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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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日落

杨清筠 著

中信出版社

引子

40多年前的北京城郊，一扇沉重的石门缓缓移动，伴随着众人的惊叹，神秘的明定陵向世界打开了！作为当时新中国政府主动挖掘的唯一一座帝王陵，定陵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其价值不仅在于墓中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更在于它背后藏着的一个时代的图景，这个时代，就是墓主的统治时期开始的晚明时代。晚明，即整个大明王朝日落的全过程，一抹余晖虽是血红得吓人，却也绚烂得惊人，一段往事虽是混乱不堪，却也异彩纷呈，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里，看看朱明王朝的夕阳是怎样淡去的吧。

故事就从定陵墓主开始讲起。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关于他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个荒淫无道的祸国昏君，不仅因为他大肆挥霍、不知珍惜张居正改革的胜利果实，导致国用大匮，更重要的是他“怠政”荒于统治近三十年之久，使得前朝混乱瘫痪，党争纷起，直接催化了大明的灭亡。又有人说，万历其实是个大智若愚的圣明君主，他虽不上朝却是在后方把控着朝政。比如其在位期间发动的“万历三大征”，皆以胜利的结果巩固了边防，无“和亲”“岁币”之辱，实为丰功伟略。这样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几百年间，各执几乎相反的言论，让我不得不给他一个“荒淫怠政的圣明君主”之评价。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么个看似矛盾实则耐人寻味的定义，更令人好奇那个埋藏在定陵土下传奇而真实的——明神宗。

也许万历甚至大明王朝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复杂又单一，既辉煌又黑暗，他在位长达四十八年，首辅大臣张居正为他掀起的一场史上著名的改革却被逐步废掉，于是说好的“中兴”变成了明亡的回光返照；他领导下胜利的“万历三大征”战果耀亮青史，过程爽爆却让大明内部亏得几乎吐血；商业开放GDP飘红却因土地兼并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这些纠结的事凑在一起，万历大哥最终被《明史》送了个“明亡自神宗始”的五星好评，倒也算是为孙辈崇祯分担些亡国之名的辛苦！那在他漫长的执政时间里，他究竟都具体做了些什么？在他用实际行动写下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万历？细数一番他经历过的尘埃旧事，看看这背后那个原本的君王，在各项事实面前，该如何评说才不失历史的公允呢。

荒淫？贪婪？昏聩怠政？

还是高明？智慧？事半功倍？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万历皇帝？

我们先翻开他异彩纷呈的履历评语，从头计较，看看他不怎么美好的成长历程。

一、从童年开始的悲剧

万历的童年是比较多舛的，因为痴迷道教的爷爷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又坚信道士告诫的“二龙不可相见”的歪理，竟真避着不与儿孙见面，也没有给孙子万历起名，这倒霉孩子直到怪爷爷死后，即太子之位时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朱翊钧。然而没过几年，父亲隆庆皇帝也因靡乱的酒色生活掏空了身体，早早地晏驾了。年仅九岁的小朱正式君临天下，年号万历。

小万历虽年幼，但很聪明很有主见。有个故事讲，他刚继位时，有位先帝的妃子犯罪了，因为她偷偷让人带着一只金壶出宫，在当时皇上赏赐的东西是要记录在案的，有使用权但不能据为私人所有，更不能带出宫了。面对此事万历的处理是：不予治罪，且赏银与她救急，但叮嘱她，缺钱我给你，先帝赏的器物可是不可带出宫的呀。——这孩子有思想啊！处理得十分巧妙，法、情两不误，还博了个仁德的名！可见他是很聪慧的，有这样一个这么小就聪慧而明事理的君主，根据民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理论，实乃大明之幸事！

既然是人才，必须要得到好的培养才对得起他至尊的大脑和至尊的身份哪！于是，登基后的万历立刻受到三位一体的捆绑教育，分别来自母亲李太后、太监冯保，及首辅大臣张居正。

首先是母亲，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原是先帝隆庆还在裕王府时，府里的一名宫女，后来被裕王看上，又因为肚子争气，生了太子朱翊钧。母凭子贵，一步一步爬到了后宫之巅。根据这宫斗剧里都烂了的狗血桥段，不难猜想，这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在培养这未来独步天下的大明天子之事上，这不一般的女人怎可能马虎！史料记载李太后“教帝颇严”，若万历犯了错，便严厉训斥，甚至要长时间罚跪，小万历对母亲又恭敬又惧怕，经常被训斥得“伏地发抖、涕泗横流”。事实也证明，李太后在之后的许多国家大事上，都起过不小的影响作用，比如扶持张居正扳倒高拱，比如“国本之争”。这是后话，总之，母亲在万历的成长过程中，是个轴心，是个坐标，极为严格地约束着他每一步走向成熟的足迹。

那么，李太后是怎样知道儿子的表现而管教他的呢？来自照顾皇帝起居生活的太监冯保。冯保曾是嘉靖时期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兼官御马监，有这样高的地位，在宦官届就可谓相当得宠信了。后来万历即位之初与张居正密谋，合力驱逐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因得到李太后的支持，政变成功，张居正上位，他也晋升成为了对小皇帝监事督察的第一负责人。万历喊他作“大伴”。“大伴”形影不离地伴在万历左右，以此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一有不合适之处便向李太后汇报。对于这样一个“监控器”，万历肯定心存怨恨，但又不敢直接造次。所以，《万历野获篇》中就记载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小万历书法功夫了得，在一次为大臣们挥毫题字时，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冲动，顺手甩了冯保一身的墨汁，在众人尴尬愣神之际，小皇帝却淡定自如地把字写完了。这事可见万历对他这“大伴”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这个还是孩子的君王颇深的心机以及对自主的渴望。

