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作品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重印）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7-5063-4660-3

Ⅰ．男…　Ⅱ．张…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8738号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作　　者：张贤亮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码：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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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185千

印张：14.5

插页：4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0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5063-4660-3

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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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张亚丽　　　　

监　印／杨　全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古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

稍纵即逝的、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藏在人的心底。而人却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我知道，我一刹那间的感觉之中，压缩了人类亘古以来的经验。

太阳即将沉落，黑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的还有那个梦。那个梦也许是那个内核的外形。

……芦苇在路边沙沙作响。路边的排水沟里潺潺地流淌着清水，一碧到底，如山泉，如小溪。两三寸长的小鲫鱼一群群地聚在沟边绿茸茸的水草底下，时不时露出它们黑色的小脊背，或如点点光斑那样闪现出它们银色的小肚皮。四处是黄色的阳光，空间既广袤又沉寂。温顺的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像两条凹下去的铁轨。我在路当中走着，脚步既滞重又轻盈。一会儿，脚下的浮地缓缓地腾空而起，宛如清晨的雾气，使一切都变得迷蒙而柔软。我仍然沿着车辙朝前走。我觉得我有奇异的视力，能透过浓密的黄尘看到我意识下面的东西。我似乎看到了一只猫：灰色的，夹着白色的条纹。它弓着背警惕地站在前面，前腿和后腿分别跨在车辙两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好像随时都想逃跑。

那是“我们”丢失的猫，我知道。

忽然，猫不见了，像影子一般消失了。

梦是一个无声的世界……

但我又看见了排水沟里游着四只鸭子。从它们的脖颈和撅起的尾巴上，我能断定其中有两只母鸭。它们和猫一样，也是灰色的，翅膀中杂着白色的羽毛。它们静悄悄地游着，沿排水沟溯流而上，似乎有意要把我引到感觉记忆的深处。

我不由自主地尾随在它们后面。但它们在一片芦苇茂密的水洼中，摆了摆屁股，兜了一个圈子，却顺着回流钻入了草丛。

我仍然在如雾似的黄尘中向前走。我吃力地拔着滞重的两腿，却又走得非常轻盈，如一只顶着风飞翔的鸟儿。

走过了水洼，鸭子又从芦苇丛里钻出来了。但那不是四只大鸭，而是四只小鸭。通体金色的绒毛，在黄色的尘雾中它们好似会渐渐地溶化，会渐渐地消失在空气之中。然而，它们确实在欢快地游着，一面游还一面歪着小脑袋傻乎乎地看着我。那向上弯曲的嘴角好像表现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我忽然意识到，刚刚见到的四只大鸭就是“我们”原来丢失掉的鸭子。这四只小鸭正是它们雏期的模样。

时期在向回倒流。那么我会不会恢复到那个时期呢，即使是在梦中？

于是，我在时间中振臂向回游去，想去追寻那失去的影子……

可是，我的梦每次都到此中断，接下去便是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是一种梦中之梦。但我又清醒地意识到，那一片混沌的、迷离恍惚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波动。生命的意义、永恒，都寓于那迷离恍惚之间了。

太阳重又升了起来，蛾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否还活着。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梦用笔来补充、续接出来？真实地、坦率地、有条理地、清晰地记录下那失去的过去？没有什么可感到愧悔，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怎么能用观念中的道德来判断和评价生命的感觉？至于理智嘛，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蛾子死去了，谁也不会为它生命如此短促负责，那么，谁又有权利指责它飞旋的弧度和途径？

阳光直射着我，光芒好似穿进了我的肺腑，又好像是我在金色的光中浮起，离开了这喧闹的尘世。我趁我获得了这种心境，一种坦然的出世的心境，赶紧一跃而起，奋笔疾书。我知道，如果再过一会儿，说不定我又会改变我这个主意。

第一部

第一章

也许我过去见到过她而没有留意，也许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总之，这一次，她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两个月前，我从大组被抽调出来，去管水稻田。在劳改队里，我是大组长，调到田管组，我仍然是田管组组长。调我出来的王队长，一个本地干部，农民出身的小老头，吸着自卷的喇叭筒烟对我说：“调你出来当组长，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熊！那十二个人可难管！人人都能干，人人都一身毛病。你婊子儿要能把那十二个家伙管好，出去就能当管千儿八百人的厂长了。”

当时，他蹲在高高的斗渠①坝上，我刚从灌满一农渠水的渠口中上来，光着脚站在他面前。他似乎还想说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只是一门心思地吸烟。布满皱褶的干瘦的小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神情。我当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任何一个劳改干部在单独对某一个劳改犯人布置特殊任务时，都必须显露的神情。沉思的神情表示着严肃，而严肃又表示了他与你之间那不可逾越的界线。这种神情还表示了他的布置是慎重的、是经过反复掂量的，甚至是翻着你的档案材料由更高一层的集体讨论所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文化程度不高的、不善于言辞的干部，常常用沉默来引起你对他只言片语的重视。默默无言，倒会使你意识到：从此，由于这种“信任”，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并且，又由于这不仅仅是对你的一般性改造，而是加倍的改造，所以往往能使你获得立功受奖以至提前释放的机会。因而，这又往往是你一生命运的关键。

他装模作样的沉默中藏有他所能表示的善意，我理解。

他蹲在渠坝上面吸烟，我站在渠坝下面交替地倒着脚，用脚底板搓着光光的脚背。水稻刚播下地的时候，蚊子还没有出世，但成群的“小咬”集结成团一拥而上，会叮得人心烦意躁。这种比一粒砂尘还微小的飞虫，能钻到人的耳朵里、眼皮里、脖颈里、腋窝里、头发根里、裤裆里……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它叮了一下，皮肤上即刻就会肿起一个比它大几百倍的疱。我一面搓着脚，一面挥着臂，手舞足蹈地仰面看着这位队长。

然而他还不说话。他穿着线袜，戴着帽子，手里又拿着烟，他有一整套防备“小咬”的设施，因此他并不着急走。大队已经走得很远了。高高的斗渠坝的尽头，就是那渠水拐弯的地方，几株粗大的柳树下面，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们黑色的囚服。他们列着队，扛着锹，甩着手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颇觉得他们精神抖擞得可爱。在渠水拐弯的那里，正经过有姑娘媳妇的村庄。当然，对他们的亲切感，主要还是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属于劳改队的，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地方。况且，那边还隐隐约约传来如此熟悉的歌声，合着渠水潺潺的节拍在刚播下种的田野上荡漾：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尽管我被“小咬”叮着，也不由得展开一丝调皮的、会意的微笑。这是我们犯人自编的“劳改队队歌”的最后一句。“劳改队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主旋律表现出了铁丝网里的乐观。“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用本地口音唱出来，极像正在推广的普通话“倒灶，倒灶，倒那么个灶”。而“晚上回来一大瓢”，那是多么喷香诱人的一大瓢啊！葱花撒得很多，大米面条是稠稠的。“呱叽”、“呱叽”、“呱叽”……炊事员不停地奋力挥动着粗壮的手臂，俯在热气腾腾的大桶上，以机械式的迅捷和准确，用海碗那么大的短柄铁瓢，一大瓢一大瓢地把“米面调和”打到劳改犯人的饭盆里。这“米面调和”里还洒有炊事员的汗珠，因而那机械式的音响——“呱叽呱叽”和机械式的动作，都实实在在地洋溢着人情味。

我想赶快回到那行列中去，赶快回到号子里去，赶快去享受那“一大瓢”。那号子里的一片“唏溜唏溜”的吃饭声，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王队长不发话，我便不能走。这是劳改队里的规矩。我是熟知全套规矩的，因为我已经劳改了两次了。正因为我劳改了两次，是“二进宫”，正因为我熟知全套规矩，所以我才能荣幸地一被押进劳改队即当上管四个组、六十四个犯人的大组长。今非昔比，这次劳改比上次劳改可风光多了。劳改队里奉守的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的那一套观念和价值标准。这说来奇怪但又不奇怪。在外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能重用的；道德败坏的人倒常常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认为是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是“小节”，被列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在劳改队，政治犯却几乎都能得到劳改干部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只表现在极为窄狭的方面，但毕竟与他们对刑事犯的态度不同。并且，劳改队里都能够做到“人尽其才”，谁能干什么，就把谁安排在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劳改队本身就是个独立王国，农、工、商百业俱全，包容了所有不同的劳动部类。有一个在外面成天打扫厕所的医生，进了劳改队倒当上了内科主治大夫。啊，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

尽管我这个劳改犯并不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扭动身子，不停地抓耳搔腮，不停地摇头晃脑，但劳改队长并不怪罪，仍是沉思地吸着那支粗大而颀长的卷烟。我不走开，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为他还会给我透出什么外面的信息。和我曾经认识的谢队长相似，这个干瘦的劳改干部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爱说爱笑的好人。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地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咧开嘴笑着叹息：“哎呀，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回场没有进家，就扣着他那像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一九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划：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诗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吗？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把手中的杂草绾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喋喋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作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我环顾周围弯着腰薅草的犯人们，就像耶稣在各各地②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左右两边两个强盗，还自认为“我是神的儿子”一样，涌起了一阵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怜悯。

感谢他给我传来的信息！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支持自己。

果然，历史的变化快速得令人吃惊。秋天，割完了水稻，劳改犯人开始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背运到路边，再由大车拉到谷场上。被刈光的田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像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像蚂蚁一般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得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嘿！驴算什么？！

我是我！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alt。有这一臂之力和无这一臂之力大不一样。在弯腰拱背的一刹那，正如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沉重的杠铃时的那一刹那，只要两腿能站立起来，多重的东西压在背上都能迈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alt我，趴在我捆好的稻子上，叹了口气说：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呆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喽！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呆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的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返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灼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像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买，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像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第二章

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像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嘤嘤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做精彩的节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剧场，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久而久之，如果我们出工收工没有老乡，特别是穿花褂的姑娘媳妇站在渠那边看，我们反而会感到寂寞，年轻的小伙子在队列里走着也是无精打采的，即使今天干的活并不重。要是来看的人多，绝大部分劳改犯人都会抖擞起精神来，王队长没有下命令唱歌（唱歌也是在命令之下）也要唱。

在所有的“革命歌曲”里，我们最爱唱这两支歌：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还有：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种——子！

唱到“种子”这个词，年轻的劳改犯就会向站在渠那边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王队长对犯人唱什么歌是不管的，只要唱得整齐，唱得响亮，他便会骂一句“婊子儿”，表示赞赏。直到后来警卫人员通过警卫部队的渠道向劳改当局提出了意见，劳改当局才下达规定：在这个非常的革命时期，劳改犯人只许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会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成了劳改队的流行歌曲。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员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微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归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它们是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惘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做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像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像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唉，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吗？”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们咧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像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像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以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阻碍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不曾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苗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似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驳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唉，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做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泼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还离着很远，就听见他们嘻嘻哈哈的吵闹声。姑娘倏然又化作一团彩色的雾气。歌声、肉体、温暖的气息，全消失了。我的组员们一进门，先把一捧捧黄瓜、西红柿堆在我的面前。

“贼不走空趟！”劳改犯人们说。“吃吧，吃吧。这根黄瓜是刺儿皮，可脆哩！”塌鼻子用比黄瓜还脏的手在黄瓜上捋几下，算是擦干净了，递给我。你既然把他当做贼，他也就以贼自居了。并且，在农民们都做贼的时候，不做贼倒是反常，做贼当然不会觉得可耻。

接着，他们便在土炕上打开铺盖，劈劈扑扑地抻褥子，抖被子。一股汗臭味顿时弥漫了全屋。躺在被窝里，他们还要聊一会儿。

“咦，那个吴琼花八成儿跟洪常青搞上关系了哩！都在一个部队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没睡过觉，我才不信！”

“南方人都喜欢搞那玩意儿，那地方热……”

“我听说，南方人上厕所男女不分哩！”

“在日本国，男男女女还在一个澡堂子里洗澡哩！”

“日本国啥！那年我盲流到上海，也是个大热天，我亲眼瞧见一伙男的女的，全在一个大池子里扑腾！”

“没穿衣服？”

“穿衣服啥！穿着衣服能在水里扑腾？都他妈的光着身子！”

“啧，啧……”

而我，却搂着我的姑娘入睡了。我把被窝留出一个空当，这里睡着她柔软的、但却是虚空的身子。

有一次，劳改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列宁在十月》。劳改犯人看了，对瓦西里和他老婆吻别那场戏大感兴趣。

“咦！了不得！电影影子里还吃老虎哩！”

“嘿，抱着脸就那么啃！”

“你跟你婆姨也啃过。嘻嘻！啃过没有？你说，你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术语，劳改犯人可是记得牢牢的，随时挂在嘴边。

“啃啥哩，脸怪脏的！我一撒腿上马，一崩子就到河西了……”

接吻“怪脏的”，而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却不“脏”！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情欲。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嗯咦哟——

豆大的灯光熄灭了，姑娘上过吊的屋子里黑暗如漆。劳改犯们都入睡了，打鼾的打鼾，锉牙的锉牙，呻吟的呻吟；那个把牛喂死的劳改犯哼哼唧唧地这样唱了几句，最后吧咂咂几下嘴，也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而在这幢土坯房里，所有的梦中都有女人，如静电的火花，在这些男人的脑海中荧荧地闪烁。

啊，魔障啊，魔障！

我不能说那是淫荡的、下流的。在我体内，在我刚过三十岁的强壮的肉体里，也蠢蠢欲动着这个魔障。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中这样写道：“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也就是说，她能把人的智慧、道德、教养、善良的天性全部毁掉，荡然无存。可是，去他妈的吧！既然早已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一次劳改，两次劳改，“反右”过去了十年还拿我写的诗“示众”，死死地揪住我不放；佛教尚讲“六道轮回，生死相继”，而我却总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又要那些智慧、道德、教养何益？

我们劳改犯人睡觉时全身脱得精光，一是为了省衣裳（除了那一张黑皮，衬衣衬裤可是要自己花钱买，或是由家里寄来），二是为了不生虱子。我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很是惴惴不安，就像抚摸着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爱情，早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爱情和我曾经爱过的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让她与我共担险恶的命运，对她弃之不顾倒是还给她自由；正是因为我爱她，我便不能多想她。想她反而是虚伪，这等于把感情的债务强加在她身上。并且，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硬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我见得太多了：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玫瑰色的晚霞映红的小脸，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可怕的不是周围没有可爱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压根儿没有爱情这根弦。于是，对异性的爱只专注于异性的肉体，爱情还原为本能。感情和皮肤一同变得粗糙起来，目光中已没有一丝温柔，变得像鹰眼似的阴沉。我抚摸得到我胸腔和我的腹部里有一种尖锐不安的东西撞击着我。我听得见它阴险的咻咻的鼻息，感觉得到一股如火焰般灼热的暗流，在我周身的脉络中肆无忌惮地乱窜。那不是我，或是我的另外一面。可是它很可能猛地冲出来将我撕得粉碎，然后舔舔它的血唇，扑向它所能看见的第一个异性。

我睡着了。我梦中出现了女人。但女人即使在我潜意识中也是不可把握的，模糊不清的。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我羡慕跟我睡在一间土坯房里的农民们，这个地区有早婚的习惯。在他们的梦中，他们还能重温和异性接触的全过程。这种囹圄之梦，摆脱了脚镣手铐，能达到极乐的境地。而在我，梦中的女人要么是非常抽象的：一条不成形的、如蚯蚓般蠕动着的软体，一片毕加索晚期风格的色彩，一团流动不定的白云或轻烟。可是我要拼命地告诉我，说服我：这就是女人！

有时，女人又和能使我愉悦的其他东西融为一体：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酸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第三章

水稻的田间管理，最辛苦的是从下种灌水到稻苗在水面挺立起来的四十天中。这四十天叫做“保苗期”。“保苗期”过后，十三个人全都轻松了。我们每个人管的二百多亩稻田的苗完全出齐，三千多亩水田一片碧绿。但是劳改队并不把我们中的一些人抽调回去。熟悉手工农业劳动的王队长知道，后期田管人员的清闲，正是对前期四十天中没日没夜的辛劳的补偿。何况，这时外面正源源不断地往劳改队里送人，简直使劳改队应接不暇。文化大革命创造了破世界纪录的犯罪率，劳改当局天天要为成批送来的罪犯的食宿问题发愁，又何必急于把我们田管人员调回号子里去呢？

回去挑饭的塌鼻子说，他在菜地碰见一个刚押来的犯人，告诉他，“外面墙上贴的法院判决布告，把街面都遮严了！”

我的天！幸亏早进来了，不然这时候也得被抓进来，早进来能早出去！我们十三个人都非常高兴，以为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典。

“保苗期”以后，整个黄土高原陡然涂上了一层嫩绿的色彩。到处都是绿的：绿的山、绿的水、绿的田野，连空中也好像畅流着某种馨香醉人的野生汁液。鹳鸟不顾“严禁入内”的木牌，不顾带刺的铁丝网翩翩飞来，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它们银灰色的翅膀。长脚鹭鸶在水田里漫步，那副沉思默想的模样，倒很像我们的王队长。野鸭在排水沟边丛生的芦苇中筑起了自己的巢，辛苦地经营着它们的小家庭。灿烂的阳光映照着水禽翻飞的花翎，辽阔的田野上回荡着它们欢快的鸣叫。野风在稻苗上翻滚，稻苗静静地吮吸着土地的营养。大自然充实得什么都不需要了，而人却渴望着爱情。

王队长经常到稻田区来，独自一人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检查我们的工作。他松松垮垮地披着一件军绿色制服，一颠一颠的，忽闪忽闪的，和一个安着弹簧的玩具一般。苗出齐了以后，我们不怕他检查，也不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们照常干我们的活，抓我们的鱼，捉我们的野鸭，或是躺在柳阴下补那件永远补不好的囚衣。直到有一次他满田看完了，走到我跟前吩咐我：“告诉那些婊子儿，都拾掇一下：进水口、排水口打结实，田埂细的地方加一加。大队这一两天要来薅草了。”我们这才忙碌起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吃完值日员回去挑来的饭，洗涮着饭盆，一个出去倒水的田管组员兴奋地跑进土坯房里来，喊了一声：

“大队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连我在内。大队里并没有我的亲人，没有我的朋友，但那群穿黑色囚衣的团体仿佛对我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调到田管组之前，我每日每夜都生活在那里，刻板的规章制度养成了这群人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生活规律，以及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俚语。我也莫名其妙地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跑出门外。

久违了，大队！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太阳刚出来，橙黄色的阳光只能照到柳树和白杨树最高的枝桠，黑夜还残留在地面。从我们站的土丘上向斗渠坝北边望去，一片像幽灵似的灰色的人影很快地向我们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他们渐渐地走近了。灰色转为黑色，他们的面目也清晰起来。一张张严肃的、轻佻的、克己的、放荡的、开朗的、阴沉的、善良的、邪恶的、英俊的、丑陋的面孔，随着杂沓的脚步声，从渠坝上闪过。使人们惊奇的是什么法术居然能把各式各样绝对不同的人都搜罗到这里来，同时把所有的面孔都打上一个印记——“劳改纹”，不能说他们的脸色不好，因为在农忙的时候伙食不错。但是每张脸都带着苦行僧的萧索和老讼师的多疑。尤其是鼻翼两边的法令纹和嘴角的皱褶连在一起，构成相术上说的一个大忌，所谓“螣蛇纹入口”。这条痛苦的、在普通公民脸上找不到的“劳改纹”，不仅揭示了他现在的境遇，还注定了他一辈子也摆脱不了阴暗的心理。

田管组员们肃穆地站在土丘上，没有嘲笑，没有优越感，个个神色默然地瞧着走过去的队伍。不是在队伍里，而是在队伍外，我们才感到压抑，感到自己命运的凄惨。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出屋来看“大队”的吗？是的。但是我们却体会不到庄子上的老乡来看劳改犯的心情。他们在旁边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旁边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而这个黑色的团体还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一旦吞噬了你，你就会完全融于其中，失去你自己。

要想看清自己的面目必须和镜子拉开一定距离。

“操！接着。”

土丘上有人向渠坝上扔去一支点燃的烟卷。警卫人员向我们瞥了一眼，并没有干涉。渠坝上走着的一个劳改犯急忙捡起来，对着嘴贪婪地呼呼吸了两口，又像接力棒似的传给其他人。虽然都发给我们零花钱，但大队的人买东西没有自由犯方便。

随后，田管人员又纷纷把昨天没吃完的西红柿、黄瓜扔到渠上。扔的人和接的人都兴高采烈的，像美国橄榄球队的队员。逐渐消散的晨雾中荡漾着一片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有人以为劳改犯人一天到晚垂头丧气。不！那样子怎么能熬过漫长的刑期？总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队伍有点乱起来。而警卫人员只是喊：“快点！快跟上！”对笑着的人，他们怎么能用枪托去捣？或许，他们也怀疑这些人是真正有罪的吧。

多么像一个部队的战友啊，我想。但这支部队的敌人是谁？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得出，尽管这些人早被判定为“阶级敌人”。

队伍过完了。渠坝上的轻尘缓缓落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小组已经到了田边，在王队长的催促下准备脱鞋下田。田管组员扔完了黄瓜、西红柿，似乎尚未尽兴，脸上还挂着顽皮的笑容。本来应该哭的，然而却是笑，这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坚强？忽然，一个田管组员又指着北边，回头高兴地喊道：

“还有！”

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伸长脖子看了看，狡黠地笑着说：

“是女队！”

是的，是女队。

但是，在远处，你根本看不出她们是女人。把牛喂得撑死的犯人大概是凭嗅觉闻出来的吧。她们的囚衣也是黑色的，头发一律剪得很短。一九六六年以前，我刚被押进劳改队的时候，在谷场上劳动，远远地我还能分得清男女，因为那时候还允许女犯扎辫子。一九六六年以后，外面的“破四旧”风也突然刮进了劳改队，一夜之间，不管老少，女犯的辫子全部刮得精光。菜地有个女自由犯，是个六十多岁的跳大神的神婆，也被铰去了只剩几根白发的发髻。判她七年她没有怨言，还感谢政府给她的恩典：“出去我要给毛主席老人家烧香哩！”但铰她发髻的时候却号啕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造孽啊！造孽啊！革命革到我的焦毛毛子上来啰！”还用跳大神时哼的调子唱着一种稀奇古怪的歌，谁也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一个月后她死了。是我这个大组长带着四个男犯去给她入殓的。那天，我们跟在面孔阴沉的王队长后面跨进女犯的号子，在一群索索发抖的女犯面前抬起了这个神婆。那四个男犯没有抬稳，门板一摇晃，盖在她脸上的一张报纸忽闪忽闪地飘落在泥地上。我看见她干瘪的失神的眼睛朝着天怒目而视。我用食指和中指去摩挲她的眼睑，但想不到这个已经变成一根枯朽的木柴棍的神婆子，眼皮居然还保持着弹性。我把她眼睑摩挲下来，它又像蜗牛的软体一样慢慢地收缩进去：“你干啥？为啥叫我闭着眼睛？我就要睁得大大的！”在死人旁边，严酷地死亡，人人都猜不透的永恒的谜，抑制了我的好奇，我没有敢斜眼去看女犯和女犯的号子，虽说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参观的机会。只是在神婆子又睁开眼睛时听见一群女人的惊叫和女人的抽泣，还有几下叮叮咣咣的金属磕碰声，不知是哪个女犯吓得打翻了饭盆。

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半睁着眼的老太婆放进了白杨木钉的“脆儿皮”里。“脆儿皮”，这是劳改犯人的俚语，要比文人所创造的“薄板棺材”形象得多了。不过，这个神婆子还算幸运，一九六○年死的犯人连“脆儿皮”也没有，只是一张芦苇编的炕席。那时，我就差点被炕席卷了出去。

女犯和男犯是绝对隔离的。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还有女犯的存在。然而，毕竟农场是一个农场，劳动是一种劳动，道路是一种道路，她们确确实实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年轻的刑事犯，凭着公狗般的鼻子，能嗅出来女犯今天在哪里干活，经过了哪条道路，甚至今天她们女队发生了什么事。掉在土路上的一根橡皮筋，这是女犯们用来当做银镯子戴在手腕上的，是被剥夺了一切人间享乐的女犯的装饰品，于是成了劳改队女性的标记。这根橡皮筋就能引起男犯的遐想，编造出一个故事。还有，小号的劳改鞋，几乎像儿童般的瘦小的足迹，那压在泥土上的浅浅的小脚印，以及扔在草丛里的馒头渣和土豆皮（女犯们一般都比男犯饭量小），都会像花园里幽雅的林间小径，成为一条通往两性结合的道路。当然，这种结合只能是在精神上的，就和暗夜中的梦一样，除非双方都是自由犯，那永远也不会变成现实。

晚点名以后回到号子，大伙儿还没入睡的时候，老劳改犯偎在火炉旁会给新来的人说许多黑色囚衣下的风流韵事。老劳改犯人是劳改队里的荷马，农场的历史就是靠他们的嘴流传下来的。据他们说，女人在劳改队里比男人难熬，她们脆弱的神经忍受不了孤独，她们总要寻求爱抚、支持和保护。有的女犯隔着铁窗向警卫人员调情：“班长，你的小老鼠要咂水水子吗？”只要有机会——而机会总是要人去寻找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直径五毫米的铁丝也拦不住她们的冲动，她们中有的人会猛地扑进男自由犯的怀抱。

现在，她们过来了。

晨雾已经完全消散。橙黄色的阳光下移到渠坝上，尘土上杂乱的足迹仿佛是无数奇异的花纹。这真是一条荒唐而充满苦难的道路。有雾的天气是不会有风的，柳树低垂着一动不动；渠边的芦苇和冰草傲然地戳向天空，似乎对这些女犯不屑一顾。女犯们踏着轻捷的步子走过我们的小丘，以挑战的姿态接受我们的检阅。是的，她们的脚步还算是轻捷的，还可看出有的女犯故意忸怩作态，因为下大田的女犯全是年轻人。

但是，如果不看她们的步态，如果她们也像芦苇和冰草那样傲然不动，谁能够相信她们是女人？《复活》里描绘踏上去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大道的玛丝洛娃，仿佛穿的还是裙子；我记不清那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总之是裙子，头上还扎着头巾。而这里的女犯们穿的却是和男犯式样完全相同的黑色囚服。宽大的、像布袋一样的上衣和裤子，一古脑儿地掩盖了她们女性的特征。她们成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动物，于是比男犯还要丑陋，她们是什么？她们是女人吗？“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她们没有腰、没有胸脯、没有臀部；一张张黑红的、臃肿的面孔上虽然没有“劳改纹”，但表现出一种雌兽般的粗野。很多女犯边走边嗑还没有成熟的葵花子，用死鱼似的白眼斜视我们，似乎还很洋洋自得，又仿佛这就是她们卖弄风情的一种方式。葵花子皮沾在嘴的四周，像吐出的一圈白沫。我的胃突然痉挛起来，泛上一股酸水。我掉过脸去。我不能再看。她们会败坏我对女性的向往，对女人的兴趣，甚至败坏掉我对生活的希望。如果想到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我曾经欣赏过的女性的艺术形象被抓到这里来也会成为这副模样，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

我背对着渠坝咳嗽起来。

我的天！我的母亲！……

我忽然想到，那第一个用树叶或兽皮遮住自己下部的猿人，一定是只母猿……

第四章

大片的水稻田，在没有一丝云彩遮掩的烈日下蒸腾着燠热的暑气。今天是个好天。肥大的、中间有一条白茎的稗子的叶片，挺拔的、油光水滑的三棱草的叶片，尖利的、边缘像刀锋一般的芦苇的叶片，千千万万、无数的叶片，一齐欢欣地伸向湛蓝湛蓝的天空。从这里到山脚下，大地葱茏苍翠，强烈的绿光很快就会使人的眼睛疲倦。

而那纤细的、蒙着一层绒毛的稻苗的叶片却藏在稗草、三棱草、芦苇草的底下，你就用疲倦的眼睛去辨别吧。我们管的这三千多亩稻田在很早以前是一片沼泽，滋生着杂草和蚊蚋，原是大雁和野鸭的世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年复一年，劳改犯们把这片沼泽填平了。但是这种低洼盐碱地只能种水稻，而且水永远排不出去。斩草没有除根，荒滩虽然变成了熟地，各种各样水生植物，却因为给田地所施的肥料长得更旺、更茂密了。靠人的手一根一根地拔，别想拔干净！

但是，只能用人的手来拔。

这没什么，劳改队有的是人手。

拔呀，拔呀！在一窝窝乱草里把稻苗解放出来。有的地方，草拔光了以后，光剩下一片泥浆，一棵稻苗也看不见。

“要把三棱子的核核子抠出来！”

“要把芦苇子的根拽出来！”

王队长戴着大草帽，来回地在田埂上喊。

怎么能把芦苇草的根拽出来？它在地底下盘结交错，好像整个沼泽地的芦苇都是从一条巨蟒似的根上生出来的。怎么能把三棱草的块根抠出来？这种块根药名叫香附子，深深地埋在黑滓泥里面。况且，每个劳改犯的薅草定额是五分地，在这样茂盛的草丛里，你撅着屁股拔一分地试试看！

劳改犯们悄悄地把没有拔出根的草揉成一团，踏在泥水下面。扔到田埂上，队长看见可是要骂的。而如果不把芦苇的根拽出来，只从半截上拔断，芦苇中空的根一灌进水，就会一面冒泡一面发出沉闷的扑扑声，像是告发那个劳改犯一般。

“我当是谁没拔出芦苇根哩，原来是我放了个屁。”没拔出芦苇根的犯人狡黠地笑着。

“好响的屁！可是没有臭味，倒有股子生草气，别是驴放的屁吧！”旁边的犯人拿他打趣。于是，一块田里就嘻嘻地发出了笑声。

是的，是得找点什么事来乐一下，不然这日子怎么过？有人捏着细嗓子唱起来：

二哥哥到农场去劳改

撇下我三妹子守空房

三妹子三妹子你莫心慌

劳改农场有口粮呃——

嗯哎哟！呀得儿哟——

正午，阳光更加强烈，浓重的绿色沉重地压在地面上。野鸭、青蛙、癞蛤蟆都懒得叫唤，空气仿佛也凝结成了胶质状态。偶尔，一股热风从山口扑向这里，裹着山那边沙漠上的焦灼之气，芦苇叶沙沙地响起金属般的磨擦声，浑浊的泥水热得烫脚。劳改犯们没精神说话了，只顾埋着头薅草。要为那一天五分地的定额而奋斗。渠坝上不是竖着横幅标语吗：“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我扛着铁锹，在我管的田区走来走去。从前面看，稻田里是一团团被太阳炙烤得干枯焦黄的头发，这里那里闪烁着污浊的汗珠，蒸发出一股比腐殖质还浓烈的气味。从后面看，水面上撅着一个个屁股。屁股上补满补丁，补丁上沾满黄色的烂泥。

上面，是湛蓝湛蓝的天；下面，是墨绿墨绿的地。透明，深邃，美丽。可是，中间有一片被挤扁了的黑色的人群。

蓦地，水田里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拉“口粮”的车辆在高高的斗渠坝上出现了。

四套牲口拉着几笸箩饭走在前面，一头毛驴拉着一大箱水跟在后面，在柳阴下踽踽而行。妈的！瞧它们那不紧不忙的德行！你们吃饱了是咋的！是啥菜？好像闻着了白菜熬萝卜的香气。但愿中午领的馍馍大一点：“祖宗有灵！”吃这份口粮可不容易！不过总算顿顿都有饭吃。

王队长吹响了哨子。犯人们如同暴动了似的，纷纷向停在斗渠上的饭车跑去。

赶快跑！前头领的馍馍大，后来领的馍都在笸箩下面，不是掉了渣就是压扁的！

吃饭，对犯人来说，就像教徒的祈祷，那必定要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的。谁要是在吃饭的时候打扰了犯人，他就会像叼着兔子的狼一样，龇出牙，胸腔里发出愤怒的呼呼声，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斜视着谁。王队长知道，所以不论有多紧张的活，他都不催犯人快点往肚子里塞，他常说：“雷都不打吃饭人。”如果上午完成的定额情况好，他还会让犯人中午多休息一会儿。

今天刚开始薅草，一冬一春蹲在号子里和在旱田干活的犯人，头一天见了水格外地兴奋，所以上午薅草的进度挺快。王队长高兴了，吃完了饭他还让犯人在渠坝上躺着。尽管头上毫无遮掩，一个个被太阳烤得像油腻腻的麻花似的，但躺着总比干活舒坦。王队长一个人坐在一棵小树下，用芨芨草棍剔着牙，满意地乜斜着脚下的犯人，宛如牧人看着他喂饱了的羊群。

我们田管人员要趁犯人吃午饭的时候检查田埂和田口。犯人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更不珍惜别人的劳动。稍不注意，有的犯人还故意把进水口、排水口扒开，或是把田埂踩烂。田管人员辛辛苦苦灌满的稻田不是水一下子排得精光，便是被新涌进来的渠水涨破田埂。你收拾去吧！你有的是时间！

大队里的犯人以为田里长这么多草全是田管人员的罪过。

完不成定额的犯人便把气撒在田管人员头上。拔过草的田里草和稻苗全乱糟糟的，就像被一群牛践踏过的一样……

我管的二百多亩稻田分成四档田，整整齐齐排列在两条笔直的农渠两边。一条农渠灌一百多亩地。农渠成九十度角地联结在斗渠上，一条宽阔的斗渠联结着几十条这样的农渠。稻田一边靠着农渠，另一边是深深的排水沟。由于地势低洼，排水沟里常年积存着清水，冬天则冻结成冰块，所以沟里的水其冷彻骨。排水沟两旁耸立着高大的芦苇。那是古老的沼泽地的遗孽。春天，这片稻田上最早生出来的就是芦苇，和箭一样的尖，和箭一样的直。它们靠着永不枯竭的排水沟提供营养，发疯似的往上长。等稻种播下地，稻田灌上水，它们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现在，芦苇茂密得透不进风去，如同一堵绿色的高墙。

我听见这堵绿色高墙的那边有女人的嬉笑声和吵闹声。是女犯们在我旁边那档田里薅草。她们不和男犯一起在斗渠上吃饭，她们的午饭由她们的“值日”抬到农渠上来单另吃。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犯，在我们田管组就数他年纪大。王队长真会安排！况且他八年的刑期到年底就满了，他是不会闹出什么花样来的。

