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张曙光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张曙光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344–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1414号

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著 者：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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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笔者70岁左右创作的作品。这本《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笔者给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的礼物。

按照收录文章的类别，该文集的编排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以载道，包括4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评吐真言，包括3篇文章；第三部分是序非泛论，包括11篇文章；第四部分是直击要害，包括8篇文章；第五部分是切中时弊，包括9篇文章。下面，我们将对此做一简要的介绍。

2009年以后，笔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其他研究工作的安排和实施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由于笔者从1997年开始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每个季度完成一篇分析报告，至今已有16个年头，所做研究报告已经结集成7个文集，本文集第三部分“序非泛论”中就收录了第7集的前言。要不要继续坚持做下去，曾经是笔者70岁时面临的一个选择。经过一番思考，笔者还是决定继续做下去。其原因在于，如果不继续做，也就不会去关注，这样就会与中国经济运行的过程疏离，作为一个经济研究人员，也许就意味着研究生命的枯竭和终结；而要继续做，就得不断地去关注，也就会感受到中国经济运行的波动起伏，自己的心脏也会与中国经济的脉搏一同跳动。就这样，笔者还是像过去一样，每天晚上至少看一个小时的报纸，把有用的东西记下，以便写报告时参考。每个季度，集中三四天时间，写成一个经济分析报告，然后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一个报告发布会，发布我们的判断、分析和预测。

有关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笔者虽然没有放弃，但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其做法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由于笔者还在经常思考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相关理论文献，特别是最新的文献资料，再加上工具方法方面的训练相对不足，即使有一些不错的想法，要独立完成，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很难达到预想的要求。例如，“文以载道”中收录的第3篇文章虽然捕捉到和提出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由于没有时间进一步阅读有关文献，对其展开深入的讨论，也就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采取了与年轻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前沿文献比较熟悉，方法训练得也比较扎实，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年轻学者讨论，共同完成有关课题的研究。第一部分收录的前两篇学术论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关于经济所所史的研究，笔者已经完成了上卷的写作，正在撰写下卷。为了获取社会反响，笔者将其中的第4章和第11章发表在杂志上，第一部分中收录的第4篇文章，就是这两篇文章的其中之一。

3篇学术书评虽然是应作者或者有关人士之邀写的，但笔者都坚持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和做法。首先是认真读书，甚至在评论林毅夫著作的讨论会前，明确向会议组织者表示，如果不能提前5~10天把书给我，我将不能参加会议。其次是直言评说，认为正确的就肯定，错误的就批评，并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而笔者写的序文和前言，也都是一种学术书评，读完以后，不仅会让读者对相关著作有一个了解，而且会对其所论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特别是其中的第1、2、3、7、8、9、11等篇文章都有这种特征。

经济评论是在做宏观经济分析的过程中，针对重要现实经济问题所做的评论，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地方，而思想评论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其中，第1篇是“为《天则年鉴》（2013）而作”，旨在倡导一种理性、宽容、和解、妥协的理念和行为方式。第2篇曾在搜狐网上挂了一天，点击数30万，第二天就被屏蔽了，后在《东方财经》上刊出。第3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以后，还有读者给我写信支持和讨论。第7篇是应中外名家评论上海学术研究讨论会而做，但在出版相关文集时，被编者删去了很多批评的话语，在第二年的讨论会上，笔者就此提出批评，如果他们还是按照既定方针来做的话，这样的讨论也就没有多大意思。最后一篇评论是在哈耶克学会内部网站上发表的，是对秋风观点的批评，且批评相当严厉，也曾引起一些讨论。但秋风是个严肃的学者，对这样的批评讨论持欢迎的态度，并在笔者70岁生日的讨论会上公开谈到这一问题，我们的关系也就因此更融洽、更密切了，秋风加入了天则所以后，我们的合作比较默契。我之所以将他选入，意在期望天则所继续保持这样的风格。

我将本文集作为给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礼物，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作为一家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天则所坚持生存了20年，并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作为天则所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花了不少心血，却也有很多收获。20年的风风雨雨，20年的艰苦奋斗，迎来了20年的辉煌，的确可喜可贺。

2012年11月6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
文以载道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1]
——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引言

60年来，中国农村以土地产权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长期观察，也许有不知今岁是何年之感。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其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怎样，变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互动和匹配适应的？中国学界虽然不乏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也有不少力作，然而至今尚未有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对这一变化过程做出充分的解释和有效的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政府深深地卷入了这一变迁过程，甚至主导了这一变迁。但是，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非完全积极的；相反，有许多脱离客观实际和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措施最终都归于失败。实际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政府、集体和农户的反复博弈中，吸取教训，顺势而为，不断改进的结果。因此，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事物或者本国的其他方面相比较，中国60年的地权变迁有着自己的特点。只有深入到变迁实践中去进行长期观察和冷静思考，才有可能认识、理解和把握这一过程。

自从1993年起，笔者主持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了6集，共70多个案例，几乎每一集中都有一两个案例以此为考察对象，即将完成的第8集是土地卷，专门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从2005年开始，笔者主笔完成了三个关于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报告，分别是《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2007），《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和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2009）和《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2010），这三个报告结集成《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2011）一书，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就是对这些研究的一个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

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产权的复杂性和实际可实施性。由于这两个基本性质，在经济分析上有意义的产权与名义上（法律规定上）的产权可能存在很大区别，甚至截然不同。正如哈特等的不完全契约理论[2]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法律或政策条文不可能将与产权相关的所有条件或事项完全阐明，实际可实施的产权存在相当大的“剩余”空间，而如何分配这种剩余权利则构成了诸多经济制度存在的逻辑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剩余权利对于相关各方的收益和可获得性来说并非静态的，它随着周边环境而变化，也与正式制度决定的初始条件密切相关。如果条件发生改变，比如，新的生产技术或市场条件出现，资产的某种未在正式产权中得到明确规定的使用方式变得有利可图，那么就会导致相关各方争夺这种新的资产使用方式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并且在博弈的均衡状态下最终决定上述权利及附带收益的归属或分配。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避免这种由争夺剩余权利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或者是作为这种博弈的一个战略步骤，上述新的权利及其归属会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加以确认。这种潜在权利的“显性化”或者说正式产权的“细分”是产权制度演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上述理论能够有效地对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做出解释。地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除了地面、地上和地下以及种植和通过等自然的权利划分以外，其社会功能包括所有权、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多项权能，这些权能之间也有交叉和重叠，通常主要分为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权。三种权能既可以合在一起，也可以适当分离，其产权安排的现实有效性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中国60年的地权变迁中，无论是上述产权的界定和调整，还是产权的实施和保护以及侵权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法律和农民各方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我们之后的讨论将要说明，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各方是如何具体行动以及在实际上起作用的。总体上，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实际过程，为产权结构复杂性提供一个证据，揭示出产权细分是复杂产权实际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没有绝对有效的产权安排，我们只能在状态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

基于不完全产权以及巴泽尔（1997）的产权博弈观念对中国农地制度进行分析并非本文的首创，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3]存在，同时也有一些研究[4]通过正式的模型对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进行了刻画。不过在本文中，我们的讨论将更为集中地围绕产权细分与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而展开，并且试图给出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形式化分析框架。

本文的背景是农业从Ranis（拉尼斯，1988）意义上的“非商业化部门”（Noncommercialised）到“商业化部门”（Commercialised）的转变（在本文中，我们分别称其为“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这两者的差异在于，与“现代生产方式”相比，“传统生产方式”更倾向于“非商业化”和“自给自足”，这不仅表现在其中的生产者只要依靠自己的产品就可以维持生存，更表现在它几乎不需要其他部门的合作就可以完成生产。与此相对应，“现代生产方式”则是“商业化的”、开放的，它必须依赖不同专业部门的分工合作才能够维持运转。例如，一个古老山村里的农民可以毫不困难地独立种出一亩水稻，但对一个现代化农场里的工人来说，种植一亩玉米则是无数人直接或间接合作的结果。显然，作为更为庞大的社会分工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只有在外部环境足以为其提供技术与市场支撑时才可能有效地开展。与此同时，它对生产要素的重组必然带来对其可交易性，尤其是土地产权流转的要求。这时，政府在农村土地产权安排上就面临着土地经济功能与（据认为存在的）社会职能之间的两难抉择。我们用一个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中标准的Spence（1976）–Dixit–Stigliz（1977）分析框架的模型描述了上述过程。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产权细分、主体身份、多种收入和市场扩展等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中国60年农地制度变迁过程；第三节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产权细分、市场演化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刻画；第四节就模型中未能涵盖的一些思考做进一步的阐释；第五节为结论。

中国60年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

（一）地权变迁过程概述

60年来，中国土地产权的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走过了一段后退和前进相互交错的“之”字形路程。

1.土地公有和集体经营

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中国农村社会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大量的自耕农和佃农经济加上少量地主富农经济成为当时农村的基本经济形态。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虽然消灭了地主经济，但仍然保留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则逐步消灭了土地的私有制，建立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如果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社员凭借入社的土地还可以分红，大型农具还可以折价补偿，那么，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入社的生产资料则被无偿归并，社员的土地权益被完全剥夺。到了人民公社，政权和产权合一，排他性的公有产权也升格为无限制的公有产权（“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使得政府的控制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最基层，甚至控制了社员的个人生活决策（如公共食堂）。如果说“大跃进”和公社化导致的三年经济困难，使得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不得不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那么，1962年制定和实施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们通常说的“六十条”）则把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和坟地也变成了公有财产。到此为止，农村的全部土地都集体化了。

由于普遍的公有产权为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行为创造了条件，为外部性的相互施加提供了激励，在取消退出权的情况下，偷懒和磨洋工就成为社员最优的行为方式，再加上团队生产中的计量难题和“人七劳三”的平均主义分配，人民公社普遍陷入了低效率陷阱，农村经济也出现了长期低迷和徘徊不前的状态。[5]本来，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为国家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而基于公有产权的公共决策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国家剥夺农业剩余的最方便、最省事的方式，但是，效率低下减少了农业剩余，竭泽而渔缩小了工业品的市场。

2.按人均分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家庭联产承包

农业生产的缓慢增长和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变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农民对经济自由和生活富裕的追求从未停止，“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此起彼伏，恰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当“文革”的破坏使决策者开始把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的时候，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血手印主张实施土地承包的行为，就成为土地制度变革的先声。在有了公社化和20世纪60年代初灾荒的沉痛教训以后，那些务实的地方官员一方面默认和支持农民的变革行为，另一方面要求中央改变政策，承认农民行为的合法性。[6]在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各省领导的一致要求，中央承认了各地出现的各种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很快就代替了生产队集体经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改变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其基本格局是，集体地权＋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农户在给定土地的使用和产出之间建立了较为明确和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使农民关于农业生产的决策开始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决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就成为这种经营制度的最好概括。它不仅体现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博弈的一种均衡，而且标志着农民成为集体土地的承租人和农业剩余的索取者。这样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再加上农产品提价，促使中国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一举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以至在1984年前后出现了农产品收购的“仓容危机”。基于此，政府把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之长期稳定发展和不断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延长承包期限，1993年，政府决定在第一轮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到2008年，政府又提出了长久不变的决策。这样，承包制就变成了永佃制。

3.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市改革的推进，一大批农民进入非农产业行业和进城做工，不愿继续耕种承包地，自发地将承包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后来甚至抛荒。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政府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农户将承包地交还给集体，由集体统一安排；二是经集体同意，由农户之间协商转包。1993年，政府正式决定，在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少数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并有稳定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对土地做必要的调整，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土地流转也从自发实施进入试验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土地流转的地区差异相当明显。在中西部地区，由于“三提五统”[7]等农业负担的存在，土地流转主要有两种形式，其合约形式也有差异。一是农民自发流转，合约形式为：租出户不收取任何地租而将承包地交由租入户使用，租入户上缴土地负担；或是租出户不收取任何地租，就将承包地交由租入户使用，并替租入户承担部分土地负担。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那些抛荒的土地收回（有些跟原承包户打招呼，大多数情况下则不打招呼），再转包给其他承租人，承租方直接交纳地租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由于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土地收益大幅度增值，很多土地被转用于工业和城市建设，农民和集体也利用自己的土地盖厂房或者住房出租，农地面积、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也大大下降，农业已成为副业。剩下的一部分农地一般由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承租给外地人经营，规模经营户逐步形成，且以种植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和服务城市的作物为主；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速度也比较快。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提倡甚至反对“两田制”和“反租倒包”，但“两田制”和“反租倒包”现象仍旧相当普遍，甚至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到1993年，无锡县、常熟市和吴县劳均经营土地面积1公顷以上的土地规模经营单位已发展到2 816个，经营面积1.5万公顷，占责任田总面积的比重从1988年的1.1%提高到22.4%。[8]

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土地规模经营现象，2001年《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的18号文件和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于是，土地流转进入了规范发展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对地权性质和土地流转影响最大的事情有二：一是《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明确界定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实现了承包权从债权到物权的转变；二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特别是2003年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从此以后，承包农户不再交纳农业税，更为重要的是，县、乡两级“搭车收费”也失去了依托，种地的制度条件和成本收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多数传统农区，承包地流转仍以农户之间的自发流转为主，但与前一阶段相比，租出户除获得种粮补贴外，还从承租户那里收取一定量的土地租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由农村能人牵头的农民合作组织。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政府不提倡企业到农村大规模包地，但在劳动力外流较多的农区以及在沿海发达农村和大城市郊区，很多涉农企业进入农村，大面积承包土地，少则几百亩，多则几千亩，这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企业到农村大面积承包土地，其获得土地的途径除少数是直接和农户签订流转合同外，大多数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中间牵线搭桥。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土地信息平台，作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桥梁，收取一定的中介服务费，更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行政力量，加上说服示范，先将承包给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再由企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把地租给企业使用。这些企业一般将地租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将一部分地租发放给各承包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还留一部分作为公共使用。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目前全国土地流转的规模大约占全部承包地的12%左右，有的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占40%左右。[9]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二）地权变迁过程中的特征事实

对于上一节描述的中国土地产权60年的变迁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特征事实来加以总结。

1.产权细分：从权能合一到三权分离

产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权能包括所有权、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多项权能，它们之间也有交叉和重叠，通常主要分为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权。

在1949年以前，除了租佃关系以外，在自耕农和地主富农经济中，土地的所有权、处分权和经营权是合在一起的，全部权能归属于它的所有者。这是产权结构的古典形态。在合作化的过程中，除了初级社发生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短暂而不完全的分离以外，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中，土地产权的几种权能又重新合一，基本上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及其代理人既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也是真正的农业经营者，农户只是集体中的一员，扮演着劳动力提供者的角色，既不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也没有经营农地的权利。可见，这一变革只是从外延上做大了产权的边界和规模，却没有改变产权形态的古典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古典产权形态。它不可能改变农业经营方式的传统性质，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相反，它却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巨大的激励，使农业生产陷入了“贫困陷阱”而难以维系。

1978年以来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地产权的一次分割，其核心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将承包经营权转交给了农户。每个农户都成为一个经营单位，经营者和劳动者基本合一，不仅独立进行经营决策，而且承担经营的全部后果。这种变革形成的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方面发生了很多村集体组织及其代理人随意撕毁承包合同，所有权侵犯经营权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集体经济空壳化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尚未改变，经营规模有限，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了束缚，中国农村陷入了“温饱陷阱”。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发发生到21世纪初被加以规范而迅速发展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开启了土地产权的又一次分割。虽然所有权没有变化，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承包权仍归承包农户所有，而经营权却转移给了相应的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大户、土地合作组织和外部涉农企业。经营权的这种转移，既有农户个人的自主转移，更多的是在农户同意和参与下由村集体集中组织的大规模的转移。到此为止，农村的地权结构形成了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的形态。这不仅为农地产权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也为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2.主体身份：从多重复合到单一身份

随着产权的细分和变革，农村中以农户为中心的各个参与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除了国家的外部干预以外，农业经济的参与主体是生产队等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他们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重的和复合的。生产队既是实际的所有者，也是真正的经营者和收入的索取者。农户在表面上也是如此，既是名义上的所有者，也可以参与经营决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供给者，即劳动者。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态度和做法是直接索取和强力干预，主要是支持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实行管制和剥夺。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集体经济组织放弃了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只充当所有者的角色，而农户则成为真正的经营者，当然，名义上仍然保留着一份平等的无差异的所有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户仍然是劳动力的供给者，也就是说，经营者和劳动者的角色在农户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时的农户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佃农，虽然村集体凭借权力可以干预农户的行为，但农户经营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态度和政策除了直接干预以外，逐步增加了政策引导的内容，干预的主要方向是限制集体代理人对农户权益的侵占。

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土地规模流转，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农户虽然继续保留土地承包人的身份，除种植大户以外，一般也不再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经营者由种植大户、合作社和外部企业充当。在土地流转决策中，村集体往往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既与它在农村结构中的地位有关，也是所有权实现方式的一种表现，即所有权和处分权在一定意义上的结合和一致是土地规模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在这个时期，政府的直接干预大大减少，农户的决策权有了法律的保障，而政策引导的方向也主要是保证农户决策权的实施。

3.收入多样：从单一劳动收入变为多种收入

随着产权细分和主体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农户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公社制度下，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所有者和经营者，自然也就取得和占有了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而这种收入的多少则是另一个问题。农户虽然名义上是土地的所有者，却没有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实际上，由于农户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供给者，其收入也只有单一的劳动收入。评工记分，人七劳三，是收入分配的基本方法和格局。由于劳动效率低下，农户的工分分值很低，有的甚至是负值。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由于农户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和经营主体，因此，他们的收入既包括劳动收入，也包括经营收入，而且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农户既不需要区分，也区分不开。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所有权主体的身份，取得构成“三提五统”的承包费收入和其他收费收入。随着承包期的延长和农业税的取消，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也发生了问题。因此，很多村集体经济陷入了困境。

实行土地规模流转以后，农户的收入也多样化了。由于承包权物权化了，农户凭借承包权可以取得土地租金，拥有财产收入。由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农户作为劳动力的供给主体，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择业权。有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农户既可以向土地经营者提供劳动服务，取得劳动收入，也可以参与其他劳动力市场，向外进行劳务输出，取得工资收入。如果农户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组织起土地股份合作社，还可以取得分红收入。目前，土地租金大约在500~1 000元/亩左右，农业劳动收入大致在每人每月800元左右，分红收入视盈利多少而定，高的甚至可达1 000元/亩。[10]由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土地流转，村集体的收入也增加了。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规模流转前的土地整理，由于填平沟坎渠道，都会多出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就成为集体直接掌握的资产；二是农地上的机井之类的设施也归村集体所有；三是村集体提供的服务。可见，随着收入结构的多样化，收入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这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富裕提供了可行途径。

4.市场扩展：规模扩展和体系深化

如果前面的讨论主要是从农村经济的内部来分析，那么，这一节的讨论则是内外结合地来考察。因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内部变化是在与外部市场变化的密切互动中发生的。

在公社体制下，由于实行农产品计划收购制度，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此定义为商品生产，但实际上这只是个商品外壳而已。数量和价格都是国家制定的，生产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甚至没有不卖的权利。因而，这是一个由国家买方垄断的市场。退一步讲，如果将此看作是市场，那也只是商品市场，出售的只是农产品，买回的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要素市场，土地和劳动力都归集体所有。农户自留地上的农产品和家庭副业的产品，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拿到自由市场出售，交易的数量有限，常常还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打击和摧残。总之，交易的规模和市场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产品市场也是残缺的。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虽然交易的对象主要还是农产品，但是产品市场形成了，交易主体从生产队变成家庭，市场主体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随着从计划收购改成合同定购，农产品自由交易市场得以形成和扩展，农产品的买方除了政府和国有粮食企业以外，大量民营企业也参与其中。由于经济激励的增强，农业产品的增加，交易的规模和市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如此，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非农产业的发展，要素市场也开始出现，特别是农民工进城务工，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农业以外的劳动力市场。

在土地规模流转发展起来以后，农村的商品市场扩大了，要素市场也开始形成和扩展。首先，土地市场发育起来了，土地价格形成了，土地租金显性化了。其次，劳动力市场扩展了。如果说在农户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只有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才进入市场，从事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那么，在土地规模流转的情况下，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也形成了，农户既可以选择在当地的农业企业中就业，也可以选择到外面的企业中就业。不仅如此，农产品市场也随着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而丰富和扩大了，交易的品种不只是粮食、蔬菜等传统农产品，苗木、花卉、果蔬、奶类等农产品市场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交易的范围也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进入和扩展到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一些大规模和专业化的农业企业有了自己的产品品牌和销售渠道。

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大大扩展了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大规模的集中投资需求也增大，这就需要有比较稳定的预期，与此相适应，也就需要有较大的市场半径和市场规模。如果是一种狭小的地区市场，分散投资不会形成太大的冲击，而大规模的投资必然为市场带来冲击，形成预期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巨大波动，最终必然造成投资的失败。只有形成全国性市场和世界市场，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才有可能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所以，农业合作组织也许应当以农业的服务合作而非生产合作为主。这也是原来的农业集体化失败、今天的农业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

总之，农产品外部市场的扩展引发了农业内部市场的发育，促进了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5.变迁绩效：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随着土地规模流转的发展，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经营开始出现。根据我们调查的大量案例，凡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农业企业，都先后和多少出现了以下一些现象。

一是突破了农户承包经营时一家一户家庭内分工和土地细碎的限制，发展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形成了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亩的专业化生产基地。有的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和劳务服务组织，提供从种到收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二是增加了科技投入，发展了科学种田。不仅对当地农民工进行了技术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培养出了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且引进了农业技术和管理专家，发展了地膜覆盖技术、机质栽培技术、细胞培育技术、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以及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生产。

三是农业的生产经营走上了标准化和产业化的道路。虽然在不同的农业生产中，具体的技术标准不同，发展的先后和水平也有差别，但是标准化生产开始推广和普及，标准化蔬菜基地、标准化果品基地不断涌现。

四是生态农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如复合肥料、微生物肥料、生物柴油、有机蔬菜，以及观光、采摘、休闲农业等。

五是商品性农业和市场化农业的发展。有的建立了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和展销中心，有的实施了订单农业，有的发展了农超（市）对接和直销，有的建立了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还有的创造了自己的品牌，注册了自己的商标。

这一切不仅优化了农业的生产结构，而且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使之走上了集约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产权细分、市场演化与制度变迁：一个形式化分析框架

（一）模型基本架构

考虑这样一个经济体，其中劳动者的人口规模为1，每个劳动者可以提供1单位劳动，并且拥有1单位的土地。有两种方式可以生产最终产品。一种是传统生产方式，技术为

其中HT和LT分别为投入传统生产方式的土地和劳动。另一种生产最终产品的方式是采用如下现代技术

其中xi是中间产品，它包括n个种类，其类别由下标i来表示。为了数学处理上的便利，我们假设中间产品的种类是连续的，即n是一个正实数。某个类别的中间产品xi由一种平均成本递减的技术生产：它首先要求fH单位的土地作为固定投入，之后每生产1单位的xi需要投入1单位的劳动。是现代生产技术的效率系数。

上面的两种生产方式可以看作分别对应着传统农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从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看出，现代农业具有因为劳动分工而导致的递增规模报酬。这种递增报酬对应的现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分工细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二是随着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户数量增多，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信息也会发挥出规模效益。生产效率系数则对应着现实中的外部市场规模或信息与资金来源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它可以看作一种“外生”的技术效率，因而区别于由于递增报酬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只使用自己拥有（承包权）的土地，而在现代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则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厂商使用，同时自己成为工人。在后一种情况下，土地经营权与承包权分离并发生了相应权利的流转，但是这种产权交易的合法性并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承认。

（二）中间产品的需求与定价

设最终产品价格为1，令Pi为第i类中间产品的价格，利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有

由于单个中间产品厂商对总体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可以被看作是给定的，从而对第i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即为。

令经济中的工资和地租水平分别为w和z，则第i类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为

其中的参数反映的是现代生产方式由于政府对土地产权流转行为的干预而被中止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不允许土地产权流转，那么上述产权交易有1–的概率会被政府查获并制止，从而导致中间产品厂商无法进行生产而失去收入，并且损失预付的工资和地租。我们假设这种干预的概率和土地流转的规模正相关，即

它的现实背景是，如果某个区域土地流转的规模很大，就很容易引起政府的注意和干预。

中间产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为第i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将=代入上式即得

将（3）代入（1），并利用中间产品的对称性，就得到

（三）市场均衡

在均衡状态下，要素市场有

并且传统生产技术决定了

HT = LT （7）

因此有

同时其中的要素报酬为

z + w =1 （9）

厂商对中间产品部门的不断进入将使利润为0，从而

代入（8）和（9）有

w = （11）

于是（4）可转化为

代入（2）就得到

令

我们有

求F（n）的导数

可以看到，存在

使得对于，对于 。因此，根据函数连续性，当

则存在两个均衡解 。

上述两个均衡点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考虑给定n时的中间产品厂商利润

代入（3）、（4）和（8）得到

注意到大括号内的式子即为F（n）– 1，因此与有着相同的数值，

即在的左侧大于零，在其右侧小于零。这意味着在n₁处，中间产品厂商的利润随着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劳动者数量而上升；在n₂处，利润则随着进入的厂商的数量而下降。所以n₂是一个稳定的均衡，而n₁则是不稳定均衡解，它构成了现代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门槛值：在中间产品数量低于n₁时，现代生产方式是不可自我维持的；而在越过这个值之后，其发展则会自发进行下去。在后面的讨论中，除非特别说明，我们默认选取的均衡解为n = n₂。

同时，我们由（13）得到n对的导数

因此有

引理1 给定土地产权交易收益的不确定性，现代生产方式产出效率的提高将会导致分工扩大和选择这种生产方式的农户数量增加。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符合直觉的结论。同时，观察存在现代生产方式时的总产出

代入（13）式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的提高对于总产出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直接带来现代生产方式部门产出的提高；②推动现代生产方式部门的扩张。

（四）政府决策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我们假设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决定关于土地产权流转的政策，而地方政府加以实施。由于在两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并不能完全了解地方政府的实际行动，而只能以一定概率对其进行监察。

中央政府决定土地产权流转政策的决策因素为总产量和土地流转的数量，其效用函数为

即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土地流转的发生，这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因素，也可能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但是如果土地产权流转能够带来很大的产量提高，那么它也愿意接受这一现实。

地方政府对于土地流转本身没有好恶，它只关心由此带来的产量提升和行政收益：

其中，B是当地方政府不执行中央政府的土地产权政策时，被中央政府发现而受到的惩罚。

基于上述效用函数，中央与地方政府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态度。为了对此进行分析，我们首先考察一个特殊情形，就是

1.即使不存在政府干预的风险，农户也没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

设= 1，则不过注意到

因此上述均衡是不稳定的，从而n会继续上升，直至。此时，中间产

品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那么现代生产方式的效率将低

于传统方式，因而即使政府对于土地流转不加干预，农户也不会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意愿。

2.农户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但由于产权交易被中央和地方政府禁止而无法实现。

这种均衡下，首先有，同时对于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效

用低于完全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效用，即

而对于地方政府，有

利用（13），可以将（16）简化得到

3.农户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产权交易被中央政府所禁止，但地方政府默许交易的进行。

这种均衡下，首先有（14）式成立，即

同时，对于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效用低于完全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效用，即满足（15）式；但对于地方政府，默许土地流转的效用要大于完全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效用，即

4.农户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意愿，并且产权交易得到中央政府的允许。

这种均衡状态实际上也就对应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合法化，这时不存在政府对土地流转进行干预的风险，从而，所有农户都采用现代生产方式。并且对于中央政府，允许土地流转的效用高于完全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效用，即

综合上述情境中的条件，令

对于，令

则

（20）

根据引理1，

同时，

将代入（20）和（21），令B₁和B₂分别为两式等于零的解，取适当的和，我们可以有

假设1：

从而得到

命题1：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外生技术效率的逐步提高，经济中的生产方式与产权状况将会依次出现4种均衡：①农户没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意愿，土地经营权流转被中央政府所禁止，也没有实际产权交易发生；②农户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与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但土地经营权流转被中央政府所禁止，也没有实际产权交易发生；③农户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与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和行动，并且实际产权交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但是中央政府不承认上述交易的合法性；④农户有采用现代生产方式与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愿和行动，并且土地产权交易的合法性得到官方承认。

这一命题的现实背景是，在农业生产中，随着市场机会的增大或资金、信息等的增加，现代生产方式的收益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的产权细分与交易也会由民间自发进行发展到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并且最终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而成为正式的产权制度。

进一步的阐释

中国农地产权的变迁过程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土地流转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这种土地流转往往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结构变化（有时这种变化会使得农业与其他产业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方式调整。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核心障碍在于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这使得土地难以在个人或集体层次上像一般资源那样进行交易。因此，如何在既有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实现土地相关权利的转移，往往就成为能否成功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化的关键。在许多案例中，农户是通过土地集体租赁的方式来绕过这一障碍的。当然，在现有土地制度之下，这种土地权利转移安排的合法性仍然是存疑的。如果要细究这些土地流转机制的具体细节，多少都能找到合法性上的“灰色”甚至“黑色”区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阐释的，这种现象是实际产权结构复杂性与可实施性的一种表现。

不过除了产权问题之外，中国的土地流转还有其他障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交易费用高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合理产权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土地作为生产与生活要素的特殊性质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特殊性有许多具体表现：土地转用意味着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缺乏市场信息，不愿承担市场风险；土地的运用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在合理规划下进行。显然，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当前的产权制度并不足以使我们走出困境。一方面，即使拥有较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基础，由于市场发育的路径依赖性质，上述许多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产权制度设计与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而对于不同交易方式与制度的探索本身往往是其中的必要过程，因为通过具体的交易机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对产权制度的实际需求。在这种语境下，产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各种具体权利的集合。每项权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且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主体选择实施哪一项具体产权取决于名义产权、信息、技术与市场状况，或者说，取决于相应的交易成本和收益。在不同的环境中，各项具体权利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因此，尽管法律上的产权界定能够大大降低产权博弈的可能性和相关的交易成本，却并不足以消除上述博弈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土地产权的演变与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等“旧制度”常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模型中，地方政府只是一个消极的执法者；但在现实中，它们的角色则要活跃得多。在很多土地流转案例中，村委会等基层政府实际上是作为土地（使用权）所有者的代表与交易方进行谈判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在村民个人层次上参与土地市场可能产生的交易费用。这种集体性的交易安排不仅是为了规避产权制度障碍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市场风险带来的问题。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交易模式相比，这种土地流转机制存在相当多的不规范之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市场中，传统体制与外部市场的类似“对接机制”对于促进交易的达成是极为必要的。制度变迁通常是循序渐进的。可以想象，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实行完全土地私有并进行土地集中经营，其结果很可能与实施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因为当时并不存在目前的外部市场与制度支持，农民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知识。外部市场入口（模型中的）在某种程度上与产权安排同等重要，而无法实施（不能带来收益）的产权是无意义的。

在理论层面上，关于中国农地产权的分析还能够带来一些更深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不存在抽象的市场与产权，这两者都是与具体的交易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总体的私有产权安排之下，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分配也是重要的，并且可能需要不断调整。实际上，中国清朝中期以后和民国时期，地权细分和交易是相当发达的[11]。既然私有地权可以细分，公有地权同样也可以细分；既然产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产权的细分虽然尚未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名分，却大大扩展和提高了农户的产权实施能力，不同的权利主体各自拥有有限的产权，并按照各自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权能，促进权利的交易和重新配置，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这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私有化，但从产权实施的意义上来看，将其看作是私有化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对哈耶克关于市场功能的经典论文[12]做进一步的解读，即市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探索交易的可能性，还在于探索相应的产权安排。由于信息与其他成本（契约的不完全性），一步到位的产权安排并不存在，因此需要不断地根据现实交易的需求来考虑各种具体权利的界定与保护。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就在于降低市场探索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并且及时对空白进行补充和调整。

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我们看到，由于产权的结构复杂性以及实际可实施性与名义权利之间的差异，生产技术与环境的改变经常会导致相关各方对未能明确加以规定或难以实际实施的剩余权利的争夺，并因此导致产权制度安排的相应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潜在权利的“显性化”或者说正式产权的“细分”是产权制度演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没有绝对有效的产权安排，只能在状态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

对中国农地产权变迁的上述解释不仅具有高度的现实相关性，而且也蕴含着更为普遍的理论意义。尽管本文讨论的是中国总体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它仍然能够带来一些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市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现实中的市场总是在各个非均衡点之间动荡不定，而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寻找并发现因此产生的获利机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里的获利机会不仅来自信息和新的技术，还来自交易机制与产权等市场“底层”制度的变迁。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经验恰好为之提供了说明。

（原载于《经济学（季刊）》，第11卷第4期，总第46期，2012年7月）

[1]　本文系与程炼合作。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中肯而精彩的评审意见。笔者曾就本文的部分思想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农大、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习班、华人哈耶克学会年会、长安论坛等做过讲演，得到很多精彩的评论和帮助，特此致谢。

[2]　Hart and Moore，1990、1999。

[3]　如姚洋，2000；张曙光、赵农，2002；陈剑波，2006；冀县卿、钱忠好，2009；柯华庆，2010。

[4]　如姚洋，2003；孙圣民；2007。

[5]　张曙光、赵农，2003。

[6]　周其仁，1995。

[7]　指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和乡镇五项统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乡村道路建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白皮书），第89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9]　农业部农研中心固定观察点：土地流转专项调查，2009。

[10]　这是笔者在调查中得到的，参见《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一书，第155、159、162~164页。

[11]　王景新等，2011。

[12]　Hayek，1945。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13]

引言

众所周知，渐进增量式的改革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重要特征。正如Young（2000）所揭示的，这一改革策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也由于其路径依赖的性质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价格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经过了30年的改革之后，虽然大部分最终产品价格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许多生产要素，如土地、天然气、电力的价格却仍然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中。并且尽管这一现象已经引发了学术界的大量批评[14]，对于生产要素价格体制的改革仍然进展缓慢。

除了体制惯性之外，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增长”和“稳定”为两大导向的经济政策的产物。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的低估扩大了其使用者的收益，因此有助于刺激投资，同时低廉的要素价格还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管制是抑制由于经济过热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导致的价格总水平上扬的重要手段，而后者不仅涉及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正是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考虑，中央政府对于生产要素价格体制的改革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

标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扭曲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如果这种扭曲出现在生产链条底端的要素之中，那么其负面影响就更为严重。对于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是在收入分配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的管制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要素所有者向其使用者的转移，它所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不满情绪构成了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隐患。

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是经济学中一个相当成熟的领域，对于中国改革过程中价格扭曲的后果也已经有学者涉及，Xu（1993）用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扭曲程度进行了估计，Garbaccio（1994）用相似的结构分析了放松与加强不同部门的价格管制对于利润、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较之上述研究，除了经济制度背景与数据的更新之外，本文更注重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即价格扭曲对不同群体利益的影响，从而在其中找出解释这一制度得以持续的原因及其社会与经济后果的线索。正如Qin等（2009）所发现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可能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带来显著效应。在此方面，与本文思路相关的还有对于自然资源寻租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索。Tornell和Velasco（1992），Tornell和Lane（1999）以及Torvik（2002）的研究揭示，利益集团对于资源租的争夺将威胁经济的长期增长。而我们所忧虑的是，中国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所产生的巨大既得利益很可能催生这种风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对中国价格改革过程的简要回顾和评述；第三节通过模型讨论了生产要素价格管制与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其财富转移效应；第四节是经验实证，对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国内与国际财富转移进行了估算；第五节为结论。

价格改革的回顾和评述

在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价格调整就已经开始了。由于价格改革采取了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调放结合、双轨运行的方式，产品价格的改革和产品市场的发育先于和快于要素价格和要素市场。最先放开的是农副产品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接着是中间投入品价格，到现在为止，除少数几种产品外，产品价格基本放开。[15]就此而论，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然而，要素价格的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开放要迟滞得多，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政府管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粮食价格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政策选择。1979~1984年，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高达22.1%。接着，政府进行了减少定购定销和扩大议购议销以及部分和全部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的改革。基于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示范效应，价格改革从1984年开始向城市推广。起初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在宏观失衡的情况下，1988年，政府提出价税财联动和价格闯关，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提款抢购风潮，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其后发生的1989年政治事件使价格改革搁置，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价格和其他领域的各项改革才再次启动，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直到改革再次启动以前，在资金要素方面，贷款规模管制和利率管制以及金融业准入管制同时进行。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金融改革。1998年，中央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1996年以后先后放开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实施和逐步扩大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2004年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16]到现在为止，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由中央银行实行管制，而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之间经常存在较大差异（参见图1–1）。

改革以前和改革初期，中国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汇价被严重高估。随着汇率的不断贬值以及外汇留成和外汇额度交易的实行，形成了官方汇率、黑市汇率和外汇额度交易汇率。1994年的汇率体制改革，在汇价大幅度贬值的同时，实现了汇率并轨。由于超贬，人民币汇率出现了缓慢的升值过程。1996年，中国提出加入关贸总协定，开始逐步实施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并重新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曾经出现过短期的贬值预期，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走强，2002年以后，人民币转变为升值预期。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体制改革后，政府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放开个别资本项目管制，从此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小幅升值的过程。但由于央行的汇率管制，再加上美元走低，到2007年11月2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0.89%，而对欧元却贬值了9.59%。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200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为3.4。[17]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仍被明显低估。

图1–1 存贷款利率、实际利率和温州民间贷款利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温州民间贷款利率月度资料系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对300个监测点的监测结果。

土地要素和土地市场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现行土地制度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按人均分，不能交易。在很多地方，土地承包使用权的流转和交易基本上是有市无价。农地的非农转用必须经过政府批准，由政府征用，先国有化，再用于非农建设。在征地过程中，对于其原使用者所支付的补偿金是基于其损失而非土地的市场价格制定的，这就导致了土地征用成本和出让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参见图1–2），同时也构成了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图1–2 征地补偿价和二级市场地价（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与土地类似，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许多其他自然资源的取得与收益分配也并非由市场决定。企业交纳的资源使用费仅仅是政府的行政性收费，其数额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上的资源价格。许多经济价值极高的无形资源，如电视、广播、无线通信频道等也都处于低价使用状态。[18]资源使用权的无偿授予和象征性收费导致资源类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扭曲，价格构成不全，水平过低，比价关系不合理；有的虽经多次提价，但始终处于政府管制之下。一些旨在改变不合理比价关系的改革措施，如煤价和电价联动、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等，在现实中并未得到良好的实施并获得预期效果。

在劳动力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问题的解决和户籍管理的松动，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并未被根本打破。由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和高政绩偏向，很多工厂的安全条件、卫生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很差。在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虽然经过优化组合、下岗分流、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等改革，单位和个人都有了选择的自由和退出的权利，一般劳动力的价格也已经放开，但企业家、知识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的工资依然处于管制之下。

总之，在目前，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远远没有到位，价格仍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管制的状态，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要素与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被人为扭曲。政府对于生产要素的控制和支配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19]

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与后果：简单的形式化分析

（一）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通货膨胀与要素价格低估

一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开放经济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个部门。这一经济中的名义总需求可以做如下分解：

（1）

其中YD、CD、ID、GD、XD分别是实际总需求和实际的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需求，PY、PC、PI、PG和PX则是相应需求的价格水平。名义消费需求由下面的方式决定，

其中是政府税率，则是“基本”消费需求。上述形式的消费需求意味着，居民首先要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在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居民则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对收入进行划分，将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其余部分用于储蓄。这一假设的现实背景是，经济转轨蕴含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人们难以对将来的收入、支出与投资收益做出合理的估计，因此只能采用某种简单的收入分配规则。同时，人们的风险厌恶心理也使得用于消费的收入份额偏低，从而表现为高储蓄率。

经济的名义投资需求是名义总需求的一个线性函数，不过它只有在满足消费需求之后才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有

同时，我们假设，即“储蓄大于投资”是经济中的常态。

政府实行平衡预算，从而

在当前模型设定下，如果不存在政府支出与经常项目顺差，即则恒有

这意味着，在生产能力大于基本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经济无法自行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我们着重考察的是另一种情形，即政府为了避免上述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自身支出与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扩张，使得

于是根据（1）式我们有

（2）

接下来，我们将上述各种需求分解到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

居民具有科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效用函数

其中yT和yN分别是其获得的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于是根据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我们有

其中PT和PN分别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价格，而CT和CN分别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需求。

投资的形成具有下面的形式

其中IT和IN分别是用于投资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AI是生产率系数，通过科布–道格拉斯形式，我们同样可得出

政府支出则比较复杂，它既包含了消费，也包括了投资。出于简化目的，在这里我们假设其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比例和投资相同，即

显然，净出口全部是贸易品，因此

综合上述关系，并且用对名义总需求进行替换，我们可以得到总需求中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间的关系

进而有

（3）

现在我们来看经济的供给方面。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Ki、Li和Zi分别为投入两部门的资本、劳动和资源（如能源、土地、矿石），AT和AN是两部门的生产系数。我们假设、，也就是说，贸易品的生产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而非贸易品的生产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和资源。这一假设的现实背景是，贸易品有很大部分是工业品，而非贸易品则更多的是服务和消费过程与不可贸易的要素投入（如土地）密切相连的产品。经济中的资本、劳动和资源总量分别为K、L和Z，因此

KT+ KN= K

LT + LN = L

ZT + ZN = Z

生产成本的最小化给出下列一阶条件

其中r、w和h分别是利率、工资率和资源价格。由（4）和（7）结合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我们有

代入（3），得到

从而

同理可以解得劳动和资源在两部门的分布

将它们代入两部门的生产函数，我们有

根据（3）式，经济的名义总产值可以表示为

假定税率、边际消费和投资倾向保持不变，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即为

由于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品的价格是外生决定的。我们假定贸易品的国际价格保持不变，即，那么经济增长率就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的增加。同时根据（10）式，我们可以得到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比率

两边取微分得

（12）

我们假定，即贸易品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的技术

进步速度，因此，它对于非贸易品价格的作用是正向的，这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反映。同时由于，资本积累对于非贸易品价格的效应也是正向的，而劳动力和资源供给增加的效应则是负向的。

经济中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其中PT0和PN0分别为基期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通货膨胀率为

由于贸易品价格保持不变，因此有

将（13）式与（11）式相比较并结合（12）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固定汇率体制下，以贸易品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增长必定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希望经济在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低通胀，那么通过价格控制扩大劳动和资源的供给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手段。

（二）要素价格管制与收入转移

现在，我们以上述模型中的资源部门为例，考察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收入转移过程。考虑资源部门内包含了n种具体资源，并且作为一个整体被投入生产过程中，从而有

其中zi为第i种具体资源，其价格为pio。我们假定在每一种具体资源上存在一个中间商，它按照收购价piC从其所有者那里获得资源，然后以价格piM向市场售出。

将（14）式代入贸易品部门的生产函数，则有

其中zTi为投入贸易品部门的具体资源。最终产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在资源种类众多的情况下，单个资源中间商对于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从而和PT可以被看作是给定的，于是最终产品厂商

对于每种具体资源的需求弹性即为，它仅取决于总体资源Z的构成，

与生产函数的参数无关。由此可知，对于非贸易品部门，需求弹性也取同样的数值，所以每种具体资源市场需求的弹性即为。

对于每种具体资源的中间商，其目标是最大化下述利润函数

相应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为zi的需求弹性，从而

这意味着对于的收购价下调幅度，具体资源的市场价格将回落，因此对于资源收购价的管制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资源价格。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规模足够小的，相应的资源需求变动为

假定资源所有者有着由时间贴现率或其他因素所决定的成本曲线，那么资源收购价格下调将导致其所有者的收入变动为

忽略高阶无穷小，可以近似得到

显然，这取决于成本变动的大小，上述收入变动的方向是不定的。这里我们着重考察当，从而存在着相对于最优时间贴现率的资源“过度供给”的情形。这时，中间商的收入变动为

其近似值为

可以看到，与资源所有者不同，中间商在价格调整中获得的收益始终是正的，并且与价格调整幅度成正比；或者说，价格调整的一个后果导致了收入从资源所有者向中间商的转移。

对于上述模型的结论与设定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首当其冲的一点是，尽管模型刻画了资源收购价格管制导致的收入转移，但是对于其总体社会福利效应则缺乏明确的结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总体模型的设定中并未明确地给出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资源供给上的市场结构。中间商的垄断地位导致了资源市场价格的（向上）扭曲，因此政府对采购价格的管制在一定范围内尽管会损害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却有助于克服中间商垄断定价所导致的扭曲，所以这一举措对总体效应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不过另一方面，这种以一种扭曲来抵消另一种扭曲的做法又很可能导致经济运行的更大混乱，使其长期效应难以预测。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对中间商的销售价格实行管制？现实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做法，但是由于政府在经营信息和谈判能力[20]方面处于劣势，它很难取得预期效果。最后，现实中的某些资源，如石油、电信等，对于经济体系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模型中给定的可替代性，其供给者也拥有更大的市场权力，对其行为的刻画可能更适用寡头竞争而不是垄断竞争。不过最终来看，价格扭曲与收入转移之间的关系及机理是与本文模型大致相同的。

对财富转移的概略估计

（一）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国内财富转移

要素价格低估产生的国内财富转移效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财富从一般部门向行政性垄断部门的转移，二是财富从个人向政府转移，三是财富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转移。

1.财富向行政性垄断部门的转移

在传统的垄断福利效应分析中，垄断者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制定垄断性高价，从而造成两种效应：一是由于产量减少（即从OQ₀减少到OQ₁）而使社会总福利减少，即图1–3中三角形E₀E₁F的面积；二是由于高价格（即价格从OP₀提高到OP₁）使消费者剩余向垄断生产者转移，即图1–3中长方形P₀P₁E₁F的面积。二者之和即为垄断的社会成本。

图1–3 经济性垄断的效应

然而，中国的现实与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国，行政性部门垄断利润的来源不仅是由于垄断高价，更在于资源要素低价。国家把资源使用权授予国有垄断企业，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占用费和资源使用税[21]，使得大量资源租金变成了垄断企业的利润。我们用图1–4的模型对此加以详细说明。

