2.5是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近年，王跃思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呼吸道疾病（包括肺部疾病）的死亡率，与PM2.5浓度呈现正相关，而与粒径大于2.5微米的PM10不相关。

王跃思将PM2.5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个方面。从物理特性上讲，即不论细微颗粒物是什么以及有毒或无毒，它们进入人体就都对人体有害。“什么粒子也好，沙子也好，煤、粉尘也好，塞在呼吸道里都不行，进入了人的肺部就可能造成阻塞。”

生物学特性是指，PM2.5作为一种载体，有可能携带病毒细菌，如流感细菌甚至是传染病细菌。SARS和H7N9就有可能夹杂在雾霾中传播。

PM2.5的化学特性最为复杂，对人的伤害也最大。“通俗地说，吸入人体的气体，除氧气外其余都没什么作用。而吸入的所有化学物质，对人体都有可能造成伤害。”

身为中科院一项空气污染物溯源项目的负责人，王跃思解释，空气中的化学物质可能达数万种之多。在北京的PM2.5中，仅简单分析就能分析出100种左右的化学物质，如果仔细分析，可能会有3万种。

王跃思按化学特性将PM2.5划分为硫酸盐、铵盐等七类。

他认为，PM2.5中的化学成分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水溶性化学物质和脂溶性化学物质，原因是它们可以溶解在人体中。

水溶性物质以无机盐为主，如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进入肺就难以排出，致癌物质亚硝酸钠即属于此类。脂溶性即可溶于脂肪，主要是有机物，比如近年被全球关注的致癌物质多环芳烃。

此外，空气污染中还有激素类物质，大多数是雌激素类的，这可能对人的生育能力有影响。

潘小川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空气污染中致癌的物质主要分为重金属、多环芳烃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三类。在中国，大量的燃煤、低劣的油品产生的尾气和监管不佳的工业排放等多方面污染，导致了这些危险的致癌因子在大气中一再累积。

致癌的重金属元素，包括致肺癌的砷和致鼻咽癌的六价铬等，其他一些致癌性虽不明确的重金属元素如汞，也被证明对人体有毒害作用。

魏复盛指出，20世纪90年代，他的课题组对广州等四城市的数千名儿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空气中PM2.5和PM10与儿童呼吸系统的患病发生率正相关，其影响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更密切。而哮喘明显受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综合作用影响。

初识空气病

文/崔筝 王玲 刘虹桥 张霞 杨洁

近二十余年以来，中国空气污染渐成公众关心的焦点，学界的空气健康研究也由冷门变为热门。

截至目前，中国的空气健康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学者们受制于中国卫生系统死因登记、疾病登记等制度不完善、数据不透明等，无法像发达国家学界一样进行高水平、大数据的研究。但现有的初步研究，已足以让公众认识到空气污染健康问题的严重性。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医学将能被污染物质直接伤害的人体器官称为靶器官。空气污染给人体带来直接伤害的靶器官，即为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中国部分显示，2010年，中国有124万居民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其中61万为脑血管疾病，28万为缺血性心脏病，20万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万为呼吸道感染。

潘小川指出，空气污染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特别是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对心血管疾病已有明确的科学证据。颗粒物中的毒性物质可以通过血流进入到人的心血管系统，对心肌、心率等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人的心衰、心梗、心绞痛等。另外，呼吸系统的通气障碍，如呼吸困难、缺氧等症状也会影响到心血管疾病。

2013年5月，环保部环境发展中心陈慧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尚琪等人，在《环境与健康杂志》发表《大气颗粒物污染对人群心脑血管疾病死亡急性效应的Meta分析》一文。该文指出，大气中PM10、PM2.5浓度上升会导致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增加，其中PM2.5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更高。

2008年4月，潘小川发表在《环境与健康杂志》上的《北京市大气污染与居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在2003年，北京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当地心脑血管病的死亡危险性分别增加0.4%、1.3%和0.4%。该论文的结论是2003年北京市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存在短期影响，且能增加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重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异常增高也被认为与空气污染相关。该病由于其缓慢地进行性发展，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亦是中国人的首要死因之一。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李宁等学者于2010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上发表《广州市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每日死亡人数与大气污染的时间序列分析》一文指出，呼吸系统疾病日死亡人数较多月份与各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月份趋于一致。大气中二氧化氮和PM10的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居民呼吸系统疾病的日死亡人数分别增加1%。

肺癌飙升之谜

《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称，2010年中国14万居民的肺癌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

该报告预估，中国约20%的肺癌与PM2.5污染有关。

此次，IARC在空气污染致癌的相关表述中重点提到的癌症，也正是肺癌。少为人知的是，在近三十多年中，肺癌从一个并不大的病种跃升为中国人的最大“杀手”之一。

卫生部于2008年公布的全国第三次死因调查结果显示，恶性肿瘤（癌症）、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构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前五大死因。

在癌症的类别中，传统的食管癌、胃癌、宫颈癌、鼻咽癌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率及其构成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肺癌在过去30年上升了465%。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居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的是肺癌。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市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在女性中居第二位。2001年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

肺癌为何于近年高发？近年的研究，将部分答案指向空气污染。

潘小川告诉财新记者，从致病机理方面解释，超细颗粒物可以通过每一次呼吸进入到肺泡中，并很快进入到血流。长此以往，细颗粒物可以黏附在肺泡表面，挡住肺泡的微小孔洞，影响其通气、换气等功能。携带致癌物质的颗粒物长期沉积在肺里面，就有可能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即肺癌。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王梅于2007年在《中国肿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国肺癌患者住院人次增长现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认为，中国近年的肺癌患者增多，并且有年龄前移和女性增多的趋势。在肺癌种类中，主要可能由环境污染（主要指空气污染——编者注）导致的肺腺癌增多。“这些升降变化均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致癌作用明显上升，并渐为主导。”

