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者简介：

张伟 《博客天下》执行主编，中国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

福尔摩斯站在人性的拐角

Sayings：智者凭借一瞥的光景认清陌生人内心时，往往是遵循如下步骤——他体察过的过往首先涌现并指出可能性，他经过验证的想象力接手，按生活的某种惯性法则补足经验未及的答案。

两样东西助我们穿透蒙在世界之上的黑帘子，一是经验，一是直觉。但我又怀疑直觉也来自经验。我未亲眼见过在洞察人心方面天赐禀赋之人，见的都是被生活搓揉过之后乃知生活的不幸者，或由于触角敏感，能将庸俗生活过成乱世的神经质的人。

福楼拜的写作课大名鼎鼎，但说起来无非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求用眼睛剖析每一个擦身而过的人，凭借一瞬之力铺陈他的一生。倘若你一直过着这种劳碌艰辛的观察生活，久而久之，直觉自然就前来拜访，或者这并不能叫直觉，只是千万次重复后将生活的大多数套路全部熟悉过一遍，而熟悉的过程是个体力活儿。说到极致，福楼拜的理想学生并不是莫泊桑，而是福尔摩斯。

莫泊桑是在福楼拜指导下像泥水匠一样学习过的人。我倒觉得他算不上最好的学生。他的优点并不在此，并不能为人物外表与内心建立无可替代的绝对关系。他的细节并未挣脱他的控制获得自主的生命力。

当然，不妨这样想，假如没有福楼拜的训练，他可能连一个人胡子的浓密都记不住。所以，请你们一起上上写作课吧，看看对面的人，观察他，描述他，论断他。你起码得成为莫泊桑。

福楼拜家的星期天

作者：莫泊桑

那时福楼拜住在六层楼的一个单身宿舍里，屋子很简陋，墙上空空的，家具也很少。他很讨厌用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散乱地铺着写满密密麻麻的字的稿纸。

每到星期天，从中午一点到七点，他家一直都有客人来。门铃一响，他就立刻把一块很薄的红纱毯盖到办公桌上，把桌上的稿纸、书、笔、字典所有工作用的东西都遮了起来。他总是亲自去开门，因为佣人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回家的。

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伊万·屠格涅夫。他像亲兄弟一样地拥抱着这位比他略高的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对他有一种很强烈并且很深厚的爱。他们相同的思想、哲学观点和才能;共同的趣味、生活和梦想;相同的文学主张和狂热的理想，共同的鉴赏能力与博学多识使他们两人常常是一拍即合，一见面，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一种与其说是相互理解的愉快，倒不如说是心灵内在的欢乐。

屠格涅夫仰坐在一个沙发上，用一种轻轻并有点犹豫的声调慢慢地讲着;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一经他的嘴讲出，就都带上非凡的魅力和极大的趣味。福楼拜转动着蓝色的大眼睛盯着朋友这张白晳的脸，十分钦佩地听着。当他回答时，他的嗓音特别洪亮，仿佛在他那古高卢斗士式的大胡须下面吹响一把军号。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总是围绕着文学史方面的事件。屠格涅夫也常常带来一些外文书籍，并非常流利地翻译一些歌德和普希金的诗句。

过了一会儿，都德也来了。他一来就谈起巴黎的事情，讲叙着这个贪图享受、寻欢作乐并十分活跃和愉快的巴黎。他只用几句话，就勾画出某人滑稽的轮廓。他用他那独特的、具有南方风味和吸引人的讽刺口吻谈论着一切事物和一切人……

他的头很小却很漂亮，乌木色的浓密卷发从头上一直披到肩上，和卷曲的胡须连成一片;他习惯用手捋着自己的胡子尖。他的眼睛像切开的长缝，眯缝着，但却从中射出一道墨一样的黑光。也许是由于过度近视，他的眼光有时很模糊;讲话时调子有些像唱歌。他举止活跃，手势生动，具有一切南方人的特征。

接着来的是左拉。他爬了六层楼的楼梯累得呼呼直喘。一进来就歪在一把沙发上，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他很少讲话，总是歪坐着，压着一条腿，用手抓着自己的脚踝，很细心地听大家讲。当一种文学热潮或一种艺术的陶醉使谈话者激动了起来，并把他们卷入一些富于想象的人所喜爱的却又是极端荒谬、忘乎所以的学说中时，他还变得忧虑起来，晃动一下大腿，不时在发出几声：“可是……可是……”然而却被别人的大笑声所淹没。过了一会儿，当福楼拜的激情冲动过去之后，他就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声音总是很平静，句子也很温和。

左拉中等身材，微微发胖，一副朴实但很固执的面庞。他的头像古时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但表现出他的聪慧和坚强性格。在他那很发达的脑门上竖立着很短的头发，直挺挺的鼻子像是被人很突然地在那长满浓密胡子的嘴上一刀切断了。这张肥胖但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都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但透着十分尖锐的探求的目光。他的微笑总使人感到有点嘲讽，他那很特别的唇沟使上唇高高地翘起，又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渐渐地，人越来越多，挤满了小客厅。新来的人只好到餐厅里去。这时只见福楼拜做着大幅度的动作(就像他要飞起来似的)，从这个人面前一步跨到那个人面前，带动得他的衣裤鼓起来，像一条渔船上的风帆。他时而激情满怀，时而义愤填膺;有时热烈激动，有时雄辩过人。他激动起来未免逗人发笑，但激动后和蔼可亲的样子又使人心情愉快;尤其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超人的博学多识往往使人惊叹不已。他可以用一句很明了很深刻的话结束一场辩论。思想一下子飞跃过纵观几个世纪，并从中找出两个类同的事实或两段类似的格言，再加以比较。于是，就像两块同样的石块碰到一起一样，一束启蒙的火花从他的话语里迸发出来。 最后，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陆续走了。他分别送到前厅，最后再单独和每个人讲一小会儿，紧紧握握对方的手，再热情地大笑着用手拍打几下对方的肩头……

“调转船头”，回溯历史伟大之处

Sayings：此文是李海鹏为《人物》杂志写的改版词。

人是万物的尺度

作者：李海鹏

1.

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的结尾，威廉·曼彻斯特引用了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话：“于是我们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停歇地驶向过去。”引用常是掠他人之美为自己增色，是个伤人品的事儿，这个引用却是艺术品。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居然能合到一本写个人美梦如何破灭的书的调子上，真是奇妙。这种庄重而温柔的魅力，用我们那一代奉法拉奇和曼彻斯特为偶像的学生的话说，叫剑胆琴心。现在的话又讲，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我们不敢期望全新改版后的《人物》与之等量齐观，但是不妨追随其精神实质而得一二。如果要讲述《人物》杂志至关重要的三个要素，那么就是当代史、个人、价值观。如果能让着三个要素产生化学反应，我们就会拥有一本好杂志的特质：令读者引以为荣。

2.

重庆事件后，有人不免情绪波动。《人物》把人心激荡看做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就此事而言，是人就分左中右，李庄先生在一极，司马南、司马平邦和孔庆东三位先生在另一极，我们做了他们的“后重庆故事”。记者接到的要求就两条，信息增量，准确生动。另一方面，韩寒先生刚刚经历的“韩方战”真是一地鸡毛，可它也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赛道边找到了韩寒，让他复盘这回事，讲讲新想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尚不至于，但他确实坦率地说了不少。我们在杂志上实打实地做了14P。透过一件事的表面你可以看到深处。这就是当代史。

本期以及将来的《人物》上有红人、有偶像，有这个世界的新锐，也有冷人物。除去对公共意义的关注之外，我们首先关注这一个人的成败、悲喜、内心。我们认为，意义不能空谈，深刻不能做作，让读者触摸到被报道者的体温是一本杂志的本分。

你也许很快就会注意到，我们有个小规范，每个被报道者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都会被称之为先生、小姐、女士，即便是与这本杂志对世界的看法并不一致的人。我们希望在这本杂志上，尊重的意义在于身体力行，而文明的价值在于有益于生活。

3.

我们也的确“调转船头”，回溯历史的伟大之处。《人物》改版要确定slogan，倘若玩文字，略有心得之人这里尚有几个，因此颇有时髦之选，但我们最终选择了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觉得，这话大家都不陌生，时代却不大记得。这并非人类中心主义。普罗泰戈拉的意思是，只有人才是认知世界的主体，人的价值比神的价值更重要。今时今世，你懂的，我们不能同意更多。

《人物》愿意与拥戴人类的自由与价值的人在一起。时代已经变了，网络改变了世界，我们正在采取新的技术产品，但“一本杂志不仅是一本杂志”的信念价值犹存。

4.