从图1–4可以看出，在要素价格管制的垄断情形中，垄断者获取超额利润的途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因而其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和财富转移也更大。由于资源要素价格被低估，造成垄断部门的生产成本被低估，供给曲线外移，垄断的社会成本在P₀P₁E₁E₀之外，还要加上P₀P₂E₂E₀的面积，其中，三角形E₀E₂H围成的面积是要素低价造成的浪费和效率损失，长方形P₀P₂HE₀围成的面积则是由资源要素租金转变的垄断利润，它是社会福利直接向垄断者的净转移。[22]

图1–4 行政性垄断的效应

中国的行政性垄断主要集中在烟草、电力、石油开采和加工、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和金融保险等七大行业[23]，表1–1计算了七大行业16个部门2002年的相关资料。

表1–1 16个垄断部门在全社会和扣除非农业部门后所占比重

| 劳动者报酬（万元） | 生产税净额（万元） | 折旧（万元） | 营业盈余（万元） | 增加值合计（万元） | 就业人数（万人） | 人均报酬（元）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 4 497 871 | 4 023 224 | 5 163 993 | 9 524 488 | 23 209 577 | 77 | 58 414
烟草制品业 | 780 892 | 9 157 376 | 555 588 | 2 590 693 | 13 084 549 | 23 | 33 952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 | 2 385 086 | 3 030 129 | 1 646 676 | 1 302 367 | 8 364 258 | 56 | 42 591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 | 8 547 475 | 7 936 792 | 10 856 208 | 12 284 057 | 39 624 532 | 285 | 35 51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300 310 | 138 011 | 303 035 | 155 | 741 511 | 包含在上栏中 | 同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1 272 821 | 387 779 | 1 200 874 | 26 402 | 2 835 072 | 包含在上栏中 | 同上
铁路旅客运输业 | 3 549 018 | 410 514 | 1 877 956 | 375 807 | 6 213 296 | 116 | 66 470
铁路货运业 | 4 161 484 | 501 575 | 2 442 265 | 1 083 999 | 8 189 323 | 包含在上栏中 | 同上
航空旅客运输业 | 745 536 | 630 057 | 1 231 109 | 707 114 | 3 313 816 | 13 | 101 679
航空货运业 | 576 295 | 204 716 | 565 340 | 167 097 | 1 513 448 | 包含在上栏中 | 同上
管道运输业 | 77 975 | 28 885 | 159 142 | 181 979 | 447 980 | 2 | 38 988
邮政业 | 1 522 998 | 178 736 | 296 459 | 41 166 | 2 039 359 | 33 | 46 151
信息传输服务业 | 4 976 693 | 1 345 651 | 10 678 957 | 10 011 074 | 27 012 374 | 61 | 81 585
金融业 | 12 191 809 | 503 862 | 4 914 487 | 24 414 292 | 42 024 450 | 287 | 47 941
保险业 | 1 567 369 | 640 043 | 822 238 | 1 710 068 | 4 739 719 | 包含在上栏中 | 同上
文化艺术广播电视 | 3 273 879 | 544 252 | 379 525 | 1 143 013 | 5 340 668 | 86 | 38 291
垄断部门合计 | 50 427 513 | 29 661 601 | 43 093 852 | 65 510 966 | 188 693 932 | 1 039 | 48 558
全社会总计 | 589 504 993 | 174 622 113 | 187 405 672 | 267 056 263 | 1 218 589 041 | 73 740 | 7 994
扣除农林牧部门① | 456 345 307 | 169 175 608 | 179 756 540 | 246 269 069 | 1 052 284 379 | 10 558 | 43 223
垄断部门占比Ⅰ② | 0.085 5 | 0.169 9 | 0.23 | 0.245 4 | 0.154 8 | 0.014 1 |
垄断部门占比Ⅱ③ | 0.110 5 | 0.175 3 | 0.239 7 | 0.266 | 0.179 3 | 0.098 4 |

注：①系从全社会总计中扣除农林牧部门；②系垄断部门占全社会总计的比重；③系垄断部门占扣除农林牧部门后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02年122个部门投入产出（生产者价格）表的数据计算。

从上表资料可以看出，16个垄断部门的折旧和营业盈余所占比重大大超过了其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其中，无论是扣除或者不扣除农林牧部门，营业盈余占比超过增加值占比为9个百分点左右，超过程度为50%左右，近几年的占比也许更高，而且在2007年以前，国有垄断部门的利润全部留在企业。如果我们以增加值占比为基准来计算，那么，2002年社会财富向垄断部门的转移高达2 135~2 417亿元，也就是说，由于相对价格扭曲，转移到垄断部门的社会财富占其营业盈余总额的32.6%~36.9%。垄断部门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虽然低于增加值的占比，但其就业人数所占比例更低，即使扣除农林牧部门后仅按职工人数计算，垄断部门劳动者报酬占比仍比就业人数占比高1.21个百分点，即高出12.3%，垄断部门职工人均报酬比全部职工平均多5 335元。如果再加上劳动者报酬高出的部分，那么，2002年社会财富向垄断部门的财富转移将达到2 689~2 971亿元，占垄断部门国民收入的18.5%~20.4%。如果垄断部门的折旧率也按照平均水平计算，那么，社会财富向垄断部门的转移还要增加1 409~1 086亿元，总计超过4 000亿元，占垄断部门增加值的比例超过了21.5%。近5年，GDP年平均增长10.6%，工业部门利润增长33.9%，大大高于2002年（分别是9.1%和22.2%）的水平。其中，垄断部门的利润增长更快，各项占比更高。因而，财富向垄断部门转移的速度也更快，转移的规模也更大。

2.财富向政府的转移

中国的政府部门本身也是资源，尤其是土地的主要控制者，因此生产要素价格低估在客观上也导致了财富从个人向政府的转移。图1–5和表1–2提供的资料对此做出了清晰的描述。

图1–5利用家计调查资料计算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加以比较，从中可以看出，除2002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稍高于财政收入、2003年二者比较接近以外，其余年份政府收入的增长均大大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近10年二者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1%和10.6%，前者约为后者的1.71倍。

图1–5 1998~2006年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表1–2 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储蓄及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 可支配总收入 | 住户部门 | 政府部门 | 企业部门
可支配收入 | 可支配收入占比 | 消费率 | 储蓄率 | 可支配收入 | 可支配收入占比 | 消费率 | 储蓄率 | 储蓄（可支配收入） | 储蓄率
1995年 | 59 930.2 | 40 291.6 | 67.23 | 47.34 | 19.89 | 9 916.1 | 16.55 | 13.98 | 2.57 | 9 722.5 | 16.22
1996年 | 70 320.4 | 48 125.1 | 68.44 | 48.29 | 20.15 | 12 570.3 | 17.88 | 14.17 | 3.71 | 9 624.9 | 13.69
1997年 | 78 487.1 | 53 842.2 | 68.60 | 47.04 | 21.56 | 14 363.1 | 18.30 | 14.29 | 4.01 | 10 281.8 | 13.10
1998年 | 83 379.0 | 57 043.5 | 68.41 | 47.05 | 21.37 | 15 119.5 | 18.13 | 14.82 | 3.31 | 11 216.0 | 13.45
1999年 | 88 888.5 | 59 733.1 | 67.20 | 47.16 | 20.04 | 16 088.8 | 18.10 | 15.43 | 2.67 | 13 066.6 | 14.70
2000年 | 98 522.9 | 63 251.7 | 64.20 | 46.54 | 17.66 | 18 916.4 | 19.20 | 15.90 | 3.30 | 16 354.8 | 16.60
2001年 | 108 770.5 | 67 437.5 | 62.00 | 45.24 | 16.75 | 22 297.7 | 20.50 | 16.24 | 4.26 | 19 035.2 | 17.50
2002年 | 120 171.8 | 73 304.9 | 61.00 | 43.75 | 17.25 | 25 235.6 | 21.00 | 15.91 | 5.09 | 21 631.4 | 18.00
2003年 | 136 634.0 | 81 707.0 | 59.80 | 41.60 | 18.20 | 30 059.9 | 22.00 | 15.09 | 6.91 | 24 867.1 | 18.20
2004年 | 161 483.2 | 93 387.9 | 57.83 | 39.53 | 18.30 | 30 522.0 | 18.90 | 14.37 | 4.53 | 37 573.3 | 23.27

资料来源：根据1995~2004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表1–2根据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计算了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消费、储蓄和可支配收入及其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95~2004年，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和消费率基本上是不断提高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从16.55%提高到18.90%，最高的2003年达到了22.00%。而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和消费率却是不断下降的，其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得相当明显，从67.23%下降到57.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在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了明显的提高。

以上是根据可获得的资料对财富向政府转移所做的描述，但这种描述是不充分的，财政收入只描述了政府的预算收入，并非政府收入的全部，资金流量表中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比财政收入的数据大了许多就是证明。例如，2004年资金流量表中政府可支配收入是30 522亿元，财政收入是26 396.47亿元，前者比后者多出4 125.53亿元。这自然与实际情况更接近了一些，但是否包括政府的全部收入仍不得而知。这就与现行财政体制和政府收入取得的方式和途径有关。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取得收入的途径有4种：一是预算收入，这个数字一般是真实的，这一部分政府收入的比例在中国并不算高，税务部门也以此来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24]。二是预算外收入，2004年，这一数字为4 699.18亿元。据估计，在清理整顿前，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比例大约是1∶1，整顿后降至1∶0.6[25]，按后者计算，2004年的预算外收入约为16 837亿元。预算外收入主要有两项，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社会保障收入。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是地方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购置费与土地补偿金的差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2004年的土地出让金5 894亿元，2005年5 505亿元（当年的土地购置费不到3 000亿元），2006年7 000多亿元，据平新乔的估算，实际上超过1万亿元[26]。三是制度外财政，这部分财力尚缺乏可靠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樊纲（1996）曾经根据典型调查资料推算，1994年各级政府的“非规范收入”（即这里所说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30%。资金流量表中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和少573.65亿元（即30 522－26 396.47－4 699.18）。四是政府请客，企业付账，这方面的数据更无法得到。如果将这4部分加在一起，政府支配的收入占GDP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如果假定住户部门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下降到1995~1999年的平均水平，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增加也达到同期的平均水平，那么，2000~2004年，个人向政府的财富转移5年累计达到15 739.11亿元，平均每年3 147.82亿元。其中，2003年高达5 752.29亿元。

3.财富向资产所有者的转移

中国正处在一个资产价值重估的过程中，这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经济现象。然而，根据国际经验，资产价格的重估过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为压低要素和资源价格，就会低估一般产品的价格，进一步扭曲一般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比价关系，造成财富向资产所有者的转移。其转移途径是，资源要素租金过低不仅增加了垄断部门的利润，而且造成资源要素和资源产品低价，也增大了一般产品的利润。由于利润的人为增加，资产的市场价值必然被高估。这可以从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大大高于一般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得到证明。从1997~2007年第三季度，CPI（消费物价指数）只上涨了10.96%，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则下降了1.65%，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0.1%和–0.2%，但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却比较快，同期房屋销售价格上涨了80.74%，股票价格指数上涨了3.65倍，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6.1%和16.6%。特别是近几年，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其实，近两年的房价上涨远远高于上述官方的统计数据。

图1–6列出了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与折旧＋营业盈余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2.78%下降到2004年的47.14%，下降了5.64个百分点，而折旧＋营业盈余一直在30%以上，且呈稳定提高之势，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4.69个百分点。如果以1995~1999年的平均占比31.94%为准，那么，2000~2004年，劳动者转移给资产所有者的财富有15 146.48亿元，年平均3 029.3亿元，其中2004年高达9 576.71亿元。可见，从劳动者向资产所有者的财富转移规模与从个人向政府的财富转移规模不相上下。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国际财富转移

国内要素和资源价格的人为压低，不仅造成了财富在国内的逆向转移，而且造成了财富在国际间的逆向转移，即从中国向欧美国家转移，从穷国向富国转移。在国内外相对价格关系扭曲的情况下，财富的国际转移主要通过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实现。具体转移途径有：一是由于国内要素和资源价格被低估，导致贸易品价格被低估，随着出口的增加，形成对外国的出口补贴。二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造成进口损失，实际上也是对出口国的一种补贴。三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随着外汇储备的积累和汇率的升值，形成汇率损失或者汇率贴水。

图1–6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折旧＋营业盈余在GDP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1995~2004年资金流量表计算，《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表1–3列出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能源、原材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从中可以看出，近10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了1.2倍，其中，金属类上涨了1.7倍，能源类上涨了3.4倍，而国内零售商品在波动中几乎没有变化，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只上涨了33%。此外，就工业品价格来看，国外上涨了1.8倍，而国内出厂价只上涨了12%多一点儿。因此，财富的国际转移是相当大的。

表1–3 国际大宗商品、国内工业品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指数

| 全部 | 国际大宗商品 | 国内商品
金属类 | 能源类 | 工业品 | 零售商品 | 工业品 | 燃料、原材料
1997年 | 59.477 2 | 67.875 4 | 38.190 2 | 86.270 0 | 105.983 9 | 94.537 8 | 83.309 7
1998年 | 47.751 7 | 55.549 3 | 26.962 7 | 71.734 0 | 103.228 5 | 90.666 3 | 79.794 0
1999年 | 49.916 9 | 55.379 9 | 34.434 9 | 71.329 0 | 100.139 2 | 88.475 4 | 77.166 2
2000年 | 63.265 6 | 62.699 1 | 53.694 3 | 77.741 2 | 98.636 2 | 90.966 4 | 81.108 0
2001年 | 58.279 0 | 56.266 2 | 48.012 4 | 72.589 7 | 97.856 9 | 89.795 9 | 80.930 4
2002年 | 58.300 2 | 54.321 4 | 47.185 1 | 71.380 0 | 96.576 7 | 87.815 1 | 79.083 8
2003年 | 65.046 2 | 64.704 4 | 55.230 2 | 75.330 0 | 96.493 2 | 89.825 9 | 82.883 5
2004年 | 80.484 7 | 81.704 8 | 72.411 4 | 89.157 9 | 99.192 9 | 95.318 1 | 92.329 6
2005年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2006年 | 120.713 5 | 156.196 6 | 119.235 1 | 136.324 5 | 101.002 0 | 103.001 2 | 106.001 4
2007年 | 134.983 0 | 183.312 0 | 131.665 1 | 154.282 4 | 104.840 1 | 106.237 2 | 110.683 1

资料来源：国际大宗商品指数系根据DRAFTS\COM\M0nthly 05\PNProj\Price 05.Bnk, TYPE=LAREMOS的资料计算，该资料系天则所宋泽厚帮助搜集；国内商品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2期）资料计算。

财富国际转移的估算是比较困难的，主要是国内外价格的对应资料难以取得。我们分别通过计算能源类和金属类国内外价格差量的办法来估算出口对国外的补贴。

表1–4 2004年能源价格低估对国外的出口补贴

国内外价差(元/吨)
能源消费量
总价格差量（亿元）
制造业能耗
制造业能耗价差（亿元）
出口工业制成品能耗价差（亿元）

煤炭(万吨)
75①
193 596
1 451.97
73 102
548.23
129.33

焦炭(万吨)
75②
17 267.01
129.5
16 775
125.82
29.68

原油(万吨)
0③
28 749.31
0

汽油(万吨)
791④
4 695.76
371.43
404
31.95
7.54

煤油(万吨)
814⑤
1 060.86
86.35
54
4.38
1.03

柴油(万吨)
837④
9 895.16
828.22
1 269
105.16
25.04

燃料油(万吨)
814⑤
4 783.48
389.38
2 050
166.86
39.36

天然气
(亿立方米)
0.236 8⑥
396.72
93.94
198.786 7
47.06
11.1

电力(亿千瓦时)
0.223 5⑦
27 971.37
4 910.6
11 302.073 7
2 526.22
595.94

合计

8 261.39

3 556.68
839.02

注：①2005年5月出口动力煤离岸价格比国内贸易价格高40~110元，这里取平均值。2004年国际煤炭价格为54.69美元（南非出口价）和56.73美元（澳大利亚热煤离岸价），高于2005年5~6美元；②比照煤炭计算；③原油价格从2002年开始与国际接轨；④系国内出厂价格与国际价格之差；⑤按汽油、柴油价格差平均计算；⑥2004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天然气平均出厂价592元/千立方米，相当于日、韩、欧盟同年进口LNG（液化天然气）到岸价的41.7%、40%和45.2%，这里按40%计算价差；⑦美、意、日、韩、菲律宾和阿根廷税后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为7.19、8.35、14.33、6.00、7.04和7.20美分，中国同口径电价为4.5美分，这里国际价格按7.20美分计算。

资料来源：李盛霖（名誉主编）、张平（主编）：《资源价格改革：总体思路、推进战略与配套措施》第66、180、197、218页；《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表1–5 2004年金属类价格低估对国外的出口补贴

| 钢材 | 铜材 | 铝材 | 合计
国内价格（万元） | 4 181.4 | 29 569.5 | 16 547.5 |
进口价格（万元） | 5 872.5 | 27 175.7 | 26 344.5 |
出口价格（万元） | 4 847.4 | 31 766.2 | 21 511 |
国内价－进口价（万元） | –1 691.1 | 2 393.8 | –9 797 |
国内价－出口价（万元） | –666 | –2 196.7 | –4 963.5 |
生产量（万吨） | 31 975.72 | 220.21 | 669.04⑥ |
消费量（万吨）① | 33 482.72 | 300.22 | 686.95 |
制造业消费量（万吨）② | 18 469.07 | 165.6 | 378.92 |
出口部门消费量（万吨）③ | 4 356.85 | 36.94 | 89.39 |
出口部门金属消费价差Ⅰ（万元）④ | –7 367 869.04 | 88 426.97 | –875 753.83 | 8 155 195.9
出口部门金属消费价差Ⅱ（万元）⑤ | –2 901 662.1 | –81 146.1 | –443 687.27 | 3 426 495.47

注：①消费量＝生产量＋进口量－出口量；②制造业消费量系全部消费量乘以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比重，因无2004年的资料，故该比重按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数字计算；③出口部门消费量按制造业消费量乘以工业制成品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计算；④系按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的差量计算；⑤系按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差量计算；⑥系电解铝。

资料来源：国内价格系国家物流信息中心何辉先生提供，其他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年）的有关数据计算。

以上我们通过内外价格差量的办法，计算了2004年能源和主要金属（钢材、铜材和铝材）价格低估形成的出口补贴为1 181.67~1 854.54亿元。如果考虑到其他资源要素价格低估，因出口而对外国消费者的补贴会数倍于这一数字。由于能源和金属的产出占全部中间投入（产出）的16.33%，按此计算，资源要素低价造成的出口补贴将达到7 236.19~11 356.64亿元，约合874.27~1 372.1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总值的14.74%~23.13%，足见国内外财富逆向转移的规模。[27]

结论

对要素价格的管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控制经济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30年来的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种局面并非简单的体制惯性所造成的，而是“增长”和“稳定”双目标经济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除非从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来重新对目前的政策加以审视，否则很难真正推进这一领域的改革。

要素价格扭曲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上的损失之外，它还直接导致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转移。基于可得的数据，本文对由此造就的巨大既得利益规模进行了初步估算。对这种既得利益的争夺及其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很可能构成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这也是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原载于《世界经济》，2010年第10期）

[13]　本文系与程炼合作。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曾与岳希明教授、姚枝仲博士讨论，王利民、杨如彦、张斌博士等对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国家物流信息中心何辉、中石油信息中心吴越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宋泽厚等帮助搜集和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14]　这方面的一个综述可见弓敏（2009）。

[15]　按照2001年7月4日公布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政府定价的产品有13种（类），包括重要的中央储备物资，国家专营的烟叶、食盐和民用爆破器材，部分化肥，部分重要药品，教材，天然气，中央直属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电力，军品，重要交通运输，邮政基本业务，电信基本业务和重要专业服务。

[1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5。

[17]　转引自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中国经济季报》，2008年2月。

[18]　张平，2006。

[19]　张曙光，2007。

[20]　许多资源加工环节都被控制在强大的地方政府或高行政级别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手中，相反，那些处于生产链条和行政系统底端的资源所有者则更易于控制。

[21]　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资源税税率如下：石油8~30元/吨，天然气2~15元/千立方米，煤炭0.3~5元/吨。2006年开始对原油征收“特别收益金”，对每桶40美元以上的部分征收20%~40%。

[22]　近几年，两大国有石油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增，而国家还在给予补贴，2006年100亿元，2007年50亿元，2008年100多亿元。其理由是，国内原油价格从1988年开始到2001年10月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成品油价格调整必须经发改委批准实施，因此价格倒挂会导致生产企业的亏损。如果考虑到资源要素低价，垄断企业占据了大量资源租金，问题就迎刃而解。但事实上，国内两大石油公司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企业，享有低廉的国内原油资源，近几年进口原油约占国内全部石油消费量的40%多，用进口原油炼制成品油是亏损的，但用国内原油炼制成品油却仍然有利可图，并且实际上构成了对石油加工企业的补贴。

[23]　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今后国有经济将在电力、石油、电信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并提出到2010年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这里没有提到广播电视和金融保险，是因为国资委不负责管理这些部门。

[24]　2007年5月1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根据《福布斯》最新出炉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依旧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152，仅次于法国（166.8）和比利时（156.4）。国家税务总局出面予以驳斥，“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所谓中国税负水平居全球第二或第三位的结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也是违背事实的”（见《北京晨报》，2007年8月4日）。

[25]　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7日。

[26]　见《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3日。

[27]　据《香港商报》2007年8月21日报道，卢麟元先生估计，当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补贴是2 500亿美元，对全球的出口补贴是5 000亿美元，分别占2007年出口总值的20.56%和41.12%。笔者不知道卢先生的估算方法，但这样的估计结果似乎偏高。

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28]
——从现实经济运行中提出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并随着危机的频发及其治理而发展，目前，我们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巨大挑战。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政府和企业，还是在学术界，人们都关注着危机的进展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考虑着应对危机之策的选择和操作，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和深入讨论危机对经济学，特别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冲击和挑战。人们解释和应对此次危机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工具都没有超出现有宏观经济学的范畴，其政策效应也有目共睹。本文拟从目前危机的现实出发，提出几个现有宏观经济理论不曾涉及或者解释不了和解释不好的问题，供学界同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文献回顾

宏观经济学考察的一个主要对象是，经济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波动和危机治理。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在15、16世纪就已经发生，如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危机等。17世纪末，英国议员和银行家亨利·桑顿就明确指出，无论哪个时期，在一段相对繁荣的日子之后，经历一场恐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29]然而，第一个创立总量分析方法、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周期波动给以理论的解释，并提出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的，当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83年，以下简称《通论》）。而各个学派的相互争论，也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认为，经济的过度繁荣是由于人类逐利的“动物精神”，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而形成，而衰退和萧条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经济运行跌入“流动性陷阱”。这时，市场机制失灵，经济不可能自动纠正衰退和恢复均衡，政府必须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直接稳定就业和总收入。所以，人们把凯恩斯的理论称作需求冲击和需求管理。为了突出政府预算支出对扩大需求的作用，凯恩斯甚至提出了“挖沟填沟”的说法。

在凯恩斯写作和出版《通论》的同时，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在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之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和相对价格变动的不对称。哈耶克（1935/1985）指出，货币不是作用于一般价格水平，而是通过对相对价格的作用来影响生产。相对于自然利率，低利率会鼓励“庞大的投资计划”，导致储蓄不足，利率上升，使这类投资亏损和失败，短缺很快就变成过剩，进而造成危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危机发生的原因，却坚持让市场进行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被看作是20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学派“首席理论家”的穆瑞·罗斯巴德更是坚守这一主张（1963/2009）。这显然无助于走出危机。加之边际革命之后，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学派分道扬镳，变成非主流，其理论也因此未受到应有的关注。

与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解释相对应，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由市场的“政策冲击”说。他认为“通货膨胀”说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引起的，《美国的货币史（1867~1970）》（1963年）一书的结论是，产品产量的周期变化经常发生在货币存量的巨大变化之后。基于此，货币主义者认为，最有效的宏观政策是保持货币供应的稳定，而走出衰退的主要办法是实施扩张性，甚至膨胀性货币政策，简而言之，有货币的“直升机抛撒”之说。根据经验现实，紧缩货币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有效，但扩张货币对于治理通货紧缩不一定有效，特别是对大萧条基本无效。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建立了工资和物价具有充分弹性、冲击确实能够导致产量和就业呈现周期性波动的理论模型，从供给方面来解释增长和危机。卢卡斯（1973）的不完全信息模型假定，所有人都了解经济运行，且具有理性预期，因而货币供给的预期变化不影响产量，只影响价格，只有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变化才影响产量。实际商业周期理论[30]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源于技术变化的冲击，而非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而且技术冲击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传导的，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即使不增加就业，也会增加产量。不论是卢卡斯的模型，还是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都是以市场自动调节为基础的，前者的假定不合理，其解释力有限；后者的假定不完整，只能解释繁荣和扩张，不能解释衰退和危机。

与新古典学派工资和物价具有充分弹性的假定相反，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名义工资和名义物价的黏性假设。它依据长期劳动合同难以迅速调整工资，以出清劳动市场、工会垄断和集体工资谈判所形成的壁垒、隐性劳动合同、效率工资对劳动的激励和对偷懒的约束，以及“菜单成本”（改变名义价格的实际成本）等，重新解释了价格黏性和需求冲击，坚持了市场不完善的立论基础，但是价格黏性的假定难以成为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出现长达15年的经济衰退，辜朝明（2008）在总结日本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现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日本的经济衰退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一样，是一种资产负债表衰退。其基础和核心在于，企业和个人行为从正常和繁荣情况下的利润最大化变成衰退情况下的负债最小化。在严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没有修复以前，利率再低也没有人增加贷款，货币政策完全失效，经济陷于长期衰退和恶性萧条的循环之中。这种“流动性陷阱”的出现不是由于贷出方惜贷，而是由于借入方没有借贷的意愿，即使实施欧文·费雪（1933）债务通货紧缩理论[31]的再膨胀政策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实施持续的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才能结束经济衰退，化解银行危机。他把经济衰退分为两类：普通衰退和大萧条。同时，他还把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阴”态阶段和“阳”态阶段，使资产负债表概念体系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为宏观经济理论的整合奠定了基础。不足之处是，该理论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对萧条的分析和处理，而对繁荣的讨论有些不足，对货币政策的批评激烈且比较恰当，但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概括得有些绝对，对结构调整的批评有些不当且软弱无力。

从以上的回顾和评述可以看出，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流派纷呈，气象万千。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利润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各种理论都能解释一部分现实，只是解释力大小强弱不同而已，各个学派相互批评和相互辩论、相互吸取和相互渗透，为新理论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考，有助于推进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收入与价格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收入和价格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概念及其运用都与此有关，因而，它也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收入和价格的计量方法。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使我们有必要对原来的收入和价格及其考量做进一步讨论。

在经济学的收入概念中，从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中得到的收入与从资产运营中得到的收入是一对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不同的重要范畴。前者是生产经营所得，以价值增值活动为基础；后者由资产及其价格的变动而来，很多与价值增值活动无关。一般来说，资产收入通常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资本收入，如资本收益和借贷利息等；二是资产增益，亦即资产价格上升得到的收入，比如股票升值、房价上涨取得的收入。现行GDP的概念和计量以价值增值活动为基础，主要针对实体经济，不论是按现行价格，还是按不变价格，主要包括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由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折旧构成，既没有包括中间消耗，也没有完全包括资产收入。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概念和分析是与以前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水平相适应的。这里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虽然利息和租金等与价值增值有关，已经计入国民收入，但是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资产增益与价值增值没有直接联系，并未计入；二是资产收入可以看作是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有可能是在当期实现的未来收入，一部分也会变成当期的实际支出。虽然凯恩斯和货币主义的收入概念都提到了金融资产收入和实物资产的收入问题，但是，由于资产收入的规模较小，特别是没有发现和理解资产收入与金融负债之间的关系，因而对资产收入并未给予特别关注和恰当的处理。然而，随着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随着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的扩大，资产收入日益增加和迅速扩大，并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特别是资产收入的增加与金融负债的扩大紧密相关，原来的收入概念出现了明显的缺陷。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的发展不过20多年的时间，其规模的扩展却相当惊人。到这次危机发生以前，金融衍生品的规模达到了596万亿美元之巨[32]，分别相当于美国和世界GDP的42倍和10倍，美国人之所以能够维持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要不要考察全部资产收入问题，以及如何考察资产收入问题。

资产和资产收入不仅种类繁多，诸如房地产、艺术收藏品、贵金属交易、商品期货投资、债券、股票与基金以及外汇交易等，而且资产和资产价格也具有明显的金融特性。资产的生产和创造构成经济活动的流量，是货币方程中Q的一部分，而完成后成了可以出售、使用和抵押的资产，就具有了货币的特性，可以承担M的功能，资产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提高“MV”。不仅如此，由于资产可以被用作贷款融资的抵押物，资产价格上涨有助于货币创造，这就会形成非线性的关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因而，资产危机特别是房地产危机与整体金融危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提到资产和资产收入，就应当考察资产的财富效应，在此次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中，它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不到90%提高到接近100%，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资产抵押融资和债务消费。1997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为66%，2007年为100%。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一般按照20%的贷款或者按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买房，不会有人将这种抵押用来再次融资以获得现金，然后用于买车和旅游等非房产消费。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可以获得拥有税收优惠的家庭资产，这种消费变得相当普遍。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抵押市场的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抵押再融资更加普遍[33]。应当指出，在现有宏观经济学中，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决定，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虽然讨论了资产收入的问题，但没有考虑债务收入和抵押再融资之类的事情。因此，其基本结论是，收入增长是消费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债务收入和抵押再融资既推动了消费和经济的增长，又推动了消费的畸形和泡沫的膨胀，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危机。看来消费函数理论也需要有新的发展。

既然收入有生产（包括服务）收入和资产收入，与之密切相关，价格也有产品（包括服务）价格和资产价格。产品价格的形成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由供求关系决定，而资产价格一般与成本关系不大，主要由金融投资/投机所决定。由于资产价格依赖于投资收益，而投资收益代表了未来的现金流，所以其估值就依赖于对未来时期内收入的预期，因而在讨论资产收入和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预期就显得相当重要，理性预期理论的贡献就在这里，行为金融专家据以开发出多种资产定价模型。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中，通货膨胀率一般是用CPI表示的，人们只考虑产品价格，不关注资产价格，也不考虑二者相对价格关系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央行也只盯着通货膨胀率或者核心通货膨胀率，且积累了一些反通货膨胀的经验，而资产价格从未进入宏观政策决策者的视野，资产泡沫的出现和消解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未知领域。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通常是考察价格总水平，从不理会相对价格关系，自然也不会考虑收入分配关系。如果经济结构变化不大，名义价格与真实价格的背离不大，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问题。如果经济结构变化很大，名义价格的微小变化就有可能掩盖相对价格关系以及总供求的巨大变化，这时，仅仅着眼于价格总水平的政策操作，必然发生很大的问题。不仅如此，在现有理论中，还有一些流传很广的似是而非的传统观点，例如，有人认为通货膨胀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的逆向转移。[34]不错，通货膨胀对低收入人群带来了不利影响，但真正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转移的是相对价格关系的扭曲。[35]此次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价格总水平变化不大，通货膨胀率不高，而资产价格飞涨，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相对关系的扭曲却相当严重。相对价格决定了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对于观察经济波动和运行态势的变化也很有帮助。所以，奥地利学派关于相对价格与危机形成关系的理论仍然有很大的价值。

总之，关于资产收入和资产价格的问题应当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之中，将为宏观经济理论带来重大创新。虽然关注价格总水平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因为它包括了相对价格关系变化的某些信息，CPI也与居民福利密切相关，但比较而言，相对价格的衡量也有一定困难，是关注静态的相对价格，还是关注跨期资本价格？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

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存在着某些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但是，结构性因素却是主要的。现行宏观经济理论只考察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不关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其解释能力、预言能力和治理能力就大打折扣。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此次危机是IT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叠加。2001年，在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于衰退，美联储为了保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经过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当时的6.5%调降到2003年6月25日的1%，再加上美国放弃了对资本市场上所谓金融创新的必要监管，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虽然保持了经济的增长，却陷入了次贷危机。其根源在于美国经济严重的结构失衡，诸如金融强势，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失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储蓄和消费失衡，造成大量资本流入和巨额财政赤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失衡，形成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这才是此次危机源于美国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

从世界经济的情况来看，不论是把当前世界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两大部分，还是再增加一个以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资源生产国三大部分，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高度互补和高度对称的结构。以两大部分来看，美国是大自由、高福利，中国是小自由、低福利；美国是金融经济强势，中国是制造业强势；美国是低储蓄、高消费、大进口，中国是高储蓄、低消费、大出口；美国是消费过度，中国是生产过剩；美国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中国则是经济危机先行出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这一切不仅使得这场危机具有了世界的性质和规模，而且形成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不同地区的危机相互影响和相互传递的特征。

在现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周期性因素是与价格总水平的波动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由后者来表征的。因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及其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就构成了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但是，无论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中国等“金砖四国”和亚洲等新兴经济体，这一次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因此，单纯用周期性因素来解释此次危机的发生是没有说服力的。

这次危机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震荡，是与相对价格关系的扭曲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后者来表征，集中表现为产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失衡以及资产价格的膨胀和泡沫的破灭，这也是一次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地产价格高涨和金融市场繁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资产价格一涨再涨，企业的盈利和资产负债表一片飘红，收入也向金融部门和资产所有者严重倾斜，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也令人目瞪口呆。而在危机爆发以后，资产价格一落千丈，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繁荣时被看好的企业，特别是造成此次繁荣的大金融公司，都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尴尬境地。这种失衡产生的根源在于，支持市场正常运行和规范市场行为的制度基础缺失和扭曲以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当和扭曲的叠加和放大。而在危机发生以后，政府的强力干预在挽狂澜于既倒的同时，一些政策又具有限制创新和反市场的性质，这就有可能加剧波动和延长危机。因此，重视结构性因素的分析，是化解这次危机的关键。这又是现有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未曾涉足的。最近，国际经济学界有人[36]提出和讨论了这一问题，但要取得根本性突破，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由于周期性因素是连续和收敛的，而且比较容易进行模型分析的，因而得到了先行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方面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与此相反，结构性因素是不连续和发散的，至今尚未构造出像样的模型，也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因为忽视，我们才更需要对其加强探索。

应当指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在这次危机中，二者也是相互叠加的。我们强调结构性因素，并非否定周期性因素，而是因为现有宏观经济学忽视了结构问题。

实体经济和货币虚拟经济

在现有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三对矛盾和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即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关系、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以及宏观运行和微观基础的关系，三者相互影响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宏观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上一节中关于相对价格关系和主体行为变化涉及第三对关系，内外部均衡的分析是下一节的内容，本节讨论的主要是第一对关系，还会涉及第三对关系。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虽然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适应和一致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固有趋势，但是，二者的背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严重的背离必然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并导致经济运行出现危机；而危机则是二者走向一致和恢复均衡的重要手段。

金融创新既是金融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动力和根本途径，也是扩大和加剧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重要杠杆和手段。金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的规模和效率是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金融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会增加金融产品和工具的数量，扩大金融业的交易规模和产业规模，加快资金的流通速度和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提高金融部门的利润和增加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特别是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在货币经济内部形成了日益发展的、与实体经济不相关联的资金周转和货币循环，在扩大和方便交易以及转移和分散金融风险的同时，由于创造了大量的交易对手关系，也会扩散和增加金融风险，且更易于遭遇小概率事件的冲击和伤害，导致经济运行的严重失衡和危机，其脆弱性和有限性是明显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经济危机中，特别是像这次金融危机的大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那就是流动性的突然变化。即在危机发生前的繁荣时期，流动性大量过剩；而在危机发生后的衰退时期，流动性则严重不足，而且这种转变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由于某种外部事件的冲击而突然爆发。因此，探讨流动性的状况及其变化，就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这里的流动性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商业银行意义上的流动性，否则，流动性有可能被局限于微观的范围或者仅限于货币供给，而使货币需求被忽视。现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也可能出在这里。至于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的含义和标准，现在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37]，也说明这方面的问题研究得不够。

一个完整的货币理论应当包括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和货币传导机制三个部分。虽然理论界对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有很多讨论[38]，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都把货币供给看作是外生的，是可以（由央行）控制的，货币主义者甚至将其作为基本的理论假设之一，而不同的学派却有不同的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就是货币需求理论，他把货币需求动机分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构造了货币需求函数，威廉·鲍莫尔（1952）、惠伦（1966）和詹姆斯·托宾（1956/1958）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特别是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更是对凯恩斯的货币投机需求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补充和发展，也为以后的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但是，在从货币供求转换成总供求的讨论时，凯恩斯主义者对有效需求不足和流动性陷阱的考察，仍然是从货币供给一方而不是从货币需求一方来分析的。因为，在凯恩斯那里，流动性陷阱是指货币需求无限，即使大量增加货币供给，也无法降低利率和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而现实情况却是，利率降到很低以至为零，央行也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但在资产负债表未能修复以前，企业既不愿投资，也不愿借贷，金融机构也不敢放款，实体经济仍陷于流动性不足之中。因此，货币需求无限和货币需求为零是流动性陷阱的两种表现。凯恩斯的理论只注意到前者而未注意到后者，因而也不能对大危机做出有效的解释。货币主义的名义收入货币需求理论[39]认为，实际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为1，影响货币需求的是预期实际利率加上预期价格变动率之和的名义利率，货币需求能够及时随外生的货币供给而进行充分的调整，因而，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货币与名义收入之间的传导也是单向和直接的，这实际上是用货币供给来解释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发生及其救治。难怪辜朝明对货币主义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而现代行为金融理论关注的中心是资产定价问题，基本上是一种微观金融理论，而不是宏观金融理论。

凯恩斯主义者虽然注意到货币需求包括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货币主义者也把资产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但对资产价格涨落的风险关注不够。如果把资产分为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交易需求则取决于收入，收入越多，货币需求越大。投机需求取决于银行存款利率、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率和社会风险偏好，利率提高，货币需求增大；风险资产收益提高和社会风险偏好增大，则货币需求减少。货币需求及其变化，为理解流动性的突然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在货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来自货币需求方的冲击，有可能带来流动性的突然逆转。比如，风险资产预期收益的大幅下降，货币需求会大幅增加，流动过剩的局面很可能突然间变成流动性不足；一旦流动性不足演变成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需求又会急剧下降。这一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相当清楚。

货币的投机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经济的投资/投机需求，另一类是货币虚拟经济的投资/投机需求。尽管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和弗里德曼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都涉及不同的资产类型及其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其关注的中心主要是实体经济投资/投机对货币的需求，而不是货币虚拟经济投资/投机对货币的需求。因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往往把货币供求仅仅局限于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交易需求和投资/投机需求的均衡，忽视资产价格泡沫对货币供求的影响；而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却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货币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缺乏，主张用扩大货币供给的办法走出危机。其实，由于陷于资产负债表危机之中，这时的企业没有扩大投资/投机的需求，货币政策无效。因此，重视货币需求的研究，特别是货币虚拟经济投资/投机的货币需求的研究，也许是解释此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货币供给政策。现有宏观经济学，特别是货币主义，之所以重视货币供给而忽视货币需求，往往把货币供给看成是主导方面，甚至是问题的全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真正解决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忽视了市场主体在繁荣和衰退时期行为预期和行为方式的变化，过分夸大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如果说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中，由于企业的行为方式从繁荣时期的利润最大化变成负债最小化，使得货币政策失效，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货币当局对市场货币需求的判断失误有可能成为加剧失衡、促成危机的重要因素。须知，货币政策操作的本质就是货币当局与市场主体的博弈。由于一对多的格局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再加上利益使然，其失误是必然的。由此可见，大危机的发生既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失灵的产物。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单纯地只怪罪市场或者仅仅只问责政府都是片面的。

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可以借助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来分析，已有的IS–LM模型和CC–LM模型[40]是分析两个市场均衡的重要而又简明的工具，却对风险资产及其投机需求考虑不足。引入风险资产和投机需求以后，商品、货币、信贷和资产市场及其联合均衡就会出现新的情况，其分析模型也需要有所发展。张斌（2008）的研究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

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风险资产价格上涨会抑制风险资产的货币需求，而增加无风险资产的货币需求，即抑制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而增加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同时会通过信贷市场增加货币供给。这时，风险资产价格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风险资产价格上涨对于无风险资产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比较。在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上，如果货币需求的提高大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为使货币市场重新恢复均衡，就要减少交易需求，这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资产价格水平对应着更低的收入水平，反之亦然。同样，当实体经济的投资/投机对货币的需求与货币经济的投资/投机对货币的需求不一致时，除了上述的二重效应以外，还增加了两类资产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和结构效应。

风险资产价格的提高会通过财富效应增加消费，还会通过信贷渠道和托宾的Q效应增加投资，进而提高商品市场的总需求，这就需要通过更多的产品生产和供给才能恢复平衡。张斌把IS–LM模型和CC–LM模型加以改造，构造出MC–CC模型（Money and Credit Market-Commodity and Credit Market），描述了商品、货币、信贷、风险资产市场的联合均衡问题（见图1–7）。其进步之处在于：（1）为了明确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型在产出－风险资产价格空间内描述联立市场均衡，而不是传统的产出－利率空间；（2）为了考虑货币供求两方面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影响，更细分了市场，相比IS–LM模型，区分了信贷、风险资产等市场；相比CC–LM模型，区分了风险资产市场；（3）与传统宏观模型相比较，这里特别强调了货币需求对风险资产价格和总需求的作用。

图1–7 资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MC–CC模型

一国开放经济和一体化中的一国经济

内外经济均衡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问题，现有宏观经济理论通常都是先考察封闭经济情况下的经济运行，然后再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这是理论的内在逻辑使然。然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一国开放经济的运行，却无法有效地解释一体化条件下一国经济的运行，尽管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著有《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1994/2004），把金融市场作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专题予以讨论，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国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

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开始的，而其真正的发展和实现则是金融资本国际化的产物。所谓金融资本国际化，就是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资本，出现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随着金融资本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的提升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发展，物质生产的国际化也开始起步。现在，正如J.泰纳波姆所说，全世界巨大的财富价值表现为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最底层是实际的物质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服务的商业贸易，再上是复杂的债券、股票和商品期货等结构，最上层是衍生期货和其他纯粹的虚拟资本。这个怪物以一种很不平衡的方式增长，上层要比下面各层长得快得多。如果给出几个简单的衡量经济全球化的指标（见表1–6），问题就相当清楚。

表1–6 全球化的指标

指标 | 时期 | 数量/增长率/比率
全球贸易增长 | 1980~1990年 | 4.7%（年平均）
1997~2006年 | 15.6%（年平均）
全球进口占生产的比率 | 1970年 | 10%
2007年 | 22.9%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 1985~1990年 | 1 419.3亿美元
2007年 | 9 742.83亿美元
全球外汇交易（每天平均） | 1989年4月 | 5 900亿美元
2005年 | 20 000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报告》各相关年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许多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跨国金融机构不断出现，金融创新蓬勃发展。接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可能。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资本全球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证券化、衍生化和机构化的特征，[41]同时引发了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墨西哥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多次地区性危机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开放经济是以自由贸易为对象和中心展开分析的，而一体化经济是以资本自由流动为对象和中心进行讨论的。现有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以货物的自由贸易为重点，虽然在以跨期优化为基础的新开放模型中，经常账户被看作收入跨期配置的结果，且只强调资本流动，而不重视贸易流动，但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研究仍然不够，特别是没有关注资本流动与经常账户的对应关系。金融资本的国际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仅彻底改变了经济运行中一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削弱了中央银行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

国际贸易意味着产品和收入的国际间转移，所以，贸易差额一方面表明商品从顺差国流向逆差国，另一方面也表明收入从逆差国流向顺差国，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会加剧而非缓解贸易的失衡。这种作用是通过货币市场和汇率波动实现的。

在资本流动受到限制时，外汇的规模依赖于贸易收支，外汇市场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这时，贸易顺差国的货币处于强势，而贸易逆差国的货币则趋于弱势，货币市场的供求变动就能够平衡和调节贸易收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被取消以后，外汇市场的变动就不再或者主要不依赖于贸易收支，而具有了独立运行的机制，市场参与者的目标也要追求均衡的投资回报，货币市场平衡贸易收支的功能就被削弱甚至失效了。因为，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这必然导致资本从国内需求低迷和利率较低的国家流向国内需求旺盛和高利率的国家。这一方面会加剧流入国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也会削弱流出国的国内投资。这会进一步加剧流入国和流出国的产业结构失衡和对外贸易失衡。

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间的套利活动也活跃起来。高利率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投资者通过借入低利率国家的货币，兑换成高利率国家的货币，然后进行交易和投资。通过这种交易，投资者支付了全世界最低的利息成本，而获得了巨大的利差收益。这就会加剧贸易失衡，加大汇率波动。

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生产可以在全世界配置和布局，形成了产品内分工和产业的国际间转移，发达国家把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出去，集中发展高级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加工贸易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贸易及其结构的不平衡。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些大国加入这一进程，使得这种失衡具有了世界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再加上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发展情况。这也是一国开放模型解释不了的。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认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两个。其实，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有资本自由流动，恐怕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的目标都难以实现。

应当指出，我们现在既不可能有一个世界政府，各个国家都是民族利益至上，也不可能实现所有要素，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而，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很多问题还尚未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重新认识。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学提出了巨大挑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回应。为了使这种讨论能够推进一步，有几点一般性的看法可以作为前进的基础。第一，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社会制度的性质，而在于人类的局限。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人类要不断地前进和创新，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同的制度条件对于危机的形成都有着重要影响。第二，危机的生成既是市场失效的结果，也是政府失效的产物，只是二者的具体情况不同罢了。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反危机中，政府有其特殊的优势，但并非万能。正确设计和运用反危机的政策，才能将其对资源再配置和创新过程以及市场制度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第三，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有条件的，是指人们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切肤之痛使很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成功乃失败之母，这往往是无条件的，因为人性的局限，使得人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忘记和忽略了随之而来的危险。危机是过度繁荣的必然结果，对于繁荣程度的认识从来都是不一致的，准确把握就更难，往往是不碰南墙不回头。这既是事出必然，也是进一步探索的推动力。