最重要的学习与工作，则是精明强干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亲自管理，教他治国之道、统治之术。张居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明神宗朝初的内阁首辅大臣，大刀阔斧为行将就木的明王朝创造了一场奇迹般的“万历中兴”，堪称史上一代名相。这样一位能干的贤臣做万历的老师，教辅到位之外，也不难想象对其要求之严、督诲之细。张老师亲自为万历编撰了独家教材——《帝鉴图说》，以图例和故事形象地向年幼的万历传达治乱兴衰的强国之道。例行的经筵讲学课，张老师也亲自督导，对这位皇帝学生可谓尽心尽力、耐心教育。万历呢，对于老师也是格外尊敬，以“先生”“元辅”称之，从不敢直呼其名。为时刻提醒自己反思学习心得，小朱翊钧还让随从帮他在宫中挂了一块牙牌，上书“谨天成、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在这样强大的团队管理下，万历逐渐长成一位尊听教导、熟知礼法的好少年。

然而，乖乖好少年万历在学会听长辈话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内敛、柔韧的性格。母亲、先生长年的捆绑式教育使他修炼成一个不温不火、中庸安然的淡定哥，这，决定了他在亲政之后的态度也是比较忍让温和的。但是，从容淡定的性格并不代表有个简单软弱的内心，万历这个人，一直都是个腹黑深沉的主，他的心机深不可测，没有人能猜出他在想什么，所以后来，他才干出了那么多令人匪夷所思、捉摸不透的事。前朝后宫甚至后人，一代代史学家评论者，都在为他的举动和动机吵得唾沫横飞、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依然若无其事地做着自己，偶尔瞥一眼乌烟瘴气的臣民朝政，嘴角挂上一抹似有似无的颜色，只有他愿意管的事情才出面，不愿意理的事呢，任天下风起云涌狂澜万丈，至少他的宫里还有一角可躲。这就够了。

眼前风平浪静，心里海阔天空。

二、昙花一现的“万历中兴”

《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某个时期的国情：“中外乂安，海内殷阜”。乍看应是出现在王朝早期的太平恢宏的景象，而事实上，这是描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句话。是的，在明末暮气沉沉的最后生命里，还有过这么一段辉煌灿烂的“回光返照”，让行将就木的朱明王朝又奇迹般地矍铄了一把。可惜的是仅仅是回光返照，并没有起死回生，这场发生在万历年间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就称为“万历中兴”。

万历年间大明得以这番“中兴”，必须要归功于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是万历朝初的内阁首辅大臣，同时也是前文提到的年幼登基的万历小皇帝学习与工作的严师，《明史》评价此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就是说他精明能干，且城府极深——乃一代政客的必备素质。张居正正是凭着自己如此的精明和过人的才智，得到了小皇帝的敬畏和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尊重支持。小万历即位后，随着高拱的倒台罢官，雄心勃勃而强悍能干的张居正正式登上内阁第一把手的首辅大位。因为年幼的皇帝还无法亲政，作为天子之师、文官之首的他便掌控了朝廷政治中心的运作大权。针对明末国库空虚、政治废弛、朝政混乱的无数弊病，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简单说来就是经济上重新丈量土地，改善土地兼并严重的状况，颁布“一条鞭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征收银两，这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末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政治上严格考察官员政绩，辞陈用新；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优秀将领，平外患固边防，并且大力训练军队，提升了不少明军的战斗力。我们可以看到，这番脱胎换骨一般的诊治，疗效很不错。官员队伍更新，官僚系统升级成功，强大的CPU带动国库的积银成函数增长，有钱了的大明帝国出门第一件事就是挺直腰杆，把以前欺负自己软弱而常来门口抢剩饭的邻居小倭一脚踹回他的蜗居。社会又繁荣起来了！张大人的所作所为用“力挽狂澜”来形容绝对不过分，他将一个萎靡困顿的帝国整出了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然而，正当首辅大人热火朝天地奋战在改革第一线时，他家里出事了。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

在当时封建传统思想的背景下，“孝”字是一切的首位，如果官员任上父母去世，是需要回家守孝服丧三年的，这个制度自汉朝以来就有，被称为“丁忧”。张居正按规定也必须辞去职务，回家守制。可是他走得了吗？改革大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总指挥的他一旦回家丁忧三年，国家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而他好不容易奋斗来的内阁首辅之位，绘制起的大明中兴图也很有可能付之东流，于公于私他都走不得呀！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也就是“丁忧”的反义词——夺情。

顾名思义，“夺情”就是中央要剥夺你回家尽孝之情，硬要你留在朝中办公。在宣德、成化年间曾有过夺情的先例，虽然夺情的官员受到不孝不耻的各种骂名，但至少是可以实行的。张大人怀着这样的心思，给万历上了一封奏疏，态度暧昧不明，左右为难，一方面表示自己必须要辞职回家，另一方面则无比忧心“我走了你怎么办”的问题。张大人一提辞职，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安排好的，立刻就有官员上奏建议要夺情，紧接着很多奏疏跟着上来，都是劝皇上留下张大人的。于是，万历的指示很快就下来了：“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朕深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钦此。”意思就是，朕还年幼，国家离不开你啊，你辞职回家朕的江山社稷怎么办？至于你的丁忧，可以过了“七七”丧日，不用来上朝，以尽孝心。嗯，就这样。