一本杂志是一个剧场。《人物》要让读者以之为荣，不只要让阅读成为赏心乐事——虽然这已极难——还要让用户体验入时。我们希望这本杂志有好的节奏、色彩，无论是图片还是版式，都让读者感受到款待。报道也要活泼精当。如此，被报道的人物到了这纸上就活了过来，他们时而高声，却藏不住人性，时而细语，却意外地铿锵，化身为杂志的一页，即便与读者的手持电子设备竞争，亦有独到魅力。这大概就是我们理解的如何在网络时代做一本好杂志的秘诀：做网络做不了的事。

最后，我们要感谢最忠诚的读者。《人物》对零售市场来说是一本新杂志，但它已有32年值得珍惜的历史。1980年代的少年，今日的文化精英，还有很多人记得与《人物》共度的美好时光。未来的时光更长。

来源：《人物》杂志2012年5月号

写作课

Sayings：与大多数记者相比我都幸运得多，2006年我进入冰点，跟着杜涌涛学习写特稿，他教我的不计其数的东西中有几样儿对我很重要，一是读别人的东西，反复读，直到那些漂亮句子变成习惯刻在脑子里；二是训练我写带采访的评论，写故事化的评论，也就是通过故事表达观点。回想起来，我现在老喜欢嚷嚷“范文”和“判断”，就是这么来的。没有“范文”就没有“世相”；而故事化的评论和评论化的故事最后是通往一条路的，我甚至经常分不清他们的界限，无非是做糖醋白菜时多加一勺糖还是多加一勺醋的区别。

一个热切的人遇到一个好老师，等于一篇文章遇到了一个好作者。何伟显然也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写作老师。我们不妨看看一个好作者是如何连评语都写得惟妙惟肖的。当然，我们没办法通过何伟这篇文章就去到他老师的课堂，很可惜，我们只能隔着门缝闻一闻他的气味，透过层叠的树叶瞥一瞥渗漏的星光。

此外，何伟也老调重弹地对中国写作者进行鼓励。我越来越不喜欢称自己写的东西是“特稿”，主要是意思不清，含混，还陈旧。后来有了个新词“非虚构写作”，这就是何伟后一半文章讲的内容。多希望中国这样的写作者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在追近国外了，虽然还有距离，但这距离已经比中世纪离工业革命的距离近一些了。

我的老师麦克菲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作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

翻译：郭筝

1991年春天，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三年级的我，参加了约翰·麦克菲先生的非虚构写作研讨课。那时我主修英语，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写小说充满浪漫想象，选了美国大学中很常见的创意写作课，希望追随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康拉德等作家的脚步成为小说家，而对新闻报道类的非虚构写作毫无兴趣。

但约翰·麦克菲的课在普林斯顿非常有名。他是《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开课不多：三年两次，每年最多一个学期。每次开课仅招收14名学生，而申请者总会有百余人。申请程序非常简单：提交一篇非虚构类作品，再附信说明你为什么想上这门课。你过去的成绩或经历并不重要，有没有在校报工作过也没有什么影响。我申请时就从没发表过一篇新闻报道，但我入选了。

事实证明，这是我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一门课。这门课没有成绩，因为约翰·麦克菲不给学生打分——他认为分数对年轻作者毫无用处。他考虑的是，想把文章写好的愿望已经是足够的动力了，另外，给创造性的工作划分等级也毫无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评判学生的作品。每周我都要交一篇文章，他的批阅之深入细致是我前所未见的。他用铅笔做批注，字迹细小，有明显的左撇子风格；他会划掉一些单词，圈出需要调整结构的段落。在页边空白处，他会写下大段批语。糟糕的句子旁写着：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你可不能用这个造出真丝袋来。）如果哪句话里形容词和从句过多，他会指出：This could be said with several pebbles removed from the mouth.（你可以把嘴巴里的小石子吐出来再说。）

写一个人物简介时，我在两句话里用了四次人名，麦克菲写道：“人名响得跟马蹄似的呢。换一换。多用代词。”有时他也会直截了当：“重复得让人恼火。”还有的评论非常简短：“自作聪明。”

不过也有赞美之词：“对”、“啊”或是“这段不错”。我意识到，一个人有可能写得极好同时又极糟。最好的作者未必是最有天赋的，而是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并努力改进的人。课上到最后，我明白了非虚构写作既需要小说创作之苦力，又有小说涤荡人心的功能。此后不到一年，我就开始发表新闻报道，再未回头——成为小说家的梦想被置之脑后。

这种转变，在麦克菲的班上发生过很多次。他教过的学生已出版了两百多本书，其中很多是像我一样从虚构转向了非虚构写作。他的学生甚至有一个专属名称——McPhinos（麦微子）。

对很多人而言，这门课持续终生。一般来说，美国的师生关系与中国不同，后者的儒家思想和教育传统赋予了教师神圣色彩。但约翰·麦克菲之于我正是中国式的老师。大学时我跟他学习，毕业后也未中断，现在依然如此。从普林斯顿毕业后，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有时还去他家中探望。我的事业几次遇到困难，都从他那里得到建议。1990年代中期从牛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我非常想加入和平队前往中国，但这个决定听起来挺吓人的。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份工作月薪只有120美元；而我在美国还有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我觉得去中国小镇教书的挑战能帮助我成长，也有益写作。但这仍是个艰难的决定，于是去新泽西时我找麦克菲谈了谈。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听起来是个很美妙的想法。”

到中国后我仍与麦克菲保持通信。我在涪陵教英语，这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那时还显得很偏远，也没有网络。但我们互通书信，还打过几次电话。我向他讲述涪陵的生活，还有那些出色的学生，告诉他在中国的小城里生活的感觉，这里的人充满好奇、十分友善，但有时会叫我“洋鬼子”。麦克菲也会在信中谈他的工作。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美洲西鲱的书，那是一种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鱼。他正是因这类题材而出名，总能把这些晦涩的主题写得引人入胜。他写过瑞士军队，写过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岛屿，还有新泽西州的森林。还有本书名字非常简洁——橘子，这就是主题了——一本完全讲一种水果的书。这本书写于46年前，如今在美国依然不断再版。

时至1998年1月，再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要离开涪陵。我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无法想象还要离开；我感到中国将成为自己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一次不知该何去何从。我给约翰·麦克菲写信寻求建议，他给我回了一封千字长信，最后他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

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这本书已经在你脑中，呼之欲出……带你的读者认识涪陵，认识中国，认识长江，知道什么是洋鬼子……

在涪陵这个质朴的小城，这个我与外界几乎隔绝了两年的地方，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收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还能写本关于涪陵的书。谁会关心一个中国内地默默无闻的小城？怎么会有人想了解我那些学生，那些贫困的四川农家子弟？像我这样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怎么能写书呢？但有了老师的建议，写书突然显得顺理成章。涪陵并非无足轻重；我的学生也很重要；而我正是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如果约翰·麦克菲可以为橘子和鱼写书，那我也可以写写世界上最雄伟的大河旁这座迷人的小城！不出一个星期，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梳理自己的日记，设计篇章结构。在涪陵剩下的日子里，我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然后返回密苏里州的父母家开始写作。完成草稿用了四个月时间。将近15年过去了，在美国、英国甚至中国，还有人在读这本书。如果没有约翰·麦克菲的鼓励，就不会有《江城》（River Town）。

麦克菲的很多学生都有类似经历。但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远不只这门课程。回顾这半个世纪的美国文学史，我们可能会发现最突出也最具活力的就是记叙性非虚构作品。

早在1970年代，人们就意识到这一领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1973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出版了选集《新新闻》（The New Journalism），向美国杰出的非虚构作家致敬。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琼·狄迪恩（Joan Didion）、 盖·特立斯（Gay Tales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作品均在其列。但沃尔夫的选集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这种体裁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20世纪40、50和60年代，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等伟大的开拓者已有重要作品发表。一些美国杂志也以关注非虚构作品知名，特别是《纽约客》。

但这种体裁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名称。一些人称之为“记叙性非虚构作品”“创意非虚构作品”“文学类非虚构作品”或是“长篇新闻报道”。“非虚构”以否定的形式进行定义，本身就是个奇怪的词。我曾为《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采访麦克菲，问他想怎么称呼这类作品。他说：“我更倾向于叫它事实性写作，其他叫法都有缺陷。‘虚构’也不例外，这是个奇怪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它的拉丁词根是facere，只是表明‘写了’或‘要写’……因此说到底，‘非虚构’就像说‘今天早晨吃的不是葡萄柚’。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说早餐吃的不是葡萄柚；那关于这顿早餐你又知道了什么呢。”

他想强调的是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几十年来——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类作品在美国愈加受人重视。原因何在？我想你可能会想到美国实用主义盛行、美国人关注真相或是民主社会重视新闻业。但真正的原因可能很简单：市场。美国是个大国，读者众多，能支撑得起《纽约客》这样周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杂志。但在英国、在欧洲，这就不可能，因为欧洲国家一般较小，市场因语言壁垒而分散。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没有杂志能与《纽约客》相提并论。那里也有很多了不起的记者，但他们无法像在美国发展得那么集中。

在美国记叙性非虚构作家这个群体中，约翰·麦克菲尤为突出。他的影响十分显著——几乎所有真正的美国非虚构作家都会告诉你，他们读过麦克菲的作品而且从中受益。《新新闻》收录的是那些关注流行话题、更为闪耀的作家，麦克菲不在其列。他的力量恰在于平静而不张扬的坚持。自1965年第一本书面世以来，他一直笔耕不辍，一个又一个作品，一本又一本书，目前已有31本。这些书大多篇幅不长、精雕细琢、不落俗套。

他的作品以结构严谨著称，几代年轻作家都学习过他谋篇布局的方法。他对手工艺者和非常规之人情有独钟。《树皮独木舟生存记》（The Survival of the Bark Canoe）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处境艰难的缅因州手工艺人，他像几百年前的印第安人一样手工造船。此外，麦克菲还写过原子学家和地质学家。几部关于运动员的作品也非常棒：篮球运动员、政治人物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网球冠军、热心民权运动的亚瑟·阿什（Arthur Ashe）。他的一本地质学杰作获得了普利策奖，其他很多重要作品都是环境保护和自然方面的。

很少有图书馆会把麦克菲的书集中在一处，因为作品跨度极大，读者常常会惊讶于他的兴趣之广泛。但麦克菲说这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为《巴黎评论》采访他时，他说：“如果把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列一个目录，会发现超过90%的题材都与我少年时的事有关。我写过三种运动，都是高中时参加过的。很多环境、自然方面的书，则与佛蒙特州的基威丁露营地有关。我在那里度过了13个夏天，开始是露营，后来做指导老师。整个夏天，我都坐着独木舟或是背包旅行，待在森林里，睡在地上。”