2009年5月2日初稿于北京

[28]　在构思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曾与张斌、程炼、姚枝仲三位博士讨论过，并以此为题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做过讲演，王曦、丁利博士做过精彩评论。成文后，又请张、程、姚三位博士和余永定、卢锋教授审阅，他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9]　拉斯·特维德，2008。

[30]　约翰·朗、查尔斯·普洛瑟，1983。

[31]　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有很多相同的要素，二者都是从过度负债导致的偿债行为开始的，但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同。前者认为通货紧缩是因，后者认为是果；前者认为是企业的抛售行为造成价格下跌，后者认为是企业对私人储蓄借贷需求的减少造成价格下跌；前者把偿债和抛售捆绑起来，后者认为偿债必不可少，抛售则不一定发生；前者认为货币紧缩和价格下跌是通货紧缩的主要根源，因而主张央行实行通货再膨胀政策，而后者认为货币政策无效，央行不可能实施通货再膨胀政策。

[32]　沈联涛，2009。

[33]　巴里·Z·西纳蒙等，2008。

[34]　国信经济发展中心，2008。

[35]　张曙光、程炼，2008。

[36]　阿克莫格鲁，2009。

[37]　唐双宁（2007）概括了国内学术界关于流动性过剩的观点，指出国内大多数人实际使用或隐含使用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有三，“一是指存贷差的持续扩大，二是指货币供应量的持续走高，三是指社会可用资金的大量剩余”。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倾向于将M2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指标，欧洲中央银行（ECB）的经济学家将M2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之差称为“货币缺口”（money gaps），但是，根据其分析，“货币缺口”大也不一定就是流动性过剩。他们通过统计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流动性过剩的主要表征为：A. 高经济增长；B. 高信用扩张；C. 低利率；D. 低通胀（转引自刘宪法，2007）。

[38]　宁泳，2003。

[39]　弗里德曼，1970。

[40]　IS–LM模型是由英国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美国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汉森提出的，它反映的是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而CC–LM模型则是从这一模型出发，区分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以及银行贷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从而将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引入一个模型中。——编者注

[41]　钟伟，2000。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42]
——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中，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个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几亿农民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实现了集体劳动以后，一夜之间又改变了生活方式，吃上了大锅饭，过上了集体化的生活。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它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和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以三年的经济危机和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宣告了这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产。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中，经济研究所派到昌黎县的工作组写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人称《食堂报告》，揭示出公共食堂存在的几个问题，这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看法相左，受到严厉批判，经济所也出现了一场过山车式的表演。因此，公共食堂的兴衰不仅集中反映了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方式，而且折射出经济理论界的生存状态。

公共食堂的起源和发展

在公社化以前，个别地方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建立了公共食堂。如湖北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1955年就办起了农忙食堂。但规模很小，且零星分散，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由于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和大办其他工业，各个地方普遍发生了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为了将劳动力更多地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一些地方试办了一些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这开始引起共产党高层的注意。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与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43]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领导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最早谈话。

7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44]一文，介绍了京山县八一社办食堂的四大好处，毛泽东看到以后，于14日批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8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5期全文转载。[45]这是毛泽东关注食堂问题的第一个记载。

8月4日~5日，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46]。当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47]。并且说，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

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谈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48]，“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49]。这样一来，公共食堂就与共产主义画上了等号。

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他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约时间，免得往返。节约粮食，节约柴火，节约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的经验”。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不仅提出食堂要把供菜一事“务必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且极力称赞“放开肚皮吃饭”，说“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它把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要鼓足干劲生产，就要放开肚皮吃饭，要放开肚皮吃饭，就要鼓足干劲生产”，并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陶铸关于“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谈话[50]。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公共食堂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符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房、粉房、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热量和成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把公共食堂的巩固和垮台与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巩固和垮台相提并论。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的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的分裂也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51]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号召和大力推动之下，全国上下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共兴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70%~90%。其中，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共有人民公社5 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有842个，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吃菜不要钱）的2 151个，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不要钱）的590个，占15%；实行全供给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103个，占2.7%。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而把粮食直接拨付给食堂，只给社员发一张就餐券。[52]

昌黎工作组和《食堂报告》的写作

1958年1月，孙冶方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在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的请示报告中，他提出，为了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服务的道路，提高经济研究工作的水平，避免研究人员关在家里读书，而要同实际联系，经济研究所要在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各选择一个固定点，与之挂钩，研究人员轮流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每个工作人员的体力劳动任务也在蹲点的地方完成。据此，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开始进行试验，组织了第一个工作组，先到河北丰润县，后又转到昌黎县。这个工作组被所内看作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而中宣部科学处希望工作组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气象站”。

该工作组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董谦，副组长是王绍飞，成员有（以姓氏拼音为序）方留碧、李惠贤、刘泽曾、经君健、狄超白、秦文、田光、王北苑、吴朝林、张诗蕴、朱娇春、周慎之，以及北师大一位教师等，另有北京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王洛林[53]等。工作组的活动方式是，挂职参加当地工作。经省、地、县各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工作组的成员按当时的机构建制相应担任县、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各级党和行政部门的副职，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与基层干部一道工作。研究的重点地区是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昌黎县，乃至附近的抚宁、卢龙两县。工作组进村以后，就住在社员家中，白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晚上与干部社员一起评工记分、讨论工作，或者听积极分子“辩论”错误思想。[54]因此，对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实施的效果和问题，以及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真实思想，他们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1959年4月13日，由王绍飞执笔，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完成了第一个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大问题。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太关心，干劲儿不大。其原因在于：第一是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第二是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三是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第四是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了生产队的积极性。[55]

董谦通过在高层的熟人[56]把报告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以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转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57]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58]。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和急切心情。应当肯定，这个调查报告对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由经君健执笔，5月10日完成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董谦把报告带回北京，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有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的负责人参加）对报告进行了讨论，据说没有原则性不同意见，并决定由董谦分送中宣部、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等有关领导。1959年5月23日，《食堂报告》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59]。

《食堂报告》的内容概述及刊发时编者的改动

内容概述[60]

《食堂报告》首先指出，公社化前夕，公共食堂在一些地方出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和解决了一部分缺粮户的口粮问题，但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食堂化以后，由于条件不同，一些地区的食堂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我们在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看到的一些情况”，我们总结出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7个问题。

1.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解放妇女劳动力一般表现在妇女出勤人数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延长，但在食堂成立前后，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继续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自己的事。农村妇女结婚后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早饭前不出勤，食堂成立前，他们起床后的三件事是：做饭、喂猪、带小孩，食堂解决不了照顾孩子的问题，而当时农村又没有条件办全托的托儿所。办食堂使得做饭从分散劳动变成集体劳动，引起了做饭方法、燃料、条件上的变化，原来由老年妇女附带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16%~25%。所以，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

2.食堂与粮食问题。食堂浪费粮食的表现有：第一是忙闲不分。过去是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主要劳力吃干，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人吃稀。食堂成立后，无冬无春，不分老少，一律平等，大家一样。第二是先吃粮食。过去自己安排，要找一部分野菜、青菜做代食品，食堂不能用野菜当粮食。第三是食堂节约粮食，主要是口粮定量不够，把粮食分发到户，浪费也不能超过定量。第四是责任转移，过去，粮食分配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3.食堂与肥料。食堂影响社员养猪积肥。食堂化后，粮食集中加工，糠、麸都归食堂，泔水也没有了，社员家庭养猪大大减少，而集体养猪，育肥率低而死亡率高，既影响了城市副食供应，减少了社员收入，也影响了积肥和农业生产。

4.食堂与燃料。造成燃料供应紧张。食堂化前，烧柴草还可积肥；食堂化后，烧煤增加了煤炭需求量。到了冬季，不做饭也得烧炕，增加燃料和生活费用。

5.食堂的房屋设备。食堂占用了社员不少的房屋和家具，有的没有给予合理的报酬。

6.食堂与生活集体化。食堂做什么就得吃什么，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和可口的东西，再加上不管天寒地冻、不管距食堂远近、不分老幼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认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7.食堂与管理水平。食堂管理混乱，有的食堂现金与粮票混在一起，账目不清；有的空报人口，多领粮食；有的压制民主，不准提意见。

在指出上述问题以后，《食堂报告》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考虑生产小队的具体情况，不可强求一律。……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即使搞农忙食堂，“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要强调自愿原则”，“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编发时的改动

《宣教动态》在刊发《食堂报告》时，编者对原稿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但对报告的题目和分节标题做了较大修改。将报告题目“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改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7个分节小标题的改动分别为，将“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改为“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将“食堂与粮食问题”改为“浪费粮食”；将“食堂与肥料”改为“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将“食堂与燃料”改为“燃料紧张”；将“食堂的房屋设备”改为“占用房屋增加社员负担”；将“食堂与生活集体化”改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将“食堂与管理水平”改为“缺乏管理食堂经验”。还有，原稿关于改进食堂的建议部分没有小标题，编者加了“认为解散食堂，化整为零，可以解决许多矛盾”的标题。[61]

可见，编者的改动只是按照报告的本意，且用报告中的话，把原来的中性标题一律改为否定性标题，使问题更为突出和明显。经过改动以后，即使不看全文，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食堂报告》全面、系统、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农村公共食堂的所谓优越性。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食堂报告》和反食堂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做了权威性的描述。[62]原先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但是，由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反“左”而变成反右，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也成为他批判的重要对象。

由于7月23日是会议的转折，我们也分前后两个部分来叙述。

会议前期有关食堂的议论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到庐山以后，为会议拟定了14个讨论议题，其中，第7个是食堂问题。在7月2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又将其扩展成18个问题，并就食堂问题做了很多讲话。他说，“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20%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63]。据李锐回忆，“在刚上庐山的7月2日常委会上，毛讲了19个问题，其中第5个是有关食堂的”，这个讲话的一些说法“就是采纳了（科学院经济所昌黎）调查组的意见”[64]。主要是指，从以前的“吃饭不要钱”到“基本上要钱”和“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以及“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但是，“积极办好”食堂的方针丝毫未变。李锐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毛泽东在上山以前看过《食堂报告》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7月23日的点名批判。

在7月23日以前的讨论中，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就办不办公共食堂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有反对的，如朱德、周小舟、周惠等。据李锐记述，“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饭、吃好，人心才能稳定”[65]。

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毛泽东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各同志。彭德怀在讲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条时，并未直接提到公共食堂，只是指出“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是一种‘左’的倾向”。他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都是一种‘左’的倾向”[66]。

张闻天7月21日在小组会上的讲话，在肯定和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就食堂问题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强迫命令也还有：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67]张闻天关于贯彻按劳分配、缩小供给部分、实行社会保险的想法是很有见地的。

支持办公共食堂的人也不少，如程子华、王任重、谭震林、陈正人、贺龙、柯庆施、李井泉等。[68]

总之，这时庐山上还能自由议论，各持己见。

毛泽东7月23日对《食堂报告》的批判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昌黎工作组在一个月之内做出了两个调查报告，两个报告都是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所反映的情况有理有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其政治倾向性也完全一致。然而，两个报告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对于前者，毛泽东高度评价，立即批示，要求贯彻落实；对于后者，则嬉笑怒骂，严厉批判，必置死地而后安。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谈到了食堂问题，把《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进攻”。他说，一亿几千万人“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留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69]

毛泽东的话很明确，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公共食堂是公社化前就有的，公社化是一亿几千万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他只是支持、提倡和推广。二是食堂是个好东西，是无产阶级的。三是食堂要继续办好，“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四是在食堂以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问题上，他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更不是极“左”派。五是《食堂报告》的要害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对采取这种方法的人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1934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1957年高岗饶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70]。

会议后期毛泽东对反食堂的人的批判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在7月29、30日，8月5、10日，采用讲话和批示文件的方式，继续批判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和言论。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和《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印发与会各同志，并在批示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71]。

7月30日，在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对于右倾，我也给了些影响，我说过食堂留一半，留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出现了两种传话，先念传达的是三分之一，吴芝圃传达提百分之百。到郑州，还有人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又自动集合办起来”。“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72]。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写了批示，大谈食堂合乎历史潮流。批语说，“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掉是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是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功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是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73]。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公共食堂看作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8月4日，安徽省委给中央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报告说，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8月10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印刷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74]。与前一个批示相比，这个批示却是另一种心态，其措辞之严厉和不容分辩，使人惊心动魄，上纲上线之高和咬牙切齿之痛恨，使人毛骨悚然。

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大办公共食堂的主张，不顾很多地方公共食堂已经断炊，继之而来的大量饿死人[75]的情况，要把所有反对公共食堂的人统统打倒，把公共食堂坚持到底。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所说，“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76]。

经济所对《食堂报告》的批判和处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把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及其《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进攻”，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里应外合。庐山会议闭幕以后，首先在社会上开展了对《食堂报告》的大批判。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根据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了题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逐条不点名地系统批判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现摘录如下：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仅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借我国的公共食堂为题而发出的种种谩骂，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们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而是他们自己。

在经济研究所内，昌黎工作组负责人以及《食堂报告》更是难逃被批斗、遭打击的厄运。

1959年8月，经济所开始搞反右倾运动，按照运动部署，“第一阶段：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暴露思想，开展群众鸣放，要求领导带头检查右倾思想。重点在科处级以上干部。第二阶段，重点批判《食堂报告》作者董谦等同志。第三阶段，孙冶方作检查、批判”[77]。8月24日，经济所党总支印发了昌黎工作组撰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作为经济所《反右倾学习参考材料之一》。所加按语是，“这份材料是昌黎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志参加写出的，没有征求过核心小组的意见。现在发给大家供讨论农村食堂问题的参考”[78]。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在这里，经济所党总支隐瞒了事实真相，说了假话。对此，董谦大为不满，直到去世前还对此耿耿于怀。

为了批判《食堂报告》，经济所还组织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再调查，由王绍飞带队，昌黎工作组第二批人员参与撰写了一篇具有批判性的文章：《公共食堂万岁——驳〈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刊发在1959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第9期上，认为《食堂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编者按的全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省昌黎“试验田”第一期工作组组长董谦写的而用工作组名义发出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经济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写的《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全面地驳斥了上述报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初步总结了试验工作的经验教训。现在发表出来，供经济学界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参考。

与此同时，经济所还组织干部再赴昌黎，写了《对昌黎公共食堂的重新调查》，明确指出，自己得到的“许多事实同他们上次的调查完全相反”。调查报告[79]也发表在《宣教动态》上，其直接用意在于，消除流毒，表明忠心。

1959年年末，经济所昌黎工作组负责人董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展开了对董谦及《食堂报告》的批判。报告的执笔人经君健，系非党人士，也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场所受到批判。[80]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王绍飞是昌黎工作组的副组长，因为其所写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又没有参与《食堂报告》的写作，而且负责完成了食堂问题的再调查，写出了《公共食堂万岁》的报告，因而，在“反右倾运动”初期，王绍飞是经济所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是到了后来，却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他曾与董谦联合署名，撰写批评农村形势的报告，而且他在整理董谦材料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了。后来被人揭发出来，一下子从天上跌到了地狱。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坚持办食堂及其恶果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反右倾，把“左”倾路线推向极端。庐山会议以后，又把这条路线贯彻到底。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文件，发指示，极力推动公共食堂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

1960年1月，国家统计局上报了《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的材料。材料显示，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比前述10月底增加了126.9万个，增加了48%。材料还详细列举了各省市的情况：90%以上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7个省市；70%~90%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7个省市区；50%~70%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宁夏6个省区；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7个省区。参加食堂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是河南，为97.8%；最低的是内蒙古，为16.7%。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大笔一挥批示：“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81]。

1960年2月24日，贵州省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公共食堂13万多个，固定的或者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也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假话连篇，谎报实情，而毛泽东却信以为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代表中央批示转发，要求各地仿照执行，不能例外。他写道，“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依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〇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82]。这个中央批示文件下发以后，各地纷纷效仿，掀起了又一个办食堂的高潮。

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17期刊发了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8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八个省公共食堂情况》以及河南省3月5日向中央报告《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全省有公共食堂33.6万个，在公共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就只占2.8%。尽管这些都是荒唐的浮夸和假话，但毛泽东深信不疑，3月15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并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说这些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83]。并对前两个文件分别做了批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河南以至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大范围的粮食短缺问题，但毛泽东还宣布，公共食堂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要“普遍推行”。

3月24、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天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7个问题，其中“（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84]。

在毛泽东“反右倾”的推动之下，1960年继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来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建项目上得过多，粮食征购一再加码，公共食堂也越办越多，“共产风”也越刮越猛，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超过了1958年。其实，问题早已显露，到1960年4、5月以后，形势已经相当紧张，毛泽东也感到很大压力，开始睡不着觉。到了10月份，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的材料已经送达毛泽东的手里，[85]毛泽东也表示要与民同甘苦，不吃肉而吃素了。形势迫使决策者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称《十二条》），经毛泽东修改并指示“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足见他当时急切的心情。但直到这时，坚持办好公共食堂的立场仍未有丝毫改变，办好食堂是其中的第10条。《十二条》的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同一天（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还发了《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2月中旬以前“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传达，不折不扣地切实执行”。

对于严重形势，毛泽东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是基层干部出了问题。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坏人破坏，归结为阶级斗争，结果由基层干部承担了罪责。这也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和1963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由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食堂解散

形势已经恶化到了极点。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 870亿斤，比1959年下降26%。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承认：“据今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 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 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 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 639户”[86]。而据中央工作组调查，信阳地区就死亡约105万人。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毛泽东难辞其咎。怎样才能平息事端，解散食堂，而又不影响他的权势地位？这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毛泽东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一次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比过去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问题，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87]

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布置调查研究工作。他写道，“（二）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到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88]。

田家英到浙江嘉兴魏塘公社和合大队调查后，2月6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由于“五风”破坏严重，造成粮食大幅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二是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89]

同一天，毛泽东又听了林乎加、江华等人的汇报，在谈到食堂问题时，讲了与田家英汇报时大致相同的话。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90]。可见，到这时，在食堂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他的主张，只是开了个口子。

2月11、12日，毛泽东两次听取胡乔木和张平化的汇报，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生产队，听到的是对食堂肯定的话，与浙江的调查情况相反。

3月19日，毛泽东看到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简称“《纪要》”）。《纪要》认为，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供给和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等问题上。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没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饿死。[91]

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汇报钢铁、煤炭生产和市场情况，毛泽东突然讲起了食堂问题。也许当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食堂问题比钢铁问题更重要。毛泽东还说，“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92]。

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一方面讲了食堂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还是肯定了的”[93]。

1961年3月11日在广州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些食堂难乎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94]尽管这个书记的讲话与《食堂报告》没有多大差异，这时毛泽东却转而赞同他的讲话，但仍然没有取消食堂的意思。

1961年4月9日，张平化和胡乔木从下面调查回来，在去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先后同二人谈话，都谈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确实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在家里开火”，“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95]。看来，毛泽东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不过，他一方面坚持要搞食堂这一头，一方面又说食堂是平均主义，表现出退却时的反反复复和步步为营。

与2月11日完全不同，胡乔木这次向毛泽东汇报，彻底改变了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说，“看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96]，“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多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97]。看来，这次汇报对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解散食堂起了重要作用。剩下的事情就是具体操作了。

4月14日，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并附有4个材料，其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的反应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列举了公共食堂的种种问题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工作有利”[98]。毛泽东把此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给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影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也十分不利”[99]。

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把胡乔木的信和4个附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解决食堂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参考。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到此为止，历时三年造成巨大灾难的公共食堂问题即告解决。

给《食堂报告》平反

公共食堂解散了，给《食堂报告》平反也被提上了日程。

在1961年6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做了长篇讲话。他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上反右和批判彭、黄、张、周是对的；另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后，县以下应当继续反“左”。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几十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讲得是不正确的”[100]。这算是毛泽东的检讨和认错。

根据胡乔木的回忆，1961年，在广州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时，曾经谈到经济所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胡乔木说，“他们受了处分”，毛泽东说，“赶快撤销”[101]。

王任重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这件事。他说，1961年年初，毛泽东同他谈论食堂问题调查时曾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1959年科学院经济所有一个调查组到河北丰润[102]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103]

《毛泽东传》基于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道，“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104]。

1962年，经济所党总支在全所大会上宣布，撤销对董谦同志的处分。《经济学动态》1962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错误批判〈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声明》，肯定了《食堂报告》，并向董谦同志道歉，全文如下：

原载《经济研究工作通讯》1959年第9期《公共食堂万岁》一文，最近经原编辑部和作者——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重新作了审查，认为被该文所批判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谦同志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如实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因此，《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对董谦同志的报告的批判是错误的，编辑部在按语中把这个报告说成“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也是错误的。为此，特作如上声明，并向董谦同志道歉。

原《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

1962年5月4日

至此，有关《食堂报告》的问题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有关《食堂报告》问题的记述错误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食堂报告》也因毛泽东的批判而出了名。有关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记述不少，其中有些记述出现了错误。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到《食堂报告》的？在1959年7月23日以前是如何看待这个报告的？至今未看到准确的记述。李锐在《公共食堂始末》一文中说，对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所写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很重视”，“5月2日即作了专门批示，指出，昌黎县的情况有普遍性，各地各级党委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105]。应当指出，这里的记述是有错误的。前文已指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共撰写了两个调查报告，第一个是王绍飞4月13日写的报告，是董谦通过高层人士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批示后刊发在《党内通信》上；第二个是5月10日写的《食堂报告》，刊发在5月23日出版的《宣教动态》上，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看到的。5月2日，毛泽东批示的是第一个报告，不是《食堂报告》。据此推断，毛泽东看到《食堂报告》的时间应在5月23日到6月21日之间。因为毛泽东是6月21日从北京出来到各地巡视，6月29日到庐山的。

关于《食堂报告》的平反问题，王任重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曾经有一段记述。他说，“一九六一年春，毛主席派胡乔木、于光远等同志对农村食堂问题作过调查。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时，问我：农村食堂办好还是不办好？我说，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毛主席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他还说道，一九五九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调查组到丰润县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106]。

但是，《毛泽东传》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述与王任重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广州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61年3月5日~11日召开的。《毛泽东传》中记载，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单独谈话时又谈到食堂问题，他说，“参加食堂也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并且继续重申，“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很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得非改变不可！”[107]这段记述是《毛泽东传》的作者从《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简要记录》中抄录下来的，因而比较可靠。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到这时还在坚持食堂制度，根本不可能提出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问题，平反肯定是另一次谈话中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王任重的回忆文章是有差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是看着毛泽东的眼色说话，既然毛泽东讲“食堂这个制度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王任重只能借坡下驴，顺着毛泽东的话，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不可能讲出“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的话；更有甚者，王任重把毛泽东讲的“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的话也放在了自己的头上。这一切并不奇怪，都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这也反映了人性的弱点。

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1961年4月3日。关于第二次谈话，《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108]。《毛泽东传》的作者逄先知先生告诉笔者，这次谈话没有留下记录。据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就是王任重回忆文章中提到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那次。逄先知同意笔者的判断。

然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加有一个脚注，内容如下：“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逄先知说，这句话是从王任重的日记中抄下来的。很明显，这里记述的时间也是错误的。1964年，公共食堂问题早已解决，《食堂报告》早已平反，毛泽东不太可能再同王任重谈论这一问题。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的判断是，王任重的纪念文章把3月7日的谈话与4月3日的谈话搞混了，而《毛泽东传》把1961年和1964年搞混了。逄先知经过一再查证，同意笔者的这一看法，并提出再版时加以更正。

几点反思和评论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标本。其兴之也勃，其衰之也忽，恰如夏天的一阵雷电交加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狂风暴雨。如果说食堂的最初出现是农忙时期相互帮工的一种偶然的临时安排，其目的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那么，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概括，无限夸大，将其从地上抬高到天上，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时利用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农村普遍强制推行，以至80%~90%的人都开始在食堂就餐。然而，公共食堂一开始就受到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制和反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不过是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但是，它却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上惊恐的一幕和庐山会议后长达两年的纠葛，以至加剧了危机和饥荒的危害。这里有很多重要问题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关于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性质问题

大家知道，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怎么看待共产主义？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饱穿暖是最大的问题。从主观上来看，毛泽东大办公共食堂，是要使农民吃饱穿暖，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所带来的是普遍的饥饿、大规模的死亡。正如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题记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109]。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读过《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这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又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构造过改造社会的“新村”蓝图。成为革命家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有两个：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而且有些还是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过来的；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模仿，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意识和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尤其到了晚年，更对中国传统的负效应情有独钟，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此，李锐和经君健等都引用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示做了深刻的分析[110]。

毛泽东的批示是1958年12月7日做出的，时值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正处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的高潮之中，而且批示也直接联系到当时的局势。他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1 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认为，从五斗米教到太平天国，所有的农民革命“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至天王洪秀全”。“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11]。

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给与会各同志的，12月10日，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删去了与人民公社相关的话语，另写了一篇。但这正好暴露了毛泽东的心迹，说明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张鲁的“义舍”＝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经君健指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是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吃白食；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112]。正如李锐所说，“他引《张鲁传》五斗米教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113]。

20世纪60年代中，而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经严厉批判过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还不如“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问题

吃饭问题从来就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由个人自由选择和独立决策。在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农忙时期的食堂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即使存在这种个别情况，也是个人自愿决策的结果。即使在工厂和机关开办的公共食堂中，也有人回家吃饭，或者从家里带饭，或者到别的地方吃饭。然而，在毛泽东的概念中，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和统制思维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之所以热衷于公共食堂，既是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决定的，也与其实现手段和统治方式有关。目标问题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讨论，这里再考察一下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和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进一步将其国有化，搞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在农业中建立公有产权。这样，共产党就基本上控制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和个人的生活来源。然而，在个人生活资料的分配中，人们还不得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在吃饭穿衣等生活消费上，还不得不让个人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并不认可和赞同，他不仅要控制生产资料和个人生活来源，而且要直接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因此，在财产的公有化实现以后，他就向个人生活开刀，把个人生活的私人决策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毛泽东一方面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看作资产阶级法权，并通过推行供给制和刮“共产风”，企图尽快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由控制生产到控制分配；另一方面，大办公共食堂，企图卡住每一个人的脖子，与此同时，在提倡艰苦朴素，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奇装异服的强大压力下，也使老百姓几乎穿一色的服装。这样，他就从控制分配进而控制个人消费。由此可见，在公社体制下，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兵营，农民只是农奴[114]，毫无自由和权利可言。

顾准曾经说，“撷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绝妙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影响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称作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绝对真理的某种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坚持真就是善，才能一往无前地、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他明确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的，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115]

关于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模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皇帝在朝堂上打了大臣的屁股，其他人只能三呼万岁，无人敢表示异议，不过，也许有人会站出来为他求情，请皇上开恩。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把包括政治局委员、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打成反党集团，罢官批判，侮辱人格，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为其求情，反而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或划清界限，或揭发批判，且上纲上线一个高过一个。

如果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是因为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儿。但没有经验，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破坏和损失虽然很大，但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这可以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都自觉自愿地支持“大跃进”、全国上下踊跃响应得到证明，也能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问题并加以纠正得到印证。那么，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一个方面，必置死地而后安，除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和面子以外，别无其他解释。现在，很多材料仍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够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位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

在庐山会议上以及会前和会后，毛泽东的言行，包括关于公共食堂的言论和做法，都充分表明，他是人而不是神，是有七情六欲之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陷，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相对正确，共产党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共产党内部和高层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娄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从善如流，反而心生怀疑，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表现出一般人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乐”的劣根性。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面坚持庐山反右正确，一面纠正“左”倾错误；一面反对共产风，一面坚持公共食堂，仍然表现出一个常人对待自己错误的错误态度。难道我们不应当将其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吗？

关于围绕着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调查研究及其他

本来，公共食堂问题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主要问题，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成“最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是共产党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它表明，当时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公有制，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要实行生活集体化，强行进入私人领域，控制个人的生活决策。这就违背了人性，也违背了常识。由于走到了极端，必然会物极必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结果搞得假话盛行，天怒人怨，一朝松动，土崩瓦解。其实，毛泽东不是不了解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固然重要，《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为什么不予采信，反而要大加讨伐？贵州和河南的食堂报告是最恶劣的伪调查，为什么要大加赞赏和极力仿行？为什么决定大办食堂时雷厉风行，不去调查？而解散食堂时却藕断丝连，要搞那么多调查？对于决策者来说，关键不在于调查，而在于他对调查结果的态度，特别是调查结论与自己的看法和意图不合甚至相左时他表现出的态度[116]。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如说是当权者文过饰非和推卸罪责的一种策略。因为，经过庐山会议，毛泽东的确做到了定于一尊和一言九鼎。

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只不过是几个学者的一种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旋涡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并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毫无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围绕着《食堂报告》，经济所的学者也做了充分的表演，从认真调查，如实报告，到严厉批判，彻底否定，最后又回到原点；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也反复无常，从开始时的集体讨论支持，到批判时的隐瞒不知，再到平反后的到处表功；工作组也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相互揭发批判，学者的自信、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荡然无存。从《食堂报告》的命运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包袱太重了。不彻底放下这样的包袱，我们能够迅速前进吗？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派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儿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的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

（原载于《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

[42]　本文系笔者所著《学问风雨60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上卷：事件变迁）中的一章。

[43]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5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44]　载于新华社《内部参考》第2 528期，1958年7月12日。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1~1958.12）第7册，第3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4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5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7]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载于《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48]　据薄一波和李锐讲，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权是柯庆施，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5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李锐说，“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对毛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见《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载于《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5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5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50]　转引自许永铸：《陶铸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深情关注——“农民记者”杜导正访谈录》，载于《纵横》，2003年第10期。

[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1~1958.12）第7册，第6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52]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526~52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53]　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当时他在北大读书，他只参加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54]　经君键：《〈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作经过》，载于《纵横》，2005年第5期。

[55]　转引自《党内通信》（1959年5月2日），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41~2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56]　因董谦已经去世，其他人提供的几个人，经过调查均否认此事，故通过什么人转呈毛泽东，现在无法落实。

[57]　附件即为王绍飞的调查报告。

[58]　刘为刘少奇，邓为邓小平，震林为谭震林，尚昆即杨尚昆，周为周恩来，陈为陈云，林为林彪，朱为朱德。

[59]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工作组：《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载于《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

[60]　《食堂报告》全文，见《经君健选集》第562~5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1]　见《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

[6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1~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64]　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于《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65~16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65]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6]　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于《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6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67]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载于《张闻天选集》，第487、489~490、496~49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68]　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10、112、1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9]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0、135~1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70]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71]　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9.1~1959.12）第8册，第3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72]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8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7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9.1~1959.12）第8册，第4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74]　同上，第431~433页。

[75]　据杨继绳记载，河南信阳“1959年9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八月十三，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见《墓碑》第16~1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据顾准记载，1959年11月4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11月30日，“杨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怀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2月17日，“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福祥、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140、156、177、18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7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 137页。

[77]　《经济研究所所史大事记》（打印草稿）第33页。

[78]　同上，第38页。

[79]　见《宣教动态》1959年第85期（10月20日出版）。

[80]　按中共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共产党内进行，经济所则扩大到了党外。

[8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9册，第72、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9册，第44~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9册，第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4]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0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85]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9册，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6]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第2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87]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8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9册，第4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89]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21~1 1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0]　同上，第1 123页。

[91]　陈弘君：《一九六一年春毛泽东在广东的调研及其启示》，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3期。

[92]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35~1 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3]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 1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4]　《毛泽东文选》第8卷，第252~25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41~1 142页也有引述。

[95]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51~1 1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6]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97]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53~1 1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8]　同上，第1 157页。

[99]　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6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57页。

[100]　《毛泽东文选》（1959.1~1959.12）第8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1]　摘自1978年2月14日《胡乔木同志对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

[102]　应当是昌黎县。

[103]　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载于《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104]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笔者就此问及逄先知先生，他说，他与董谦很熟，董谦曾向他谈起1959年受批判一事，请他在今后写历史时能够将此事如实交代清楚。

[105]　李锐：《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6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106]　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载于《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10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 1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8]　同上，第1 151页。

[109]　转引自《夏道平文集》，第82页，长春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明毅、冯兴元等将这句话译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荷尔德林”，参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译本）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10]　参见李锐：《公共食堂始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经君健：《经君健选集》第553~5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8.1~1958.12）第7册，第6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112]　经君健：《经君健选集》第5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13]　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第300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114]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董辅在接待外宾时曾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翻译听后感到惊讶，问他译不译，他说就照我说的译。

[115]　顾准：《哲学杂谈》，载于《顾准文稿》第439~45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116]　经君健将领导者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第二种是不予置评，束之高阁了事；第三种是大加挞伐，批判调研内容，乃至罪及调研者。此论精辟。见《经君健选集》第558~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第二部分
评吐真言

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出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季刊）请我做评论。这是笔者第三次评论林毅夫的著作。第一次是评论《中国的奇迹》（1995），第二次是评论《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7）。不过，我还是按照本人立下的规矩做事：一是先要看书，再决定是否评论，因此要求在写评论前5~10天必须拿到书；二是怎么看就怎么讲，绝不讲违心的话，第一次是肯定多于批评，第二次是批评多于好评，这一次也是好话坏话都讲；三是讲成绩点到为止，讲问题要做出分析，因为学术评论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天，笔者仍然本着这样的精神来评论《新结构经济学》。

关于方法和方法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教授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从市场失灵出发，主张政府干预，既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也促成了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失败。新自由经济学依据新古典经济学，从政府失灵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却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避免危机而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倒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把自由市场和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从不发达到中等发达，有的甚至站在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林教授立足于这些国家的实践，在评述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吸收结构主义的精华，提出和建立了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大胆的探索。我对毅夫的努力表示钦佩和支持。

在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以前，我想在方法论上指出两点。

其一，不仅是发展经济学，整个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社会哲学基础。概括起来，无非是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过程就是在这两端之间摇来摆去，不仅比较完善的经济理论不在两端，有效的政策实践更是一种状态依存下的具体选择。

其二，不论是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都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偏向一端的分析和发展以后，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综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应运而生，既不是对前两者的完全否定，也不是前两者的简单加总，而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得到一个新的思想飞跃和理论概括。

《新结构经济学》的成功之处

《新结构经济学》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新的分析框架。其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经济学讨论的不是经济的短期增长和波动，而是从传统经济形态到现代经济形态转变的长期成长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和表征虽然是GDP的持续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实质和关键却是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新结构经济学》继承传统发展经济学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思想，明确揭示和紧紧抓住了经济产业结构变迁和提升这一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实质和关键。

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出现得很早，但一直停留在贸易理论的分析层面，林毅夫将其运用于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并赋予了它们一些新的含义。同时明确指出，作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和关键，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是一个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状况出发，沿着动态比较优势揭示的方向，不断创新的过程。这就表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经济发展应当紧紧抓住这两大要素，处理好它们的内部结构调整以及相互之间的变动关系。

尽管存在着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极端，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基本上已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分歧不在于两者的有无，只在于此多彼少。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使得成功的经济发展必须既运用市场机制，又少不了政府治理，而且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协调和互动。在这一点上，《新结构经济学》恰当地综合了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既把市场作为根本性的基础机制，又强调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补充作用。

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新结构经济学》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作者提出的甄别增长的6个步骤和甄别约束的方法（第135~142页），是一个可以采用的有效建议，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指南。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提出，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一个新发展。

值得讨论的几个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既有很大的突破和前进，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本人评论的重点。

一是关于市场基础和政府主导的矛盾和协调。林教授提出的“因势利导型政府”是一个比较好的概念，应当充分展开和发挥，但同时又使用了“政府主导”的说法（第94~95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因势利导和政府主导是不是一个东西？毅夫认为是，我认为不是。既然认为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机制，就不存在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而有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可能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和根本机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市场既是根本的，也是主导的。过去我们讲“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讲了很多年，仍然没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市场放在了基础和主导地位，政府一直致力于发挥市场的作用，才有了后来的发展，而今天的经济失衡主要是政府取代市场主导了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分强势和过分积极是一个普遍问题，如果明确主张政府主导，也就没有办法约束过分强势和过分积极的政府。我们强调公有制甚至国有制的主导地位，也就违背和破坏了市场平等竞争的基础，使之具有了某种特权。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只起到了辅助性作用，这种辅助性作用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但不可喧宾夺主；只有在危机发生的紧要关头，才谈得上政府的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是短时间的，也是一次性的。

在讨论中，毅夫说，“政府主导”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但不止一个地方有这样的提法。希望能予以改正，并对此做出明确的表述和分析。

二是关于应然和实然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把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产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作为一个实然问题来讨论，采取的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其逻辑是自洽的。然而，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应然问题讨论的，或者说是以应然问题为主、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混在一起讨论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很难区分，而且逻辑是跳跃和混乱的。这也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最大缺憾，也是很多外国论者提出质疑的原因。

例如，安妮·克鲁格指出，林毅夫“倡导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他说，‘……’。这将如何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林毅夫坚持认为，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演化方向是一致的，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但是他并未深究未来演化方向的甄别方法”（第41页）。

又如，德克·威廉·特威尔在讨论6个甄别步骤时说，“对于第二步来说，这一步是关于政府支持（消除增长的紧约束）的，但目前尚不清楚一个国家如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政策或工具最为有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增长诊断理论）。因此，即使甄别出了合适的行业和约束条件，错误的政策工具仍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强调不足却很重要的观点，即作为遵循一国比较优势的政策的需要（这隐含在第一步到第六步中），落实政策所依赖的条件（政府能力、政治激励机制、政企关系的性质）也是产业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第150页）。

再如，苏雷什·坦杜尔卡认为，作者在历史分析中列举了大量失败和成功的案例，以及政府行为的种种弊端，“这些因素往往会扼杀市场运作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事先选择可能会出现错误，但要想在政策（包括补贴和关税保护）明显无效或不成功的情况下及时取消相关政策却很难。问题就很有讽刺意味地变为：如何控制一个过分热心的政府，使之不要采取自己无法有效把握的政策”（第155~156页）。

既然大部分评论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可见，《新结构经济学》的软肋可能就在这里。这是值得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是关于发展框架和行为过程的问题。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结构经济学》只有关于发展理论框架的设计，而缺少主体行为过程的分析。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进行协调，这是正确和必要的，但什么是势？势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因哪种势？协调什么？如何利导？采取什么办法协调？这是需要具体选择的。为什么有的政府做了，有的没有；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在相反的方向上用力？难道政府和官员仅仅认识问题或者主要是认识问题，而不懂得如何发展和如何选择？林毅夫的回答是如此。笔者认为不完全是。

在讨论时，林毅夫特别强调的是知识问题，不是动机问题。我觉得把知识和动机对应起来讨论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笔者不怀疑政府和官员的动机，但正如后来白重恩教授说的那样，认识问题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怎样激励政府做好事，而不做错事和坏事，这与制度条件有关。而制度有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在一个条件下有效的制度，在条件变化以后，就可能变成无效的制度。而制度选择归根到底还与行为选择和行为过程有关，即在一定条件下，行为主体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建立有效的制度，实施正确的政策，并及时改进制度，调整政策。这可能是需要经济学家下大力气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四是关于政府行为假定问题。毅夫一再申明，他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思考和讨论问题的，但在政府行为假定上却并不完全如此，或者不是严格如此。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的论点实际上是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上，如果政府官员的最大化利益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会努力谋发展；如果是不一致的，他们不会谋发展。如果激励机制是有效的，政府官员谋发展的努力会促成经济的繁荣和结构的提升；如果激励机制是扭曲的，政府官员谋发展的努力就会造成结构的失衡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机构，不是一个被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争夺的权力中心。对于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切莫抽象地讨论，需要具体分析，认识和知识是一个问题，但不一定是根本问题，条件、机制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形势的发展需要调整制度和改变政策，而政府偏偏不予调整和改变，仍要坚持已经无效的制度和过时的政策，只有碰到“南墙”，发生危机，才能回头。不仅如此，危机并不都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即使是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也是重要的推手和同谋。所以，毅夫要坚持新古典的假定，就应当将其贯彻到底，体现在各个方面，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发展经济学。

五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与林毅夫对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预测之间的矛盾。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保持了半个世纪8%以上的经济增长而未发生危机的先例，“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用人均收入比例的比较作为依据也缺乏根据。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超过9%的高速增长，现在结构已经严重失衡，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市场机制受到抑制和扭曲，政府的不受约束和国企的强势扩张已经成为阻碍发展的关键。林毅夫的预测无意中起到了粉饰和麻醉作用。

在讨论中，林毅夫说，是媒体断章取义，甚至是断句取义，他讲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媒体报道却去掉了“潜力”二字。当然，增长潜力和增长实绩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林毅夫并未提供20年增长8%的潜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要知道，增长潜力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人口条件、市场条件、资源条件、资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创新激励等，这些因素有的已明显恶化，有的在改善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机制，如何创造，能够创造到什么程度，都很不确定。或许由于中国人的运气好，过去30年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问题，也处于几次危机风暴的外围，但是未来20年如何才能保证不发生危机。林毅夫说，过去很多人不止一次地说狼来了，要发生危机，但狼没有来，危机也没有发生。不过，过去狼没有来，不意味着以后也不会来；过去避过了危机，也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发生危机。所以，即使加上“潜力”二字，林毅夫也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

如何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林毅夫搭起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框架，但也仅仅是个框架而已。骨瘦如柴，没有血肉，或者如有些人所说，有一点点血肉。因此，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是继续坚持和深入下去，做到骨架坚实，血肉丰满，还是半途而废，就此止步；是自己领衔，自己动手，还是别人代劳，新手担纲，都是现在要做的重大抉择。

在我看来，既然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应当继续思考和深入钻研，争取在一定时间内，拿出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分量的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这项工作当然可以自己做，也可以由别人做。但我以为，还是自己领衔，并亲自动手为好。因为，林毅夫具备了做好此事的充分必要条件。他受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又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能够与国内外的高手进行交流和讨论。在所有方面中，毅夫也许并不是样样都出色，但综合观察，国内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他。

任何思想理论的发展都需要方向正确，而且需要有自己的领军人物，经济学也不例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等清华四教授领一代风骚，开一代新风，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美谈，也成为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后半叶，台湾地区经济学界出现了像蒋硕杰、邢慕寰等领军人物，特别是蒋硕杰，他受多元文化的熏陶，师从哈耶克，又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的经验和在美国大学与同行交流的条件，在可贷资金问题等金融理论领域拥有自己的贡献和创造。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就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存量分析方法提出批评，他关于“瓦尔拉定律”及其误用的分析，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他认为，资产组合平衡不宜作为货币理论的基础，存量分析方法不能代替流量分析方法成为货币市场分析的主要方法。他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国际经济学，提出了远期汇率决定理论，并建立了外汇投机与国际资金流动的理论框架。蒋硕杰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主导了20世纪后半叶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既是对蒋硕杰理论的经验实证，也丰富了他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应当对蒋硕杰的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之相比，内地的经济理论发展不仅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而且也缺乏真正的领军人物。老一代的薛暮桥、孙冶方、董辅礽、刘国光、吴敬琏，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知识结构的偏颇，自处于世界经济学主流之外，连一篇现代经济学的文章都没有，哪一个能与蒋硕杰相比?!而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在没有出道和成名以前，还做一些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一两篇像样的作品，但一旦成名，很多人就离开了学术研究。

有鉴于此，如何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就摆在了林毅夫的面前。现在，林毅夫的仕途前景看好，政府也会极力拉拢。在笔者看来，官学两栖虽然多了一条生存的途径，但对一个真正有志于学术的学者来说，却是死路一条。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已经有大量悲剧发生，切不可重蹈覆辙。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年9月17日于北京友谊宾馆

2012年9月20日修改于方庄家中

（原载于《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1期，2013年1月）

百年水泥史，产业新变化
——简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

田岛俊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与笔者在同一间办公室，且对面而坐。我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合作研究，一起去东北三省、四川、浙江等地调查研究。他有著作发表，送我拜读；我有著作出版，也送他参阅。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我，他们全家也曾到我家做客；我去日本，也曾住在他的家里。2009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八），是我70岁生日，他不仅著文《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过程，而且专程来京祝贺。总之，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为了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学者的合作，他在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日本东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田岛教授与上海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和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加岛润合著的《中国水泥业的发展：产业组织与结构变化》（以下简称《水泥》，凡引自该书的文字，只注页码）。这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系列成果之一。该组织计划对中国的化工、电力、水泥、钢铁、农机等产业进行系统研究，已经完成并出版的书籍有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两种，即《20世纪的中国化学工业——永利化工、天原电化及其时代》（2005年由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印行）和《现代中国的电力产业——“短缺经济”与产业组织》（2008年由昭和堂出版），《水泥》是该系列的第三种，是由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十多位学者共同完成的。

《水泥》的研究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中国的GDP达40.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粗钢产量6.37亿吨，水泥产量18.82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超过了40%和50%，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特别是当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水泥生产成为夕阳产业和趋于衰落之时，中国的水泥产业却欣欣向荣，高速发展，因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和产业发展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于是，研究中国钢铁、水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不仅是观察和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认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水泥》除序章外，分为历史篇和现状篇两大部分。它一方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产业发展的百年历史，另一方面也全面分析了中国以及东亚水泥产业的时空分布、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以及资金、设备和技术来源，不仅揭示了水泥产业自身发展的特点，而且展现了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本值得中国经济界和产业界关注和阅读的有用文献。