于是，张大人“不得不”留下来继续为帝国鞠躬尽瘁，但和前朝夺情的官员一样，也背上了违背纲常、不敬不孝的坏名，支持他留下的有，骂他的更是大有人在。不要以为张居正官大就没人敢骂，明代的言官，一大特长就是为了“道义”冒死上书，骂张居正算什么，骂起皇帝来都毫不含糊！一本又一本反对的奏折送上来，位高权重的张首辅冷笑着，根据奏折言辞的过分程度分别给予其主人数量不等的杖责。有一个叫邹元标的骂张大人是禽兽，被送了一百六十大棍，拖着被打烂的屁股贬到南方受罪。这里要提一句，到了邹元标晚年，已是天启即位后，看到国家腐败凋敝一片，他才怀念起了当年“禽兽”改革时的繁荣景象，又高呼张居正的伟大，但那个时候，距离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批判，已有几十年之久了。

张居正靠夺情留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继续热火朝天地忙着丈量土地、推行条鞭法。然而，繁重的公务和他本身急躁易怒的性格，给首辅大人的身体造成了巨大压力。万历十年，案牍劳形的张居正陈疾发作，卧床不起。什么病呢？太医诊断是“肠胃受伤，浊气淤血，结积生块，易生便血”，说白了估计就是肠胃炎一类的病，并且引发了痔疮便血等症。这貌似也不是要命的大病，但改革一线宵衣旰食的张大人怎能让这个阻碍了他的步伐呢！勇毅而敢于冒险的他令医生给他割除病根，放到现在就是个很小的外科手术而已，但在当时，由一个望闻问切的中医操刀上了手术台，割掉痔疮，确实太冲动。手术应该是不太理想，因为他术后一直卧床直到去世。根据记载，我猜想他的病到了后期就没有痔疮那么简单了，应该是肠病最严重，现在也有猜测是十二指肠癌之类的重症，多病齐发而要了命。

呜呼！一代名相陨落，大明之哀！

作为一位改革家，一位脾气暴躁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不可避免地结下了很多仇，他活着人们多少都忌惮这第一宰相，现在他死了，无数怨恨开始疯狂清算，举国上下揭发的奏折雪片一样飞向大权眼看着收回的万历。反攻是从张居正的盟友——万历的监督太监冯保开始的，揭发的奏本指出冯保贪污受贿、欺君罔上等十二条罪名，罪罪当诛。进而扯出张居正的各种小辫子。其实也怪张居正为人不够居正，修齐治平的同时还不忘兴致勃勃地贪污纳贿，虽然贪污比冯保要少得多，但也是不容小觑的数目，加上之前“夺情”的软肋，张居正在满朝大臣的笔伐口诛中从万民敬仰的救国宰相，一下成了罪恶深重的乱臣贼子，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惹了一群人而已嘛！最可怕的是，他还惹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万历。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顾及这位小皇帝了，他在我们讲张居正红火改革的时候已经悄悄长大了。我们忽略了倒不要紧，可张居正也忽略了，他的皇帝学生已经走出幼年，进入到一个新年龄——“青春期”。按照科学的教育方法，这个年龄的孩子最容易叛逆，需要鼓励和沟通。张老师显然没学过师范，没考过“中学生心理教育”，仍旧以严厉约束的方式管教万历。最出名的是在一次“日讲”课上，这堂课翰林院学士和内阁学士也是要在场参加的。少年万历在讲官的引领下读论语，有一句“色勃如也”的“勃”字，这个字应读入声，而万历读成了“悖”，这时，有个严厉的声音破空响起：“当作‘勃’”！敢这样大庭广众斥责皇帝的，非张老师莫属。虽然老师批评学生的错误是应该的吧，但这也太不给人面子了，众目睽睽之下，人家还是一国之君，在臣子面前如此丢脸，万历肯定心存羞愤。而这也只是其中一件事而已，说明张居正已然把训斥皇帝当成习惯，这在青春期逆反的小皇帝心里，不能说不留下阴影。何况万历是谁？腹黑老道嘉靖皇帝之孙，基因里就很狡猾，贵为天子的他心里恨了谁，早晚会讨回来。

《明史》说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的收拾是早酝酿好的，其实我觉得倒并不至于。万历虽然对他的教育集团有意见，但大明江山的兴盛一直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支持的，他一死万历难免心情复杂。不过，肯定的一点是，万历这厮绝对是个腹黑的主。有记载说，一次张居正腹痛难忍，万历亲手给老师做了一碗辣面，劝其以辣攻毒。这是表扬万历尊师懂事的例子，我却相当怀疑这孩子的动机。上文也推断过张居正有肠炎之类的病，又引起了痔疮，肠炎痔疮吃辣椒以毒攻毒，个人认为万历是故意的！他在背后肯定是认真考虑过扳倒老师的各种方案步骤。

在朝野纷杂的吵嚷背景下，本就对折磨束缚自己的张老师怀恨在心的万历在各种弹劾声中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一家下场十分悲惨，在查抄队伍来之前，府邸就被当地官员所封，全家上下十几口人被饿死，长子自尽，惨不忍睹。连已经西去了的他都差点被开棺戮尸，他呕心沥血培养的皇帝学生，最后送给他的是这样的一番定义：“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念其效劳有年，免于斮棺戮尸。”改革大部分措施也逐渐被废殆，张大人一生的心血、这一场可能会拯救大明社稷的“万历中兴”啊，让我想起来一首歌：“全都是泡沫/虽然一下花火……”