鉴于麦克菲对环境有极大的兴趣，《控制自然》成为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再合适不过。我更希望中国作家能像美国作家一样，从麦克菲详尽的研究、严谨的结构和优雅的措辞中得到启示。过去几年里，我察觉到中国人也开始关注记叙性非虚构作品。每次与中国的记者、作家交流，他们的问题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显然这些人在非常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专业。当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都给作家带来重重困难。但他们也有优势。如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人着迷，这里绝对不缺乏写作素材。而且，中国也有美国那样巨大的市场：大量有文化素养的读者。我希望，中国这一代记叙性非虚构作家能写出好的作品，帮助读者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家。

来源：此文是何伟为《控制自然》中文版做的序，由果壳阅读授权发表

圣经，在破碎之后

Sayings：智力之于情感的品质有重大的影响。盲目的爱憎与愚蠢的激情，都是人类最无用的作品。随着感情消退，时光掩杀，记忆之物旋即毫无痕迹。

对伟大的事物，不要歌颂它、了解它。不要怕遗忘它，要害怕不明白它。试图了解一个复杂、扭曲、充满暗流的世界或作品，过程必定痛苦，但痛苦是尖刺刺入皮肉的过程，是原本疏离的外在之物真正进入你体内并长期留存的过程。

放弃那些在遥远的地方看到的幻影吧。走进它，认清它如何丑陋，然后从丑陋中找到美，找到理想。奇特的事迹从不是显而易见的，它深深隐藏，需要打破、重建，需要从碎砖瓦中淘出上好的细沙，以建筑一座城堡。

不管你能不能看懂，今天不能再说更多了。祝你满身力量。

圣经

作者：布鲁诺·舒尔兹

1.

我直呼其为圣经，不附带任何限制或定语，在此等弃绝和抑制的背后是一声无助叹息，面对无可估量卓然之物的缄默投降——因为没有一个词，一个暗语，能够闪光，嗅出空气，或随着那道恐怖的战栗浮现，那里的任何迹象皆不曾命名，舌尖的第一口辨尝已然超出我们的狂喜能力。哀婉的形容词或斩钉截铁的定语，当我们面对那桩无限之物，那片超越我们期待的绚丽辉煌时，又有什么用呢？然而读者，这小说值得信赖的真正读者，必将明白，当我深深望入他眼眸并在里面闪烁起同样的光芒。在那道瞬间有力的注视，短暂的握手过后，他会理解，接受，并预感——在抵达了深刻的认识以后欣喜若狂地闭上双眼。其实，在这张隔开我们的桌子底下，我们彼此的双手不都一直暗中紧握在一起吗？

圣经……出现在我童年拂晓时分的某个地方，生命中最初的黎明，地平线上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它无比壮美地摊开在父亲的书桌上，而他，正沉默而全神贯注地钻研它，用吸吮过的手指耐心擦拭书脊上隆起的贴纸，直到那堆纸张变得如薄雾般模糊不清，隐隐约约荡漾起幸福的颤音——突然间，这些绵纸的碎屑开始纷纷脱落，露出一圈涂了眉笔的孔雀眼似的环形边缘——我那惺忪的目光径直落向一个闪耀着神圣色泽的黎明，融入了纯净无比的天蓝色。

哦，那卷日渐磨损的胶片，那片入侵者的辉煌。哦，极乐之春。哦，父亲……

偶尔，父亲会自圣经上起身离开房间；剩下我独自和它待在一起。风拂过书页；幻象升腾。

然而当风静默无声地翻过书页，吹走了色彩和图形，一道道战栗从正文的字里行间穿越，从词堆里释放出成群的燕子和云雀。它们向空中飞升，一片接着一片散射，轻柔地漾开在风景里，流溢着五光十色。有时候，它进入了梦乡，风平静地在它耳畔轻拂，像朵盛开的西洋玫瑰。它剥开身上叶子，一片接一片，一层眼睑叠着一层眼睑，它们全都闭起眼睛，像块柔软的天鹅绒，在轻摇慢哼中沉沉睡去，每一片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天蓝色瞳孔，孔雀的瞳仁——絮絮叨叨的蜂鸟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母亲还没有来和我们住一起。我成天独自跟着父亲，在我们的房间，那时候就像世界般辽阔。

棱柱状结晶体，从吊灯上垂直流下，房间里充满了折射光线，彩虹分布在房间的各个角落——当吊灯锁链被解开的一刹那，整个房间都蜿蜒迂回地流溢着彩虹的碎片，犹如互相绕转的七大行星，正有序经过彼此的运行轨道。我喜欢站在父亲的双腿间，像根廊柱似的紧紧钩住两边。有时他会写信。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兴高采烈地观赏他那龙飞凤舞的字体，盘绕卷曲的涡流，一如花腔女高音歌手鸣啭的颤声。墙纸中萌发着笑意；孵出了眼睛；翻滚着筋斗云。然而最令我感到逗乐的还是，父亲从一根长长的麦秆似的什物中将气泡甩向这个布满彩虹色泽的空间。它们被弹向墙壁，瞬间炸开，空气中留下了这些气泡的颜色。

后来，母亲来了，那段田园诗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沉溺在母亲的爱抚中，我忘记了父亲。我的生活隆隆驶入一段崭新的、交替的轨道，没有假期，也不再有惊叹，而我也可能已经永远忘记了那册圣经，若不是那一晚的那个梦境。

2.

我自一个漆黑的冬日凌晨苏醒——自层层叠叠的黑暗深处，底部，是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阴郁的黎明，一道黑黢黢的极光——被薄雾笼罩的人影和手势从我眼皮底下阒寂无声穿越——深陷在懊恼和迟来的悔恨中——我回想起那册古老的、遗失的圣经，百感交集。

没人理解我，被此等愚蠢激怒——不耐烦而又狂躁不安——我开始执意折磨和纠缠起我的父母。

我赤着脚，身上只披件睡衣，在父亲的书房内翻箱倒柜，激动得近乎发抖；随之而来的只有愤怒和失望，在充满讶异的读者跟前，对于描绘那桩难以名状的事物我深感无力，因为关于它没有一个词和形象能够凭借我自身的颤抖而自动浮现，就算张牙舞爪也无济于事。在错综复杂的描述里头我无情地消耗着自己，然后在束手无策的绝望中抽泣。

他们站在我顶上，无助而困惑，为帮不上忙而感到遗憾。在他们内心中其实一点不自责。我的歇斯底里，恳求的语气，让空气中充满了执拗的火药味，仿佛让我有了正儿八经的理由。他们来回奔跑将五花八门的书统统塞入我怀里，都被我愤怒地掷向一边。

其中一本，卷帙浩繁的一册书，在父亲试探性的鼓励下被无数次递向我。那便是圣经。我看见书页上有成群迁徙的动物，沿着地平线流动，浩浩荡荡列队穿越一个偏远的国度。我看见布满V字形编队和翅膀的天空，以及一座巨大的反转过来的金字塔，冒犯神灵倾向的遥远的塔尖。

我抬眼责备父亲：“你知道的，”我哭了起来。“你其实非常清楚——别隐瞒真相。别回避！这本书早已出卖了你。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本劣等伪经，这成千上万次的抄本，荒谬的作假？你究竟对那本书做了什么？”

父亲转移了他的视线。

3.

光阴流转；我的愤怒逐渐平息。但那册书的形象依旧在我脑海中熊熊燃烧——一册巨大的沙沙作响的伪抄本，一册惊涛骇浪的圣经，当风掠过书页，像劫掠着一株花萼纷飞的玫瑰。

眼见我平静了许多，父亲小心翼翼凑近我，以一种软绵绵的安慰的语气说：“事实上，只有圣经存在。圣经是一个神话，我们年幼时深信不疑的神话；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逐渐变得瞧不起它。”从那时候起我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信念；我知道圣经只是个假设，某种使命。我感到肩上有了责任的沉甸甸的负荷。充斥着轻蔑、固执和阴郁颓败的傲慢情绪，那一刻我没作回应。

从此我占有了那册书的一小部分，那些劣等残余物，我的命运在自己手上出现了一次奇妙拐弯。我谨小慎微目不转睛地攒积着我的宝藏，趴在那册书深不见底的废墟和腐朽的残遗表面阵阵作痛，可我却得不到起码的同情。是这么回事：

冬季的一天，在阿德拉家务劳动的中途我碰到了她，手里拿着笤帚，斜倚在一张散落着残纸碎屑的书桌边缘。而我则刚好靠着她的一条手臂，我再次被她全身上下飘散开来的香气吸引得那么出神，拜倒在她那股不久前曾迷倒过我的朝气蓬勃的魔力跟前。

“看呐，”她说，未经许可就径直坐进了我的怀里。“难道真有人可以把自己的头发种进土壤？我想有这样的头发。”

我看着上面的插图。大开页上画着个女人，某种程度上显得强壮而丰满，一张暗示着活力和社交经验的脸。密集如羊毛的卷发如溪流般自她头上铺散开，沉甸甸地垂落在后背上，一绺密集的发尾碰到了地面。接下来的一幕简直就是人类天性中某种不现实的恶作剧——一个巨大的斗篷缠绕着她的发根飞旋。无法想象它的重量不会导致撕裂的痛楚，最终导致那颗沉重的头颅最终运转。但这件华丽作品的主人看上去却煞是得意，旁边是以重磅字体印刷的正文，讲述了这个令人讶异的故事，开头的话是：“我，安娜·奇洛格，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卡洛维奇，头发稀疏……”