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从1906年启新洋灰公司建立算起，已经有100多年。《水泥》没有专门概括出中国水泥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但根据作者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将百年水泥产业的发展大致概括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近5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和21世纪的10年四个阶段，并根据作者在第一、二、五、六、七章中的广泛分析，对各个时期中国水泥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及其发展变化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清楚的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50年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水泥产业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基本上采用立窑生产方式，年产量最高达80万吨。当时，在日本水泥倾销和竞争的压力下，中国一方面通过关税谈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另一方面，华商水泥公司的刘鸿生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与启新洋灰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三家的同业联营，在产品产量、销售价格和销售区域等方面，形成了一种不完全垄断的卡特尔组织，与日商相抗衡；同时，华商水泥公司还通过资金借贷、“利转股”、密切银企关系，实行负债经营，扩大了生产规模，推动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从这些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水泥产业的成长过程。抗战时期，内地的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但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战争的需要推动了水泥产业的较快发展，1943年的产量曾达到161万吨。

《水泥》明确指出，与钢铁和电力等同类装置型行业相比，水泥产业的“产业组织较为分散。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特征，尤其是石灰和煤所具有的资源禀赋普遍性、烧成过程中的重量减损性，以及运输成本承担能力的低位性等”（第9页）。在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水泥产业采用了SP（悬浮预热器窑）和NSP（新型干法预分解回转窑）等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先进技术以后，“由中小水泥企业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更是当代中国水泥产业发展史上最为显著的特征”（第153页）。即使在中国政府进行水泥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水泥产业政策，推行设备大型化以后，仍然出现了大型水泥企业和中小型水泥企业同时发展的态势。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水泥》讨论的一个主题和重要贡献。作者通过对上海、山东和吉林的案例进行分析，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刻画。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00万吨增加到5 000多万吨，生产技术除立窑技术外，还发展了干法和湿法回转窑以及立波尔窑技术。当时，水泥是一类物资，也是一种严重短缺的物资。计划经济的非市场环境造成了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形成了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农村市场和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和城市市场之间相互分割的格局，是水泥产业分散的重要原因。由于水泥的运输费用较高，是一种适合分权管理的物资，因而在管理体制上以产销分离为特征，分为中央主管的“大水泥”和地方发展的“小水泥”。再加上中央政府调整了计划内水泥的分配方式，允许地方政府把地区内生产的部分水泥保留为地方物资，从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包括“小水泥”在内的“五小”工业的发展，“小水泥”的产量最高时占全部水泥产量的2/3。

例如上海，20世纪60年代国家配给的水泥每年12.5万~25万吨，占上海水泥需求量的45.1%~53.6%。于是，上海采取了三种办法解决供求差额。一是扩大上海水泥厂的规模和投资，二是建设新的水泥厂，三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协作串换”方式，从外地调配。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中国的水泥产量从1977年的5 565万吨增加到1999年的5.76亿吨，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开始使用NSP，不仅出现了熟料与水泥的生产分离，而且形成了大小水泥企业同时高速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上层企业扩大规模，向大型化发展；另一方面，“小水泥”产量快速增长，占比在70%以上，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了80%。

这时，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特别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日趋简单化，促进了产业的大型化和向城市的集中。但是，水泥产业所具有的在地方小规模资本下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性质，使其城乡市场仍然具有分割的特点，其产品在农村市场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80年代的双轨价格时期，“小水泥”的价格是“大水泥”的1.8~2.63倍，这刺激了“小水泥”的繁荣。山东出台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大家办建材”政策，形成了“小水泥”大发展的高潮，农田基本建设成为“小水泥”的主要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住宅建设高潮的出现，水泥的需求市场也开始从农村水利向城市住宅和社会公共设施方向转移。正如《水泥》所说，“90年代中期之前‘小水泥’的发展是以对应农村市场需求下的当地生产当地消费式外延性发展（小型企业大量簇生）；之后市场需求结构向城市需求演变，‘大水泥’崛起已成为必然”（第171页）。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开始对水泥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调整步伐加快，主要是将低热电效率、低质量、高环境负荷的立窑“小水泥”予以淘汰，新型干法水泥生产设备的国产化降低了水泥生产的前期投入，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可能。2008年，中国出现了18家产量在600万吨以上的大型水泥企业，水泥和熟料分别占26%和37%，赫希曼指数（HHI）分别为0.006 45和0.014 37。其中15家企业的规模在千万吨以上。2010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确定了安徽海缧集团等12家全国性重点企业和内蒙古乌兰集团等48家区域性重点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吉林的几家大型水泥企业，经过兼并重组，形成了吉林亚泰、冀东吉林公司、延边德全水泥、通化特种水泥四大水泥，2002年产能620万吨，占全省水泥总产量的60%以上。由于“‘大水泥’企业仍然以抢占资源为导向，具有就地生产销售商品特性的水泥，对应消费地的商品供应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当地的‘小水泥’企业”（第205~206页）。“小水泥”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一是各县市的“小水泥”企业大都拥有矿山资源以及靠近铁路或者有自建专线，且都在增加技术人员，更新设备，摆脱水泥煅烧增加产能的方式，而在规模与生存中寻求平衡，完善自身定位；二是地理分布和运输成本上的优势为小企业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使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成为可能。

《水泥》的另一个主题和贡献是，通过与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对比，讨论了中国大水泥企业的并购和集中化过程。这是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随着母国经济的发展，需求饱和，产业成熟，国际水泥巨头经过激烈竞争，实现了母国市场的寡头化。但是，由于“水泥的特点是产品重量重，但价格低廉，运费在产品价格中占有较高的比率。这一特点说到底，反映出的是水泥‘基本上不属于可贸易品’的特性”（第237页），因此，水泥的国际贸易量不大，1990年只有7 100万吨。

母国市场的寡头化对于国际水泥巨头进军海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母国市场的高利润率为其投资海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于是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海外投资的高潮。然而，水泥巨头的海外投资几乎全部是通过企业并购（M﹠A）实现的，并购的对象大部分是市场排名前3位的企业，并购成功之后，通常都可以在对象国市场占有垄断地位。这是水泥产业海外投资区别于制造业的一大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企业并购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海外资产价值的缩小，特别是经济低迷引发了水泥行情的恶化，收购价格一路走低。与建设新工厂相比，通过并购来收购现成企业在成本核算和市场确保上更加有利。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近年来的中国市场。

《水泥》的作者用一个重要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水泥市场，中国是一个大国，其水泥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从其规模来看，中国的水泥市场“有着‘省相当于国’这一‘模拟世界市场’的特性”（第265页）。这是一种非常形象而又符合学术规范的概括。正如国际水泥巨头利用全球各地利润率的差异推进并购（即用本国的高利润率去不景气地区并购企业）一样，中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行情好坏的差异，作者通过安徽海缧、河北冀东、中国建材三大公司近几年来的并购案例，生动具体地描绘了中国水泥市场的并购过程，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大水泥公司已经达到了和全球水泥巨头并驾齐驱的规模。特别是安徽海缧和中国建材这两家企业，与全球水泥巨头相比，仅次于霍尔希姆和拉法基的规模。可以说，中国的大水泥公司已经具备与之相符的实体。重要的是，和世界市场上曾经的动态出于相同的理论，可以预见的是，今后的中国市场上，几家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其规模，整体市场集中度仍将不断提高”（第265页）。

不过，与国际水泥巨头的跨国并购不同，中国水泥产业的并购之所以能大力推进，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水泥工业发展专项规划》和《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了推进产业组织集约化的政策目标和具体措施。对此，作者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水泥产业集约化的提升不是任由市场的淘汰机制，而是通过政策推行去实现，这一点也许在回避企业倒闭而带来的资产荒废及短时间即可实现结构调整上具备优势，但也有堪忧的一面——原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由于政府出面保护得以继续存续。在中国建材集团中，整合浙江省内企业而创立带有官方卡特尔性质的南方水泥的利润率即使在价格上调后仍然难见回升，应该说，这也是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未能被市场淘汰，反而得以存续的后果”（第264页）。这一分析值得深思，它反映了产业政策和政府能力的局限性。

总之，从《水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白，产业组织和结构变迁因产业特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与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相关。特别是产业政策既可能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也可能带来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损失。没有一成不变的产业组织，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更没有永远有效的产业政策。一切真知灼见都来自深入的观察和系统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水泥》的一大优势是资料丰富，描述和分析细致，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编著者把全书分为历史和现状两大篇，并在序章中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讨论，但是没有提炼出一个分析的框架，并按照这个框架来安排篇章结构。除了历史的回顾以外，笔者的上述讨论概括了《水泥》的两大主题，可供编著者参考。这样，就可以划分出中国水泥产业的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中选择适当的重点进行分析，而在有关章节对非重点的部分做一简略交代。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又可以使现有分析深入一步。这也许与日本学者的传统和风格有关。在笔者看来，日本学者的功课做得很扎实，他们善于调查和搜集资料，精于事件的描述和分析，这是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学习的地方。但在理论概括上，日本学者可能下的功夫不够，因而读后总觉得缺点儿什么。

按照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现有的10个篇章中，序章和第一、二、六、九章写得不错，特别是第六、九两章，有资料，有理论，有分析。其他章节相对较差，第三、四章内容就比较单薄，资料虽丰富，却缺乏应有的分析。这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笔者寄厚望于后面钢铁和农机两个产业的研究，希望研究者能够做得更好，做出更高的水平。

2011年11月14日于北京

（原载于《管理世界》，2012年第7期）

真知灼见和苦心诤言
——简评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

余永定教授的《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以下简称《见证》，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一书，辑录了作者在1996~2009年13年中撰写的25篇论文和评论。由于讨论的都是中国的内外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该书不仅观点前后一致，逻辑自洽，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因而也能自成一体。不是专著，胜似专著。

国际收支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平衡和差额，二是汇率体制和汇价水平，三是外汇资产和外汇储备。作者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本人研究的深入，将中国20多年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作为《见证》的基本框架和大纲，并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精辟而透彻的分析，有多方面的创造和前进。

在理论方面，作者提出了分析双顺差、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以及外汇储备的理论模型（第121~123页），构造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进而揭示了考登“寄存理论”的局限和错误。同时，他还进一步验证了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关于国际收支变化6个阶段的假设，通过对贸易平衡有利于一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贸易不平衡可以使一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代资源配置的分析，论证了这6个阶段不一定会按顺序发展，而且可能出现倒退（第191~200页）。此外，作者还批判了“阴谋论”和“凡是论”，辨析了克鲁格曼的“中国的美元陷阱”。不过，在笔者看来，《见证》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主要是针对这一问题所写的一些报刊评论的汇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作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洞悉中国的经济变迁和政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政策建议，表达了作者的苦心诤言。可惜，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以至中国的经济失衡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和校正，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本身就是内外经济失衡的结果和表现，通常都是一种短期的现象和不可持续的状态，而这却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它是有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的必然结果。应当说，中国的这种选择在初期是成功的。因为，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外源工业化，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符合外源工业化的规律，充分利用了工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是，任何一项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中国的失误不在于前期的选择，而在于后期以及现在持续不断的坚持。尽管像余永定这样的有识之士好言相劝和大声疾呼，但在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和体制格局面前，这一举措于事无补。

中国经济的双顺差正好与美国经济的双逆差相对应，构成一对孪生的国际经济生态。这种经济生态的特点是：作为穷人，中国人辛苦劳动，拼命挣钱，勒紧腰带，不舍得消费，却把钱几乎无代价地借给美国；而作为富人，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印制大量绿纸片，低价购买中国人生产的产品，过度消费。这虽然有着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不合理的背景，但也充分说明，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只是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失衡的原因、调整的方向、实现再平衡的政策有所不同罢了。余永定的文章对这种经济生态所潜藏的危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恰当的批判，读后不免让人有大难临头之感。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决策者沉迷于一些表面的繁荣，对此却无动于衷。如果说美国能够经受得起其经济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虽有困难，但还能继续支撑，那么，在自身失衡造成的危机面前，中国所面临的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汇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是，中国人却基本上把它束之高阁，不愿使用，也不敢使用。从1994年实现汇率并轨以后，因为过度贬值，货币出现了一个缓慢升值的过程。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货币纷纷大幅贬值时，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对于亚洲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临时举措居然变成了一项长期政策，经济危机后，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不动，并且持续了7年。2005年汇率改革后，货币再次出现了缓慢升值，但是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人民币再次实行盯住汇率制度，为期3年，不知错过了多少调整的大好时机。《见证》揭示了“升值恐惧症”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害怕外汇资产损失（第94~97页），二是错误地借鉴日本经验（第77~78页）。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没有涉及，就是企业的承受能力。有关部门进行的压力测试表明，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只有3%，也就是说，汇率升值超过3%，企业就得亏损。其实，这个用来抵制升值的理由表面上看虽然言之成理，实际上却是一种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21%，中国的出口不减反增。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政策灵活，企业就会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现行政策只是把全部风险和责任放在政府身上，而不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来共同分担，其悖谬之处可见一斑。《见证》之所以没有关注这一问题，可能与作者的专业兴趣有关，余教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收支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未能顾及到微观方面。至于作者提出的关于汇率升值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笔者完全赞同。但应当指出一点，首先应将已出台的政策落实，即真正做到在日波幅0.5%以内，央行不再干预。

应当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而调整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数量调整，主要是投资调整；二是价格调整，主要是机制调整。长期以来，中国是重投资调整而忽视价格调整。外国人非常羡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其实，这类投资除了增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国有部门的垄断以外，也造成了进一步的结构扭曲。而所有价格手段，包括汇率、利率和其他资源要素价格，既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也是利益分配和实现的机制，是经济调整最有效的工具，但是在政府的管制之下，这些手段通常被弃而不用。比如，尽管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值，但政府宁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动利率。至于利率的市场化，也是遥遥无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升息会刺激热钱流入，但正如《见证》所说，利差并非热钱流入的主要激励。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和调整汇率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全部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汇率问题，中国经济调整和再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见证》明确指出，外汇储备的持续大量积累，已经使中国跌入了“美元陷阱”，而且利益的驱使和路径依赖也使我们难以自拔。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合理的可容忍的“度”。在缺乏信用或者信用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债权人怕债务人的怪事；即使是在信用良好的情况下，过度放债和举债，也必然会出现债权人怕债务人的怪事。在现实中，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人质”，我们既不可能排除美国人毁约赖账的可能，更无法防止美国人采取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办法减债、逃债。正如《见证》借用萨默斯的“金融恐怖平衡”指出的那样，“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到了现在，除了向美国人‘晓以大义’，我们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第50页）。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损失的问题，而是损失大小的问题，这既是执行既定政策的代价，也是经济调整必须要支付的成本，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如何减少损失。《见证》提出的对策是有效的，问题是决策者会不会采纳。概括起来，这些对策是：第一，汇率升值，真正实施有管理的浮动；第二，大幅度减少引进外资；第三，扩大对外投资，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第四，减少和取消对外资外贸的政策优惠，真正实施国民待遇；第五，改革国内资源要素价格，消除相对价格的扭曲；第六，购买资源性产品，增加国家战略储备。

在所提对策中，有对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一项，笔者也曾提过类似的建议。仔细想来，恐怕要做一点儿补充。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国内一些企业借了日元债务，由于日元一直在升值，有的企业因此债台高筑，甚至破产。如果不出意外，人民币也将处于升值过程之中，由此带来的巨大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不利于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也不利于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要鼓励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和购买磁，政府恐怕需要对汇率风险做出一些评估。

《见证》对很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评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如央票的运用和作用的局限性、放松资本项目管制的时机和次序、用通货膨胀实现实际汇率升值的利弊等。总之，《见证》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水平和实际价值的经济学著作。作者把国际收支这样一个人们比较陌生而又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讲得如此透彻和清晰，稍有经济学基础的人都可以读懂，一般人也可以听得明白，特别值得有关决策者一读。

2010年10月3日于北京

（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第三部分
序非泛论

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学者”
——《夏道平文集》序

能够为夏道平先生的文集写序，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不安。荣幸的是，夏道平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前辈，是中国自由经济学的先驱，特别是他一生恪守和践行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令人敬仰。本人也持此理念，并曾以此为书名出版过一本评论集[117]，故将其视为知己和同道。不安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本人并未见过夏道平先生，此前也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只是以前在借阅台湾银行研究所编译出版的一套现代经济学译丛时，看到过这个名字，前几年从别人口中听到过一点儿夏先生的情况，所有了解仅此而已。对于夏道平先生，也许一般内地学者不比我了解得更多。因此，当夏明教授请我为他爷爷的文集作序时，我并未当即答应，只是说等我读完书以后再说。这虽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但是有的读，有的不读，有的读了不写，不读自然也不会写。因为，我的序文不是随感而发，不着边际地神侃一通，而是严肃的学术书评。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项长达5年的大型研究课题，时间比较紧张，不愿旁骛，牵扯精力。要作序，就得放下正在从事的工作，专心读书。这是需要选择和取舍的事情。然而，在繁忙之中，我一口气读完了260页的《夏道平文集》，有一天下午甚至连续读了三四个小时，以致眼睛累得非常难受。但的确心情愉悦，爱不释手。遂有此序。

一

夏先生是台湾地区著名政论杂志《自由中国》的四大撰稿人之一。在该杂志存续的11年（1949年11月~1960年9月）中，共出版249期，发表社论429篇，其中由夏先生执笔的有116篇，占总数的27%，包括1951年6月那篇引起很大震动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第2~3页，以下凡引自《夏道平文集》，只注页码）和对1958年发生的“奉命不上诉”事件的4篇评论以及对蒋中正三连任所写的7篇评论。这些评论都是一把把投向专制体制和独裁垄断的匕首和投枪，也是一篇篇倡导自由权利和独立思想的宣言书。虽然独裁者查封和扼杀了《自由中国》，把它的主持人雷震先生交给军事法庭审判，监禁10年，将它的后期主编傅正先生判刑6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以言治罪的典范之一；也令作为它的保护伞的名义发行人胡适不再就此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但是，《自由中国》以及它的参与者们，在台湾地区走向民主的道路上，的确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对此，笔者表示由衷地敬佩。尽管由于统独的分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共产党对民进党持批判态度，但作为《自由中国》事业的继承者，民进党对推进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功不可没。

笔者之所以看重《夏道平文集》在内地的出版，就在于我们今天面临着与夏先生当年同样的形势和任务，只是内地学人缺少夏先生等人当年的勇气和担当。因此，阅读夏先生的文集，学习夏先生的精神，对于内地的改革和发展是有莫大助益的。不仅如此，内地学界和出版界如果能够认真研究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和文献，将会在内地的改革中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做出了不起的贡献。

二

夏道平先生是中国自由经济学的先驱，是他最早翻译和介绍了奥地利自由经济学大师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他1949年就翻译出版了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为》，1970年又翻译了哈耶克的代表作之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还翻译了他们的另外两部著作以及洛卜克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这些著作不仅在台湾地区传播了自由经济思想，而且对内地学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笔者以及内地的很多学者就是从台湾银行研究所编译出版的那套丛书中最早读到米塞斯和哈耶克的。

夏先生不仅翻译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著作，而且还写了不少介绍和研究自由经济思想的文章。在夏先生的文集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给人以启迪和享受。不过，笔者认为，有两篇可以作为夏先生思想的代表作：一篇是《经济学家的思路》，另一篇是《平等与经济平等》。

《经济学家的思路》是为吴惠林先生《经济学的天空》所作的序文，该文给经济学家们做了一个素描，实际上概括出了自由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本人认为，这一概括纯正、简洁、精辟，无出其右，笔者简引如下（第141~142页）。

一、经济学是人的行为学之一部分。经济学虽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动物的欲望、冲动和本能的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异于禽兽的意志、理念和逻辑思考。

二、人的欲望是会自我繁殖和不断增多的，而其满足却要受到外界的种种限制。于是在需求满足的过程中，不得不有所选择。选择，是出于不得已；选择什么，则又力求自由。这就是说，人，并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

三、由于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征，所以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们渐渐学会了争取个人自由的适当方法，即不妨碍别人也可同样争取他的自由，否则终会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会有此认知。所以也只有“人”才会在个别自觉的互动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同于本能形成的蜂蚁社会。

四、人类社会之形成和扩大，是由于人的自觉行为之互动。“互动”之“互”字，显示出主词的“人”是指的多数人，而且多到说不出他们是谁。其互动也，是各在其独特的环境，依凭其独特的零碎知识而行动，而互动。绝不是靠少数人或一个人的设计、规划、指挥或命令而组织成的所谓“团队”行动。

五、分散在社会上无数个人的知识，个别地看来是零碎的、琐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知识的总和，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知识所能摄取其万一的。这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所赖以达成、赖以扩大的基础，亦称“无形之手”或“成长的社会秩序”。

六、重视“无形之手”，并不意味着排斥“有形之手”；尊重“成长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制的社会秩序”。用“重视”、“尊重”的字眼，是强调“有形之手”不应牵制或阻碍“无形之手”的运作，只能为其去碍，使其运作顺畅无阻；是要强调法制的社会秩序不应干扰或搅乱成长的社会秩序，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后者得以保持活力而无僵化之虞的架构。

七、在经济领域，第五和第六两点讲的是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自由市场是成长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政府是法制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者。

短短数百字，寥寥千字文，多么精辟的概括和说明，的确是大手笔。只要真正领会了这几点，才能掌握自由经济理论和思想的精髓。

《平等与经济平等》是一篇专论。其视野非常宽广，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从哲学到经济，从社会到心理；其分析和讨论也很精彩，观点鲜明，言简意赅，直指要害，做到了逻辑的一贯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是一篇在思想性和理论性上均属上乘的好文章。

首先，文章明确界定了讨论的范围，指出“平等问题的讨论，属于哲学范围的人生论。人生论所处理的，包括‘人究竟是什么？’及‘人应该怎样？’。前者属于认知问题，后者属于价值问题”（第74页）。进而认为，“‘社会’既不存在于个人之上，也不存在于个人之外，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平等问题属于社会问题，也即人际关系问题之一”（第74页）。

其次，文章从中外哲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讨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平等观念时，该文明确指出，“民本主义”义理的核心是家长主义，中国思想界在近代西方思想输入以前，“以个性尊严、个人自由为基设的平等观念，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第78页）。作者分别对柏拉图及其前后、18世纪主流思想中的经济自由与所谓的“平等”、社会主义的平等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人皆生而平等’，是泛指人格的平等，人格尊严的平等。与后来的人所说的经济平等毫无关系”，“法律之前的平等是与自由相关联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保障”，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点是“把私有财产全部或部分废除；生产手段全部或部分收归公有；分配与交换全部或部分由政府管制”（第81页）。

再次，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文章考察了经济平等或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心理因素，揭示了再分配的实质。“所谓重分配者，本质上并不是把富人的所得转移给穷人，而是把私人的经济权力转移给政府。市场价格尽管还存在，可是，它的功能已被阉割了一半。它只能用来收回生产成本，再也不能对生产资源的配置产生多大的作用了。这一部分作用转移到政府的作为，于是人民的消费形态和机会，由政府决定；文化艺术的活动，也由政府决定。政府所决定的不只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标准，也包括我们的精神生活标准——真、善、美！这幅情景，已经在共产主义区域实现。经济平等的逻辑归趋也是如此”（第86页）。

最后，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还讨论了消灭贫穷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指出“处理贫穷的办法，应分为救济性的和辅助性的。救济的方法，以不致鼓励被救济者的人数增加、不致助长被救济者的依赖性为原则，同时在观念上可把它看作一种‘负的所得税’，参酌现行所得税法而直接予以补贴。辅助性的方法，应不致妨碍自助。职业训练和就业辅导应该是它的主要项目”（第87页）。

从以上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夏先生的思想非常清晰，其论述也很有说服力，笔者无须多费口舌，画蛇添足。

夏先生坚信自由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这也是笔者崇尚和追求的。不过，理论的彻底性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人们对其他相互竞争的理论理解不深和尊重不足，甚至有可能发生某种绝对化和片面性。这是值得严肃的学者思考的。自由经济理论是一个有坚实依据和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它为什么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市场经济是人类至今发现的一个最好的制度，但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经济学家应当有这样的意识。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理论，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因而少不了假定和抽象，这就有可能发生偏颇和不足，这是笔者从夏先生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中发现的问题。夏先生认为，今日的通货膨胀是凯恩斯理论错误的结果，但事实并不尽然，虽然凯恩斯的理论难辞其咎。因为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也发生过通货膨胀，即使是在金银本位下，通货膨胀也在所难免。也许与其他危机一样，通货膨胀也是人性缺陷和理性不足的结果。哈耶克最先明确揭示出理性的不足和局限，对通货膨胀的认识也许不会那样简单。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是在两个极端（包括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摇来摆去地前进的。笔者这样讲，绝不意味着主张和支持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三

读了夏道平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为人。他是一位真人，一位真学者，一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自由经济学者。

前面讲到，1960年9月，台湾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查封了《自由中国》杂志，将其组织者雷震和傅正判刑入狱。夏道平、殷海光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了一篇抗议声明，公开承认那些被指控“涉嫌叛乱”的文字，大都是他们三人撰写的（第203、256页），表现了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气魄和精神。

在文集中，夏先生多次讲到三类经济学人：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工程师和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第102~104、141~142页）。这三类人都在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来发表文章，谈论经济问题。于是鱼目混珠，黑白难辨。特定经济利益代言人如果公开承认自己代表何人，倒也无碍，只是他们往往假冒公共利益。经济工程师与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把“人”物化，而不是把人当作活生生的人。在现代，经济工程师成千上万，特定经济利益代言人也不乏其人，而真正的经济学家却寥寥无几。这是否是现代化的不幸和悲哀，值得深思。不过，就此而论，再加上对科学主义（文中称为“科学迷”）和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夏先生真正属于后者。

夏先生对长辈、同仁、晚辈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谦谦君子，一个可亲、可敬之人。这从他写的大量序文、评介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评介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他对胡适、殷海光、王云五、王世杰、王德芳、周德伟、雷震、傅正等人的评说，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而对蒋硕杰、吴惠林等的支持和提挈更是不遗余力。这些文字都是夏先生心迹的流露，既无过分的吹捧和炫耀，也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之处，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和谐，包括对他们的批评。这体现出了夏先生对他人的尊重，让人真正领悟了平等的真谛。

夏先生对自己的认识和估价是恰如其分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们常说，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也许是成人成事的根本。夏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以“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修订版译者序”为例，夏先生说，“‘拙译’这个名词，是译书人常用的一个客套话。20年前我译的这本书（由台银经研单位出版的），现在我用平平实实的话讲，不仅是‘拙’，而且既‘拙’且‘劣’。拙，是指有些句子译得太长，没有摆脱原文句法的束缚，让读者费劲。劣，是指有些地方，把原意弄错了。这是译者该打自己手掌的”（第152页）。这种公开认错的态度和做法，在学界并不多见。不要说主动认错自责，即使别人指出错误，“背着牛头不认脏”，再三强辩者有之，公开抵赖者有之，倒打一耙者也有之。难怪学界本来是块净土，现在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了。

夏先生对学问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从他对学术批评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中就可看出。在这本文集中，有三篇文章值得一读。第一篇是“经济学家不该是官学两栖的动物”（第154~156页），第二篇是“走出‘社会正义’的流行迷思”（第161~162页），第三篇是“勿开时代倒车”（第163~165页）。其中第三篇的批评最为严厉，但这种批评却有理有据。至于“官学两栖”，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在学界屡见不鲜。在这个问题上，夏先生的批评切中时弊。

四

在这篇序文的最后，笔者想简述一下有关本书阅读和出版的问题。

由于夏道平先生是一位出生在内地而生活在台湾地区的学者，文集中无作者简介，内地学界对其不大了解，一般人更是对其感到陌生。如果一开始就读他的经济论文，大家也许提不起兴趣。我们不如倒过来读，先读后面的附录，对先生有一些了解，产生阅读的兴趣，再读前面的论文。这样也许能够更好地把握先生的思想。

长春出版社能够打破禁忌，出版这样的好书，值得肯定。但印数不多可能与对市场的悲观预测有关。在国内这么大的市场中，如果这样的书没人买和没人读，除了表明销售工作做得不好以外，也彰显了读书人的悲哀。

2012年2月24日于北京

[117]　张曙光：《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台海出版社，2004年。

企业并购与经济转型
——《转型期中国企业收购研究》序

经济转型和企业并购似乎是两个重要而又联系不大的事情，尽管就两者分别讨论，也许可以做出很多重要的文章，但是，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基础和训练，而且需要其具备较高的提炼概括能力。就笔者所及，国内外目前尚未见到有人进行过这种探索。汪伟的博士学位论文《转型期中国企业收购研究》（以下简称《收购》）可能是第一篇，因而具有开创性意义。

国外关于企业并购的文献有很多，基本上都是考察完善的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并购，它们缺乏转型经济实践的支撑，自然也就不可能考察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并购。国内研究企业并购的文献也不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外并购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二是关于国内企业并购的一般描述和分析，三是关于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第一类文章不可能研究企业并购，第二类文章没有能力研究，第三类文章数量很多，却不对其进行研究。它们基本上是把国外的理论和模型拿来，有的稍作改动，有的不作改动，然后把中国的数据放进去，进行一些计算机处理，证实或者证伪国外现有的一些结论，没有人从观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并购的现实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加以分析和证明。《收购》与此不同，它恰恰是在别人不做的情况下这样做了，因而开创了自己的理论。

《收购》全文共有5章，除了前面的“导论”和后面的“总结与展望”以外，中间的三章是其主体和基干部分，分别讨论了三个彼此有一定关系的问题：一是转型期的管理层收购，二是存在进入管制条件下的企业收购溢价，三是转型期企业收购的长期绩效。概括起来，其中心是将转型作为企业收购的一个因素加以分析，看看这个因素的加入使传统企业并购理论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第二章中，作者发现，现有管理层收购理论集中于收购前后的“比较静态分析”，不大关注收购的交易结构和交易规则，而这正是决定转型期管理层收购的关键要素。中国转型期的管理层收购面对的是买卖双方（政府和管理层）双边垄断的交易结构，在“全流通”的情况下，收购价格与流通股价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因此，攫取双边垄断结构下低价交易形成的巨额交易利润，就成为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的主要动力。基于此，《收购》借助于收购均衡分析，一方面说明了管理层收购基本上采取“丑女先嫁”的方式，所谓“靓女先嫁”，也是人为地将“靓女”丑化成“丑女”后再嫁；另一方面也得出了与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不同的结论，转型期的管理层收购不仅不会提高企业绩效，反而会使企业的名义绩效和实际绩效不断下降。

现有文献证明，在收购交易中，目标企业股东能够获得显著的正超常收益，但在中国转型期企业并购中，目标企业股东的收益却出现了较大分歧，“贱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舆论不绝于耳，能够获得明显溢价的主要是存在国家进入管制的重型机械装备行业。《收购》通过摩根士丹利以“颇为可观的价格”收购珠海南通银行股权的案例，说明现有理论（作为控制权损失的补偿，从代理主义出发，收购方的过度支付使得企业价值被市场高估）缺乏解释能力，而关键在于转型经济中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进入管制。作者证明了转型经济中进入管制与寡头竞争市场结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共存关系，进而说明了在存在进入管制的情况下，潜在进入者愿意为其他变相进入方式支付额外溢价。很明显，这也是转型经济的特殊因素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现有对企业并购长期绩效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有二：一是事件研究法，二是会计数据研究法。然而，前者应用的前提（市场有效性）在转型经济中不存在；后者也不适合中国转型经济的实际，原因在于，一是会计数据本身缺乏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导向，二是会计数据在考虑债权资本成本的同时忽视了股权资本成本，三是会计数据的人为操纵。作者利用经济增加值指标进行实证，证明了收购活动能够改善企业长期绩效，并且评论了现有一系列理论假说，包括自由现金流假说、债务融资控制假说、支付方式影响假说、大股东掏空或支持假说。

在笔者看来，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也许是第二、三章。

《收购》的篇幅很小，只有10万字；逻辑结构也相当简单，主体部分只是并列的三章；所用模型也不复杂，使用了一般的连续可导函数。但它却是作者的独创，其价值也许超过了那些有着复杂数学模型和数十万字的大部头，具备一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素。从《收购》的启示中，笔者想进一步讨论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即博士学位论文到底该如何做？

判断博士论文好坏优劣的标准，首先在于理论方法上有没有突破和创新。而要做出突破和创新，第一必须熟练地掌握所论问题的已有文献，第二必须对所论问题的经验现实有深切的实感，这是论文创新的两个必要条件。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从中发现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经验现实的缺陷，进而找到自己进入的角度和开拓的方向。这样，才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发现。《收购》的作者确实具备了这些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他掌握了企业并购的现有理论，也发现了这些理论不能解释中国企业并购的实际，其原因在于没有考虑经济转型的因素。《收购》的突破和创造正是在于其把转型因素纳入分析，从而得到了一些与既有理论不同的结论。

在确定了自己的进入角度和开拓方向以后，就要深入一步，具体看看现有理论在哪些方面以及为什么不能解释转型经济中企业并购的现实，从而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这就构成了论文框架结构的基本支撑点。作者发现，现有理论没有关注转型经济中管理层收购的市场交易结构，没有考虑政府进入管制的因素，其实证方法和指标也不适用于转型经济。于是，他从这三个方面建立了《收购》的分析框架，并加以分析。这就是《收购》成功的原因。

《收购》是成功的，但还远远不够，甚至有明显缺憾。作者虽然讨论了转型经济中企业收购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离创立一种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收购理论还有较大的距离，这一点，作者也注意到了。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列举的三点是重要的，但都没有具体内容，说明作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尚未深入。拿第一点来说，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收购理论，即使《收购》本身，也需要单设一章来讨论转型经济的特征问题，但《收购》没有，这本身就是一大缺陷。要知道，没有这一章的讨论，《收购》主体部分的三章是分散而孤立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不是框架结构简洁，而是残缺不全；不仅如此，在逻辑上，三章之间的联系也缺乏必要的交代。至于这一章讨论的内容，至少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转型经济特征的一般概括，二是针对企业收购过程来讨论转型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和影响。《收购》没有这一章，自然不会对此做专门集中的分析，只能在具体分析时，讨论市场交易结构的双边垄断，政府的进入管制壁垒。这种讨论既无法给人提供一个转型经济中企业收购特征的整体概念，也无法充分展开，把转型经济中企业收购的具体特征解释清楚。

正因如此，《收购》的讨论也是不完整的。作者讨论了企业进入壁垒，却没有考察企业的退出障碍。在一般市场上，有恶意收购和反收购；在中国市场上，曾经发生过地方保护、注资重组、拒绝退出，这与反收购是不一样的。还有，即使是从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角度讨论问题，恐怕也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需要做具体分析。从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来说，立法建设还是比较迅速的，而执法监管的问题可能更多。这就涉及监管机构的设置和监管者的行为特征问题。转型经济特别是中国转型经济的主要问题不在法律、制度、规则的制定，而在它的实施。这可能是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因此，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制定转移到规则的实施，从合约的缔结转移到合约的治理。这一点对企业并购也是适用的。

此外，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和酙酌。例如，第四章在讨论会计研究法不能使用的三个理由中，第三个理由就比较勉强。会计数据的人为操纵，在转型经济中是不可避免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也时有发生。美国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等就是最好的实例。黄世忠教授主编的《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财务舞弊案例剖析》（2003），以大量详尽的事实和深入细致的分析，再现了当年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情景。

汪伟不是我的学生，但在思想理论上与我交流较多。在他学习期间，我与浙江大学签有协议，每年去该校讲学两次，每次十天半个月，都是他陪同接待。他的导师也曾口头表示，要我做他的副导师，仅此而已，但他却信以为真，他在校时写的论文以及毕业论文都曾发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我也曾将他做的“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收入《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浙江卷）（2006）。毕业以后，他经常与我来往，甚至比我的一些学生还要频繁。我每次去上海，他都要来看我，向我介绍一些银行金融方面的情况，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笔者在学术上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通常是看得上的论著，才作序和评论，而且好听的话和难听的话、表扬的话和批评的话都讲。这也是我的风格。对于《收购》也是如此，是以为序。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大学的经济分析
——《大学的本质问题》序

序文缘起

2007年9月，我去东北财经大学讲学，郑文全教授负责具体接待工作。在接触和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打算使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大学的起源和本质，并就一些具体问题与我进行讨论和交流。他说等论文完成以后一定送我。

2009年1月12日，他借出差之机，专门到我家拜访，送来了他的大作《大学的本质问题：一个科斯式的研究》（以下简称《本质》，凡引自该文，只注页码），并谈到他今后的研究规划，打算沿着这个方向，讨论一些诸如宗教等其他问题。谈到《本质》，他说准备拿去公开出版，并告诉我，张老师有空时可以翻翻，如果还有一点儿价值，请写个序言，评价一下；如果没有什么价值，就放在一边，以免浪费时间。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学者送来大作，请我写序和评论。我翻了翻文稿，觉得价值不大，没有写序作评的欲望。最近，抽空看了看《本质》，觉得确有一些见地，于是，认真读完全文，遂有此序。

本文贡献

大学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是，它的来源和产生、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行为方式和运行过程，却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由此出发，《本质》作者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关于大学的经济学解释。

与企业不同，大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一个社会机构，所以，对大学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社会人文方面来讨论其理念和使命的。这种讨论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有着强大的现实支持。从历史来看，这种讨论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康德的《学科之争》和洪堡的“洪堡五原则”以及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就当代而论，2002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哈佛、牛津、斯坦福、东京、北大、清华等大学校长的讲演[118]，也是这样立论的，《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2002）也是这样介绍的。

与大学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观相对应，从经济角度解释大学性质的理论也不少，包括大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大学的声誉观、大学的规模经济说，以及大学的企业逻辑观[119]。这些理论虽然都可以对大学制度的某一方面做出分析，但都未能构建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无法提供一个全面而又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在这些理论中，大学的声誉观也许解释力最强，因为大学的确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公信力来支持和维系的社会机构，但是，《本质》中除了对声誉机制提出的6点质疑（第7~9页）以外，最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其说明了大学需要和为什么需要声誉，而在于其解释了声誉机制在大学中是如何产生和创造，以及如何运作和维持的。《本质》的进步和创造之一就在于它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概括起来，《本质》的成功有两点。一是在认真评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洞悉了现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并且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从而确定了自己的开拓方向和前进道路。作者认为，前述几种关于大学性质的经济解释，因其局限性而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而现有的公共教育理论“通常把学校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很少追问原初的学校是怎样产生的”（第2页）。这样，就像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一样，现有的关于大学的理论也是一种“黑箱”理论，而关于大学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正是要打开这个黑箱，看看其中的构造和机理。于是，作者借鉴科斯关于“企业的性质”一文的提法和分析，提出了“大学的交易成本本质观”（第15页），并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创造。

二是从这个特殊角度切入，作者运用合约理论，构造了大学分析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将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在大学制度分析的各个方面。首先，大学也是一系列合约的连接，是用学校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格式化合约代替了师生相互之间的诸多非格式合约，因而，“大学是一个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组织”（第15页）。而作为中心签约人，学校与学生的合约是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学校与老师的合约是要素市场上的合约（第17~19页）。其次，终身教授制度是对大学教授分享学校剩余收益权的一种安排（第34~68页）。教授是大学中最重要的主体，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又是一种专有性资产，其质量水平和运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的发展前景。根据合约理论的激励相容约束，只有使教授参与分享大学的剩余收益，才能使教师的追求与学校的利益达到一致。而教授终身制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再次，大学与学生之间的合约不仅是一种长期合约，而且是一种不完全合约。这种合约具有“血缘性市场合约”的特征（第69~80页），其缔结和实施，不仅决定了学生的学业出身，而且影响到学生的职业能力和人生道路；不仅规范着学生在学校中的权利责任和成本收益，而且决定了毕业后校友与学校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营利性的大学治理结构也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一是“作为一种信号显示机制，大学的非营利性是学校为了降低与老师、学生、捐款人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主动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第111~112页），是各方互动博弈的结果和长期竞争的选择，因而是大学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二是大学治理的中心在于建立大学的决策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之间的协调制衡机制，解决捐款人、董事会、校长和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和校友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弥补大学缺失而企业具有的三种责任机制，即所有者缺位、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和缺乏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使大学的理念和目标得以实现。三是大学的治理模式是利益相关者治理，这种治理是一种强共同治理、弱相机治理（第146~148页）。此外，作者还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讨论了中国大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

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合作的学问，任何一个组织机构的出现都是人类合作扩展的产物，而任何一个组织的合作行为也都需要协调，大学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大学的考察和分析，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和契约主义、主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仅相符，而且大有用武之地。这也是《本质》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从以上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始终坚持经济学的视角，熟练运用现代契约理论，来观察和解释大学中的各种安排、各种现象、各种关系和各个参与者及其行为，而且，这种解释在很多地方都有两个重要的参照和比较，一是与营利性企业比较，二是以大学的人文传统做参照。因而，使得《本质》既有自己理论的正面阐发，又有与相关理论的辩论，不仅显示了理论逻辑的力量，而且说明了成功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素。

几点商榷

《本质》的讨论是新颖的，是在前人不曾明确提出和涉足的地方做出了自己的开拓，这就奠定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本质》的讨论并不是无瑕可击的，实际上，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

首先，本文的标题“大学的本质问题”就值得斟酌。很明显，这是从科斯那里借用或者套用过来的。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1990）开创了企业研究的先河，奠定了企业理论的基础，进而形成了企业理论的架构，包括企业的起源、企业的性质、企业资本结构、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及其治理等。《本质》的标题由此而来。由于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从经济关系上来理解和揭示企业的本质就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由于企业的目标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实现和利润的增长，其与交易成本的变动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所以，科斯的立论不仅有充分的依据，而且也避免了片面性。但是，大学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或者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社会组织。仅仅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和概括大学的本质，就会出现片面性；大学的目标并不是利润的增长，交易成本的节约只是实现大学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就此而论，《本质》讨论的只是大学的经济性质，而不是大学的人文社会性质和全部性质，如果在《本质》的题目中加上“经济”二字，即“大学的经济本质问题”，那就非常恰切了。本篇序言之所以以“大学的经济分析”为题，道理也在这里。因此，把大学的性质归结为“经济第一性”和“公益第二性”也值得商榷。如果是这样，一切事物都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人类总要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其实，大学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同等重要的。单纯从人文方面或单纯从经济方面讨论大学的性质问题当然是可以的，但也是有缺陷的；彼此之间的批评和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否定和贬低另一方面却是不恰当的。

其次，在笔者看来，《本质》中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讨论的，是关于学生在大学合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本质》虽然提出了“血缘性市场合约”的概念，用以说明学生与学校之间交易关系的特征，也讨论了大学与学生之间知识交易价格的确定以及双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特别是发现和论述了“奖学金可以理解为对优秀校友事后贡献的事前支付”和“校友捐款可以理解为是学生学费的一种事后补偿”（第104~108页），动态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按照《本质》的界定，学生向学校购买知识和消费知识（第69页），学生是学校的客户，既不是学校的内部成员，也不是学校的产品（第70~72页），文凭证明的不是产品的质量，而是消费者的水平（第88页）。可见，《本质》把学生仅仅看成是一个消费者，把学习过程仅仅看成是一个知识消费过程，并且用病人和医生、顾客和饭店之间的关系来类比（第69~70页），这就有点儿简单化了。据此，作者对相关理论的批评也就显得论据不足和软弱无力。

其实，学生和学习过程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物，千万不可将其简单化为一个面向。学生既是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投资者和生产者，学生在学校的角色既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而是一个主客体合一的复合角色。学生与学校合约的实施过程[120]既是学生和家长的投资过程，也是学生参与学校的知识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学生的知识消费过程，而知识本身的特征也决定了它是一个学习获取、消化吸收、积累存储和实践应用的复杂过程。既然如此，《本质》上述看法的片面之处就显而易见了。

学生是不是学校的内部成员？应当说，既是，也不是。就像军队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个体士兵不断轮换和更新，但作为军队组织，不能没有士兵，甚至可以说，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同样，学生可以是张三、李四，也可以是王五、赵六，但是学校不能没有学生。学生也是学校的基础。他们绝不仅仅是外在于学校的知识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而是在学校内部进行和从事知识的消费、生产和积累活动的人。从一个方面来看，学生是学校知识生产过程的客体，是学校生产加工的对象，即使这与企业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有很大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不仅自己在生产（增长）知识，而且直接参与了老师的知识创造过程，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中。所以，在校学生是学校的成员，离校以后成为校友，自然外在于学校。这与工厂的工人是相似的。

学生是不是学校的产品？这一回答与前面的问题相同，看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本质》多次提到学校的生产过程、生产规模和教育产品的问题，但又强烈批评和完全否定学生是学校的产品的观点，这就有些绝对化和逻辑矛盾。其原因在于，作者虽然正确地把学校的产品定义为知识，却忽视了知识产品的特点，同时又把学校的产品仅仅局限于教授的研究成果，把学校的生产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显然，这是有问题的。其实，学校的知识生产过程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不同于一般服务供给过程，作为学校生产的教育产品，知识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对象化或者物化在学生的脑海中，与学生一起成长，而不能飘浮在空中。不仅如此，学校的生产活动既包括科学研究活动，也包括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后者也许是主要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一所大学可以没有前者，而只有后者，但是绝不能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否则也就不成为大学，而只是一般的研究机构。大学的知识产品既包括老师在学术研究中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包括学生知识的增长，亦即学生的成长，就像把学生投入学校这座熔炉中锻炼成材一样。《本质》把学校帮助学生找工作简单地看作是知识销售的售后服务，借以否定学生是学校的产品，认为把学生理解为学校的产品，就是学校（学生）把学生（学校）一体化了。其实，由于主客体合一的身份，由于知识存在形态的特点，学生既直接参与了学校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又是学校知识产品的重要载体，从主客体合一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学生看作是学校的产品。学生从进校到离校，其知识的增长既是一个生产增值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成才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学生看作是学校的产品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把学生看作学校的产品，并不意味着使之一体化，并成为学校知识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也不意味着学校要给学生付费以及会产生违背法律和伦理之类的问题（第71页）。这些都是针对教育这一特殊生产过程来讲的。《本质》显然没有注意到学生作为主客体统一和知识产品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将其与物质产品和物质生产过程简单地等同起来了。严格说来，这样的一些辩论，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在钻牛角尖儿。此外，《本质》一方面认为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提出按照学生的数量来确定学校的生产规模，这在逻辑上也是有问题的。