直到四十年后，时间证明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对大明王朝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他喊冤平反的人才重新回忆起这位被抄家痛骂的改革家无法磨灭的功绩，重新给他合理客观的评价。就像海瑞对他的概括：“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说法恰如其分。论起才干能力以及对社稷国家的贡献，张居正功过千秋，但若看到他为人处事的细节，过失就大了。不仅因为他办事力度太大，操之过急，每一场改革的艰难，不是光有领导人的能干就可以成功的，历史告诉我们，它的进步受太多方面制约，如履薄冰，万分不易。

人生，其实用不了太多的大道理，起作用的却是一些小哲学。

张居正只看到了大方面的成败对误，殊不知，铁腕的力量震得住一时却在群众中埋下了毁灭未来的定时炸弹。更重要的是，一心投在工作上的首辅大人难免忽略了“位置”的重要性，他功高盖主、武断强势，就算他权倾朝野，贵为天子之师，也只是朱氏集团的雇员而已。他忘我地将皇帝学生的权威抛在脑后，虽然怀着一颗耿耿丹心为朱明社稷操劳了一生，却在死后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万历的孙子辈上来才获平反。那时候，他一心想拯救的明王朝，也是差点给他开棺戮尸的明王朝，已经马上就要断气了，张居正若地下有知，不知是该冷笑还是该悲伤呢。

呵呵。这也是为人不易之处啊，你有了过人的能力胆识，却因为没注意到自身修养、做人哲学，也会不慎侧翻，千万不要忽略个人和身边的重要性，指点江山做大事之外，尽量少地留给反对你的人致命把柄，这是张居正的教训、为人的巧妙，却也是人生的难题。

在张居正被抄之前，皇帝的实时监控——太监冯保已被放逐南京，罪名主要是贪污纳贿。这家伙被抄出百万金银，无数瑰宝，是张居正家的十倍之多。万历念及旧情把他扔到南京做了个闲职，慢慢终老。没有了配合同志的李太后只能任由儿子收回大权，自己退居后宫，对他反攻之举毫无办法——儿大了管不住了啊！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件事的中心，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上来——万历。万历在张居正改革从头至尾的过程中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似乎就是在官员们的操纵建议中完成对事情的处理的。但事实上，这就是他最特别、最可怕的地方，看上去平静，暗中却用力使得事情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

母亲、冯保和张居正对他的束缚，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待其成长到十几岁走向成熟实际还很青涩的阶段，对自主、独立的渴望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内心强烈地自我暗示，我本是一国之君，可我为什么没有独断的权威。但想归想，被约束惯了的万历还不敢直接顶撞老师甚至母亲，传统圣哲之道的长年教诲熏陶也让他养成温良恭俭让的作风，愤愤不平的同时，只是在忍让守礼的外表下，萌芽了一颗阴暗的种子。这颗种子伴随了他一辈子，成为他清算他的教育团队，以及后来许多事件错误处理的根源，在他本就老成精明的心中植下更深的沟壑。这颗种子，就是万历不能忽视的严重的性格缺陷：自私、贪婪、散漫。他越表现得大智若愚、不动声色，越有着明白不过的计较，他的精明在那颗阴暗种子的导航下很可能带给他的统治南辕北辙的效果。

就拿这一场“万历中兴”来看，他对于张居正等人的不满，殃及到了改革上，使得改革功绩随着对张大人的查抄逐步灰飞烟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战国时期同样著名的改革——商鞅变法，重用商鞅的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因为惠文王还是太子的时候与商鞅有过怨仇，同时也忌惮他权重仇多，将他车裂处死。而最关键的是，惠文王虽因恨杀了商鞅，却完整地保留、维持了他变法的内容，使秦国继续强大，最终统一天下。相似的历史情境，万历小哥则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否定了恩师不说，压根没有珍惜这千古难求的名臣倾尽全力给他创造的宏伟大业，他的自私散漫在其深重心机的辅助下，让明王朝与一个重生的机会擦肩而过。

由此可见，万历虽然有了治平的聪明，但在成熟的过程中并没有培养出一位帝王长远沉稳的胸怀大略，他只记住了三角教育团对他的压力，忍耐中把心思都花在怎样冲破藩篱上了。这最终影响了他整个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以及他整个人的成型。

摆脱张老师管教的万历得意万分，他要独立了。独立之后接着就要独自面对复杂的朝政，各种各样的官员，千奇百怪的世事。没有了张居正，新的开始又会给万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三、“名嘴”的口水，万历的苦水

张居正的死给万历带来的是真正的亲政，大权在握的他享受帝王无限荣光的同时，也被繁重的国事压得烦恼异常。最最令人讨厌的，是庞大的官员队伍汹涌的“口水”。晚明的言官是朝廷上一道不可不看的特色风景线，他们就像是现在高水平的喷子，喷朝政，喷皇帝，更多的是互喷，以前有张居正挡着，现在万历只有左躲右闪地自我消化。关于这群“名嘴”，大概能算到起源于远古，历史悠久，而且不可或缺。下面，我们就从头讲起这些“名嘴”的点滴。