这是个漫长的故事，与正版圣经里头约伯的故事结构类似。经老天裁定，安娜·奇洛格患有严重脱发症。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整个村落的同情，使得她那毫无瑕疵的闺蜜生活没有沦为谈资，尽管她的身体早已并非完全清白。瞧，此等热切关怀的结果便是，她头上的魔咒被解除了。安娜·奇洛格出落得仪态优雅——她收到了这方面的信号和操作指南；仿佛服下了一贴精妙奇特的秘方，脑袋上重现郁郁葱葱；她的头发开始抽芽，这还没完，她的丈夫，兄弟和外甥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都像麦芒似的长出了庞杂浓密的黑胡须。对页上还有一张安娜·奇洛格自那道公式应验六周后的图片，被她兄弟，内弟和侄子们团团包围——这些男人的络腮胡已长到腰部以下。面对这片货真价实没有半点虚假如熊般阳刚之气的大爆发，旁人只能艳羡观望。安娜·奇洛格取悦了整个村落——对于想要获得如辽阔的农作物般波浪形卷发效应的男子们，奇洛格有求必应，他们的胡须变得像把宽大的扫帚一样荡涤扫拂着地面。安娜·奇洛格已变成多毛男子们的福音。取悦过了土生土长的故乡，现在她希望去取悦整个世界了，她被邀请、鼓励、恳求，接受拯救它的重任，以她天赐的禀赋——那贴只有她自己熟稔内在奥秘的精美秘方。

我趴在阿德拉的手臂上读完了这个故事，被它的内核瞬间击中，像丛火焰一样站在原地久久难以回神。这就是圣经——最后的几页，非官方版本的增补，一个丢满废弃物和残骸的属于自由贸易者的入口……彩虹的碎片在卷绕起来的墙纸内部旋转。我从阿德拉手中抢过那部断片，以一种近乎虚脱的口吻，有气无力地说：“这本书，你从哪里来？”

“愚蠢，”她冷漠地耸耸肩。“它一直躺在这里。我们每天从上面撕纸，用来包你父亲早饭吃的肉块……”

4.

我飞奔向房间。由于过度兴奋，双颊灼热，我开始以颤抖的双手翻阅那部断片的书页。哎，只可惜是一打碎纸。没有一页正文——唯独广告和告示。在长发女神的预言后边，直截了当地附着一张用以治疗所有慢性病和虚脱症的神奇药方。这是种叫做艾尔莎的香软膏：天鹅流体，有奇迹般的治疗功效。纸上画押着真实可靠的鉴定结果，被神奇药方所治愈的人们摁下的流动性指纹。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塞尔维亚和布克维纳的精神不振的病人们，各自讲述了过去催人泪下的病例。他们曾绕满绷带佝偻后背走路。现在他们扔掉了那根不必要的拐杖，扯掉了眼睛上的石膏和包扎赘疣的绷带。

从这些来自偏远乡村跛子移民身上流露的伤感显而易见，整张脸惨淡如白纸般的天空，在贫乏的日常生活场景下逐渐硬化。那是些掩埋在时间深处被遗忘的小镇，圈住了他们微不足道的命运，他们从未享受过自由，哪怕片刻。鞋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鞋匠；浑身上下散发着皮革味；长着张瘦削如巫婆般的面孔，两撇淡黄色、灵敏度极高的胡须上方悬着对迷迷糊糊的近视眼。他们已经彻底接受了鞋匠的宿命。如果伤口不痛到他们，如果没有遭遇骨折，浮肿病没有将他们扔到床上的话，就已满足，单调乏味的幸福感。他们抽廉价烟草，黄褐色的皇家帝国牌烟草，要不就躺在彩票贩子的小摊前昏昏沉沉做梦。

猫在他们四周奔跑，忽而向左，忽而往右。他们脚心痒痒，梦到了黑色小狗。有时候他们在梦里学习写信的规则和技巧，并仔细粘贴邮票——谨慎、犹疑，然后将它们投入邮筒，若是有人吵嚷不休必会掏出拳头。他们的梦境中还会飞过叼着信笺的白鸽，旋即消失在了云端。

接下来的几页超越了日常事务的范围，上升进入了纯净的诗的领域。

这里是手风琴、筝和竖琴，那些属于天上诸神的古老乐器，多亏了工业文明的进步，如今普通人也可以拥有——尤其是在那些心存敬畏的人中间特受欢迎，作为一项陶冶情操的健康性娱乐活动。

这里又是管风琴，科学技术发明的真正奇迹，布满了暗藏的短笛、阀、管道和口琴，发出的颤音甜美如夜莺鸣啭——对于那些退伍老兵而言简直就是无价之宝，亦是残疾人的精神福音，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音乐世家都不可或缺。人们也将在那些衣衫褴褛之人的后背上看到这些装饰华美的管风琴，灰头土脸的老男人们，被命运吞噬的脸上沾满蛛丝，看不清真容——像排水沟一样缓慢而又稳定流转的眼球，无色无活力，不招摇卖弄，全天候裂开，像张树皮，在雨天会散发出刺鼻气味。

他们很久以前就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因此，迷失了自我，他们拖着弯曲的膝盖走路，着一双沉重的大靴子，步履短促而有规律，在行人们错综复杂的路线中间始终沿着自己那条一成不变的直线。

在那些光线惨淡没有太阳的上午，那些纠缠在日常事务中间的寒冷晦涩的日子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人群，在街道边缘的台阶上摆好管风琴——在与电话线纵横交错的布满金色条纹的天空底下，在竖起衣领漫无目的匆匆走过的行人中间——他们演奏起悦耳的旋律，并非从头开始，而是自前一天中断的那个节点。他们弹唱：黛茜，黛茜，告诉我答案……这时，羽毛似的白色浓烟从烟囱中喷涌而出。奇怪的是，这段旋律，刚开始演奏，就立刻补上了那个期待已久的缺口，在那片风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它一直都属于那段只顾沉湎于自身流转的逝去的时光。忧心忡忡的人们随着旋律在时间中奔跑。

到了一定时候它会停下来，以一阵来自于风琴内部的拖长啸音——紧接着又开始了下面的运转——这一刻所有的思绪和焦虑都进入静止状态，思维停顿，像是为了配合舞步的转化，所有人都改变了步伐，开始朝相反方向旋转，一段新的旋律及时从风琴内飘荡而出：哦，玛格丽特，我灵魂的福音……

我翻开另一页……这是什么？飘落的春雨？不，这是嘁嘁喳喳的小鸟，像敲打着雨伞的灰色弹丸。也许还会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哈尔茨山金丝雀正从那里隐隐约约浮现，满笼子金翅鸟和椋鸟，满箩筐会飞的歌唱家和演说家，纺锤与光束，似乎里面塞满了棉絮，它们不间断地跳跃，身姿轻盈，像停落在一根旋转啸叫手工打造的精美纺锤上，唧唧喳喳如正在报时的布谷鸟钟，独居者的心灵慰藉；对于单身汉而言它们便是温馨的替代品。它们趴在母亲停跳的心脏上假装着爱抚的乐趣，催人泪下的雏鸟，然后继续释放出唱诗般迷人的鸣啭，逐渐消失在翻过去的另一页底下。

然而在接下来的部分，情节压抑的正文径直跌向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纵深的废墟，开始朝那些模棱两可、招摇撞骗的预言无路可走的地带发展。它究竟为谁而写？有个人正在向读者自我介绍，穿着长道袍，黑胡须吞没了脸上一半笑容。他是来自米兰的锡格纳·博斯科，自诩黑暗魔术大师，他那尽可能详尽的介绍依然不甚明了，以指尖作某种示范，让问题愈发扑朔迷离。尽管如此，在他的自我论证系统内部，已达到了惊人高度，在用微妙敏感的手指做示范间歇，他似乎权衡了片刻——神灵般虚无缥缈的含义立刻消失在了空气深处。尽管他以戏剧性的辩证给出了精妙暗示，一道眉毛警觉上扬，似在为一类不寻常的问题做铺垫——却没人理解他，更糟糕的是，甚至无人试图想去理解。他被翻过去了，和他的手势、平静的语气以及贯穿全场的阴郁笑容一起，只剩下了最后几页，分崩离析的碎片，可略读。

最后几页，显然沦为了一纸荒唐，简直在胡说八道，某位绅士提供了关于身份（地位、职权、能力等）识别的准确无误的方法，言之灼灼，他在关于原则性和个人修养的问题上发表了长篇大论。

而另一边，缓慢而有节奏的，出现了一队抬着裙裾飞扬的玛格达王后的人马，在那个狭窄低领的制高点，她趾高气昂地嘲笑大男子主义气概和原则，她的强项在于使所有最坚决的男人们乖乖就范。（瞧，她叉开双腿，让仆人们匍匐在地。）她有办法实现这一切，她咬紧牙关，在这里并不想透露任何信息，只提到了她的回忆录，《源于我的紫色年华》（人类学研究所，布达佩斯），她将这一殖民主义倾向的论断归功于对男性领域的研究（这个词组被重点强调，她的一只眼内出现了讽刺意味的闪光）。然而，更为讽刺的是，这个怠惰而又口无遮拦的女人似乎完全认可了自己那些用犬儒主义口吻道出的观点——在头晕目眩的状态中，竟使人产生了道德警示牌被莫名其妙抽走调换的感觉，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反转过来的气候带，这个地方连指南针都要倒过来识别。

这就是圣经的最后一个词，伴随着一股奇怪而又困惑的滋味，灵魂深处饥饿与觉醒的混合物。

5.