接受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121]的理论和观念已经确立，并成为社会的共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本质》的分析中却几乎不曾提及，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学生与学校的合约也是投资者与投资主体之间的格式化合约，就像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合约一样，学校提出合约条款，包括学费、学制、教师和课程设置等，供学生和家长选择。学生的投资不仅有学费，而且有放弃的收入或者占用的时间，而投资的直接收益是获取的知识，间接收益是将来工作后增加的收入。这就产生了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的问题。其实，与知识消费和消费者相比较，从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者的角度来讨论学生与学校的合约，不仅没有偏离，而是更加切合《本质》的主题，而且可以深化和拓展《本质》的思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切入角度。因为，消费往往意味着消费对象的消灭和转化，而投资则意味着投资对象的积累和增值。学生在校学习的过程既没有消灭知识，也没有将知识转化为其他东西，而是学生知识的积累和增值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知识交易价格的确定、学生的择校权、转学权和退学权等制度安排，以及校友的捐赠行为，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为了把学生不是学校的内部成员和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的逻辑贯彻到底，在“大学的边界及其生产规模的确定”（第19~26页）一节中，《本质》把学校的规模区分为组织规模（即学校的边界）和学校的生产规模，其实，这种说法是相当勉强的。在学校中，教和学是分不开的，虽然师生比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学校都不完全相同，但一般说来，都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太大或者太小，都会增加交易成本，不符合经济原则。因而，与企业的规模一样，学校的规模也应当以学生的多少来决定。区分组织规模和生产规模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最后，关于第五章“我国大学的若干制度设计”，在《本质》的分析框架内似乎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但似乎也没有抓住我国大学改革问题的要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则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讨论。一是把大学的改革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就像把医疗体制改革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一样，不可能概括其全部内容。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首先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是如何打破现行大学的国有垄断和政府管制体制，使政府从教育的统治者变成教育的资助者和需求者，确立大学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精神，发扬“学在民间”的传统，把公共教育体制和民间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其次，现行大学教育的官僚化、行政化、商业化、技术化、工具化的味道太浓，这与21世纪大学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变成了养鸡场[122]，研究生培养变成了“包工队”，教授变成了包工头和掮客，主管部门变成了发包商。因此，教授终身制等制度安排也是扭曲的，大学教育陷入了有知识、无文化，有技术、无思想的状态。三是现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制度以宣传政策、解释文件为要务，以数量指标考核为手段，以职位晋升、金钱地位为诱饵，以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为中心。学人学品和学界学风的破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大大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抄袭之风盛行，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整个学界和社会陷入了一种不思和反智的潮流之中。不要说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世界名校，就是办成一所像样的一般大学，也还有很大距离。不少人以为，用钱可以堆出或者买来一流大学，这种做法是与创建世界名校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世界上至今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不明确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现行教育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然而，对于这些问题，《本质》或者有意回避，暂不涉及；或者蜻蜓点水，言不及义。使得人们读了《本质》，总有点儿不大满足的感觉。

尽管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但从总体上考察和评价，《本质》还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也是我愿意为其写序的原因。

2009年3月20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118]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2002。

[119]　张维迎，2004。

[120]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合约的实施比合约的缔结更重要、更困难、更值得关注和讨论。

[121]　贝克尔，1987。

[122]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有“学校不是养鸡场”（2003）的文章，对此做过很好的分析。

创新和社会责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两个轮子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研究》序

一

自从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被重新发现以来，企业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企业“黑箱”被逐渐打开，其内部结构和运作机理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然而，不论是企业契约理论的各个流派，还是企业家理论的各家学说，都把企业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和各种安排，很少讨论企业的外部关系和环境因素；都把企业的职能聚焦于经济价值的创造，很少论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其实，企业和人一样，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然存在，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作为一个法人，企业也是一个社会存在，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处理好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是企业理论和企业实践的主要任务。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企业的竞争能力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组织，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担当情况，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创新主要在于发现和发挥企业各个方面的潜力，突破企业发展的各种瓶颈约束，拓展企业价值的增长空间，那么，承担社会责任在于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和谐的秩序。创新自然包括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创新，社会责任也不能丢掉在创新过程中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如果能够在同一个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永不枯竭，这样的企业也许才能无往而不胜。

企业创新包括思想理论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对内部利益相关者（股东、经营者和职工）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社区和社会组织、政府和公共机构）的社会责任，还包括企业对社会慈善事业的自愿捐赠。企业的创建和活动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但尽可能多地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还是可以做到的。这里，笔者想起了张贤亮创办“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的例子。虽然几年前笔者曾经讨论过这个案例，但今天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张贤亮的口号是“出卖荒凉”。这就是一大创意，且意境的高下非同一般。荒凉就是荒凉，既荒无人烟，又贫寒凄凉，一般人避之不及，躲之嫌远，而他则对其饱含深情，寄予厚爱，居然看出荒凉有价，可以出卖，而且价格还不菲。不仅如此，张贤亮创办的影视城，在当时的中国也属首创。今天，我们有了涿州影视城、无锡影视城等，人们觉得它平淡无奇，没有什么了不起，可在当时的中国，这却是前所未闻未见的新鲜玩意儿。就社会责任而言，涿州和无锡地处东部发达地区，而镇北堡却建在西部荒漠之中，是当年牧羊人躲避风雨的地方，这就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无锡影视城和涿州影视城的建设有很多已经现代化了，而镇北堡则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但各种影视道具却做得惟妙惟肖，足以以假乱真，其性价比堪称第一。从这里，人们可以大开眼界，看到影视中的各种场景是如何构造出来的。第三，镇北堡影视城前后共拍摄了包括《红高粱》在内的56部电影，中国电视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其在中国影视业的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四，镇北堡不仅是一个影视城，也是一个参观旅游的好景点和好去处。影视城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训练的当地农民，从这一角度来看，该影视城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当说，镇北堡影视城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是创新和社会责任完美结合的典范。

二

王卉彤和高岩的新著《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研究》（以下简称《责任》）是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之一，其特点在于立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讨论，更深入地研究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责任》全书由七章构成，除第一章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相关概念做出界定以外，其余六章不仅分析了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而且说明了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不仅选择世界上103家大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进行了社会责任的实证分析，而且以摩根大通集团和荷兰合作银行集团为例，对之进行了案例研究；不仅一般地分析了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而且讨论了气候变化视角下商业银行开展“碳中性”实践的意义和做法；不仅介绍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缘起和发展，而且考察了中国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本书使我们对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值得读者特别是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阅读和参考。

商业银行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履行变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也更需要研究。银行业是一个特殊产业，其经营对象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和服务，而是货币及其衍生品，经营的方式是一些格式化的合约交易，从事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活动。一方面，它是一个企业，因而与所有企业一样，具有市场主体的全部特征和要求，甚至由于经营对象和经营活动的特点，它更需要一个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环境来谋求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银行金融活动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类似于人体中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的角色，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特别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决定了其高负债和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使得它的一头是无数的小债权人和投资者，另一头是无数的债务人和客户。一方面是连接债权债务和沟通资金供求的高效率，另一方面是货币运动和资金运营的巨大的外部性，再加上货币借贷和资金融通过程中在时间、数量和方式等方面的错位，商业银行不仅需要加强制度规范和法律监管，而且更应当承担和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说其他行业的风险是局部性的，那么银行业的风险就可能是全局性的；其他行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其损害可能是结果性的，一般不会扩散得太大，而银行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其损害可能是原发性的，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污染和瘫痪。因此，这方面的分析既需要有高度的概括，又需要有深入的探讨。在这方面，《责任》还可以更进一步。

《责任》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气候变化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它突显了作者关注当代世界前沿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和努力。《责任》介绍了恩斯特·布洛赫报告、布莱尔政府白皮书，IPCC（世界气象组织）关于气候变化的四个评估报告等国际研究方面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最新情况，在目前情况下，其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该书材料精选不够，组织略显粗糙，读后使人有堆砌之感，如果能够增加一些分析和比较，也许更有意义。例如，比较一下各种低碳贷款业务和低碳投资产品的优劣，讨论一下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可能进行的合作，可能使该书内容更为丰富。还有，有人提出了“碳金融”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针对汽车金融、房地产金融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们开发出了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美国的次贷危机就与房地产金融密切有关，我们应当总结和记取，但其中关于金融创新的观念和努力却不应简单否定。与此相比较，碳金融的内容、性质、活动范围、运营特点可能更丰富、更宽广和更复杂。如能围绕碳金融的概念，对上述内容做出更集中的概括和进一步的讨论，《责任》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

总之，《责任》虽然有一些不妥之处和可改进的地方，但还是一本有价值的可读之书，是以为序。

　　　　　　　　　　　　2009年12月15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企业理财》丛书序

企业理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和技术高低，也不论其处在何种行业，生产何种产品或者提供何种服务，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都必须进行财务管理，做好企业理财。因为，企业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是一个有自己生命过程的机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企业的财务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果它要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流、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就需要以自己生产的价值抵偿自己的消耗，并为自己和社会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企业必须进行经济核算，必须对其生命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投入和产出、消耗和贡献、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和评价，从而做出最佳的决策和选择。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现在也是世界经济的公民，它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中。因此，宏观政策的扩张和收缩以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世界经济的变动，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发生重要影响，甚至使企业重大投融资决策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些决策的成败。因此，企业理财绝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市场是企业之间联系的桥梁和交易的纽带，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市场分为多种类型和结构，对于企业理财来说，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虽然必不可少，但金融市场更加重要和关键。作为企业理财重要内容的投融资活动和风险管理活动，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完成的。因此，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必须有熟悉金融市场和驾驭金融活动的金融专家，必须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

在企业理财中，投融资筹划是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困难的事务。从投资来看，有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而金融投资又有债券、股票、外汇、衍生品，以及市场并购和企业重组等多种方式。从融资来看，有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而外部融资又有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以及企业上市融资等。要选好投融资的对象和时机、用好投融资工具，安排好投资的组合和融资的结构，做好每一个投融资决策，取得企业投融资活动的最大收益，就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投融资的理论和知识，熟练地把握和运用各种投资工具和融资方式。企业不仅要有胸怀全局、放眼未来的战略眼光和胆识，而且要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各种投融资的操作方式和技巧。

风险管理是企业理财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投融资筹划是在企业发展中从进取和攻略方面所做的选择和安排，那么，风险管理则是在企业发展中，主要在预防和退守中所做的谋划和安排。因为企业的运行和发展总是处在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其损益也是无法准确预知的。因此，企业风险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并发生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虽然国内外对企业风险有不同的分类，但概括起来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等，而且有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之别。企业风险管理不仅要学会和掌握一套风险识别、评估和分析的知识、技术和方法，而且要懂得和熟悉一套分散风险、转移风险、规避风险和保险的知识和办法，才能做好企业的风险管理和企业理财，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在传统计划经济中，由于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只是行政机构的一个附属物；不是一个投资中心和投资主体，既不承担投融资决策和责任，也不在真正的市场中活动和面对市场的种种风险。因而，它既不需要进行投融资筹划，也不需要进行风险管理，企业的财务管理只剩下简单的成本核算和盈亏的上交下拨。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缺乏理财的知识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而且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企业也逐渐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而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有了完整的生命过程。企业不仅要在国内市场中活动，而且要面对国外的竞争者；不仅要独立从事投融资规划，而且要为自己的盈亏和风险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学习理财知识、掌握理财技能、积累理财经验、做好企业理财就成为每个企业面临的重要任务。

既然中国的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新加入者，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是企业理财的新手，那么，就要有一个学习和培训的过程。而要学习和培训，就需要有一套完整、准确和精练的教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培训中心组织编写了这套《企业理财》丛书，共有5本，包括《企业理财基础》、《企业投资筹划》、《企业融资筹划》、《企业风险管理》和《企业税收筹划》，此乃雪中送炭之举。

据此，本书编著者从中国企业理财的实际状况出发，赋予《企业理财》丛书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既讲企业理财的理论，又讲企业理财的实务，还有大量的实际案例。这就使得学员通过学习，不仅可以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不仅懂得理论概念，而且懂得操作方法，能够实战操作。二是既讲企业理财的一般理论和外国经验，也根据中国的实际和经验加以补充修正，还提供了一些中国的案例，以便适应和满足中国企业理财的需要。也就是说，编著者做了一些企业理财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工作。尽管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但这个方向是值得坚持的。它使得学员们在学习中不再简单地照搬国外的现成答案，而是考虑自身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企业的实际，做出自己的创造。

毋庸讳言，现有的《企业理财》丛书还是初步的，不论是企业理财基本理论的阐述，还是具体操作方法的介绍，都还不够完善，只是框架设计，尚有可推敲之处。比如，可在加强理论阐述和操作方法讨论的同时，把案例独立出来，编一本《企业理财案例集》，进行案例教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安排。这些都需要在理论研究、实际操作和教学实践中不断地补充、修改和完善。事实上，一本好的教材必须经过反复修改、千锤百炼，方能完善起来，国外的一些教材往往修改再版数次、十数次，甚至数十次，就是这个道理。建议编著者将此作为长期任务，不断研究，不断实践，不断琢磨，不断修改，做出一本《企业理财》的经典教材。此乃不朽之功业也。它对于提高中国的企业理财水平和管理水平，将会起到莫大的作用。

应编著者之邀，是以为序。

　　　　　　　　　2010年8月24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滨海大讲堂名家演讲集》序

人们常常在反思，什么是生命的价值？怎样生活才有意义？因此，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去追求价值，就成为人类生活无法回避的主题。

中国社会经过了30年的巨大变革，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然而，市场经济只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它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增长，但并不必然地会使人们生活幸福。那么，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人们，如何才能发现生命中那些真正的价值，从而找寻到驶向幸福的通途呢？虽然说这离不开钱或者是物质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思想的问题。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是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成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东部的塘沽、汉沽地区，与唐山市曹妃甸开发区相接，与大连隔海相望，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和龙头。如果说浦东的开发带动了上海和长三角的发展和繁荣，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么，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带动了天津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联系，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为了使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能够顺利地展开并取得成功，新区的领导和建设者们既重视新区的规划和硬件的建设，也重视新区法律制度的创新和软环境的营造，同时也高度关注思想理论的进步和发展。笔者多次去滨海新区考察学习，每次都会感到巨大的变化，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新企业进入新区，一件件新产品从这里运出，新区也成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在金融改革、城乡统筹等方面率先试验。从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中，新区建设者们深刻地认识到了思想理论的重要性，领悟了“行始于观，行成于思”的哲理。于是，他们不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而且以更为包容的胸怀海纳百川，从而汲取弥足珍贵的思想养料；不仅虚心向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求教，而且注意向专家学者学习。这就是“滨海大讲堂”的由来及其重大意义。

“滨海大讲堂”是由中共天津滨海新区工委宣传部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2007年联合创办的。从2007年9月21日开讲，到2008年9月21日，大讲堂已举办了19期。主讲者是来自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和国际问题等各方面的著名学者，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不拘一格的主题，贴近实际的观察，独辟蹊径的看法，使得大讲堂成为一次思想的盛宴，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和好评。“滨海大讲堂”已经成为滨海新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金字招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滨海新区的合作由来已久，天津开发区开办早期曾经与其有过多次交往，在纪念邓小平同志为开发区题词十五周年时，天则所曾经受新区管委会委托，做过“世界经济走势与我国入世对天津开发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两项重要的研究咨询，提出过“天津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和“加强天津与北京的联系”等设想和建议。在举办“滨海大讲堂”的合作中，天则所利用自己的优势，确定主题，选聘专家，发挥了思想库的作用，也与滨海新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想，在未来，天则经济研究所还会继续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与滨海新区一起，将“滨海大讲堂”办得越来越好，为滨海新区令人期待的改革和试验鼓掌与欢呼。

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因为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与能力。这种优越性和能力正是人类思维和思想的作用。每一期“滨海大讲堂”的装饰背板上都用醒目的大字标出“思想构建价值”的主题语，主办者的理念通过这几个字传神地表达了出来。现在，他们又把19场演讲精选结集出版，以飨读者。看来，他们不但笃信思想构建价值，更要借助书籍传播价值。此乃一件真正的幸事！

是为序。

　　　　　　　　　2009年1月2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天则《内部文稿》前言
——纪念茅于轼教授《择优分配原理》发表30周年

2012年是茅于轼教授的著作《择优分配原理》发表30周年，天则所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召开了“茅于轼教授《择优分配原理》发表30周年暨中国经济学发展研讨会”，现将这次会议的论文和发言集成一集天则《内部文稿》出版，以飨读者。

茅于轼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择优分配原理》是一本中国版的《微观经济学》。虽然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前人早已建立，在发达国家也已经普及，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前30年的中国，由于思想控制和与世隔绝，独尊马列和没有学术自由，知道微观经济学的人并不多，懂得它的人更少。茅教授原本是学工程的，搞经济学也是半路出家，然而，在一没有经济学训练，二没有文献参考借鉴的情况下，凭着工科的数理基础，茅教授悟出了微观经济学的道理，并将其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确难能可贵。该书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学习经济学的一代青年学者，对在中国普及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纪念该书发表30周年，回顾和进一步推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茅于轼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践家。20世纪90年代，他创办了山西小额贷款机构，从资助植树开始了他的扶贫金融活动，开创了中国小额贷款金融活动的先河。21世纪初，他又与汤敏一起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通过培训农村妇女到城市家庭从事家务劳动和家政管理，不仅解决了一些农村家庭的贫困问题和城市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且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茅先生的一系列社会评论文章都切中时弊，通俗易懂，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个别提法不大妥当，引起了一些批评意见，也非常正常。然而这却招来一些人在网络上的漫骂和攻击。这正好暴露了这些人的无知和无理。难道不能文明一点、理智一点吗？尽管网络自由，可以批评，可以反对，也需要批评，但批评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有逻辑。漫骂只能说明自己的粗俗和野蛮、胆怯和无能。

天则所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成立20年来，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天则所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特别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天则所的经费主要是靠自己给企业和政府机构做咨询筹得的，同时也从外国机构中得到了一些资助，但它却因此被一些人骂作汉奸、卖国贼。我们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心态和逻辑。其实，用外国人的钱，做中国人的事，这也是大好事。茅先生是天则所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天则所的生存和发展，茅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包括筹资在内，因而也免不了被这些人漫骂，但茅先生问心无愧，心底坦然。现在，茅先生已经80岁高龄，辞去了天则所理事长的职务，转任名誉理事长，仍然在为天则所操心尽力，值得我们大家尊重和敬仰。

本文稿的出版既是对茅先生的一个认可和肯定，也是对后来者的一个鞭策和激励。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工作。

2012年12月12日于北京

《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前言

2006~2010年，由张曙光主持和主笔、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立项，完成了三个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报告。现在，我们将其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一

本项研究是在土地问题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

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目前正处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

基于这样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依靠农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1949~1978年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但是，由于国外的封锁，再加上实行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体制制度，中国走上了一条内源工业化的道路，违背了工业化规模经济的特征和国际分工的原则，结果并不成功。虽然建立了一套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这一体系被冲得落花流水。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策略，走上了一条外源工业化的道路，大力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形成了规模经济，参与了国际分工体系，在这30年中，中国取得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功。实践再一次证明，外源工业化是一条成功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也快速推进。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46%。然而，由于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了城市化的严重扭曲。现有的城市化不仅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2.1亿农民工并未变成真正的城里人，而且是一种畸形城市化，城市面积的扩展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变化和提升，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营造了一种单调、低俗、受到限制和缺乏创造的城市生活。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作为农业主要资源和基本生产条件的地位并未改变，却焕发出新的神奇的魔力。它已不再仅仅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而是孕育出了一大批工厂和工业产品，以及一片片城市建筑和城市社区；它已不再仅仅是农业的劳动对象和农民生存保障的源泉，而是成为升值最快、用途很广的生产要素，成为非农产业和城市投融资可信赖的抵押品和担保品。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成为整个国家、各个区域、各个城市，甚至一个村庄高速成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奇迹的秘密，也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博弈与争夺的焦点。这种博弈与争夺一方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变迁。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其基本手段是：利用现行法律制度，加强土地管制和土地执法。一方面，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既非地方政府目标，也非农民和用地单位的目标，得不到其他主体的配合和呼应，遭到疏离和抵制；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又十分有限，既要依靠地方政府实行土地管制和落实土地执法，又要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地方政府的土地扩张需求；既不能完全保护农民的权益（只能通过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不能给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又想借助农民去制衡地方政府的行为。因此，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除了固守既有的格局，难以在改革上往前迈进。

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收入增长。一方面，由于现行财政体制的限制，地方政府既想做事，又没有资金来源，扩大征地面积和城市建设规模便成为手段之一。于是它们利用现行法律从农民手中攫取土地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地方政府既要贯彻执行，又不能完全照办，变通和为我所用成为它们的生存之道。不仅如此，为了避开中央政府的计划管制，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和保护农民与基层的创新行为。对于农民，地方政府既要攫取土地增值收益，又不能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因此，在土地开发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既是土地违法的主体，又是推动制度创新的一股力量；既是攫取农民利益的强势主体，又在与农民利益的妥协中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农民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维护和增加自己的土地权益。在这场博弈中，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我们的体制框架内是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式和合法的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往往使得他们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是土地的直接占有者和使用者，掌握着产权的直接实施，其他主体任何有关土地的举动，不论是行政强制、合法获取，还是忽悠欺骗，都得与他们直接接触。对于伤及他们利益的行为，农民个体也会消极抵制，甚至采取集体行动。

土地使用者的目标简单明了，就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土地的开发使用权，然后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其策略既可以与官员合谋，也可以与农民合作；既可以在现行政策下进行变通，也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

总之，任何一块土地的转用和土地制度的变迁，都是在以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中完成的，都是这种博弈达成的均衡。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在土地政策的实施和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处于坚守和维护现行土地法律制度的地位，不仅在行动上不作为，而且往往依靠现行法律框架，压抑基层和农民的制度创新。而地方政府则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土地政策的执行者和农民利益的掠夺者；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主要的土地违法主体。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它们又有着进行土地制度创新的动机和活力，扮演着土地制度供给者的角色。不仅如此，为了通过土地制度创新，避开中央政府的计划管制，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和保护农民和基层的创新行为。随着土地价值的增值和土地稀缺程度的上升，农民的产权意识也迅速觉醒，现行土地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成本越来越高，困难越来越大。因而，在过去30年中，面对土地制度的重大缺陷，地方基层和农民的创新行为左冲右突，推动着土地制度向产权细分和有限产权的方向转化。对此，三个报告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

二

在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中，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人很多，赞成完全国有化的也不乏其人。我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偏好，对这些观点和主张不做政治正确与否和道德高下优劣的判断，只是想指出，这些议论不是从某种原则出发的，它们缺乏事实的基础，就是从某种理想出发，进行一种乌托邦式的想当然的设计，因而，也缺乏实践的可能。

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机制设计理论是有用的，制度设计也少不了，但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制度演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演化不仅有一个开始出发的基础，而且有一个参与人互动和博弈的过程。主张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人都忽视了这两个问题。

从演化的基础来说，我们不是从零开始，不是从一张白纸出发，而是从现有的制度资源和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现状既是几千年发展的结果，更是60多年来变迁的产物。不管这种发展和变迁是好是坏，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终究是我们无法离开的立身之地和进一步前进的出发点。如果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不管不顾，凭空创造一个完美的制度，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制度演化。既然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凭空产生，那么，现实就是撇不开和抛不掉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处在两个极端，都有点儿从零开始的味道。

从参与人的制度博弈来看，私有化和国有化是不是博弈的均衡解，还很难说。怎么私有化，怎么国有化？是按现有的承包土地私有，还是回到合作化和土改以前，抑或由国家发布一个命令宣布全部土地国有？私有化或者国有化以后社会会怎么样，是改善还是恶化，是前进还是后退？私有化或者国有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农民的偏好和选择？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只有一个答案：不确定。大力推行一个完全不确定的东西，是否一厢情愿，是否过分激进和冒险？笔者以前也有过土地私有化的主张，现实却使我们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从制度变迁的现实来看，产权是公有还是私有，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重要的也许在于产权的实施能力，在于处分权和收益权。如果你有产权的实施能力，能够决定土地的使用，能够取得土地的收益，那么公有与私有、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似乎都不成为问题。政府力量不是很强大吗，集体产权不是明文规定的吗，为什么政府还是对“小产权”房无能为力？还不是因为农民握有产权实施能力。各地城市政府都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凡侵犯了原住民处分权和收益权的地方，没有一个项目能够顺利进行，相反，凡保护了原住民产权实施能力的项目都能够顺利得以实施。

影响产权实施能力的因素很多，诸如传统习俗、国家的法律制度、直接控制和实施的方便程度、实施的规模等，但最重要的也许是产权细分的状况和程度。

关于产权细分和产权实施的问题，是本文集收入的三个报告考察的重点。这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产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多种权能构成的复杂结构。就土地产权而论，它既有基于自然属性的构成，如耕作、通行、地下、天空，又有基于社会关系的构成，如所有权、处分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它们既有重叠，又有交叉，其中主要是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如果说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三权合一是产权结构的古典形态，那么，产权权能细分则是它在现实中的发展形态，也可以称作产权的实施形态。事实上，在土地产权的实施过程中，产权细分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土地产权变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权能细分的过程。这一点，既为60年的土地变迁所证明，历史上的无数案例也可以为证。

60年来，中国的地权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目前的土地规模流转时期。

合作化时期，土地由私有变为公有，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三权合一，并且全部归集体掌握，农户只是劳动者，其收入也只有按劳取酬的劳动收入。由于机会主义的盛行和外部性的相互施加，在没有公开退出权的情况下，隐性退出大量发生，磨洋工、大呼隆，再加上人七劳三的平均主义分配，形成了“贫困陷阱”，导致了公社化的失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产权发生了一次细分：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离。所有权仍归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经营权交给了农户，农户有了劳动收入和经营收入。由于在土地的使用与产出之间建立了较为明确和相对稳定的联系，农户成为集体土地的承租人和农业剩余的索取者，形成了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一种均衡，解决了公社化时期的激励问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集体地权＋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的局限，不仅使集体经济出现“空壳化”，而且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形成“温饱陷阱”。

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随就业结构变化而来的土地规模流转，又一次产权细分开始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所有权仍归村集体，承包权归承包农户，而经营权转给了种植大户、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外部涉农企业。正如亚当·斯密（1983）和扬（1928）所说，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土地的规模流转不仅为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专业化，而且促进了市场化农业的发展，既形成了农业内部的劳动市场，又形成了土地市场和土地价格，同时也扩大了产品市场，使之从一个地区性市场扩展为全国市场和世界市场。农户不仅有了劳动收入，而且有了财产收入，地租成为承包土地流转的价格，入社农户还可能取得分红收入，农户既有了增收的途径，又坐实了财产权，集体经济组织也摆脱了“空壳化”的困境。

由此可见，产权细分虽然尚未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名分，却大大扩展和提高了农户的产权实施能力，不同的权利主体各自拥有有限的产权，并按照各自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权能，共同促进生产的发展。虽然这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私有化，但在产权实施层面上，将其看作私有化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产权细分之所以能够增强产权的实施能力，是因为产权细分就是通过权利交易重新配置产权的过程，它会把产权配置或者转移给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的主体。因而，这既是一个产权交易的市场过程，也是一个产权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人为的强制和行政的干预，回归了产权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大道。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很早就发生过产权细分的故事，只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其做了歪曲的描述。

在笔者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中，王景新等人的文章“江南村落土地的产权分化和制度安排”（2010），为我们详细描述了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初年中国农村的地权安排。按照产权结构的不同，当时农村的土地分为三类：清田，即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一，或称大小皮归一；民田，即大皮田，有所有权，无使用权；客田，即小皮田，占有耕种，但无所有权。三类土地的产权均可自由交易和流转，只是价格有所不同，清田最高，客田最低。民田可以买卖，但不能剥夺客田（永佃）权益（即占有者的耕作权）。客田也可以买卖，但交易的只是租赁权。而且交易相当灵活（只需交易双方自愿），又相当严肃（有中人立约公正，当面交割），很少发生违约现象。既然历史上有如此发达的产权分化和产权交易，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不能向这个方向发展呢？难道现代化不支持产权的进一步分化和产权交易的进一步发展，而是要回归多权合一的古典产权形态吗？其实，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私有土地产权的权能应当而且可以分化，公有土地产权的权能也需要且能够分化，才利于产权的实施和保护。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之所以不大现实，除了前面指出的原因以外，还在于它们没有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产权的实施上，而是放在产权的归属上。一个不能实施或者不能有效实施的产权等于没有产权。可见，理想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

如果承认产权分化是有意义的，产权的实施是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政策结论就很清楚了。要知道，现有的土地法律制度是以保护所有权为中心制定的，它适用于产权尚未分化的古典产权形态，而不适用于产权细分的现代产权形态，在《物权法》确认了土地承包权的用益物权性质以后，所有的土地立法都应当向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和修改。也就是说，要把现有的土地立法转变到以保护用益物权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三

以上讨论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土地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在内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问题，它与现行制度结构、发展模式、利益关系高度纠结在一起，任何一种简单的想法和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如何破解中国的土地问题，的确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各种各样的设计和主张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探索和试验层出不穷。很多人主张依靠中央，自上而下地制订改革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于是，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满天飞，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接连不断，似乎人人都在谈论土地问题。然而，中国改革的一般规律和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表明，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从来都不存在一个一次性的改革方案。试想，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哪一个改革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哪一个改革方案是真正实践了的？按照设计方案进行的改革，哪一个又是成功了的？在改革初期社会共识度较高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当然也受认识程度的限制），那么，到了今天，社会已经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改革共识基本无法达成的情况下，通过事先的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只能是一种空想。中央政府的左右为难和不作为，除了既得利益考虑之外，不能说与此无关。于是，有人感到愤慨，认为改革成果已被既得利益者窃取，中国完全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只能再来一次大革命。有人感到迷茫，认为改革处于半死不活的胶着状态，既找不到新的改革动力，也没有可以推进改革的行动主体。有人则感到满意，认为中国的改革大功告成，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成功的所谓“中国模式”，足以成为可以向世人炫耀的资本和推广学习的榜样。

然而，改革仍然在不断地进行。不过，不是在上层，而是在底层；不是自上而下地展开，而是自下而上地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不同的探索和试验；没有可以影响全局的突破，只有一点一点地前进和积累。因而，从全国和上层的角度来观察，看到的只有停滞和倒退，而从地方和底层来考察，则可以不断地发现新的故事。虽然底层的改革不能解决全国和上层的改革问题，但必然会对全国和上层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底层鲜活的创新，土地问题的考察，只有“用脚做研究”[123]才有可能找寻到问题的答案。笔者主持和主笔完成的这三个土地报告，就是一种用脚做研究的尝试。三个报告都对现行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但是我们并没有浮在上面，以此为满足，之所以要做这种梳理，主要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从实际调查中取得各种案例，并从案例的分析中进行提炼和概括，得到理论的认识。

在第一个报告中，我们介绍和讨论了4个案例，它们是：

——广东南海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工业化模式

——山东德州开发区的物业补偿和产权置换模式

——江苏昆山的三种农民合作社

——辽宁海城东三道的社区型企业

在第二个报告中，我们将其分为“政府集体建设用地执法的方式和效果”、“令人担忧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宅基地换房是突破口吗”、“农民、集体和基层的创新和试验”三个方面，报告了6个案例。它们是：

——北京青龙头：强行拆除违法别墅

——北京宋庄：画家村的兴起及其房产纠纷

——重庆九龙坡区：政府主导的城乡统筹受阻

——天津华明示范镇：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的综合配套改革

——北京郑各庄：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资本化

——深圳“城中村”：村民与政府的地权博弈

在第三个报告中，我们也讲述了6个有趣的案例故事，它们是：

——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前伏村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北京通州区永乐店镇熬硝营村的土地合作社

——山东宁阳县蒋集镇郑龙村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案例

——成都市郫县新民场镇凌云村的“西部花乡”案例

——成都崇州市桤泉镇“高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案例

——四川崇州粮油储备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化种粮的案例

所有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足迹所到之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我们亲自看到和听到的故事。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理论观点都是从这些案例故事中提炼概括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提出并讨论这一问题，是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太浮躁，没有根基，没有积累，没有经验，也不会思考，很大一部分人都浮在表面，浮在上层。用脚做研究的人不多，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的人不少，他们没有思想，不愿接受新的信息，只有工具和技术，他们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作业或练习而已。不是说没有好的文章，而是好的文章太少，与中国改革的丰富实践和学界的庞大队伍不大相符。理论文章提不出自己的理论假说，也没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只是一大堆的数学推导；实证文章也只是把他人的模型拿过来，或者稍加修改，然后从统计年鉴上找来一大堆数据资料，做些回归分析之类的处理，就算大功告成。有多少人到实际中观察了解，从经验中提出假说？又有多少人思考过拿过来的模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构建出来的，与中国的现实有哪些相合和不合之处？这样的研究，如何对现实经济过程做出解释，又如何得出有用的政策建议？恐怕只有天知道。不过，对他们来说，这类文章既能发表，也能评奖，更是晋升的本钱，而且省事省力省心，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很明显，这样做将大大降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打好自己的理论基础，搞好自己的专业训练的同时，应当迈开自己的双脚，到基层去，到实践中去，反复观察，系统思考，做出自己的理论创造。

本项研究得到德国基金会、博源基金会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农民权益保护研究”的资助，很多专家、教授对此做了精彩的评论，周其仁、吴晓灵、何迪、蒋省三等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10年8月16日于北京

[123]　“用脚做研究”是中国土地研究会副会长黄小虎在评论刘守英的研究风格时提出来的。

地权变迁的底层视角[124]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前言

土地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

当代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所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当中。30年的市场化改革和30年年均10%左右的高速经济成长，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短短30年时间，中国就从一个温饱不济、物质匮乏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经济奇迹”不仅令世界瞩目，也使国人深思：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和如何进行的？取得了哪些成功？还存在着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仅在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更是为了中国的未来能够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揭示了某一个方面的事实。据我们观察，在诸多因素中，土地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近30年发生的故事，集中呈现在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巨变画面之中，而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土地的作用都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采取了外源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共同道路。所谓外源工业化，就是指其资本主要依赖国外供给，其市场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外源工业化必然是一种开放经济，而完全依靠国内资本和国内市场的内源工业化，也只能走自我封闭的道路。老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的是对外殖民和掠夺，开辟了资源来源和市场销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依靠的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的产业转移和腾出来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步新兴市场国家后尘，开启了外源工业化。1979~2008年，中国引进了6 0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能源和原材料，中国的出口以年均25%以上的速度增长，工业品有将近1/4销往国际市场。与此密切相关，中国的工业也集中分布在与国外交流比较方便的沿海地区。

外源工业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符合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规模经济。这在内源工业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当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如果进行大量储蓄和投资，必然使人们陷入贫困，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和市场；反过来，如果增加收入，提高购买力以扩大国内市场，却没有积累和投资以扩大生产。不论采取何种办法，都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改革开放，从国外引进资金和资源，同时向国际市场出口，才能从供求两个方面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其次是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加入国际分工网络，这不仅扩大了规模和速度，而且营造出了相应的市场环境，激发出人们的创造精神，同时提高了技术、学会了管理、提升了组织水平、改善了工业结构。

可见，中国外源工业化的成功，改革释放的体制优势功不可没，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和土地提供的积累也很重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源工业化的积累主要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外源工业化的积累则来源于农村丰富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这一时期，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为创造高速工业化的经济奇迹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农村集体土地成员权制度提供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使农民工长期处于低工资、无保障的生存状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工依然保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风险，使发展工业需要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转移到农村土地上。实际上，农村土地承担了工业成本，成为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在其他国家发展中是很少见的。而且，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实行政府土地征用和政府独家供地制度，也为工业化提供了低价土地的保证。地方政府以低价土地招商引资，降低了工业企业的投资门槛和生产成本，为工业高速推进提供了便利。地方政府以成片土地滚动开发、提供优良政策环境、创办各种各样的产业园区等方式来满足企业用地需求。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来自财政投入和土地抵押融资。地方政府在扣除土地开发费用和农民征地安置费用后，以协议方式按土地成本价为企业供地，使园区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化也在加速进行。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的作用更是彰显无疑。土地的城市化和政府经营土地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保证。在城市用地方面，政府采取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政策，加快实现土地从资源、资产到资本的形态转换，保障地方政府获取更大的土地出让收益，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的不断攀升，刺激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的行为。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财政信用为担保，以土地为主要抵押品，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整个城市建设投融资的主要方式。

也正因为如此，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断积累和日益显现。因为城市化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人口结构、收入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体制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城市化在城市面积扩张和市容市貌的改变方面效果立显，但是，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方面明显滞后。城市面积的扩展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改变，城市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城市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却提升不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各种设施现代化了，而城市生活则处处呈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和前现代的迹象。城市化本来是农民的城市化，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把农民排除在城市化的进程之外，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的凋敝是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化是依靠农民的血汗支撑的。已经进城务工的2.1亿农民工，人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真正变成城里人，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依然保留着农村的情态，他们是住在城里的农民，这就伴生出留守儿童、夫妻两地分居、打工子弟学校、多人租屋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半拉子城市化，而且是一种扭曲了的城市化。

中国在过去短短30年时间，利用独特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发动机，推动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维系高投资和高出口，保证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地方政府依托对土地的控制支撑着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其自身的运转和当地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土地，地方政府必须从土地出让中获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推动城市建设。这种由政府主导和操控的圈地、占地、征地、套卖地机制就像鸦片一样，地方政府只要一吸上“土地”鸦片，就离不开它。这样一来，在造成整个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严重扭曲的同时，土地资源的利用本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优质耕地锐减、土地质量恶化、环境污染加剧。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却以极不经济的方式向工业和城市提供土地，造成土地利用的粗放经营和巨大浪费。中国目前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就是这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助推的传统发展模式而生成的。

利益博弈与土地制度创新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的非农化焕发出神奇的魔力，它已不再仅仅出产粮食和农副产品，而是长出了一大批工业和工业产品，长出了一片片城市；它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要素和农民生存保障的源泉，而是成为升值最快、用途很广的生产要素，成为非农产业和城市投融资可信赖的抵押担保品。土地商品化和资本化，成为整个国家、各个区域、各个城市，甚至一个个村庄高速成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奇迹的秘密。城市的扩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改变了土地在城乡间的配置，而且改变了土地的属性和价值。随着大量土地进入市场和流通，从农业用地变成城市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土地的价值呈数十倍、数百倍的提高，其价格也显性化了。

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权利的处置与利益安排基本受现行土地制度结构支配。现行土地制度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按照现行宪法和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其权利和价值是不同的。城市的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完全的商品性，可以买卖、租赁和抵押，其价值也最高；集体土地只能在农村范围内流转和交易。而且，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耕，集体土地只有通过政府征用，先变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城市建设。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并通过土地征用而成为真正的地主。土地由集体到国有的变性过程，就是土地价值增值和显化的过程，土地增值的收益基本上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而农民得到的只是很少的拆迁补偿和安置费用。这样一来，在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城市的大规模扩张，这就对建设用地提出了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巨大价格落差。农民成为这场利益博弈的受损者。

围绕土地利益的各方博弈，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用地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成为与城市化相生相伴的另一道风景。在这场互动和博弈中，各个行为主体的目标不同，博弈的策略各异，博弈的外部条件也不一样，博弈的结局也五花八门。各个行为主体在土地增值收益的争夺中，也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变迁。

这些变通和创新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案例，为我们研究土地制度变迁提供了生动的素材。这也成为我们开展土地案例研究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张曙光主笔，2007，2009，2010a），收入本案例集的文章，如，曹正汉的案例、刘宪法的案例、刘守英的案例、汪晖的案例、时红秀和张亦工的案例、钱忠好的案例、周飞舟的案例等，都在这方面有新的发现。对此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用脚做研究和用心思考

从学术角度，我们必须提出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在当下中国，如何研究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继续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地写文章，利用一套娴熟的工具和技术来完成一篇篇作业和练习，这样既可以不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和分析框架，用一大堆的数学推导来完成一篇篇漂亮的论文，也可以从统计年鉴上找来一大堆数据资料，做些回归分析之类的处理，就算大功告成。但是，这样的研究，如何对现实经济过程做出解释，如何得出有用的政策建议？恐怕只有天知道。

在我们的视野所及范围内，改革从未停止。不过，不是在上层，而是在底层；不是自上而下地展开，而是自下而上地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只有不同的探索和试验；没有可以影响全局的突破，只有一点一点地前进和积累。从底层和地方来考察，则可以不断发现新的故事。面对底层鲜活的创新，土地问题的考察，只有“用脚做研究”才有可能找寻到问题的答案。这是我们筛选本卷土地案例的基本要求。

收入本文集的案例报告共12篇，我们大致分为四组。

第一组着重于宏观的观察和过程的刻画，包括以下五篇。

曹正汉的“弱者的产权是如何形成的？”是用脚研究后提出问题的好文章。该文章通过浙江和广东的几个案例，描述了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农民只有耕种土地的权利，而没有把土地用于非农开发的权利，而只有政府通过土地征用，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够进行土地的非农业开发。但是，由于土地非农业开发的价值增值很大，而补偿安置的费用很低，便引起了不断的争议、摩擦和冲突。为了扩大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和减少扩张过程中的阻力，地方政府由招工（就业）安置、办厂安置发展到留地安置，农民的生活安置要求权也逐步演变成土地开发的财产权。除了通过法律条例和政府文书的梳理，以及实际操作的观察，清楚地再现这一过程之外，本文的精彩之处在于，不仅通过政府约束条件以及官员任期制和透支行为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变迁的原因，而且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农民的“资源转移”博弈模型，对之进行了一般化的处理和解释。这是案例研究中最困难的地方，也是案例研究的最高境界。

刘宪法的“‘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和结局”是一篇土地制度变迁的编年史。文章的篇幅虽然长了一点，但读起来非常有趣，发人深省，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历和知识的研究者来说，也许是一篇难得的教材。文章以土地需求的变化引致的土地级差收益的提高和显化，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用途，进而以土地产权安排和结构的重组为主线，描述了“南海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该文还揭示出“南海模式”的特点就是在不改变地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南海农民和基层组织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用途，参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获得了土地的增值收益。作者之所以得到“南海模式”终结的结论，就在于他把“南海模式”的特点严格限定在保持集体所有权不变的限度内。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产权细分和地权实施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也许不在于所有权的形式，而在于产权的实施能力。如果把集体所有改成公有，那么，结论就不是“南海模式”的终结，而是其继续发展了。事实上，从集体所有变为国有以后，南海土地变迁的中心仍然在土地开发权利及其增值收益的分享上，国有和集体所有在很大程度上都只不过是为这一中心服务的名义和说法而已。

汪晖和陶然的“论土地开发权转移与交易的‘浙江模式’”描述了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建设用地计划管理的过程中，如何借助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突破现行用地的计划行政管制。这里的关键是通过耕地指标异地代保的方式实现了土地开发权在发达和不发达地区间的流转和交易，突破了土地利用指标、耕地保护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对发达地区的约束，并将其概括为土地开发权交易的“浙江模式”。进而揭示了其在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上的理论价值，及其对土地优化利用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意义。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这种交易的局限性讨论得不够。应当指出，不论是通过耕地指标异地代保方式实现的土地开发权交易，还是通过城乡统筹进行的宅基地指标交易，都不过是政府间的一种配额交易。其交易的对象并不是政府的产权，而是集体和农户的产权，且集体和农户被排除在交易之外。这与改革中曾经发生的外汇额度交易[125]和烟草指标交易[126]不同。外汇额度交易实际上是用汇企业和留汇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交易的对象是外汇额度，它们先在外汇交易中心按官价交易，然后再按黑市价格补齐。烟草指标交易是一种配额交易，交易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交易的标的表面上是烟草指标，实际上是政府税收。而异地代保和宅基地置换则是以配额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市场交易，不仅理论上是一种混淆，实践上也会造成很大的扭曲。

钱忠好的文章“外部利润、同意一致性与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创新——昆山富民合作社制度创新的理论解释”，描述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升了土地价值，形成了外部利润的情况下，昆山农民通过组织富民合作社、租赁集体土地、建设标准厂房和打工楼出租，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同时，既规避了违反现行法律制度的风险，又尽可能多地分享了土地增值的收益，在国家正式制度安排的边际上完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制度创新。文章较准确地运用了相对价格变化形成外部利润以及一致性同意以降低变革成本等现有理论，不足之处是未能对其做出进一步的开拓。

陶然、汪晖和黄璐的“二轮承包后的中国农村土地的行政性调整——典型事实、农民反应和政策含义”一文做得比较规范。作者通过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1998年前后开始的二轮承包以后，土地调整的次数明显下降，且以小范围调整为主，而60%以上的受访农民并不认同农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进而揭示了现行农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并建议通过户籍制度的配套改革，让进城农民自愿放弃土地。其实，户籍制度也许并不重要，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或者其背后隐含的各种福利，包括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第二组文章以微观分析见长，包括以下四篇。

罗必良的文章“合约的不稳定和合约治理——以广东东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承租为例”，是一篇比较好的案例报告。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东进公司的案例，把研究的重心从合约的制定转向合约的实施，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以合约匹配合约、以合约治理合约的思想，推进了合约理论和制度分析的发展。与此同时，文章还发现了几种不同形式的“核心合约”和“边缘合约”，厘清了要素合约和产品合约的关系。其价值不仅在于为推进农业组织创新和农业产业化机制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而且对于制度经济分析重心的调整和转变也具有启示意义。要知道，制度设置和制度实施、立法过程和执法过程是既相互联系而又性质不同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也许比前者更重要。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许应当放在制度的实施方面，法律过程的重心也许应当放在司法方面。这也是我们重产权实施能力、轻产权归属的重要原因。