具体到北京，2009年8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张国钦等人发表在《环境与健康杂志》的论文《北京市城区居民烟草消费和大气污染对肺癌死亡率的影响》，或可作为参考。研究者对1982年至2005年北京城区居民肺癌死亡率、居民年均烟草消费和大气污染资料等进行趋势分析后，认为烟草消费和大气污染均对肺癌死亡率有影响，前者有八年、后者有七年的滞后期。

北京的肺癌问题与空气污染的关联，虽无更多精确的研究可佐证，但学者钟南山和多位医学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将怀疑的矛头之一指向空气污染。

“北京咳”

空气污染导致癌症和死亡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空气污染导致的诸多健康问题就不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人人皆有可能。

魏复盛对财新记者说，不少中国城市居民老觉得自己痰多，这就与空气污染有关。颗粒物首先进入人的上呼吸道，就是鼻子、口腔、喉头等，出于人体自身的保护功能，人就觉得上呼吸道有脏东西，嗓子痒，老想吐痰。PM2.5细颗粒物可以进入支气管和肺泡，其污染物可进入人体的血液中。

气管、主支气管及肺内的各级支气管合称为下呼吸道。中国多地卫生部门近年指出，当地支气管炎、肺炎等呈上升态势。

潘小川于2003年8月发表在《中国校医》上的《北京市大气污染物与儿科门急诊就诊人次关系的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0年，北京东城区等三城区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PM10浓度分别每提高100微克/立方米，儿科门、急诊上呼吸道感染就诊人数就分别增加1.17%、1.86%、1.50%和1.04%；肺炎就诊人数分别增加1.41%、13.34%、10.21%和7.67%；气管炎就诊人数分别增加8.51%、11.08%、9.52%和7.04%。

2013年10月18日，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最高花费1280元买门票的爵士乐迷们失望不小。当天的演出原定为美国著名爵士歌手帕蒂·奥斯汀（Patti Austin）压轴，但她并没有出现。

就在演出开始之前，主办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一条信息，称奥斯汀因呼吸道严重感染引发哮喘而紧急送医。奥斯汀的经纪人表示，她刚抵达北京就咳嗽不已，这是这位63岁的爵士名家歌唱生涯中第一次出现此类情况。

那一日，北京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空气质量指数24小时平均值高达220，达到重度污染，并曾在当天傍晚时分突破300的严重污染标准。奥斯汀因病罢演的消息很快成为当日的微博热点，不少网友玩笑称，这是传说中的“北京咳”，都是北京空气给害的。

“北京咳”是流行于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之间的一种说法，甚至曾被写进过旅游指南。这种“病”有点像水土不服，来了就发作，离开就变好。很多人疑心，这种没来由的咳嗽与北京的空气污染有关系。

“‘北京咳’客观上也许是存在的。”潘小川告诉财新记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有急性，也有慢性，污染空气中的致敏物质可能是致病原因。

研究缺位

在IARC报告背景材料中，几次提及宣威肺癌的研究案例。这项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何兴舟等开创的研究，解释了燃煤造成的室内污染与当地高发的肺癌病例，尤其是女性肺癌病例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国空气污染致健康损害最经典的研究案例之一。

这些年，此类研究逐渐从室内转向室外。但多位业内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阚海东表示，以空气污染致癌为例，中国空气的颗粒物成分和西方国家确实有一定的差别，本土化的研究是中国缺失的方面。

较早在国内开展此研究的潘小川表示，研究者最头疼的是获得数据。

潘小川认为，在方法学上，中国学者的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在数据方面的差距则不是一年两年。中国主要城市对PM2.5的空气污染开展监测不过一两年时间，此前对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监测虽然进行了一些时日，但各地的监测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也并未实现全面公开。

健康数据方面也有不足。即使是目前较完善的死因统计，也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杨功焕介绍，在中国，大量居民在家中去世，其死因追问非常困难。

制约空气污染致健康损害研究的另一大因素是体制的壁垒。本应作为公共信息发布的环境、公共卫生等数据，经常被各部门雪藏。

前述空气污染致淮河两岸居民寿命差异研究的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则曾告诉财新记者，数据的获取是一大难题。他们在研究中为所涉及的几十个城市的健康数据煞费苦心，最终竟是从与相关部门有过合作的国外同行的手中辗转获得。

2013年9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徐东群向媒体透露，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已经列入国家环境卫生监测项目，并获得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

徐东群透露，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将用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

空气污染折寿？

文/崔筝

因供暖烧煤导致的空气污染，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少活至少五年。这项研究结果甫一发表，即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热议的焦点。

2013年7月8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一篇论文——《空气污染对预期寿命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淮河取暖分界线的证据》，再次刺激了逐渐意识到空气污染危害的中国民众。四位论文署名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宏彬、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Avraham Ebenstein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ichael Greenstone，其擅长领域均为经济学。

发表在这份全球科学界知名的国际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核心论断是，如果人群长期暴露于污染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TSP）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会使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三年。因此，按照中国北方地区总悬浮颗粒物的水平，居住在北方的五亿居民，每人平均至少少活五年。

这是真的吗？原本，多数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人认为，相比没有燃煤供暖的七八亿南方人，他们拥有更温暖、舒适的冬天，这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难道说，温暖都要付出如此严重的折寿代价？

反驳很快来临。7月10日，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出面“辟谣”。该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表示：“这项结论有失偏颇，没有大量的样本，得出这个结论不可信。”

刘志全承认，煤烟污染所排放的重金属、细粒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物质一定会影响人体健康：“但至于对寿命时间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国际上就该数值的算法存在较大争议，且需要长期观察。”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在接受财新记者的采访时，在肯定该研究作者努力方向的前提下认为，环境污染影响健康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该项研究并没有全面地考虑到所有的问题。潘小川曾于2012年下半年发布一项环境健康研究，结论是2010年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因PM2.5污染导致超额死亡人数（即过早死亡）共7770人，经济损失达61.7亿元。当时，该结论也曾引发争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恶化，这早已是国人的共识。环境恶化导致了一定的人体健康问题，也是官方和民间的共识。但导致了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有多严重？多年来官方没有答案。在学界，由于环境和卫生数字的不透明，且研究手段缺乏，此类研究又难以得到科研经费的支持，所以将两者进行密切关联的研究少之又少。