趴在圣经上，我的脸像道发光的彩虹，在层出不穷的狂喜中面红耳赤。沉浸在阅读中间，我忘记了吃饭。我的直觉没有辜负我：真实、原始、虔诚，尽管它正在遭受如此不堪的羞辱和退化。那一刻，在黄昏的微光里头我幸福笑着，把这部断片放入最下面属于我的那个抽屉，并在上面罩了其他书以免被识破，在我看来，我是放入了夕阳让它睡在衣柜里，一团在内部焚烧的光亮，循环往复，穿越所有深红色的火焰后再次回返，不想结束。

我所有的连环画这一刻在我看来竟是那么平庸。

因为这些普通的书就像流星。每一本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时刻，它们啸叫着飞入空气像浴火凤凰，所有的书页都在燃烧。而那一刻我们会迷恋它们，尽管这时它们早已变成灰烬。有时候我们会在深夜，抵挡着刺骨寒意，随手翻翻这些冰凉的纸页——笨重僵硬的咔哒声，像串死板的念珠。

圣经的注解包含了所有书籍渴望接近的真义。这些书籍依存的只是虚构生活，一上升就会回溯至本源。这也意味着当书籍消失的一刻，真义将会呈现。然而，我并不想以说教的方式来厌烦读者。我只想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件事情上——真义是有生命力的，且源源不断。那它又是什么呢？看那儿，当我们打开下面的片段，谁知道安娜·奇洛格和她的信仰会飘向哪里？或许我们会瞥见她，这个长发飘飘的香客，她的外套荡涤着摩拉维亚公路，在荒郊野外行尸走肉，穿过深陷在日常和无聊中的白茫茫的村落，将天鹅流体牌香膏样品分发给那些被失禁症和结痂病折磨祈求上帝怜悯的傻瓜们。啊，这个遭到胡须症报复固化在拥有巨大繁殖能力毛发中间的村落该如何自处；老实巴交的村民该如何迫使自己伺候料理这片无节制的生长？谁说他们不会去购买维也纳产黑森林牌管风琴，自他们的福音使徒离去后，满世界弹唱“黛茜，黛茜，不管你去哪里？”

哦，满脸胡茬的奥德赛为了寻找心灵之母背着管风琴踉踉跄跄穿过一座座小镇！何时方能觅得精神的狂喜，值得那部史诗大书特书？谁让他们背井离乡——谁在安娜·奇洛格的家乡赋予了他们心灵的勇气？难道他们没看到，那个小镇已经失去了尊敬的英雄，失去了高贵的族长，趋向于怀疑和背叛，打开了大门——向谁？啊，难道是向那个建了座训练营打破君子礼仪的暴怒无常的玛格达王（人类学研究所，布达佩斯）？

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福音使徒的身上。

谁不知道那些年迈的卫士？那些长着深褐色头发的辛布里流浪汉，拥有壮实的外表，里面却没有肌肉和汁水。他们全部的能量和力气都流向了头发。人类学家对这个奇怪的种族百思不得其解，总是穿着一身黑衣，肚脐上挂一把笨拙的银锁，指上戴着大大的黄铜戒指。

我喜欢他们，这些卡斯帕斯和巴尔塔萨人种的赝品，喜欢他们身上神秘的严肃和丧葬用的首饰——这些壮美的男人美丽的瞳仁内闪烁着沸腾的咖啡色泽。我对它们茂盛的海绵似的体内阳刚之气的减少感到吃惊，一种自他们家族内部消失的细腻柔美，从充满力量的胸腔内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喘息，还有胡须上溢出的异味。

有时候他们如宁静的天使般出现在我们的厨房门口，气喘吁吁，疲惫不堪。他们从湿淋淋的眉毛上拂去汗水，眨巴着蓝白相间的眼球。而那一刻，他们忘记了此行的目的，为找不到一个出现在这里的理由深感困惑，伸出了乞求施舍的双手。

我将继续回到真义的问题上。并不是说我刚才离开了它。我即将表明这个片段的神奇之处，读者们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它在阅读的过程中缓慢生长，在边缘地带朝向所有的波动性和起伏状态全方位敞开。

例如，没人会售卖哈尔茨山上的雀鸟，因为这些突然冲出的不规则的羽毛状弹丸来自黑发男子们的管风琴，它们是旋律中的休止符和转音；和市政广场上空的雨水一起飘落，像五彩斑斓的字母。啊，波光粼粼的音域……环绕着尖顶、廊柱和楔形的五花八门的颜色——在栖息地的上空振翅、鸣叫。它足以使一个人用拐杖捅破窗户，使房间内飘荡起密集的乐音。

现在，我正快马加鞭地靠近我故事里那个辉煌而又悲壮的时代，在我的传记中，被命名为黄金时代。

我徒劳地抗拒着突然发作的心绞痛，那道幸福的焦虑感，那阵超越了前面所有结论的虔诚的不安。我实验坩埚中的色彩元素，凝结于我灵魂内用以描摹那片绚烂之极超现实轮廓的光芒，已所剩无几了。

然而何为黄金时代？它存在于何时？

在这里，只消片刻，我必须来点高深的，就像米兰的锡格纳·博斯科那样，将我的声音压低至富有穿透力的耳语。我必须以揶揄和规避似的笑意来表明我的态度，这就好比用指尖揉搓起一小撮盐，那些不确定的精致入微的元素。我无法以详尽的手势，哪怕是偶尔去呈现这些无形之物的外观，解释这些充满了魔力的什物。

然而，黄金时代真的出现过吗？还是没有？很难说。既肯定亦否定。因为这里头没有什么可以完整彻底呈现。它们太过于密集、庞杂、绚烂，以至于难以被容纳在一个特定事件中。它们只是试图呈现；进行过现实的地面勘探——是否能够承载其重量。然后它们便快速撤退，唯恐失去意象的完整性。它们曾闯入过那片绚烂至极的国度，在试图具象化的过程中丢失了某些东西，然而它们很快便召回了这些宝藏，且再度恢复自身的完整。在我接下来的传记中那些白色瑕疵出现了，那些刺鼻的红斑，天使光秃秃的脚踝上令人疑惑不解的银色印记，大步流星跨过我的白天和黑夜，伴随着与日俱增的荣耀感，在胜利的顶点体验止不住的狂喜。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黄金时代完整集合了所有并不充分、支离破碎的意象，也悄悄混入了重现的意象，间接体验的存在。某个事件就其范围而言可能微不足道，然而在其源头，一旦凑近了看，它就会敞开内部浮现出无穷无尽绚烂夺目的风景，因为一类更高的存在正在揭示自身，自内部迸射出耀眼光芒。

因此，我将像搜集支离破碎的镜子残片般搜集那些隐喻，那些尘世中的近似值，那些出现在我们生活之路上的站台和舞台。我将集齐所有的碎片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

或许，是因为不断减少的冲动，或者受到了无可估量卓然之物的恐吓，让我有太多的限制、疑问和顾虑。尽管我保留了最后的态度——它存在。

是的，它存在，没有什么可以动摇其确定性，那丝明亮的味道时至今日依然存留在我舌尖，还有那朵待在我味觉中的冷火，那声如天空般辽阔的叹息，那大口吸入的清新纯净的天蓝色。

某种程度上，为了读者，我不得不准备接下来的事情了——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向黄金时代过渡？

我的焦虑已经感染了读者。我察觉到了你的紧张，尽管我情绪激昂，心情却很沉重，其实我一直在发抖。

好吧，以上帝之名——让我们扬帆起航！

做时代闷闷不乐的抄袭者

Sayings：不甘平庸的人，生怕自己连说话也缺少妙语。卡夫卡是那类在日常对话中编进咏叹调的人，仿佛如果几句寻常口语中间没有加进一两句让人念念不忘的传世名言，他就对不起自己和对话者一样。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谈到感冒和着凉，也能迅速从中隐喻出自己的生命状态，“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他忽视了日常对话的最大美德是寡淡无味，结果让聆听者像阅读者一样艰辛。

如你所知，我刚刚结束了短短的日本之旅。事实上，我已经陷入某种卡夫卡式的病态，我看着京都的街景和游民，无法控制地想到阅读和写作的玄妙。看在眼里的日本让人觉得不同，但起初很难说出哪里不同，相似的街道、汽车、楼房、衣着。时间久了，才发现，不同之处藏在若干需要细细分辨才显现的细节里——门前小花盆里每片干净的叶子，下水道井盖上有设计感的色彩，干净的汽车轮毂，女性清晰干净的唇线，超市里精心拜访的虾皮……

在不易察觉之处进行尽心尽力的工作，是让城市、人群、某篇文章以及卡夫卡的对话脱颖而出的最本质的方法。那些重视意义、情节与耸人听闻的结局的小说和报道常常获得当代的名声，但随着时间消逝而很快腐朽，最终拥有不朽之名的，必定是在此之外还对每一个字句进行过细致打磨的作品。它们的风貌是自足的，不单依托有时效的故事，更依托长久不变的、人对美的细微感知。

用卡夫卡的话说，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而内在的、持久性的东西是体力劳动的产物。要像卡夫卡一样斟酌每一个由自己创造的词语，作品的精致的永恒才成为可能。

谈话录

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 整理

1.

卡：“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

“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

“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5.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6.

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7.

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

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8.

“那两个乔装的警察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噩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淡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9.

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时，我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叙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老人。”

10.

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笑了笑。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11.

“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12.

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13.

“您在画画？”

卡夫卡歉意地微微一笑：“不，随便乱涂而已。”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定义。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14.

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

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卡夫卡很惊讶：“全都是些新书！”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这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15.

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搞还给我。

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摸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

“不过这还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地摸索，犹如还没有睡醒的眼睛。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16.