刘守英的文章“集体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郑各庄高速成长的秘密”，描述了北京昌平区郑各庄采取村企合一的方式，自主进行旧村改造的故事，揭示了农民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可行道路。这一方面说明了它所取得的多赢效果，诸如，村民取得了土地租金等财产收入，并改善了居住条件，使之从一个传统农村变成一个发达的城市社区；村社企业的发展留住了人才，积累了人力资本和巨额资金，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节约了土地，实现了土地集约经营。另一方面，深入考察了它所蕴含的制度创新意义：一是打破了目前政府与开发商合作（谋）拆迁改造的困境，创造了村民自己投资、自己开发、自己管理的旧村（城）改造模式；二是通过宅基地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开辟了城郊农村房地产开发的新途径；三是解决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和农地非农化的难题，开创了土地制度变迁的新模式，推进了村庄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此，文章提出的几个政策性问题，诸如关于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归属和分配问题、关于集体土地如何集约节约使用问题、关于鼓励农民自主城市化的道路问题、关于宅基地商品化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与现行政策的矛盾及其处理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值得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

时红秀和张亦工的案例“合作定价权：农民如何提高对土地的产权实施能力”，通过昆山富民合作社的发展、重庆江津的股田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和陕西周至农民“护地组织”的行动，提出和讨论了“合作定价权”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构造了一个多方博弈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博弈分析。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合作定价权”这一核心概念缺乏透彻的分析和深入的讨论。既然在土地公有的制度下，农民不可能实行个体定价，集体定价就是不得已的选择，而集体定价除了工会的工资谈判以外，经济学又几乎不曾涉及。那么，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加以讨论，诸如什么因素决定集体定价的成本和收益，集体定价的方式和程序如何；面对不同主体（政府和外部企业）的集体定价有何同异等。这也是从这一案例分析中我们期待能得到回答的问题。

周飞舟的案例报告“‘土地财政’的两种模式——浙、陕的两个案例研究”，做得比较细致、具体。文章分土地税费和土地出让金两个部分，详细计算了浙江A县和陕西B区土地收入的种类和规模，不仅证明了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财政”名不虚传，而且计算了土地直接税、间接税、土地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四种收入的大致比例，揭示了土地财政规模巨大、项目杂乱、管理无序和难以体现级差收入的特点，以及“第一财政靠工业，第二财政靠土地”的现实。不仅如此，文章还提出和讨论了土地金融的问题，在A县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中，财政投资占1/3左右，其余为银行贷款，其中土地抵押贷款占60%，形成了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中“以地养地”的金融模式，财政风险也就转变为金融风险。文章虽然比较了两种土地经营模式共同的制度背景和地区差异，但缺乏进一步的提炼分析。

第三组是两个从法律视角讨论的土地案例。

高圣平的文章“宅基地转让纠纷个案的法律经济学”，通过两个情节类似而判决结果完全相反的宅基地转让纠纷案例，深入透视了现行法律的悖谬和进一步改善的前景。该文一方面从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了宅基地转让交易的效力，揭示了法律与经济现实之间的紧张，明确指出，《宪法》和《物权法》并未对宅基地转让交易做出限制，《土地管理法》第63条所称“土地使用权”也不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在内，而明确限定宅基地转让交易的是国务院和国土部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法律上对私权交易效力的控制来自“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后者又细分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且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而上述规范性文件又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无法起到控制交易效力的作用。另一方面，该文又从立法论角度，对《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的修改中对宅基地转让交易的制度设计提出了建议：一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限制了其相关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物权法》关于“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任何人均可在他人之物上设立他物权”的基本原理，因此只允许农村居民或者本集体组织的成员受让宅基地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二是按照用益物权取得的基本法理，宅基地使用权应以有偿为原则，无偿为例外；三是房屋的所有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是不同的权利，应分别在《物权法》的不同篇章中做出规定。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对农民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歧视，在保证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相一致的原则下，也造成了农村大量住宅的闲置，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因而，宅基地转让交易应当放开。应当肯定，文章的观点是可取的。

陈小君、高飞和李俊的文章“地权纠纷中的法律救济——村庄合并中的农地权属纠纷救济的理想与现实”，通过飞鱼村与红河司村因合并而引发的地权纠纷借助于越级上访的方式得到解决，讨论了农村地权纠纷救济的方式选择问题。该文明确指出，农民之所以选择上访是由于村民委员会的基层政权化堵塞了和解、调解与行政裁决的救济渠道，法院职能的行政化弱化了诉讼救济渠道的公信力，仲裁制度的缺失与陌生影响了农民对该模式的选择，法律救济成本过高的现实考量和制度功能未能有效发挥，而解决的途径和对策是疏通救济渠道、降低救济成本、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功能，完善救济制度，加强配套措施，提升法律救济意识。文章的结构安排有些欠缺，前后行文显得有些重复。

第四组是一篇历史案例。王景新、麻勇爱和詹静的文章“江南村落土地的产权分化和制度安排——基于诸葛古村落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通过对浙江金华诸葛古村落土地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再现了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初年中国江南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土地产权的细分以及土地交易和流转的频繁，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形成了一幅和谐的农村经济秩序。文中揭示的历史经验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现实中土地产权细分和交易的情况了解不够，未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文章的价值，而关于土地集中所做的讨论则有点儿离题。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是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立项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已经出版了6个案例报告文集。其中，前4集是一些综合问题，案例故事取自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第5、6集是地区卷，分别汇集和考察了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有关案例。本卷是土地专题卷，专门汇集了全国各地土地制度变迁的案例。读了本卷的案例文章，读者也许会对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本项研究在招标立项过程中共有13个申请报告入选，经过作者的调查研究和案例评议讨论会上同行专家对初稿的批评讨论，有一位作者未能交来最终修改稿，故将12个案例报告结集出版。

根据过去的惯例，本集中的每个案例报告都有两个评议人的评论，有些评论写得相当认真，对案例研究的思想有所提升和深化。我们将两个评论同时收入。

本项研究得到博源基金会的资助，周其仁教授作为博源基金本项目的主管，对本项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吴晓灵女士和总经理何迪先生也对本项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天则所的杨小静、范新华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10年8月13日于北京

[124]　本文是与刘守英合著。

[125]　盛洪，1996。

[126]　江小涓，刘世锦，1999。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七集）前言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七集）收录了2008~2011年4个年度的16个宏观经济季度分析报告。

本项研究从1997年开始，到2012年已经整整15个年头，完成了60个季度分析报告，是改革开放后半段中国经济运行的历史记录和全面评论。这么长时间坚持不懈地进行宏观经济运行的季度分析，在国内也许是首例。

本项研究由张曙光教授领衔，先后参与执笔的有多人，依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仲济艮和赵志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处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郭金龙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的赵晓教授、国家信息中心的高辉清和周景彤研究员，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张弛讲师。前面6人参加的时间较短，最长的不过2~3年，现在都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经常发表宏观经济评论，活跃在报纸和电视上。张弛参与的时间较长，从2006做起，到2012年已经整整6年，对本项研究的持续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8~2012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经济运行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使得本集的讨论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内容。因此，把中国的经济运行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世界的大变局中来考察，是本报告集的一个重要特点。

2008年，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倒闭为标志，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相类似。二者的区别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受害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2008年的这一次打击的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经济危机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次是金融危机在先，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直到2012年，世界经济的复苏还看不到头。事物的发展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分析。

在2008年第3季度的宏观分析中，我们不仅从根源、机制和条件三个层次对这场危机的发生进行了考察，指出了美国爆发这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三者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危机生成、放大和恶化的正反馈整体，而且讨论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从金融、经济、制度、理念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在认识上的偏差。明确指出，世界金融危机既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只是在这方面需要做出重要调整。这为提高中国在解决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一个亚洲大国，那么，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能否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

在2008年第4季度的报告中，我们讨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提出了借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恰当安排和运用当前的宏观政策，始终把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摆在根本和核心的位置，以此作为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和对策。例如，如何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变成内需和消费大国，如何从先强国后富民到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如何从强政府、弱社会和弱市场转向平衡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如何从应对危机中和平崛起，进一步走向和融入世界。该报告特别论述了“在实施国际战略中，要注意改变长期形成的弱国心态和弱国思维，确立大国心态和强国思维”的问题。

在2009年第1季度的报告中，我们借G20（20国集团）峰会的举行，讨论了中国在实施国际战略对策方面的进步以及如何将其进一步展开和实施的问题。该报告认为，“G20会议不仅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指明了路径，制定了原则，开出了药方，最重要的成果和贡献在于，标志着或者预示出世界经济版图和世界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原来的G7、G8增加到G20。这种变化承认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肯定了不同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具有不同影响力的现实，标志着由西方7个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包括了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当代世界经济实力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此外，它还具体讨论了周小川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以及如何加强金融合作、扩大货币互换、如何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等重要问题。

在2011年第3季度的宏观分析中，我们专门讨论了欧债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对策。报告认为，欧债危机存在着扩大和恶化的趋势，一是从小国向大国、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蔓延；二是欧债危机的性质是财政危机，但正在向金融危机扩散。而危机国家也面临着不同情况：爱尔兰是流动性危机；西班牙是偿债能力问题；希腊既是流动性危机，又是偿债能力危机，而偿债能力与实体经济高度相关，是无法救助的。欧债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增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二是对欧出口减少，三是欧元资产缩水。欧元危机只能自己救自己，所以德国等核心国家要吸取1992年欧元危机的教训，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救不了欧元，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又不能置身事外，救助欧元是为了保护自己。因而，在参与救助的规模、方式等方面，中国都要根据本国的利益仔细权衡，认真选择，妥善安排，切忌为了一些美妙的空头承诺而慷慨解囊。

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每一个报告都会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讨论。例如，对2008年4万亿投资的作用及其后遗症的讨论；对公共财政名和实的讨论，即从10个方面揭示现行做法与公共财政的差距。再如，对2009年10万亿贷款规模的讨论，对利率政策长期呆滞、负实际利率带来的扭曲的讨论，对货币政策操作中重数量工具、轻价格工具的念头及其得失的讨论，2009年年末对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到适应放松的讨论，对汇率政策的讨论，对温州高利贷危机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有理有据，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一种独立的民间声音。

与一般的宏观经济运行分析不同，我们的分析不仅讨论政策操作和政策效应，而且要进行体制分析，进一步揭示政策操作背后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我们做宏观分析的一大特色。例如，政府在2012年要建1 000万套保障房，却不承认民间提供廉租房的合法性，硬要改造城中村和不允许“小产权房”的存在。再如，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以及国有企业绩效和垄断问题的讨论，特别是提出了对国有垄断企业先收租、再分利、收租和减税同行的思想和建议。又如，对“十二五”期间改善收入分配，减少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讨论。还如，对地方债务风险和建立规范的发债机制的讨论。此外，还有对汇率体制改革的讨论，该讨论明确指出，汇率扭曲是一种损人不利己，且损己大于损人的政策，汇率扭曲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互为因果。它还分析了一怕升值，二怕浮动的“汇率恐惧症”的体制根源和解决的办法。

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往往还会引申出一些理论问题，并给予简要的解答。如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的区别，政府监管和政府管制的异同，判断政府行为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的标准，等等。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针对本季度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政策和体制上的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一方面揭示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另一方面探寻事件的结果和发展的方向，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因此，不仅读起来饶有趣味，可以对事件的事龙去脉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而且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于主流意见的独到分析和讨论，因此，它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需要交代的一点是，《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分为5个部分：1.总量态势；2.因素与结构；3.政策效应；4.体制分析；5.趋势预测。但也不拘泥于此，而是根据讨论内容的需要予以调整。如在2008年第3季度的报告“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依然保留，但后面的结构则有所调整：第三部分改为“金融危机下的经济运行”，第四部分改为“如何把握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第五部分改为“求解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第六部分改为“趋势预测”。

本项研究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立项，每个季度的报告完成后，一方面召开一个报告发布会，向新闻界公开发布；另一方面发送给有关方面的人士参阅，然后结集出版。该书的出版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的资助。特此致谢。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2010年12月29日，是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10多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讨论会，祝贺科斯教授生日，探讨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论，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科斯与中国》一书就是这次讨论会成果的结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如果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算起，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产生和发展了76年，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故，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才被介绍到中国。当时，由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需要，很快就出现了一股科斯热和制度经济学热。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科斯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张五常等人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内地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论文和著作问世，出现了像天则所这样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学术机构，还学习科斯的方法，组织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尽管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国内的研究也曾经有过一段沉寂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反复和回潮，一系列重大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和丰富的材料。中国是一个大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却落后了。改革开放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试验，但又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而中国制度变迁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科斯教授也寄希望于中国和中国学者。

那么，怎样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呢？

首先，认真总结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败的？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发生的机制是什么？其中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我们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再如，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地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又如，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种总结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联系过去的60年、百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实际，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

其次，直面我们的社会现实，看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哪些地方是合适的？哪些地方是扭曲的？是怎样扭曲的？如何校正和解决这些扭曲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至今，产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规则来保护自己的产权，而是通过进入体制内或者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来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赚钱，假药、假酒、有毒食品到处泛滥，已经大大地突破了社会的底线，这难道仅仅是秩序形成过程中某些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在机理是什么？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

再次，透视人心，解剖灵魂，看看我们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主体是如何行为的。为什么官场有腐败和黑暗，人们又都想挤进官场，官员也是总嫌自己的乌纱帽太小，不少人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什么企业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比一个更恶劣，一些企业家只有违法乱纪、投靠行贿，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为什么学术界抄袭之风盛行，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学人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为什么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甚至连亲情也遇到了危机？要知道，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失去精神家园的社会和民族是危险的。

最后，恰当地看待和正确地利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资源。看看哪些是有用的和有价值的精华，那些是无用和无价值的糟粕，哪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哪些有违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从而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以明确和端正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比如，中国是一个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制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合约，很难真正实施，如果说发达国家制度经济学研究重视制度的制定和建立，那么，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点从制度的建立推移到制度的实施，从合约的缔结推移到合约的治理。发达国家的产权明晰，不会发生侵犯农民地权之类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中国，这却司空见惯，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我们能不能不管60年来地权变迁的现实？通过私有化和国有化能否解决中国的土地和城市化问题？可否通过虚化所有权、做实用益物权，保证产权的有效实施？这涉及中国的传统和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总之，中国目前的情况，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颂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认真检讨我们的失误。与此同时，要踏踏实实，既要学习和掌握国外理论的发展，又要深入中国的实际，到真实世界中去，长期观察，潜心思考，“用脚做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旺盛的精力和正确的方法，在推进中国制度变迁的同时，拓展制度经济学研究，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为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011年5月5日于北京

第四部分
直击要害

实现收入倍增与建设美丽中国
——十八大后的中国经济

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会议文件中有一些必要的重申，也有不少新精神。其中，关于实现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和建设中国就是两大亮点。据此，我们想从这两个方面讨论一下十八大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实现个人收入倍增计划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增加一倍，年增长速度超过7%。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发展计划。关于人均收入，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指扣除通货膨胀率以后的实际收入，二是指扣除政府税收以后的可支配收入。要知道，过去10年，消费物价上涨了30.2%，2012年前3个季度，人均纳税额6 723元。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提出这样的发展目标，而在于如何实现。为此，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对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

目前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个人收入增长过慢，其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在2000年占67.54%，2008年9月下降到58.28%~60.53%；与此相应，最终消费率也从62.3%下降到48.2%~49.1%。2012年前3个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的增长，这只是对其长期增长过慢进行的一个校正，能否持续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二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达到了50%。这已经成为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需要我们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在初次分配中，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收入增长较慢，使得企业收入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19.71%提高到2008年9月的24.73%~26.61%。造成企业收入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中国劳动资源比较丰富，而一个发展型的政府又是一个向资本倾斜的政府，因此为了招商引资，不仅政府会提供许多优惠，工资一般较低，而且工厂的劳动条件也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发展的初期在所难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应着手调整，但我们却抓得晚了。近几年来，随着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的出现，人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工资有了提高，但拖欠工资的问题时有发生，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以及工资随经济发展有序提升的制度。第二，垄断部门利用垄断地位，不仅把产品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获取超额利润，而且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把成本压低到正常成本之下，攫取垄断租金。据我们匡算，每年垄断部门攫取的租金都超过1万亿元。这种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是现行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不触及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体制上加以解决，不打破行政垄断，不解决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改革能走到何种地步？而现行方案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二是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的数据，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 553倍，且近5年来高管薪酬增长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的增长。这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应当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在一般民营企业中，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工资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这里不仅有市场竞争的约束，而且有产权制度的约束，投资者不可能给经理人这么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突飞猛进的增长，与职工工资相差千倍甚至万倍的事情相当普遍，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市场竞争的约束微弱，而产权制度约束也不存在。作为内部人，企业高管控制决策，自定薪酬，无人监督制衡，再加上租金变成利润所导致的股票期权制度的基础缺陷，其收入不断大幅提高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不对国有经济进行认真彻底的改革，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也就只能在再分配领域做文章了。而再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收入过多，增长过快，其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4.53%，提高到2008年9月的18.28%~18.98%。解决的办法是：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这样的文章如何做，能做到什么程度？从减少政府收入来看，一是减税，主要是减少个人所得税。能否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 000元，能否按家庭人均收入计征，方案能否拿出具体可操作的办法？此外，减少企业所得税而加强劳动执法、监督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也可间接增加个人收入。二是减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无限政府的问题，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约束、政府行为受到真正的监督和制衡，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政府过大过强，政府行为企业化，各个部门首先是为本部门取利，其次才是为公共服务，怎么减少行政收费？国务院取消了3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这是件大好事，但在现行政府体制下，政府自我授权、自立章法的事如何约束？减了旧的，还会出台新的。

除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问题以外，灰色收入和官员寻租腐败是一个更严重更困难的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般问题还有账可查，有数据可考，而灰色收入和寻租腐败则处于黑暗地带，是暗箱操作。按照王小鲁的调查估算，灰色收入的规模相当巨大，2008年人均达9.3万元，至于寻租腐败更是相当普遍。这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去改变它们赖以产生的制度条件，仅仅通过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会使获取灰色收入的手段更加隐蔽，使寻租腐败更加猖獗。不仅如此，我们的征管手段不够，征管的基础条件薄弱，连征管的基本信息都没有掌握，如何加强征管？至于寻租腐败，离开了媒体和司法的公开监督，是无法解决的。总之，这是需要从源头上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高净值人群的收入和消费问题。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其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2012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目前净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平均年龄39岁，其中，亿元以上的人群约6.35万人，平均年龄41岁。其消费能力很大，但也相当畸形。很多人不仅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而且消费也投向国外。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存在问题，私人没有财产安全感。如果不解决财产保护问题，高净值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对国内消费的贡献也就很小。

总之，实现人均收入倍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根本制度和政策上加以解决。

发展光伏太阳能，建设美丽中国

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既有很强的针对性，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十八大的又一重大决策。我们想以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困境和出路来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自从发明了钻木取火，人类就脱离了动物界；随着石化能源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到了今天，人类也面临着能源和生态危机的威胁。与现有各种能源相比，光伏太阳能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石化能源终将枯竭，且污染严重，中国对外油的依存度已达57%；核能巨大，但核电安全是个大问题，切尔诺贝利和日本大地震的灾难令人毛骨悚然；水电取之不竭，但生态破坏问题难以解决，三峡大坝的争议和长江上游梯级开发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风能也有条件限制，且高大风塔的安装和维修也面临不少困难。而太阳能取之不竭，没有污染，且安装使用十分方便。这就使得太阳能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主要能源来源，也是世界各国争相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的根本原因。

近10年来，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走过了一条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仅以无锡尚德为例，2001年1月，由施振荣博士创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外商独资高新技术光伏产业，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系统工程、光伏应用产品的研究、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2002年9月，该公司完成第一条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线的安装，最初的产能只有10MW（兆瓦），2005年的产能达150MW，成为全球四大太阳能生产基地之一；2007年的产能达470MW，2010年达1 000MW，成为世界三大太阳能生产商之一。2011年9月28日，尚德成立10周年庆典，同时第四批项目竣工，产能达到2 400MW，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品制造企业、最大的太阳能面板制造商。其生产技术和质量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光伏产业的先进水平，是中国首家通过TUV、IEC、CE和VC等国际权威认证的光伏企业。现有两个研发中心，五大生产基地，位于无锡、洛阳、青海、日本长野及上海，拥有职工两万多人。

然而现在，光伏太阳能产业却遇到了巨大困难，陷入了危机。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主导下的盲目发展。自从政府把发展包括光伏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产业作为产业发展方向以来，各地政府蜂拥而至，大干快上，原来从事纺织、家具、电子、地产和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者，纷纷涌入，绝大部分都是低水平进入，缺乏自主创新。2009年，全球太阳能电池产量10.7GWp[127]，中国5.2GWp，占世界总产量的48.7%；2010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占50%，在全球15.8GWp的产量中，中国占8GWp。2011年，全世界光伏应用市场只有2 900万千瓦，而中国的产能最低也在3 000万千瓦以上。可见，盲目发展，产能过剩，是光伏产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二是世界市场风云突变。2011年10月，美国针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倾销幅度为18.32%~249.96%，同时接受了14.78%~15.97%的补贴。11月7日，美国国会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投票做出终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及其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与此同时，9月初，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且调查范围正在扩大。

据2012年12月1日报载，印度也对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问题在于，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组件95%的市场在国外，其中欧美市场占70%。因此，欧美的“双反”调查就使中国的光伏产业遭受灭顶之灾。现在，95%的多晶硅企业和50%的组件生产企业已经停产，甚至不少企业已经破产倒闭，一些相对较好的企业也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就以无锡尚德为例，其上市的发行价是每股15美元，融资1.97亿美元，最高时，每股92美元，现在跌到了1美元；市值从上市初的49.22亿美元，跌到现在的1.49亿美元。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做出改变，就要摘牌下市。

从一个方面看，光伏产业遇到了严冬，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光伏产业还是初升的太阳，正处于萌发的春天。

光伏产业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根据来自美国和欧盟的预测，2050年欧洲光伏装机9亿千瓦，美国6亿千瓦，而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达到10亿千瓦，比2011年的制造能力增加30多倍。

光伏产业的技术经济前景也一片光明，其低成本、高效能、规模化的特点使得光伏发电前景看好。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从2008年的4元/度，降到目前的1元/度。2011年8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法》，制定了1元/度的上网电价；专家预测，2017~2019年，光伏电价有可能达到与平价上网和常规能源竞争的水平。光伏发电的设备也大幅降价，逆变器是把光伏太阳能发出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上网的重要设备，2009年的市价是6~8元/瓦，2012年已经降至0.4元/瓦以下。

现在，摆在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大问题是，光伏产业怎样走出严冬，迎接春天。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真正弄清楚并加以解决。

首先，国有化还是市场并购？

由于光伏产业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插手光伏企业，因而，一出问题，政府就出手相救，而救助的办法就是国有化。10月末，赛维宣布，公司与江西恒瑞新能源公司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后者同意购买此次增发前赛维发行在外的总股本约19.9%的股份，股价为普通股每股0.86美元。按照赛维总股本1.34亿美元计算，此次股权转让总价是2 300万美元。由于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恒瑞新能源40%的股份，这成为一条国有化的解困途径。在此之前，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转让了51%的股份给东营市国资委。目前，国有化也是无锡尚德的选项之一。

不仅如此，不少论者也支持国有化的选择，认为四大国电公司实力强大，资金雄厚，国有化不仅可解光伏产业的燃眉之急，而且有能力支持光伏产业进一步发展。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国有化虽然是光伏产业摆脱目前困境的一个途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光伏产业的危机，是阻碍光伏产业长期发展的最大障碍。原因在于，一是四大国电公司都在搞光伏产业，其投资大大超过尚德，为什么竞争不过尚德？其实，在这个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中，国电的低效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二是国电公司在传统能源和发电领域是龙头老大，依靠传统能源和发电，其日子过得很好。在饭碗里还有饭吃的时候，它是不会花代价和力气去找一个新饭碗的。三是国有化的结果必然会压缩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的空间，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成长。

我们认为，光伏产业陷入困境，也是其调整的有利时机。既然前期盲目发展，投机盛行，现在破产倒闭一批也是必然和必要的。没有死，何以有生？与此同时，通过市场并购，使一些好的企业做大做强，是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

其次，财政补贴还是金融支持？

由于盲目发展，产能过剩，又遇到国外“双反”，市场缩小，所有光伏企业都面临着现金流断裂、流动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给予支持、帮其解困是必要的。但是，是动用财政手段支持，还是动用金融手段解困是可以选择的。国有化就是运用财政手段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加大财政补贴也是如此。国有化不是好的选择，加大补贴也不利于增加其摆脱困境的压力和激励。最好的选择是，通过金融市场，增加银行的授信和贷款，解决流动性问题。为了释缓银行的忧虑，保证贷款的安全，政府可以给予贷款贴息和担保。这样，企业就会有压力和动力去提高技术，改善经营，奋力脱困。

再次，是补贴生产者还是补贴消费者？

保护幼稚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而保护的办法之一是财政补贴。但是，补贴给谁却大有讲究。如果是补贴给生产者，不仅会遇到国外的“双反”，而且其实施也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是“遍撒胡椒面”，还是选择性补贴？“遍撒胡椒面”，效果肯定不好，而且有违调整的原则；选择性补贴，补贴的对象就很难确定，补贴的多少更难；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设租寻租的好机会。

这里有最近的一个例证。2012年以来，国家拿出256亿元支持节能惠民工程。5月23日，国务院首次确定把太阳能热水器列入节能惠民工程；6月1日，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通知全国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申请首批节能惠民补贴产品，补贴额度40亿元。为了获取政府补贴，一些企业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合谋造假骗补。皇明太阳能与日出东方的争议就是一例。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有关部门撤销江苏质检局和日出东方的质检资质以及双方联合伪造的质检报告，国家质检局已经介入调查。

补贴消费者不仅能够真正实现节能惠民的目的，而且能够真正启动内需和扩大消费。因为，补贴给消费者，由消费者进行选择，就会把货币选票投给生产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有自己品牌的企业。这是市场选择，而不是政府指派，它会促进和发展市场竞争，而不会发生企业的弄虚作假和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

复次，如何开拓国内市场？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光伏产品出口受阻，开拓国内市场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而如何开拓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屋顶和墙壁上有多少太阳能电池板，就可以了解国内市场在什么地方。由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后要发电，因而，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如果政府能够对居民的这种投资——消费行为进行补贴，使各家各户愿意投资安装，并安装得起，将会创造巨大的国内需求，启动国内投资和消费；如果我们的电网设施能够解决居民太阳能发电自用后剩余电力的上网问题，居民除了用电以外，也就有了投资的额外收益，其投资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

那么，补贴的钱从何而来？2012年，政府财政拿出256亿元，作为居民购买家电、汽车、家具的补贴，现在，家电、汽车和家具市场销售冷清，如果把这些钱用来补贴居民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效果将大不一样。按照功率计算，1平方米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150瓦，一天6小时一瓦发一度电，一瓦需要投资10~15元。如果财政补贴70%，即补贴7~10元，个人出资3~5元，那么，即使拿出256亿元的30%补贴安装太阳电池板，就可以安装7.68~10.97亿瓦，可生产7.68~10.97亿度电。如果在最近5年内，我们每年都能够拿出这么多资金来更多用于补贴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那么，就可以为光伏产业开辟出巨大的国内市场。

不仅如此，新疆、西藏的光照非常充足，每年国家的援疆、援藏资金数量不少，还有各个省市的对口支援资金，数量达数百亿、数千亿元，而当地的老百姓有的还在烧柴。如果把这些资金的10%~20%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使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都用上电，不仅会为光伏产业开辟出很大的市场，而且能够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还会真正促进家用电器销售。

此外，新疆、甘肃等地有大面积沙漠无法利用，如果能够安装大规模太阳能电站，然后西电东输，也许比输油、输气要有利得多。

最后，政府如何进行政策支持？

光伏产业走出困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但支持和帮助的最好办法不是国有化，也不是财政直接补贴，而是制定和实施一套有效的政策，促进光伏产业市场的发展。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政策滞后，光伏产业发展已经10多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可实施的政策和标准；国内市场启动迟缓，正如有人调侃，光伏太阳能产业是“中国人生的孩子，靠外国人养大，现在是该抱回来的时候了”；光热利用标准缺失，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很多荒唐的事情。且不说前述节能惠民补贴方式的错误，就连操作程序都是颠倒的。6月1日发布通知要求企业申报，而据以进行申报审查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是8月份颁布、9月份实施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少吗？

因此，制定一套可操作实施的政策和标准是当务之急。

一是制定一套光伏太阳能的相关标准；

二是打破两大国有电网公司的垄断，制定和实施太阳能发电上网的支持政策，特别是解决居民太阳能发电上网的有关问题；

三是制定有关太阳能电价的政策；

四是制定一套可行的补贴办法和补贴标准；

五是凡是国外企业进行倾销和补贴，政府应当支持发起“双反”调查，保护国内光伏产业。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光伏太阳能产业才能摆脱困境，走上坦途，建设美丽中国的事业也会取得很大的进展和成效。

2012年12月3日于北京

[127]　GWp是指峰值功率的GW数（发电装机容量），1GW=100万千瓦。——编者注

从一次经历看政府的惠民政策

2012年中秋和国庆长假，笔者一家前往河南新乡看望亲戚，借此休息几天。担心路上车多，儿女们住得又比较分散，为了早点儿动身，全家在宾馆开房。9月30日早晨4点30分起床，5点从西城区三里河出发，计划沿京开高速南行。谁知走了3个小时，还没有出北五环。这么一点路程，就发生了5起车祸，有的两车追尾，有的四五辆车撞在一起；有的剐蹭较轻，处理好善后，还可继续前行，有的惨不忍睹，无法开行，只能取消行程，高兴事变成了闹心事。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加油站，人车都要排队，车遍地停满，找不到一个车位；人排队上厕所，女士上厕所排队超过100人，队伍只见拉长，不见缩短。以为过了收费站，上了高速，情况会好一点。谁知情况依旧，汽车3米一开，5米一停，中午12点，才开到河北衡水，等到达目的地，已经过了晚上7点30分。本来是5个小时的车程，结果走了13个小时。一路艰辛，难以言表。

本人此次出行，倒不是出于政府惠民政策的激励——取消节假日高速公路收费，可以节约几个铜板，而是买不到火车票。节前从18日开始，妻子每天都给订购车票、机票的票务公司打电话购票，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不放票，订不到票。不得已，只得改为驾车出行。儿女们又担心自己的驾车技术不行，由一朋友公司的专车司机开车接送。结果遭受此罪。到达目的地的当晚，笔者从电视里看到，上海的火车票事前订购也很紧张，很多人订不到，但结果却仍有不少余票。北京没有发布票务消息，我相信情况可能大同小异。

事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讨论和反思。

先不管决策程序如何。本来，政府决定取消节假日高速公路收费，是一项惠民便民措施，也可以借此拉动节日消费。对此本心好意，笔者决不怀疑。但最终，便民成为扰民，惠民变成殃民，皆大欢喜变成民怨沸腾，这也许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为什么政府和官员的好心，结果却办了蠢事、坏事？

首先，这违背了客观规律。在经济学上，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价格调节比行政干预要有效得多。但是，我们却迷信政府权力，以为政府无所不能，因而无所不为。做好事却违背经济规律，结果放大了事件的效应，以致发生了灾变。一是中秋、国庆长假，本来外出旅游的人数必然剧增，拥堵是免不了的。按理应当涨价抑制，减少出行，加以调节和疏导，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免费资助，鼓励出行，结果人满为患。二是驾车游本来是中等收入及其以上家庭的选择，低收入一族一般不会有此奢望，政府免费究竟何意，难道是要补助有钱人？事实正是如此。这也违背了政府的财政原则。三是政府一声令下，高速公路一律免费放行，政府是否与每家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商议谈判过？肯定没有。这种以政代企的做法不知还要持续到何时？这既有悖于市场逻辑，也不符合政府原则。四是政府下令，高速公路一律免费，这必然要影响有关企业的经营收入和利润。须知，各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有国有的，也有私有的；有中央国有的，也有地方国有的；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政府是否要给予相应的补贴？不给，是政府的无偿剥夺；给，不管按什么标准，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一部分人，甚至是有钱人。这也是有悖常理的事情。五是放长假的本来目的是要让人们好好休息，享受生活，结果是把大好的休息时间消磨在行车的紧张和旅途的劳累之中，这不仅是时间的浪费，而且是生命的损失。

其次，政府不吸取经验教训。类似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有前车之鉴，但政府还是要重蹈覆辙。远的不说，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政府为了惠民便民，宣布亚运会期间，广州公共交通（包括汽车、地铁）一律免费。政策一出，市民倾家出动，扶老携幼，一时间，每辆车都人满为患，公园、机场人山人海，由于拥挤不堪，很多车辆晚点。当时笔者正好就在广州，一个朋友来看我，1个小时的车程走了3个小时，还把鞋子挤掉了，狼狈不堪。白云机场的公共厕所排大队，秩序混乱到了极点。有人说，“广州市政府疯了”，否则不会出此下策。由于形势无法控制，广州市政府不得不在当夜宣布取消免费，照常买票乘车。为了平息市民怨恨，也为了保全面子，决定给每人发50元或者100元交通补贴。免费也好，补贴也好，惠民、便民最终都变成了扰民、害民。但是政府不吸取教训，广州一市的胡闹，竟然还要在全国重演。

再次，这也许是一种传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好心办坏事的事情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政府想把经济搞得快一点，于是违背客观规律，提出超英赶美，搞钢铁生产“大跃进”，6 000万人上山挖煤、找矿、砍树、毁林，砸锅炼铁，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更是共产主义乌托邦，企图通过刮“共产风”，实现“穷过渡”，消灭商品生产，取消价值规律，通过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结果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悲剧。

也许有人会说，中秋、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怎么能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比？其实，二者只是时间、地点、条件以及损失的大小不同而已，其逻辑和性质是一样的。笔者之所以这样提出和讨论问题，是要讲明一个道理：“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这个道理更值得那些拥有决策权力的人深思。

2012年10月2日于河南辉县市百泉宾馆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简要分析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制度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通过对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简要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和把握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曲折而巨大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经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中国内地的土地制度从私有产权变成公有产权，又从有限的公有制变成无限的公有制，以至到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发布，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和坟地都变成了集体财产。这是一个消灭私人财产权和取缔市场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由于公社化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导致了机会主义盛行、生产遭到破坏以及经济危机的产生，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让老百姓吃不饱。农民为了自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格局是，集体地权+按人均分的土地使用权，实际上是公有产权基础上的永佃制。它使农户在给定土地的使用和产出之间建立了较为明确和相对稳定的关系，增强了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再加上农产品提价，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一举解决了吃饭问题，甚至出现了卖难和仓容危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21世纪开始形成规模，即农地规模流转阶段。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物权法》的实施，地权从债权变成了物权，不仅开始了土地交易，而且形成了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和专业化。

在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由于政府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二者的权利是不平等的，集体土地、农村土地和农业用地的产权是受限和不完整的，其主体还不能完全自由交易和自由处置，特别是其要改变性质，变成国有土地、城市土地和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否则，这就是所谓的违法占地和非法交易。

图4–1 中国现行土地管理机构框架图

为了实施和巩固这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中国的土地法律也不统一。前者适用于《土地管理法》，后者适用于《土地承包法》。中国政府的土地管理机构也形成了两套不同的组织系统。这就进一步固化了土地产权二元分割的体制。

建设用地的制度和管理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但是国有土地没有边界、没有四址、没有数量、没有主体、没有登记、没有账册、没有管理，一切都以政府和官员的意志为转移。10多年来，各个城市的建设规划不断修订和变动，城市国有土地依靠侵占农村集体土地而大规模扩张，都是通过城市政府的红头文件实施的。不少是强征强拆，给予的补偿（不是对价）大大低于当时当地的地价。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政府也就变成了最大最有钱的地主。而城市内的国有土地粗放经营，浪费严重，人均占地面积早已超过130平方米。

城市土地名义上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是占有土地的各个单位的。一方面，各个单位不管占用土地多少，一律不交地租；二是各个单位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盖商品房，可以低价分发和卖给自己的职工，成为各个单位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农村的工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和农户的宅基地。由于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

在1962年《六十条》公布实施前，农村的宅基地和农户的住房是个人私有财产。1962~1998年，农村的宅基地是公有私用，而农民住房则是私有财产，这是一种房地分享的制度安排。1998年以后，随着地价的飙升，农民私宅和宅基地的流转交易受到严格限制。于是出现了所谓“小产权房”问题。

“小产权房”是相对于“大产权房”而言的。所谓“大产权房”，是指国家法律认可的城市中的商品房，具有较完整的商品属性。而“小产权房”是指农民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商品房，虽然农村基层政府为其颁发了房产证，但国家法律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因而不受法律保护，政府时不时地发出拆除“小产权房”的号令。

20世纪80年代末，当城市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后，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进城市，急需住房，而政府又没有提供廉租房，市场需求刺激城市及其郊区的农民盖起了打工楼，出租给进城打工的农民居住。随着地价的飙升，城中村和“小产权房”应运而生，且迅速发展。于是，政府开始限制，农民着手抢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利益博弈。这是农民参与分享土地升值和城市化利益的一种制度创新。以深圳为例，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末期，深圳的城中村有320个，占地93.5平方公里，私宅35万栋，建筑面积1.06亿平方米，住了500万人。目前，“小产权房”屡禁不止，并且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见，政府对“小产权房”的政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

随着城市的扩展，建设用地日趋紧张，于是各地城市政府开始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不少地方搞起了新农村建设：拆村建楼，让农民上楼居住，把腾出的宅基地复垦，通过指标交易，置换城市郊区农业用地，用于城市建设。目前，在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大规模的毁村运动。

农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农地产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按社会形态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主要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如果说公社化时，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合一的，都归生产队集体，农户只是劳动力的提供者，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第一次对农地产权进行了细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集体拥有所有权，农户拥有经营使用权。农地流转是农地产权的又一次细分。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但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承包权归承包农户，而经营权归经营主体。实践证明，产权细分是复杂产权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目前的土地流转中，转出户是一般承包农户，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户；而转入户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当地和外来的种粮大户，二是农户组织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三是涉农企业进入农村包地。尽管政府不提倡企业进入农村包地，但这却是目前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

涉农企业进入农村承包土地，发展规模经营，基层政府不仅是中介，而且往往起着转入方和转出方的双重作用。一般情况下，农户先与村委会或乡镇政府签订一个土地流转协议，写明流转双方的主体、流转土地的四址和面积，把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委会；村委会再与企业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把土地大规模地流转给企业。因为农户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户不信任企业，害怕企业不能兑现承诺，破坏土地，让他们不能复耕；企业也害怕农户中途毁约闹事。基层干部既可以代表农户到企业考察，并与企业谈判，也可以受企业委托与农民对话，甚至可以代替企业执行流转后的一部分管理职能。

由于村委会既是土地所有者，又在土地流转中提供中介服务，土地流转中的租金分配一般是：80%归土地承包户，20%归村集体。至于在土地整理中多出来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其租金全部归村集体。目前的地租每年大约在500~1 000元/亩。

土地规模流转后，农户除取得土地租金，有了财产收入以外，还可以到企业中去打工，取得劳动收入。这样，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农民既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就地打工。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承包户还可以取得分红收入。因此，土地流转后，农户的收入一般都增加了。

土地的规模流转，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目前，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地方都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基地，主要种植蔬菜、水果、花卉、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粮食的比较少。其生产过程也开始实行标准化生产。

由于大规模生产种植和大规模经营，农产品的市场扩展了。不仅从地区性市场扩展到全国市场，而且走向世界市场。再加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形成，传统自给性农业真正实现了向现代商品化农业的转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变革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对中国土地制度进一步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鉴于土地产权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身份歧视、财产不公、行为扭曲，政府应当统一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实现同地、同权、同价。鉴于60年变迁形成的制度积淀和制度资源，再回到土改前或者合作化前已经不大可能，而《物权法》的通过实施又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政府可以按照虚化所有权，坐实用益物权的方向，以界定和保护土地用益物权（即承包权）为中心，修改现行土地法律制度。同时，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土地管理的组织系统和规则体系。

既然要建立统一的土地制度和实施统一的土地政策，那么“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做好城市规划（包括用地、建筑、布局）并严格执行的前提下，将“小产权房”新老划断，凡按照规划建设的，谁建都可以；凡违规建设的，建一个拆一个。这样，新的制度规则就可以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行。然后，再在补交各种税费以后，使老的“小产权房”逐步合法化。

现在，政府之所以不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性，一个考虑是害怕一旦承认，会产生侵占农业用地的问题。其实，耕地保护是必要的，但保护多少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而保护的基本办法在于，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使农民自己主动保护耕地，而不是由政府强令农民保护耕地。为此，政府一方面需要提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要增加粮食补贴。还可以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由城市按照人口和GDP交纳基金本金。同时，改变现行种粮补贴补给承包户而不是种植户的错误做法。

目前，地方政府之所以把圈地作为自己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实施所谓的“土地财政”，主要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违背财权和事权对等的原则。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多，而得到的财政收入少，入不敷出；中央政府拿走了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四大税种的大头。因此，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必须进行财政体制改革，按照财权和事权对等的原则，增加地方收入。在地方有了相应的固定收入来源以后，严禁地方政府圈占土地，以地生财。

在以上改革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开土地市场，实现各种地权的自由交易。

2012年12月15日于北京

农民问题和城市化

一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从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市民，所以，城市化一般都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城市产业，把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和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来。因此，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农业比重的逐步下降和城乡差别的最终缩小。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7%。这自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很大，也比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低。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下，中国的城市化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2亿多农村人口并未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也未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地位、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农民，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因此，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也许还达不到40%。中国的城市政府也是只要农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而不要农村的人口，于是才出现了留守儿童、夫妻分居、打工子弟学校、多人集体租屋以及春运高潮之类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近10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是依靠农民支撑的。反过来，这也成为农村落后，甚至衰落的原因。

如果依据与土地的关系做一个分类分析，那么，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农村人口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70%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城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至于农民工的下一代，情况更是如此；这部分人愿意放弃土地，来到城市生活。第二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城市的发展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劳动和收入、生活和消费，他们是生活在城市社区中的仍旧是农民的城里人（如城中村）；他们的土地有可能被城市发展所用，而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成为他们与政府和开发商争夺的直接对象。这部分人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而这种争夺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农民，主要是种粮的农民。他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行动者和成本承担者。他们依靠土地和种粮为生，除了离开农村当农民工以外，这部分人不可能放弃土地，但是种粮的平均收益太低，因而也没有动力保护耕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就是要解决好这三部分农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总体战略和行动框架，然后让农民和基层以及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创造和探索，逐步加以解决；需要采取疏导和市场交易的方式，坚持利益相容的原则，而不是采取围追堵截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违背利益一致的原则。只有这样，通过多年的积累和进步，我们才能达到城市化的目标。

二

让进城人口完全离开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彻底拔除其在农村的老根，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共同道路。虽然具体实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人口的流动及其土地和房产的流动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是半城市化，就在于只有人口流动进城，而没有土地和房产等财产的转移，因而，才产生了前述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进城农民工的根仍然在农村，他们在城里挣了钱，很大一部分拿回农村老家去盖房，而人在城里又不居住，因而农村住房的空置率也是很高的。这既是个人的巨大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通过对成本收益进行权衡，进城农民工愿意放弃和转让在农村的土地和房产，而在城里重新购房或者租房，城市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向外扩展。这是一个人口和资源同时流动和再配置的过程。

既然进城农民工大部分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既然他们不再依靠土地为生，有可能放弃土地，那么，我们就可以因势利导，通过一系列交易，拔除其在农村的老根，让这些人彻底离开农村，变成真正的城里人。这是有效解决土地问题、正确推动城市化的突破口。

在讨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时，我们就曾经提出和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灾后重建可以就地重建和异地重建，而异地重建就可以实施人口与土地挂钩流动和转移的办法。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稍做调整和变通，这种办法仍然是适用的。具体操作可遵循以下的原则和程序。

一是凡进城农民工在该城市居住一定年限（比如说三年）以上，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址的，本人及其家属和子女就可转为城市居民，不仅能得到城市户口，而且可以享受到本市居民的一切权利和待遇。有人反对说，这会增加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有人甚至进行测算，一些大城市接收一个农民工需要增加的支出要以万元计算。这种观点只是片面地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其实，这是改变现行歧视性政策的重要步骤。单就经济问题而言，进城农民工已经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他们有权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一切公共服务。其实，只要真正实施平等分享的原则，也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城市设施。

二是凡进城农民工在取得城市居民身份和待遇的同时，应当放弃其在农村集体中的成员权和土地权利，其在宅基地上的房产和设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出卖和出租，也可以由当地适当折价补偿，然后收回改作他用。这样一来，对于流出地来说，一方面减少了负担的人口，另一方面增加了可供使用的土地资源（包括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水平。

三是按照城市接纳农民工的人数，增加该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为城市的扩展奠定基础和提供空间。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城市人口的真正增加和农村人口的实际减少，另一方面是城市的扩张和城市化的真正推进，使得城乡人口的迁徙和变动与土地资源的再配置成为城市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三

一方面，随着进城农民工拔除在农村的老根，转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城市人口就会增加，并对城市的扩展提出了需求；另一方面，由此而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也使城市的扩展有了实现的可能。然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实际，就需要把建设用地指标变成实际的建设用地。而能够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只能是城市郊区的土地。这就涉及上述第二部分农民以及“小产权房”的问题。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小产权房”是城市郊区农民争夺土地增值收益的重要手段。因为现行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权利体系，同地而不同权、不同价。尽管城市郊区土地的增值收益上升得很快，但是农民不可能合法地取得和分享。由于有关土地及其使用的信息是分散在农民手中的，政府对土地使用的管制又是通过层层行政系统实施的，在中央和地方关于土地利益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政府的土地管制政策是很难实施的，特别是农民面对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争夺行动有了一定的社会规模时，政府的管制威胁也就毫无作用。因此，比较而言，郊区农民比政府有着更强的产权实施能力。这就是“小产权房”蓬勃发展的真正原因，也是政府对“小产权房”的管制政策失败的关键所在。