多位环境健康学者指出，具体研究是否准确可以进行科学讨论，但上述研究的方向值得肯定。

坏空气的代价

如果说潘小川的空气研究表明被污染的空气能够夺人性命，那么陈玉宇等四位学者这次发布的研究则重点阐述了被污染的空气还让人短命。

此次发表在PNAS网站上的论文仅有六页，但论文之后另附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在线附录信息，密密麻麻地列出了一系列数据和图表。这些看似艰涩难懂的曲线和公式，凝聚了四位作者近五年来的心血。

陈玉宇是论文并列第一作者，他告诉财新记者，该研究创新地使用了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工具“间断点回归法”，估计出污染对健康的因果影响，得出了上述结论。

他说，该研究搜集到了丰富的官方数据。污染数据包括1981年到2000年间淮河南北90座城市每日的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数据。此外，研究者还通过中国疾病监控系统（DSP）数据，计算了1991年到2000年上述城市的各年龄段死亡率、预期寿命和死于心肺疾病的数据。此外，研究者还搜集了相应城市的纬度位置、气温、城市设施、居民收入、教育水平等数据。

“理想状态下，如果能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将1000个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在坏空气里熏10年，另一组在好空气里待10年。通过研究这1000个人，就可以令人信服地研究出空气污染的影响。”

陈玉宇认为，此项研究虽然没能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但中国延续多年的供暖政策在大自然中提供了一个实验环境，起到了类似将居民随机分为两组的作用，自然制造出了其他各项因素平滑变化、空气污染水平和心肺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迥异的“实验组”和“对照组”。让研究者们得以在其他因素相似空气质量迥异的环境下，进一步研究空气质量与人类健康的相关性。

陈玉宇还认为，在研究所选的时间段中，中国城市居民跨城市迁徙规模不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的选择性迁徙带来的偏差。

“理论上，在中国从南往北，污染水平和纬度位置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无论多复杂，这个关系应该是连续、平滑的。”但研究发现，现实中，污染水平和健康数据两条平滑的曲线均在淮河的位置被打破了，出现了两个明显“跳跃”。

第一个“跳跃”是，淮河北岸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比相邻的南岸跳跃性地高出200微克/立方米。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了另一个“跳跃”——以淮河为界，同时期人均预期寿命北方比南方至少要少五年。研究者对比了多项已知因素，发现在同时期，除了居民的健康数据，淮河两岸的其他数据几乎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突变。

陈玉宇表示，发现这两个“跳跃”的意义非常重大。在这项研究中，在劳动、财政和发展经济学等范畴常用的“间断点回归法”派上了用场，“利用数据变化的规律，找到特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陈玉宇表示，利用这种经济学方法研究空气污染的危害亦有局限性。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的迁移规模并不大，而在人口大规模迁徙的今天，这项模型并不适用。

质疑之声

随着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世界知名媒体的报道，中国北方人因供暖燃煤至少要少活五年的结论在全球引发舆论关注。在国内，此研究结论更是在短时间内赚足眼球，并引发公众热议。

财新网（www.caixin.com）是率先报道此研究结论的媒体之一，众多读者评论显示，不少人认为这样的逻辑看上去有些“简单粗暴”，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寿命损失更是有些玄乎。但更多人则忧虑于研究结果的触目惊心和空气污染带来的长远健康影响。

该研究结论发表不到两天，中国环境保护部相关负责人即出面“辟谣”，称该结论“不可信”。

刘志全表示，这一研究需要长期实地调查取证，结合大量样本进行。他同时透露，目前环保部正在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调查研究，建立暴露影响评估体系以准确界定污染的损害。

除了官方的反驳，四位经济学家的跨学科研究也受到了环境、健康领域专家的质疑。

以往进行此类研究的研究人员多为环境健康领域的学者，而新近发表的前述研究，四位论文署名作者均为经济学家。

曾以国际通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做过类似研究的潘小川认为，该项研究的问题关键并不是环保部所指出的“没有大量样本”。潘小川认为，该项研究包括了全国90个城市的数据，与过去的研究相比，研究中的样本量其实比较大。

但潘小川也批评了这项研究，认为与如此大的样本量所伴随的更多复杂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

在环境污染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营养、医疗条件、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等，这些都与健康数据密切相关。

潘小川还指出，陈玉宇等人的研究选择的空气污染物值得商榷。总悬浮颗粒物（TSP）是空气中粒径小于100微米的颗粒物，问题是，卫生学界一般认为TSP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健康学界一般会选用更细小的可吸入颗粒物如PM10（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或PM2.5（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作为空气污染物进行研究，理由是，这两者可被证明与人体健康直接相关。

以燃煤问题来看，冬季供暖燃煤在时间和总量上仅占中国总煤炭消耗量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煤炭是在工业锅炉中消耗的。潘小川由此称，北方的污染物较高，并不能简单推断究竟是供暖政策、工业政策或是其他各类因素造成的。

“如果说看简单的相关关系，几十年来，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而中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却越来越长，难道能够说，污染有助于居民寿命的延长吗？”潘小川称，不能孤立地看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而是要考虑多种因素。

潘小川还表示，论文中使用的统计方法并不是常用的做健康损失的方法，也没有应用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先例。

面对质疑，陈玉宇一再解释自己的研究经得住考验。他表示，作为国际一流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评审制度非常严格，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评审者均肯定了这篇论文的方法选择和结论。

陈玉宇说，作为研究者，他乐于看到对此项研究的任何批评意见，但希望意见和批评以更科学的方式指出。

损害难量化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如何量化？这是学者们研究多年的问题。

十几年之前，中国国内对环境健康问题的定量研究几乎为零。近年随着民众的环境诉求变得强烈，相关研究开始陆续涌现。

早在2007年，中国环保部的前身国家环保总局就和世界银行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污染指标，对空气污染对中国人造成的健康损害进行评估。