有个女犯粗喉咙大嗓子地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声音嘶哑而干涩，像一团灰蒙蒙的浓雾翻过了绿色的屏障，不安地滚动着。但转瞬之间歌声又戛然而止。在我前方，在静悄悄的芦苇丛中，却清晰地传来泼刺泼刺的划水声，像野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扇动翅膀。

是野鸭子！那种花翎扁嘴的水禽，常常是我们田管人员的美餐。劳改队的“口粮”虽然可以吃饱，但还是难得有肉吃。逮野鸭和抓鱼，成了我们田管人员的副业。在外面，盘中的野鸭都是用猎枪射下的或用网扣住的，而人一进了劳改队却会发挥出空前的聪明才智，我们光凭两只手就能抓住活生生的野鸭。这些傻家伙们把窝筑在高大茂密的芦苇丛里，进进出出当然不能像直升机那样直起直落，它们必须在排水沟边的稻田中辟出一条小径，先落在稻田里，然后顺着这条小径游到排水沟，再爬上岸，蹒跚地回家。出窝时也是这样。我们经常看见野鸭子在排水沟边探头探脑地向天上张望，俨然是一位出门的绅士在观察天气。我们只要事前看出哪块田里的草和稻苗被分开了一路缝隙，随着这条蜿蜒延伸的缝隙查到排水沟边，野鸭的足迹就清晰可辨了。黑夜，我们拿上劳改队发给的手电筒，沿着白天探明的踪迹，肯定能找到用麦草和干柴枝筑成的窝巢。一个窝里至少有两只大野鸭，还有蛋或鸭雏。野鸭在电筒的照射下，会使劲地伸长脖子，歪着脑袋，用一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光源，一动不动。傻乎乎的、如墨玉般亮晶晶的眼珠，闪耀着人类早已失去了的天真无邪和坦然不备。那是什么光？是太阳出来了吗？而趁它愣神的当儿，我们用手一提它的长脖子，就轻轻松松地抓到了。有的夜晚，我们能抓到十几只。

于是，我悄悄地向泼刺泼刺响着的地方走去。

我赤着脚，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拨开芦苇，一直蹚到芦苇丛的深处。幸好，正午起了一阵风，芦苇丛像森林一般发出哗哗的喧嚣声；修长的苇叶在我四周，在我头顶摇曳，把投在清凌凌水面的阳光扰成一片碎影。凉水已经没过了我的脚踝。再往前去，水就深可没顶了，排水沟的坡度是非常陡的。

现在，泼刺泼刺的水声更清亮了。泼刺泼刺之后，是淅淅沥沥的细流声，宛如水滴和野草之间在悄悄地细语，这不像是野鸭弄出的声音。

那么，是什么呢？

我好奇地拨开芦苇秆，向排水沟对面偷觑。我猛地一惊：我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

一个赤裸裸的女人！

第五章

她在洗澡。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像绷紧的绸缎似的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她的皮肤并不太白，而是一种偏白的乳黄色，因此却更显得具有张合力和毫无矫饰的自然美。为了撩水，她上身有力地一起一伏，宛如一只嬉戏着的海豚，凌空勾出一个个舒展优美的动作。水浇在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时，她就用手掌使劲地在那个部位揉搓，于是，她全身的活力都洋溢了出来。同时，在被凉水突然一激之下，又在面庞上荡漾出孩子般的欢欣。

她的脸也很好看。在她扬起脖子，抬起头的当儿，那绿色的芦苇上立刻现出了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眼睛、鼻子、嘴都不大，但配合得异常精巧，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灵气。她的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妩媚地抿在脑后，使一张女性十足的脸平添了几分男子的英武气概。她那眉毛更增加了整个面部的风韵，细细的、长长的、平直地覆在她的眼睑上，但在她被凉水一激的时候，眉毛两端又高高地挑起和急遽地下垂。生动得无可名状。

看起来她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这里是劳改队，忘记了有人可能跑来斥责她，忘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忘记了她旁边晾着一套黑衣裳，这套衣裳像黑色的烙铁一样烙出了她的身份。她全神贯注地在享受洗澡的快乐，她在一心一意地洗涤着自己，好像要把五脏六腑、把灵魂都翻出来洗似的。

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我的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一种辛酸的幽默感。我非常想去和她作友好的谈话，想笑谑她一番，但我又怕打扰了她，使她吓得逃跑，从而使梦境般的奇遇、幻觉般的画面全部被破坏掉。

我只是呆呆地看着。

她洗完澡，用一块破毛巾把身体仔仔细细地擦干。风不停地刮着，天空开始出现急遽飘飞的一丝丝白云。她好像才觉得有点凉，返身捡起撂在黑色囚衣上的内裤。在她又转过身来的时候，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四处躲藏，而是眯起眼睛迟迟疑疑地望着我。眼神里有几分愤怒、几分挑战、几分游移：她要决定她究竟干什么。

我也没有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然而我全身的神经都紧绷着……

终于，她露出洁白的牙齿朝我莞尔一笑。随即，又抿上嘴，侧耳听了一下。只有呼呼的风声，芦苇和芦苇说着情话。于是，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

在风中的阳光泛着淡淡的黄色。黄色的阳光照着她青春的前额。

她没有任何一点引诱的动作，更没有一句挑逗的话语，她的脸上也没有一丝笑容。她是在用眼睛、用她身上每一处微微哆嗦的肌肤、用她毫不准备防御的姿态呼唤着我。

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红雾，我觉得口干舌燥，有一股力在我身体里剧烈的翻腾，促使我不是向前扑去，便是要往回跑。但是，身体外面似乎也有股力量钳制着我，使我既不能扑上去也不能往回跑。我不断地咽吐沫，恐惧、希冀、畏怯、侈望、突然来临的灾祸感和突然来临的幸运感使我不自禁地颤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头也有点晕眩起来。这是一块肉？还是一个陷阱？是实实在在的？还是一个幻觉？如果我扑上前去，那么是理所当然？还是一次堕落？……一只黑色的狐狸，竖起颈毛，垂着舌头，流着口涎，在苇荡中半蹲着后腿，盯着可疑的猎物……

芦苇、芦苇荡、天空，颜色都忽然转暗了。我们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一阵强烈得使我晕眩的冲动过去，习惯性的克制逐渐占了上风。这时，我在她的眼睛里，在她微微哆嗦的肌肤上，蓦然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痛苦，看到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凄惨的命运。她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她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柔的怜悯，想占有她的情欲渗进了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她那毫不准备防御的姿势，使我的心似乎收缩了起来；生理上的要求不知怎么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精神上的忧伤。而恰恰在此刻，从高高的斗渠坝上传来了尖利的哨音。它像鞭子似的在我身上抽了一下，我觉得我还呻吟了一声，便拔腿返身跑掉了。

我踉跄地跑出苇荡，才发觉我的脸、手、小腿上被锐利的芦苇叶划开了无数道血口，脚底板也被芦苇根扎破了。

下午，我魂不守舍地扛着锹在田埂上乱转，低着脑袋，仿佛在四处寻找丢失在哪里的什么东西。

管我旁边那档田的老犯人过来向我讨火柴，说：“章组长，你脸色不对哩，是不是病了？”我摸摸自己的额头，手掌和脸都冰凉。我恹恹地说：“是的，是不舒服。”我借此向王队长去请假，要回土坯房休息。王队长看了看我的脸，“嗯”了一声，算是准许了。我拖着疲倦的腿回到住地，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就在这孤零零的土屋里，就在这张散发着霉味和汗臭味的炕上，我展开过各式各样有关女人和爱情的幻想。所以，我非常地懊悔，我失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可是，我又很感自豪，觉得自己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啊，魔障啊，魔障！是什么阻止了我扑上前去？既然那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饥渴同时折磨着我和她，既然我们身上都烙着苦难的印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苦难中偷得片刻的欢愉？

我开始蔑视我过去所受到的全部教育。文明，不过是约束人的绳索，使一切归于人、发自人本性的要求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我像那些普通的农民劳改犯就好了。但我又庆幸自己过去受了教育，是文明使我区别于动物，使我能克制自己，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人，也只有人才能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因而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倘若我迎了上去，世界也并不会因此更坏些；我转身逃了开去，世界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我，一个劳改犯，一只黑蚂蚁，还谈得上什么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这点来自宽自慰？何况，如果我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就必定认为她是不道德的，而我又有什么权利在心里指责她？那不正是曾在自己的幻想中出现过的场景吗？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谁又曾对我负过责任？社会的责任似乎就全在于折磨我和迫害我。可是，既然说，今天一只蝴蝶在北京振动一下翅膀，下个月纽约的天气就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刚刚我要是与她媾和了，我就将不成其为我，我今后的命运就可能大大改观——据说，人一生的命运就是一连串一环套一环的因果关系。不过，我又怎能知道改观以后的命运必然更糟？说不定我还能从此割断束缚我的精神绳索，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原始的人，在这个野蛮荒唐的年代，用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

各种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搅成一团，扰得我头疼欲裂。最后，扰成一团的观念全部消失，疲乏使我的头脑、我的眼前成了一片空白。没有了什么道德的、政治的、伦理的观念，没有了什么“犯人守则”，没有了什么“劳改条例”，我也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美丽的、诱人的、丰腴滚圆的身体，她那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的形象，耸立在一片空白当中。

世界上只剩下了她！

第六章

我一夜没睡。

半夜，窗外响起滴滴答答的雨点。一会儿，雨点越来越骤密。田野上、屋顶上，发出哗哗的巨响，土坯房的屋檐像瀑布一样，把宁静的黑暗震动起来。黑暗飞扬得到处都是，仿佛有一个极其威严的神物鼓起黑色的翅膀将降临到这世界上来。我静悄悄地感到了恐惧，习惯性的灾祸感使我以为又会受到什么惩罚。于是，我抛开了在心中混乱的念头，不去想……她。雨下到清晨，又骤然而止。来得匆忙，去得突兀。一只孤零零的公鸡在渠那边凄凄然地啼叫，檐前的水滴寂寞地敲打着水洼。

在不安的情欲熄灭了以后，我开始在道德上的自满自足中，在精神上去寻求在肉体上没有获得的东西。女人，她的帷幕是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揭开的。现在揭到了最后一层。倘若把这最后的帷幕揭开，女人也就不神秘了。而没有神秘色彩的事物却是平淡乏味的事物。于是，可以这样说，这时，我对女人的感知可说是恰到好处。朦胧的状态可以使我展开想象，还可以就此编出富有浪漫气息的故事……

我发觉，我其实只不过是个沉于幻想、善于编故事的人，尽管我能够应付现实对我的种种磨难，却缺少主动的进取精神。

我还发觉，文明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导自己的行为而在于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做那件事，我能够很合理地把自己的形象想象得很高大。可是我如果做了那件事，我也同样能够合理地解释它，不但会原谅自己，简直还会认为那是强者的行为。

天亮了。灰色的晨光从污浊的玻璃渗透进来。劳改犯人还睡得正浓。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思考与不思考全是一样的！我想翻身坐起来，而这时却睡着了。

第二天，大队照常出工。一夜的暴雨，在黄土高原的沙质土壤上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除了坝坡上有一道道被雨水冲刷出的自然经流之外。当然，稻田、苇荡和沼泽成了汪洋，在绿得发黑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的时候，透过晃动的枝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白花花的水沫。这种水沫只有急风骤雨才掀得起来。空气异常潮湿，风里似乎还带有一丝丝雨丝。褐色的柳树干、沙枣树干的颜色更深沉了，而白杨树干却像银子铸成的一般通体发光。田埂上、土路上蹲着许多癞蛤蟆，草丛里躲着许多青蛙，像洪水过后的灾民，茫然失措。但是土路上毫无泥泞，田埂上也坚实可行。劳改大队仍然沿着这条土路来了。

天一大亮，我们田管人员就爬起来，扛着锹下地去检查自己所管的田。大雨有没有把排水口、进水口冲开？田埂有没有被冲垮？而我却昏头昏脑地在我管的田区转悠，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嘴里又苦又涩，肚子也不觉得饿了。看到我昨天从那里进去，又从那里出来的地方，芦苇被分向两边，好像是高墙中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在我心中引起一阵欣喜、一阵忧伤、一阵混乱不堪的情绪。

当我糊弄地检查完了以后回土坯房吃早饭时，在半道上正碰见下田薅草的大队人马。

“夜黑下雨白天晴，气得劳改犯人肚子疼！”

一个尖鼻子犯人经过我身边，用押韵的顺口溜发牢骚。是的，要是白天接着下就好了，这样犯人可以在号子里蒙头睡上一天。

可是白天虽然还阴沉沉的，却并没有雨。劳改队里尽管经常出现意外，而从来没有过侥幸。当一个劳改犯，最好是对生活不要抱任何幻想；我幻想了，所以我就有了苦恼。

这里没有爱情，只有生理上的情欲……

男队走过去了。后面远远的地方跟着来了女队。我现在才知道我在等谁，我突然又体验到了多年未曾体验过的激动。

空气灰蒙蒙的，渠边青草上的水珠也呆滞无光。但是，这一切都因为能够见着她而具有了光彩。

走在前面的女犯都好奇地盯着我，直到从我旁边走过去才把头扭开。她走在最后。她的后面是扛枪的“班长”。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这是用来割草的。在草太密的田边上，干脆就用镰刀来割，反正那里也不会有稻苗。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她眼睛里跳跃着一种嘲讽的笑意，但也含有仿佛跟我已经很熟悉了的、很亲切的目光。我们互相用眼色打着招呼：“你早！”“你好！”“你早晨吃饱了吗？”“还凑合！”……

她有着一张容光焕发的脸，在那张脸上丝毫找不出来一点羞愧，于是我反而脸红了。她虽然也穿着和别人完全相同的黑色囚衣，没有领子，没有贴兜，跟一条直筒筒的面粉口袋一样；肥大的衣袖随着女人细小的胳臂来回忽悠，但在我的眼里她似乎还是赤裸裸的，还和昨天一样美丽。

然而，在她走到我旁边，要和我擦身而过的那一刹那，她却突然举起手中的镰刀，在我脸前晃了一下，同时用只有我能听清的语声，迸出这样狠狠的一句话：

“我恨不得宰了你！”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头也不回地走掉了。跟在她后面的“班长”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也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一支枪筒发出蓝幽幽的光。

我等了半天，等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用目光交流的那些无声的话语，全是我自己的想象！

吃完早饭，我在渠坝上呆呆地坐着。风撕裂了铅灰色的云，在远方，在天边，出现了橙黄色的阳光。老乡的庄子开始活动了起来，响起懒洋洋的赶牲口的吆喝声。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跑出了圈，在黄萝卜田中又陡然站住，昂起头，用鼻子在风中嗅着什么。渠水浸到我的小腿。水流响着细微的潺潺声，含有一种忧郁而爱恋的调子。我忽然委屈地流出了眼泪。我觉得我受了伤害，她也受了伤害，但又说不出究竟什么地方受了伤害。

此后，在劳改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三千多亩水稻田，一千多人薅两天也就薅完了。第三天，大队转移到场部北边的稻田区去了，等稻子黄熟，我们田管组都抽调回大队时，女队已经搬迁到别的站去，我们连在路边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我只打听到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黄香久。

注释

①　斗渠：引黄灌区的灌溉系统的一般分总干渠、干渠、支渠和斗渠、农渠，配在一起组成灌溉网络。支渠或斗渠是农场中最主要的灌溉渠道。书中说的大渠指干渠，斗渠指农场中最大的渠。

②　各各地：又称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

第二部

第一章

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

也是一个刮风的天气。但不是那种湿润的风，而是砾石上干燥的热风；砾石上只能长耐旱的针茅草、芨芨草、沙葱和酸枣刺。这里不是劳改队的水稻田，而是农场的羊圈，在春天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酵的羊粪味和熏人的羊膻味。时间流逝了，场景变换了，但我们的身份似乎并没有怎么变。

我用四齿耙搂着撒在羊粪上的干草。干草四处飞扬，草秸在阳光下翻滚，像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远方，山腰上弥漫着明晃晃的岚气，使重叠的群山失去了层次，失去了立体感，宛如镶在玻璃框中的一幅风景画。山脚下，有一条发光的小路蜿蜒而下，直达到这个羊圈，又从这个羊圈延伸到居民点。在那里，和一条通向场部的土路汇合。

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

前天，我把羊从山上赶回来，羊圈已经颓败得一塌糊涂。没有羊蹲的羊圈，和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会很快地坍塌掉的。所有的柱子都歪歪斜斜，哪个旮旯里全结着蜘蛛网，喂羊的槽也不知让谁偷跑了。槽是木板做的，拖回家去可以打一个柜子。在农场，除了野地里的石头没人偷，凡是生活中能利用一下的东西，一撂下转眼就不见。到快入冬的时候，连建筑用的青石片也有人偷——家家的咸菜缸上盖的都是青石片。

槽不见了，羊棚上的椽子也丢了好些根，怪不得羊棚塌下来了一个角。我要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派人来帮我收拾。“这个圈连羊都不敢蹲，砸死了羊可别说是我搞破坏！”羊比人重要。如果说人住的房子坏了，对不起，你想也别想生产队会派人来给你修。可是羊，那就不同了，尽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书记还是答应派一个女的来。

“是刚来咱们连队的。原来在白银滩农场。她不愿在那儿呆，我就把她要来了。”书记说着，露齿一笑，“她过去也劳改过，是跟你在一个劳改农场哩。”

“哦？叫什么名字？”我心中一动。

“叫黄香久。”

果然！

和我同期劳改的女犯人有一百多名，我劳改过的那个农场，前前后后总共关过上千人次女犯，但我还是一下子想到了她。我再一次坚信自己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过去，现在，无不应验。可是，好的预感从来没有应验过。也许是我命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幸运。

但愿这次能出现奇迹。

我看着她从生产队的居民点慢慢地爬上坡来才转过身去。她扛着两根细木棍和一把铁锹。风使劲地掀动她蛋青色的头巾，把一身军绿色的衣裳——这是最时髦的颜色——紧紧地裹住她的身躯。她低着头，迎着风走到羊圈，哗啦一声撂下她肩上的东西，靠在栏杆上喊道：

“喂，我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耳边又响起“我恨不得宰了你！”那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可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贴近。是的，就是这种语气：任性而又有撒娇的意味。我微微一笑，迎上前去。

“你没走错。可是你带来的椽子太细了。”我踢了踢她脚下的木棍，“这样的火柴棍能支得起棚子？”

“管它呢！扛细的轻松点。”她撇撇嘴。接着，眯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紧张地等待着，几秒钟后她吸了一口气：

“啊，是你？”

“是我。”我很高兴她还能认出我来。

“你咋也在这里？前些天你在哪儿干活？怎么没见你？”她一边从栏杆上爬进羊圈，一边问我。我手插在她腋下帮她翻过栏杆。在无边的干燥的空气中，只有她腋下有一点温暖的湿润。

“我怎么来的？像我们这种‘打了号的羊’，除了这样的农场还能分配到哪儿去？”我抑制着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但禁不住变得饶舌起来，“劳改队不是实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吗，我是这个农场送去劳改的，所以一释放就回来了。一冬天我都在山上放羊，前天刚回来。你是怎么来的？”

“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像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可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像在她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色；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一九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它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打趣她，“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似的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有着蹲监狱和结婚二者的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

干草秸飞扬了一会儿，飘落在地上，羊圈里满地闪闪发光。风吹着吊杆吱吱嘎嘎地响，水桶乒乒乓乓地磕碰着井沿。我从井里提了几桶水，和了一摊泥，跟她慢慢地修补围墙。其实，书记不派人来我也能把羊圈收拾好。但多年当农工的经验告诉我，给你派一个任务之前你先得喊叫，派一个人来你自己就省一分力。在劳动中入迷，和在接受劳动任务时的狡猾，二者并不矛盾：劳动，是自己的生活，而任务却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雇佣工人才能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两人干着一个人的活，干得很轻松，很默契。这突然使我想到：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儿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

我们谈着各自认识的熟人。所谓熟人，绝不是失去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梦幻般的世界中的熟人，而是曾经一块儿劳改过的人。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只在这一点上有过交叉。他们中，有的又一次折腾进去了，有的丈夫跟她离了婚，有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杀了……谈来谈去，我们发觉我们俩的遭遇还是比较好的，命运特别宠爱我们两人。我们虽然感叹着、惋惜着，但我们还是更高兴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呆在白银滩农场，要调到这个农场来？”我问她，“是不是白银滩农场活苦？”

“所有的农场都一个样。活嘛，看人怎么去干了。”她说着，有意地把额前的一绺头发从廉价的尼龙纱巾中扯下来，并翻起眼睛看了看那绺头发。这里没有镜子，要有镜子她就会走到它跟前去的。而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照镜子时的很蠢、很俏皮的表情。但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既然离了婚，再呆在一个农场有啥意思？还是离得远远的好。你们的书记跟我们那书记是战友，常去我们那儿。是你们的书记把我要来的。”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这个书记不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他还算比较好的。”

“哼哼！”她鼻孔里冷冷一笑，“男人嘛，我见得多了，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

我想了想，这位书记的眼睛好像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但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她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想起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像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像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了！”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做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像“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只袖子像拨浪鼓锤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快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子。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一出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过孤单？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画，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有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冈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枯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南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像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支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人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像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

第二章

“哑巴”把羊赶回来了。入圈、点数、饮水、分栏。冷清的羊圈一下子热闹非凡。但是没有人，只是羊在这儿闹——羊挤羊，羊顶羊，小羊找母羊，只有老乏羊用悲观主义者的眼光瞅着同类，冷漠地一声不响。好了！一共二百七十五只，没有少，当然也不会多起来。

羊赶回圈，就没有“哑巴”的事了。不是没有他的事，而是他除了放羊，便不干别的事，连羊只的数目也不数，他光起个牧羊犬的作用。这时，他一动不动地蹲在墙根下，垂着脑袋，瞅着他脚下那双用汽车轮胎做的爬山鞋。我一边轰羊，一边喊他：

“喂，你回去吧！”

“回去吧？”

“我叫你吃饭去哩！”

“吃饭去！”

真没办法！他所有的话都和回声似的，你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干脆不理他，一个人忙活起来。

一会儿，“哑巴”的老婆来了。这是个内蒙古的大脚女人，一张焦黄的扁脸，在这都穿绿军装的时候，独有她还穿着老式的大襟衣裳。还没走到羊圈，在那条小路上就扯开嗓子骂起来：

“我说你咋不死哩？啊！我说你咋不死哩？啊！你这没命的灰熊！每天都要老娘来领你，不领你，你连家门在哪里都摸不着！你要死了，老娘也轻省了……”

我说，“你别骂了，大嫂。他活着，每月还能给你挣三十三块钱哩。别看他摸不着家门，放羊还是比条狗强……”

“我稀罕那三十三块钱哩！”大脚女人吧嗒吧嗒地走进羊圈，“这灰熊不是没命吗？谁叫他把那一万多块钱交上去？交了就交了呗，自己又想不开，落了这身病。唉！老章，我总思谋不开，这人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说，这人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大学问，你能把人思谋得透吗……”

她把重音放在“人”字上。这表明她“思谋”的不是她丈夫。她是在“思谋”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意义。在只注意人的阶级属性的今天，这个生活于荒漠上的大脚女人，居然比写大块文章的批判家想得还要深刻。

不幸的女哲学家用她丈夫赶羊的鞭子抽了她丈夫几下。“哑巴”清醒了，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顺着那条小路回家了。

羊咩咩地叫着。居民点的房顶上有的冒出了青烟。很多人家烧的是蓬蒿，那烟就像魔鬼施的魔法，呼地一下子猛往上冒。

“哑巴”其实不是哑巴。前些年，在大兴背诵“老三篇”的时候，他虽然不认识几个字，用这儿老乡的话说，却也能背得“淌淌流水”。他出身贫农，往上查五代找不出一点瑕疵。从部队复员来到这个农场，因为没有文化，不能像曹学义那样当连队领导，只捞到了一个班长，而且是谁也不愿意当的放羊班长。他一向乐呵呵的，脾气很随和，扛了八年枪也没有改变他庄户人的习性。但在武斗的时候，他却会吐沫横飞地跳到台上来大打出手。他痛恨那些牛鬼蛇神完全出于一片对革命的虔诚：领导上说是坏人肯定是坏人！前一方面的表现，他获得了群众的好感；后一方面的表现，他赢得了领导的宠爱，所以年年都把他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

三年前的秋天，全场的羊照例要赶到山坡草场去放牧，他带着各连队集合来的四个牧工去了。石头砌的羊圈坐落在通向内蒙古的隘口路边，就是我不久前从那里回来的地方。那里满山坡是砾石，洪水冲出的自然泄洪沟中也全是青灰色的石头。但是草长得很旺。据说羊吃了从石头缝里长出的草会特别壮实，因为草的顽强坚韧的灵魂会转移到羊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每年都必须把羊赶到石头山上去一次的原因。有一天，这位还没有变成“哑巴”的班长，赶着二百多只羊在荒山坡放牧，走着走着，忽然在砾石上发现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大沓一大沓人民币。在这么一块和月球上同样荒凉的地方，这包钱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在山坡上蹲了一下午，哆哆嗦嗦地也没把钱数清楚。反正是很多很多！回到羊圈把钱藏好，从此就病了，不停地自言自语，或是嘴唇不出声地颤动，好似在心里计算一连串天文数字。羊，当然是放不成了，但他是班长，别人只好替他放，不久，县公安局来了人，四处查访，终于查到这个羊圈。原来，钱是蒙古人丢的。他们赶了一群马到黄河沿岸去卖，总共卖了一万多块钱。大草原上没有邮局，他们把一包现款绑在马鞍后面就往家走。可是这伙蒙古人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经过隘口时，帆布包掉了也不知道。县公安局根据他们回去的路线，一段一段地调查。最后推定在这个周围几十里不见人烟的羊圈住着的人最可疑。

这座孤零零的羊圈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穿制服的警察把一个个牧工叫到吉普车旁边审问。“哑巴”是班长，响当当的贫农，又害着奇怪的病，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可是他一见到带枪的人就大惊失色，浑身筛糠似的哆嗦，还没有问到他，他就主动说了。几个警察从羊粪堆里挖出了蒙古人的帆布包，点过数，一分钱也不少。

“哑巴”一夜之间出了名。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头衔外，又成了全省农垦系统的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当宣传干事替他整理材料时，他嘻嘻地笑着说：“钱太多了！要是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留着自己花。”他没有了钱，病也没有了，说出了实话。宣传干事当然不能照他说的写，反而用报纸上现成的言词给他编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讲演稿。这样，“哑巴”就上了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垦系统召开的一次先进人物代表大会，还见到了中央的大首长。

从北京回来，他逢人便说，过去他傻着哩，不知有了钱咋花，去了北京，才知道钱能买东西；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要啥有啥。有了钱才能过好日子。话传到团场领导耳朵里，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是他如果再到处乱说，就要把他当成“阶级敌人”。从场部灰溜溜地回来，第二天，他就变成这副模样。

开始，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傻子”，但这时“傻子”正是一个带荣誉性质的褒扬词，譬如说，场部那个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的、比谁都机灵的水利技术员，好不容易才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的光荣称号，入了党。于是大家都觉得管他也叫“傻子”不妥当，后来根据他病情的特点改称他为“哑巴”了。

他顽固地沉默着，谁知道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而人们一见着他，心里也一下子罩上了浓黑的阴影。别人的悲剧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他的悲剧却完全与政治运动无关。使人们觉察到，在政治口号的表层下，在过着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过好日子的、可怕的利己欲望。这种欲望像鬼似的藏在每一颗心的死角，不管什么政治运动都冲击不到它。相反，它还会叫人冷不防地钻出来，把政治给人的影响化为乌有；人们从他身上反省到自己，觉得自己的心里除了“不断革命”的斗争性之外，仿佛也有个什么说不出的名堂，只不过是“哑巴”把它公开化了。这种沉重的鬼胎，像坚冰下面的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啃啮着上面的冻层。

大脚的女哲学家“思谋”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哑巴”惯常地垂着头，跟在拿着鞭子的大脚女人后面，隐没在居民点的淡青色的暮霭中了。魔鬼施放的烟雾笼罩了整个村庄。羊安静下来。悲观主义的老乏羊卧在旮旯里，深深地叹着气，长长的胡须耷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我干完了应该干的活，在曹书记刚刚磨铁锹的大粗石上坐下，点着一支烟。一股莫名的悲哀和烦恼照例地涌上心头。这种情绪来得和时钟一样准。日落、黄昏、归羊、飘零的晚霞、沉淀下来的风、沉静下来的荒原、被流动的空气刻蚀的沙丘、孤傲挺拔的芨芨草和枝桠虬结的荆棘，都渐渐地模糊了、淡化了，于是从心底里渐渐地显现出孤独与寂寞。每日每夜，伴随我的不是羊便是“哑巴”这样的人，广阔的空间，除季节变化就无变化的自然空间，找不到一点点实例来印证我从书中得出的思想。这里仿佛不是人类社会，但又似乎是从飞速旋转的人类社会上甩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泥团。它和人类社会失去了联系却又带着人类社会的原质。这种停滞状态常常激励我要行动，也常常使我灰心丧气，而更多的倒是使我害怕：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了；我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了“哑巴”一类人当中去。

你能说“哑巴”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想吗？然而“哑巴”终归是“哑巴”。世界是铁铸成的，没有感情，没有知觉，不会和你作无声的交流。你要影响它，推动它，至少要大喊大叫，哪怕仅仅是一声在压抑下的呼喊。

然而，今天，在我眺望着黄色的落日慢慢地降到黛青色的山巅时，在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中间，似乎另有一丝思绪，像羽毛一样撩拨得我心发痒。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这莫非是天意？这么多年来，过去结识过的女人都逐渐地淡忘了。韩月屏、马缨花，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便不去多想。在我，在她，都成了永久的回忆。而在我，有时回忆起来还会怀疑：那是真的吗？我曾经有过那样美妙的时刻吗？于是，心肠由于缺乏爱情的滋润而变得硬起来。但是，她那强有力的一划，却在坚石上刻下了很难磨灭的痕迹。至今还很生动、清晰的画面，那线条优美的赤裸裸的肉体，多少次激起我男性的情欲和激情，使我知道我虽然是个披着黑色的、蓝色的、或者如现在这样是披着绿色外壳的“劳动力”，但毕竟是个男人，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至少还保持有性别的特征。她那强有力的一划，那无声而又大胆的呼唤，对此我虽然没有如她那样勇敢地作出反应，却像是我被她奸污了似的。从此失去了我的童贞，尽管我现在三十九岁了还是童男子。

过去的一次次温柔的拥抱，多情的接吻，全被她沉甸甸的周身都能颤动的肉体撞得粉碎；彤红的霞光扰散了桃红色的晨雾。从那时以后，我知道，只要我一想到女人，我马上就会想到她，而不是别人。我的童贞是在她身上丧失的呀！我不相信她只会在我的面前一闪，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我完全没有根据地盼望，她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而现在，她果然又出现在我面前！凡是出现过两次的事物，肯定具有某种意义。那就是命运！

我也知道，已经不习惯温情脉脉的我，早已被野性的情欲所俘获；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改变爱情的方式，爱情的意向，爱情的审美观念。我也和“哑巴”一样了，总是处在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

飘零的晚霞破碎了……

抽完一支烟，居民点房顶上的广播喇叭响了。这个灰色的铁玩意儿，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是我们农工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但它每天重复的都是同一个调子，更证明世界是完全停滞的。流动的只有时间，于是它只起了个报时的作用：该去食堂打饭了。我站起身，卷起铺盖往肩上一扛，关上羊栏，也不等值夜班的人，一溜烟地跑下坡去。

管他娘的！吃完饭去找她！

第三章

蹲在食堂门口吃完饭，我一只胳膊夹着饭盆，另一个肩膀扛着铺盖，回到我原来住的集体宿舍，呼地把铺盖摔在床板上。

“咦！那两个人呢？”看着空出了两张床板，我问盘腿坐在床上的周瑞成。

周瑞成有着一张尖尖的嘴，但面目还是很清秀的。他从他正拉着的二胡上抬起头来：

“都结婚了，光棍汉就剩下你一个了。”

他露出一副讨好的、又是降尊纡贵的笑容。这种笑只有嘴尖的人能做出来。我回敬了他一句：

“总比你强吧：我是没有老婆，你却是有老婆回不去！”

他不做声了，低下头仍拉他的《浏阳河》。他拉二胡拉得相当好，琴声幽幽地带着很深的情感，但是他只拉《浏阳河》，从不拉别的曲子。

他是监狱里的“剩余物资”，原来是农建师的供应科科长。那年，为了填满监狱，从农建师师部和下面的各团场凑集来许多牛鬼蛇神。我们曾在一起关押过。后来，监狱撤销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回了自己的单位，有的还官复原职，唯有他没有被释放，以不明不白的身份和我们几个光棍农工住在这个连队的单身宿舍，已经有好几年了。

琴声在四面土墙中回旋荡漾。我铺好床仰面躺下，看着周瑞成尖尖的嘴和尖尖的胡须。天渐渐地暗了，苍老的周瑞成越缩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影。只有浏阳河水涓涓的清流，极力想从窗户、从门缝泄出这间四壁萧条的小屋，潺潺地淌到外面去。房子是寂寞的，空气是寂寞的，连音乐也感到寂寞。我忽然领悟到他的琴声。《浏阳河》只是配上了词才成为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曲，而那谱子，纯粹是湖南的民歌调。那不太宽的音域和跳动较小的音程，平稳地表现出了忧郁和哀思的抒情性。

我从床上坐起来，带着歉意问他：

“是想家了不是？”

在昏暗中，只见他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前面那张我不能看见的乐谱或是别的什么人、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才小心翼翼地放下琴，长长地叹息一声，但却这样回答：

“哪里是想家哟，是干活干乏了！”