由于地处城市郊区，这里的农民一部分在城里工作，但又住在原来的地方；一部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因为这里的土地增值收益很大。因此，郊区农民不愿意简单地放弃土地，一般不会接受前述针对农民工的办法，但城市发展又需要这里的土地。这就涉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办法是，把土地用作城市建设，但把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长期留给农民。有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样一来，城郊农民占了很大的便宜，甚至成了暴发户。其实，地理位置造成的经济差异是自然存在和形成的，是改变不了的，承认这种差异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地方，人们会接受这种现实的。现行城市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差异是体制政策等人为造成的，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人们的产权实施行为可以缩小以至于改变这种差异。“小产权房”的发展就是城郊农民改变这种差异和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有力践行。

坚持实施把城郊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而把土地收益留给农民的原则和办法，可以逐步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首先，把“小产权房”新老划断，已经建成的“小产权房”在交纳规定税费的前提下，承认其为合法的商品房；新建的“小产权房”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放开，成为城市商品房的一部分。凡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要坚持拆除。否则，城市规划工作就不能得到改进和提高，政策的严肃性和可信性永远无法体现，其实施必然是扭曲的。

其次，所谓符合城市规划，不仅有片区和组团规划，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标准，包括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建筑质量、防火要求、环保要求等。不符合片区和组团规划的一律不准建设，已经建设的坚决拆除；不符合建筑标准的，如密度过大，有的要予以拆除；不符合防火要求，有的要予以补足和改进；建筑容积率过低，就会造成土地浪费。这就对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在按照规划办事的前提下放开市场，那么开发方式必然多样化，农民们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还可以由政府组织城乡统筹开发。农民自己开发的收益自然归农民和集体，但国家必须征收相应的税费。根据已有的经验，合作开发和政府城乡统筹开发不仅要保证农民的住房权利，而且要为农民留下永久的物业。

其实，城市规划是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不是政府垄断城市开发建设权的依据。虽然规划权是政府的权力，但它必须按照相关程序办事，规划的制定也要经过科学论证。

中美两国经济的调整和再平衡的博弈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两年。这场危机既是已发生的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校正。尽管从总量上看，全球经济是均衡的，但从结构上来看，则是严重失衡的，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更为突出。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结构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就成为两国面临的主要任务。由于各国都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两国的经济调整也是一场利益博弈。为了进行经济调整和实现再平衡，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加以比较，也许是有意义的。

失衡原因和表现

中美两国经济失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失衡的原因和表现却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正是发人深省之处。

美国的经济失衡，是由于市场化过度，政府放弃必要的金融监管所致。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低储蓄，高消费。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只有10%左右，而家庭储蓄几乎为0，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达到了145%，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资产抵押融资和债务消费。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1997年为66%，2007年为100%。由于可以获得拥有税收优惠的家庭资产，再加上抵押市场的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人们借债消费，寅吃卯粮，很多人把资产证券化得到的资金用于买车、旅游等消费开支。这就造成了消费的畸形和泡沫的膨胀。

二是巨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1.4万亿美元，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9.9%和84%，以后能否减少，如何减少，很难预料。因为，政府在降税减收的同时，支出却有增有减：从伊拉克撤军是减支，增加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和进一步刺激经济需要增支。美国虽与希腊有别，但巨额的主权债务终究是一大问题。

三是大量贸易逆差。长期以来，美国严重依赖进口，虽然服务贸易有较大顺差，但货物贸易逆差有增无减，二者相抵后，2009年的逆差高达6 000亿美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人一方面依靠进口产品消费，另一方面又依靠借债度日。很显然，这种失衡的经济是很难持久的。

中国的经济失衡在于市场化不足和扭曲，该市场化的，政府依然严格管制；不该市场化的，却推给了市场。其经济失衡也表现在相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高储蓄，低消费。中国的储蓄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达43.5%，最终消费率只有48.6%，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中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率很高，个人储蓄的规模也很大。21世纪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000年的64 332.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 885.4亿元，每年平均增加1.9万多亿元，年增长16.5%，大大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运行形成了投资——增长——再投资的循环。这也是难以持续的。

第二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2000~2009年，GDP增长了2.37倍，而财政预算收入增长了5.11倍，后者是前者的2.16倍。2010年上半年，GDP增长了11.1%，预算收入增长了27.6%，后者是前者的2.49倍，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13.5%提高到20.42%。预算外收入的规模也相当巨大，仅土地出让金，2009年就达到了1.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收入的21.9%。如果加上国有部门的收入，政府支配的财力是相当巨大的。这也是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第三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年平均增长22.76%，出口增长23.47%，是经济增长的2倍多，中国的出口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10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 306.9亿美元，增长了140多倍。2008年的贸易顺差达2 981.3亿美元，而2009年的外汇储备超过2.4万亿美元，内外经济严重失衡。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人靠投资和出口推动增长，而增长成果的分配和分享又相当不公正，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见，中国的发展同样无法持续。

调整的方向

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经济严重失衡，迫切需要调整，以便重新恢复平衡。那么，调整和再平衡的方向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

美国调整的方向是再工业化，增加储蓄，增加出口。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为了提振深受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经济，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5年内使美国的贸易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并在3月11日签署行政命令，成立由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组成的“扩大出口内阁”，实施“全国出口战略”。要实施出口战略，就要实行再工业化，因为光靠服务业出口是不够的。而要实现再工业化，就要增加储蓄和投资。

同时，再工业化还要面临产业选择问题，即是重新发展传统工业，还是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如低碳产业。重新发展传统产业不大可能，目前美国的小时工资是20.5美元，而中国只有2.5美元，发展低碳产业不仅有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问题，也有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权衡和经济政策的激励约束问题，这些都影响着投资和出口的增加。

中国调整的方向是推进城市化、增加消费、增加进口，三者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不慢，城市化的水平较低，2009年只有46.6%，但是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2.1亿农民工，人虽然进了城，但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农村的状态，他们是住在城里的农民。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失衡的，城市面积的扩展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快于城市生活的提升和改善。2000~2008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平均增长6.7%，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为2.5%，城市的市容市貌和物质条件虽然现代化了，但城市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单调、封闭和缺乏创新。三是城市仍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要增加消费、增加进口，谈何容易。

总之，近3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实现成功，关键在于选择了一条外源工业化道路，不过，这种工业化可以说是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也面临着城市化和再工业化的问题，比如，低碳化发展。这种发展很难再继续走外源发展的道路，恐怕要转向内源式发展。

再平衡的重要条件

弱势美元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选择。首先，弱势美元有利于美国增加出口，减少消费，减少贸易逆差；其次，弱势美元可以提高资源价格，增加传统工业的成本，有利于把资金吸引到低碳产业等新的产业方面去，加速再工业化。可见，弱势美元是使美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重要条件。

然而，现在却是强势美元。造成这一现状，既有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原因，也有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比如希腊债务危机使欧元贬值，恐怕也与美国的政策有关。这既包括美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包括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美国向人民币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2010年，美国国会又在讨论对币值低估国家征收反倾销税的问题。其实，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调整和再平衡问题，虽然能够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和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并不能减少美国的总进口和增加美国的总出口，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美国既想调整，又想让他人替自己承担调整的成本。这种一厢情愿的好事恐怕是很少的。

中国要提升内需和增加消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升值也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才能调整过来，才能给经济调整一个正确的市场信号，才能改变现行依靠投资和出口促进增长的方式，才能改变目前已经形成的失衡的经济结构。

然而，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存在着严重的升值恐惧症。因此，从2010年6月20日汇改以来，在3个月内，人民币累计升值了1%，距央行规定的日波幅0.5%还有很大距离。产生恐惧症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害怕企业承受不了。据有关方面进行压力测试的结果，企业的利润空间只有3%，超过这个幅度的升值，企业就会亏损。其实，2005~2008年，汇率升值超过20%，出口不降反增，这不仅说明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而且说明只要放松汇率管制，企业就会设法应对，而且能够应对。这里存在一个汇率风险是由国家集中承担还是由大家共同分担的问题。二是害怕外汇资产损失。其实，现有存量外汇资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它既是过去政策的代价，也是调整的成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损失。只有让汇率在一定幅度内真正浮动起来，才有可能通过流量的调整，一方面减少外汇的供给，另一方面增加外汇的需求，进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有人经常以广场协议和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吓人，其实，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恰恰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上述的道理。

政府目前的政策选择

由于面临着经济复苏趋缓、失业率增加的形势，美国政府制定了永久性减税和定量宽松的倾向政策，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的水平。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调整和再平衡，不如说是为了政治，为了中期选举。因为永久性减税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消费，而美联储的定量宽松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政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惠及金融和房地产方面，如何把资源引向新的再工业化的实体经济，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调整和再工业化有两种办法：一是数量调整，以分配投资为主；二是价格引导，以汇率、利率等广义价格为主。美国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分配投资，而中国政府却以投资分配为主要手段，重数量调整而轻价格调整。美国人羡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其实，这些都是政府投资，它与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国有部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投资的效率是比较差的。尽管汇率、利率和资源要素价格存在着明显的扭曲，但政府并不想调整这些方面的有关政策。比如利率问题，尽管实际利率为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仍然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而不愿选择利率政策。

调整中的中美合作

中美的经济调整和再平衡既是一场利益博弈，也存在着合作的需要和可能。

首先，合作有利于调整。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中美两国经济的互替性较弱，互补性较强，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较大的合作空间，而且存在着彼此合作的需求。只要相互合作，一些困难就可以化解，一些不足就可以弥补，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就可以消除。因此，合作能够促进调整和再平衡。

其次，合作的基础是互信和互惠。虽然各国的行为都是本国利益至上，但合作绝不能损人利己，而要利人利己，至少不要损人。要信任对方的选择，欣赏对方的行为，不去指责和逼迫对方，而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谁不调整或者不用力调整，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指责和逼迫往往会适得其反，损人必然瓦解合作的基础。

再次，合作要达到双赢。要达到双赢，就必须共同分担调整的成本和分享调整的收益。既不能自己得益而让他人承担成本，也不能向他人转嫁成本。

最后，合作要加强沟通。沟通包括政府间的沟通和民间的沟通，它可以消除误会，交流信息和经验，使两国相互学习和共同前进。

2010年9月20日于北京

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机遇

2008年的这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它既是美国借债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极端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失误和放弃金融市场监管为其生成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如果没有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以及国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这次危机也许还可以避免，或者只限于美国本土。但事实是，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源自美国，但其影响不仅具有了世界的规模和全球的性质，而且对美国以外的影响和冲击也不可小视，以致英国的经济衰退大于美国，冰岛的国家破产，“沙漠天堂”迪拜的神话破灭，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重创。

如果我们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和经济结构进行大致的划分，那么，这种失衡的状况就非常明显。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当对称和高度互补的关系。一方是低储蓄、高消费、大进口，一方是高储蓄、低消费、大出口。一方具有金融优势，是货币经济的主导国家；一方有低成本的优势，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基地。在世界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二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国际周转和全球循环。其具体流程是：

美国创造货币，供世界各国使用，全世界的美元资产占比为67%，68%的贸易用美元结算。美国人用美元向石油输出国购买资源，向中国购买制造业产品，用于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中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在国内生产产品，完成生产循环，然后再把产品出口美国，完成商品循环，以换取美元。取得的美元一部分用于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另一部分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流回美国的金融市场。

美国经济依靠消费支撑，而消费又依靠资产收入支撑，其中房产收入约占50%左右。资产价格与收入和消费高度相关，而高杠杆比率的资产证券化和衍生产品在无限扩张债务链的同时，促成了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当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以后，就形成了相反的循环过程。于是，从流动性危机发展到信贷危机，再从信贷危机发展到经济危机。所不同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金融危机先于经济危机，而中国等东方国家则是经济危机先行。

面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政策。从目前情况来看，次贷危机的大劲已经过去，但金融危机并未完全完结，问题在于，Alt-A和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会不会成为引爆第二轮抵押贷款灾难的两颗定时炸弹，以及这种灾难会不会进一步向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其他市场扩散。至于其向实体经济的蔓延，才刚刚开始，美国等国家实体经济的衰退会有多大、多深、多长，需要密切关注。从美国来看，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等产业构成美国经济的支撑，其中，金融业受到重创，三大汽车公司也陷于困境，只有高新技术产业似乎尚在正常运营。目前的救市对象主要是金融业，尽管存在争论，但由于三大汽车公司的影响较大，美国政府不可能见死不救，12月2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向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注资60亿美元就是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因而，这一举措具有急救的性质，关键还在于治疗和康复，而其最根本途径是增加储蓄，增加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并完善金融监管。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并未被美国政府虑及和实施，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这次危机虽然不会像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需要10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但也不会是短期的事情，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不过，与欧共体受到的重创及其治理条件相比，美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创新活力，美国经济有可能率先复苏。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虽然不可能独善其身，特别是美国消费的下降和出口市场的缩减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小，但是，中国终究处于危机的旋涡之外。中国既与石油输出国等资源生产和出口国家不同，也与美国和欧洲有别。与前者相比，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制造业基础，回旋的余地较大，有可能先于前者而恢复。与后者相比，欧美都忙于救市和挽救倒闭破产的金融公司，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则相对稳定；欧美的很多大企业都陷入了财务困境，而中国却是潜在的买家；在改组和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欧洲采取进攻姿态，美国处于守势，双方都想拉中国入伙，以壮其力，而中国却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提升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确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遇。

30年来，我们实施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和重商主义的政策，一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经济结构畸形扭曲、分配不公和社会分裂也相当尖锐，这种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增长方式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进行经济大调整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因为人们总是有安于现状的心理倾向，主动调整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危机的压力和挑战面前，调整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推进，并取得成功。

要想抓住和很好地利用这场危机提供的战略机遇，不仅要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好近期内保增长的问题，更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大调整的长期战略，以实现体制和结构的转型，并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比较而言，结构调整和体制建设比短期救急更重要、更根本、更困难。如果说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目前只能救急，难以虑及长远，那么，中国则要主动得多。在解决短期问题上，我们利用政府主导的优势，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在解决长期战略问题上，我们既需要克服政府主导的偏颇和行为短期化的不足，也需要解决短期措施与长期安排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在于，目前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短期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长期问题。而长期问题又必须始于足下，不能等待将来再去考虑和着手解决。

首先，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变成内需和消费大国。启动内需不仅是目前保增长的需要，更是大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和关键。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内需大国和消费大国。启动内需讲了多年，为什么启而不动？一是美国高消费支撑的外部需求过旺，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必然伴随国内收入的低增长；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片面推进和行为扭曲，抑制了国内的需求和消费。因为，现行的城市化与其说是农村人口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政府主导和控制的过程；城市政府需要和看重的是农村的资源和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而不是进城人口的收入和消费；进城的2亿多人口实际上不是城市人口，没有城市人的地位、资格、福利、消费和心态，而是住在城市里的农民，故称“农民工”。因此，这种城市化是一种半拉子城市化，目前失业农民工的大批返乡就是证明。这一方面导致农村人口规模过大，另一方面也使得进城人口依旧保持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低消费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些政府支农支出，以扩大农村需求，发放一些购物券，用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都不能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小规模人口迁徙的一系列现行政策，真正加速城市化进程，缩小和结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样做一方面会使农村人口真正减少，另一方面也会使进城人口主动改取城市的生活消费方式。所以，启动内需的主要对象是进城人口，包括高校扩招的几千万大学生和进城创业及打工的原农村人口。

其次，变单纯的投资推动为投资和消费双推动。启动内需少不了扩大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既是短期内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再加上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挤压了必要而正常的消费，使消费率不断降低，2008、2009年已经降至50%以下。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的原因是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过高，21世纪以来，二者之和均超过了个人储蓄率。这既是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出现的原因，也是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豪华办公大楼拔地而起的条件，更是大中城市兴建大学城和新校区的缘由。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扭曲，根源在于政府行为扭曲，所谓投资推动和投资主导，就是政府推动和政府主导。如果不改变政府主导和政府推动的经济运作方式，使企业和个人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主体，要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推动是不可能的。与此相适应，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较慢；二是人们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大部分人采取的是一种预防性消费行为。因此，要改变结构失衡，也需要从改变政府的支出行为入手，即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政府在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和转移支付，稳定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是花钱搞几个大工程，而是花钱买一个好的社会机制。仅以住房为例，政府既要真正承担起保障性廉租房的责任，又要在保证基本农田的前提下，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所谓的“小产权房”，这样就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住房机制。

再次，从先强国后富民到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中央已经确立了全面小康的目标，似乎这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其实不然。重要的也许不是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说，强国和富民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且是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但在具体处理上，往往是厚此薄彼和顾此失彼。30年来，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先强国后富民的方式，这一方面表现为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过度的行政垄断，政府和国有部门掌握了重要的资源要素和一系列高盈利部门；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大大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5年的16.6%提高2007年的20.6%，2003年达到了22%，与此相适应，政府消费特别是行政事业费支出也大幅增加。此外，民间部门的正当权益受到限制和剥夺，民间进入金融、教育、航空、石油等很多领域困难重重，惨淡经营，集体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土地收益被剥夺更是普遍的现实。而且，财富增长虽快，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既得利益集团和少数人暴富，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规模太小，低收入群体过大。如果说这在过去是不得已的选择，是造成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以后的发展中，这就是首先需要加以改变的。改变的办法是真正把富民放在首位，保证全体国人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取消现有的歧视性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凡是民间能做的事情，政府应当退出，或者政府可以融资，而由民间部门生产供给。

复次，从强政府弱社会和弱市场转向平衡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所以失衡，就在于政府过分强大，而社会和市场相对弱小，无法对政府形成制衡和约束。从社会来看，是由于社会组织受到压抑和管制，没有发展起来，已有的社会机构大部分是官办机构，真正的民间机构大多没有合法的地位，其发展和活动受到种种限制。从市场来看，主要是资源要素价格的政府管制，相对价格关系扭曲，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一方面，资源要素价格人为偏低，增加了资源消费，造成了巨大浪费，增大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相对价格关系扭曲造成市场信号失真、资源配置不当和财富的逆向转移，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如果说，在通货膨胀率较高和上升的情况下，放开价格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原油价格跌去70%，国内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正是改革资源要素价格、理顺相对价格关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的大好时机。抓紧时机，大步推进，不仅短期内不会带来什么风险，而且长期内也会收到巨大的收益。国内成品油价格可以在国际平均价10%~15%以内上下浮动，能源价格结构可以据此进行调整，其他原材料价格也可以逐步理顺。

最后，从应对危机中和平崛起，进一步走向和融入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既经受了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和考验，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益。这次金融危机既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败，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只是说明了国际关系和经济结构需要进行调整，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至少是30年的国际战略，在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协调。从中国内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来看，一是要逐渐平衡进出口贸易关系，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二是要扩展中国的对外投资，帮助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出去。从前期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都不成功，无论是中投公司对黑石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还是国有大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在期货市场的操作，交的学费不少，但方向不应动摇。事实上，此前，一些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成绩还不错，投资的领域既有金融投资，也包括实体经济投资，目前也许以后者为主。投资的主体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需要公平对待。三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是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可以探索人民币、港币和新台币的融合，可以推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可以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四是在国际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中，稳步增加中国的投票权和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在实施国际战略中，要注意改变长期形成的弱国心态和弱国思维，确立大国心态和强国思维。弱国心态和弱国思维是一种依附性的心态和非理性的政治思维，往往以意识形态偏好、国家主观意志和民族情感来支配国家利益选择和行为模式，不能以公正、公平、公开以及宽容、大度和平静的方式处理好国际和国内问题，经常在极度的自信自负和极端的自卑自怜之间来回摇摆。而强国心态和强国思维是一种以我为主的心态和理性的政治思维，集中表现为以政治理性主导民族情感和国家行为，既能够以国家基本价值的合理建构维系有效的国家认同，理性地处理好国内事务，又能够以国际公正作为国家行为合法性的保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有效地取得和维护国家的最大利益。只有确立了大国心态和强国思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应对自如，赢得胜利。

2009年1月5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经济平衡调整与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现已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潜力明显趋缓和下降，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方面是长期依靠投资和消耗的增长方式已经无法继续，另一方面是创新激励和效率提升严重不足。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平衡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这两个任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条件和互相制约的，且依存于同一个制度条件。而制度条件的背后是我们的思想和理念更新和转变。

一

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走出了半步，却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政府占据了大量资源，又直接干预和插手社会经济生活；国有部门强力扩张，在很多重要领域都居于垄断地位。这是一种激励扭曲而又约束不足或者没有约束的经济，一种注重规模扩张而忽视效率提升的经济，一种快易慢难而又不断膨胀的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性事实可以为此做出证明，那就是政府的收入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但是，没有一个政府不缺钱的。于是各级政府除了通过增费征税，变着法儿地敛钱聚财以外，还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办法与民争利，以致形成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格局。这既是造成经济严重失衡的原因，也是目前一切社会经济矛盾加剧的根源。

由于不能切实保护私人产权，人们对前途信心不足，很多官员、老板和有门路的人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由于机制扭曲和财富转移，金融、地产易于赚钱，而从事实业却吃力不讨好，很多人把资金抽离实业，投入金融、地产领域进行投机。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居民可支配收入15年来下降了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左右，启动国内消费也难以实现。

由于政府权力无限，又不受约束，社会组织无法发展，也不能对政府形成制衡，其直接的经济后果是第三产业无法成长壮大，其政治后果是社会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和聚集。

我们的很多经济政策也成为现行体制实现和经济运行的工具。例如，利率和汇率政策的长期扭曲和呆滞，一方面有利于投资和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增长，另一方面有利于制造业的过快增长和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一方面造成财富逆向转移，另一方面阻碍了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再如，一些产业政策以牺牲民营经济来促进产业集中，通过加强垄断来实现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

解决的途径在于推行真正的改革，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反对垄断，回归市场。其中，最关键的是壮大社会。因为只有壮大社会，才能约束政府；只有约束政府，变现在的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才有可能打破垄断和回归市场。而要壮大社会，也只能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实现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舍此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据说，广东正在着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改现行的审批制为登记制，取消主管单位，让民间社团法人自由设立，独立发展。其实，这是大计，是根本，要真心实意地做，大刀阔斧地做，真正做出点儿样子来。不要叶公好龙，不要口是心非。

二

由于长期依靠投资和消耗的粗放式发展，再加上国内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经济金融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的经营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是融资困难，受高利贷的困扰；二是国际市场明显缩小，而国内市场有待开拓；三是产品质量档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的提升和市场变化的需要。因而一些企业裁员歇业，一些企业破产倒闭，一些业主圈钱跑路，一些企业惨淡经营。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一方面依赖于体制条件和宏观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在经营上进行开拓和创新。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发展民营金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落实“国九条”等治标措施是必要的，根本办法还是要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着手，改革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二元金融体制。因为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民间有资金。据银监会的资料，民间资金的规模约6万亿~7万亿元，但缺乏投资渠道，因而成为高利贷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有需求，但没有合法便捷的融资平台，只好就范于高利贷的盘剥。这就是温贷危机的缘由。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和金融管制的存在，一方面很多人想进入金融业而不能进入；另一方面，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下私人借贷又非常繁荣。金融改革改来改去，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不能有所突破呢？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民营金融，让其从地下转入地上，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合法经营？难道是为了保护国有金融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目前的金融业除了数量管制以外，还有价格管制，而价格管制的结果是，中国的银行业之间展开的不是价格竞争，而是规模竞争。负的实际利率和高额的存贷利差，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剥夺，另一方面也使银行的日子很好过，于是，信贷资金都流向了大城市、大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推进利率市场化，为什么不能缩小存贷利差，为什么不能校正利率扭曲？金融业是个外部性很强的产业，政府的监管是必要的，但监管的前提是放开准入，让资金自由流动和自由配置。还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在竞相争取建设地区金融中心，如果真想如此，与其从中央争取什么优惠政策，不如放开金融管制，消除金融抑制和金融失序。不仅如此，很多地方都在发展风险投资基金或者产业投资基金，如果政府不想借此圈钱的话，就应当在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风险投资机制的设计、风险投资的运作上下功夫。只有通过风险投资把那些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扶植起来，做大做强，才有可能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而套现盈利。如果目标是通过风险投资圈钱，那么，不仅会损伤中小企业，而且会败坏风险投资。

在国际经济形势暗淡、国外需求萎缩、综合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小型外贸企业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转型升级刻不容缓。面向国内市场是一个可行的途径。然而，国内国外的制式规格不同，内贸和外贸的游戏规则也不一样，内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选择也有差异，转向国内市场不仅要根据制式规格和消费习惯改变工夹模具和产品设计，而且要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这些都非易事，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力，下功夫做好。如果说生产的改变还比较容易，那么，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的建设可能更难，即使生产出了国内市场需要的好产品，如果不能很好地销售出去，或者在销售上受制于人，那么对于产品来说，不是积压，便是不能得到必要的盈利。其实，一个企业单独建设销售渠道可能困难重重，但多个企业联合，效果将大不一样。一个企业的销售渠道可能过于细小，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多个企业联合就有了比较大的规模，甚至可以发展成独立的物流企业。与此相适应，市场从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供给创造需求的事例比比皆是。宁波三邦线业有限公司从主营传统纤维和普通纱线跨越到超细纤维，相继开发出纳米级、抗菌类、环保型等几个大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而且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独占而无竞争的市场。在现代条件下，发展电子商务和网络营销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方面，政府部门支持和企业联合都是很好的办法，不仅可以利用官方微博，而且可以开通企业自己的微博。借助于微博营销，可以有效地推广商品，提升品牌的影响力，进而带动网络销售。

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从一个方面看，创新确属不易；从另一方面看，创新也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有没有创新的理念和魄力，有没有创新的安排和激励。一是看你敢不敢花钱和会不会花钱。因为要创新就得搞研发，而搞研发是要花钱的，如果你赚了很多钱，舍不得在研发上投入和花钱，这样赚来的钱就是死钱，不可能继续增值。如果你把赚来的钱花在了研发上，就有可能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科技型产业。当然，搞研发还要有研发的人才和力量，中小企业的人才和力量储备不足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除了鼓励本企业职工大胆创造以外，要善于借助外脑外力，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例如，与大专院校合作、从国内外引进技术骨干和设计高手等。其实，创新既不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一个很小的变化和改进就是创新。如浙江慈溪火机制造公司自主研发充电式打火机，在机身侧面内嵌微型USB接口，用电池充电代替气体和煤油，既安全又环保，深受欧美和日本消费者的欢迎。

转型升级不是口号，而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硬仗。在这场战斗中，主力是企业，市场是战场，政府的责任在于提供支持，改善环境，做转型升级的坚强后盾。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只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和主动行动，市场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发展起来，经济的平衡调整也才能够实现。

2011年12月25日于北京

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
——以保障性廉租房为例

引言

在2011年的“两会”上，政府许诺，2011年要建设1 000万套保障性廉租住房，“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3 500万套。两会代表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拥护的消息。笔者一方面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廉租房是政府职责，把它列入了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之中，这是房地产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另一方面，从现有事态的发展来看，此事也令人不无担忧。

担忧之一是，政府通过垄断保障性廉租住房市场，进一步扩张自己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力。

担忧之二是，政府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担忧之三是，通过城中村改造来解决保障性住房，其结果是与民争利。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政府到底应当怎样提供公共保障服务？或者说，我们到底应当怎样来观察和看待政府行为？

判断政府行为的标准

各级政府的门口都挂着“某某人民政府”的大牌子，也写有“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标语，然而，仅凭这些标语、口号是无法判断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可以执行和检验的行为标准。我们的政府官员哪一个不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事实如何？远的不说，2011年被审查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们到底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及其一小撮人服务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身体力行的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利。

其实，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界限和标准是：政府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如果是与民争利，那就是刘志军一伙，与强盗、黑帮无异，他们不仅与民争利，而且从老百姓口袋中抢钱，全无让利之说；如果让利于民，还权于民，那就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人民。这里没有什么既不争利又不让利的中间地带。据此而论，政府除了合理的税收和恰当的转移支付，不能采用其他手段参与收入的再分配。

与民争利或让利于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其原因就在于，与民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于民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狮子大张口，手伸得很长，无法约束，无法制止，官员也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腐败成性，前赴后继，以致民不聊生，政府垮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让利于民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让政府一无所有，官员无以生存。相反，在现代社会，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掌握一定的财力，其规模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限，且有一个合理标准，经济学上有“最优税率”一说。足见这是有根据的。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具体标准就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要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符。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收入远大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没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至于挥霍浪费，诸如“三公”消费之类，就不用讲了，单是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就达6 000多亿元，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仍然不全面。比如，在产权保护方面，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套严格执行的制度规则，很多规则仍以官员讲话为准，说变就变，产权仍然不是一个制度变量，而是一个政策变量，政府官员甚至直接侵犯私人产权，发生强征、强拆、强建之类的事情。

不仅如此，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收入其实已经不少，但是，政府仍然认为自己的收入不足。目前，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9%，并不算高，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32.2%，已相当高。然而，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著文说，目前的政府收入占比不高，政府收入满足不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政府收入的比重。根据韦森的计算，现在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 200元，而2010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是5 919元，低于人均纳税水平。我们不知道政府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多少为合适，能否为政府收入规定一个最高界限，严格监督，不许超过。

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看，也可以找到一个界限和标准。全部社会产品大致分为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半公半私产品。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军队警察当然不能由私人来组织。如果这类产品政府供给不足，出现黑社会势力，只能说明政府无能。私人产品由市场供给，也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半公共半私人产品方面。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制度的创新，自然垄断的内容和范围在缩小，竞争的内容和范围在扩展，过去作为自然垄断的领域也出现了竞争性，政府在退出，市场在扩展。比如，路网具有垄断性，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供给，但运输和网上服务则可以由私人企业和市场提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也在扩大，过去一些完全的私人产品，其一部分也带有某种公共服务的性质，保障性廉租住房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住房本是私人产品，但保障性廉租房则具有平等的性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因此，提供保障性廉租房也就成为政府的职能和责任之一。

尽管政府2011年计划新建1 000万套保障性廉租房，但从供求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从需求方面来看，政府只考虑了城市中无房和缺房的贫困人口，而没有把进城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留城的大学生考虑在内；从供给方面来看，国有房地产企业并未承担起保障性廉租房的建设任务，它们的全部力量仍然集中在土地市场和高档商品房市场上。这是与政府的职责和承诺背道而驰的。

廉租房的市场供给

廉租房是否只能由政府供给，而不能由市场供给？很多人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政府现在要大规模地开发建设保障性廉租房，似乎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市场不仅提供了廉租房，而且是廉租房的主要供给方式。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对住房市场提出了巨大的需求，而在此之前，政府并未认识到自己要供给保障性廉租房，也没有建设保障性廉租房。于是，在政府没有供给的情况下，市场代替政府供给了大量的廉租房。这是中国目前住房市场的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

市场供给廉租房的方式和途径之一是，城中村的大量出现。由于中国存在着二元分割的土地制度，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建设用地，农村的土地除宅基地、少量乡镇企业用地和公共用地以外，主要是农业用地。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差别不仅建立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这种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之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城市面积迅速扩大和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中村。它们地处城市中间，却是农村集体土地。由于进城人口居住需求急剧增加，这些城中村中的居民也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农业生产活动，而主要从事商业、服务业和房屋出租活动。这一点最为典型的是深圳市。

最初，深圳市的城中村只有带院落的二三层小楼，供一家人生活居住，随着深圳的开发建设，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及其对住房的需求，二三层小楼变成四五层，政府开始管制，村民继而抢建，博弈的结果是从七八层盖到了现在的10多层，最高的达15层。一层为商业店铺，三层以上全部出租。在特区外两个辖区的土地全部实施国有化以前，深圳共有城中村320个，占地总面积93.5平方公里，有私宅35万栋，总建筑面积1.06亿平方米，居住着500万人。深圳的高速发展，城中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不仅满足了打工者的生存需要，而且保持了低人工成本的优势，是深圳发展的秘密所在。因为城中村的房价只有相邻村外城市房价的1/2~1/3，2007年前后，一室一厅的租价也只有600元左右，其他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为进城农民工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与城中村密切相关的现象是“小产权房”，这也是市场供给廉租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出现既是由现行土地制度决定的，也与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只有国有土地才能建设商品房，集体土地不能建设商品房，甚至农村居民的住房都不能卖给城里人，也不能向城里人出租。但是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房价的大幅上涨，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大量不能合法交易的商品房，人称“小产权房”。据前几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全国的“小产权房”共计66亿平方米，约占全部住宅面积的1/3。由于政府管制的原因，这些房屋的售价和租价也与“大产权房”存在着成倍的差距。因而，这也是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进城人口的栖息之地，成为廉价（租）房的供应来源。

事情的荒唐之处在于，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提供了大量保障性廉租住房，帮助政府解决了大量进城人口住房的大问题，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政府却不但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反而千方百计地限制它、消灭它。各个城市的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就是以改造之名，行取缔和拆除之实。至于“小产权房”，则以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为由，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一律取缔，不准建，不准卖，不准租，一切交易活动均属非法。于是，政府和农民、政府和城中村的村民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中国社会严重失衡和危机产生的根源。

正因为一方面政府不承认廉租房的市场供给，千方百计地取缔和消灭城中村和“小产权房”，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建设保障性廉租房，所以才有我们开始时提出的政府垄断廉租房市场之说。

政府为什么要改造城中村，消灭“小产权房”？是因为城中村比较脏乱，有碍城市观瞻和城市形象，还是因为城中村难于管理，事故多发，抑或是由于“小产权房”威胁到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也许很小一部分是，但主要不是。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通过城中村和“小产权房”，抵制了政府和强势群体的掠夺，获得了一部分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因而发了点儿小财。据说，城中村的村民有的财产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元。即使如此，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可怕呢？与政府占有的大量资源，10多万亿的收入相比，老百姓的钱并不多，也不富，难道百姓钱多了、富了会出事吗，会变质吗？这仍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和心态。

有人认为，由于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存在和发展，城市郊区的农民钱多了，富起来了，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一些人会游手好闲，不劳而获，抽烟、赌钱、打麻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生，至于“不公平”一说，则值得商榷。地区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级差地租也是一个避免不了的经济现实。城市经济发展，城郊人口跟着受益，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为什么城市的土地比农村的贵，近郊的土地比远郊的贵？道理就在这里。难道让郊区农民与边远地区农民一样贫困，就公平吗？以所谓城郊农民发财造成不公，反证政府强制拆迁有理，是强盗逻辑。

唐家岭的故事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中关村上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中心地带，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村有3 000多个村民，由于区位优势，该村成为北京的活力所在。区内企业众多，交通便利，拆迁前共居住了5万多人，人称“北漂”的聚集地，其中80%是毕业的大学生，形成一个发达的城市社区。这里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但宽带上网必备，房租便宜，18平方米的房屋月租只有五六百元，是进城农民工和刚毕业大学生可以承受得起的。由于人口过分稠密，卫生条件较差，环境也不太好，政府以此为由决定拆迁改造。

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这里的出租屋连片成排的不少，四五层甚至七八层的楼房也很多。刚开始，政府决定按一层的面积给予补偿，并且把48个村民代表召集到区政府签字。村民知道后，不承认政府与村民代表的协议，签名上访。当天下午，笔者到唐家岭考察，看到村民签名的情况，并与组织者交谈，当时已经有2 000多人签名。据说，为了尽快拆迁，后来政府让步，按照四层的面积给予村民补偿，不知道最后按什么标准与村民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现在拆迁改造正在实施。笔者也到大学生住户中实地察看，并与大学生交谈。政府拆迁改造，只与村民商谈补偿事宜，不与住户商议居住问题，似乎住户的权利根本不在政府考虑之列，大学生也没有这种权利意识，他们只在淘宝网上的唐家岭社区中做生意，而不关注自己的居住权利问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

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后面。开始时，政府是以城中村改造为由进行拆迁，据说，目的是要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北漂”公寓。然而，政府后来却改变了主意。笔者曾见到《蚁族》一书的作者廉思。他对北京地区的城中村做过长期的跟踪观察，多次去过唐家岭，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告诉笔者，现在政府把唐家岭的地卖给五矿公司，用于盖商品房。这一变化把政府建设和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底全曝光了。

从唐家岭的故事可以看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步骤和方式有三：

第一，拆迁改造不能按照实际面积进行补偿，因为唐家岭人出租房屋赚钱了，因此政府要强行拿走一块，不能让唐家岭人独吞。

第二，拆迁以后不盖“北漂”公寓之类的保障房，而是卖给开发商，这样，政府可以赚得一大笔土地出让金。

第三，开发商建设商品房，既可以增加建筑业税收，还可以增加商品房税收，而建保障性廉租房，政府还得补贴。

因此，唐家岭的故事，实际上是以城中村改造为名，行与民争利之实。

斩断争利之手，增强让利之心

规范政府和官员的行为，解决保障性廉租房问题的原则是：斩断争利之手，壮大让利之心。具体办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生产，政府经营。这是指由国有房地产企业生产建设和经营保障性住房。我们至今未见到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有这样的表示和安排。就拿2011年的1 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来说，其中有多少由国有房地产企业提供，政府应当公开，好让老百姓看看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如果这一条都不能落实，那么，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按理说，这一点是政府最应当也最容易做到的，是真正的让利于民。

二是政府融资，市场供给。如果说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力量有限，不能承担1 000万套保障性廉租房的生产供给，而且大部分要市场供给，那么，政府应当解决融资问题，并将生产建设交由民营房地产企业完成。从现有情况来看，政府虽然提出了建设1 0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明确提出融资的目标和任务，即政府打算解决多少套住房的资金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资金问题不解决，仍然是画饼充饥。

现有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规定将10%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性廉租房建设。按此推算，2010年2.7万亿土地出让金，应有2 700亿元用于保障房建设，但是，实际情况是，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房的资金只占1.5%，也就是说只有405亿元。按此计算，一套住房的投资只有4 050元，大概只够盖一个平方米。可见，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这里有一个悖论：地方政府要从房地产业中赚钱，现在却要它掏钱，自然是南辕北辙的事情。如果不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做到财权和事权统一，使地方有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是政府规划，民间融资，民间供给。由于资金规模巨大，政府融资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民间融资就成为一个重要渠道。现在，政府也提出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然而，民间资本是要盈利的，政府在这方面如无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是不可能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我们现在只是在建设用地面积上做出了一些安排，除此之外，其他均未提及。比如，土地如何作价？政府补贴的标准是什么，采取什么形式？如果不具体解决这些问题，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仍然只是口号而已。

四是承认民间已有供给的合法性，使之从地下转入地上，并给予适当的政策鼓励。比如，城中村改造不是采取政府征收、完全拆除、重新建设的办法，而是由村民供给，加以规范，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以拆除，对其经营加以规范，如果政府要对其租金加以管制，就应当予以补贴。再如，对于“小产权房”，也应采取新老划断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老的，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在交纳各种税费以后，承认其合法性，可以自由交易。新的，如果符合城市规划，由谁建设都可以；如果不符合城市规划，一律拆除，以显示政策的严肃性。如果作为保障性廉租房出租，政府也应给予政策鼓励。

如果能够实施以上办法，不仅保障性住房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也可以得到校正和规范，政府也就没有了争利之手，而是具有了让利之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中国民间社会的建设和自治也可以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11年4月6日于北京

第五部分
切中时弊

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
——为《天则年鉴》（2013）而作

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但其中也会有相当多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回答，因而仍然存在一定的共识。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宽容与和解，二是宽容与和解的方向标和路线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实施方案。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立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是由家庭关系推及而来的，或者说，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和扩展。到了近代，如何将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转化为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虽然引入了民主、共和一类政治理念，但它们并未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没有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更没有成为我们政治运作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自从辛亥革命以来，激进主义占了上风，妥协被看作背叛，宽容被看作丧失原则，和解被看作投降，以至于到现在，我们的社会仍然缺少一种理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然而，由于改革的扭曲、结构的失衡、分配的不公，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心理也非常激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激起巨大反响，甚至造成激进的革命，使社会陷于混乱。因此，我们更需要唤起理性，需要社会的宽容、和解和妥协。这是个人、政党和民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要唤起理性，实现宽容、和解和妥协，不仅需要就此进行讨论，达成共识，而且需要就一些重大问题提供妥协和和解的具体设想和路线图，通过重大问题的和解和妥协，才能使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相应的制度规则和行为方式。否则，都是空谈，而这种空谈确实是要误国的。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以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为例，设计了一个妥协与和解的路线图，现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

附录：
关于就官员公布财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的设想

（2012年12月19日）

当前，中国的确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前进，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后退和停滞，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

新领导班子上台，也有一些新的气象，但如何赢得民心，未见有像样的举措，也许仍然在观察、思考和准备当中。

现在，新领导确实需要踢出像样的一脚，以便重聚民意，达成共识，方可治国举事。但这一脚如何踢，又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认为，官员公布财产是目前重聚民心的重要一招。因为官员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不解决这一问题，官员无心治国，也无法治国，其他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员公布财产的社会影响很大，无人敢冒此风险。

为此，我们从宽容与和解的前提出发，设计了一个包括4个步骤的官员公布财产的路线图，先进行一下民意测验，看看社会的反响如何。

官员公布财产

官员公布财产是人心所向，但目前在广东基层县区进行的试验却完全是儿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只有从最高层做起，分批实施，凡政府官员无一例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只有公布了财产，才能根治贪污腐败，才能随了民心，顺了民意，官员才能真正治理国家，社会风气才能扭转，其他一系列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实行大赦，豁免原罪

由于贪污之风盛行，现行的反腐倡廉办法作用不大。仅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高官就有七八位。因此，由纪检委一个个去抓，只能越抓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以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

有人认为，官员腐败乃非法所得，必须追究，需要严惩，不能豁免和大赦。试问，如何追究，谁去追究，追究到何时为止？能追究清楚吗，何时能追究清楚？也许不等追究清楚，社会就崩溃了。退一步讲，即使追究清楚，又该如何，能建立起一套新制度规则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死结，追究是解不开的。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和和解：大赦和豁免。

既然不能追究，也无法追究，那么，财产公布以后，不论是多是少，1 000万也好，1 000亿也罢，都得大赦和豁免。不能因为贪污的数量大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又要尽食前言，收回成命，重新追究。这样，就没有人会公布财产。

有人说，对老百姓来说，大赦和豁免显然不公。我们认为，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一是只能承认这种不公，二是设法缓解这种不公。其实，这也许是最小的不公，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发展下去，更大的不公还在后面。因此，对于目前因官员腐败造成的不公，我们只能缩小，不能根除。为此，我们设计了下面一条配套办法。

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

官员贪污腐败，非法收入数量巨大，公布出来可能会令人大吃一惊。所以，豁免原罪，不予追究，才能使其放心公布财产。但完全由其侵吞和占有也的确不公。缩小不公的可行办法是，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视为一次性灰色收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可能使其侵占的收入减少一半左右。一方面使其税后收入变成合法财产，不再提心吊胆，不再进一步敛财；另一方面，征收的税款既可增加财政收入，也可分给老百姓，如充实社保基金。

有人认为，可以规定一个最高限额，超过限额，让其主动交出；如果不主动交出，就要予以追究。我们认为，确定最高限额是一个无法实施的办法，由谁制定限额，限额多少为宜？既没有理据、也无法让所有人接受，只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问责和惩处办法

一是限定一定时限，分批分期，由高层官员开始，公布个人财产。超过时限，没有公布，先罢官免职，再进行审查。凡来源不明或者没有正当来源的财产，一律视为非法所得，全部予以没收，并以贪污腐败论罪，严加征处。此等威慑要足够大，以儆效尤。

二是凡公布的数据不实，隐瞒财产，一旦有人揭发，且有理据，即进行停职审查，限期查清。如公布数据无误，官复原职；如有隐瞒，视同没有公布，严加惩处。

三是财产公布以后，如再发生贪污腐败事件，按上述办法，严加追究。

四是实名举报，保护个人（包括官员）隐私。

五是同时启动新闻监督和司法监督。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形成一种理性、宽容、和解、妥协的行为方式，而且可以建立一套相应的制度规则。

2012年12月28日于北京

全面评价邓公南巡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社会各界都会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其基调是讴歌邓小平的伟大战略决策，呼唤新的改革开放。对此，笔者基本赞同。不过，要使这种活动能够真正达到目的，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全面评价。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

一

以邓小平当时的权势地位，他完全可以在北京直接发号施令，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千里迢迢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讲话。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中央的大权特别是舆论宣传的大权完全交给了那些（用他自己的话说）“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因而在北京，他不能讲，也讲不了；即使讲了，也没有人听，没有人宣传，没有人辅佐，没有人去实践。为此能够提供证明的是，南方视察曾有一个遭到北方强力抵制的“预演”。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在上海讲了一些与1992年南方视察时内容大同小异的话，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周瑞金等三人，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化名皇甫平（意为辅佐邓小平），写了4篇评论，结果招致《当代思潮》、《真理追求》、《求是》、《高教战线》以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严厉批判和轮番讨伐，批判的武器是邓小平提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的中心是“改革要不要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时间之长、火力之猛、上纲上线之甚，堪与“文化大革命”相媲美。甚至政府领导人也公开指责皇甫平和《解放日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正因为如此，有人将皇甫平的文章比作一次“新的北伐”。

应当指出，当时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外有一些外国政府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批判和抵制，内有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滑坡、人心动荡以及沉闷、压抑、肃杀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到南方视察，力挽狂澜，再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惊人气魄。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推动了中国前进的车轮，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确立。

二

在当时的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人反对和怀疑了。然而，人们却忘记了它同时还存在的局限性。