该权威报告的中文版本从未面世，参与研究的两位专家曾分别向财新记者证实，当时被雪藏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35万至40万人。

2012年底，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曾共同发表空气污染健康损害研究结果。之前曾参与世界银行与中国环保部门评估项目的潘小川主持了这项研究，用的是与当年相同的研究方法。

2013年6～7月，“绿色和平”与美国一家咨询机构合作再发两份报告，直指京津冀、晋鲁蒙地区的煤电污染在2011年造成数万人过早死亡。

事实上，隶属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年也在尝试环境健康研究。

该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牵头的科研团队，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研究淮河流域水污染与当地消化道肿瘤的相关性。其方法正是将环境部门的污染数字与卫生部门之间的疾病数字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以验证其有无相关性。

杨功焕团队的研究成果近日正式发表，其结论是水污染与消化道肿瘤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一致性，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杨功焕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她近十年的研究只能说明两者之间有相关关系，至于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几乎每一次环境健康研究结果的发布，总会在中国公众中引起舆论热潮。人们在表示难以置信的同时，亦在深深地反思，多年来罔顾环境的经济发展，究竟带来了多少灾难。

陈玉宇表示，虽然各种研究方法和结论千差万别，研究结果的局限、误差和争议也难以避免，但每一项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结果可以被广泛地运用于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决策中，为环境政策制定提供成本收益方面的可靠依据。”

潘小川认为，目前与环境相关的健康研究得到的研究资金越来越多，条件也有好转，但此类研究的桎梏在于中国不透明的信息环境。

现实中，即使是没有商业利益的学术研究，仍然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精力才能获取本应公开透明的统计资料和数据。

“环境数据、死亡数据本来应该是公开的，但现实中都需要花成本才能获得。”潘小川曾表示，不同部门之间的隔阂，让数据的整合成为一项研究中最困难的事情。

缺乏数据的苦恼亦让陈玉宇感同身受。例如，在本次的研究中，环境数据苦寻不得，最后只得多方搜集了多年的纸质环境统计年报，一项一项手工录入。

“我们（拿到数据）甚至感到庆幸，因为大多数的时候，虽然知道数据就在（有关部门）那里，不管你多有钱，就是得不到。”陈玉宇说。

多位学者认为，随着多学科的参与，中国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失的关系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并渐渐清晰。

空气病监测“国家队”

文/崔筝　张霞

中国的空气污染对公众的健康损害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这目前还是悬念，缺乏量化的证据。

环境健康学者的一个共识是，中国需要由官方出面，建设一个覆盖面宽广的空气污染健康监测网络，通过长期细致、严谨的监测，以初步厘清空气病的真相。

2013年10月28日，国家卫计委印发《2013年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工作方案》，提出将通过三至五年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掌握不同地区PM2.5污染特征及成分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状况。该项目本年度即获得国家财政4300万元的投资。

这意味着，雾霾的健康影响研究终于迎来“国家队”。近日，执行该网络具体工作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下称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几位负责人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多位环境学者认为，上述方案如果能得到严格落实，监测和分析方法如果科学、合理，那么在三至五年之内，中国官方有望初步掌握全国空气病的情形。

空气病悬念

已有的零星研究虽不权威，但足以说明中国空气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参与的世界银行相关评估认为，以PM10为指标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过早死亡。

有中国学者参与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中国部分显示，2010年中国有124万居民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其中61万为脑血管疾病，28万为缺血性心脏病，20万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4万为肺癌，1万为呼吸道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上述研究初步提示了中国的空气健康问题，但其实仅是一种评估，证据较为单薄。原因是国内的相关环境和健康数据较少，且难以较好地对应。因此，国家投资支持大型的队列研究极有必要。

在接受财新记者的专访时，前述“国家队”的负责人之一、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副所长徐东群表示，建立全国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的目的，就是要开展在中国国情之下的空气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队列研究。

在科学上，所谓队列研究（cohort study），是一种“从因观果”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尚未发生某种疾病或结局之前，对暴露于某个或某些可能的危险因素的人群进行随访监测，观察其结局。

大多数的慢性病都是经历较长时间形成，借助队列研究，可以探讨危险因素或保护因素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同样，空气污染的慢性影响也可以通过队列研究显现出来。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空气质量准则》，对PM10和PM2.5的年平均浓度和日平均浓度设定了准则值和三个有梯度的过渡时期目标值。这一文件随即成为空气质量的权威标准，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世卫组织权威的指导值并非纸上谈兵，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均有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背景。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经典的美国前瞻性队列研究。

1973年，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的六个城市选择了8000名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研究结论证明，空气中的PM2.5的含量和人类正常死亡率有关，PM2.5浓度增加，日常死亡率也会相应上升，尤其是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影响很明显。

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开展了另一项队列研究，于1982年至1998年期间跟踪50万名成人，覆盖全美50个州、151个大中城市。研究表明，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可使总死亡率增高4%、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高6%和肺癌死亡率增高8%。

这两项研究，成为美国空气污染治理决策的重要参考。然而徐东群指出，上述结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却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中国。

徐东群解释，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首先，由于污染来源与国外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的细颗粒物组分可能较国外更为复杂。然后，由于空气污染长年居高，中国人群的暴露水平显著高于国外人群，国外现有研究均在较低浓度范围内进行。再次，中国人群与国外人群在易感性上存在差异。

因此，除了现有以课题形式的小规模、短时间的研究，中国亟须持续多年的人群观察数据，这只依靠雾霾健康影响的队列研究。

徐东群表示，刚刚启动的雾霾健康监测网络计划用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并通过研究建立关联，发现易感性疾病、脆弱人群、主要污染物等，并根据发病情况，总结疾病发病的原因。