他只敢在“革命歌曲”中偷偷地寄上一点自己的感情，像走私犯一样，用光明正大的运载工具捎上自己的私货，托运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如果他能向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们倒能谈谈天。他是国民党哪个军事学院的毕业生，旧学底子很厚的。但他从来不说心里话，平时也不说笑。有一次，我把我们的集体宿舍称作“光棍委员会”，他听了竟非常害怕，在僻静的角落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哎呀！老章，你怎么能说什么‘委员会’呢？领导上最注意有什么组织了，给人听见是不得了的呀！”而他并不像患有被虐性的精神病，他经常脸朝着墙用一笔端正娟秀的漂亮字体写申诉书。

“怎么样？还没有答复？”寂寞的音乐使我同情起他来，我又问，“我在山上呆了一冬天，我还以为你早就回家了哩。结果你写了那么多，还是不管用。”

“不是不管用，”他认真地说，“是上面没有见到。准是让什么人在中间卡了。要知道，我是立过功的呀。”

“你立过功？”我好奇地问，“立过什么功？难道你起义以后还在解放军里打过仗？”

“唉！你不知道。”他颓然躺下了，仿佛在追忆往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我们在师部集中学习，我们原来起义部队里好些人的历史材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一听就明白了：被他“提供”过“历史材料”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这时不知道是谁平了反，又在农垦系统中恢复了职务，于是“在中间卡了”他的申诉书。

正是他立的功害了他！

而他自己却当局者迷。

“好吧，那你就好好地写，多多地写。总有一天上面能见到的。你总有一天会回家的。”我安慰他说。

哼哼！你等着吧！

我赶快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我碰见过很多爱告密的人，“营业部主任”只是其中之一，这儿又是一个！但他现在好像已经放弃了告密，专门拼命地写申诉了。先是诬陷别人，后是为自己辩护，这也是人的一种命运！

暗夜中弥漫着一股臭烘烘的粪池味。

是不是天气要变？

但也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沙枣花的清香。

毕竟春深了！

她们的房间里点着一个超过规定的大灯泡。我一进门就眯缝起眼睛。

“嗬，你们在干什么？在下棋？”

她抬起头，哧哧地笑着。

“谁在下棋？这不，马老婆子叫我替她写申诉书哩。”

她们俩面对面地低着头俯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摊着一张白纸。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手里捏着一支笔。

马老婆子说：“老章，你回来了，我看还是请你写。你文化深。”

“对不起，我从来不替人写申诉。”我说，“要是你申请登记结婚，我就替你写。保证上面批准。”

马老婆子骂道：“死鬼！我结婚？我跟谁结婚？怕发昏去吧！”

我嘻嘻地笑道：“跟周瑞成吧。他老婆跟人跑了恐怕他还不知道哩，你们两个正好是一对，他也在写申诉书。”

马老婆子也笑起来：“你呀，从来就没个正经。我的小兄弟，你这辈子就是这张嘴害了你！”

“你才说错了！”我随随便便地在马老婆子的床上坐下来，这张床正在她的对面，“我这人从来就是正正经经的。只是现在人把正经话当成了玩笑，倒把荒唐事当成正经。再说，我前后五次的罪状上都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我这样的人你还请我来替你写申诉书？只怕越写越糟，再把你关进去！”

马老婆子八岁就给山东的一家小地主当童养媳，当了八年老家才解放。丈夫比她大十岁，战乱中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老家的贫农团长看上了她，但这个十六岁的小媳妇却糊糊涂涂地拒绝了幸福。这位团长恼羞成怒，一直等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才找到机会，给她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含悲忍泪逃到偏远省份的这个农场当农工。而紧跟在她后面的那张“通缉令”终于在一九六三年“社教”运动时找到了她，于是农场把她当成“逃亡地主”判了三年刑。虽然她早就刑满释放，但至今仍然是“地主分子”。她写申诉书，是要求摘掉她头上的这顶不合适的帽子。可是她曾亲口告诉过我，那位贫农团长现在已经当了她老家的公社书记。地主的甄别是必须通过当地政府的，这不等于把申诉书往字纸篓里送吗？

人活着必须有希望，我不忍心灭绝她的希望，只好跟她开玩笑。

“老章，你也申诉申诉吧。看你，都快四十岁了。你要是平反了，还能到学校教书去哩。”马老婆子望着我，诚恳地说。

人都以为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希望别人也来尝一尝。

我从口袋里掏着烟，眼睛看着马老婆子的脸。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她只比我大四岁，却好像她活过的每一天都在这张脸上划下了一道皱纹。怪不得连七十岁的老汉也叫她“老婆子”。

你回家去吧！我想，回到你的老家去！你这张脸就是最好的申诉书！让那位过去的贫农团团长，现在的公社书记瞧瞧：“你还认得出你追求过的漂亮小媳妇吗？！”如果他还有一点心肝，他肯定会给你平反的！

但这种人恐怕连一毫克的良心也没有！

然而，她还在希望着。不但自己抱有希望，还要把希望与别人分享。隐藏在纵横交错的皱纹下的善良，使她的脸上还经常会放出一点十六岁的光彩。

“我跟你不一样。”我点着烟说，“我先是右派，后来又成了反革命，我都不知道应该申诉哪一件事好了。你把你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就万事大吉！你写吧，总有一天会给你搞清楚的！”

我这是真心祝愿她。

“唉，”马老婆子笑着叹了口气，“能搞清楚就好。戴着帽子的日子真难过！”又转向她问道，“咱们写到哪儿啦？一九六三年……”

“等会儿写吧。”她放下笔，向墙上一靠，“有人来了，还不聊一会儿。”

“是呀，是呀。”马老婆子慌忙道歉，“你看，我为了自己的事都晕了头了。你们坐着，我去找点墨水去。”

马老婆子有意避开了。

是个有眼色的老婆子。

但她却不识贫农团长的抬举。

结果……

沙枣花的香味更浓郁了，像雷雨之前那样，从窗户中、从门缝里飘逸进来。在那间小屋，里面的一切都想出去，在这间小屋，外面的一切都想进来。

我问：“你怎么不自己也写个申诉？”

“嘿，无聊！”她落寞地笑笑，“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是我错，就是他错。既然我已经劳改过了，还提他干啥！再说，就是给我平反了，那三年时间能给我找补得回来吗？”

我无话可说了。她比我还看得透。

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领口的纽扣敞开着，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前胸。皮肤仍然是黄白的，不用抚摸就感到它温暖而光滑……我微笑了。

“你应该写申诉。”她说，“你就从右派问题上捯腾起。后面的事，其实都是从第一件事上闹起的。你平反了，没准真跟马老婆子说的那样，还能去教书哩……”

“算了吧，”我摆摆手，“就是因为要从根子上捯腾起，所以现在我才不捯腾。”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

我把眼睛从那三角形的胸脯上移开，想了想应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知道？”她坐起来，“邓小平都平反了哩。”

“哦？”这倒是个让我惊奇而兴奋的消息，怪不得现在写申诉书成风，“是真的吗？”

“当然，人家都出来工作了。”

她白天想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个！

这本来应该是从报纸上、广播上宣传得人人皆知的事情，报纸广播的背后，肯定还有一份份从一位数直到三位数的“红头文件”。但在荒僻的居民点，在一个由风暴无意识地抛来的杂物凑合起来的小村庄，在住在这个小村庄的我眼里，从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像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画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可是那曲里拐弯的笔画构成了一座真正的米诺斯迷宫，局外人注定是不可理解的。最高层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它的力经过无数传动杆传递到下面，到此地，好像要经过月球把太阳的光反射到地球上来的相同里程，我们的神经末梢只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颤动。在这里，大至粮食定量的增减，小到今天书记主动“请”我抽一支香烟，你就在这里面去捕获微妙的信息吧。理解是不可能的，完全得凭感觉，于是一切都神秘化了：陨石、地震、母鸡司晨、怪胎、毛孩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自然现象，和越南停战、西哈努克访华、姚文元的大块文章、国宴上姓名的排列以及在曲径小道旁开出的新闻之花，对社会的影响仿佛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天人合一”学说盛行的时代，我们又返回中世纪。我努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理解规律，书上的东西全是明明白白的，我大致知道社会要往什么方向去。这种理解不但是支持我生存的梁柱，并且化为我灵魂中直觉的触须。但一接触实际，一切都紊乱了：那些传来的信息呈非线性排列，而且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它们逸出了常规，并且干扰了直觉，就和飞机施放的金属雨干扰着雷达波一样。

但是，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一股火焰穿过烟囱，一股热流贯穿我周身的血脉。同一条船上翻下来的，不管是先翻下来的或是后翻下来的，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爬上了那条大船，并担任了船长，他当然首先要指挥营救。至于那条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以后会向哪儿开，得等到把所有的落水者捞上来再说。

她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我。一对女人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但却像羊的眼睛一样温顺、怀疑、警惕、游移。而这时我能向她说什么？一种朦胧的感觉不能算是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难以进入那座迷宫。我并不想把那条大船击沉：既然我已经落水了，大家都下来吧！这条船应该有我的一份！我只想回到大船上去，晾干我的衣衫，舔净我的伤痕，在阳光下舒展四肢，并在心灵深处怀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参与制定船的航向。十几年来的经验已经说明了：可以由一个人掌舵，但不能由着一个人把船爱向哪儿开就向哪儿开。但我能把这些说给她听吗？

电灯泡雪亮。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光明了。羊圈里几个月来点的都是上一个世纪的煤油灯。我喜欢那种黑暗中的温暖。在黑暗中想象着呢喃的细语，轻柔地抚慰我寂寞的神经……而现在我面前竟坐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而且是她！她在劝我，用那款款的动听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又言不及义，仿佛有弦外之音。我忽然悟到了她目光中询问的意义：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和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难道除了“申诉”、“平反”，就没有别的话说吗？

她的目光中不仅有询问和游移，那闪闪烁烁的光波里还有期待、盼望和默许。仿佛她已支好了一种架势，只等待我猛地一击。但她又决不会进行抵抗，她准备好了在我的一击之下全面瓦解。我坐在这边床上，她坐在那边床上，中间是一条褐色的泥地，不足两公尺。这真正是一条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你把它当成森严壁垒就是森严壁垒，你不把它当回事它便会化为乌有，弹指一挥就能抹去。时间在默默地流淌。她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诡谲而神秘。那大胆而又无声的呼唤在岑寂中频频作响；虽然她穿着衣服，但薄薄的衬衫下有鲜明的轮廓。一个赤裸裸的肉体又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它刺激起人投身进去：勇敢、坚定、进取、占有、在献身中获得满足与愉快，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事怎么都挤到今天一块儿来了？这是值得庆祝的！我好像已经半解放了！我脸上泛起了诡谲而神秘的微笑。我想她能理解，我想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既然她能识别男人不同的眼睛。那黄色的内分泌不断地增加，我醉醺醺的。我体会到一种惶惶不宁的幸福，一种极为快乐的紧张。我又觉得口干舌燥，像在芦苇荡中一样……

但正在我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时候，马老婆子却推门进来了。

“唉！四处找不到墨水。”马老婆子向我和她的脸上搜索似的各瞥了一眼，“真命苦，写个申诉书都这么困难。”

“你到办公室找去，”她怂恿她，“会计那儿有。”

“嗬！那可了不得！”马老婆子佯装惊吓地说，“那曹书记又要问了：你写啥？你又没亲没故，难道是写信？肯定是写告状信！”

我们都轻松地笑起来。马老婆子满布皱纹的脸上又露出十六岁的天真。

“还是你们好，”马老婆子说，“要不在乎它，也就不愁了。”她又在木箱前坐下来，操起一件缝了一半的衣裳，头埋在衣裳上，单刀直入地说，“真的，我不是说笑，你们俩正好是一对！”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马老婆子是好心，可是太急切了。

我说：“你大概是指我不写申诉，她也不写申诉吧。那么，你写申诉，周瑞成也写申诉，你们不也正好是一对吗？”

“你又没正经了！”马老婆子把针在头皮上一刮，“我说的是真格的！你们俩都劳改过，谁也别嫌弃谁，年龄也相当；你有文化，人家文化也不低，上过初中哩！黄香久一搬进来，我就想到了，就等你回来呀。”

“去、去、去！”她笑道，“我再不结婚了。这辈子结婚结够了！”

“咦！”马老婆子教训她，“咋能不结婚呢？女人天生下来就是跟男人配对儿的。”又说，“我是没人要我，有人要我也结婚！”马老婆子的决心倒挺大。

“怎么没人要？”我说，“原先那个贫农团长就要，可是你不跟。”

“那不行！”马老婆子正色说，“他有妻有子的。他要是没家，我也跟他了。他人还挺不错哩，长得人高马大的，能踢能打，是块当官的材料。他给我戴上帽子，本想压压我的傲气，没有别的。”

看来她还恋着他。可是他却把她逼得离乡背井，劳改三年。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满地问。

“那其实也不是他闹得我受不了，是老家吃不饱。逃出来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咱们是成帮成伙地逃的……可就是我倒霉！”

“可是你要想想，那张通缉令还是你那位团长发的呀！”我想说，你别这样痴情了！

“唉！他只是想把我抓回去，放在他的跟前。谁想碰在这运动上……”

没有办法！这真如黄香久说的：感情上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我看看黄香久，她只是瞅着马老婆子笑。这种笑意味深长，是同情她？是鄙视她？是讥讪她？抑或是鼓励她再提我们两人的事？……

从她们房里出来，满天星斗，黑暗中，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这儿的女知识青年何丽芳，用哈萨克民歌《送你一朵玫瑰花》的调子轻轻地唱道：

我的价钱并不高

尼龙袜子两麻包

要是你觉得过意不去

再加一块罗马表

“哥儿们，”她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咋样？你这一冬天在山上捞足了，‘大团结’总存下七八张吧？”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我说，“明天去吧。”

“晚了才好办事呀。我们那一口子回北京探亲了。”

“你也不怕黑子回来撸你！”

“哼哼！他在外面也是这样，靠两根手指头挣钱。”她的眼睛在墨似的暗夜中像猫眼一样闪光，“这会儿，谁管谁呀？！”

“回去睡吧，”我劝她，“黑子跟我是朋友，我怎么干得出来？……”

涓涓的细流在一点一点地啃啮上面的冻层……

我仰天叹了口气：我怎么能把人“思谋”得透？

第四章

罗宗祺两脚悬空地骑在大梁上。所谓大梁，不过是根胳膊粗的木头。他在盖他家的小厨房。

“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我劝你不要抱多大希望。”他把钉子对好了部位，挥动起钉锤，“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当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但我这就告诉你，我能不能扭转乾坤。”

咚、咚、咚！他好像很气愤，又似乎要叫我清醒。我走了一上午，从我们团场到他的团场足足有四十里路。阳光明净极了，使我想起大海。我要到他这里来求教那些象形文字。他能把我领进迷宫。但他刚把我领到第一道走廊，阳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茶很酽，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茶了。它会把带血的肉食化得精光。一杯茶就能把我从食肉动物变成人。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帘的房子里还响着呼呼的声响。那是朱蜀君在为我剁饺子馅。有肉有面就行，为什么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这一切我都不太习惯了。还有这小院：蜀葵虽然没有开花，但已经长得很高。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红柿、辣椒、茄子的绿苗。黄土用筢搂得茸茸的，仿佛一条地毯。两只灰蝴蝶在漫无目的地翩飞。靠墙还有一棵小杏树。

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种回到家来的感觉，尽管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酝酿着要讲话的冲动。

罗宗祺继续说：

“我是这里的团场长，可是给我配的搭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老太婆原先是秦渠农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当然一筢子全搂了进去。她女儿往牛棚里给她写信：妈，他们不让我加入红卫兵，咱们断绝关系吧，哪怕暂时假装一下也行。可她是怎么回信的呢？她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儿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装的——跟她断绝关系，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不要‘温情主义’，要她坚决革命到底。结果，一个十七岁的丫头成了一个凶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据说打断了两个老地主的骨头。你想想，一个连妈都不认的人还认得谁？只有这样中了邪的妈才会教育出这样中了邪的女儿！

“好。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现在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说，让农工们自己种点菜吧，这儿荒地多得是，业余开点荒，调剂调剂生活也好。菜刚长出苗，她就派拖拉机去全犁掉了。我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的一个茄子、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都是社会主义的财富，为什么不让他们种？她说，社会主义财富只能是在国有企业里生产的，个人生产的一律是资本主义。她还背了一大套语录，我当然说不过她。从此，我们两个见了面都不说话，她走东，我走西。老章，你想想，一个团场长，一个党委书记，是这样的关系，工作能搞好吗，连在二者之间取个平均数都不行，双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终等于零。

“从这点，我就推想小平。那老太婆至少还不是过去整过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里划一条船。你想想，把一群惊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饿狼放在一条船上，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周总理还病着。哼哼！……据我看，这只能是悲剧的继续！”

他停下手中的锤子，居高临下地瞅着我。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观主义的老乏羊。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个懒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喂，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

“在中国，没有观众，都是演员！”他断然地说，“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互相对换一下。你不过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怎么样？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吗？……”

罗宗祺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长脸，如果他那对炯炯的眼睛再深一点，挺直的鼻梁再高一点，活脱是一个英国的福尔摩斯。一九七○年，我们一起蹲过两年监狱，共盖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个饭盆，因为曹学义以前的那位连队书记，连朱蜀君送来的一根筷子也要没收。在一个被窝里冻得索索发抖的时候，我曾向他说，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什么根据也没有，只觉得他像我认识的一个被枪毙的劳改犯。这个劳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灯泡”，也是个秃头，两个人脸上的法令纹和下巴都很相似。开心地笑了一阵，便不感到那么冷了。他每天请罪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不是低着头，而是歪着脑袋，仿佛在沉思。从他那一长串请罪词中听出来，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过整，一九五七年包庇过“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六年终于被划拉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他却不知道这个“司令部”设在哪里，指挥过什么战役，于是惹恼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员会”。监狱里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没有背这么多历史包袱，早已是厅部级干部了。

“我看透了，”他骗拢腿，从房顶上爬下来，一边爬一边说，“现在最好是给自己盖个小厨房啊，打件家具啊……哎，老章，我自己用汽车轮胎绷的沙发还是挺好的，跟弹簧一样。你进屋里来试试。”

虽然他五十多岁了，但手脚还很灵便。“我没有发胖吧？”他站在地上洋洋得意，“人还是应该蹲蹲监狱，一来对身体有好处；二来蹲了监狱你才知道，同志常常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人，而是在一起坐过牢的人。”

我们掀开帘子进屋，在他亲手做的沙发上坐下。我说：“老罗，我觉得，我们的悲剧不光是因为人和人的相互牵制，实际上是我们的制度有了毛病。”

“是呀。可是你要改革制度首先要调整人和人的关系。”他倒着茶说，“要我和老太婆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别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连盖个公共厕所的决议也通不过。”

“还有理论，”我突然发作了一种幽默感，“我觉得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杜林主义……布哈林主义，还有秃林主义！”我笑着说，“国民党实行所谓的‘三民主义’，我们在实行‘三林主义’！”

“这话怎讲？”他张张嘴问我。

“这还不明白？杜林主义，就是唯意志论、唯暴力论；布哈林主义：你听布哈林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无产阶级要机械地消灭自己的敌人布尔乔亚是容易的。但是，布尔乔亚将凭借几倍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反回头来将无产阶级吃掉。因此，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经过文化革命。老罗，原来发明文化革命的不是咱们伟大的领袖，布哈林早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登记了专利权。至于秃林主义，那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搞个人崇拜。”

“你呀，”他笑道，“怪不得你老挨整，把你打成反革命一点也不冤！”

这时，朱蜀君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了。“一个反革命，一个老右倾，该上桌吃饭了！”她眯缝着眼睛笑着说，“老章，你有一年多没上咱们家来了，一定要多吃点。”

她挺着高高的胸脯，卷起衣袖，露出胖胖的胳膊。她的女儿替她掀着门帘。简陋的砖房里顿时有了一种宴会的气氛。我忽然兴奋起来。很久没有和人进行这种聪明的谈话了，虽然我天天和羊这样说。

“还有理论，现在搞得极其混乱！”我坐在简陋的砖房里、拿着发黑的竹筷子，吃着肉馅饺子，却像坐在会议桌上主持一个会议，“我们现在的任务，倒是真正地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比如，那个老太婆向你背《毛主席语录》的时候，你满可以用列宁的话反击她。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列宁连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都不禁止，何况让农工业余种点菜了。”

“唉，那都是列宁在过去说的话了……”罗宗祺咕哝着。

“是呀。”我微笑着说，“我们现在不正是在领袖的过去的话里打转吗？你用这位领袖过去的这句话来对付我，我用那位领袖过去的那句话来对付你。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死人抓住活人，我们现在理论发展的表现就是理论的不发展。我们如果要在这窒息的情况下谋求发展，就是善于挑选有利于发展的语录。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能用于创造，只能用于选择。这就是我们理论的悲剧，它的最后一幕就是把我们全体领进死胡同。”

罗宗祺一面嚼着饺子，一面用心地听着。他又像请罪时那样歪着脑袋，说，“那么，照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吗？现在什么都谈不到了！只能先照列宁的话做：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我想着和我在一个连队的农工们——“哑巴”、马老婆子、黑子、何丽芳……“要叫他们能过上人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改革我们的制度，而改革制度的最主要的基点，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八页上……”

“哼哼……”罗宗祺用鼻孔笑道，“你背得真熟！喂，老章，你想过没有？”他严肃地说，“你应该把你学的这些心得写下来，写成论文的形式，现在没有用，将来一定有用的……”

“我怎么写？”我苦笑了一下，“你还记得那个周瑞成吗？我现在跟他住一间房。原来那家伙过去是爱打小报告的。而只要我有一行字落到他们手上，我就不能到你这儿来吃饺子了，弄得不好，他们还要请我吃三毛六分钱一颗的花生米。”

“老章，”朱蜀君一直站在我们旁边督促我们吃，这时插嘴说，“你也应该结婚了吧。有个家，就方便多了……”

“对了！”罗宗祺把筷子朝桌上一拍，“你最好有个家，自己有一间房子，你写东西有谁知道？现在正是比较松的时候，他们会批准的……”

“为了写论文而结婚？”我笑了笑。他的女儿也在旁边偷偷地笑。

“就是不为干什么，你也得结婚呀！”朱蜀君说，“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帮你。”

“经济上倒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没有那一个人！”

其实，我心里想着，那一个人已经有了！

云层先是低低地掠过地平线，然后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将群山笼罩住了。暗绿色的麦田上空，穿梭翻飞着无数黑色的燕子，焦躁慌乱地鸣叫着。空气中已含有潮湿的土腥味。齐刷刷的小麦杌陧不安，窸窸窣窣地在等待雨的降临。

来的途中天晴气朗，回去的途中乌云沉沉。但在这阴沉的天气中，颤动着兴奋、颤动着希望。忧郁的主旋律下有一个明朗的对比复调。

我在田野上大步地走着。一会儿，大滴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土路上腾起白烟，白烟沿着土路滚滚而来，仿佛后面有什么怪物在驱赶。林带地和庄稼地猝然响成一片。冰凉的雨点打在我脸上，即刻就向下流淌。这时我才感觉到我的面孔灼热。是的，我在暴雨中找到了一个洞穴。罗宗祺的话好似使这个洞穴更明亮了。结婚，这个词真不可想象！这件事真不可想象！我从前想象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以这种不自由的身份结婚，和与我身份相同的女人结婚。想象总是美丽的。那是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我的新娘披着白纱……而这个新娘却是她！这太出乎我意外了。那么，我曾想过我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吗？没有！除了那一件白纱礼服以外，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样。她总是随着我审美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自由的想象使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色之徒”。而在白纱礼服变成了黑色的囚服以后，在号子里做的梦中，妻子就仅仅是女人而已；反过来说，任何女人都能够作为妻子了。因为失去了自由，正常人的一般正常生活既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又何必花心思去构想一般的幸福生活？没有希望也就不会有失望，最大的希望却又隐蔽在没有其他的一切希望之中。这样，失去的反而会在感觉中以为是得到的；一次较轻的刑罚还可以认为是极大的侥幸，倒能使自己在接踵而来的刑罚前面乐不可支；把颠沛坎坷当做是生活的丰富多彩，把饥饿冻馁看成是天将降大任之前的磨练，做一个把磨鬼当成风车（而不是把风车当成魔鬼）的现代堂吉诃德，才可以使自己活下去。

但是，真的结了婚——就是跟她结了婚！有了家——就是目前我和周瑞成、或是她和马老婆子住的那间房！有了妻子——就是她！那么我就会牢牢地被绑在一个什么东西上；琐琐碎碎的现实生活，都会像从天上下来的这大滴的、冰凉的雨点，结结实实地砸在我的头上，使我变得现实起来，失去了在想象中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资格。我也如同这大滴的冰凉的雨点，从云端一下子结结实实地栽进土地里，很快就被干燥的土地所吸收，最后变为一撮烂泥。

然而，那赤裸裸的、柔软而又生气勃勃的肉体，始终吸引着我，使我激动，使我兴奋。我的面孔灼热，我的浑身滚烫。冰凉的雨点打在上面，立刻像落在烙铁上一样蒸发出一股白烟。

况且，家，也就是洞穴，这是人在史前时期就必须要有的栖身之地；家，就是窝巢，据说有巢氏正因为发明了这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被拥戴为皇帝。而在我，家，就意味着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了几平方公尺的天地。罗宗祺说得对！要在乱糟糟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划出几平方公尺的清净土地给自己。于是我就独立了！我是拥有几平方公尺的独立王国的主人！且让我在这个独立王国中，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

过排水沟的时候，鞋吸在泥里了，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去他妈的！干脆扔了它！也许她还会给我做双新的哩！……我这样想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集体宿舍。

“咦！你怎么不在林带地里躲一躲？”周瑞成从他面前的一张纸上抬起头，他又在写申诉，你写吧，你写吧，哼哼！真是悲剧的继续……“你看你，浑身都淋透了。”

他又露出那种讨好的而又是降尊纡贵的笑容。今天我看见这种笑容好像格外讨厌。跟这种人住在一起觉得格外不舒服。

“妈的！这点雨算什么！放羊的时候，遇见过比这还大的雨哩！”

“咦！”一会儿，他瞅着窗外，笑容变成了幸灾乐祸的讥讪，“你看，太阳出来了！”

果真，窗户对面，前排房屋的后墙上，出现一片淡淡的黄色的阳光。原来我遇见的不过是一场过路雨。

“妈的！天也跟我作对！”我蜷在被窝里咕囔，“喂，老周，咱们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完呀！”

他的一张苍老的瘦脸立刻涌满疑惧。他以为我又会说出什么“反革命言论”。这会给他带来麻烦：是汇报？还是不汇报？汇报了我抵赖怎么办？……

“我看，只有娶个老婆，这个日子才算到头了。”为了不使他心慌，我把心里正在想的话说出来。

我望着屋顶上熏黑的椽子：这间房子怎么收拾呢？……

第五章

“你放马去咋样？”曹学义笑眯眯地问我。

他见我答应了，掏出烟来给我一支。“放马也很轻省，就二十来匹牲口。上午打出去，下午打回来，不用跑远的地方。夜班由别人喂，你不用管。”好像他特别照顾我，让我去干最舒服的活似的。其实我知道，队里除了我再没有人会放马。现在，人们只是迫不得已地拿一把锹在大田混日子，别的劳动技能都无心去学。

“那么，谁跟我一块儿放呢？”我点着烟问。

“你看谁行？”

“我看‘哑巴’行。”

他笑道：“你怎么偏偏看上了他呢？把他抽下来，谁放羊？”

“那你叫别人来给我搭手，不也得从大队上抽一个人吗？”在时兴大喊大叫的年代，哑巴是最好的伙伴。

他想了想：“好吧，队上再研究研究。”

此刻，我们蹲在麦田旁边的地埂上，看着从田口汩汩淌进来的水流，围着小麦的根部蔓延。前几天下的一场雨把我淋得浑身湿透，却没有把麦田灌足，我们还要浇第二遍水。今年春小麦长得很好，田边有的麦子已经开始怀苞了。农作物有所谓的“边缘优势”，长在田边地头的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可是人最好是挤在人堆里面。

但我总是挤不进去，一直迎着运动的风头。

结了婚试试看？钻进洞穴里，和大家一样生儿育女，是不是能混进人堆去？在监狱时，审讯人员就指着我鼻子说：“章永璘，你不是个简单人物！你三十多岁了还不结婚，你等什么？人还在，心不死！你是等变了天以后再娶老婆！……”不结婚也会引起他们怀疑，而怀疑就是罪状！

广播喇叭又响了。金属的声音在湿润的空气中传得很远。它在播送午间新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进行阶级教育，在先进集体、先进人物的带动下，开滦煤矿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破除雇佣观点，增加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共产主义精神大大发扬，新人新事不断涌现；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技术革新的发展……”

我支起耳朵听了半天，只知道了开滦煤矿的工人也信“天命论”，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

这样的“新闻”我蹲在田埂上也能写十几条。

曹学义不知怎么也叹了口气，对广播骂了一句“他妈的”，站起来，折了根柳树枝，像京剧中策马那样，一路挥舞着走了。

马老婆子这时才从我身后的林带地里钻了出来。她一手扛着锹，一只胳膊夹着捆干柴。单身的女农工都不在食堂吃。她们有本事自己做饭，并且在做饭中获得女性的乐趣。

“老章，还不回去？广播都响了。”她从广播里听到的信息就是收工。

“这块田还没有浇满哩，我还要等一会儿。”我笑着问她，“怎么样？”而我看她那张脸又放出了十六岁的光彩，已经猜到了一大半。

“她叫你自己去说哩！”她也在我旁边蹲下来，“没问题！”她信心十足，“你别听她说不结婚、不结婚，可心眼里巴不得有人来找她。女人都是这样……”

“你怎么跟她说的？”我向她靠近点，“她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跟她说了是我叫你去说的吗？”

“当然，我当然说是你叫我去说的啰！她光是说：‘你让他自己来。’”

“你看有把握吗？别弄得我下不了台。”

“我不是说了吗？没问题！”

黄河的水一流进麦田就变成了白色的泡沫，并且不停地欢快地咕咕叫。我觉得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于未来我倒没有多想。难得的是我迈出的第一步就没有受到挫折。这在过去十几年中似乎还没有过。

“那么我什么时候去说？”

“还‘什么时候’！难道你还要挑个黄道吉日不成？”马老婆子指点我，“你今天晚上就去。你一进去，我就出来。”

“我怎么开口呢？”

“那还不好开口？看你这个聪明人！我已经给你开了头了嘛！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再说，保险成！”

“你怎么知道保险成？”

“哎呀！你看你！非要打破砂锅璺（问）到底！我们俩在一个屋子住了两个来月，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像她这样结过两次婚的人，她还要个啥样的？想嫁当官的，当官的不要她，别看她长得不赖！想嫁工人，户口进不了城。她嫁了你，只怕她美的……”

我稍稍有点不快，我现在希望人家说她好，希望说我要得到她非常困难……

晚上，我到她们房子里去了。我推门的时候忽然感到，这并不需要勇气，并不怎么神秘，完全不像浪漫主义小说上写的那样有一种玫瑰色的气氛。

房间真的跟洞穴一样，不过点着一盏很亮的灯泡。房间的格局和我跟周瑞成住的那间完全相同，只是干净一点，整齐一点。农场所有的房间都有畜笼式的同一性。十年来“大批判”的发展剥去了人的一切发展，顶峰也就是出发点，于是我们最终还原为生理学意义上的男人与女人，返回到猿刚变成人的那一瞬间。抢亲、拉郎配、父母之命、礼聘、私订终身，直到自由恋爱，那都是以后的事。既然我们刚刚才变成人，还带有灵长目动物的原始性，那么我们相互闻闻身上的气味就行！

果然，马老婆子笑嘻嘻地嘟哝了两句，就拿着她手上的针线活出去了。我一点也没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

“你来啦，坐嘛。”黄香久放下手里的书，拍拍她的床铺。好像她已经知道我要来。床上新换了一条洗得很干净的条格布。

“看的什么书？”

我以为我有话可说了。我拿起书看了看，原来是半本《实用电工手册》，连我也不懂。

“啥书！马老婆子剪鞋样的。”她笑了笑，“我还看啥书，识的几个字都快忘光了。”

“可以继续学嘛。”我心不在焉地说。我撂下书，想就势坐在她拍的地方，但那本书恰好撂在我最适当坐的地方，我只得又坐在马老婆子床上。

她又拿起《实用电工手册》哗哗地翻，低着头拣着看里面的图画，仿佛很专心致志。书里没有一张画片，只有几幅线路图。

我掏出烟点着，默默地抽了几口。我的精神恍惚游移，因为一切离我原来想象的都太远。求婚，完全不应该是这样的场景。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卿卿我我，分花拂柳，含笑不语，口舌生香，陈仓暗渡，桃源迷津……这不是谈判，而是两份情感的化合，立即就会在化学反应中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结晶。可是，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

一瞬间，我怀疑我选择错了，我完全不应该迈出这一步。我突然产生某种厌恶和烦躁的情绪，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反对我自己。我开始仔细地看着她。这次却是用一种冷静的购买者的眼光。她不能算是很美，但她的脸，她的黑得发亮的头发，的确具有女性的魅力。和马老婆子迥然不同，她的脸上根本找不出一点她生活的经历。只有成天抱着非现实的幻想的人和成天什么都不想的人才能保持青春。那么她是哪一种人呢？她脸上有一种很纯净的天真。这种天真使她的面部泛出一层非现实的、超凡脱俗的光辉。然而，再细细地看，这层超凡脱俗的光辉下面，似乎又掩盖着成天什么都不想的愚蠢。于是，这张脸成了一张十分耐看的脸。叫人捉摸不透：她究竟是愚蠢呢还是天真？

但是，她端端正正靠在墙壁上的上身，那副像猫似的慵懒的、好像经常处于等待人去抚摸她的神情，千真万确就是我在八年中的想象。一个幻影而又不是幻想。微微耸起的乳房和微微隆起的小腹，仅在视觉上就使人感到具有弹性。她身上没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无性别的地方，仿佛她呼出的气息都带有十足的女性，因而对男人有十足的诱惑力。这个发现，使我内心里陡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危险，却并不知道会有哪种危险。可是，又正是这种危险感刺激起我非要向前一跃，非要试探试探……

“马老婆子跟你说过了吗？”我终于开口了。

“嗯。”她终于抬起头来，用微笑的眼睛看着我，“说过了。”