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

“您知道这个教堂吗？”卡夫卡问我。

“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教堂里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您肯定看见过吧？”

“是的，看见过好几次呢。”

“是不是一起去看看这只手？”

“好的。”

我们走进教堂，教堂有左中右三堂，是布拉格最长的教堂之一。左侧一进门的地方，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上挂着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按它的形状，这根骨头可能是一个人的下臂的遗骨。听说是1400年或30年战争后不久从一个盗贼身上砍下来挂在这个教堂里作为“永久纪念”的。

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玛丽亚的木雕塑像，塑像上挂满了一串串金币和银币。一个退役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眼馋手痒难熬，就藏到一间忏悔室里，等到教堂关了门，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走到祭坛前面，登上教堂司事点祭坛蜡烛常用的凳子，伸出手，想摘下塑像上的金银首饰，但他的手变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塑像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使出全身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第二天早上，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竭地站在凳子上，就叫来了修道士。祭坛前很快聚集了一群祈祷的人，祭坛上的圣母像还一直紧紧抓住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窃贼；市长和布拉格老城的几个元老也在人群里。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方设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塑像上拽下来，他们也没能成功。于是市长叫来刽子手，他只一刀就把窍贼的下臂砍断了。这时，“塑像也松了手”，下臂掉到了地上。人们包扎好窃贼的伤口，几天以后，他因企图盗窃教堂财物罪被判多年监禁，刑满后，他加入方济各会当杂役。人们把砍下的手绑到教堂里老城市议员绍勒·封·绍伦巴赫墓碑旁的铁链上。

卡夫卡博士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干枯的手臂，扫了一眼描述这次奇迹的小木板，向出口走去。我跟着他。

到了外面，我说：“这是可怕的。圣母奇迹当然只是强直性痉挛。”

“但这种痉挛是怎样引起的呢？”卡夫卡问我。

我说：“也许是由于某种突然产生的内心顾虑。盗贼渴望得到圣母装饰，被这种欲望掩盖的宗教感情突然被他的盗窃行为震醒了。他的宗教感情比他设想的要强烈得多，因而他的手僵硬了。”

“对！”卡夫卡点了点头，他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对于神圣的东西的渴望，伴随而来的对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人违背这些东西，它们就在他身上顽强反抗。它们是道德上的调节力量。因此，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进行某项犯罪行为，他总是先要压垮自己自上的这些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先在心灵上肢解自己。那个要偷塑像上装饰品的盗贼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手僵硬了。它是被自己的正义感麻痹的。对他来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可怕。相反，惊恐和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肉体上的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连木偶也不能偷一个的可怜的退役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了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继续前走。走到泰因霍夫和老环形道之间的狭窄小胡同中间时，卡夫卡突然站住问我：“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我坦率地回答，探询地看着弗兰茨·卡夫卡。他只皱了皱眉。走了两三步后他说：“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战争就是证明，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了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

我冷笑了一声说：“教堂盗贼会变成隐蔽的俄狄浦斯恐惧症或恐母症的牺牲品。他会想方设法盗窃圣母像。”

“当然！”卡夫卡点点头，“没有罪孽，没有对上帝的思念。一切都是世俗的，实用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因此我们生活在良心普遍僵冻的状态中。表面上，一切超验的冲突都消失了，然而大家都像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像那样保卫自己。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站着。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就说我吧，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企图以此掩盖我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然后您来了。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雅各布教堂，观看砍下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我走进我父母的商店，吃点东西，然后给几个到期不还的欠债人写客气的催债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井然有序。我们只是像教堂里的木雕塑像那样僵硬呆板，只不过没有祭坛罢了。”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再见。”

17.

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大家都参加了。”

“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

“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着，也不想被推动着。我只看发生的事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18.

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

卡夫卡翻了一会儿书，然后小心地从桌面上把书推还给我：“这类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我不喜欢。在这里，宗教被彻底地变成审美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手段变成了刺激手段，变成了像贵重的窗帘、图画、雕花家具、真正的波斯地毯那样摆阔气的装饰品。这类文学的宗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您说得对，”我赞同他的看法，“由于战争，在信仰方面也有了代用品。这就是这一类文学。诗人像用彩色流行领带那样用上帝的思想打扮自己。”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作逃遁一样。”

19.

在我的那本《乡村医生》第四页黄色衬页上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记不得这段话记的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格言，还是我根据某次谈话所作的归纳。

20.

“这本书是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不。相反，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可是他们总是表现出热烈的感情之火！”

“只是用语言罢了。这不过类似库疗法。”

“这是欺骗，”我火了，“那些人是自欺欺人。”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他的脸表现出同情、耐心和原谅的迷人表情。“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这一点，您在这本您父亲借给我的书里看得很清楚。诗人像冻僵的孩子那样呻吟哀诉，或者像疯狂的偶像崇拜者那样狂热地尖声怪叫，他们越不相信在其面前跳舞的偶像，就越加厉害地扭曲他们的语言和肢体。”

21.

有一次散步时，阿尔弗雷德突然对我说：“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装饰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用它们掩盖各种不同的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不具目的的美使人产生一种自由的感情。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开化的人用这种方法向自己身上的类人猿进攻。”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回家后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后来逐字逐句地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听，他半闭着眼睛听我讲。我当时一点不知道，他在此以前早就写了《致科学院的报告》，内容就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我相当失望，他说：“您的朋友讲得很对。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我笑了笑说：“总留下一截以前的猴子尾巴。”

22.

卡夫卡眼睛里闪出淡绿色的小火星。他会心地微微一笑：“是的，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他是个包得紧紧的人，是个密不透风的人。”

我笑了：“头脑不开窍！”

卡夫卡举起双手表示反对，仿佛他要把我的笑声向我推回来似的。他说：“我没有这样说。他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他与现实完全隔绝。”

“用什么隔绝？”

“用一堆陈旧的言词和想法。这些东西比厚厚的装甲铁板还坚固。人就掩藏在它们背后，视而不见时代的变化。所以，空话是恶的坚强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的最持久的保鲜剂。”

23.

“您认为，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能获得真理！”

卡夫卡默然。他眯起眼睛，变得阴沉了。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他看了一会儿支撑在桌子上的指尖，然后他轻声说：“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

我缠住不放：“我们能理解它吗？”

“我们时刻在体验它，”卡夫卡说，声音里隐含着些许不安，“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上帝寓于神秘之中，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只能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黑夜后退了，但仍在继续延续下去，而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24.

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革命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革命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25.

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既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又是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人们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喜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对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26.

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复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27.

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的革命戏剧《坦雅》。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28.

作曲空古斯塔夫·马勒尔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了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蔼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卡夫卡挽住我的胳臂：“您是个孩子。”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29.

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生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

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贝歇尔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30.

1919年，我曾和在布鲁克斯附近的上格奥根塔尔当铁路职工的哥哥汉斯漫游了厄尔茨山区位于德捷边镜。我向卡夫卡讲述了山区里花边织工和玩具工匠的贫困生活。我在讲述结束时说：“贸易和工业，卫生和食品供应，所有这一切都糟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毁的世界里。”

卡夫卡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把下唇向里抿紧，用牙齿按摩了一会儿下唇，然后很确定地说：“这话不对。倘若一切都已毁坏，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引到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前景也都破灭了。我们只能毫无希望地滑下去。您向窗外瞥一眼就看到世界。人们往哪里跑？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无法认清事情的意义关联。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却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您和哥哥看到的贫穷只是某种深重很多的苦难的表面现象。”

卡夫卡博士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担心地问我：“你懂我的话吗？我是不是把你搞乱了？”于是我赶紧提了一个问题：“您指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但卡夫卡绷紧了脸，叫人捉摸不透。他说：“我指的是公正的衰落。我们大家都参与其中。我们感觉到它。许多人甚至知道它，但谁也不愿承认我们生活在不公之中，因此我们发明遁词。我们谈论社会的、心灵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不公，为的是美化那唯一的罪责，我们自己的罪责。不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公’是'我们的公正’这几个字的连写。只对我一个人适用的公正是暴力准则，是不公。社会不公这个名称只是无数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31.

“我们刚才谈论1913年和1920年的捷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历史题目，而谈到历史题目，我要这样说，一个现代的犹太人的缺点马上就显露出来。”

我也许露出了十分迷惑不能的神情，因为从卡夫卡的声音和身体姿势判断，此刻他关注的主要不是所谈的事情本身，而在于我是否理解。他身体前倾，轻声地然而非常清楚地说：“今天，犹太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历史，即时间上的英雄故乡。他们渴望得到一个空间上的小小的、通常的家。越来越多的犹太青年回到巴勒斯坦。这是回到自身，追寻自己的根，回到生长之地。故乡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来说是必要的目的地，而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人来说是出发地。”

32.

“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33.

他对一本表现派诗人的选集反映诗选《人类之黄昏》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34.

我反对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他的国家共同体之外。

卡夫卡说：“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35.

我和卡夫卡参观在护城河边的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那里展出了毕加索的画：立体派静物画，玫瑰色的大脚女人。

“这是位肆意变形的画家。”我这么评论说。

“我不这么认为，”卡夫卡说，“他只是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各种畸形而已。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照相可不骗人！”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一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家怀着惴惴不安的渴念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36.