怎么监测空气病

徐东群介绍，根据工作方案，中国疾控系统将在雾霾高发的16个省（直辖市）选择部分城市，于2013年内启动43个监测点。监测点将在三至五年内陆续增加，直至覆盖全国。

进入2013年监测名单的16个省份（或直辖市）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陕西。

近年在空气质量排名榜上频频“垫底”的河北省，设在石家庄、唐山、保定三个市以及辛集（县级市）的七个雾霾影响监测点将于2013年11月底之前全部启动。

据《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疾控中心介绍，上述三个城市分别在雾霾较重和较轻的区域设置两个监测点，设在辛集的则是一个农村监测点。监测内容包括环保、气象、人口、死因等资料收集，以社区为基础的雾霾特征污染物及成分监测、敏感人群健康监测、人群健康风险评估危险因素及人群活动模式监测，以及以医院为基础的疾病监测。

每个监测点都将基于某一个社区建设。按照上述河北省的要求设立监测设施，收集空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状况两方面的数据。

事实上，早在PM2.5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就开始了研究雾霾健康影响的尝试。建立全国范围的监测网络的想法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当时，该所按照空气污染的类型选择了煤烟型污染的太原、化工型污染的南京和以交通污染为主的上海，并以青岛作为清洁区域对照。

2007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原卫生部牵头，18个部委局共同出台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规划，其中要求建立一个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与健康监测，以分析环境因素导致的健康影响和了解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从那时起，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的监测点扩大到了八个。这些监测点以地方自愿为原则，日常运行依靠疾控部门有限的工作经费支持，因此开展工作非常有限。

2013年1月，持续大规模的雾霾天气覆盖了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六亿，空气污染成为环境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这一年，建设雾霾健康监测网络的计划终于获得了大力支持。

目前，各城市的选点工作正在进行，健康监测点所在的社区需要在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监测点的附近选择，人群不能少于一万人，并要求配有学校。

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方案显示，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块：一方面采集环境、健康数据，另一方面了解人群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真实情况。

在环保部的空气监测之外，该网络将另设PM2.5采样，监测浓度的同时也对污染物进行收集、分析。同时，该网络将收集监测区域内的空气污染监测资料、气象资料和居民死因个案资料，分析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对居民全死因、不同疾病的影响，从而估算空气污染所致的居民超额死亡数（率），评估其健康风险，并通过一定时间资料的积累，分析这种影响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从2013年冬季起，将开展人群的出行模式调查，并通过多次调查，了解不同地区的人群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的空气污染暴露特征，为进行健康风险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空气室主任吴亚西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问卷，以了解不同人群的出行模式和空气污染的暴露量，将来还打算在重要的几个监测点招募志愿者佩带采样器设备，计算他们一天吸入PM2.5的量，得到最真实的暴露水平。

徐东群表示，监测网络期望能从不同区域中找出差异，包括PM2.5及其成分的差异，对人群影响的差异，找到易发疾病或者敏感人群。这样，相关部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干预措施。

担忧与期待

学界固然对全国监测网络抱有极高的期待，但也有着诸多担忧。

最大的担忧是数据获取与使用的问题。杨功焕表示，这个研究第一是获取数据的问题，是用环保部门的现成数据？还是自己再测一套环境数字？怎样收集健康数据？这些数据还必须得有清晰的标准和定义。然后就是如何把这两方面的数据进行有效地关联，这方面挑战性很大。

“我们并不是从零做起，将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徐东群表示，开展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监测需要利用空气污染监测数据、气象数据、死因监测、患病数据等。因此，必须建立卫生部门牵头，环保、气象、教育等多部门协调的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卫生、环保、气象等部门已经建立的监测网络，逐步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

杨功焕对财新记者介绍，对卫生部门来说，例如传染病、死因监测等方面，都建立了较完善的全国性网络，但一旦涉及到环保数据，疾控部门并不占优势。

“环境数据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个大问题。”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对财新记者表示，环保系统与卫生系统之间数据不能共享的问题由来已久。同样，环保系统的研究机构试图进行污染健康损害的研究时，健康数据的不透明也是他们最头疼的。

要想做研究，依靠环保部门公开发布的空气指数是远远不够的。吴亚西表示，不同地区污染物的成分差异，具体到某个监测点的具体数据等，只能再次设置采样设备进行研究。环境污染健康影响监测网络本应统筹各部门一起做，但目前的体制隔阂造成了各个系统都在单独作战。

学界的第二大担忧是钱够不够用？

徐东群介绍，201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4300万元，按每个监测点位100万元分配，随着监测范围和内容的扩大，后续投资还将进一步追加。

“今年财政收紧，现在是在不增加财政经费的前提下将这件事加进来。由于公众、政府对雾霾的影响非常重视，从别的项目挤出的钱。”徐东群表示，虽然资金仍不充足，但国家卫计委统一发文，使得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都加入进来，这就使工作开展顺畅了许多。她相信未来国家的投资会继续，困难能够克服。

第三大担忧是监测和研究的结果是不是有较大可信度。有业界专家指出，将空气污染与健康关联，需要科学有效地排除其他众多因素，例如高血压、吸烟、饮食习惯等，需要十分科学周密的设计，否则可能经不起时间和业界的检验。

学者对该监测网络提出的忠告还有，该网络应同时选取空气污染不严重的城市作为对照区，进行对照研究，并透明地发布相关数据，这样可以让该监测平台真正成为权威的全国性监测平台，并可为业界其他研究者提供基础的研究数据。否则，监测网络可能沦为部门性质的大型研究。

多年研究空气健康问题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则介绍，在卫生部门之外，环保部在2013年也会启动一些空气健康领域的研究，投资也较大。

潘小川认为，隶属于卫生部门的中国疾控系统有着死亡和慢性病方面的数据优势。他说：“希望他们最好能用国际上成熟的空间分析的方法，做一个中国空气污染健康地图，就像美国官方用大数据做出的全球PM2.5地图那样。中国的数据也应该可以做出国际水平的地图。”

美国治理PM2.5的经验

文/白韫雯 杨富强

2013年的春季，雾霾天气笼罩中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1/4的国土面积、6亿多人口、17个省份，多次遭受灰霾天气的侵袭。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面积最广、时间最长、危害最严重的一次空气污染事件。