单观有明一朝，光怪陆离而异彩纷呈，辉煌灿烂却也饱受争议。先说明代那十几位性格各异的君主，他们的生活轶事被一代一代人津津乐道：宣宗斗蛐蛐；成化恋“阿姨”；正德一生游龙戏凤，还自封了个大将军的名号；嘉靖痴迷悟道、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大业；万历大哥死活不想上班，最感兴趣的就是给自己修坟墓；天启沉浸在做木匠活的漩涡中不可自拔……似乎明朝的大部分皇帝，若让他们选择他们宁可做点别的什么。这样一个天子不敬业的朝代，却也一步一步走过了三百年的历程——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一方面大明天子虽然表面看起来特别不靠谱，但实际上还是一群很精明、很有心机的领导，不然在大明君主专制极盛的时代，皇帝真的啥也不管是不大可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明代强大坚固的文官系统的支持，也就是那帮“名嘴”的作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官制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完善了，各个部门的配合使得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正常运行。

在明代，朝堂之上，那一个又一个天才的文臣都不是好惹的主，放到现在，那是各地高考状元的水准啊！他们不仅才华横溢，熟知理学，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惊人一致地秉承了前唐名臣魏征大人“直言敢谏”的优良品质，大概是宋明理学的成熟教育，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为了国家社稷敢于不顾一切诤谏与君王，且晚明更盛。这就为明朝培养了这样一批会说、敢说、能说的“名嘴”大臣。

我们的万历皇帝受“名嘴”之折磨是十分深的，跟他自幼形成的软弱性格也有关。他越软，大臣们就越是“猖狂”地向他进言提议，尤其是在张居正死后，朝政变得愈发乌烟瘴气，从“国本”之争到万历“怠政”，从“三大征战”到矿监税使，加上后来党争纷起，前朝就和菜市场一样，越吵越乱。大臣们都是有文化的“名嘴”啊，口水像箭一样射向无辜的万历，挑他的各种问题，这种疯狂的口水暴力是很可怕的，气死人还不偿命。有人可能会说，万历是皇帝啊，干吗不使用权力，靠暴力使他们强行闭嘴呢？第一，万历，他是位有素质的领导，从小张居正教得很到位，不可做暴君以塞忠谏之路也。第二，就算使用暴力这些大臣也不怕，这些“名嘴”会无所畏惧地前仆后继，他们维护正义的精神是很执着的，最终倒霉的还是万历。皇帝很郁闷，但是没办法。

大明臣子有这样无下限唠叨皇帝的勇气是有制度保障的，那就是发展完备的言官制度。记得我学明史政治部分的时候，关于言官的制度就有好几十页。“言官”，顾名思义就是靠“言”为主要职责的官员，他们负责监察、上书提议，说白了也就是挑毛病的。明朝的言官主要是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主要负责的是监督官员、机构、一般决策等，监督范围较广，面大。六科给事中则是专门针对六部监督，专业性强一些，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常有交叉，也没太大分别。御史同时要负责监察地方，又被叫作“道官”，六科主管六部，也就是中央的监察，还有，给事中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认皇帝的决策，又叫作“科臣”，我们通常知道的言官又称为“科道”就是这么来的。这么强大的言官制度是怎么出炉的呢？是明代开国老祖朱元璋在对前朝的监察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创立出的，这位苦心孤诣的老祖废了丞相大权独揽，可以专制的同时却导致一旦皇帝决策失误会使大政方针错误，他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和他一样宵衣旰食雄才大略，所以创立了这样的言官制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哪怕皇帝笨，广大的辅佐队伍也会帮他调整好路线，毕竟人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保证皇帝若有错误了能及时纠正。他还不放心，又立了《祖训》，告诫后代不可随意处死言官，这个力量是很大的，理论上言官可以大胆地抱着《祖训》向皇上进谏。

除了客观条件的保证，明代官员还有主观因素的动力，那就是明朝那个时代十分讲求的“气节”“名誉”。宋明理学在那个时代已达到鼎盛，靠科举走上官位的学子们，自然是受这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浩然正气留清风”思想的熏陶很深，这些明朝“名嘴”，现在看来一些行为似乎有些迂腐愚蠢，也有意见错误的给朝政添乱，而且真的让万岁爷很火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气有浩然，正义十足。单论精神，我个人倒十分钦佩明代这士气之盛、死节之盛的风貌。他们不怕受罚，不怕丢官，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去维护内心执念的“正义”，著名的廉官于谦就曾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作誓死的捍卫。这些官员，他们执着倔强得惊人，却真的以一身不可磨灭的浩然之气领衔着华夏民族特有的气节，在青史上画下一笔气贯长虹的精神曲线。

不过，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看待，除却“名嘴”们刚正不阿的精神值得称赞，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思考这些同志的行为对本职工作有没有意义。所有倔巴的“名嘴”都是海瑞和于谦吗？当然不可能！有些官员正直是正直，忠心是忠心，但他处事能力有限，拼命主张的玩意压根就是错的，他们的坚持只会给国家带来麻烦。更有甚者，当忠谏之道被广为传颂，时间长了就会不可避免地“变味”，大家开始以敢骂高官、敢斥皇帝为荣，至于为什么骂、提的什么建议那就是次要了。此类沽名钓誉之辈，在今天一些单位也不乏，为了在领导面前多露一把脸，每天去说点有的没的，写几个等同于废话的提议。试想万历的朝堂上站着一大群这样的“名嘴”，就像现在网上的“喷子”，但他们是文化程度很高的“喷子”，是现实生活中眼前的“喷子”，训你夹枪带棒不带脏字却直踹心窝，皇帝怎能不烦！怨不得崇祯帝在亡国的最后时刻，写下一句“文臣个个可杀”——是有多怨愤啊！“名嘴”们的口水化作万历心底的苦水，憋着倒不出去。