“您是说，博士先生，这幅画是错的？”

“我不想这样说。这画既对又错。只有一个方面是对的，至于它把局部宣布为全景则是错的。戴礼帽的胖男子骑在穷人的脖子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胖男子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完全对了。胖男子是在某特定的制度范围内统治的，但他并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不是制度的统治者。相反，胖男子也戴着画上没有画出的镣铐。这幅画是不完全的，因此不是好画。资本主义是一系列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向下、从下向上的依附关系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制约束缚。资本主义是世界和录魂的一种状况。”“那么要是您来画，您将如何描画它？”卡夫卡耸耸肩，忧伤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原本不是画家。我们不能静止地描绘事物。我们总是看见各种事物在流动、运动、变化。我们是小说家。”

这时进来一个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离开办公室后，我想继续谈论刚才已经开始的十分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却说：“不谈这个了。一个小说家不能谈论叙述。

来源：摘自《卡夫卡全集第五卷——卡夫卡谈话录》

我告诉你往事何以如影相随

Sayings：谈论心灵、感受是最难的，因为这要靠直觉而不是靠逻辑，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一贯信赖并敬仰的理性是无力的。这是诗人的胜场而不是理论家或冷静观察者的舞台。文学中，有人靠故事的力量，有人靠感性的力量。这两者无法区分优劣，但我认为针对感情的能力更加稀缺——要准确地将内心世界用非故事的方式直接陈述并让外人听懂，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

但是，阅读这类文字也是有门槛的。因此我无法保证你能完全领会这些字句，但跳跃式的阅读起码是有用的——必定有些话会跳跃到你眼前让你若有所思。关于这种阅读的艰难性，我想，翻译一定是在其中起了坏的作用，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最大的原因在于里尔克，在于一个诗人习惯性的深刻——即使在私人通信时，他也试图使用那类不甘浅薄的、指望挑开表皮进入心脏内核的语言。他羞于谈日常生活，或者非将日常生活包裹在一个更抽象更持久的话题里不可。他谈论人的思想结构，谈论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交互和反应。和他通信必然是一个所求非所得的过程，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所得大过所求的过程。你指望得到一些可有可无的生活建议，他给你的是则是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精神世界的指南。那么，这时候，你是失望还是喜出望外，完全看你是想将他作为一个聪明有用的朋友还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生导师。

祝你们也能早日真诚、平静地审视往日世界。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第八封信

作者：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我想和您再谈一会儿，亲爱的开普斯先生，虽然我也没有什么话能够帮助您，我几乎找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您曾有许多悲伤，沉重的悲伤。您说那些即使已经过去的事情仍旧让您觉得如此艰难并使您沮丧。但是请问问您自己，这些悲伤是否真的已经过去了？或许在您的内心深处有许多事情已经转变了；或许在某个地方，在您心灵的深处，当您悲伤时，您忽略那些重要的变化。

唯一危险和不健康的悲伤就是我们试图以吵闹在公共场合进行宣泄的；如同浅薄而愚蠢地对待疾病。它们只是暂时消失了，但转瞬又袭来并且更加严重。聚集在我们内心的是生活，是那丧失了生命的、遭到拒绝的、失落的生活，是那我们可以为之去死的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有先见之明，即使有一点点预感，我们都将带着比对快乐更大的信任对待自己的悲伤。因为悲伤来临的时刻就是那些新事物、某些未知的东西进入我们心灵的时刻；我们的感情在尴尬的时刻变得木然，我们体内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退缩，沉默升起来，无人了解的新经验站在其间，默默无言。

对我来说，几乎我们所有的悲伤都是由紧张造成的，我们感到无助，因为我们无法听到自己那令人惊奇的澎湃的生命。因为我们在那些进入我们体内的陌生时刻是孤独的；因为我们信任和习惯的每一样东西在某个时刻远离了我们；因为我们正在转变，而在这之中我们无法站立。而后悲伤过去了：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体内，这新的面貌是被加上去的，进入了我们的心，进入了心房深处，不单在那儿——还已经进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轻易地就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变了，如同有客人进入的房子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说是谁来了，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许多信号表明未来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们体内并在我们体内发生转变，然后真的转变了。这就是当人们感到悲伤时如此需要孤独和专注的原因：因为当未来进入我们体内的时候，那些看起来平凡而静止的时刻比那些喧闹着的偶然时刻更加接近我们的生命，而那些时光似乎仅仅在外部影响我们。我们越安静，在我们的孤独里边更加耐心和开放，进入我们体内的新形式就会越深刻和安详，我们也就越发能找到我们自己，发现自己的命运；然后，当它“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离开我们而走入他人），我们的心灵深处将感觉和它是关联的，是贴近的。而那是必要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将朝向这一点发展，慢慢地——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那是我们自己的。人们一定已经考虑过有关运动这一概念；他们也将逐渐认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不会来自我们外部，而是从我们体内诞生。但是有太多的人不能接受和转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没有认识到命运要由自己决定。对他们来说它是太陌生了，他们恐惧、担心，他们认为在知道之前的某一时刻命运已经安排好了，因为他们发誓从没有在自己体内找到什么命运。正如很久以来人们对太阳的运动抱着错误的观念一样，他们对于将要来的运动也抱着错误的观念。未来静静地站在那里，亲爱的开普斯先生，但是我们却在无限的空间里运动。

对我们来说怎么能不难呢？

让我们再来谈谈孤独吧，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是人们无法选择和避免的。我们是孤独的。我们能够迷惑自己，使自己看起来似乎并不孤独。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认识到我们是孤独的该有多好；是的，甚至从这种认知处开始。当然，孤独将使我们晕乱；所有那些我们熟识的都离我们远去，没有任何东西靠近我们，确实是那么遥远。那个从自己房间里出来的人，在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置于高山之巅，感觉就像这样：无边的恐惧感和莫名的遗弃感几乎将他吞并。他将感到自己在坠落或认为将被抛入太空，或爆炸成无数个碎片；他的头脑里蛰伏着巨大的谎言，帮助他抓住那感觉并为其做出解释。所有距离，所有尺寸都在为这个成为孤独者的人而改变；许多变化突然之间产生，然后当这个人站在山巅之上的时候，一种不同寻常的幻象和奇妙的感觉产生了，它的成长似乎令人无法忍受。但是对我们来说经历这种感觉却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接受现实；每一件事，即使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也一定埋藏在其间。这就是我们最终需要的勇气：勇敢地面对全然的陌生、非同寻常的事物、难以言表的经验。事实证明在这种感觉面前怯懦的人在生活中也受到了无限的伤害；那些经验就叫做“幻影”，所谓的“精神世界”、死亡，所有这些事物都与我们如此接近，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排斥它们，使得本来可以轻易抓取他们的神经日趋萎缩，并说一切均和上帝无关。但是对不可思议的恐惧使人们的现实世界变得赤贫，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狭隘。

人们好像被从河床中无限提升起来，并被放到岸上一块闲置的土地上。那儿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并不是只有懒惰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千篇一律的单调和枯燥，还有那在接受任何新的、难以置信的经验之前的怯懦。我们以为自己不能处理这些新的事物。

只有那些已经有所准备，不排斥任何经验——即使是最复杂的经验的人才能够和别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并认识自己的灵魂。让我们把这个个体的人想象成一个或大或小的房间，显然，多数人只知道房间的一个角落，靠近窗户的地方，他们来回走动的那一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很安全。然而有多少超越人性的危险的不安全感驱使那些故事中的囚徒去感受可怕的地牢之外的世界，并极力让自己熟悉关押自己的可怕的囚室。然而，我们不是囚徒。在我们周围也没有栏杆或者陷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惧怕或沮丧。我们已经融入生活融入大多数人遵循的自然环境，而且通过上千年的吸纳，当我们保持安静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这种生活如此类似，模拟使得我们几乎和自己周围的一切难以区分。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世界不信任，因为它并没有反对我们。如果有恐惧，它们是我们的恐惧；如果有深渊，它们是我们的深渊；如果有危险，我们必须尝试着热爱它们。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安排生活——我们必须总是相信困难——那么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全然陌生的事物将成为我们最熟悉、最信任的经验。我们怎能忘记那些在我们所有种族产生之时的古老神话，那有关龙在最后一刻变成公主的传说？或许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的龙都是公主，她们在等待我们行动，伴着美丽和勇气，仅一次足矣。或许，让我们惧怕的每一件事情，在其最深处，正无助地等待着我们的爱。

所以，不要害怕，亲爱的开普斯先生，如果悲哀来临，大得无法承受；如果渴望来临，像闪电和乌云击打在您的手上、在您所做的一切之上，您必须认识到有些什么降临到了您的身上，生活还没有忘记您，它正用自己的手托着您，使您无法掉下去。为什么您要在自己还不明白那些忧虑、哀伤和失望能够带给您什么之前将自己的生活关闭呢？为什么您要让自己沉浸在追寻它的来龙去脉的苦恼中呢？既然您知道，终究您自己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您希望什么都不要改变。如果在您的反应当中有什么不健康的事情发生，您只当它们是您的器官为了将自己从异物中放逐出来；所以就让它病吧，让疾病来吧，让它爆发吧，因为这是使身体恢复的最好办法。在您的体内，亲爱的开普斯先生，到如今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您必须耐心些，和那些病人一样耐心；如正在恢复的人一样耐心；或者两者兼备；还有：您自己也是医生，您在观察自己。但是在医治每一样疾病的时候，有许多天医生都只能观望、等待。这就如同您的现在一样，目前您是您自己的医生，现在您能做的，也只是等待。

不要太近地观察自己。不要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过早地下结论；让它发生。否则您将无法带着责备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那是正常的，它和您正在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您童年时代产生的无论是多深的恐惧、希望和渴望，都已经不是今天的您所能牢记和谴责的了。那种孤独的环境和无助的孩提时代是那么困难，那么复杂，受着那么多影响，同时又和实际生活中的联系切断，邪恶来了，但是也不能单纯地将它唤做邪恶。人们必须小心地对待名称，一个攻击性的名称常常能将其描述的生活粉碎，不是无名的或个人行为本身，或许它只是那种生活的一个必需品，能够在不制造任何麻烦的情况下被吸收。而精力的耗竭在您看来却如此伟大，仅仅因为您过高估计了胜利；并不是认为的“伟大的事情”取得了胜利，尽管您的感觉是对的；伟大的事情实际上是那些能够代替诡计的真实。如果没有这些，您的胜利有可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正常反应，而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了您生命的一部分。