“怎么样？”我问这话的语气就像是邀请她去散步。

“你为啥叫她来说呢？这事最好咱们自己谈。”她说这话的语气就像是讨论我向她借钱。

“我们自己谈也好。因为……因为，”我有点招架不住了，口齿不清地说，“因为我过去，过去没谈过这种事。所以才请她……”

“你过去真的没谈过？”

“真的！”我向她坚决地保证。实际上，所谓的“过去”我是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的。一九五七年以前连我自己也不以为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

“咋会呢？”她虽然还微笑着，但却抱有怀疑。

“你想想，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就不断地在运动里当‘运动员’。”说到这方面，我流利起来，如数家珍地向她报了我的履历，“你看看，我还有工夫谈对象、闹恋爱吗？”

“唉！”她摇摇头，“真难为你！”但随即她又笑了，“那么，还要我来教你？”

我涎着脸笑道：“你教教我也好。”我觉得跟她在一起生活会很轻松。

“老实说，”她突然变得很正经，“到咱们这个年纪，又经过这么多事，‘啥恋爱’都谈不到了。主要是要成个家，像大家伙儿一样过日子。”

“这点正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说。可是我心里觉得我们想的并不完全相同。

“这样，咱们谁也别说谁……过去的事，都别再提了！”她蓦地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我理解她是在用一种强硬的态度维护她的弱点。我低下头吸了一口烟。我想，我在感情上也不多么贞洁。难道我没有爱过别的女人？并且是真正地爱？

我点点头：“当然！既然是、既然是……”

这“夫妻”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既不习惯，又别扭，而且中间隔着两公尺的距离，纯粹像是在谈买卖。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人都很可笑、很奇怪、很狼狈。

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站起来，从床上拿出一个绿色的铁皮暖瓶，又拿起一个玻璃杯，问我：“要茶叶吗？”我说我不要，并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这时我才发现她脸上充满着温情和柔顺。水倒进杯子里，发出细语似的声音。水是没有形状的，它倒进杯子里就成了杯子的形状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诗蓦地闪过我的记忆。

她把水放在我面前的木箱上，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和杯子一起伏在木箱上。我们立即缩短了距离。这时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伸手就能抚摸到她。但是，她却问了这样的话，又使我的念头退缩了回去。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呢？”她撩开搭下来的额发问我。

“我现在，有七八十块钱。”我说，“不过，我还可以向人借……”我想到了罗宗祺。

“不要借。”她撇撇嘴，“借了还要还，一月一月捯不清……你咋就存这么点钱？单身了这么多年。”

我又觉得手上冰凉。我端起杯子喝了口热水。

“怎么能存得下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月二十七块钱工资，要吃饭、要穿衣、要抽烟，七扣八扣……要不，我把烟戒了吧。”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决心，在劳改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戒掉。但这场戏的发展规定了我要说这句台词。

“不用戒，”她说，“以后在别的上面省一点就行了。我还存下钱来着……”

她低着头用食指划着箱盖上的木纹，好像在等我问她。但我没有问。于是，她抬起头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比你多得多！”

我也朝她一笑。我想，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一律是农工一级工资——二百七十角！还能有什么富裕？

“那好嘛，以后你当家就是了！”我说。

“那当然！”她像得胜似的笑起来。

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奇异。原来是一个幻影，我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叫她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这个幻影从脑海中浮上来，跳出来，完全脱离了我，成了站在我面前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以后，她所做的、所说的，竟然和她在我脑海中时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原来以为我非常熟悉她，而现在却觉得她很陌生。

可是她却比在我脑海中时生动，有立体感和肉质感。她温暖的、带有一点葱味的鼻息微微吹拂着我的脸；她丰满的胸脯随着鼻息一起一伏。她的肩膀是滚圆的，结实的，两条美妙的曲线连结着她的两臂……这样，她又和那个幻影叠合在一起了。

看来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我们在沉默中互相期待。她的手指在木箱上不安地划动；我坐在马老婆子的床上也惴惴不宁。但仿佛那一套非常现实的讨论已经败坏了房子里的空气，压抑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难以突破那一霎时就能突破的界线。

等了片刻，她又抬起头问：“你看上面会批准你吗？你现在这样的身份。”

“我想会的。”我苦着脸笑了笑，“你不是说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了一点吗？”

她也笑了。但笑得没有劲头，没有内容，没有方向。笑得很惆怅，很迷惘。

“唉！咱们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吧。”她感慨地这样说。

我忽然很受感动。原来，我们结合的根在这里！她这时才真正发射出潜在于她身上的吸引力。我想握住她放在木箱上的手，轻轻地把她拉进我的怀里，可是黑子突然在院子里大声骂了起来：

“老子超了假，我看哪个‘丫亭’的敢扣老子的工资！啥时候了，还搞‘管卡压’呀？！叫那些‘丫亭’的上北京去……”

接着，又传来曹学义的声音：

“咋啦？黑子，你疯啦？谁说要扣你工资？”他又压低嗓门说，“进屋去，进屋去！你超的天数，我已经跟会计说过了，按给队上买东西的出差来处理……”

这就是我的恋爱和求婚吗？睡在被窝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总觉得它来得太快，中间似乎缺少某些环节，因而即使得到了手的东西，也有一种分量不足的感觉。即将体验新的生活的兴奋，又使我的心不住地别别跳动。凉飕飕的月光从窗户外泻进来，没有睡着也进入了梦境。而梦境一旦变为现实，现实却又仿佛成为非现实的梦境了。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上午听到的广播在耳边又响起来：“他们打碎了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天命论’。”等等。他们是怎么打碎的呢？见鬼！我和她的结合，好像正是“天命”！“劫数”和命运，是宇宙的魔术师，总是在人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况下，变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它制造出想象，制造出希望，然后又使一切落空；它制造出失望，制造出虚妄，然后又把理想和希望给予人们。我一一地回忆了过去的爱情，与之相爱最浓烈的偏偏没有能与之结婚，而与我结婚的却也是一个希望，一个幻想中的肉体；理想的没有能与之结合，而与我结合的又是我的理想——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有人说爱情是给予，但我能给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里没有爱情，只有欲求；婚姻原来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机缘的结果。唉！还是一位诗人说得对：“夫人，你我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老周，老周！”我突然大声吼起来。我想随便叫一个人来谈谈。

周瑞成马上惊醒了：“什么？什么？出了什么事？”

“啊，没有什么。”我的情绪又陡地低落下来，“有火柴吗……我抽支烟。”

“睡吧，睡吧！”他不满地翻了一个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吸烟，哪来的火柴？！”

第三部

第一章

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大致可以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

“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沓，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他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去挑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通红通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像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

“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画一画，看有水吗？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我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却是在戏谑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谑的心情。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臭老九’哇，尽会拿别人的鞭子抽自己！”

“也别这样说。咱们也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嘛。”我说，“有了！你别捣乱。”

于是我提笔写道：

毛主席语录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一岁（婚姻状况　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添砖加瓦。望队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5年4月

“嘿！”黑子拿起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像欣赏书法家写的条幅似的，“真他妈没的说！还‘为荷’哩。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你他妈能当党委书记了！就凭这笔字，他‘丫亭’的也得批！等着，我这就找他去。”

“还有房子呢？”何丽芳拽住他，“房子的事也得跟曹学义说清楚。”

黑子思忖了一下，“这房子嘛，我看你们也别挤兑马老婆子，也别挤兑周瑞成，都他妈够可怜的……”

“我看让他们俩也搬到一块儿去算了！”何丽芳笑着打岔。

“去去去！一边儿晾着去！”黑子说，“我看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向他要那两间原来放工具的库房。”

黑子走了以后，何丽芳朝我抿嘴笑道：“我说，老章，她要生不出娃娃，你可别嫌弃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生孩子？”

“嘿！女人的事情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她用手指在我脸前捻了一个响榧子，“这里面的学问比你那书本上的学问还大。”

“不会生孩子正好，我要的就是不会生孩子的。”我冷冷地说。

“啊？”何丽芳诧异地看着我。

现在，用黑子的话说，是一切“都齐了”！

我忽然有了个家！

而且是两间房，比一般农工家庭的住房还多出半间。虽然是两间破烂的库房，但毕竟有一里一外。也不知黑子怎么跟曹学义磨的。

她表现出令我惊奇的布置居室的本领。哪儿钉个装筷子的竹篓，哪儿安一个放肥皂的搁板，哪儿砌个土台子；箱子怎样摆就成了床头柜；案板和炉台接在一起，就既延长了案板，又扩大了炉台；锅碗瓢盆勺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样放，才既安全卫生，又不多占空间；脸盆脚盆用的时候放在哪里，不用的时候放在哪里，她事先都给我指定好了，而我发现的确这样放才算是整齐；要在墙的什么地方钉钉子，挂毛巾的绳子怎样拴，挂衣服的绳子怎样拴；衣帽钩上下，她挑了两张雪白的雪莲纸糊上，这样，衣服挂在衣帽钩上，既不会直接贴着土墙，上面又有遮盖，这两张白纸的功能就不下于一个大壁橱了。她还叫我把两间房中间的门卸下来，借了把锯子，偷偷地把一扇完整的门板拦腰锯成两半。一半支在窗下，上面铺了块格子布，摆上她的雪花膏瓶子和我唯一可以炫耀的财产——一大摞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有这些书籍才能公开摆在外面）。于是，我居然在漫长的十八年以后重新有了一张书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我终于真正的占有了一平方米！那几个雪花膏瓶子，并没有使书桌显得脂粉气、俗气，反而增添了书桌的雅致，因为这时候化妆品的商标也是非常严肃的。另一半门板，她是这样利用的：她砍了四根同样粗细的木棍，木棍的一头削尖，牢牢地打进外屋的泥地里，向上的四端，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安上那半块门板，再铺上一方条格布，竟然成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房子里只要有一张餐桌，立刻就显露出一派家庭气氛。这在全农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还指挥我，炕和炉子要分别砌在两间房里，里屋砌炕，炉子砌在外屋，而二者又相通。这种砌法我还没听说过，虽然我是个内行。但我照她说的砌了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不过因为中间隔了一堵墙，需要增加烟道的长度而已。如此简单，为什么一般人却想不到？

“这样砌，”她说，“我们就把外面专作厨房和饭厅，里屋是睡觉和你看书的地方。捅炉子的灰进不到里屋来。我们要保持一间房子老是干干净净的。”

果然，我们的卧室和书房一直是纤尘不染。

中间的门被卸掉了，那也没有关系。她挂了一条白净的床单当门帘，倒比那块涂满标语的门板好看得多。

何丽芳把她摆了两年的塑料花连花瓶一起送给了我们。这一束花在黑子房里始终是愁眉不展，不死不活的，从来没人注意到它们。而经她用肥皂水一洗，立刻舒展开了，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它们摆在我们的餐桌当中，何丽芳看了都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们家的东西。

“啊哟——喂！你他妈手真巧！”何丽芳瞪大眼睛道，“啥蔫巴玩意儿到你手上都活了！”

“巧手媳妇能腌好酸菜。”马老婆子说，“今年冬天，我没菜吃可要来找你们哟！”

周瑞成嚼着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大伙儿叫他拉一段二胡，他连忙摆手说：“不合适，不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的？”大伙儿很奇怪。

这只有我明白。

曹学义书记在热闹的时候也光临了。

“哟！黄香久，你真不简单！”他瞅着她咧开嘴笑，“这两间烂房子给你一收拾，很像那么回事嘛！”

黑子从漂亮的餐桌上拿起一支烟。

“书记，这支烟你可要抽呀。你瞧，在你英明的领导下，人人都愿意扎根边疆，以场为家了嘛！”

“今天你咋这么文明起来了？”曹学义笑道，“这支烟我当然要抽，黄香久的喜事嘛。她还是我要来的哩……”

黄香久虽然劳改过，但没有“帽子”；我既劳改过又有“帽子”，是双重身份。书记在这种场合下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只向她表示祝贺。

而她站在白布门帘旁边只是笑。

笑得很美。

现在，一切忙乱和热闹都过去了。

我坐在炕上吸烟。她还在外屋收拾剩下来的瓜子和糖。不时传来细微的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非常遥远。一个遥远的梦境，又像梦境那样遥远。这就是“妻子”的声音。是的，这声音只能是属于妻子的，不会从别人的手中发出来。女人，不单单是指一种和男人不同性别的人，并且有她的声音、她的灵气、她的磁场、她的呼吸、她的味道……她能把这一切都留在她触摸过的地方，触摸过的东西上面。即使她不在场，这个地方，这些东西，都附着有她的魔力，将你紧紧地包围住。她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这里所有的一切，除了墙上那张讨厌的照片，都是她所创造的生活。生活就是这一点一滴，这炕、这被子、这门板做的书桌、这衣帽钩上的雪莲纸、这雪花膏瓶子等等构成的。她所创造的生活紧紧地包围着我，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并开始用她来代替我。她加入了我的生活，就像锯那块门板一样，拦腰把我的过去砍掉了。过去，不知留在了什么地方。

第二章

她拉灭了外屋的灯，撩开白布门帘走进来。

“困了吗？”她笑着问我。她好像已经跟我生活了好几年似的。

“不困。”我说，“你困了吗？我铺床吧。”

“不用你铺，哪有大男人铺床的。”她爬上炕，熟练地摊开被子，“你洗去吧，外面水给你打好了。”

于是我知道了：一、我从今以后可以不用铺床叠被；二、她说的“洗”，肯定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

洗完以后，我进来，她已经睡在炕上了。真快！

我不知道这时我应该干什么。炕上只有一床被子，却放着两个枕头。多么奇怪，一瞬间就跑来一个女人。她不是男人，她是个女人！而这个女人要睡在我旁边。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没有任何人像我一样感觉到奇怪……不过，还应该有某些程序吧，我想。我点着了一支烟。

“你还抽烟？”但她的语气中没有责备的意思。

“还不想睡。”我向她抱歉地笑笑，“我很兴奋。”

她大概也笑了，但在被窝里没有做声。

“香久，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我在炕沿上坐下，问她。

她眼睛看着顶棚，沉默了片刻，反问我：“那么，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你还记得八年前吗？在芦苇荡里……”

她笑了起来，被子里一抖一抖地，“哦，你还记得呀？”

“当然，我当然记得！我一直想着……”

“我早就忘了！”她打断我的话，决然地这样说。

她忘了！我的心一沉。但我想她是不会忘的。

“不，你不会忘的。不然，你怎么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睡吧，睡吧。”她温和地表示了不耐烦，“说这些干啥？既然在一块儿了，就想着以后怎么过日子。”

“怎么过日子呢？”我讪讪地问，一边慢慢地脱衣服。我应该有很多话说，我可以说出很多话，很多很动听的话，但我现在只能顺着她的思路去说。

“怎么过日子？”她仰面朝上，睡得笔直，“咱们两个在一起，工资虽然不高，可是没有拖累，准比他们过得好！那些老娘儿们，有嘴没毛的，会个啥？哼！我一个也看不上！……”

她的语气陡然变得很激愤，含着对“老娘儿们”的蔑视。好像她以后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和那些“老娘儿们”展开一场“过日子”的比赛，并在比赛中压倒她们。

女人啊女人！我要逐渐地熟悉你。我脱了外衣、长裤，靠墙坐在她旁边。我要把烟抽完。我想拖长一点这样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值得玩味的。这个意境是值得玩味的。她躺在这里！就在我的脚下。一簇闪亮的乌发柔软地摊在柔软的白枕巾上。两只晶莹的眼睛盯着一片狭小的空间。那空间可能有许多美妙的图画，乌黑的眼珠里饱含着向往、希望与展望，还有盘算、期待、临战前的紧张。薄薄的被子没有能盖住她窈窕的身躯。拖拉机牵引的金属犁铧正和她富有曲线美的胸脯和小腹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能承受这样沉重的东西，因为她具有无限的弹力。幻影变成了现实，失去了她无法把握的美丽的色彩，但现实要比幻影更为动人。

“来吧。”她说。

我撩开被子，原来她这时和我在芦苇荡中见到的完全一样……

“也许是我太兴奋了。”我说。

然而，我说这句话不过是掩盖我的羞愧、我的内疚和我的懊丧。

这是一片滚烫的沼泽，我在这一片沼泽地里滚爬；这是一座岩浆沸腾的火山，既壮观又使我恐惧；这是一只美丽的鹦鹉螺，它突然从室壁中伸出肉乎乎黏搭搭的触手，有力地缠住我拖向海底；这是一块附着在白珊瑚上的色彩绚丽的海绵，它拼命要吸干我身上所有的水分，以至我几乎虚脱；这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这是海市蜃楼中的绿洲；这是童话中巨人的花园；这是一个最古老的童话，而最古老的童话又是最新鲜的，最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类最早的搏斗不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兽之间的搏斗，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搏斗。这种搏斗永无休止，这种搏斗不但要凭气力、凭勇气，并且要凭情感、凭灵魂中的力量、凭先天的艺术直觉……在对立的搏斗中才能达到均衡，达到和平、达到统一、达到完美无缺，而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独立……

但我在这场搏斗中却失败了！我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失去了自己的独立。

我满身是汗，像刚从浴盆中出来，而脚底板却冰凉。喘息了一会儿，我略微欠起身子，喃喃地说：

“我想喝水。”

她一翻身，掀开被子坐起来。

“你不行，事儿还多得很！”

她虽然这样说，但还是下炕给我倒了一杯水。水冲击着杯子，发出一种金属的撞击声。

“给！”她把水递到我面前。我在黑暗中摸到杯子，同时握住她的手。

“对不起。”我说。我想拉着她坐在我身边。

她甩开我的手，又爬上炕钻进被窝。

“这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下一次再试试。”

我看不见她脸上的表情，但声音是冷静的。

我们平静地过了几天。

我极力想从这几天中的一点一滴体会到幸福。首先是有人给我做饭了，吃了将近二十年的食堂终于与我告别。放牧回来，把马赶进马棚，回到那两间破旧的库房，漂亮的餐桌上一定会有饭在等着我，并且每顿饭都会使我赞叹不已。菜蔬粮食完全和食堂吃的相同，但经过她的手却被赋予了奇妙的味道和颜色。她说：“要像你这样吃，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但我还是把这句话当作对我的鼓励。

其次，在库房前面，我用锹和石夯平整出了一块平地。平地在三面长草的荒滩中熠熠地反射出日光、霞光和月光，像一块珍贵的田黄石。吃完晚饭，我可以坐在这一方平地上遐想。

结婚的当天，有一个卖雏鸭的安徽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村庄。她买了四只，把黄茸茸的小生命捧在手上。“要都是母鸭就好了。”她说。那天她是高兴的。大脚的女哲学家说：“你们住的是库房，耗子肯定少不了。”于是送给我们一只断了奶的小猫。灰色的毛中夹着白色的条纹，虎虎地很有生气。这样，我们的小家庭才建立便有了一群成员。雏鸭叽叽地叫，小猫咪咪地叫，在我平整出的这一方庭院中吃喝嬉戏。其实，我和它们一样，也是刚开始熟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

但是，她的郁郁寡欢，她的不自然的笑容，和她藏在温顺与体贴下的怜悯，却破坏了我的幸福感。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觉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不平等。这就是幸福吗？幸福难道仅仅是提高了吃和住的质量？我无心读书。我连在孤独中的安宁心境也失去了。那昏黄的落日，那飘零的晚霞，那在暮色中被晚风吹拂着卷毛的瘦嶙嶙的羊，那大路上久久不落的尘土，那被车辕和缰绳磨破皮的疲惫的牲口，谱成的仍然是一曲悠长缓慢的《如歌的行板》，在我心中唤起的不但仍然是沉郁而伤感的情调，而且新渗入了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

她每天在我身旁晃来晃去。她是高傲的。她是放进斗兽场中的一只矫健的雌兽。她等待着我去征服她。但是，我头一晚上就感觉到了，觉察到了，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也许与气氛有关？也许有什么心理障碍？我趁她不在家的时候用另一张报纸悄悄地糊住了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我借口说盖新被子热，让她另换了一床薄被子。搬去了尸体和拖拉机，还有什么呢？我头脑昏昏沉沉地等待着下一次……

几天后的夜晚，她的手给我导航，我的手宛如一叶扁舟，在黑黝黝的惊涛骇浪中游遍她全部的领海，波谷起伏。温暖的汪洋。从海底深处传来阵阵颤动，好像地球在我脚下要飘然离去。但我又战战兢兢地发现：有雨雾蒙蒙的高山，有空气湿润的新大陆，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彩蝶在我意识中飞舞。这里没有一点用语言构成的概念。这里是最混沌的洪荒状态。两团没有固定形状的原生质。两条波动着周身微细纤毛的草履虫。一切都是发自太阳神经丛。从太阳神经丛向周身发射出电波……

哦，我的头怎么隐隐作痛！

她轻轻地推开我。

“你是不是有病？”她叹息了一声，问我。

“我不知道……”我揉着我剧烈跳动的太阳穴，嗫嚅地说，“过去……我不知道……”

“你过去真的没有过？”

“没有。”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真的没有。”

她蠕动了几下，抖开被子，像蒸气浴室一样滚烫的被窝里凉爽了一些。我感觉舒服多了。

“你是不是因为过去有病干不成，过去才没有……”

“不是。”我像嫌疑犯似的为自己辩护，“不是。是因为，因为没有条件，没有机会……”

“那么，”她犹豫了一下，“这话我都不愿意提，那么，八年前那一次呢？”

“八年前？……”我无法解释。我集中不了思想。即使集中了思想我也无法解释，因为连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

我翻身坐起来，伸手去拿箱盖上的烟。

“也给我一支。”她忽然说。

黑暗中亮起了一团火花，十分耀眼。接着便熄灭了。但有两点火星在默默地闪光。

抽了半支烟。我慢慢地说：“我想，我大概是因为长期压抑的缘故。”

“压抑，啥叫压抑？”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又大口大口地吐出来。

“压抑，就是，就是‘憋’的意思。”

她发出哏哏的嘲笑：“你的词儿真多！”

“是的。”我照着我的思路追寻下去，“在劳改队，你也知道，晚上大伙儿没事尽说些什么。可我憋着不去想这样的事，想别的；在单身宿舍，也是这样，大伙儿说下流话的时候，我捂着耳朵看书，想问题……憋来憋去，时间长了，这种能力就失去了，”我又没有把握地加了一句，“也许，以后会慢慢好起来吧。”

“那么，你想问题干啥？你看书干啥？想啊看啊顶啥用？”

“人有脑袋总是要想的：难道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难道我们国家就这样搞下去？……”

“算了吧！你没本事，尽会耍嘴皮子。”她把很长一截烟向墙角扔去，黑暗中划出一道火红的弧线，“人家也有想的，也有念书的，也没像你这样！我听人说，念了大半辈子经的、没碰过女人的老和尚，一上来都能干。人又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正当年，我这么逗弄你都不行，你肯定天生下来就有毛病。”

“在这方面，当然你比我有经验。”我突然对她产生了敌意，没有战胜她，她和我自身都成了我的敌人，“八年前，你在劳改队里还想跟人干哩！”

“你为啥还提过去？你这个废人！半个人！”我的话触犯了她，她更加恼怒了，“八年前……哼哼！那天你要是扑上来，我马上把你交给王队长，让你加刑！那时候，我正想立功哩！你还当我是想你，是爱你！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

影子和肉体整个地分离了！

第三章

我的坐骑——“101号”大青马陡然陷在泥淖里。它先踩空了前蹄，跟着头就栽了下去。后蹄本能地想使劲把前蹄拔出来，蹬了两下，却也陷进去了。

我用鞭子抽，用脚镫狠狠地磕它的屁股。它昂起头，竖起尖尖的耳朵。我在它背上都能看见它向上翻着大眼珠。但它四只蹄子奋力捯腾了一阵，反而越陷越深。

不能再打了。我急忙一翻身滚到旁边的草地上。这是大渠决口时冲出的一个坑。大渠堵好以后，从堵塞处渗出的水流，夹带着泥沙，渐渐在这坑里淤积起来。日久天长，淤积层上长出芦苇和蒲草，表面看来和草滩一样，但只要有人或牲口踏在上面，即刻就会落进这个自然生成的陷阱，平时我是很注意的，从来没有被它捕获住。可是这些日子我一直心不在焉，恍兮惚兮，终于中了圈套。

这正是我们把马往回赶的时候。西沉的太阳最后放射出它更加强烈的余晖，青草和绿树都反映着炫目的金光。远方那片静静的湖沼，粼粼地闪烁着银色的水波。青蛙和癞蛤蟆首先感到了清凉的气息，拼命地在四处鼓噪，其他牲口在“哑巴”的管束下，不情愿地在荒滩上停下来，侧着脑袋向我们张望：你们是怎么回事？还不快回到棚舍里去，蚊子马上就要来了！

“喂！”我向“哑巴”喊道，“你先赶回去，我把它弄上来。别等我。我看它还有一会儿才能挣得起来哩。”

我想告诉他回去跟香久说，可能我会回去得很晚。但是他不会说话。

他不会说话，却能听懂话。他挥动起鞭子，嗒嗒地把牲口赶走了。

周围蓦地沉静下来。大青马无力地打了两个响鼻，眨巴着两只大眼睛忧郁地看了看我，然后将下腭搁在蒲草地上，不动了。蚊子天生地能追逐人畜的味道，这时一齐拥了上来，嗡嗡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

我点着一支烟，在大渠坡上坐下，一群归鸟从山那边飞快地掠过草滩。草滩远处，跳跃着一只银灰色的野兔。草、树、野兔、大青马以及我的影子，都在草滩上拖得很长很长。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连同影子。草滩上涂上了一种凝重和缓慢的暗色调。香烟的青烟并不四散开去，而是直直地上升，越来越淡，最后不知所终。坝坡下还在向外渗水，一小粒一小粒芥末般的细砂，在薄纱似的水流中，慢慢向坑里汇集。我应该把大青马的鞍子卸下，叫它好好地歇歇，才能缓过气力。

于是，我把烟叼在嘴上，用牧工刀割断了肚带，将鞍子从它背上拔了出来。一股浓烈的熟悉的马汗味，立刻灌进了我的鼻孔。我放下鞍子，人骑在鞍子上，守护着我的大青马。

我们休息了很长时间。我抽了五支烟，将粘在它鬃毛上、尾巴上的牛蒡一一拣掉，用手指梳刷完它露在草地上的硬毛，天空终于暗淡下来。

一股清凉的空气，犹如灰色的幽灵，在坝上护渠的一株株柳树梢上漫卷。到了这个曾经决口的地段，却折转直下，长袖挥出一个漩涡，戏弄着我和大青马。

大青马扬了扬头，又低下，好像很有礼貌地跟幽灵打了声招呼。我想，这时候，你该歇好了吧。我站起来，拔了些蒲草垫在脚底下。“喂，伙计，咱们加把劲吧。”我说，“我提住你的尾巴，助你一臂之力，就像上次你掉进翻浆地里一样。来！”

它的粗尾巴在我手上有一种木质感。很难相信这是从肉体上长出来的。一、二、三！我使劲向上一提，同时用钉了铁掌的爬山鞋踢它的屁股。它也的确跟我配合得很默契，迸发出全部筋肉的力量，猛地向上一跃。地底下，连续发出泥浆的噗噗声，好似埋在下面的鬼魂突然受到惊扰。我和大青马一上一下，一紧一松地试了十几次，周围的青草被践踏得七倒八歪，泥浆化成了糊状的流汁，地下水已经汪出了地表，但最后我们仍然失败了。大青马索性放弃了努力。看来它最明白自己的处境。

它照旧把长长的脑袋搁在蒲草上，喷着粗粗的鼻息。我抹去头上的汗，蹲在它旁边用衬衫扇起一点凉风。怎么办呢？伙计，咱们要在这儿过夜吗？

荒滩、田野、村庄、树林、绵延的山峦，已经全部隐没在浑然一体的黑暗之中。我翘首远望，竟看不见一点灯光。一片神秘的夜气，悄悄地在地面飘荡……

这时，我身旁突然响起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

“哦，你别假惺惺的。人真是会装模作样。”大青马忽地抬起头，一只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说，“其实你也不愿意回去。你结婚刚一个多月，不是和你老婆已经分开睡了吗？你现在害怕，你害怕夜晚，就像我害怕驾辕一样！”

“咦！你怎么会说话的？”我惊骇得一屁股坐在潮渍渍的草地上。

“嚯嚯！”它老腔老调地讪笑我。“看你吓得这副模样！你别忘了，那个广播喇叭正对着我们的棚舍，并且，我来到这世界上，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责任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啊，”我迷惑地说，“这毕竟……毕竟是太奇怪了！”

“这是你们人类的弱点。”它说，“你们应该向我们学习沉默和冷眼旁观。这才是处世泰然的表现。”

“那么，”我问，“为什么你今天却张开嘴说话了呢？”

“我知道你不愿意回你那个家。”它喷了一个响鼻。“至于我呢，今天恰巧也不愿意回去。在某一个时候，我也和你一样，觉得有离群独处的必要。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哲学是无所不包的；马道和人道有共同的规律。”

“唉！”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内心里确实不想回去。我要一个人在这荒野，把一切理出一个头绪。”

“也许我会对你有帮助？”它用学者的腔调谦虚地说，“我虽然不像你活了三十九年，但在马类里也算是老马了。所谓‘老马识途’，指的就是我。我们或许能够互相启发。”

“既然你已经知道得这样清楚，”我说，“在这方面，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啧！啧！”它咂咂嘴。“我很同情你，你我有相同的遭遇。我想你是知道的，我被人类残酷地骟掉了。我现在只是一匹骟马。”

“是的。”我说，“但我不是被骟的。我具有那个器官，却没有那种功能。这又是怎么回事？”

“在我没有被骟之前，只要有一声母马的嘶鸣，一丝母马的气味，都会使我神魂颠倒。哪怕它千山万水，哪怕它铜墙铁墙，都不能将我阻挡。我的器官从来没有发生过故障，它总是准确无误地给我带来销魂蚀魄的幸福。但我自被骟掉以后，我失去了性的冲动，于是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哀莫大于心死’此之谓也。人类啊，你们的残忍和阴毒就在这里：你们从心理上根绝了我的欲望。我亲爱的牧人，你要检查检查你的心理状态，作一番严格的自我鉴定。”

“不，”我说，“我觉得我还是保留着这种欲望的。当她第一次、第二次、甚至后几次与我求床笫之欢的时候。我只是最近这一段时期才感到厌烦。而这种厌烦是由于我的无能所产生的恐惧。”

“吭、吭、吭！”大青马发出一串声音奇特的冷笑。“你太注重这方面了，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庸俗和低级吗？我指的是你全面的心理状态。这方面的无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动。你是有知识的；你应该明白人和世界都是一个统一体；要用统一的眼光去分析各个系统。这个系统出了毛病，难道别的系统就没有受到影响？你不是还有你的信仰、你的理想和你的雄心吗？”

“我想，大概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吧！”我迟迟疑疑地说，“譬如司马迁，他被处了宫刑以后，还能创作出那部伟大的《史记》……”

“吭吭……”大青马更响亮地笑起来，接着又沉重地喷了一个响鼻，“唉！牧人啊，亏得你还是读过书的！这里，你犯了一个形式逻辑上的错误。司马迁，我是知道的。在你们‘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我几乎天天听到广播喇叭里介绍他的情况，所谓‘宫刑’，是外部施加于他肉体上的残害手段。这只会激起他更大的愤懑，在心理上积聚起更大的冲击力，所以他完成了那部叫《史记》的书籍。我甚至认为，如果他不受‘宫刑’还写不出《史记》哩！世界上少了一个生殖器，却多了一部辉煌的巨著。这也是广播喇叭里常喊的‘坏事变好事’吧。而你，现在壮得跟我的兄弟一样；他们虽然把你拉去陪过杀场，但枪子儿并没有伤你一根毫毛。你全身完好无损，你是在心理上受到了损伤。外部刺激刻下的病灶在你的腑脏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神经里。你能跟司马迁比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垂下了头，“我请你接着替我分析下去。”

“所以，你和我在某些方面倒很相近。”大青马向我投来的亲切目光，在黑夜中闪闪发亮。“一方面，由于我被骟了，我灭绝了情欲，抛开了一切杂念，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在卖苦力气的农工当中，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阉人骑骟马！——请原谅，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哦，对了！这方面我们也有相似之处，冷嘲热讽、经常来点无伤大雅的小幽默、发空论、说大话，等等。唉！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的知识界都被阉掉了，至少是被发达的语言败坏了，如果你们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真正的须眉男子，你们的国家也不会搞成这般模样。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每天听那个大喇叭就听腻了。难道即使在你们所擅长的语言方面，也再翻不出新的花样？”

“叫你这样一分析，我这一生岂不是完了吗？”我痛苦地问它。

“什么叫‘完了’？”它昂起头，严肃地对我说，“你来到过这个世界，你工作过，你看过，你吃过，你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奇闻，比如：一个国家元首怎样一下子成了囚犯，一个小流氓怎样一下子成了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的副主席，然后，你死了。任何人的一生本质上都是这个过程。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空前滑稽的时代。难道你还要求其他什么吗？啊，你是不是指生殖后代这点？”

“不，在这点上我并不抱希望。正如你刚刚说的，如果国家总是演这样的滑稽戏，我的后代不可避免地会重复我凄惨的命运。他不出世倒好。”我抱住头说，“我指的是人活着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

“嗬！大话，大话！老毛病又犯了。”大青马打断我的话说，“像我们，每天这样拉辕、运这运那，不是也在出力，即你说的‘贡献’吗？你们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淘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哦，你没有懂我的意思。我指的是创造性的劳动，不是像你这样被人驱使。”

“你还要创造什么？”大青马诘问我，“人和马，和其他一切生物最根本的创造是自身的繁殖。你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想有什么创造？诚然，你们人类当中是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抱着献身精神，终身不娶，终生不育。可是他们并不是丧失了娶和育的能力，他们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而你是根本丧失了这种能力呀！你本身的心理状态就不平衡，系统之间是不协调的、紊乱的，所以我劝你千万别作那样的臆想。你即使创造出来什么，也会是畸形的，甚至对人类有害。我亲爱的牧人，你别是像我的一个兄弟吧？它没有被人骟净，能力丧失了，欲望却还存在，最后被它自身的欲望折磨得发了疯。它是被你们吃掉的，那张皮还扔在棚舍的顶上。千万！千万！赶快熄灭你创造的欲望，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像我似的做个安分守己的马。”