市场既是交易的场所，也是交易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还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因此，市场和市场经济不仅涉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而且涉及一整套理念体系和制度结构，包括人文关怀、道德基础和法律体系。把市场仅仅看作资源配置的方式，就是把市场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事实上，邓小平和共产党的高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受和采纳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对此，邓小平曾明确指明，其原话如下：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道：“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正是由于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人们才会要市场的好的一面，而不要它不好的一面；也正因为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才造成了今天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扭曲，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情况的出现，经济学界要承担一定的理论责任。如果看一看当时经济理论界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大牌经济学家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讨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虽然这些讨论比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深化，但仅仅关注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而否定它的价值理性，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笔者这样说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事后诸葛亮。这是在重读当年的文献时，才领悟到的问题。

三

既然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我们之所以指出南方视察的局限性以及据以进行的改革所发生的扭曲，就在于由此可以找到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途径。

由于前述原因，目前的中国存在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失衡，主要是政府过大过强，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干和不敢干；社会过小过弱，很难成长发育。政府不仅占据了大量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力，而且强行干预和深深卷入社会经济生活，形成了一个无限政府，一个没有约束也无法约束的政府。而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如果不与政府保持一致和搞好关系，很难存续和发展。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而改革的途径是，真正贯彻落实《宪法》第35条，通过实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使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独立决策，自由活动。这样才能对政府形成制衡、约束和监督，才能把现在的无限政府变成一个有限政府和（权力）有约束的政府。

要知道，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即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感到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才会改革。目前的中国，的确潜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风险和危机：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合法性治理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人们怨声载道，人心正在变化。如果说，这一届政府能够平稳落地，那么，下一届政府可能就很难，未来5~10年可能是留给党和政府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因此，如果决策者能够感受到危机的存在，从领导层发动改革是有可能的；至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很难说。如果决策者不采取行动，社会的互动就有可能使现有的链条断裂，从而不得不面对某种变革的局面。这种可能性很大，其后果也很难预断。

究竟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2012年2月12日

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党和政府部门的门口都有“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类的标语。然而，这不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东西，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不是只在一两件事情上这样做，而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做；也不是只有一段时间不能违背，其他时间可以另搞一套，而是全时空和全覆盖的。由于社会的复杂、组织的局限、人性的缺陷，完全做到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基本方面和主要问题上做到，却完全可以；如果在主要方面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改善，那就更好了。

不过，口号往往是给人看的，很难用来衡量和检验相应主体的行为。哪一个政府官员和党的领导者不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2011年被“双规”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不也把“为人民服务”叫得震天响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他们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已。不仅如此，这些口号有时不能恰当地针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有两句话是恰当的，它既符合共产党的纲领，又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还可以用来检验党政官员的行为。这两句话就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

党和政府的权力不是神授的，也不是用枪杆子夺来的，而是老百姓给予的。政权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民意，来自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戴。如果民心生变，民意他向，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而今天的各种怨言、不满、政治笑话以及对政府的公开批评，是大好事，它或直白或曲折地表达了民心舆情，值得党和政府高度关注。

老百姓给予政府的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包括征税的权力、维持治安和秩序的权力、合法化的权力。公权是保护私权的，不能侵犯私权。私权侵犯私权，政府应当依法秉公处理；公权侵犯私权，是社会的乱源。在建立传统计划经济时，党和政府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利；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除继续侵犯财产权外，强行大办公共食堂，侵犯了私人生活的决策权利；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了一般人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改革开放，我们改弦更张，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说到底，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承认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过是把过去被政府公权力侵占的一部分私人权利还给个人，从而造成了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今天为止，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反而出现了反复和倒退，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在继续加强，公权无限扩张和侵犯私权的现象大量发生，各级政府强拆强建的恶性事件不断出现，产权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以政府和官员的认定和讲话为准，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因此，还权予民，制止公权侵犯私权，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须知，斩断争利之手，增强让利之心，不仅有利于端正政府行为，缓解目前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民间社会的发育和自治。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2011年5月20日于北京

灵魂和脊梁
——为《天则年鉴》（2009）而作

人们曾经把知识界和知识人士称为社会的灵魂和脊梁，而知识界和知识人士也的确扮演过这样的社会角色，起过这样的社会作用。然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激进的方式打断了社会的脊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又从另一个方面腐蚀了社会的灵魂。在腰包鼓起来的同时，很多人也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知识界和知识人士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灵魂和脊梁，就在于其独立地位和批判精神。学在民间，学界既能独立于权力，又能独立于资本，处于相对超脱的状态，就能不畏强权，拒斥诱惑。然而，在“集权＋市场”的体制下，权力与资本勾结，学界丧失了独立的地位，成为权力的跟班和资本的附庸，大学不仅是名利场，而且是预官场和准商场。在权力的压迫和利益的驱使下，学者也自废武功，丧失了批判能力，一些人成了市侩，一些人成了御用文人，一些人学会了跟风，一些人习惯了粉饰太平。很多人突破了做人为学的底线，成了非人之人。一些还有点儿良知的学人，在难以改变的环境中和高昂的个人成本下，成了丧家之犬，失去了精神家园，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

在知识界和知识人士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顶天立地的饱学之士，他们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福祉，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高举批判的旗帜，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各种腐朽、没落的错误理论，起到了驱魅袪昧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胆地揭示和宣扬各种新的和进步的思想，对人类的未来走向起到了某种指引的作用。远的不说，顾准就是其中之一。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和非人待遇的条件下，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揭示了现行主流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的错谬，撕下了罩在其上的光环，将其请下了神坛；他是一个拆下肋骨当火把、蘸着血液当墨水的人，不愧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指引我们继续探索和不断前进的领路人。

时代呼唤顾准，我们愧对顾准。我们应当像顾准那样挺直脊梁，以各种方式与强权和不义抗争；即使不能如此，至少可以保持距离，洁身自好；切莫丧失良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成为不齿之人。

　　　　　　　　　　　2010年1月1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建立中国学术秩序的突破口
——简评汪晖和朱学勤涉嫌剽窃事件

2010年，汪晖和朱学勤涉嫌抄袭剽窃的事件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网络上的跟帖评论就有数千条之多。对此汪晖一直守口如瓶，未置可否；朱学勤则当即表态，予以反击。汪丁丁、郑也夫、张鸣等63名学者公开致信敦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呼吁对此事进行调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向媒体发出94名海外学者的联署签名信，声援汪晖。有人开始对质疑者的动机产生怀疑，“派系斗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骤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居然变成了一场闹剧。

在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枪手代笔、导师在学生论文前署名的事情并不鲜见，足见中国的学术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这固然与学者本人的操守有关，也是制度环境使然。如果说，“反右”斗争和“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的脊梁，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则腐蚀了学者的灵魂。在学术缺乏独立地位和自由空间，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日益行政化，沦为政治的附庸和跟班，官员要谋一个学位学衔，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也要附庸风雅的风气下，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汪晖、朱学勤是否有抄袭剽窃行为，不论是检举者的揭发也好，还是卫道者的挺身也罢，不论是当事人的表态否认也好，还是沉默拒斥也好，都只能是一种意见，都不算数，最后的结论要由学术审查机构做出。既然有人公开质疑和揭发，审查就是必要的。不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是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有义务这样做，也需要给社会一个交代。这既是一个学术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最好方法。

学术是社会的公器，学术界被称为社会的脊梁，学者也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我不知道中国学界还能担当几分？在学术政治化和学术机构行政化的大染缸中，很多人都在借名校、名刊、名所的无形资产以营私，无人真正关注它们的形象和声誉。汪晖和朱学勤事件就是一个考验，一块试金石。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领导能够出面组织学术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那么，他们还算称职，还可以待在这个岗位上。如果他们对此麻木不仁，或者有意推诿，或者听命于什么人，那么，他们就应当走人。因为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决策和处理，他们还配担当这样的角色吗？如果这几个单位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就此事表明态度，支持组织专门的审查机构或者主动进行审查，那么他们就是合格的委员，否则应当公开声明退出，因为这表明他们还不够资格。

笔者之所以秉持如此态度，是因为此事太重大了。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前途，甚至关系到中国的命运。这并非耸人听闻。

目前，几乎没有人不对中国的事情发出抱怨。但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事情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衡，缺乏监督，而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以反腐倡廉而论，没有了媒体的公开监督，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衡，仅靠纪检委、反贪局，只能使腐败越反越多。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须知，纪检委和反贪局也是由常人组成的，也可能出现贪污，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现有的反腐肃贪暗箱操作，置法律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即使抓住的贪官再多，对法治和秩序的形成也无多大作用。然而，哪一个掌权者愿意自废武功，搞一个独立机构盯着自己，搞一帮人专门找碴儿，并跟自己作对呢？就连英国当年的税收法定，也不是国王的善心，而是第三等级与国王斗争的结果。更何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高度集权政治的现实。

中国的政治现实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除非发生重大事变。但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前进还是后退，谁也说不清楚，更无法预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改变。既然学术界是社会的良知，学者们都主张法治，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先在学术界逐步建立起一套政治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并使其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呢？这是学术界可以担当和做到的事情。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到和做不好，遑论改造中国、服务世界。

其实，在学术界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汪晖和朱学勤是学界名人，对其涉嫌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就是在学术界建立政治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的突破口和起步点。如果说，像拆迁条例之类法规的审查，学界只能呼吁，那么，通过对涉嫌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件进行学术审查以建立学术秩序，也许我们可以有所行动。同时，建立学术秩序，并不神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都是学者，自然有很多共识。第一，建立学术审查机构，向社会公开。第二，审查机构成立后，先就基本标准和运作程序达成一致，比如，什么构成抄袭，一件作品怎样才算剽窃，然后由委员去进行审读。第三，审查报告不是几行字或者几页纸，而应当详尽列出和讲明道理。第四，审查报告应向社会公布，因为此事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一旦学术审查机构启动运作，学术秩序的形成就开始走上轨道。这将会大大鼓舞人们对中国文化重建的希望和中国未来前途的信心。

　　　　　　　　　　2010年7月29日于北京

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128]

几年来，笔者写过不少评论，讨论中国学人学风和学术秩序问题，本文是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写成的，有的甚至是直接从那里引用过来的。

学术、学人和学术共同体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清末思想家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和重要的意义。它是后世学人的追求目标，至今仍然强烈地影响和激励着中国学界和广大学人。

数年前，笔者曾经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题写过一篇评论。我想先将其中的要点引在下面，然后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一切学术成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虽然它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生产和提供的，生产者或供给者也享有知识产权，但一旦公之于世，就要向全社会公开和开放，就应由社会大众享用，为社会大众服务，任何个人和集团都不能据为己有，也不能专有专营和实行垄断。不仅如此，学术成果一旦公之于众，就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评判，以定高下优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能面对社会的检验，不能也无法阻止社会的评判，虽然他可以做出补充修改和进一步完善，却无法抹去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因而，“文责自负”，指的就是作者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其次，学者都是独立、平等的自由人。在学术活动中，学者是社会的代言人，其全部活动在于求实、求是、求真、求新。因而，他们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和利益集团。在真理面前，学者们人人平等，学术水平虽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人格无高低贵贱之别；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学者的天职和良心。自由思想是学术发展的生命所系。在学术思想领域，学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做何种研究规划，取何种理论立场，学者有选择的权利，其他人无权干预。

再次，学术单位既非政府权力机构，也非企业营利组织，而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学在民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历史和事实证明，政治权力的介入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同样，“学而优则仕”和“学不言利”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其中包含着很多迂腐的东西，于学问之事无补。当然，做学问需要物质的支撑，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增进，但由私利支配的学术活动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在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中，没有等级观念，没有组织纪律，不需要也不应下级服从上级和少数服从多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批评其他人的学术观点，学生也可以与老师辩论，初出茅庐的新手也可以向专家权威挑战，但必须以理服人。因此，学术单位是一种社会组织和公众机构。

最后，学术规范是公正的和公开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学术规范是学界的共识，也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行为准则，遵守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和知识积累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证，也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不遵守甚至有意破坏学术规范，也就丧失了学者的尊严和资格，学术机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学术失范，学风必然败坏，其后果是学者的堕落和学术机构的毁灭、思想的贫乏和理论的凋敝。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学术成果是社会的公共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据为己有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而由学者发现和提炼出来的，虽然学者的创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成为据为己有的理由。事实上，一切学术成果一旦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和运用，专利权和著作权都是一种拟制的权利，旨在保护和促进学术的发明创造，而不是限制和扼杀思想的桎梏。学者的思考和创造也离不开社会的实践，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个人的胡思乱想和胡编乱造，学者无权这样做。任何成果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都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正确的观点能够提升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错误的观点也是人类认识的一个片面和片段，有可能成为正确认识的先导。至于那些重复生产的学术垃圾，不仅是人类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会毒化社会空气，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反映。

中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之说。孔子办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与官方无涉，只有子贡后来做了大官。古代的私塾、书院，近代的燕京、辅仁，亦非官方所办，造就了多少人才，培养出了多少大家，创作了多少名篇巨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章太炎在致王鹤鸣的信中对“学在民间”做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其关键在于，把中国官场上下尊卑那一套陋习照搬到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中来。在国外也是一样，西方学术最早出现于宗教活动之中，基督教曾经做过很多坏事，宗教歧视和宗教战争也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也做过一些好事，它是中世纪教育事业唯一的组织者，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宗教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摆脱教会控制，促进科学文化摆脱经院哲学，而且“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在民间，是由学术活动的自由性质决定的。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于保证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的独立自主，在于保证学者的自由探讨，因而是外在于学术的；如果政治权力渗入学术机构，左右学术活动，控制学者言说，必然造成学术的非学术化。这也意味着学术的终结。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利用学术成果为自己服务，这与学术研究活动本身无关。学者一旦将自己的学术成果用于政治和商业活动，也就成为政治家和商人。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在这里，只有思想上的认同和学界同仁的默许，每个人都是自由人，在法律和伦理的限度内，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可以不受其他约束，不仅进出完全自由，而且行动也充分独立，做什么，如何做，皆由自己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里没有长官意志，没有行政命令，没有组织纪律，但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规范、自己的秩序，一切以无声的约束和自觉的遵从来实施和维持。因此，学术传统是自由的传统，学术规范是自我实施的规范，学术秩序是一种自发的秩序。

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有着自由的传统，是自发的秩序，因此这种传统和秩序的维系，除了依靠法律以外，全靠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不仅需要每一个学人的自觉遵从，而且需要共同体的一致行动。否则，这样的学界将不能成为学界，而是乌合之众，自然也不会取得像样的学术成果。

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所进步，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水平较低，但方向正确，发展迅速。然而，随着改革的停滞、倒退和转向，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严重失序和失范，而且这种风气愈演愈烈，至今仍看不到收敛的迹象，其表现和原因如下：

一是学术研究的环境继续恶化。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学界的脊梁，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则腐蚀了学者的灵魂。对此，我们并没有做出认真的反思和真诚的检讨，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其余毒和影响还在继续。直到现在，因言获罪之类的事情仍不断发生，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仍然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并未真正落实。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但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仅学而优则仕，官大压死人，而且官方的组织管理依然相当有效。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尚未摆脱官方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使之中。无论是教学科研单位，还是学术出版机构，一方面要受官方的管理，另一方面又要听任市场的摆布，不该市场化的也市场化了。一些商业机构和企业人士，甚至一部分官员，也看到了学界地位和学者身份的社会影响和市场价值，他们不是力图挤进学者的行列，就是以提供金钱支持和政治庇护为手段，直接掌控某些学术单位和笼络一部分学者，为其利益服务。也只有这样，学者们才能发点儿小财，过上“体面”的日子。

二是教学研究机构官僚化。我们的教学研究机构不是由教育家和学问家治理的，而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僚统治的，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官学”和“学官”。他们的目标不是学术水平的提升，而是官位的升迁，权力的扩大；他们并不真心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而是通过各种控制手段，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借以维持治下的安定和得到上级的褒奖；他们也不重视学人独立人格的培养，因为这样的人有可能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在现有的教学研究机构中，有不学无术的官僚，有以势压人的学阀，有投机钻营的骗子，而正直的学者很难立足，往往被边缘化。官方的教学研究机构已经官僚化和商业化了，不是跟着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就是被财神爷牵着鼻子走，非官方的学术机构则在现行制度缺陷的缝隙中勉强维持和惨淡经营。

前不久，有人提出高校去行政化，引起了一场热议。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教学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和行政事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取消不了的。真正要去的不是行政化，而是官僚化，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三是学人行为已经冲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在权力的控制和金钱的引诱之下，不仅教学研究机构官僚化了，而且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也扭曲了。现有的学术管理和评价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规范和校正学人行为，反而有点儿起到了“逼良为娼”的作用；不仅恶化了学术生态，而且形成了一种不思和反智的潮流。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按照行政方式设置和管理，以宣传政策、解释文件、上镜曝光为要务，以数量指标考核为手段，以职位晋升、金钱地位为诱饵。在这种情况下，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既当官又做生意，一些人成为不学无术的官痞党棍，一些人成为学术上的掮客和商人，很多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赚钱、玩乐、拉关系上，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读书思考。

现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走上了工厂化生产的道路，大学变成了“养鸡场”，研究生培养办成了“包工队”，主管部门也成了发包商。司长、处长、总裁、经理也附庸风雅，要弄个硕士、博士当当。全国234个高校设有博士点，培养的博士有5万多人，与美国相当，毕业的博士有一半以上都去各个政府部门当了公务员，一个公务员职位居然有4 500多人竞争。

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的强势混淆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道德评判和学术评价的界限，往往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代替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研究课题由主管部门拟制和发包；研究成果以领导圈阅为上乘；成果鉴定和学术评奖不是走过场，就是搞形式。真正的学术著作很少有严肃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充斥报刊的大多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书评，于是重复生产、重复研究，今年和去年的研究项目相同，研究课题类似。与此同时，学术出版机构既要保证政治方向正确，又要能够赚钱生财，很多已经变成了垃圾制造厂。

在这样的学术生态和制度结构下，绝大多数学者的理性选择是适应形势，顺应潮流。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独立性和自主精神，叫干什么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缺乏或者不敢表示自己的主见，丧失了学者应有的人格和骨气；二是缺乏学术担当和批判精神，既没有涉足理论禁区的勇气和能力，也没有在知识生产上超越前人和外人的魄力和打算；三是缺乏深钻细研的实干精神，表现为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重数量，轻质量，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这种理性选择往往会断送学术的生命。

在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不思和反智潮流中，炒作、起哄和跟风成为最普遍、最时髦的行为方式，除了那些快餐文化和快餐学术以外，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讨伐也成为热门话题。很多人把30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是说经济学没有局限，也不是说经济学家不能批评，而是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民族的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当权者的失误，只会找几个替罪羊。今天，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就成了冤大头。

对于中国学界的不良风气，历来就有不少批评。当年，熊十力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人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矝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今人对学风的批评更是充斥于报端。然而，风气已成，积重难返。

在目前的情况下，学人学品和学界学风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抄袭之风甚烈，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是学生写文章，导师跟着署名，而且还要当第一作者。有的导师甚至连文章都不看，就把大名签在上面。结果不是学生抄袭剽窃，老师拿来当作自己的发明创造，就是错误满篇，笑话百出，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

学术共同体如何走向自治和自律

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学术研究命运多舛，前途未卜。但也不是毫无希望，这取决于中国学人能否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以使学术共同体逐步走上自治和自律的道路。

学人和学术界之所以缺乏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就在于我们缺乏真正的反思，而陷入一种不思的状态之中。因为，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来自不断进行的理论反思和实践反思。首先，要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认识我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所受到的影响，既屏蔽各种外来干预，又抵制各种潜移默化的渗透，解决社会无意识的问题。其次，要反思我们的学术实践，认识我们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和影响，既消除由于无反思引起的偏见，也祛除对人、对事，特别是对自己的幻觉，解决学术无意识的问题。因为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就不会把外部环境的进步看作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不会把研究对象的重要误认为是自己研究的重要；既不会简单地把任何外部的需求和炒作看作是科学评价的标准，也不会简单地把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担当作为混淆二者区别的理据，进而把学术批判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自由空间，发展自觉意识，进而生产更多更好的知识。

学人要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的学术生态、学术环境、学术机构、学人行为和学术成果之所以如此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人放弃了自己专有的批判武器。要知道，学术生态和学术环境虽然是既予的，也是人创造的，虽然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学人绝非无能为力，也不能逆来顺受。对于政治的强权和社会的弊端不仅不能苟同，而且要明确说“不”。其实，政绩人人都看得到，用不着学者去捧场，而缺点和问题虽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但都害怕别人指戳。批判强权的危害和揭露社会的弊端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界的腐败和黑暗直接恶化了学界的空气，危害了学人权益，更是学人批判的对象。即使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公开表态，学人至少也应当洁身自好，不能同流合污。学术批判更是学人分内之事，是学术活动的正常内容，学术的发展和理论思想的繁荣，都是在质疑、批评、辩驳的过程中前进的。如果没有批评和反批评，学界就是死水一潭，迟早会臭气熏天。

学人要采取一些集体行动，揭露和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目前，学术界之所以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充斥和风行，就在于学人未能采取必要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行动。在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不作为，甚至支持和鼓励这种风气的情况下，民间应当独立采取相应的行动。

[128]　本文系为2011年5月8日召开的华人哈耶克学会年会所作。

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有了近30年的历史，新一代经济学人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主力。从一个方面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学者的专业基础和方法训练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及时了解和跟踪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现代前沿，不少人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此外，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方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研究成果问世。如《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12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30]、《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31]、《“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132]、《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对中国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133]、《中国转型经济总需求分析：微观基础与总量运行》[134]、《企业家的企业理论》[135]，《制度演化分析导论》[136]，以及赵人伟、李实等主编的三本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著作《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研究》（1994）、《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再研究》（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2008）等。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有走偏方向和进一步落后的危险。主要是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过深，商业化、技术化和工具化的味道太浓，不少人把方法工具当作经济学的全部，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实际却不甚了了，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维，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特别是权力的掌控和金钱的引诱使得现有学术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不仅无法规范学者的行为，而且简直是在逼良为娼，出现了学术官僚化的趋势，形成了不思和反智的潮流，扭曲了知识生产，恶化了学术生态。

这一点我在前文《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中有详细论述。

对于抄袭剽窃，近年来揭露的事例不少，《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就有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不过，抄袭归抄袭，揭露归揭露，毕竟没有人像黄宇锡[137]那样，受到应有的惩处，故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

《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发表了贝多广和朱晓莉的文章《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以下简称《并存》）。这是一篇长达16.5页、近3万字的大块文章，也是一篇具有严重错误的文章，文中共有363个数据错误，可谓中外学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具体错误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1 《并存》错误一览表

错误性质 | 错误个数 | 备注
技术性错误（写错行、列） | 190 | 表1、表6
抄录原始数据错误 | 18 | 表1
计算错误 | 4 | 表1
错把指数当成增长率 | 4 | 表1
基本概念错误导致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错误 | 84 | 表6
基本常识错误导致无意义的数据计算错误 | 63 | 与技术错误重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47（84＋63）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错误导致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错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混淆了价格指数变化率和价格变化率两个概念，犯了价格（水平）变化率＝价格（水平）变化的变化率的错误。这一错误的性质类似于数学上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基于这一概念错误，作者“创造”了一个错误的计算公式：价格指数变化率＝（报告期价格指数－100）/100。而正确的公式应当是，价格指数变化率＝（报告期价格指数－基期价格指数）/基期价格指数＝报告期价格指数/基期价格指数－1。二是混淆了价格指数一般值（非累计值）和累计值以及同比价格指数和环比价格指数，用计算一般价格指数变化率的方法计算价格指数累计值的变化率，把环比指数的变化率当作同比指数的变化率。因为价格指数累计值是同比指数，作者使用了计算环比指数变化率的方法。例如，作者的计算公式是，CPI累计值变化率＝（1、2、3月份CPI累计值－1、2月份CPI累计值）/1、2月份CPI累计值。而正确的计算公式是，CPI累计值变化率＝（本年1、2、3月份CPI累计值－上年1、2、3月份CPI累计值）/上年1、2、3月份CPI累计值。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自从笔者于2007年11月和2008年1月两次致信《经济研究》编辑部，指出《并存》的错误以后，作者在2007年12月20日和2008年4月7日分别回复编辑部，只承认了我已经指出的190个记错行、列的技术性错误以及4个指数和增长率相混淆的错误，而对基本概念错误导致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错误，则千方百计地进行推诿、搪塞、掩盖和抵赖。第一次，作者除了大讲他们文章的巨大社会影响以外，还给出了上述错误的计算公式；第二次，作者把这种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的基本常识错误地说成是学术问题，要与我进行“学术交流”和“深入探讨”，并且大言不惭地说这些数据错误不影响文章的结论，并对此感到“安慰”。后来，我们又发现了18个原始数据抄录错误和4个计算错误，直到2008年4月22日，作者到编辑部当面做了解释，并提交了“对《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一文中数据问题的说明”。除了承认我们新发现的错误以外，他们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甚至极尽歪曲之能事，不仅有意混淆指数累计值和定比指数，把A股指数和债券总指数两个定比指数说成是指数累计值，而且把PPI指数（工业品出产价格指数）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两个同比指数歪曲为环比指数。至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自从2007年11月25日，笔者向《经济研究》编辑部写第一封信起，围绕着《并存》的错误和作者的错误态度，我与编辑部的来往邮件用5号字打印了39页，约5万~6万字。足见纠错之难，代价之高。难怪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才使得歪风邪气如此猖獗。其中，编辑部的态度并不明朗，十分荒唐。特别是听了作者4月22日的谎言，编辑部主任不顾我的揭露批评，也不去查对有关资料，就信以为真，竟然在第二天发邮件给我，断言作者关于PPI指数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为环比值，“变化率计算没有方法上的错误”。在我和岳希明教授提供的事实面前，编辑部又不得不在4月30日收回上述错误判断，承认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至于编辑部主任玩弄的一些小伎俩[138]，更是上不了台面；这些做法的背后有什么故事，笔者不得而知。

鉴于“并存”的错误十分严重，《经济研究》于2008年第7期刊发了《关于撤销〈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一文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对《并存》做了处理。这是值得欢迎和肯定的。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通告》犯了与作者同样的数据错误和概念错误。尽管5月27日《经济研究》召开所内编委会研究这一问题，会后编辑部把我在会上发言稿的电子版要去，上面就列有前述《并存》错误的一览表。但在《通告》中，编辑部明知故犯，有意把《并存》所犯的363个数据错误认定为364个，其中记错行、列的技术性错误变成189个（少算了一个），而147个基本概念错误（《通告》用语为“数据指标定义使用错误”）变成了149个。数据错误的背后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即混淆了价格指数和价格指数变化率两个概念，把《并存》表6中出现的价格指数变化率的错误说成是价格指数本身的错误。

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在发现《通告》的错误后，笔者于8月11日致函编辑部，明确指出其中的错误，要求就此公开讨论。过了三个月，在我的催促下，编辑部终于在11月13日发来回信，一方面承认了《通告》中的一个“小错误”；另一方面，为其主要错误进行了拙劣的辩解，并且说他们“请专家核对无误”。我不知道他们请了哪位高明的专家，能否公开站出来写文章为这样的错误辩护。为了使大家明白编辑部错在何处，笔者将《通告》和“11.13来信”中关键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通告》：“（5）原文表6中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涉及指标3个（CPI累计值、PPI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错误数据149个”。

“11.13来信”：《通告》中第（5）点指出，原文表6中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和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涉及指标3个（CPI累计值，PPI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错误数据149个。经专家核对无误。具体分项是，CPI累计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64个，PPI月度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64个，中房指数季度值定义及其运用错误21个”。

请注意，尽管《通告》和“11.13来信”的表述有一点儿差别，即后者增加了“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的说法，但二者并无根本不同。如果说《通告》的表述还有那么一点儿笼统和含糊，那么，“11.13来信”的“具体分项”表述则明白无误地大错而特错了，虽然增加的那句话为编者的辩解留下了一条暗道。既然“11.13来信”如此这般，并用“经专家核对无误”来压人，那么请问，《并存》中“CPI累计值的定义及其运用错误”究竟错在何处？同样，PPI月度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的“定义及其运用错误”又错在什么地方？《通告》和“11.13来信”都认定这种“错误数据149个”，那么请问，这149个数据中哪一个是错误的？《经济研究》编辑部能指出来吗？核对无误的“专家”能列举出来吗？须知，这三个指标及其数据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其定义完全正确，数据基本上也没有错误（个别数据抄录稍有出入）。而“数据指标使用定义错误”和“运用错误定义的数据计算错误”均发生在这三个指数的“变化率”指标上，而指数变化率指标的数据只有147个，而不是149个。“11.13来信”中增加的那句话也救不了编辑部负责人。如果说表6中价格指数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是作者把CPI累计值和中房指数季度值的时间表示（“年份”一列）搞错了，即累计值的时间应当是，例如，2002年1~2月、1~3月，而表6中为2002年2月、3月，但这种错误也只有64个；中房指数季度值的时间（例如）是1、2季度，而表6却写成3、6月。这与编辑部对《并存》错误的认定也是两码事。

由此可见，为了个人私利，《经济研究》编辑部负责人与《并存》作者一样，居然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走到了置《经济研究》的信誉于不顾的地步。其实，这一招并不高明，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让错误人人有份，一方面以假乱真，为《并存》作者的错误开脱，另一方面为编者自己的错误辩解，以便掩盖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同时再打笔者一巴掌，往本人身上泼脏水，反诬笔者“以错纠错”。令人痛惜的是，《经济研究》这样一个曾经有着巨大影响的好端端的学术理论刊物，眼看就要葬送在这些人的手中。

试想，堂堂中国经济学最权威的学术理论刊物居然搞成这样，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出呢？回顾事件的全部过程，从编审失职，把关不严，刊发《并存》这样的垃圾文章，到编辑部发出那些不负责任的出尔反尔的信件，再到《通告》明知故犯，出现与作者同样的数据和概念错误，以至到最后，坚持《通告》的错误，用所谓的“专家”来压人，我们的学风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极坏的学品和学风，我们的学界和社会充满了犬儒主义，不是采取批判、谴责和声讨的态度，而是采取容忍、放纵、同情，甚至包庇和支持的做法。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2008年年初，笔者在为《中国经济学》（2006）撰写的“前言”中，以此为例批评了当前学界浮躁的学风，但是在审稿时，责任编辑删去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来主编再次出面，提出要删掉这部分内容。因为出版社处于强势地位，该书的出版已经拖期[139]，为了能够尽快与读者见面，我只好同意。对于出版社尊重作者权利，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赞赏和支持，但对于一再坚持删去这些批评学风不正的内容，我无法理解。

无独有偶，我把前言的一部分内容以“中国经济学研究30年：反思与评论”投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不与我商议，即动手砍掉了前后两大段，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第2期上。前面一段是中国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史，后面一段是有关学界风气和学者担当，包括对《并存》错误的批评。如果说前面一段中某些观点有点政治敏锐性，刊物为了自保，删去尚可理解，这是中国目前出版界的通例，那么，作为号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顶级刊物，而且还是其《内刊》，对批评恶劣学风的文字也不予刊发，岂非咄咄怪事。这还算什么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更有甚者，当责任编辑打电话跟我要身份证号码，以便寄发稿费时，我问他为什么不与作者商议和不经作者同意就随便删改文章，并指出这是侵犯作者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该编辑恼羞成怒，蛮横无理地说，“我删了，怎么样，你去告吧！”并狠狠地挂断了电话。可悲啊！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就是这个样子和这副面孔。要知道，这种做法将会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极大的损害，这个历史责任终究是逃脱不了的。

为了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我们需要唤醒学者的良知和自觉，举起学术批评的旗帜，守住做人和为学的底线。对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加大揭露和批判的力度，在行动上能抵制的抵制，抵制不了的，至少要做到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那些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有良知的学者，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营造一种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学术成长的小环境和好氛围，在自己的单位内突破现行体制的约束，进行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的创新。对于抄袭剽窃之类的学品问题，绝不应当放过。这种人是学界的骗子和扒手，从根本上丧失了做一个学者的资格，学界同仁应当共同讨伐，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之势。否则，姑息养奸，此患绵绵。对于学界的浮躁之风也应当严肃对待，要坚决反对两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一是只要所谓学术观点正确，技术性错误和常识性错误可以原谅；二是只要所谓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正确，学风不正和资料错误不必追究。因此，改造我们的学风，仍然是经济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否则，学术上的创新就只能沦为一句口号。

2008年12月31日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129]　樊纲、张曙光等，1990。

[130]　林毅夫等，1994。

[131]　张维迎，1995。

[132]　张军，1997。

[133]　江小涓等，1999。

[134]　王曦，2004。

[135]　杨其静，2005。

[136]　张旭昆，2007。

[137]　黄宇锡，韩国科学家，因造假被揭露后，受到严厉批判和严重处分，在新闻媒体上向全国人民道歉和谢罪。

[138]　如指使有关人员把我的信息告诉作者，让作者找我私了；认为我以“致《经济研究》编辑部及主编刘树成”为抬头发给他的揭露和批评《并存》错误的邮件是“不恰当”的“私人”信件；在编辑部发给我和作者关于《并存》错误认定的邮件中，抬头只有“张教授和朱女士”，而没有第一作者贝先生，并命令我在5日内回复，否则视同同意。

[139]　《中国经济学》系列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编，从1994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一本，都是本年出版上年的。《中国经济学》（2006）已经拖延到了2008年。

守住底线才能攀上高峰
——以经济学为主简评上海的学术研究

本人是搞经济学的。因此，在这个评论上海学术研究的讨论会上，我想以经济学的研究为主，发表一点儿粗浅的评论。

对上海学术研究的一个表面观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曾经成为全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围绕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和当代经济学译库，上海学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理论讨论会，邀集全国各地的学者参加。会后还出版一本讨论会文集，曾经失去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也出现了一些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著作。

近几年来，上海的经济学研究同全国一样，既有很大进展，又存在很多问题。值得上海学界关注和思考。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上海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内外刊物，特别是国内所谓一流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也有一些著作问世。笔者没有进行广泛的搜索，无法提供全面的资料。但由于从1994年起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主持《中国经济学》系列的编辑，每年从各种学术刊物上选择已经发表的、编者认为是最好的经济学论文，辑成一个集子，现在正在编辑第17个集子——《中国经济学》（2010）。2005~2009年，《中国经济学》共收录文章78篇，其中上海学者的有8篇，占10%多一点儿；上海出版的刊物《世界经济文汇》入选文章3篇，占不到4%，是比较少的。

二是有一些著作在国内获奖，如张军的文章获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也有学者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

三是上海举办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讨论会，如上海财大连续三年举办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讨论会，无论内容和形式，还是参与讨论学者的发言，都有比较高的水准。

四是上海的民间研究机构也有一定发展，出现了像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之类的民间研究机构，并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五是上海学者和高校学生的基本训练有了很大的提高。

六是创办和恢复了一些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上海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少问题，有些还比较严重，主要是失序和失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选题上的狭隘性和地域性。眼界不够宽广，往往关注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小题目，而对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大局的问题较少涉及，因为这些问题风险较大，既有学术风险，即能不能做得好；也有政治风险，即会不会受到政府和领导的批评和限制。所以，上海学者的研究也像上海男人一样，他们很顾家，很听话，过分地讨好夫人，而不关注其他问题。可以说是小男人气过重，大丈夫气不足。

二是与前一点密切相关，上海学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不足，学人风骨不够，不敢对政府，特别是本市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批评。比如，世博会并不是完美无缺，上海学人有什么反应？还有，据说建造上海迪士尼花的钱可以建造20个航空母舰，上海学人有什么意见？再如，世博会的修建也有不少强制拆迁的事件，上海学人有无发言？特别是有多少是以现实问题为背景，将问题上升到学术层面来讨论？恐怕也不多。已有的文章大部分是所谓经验实证文章，不过是拿已有的模型和一些统计数据，做做练习而已。

三是学人行为失范严重，很多人守不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成为学术掮客、学术骗子。这一点与全国学界没有什么两样。比如，高校的博士论文评语和答辩，有几个人是认真对待的，有几个人是看完全部论文的，有几个人敢对不像样的论文写出否定性的评语？恐怕很少。不仅如此，对个别严肃对待的同事，很多人还报以冷嘲热讽。少数踏踏实实于教学研究的人，却会受到冷落、歧视，甚至心灰意冷，而一批招摇过市者却飞黄腾达。上海学界与官场一样黑暗。上海学人涉嫌抄袭剽窃的事件也不少，有几个得到了审查和处理？朱学勤涉嫌抄袭一事，复旦大学进行了审查，这是一个进步，但审查报告却不予公布，参与审查的委员也不公开，只让有关人士出面发布一则消息。难怪消息一出，学界即表示怀疑。

上海的学术环境和制度背景

上海的学术环境和制度背景既有与全国一样的地方，也有与全国不同的地方，甚至有比全国还差的地方。

大家知道，“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学人的脊梁，市场化改革的扭曲又腐蚀了学人的灵魂。这一后果在上海表现得更甚。上海的方针是不能给中央惹事，思想控制很严。上海没有广州那样比较自由开放的媒体，也不像北京那样还有一些人敢于批评现行政策，上海学界商业化、世俗化的味道更浓、更烈。如果说北京很多学人的目标是官位和级别，那么，上海学人的目标更多的是发财和捞钱。所以，上海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差，依附性和官僚化更重。

学术批评、学术评价是推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人的生存方式。缺乏像样的学术批评和严肃认真的学术评价机制，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从学术批评来看，上海学界的气息不浓，甚至更差。北京还有几个人敢于批评一些名人大腕，还有郑也夫等人联名公开要求审查汪晖和朱学勤涉嫌抄袭剽窃事件，上海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动作，我也很少看到上海学人写的批评性书评或文章。

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发表了贝多广和朱晓莉的文章《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一文，除了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的错误以外，错了363个数据。笔者发现后给《经济研究》写信，与编辑部打了一年多的笔墨官司，来往信件达五六万字。最后，《经济研究》于2008年第7期发表《通告》，撤销该文。但《通告》以错纠错，我再次指出其错误，要求改正，编辑部不予理睬。我与邓正来教授商议，写了《学风太坏，纠错真难——从〈经济研究〉的〈通告〉谈起》的批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稿后，竟被终审者撤了下来。正当的学术批评都这样困难，足见我们的学术环境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学者还能做什么事情呢？

通过对全国以及北京和上海学界的观察，我有一个基本看法，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学界和学人，反之亦然。因为，这一切都是彼此互动和相互制约的结果，一个糟糕的制度、专制的政府和腐败的官场，不可能有一个独立、负责和有效的学界。在学术不独立和官僚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够超凡脱俗，本人也是如此。尽管尽力约束自己，不过还是消极应对过多，积极进取不足。所以，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心不古，假话充斥，腐败盛行，道德败落，那么，中国学界也是礼崩乐坏，失魂落魄，丢掉良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学界根本不可能独居一隅，洁身自好。

如何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

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学界的问题。因而，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在学术界建立一套政治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这不仅是学界自身的建设，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政治的进步。

目前，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人不对中国的事情发出抱怨。但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事情都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没有制衡，没有监督，而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以反腐倡廉而论，没有了媒体的公开监督，没有了独立司法的制衡，仅靠纪检委、反贪局，腐败只能越反越多。这是历史的结论和现实的写照。须知，纪检委和反贪局也是由常人组成的，也可能出现贪污，谁来监督监督者呢？现有的反腐肃贪暗箱操作，置法律于可有可无，即使抓住的贪官再多，对法治和秩序的形成也无多大作用。然而，哪一个掌权者愿意自废武功，搞一个独立机构盯着自己，搞一帮人专门找碴儿，并跟自己作对呢？就连英国当年的税权法定，也不是国王的善心，而是第三等级与国王围绕着筹措战争经费而增加税款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更何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高度集权政治的现实。

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除非发生重大事变。但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是前进还是后退，谁也说不清楚，更无法预知。我们不排除、也不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过，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改变。既然学术界是社会的良知，学者们都主张法治，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先在学界逐步建立起一套政治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并使其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呢？这是学术界可以担当和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中国学术界连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到和做不好，还遑论什么改造中国、服务世界，那真是没救了。

其实，在学术界实行民主政治和建立法治，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既然很多人已经突破了底线，跌到了沟底，别的暂且不论，单是抄袭剽窃的大量发生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涉嫌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就是在学术界建立政治秩序、法治规则和纠错机制的突破口和起步点。如果说，对于像拆迁条例之类恶法的审查，学界只能呼吁，只能坐而议，不能起而行，那么，通过对涉嫌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件进行学术审查以建立学术秩序，就不能如此了。这也许是学术界可以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的领域之一。在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不作为和不认真作为的情况下，学者们在体制外自己组织起来，主动采取行动，对抄袭剽窃进行审查，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主和自治。同时，建立学术秩序和学界规矩并不神秘，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都是学者，自然有很多共识。关键还在于学者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有没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目前，学界有人正在运作这方面的事情，希望上海学界能够积极参与。

　　　　　　　　　　　　　2011年3月8日于北京

关于“退出权”观点的一点评论

首先，需要事先说明，我的评论是对事不对人，我批评秋风关于退出权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秋风是一个认真读书、勤奋做事的学者。

对于业进提出的退出权问题，秋风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退出权没有这么伟大。退出权不过是搭便车者的一个备选策略而已，是强势者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的一种说辞（比如，某些自由市场论者就说，工人如果觉得资本家对自己不公可以退出云云），而搭便车行为不可能有助于制度的改进和秩序的演化，制度演进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搭便车行为，当然，只能是部分的。”

读了秋风的观点，我感到很惊讶。一个信奉自由主义和自发秩序观的人，竟然反对退出权安排，这就说明，自由主义不仅有多种类型，而且有真假之别。

所谓退出权，简单地说，就是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是有一种“不跟你玩”的自由，因而，退出权是一种重要的自由权利。在一定条件下，它也许比参与权或者（用手）投票权更重要。当投票权只停留在名义上的时候，就是如此。

只有在民主社会和自由契约的组织中，才存在真正的退出权；在专制社会和非自愿的组织中，是无所谓退出权安排的。试想，在人民公社中，社员有退出权吗？正因为社员没有正式的公开的退出权，所以才有了隐性的退出行为，即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也正因为没有退出权而有隐性的退出行为，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下降以及三年大饥荒。其实，这也是导致公社制度名存实亡和最后取消的重要原因。所以，退出权是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退出权的确很伟大。

退出权和退出行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制度安排，后者是一种行为选择。有没有退出权安排和选不选择退出行为是两回事。从选择的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行为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其社会后果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把机会主义行为都看作是负面的，是不恰当的。当选择非机会主义的原则性行为的机会成本过大时，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是合理和有效的。作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实际上是一种隐性退出行为。至于这种行为能否变成一种公开的、正式的退出行为，既与有没有退出权安排有关，也与隐性退出与公开退出之间的成本收益权衡有关。如果说隐性退出是一种腐蚀剂，那么，退出权安排和正式的退出行为则是一种纠错机制。

退出权安排与开放性密切相关，是开放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凡封闭社会和封闭组织都没有退出权安排，凡开放社会和开放型组织，退出权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退出权是进步和演化的重要机制。与此有关，有退出权安排，就是承认和实行多元化，承认差别；而否定退出权，就是否认差别，就是实行一元化。因此退出权是与目的论相悖的。

退出权是市场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安排，如果不能退出交易，那就只能强买强卖，还算什么市场制度。有退出权安排与要不要和能不能实施退出行为也不是一回事。有退出权安排，要不要实施退出行为取决于行为者的选择；行为者能否做出这种选择，又取决于具体条件对退出行为的影响，即在具体条件下，退出行为机会成本的大小。因此，有权退出和能否退出是两回事。可见，退出权安排既不是强势者的辩护词，也构不成对自由市场论者的批驳。工人在感觉资本家对自己不公的情况下，之所以不行使退出权和选择退出行为，是因为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退出对自己可能更加不利。这不是退出权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具体条件问题。与其批评退出权，不如批评当时的主要制度安排。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退出权也不是万能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退出权也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权利，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参与性权利。它的作用不是从正面推进新制度的创造，而是从反面否定现行制度安排，借以推动制度变迁的发生。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条件下，无论是参与权，还是退出权，我们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在很多重要领域，人们正当的自由和权利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和侵犯。前者如，在党禁和报禁制度下，我们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创办报刊的言论自由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后者如，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进城当农民工，与其说是自由迁徙，不如说是在缺乏退出权安排情况下采取的隐性迁徙行为，他们既不能取得城市市民的资格，也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于是，我们的城市化只能是半拉子城市化，并且造成了留守儿童、打工子弟学校、夫妻分居、多人租屋和春运高潮之类的畸形社会现象和扭曲行为。所以，争取退出权与争取参与权一样，仍然是我们当前争取自由和维权斗争的重要内容。

2009年10月10日于柬埔寨吴哥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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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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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lton.Friedmen（1974），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netary Analysis，in R.J.Gorden（ed.）Milton Friedmen ’s Monetary Framework，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张斌（2008），预期、资产价格和总需求——一个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 （打印稿）

22.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 ·拉雷恩 （1994／2004），《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3.钟伟（2000），《资本浪潮——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8、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3、1996年。

3.《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经君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作经过，载于《纵横》，2005年第5期。

5.经君健：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载于《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于《李锐诗文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8.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9.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10.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人民日报》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959年9月22日。

12.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13.胡乔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1978处2月14日。

14.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第三部分 序非泛论

企业并购与经济转型——《转型期中国企业收购研究》序

1.黄世忠主编，《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舞弊案例剖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张曙光、金祥荣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浙江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

大学的经济分析——《大学的本质问题》序

1.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打印稿），2002年。

4.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张斌贤，学术自由与大学发展，载于《大学讲演录》第2集，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6.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7.加里贝·克尔（1981），《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

8.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载于《香港传真》，2003年第29期。

地权变迁的底层视角——《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前言

1.北京天则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管理世界》，2007年第12期。

2.张曙光主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和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冬季卷，总第29期。

3.张曙光主笔：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

4.盛洪：外汇额度的交易：一个计划权利的交易，载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5.江小涓、刘世锦：“计划指标市场”与特许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卷烟生产计划有偿调整的分析，载于《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2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

7.Young . A.，1928，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38，527-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