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仅疾病成本就相当于GDP的1.2%。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损失估计为1259亿元，占该地区GDP的3.41%，其中燃煤、机动车、工业废气和扬尘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严重的空气污染也曾困扰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为应对PM2.5污染，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保护环境和生态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对推动政府立法、改善空气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在空气污染治理上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依法治理

美国立法具有时间长、争论多、内容冗长、逻辑严密、重在实施的特点。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执法体系和机制逐渐成熟。立法不易，但一旦立法，则执法严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严重的空气污染催生了1970年首部《清洁空气法》，后经1990年修订，最终成为全世界治理空气污染的法律标杆。该法令为空气质量标准、检测、评价和惩罚提供了法律依据，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详细的实施要求和有效的惩罚机制，责任明确。

依据《清洁空气法》而成立的美国联邦环保署有公务员18 760人，负责空气质量管理的人员有1400人，各州、县（城市）也有相应的政府人员。以加州为例，空气质量管理局有1273人，35个空气质量管理区又配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员工数量3000人，这就保证了执法能力和效力。美国企业如果违法排污，除了被处以可观的罚金并没收违法获得的经济利益之外，还要被追究环境民事和公益诉讼要求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因此，违法成本很高。《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和修订，修订的主要依据是环境基准文件。美国不断开展并更新环境质量基准的研究，为环境标准的制定和修改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为执法提供了有力依据。美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早期，对污染的不同来源、成分和形成机制并不是完全了解，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把挥发性有机物（VOC）认作是臭氧（光化学烟雾）的成因，后来发现氮氧化物也是臭氧的一个重要前体物。此外，针对各种污染源的减排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如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等，先进的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结合清洁的燃油，能去除机动车尾气中的绝大部分污染物。对这些标准的加严和提高，有了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的支撑。

在环境法规和标准制定方面，政府、企业、媒体以及民间团体在一起协调地工作。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和批评，媒体对事件的及时、准确的报道，都推动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监督政府执法和政策制定。

以城市为重点治理空气污染

城市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是公众关注的重点。美国东部的匹兹堡市曾经是美国的“钢都”，每年生产大量的钢铁。近邻西弗吉尼亚州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煤炭，支撑匹兹堡市发展与钢铁有关的各种工业。煤炭的工业利用、炊事和冬季采暖，使匹兹堡的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终日浓烟笼罩，是美国有名的“雾城”。后来随着美国钢铁工业产量的下降和产业衰退，以及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匹兹堡进入到城市转型阶段。这一成功的转型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其中包括采用天然气替代工业用煤、居民煤炭采暖和炊事，高耗能的产业逐步搬离市区，城市电力基本由临近的西弗吉尼亚的煤电厂供应。与此同时，城市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软件产业和服务行业，并围绕几个著名大学开发文化产业。匹兹堡在绿色建筑的循环利用上尤为出色，旧城区并非大拆大建，而是翻新利用，古香古色，保留了城市的历史文脉。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如砖、石、木材也被重新利用。现在的匹兹堡空气清新，尽显城市优良底蕴，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也成为美国东部著名的旅游城市。美国东部的其他大城市与匹兹堡一样，逐渐解决了煤烟型的空气污染问题。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城市是位于加州的洛杉矶，它是美国西部最大的商业城市，“二战”后人口剧增，也曾是美国空气污染的重灾区。20世纪50年代，洛杉矶依赖重工业，大量燃煤、燃油，家庭焚烧废弃物和垃圾。洛杉矶位于圣费尔南多山谷，地势和空气扩散条件与北京十分相似，会使雾霾加重，经常见不到周围的群山。经多年治理，燃油、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大大降低，但是PM2.5的污染依然严重。洛杉矶与周边三个县有6000平方公里，1600万人口，汽车保有量在1000万辆以上，比北京多出近一半。洛杉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污染，汽车尾气排放是主要元凶。据当时的健康报告，以PM2.5为主的光化学污染不仅对呼吸器官和心脏有严重危害，还会产生致癌物质，造成大约5000人死于空气污染。居民健康、经济和社会遭受的苦果给洛杉矶敲响了警钟，该市在随后几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治理光化学烟雾，按照空气区域划分，各地协商合作，根据污染源的区位和输送通道，明确责任分工。

洛杉矶所在的加州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如《机动车污染控制法案》，用以控制汽车尾气的排放，措施包括敦促汽车生产商改进机动车的燃油效率，增加停车收费，鼓励市民拼车合乘，政府通过低息贷款或补贴鼓励人们购买清洁燃料汽车等。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尽管洛杉矶的汽车和人口继续增加，但空气质量有了不小的改善。洛杉矶现有34个大气监测站，收集的数据用于判断空气质量状况并改进政府规划。燃油品质也不断提高，柴油含硫量为15PPM。鼓励汽车改用天然气。新型柴油汽车每辆补贴8000美元。

目前，洛杉矶的PM2.5年平均值约15微克/立方米，24小时日平均值约为35微克/立方米。为了享受到今天的蓝天，洛杉矶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与美国其他大城市的空气质量相比，洛杉矶仍排名落后，这主要是城市规划中的缺陷所致。除了城市中心有较高的居住和商业密度，洛杉矶的其他地方全是低密度的单栋房屋，无序的、摊大饼式的蔓延扩张，造成公共交通的基础设施铺设难度大，网络延伸和扩展的实用和经济效益差，导致洛杉矶的公共交通系统落后。汽车无限制的发展，高速公路网越铺越多越密，增加了行驶里程与拥堵，加大了机动车尾气的排放量，最终使PM2.5总量减少缓慢。与此同时，洛杉矶也制定了强制性的行政措施，以应对严重的PM2.5超标。例如，在冬季，市政府会禁止家庭用木柴烧壁炉，因为这是PM2.5值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夏天，臭氧值超标时，市政府会要求有关工厂削减50%的生产能力，甚至完全停止生产。