“照你这样说，她说得对啰？我只是个废人，是半个人！我发觉腮上冰凉。那上面有流下的眼泪。

“唉——是的！”大青马从肺腑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你要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命运。命运的力量只有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才显示出来。你的信仰，你的理想，你的雄心，全是徒然，是折磨你的魔障。你知道得最清楚了：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你还侈谈什么创造？”

我无言以对，我感到屈辱。我的肚子里翻腾着一腔苦水。

“嗯！”大青马突然惊疑地扬起脑袋，鼻孔朝天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我闻到了一股肉欲的气味。这气味不是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却又萦绕着你。怪事！啊，我的牧人啊，你可要警惕……好了，咱们走吧！我不希望你遇到什么不幸，因为你还是比较关心我们的。”

说完，它猛地一抬前蹄，上身居然拔了出来。旋即，它敏捷地将前蹄踏在泥坑的边沿上，踩着了实地。接着屁股一撅，前蹄再向前一跪，竟很顺利地爬了出来。全部过程不到十秒钟。

我惊讶地站在旁边。

“走吧。”它立在坝坡下的干地上，回头招呼我。“天黑了，你是看不见路的。你跟着我走，我有比人还敏锐的直觉。唉！实际上，你们人类是动物界退化得最厉害的一种动物。退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你们认为你们最聪明……”

它迈开蹄子，自己嗒嗒嗒地走了。我背着鞍子，拿着马鞭，跟在它的后面。

茫茫的黑夜，没有边际……

回到村庄，人们都睡下了，只有我的那两间破烂的库房，我的家，还亮着灯光。她还在等着我。有家还是比没有家好啊！

走到马厩门口，大青马回过头来。“嘘！”它掀起嘴唇，从齿缝中呼出一口气，示意我不要说话。“亲爱的牧人，从此以后我要保持沉默，还和过去一样呆头呆脑。并且请你千万不要向我的同伴泄漏我有这种本领。如果它们知道我有这个本事，我特别聪明，它们就会联合起来把我咬死、踢死。同时，我也奉劝你，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第四章

她果然还没有睡，坐在外屋的餐桌旁边嗑葵花子。餐桌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摊着葵花子皮。灰猫卧在一张凳子上。

“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她用拇指和中指拈着小小的葵花子，高高地翘起小手指头，以一种很雅致的舞台手势将葵花子送到两颗白白的门牙中间，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

“大青马陷到泥坑里面了。”我说。随手把马鞭挂在她指定的那颗钉子上。

“饭在锅里，”她纹丝不动地告诉我。

我洗完脸，把饭端到桌子上，赶开灰猫。餐桌上放的一个当烟灰缸用的罐头盒中，有几个烟头。

“谁来过？”我问。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罐头盒，停了一会儿，说：“曹书记。”

“他来干什么？”

“那有啥稀奇的？看得起咱们呗！”

“书记看得起咱们，这事就够怪的，”我吃着饭说。

她白了我一眼，照常嗑葵花子。沉默了片刻，她说：“你这个人真怪！好像天生下来要人看不起才舒服。人家看得起咱们，来串个门，你倒觉得不自在了。咱们又不缺鼻子不缺眼，为啥在人跟前不跟人一样地活？”

这话很有道理，我无话可说，只好默默地吃饭。

吃完饭，我把碗筷收拾到案板上，这时才感到非常疲倦。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说：“你放下，我来洗。”但她并没有这样说，于是我就动手洗碗，她也没有拦我。

她又在餐桌旁怏怏地嗑了一会葵花子，后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把罐头盒里的烟灰也倒进报纸，揉成一团，扔到簸箕里。随着拿起小刷子，把台布仔细地扫干净。在任何时候，即使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也总保持着爱清洁整齐的习惯。

“你把你这一身脱了放在外面，别带进里屋来，看你滚得像个泥猴似的！”她对我吩咐完，看也没看我一眼，掀起门帘进去了。我照她说的脱下涂满泥浆的衣服，扔在洗衣盆里。略一踌躇，干脆倒上了水，自己洗起来。

我进到里屋的时候，她还没有睡着。眼睛呆呆地看着用报纸糊的顶棚，仿佛读着上面的某一篇文章。

“你还没睡？”我随口问了她一句。

她没有理我，反而一翻身脸朝着墙壁。我在炕的另一头铺上被子。现在，我盖我原来的被子，她盖她原来的被子，我俩结婚时新缝的那床绣着拖拉机的被子放在我们两人中间，成了分界线的标志。红彤彤的，正是一种警告的颜色。

我躺下后，拿过一本书，但看了半天也没看懂一个字。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催我关灯睡觉，连一声呼吸也听不见。屋子里笼罩着一种要等待我去打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香久，”我放下书，下定决心说，“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离婚嘛。”

“发疯了！”她即刻接上话用很清醒的语气说，可见她一直在等着我开口说话。“我离了两次婚，现在刚结婚又离婚。让人家听见不笑掉大牙才怪！我今后还做人不做人？”说着，她竟发出哽咽的语声。“算了吧！算我倒霉，算我命苦！我也看透了，我一辈子不得过好生活！”

“那怎么会呢？你还年轻嘛！”一阵怜悯之情揪起我的心，“不用你去提，我去提好了……”

“你去提、你去提！”她在被窝里扑腾着，“你凭啥去提？我有啥不好？你有啥理由提出跟我离婚？”

“哎，你别误会！”我慌忙解释，“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不好。婚姻法上本来就规定有这样一条：不能过夫妻生活的人不许结婚。我们只是婚后才知道罢了……”

“去去去！”她的肩膀一耸一耸地，“用这个理由，更让人笑话了。叫人以为我黄香久就图这个……”

“这有什么？这是光明正大的理由嘛！……”

“滚一边去吧！被窝里的事是光明正大的吗？只有你这个书呆子才说得出来！”

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事在此时此地却不能光明正大、合理合法地解决。我思忖了一会儿：的确如此！但什么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我，是无计可施了……

“哼哼！”她又发出我惯常听的冷笑。“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结婚，就等于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咱们这哪叫个‘家’？还是单身宿舍！我就当作我还跟马老婆子睡在一个屋里，你就当作还跟周瑞成住在一起算了！生活上，咱们互相帮助：挑水、和煤、打粮、劈柴，这些重活，你多干点；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我来干。嗯嗯……”她突然控制不住地哭出了声。“还能咋办呢？就这么办吧！……我盼呀盼呀，盼有个好男人……我啥都能干，能侍候他……咱们平平安安地过半辈子，不管他们政策咋样变，他们总还得让咱们老百姓活下去吧？没有老百姓，还成啥国家？咱们关起房门过小日子，不惹事，不生非，别让他们再找咱们的岔子。可是，可是……倒盼来个你这么没用的废物！你是啥男人？马老婆子还说你脾气好，人厚道。哼哼！我才知道了，你根本就没有男人性！我听人说，太监就像你这么蔫不叽叽的……你要是个真正的男人，哪怕你成天打我、踢我哩！……”

大朵大朵的泪花，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我的眼眶。思维完全混乱了。一个巨大的忧伤将我猛地击倒在炕上。灯虽然还亮着，但我眼前一片漆黑，还飞舞着无数金星。

“上帝、上帝！”尽管我不相信冥冥之中有鬼神存在，但还是禁不住呼唤起它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你把我打翻在地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踏上一只脚！”

她见我默不作声，坐起来用红红的泪眼看了看。也许她看见了我的眼泪，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一抬手拉灭了电灯。

我应该挪过去安慰她，抚摸她，款款地将她搂进怀里，用语言、用动作使她高兴起来。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承担我应尽的义务。以前我曾试过两次，在她不快乐的时候。但每次到最后她总是极力推开我，挣扎着坐起来。她的眼睛发饧，面孔潮红，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你反倒搞得我难受！”她说。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能再碰她。我应该躲在一边，躲在旮旯里，最好变成老鼠。在这个所谓的家，在这两间破旧的库房里，她慢慢臌胀起来，最终塞满了全部空间，已经没有我一点容身之地。原来我住在单身宿舍的时候，所占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我的心理空间却辽阔无边；现在，我所占的房屋空间大了，而心理空间却紧缩成一团。我的心被她塞得满满的；我懂得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心里堵得慌”是什么意思。

至此我才领教了，有比社会压力还要可怕的压力，就是家庭压力。一一地回忆在历次运动中受折磨而自杀的人，发现触发他们采取这一行为的最关键的契机，却是妻子或孩子给他们的刺激。这一刺激才使他们下定最后决心。而那些挺受住折磨的人，多半是有一个稳固而温暖的后方。即使在牛棚里连一根筷子也得不到，但他还是能感应到心灵的思念。

我又一次地想到自杀。既然已经成了“废人”，成了“半个人”，只能和大青马一样地被人驱使，最后在马厩里了此残生，苟且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些日子，我故去的母亲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她还和照片上一样慈祥、美丽，嘴角挂着永恒的微笑。她在一片迷蒙的雾中，若隐若现。而在我急速向她爬过去时，又不见了踪影。醒来，我一直猜测这个梦要猜测到天明：这是在召唤我？还是在鼓励我活下去？天明以后，库房里渐渐亮堂起来。一间几乎像颓垣断壁的破房子，竟被香久收拾得窗明几净。我最厌恶蜘蛛网，那会使我联想到监狱，而在这最容易结蜘蛛网的库房里却纤尘不染。门板做的书桌，洁白的桌布，窗台上，一个透明的试瓶中插着一束紫色的马莲和路边采来的牵牛花。被一砖一砖拍出来的泥地平整如镜；黄土墙上的报纸却也像一种花纹别致的糊墙纸。她的雪花膏瓶子，她的圆镜子，我的一摞书籍，仿佛都具有勃勃的生气，随时会动作起来，欣然为主人服务。她灵巧的手，奏出了一连串家庭幻想曲的美妙音符。再看看她，仰面睡得正熟，从额头一直到下巴，也是与她同样灵巧的手勾画出的美妙的轮廓。这一切，并不是在推拒我，相反，而是极力要把我吸引到这里面去，吸引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可是，我和这一切当中，却隔着一堵冰冷的、无法击碎的、用玻璃砖砌成的墙壁！

我的生理机能直至我的神经末梢，都使我再不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失去了正常人的创造力。

“是生存？还是毁灭？”我不断重复哈姆雷特的这句话。

第五章

“喂，老章，今儿个弄匹马我骑骑咋样？”

我和“哑巴”把牲口赶出马厩，在村庄前面，碰见了黑子。他背着燧发猎枪，在路口等着我们。他要到山下去打猎。今天生产队休息，我和“哑巴”当然还要放牧。虽然我可以让别人替换我，把我一天的加班工资拨到别人名下，但我情愿出去，我不愿意呆在家里。

我看了看连队办公室门口，那儿站着几个闲人。

“走远点，”我说，“我在前面树林里等你。”

我骑上大青马，挥动鞭子，把马群赶到一片休耕地上。休耕地长满稗草，猪耳菜和野蒿，还没有长高，就被牲口的蹄子践踏得残败了。破碎的根和破碎的叶子，萎黄地躺倒在干裂的土地上。这儿，放猪的、放羊的、和我们放马的早都光顾了。现在，要让牲口吃饱，就得跑很远的地方。

我把大青马牵到休耕地旁的林带里，拴在一个树桩上。

黑子跑了过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同时给了我一支。

“哪匹好？给我一匹听话的。”

“你就骑我骑的这匹大青马吧。”我说，“下午你可早点回来。别让人发现。鞍子后面有一个小袋子，那是我给它开的小灶。也别老骑它，休息的时候给它喂点料。”

“知道！”黑子打量着大青马。“嗯，是匹好马！跟他妈电影上看的一样。”

“多好的马在我们这儿也给糟蹋了。”我说，“同样，多好的人在这儿也会给埋没的。”

“喂，”黑子想起了什么事，又踅转身来。“我跟你说一件事。这可是咱们是哥儿们，我才跟你说。丽芳还叫我别告诉你，可我想咱们哥儿们不能栽这个跟斗……昨儿晚上，曹学义在我家喝酒。你知道，这‘丫亭’老到我家来蹭酒喝。喝到半夜‘丫亭’的醉了。他说啥：这个连队的女人就数你老婆黄香久漂亮，说她腰又细又软，脸蛋儿也嫩，还说你老婆对他也有意思，跟他话里有话。他宁肯不当这个芝麻官，也要跟你老婆睡一觉，这‘丫亭’是老跟我说心里话的。他也把现在这世道看透了；他是真不愿在这儿当官，能混一天是一天，所以他才对整人的那一套不怎么积极。可是在女人身上，这‘丫亭’是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的主儿！……老实告诉你，老章，你老婆也不是正经货。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丽芳跟她在一个生产班。丽芳说，平时干活的时候，曹学义老围着她们班转，他俩眉来眼去的，看起来是有那个意思……唉，你既然已经找了她了，咱也不说啥了。女人嘛，你看紧点就行了。要尥蹶子，你就打，用他妈马鞭抽她！”

我并不感到气愤，甚至也没有表现出惊愕。已经被人和牲口践踏倒的稗草，连迎风摇动的气力也没有了。我用手掌抚平了皱起的额头，说，“随她去吧，黑子。我谢谢你的关照！可她现在能天天给我做饭洗衣服，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人嘛……”

“咦！你‘丫亭’的咋这么窝囊！”黑子扬起浓黑的眉毛。“亏得你还是进过两次劳改队、蹲过三次牛棚的硬汉子哩！你他妈的有啥短处捏在她手上？她他妈的也是劳改过的呀！还是个二婚头……”

“走吧，”我把马鞭交给他，推了他一把，“下午记着早点回来。”

大青马在树桩旁边点着头，似乎很赞许我的话。

黑子在我背后骂骂咧咧地走了。我穿过林带地，走到麦田边上坐了下来。

麦子已经全部黄熟了。收割的季节已经来临。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中整齐地摇来晃去，像一群歌咏着的女人，在淡淡的云影下面，缅怀她们的青春年华：那雪白的幼芽，那嫩绿的小苗，那茁壮的绿得发黑的麦秆，那饱含着芬芳汁液的穗苞，那刚秀穗时的绰约风姿……而这一切都过去了，永远永远的过去了。现在，她们的麦粒坚硬、燥黄、没有一点水分；她们的麦秆焦脆、透明，已经经不起风吹雨打；她们被风撕裂的叶子皱皱巴巴的，像被烟火熏过的一样。她们成熟了，是的，是成熟了，但也失去了最美好的时光，永远、永远地失去了。

空气燥热。白杨树在我头顶上啪啪地击打着枝叶。一只土百灵陡地从麦田中直直地向上冲去，蓝天中有一个越来越小的灰点。云在缓慢地飘移，下面一层是银白的，上面一层是雪白的。它们不知道要飘向哪里，哪里才是它们的终点？多快啊！我结婚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块麦田正是我那天从罗宗祺家回来经过的地方。而这一切景象都改变了，包括我自己。

田埂上种着高大的蓖麻。它把它手掌似的叶片搭在我肩上，在微风中把自然的所有音响向我倾诉，热情而又忧郁。你好，我的蓖麻！你好，我的白杨树！你好！我的永远流浪的白云。你好！我的金黄色的小麦。我从你那里得到生命，而这个生命却没有价值。我的生命浪费了你。我的生命也浪费了我自己，浪费了我自己的一切努力……

我猛地站起来，一时间觉得天旋地转，肺腑中的压力突然向外冲出：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我听见以色列人在我耳边说……

第六章

拖拉机开到场部小学校门口，陡然熄了火，拖斗还向前猛撞了一下，才停下来。

“操他妈！”小李子跳下驾驶座，使劲踢了一脚轮胎，“这种破玩意儿现在还使，在人家外国，早他妈报废了！”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空出现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没有云，没有晚霞，也没有星星。我忽然发觉周围的景物比黄昏时分还要鲜明。学校的大门两旁涂着红漆语录：“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还有一条：“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月光下，毛主席的话在熠熠闪光。

原来学生在学校不是学知识，而是转变思想。是把天真无邪“转变”成虚伪奸诈？还是把资产阶级思想“转变”成无产阶级思想？七岁的儿童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而这所学校的任务就是要使他们转变立场！我突然感到冷飕飕地刮来一阵凉风。

很晚了。凉风是从月亮上刮来的……

车头前面，小李子在吭哧吭哧地拉皮绳，想使拖拉机重新发动起来。月亮上，有一小块一小块斑点。那是月球上的大路？还是月球上的海？……我好像是从月球上下来的，对地球上的一切都感到迷惘，感到惊讶；我越来越弄不明白地球上的事了，却觉得我渐渐地在向月亮靠近，靠拢，月亮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

“他妈的！拉不着了。”小李子走过来，扒在拖斗的车帮上，伸出脑袋问我，“咋办？啊，老章。”

我仰卧在拖斗里，身下垫着一摞麻袋，很软，很舒服。“拉不着，你再拉拉。”我盯着月亮说。

“他妈的！你尽说风凉话。不信，你来拉拉试试看！”

“我就会卖苦力，不会开拖拉机。要会，我早替你开跑了。”

小李子在车帮旁边踟蹰，不断啧啧地说，“咋办？”

下午收工，曹书记叫我加一个夜班，跟小李子的拖拉机到火车站去拉磷肥。“今晚上你辛苦一趟，明天后天你休息两天。”曹学义说，“明天白天场部开大会，全体职工都得去参加。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什么宋江……”派一个职工来加夜班，明天他当然不能去参加大会。而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无权参加大会的，派我加夜班最合适，既不耽误放牧——“哑巴”一个人也能放，又不妨碍明天大会的热烈气氛：“全体到会，一致高呼”等等。在我这方面，加一个夜班补休两个白天，当然干。白天，她下地干活，我一个人在家里，正好！

“喂，”小李子在拖拉机四周转了一圈，又回到拖斗旁边，嬉皮笑脸地说，“干脆，我们到小学校里找个地方睡觉去吧。”

“睡觉？你想得出来的！任务怎么办？”

“任务，任务！去他妈的！”小李子在月亮地里蹦跳了一番。“这拖拉机老掉牙了。压根儿就不应该派我来。我是没有办法了，谁有能耐谁来开吧！”

我爬起来，跨出车帮，跳到地上。

“你总得给上面有个交代吧。车坏了，我们一拍屁股睡觉去，万一让谁把车上的零件偷跑了呢？再说，出了事人家不会追查你，倒会以为是我把拖拉机破坏的。”

小李子隔着帽子搔搔头皮，又连声说“咋办”。

他虽然是场部政治处副主任的宝贝儿子，有硬邦邦的后台，但他并不对我实行“专政”，还替我着想。

“那么，你去睡觉，我在这儿看着它。”

“那也不好。”我说，“这拖拉机到天亮也动弹不了，曹书记还以为我们在干活哩。我看这样吧，你就睡在拖斗里，我回去报告，一则我们尽到了责任，二则我可以牵两匹马来，把车头拉着火。你看怎么样？”

“哎呀！这可难为你了。这儿回队上，少说也有三十里路哩！”

“没关系，我放羊走惯了；今天月亮也好。我最晚十二点钟到家，然后骑着马来就更快了。你睡吧，天不亮我准赶回来拖你。”

月亮已经升到头顶上。月光下的旷野竟完全和月球上一模一样，一直到黑黝黝的地平线都阒无人迹，满目荒凉。仿佛你走到那地平线，再往前跨出一步，便会掉进浩渺的太空。这时，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环境，在失重状态中飘浮，身体轻盈，脚步敏捷。我最喜欢在夜晚、在月光下独自漫步。原来，人从这一个世界走到另一外世界并不难，只不过是地球从这一面转到了另一面。

大约十一点多钟，我回到了我们的生产队。我的小村庄在月色中静谧地入睡了。一排排土黄色的房舍，宛如一个个劳累了一天的庄稼汉，整整齐齐地躺在土黄色的田野中间。在林带地里，我就看见第一排房舍有两盏雪亮的灯光。一盏是生产队的办公室，另一盏是原来生产队的库房，那就是我的家。这么晚了，她还没有睡，一股柔情，一股怜悯，油然在我心间荡漾。

是先去办公室向曹学义报告？还是先回家去看看她，叫她早点睡觉？我离开大路，走上由人的脚踩出的小道，在稀疏的杨树林中穿行。去年落下的干枯枝叶在我脚下沙沙作响。夜间清冷的风穿过树梢，雀窠里发出雏鸟轻声的惊叫。杨树林的外围，植着一株株沙枣树。这是西北特有的树种，粗棘的褐色的树皮，弯曲的多刺的树干，银灰色的并不鲜艳的树叶，然而它开的米粒大的小黄花却馥郁异常。这种树在干旱多碱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它并不需要大自然给它多少雨露，却毫不吝惜自己的芳香。

这时节，沙枣花早已凋谢，枝头挂着累累的小青果。到了秋天，它就会满树金黄。我走过一株株沙枣树。在快走到尽头时，办公室的灯倏然灭了。就像小村庄突然闭起了一只眼睛。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人，明亮的月光中，我一眼认出了是曹学义。他并不向后排房子他家的方向走，而是向小库房，也就是我的家走去。正在我诧异的当儿，他已经一推门跨进了我的家。门里的灯光急遽地泄出来，一条长长的光柱射向田野。但一刹那间，门又闭住了。

我继续向前走了几步，我的家也倏地熄灭了灯光。

小村庄在我的面前紧闭住了两只眼睛！

整个小村庄都睡着了。我被摒斥在小村庄的外面。只有我是清醒的。

“这件事终于发生了！”

我的腿一软，一屁股坐在沙枣树的树根上。我听见粗棘的树皮嘶啦嘶啦地刮扯着我的帆布工作服，但我的背部却毫无知觉。

回顾过去所受过的凌辱，与所有不幸的人的所有不幸的遭遇比较。唯独这种屈辱我还没有受过。没有受过这种屈辱倒使我觉得惊异，感到意外，不相信命运会如此厚待我。似乎我天生下来就注定了必须经过一切痛苦，要穿过水与火与剑与蛇筑成的全部炼狱。近几天，我开始有隐隐约约的预感，经受这种屈辱的日子恐怕即将来临。我早已像被逼到墙角下的瘦狗，弓着腰，夹着尾巴，血红的眼睛无望地瞅着高高举起的棍棒，无能为力地等待着它落在我的身上。惟一祈望的，只不过是它别把我的骨头打碎，让我还能爬，还能吃，还能养伤，还可以痊愈。

此时此刻，这一棒终于落下！

我又一次验证了自己的直觉。

我瘫倒在沙枣树下，我的手死命地揉搓着粗棘的树皮，几乎使手掌开裂，仿佛是我要借此恢复我的知觉，以便检查我受伤的程度。

“喂，你咋躺在这里？”忽然，一个幽灵从空中飘来，踢了我一脚。“去拿起砍柴斧！你们家门背后不是放着一把吗？你身上又有钥匙，一下子把门开开闯进去。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间，岂能受这般欺侮？”

我抬起头。这位幽灵穿着宋代官服，微黑的面皮，矮胖的身材，眼如丹凤，眉似卧蚕。他捋着髭须说：

“我们兄弟绝不会像你这般无能，连武二郎那位号称‘三寸丁’的大哥，也要和奸夫淫妇的拼个死活，何况你七尺之躯，膀大腰圆，一表人才，你容忍了这种事，再有何面目见九泉下的父母！”

这倒是可以试一试！结婚那天，墙上居然有横七竖八的尸体，这是不是一个预兆？但是……

“宋大哥，”我叫道，“可是，时代不同了，你杀了阎婆惜，可以逍遥法外，而我呢？现在没有一个水泊梁山……”

“照我看，你们现在也和宣和年间相差无几。”宋江说，“主上昏庸，虎狼当道，忠良受害，此时不揭竿而起更待何时？水泊梁山也是好汉们创建的……”

“大哥，时移事易，”我说，“现在的领导集团，要比你们古时复杂多了。领导集团内部，就有着许多爱国忧民的人物，他们正在艰难在工作，想把国家推向正路。下面老百姓的轻举妄动，实际于事无补。”

“短见，短见！”宋江呵呵笑道，“上下结合，朝野结合，内外结合，才能开辟你所谓的‘正路’。如没有下面的、在野的、外部的力量，你所说的忧国忧民之士在朝中也孤掌难鸣，最终还是让虎狼收拾干净，打入天牢。你赶快拉起一支队伍，支援在朝的忠良，以清君侧，正朝纲！”

“大哥，你所说的‘队伍’，正是我们现在叫‘反革命组织’的东西。现在以无产阶级名义建立的专政机关，可不像你们那时的‘捕快’！在这种组织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他们就会闻风而动；他们围捕的行动甚至比你组织的行动还要快！这十多年来，他们是肯错捕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一九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迷迷糊糊地以为真有个‘刘邓司令部’而泼出命去寻找他们，可是不但毫无所获，反而被戴上帽子，投进了监狱。你当是那么容易吗？譬如，你已经弃世几百年了，他们还要把你拉来批斗。幸亏你白天不会出现，不然也要当场将你逮捕！”

“唉！真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宋江仰天长叹。“如此说来，你一个蝼蚁也无法匡救社稷。那么，干脆宰了这一对狗男女，然后再自尽，也给世上的为非作歹之徒一个惩戒。”

“这虽然不失为一个匡正世风的办法，”我说，“可是，宋大哥有所不知，我和她名义上是夫妇而实际不是夫妇，我没有必要为他们舍掉自己的性命，尽管我并不贪恋尘世的生活……”

这时，呼呼地刮来一阵夜风，杨树和沙枣树的枝叶统统摇来晃去。它们投在地上的迷蒙的影子被拢起来，成了一团弥漫的黑雾。空中，又响起了另一个幽灵悲切的声音。

“这都是因为月亮走错了轨道，比平常更接近地球，所以人们都发起疯来了。”幽灵的面孔黛黑，穿着古威尼斯军人的战袍。原来他是摩尔人奥赛罗。他两眼发呆，旁若无人地在黑雾中飘过。“我的勇气也离我而去了，每一个孱弱的懦夫都可以夺下我的剑来。可是奸恶既然战胜了正直，哪里还会有荣誉存在呢？让一切都归于毁灭吧！”

他在地狱里被折磨成了疯人。折磨他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和悔恨。他凄厉的声音似乎在告诫每一个想弑妻而又自杀的人。

黑雾渐渐散去，两个幽灵都不见了踪影。

俄顷，月色清朗，天空明净。我的躯体乘坐在我的目光上，穿过黛蓝色的太空到四处邀游。我在这一棵沙枣树下，仿佛就能直接与宇宙中任何一个天体对话。并且，我一伸手，一抬足，都无不是在这浩瀚的宇宙中间。我已经投身于宇宙里去了。

“啊！”我向冥冥的太空中呼喊，“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我经过了劳、饿、苦、乱，到什么时候才算是终结？如果这种种经历没有一个目的，我还不如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可算是一个终结吧……”

“井里的鱼不可以和它谈大海的事，这是因为受了地域的局限；夏天的虫子不可以和它谈冰冻的事，这是因为受了时间的制约；乡下的书生不可以和他谈大道理，这是因为他受了礼教的束缚。”太空中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回答我，“现在，你从河边出来，看见了大海，知道了你自己的丑陋，这才可以和你谈一些大道理了。”

“哦，请先生教我。我谨受命。”我知道说话的人是庄子，虽然我看不见他的形体。

“孟轲这句话，不通之处就在于他认为造化皆有个预定的目的。”空中的声音说，“我曾经听过有大成就的人说：‘自己夸耀的反而没有功绩，功成不退的人就要堕败，名声彰显的倒要受到损伤’。谁能够舍去功名而还给众人，大道流行而不显耀自居，德行广被而不求声名，所以才可以无求于人，人也无求于我。你的劳、饿、苦、乱，正是参与了天地之造化。圣人不求目的，不求名声，你为什么喜爱它而孜孜以求呢？”

“先生的道理极深，”我说，“但于我还是不太切近。我并不把名声显赫作为苦、劳、饿、乱的目的。我知道显赫的名声会带来新的苦恼。我只是想有所作为。”

“呵！呵！”庄子笑道，“你要知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耐无为，即无不为。徒役的人已不计生死，故登高而不恐惧，受了威胁不回报而超然于人我的区分。超然于人我的区分，这便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了。所以此人能做到崇敬他而不沾沾自喜，侮慢他而不愤怒。只有合于自然和气的状态才能这样。怒气虽然发，并不是有心地发怒，那么怒气是出于无心而发了；在无为的情况下有所作为，那么这作为即是无为了。要宁静就要平气，要全神贯注就要顺心，有所为要得当，就要寄托于不得已，应事出于不得已而顺应天地的造化，便是圣人之道了。”

我全身悚然，冷汗淋漓。“谢先生教诲。”我说，“我大概懂得了先生做人的道理。我一定不自喜、不愤怒，望能有所为即应有所不为，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也。然而先生还能教我一些具体的道理吗？”

庄子在宇宙中说：“神龟能托梦给元君，却不能躲避余且的渔网；机智能占七十二卦而无不应验，却不能逃避刳肠的祸患。这样看来，则机智也有穷困的时候，神灵也有不及的地方。纵使有最高的机智，也需要众人共同来谋划。鱼不知畏网而畏鹈鹕；人能弃除小知则大知自明，去掉自以为善则善自显。婴儿生来没有大师教便会说话，这是和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我是研究天道的，疏于人事。你要知道人事的具体道理，还需要向谙于这方面的大师请教。”

庄子的声音在太空中消失。皓月当空，枝影婆娑，万物又皆归于清静。

这时，马克思从圆月中踱了出来。

“孩子，我听到了你心里的呼唤。”他将手指插在背心口袋里说，“但恐怕在这方面我不能对你有所帮助。你知道，燕妮是我最亲爱的女人，我是燕妮最亲爱的男人，我当然不会有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

“大师，我不是向您求教这件事。”我说，“在这问题上我已想通了。我要心平气和地来对待它，不损害自己的道德。我想向您求教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即所谓人事方面的前途究竟如何？因为……”

“嘿嘿……”马克思爽朗地笑起来。“我的孩子，”他说，“你说你想通了，其实并没有想通。东方人生哲学的根本是修身养性，求得自己道德的完整，将个人复归于自然，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达到‘天人合一’。照我看，你应该先从她那方面来考虑；用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西方的观念是自由平等，东方的观念是道德名誉。我不愿在这里分析哪种观念优劣，它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且，随着历史的螺旋形发展，你们东方的哲学将会在世界发扬光大。我这里只想指出，你和她是夫妇，但你又不能尽丈夫的义务，你有什么权利去阻挡她得到暂时的快乐？你以为你饶恕了她，是你道德上的宽怀大度，但实际上你却连饶恕她的权利都没有。这种‘自以为善’也是不合于你们东方观念的‘圣人之道’的。”

“是的，是的……”我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大师，请您继续说下去。”

“好的。”马克思掀起燕尾服后襟，在我面前的一个树墩上坐下。“首先，我要求你，也要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让我们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像朋友似的谈话。我之所以称你为‘孩子’，是因为毕竟我比你的年龄大得多。这里没有什么大师、导师。我从来没有自封过，但我又不主张堵住后人的嘴，这正是我在天堂里苦恼的一件事。‘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正是因为自己是跪着的缘故，我记得我早就把这句话向你们转告过。遗憾的是，后人们很少听我的话……”

“咦！”我诧异地说，“固然，有许多人歪曲了您的学说，或是假借您的旗号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遵循您的教导的呀！为什么您还说后人很少听从您的话呢？这点我不太明白。”

“孩子，”马克思说，“这也是我在天堂里担忧的：你所说的前一种人，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或是在权力斗争中，或是在镇压群众中，寻章摘句地援引我的话作理论的武器。于是，在一般不谙熟理论的群众心目中，我的面目会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使我看来仿佛是处处与群众的利益对立。啊，想想我就心惊！可是，这些人往往又能取得胜利，哪怕是暂时的胜利，其原因呢？却恰恰是他们能‘自行其是’！你所说的后一种人，天真地照我的话亦步亦趋，却常常碰壁，其原因恰恰又是他们没有‘自行其是’……”

“您……”我说，“我有点糊涂了。难道您的话不是真理？为什么不照您的话做而自行其是的人能成功，哪怕是暂时的成功？而照您的话亦步亦趋的人反而会碰壁？”

“你别着急，听我说下去。”马克思把他宽厚的手掌放在我的膝盖上。“我一生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不过是我的好友恩格斯在我墓前的讲话中归纳的两条：一个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个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是贯穿在我的全部研究过程中的。如果说是真理的话，真理就仅仅在这里！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两种人，不管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却都是只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寻找现成的结论，而不是从我的全部研究中提炼出方法论。我非常赞赏你们东方哲学中的‘得意忘言’的说法。如果‘得’了我的‘意’，便会‘忘’了我的‘言’。而我和恩格斯都回到天堂以后，许多人都是‘得’了我的‘言’，忘了我的‘意’。这就是你们东方哲学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了，那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呢？”

“我有点明白了。”我说，“可是，您为什么又说‘自行其是’倒能成功呢？那么，您的学说的指导意义又在哪里呢？”

“你还不太明白，”马克思在大胡子中露出微笑。“我说了，如果我的发现对后人有用的话，就在于以上所谈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后人要想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我想应该是运用这种方法论来‘自行其是’……”

“我们后人还是要继承您的事业的……”我急忙安慰伟大的亡灵。

“嘿嘿……”马克思又发出洋溢着睿智的笑声。“我的孩子，请你别低估了我的智力。我还不至于傻到以为后人干的事是在继承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已经在一八八三年完成了。每一代人只是在干历史规定每一代人所能干的事。全人类的解放是全人类每一代人不断奋斗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包办，别说一个人了。只有患了老年性痴呆症的人才敢接受别人称自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和要求他的后人去完成他的所谓事业。你记住，孩子，黑格尔说的这句话很对：‘各个民族及其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对这点说，每个时期都是太特殊了。’这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以至必须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态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处理那个时代的事务。所以，那些打着我的旗号却能‘自行其是’的人常常会取得成功，道理就在这里。可是，倘若我还活在你们中间，我还有发言权，我就会要求他：阁下，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说话好吗？你不自觉地‘得’了我的‘意’，却自觉地牢牢抓住我的‘言’，往往把我的‘言’搞得似是而非，又何必呢？其实，如果你不以为我狂妄的话，我可以说，凡是成功的革命事业，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假如仅仅抓住我的只言片语，等于叫我死亡第二次。唉，孩子，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眼看着人家把你的精神处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