这大概是万历一辈子最大的噩梦吧，他本身就怠懒，贪图享受，性子又内敛深沉，在平日受了文官们不少的欺负，就是有过一丝励精图治的决心，也能被大臣们搅和得瞬间消失。有人说万历的荒诞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在名嘴的骚扰中失望透顶，应该也有一部分原因。

憋在肚子里的苦水得发泄啊，前朝行不通，那就去后宫吧。接下来，咱们就来瞧瞧万历大人的后宫生活，在宫闱脂粉间，他能找到放松的出口吗？

四、万历人生的失意：“国本之争”

万历九年的某一天，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一天。慈宁宫。

像往常一样，万历皇帝来这里向他的母后请安。可是碰巧李太后不在，万历就坐在一边歇息。这时，一位年轻乖巧的宫女来给万历倒茶，十九岁的万历，正值青春，精力极旺，看到这位宫女突然一时冲动，然后……和狗血剧里演的相似，浪荡少年一次不负责的行为，可怜女子要空承受。

但这不是电视剧，是历史；万历也不是位普通的浪荡少年，是大明天子。各种巧合酿成了大明王朝著名的事件——万历朝“国本之争”，也构成了万历人生的一大失意。

万历公子一时冲动临幸了那位宫女后，有些后悔，因为这事实在不怎么地道，时间是在他向母后请安的当儿，地点在慈宁宫，随便找了个卑微的宫女，干的是淫乱之事。这让从小熟读圣贤书的万历很是羞愧，关键是他真是一个冲动，并不喜欢那宫女。于是事后，万历告诫身边的人把这事瞒了下来。然而过了不久，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那位宫女居然怀上了！这可不得了，龙种啊！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明神宗万历的长子、大明王朝的储君呢！事情很快传到了李太后耳中，瞒不下去了。李太后当即查了近来的“起居注”（起居注是源自汉代的一种专门记录皇帝起居详细细节，尤其是后宫生活具体日期的资料，在史学研究中也有很强的可信度），虽然根据万历的指示，这件丑闻没有声张，但按规矩被随行太监记录在了起居注上，确定了这宫女肚子里的确实是帝王血脉。

李太后对儿子在自己宫里做下的这荒唐事倒没怎么生气批评，估计经历惯万历他爹隆庆的荒淫，这点小冲动在她眼里嘛也不算。太后反而是很高兴，因为她可能要有孙子了！高兴之余没忘了最基本的手续，不能让那宫女顶着这么个身份怀龙裔呀！接下来她便催促儿子赶紧给这位宫女名分。

男猪脚万历可实在是郁闷！给她名分，就意味着这等阴暗之事要被公诸天下，女主还就是位普通的小宫女。但不承认也不行，老娘逼着呢，而且这破事的确是自己干下的，赖也赖不掉。他只好不情愿地册封了这位幸运的宫女，赐号恭妃。恭妃娘娘也不负众望，于八月诞下了皇长子，起名朱常洛。

万历不大欢喜，只是因为他并不喜欢这位恭妃娘娘。他的内心深处，跟一位普通男生一样，期待一位自己喜欢的女孩。终于，那个“她”出现了——

那是那段日子里不爽的万历唯一一件开心事，他找到了他的真爱！这年三月，一名年仅十四岁的姑娘郑氏被选入宫，走进了万历的生活。这位女孩不仅聪明漂亮，而且能歌善舞、通文晓墨，在生活上给了万历充分的精神陪伴，相比起后宫大多数唯唯诺诺谨慎小心的嫔妃，郑氏大胆活泼，甚至敢挑逗嘲笑万历，这让长期受捆绑教育的万历有着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可以和郑氏几乎平等地交谈，诉说他在前朝无法倾吐的苦水，有了妻子的理解万历也格外舒心。他们幸福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万历十四年，郑氏生下了他们的皇子，起名朱常洵。万历特别高兴，比起长子朱常洛是次意外的冲动，常洵是真正的爱情结晶。他打算立刻进封郑氏为皇贵妃，却遭到了一致反对。恭妃生下皇长子都没有得到如此高的位分，郑氏凭什么？况且因为当时的皇后没有生育，所以根据规矩是要立皇长子、也就是恭妃生下的朱常洛为太子的，而皇帝却要进封生下幼子的郑氏比恭妃更高的地位，这不摆明了也很可能准备让偏爱的小儿子入主东宫嘛！——于礼不符！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能由着万历胡来呢！

于是，万历十四年二月，前廷的“名嘴”们开始行动了，内阁大臣申时行直接上疏，要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满朝文武也纷纷响应，指责万历专宠郑贵妃什么的，拉开了“国本之争”的帷幕。

所谓“国本”，即立谁做太子的问题，因关乎到以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根本大事，引起了大规模的“国本之争”。万历对群臣的攻击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他装傻，避而不谈，以长子年幼为由一味推脱。大臣一看，完了，万历真的想玩废长立幼的事了。前一章我们讲到了大明这些不惜死的“名嘴”有多厉害了，这时候就是他们一展风采的大好机会！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出场，他给出的奏疏大致是说：皇上你要立郑氏为皇贵妃，这不合理啊，皇长子他娘还没有这位分呢，皇长子才是国之根本啊，再者长子年幼就不立太子了？没这先例！皇上还是弄清道理为妙！万历看见了这陈词十分火大，大呼“科臣奈何讪朕！”（你个小言官算哪棵葱啊，凭啥骂我），一挥手就把姜大人贬到地方去了。首战失利，刑部主事孙如法再上，这货更硬，直接质问皇帝：恭妃生长子这么久了也不见给她封赏，郑氏生了幼子你就要给她皇贵妃之尊，你这是按祖法办事吗？不怀疑你丫的动机都会遭雷劈！——这话着实狠了点。万历阴笑着说：遭雷劈啊，潮阳雷雨倒是挺多的呢，你滚去那里思过吧！孙如法也败了。