在对企业的执法监督上，法规条款具体且明确。洛杉矶市政府24小时都有人值班，接听投诉电话。政府监察人员执法公平、严格，随机巡查时不会通知企业单位。如果企业初犯，先警告改进，再犯则重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24小时监测空气质量标准，对违法排放的企业，加州政府法规规定按最高上限每天5万美元处罚，直到满足整改要求的当天为止。如果违反了空气质量的年度标准，按365天计算，没有处罚上限，最严厉的处罚是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企业为避免形象受损甚至重罚破产，大都会严格遵循法规。公众和当地团体还可帮助举报企业的排污行为，并监督政府履行职责。

洛杉矶所在的加州积极改善空气质量，依照美国《空气清洁法》，为本州制定了更严格的措施。加州汽车的排放标准是美国各州排放标准中最严格的，监管力度也很大。加州成立了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加强对标准、法规实施的监管力度。州政府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把公众的健康置于首位。在交通减排方面，柴油是造成危险细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源，也是引起癌症、儿童呼吸道疾病和诱发心脏病的主要原因。加州对污染源包括工厂和车辆，都制定和发放严格的“排放许可证”，并定期现场检查。加州还制定出汽车排放效率的限额，要求汽车燃油效率在2016年要达到35英里/加仑，2025年达到55英里/加仑。空气管理规划要每年讨论几次，对未来5年、10年、20年的规划目标举行讨论，达成共识。

洛杉矶的环境管理有更完善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时间跨度已经规划到2035年，对达到何种空气质量目标，如何达到这种目标，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市政府对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定期讨论和修改，并加以规范。洛杉矶把污染源分成固定源和移动源：固定源主要是指各种工业设施的排放；移动源主要是指汽车、货车和火车的排放。由于加州天气条件比较好，车龄偏长，但燃油效率会降低，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对人们淘汰旧车、对工业设备实施更新换代。洛杉矶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推动了科技进步和新产品的研发，提高了投资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这场“蓝天保卫战”中，洛杉矶的GDP增长较快，使加州成为美国吸引投资的热点地区。

定期审查空气质量标准和监测标准

美国空气污染主要包括六大因素：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可吸入颗粒物以及气候影响。根据《清洁空气法》，美国联邦环保署定期审查空气质量监测标准。自1971年颁布《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对该标准做了十多次修订。对颗粒物标准做了三次重大修订。从PM10到PM2.5，浓度标准逐步加严收紧，但是美国并未给出颗粒物的环境基准值。环保署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基于人体健康考虑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对健康的风险予以评估。在制定某个时间段的空气污染治理标准和目标时，才会考虑经济和技术水平等因素。

美国环保署在制定新标准的时候，经常邀请有关的医学专家和医生到国会做证，以说明制定更严格标准的必要性。同时，美国政府需要对标准定期进行评估，如果有新的科学论证，要重新评估现有标准对健康的影响，判断是否需要更新标准。随着时间的推进，会在既有标准的基础上加严，以达到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美国比较系统地开展了对PM2.5的监测，并且公开数据，使公众了解他们居住地区的空气污染状况，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2006年，美国联邦环保署针对PM2.5的标准做了最新的一次修订，规定全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任何地区24小时测试周期内PM2.5的最高浓度，由原先的每立方米60微克降至每立方米30微克，而年平均浓度标准是每立方米小于或等于15微克。根据PM2.5水平，联邦环保署将各地的空气质量分为三类：达标、未达标、虽数据不足但可认为达标。被列为未达标的区域，所在的州和地方环保署要在三年内制订实施计划，制定该地区减少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的具体措施，达到并保持联邦环保署的空气质量标准。

空气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

美国按照“联防联控”的思路，建立了统一规划、监测、监管、评估和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美国依据地理和社会经济水平，打破州的界限，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理区域，设立区域办公室实行统一管理。地区环保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强制手段和监控、技术改进等方式，协调开展工作。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通过，臭氧污染严重的各州联合建立了“臭氧传输协会”，制定相关减排标准并督促实施，覆盖美国二十多个州和加拿大东部各省，最后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环保署于1997年根据《清洁空气法》制定了大气PM2.5含量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数以千计的颗粒物检测站点，向公众告知测得的空气质量指数，其中PM2.5参数每小时更新一次。为了方便居民更直观地观察，网站通常用六种颜色表示空气污染情况。绿色表示“良好”，黄色、橙色、红色、紫色依次加重，绛红色则表示“危险”。当污染较为严重时，美国官方网站会要求市民控制户外活动的强度和时间，减少对身体的损害；不要在室内抽烟，减少使用蜡烛和烧壁炉等，以控制室内污染。

美国相关研究显示，PM2.5带来的健康损失以及城市灰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在空气污染所造成的总损失中占有很大比例。PM2.5污染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综合治理，美国PM2.5污染也已经大幅降低，但是根据美国联邦环保署公布的2011年达标与不达标地区显示，仍有18个州的121个县不能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联邦环保署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各地的环境监测数据来划定达标区和非达标区。对于单项污染物，又有臭氧、PM2.5各项达标与否的分项区域划分。州环保署和地方政府被要求制订关于空气污染防治的州和地方实施计划，采取足够的措施和投入，减少相关污染物，以达到美国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举例来说，如果PM2.5不达标，需要制订针对PM2.5的州实施计划。“非达标区”新建项目的各种污染物排放，必须采取最低排放技术而不是达到标准排放的技术，同时必须对新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等量替代。等量替代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关闭工厂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的减排量来完成。对现有排放源，可通过排污许可证的形式不断削减排放量。一般情况下，州实施计划中非达标区相关污染物的排放量每年削减3%，这些削减量会分配到当地所有企业。换句话说，对PM2.5非达标区的新建项目要求采用最严格的污染减排技术，以抵消新污染物的排放量。非达标地区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排放标准，降低每年的总排放量。美国的排放标准是动态的，拥有先进环保技术的公司提出适用的技术，一旦经当地环保部门和项目单位认定是最佳减排且可行的技术，则新建项目必须采纳，该环保公司因而占领市场，赢得发展，减排技术创新也使排放标准逐步提升有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美国的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结合十分紧密，脱离了区域规划是做不好城市规划的。区域规划要把区域的经济、环境和能源都加以考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重化工业的布局基本上是在大型城市内或周边，影响了城市空气质量。后来，大型城市积极把高耗能产业疏导到小城镇，小城镇以某些工业或产业作为支撑点，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同区域的城市之间重视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在高度污染的地区和排放不达标的地区不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而是将这些工业疏散到其他空气质量达标的地区。