“是的，我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尽管我们根本不能相比。”我说，“那么，您对我们社会的前景有什么可以指教我的吗？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到我如何对待生活，还关乎到我的生与死。”

“经济！”马克思立刻接上问题回答，“要从经济上来看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已经大体上表述过了。那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再告诉你，这种历史观还有另外一面：当生产力衰退的时候，萎缩的时候，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生存的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同样会到来，以便挽救濒于死亡的生产力。而看起来，这种社会革命、是先从上层建筑开始的。由上层建筑的变革来改变生产关系。现在，你们的生产力已经被阉割了，连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它一直在靠嘴对嘴的人工呼吸来勉强维持。可笑的是：你们这个时代，不是脑，不是手，而是嘴这种器官特别发达的时代。你想想，这样的时代可能持续多久呢？……”

马克思的话刚说到这里，我家的门倏地开了。曹学义从黑洞洞的门里钻出来，披着他的旧军装。同时钻出来的，还有我家的那只灰猫。曹学义在它身上绊了一下，急匆匆地向他家的方向走去。而灰猫“哇”地大叫一声，一下子蹿到了房顶上。

这个冲撞了伟大的亡灵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员。

真是不可思议！

第四部

第一章

“你在这里干啥？”

“我在看月亮。你看，月亮圆了，又缺了。”

“真是个傻瓜！唉！嫁了你这么个人真没办法！”

除了睡觉，我尽量不到里面那一间屋去。自我发现了那件事以后，房子里似乎处处留有曹学义的痕迹，曹学义的味道，曹学义的影子。他们是在哪里……是在炕的这一头？还是在炕的那一头？他们总不会在我睡的这一头来搞吧？我极力想从空气中捕捉到他们当时的一举一动：曹学义是这样进来的；她是那样迎上去的；于是他们这样拥抱在一起，那样厮缠着进到里屋；是谁抬手拉灭的电灯？是他，还是她？然后他们是怎样一起滚到炕上的？她的动作我是熟悉的，包括她的呻吟，那么是不是她在曹学义的怀里也把这些过程演了一遍？……我知道我很无聊，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总要反反复复地如此去想象。甚至会在半夜中突然惊醒，皱起鼻子：是不是有一股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

所以，放牧回来，吃了晚饭，我多半是坐在我平整出的这一块庭院中乘凉。

还写什么论文！这个阎婆惜比周瑞成还要危险！而且，我不过是“半个人”，是“废人”，我已大大降低了对这种工作的兴趣。

只能苟且偷生地观望和等待吧。

酷暑来临，麦子已经收上了场。热烘烘的风刮过正被翻耕着的麦茬地，带来浓郁的泥土气息。那边，“东方红”拖拉机在辚辚地吼叫，金属的声音居然像动物在嘶鸣，有一种颤动的灵气。即使是钢铁，也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了。无遮拦的庭院前面，是那一片杨树林和沙枣树。它们是忠实的见证人，永远挺立在自然法庭的证人席上，决不退缩，决不回避，有时在晚风中簌簌地向我表示它们的不满。

我看着悒郁的上弦月在傍晚高高地挂在天空的南方，并在半夜里落下。

我看着忧伤的蛾眉月在日没之前出现在天空的西方。她追随着夕阳，几乎和他同时隐没在山峦的那边。

“你看你，这些日子又黑又瘦，”她一件一件地收着晾在绳子上的衣裳，用既像是关心，又像是埋怨的口气说，“让人看了，还以为我咋欺负你了哩！是少了你吃的？还是少了你喝的？”

是的，我在人眼里，只剩下吃和喝两件事情了！

“人要瘦，有什么办法？”我无力地说，“至于黑嘛，你也知道，太阳这么毒……”

“你就不知道在树阴底下呆着？一个放牲口的，还那么负责！把你稀罕得不行！”

星星开始闪烁出微弱的亮光，而在西方的山顶上，一抹橘红色的霞光还没有完全熄灭，宁静地照耀着渐渐昏黑的坡地。

“你也搬个小板凳来坐一会儿嘛。”我说，“你看，夜里这么好……”

“我还忙着哩！哪像你有心思一晚上数天上的星星！”她抱着一大抱衣裳，掀起门帘啪嗒一声进去了。竹门帘是我趁放牧的方便，骑着马到三十里外的供销社买的。她细心地将四周用白布一针针地缝了一圈包边。“这样，就能用好几年。”她说。

她还想着“好几年”的事！

我进到里屋去的时候，她还在纳鞋底。

“给谁做的？”我搭讪地问。

“还有谁？这屋里就两个人，你说还有谁？”

她抬起手，把针锥在头皮上刮了一下。动作利索，手势优美，宛如京剧的花旦一甩水袖。

鞋底很大，那当然是我的。

我脱了衣裳躺到炕上。夏天的土炕，到夜晚会自然散发出如月光一般的清凉。光脊背贴在薄薄的褥子上，就像浮在平静的水面。我是一片落叶，任微风把我吹到任何地方。我曾想过：女人，我要逐渐地熟悉你！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仅仅是一个她就比刚开始接触时更难以捉摸，难以预料。大脚的女哲学家说得对：你能把人“思谋”得透吗？

尤其是女人！

那天早晨，小李子开着拖拉机回来，我站在空空的拖斗里。拖斗后面，还拴着两匹马。拖拉机在前面不慌不忙地用马走的速度滚动着，马无精打采地一步一点头，仿佛瞌睡没有睡够。大队正巧出工，全体农工在路口上看我们这支奇怪的行列。小李子先声夺人，还没有走近人群就大喊大叫起来：

“妈的！这车能开么？这没有到站就熄了火，把我们搁在荒滩上，幸亏老章半夜回来牵了牲口才拉着。要不，两个人早都让狼吃了！×他妈！不给咱们俩记四个工，老子跟他没完……谁有本事谁来开吧，老子要回场部睡觉去了！”

小李子跳下拖拉机，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回他当官的爸爸那里“睡觉”去了。在人群里。我看见她疑疑惑惑地盯着我的脸。

“是你昨晚上回来牵的牲口？”她露出尴尬的笑容。

“是我。”我沉着脸解下拴在拖车上的缰绳。

“那……你咋不回家？”她跟在我的身后。

“哼哼！”我冷笑了一声。自我们结婚，我还没有这样冷笑过。“好像家里不只你一个！”

我很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跨上光背马，就向马厩跑去了。

自此以后，她就开始用这种既像是关心，又像是埋怨的口气跟我说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这毕竟比单纯的埋怨听起来要舒服一点。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直用埋怨和讥讽的语气跟我说话的。

并且，她洗衣裳也洗得勤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过单身生活过惯了，”我说，“衣裳脏一点没有关系。你看人家，比我还脏！”

“你惯了我可不惯！”她强迫我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脱下来，“你身上一股马汗气，走到人跟前都呛鼻子！尽看人家：人家去死，你也去死？”

也许是这样！

同时，不论我吃多少，她再也不说“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这类威胁的话。

现在，她又给我做鞋，一针针地纳着鞋底。她说忙，指的就是这件活。

然而，我倒于心不忍了。何必拖着她呢？

“香久，”我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眼睛看着顶棚说，“你怕刚结婚就离婚，名誉上不好听，那么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吧。到明年，你去提我去提都可以。我们好合好散。理由嘛，就说我们感情不和。要不，就说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生活习惯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你看怎么样？”

她不回答我。屋里只有嘶啦嘶啦纳鞋底的声音。

一只大甲虫砰地撞在玻璃上，想来扑灯火，却仰面朝天地落在窗台底下，嗡嗡地直叫。

广播喇叭里吹响了熄灯号——十点了。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后的新气象。即使在这个荒僻的小村庄，作息制度也一律由军号来指挥。军号是录在唱片上的：起床号、出工号、收工号、熄灯号……场部管广播的小姑娘搞不清楚，经常在出工时播收工号，收工时播起床号。

可是今天播的很对：是熄灯号。

她动作麻利地将一大截麻绳绕在鞋底上。转身拿起扫帚沙沙地把褥子扫干净，还没有躺下，就啪地把灯拉灭了。

时间在黑暗中流逝，生命也就随着消融。窗台下面的大甲虫还在嗡嗡地叫，始终没有翻过身来。也许它永远翻不过身来了，但它仍要不懈地翻。一会儿，甲虫的嗡嗡声和我耳鼓膜里面的血液流动声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甲虫的声音，哪是我血液流动的声音。于是我觉得我似乎就是那只甲虫。我的背麻木了；我感到疲倦；我的四肢很沉重……但在我朦朦胧胧快入睡的时候，她却忽然说起话来：

“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嘛。我听说。这病是能治的。”

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声音是她说的话。我使劲地把我的精神找回来。把神经调整了一下。为了表示心平气和，我又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

“现在医院哪有看这种病的？只有人工流产，结扎……”

“到大医院去。”她的声音好像离我很远。“要不，找走江湖的郎中。”

“笑话！”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到大医院要证明，别说场部不给我开这样的证明，就是开了，医院一看我这样的身份，又是看这种病，连号都不会让我挂。江湖郎中？现在哪儿有江湖郎中？早让人家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我清醒了以后，我蓦地发现我内心里早已滋生了不能跟她再继续生活的念头。我断然地拒绝了使我可能痊愈的一切机会；我要把这道沟挖得更深一些，使我和她之间的地壳开裂。

又沉默了很长时间。是的，黑暗中说话最真切，我想。一切都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黑暗中的一切都是真的。黑暗真是一个奇妙的境界：在黑暗中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不是假话害怕阳光，而是真话害怕阳光。多么“特殊的状态”！

“扯淡！”她说，“我可没觉着跟你感情合不来。啥南方人，北方人？你都劳改那么多次了，还有啥南方人的习性？你是面条吃不来，还是饼子吃不来？只怕给你一把糠你还觉得赛蜜糖哩！我有啥北方人的习性？只要好，我啥都可以随着人……”

“可是我就是好不了了！”我赶快表示自己的绝望。

“那你就别怪我！”她说。我懂得她这话的意思。

“我并没有怪你。我只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安安静静地过生活。”我相信她会懂得“安安静静”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还可以提前嘛，甚至明天去提也可以。”

“算了，算了！”她烦躁起来，“我说不过你。你们读书人肚子里道道就是多！”

“你也是读书人呀。”我说，“上过初中，你应该是懂得道理的、知道利害关系的。并且，你不是也挺注意名誉的吗？”

“你别讽刺我好不好？”她发火了，但火气并不十分足。“要提你去提！我是不去。反正结婚报告也是你写的！”

这个女人是真正的淫妇！我憋着一肚子怒气这样想，她把我的忍让当成孱弱，利用我作为掩护来胡搞，现在死缠着我不放，并且还要一直缠下去……

第二章

暴雨下了一天一夜。这场暴雨不像往常那样先稀稀落落地掉下几点来敲打一番，给人以警报，而是直截了当地从天上猝然倾泻下来，搞得人们措手不及。

幸亏麦子都收了场，不然全要泡在田里。黄土、青草、树木全湿透了，变色了，膨胀了；有吸水能力的沙质土壤也成了一汪泥汤。泥汤向周围的低处漫流，把原来坑坑洼洼的土地几乎填平了。荒野上的沙砾，经过一阵阵暴雨的淘洗，白色的云母片和透明的石英全裸露在地面上，因而露在水面上的陆地显得异常洁净。水分已经饱和的树枝再也承受不了不断泼来的大雨，全缩头垂肩地耷拉下来；茂盛的青草密密层层地趴在地上，和地面的泥汤混在一起，叶梢顺从地向着低洼的方向，犹如河流中的水藻。从窗户里向外望去，常见的景物变得非常陌生，人们似乎一下子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每个人的心里都忐忑不安，仿佛脚下的大地即将崩溃。

村庄是建筑在一块比较高的丘地上的，所以暂时还没有被水淹到。但已经像一个盛满了水的碟子，浑浊的泥水带着各家各户的垃圾和厕所、马厩、猪圈的粪尿，向外面哗哗地流溢。碟子里，是一片淹没到房基的浑水，并且还在逐渐上涨。有的墙开始裂缝，有的房舍已经坍塌。幸好坍塌的不是人住的居室。大猪小猪满村庄乱窜，寻找避雨的地方。最后，一只只卧在宿舍屋檐下的一长溜湿地上，愁闷地望着天空。我把我放的二十多匹牲口，全赶到平时作为会场用的一间大仓库里。这时麦粒还没有脱下来，新稻还没有收割，仓库是空的。牲口们一匹挨一匹地挤在横幅标语下面，倒也像准备聆听“批宋江”的长篇报告。农工们养的鸡鸭名副其实地成了“落汤鸡”，缩在鸡埘里，连叫也不叫了。

暴雨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从马厩拖来两根圆木，在我破烂的住房外面立好支柱，顶住了已经略有倾斜的山墙和后墙。这样，再下几天雨也不怕了，我浑身上下浇得透湿。跑进房里，她十分殷勤地给我打水，给我拿肥皂毛巾，一件一件从我手中接过脱下的湿衣服。

“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她很满意地笑道。

“男人嘛，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我说，“现在物资紧张，人口可是过剩，尤其是男人。”

“那不见得。”她一反常态跟我亲昵起来，在我背膀上拧了一把。“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多。”她说。

我背往后一拱，推开她，说：“去吧去吧！对你来说，是个男人就行！”

我觉得她似乎在我背后愣了一下，后来，她一下午没说话，悄悄地绱鞋子，悄悄地做饭，晚上睡下以后，悄悄地出了一口长气。

晚上没有电。据说是怕大水把电线杆的根基泡软，倒下来跑电，全场关了总闸。窗外黑漆漆的，房里也黑漆漆的。我在被窝里想，既然先哲们那样教诲我。为什么我还要说伤害她的话？我也悄悄地出了一口长气。

第二天中午，在人们以为天还要下的时候，雨却突然停住了，停得也干净，仿佛天上也有一个管雨的总闸似的。空中连一滴水也没有，只有潮湿的风在已经成了沼泽的地面上吹起一层层锯齿形的波纹。头顶上还阴沉沉的，但天边露出了亮光，一团一团巨大的乌云在天空翻滚，到了明亮的天边就消失了。于是乌云越来越薄，天空越来越亮。

然而，人们刚松下一口气，村庄里却四处响起了凌厉的哨声。哨音既响又长，好像是根金属的棍子捣着人们的耳鼓膜。

“快呀！快呀！大渠决口啦！”

“都上渠去！都上渠去！全体集合！”

“拿着锹，背着背篓……”

“赶快赶快！家里不许留人……”

各排排长，各班班长赤着脚在泥泞里连喊带跑。男农工、女农工都钻出屋，站在还往下滴水的屋檐下互相探听消息。其实不用探听，年年都有这么一次：夏天一下大雨，干渠肯定涨水。但这一次看来非同往常，农工们踌躇着：

“咋办？他妈的都去，谁看家呀？”

“胡扯淡！连他妈命令也不会发！”

“看头头们去不去，头头们不去咱们也不去！”

“对！干渠真一决口，大水下来，连家里一个碗也剩不下！”

“还有娃娃咋办呢？”妇女们喊。

但是，头头们吹了哨子，都扛着铁锹跑到积满泥水的道路上来了。曹学义穿着部队发的胶布雨衣，扯着嗓子大叫：

“快！男的都去！妇女留下看家。水火无情，大水下来可不挑挑拣拣，哪家都逃不了！”

叫了一长串话，最后嗓子也变音了，大家才明白事态的确严重，于是男人们扛起了锹，背起了背篓，蹚着泥水，纷纷向村庄西边跑去。妇女们赶紧跑进屋去抱起娃娃，呆呆地坐在炕上。

畜牧班长带领放马的、放牛的、放羊的、喂猪的到库房去抱麻袋，准备装进沙土往决口里扔。还离得很远，就能听见大渠坝上一片嘈杂的喊叫，等我们连跌带爬地赶到大渠坝，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公社的老乡也来了，比我们农场的工人还多，每个队只顾加固直对着自己村庄的一段渠坝，好像水从别的地段冲下来是不会淹着自己村庄似的。人们在大渠坝坡爬上爬下，就和阴天出洞的蚂蚁一样。

大渠并没有决口，但渠坝西面已经成了一片汪洋。从我站的渠坝到山脚下，见不到一块陆地，见不到一棵树。黄褐色的水面上浮着大片大片雪白的泡沫，像是南极洲里漂浮的一座座冰山。从山上冲下来的老鸹柴、朽树杂草和羊粪，被水冲聚成团，在水面打转，仿佛在寻找从哪里冲出去最合适。只要有一阵微风吹来，水面上立即掀起巨大的波浪，啪啪地冲击着渠坝。这对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西北农民来说，真是惊心动魄的壮观。

水不是大渠里涨出的，而是从山上下来的山洪。大渠坝这时正好起了防洪堤的作用。此刻，山洪离坝顶只有不到一尺的高度了。倘若渠坝决开一个口，不论在哪一个地段，从这里直到山脚下几百平方里的洪水就会一泄而下，把渠坝东边的几十座村庄全部推光。

目前没有别的办法，灌溉渠上是没有泄洪涵洞的，并且也无处可泄汪洋大海般的洪水，只能不停地向坝顶上运土，把渠坝加高。人们忙乱地干了一阵，开始逐渐有了组织。坝上坝下，一行行地排开传运的行列：坝下的人铲土，中间的人一篓篓传上去，坝上的人负责加固。

“只要水再不往上涨就行了……”

“妈的！这么大的水，要冲下来跑都跑不及！”

“你会浮水吗？”

“咱们都是旱鸭子，谁会浮水？”

是的，在荒漠和山区长大的农牧民，会游泳的人极少。

“别怕，死了就浮上来了！”有人笑着安慰大家。

“淹死的人，男的肚皮朝下，女的仰面朝天。”

“这还分男女吗？”

“可不！就跟在炕上一样……”

忽然，有人在坝顶喊叫起来：

“看，那是个啥？是不是死人？”

坝顶上的人们顺他的手指望去，果然是具尸体，穿着草绿色的上衣，悠悠然地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水上浮荡。

“哎呀！肚皮朝下，准是个放羊的！”

“他妈的，羊呢？咋不见死羊？”

“没准是山上林管所的……”

出现了死人，人们更恐慌了：

“快呀，快呀！来土，来土！……”

“加油！这坝一倒，咱们都跟那家伙一样了！”

我在坝顶负责加固，一篓一篓土传到我手上，我挨顺序将土倒在坝的外侧，同时手脚并用地把土踩瓷实。一种莫名的兴奋增强了我的体力，在冷风中我干得满头大汗，却一点不觉得累。“快！”我不停地喊，“人往这边挪，人往这边挪……”谁干得积极，谁就取得了指挥别人的权力。这里没有什么队长书记农工的分别，大家都听那最会干活的人。这可是生死攸关，往常那套上下级关系全打乱了。

“好了，”我告诉大家，“水已经不往上涨了。”

“咋？咋？你咋知道？”

“我一上来就在坝上做了记号。这不，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水面还在原来的记号上。”

“嘿！还是咱们老章有心眼！咱们光知道瞎忙。”农工们欣慰地笑道。

“行了！”曹学义在中间传土，这时也笑起来。“可以稍微喘口气了，有烟的抽烟。”

“哪来的烟？全泡汤了！”

“抽书记的，书记是高级烟……”

“不能歇！”我居高临下地对曹学义瞪了一眼。“现在最危险的是渗水。坝上要是有一个指头大的眼，整个坝全要垮！”

“对！”曹学义急忙收起已经掏出的烟盒，“大家都散开检查一下……”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离我们不到一百米的老乡的地段传来了惊恐的呼叫：

“穿水喽！穿水喽！……”

“哎呀！快堵住、快堵住！……”

“拿背篓来！……”

“人坐上去！……”

“队长，要不要敲锣？……”

那边，老乡们乱成一团，全拥在穿水的窟窿前面。我们连队的人也跑了过去。这个地段一决口，老乡的村庄和我们连队首先遭殃。

窟窿有水桶一般粗，一股洪水夹带着泥浆猛烈地向外喷射，同时响着令人心惊的哗哗的冲击声。水仿佛不是液体，而是一根圆形的坚硬的金属柱，已经把它前面所有的杂草灌木撞倒了，还在正对着它的土丘上撞出一个大坑。老乡们扔去的土和盛满土的背篓，早化成泥被冲了出来。几十个洗刷得干干净净的空背篓在急流中沉浮；几个原来坐在窟窿上的老乡被冲出几丈远，连滚带跌地向土丘上爬。

“堵里面没有用！”我叫道，“堵外面，堵外面！”

上下级关系打乱了，公社与农场的界线也取消了。农工和农民混在一起，面对着这个吓人的窟窿。

窟窿上面的土不断地坍塌下来。窟窿每秒钟都在扩大。

可是，渠坝外面的水太深，水面上看不出一点漩涡的波纹。这个窟窿的外口在哪里？

有几个老乡趴在泥泞的坝顶上，用锹把、用抬筐的木棍伸到水底下去探寻。但水一直没到胳膊也探寻不到。

这渠坝眼看就要垮！

从渠坝上向东望去，能看到四五个湿漉漉的小村庄，在明朗了的天空下逐渐恢复了生气。有几处烟囱里，已经冒出烧湿柴的浓烟。

“我下去！”我说，“你们找根绳子来把我的腰系住。”

不会游泳的老乡们顿时七手八脚地抽下抬筐上的绳子拴住我。我向下一跃，扑到洪水里面。

渠坝外的水足足有三人深，水底凹凸不平。我反正全身早已被汗水湿透，这时也感觉不到冷了。我一头潜入水底，摸着渠坝的外壁。刚摸了几公尺，一股强大的吸力就将我的腿吸了过去，一只脚还被吸进了窟窿里。

管过水稻田的人都知道，决口进水的一面都比出水的一面小，绝不会比出水的一面大。

我划开了杂草和泡沫钻出水面。

“没关系！”我喊道，“漏洞这会儿只比脸盆大一点。快捆一捆草来，再装一麻袋土，快！”

上面立即给我扔来一捆捆得结结实实的干草和一个装得满满的麻袋。我把一麻袋土压在草捆上，潜入水底，将草和麻袋拽到决口旁边，还没有等我揉它，它就脱手而去，被湍急的水流猛地涌到窟窿上面，像一个盖子似的把决口盖住了。

等我再次钻出水面，听到渠坝那边一片高兴的叫声：

“堵住了！堵住了！……”

“狗日的！窟窿里还咣咣地叫唤哩！”

“这会儿快填土，快填土！”

“这同志是哪儿的？是解放军吧？”

“啥解放军！那是农场队上放马的。我老在滩上见他哩？”

“还放过羊哩……”

“应该给他写个表扬信！……”

有人把我拉了上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曹学义！

第三章

我是最后一个回家的。

村庄上给抢险的老乡送来了饭菜，还有酒，老乡非要留下我吃一顿。还是农村比农场有人情味。农场的炊事员按时开了三顿饭就休息，管你抢险不抢险哩！

“饭不吃，你酒总要喝一杯吧，好压压寒气。”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劝我。“知道你们农场好生活，月月有工资，不像咱们农村，一个劳动日才五分钱……”

“闹不好还倒找哩！”旁边的人插嘴，“你要不喝，就是看不起咱们。”

“工农联盟嘛，”有的老乡不知说什么好，“你们工人是老大哥嘛……”

这样，我只好留下来扒了两口饭，抿了几口酒。

到了黄昏，日落处出现了晚霞，泥泞的土路反而比下午还要明亮，也干燥了许多。蚊子和“小咬”居然没有被雨水冲跑，这时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在空中聚合成群，拼命地飞舞。青蛙也开始叫了，四周响起欢快的咯咯声。看来，明天准是个好天气。

今天晚上通了电。天还没有完全黑，在路上就看见村庄里家家亮着灯光，好像今天要把昨天没有用电的损失找补回来，又像是每家都在庆贺躲过了这场水灾。

啊，我是个“废人”！我不过是个“废人”！是头骟马！……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是无聊！可是人还剩下那么一点可笑的英雄主义。这点英雄主义不是用来救别人，而是用来救自己。也许我还有救？不至于绝望？只有这一点还可以欣慰。多么渺小的一点欣慰啊！我跌跌跄跄地走着。老乡的冷酒冷饭在我的肚子里凝结成块，沉甸甸地堵在我心口上。那种酒不是粮食酿的，大概是毛稗或是地瓜酿的吧，又苦又涩，这时不但没有驱散寒气，反使我浑身冰凉，冷得发抖。

我推开门，几乎瘫到在地上。

“哎呀！你看你……”

她正在炉旁揉面。在我眼睛里，她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她撂下手里的活，向我扑来。我觉得她力大无比，一下子把我连抱带拖地弄进里屋，抱到炕上。灵巧的手很快将我全身的湿衣服扒得精光，拉开那床绣着拖拉机的被子压在我身上。

“就数你能！”她一边干一边数落我，“你逞哪门子好汉？那么多人，出身好，觉悟高，为啥不下水去？我在家就听说了。我心里就直骂：傻瓜！也只有你这傻瓜才干这种事！你应该抄着手站在岸上看着！看他们平时喊‘革命’喊得凶的人来干……”

她又跑到外屋去，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快，趁热一口气喝了。早就给你熬好了，死等你你不回来！我还以为你是淹死在水里了哩……”

从她的惊呼声和一连串絮叨中我体会到了关切之情。女人真是奇怪，不可思议，不可捉摸！这是怜悯？是同情？还是所谓的爱情？抑或是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种住在一起应该互相帮助的义务？……

喝完一大碗辛辣的姜汤，内脏暖和了许多，那团堵在我心头的冰块融化了，但皮肤仍旧冰凉，仿佛还泡在洪水里面。身上起了一片一片的鸡皮疙瘩，好像得了荨麻疹；我连腮帮子都在打哆嗦。于是，她跪在炕上像揉面一样揉搓着我的胳膊和胸脯。

“活该！咋没淹死呢？！淹死了人家还要给你开追悼会，还要追认你是共产党员哩！……去挣那个功劳，看有谁说你一声好？！没准人家还说你想把那窟窿再往大里掏哩！过去的经验你还没受够？你就跟猪一样：记吃不记打的货！……”

胳膊上和胸脯上的皮肤舒展了，泛红了，我顿时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心灵似乎也松软了。她的脸在我眼前飘呀、飘呀，像一只美丽的风筝……家里还是有个女人好！她不是也说过吗？“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原来这就是她说的“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我这样想着，不禁微笑了。

“你笑啥？我说的不对？”她拍打着我的脸颊，“哟！你看你，脸还冰凉……来，把脸贴在我胸口上！”

她两手捏着衬衣两片下襟，往两边一分，胸前一排按扣扑扑扑地全扯开了。那不是按扣迸绽的声音，而是一种撕裂开皮肤的声音；她拽开的也不是她的衬衣，而是她的胸脯。在我面前，两大团雪白的莲花似的乳房一下子裸露无遗，莲花中间是彤红的花蕊，花朵还在一池清水中荡漾。花朵和花蕊，都比我记忆中的更大、更鲜明、更具有神韵。

石破天惊！我遽然产生了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冲动。这就是爱情？我一伸手搂住了她……

“你好了！”她的声音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

“是的……我也不知道……”我笑了。一种悲切的和狂喜的笑，一种痉挛的笑。笑声越来越大，笑得全身颤抖，笑得流出了眼泪。

“你还……能吗？”水底又浮上来模糊的声音。

“能！”我恶狠狠地说。

第五部

第一章

十月中旬，水稻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嵌在荒滩中的空荡荡的晒谷场上，陡然出现了十几个高高的稻垛。远远地望去，那金黄色的庞然大物，犹如一座座古代的石砌建筑，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田野当中。中午，高大的稻垛会白得晃眼，放射出碑石的光芒。傍晚，它们又转换成柔和的橘红色，仿佛它们是一团团云霞，会渐渐融合进青色的暮霭里。

而田野上、荒草滩上、林带地的杂树林里，全是一片坦荡的、毫无保留的、透明的光辉。大自然成熟了，于是她愿意将自己纤毫毕露地呈献在人们眼前，从而也就把整个世界拥抱进她的怀里。收割了水稻、玉米、黄豆等秋作物的田地上，散放着牛、羊、马匹，连白的、黑的猪也到处用它们的长鼻子拱食撒下的粮食。蚱蜢随着季节的变换，老气横秋地也由绿变黄，喳喳地在禾茬上跳跃，那声音像火烧，像雨点。各家各户的鸡鸭，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就列着队争先恐后地跑来。到了中午，它们全吃饱了，卧在林带地的阴凉处梳理自己的羽毛。

黄土高原的台地，这片一边毗邻内蒙古沙漠，一边紧靠着黄河的河套地区，起起伏伏的原野展现了有节奏的青春的活力。那旋律既开阔，又富有弹性，马蹄敲击在上面，奏出了不可遏止的热情的鼓点。不，秋季不是个衰老的季节！那开始变白的针茅草、野茴香和芦蒲，与杨树和沙枣树上尚未飘落下来的黄叶，宛如中年人发间的银丝，那是深思与智慧的标志。一阵秋风从西边的群山刮来，原野上所有的林草枝叶都飒飒地奋起抗争，保卫自己的生命，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

炎夏已经过去，严霜还未降临，黄土高原的田野美妙得像她丰满的胸脯。沼泽和洼坑里的水显得异常宁静，在蒲草和芦草丛中，水面仿佛是凝固的晶体。我喜欢策马涉过沼泽，让四周溅起无数银色的水花。水花洒在明镜似的水面，把蔚蓝的天空扰得支离破碎。有时，我纵开坐骑，任它在草滩上狂奔一阵。然后，猛地一勒马缰，使它扬起前蹄，指向高高的天空。此刻，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的呐喊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对最高权力者，

他们发出了怒吼；并用手中枪，

在他们的盾牌上，敲出战斗的声响，

愤愤然径向头上的天穹挑战！

天空是透明的。云是透明的，太阳明亮而温暖。于是我也变得透明了。

“我亲爱的牧人，我感觉得到你的变化。”大青马在我胯下说，“你的鞭子是有力的；你的髓肌是有力的。你的血液里掺进了原始的野性，你更接近于动物，所以你进化了。”

“是的。”我说，“所以我想走了，我要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

“难道这里不广阔吗？”大青马一跃而跨过沟坎，“你看这天，这田野，这草原……”

“这就是你不懂的了！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

“那么，你的那位妻子怎么办呢？”大青马昂起了脑袋。

“我现在正考虑和她离婚哩！一则是我不能再连累她，二则是我和她生活在一起总摆脱不了心理上的阴影。好了，别说话了，让我们奔跑一阵！你听这风声。如果我闭起眼睛，我就会以为你是在空中飞翔，而你，就是一匹天马了！”

自我从“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是“废人”以后，一股火同时也在我胸中熊熊地燃烧起来。我感到我以前的一切行为，包括对她的谅解，都不是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修养，遵循了先哲们的教诲所致，而是出于骟马的懦怯。可耻的懦怯！我进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她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气氛包围着我，企图使我溶解在里面。但我却想粉碎这一切。没有获得之前企盼着它，获得以后却要放弃；没有进去的时候渴望进去，进去之后又向往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经常处在莫名的烦躁、妒忌和悔恨之中，前面又有一个模糊的希望在引诱我。烦躁、妒忌和悔恨只有在一次满足之中才能平复。她给了我满足。但满足了之后又更加烦躁、妒忌、悔恨，备受希望的折磨。

她在我身下扭动、呻吟，用手指和声音抚摸我。她在别人下面也是这样的吧？别人也在她身上得到过满足吧？于是，我会突然亢奋起来，爱的行为变成了粗暴的报复……

“要是你觉着不公平，你也跟别的女人去睡几次好了……”一天晚上，她忽然怯生生地这样说。

“我不像你！”我打断她的话，“你是什么男人都可以的，我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行。”

“那你叫我咋办呢？”她畏畏怯怯地想再钻到我的怀里。

“没办法，”我很冷静地说，“我们是不会长的，迟早要离开。”

我对她的爱情夹缠着许多杂质；吸引力和排斥力合在一起，内聚力和扩散力也合在一起；既想爱抚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互相矛盾的情感扭合在一起难解难分。这是一条两头蛇，在啃噬着我的心。

“去去去！”有时，我把她推到被子外面，只紧紧地裹住自己。“我现在从你身上都闻着以前你那些男人的气味。”

她嘤嘤地哭了。这是从心底里哭出来的声音。屋子里黑暗得和坟墓一样。窗外那朦胧的深灰色的光，只是阴间的一片寒气。我们在人世与阴间的交界上。这里躺着两个已经死去的活人，或是两个活着的死人。没有意识，没有理性，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在，只有扰成一团无法辨别的感觉。不是感情，而是纯而又纯的、由神经的本能所接受的感觉。这种感觉瞬息万变……

“好了，别哭了！你哭得人心烦。进来睡吧。”

“你刚刚说的是气话吧？”她谨慎地问。

“嗯。人嘛，总是有气的。没有气还是什么活人？”

神经在颤动，如一张微风中的蜘蛛网。她积蓄够了勇气，柔声地说：“咱们原先不是说过，过去的事情不提了吗？”

“过去的事情不提！”我兀地又暴躁起来。蜘蛛网破裂了。“以后呢？结婚以后呢？我现在真懊悔，为什么那时候我没闯进来把你们两个……”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她惊恐地一翻身跪在炕上，“我该死！我不好！我就那么一次。我跟你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不行吗？”

“哼哼！你除了审讯员和劳改犯说的语言，还会说什么话？”

可是，这句话却猝然勾起了多少往事，一幕一幕在眼前像电影的画面一样。原来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啊！蜘蛛网在风中无力地飘荡。我凄然地拍拍枕头。“你睡下吧。”我说，“那时候……我……我只气你不该跟他……你想想他是什么人？跟我们是不同的……”