类似一系列上疏的官员都被清理，这不仅没让前朝安宁，反而激起了大明士大夫“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刚烈精神，前朝沸腾了！“名嘴”奋起了！他们携着一身的浩然正气跟万历不屈不挠地抗战，一个言官倒下了，千万个言官站起来了！满朝上下口水飞溅喷出一条标语：立太子！万历郁闷得要死，他就是想给心爱的女人一个荣耀的名分，或许还有给二人的宝宝自己最好的衣钵，在他内心深处，确实藏着大臣们最反对的甩了恭妃和长子，按自己的偏爱立储的小算盘，但看这言官们不要命的架势，即使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却怎么也做不到。失意万分的他同时病魇缠身，又胖又懒不想动弹，更不想搭理前朝那堆嘴巴，也许换个暴君直接砍了所有反动臣子，诏告天下朕就是爱郑氏，要立她的儿子做太子！别问为啥，因为老子是皇帝！可万历不可能，从小的教育和天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软弱，他不可能贸然与满朝文武作对，坚持一件不符礼法、一点理都不占的事情。无奈烦闷之际，他选择了龟缩在后宫一天到晚睡觉。大臣闹去吧，我不理你就是了。

前朝躲了，后宫难防啊，大臣可以不予理睬，老妈得面对呀！李太后也在催促儿子赶紧办事，一方面太后喜欢恭妃，这个媳妇一直不受宠听话老实，而郑氏活泼迷人，万历最爱，典型的太后讨厌的“狐媚子”。另一方面呢，有个故事。万历有一次搪塞不立长子的理由，给太后来了一句“彼都人子也”，意思是他是宫女的儿子，显然看不起恭妃的出身。太后一听火冒三丈：“尔亦都人子！”（你小子也是宫女生的）嘿，别忘了这李太后出身也是原来在王府的侍女，万历犯忌了吧？连你亲娘都敢鄙视？与恭妃同病相怜的李太后必然也是支持长子的。万历虽然一心想独立，但他对母亲权威的恐惧还是存在，当母亲大发雷霆训斥他时，这个自己都有了儿子的君王依然吓得伏地不敢起。所以，跟大臣磨叽还是小，太后的意志着实让万历不敢违拗。

还有一件故事记载，万历倦懒卧病的时候，恭妃一直在旁守候，面容凄哀，而郑氏只是不时来点个卯且没什么担心的样子。据传，万历病中脆弱的小心灵一下就动摇了，加上一直以来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他终于停止反抗，一举封了朱常洛为太子。

不过我个人更相信是万历烦得崩溃了，母亲每天给他脸色看，以“孝”“礼”为大的他受不得老母失望的目光。前朝就更不用说了，纷纷扬扬的奏疏全是在说立国本之事。而自己爱的女人呢？却还不知道给自己省心，郑氏的母族仗着她在宫里得宠，行事过于嚣张，更给“名嘴”们抓住了弹劾的把柄，同时也许在这个腹黑皇帝心里，萌生了对外戚霸权的怀疑。这个懒惰但是绝对心机重重的皇帝深思过后下了诏书。

万历二十九年，恭妃之子皇长子朱常洛正式入主东宫，漫长的十五年“国本之争”尘埃落定，却因为这事引了无穷后患，比如万历烦心“怠政”，比如大臣党争涌起……溯源到事件最开始——年轻冲动真是魔鬼啊！

五、从此君王不早朝

我们的万历大哥被“国本之争”搞得失意至极，他喜欢的妃子没有如愿上位，他偏爱的皇子也没有入主东宫，这不得不说酿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遗憾。而“国本之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并没有因为长子朱常洛被立而解决，反而顺势愈演愈烈，比如，前朝官员汹涌的唾沫。这些才华横溢的大臣上了瘾似的奋战在口诛笔伐抨击各种朝政的第一线，吃了炫迈一般根本停不下来。神烦啊！万历哥哥的精神本来就很沮丧，再被这些“名嘴”逼迫折磨就临近崩溃了，同时崩溃的还有他的身体，才三十岁就暮气沉沉、了无活力。据记载，后来的万历大腹便便，需要太监帮他抬着肚子才能蹒跚前行。当时读到这个记录，我真的忍不住想笑，那得胖成什么样才得让人帮他抬着肚子走，而且，得有怎样的“保养”习惯才会养出那么大的肚子！是惆怅无聊到只有黯然增肥了吗。当时的万历，

吵声骂声唠叨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

万历身心俱疲，他想逃避，这位机智的天子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理由，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想上学就跟家长说肚子疼什么的一样。早在万历十四年，他就告诉内阁，朕病了，头晕力乏，不能起那么早上朝了。虽然万历身体应该是不怎么样，很多史料都有记载他的一些病症。不过肯定没有差到长年卧床不起彻底不能料理政事了，因为遇到他想管的事，他的兴致还是相当高涨的。这之后，他陆续推掉了享太庙、祈天祈福、接见大学士、处理奏疏等等他分内的一系列工作，龟缩在紫禁城最里面不复出焉，这明显就是故意的了！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应，遍地的诟骂声和反抗的革命，明神宗都无动于衷。”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怠政”。