全污染物控制排放标准和低碳协同效应

美国在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会同时把各种主要污染物列入并要求减排达标，而不是在某个时间段对单个污染物实行减排。这样做的效果是，污染物能够同时减排，降低减排的总成本。如果某个时间段只对单个污染物实施控制而对其他主要污染物没有排放标准，取得的效果比较差，会提高随后其他污染物减排的成本，也损失了前期的资源投入。例如，脱硫和脱硝共同减排方案的投入总成本要比分别分时段投入的成本低、效果好。

美国环保署将二氧化碳列入需要控制排放的污染物，在应对PM2.5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也要考虑减少碳排放。美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解决燃煤为主的煤烟型污染、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减少二氧化碳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排放。美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保护环境的新阶段，即低碳城市的发展阶段。许多城市都从城市规划、能源供应、交通、建筑节能和工业布局方面，积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美国几个主要的大型城市，如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都比中国的主要大城市低很多。发展低碳城市受到美国城市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现阶段与未来是城市减排的主要目标之一。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同时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有很高的协同效应。因此，美国将减少PM2.5污染与实现国家的其他目标结合起来，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协同减排。推动节能、发展可再生能源、控制煤炭消费量、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公共交通、改进城市规划、减少机动车使用及怠速等，既能减少PM2.5排放，也能减少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有利于多项目标的实现。

改变能源结构，供应清洁能源

美国城市和大部分地区都供应清洁能源。美国2011年一次能源消费为22.69亿吨油当量（约为32.41亿吨标煤）。其中，石油占36.7%；天然气占27.6%；煤占22.1%；核电占8.3%；水电占3.3%；可再生能源占2%。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能源消费结构相比，煤炭利用的比重大幅下降。城市的能源消费中，除了交通部门的燃油消耗外，大都由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城市中燃煤量很少，这使得城市煤烟型的空气污染能够得到彻底解决。美国2011年消费的10亿多吨煤炭中，90%以上用于发电。由于美国公众对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关心，美国近年来没有新建大型的煤电厂。页岩气近十年井喷式的发展，占到天然气总产量的30%，使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下降，页岩气和天然气发电成本比煤发电更有竞争力。煤发电在电力部门的比例从1985年的57%下降到2012年底的34%以下。美国煤炭利用比重在今后几年仍会逐步下降，美国空气质量将会进一步改善。清洁天然气的供应，也为城市的公交汽车和私用车提供了另一条低污染、低碳的燃料选择。

美国的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尤其受到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世界第二位，发电量世界第一（欧盟除外），2011年发电量折算约为4530万吨标油（约6470万吨标煤）。生物质燃料产量2825万吨标油（约4035万吨标煤），居世界第一。加州州政府通过的《气候变化法案（AB32）》，要求加州可再生能源在2020年占发电总量的33%。美国能源部与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一道支持建立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城市示范项目。根据美国“地带区划法”，地方政府对分布式太阳能发展起重要的作用。许多州规定了利用太阳能是隶属建筑物的财产权，州政府鼓励利用太阳能，公司和私人都可在自己的建筑物安装太阳能设备，电力公司依据“可再生能源上网法”收购太阳能电力，贷款可通过财产税和抵税得到益处。2007年，美国能源部提供490万美元在25个城市中开展太阳能城市试点，各个城市可以申请小额技术援助资金来制订规划和技术方案。2009年，美国能源部在16个合作城市中资助1000万美元开展40个太阳能项目。这些城市包括伯克利等。地方政府和组织提供了配套资金，如旧金山的示范项目，地方政府提供950万美元支持3.8MW的分布式太阳能电站。

采用经济手段，促进交通部门污染物减排

目前，美国城市的主要空气污染源是交通部门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在美国许多城市，交通规划是为驾车出行设计的，一旦交通模式锁定，美国人驾车出行的方式就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交通部门减少PM2.5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减少汽车的使用和提高油品质量、提高燃油效率、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更要考虑到公共交通的发展、社区的小型化、信号系统的有效控制，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和人行道等措施。发展公交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让更多人采用公交出行。以纽约为例，地铁和公交系统发达，城区的停车费用奇高且不易找到车位，纽约市民大都采用公交系统出行，交通拥堵状况比美国其他大城市要好很多。

与中国的减排多靠行政手段不同，美国城市管理部门很少采取行政干预，而是采取经济手段来调节开车出行。在城市交通中贯彻“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如提高油品质量和燃油效率的成本由开车人承担，在城市主要地段提高停车费等。此外，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的汽油价低、燃油税低，提高燃油税以限制驾车在美国遇到重重阻力。美国加州政府对购买耗油量低、节能环保的汽车给予补贴，鼓励发展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美国通过综合运用价格、财税等经济杠杆，增加了驾车出行的经济成本，以减少拥堵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损失。

（作者白韫雯为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研部高级研究员，杨富强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顾问）

财新传媒：提供财经新闻及资讯服务的全媒体集团，依托专业的团队和强大的原创新闻优势，以期刊、网站、视频、图书、会议等多层次的业务平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受众群，提供准确、全面、深入的财经新闻和资讯信息服务。

财新网：原创财经新媒体。财经新闻资讯必读网站，有机整合资讯、观点、多媒体、互动等信息时代形态丰富的资讯产品，以客观、专业的视角，7天24小时输出高品质的原创内容，为中国政界、金融界、产业界、学界等社会精英提供每日必须的高品质财经新闻、资讯、评论，以及基础金融信息服务。

在 这 里 记 录 中 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