“嗯、嗯……”她抽泣着，“我该死！可是，你不知道，不管我跟过几个人……可只有跟你……感觉不一样。”

“你的感觉真是太敏锐了。”

“就是的！”她急于表白，“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你那些臭事情我也不想知道！”我翻过身去，把背对着她。“我只听人说过，不要跟结过婚的女人结婚，因为她老是拿后一个跟前一个比较。”

“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才……”她用小手指在我肩膀上轻轻地划圈，一个圈连着一个圈，“觉得你好。”

“那不一定。你还可以一个一个比较下去。”

“真的！不是现在，是九年前。”她热烘烘的鼻息吐在我光光的脊梁上。“在劳改队的芦苇荡里。那天，我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

“幸亏我跟别人不一样，不然我至少要加三年刑！”我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说的话你自己大概都忘了吧。”

“那时候我说的不是真话……”

“我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算了吧，不要做戏了。睡觉！”

然而，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女人的眼泪是小溪的流水，幽幽的，平和的，无力的，却能冲刷掉石头坚硬的棱角。卵石，就是被女人的眼泪磨光的，并且，卵石也只有泡在女人的眼泪里才变得晶莹美丽。

“来吧。”我翻过身去说。

…………

而这时，黑暗中在策划着多少阴谋；多少诡计和逃避诡计的主意在静悄悄地形成：白炽的灯光下在紧张地翻阅多少份人事档案；铁栅栏里关押着多少待决犯：多少个广场在连夜刷大批判文章；有多少人的头发在这一刻变白……

雨来了！

在一望无际的坦荡的田野上，云来得特别快，雨来得特别快，因为中途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秋季，又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天说变就变。

雨在薄薄的乌云还没有遮住太阳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倾注下来。豆大的雨点像弹丸似的射向地面，沙土上砸出一片一片麻点。荒草滩上和田野上，顿时腾起尘土和水珠混合成的白雾。而风还在刮着。原野上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明亮而温暖的太阳从乌云中放射出光芒，像金色的流苏在空中飘拂；雨点，是穿透过阳光落下来的，于是每一颗雨点都带着阳光的绚丽色彩：已经衰败的蒲草、芦苇、猪耳菜和牛蒡，陡然变得异常生气勃勃，颜色黄得可爱。

但是，马群骚动起来。这是一场冷雨。冰凉的雨点砸在它们晒得发热的身上如同挨了鞭子的抽打。我和“哑巴”两面夹击，努力想把它们围到林带地去。而它们被雨打得懵头转向，互相冲撞，互相挤压。前面的马蹄掀起的湿泥溅在后面的马眼上，后面马的前蹄又踏着前面的马，就在这一刹那间，一匹儿马驹惊了！

它脱离开队伍，茫然不知所措地四处乱撞。这是头烈性的马驹，脖子上还挂着绊木。但正是这根绊木使它更为惊慌。它前脚不停地磕在绊木上，梆梆地发出木头敲击骨头的清脆声。它一定很疼痛，于是狂乱地又叫又跳。我纵开大青马去堵截它，大声吆喝它，而它一点不听指挥，甩开我，一头向马棚方向闯去。

不能让它跑掉！它要跑到谷场上去，就会把谷场糟蹋得遍地狼藉。

“这就是没有骟它的缘故。”大青马忙中偷闲地告诉我，“要是骟掉它，它就老实了！”

“快跑吧！”我抽了它一鞭子。“别废话！”

“你忘了我和你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哲学的讨论啦！”大青马埋怨我。“啊，你跟原来不一样啦！”

儿马驹还死命往前飞奔。它毕竟没有被骟掉，它毕竟是匹年轻的儿马，它跑得比大青马快，已经快到谷场前面的那片杨树和沙枣树组成的防护林了。

“快！”我又抽了大青马一鞭子。

可是，在儿马驹刚要跑进防护林的当儿，从防护林陡地钻出一个白色的人影，在蒙蒙的烟雨中伸开两臂挡住它的去路。

“别那么拦它！小心！”我喊道，“抓住它的绊木。”

马驹仍是翻着四蹄往前跑，好像它前面没有这个障碍，直直向白色的人影撞去。而这个人却也矫健，等马驹跑到跟前，一闪身，接着扑了过去一把抓住了绊木。

儿马驹愣了愣，摆了一下细长的脖子，但还是倔强地跑着，只不过改变了方向，斜斜地向草滩上扎去。这个人死死地拽着绊木，一屁股坐在地上让它拖着。那件当雨衣用的塑料薄膜从头顶上掀了下来，我才认出她是香久。

“快！”我一夹大青马，飞快地赶到马驹旁边，抓住了拴绊木的绳子，使它停止了下来。

“你怎么跑来啦？”我跳下马，一面“吁、吁”地用手掌安抚肌肉哆哆嗦嗦的马驹，一面问她。

她站了起来，浑身沾满泥水。她把那块塑料薄膜拣回来，气喘吁吁地说：“队里吹哨子，叫大家到场上去盖稻子。我一看要下雨，给你拿了件衣裳就跑来了……管他娘的哩！曹学义瞅着我跑了也没叫我。这会儿大伙儿都在场上忙哩……”她又兴奋而自豪地盯着我的脸问：

“我行吧？啊，我行吧？……”

“你行你行！你是英雄！”

我忙着把马驹胸前挂的绊木解掉，牵着它的缰绳跨上了大青马。骤雨即将过去，雨点稀疏地成直线分布在四周。我们的衣裳已经淋湿了。

“上来吧。”我伸出另一只手接过她搂在怀里的小包，又一把将她拽到马背上来。

“到哪儿去？还不回家？”她在后面搂住我的腰问。

“雨快停了，‘哑巴’还在树林里，大伙儿在晒场上，我们这会儿回去不合适。”我拨转马头说，“咱们也到树林里去避避雨。”

骤雨并没有把林中的空地淋湿。半明半暗的清光里充溢着清新的潮润的气息，还有一缕缕落叶的幽香。头顶上，白杨、杨树、槐树和沙枣树的枝叶纵横交错，密如华盖。林地里，野蒿和马莲草长得还很旺盛，仿佛它们藏在这儿能永远躲过萧瑟的秋风秋雨，鸟雀聚集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声既惊恐不安，又十分兴奋。它们在枝叶中跳来跳去，摇落下来大滴大滴冰凉的水点，劈劈啪啪地打在蒿草和马莲的叶子上，使林中的杂草更显得葱郁苍翠。

“你快把衣裳换一换。”我在白杨树干上拴住两匹马，把她用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带来的衣裳扔给她。

“那你呢？”她奓着两只胳膊站在草丛里，披散头发，一副傻样子。

“我没有滚一身泥巴。你看，我这儿、这儿还都是干干的。你快换吧，要不然会着凉的。”

“这儿有人吗？‘哑巴’呢？”

“只有鬼！”我说，“‘哑巴’在那片林子里。”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我的衬衣，朝我嫣然一笑。随即，毫不避讳我地将全身的衣裳脱得精光。我坐在一棵马莲草上，点着一支烟欣赏着她。

“你还很漂亮。”我说。

一会儿，她穿了我的衬衣站到我面前来，两臂张开，轻盈地转了一圈。“那你还老说要跟我离开？”她娇嗔地说。

她很知道自己的优点。因为没有生过孩子，又长年进行体力劳动，所以还保持着少女般的体型。又肥又大的衣服罩在她身上，使她显得越发娇小，越发年轻。她把湿漉漉的头发拢在脑后，用小手帕束着。像刚沐浴过的一样，滑润的面孔上容光焕发，荡漾着诱惑的笑意。我没有回答她，站起来，扔掉烟卷，把她搂进怀里。一霎时，我似乎搂的是一团云，一团雾，一团空蒙的暖烘烘的蒸气。那件肥大的衣服造成了如此美妙的触觉！她顺从地小心地躺到蒿草上。她的小腹温暖而结实。我把脸埋在她圆滚滚的脖颈和肩膀之间。她的头发、她的肌肤、马莲、落叶与泥土的气味，混合成一种令人沉醉的芬芳。

一只甲虫不知在什么地方嗡嗡地叫。树上又有几片黄叶飘落下来。马儿在轻轻地刨着蹄子，扑扑地喷着鼻息。所有嘁嘁喳喳的细微的声音都如遥远的波涛，一阵一阵地汹涌澎湃，好似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在一个固定节奏的背景上，两支旋律交替出现，不断反复……啊，原谅我吧，理解我吧！你能原谅我、理解我吗？我永不安宁的灵魂又剧然地骚动起来；我耳边总隐隐约约地听到远方有谁在呼唤。这里是令人窒息的地方，这是个令人消沉的小村庄，就和你迷人的颈窝里一样。你赋予了我活力，你让我的青春再次焕发出来，但这股活力，却促使我离开你！这次青春也不会是属于你的……

一会儿，我们疲乏而舒畅地躺在蒿草上。

“你在想啥？”她问我。

“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想？”

“嗯。”

“你想有个娃娃吗？”她翻过身，用肘子支撑着地面。

我想起何丽芳告诉我的话。“想。”我说。

“那咱们抱一个吧。”

“为什么要抱一个？你生一个好了。”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她说，“抱一个大一点的，省我们好几年的事……现在农村里穷得养活不起娃娃的有的是。咱们顶多花点钱。”

“哪来的钱？”

“我有！”她嘻嘻地笑了。

“算了吧！”我不想再为难她，“没有孩子更好。”

“为啥？”她扳着我的肩膀问，“你总是想着不跟我过下去！没有娃娃就没有牵挂是不是？”

我沉默着。她乌黑的眼珠紧张地在我眼睛里捕捉神情。但我不能闭上眼睛。林中，半明半暗的清光好似化开了一些，像一杯冲淡了的茶水。我听见鸟儿又鼓起了翅膀。我听见只有在辽阔的空中才会那样响亮的鸟叫声。大约是雨停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我说，“我不能尽父亲的责任，不管是自己生的还是抱来的。一个好好的家庭，一夜之间突然妻离子散，连元帅的家也不能幸免，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握住她暖烘烘的小手。“香久，现在不是像蚂蚁一样经营自己小窝的时候。”

“为啥？”她俯卧着，手托着下巴，两脚朝天摇晃着，“你总是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他艰难他的！我们是穿的不如人，是吃的不如人？连‘哑巴’还养活一大股娃娃哩！咱们连一个都养活不起？我就不信！”

“这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这是我本身稳固不稳固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个运动，又把我抓了进去。”

“把你抓进去咱们等你！”

我不禁笑了起来。“哎哟！你别忘了，你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好了，咱们别争了，什么时候可以有个孩子，我会告诉你的。”

树枝摇摆起来。我从缝隙中看到一点灰色的天空，一瞬间又消失了。几串橘红色的沙枣尚挂在枝头，干瘪的果肉里却饱含着水分，我嘴里也觉得甜丝丝的。一些雨水从枝叶上滴落下来，在盖着我们的塑料薄膜上结成晶莹的水珠，像一个个有生命的物体不住地滚动。我们的身体贴得这样紧。我的生命偎依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偎依着我的生命。我的热情和你的热情在一起燃烧才使我们销魂。在一霎时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只有我们，我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共有一个生命。这就是爱情的含义，爱情的内容，爱情的欢愉，爱情的唯物主义。但过了这一刹那我们之间却有了缝隙，有了诡计，有了规避，有了离异的念头。你要包围我，我在脱出去。意识要反抗物质。爱情是一张温暖的网，织成它需要你的耐性；而我的心就是那一只麻雀，你看它在那里惶惶不安地跳跃。在空中，乌云正在凶猛地翻滚，我们却在它下面接吻、做爱，难道我们是地狱里逃出的一对鬼魂？

“黑子回来了。”她呆呆地说。

“嗯。”

“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她又活跃起来，趴在我胸脯上说，“可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并不急于知道，却问：“那是什么呢？”

“你猜猜，你早就想要的。”

“我猜不出。”我不记得我说过我想要什么。

一只白胸脯喜鹊在我们上面喳喳地叫，漂亮的小脑袋不停地歪来歪去瞅着我们，仿佛它是个动物学家，在研究躺在它下面的两个动物。

“好像我们有喜事哩，”她落寞地说。沉默了片刻，她又问：

“你每天晚上写的是些啥？”

“没有什么。”

“是日记吗？”

“是的。”

“我们这个日子有啥记头，每天都一样。可我每天都看见你写好几张。”

我推开她，坐起来。“我告诉你，香久，不能跟任何人说我写过什么东西，连一点口风都不准露出来。懂吗？”

她坐在草丛中，侧着上身，用一种娇媚的姿态拢着散开的头发。“我懂。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她说，“可是，你少操那些闲心不好吗？你管它什么‘资产阶级法权’不‘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法权’关我们啥相干？”

“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

“没看过。”她说，“我看也看不懂，光看到一句啥‘资产阶级法权’是高于封建啥的话。”

“看不懂以后就别看！”我站了起来。“好了，咱们穿衣服吧。雨不下了。”

我们牵着马钻出树林。骤雨初歇，天晴气朗，西边又透出一片金色的阳光，在铅色的云和黛青色的山巅之间。“哑巴”既懂事又傻，他早已把牲口赶到草滩上吃草去了。

“妈的！”我骑上大青马说，“牲口吃了刚淋过雨的草要肚子疼的。来，上来！”

“我要坐在你前面。”她撒娇地笑着。

“那像什么样子？还骑在后面。”

“那怕啥？两口子，谁能管得着！我就是要叫别人看看！”

“来吧来吧！别讨厌了！没工夫扯闲话。”我把她拉上来，仍骑在我的后面。

“黑子一进村，就跟何丽芳抱着亲嘴。她说，他们笑啥？北京街上的外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她嗔怪地说，“就你怕这怕那的！”

“外国人是外国人。”

走过了麦地，她又并无烦恼地叹了口气：“唉，黑子说回去过国庆节就来，结果超了二十多天假，也没有人敢扣他一分钱，连说都不敢说他。这事要是搁在我们身上，哼！……”

“是呀，”我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不但是外国人能做而我们不能做，并且连别的中国人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驾！”我催动大青马跑起来。

第二章

马厩里有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湿了的蓝布中式褂子，和曹学义一起靠在马棚的栏杆上。

“回来啦，淋着了吧？”曹学义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他，把马群赶到潮湿的马棚里，帮着“哑巴”一头头地将它们拴在糟头上。

曹学义和那个公社干部走了过来。“都在这儿了，一共二十四头，”曹学义告诉他，“你看吧。”公社干部很内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练地翻开它们的嘴唇看看牙口，边看边咂嘴摇头。“都不怎么样！”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是买牲口吗？”

“嗯。”公社干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说，“你们农村有这样的牲口吗？农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来快，拉稀比干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这头牲口，”我拍拍大青马的脖子，“你要买我还不卖哩！”

“行啦，”曹学义说，“他看上哪头就给你哪头，都看上都赶走！”

“怎么？”我诧异地问：“农场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学义撇了撇嘴。“上头说一九八○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下头更积极，定的目标是提前三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开始处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里能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到时候咱们再向公社买牲口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国家的钱。”

“好吧。”我说。他这番话，似乎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

回到家，黑子夫妻俩和“哑巴”的大脚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妈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写批判稿。”黑子说，“没辙！你给咱们两口子一人写一份吧。”

“还有我们两口子哩！”内蒙古的大脚女人说，“你们说这叫啥事儿！还要让‘哑巴’也批判宋江。宋江是谁呀？又犯了啥错误了？”

“宋江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黑子拍拍大脚女人的肩膀，告诉她，“他的错误跟你们家‘哑巴’一样，一天到晚不说话！”

“咦！一天到晚不说话也是错误？”大脚女人手里拿着一沓白纸。这是畜牧班发给她写大批判稿用的。批判稿纸有统一的格式，限期交上去，和交公粮一样。

“那可不！”黑子正色说，“说得太多了跟不说话都是错误。幸亏你们‘哑巴’是个臭放马的，要是个官，咱们也要拿他来批判批判！”

大脚女人半信半疑，嘟哝道：“这世道，简直叫人没法儿活了！……”

何丽芳今天梳洗了一番，突然变得白洁而光滑。她笑着说：“行啦！黑子尽糊弄老实人。大嫂，把你的纸捐献出来，咱们一人一张。”说着，把大脚女人手里的白纸一把夺了过来。

“这够吗？这够吗？”大脚女人有点舍不得。

“你当他妈的要跟姚文元一样写长文章呀？”黑子说，“一人有他妈一张哄哄上头就行啦！”

“还有我哩，给我也留一张。”香久在忙着做饭，这时插话说，“班里也要叫我写。我都忘了跟我们老章说了。还是我们老章跟马老婆子好，有帽子的倒不用批判宋江了。”

我洗了脸走到桌子旁边，说：“嗯，你倒确实应该批判宋江，因为他把他偷野汉子的老婆给宰了。”

香久悄悄地在我背上拧了一把。

何丽芳抿着嘴向黑子瞥了一眼。

傻乎乎的黑子比去北京之前胖了一点。他趴在餐桌上低声对我说：“北京他妈的小道消息可多啦！说是什么‘批周公’、‘批宋江’都是冲着周总理和邓小平来的。”

“哦？”我抬起眼睛。

“可不是！你瞧着吧，这文化大革命还没完，要不搞个天下大乱，彻底完蛋才怪哩！”

我把白纸铺在桌上，谨慎地说：“咱们写吧。在没完蛋的时候，你不是还得照他的意思批判吗？”

“哦，对了！”黑子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报纸，“给你，当作参考。你就照着上面抄得了。可别几份都抄成一样的。反正你有那个本事，前后句子颠倒着来……喏，你看这条语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叫啥话？连我都他妈知道宋江那时候连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哪来的修正主义？这还不是指鸡骂狗？……”

我笑着说：“你看得这样透，那我就照你的话写，保证是篇好批判文章。”

“可别、可别……”黑子做出惊恐的模样，随即又笑喜嘻地说，“北京人说，上头实行‘愚民政策’，咱们下头就实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谁跟谁也没有实话！”

“唉！”我提起笔，边说边写。“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

黑子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颇为自得地宣称：

“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有道德的日子不好过！”

确实是这样！

我很快就把五张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子眉开眼笑地拿起他们夫妻的两张：“行！嘿，你们听这词儿：‘把批宋江同农业学大寨，坚定不移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结合起来。’真他妈有你的！老章。给，大嫂，这是你们两口子的。赶明儿，我得好好向你们‘哑巴’学习哩，他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客人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她把饭端到餐桌上，颇感自豪地说：“你写得真快！要叫别人写，起码要憋上两天。”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但却很方便。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连脑子都不用动。”

原来，她托黑子去北京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她缠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么也猜不着。鬼才知道女人肚子里的花样！在我感到无聊而又无趣的时候，她才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你看，这是啥？”她笑着举起纸盒子，“黑于说要一百多块钱，你说值吗？别让他给咱们坑了。”

“值、值！”这是她做的唯一一件叫我喜出望外的事。我连忙拆开包装。“你看，这是三波段的，还有拉杆天线，戴耳机……太好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你跟我说过。”她趴在我肩头上，不看收音机，却看着我。“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好了好了！”我推开她，“去把窗帘拉上。”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魔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体。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出天线，戴上耳机。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尽管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膜。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

结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并没有成熟起来。这个庞然的机器人，和饱经忧患的我们相比，和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幼儿园水平，对在东方玄学指导下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对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造成的人们的曲里拐弯的心理和曲里拐弯的表现方式，他们茫无所知，就像中国老百姓不能理解一个美国总统只因偷听了别人的谈话便被轰下台一样。他们评论中国的事态，只会从现存秩序出发以所谓客观的报道。而这种客观恰恰是最表面的现象，还不如黑子和曹学义认识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广播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里说：“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个“今后”，就绝不是无的放矢……

“他妈的！”我摘下耳机，疲倦地把收音机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边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

“不值！”我说。

第三章

大青马终于被人买走了。不是那个我曾和他说过话的公社干部，而是另一个公社的人，据说是从南部山区来的。他们来了四个农民，把二十四匹牲口都买了去。

入冬以来的第一个阴天，但又不像要下雪的样子。风凛冽而又干燥；沙尘、黄叶、干草末子和马粪末子，在大路上、空场上、各个房屋的墙角踅来踅去，找不着归宿。阴霾的空中偶尔有几只乌鸦张惶地飞过。已经淌过冬水的田野开始冻结了、干缩了、皲裂了，大地一片苍白。所有的树枝都脱去了叶子，光秃秃的，突然衰老了许多。只有沙枣树的一些枝干上，还有几颗零星的沙枣在风中抖索。这样的阴天，这样的冬天，给人们一种什么东西都凝固了的感觉，连同回忆和期望，仿佛人们一生下来天地就是这副模样，而这样的天地也再不会有什么变化。

大青马就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和它的伙伴们一起被赶走的。从马厩出来，走上那条熟悉的小道，然后岔到大路上。它还略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跟它们一起去。但一个农民随手抽了它一鞭子，它一激灵，摇了摇脑袋，终于顺着农民指点的方向去了。大路的那一端，隐没在灰色的天边。在它们身后，缓缓地腾起沉重的黄土。

别了！我的大青马。你知道我多少隐秘，我向你倾吐过多少心里话，你伴我度过了悒郁的时刻，你也看见了我怎么恢复成一个人。在你走后，我恐怕也将走了。我不能像你这样等着被人用鞭子再赶进监狱，而各种迹象表明，那样的时刻又快来到了；一个极为短暂的缓和时期已接近尾声。

送别了大青马，回连队的途中经过羊圈。在即将向山里开拔的羊群旁边，碰见了周瑞成。

“牲口卖了，你轻松啦！”

周瑞成笑着跟我打招呼。他的笑是种苦笑，带着乞丐向人乞讨时的神情。好久没有注意看他，今天一见，发觉他更加苍老了。他披着老羊皮大衣，背佝偻着，身躯仿佛向地下缩了半截。我不觉向他走去，和他一起蹲在羊圈背风的墙下。

“这还是我去年穿的大衣。”我翻开他的大衣看了看。“今年上山推迟了。去年这时候，我们已经在山上呆了一个月了。”

“是呀。因为找不着人，没人愿意上山。”他说，“今年你躲过去了——有家呀。今年该着我和‘哑巴’上山了。”

“没什么，”我安慰他说，“山上就是寂寞一点，其实生活很好，羊肉随便吃……”

“嘿嘿！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他的尖嘴似笑非笑地说。

我一愣怔，这不像他平时的谈吐。我会意地在他膝盖上拍了一下：“你把二胡带上嘛，无聊的时候能自得其乐。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是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可是春天再也不会来了。”

我更加惊异，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种乞丐似的苦笑的含义：他要的是我来跟他说话。我掏出烟点上，喷了一口，问他：

“你的申诉有结果吗？”

“去他妈的吧！”他一反常态，突然骂出了粗话。“还申诉什么？我现在真懊悔！你还不知道吗？北京又展开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你还没有这个经验？什么运动都是拿文化教育开刀，然后全面屠杀！”

“屠杀”！他居然也会用这个血淋淋的而又准确的动词！我不由得向他靠拢一点，免得他大声疾呼出来。

“还是你好，”他接着说，“打到最底层，干脆去劳改，戴上帽子，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希望了，心里也会觉得好过一些。像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悬着，用胡萝卜加大棒对付我，到了最后才使我明白是一场空！你说这难受不难受？我现在才懂得了他们发明的这个政治术语——‘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会有人羡慕，这就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还认为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希望”，说明我一直在他面前伪装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现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别这么想嘛，”我傻乎乎地说，“你还是立过功的呀！他们总会想得起你来的，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人起了奇迹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判若两人。他说，“什么立功，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干这种事！他们把我知道的榨干了，让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像豆饼一样扔到这儿不管了！”

羊群见牧人还不动身，一只只卧在地上，或是找个背风的角落在那里沉思。今天准备上山，早晨给它们喂了料，所以它们也不着急。有一只老羊用依恋的眼睛看着我，也许它还认得出我来？

周瑞成眉头打结，目光阴郁，尖嘴努动着，陷入了回忆。

“你当我的日子好过？”他说，“从一九五一年忠诚坦白运动开始，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呀！揭发呀！原先是交给领导，后来是交给‘造反派’……我告诉你检举人的人比被检举的人日子难过……”

“这我不同意！……”我急忙辩驳。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装傻。

“你听我说，”他把手放在我拿烟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被检举的人只有在检举材料摊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难受，可检举人的人自从写了检举材料那一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啦，我好玩得很啦！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像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像《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像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份撸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尊纡贵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璘，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捻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俩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末。“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嘛！”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

第四章

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捡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捂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捡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地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出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写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像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联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得出了什么思想结果，而是从视觉所不能透过的地方，从被人生的重负覆盖的深处，看到了只有属于人的理性的闪光。并且，被摒斥于人群之外并不是坏事，而是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使理性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了的理性开始时如荧荧磷火，继而不断地增强。它不能开辟道路，但它能照亮前方。

而前方的道路，是更加险恶了。

今天，我无心写什么。与其说是思想混乱，毋宁说是在把决心酝酿成熟。我把笔记本又合上，棉袄也不脱就朝炕上一躺。棉祆软和的领子擦在我的面颊。这是她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正如她颇为得意地说：“你大概二十年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棉袄了吧！”当然，马缨花曾给我用毯子缝过一条绒裤，但那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遥远得我都怀疑那是不是曾经有过。而现在，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善于用一针一线把你缝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缝在你身上。穿着它，你自然会想起她在灯下埋着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针，小手指挑着线的那种女性特有的姿势。因而那一针一线就缝上了她的温馨、她的柔情、她的性灵。那不是布和棉花包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拥抱着你。

“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可是，吃，毕竟还是重要的，尤其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农场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食用油。每到月初，何丽芳就会骂道：“×他妈！咱们打油光拿个眼药水瓶子就行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往锅里按那么一滴……”而香久把她自己的一两油也省给我。她单另把油熬熟，撒上葱花，在每顿饭的面条里给我碗里调上一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我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然而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农场分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肉，她也从来不吃，总是啃骨头。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爱情对我是个压力，是个负担，可是她却这样宽慰我：“我不吃肉，不吃油也长得挺壮，你不看，我现在还胖了吗？”她叫我捏她的胳膊。“听人说，男人比女人消耗大。你蹲过劳改队，还不知道？”

是的，一九六○年在劳改队死的，多半是男人。

总之，我和她结婚以后，过去单身汉的习惯突然被掐断了，续接上家庭生活的习惯。确切地说，家庭生活的习惯就是她给我培养出来的习惯。再往深里说，就是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她宠坏了。这暖和的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这被子，这褥子，床单，这炕，这房里的一切，哪怕那洁白如玉的雪花膏瓶子，那用廉价的花布做的窗帘，都出自她的手，但又构成了我的生活内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自己。

我茫然地望着用报纸糊的顶棚。那上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是没有一行字是解释生活和指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这十几年来，人们像煞有介事地、正正经经地说了多少废话和大话啊！这无数的废话和谎言构成了一个虚幻的而又是可怕的世界。我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我现在的处境，一个是虚伪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却支配我的生活，决定我的生与死。我不但要冲出那一个世界，还要冲出这一个世界。在前途茫茫，风雨飘摇的时候，难道这一个世界就不值得留恋……

她突然一掀门帘冲进房来。

“我告诉你，”她一屁股坐在炕上，满脸怒容，“你别老抓住我过去的事不放，你也有可抓的！”

她还系着围裙，使她丰满的胸脯格外地高耸着，两只手抹了润肤油，反复地揉搓，好像是在痛苦地拧自己的手。

“什么？”我莫名其妙地坐起来。我已经把刚才伤害她的话忘记了。

“我告诉你，你要抓我过去的事，想跟我离，我就抓你现在的事，反正咱们谁也好不了！”她的眼睛是滚烫的、充满怨恨的，没有一点眼泪，但却是一副要哭的样子。

“我……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应该早料到她会发火。她总是像水一样驯顺，一样默默地积聚够力量，然后突然来个冲击。她这番火，大概就是在她腌咸鸭蛋时候积聚起来的，咸鸭蛋腌了，火也积聚充足了。

“哼哼！你每天晚上都在写些啥？”她说，“我看这个家，非要败在你手里不可！”

“我晚上没事的时候写点东西，关你什么事！”我故作镇静地问。

“当然关我的事！当然关我的事！”她叫道，“你要知道，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有了家，家里是两个人……”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是两个人！这点我为什么一直没想到？把另一个人蒙在鼓里，却又要叫她承担责任。可是，她又这样说：

“哼！你当是我不知道：你晚上人在我身上，可心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我轻蔑地一笑，即刻打消了向她说明的念头。“笑话！”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你别打马虎！”她神色严肃地说，“我也早跟你说过，咱们不要惹事，不要生非，你偏不听，要去找死！有多少人就是为了写日记给送进劳改队的，你还不知道？那种罪你还没受够？”

“没受够！”我死皮赖脸地说。

“那也行，”她说，“只要你忘记我过去的事，要死，我也陪你去死！”

一瞬间，我觉得我动了感情。这是一出从久远一直到现代反复演出的故事。是不是干脆告诉她我想干什么，我在干什么？但她是那样的女人吗？我下意识地斜睨了她一眼：漂亮、肉感而又愚蠢。她随时都会引起曹学义这样的男人的兴趣，被人诱惑。我脑海中又浮上来一个人影，一个写过歌颂爱情的诗的小学教员。他跟我一起以“反革命言论”罪劳改过三年，而检举他的正是他妻子。我撇了撇嘴，说：

“算了吧，哪有那么严重？老实说，我只是怕把过去学的东西忘了，才写些乱七八糟的话……”

“你不是说过去的东西你是忘不了的吗？”她脸上掠过一丝尖刻的笑意，但倏忽之间又消失了，露出白白的牙齿，咄咄逼人地说，“乱七八糟的话！反正你写的东西你知道！你哪一个字不是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宋江对着干的？好歹我还上过中学哩！还有，我给你买个收音机，是让你听个戏解闷的，可你每天晚上戴上耳机，跟个特务一样，你这是干啥？……”

“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慌忙阻止她大声地嚷嚷，朝炕上一躺，表示休战。

“那你想干啥？那你想干啥？……”她拧过身子，盯着我追问。说着，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噙着泪，没让它流出来。

我想离开你！不但离开你，并且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我没有说，两眼凝视着窗外。那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高高的灰色的天空中，有什么东西使我心动。窗外有一只麻雀啁啾地在寒风中飞过。这间屋子是温暖的，可是我情愿跟它易地而处。

“我还以为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你讲道理，你不狗肚鸡肠。”她坐在炕沿上絮聒，“我告诉你，多少次在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你、摸你、亲你……可结果你还是跟没知识的男人一样！你现在好了，你现在是人了，我就那么一次，你就老抓着我不放，老拿捏我。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干的这些事，只要我向上面透出一个字，你章永璘就不是章永璘了！哼，你当我是傻子？你当我不知道你这些日子在打啥鬼主意？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不信，你就试试！”

她的絮絮叨叨又使我动情，又使我气愤。我不愿意看她，但她非盯着我的脸不可。她温顺的时候是只小猫，躺在你怀里任你怎样摸她、揉她，而寻衅的时候又是只蟋蟀，一定要面对面、头对头地斗个你死我活。她的眼睛阴沉而坚决，可是腮上又蜿蜒流下软弱的泪水。对了，这就是她！啊，爱情，那些冗长的小说中重复过无数次的字眼，从来没有从她嘴里说出过。然而这就是她的爱情，爱得野蛮而专横。爱情，真是既让人眷恋又让人讨厌的东西。没有它不行，它太多了也受不了！

“哼！”我冷冷一笑，“‘就那么一次’！要杀人的话，就那么一刀就行了。你那一次就把我的心伤透了，怎么也转不过来。你还想去告发我，我看你敢！你只要向别人透出一个字，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你看我敢不敢！”她说。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游移，一丝慌乱，她不知道现在怎么挽回局面，但又不甘示弱。她在我眼睛里看到了冷峻，但没有看出冷峻的原因。她不理解我；她只把我看作她的一部分，因而她连她自己也不理解了。

“你只要再提我过去的事，你看我敢不敢？”她又重复说。

“真没水平！”我说，“我这件事跟你那件事根本是两码事！怎么？你还想拿这件事来拿捏我吗？”

“哎！我就是要拿捏你！”她忽然又理直气壮地耍开无赖，“你想咋样？你当我是那么容易甩掉的吗？”

“我本来不想甩掉你，可你竟然说出这种话，就是没有这样做，我也非甩掉你不可了！你心里明白：你要告发我的想法，是你心里早就有的！”我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同时掏出一根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离开她的借口了，我想。

她的面孔突然气得发白，身子在炕沿上扭了几下，最后下了决心，猛地像猫似的跳起来。我以为她要过来扑我，而她却向那门板做的书桌扑去，一把抓起我的笔记本抱在胸前。

我欠起身，手指点着她：“你不用抱得那么紧，没人抢你的！”说完，我又躺下了，点着了烟，把火柴扔到门口，顺势指着门说：

“我看你往外迈一步，只要一步！”

我知道她不会那样做，但我却希望她那样做。我需要她反常的行为来安抚我的良心，坚定我的决心。在想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是先让那个人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她踌躇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指了指门口：

“你敢！我看你走出一步！”

“那你还提不提我过去的事了？”她问。

“为什么不提？我已经说了，我的事跟你的事完全是两回事！”

她的脸猝然变得难以辨认，变得陌生起来。这是一张失去理智的脸。她真的抱着日记本朝门口奔去，同时发出嘤嘤的哭声。我坐起来，扔掉烟，谛听她的动静。她跑到外屋便停下了，趴在餐桌上嚎啕大哭；那一只花瓶丁丁当当地作响。裂痕已经造成了，是弥合它，还是继续加深？我站在裂痕的边缘，向下一看。头晕目眩，但裂痕深处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只有投身进去才能冲出两个世界，到一个新的天地里，或是再次投入我熟悉的地狱。于是我装作慌张的样子，从炕上跳下来，两步跨到外屋，做出要去抢那个日记本的架势。