您的生活，亲爱的开普斯先生，一定充满了美好的愿望。您记得生活怎样冲破了孩提时代向着“伟大的事情”呼啸而去的情景吗？我现在就能看见那情景，它正越过伟大的事情向着更伟大走去。因此停下来是困难的，也是它不会停止不前的原因。如果还有什么我需要向您说的话，那就是：不要认为那个现在试图用简单宁静的语言来安慰您、并有时能给您带来快乐的人的生活是顺利的。他的生活有许多麻烦和悲哀，并且可能还不如您。否则，他将永远找不到这些话语。

您的，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瑞典

1904年8月12日

来源：《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时光轻率，未见真容

Sayings：这组照片，大多属于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你或许很惊讶村上春树如此缺乏棱角，令人难过；杜拉斯生得愧对她文章里的容颜；安徒生……安徒生明明是个临时精心打扮了一下的木匠，怎么好意思跟童话挂上关系——此处对木匠没有恶意。

阅读作品并不需要知道写作者长成什么凶神恶煞，而且作者本人的品位也并不总是与作品发生联系。当然，有些人既把内心付诸文字，也把内心流露在脸上。这就难怪爱伦坡的鬼故事那么惨兮兮的，你看他的尊容就明白了。茨威格看样子就好为人师，容易说些夸大其词的故事。如果这里头恰好有个你心头爱的作者？不妨端详一番。

作品反过来也会影响它的作者，我是指由于成功程度带来的富裕程度会推动某些人改变其形象，作品发表后人们对作家的期待也会让那些缺少坚持的人顺水推舟包装自己。但总体而言，要成为成功作家，往往得有非常坚硬难撼的风格才行，因此，读一个作家的脸，乐趣不小于读一个作家的作品。

想到这里，真庆幸我一辈子都不大会因为写作而出名，否则那些慕名而来涌进家门的漂亮女读者们得多失望才是。

祝福每一副容貌！毕竟，再精妙的笔所创造的人物，也不超出人类中最乏味的那一个。每个人都是命运笔下的刻绘。

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en Poe

“恐怖来自心灵深处”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T.S." Eliot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旅行即生活”，或者不如来一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荒淫和死亡乃是一对可爱的姑娘”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我读过的事情不少，经历过的却 不多”

川端康成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

“嫉妒心极强的命运总是用悲剧的线把伟人的生活编织起来”

村上春树

“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

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情人》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文学是生活的虚假表演。当然，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引领我们从我们出生、度过岁月以及死亡的迷宫里走出来”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毋庸置疑,所有生命都是一个毁灭的过程”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 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But a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老人与海》

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正因白色难以捉摸的特质,其概念一旦脱离了善的联想,而与恐怖的事物结合,就会把恐怖推向极致。”——《白鲸》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爱可燃烧或可耐久，但二者不可共存”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当生活变得又痛苦又让人厌倦的时候，死亡就会前来哄你睡去，一睡不醒”

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我愿意成为）默库肖。在他的所有美德中，我最欣赏他面对一个残忍的世界时拥有的轻松的态度，他的梦幻般的想象力——这从他创造的麦布女王的形象里可见一斑，还有他的智慧——那是在卡普列和蒙塔古两个家族家族狂热的仇恨包围之中发出的理性的声音。他用生命的代价坚守骑士精神的陈旧习俗，或许只是因为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他也是一个多疑的、爱挖苦人的现代人，一个能明辨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并且，他能清醒地生活于两者中”

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假如音乐对你而言只是一个光荣的梦、一种超越一切诗歌的陌生语言、一曲天使的欢歌、一团用惊魂慑魄的和声之雷将天国的闪电射入灵魂深入的乌云的话，那么尤其对你而言，李斯特无论弹什么——无论是对流行歌曲作即兴变奏，还是为你忠实地再现巴赫的半音附《幻想曲》，都会使你感到里面有人类内心最神圣的意志之声在说话”

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 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魔戒的真正主人，创世者，童话之王，在现代社会复活古英语，他曾在月光照耀的海面上遇见风暴。

“我们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这并不是我们应该身处的时代。但我们还是有令人感到安慰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明白我们热爱的东西，至少不会知道得那么多。我想只有离水的鱼儿才能对水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基督徒是离水的鱼，与他们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我们是英国清教徒、异乡人、被放逐者，但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家乡……”

芥川龙之介

武士之子，罗生门建筑师，走出花与茶的童年，吞药而死，枕边是圣经、遗书和遗稿。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弗兰兹·卡夫卡 Franz Kafka

变形人，高大的寓言师，孤独城堡主，但不是海边的那个。死前要求将所有书稿付之一炬，幸亏他被辜负了。

“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雷蒙·桑顿·钱德勒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他深知谋杀的所有技巧。

侦探小说九个命题

1 开始的状况和结束皆须有能让人接受的理由。

2 杀人和实行方法的技术性误差是不容许的。

3 角色、作品架构、气氛都应该合乎现实。

4 作品的理路应当细致，故事须拥有趣味性。

5 作品构造必须单纯（最后的说明必须清楚易懂）。

6 解决手法绝对要是可实现的。

7 解谜或动作冒险故事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8 凶手必须受到制裁。

9 对读者务必公平

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他深知平淡是离永恒最近的文法，即使是在诗歌里。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波特兰·罗素 Russell

俱乐部灵魂，剑桥大学不灭者，上帝反对者，怀疑论者，哲学里的科学家，及科学界的文人。当逻辑力量开始闪光，他不需要繁文的修饰。

有三种情感,单纯而强烈,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

多年以后，马尔克斯已经不记得《百年孤独》，尽管这故事曾在他脑子里盘旋了18年。他依然幽默、快乐，充满激情，“还是阿拉卡塔卡那个报务员的儿子”。诺贝尔奖得主患了老年痴呆症，健忘，经常失忆，不再清晰地记得他曾活过的岁月。面对朋友，他会问：你是谁？

淋巴癌、化疗破坏了他的大脑，家族诅咒也如影随形。老年痴呆的恶魔一直追踪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依次击倒了他的母亲和一个弟弟，并早在马尔克斯年轻时就尖牙森森。

他在《百年孤独》里为此作出隐喻。健忘症袭击了马孔多，不安的父亲叫苦连天，说他忘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事儿，奥雷连诺给每样东西都贴上便签，并在全镇推广，在一头乳牛脖子上，牌子是这样写的：“这是一头乳牛。每天早晨挤奶，就可得到牛奶，把牛奶煮沸，掺上咖啡，就可得牛奶咖啡。”但很快他们连牛奶咖啡是什么也记不大清了。

马尔克斯害怕遗忘，但遗忘终于光临他充满奇思妙想和狂暴念头的大脑。他偶尔记得几十年前发生过的事，大多数时候却什么都忘了。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囊括马尔克斯一生。比如，他于早晨8时30分出生在番石榴飘香的阿拉卡塔卡，那天天气炎热；他5岁才头一遭见到四处漂泊的父亲，像拜谒国王一样；他在巴黎流浪，像乞丐一样生活，饿得实在挨不过去，就捡一些空酒瓶或旧报纸换面包；他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角被《百年孤独》读者认出，激动不已，然后学着海明威的样子朝那人挥挥手说：“再见，我的朋友！”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哈，竞选州长的倒霉蛋，冷笔热肠，爱嘲弄的好人，严肃的幽默主义之徒，密西西比水手和印刷工，世事旁观者。

“再见，我们很快还会相逢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仅仅因为是少女迷恋者而被记住的俄国人。

“洛丽塔……”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太宰治 だざいおさむ

除了写物语，一生还做了两件事，一次是和女侍者自杀，一次是和女粉丝自杀，最后一件事做成了。

“爱是舍生的事,我不认为是甜蜜的”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印度国歌是他最无名的作品。

“但鸟已飞过”

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死刑，癫痫，淫靡，圣洁。流亡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苦役，是他最大的福气。

“我只怕一件事：配不上我所遭受的苦难”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隐喻是人类曾发明的最真实的东西，奥威尔是会隐喻的人。他曾在BBC那间房号101的会议室里度过无聊而深刻的人生。

"please, don't take me to room 101, shoot me, hung me, but no room 101!"

"room 101"

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

沙龙召集者，街头观察者，尖利的采访者，冷淡的爱人。自狠毒的生活中挣扎爬出后，她爬进了自己深不可测的内心。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

夏目漱石

中英文俱佳，资产阶级鞭挞者

“我之所以要通过阅读文学书籍来知道何谓文学，是因为我相信以血洗血的手段乃为有效”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一名花甲之年微笑的名人。一手持笔写浪漫的诗，一手拿魔杖研究占星术。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火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 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上的山上它缓缓地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慢慢退回保守的美德里，他最终获得伟大心灵。

米埃尔主教在其中一块地里种了花，马格卢瓦太太温和地打趣他说：“大人，您什么都充分利用，可这块地却没有派用场，种些蔬菜也比种花好呀。”主教回答说：“您错了。美丽和实用一样有用。”停了一会，他又说：“也许更有用。”——《悲惨世界》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他的一生像他写的东西一样，整个都是梦境。

“生存、犯错、倒下、战胜，用生命创造生命”

爱弥尔·左拉 émile Zola

我永远记得那个叫“小酒店”的爱长跑、骑自行车然后哭着消失的女孩，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里最古老的惆怅。

“我只有一种激情——为了如此痛苦、有权得到幸福的人类的真相大白的激情”

来源：麦家理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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