她本来是到此为止的。我没有估计错：她见我冲出来，却即刻跳起来又抱着笔记本要去拉开外屋的门，似乎要拿着这个“罪证”跑去告发，我一把拽住她，她更加使劲地在我怀里挣扎。那曾经激起我情欲的柔软的肉体，此刻陡然变得僵硬起来，蛮横起来，变得充满敌意，变得可厌而又可怕。我想夺下那个日记本；她两手死死地搂着不放。我们俩拉来扯去。戏演到这里，剧本突然中断了，演员不知应该怎样演下去，只好凭自己的本能进入角色，把假戏真做起来。

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了，黑子一闪身进到屋里。我们猝不及防，仍然僵持着。他一眼就看明白了我们争夺的是什么。他掰着她的手喝道：

“你放开！黄香久，有话好说嘛！……”

她把日记本往我怀里一塞，哭着跑进里屋。黑子朝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把笔记本揣进棉袄口袋，调整好呼吸，跟黑子走到外面。冬天的风在显示自己的威力，大声呼啸着，把荒滩上的枯草刮进小村庄，又把小村庄的垃圾刮到田野上。村庄外的土路，奔跑着浓密的黄尘，一阵一阵的，扑向光秃秃的树林。

我们两人找了一处背风的角落，并排蹲下，背着风把各自的烟点着。吸了几口。黑子眯着眼睛说：

“我可啥也没看见，啥也不知道；我也不问你这本子里写的是啥。”他思忖了一下，啐了一口唾沫，“可是，这样的事情我可经过，那他妈的还是我当红卫兵的时候，在北京街道上，×他妈！有个臭娘儿们就把她男人的啥笔记本交到我手上。我他妈那时候也傻，向上头照转不误。到头来男的给判了刑，臭娘儿们弄到了离婚证……我说，老章，女人懒点、馋点都没关系，可千万别他妈当‘克格勃’！你想想，你每天晚上搂着个定时炸弹睡觉，那多恶心！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女人欠打！也跟你说了：这臭娘儿们跟那‘丫亭’有交情。那时候我看你窝囊，就觉着你准有把柄抓在她手上。原来是这个玩意儿！老章，这可是不得了的事！这臭娘儿们你还能要哇！不定啥时候就把你又送进去。你呀，得变着法儿甩掉她……”

村庄的路上空荡荡的，好像连人也被风刮跑了。我没有吸几口烟，但烟在风中燃烧了一半。有谁能理解我复杂的感情？神经不能像电线那样接通，感觉不能传导给别人，因此，当事人的事，在别的任何人看来都十分简单。

“谢谢你！”我说，“你可帮了我的忙。不然，我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至于她嘛……”

会有什么结果？我明明知道她胡闹一阵也就完了。女人的脾气是一条流到沙漠中的河。开始时汹涌澎湃，流到后来就会无影无踪。我气愤地扔了带煤焦油味的香烟，它在风中不能自主地滚得很远。

“啊！”黑子突然颤了一下，说，“妈的，让她一搅和，我差点忘了！我跑来是要告诉你，下午你出工的时候，大喇叭里广播的：周总理逝世了！”

“啊？”我看着他的脸，一时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太快了！

我推开门，顺手拿起门背后的铁锹，把门牢牢地顶住。随后走到煤炉旁边，掀起炉盖。炉中的煤劈啪作响，火焰通红。这是一只独眼龙的眼睛。我从棉袄口袋里掏出日记本，扯掉塑料封面，一沓一沓地把内页撕下来，塞进这只独眼里：你看吧！你检查吧！……

纸张吐出淡红的火焰，然后发黑，然后发白。灰烬落在燃烧的煤块上，还一闪一闪地放光，好像是它化成了能呼吸的精灵。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是我的心血，它是我大脑中的化合物。现在，它躺在炉火中，还在不安宁地辗转反侧。烧掉就烧掉吧，你那上面的符号，已经永远记在我脑海中了。不管我是浪迹天涯，还是在铁窗之下。我都会记得你，就像人总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而必将有一天，我要把你向人民公开出来。“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而春天是不会再来了。”不！春天是会来的。

她还在里屋，听不见她的动静，但过了一会儿，也许她闻着了烧纸的烟味，她一掀白布门帘跨了出来。

“你这是干啥？”她浑身震颤了一下，扑过来抢我手中还剩下的一点残页。

我抬起手臂隔开她。“你要干什么？”我说，“还想拿去立功吗？”

她睁大着眼睛，仿佛很陌生地瞪了我一眼，随即颓然地跌在凳子上：

“我跟你说，章永璘，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你当我是真会那么干吗？我也是人啦！……”

她两手的手指痛苦地拧绞着，嘴唇悲愤地往两边撇，红红的眼睛呆呆地瞅着火苗，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做，但是我却非要这样做不可。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爱你。我必须伤害你，伤害到使你能完全忘记我的程度！

“完了！”我把最后一沓日记本塞进火炉，说，“我们两个也完了！”

第五章

从田里撒完肥料收工回来，在积满黄尘的土路上，农工们三三两两地走着。走得很快，很有精神，干活中间保留下来的力气这时才开始发挥出来。

何丽芳急匆匆地赶上我。

“老章，”她说，“听说你要跟黄香久离婚？”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她扑哧一笑，好像这是件很开心的事。“谁都知道了！黄香久那天跑到我们家来哭，让我跟黑子劝你。”

“黑子说什么？”

“黑子没理她。”

“那么你呢？”

“我瞧她怪可怜的。”

何丽芳把唯一的孩子放在北京，自己成天在队上游来逛去，有时早晨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就串门子。她对饮食男女的事最感兴趣。

“你为啥要跟她离婚？”她按部就班地问。

“我为什么非要告诉你不可，你又不是领导。”

她嘻嘻地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知道了就不用问了嘛！”

“唉，女人嘛，”她向我做了个媚眼，“老章，你太不懂咱们女人了。不管她跟多少人睡过觉，她心眼里还是只爱一个人。你信不信？”

我没有理她，只顾走路。

“就说我吧，”她兴致勃勃地把话转到自己身上，“我不瞒你，我跟好几个男人睡过觉，可心眼里就爱黑子一个人。你信不信？”

“我信。”我说。

“那不就结了呗！”她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我不懂，你只爱黑子一个人，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睡觉！”

她一点不感到语塞，哧哧地笑道：“那你就不懂咱们女人啦！”

“不懂。”我承认。

今天阳光特别好，像初春的天气。西边的山间没有一片云，没有一点雾霭，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那上面有一块一块裸露的石头。去年的现在，我还在那里放羊哩，而今天，却在这条路上讨论着离婚。过惯了十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这种变化叫人头晕。我又感觉到这一年像一场梦。凡是过去的事情都像场梦，而凡是没有来到的将来也像梦……

“不过，她那种女人你是不能要。”何丽芳却这样劝我。

“为什么？”

“第一条，她不能生孩子；第二条，你没听人说嘛：‘女人越离越胆大，男人越离越害怕’。离了几次婚的女人心就不稳了，跟我不一样；第三……”

“去去去！”我停下来，皱起眉头，一挥手。“你走你的吧！你少来烦人！”

“你瞧你，”她仍然嬉皮笑脸的，“我要教给你嘛，这女人……”

“你走不走？”我把锹从肩上取下来，劝着她，“关于女人。我比你懂得多！”

她毫不在意，朝我露齿一笑，哼着《送你一朵玫瑰花》走了。

我以为我走在最后，可是后面还有一个马老婆子。

她胳膊弯里照例夹着一捆干柴，从她的步态上，看出她是在追赶我。我站在路旁边等她。

“苦啊——”

还离得很远，她就像京剧老旦那样悠扬地长叹一声。但神情上却丝毫看不出她觉得苦。爬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微笑；她昂着头，挺着胸，脚下像母驴的后蹄那样有力地捯腾。我想起她自己常说的，“俗话说，‘抬头婆姨低头汉’，我苦就苦在这走路的姿势上。”其实，这句俗话说的是“婆姨”与“汉”的性格，和命运无关。但她要那样理解，也只得由她。她找到了自己苦的根源，所以才觉得苦中有乐。

“老章，你为啥要跟小黄离婚呢？”她赶上来，问我。

“这事你就别问了吧，刚刚就有好几个人问我。”我说，“奇怪！现在的人都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大家都关心你嘛！”她横了我一眼，“你虽然有帽子，可是大家哪把你当有帽子的看……”

“不错，大家对我都很好，”我淡淡地说，“可是运动一来脸就变，胳膊拧不过大腿；大家都要保全自己嘛。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清楚？人的脸是‘兔子拉车——说翻就翻’！”

“是不是又来运动了？”她噘着嘴唇，鬼鬼祟祟地问我。

“你也太不灵了！”我笑道，“运动已经来了，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喂，你写的申诉书怎么样了？有答复没有？”

“没有，幸亏没写！”她又高兴了，像中了彩票似的，“那时候，小黄写不好，叫你写你又不写；我想找周瑞成，可那老家伙支支吾吾的，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我一生气：拉倒吧！命里摊上个啥就是啥！”

“你的命还算是好的！”我祝贺她，“不然，这次你正好是队上的一个‘翻案’典型。”

“你呢？”她伸长脖子问。

“我还用说？我不写申诉也要说我在‘翻案’。我是在社会上挂了号的。”

“唉！”她叹息道，“刚安定了一年……”

我笑出声来，告诉她：“这话你可别跟旁人说，最近一条语录就是针对你这句话来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你可小心点！”

“咦！”她伸了伸舌头，“这话咋讲？又要安定，又要斗争……”

“那你自己琢磨去吧！”我说。

“哎，既然这样，我说老章呀，你就别跟小黄离了吧！”她竖起一根手指头为我谋划，“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像一九七○年那次一样给关了进去，还有人给你送个衣、送个饭啥的。”

“有个老婆就是为了有人送牢饭，这个日子也真难过哟！”

罗宗祺叫我娶老婆是为了写论文，马老婆子劝我别离婚是为了送牢饭，原来这就是现代的家庭观念！我不禁苦笑了。

“唉！有啥办法呢？”马老婆子也笑了，“这就是命嘛！我告诉你，小黄这女子就是命不好。”

“啊？你怎么知道？”

“你没注意她？”马老婆子神秘地说，“她的人中上，就是鼻子跟嘴唇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横纹……”

“哦，我倒没注意。”我嘻嘻地笑道，“来，让我看看你有没有？”

“你又没正经的了！”马老婆子笑着挡开我，“我哪有？就嫁过一个人。那得嫁过好几个丈夫的女子才有！”她的语气仿佛是羡慕一个女子能有那样的资格。

“唉！”马老婆子又叹道，“你也够没良心的了，小黄跟你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吧。”

“我们算什么患难夫妻？”我强打起笑容，“我们结婚的时候，正是你说的比较‘安定’的时候。你不记得啦？”

“反正你也够昧心的了！小黄侍候你吃，侍候你穿，哪点不好？你忘了你过去那副孽障的模样：收工晚一点，就夹着个碗蹲在食堂门口，跟要饭似的；穿的呢，前一片儿后一片的，像头掉了毛似的骆驼！现在，”马老婆子上下扫了我一眼，“你看你这整整齐齐的，真有个人模狗样了！”

大约马老婆子想起了她自己的命运，目光透出一丝悲哀。

“是的，我怎么能忘呢？”我嗒然若丧地说，“不过，我告诉你：不是我没良心，也不是我昧心，而是我狠心。在这种时候，由不得我不狠心啊！”

她一个人坐在外屋。

这几天，她没有出工，不是躺在炕上睡觉，就是坐在凳子上发呆。两间房间所有的东西上，已经蒙上了灰尘，连雪白的雪花膏瓶子也失去光泽，于是，一进屋，会发现屋里的光线暗淡了许多，尽管窗外的天气已经暖和起来，阳光开始散射出春的色彩。

她见我进来，凄恻而又怨恨地瞪了我一眼，嘴唇翕动了几下，但没有说出什么话。她就这样坐着；她就坐在那里……这些天，她明显地憔悴了，如同这房里所有的东西一样黯然无光。我审慎地瞥了她一眼，并没有发现她鼻子和嘴唇之间有什么横纹，倒是看见她额头上新添了一条断断续续的皱褶，像一条表示言而无尽的删节号。

我极力克制着要去抚慰她的冲动；既然已经准备献身，何必给她留下一个思念的苦果？我脱掉棉袄，洗了脸，绾起袖子，故作姿态地拿起案板上的空面盆，解开盛面的口袋，这时她才说：

“你还做什么饭呢？饭给你做好了，在炉台旁边热着哩。”停顿了一下，她又说，“你放心，我心眼再坏，也不会给你饭里下毒药的。”

在一锅雪白的米饭上，有一碟炒鸭蛋。冬天没有什么菜蔬，自己家产的鸡蛋鸭蛋，就是农工最好的菜了。炒这一碟鸭蛋至少要用半两油吧，我想。在炒鸭蛋旁边，还有一碟炒过的酸菜，切得很细，深绿色的菜丝上又放了一小撮鲜艳的红辣椒。红、青、黄，这三原色合成了一种忧郁的色彩，令人心酸。马老婆子在我们结婚时就夸过她：“巧手的媳妇能腌好酸菜！”而今天又说她“命苦”，可能“巧手的媳妇”和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命苦”吧？

我吃着，却难以下咽。筷子挑起一粒粒的米饭。我忽然明白了：这些日子她每顿都用配给的那一点点大米给我做饭，可能也是为了照顾我这个南方人吧？虽然我早已“改造”掉了南方人的习惯。我不由得抬起眼睛。她仍坐在餐桌旁边，背对着我，略微佝偻着、两手重叠地放在膝上，像一尊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初春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在她周围勾画出一道如月晕似的柔和的光圈。这时我心里兀地响起一个声音：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将来你会反复地想起这一幅场景，你会带着那么忧伤和痛苦的心情来回忆这一切。你记住吧！你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里吧！……

晚上，我们无言地睡下，拉灭了灯以后，她蓦地叹了一口长气，说：

“这个家要败了，我知道的。今天，咱们的鸭子跟猫都不见了。你别看家里养的这种小牲灵，心可灵哩！人都不及它。家要败，人要遭事儿，它比人知道得都早，早早就先跑掉了！”

不知怎么，我感觉她的声音是穿过了很厚的黑暗才传到我耳朵里来的。这声被黑暗滤去了一切感情色彩，显得平静、呆板，而又无力。如果说死人会说话的话，那声音一定就是这样的了。我浑身冰凉。原来这两间库房里已经钻进了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暗暗地揭开时间的帷幕，向我们展示了可怕的前景。我在被窝里屏声息气地等待她的下文，但她却不再说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鼓起勇气问：

“猫和鸭子都不见了吗？”

她没有回答。

“就在今天？”

她还不回答。

“奇怪！”

她也没有吭声。

我有点害怕。但我还能听见她细如游丝的呼吸，在这即将“败”了的家中悄悄地萦绕。一会儿，这种一强一弱的、连续不断的、在空中漂浮着的如游丝般的呼吸，渐渐像蛇一样弯曲成一个蓝幽幽的、非常圆的光环，乍看起来像月全食，但定睛一着，却是一个其大无比的、铺天盖地的枪口。光环中间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顶头就是一颗子弹，直直地瞄准着我。我大吃一惊，挣扎着逃命。而在挣扎间我却成了那只不见了的灰猫，在炉台上、案板上、餐桌上又蹦又跳。可是那枪口还是对着我。于是我倏地又变成了我们丢失了的鸭子，缩在鸭窝里面，但那枪口正好堵着门，对着我躲藏的旮旯。还是变成老鼠吧！刚一动念，我就成了老鼠。但在往洞里钻的时候，洞里倒先跑出来无数如黄豆粒大的小人，打着小旗，举着小标语，一出洞就四处狂奔，像一颗颗射出的子弹。他们还大声地嚷嚷着，尽量张大可笑的小嘴，似乎非常愤怒。我听不懂他们嚷嚷的是什么，只是我心里告诉我说：他们是刚刚由老鼠变成的人，他们说的还是老鼠的语言。他们对我这只大老鼠视若无睹，一群群激愤地从我脸前跑过去，很快就跑光了，最后剩下一个摔倒在地上的小人，仰面朝天，四肢乱颤。

我把脸朝这个小人凑上去，才发现这不是什么小人，原来是一九六○年我在走向新疆的路上见过的一个弃婴。这个弃婴满脸皱纹，像个老头，却又没有胡须，他嚎啕大哭地喊道：“我是寡妇！我是寡妇！……”

不知怎么，这个婴儿被他自己流出的眼泪腐蚀了。先被腐蚀的当然是他的眼睛，他的脸，于是他的脸变得非常狰狞可怖。最后他终于化成了一摊水。我感到潮湿，我感到阴冷，感到有一片黏糊糊的液体陷住了我的脚。我低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水，而是一汪无边无涯的鲜血！像败坏了的沼泽一样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想跑出这片血的沼泽，一抬头，却又看见那个蓝幽幽的枪口。它一直对着我，它始终对着我……我只好横下心向它走去，怀着悲哀，怀着壮烈的情愫。我向它越走越近，它却越来越小，蓝幽幽的钢制的枪口反而柔软了，耷拉下来，渐渐成了一个像一滴眼泪形状的绳套，一个光滑的可爱的绞索。与此同时，有个声音大声地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

我猛地惊醒过来，那喊声仿佛还余音未绝：“这就是你的归宿！这就是你的归宿！……”眼前，那一个绳套还凝然地悬在黑暗当中。被子的裆头正好搭在我的脖子上，给我一种上吊的感觉。我把被头向下拽了拽，仍静静地躺着不动，让那个可怕的梦境逐渐消失。

这时，我又听见她细如游丝的呼吸，向暗夜中如止如无地蜿蜒。我陡地感到她的呼吸是那么亲切，那么动听，那么揪心。啊！我要把你呼出的气全部吸进我的肺里，让我把它带到天涯海角，让它潜入我的性灵，直到我投向我的那个命定的归宿，直到我化为灰烬……

第六章

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捡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帧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我坐在上面。像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消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了，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生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像石头往山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翕动着，好像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展开，一批一批像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置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哽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入，我就会像一九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知道，一九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像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像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事，说的话！我们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后来居然会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这里促膝谈心，如果不承认这是历史造成的。又怎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的运动。我们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有经过这场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觉地盯着我问：

“你准备好了吗？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么联系？跟谁联系？这十几年来他们做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侠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变成了狼和狐狸。这样的道德状态，也只有在一次人民运动里才能净化。建立起新的人与人的之间联系……所以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什么人有联系。你革命几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战友有私人联系吗？能互相推心置腹吗？”

“没有。”他承认，“都是‘人一走，茶就凉’！”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也别说没来往，来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调人员牵的线。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讯的战友，倒是通过外调人员的嘴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蓦地，一股悲凉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向我们袭来。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残，而又摧残着我们，但我们却对其无能为力的沙漠之中，这时，他家小院的墙外，一个人孤寂地唱起来：“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要从歌词里得到什么启示。但什么启示都没有。在这个时代，凡是能够大声唱出来或喊出来的声音，全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想的那个什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他向上竖起一个指头，“他还在。他老人家健在的时候，一切都别想改观。”

“我明白。”我仰在沙发上，叹道，“可是周总理说过，‘人生难得几回搏’，现在全部情势都决定我必须去‘搏’一下了。别人可以等待，我也愿意等待，但我连窝里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捣进窝里来了，还怎么能等呢？他们要搞你这样的‘民主派’，还要先糊几张大字报，发动一下群众，造成点声势；要搞我的话，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铐来就行了。这十年来，我这种人是一直给你这种人当陪衬，又是打头阵的。”

“哼哼！”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就叫‘先扫清外围’。”

我也笑道：“也可以说是先搞垮你们的‘社会基础’！这十年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像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折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像卫兵似的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像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硝碱，像肮脏的雪原，像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湮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焐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地……

在硝碱地和旷野的那边，才是麦田。麦田的边缘，还可看到白色的硝碱，麦苗稀稀拉拉的。这是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地带，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再往里走，麦苗才显得旺盛起来。田埂上长着苦苦菜的嫩芽，还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浇灌也是湿润的，柔软的。空气中有一股哀婉的绿色的气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这个季节，我回连队走的也是这条路。当时的景色和这时竟毫无二致，仿佛这一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不过是我的幻觉，我的梦境。

过去，在我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灾祸时，我常常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能让我再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生活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躲过这场完全可避免的灾祸，或者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场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让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这个时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从那时开始生活一次，我从这里走回连队以后，还是会像去年一样向她求婚的。这一年，是我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预感告诉我，这一切都不会再演一遍了。今后我不可能遭到这样的屈辱，经历这样的精神痛苦，但也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迈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离婚，这和我们必然会结婚一样，也是一个命定。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把我折磨；你是一片干涸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情、能够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我走着，不觉地掉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浸润进我脚下春天的黄土地。

第七章

毛主席语录

认真搞好斗、批、改。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黄香久，自去年结婚以来，一直感情不和，不能搞好家庭团结。长此下去，不利于农场的生产，也不利于个人的改造。经我们二人协商，一致同意离婚。离婚时的财产处理，由我们二人解决。今后，我们二人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的改造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此申请望领导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6年3月

我把这张申请书摊在曹学义面前。

曹学义的眼睛避开我的目光，盯在这张申请书上，嘬着嘴唇，微蹙着眉头，左看右看，一时拿不准应该怎样答复。

我没有等他示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在他办公桌对面，背靠着墙，点燃一支烟。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摘下绿军帽，搔了搔板刷似的头发，又戴上，他的一条腿抖动起来，致使他的肩膀也随之摇晃。他的另一只手一会儿摸摸墨水瓶，一会儿摆弄一下面前的纸张，一会儿拿起笔，但在我以为他要签下他的大名时，却又放下了。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他终于喃喃地说。

“听谁说的？”我有点咄咄逼人地问，“听黄香久吗？”

“哪、哪里……不是！”他赶紧声明，“大伙儿都这么传嘛。”

我不做声了，等着他。

我原来料想他可能要在我使用这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语录上找点岔子，但是他却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其实我早作好准备，如果他真的找岔子，我就要请教他，究竟有哪一条“毛主席语录”适合写在离婚申请书上。我要在离开之前发作一次政治性的歇斯底里，表示一点可怜而又可笑的愤怒。等他们来抓我时，我却戏剧性地跑掉了。但他没有给我这样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办公室外面阳光灿烂。窗前有一个人影走过去，他抬起头张望了一下。他现在盼着有个人进来打扰我们。而我偏偏选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时候连黄香久也在地里干活。

“是不是——可以调解一下？”他捏着纸，歪着脑袋，慢吞吞地问我。

“让谁来调解？”我问，“让场部来人吗？”

他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尴尬地笑了笑：

“哪用场部来人嘛。咱们队上，有谁跟你们好的？黑子咋样？”

“我看，还是不要有外人掺和进来的好。”我冷冷地说。

“那也是，那也是……”他表示同意，“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我想操起桌上的墨水瓶砸在他四四方方的黑脸上。但这只是我一瞬间的冲动。我很惭愧：在“领导”面前能做出真正男子汉的举动，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把我逆向地“改造”过来。现在，我的话里面虽然有骨头，但坐的姿势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弓腰曲背的了。卑微感已经渗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忍耐点、忍耐点！我自我解嘲地想，我要等他签名，这份离婚报告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他巴不得我们离婚，但又必须做出这种姿态。这是一出很短的过场戏。

“黄香久同意了吗？”他沉吟了一番，又问。

“当然同意了。”我肯定地说。

“这好像不是她本人的签名。”他脸凑近纸看了看，仿佛在说，你看，我对你们多负责呀！

“怎么？要把她叫来你问问吗？”

“哦，那倒不用。”他无味地笑笑，两手使劲地搓起来，“我记得去年的结婚申请也是你代写的。”

“曹书记的记性挺好。”我说。

他找着了根据，于是拿起笔。

“要是你们俩都同意，领导就批喽？婚姻自由嘛，以后你们觉得还能凑合，再复婚也行。现在，离婚的多，复婚的也挺多。”

领导就是他，他就是领导。说完，他一笔一画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种丢掉了既宝贵又沉重的东西的失落感，本能地站起来，拿起那张纸。戳子、签名，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些可笑的符号。我说：

“我想搬回周瑞成那间房里去，行不行？”

他脸上掠过一丝警觉的神情，但随即表示同情地说道：

“暂时不用忙嘛。那间屋子好久没人住了，一冬天没生火。天气暖一点再搬也可以。你们不是住两间房么？你们先一里一外住着咋样？”

“我想还是早点搬出来好。”

“那随你！”他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最后总算被我捕攫住了。这时，我才理解她去年在羊圈告诉我的话。但他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名，我还有什么资格与他计较？

“随你去吧！”我心里也这样说。

吃完晚饭，黑夜终于来临。这是一个阴郁的、令人失魂落魄的黑夜。白昼的光一点点地从没有涂漆的破旧白木窗框退出去，像生命一点点地离开肉体。而与此同时，料峭和春寒一点点地从破旧的窗框、从土墙的各处细小的缝隙中向里浸润，使屋里的空气渐渐凝缩起来，土房如坟墓般地阴森。田野中的那片树林，虽然还没有绽开绿叶，但树干已经灌满春天的浆汁，变得柔软了的枝条，在晚风中发出百无聊赖的飒飒声。这是一个既使人失望又给人希望的黑夜。我头枕着手掌，仰面躺在炕上，一只灰色的小蜘蛛，悄悄地在报纸糊的顶棚上爬行，仿佛像人一样，也在寻找第一条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语录”。原来，今天是“惊蛰”，各种小虫虫都要在今天爬出来。

她在外屋洗完锅碗，掀开门帘走进来，随手拉亮电灯。屋顶上顿时投下惨白的、刺目的光芒。我眯缝着眼睛，但没有敢看她的脸。她一如往常，欠着身子半坐在炕沿上，不停地搓着两手。她刚擦了装在蛤蜊壳里面出售的润肤油。她爱修饰，并且注意保养，这和从小当农民的妇女迥然不同。如果不是失身而劳改，她恐怕有另一种命运吧。但是她竟劳改了，沦落风尘，这不也是她的命运吗？

她专心致志地擦着自己的手。我在思忖着怎样开口。

女人的耐性极大，尤其有沉默的本领。我终于忍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说：

“今天咱们的申请批了。”

我特别把重音放在“咱们”两字上。

她仍不说话，边擦油，边仔细地查看自己的手指，好像必须在每一个指甲缝里都抹上油似的。这是一片布雷区，但是我要越过去才能达到彼岸。我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展开，放在她面前的炕沿上。

她不动声色地向那张纸瞥了一眼，又擦了一会儿手，然后用两根手指刷的一下把纸拈起来，一折，撕成两半。

“咦！”

我惊诧地轻呼了一声，但又即刻停住。我不敢再往下说。这一片冷漠的冰层非常薄，稍一不慎我就会掉到里面，再也浮不出来。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的脸。

她没有抬起眼睛，还是看着自己的手指，镇静地说：

“要这玩意儿干啥？要结婚，谁也挡不住；要离，谁也捏箍不到一块儿去。既然没有感情了，就是不批，不照样分得开吗？”

“当然，当然！”我连忙表示赞同，“可是咱们不是还要拿着这玩意儿到场部去办手续吗？”

“哧！”她鄙夷地斥了一声，“你这脑袋瓜子真好使！咱们结婚的时候到场部去办过手续吗！”

啊！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来：去年，黑子把曹学义的批复给我们拿来以后，我怕夜长梦多，连队批了，场部的干部还可能从中作梗，征得她同意，就没有去场部办手续。反正山高皇帝远；谁家结婚的时候，来宾进门也不会先索取结婚证检查一番，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不禁发出一声神经质的怪笑。原来，我这个被“群众管制”的人竟和她过了一年非法的夫妻生活！承认我们是夫妻的不过是群众，是时间，是我们的感情和习惯。到后来，连我这个当事人也忘却了我们还没有履行法律手续。这样说，我这些日子所费的心机纯属多余，要走，我满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我忘却了，她却记得。她向我投来十分憎恨的一眼，厉声说道：“哼！你当初跟我结婚就没诚心！”她轮廓丰满的嘴唇突然变薄了，露出雪白的门齿。“你满肚子鬼心眼！我今天才把你看透了！”

她的话像冰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我沮丧地说：“你别误会。当初我是诚心的，绝不是耍花样。我笑，是因为这事情很滑稽。黑子说过，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我看，没有法律的日子也很方便。”我叹息一声，“我们真像场戏，真像场梦！”

“我是做梦做醒了。”她说。

醒来的应该是我，而现在她也说自己醒了。我迟疑不决地停在薄冰上，不敢再迈出一步；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想的，会说出什么话来。是不是夫妻两人决不能清醒，清醒了就会分道扬镳呢？

夫妻生活就是梦。不是美梦便是噩梦。千万不要清醒！

她像是想起了什么，兀地站起身，掀开箱盖，一件一件地把我的衣裳拿出来——这些衣裳没有一件不带有她的气味。她很冷静、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离婚，她好像已经熟于此道了。

“人穷也好，穷人离婚简单；你的、我的，一分就完了！”她居然还有这么一份幽默感。最后，她把半导体收音机也放在我的衣裳上，说，“这个也给你，当特务离不了这玩意儿。”

我无可奈何，撇了撇嘴。现实摧毁了她的生活，摧毁了她的一切，但她又把任何要反抗命运的，要在严酷的现实中去寻找一点供氧的罅隙的行动却都当成是“反革命”。必要的时候，她也会捏着小拳头喊叫：打倒这些反革命。我干巴巴地说：

“这个东西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有啥不能要的呢？”她故作惊诧地摊开两手，用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些东西，你拿去；屋里搬不走的，你给我留下。我不是傻子，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她继续在敞开的箱子中掏着。这只神秘的箱子仿佛有掏不尽的东西。她从一块小手帕包中拿出一沓钞票，很熟练地点出二十张。“还有，这二百块钱，你也带上。”

“咦！”这时，我是真正惊诧起来。“你还给我钱干什么？我们……我们生活这一年又没存下钱，我心里有数的。”

忽然，她支持不住了，像一个孩子精心搭置起来的积木在一刹那间全部倒塌，她冷漠的、冰凉的、严厉的表情陡地垮下来。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道：

“我说，你章永璘，你生就了一副狼心狗肺！你走就走，跟我耍这些花样干啥？……其实你根本不用跟我耍这些花样！你说一声：‘我要走’，你就走好喽！谁也不会拦你，谁也不会拉你……”

她的头无力地垂着，语句断断续续的，耷下来的肩膀一耸一耸的，一副被悲痛压倒的模样。她捂着脸，站在箱子旁边，宛如从箱子里钻出的向我索命的鬼魂。那姿势分明召唤着我去安慰她，去把这一笔孽债算清楚。我犹豫着。我知道我无法跟她解释明白，我不能把既是为了她，而又是为了解决我复杂的感情的这一举动——离婚，说成是单纯为了她的安全，或是说成单纯是我对她已失去了感情的结果。她的脑子只能理解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灰色的事物、模糊的事物，对她来说是太费解了，对我来说又是太难表达了。理性不能代替感情，理性更不能分析感情，在心灵相互不能感应的关系中，任何语言都无能为力。而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离开了肉与肉的接触，我们便失去了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

但是，我还是走了过去，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你怎么知道我要走的？”我问。

“我咋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蛔虫我都知道！”她乖乖地偎在我的怀里，哽咽着说，“你当是我看不出来？你不走，能跟我离？你呀，劳改了二十年还是个少爷胚子，要人侍候你吃，侍候你喝。老实说，我是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去寻你的主子，不然，我不吐口跟你离，你能离得掉？你是去投靠美帝苏修也好，是去投刘少奇邓小平也好，你放心，你反革命成功了，荣华富贵了，我决不来沾你的光，你何必跟我耍这样的花样！”

她笨得可爱，又聪明得可笑。好像我劳改的二十年中她都一直侍候着我似的，并且，她又有她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拾到篮里的都是菜；凡是和当前“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的，不分青红皂白一揽子是“反革命”！

而她却爱着“反革命”。

我不禁哑然失笑，摇了摇头说：

“什么荣华富贵！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所以我才……”

“哼！”她鼻子一皱，用泪眼柔情地看着我的脸，却撇着嘴狠毒地说，“哪是没准！你肯定不得好死！因为你亏了心了。”

“是呀，”我凄然地一笑，“是亏了心了。”

她似乎稍稍平静下来，头靠在我的肩上，叹了口气说：

“本来，我是想跟你大闹一场的，去检举揭发你，叫你再去蹲劳改。可后来一想，你也可怜，一肚子才学，窝在这儿受人欺负；你有你的苦楚……还是好离好散吧，都给各人留下些可想的地方。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多荣华富贵，有多少漂亮的女子围着你转，像我这样心疼你的女人，你一个也找不到！我呢？我也想开了，马老婆子一个人也过了一辈子，还是乐呵呵的，我还不能像她一样过吗？……”

“哪能……你还年轻，找一个比我合适的……”我违心地安慰她。

“算了吧，少跟我卖片儿汤了！”她擦干脸上的眼泪，红红的小鼻头翕动着，睫毛上还沾着扇子般的泪水，像湖塘上蒙着的一片湿雾，令人心醉。她说：“我以后再不找了，真的不找了，狗跟你说谎！还找谁呢？我命里不该有好男人。找着一个好男人还笼不住，要跑。那个钱，你带上，路上好花。我前两次离婚，都拼命问人要钱，要东西，打官司，这次跟你离，我心甘情愿送给你。你拿着好了，我还有三百块哩！”

说完，她拧过身来，把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口上，用一种仿佛准备决斗的火辣辣的语气说：

“上炕吧！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玩个够！玩得你一辈子也忘不掉我！”

月亮升到当空。房里的灯一灭，月光陡然像瀑布一样向小小的土屋中倾泻进来。她的细声碎语在月光中荡漾。

“……我告诉你，你将来是准不得好死的，因为你亏了心了……可是，不管有多少人给你送葬，送花圈，心眼里真正哭你的就我一个，你信不信？……以后，每到清明，我不管在哪儿，都给你烧纸，你就到我这儿来拿钱花好了……来吧，快脱了，还愣在那儿干啥？”

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地搂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到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

“……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

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

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

有一个小虫子在墙角沙沙地爬。啊，春天来了！再有一个月便是清明。

我是不是要回到她身边来领受祭奠呢？

好大好圆的月亮啊！

…………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