我们可以根据记载试想想当时的情景，时任首辅的沈一贯大人写到：“今（议论朝政）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明朝所谓的“市民文化”很发达，但是大多也是以影射、反讽等方法批评时事（比如大家都熟知的《西游记》），到了万历怠政的巅峰时代，讥讽朝政已经是街头巷尾、老少咸宜了，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的朝代，如此“民主自由”蔚然成风，貌似不是什么好现象。士大夫阶层气急败坏地往严丝合缝的紫禁城塞进去奏疏，苦口婆心地告诉万历你的国家如何民变、兵变，一片残破，这位最高领导人却只是从容地与满案文牍相顾无言，出奇地镇定。

这就是传说中如假包换的“淡定帝”吧？！我真佩服万历的耐性，他真有韧劲！无数大臣痛心疾首地呼唤大明集团的朱翊钧总裁“尊重一下你的职业！”，万历基本上岿然不动。之所以是“基本”，是因为有个人还是煽起了万历巨大的怒火，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

万历十七年，这位勇敢刚直的官员雒于仁向皇帝上了本奏折，就万历大人拒绝上班的事件发表看法，内容大胆，用词犀利，直逼万历命门，奏疏写道：“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四者之病缠绕于心，系累其身，圣恙何时而可也！”很直白地说，皇上你不上朝是因为有病对吧？属下看这病就在于，你，嗜酒、好色、贪财、爱发脾气，想康复乃就别给自己纵欲过度，克制点吧！乃要这么下去，这鬼病啥时候是个头啊？

雒于仁上这么一封奏疏必定是下了死的决心的，要知道他一个大理寺评事，芝麻大的官，这样从皇帝的私生活角度毫不客气地骂人家贪财好色，懒惰还装病，搞不好丢脑袋是分分钟的事，而他正是希望以这样玩命的方式激起君王的脾性。第一步他成功了，植物人一般的万历被他气得大发雷霆，言官们的口水虽然密集，却还没人敢这样对皇帝冷嘲热讽的。发怒归发怒，皇上还是有理智的，没有立刻一刀宰了雒于仁，一是顾忌祖爷爷朱元璋曾定下不许任惩言官的祖训，二是前朝的喷子们反应迅猛的劝解求情让他难以下手。这口咽不下的气，缓缓再算。

万历十八年元旦，万历召见内阁大学士开会，这会的内容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嘿，我们看看万历说了点啥。他先缓缓地道出，朕身子不好啊，足疾严重，头晕目眩，最近愈发厉害了呢！患了不治之症也不一定啊。唉！大臣们忙说，皇上洪福齐天，还年轻呢，一点小病好好养养就会好了。万历叹气说是啊，前不久是好点了呢，不过……不过有个叫雒于仁的小官居然上书骂我，把我气得病又加重了！说着把雒于仁那封逆天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委屈地一一辩解，他说我嗜酒，可是谁不喝酒嘛，大家都喝他就骂我一个人；他还说我好色，专宠郑贵妃，可郑妃她就是很勤劳可爱，我才喜欢的呀；他说我贪财，我——我犯得着吗？普天下都是我的，我要多少钱不行！他说我脾气暴躁，我是因为宫人犯错才惩戒的，难道大臣不惩戒家里的仆人吗？万历越说越委屈，让大学士拟票，严惩这厮。这在大家看来简直啼笑皆非，就像个小孩给人告状，他怎么骂我了可我本来就没错。碎碎念。可是这是大明宫廷——

天子，向内阁学士，撒娇一样地状告一个八品小官，他骂我懒！但我就没有！你们得给我出气。

笑死人了。

笑归笑，皇帝受委屈了内阁得管啊。内阁首辅申时行是个著名的“太平宰相”，他最擅长和稀泥，大事化小，况且雒大人也是出于敬业，说的也是有些道理的。申时行耐心地劝导万历，你看姓雒的这小子一个芝麻小官，沽名钓誉之辈，你大明天子要跟他计较多掉价啊，皇上理他干啥。反过来说，他这样目无尊长皇上如果还可以宽宏大量，天下都会传为美谈！孰重孰轻，圣上三思呀。万历一想，也是，严办这厮一时痛快，要落个不纳谏杀忠臣之名就麻烦了，而且大学士票拟严惩雒于仁就要通过六科，六科那帮职业言官可不好惹，指不定骂得更多更糟心。于是万历默默咽下了这口闲气，让申时行把这窝囊事一点点搅成稀泥。

最后结局是，大理寺逼迫雒大人自己递辞呈，再将其革职，直接赶回了老家，也算是给皇帝报了挨骂之仇。

这事过后，万历并没有被激得奋起努力，而是继续悠哉地回到深宫练他的幽闭大法。对于他自己的臣民各种各样的讽议，也逐渐产生了抗体。那这万历怠政一路留下的是什么？这么多大臣在骂他，他的王朝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而且，为什么会有人说，万历怠政还是一种高明，甚至可以类比西方宪政？缩在宫墙后面的神宗，到底是个嘛模样呢？

六、万历怠政的真相

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星期总有那么五天不想上班，皇帝也不例外。万历就是个典型中的典型。

万历十四年九月的一天，他诏告大臣，我足疾严重，头晕目眩，一直在服药，不能见外人，要休养一段时间。于是，这一休养就休养得十几天不露面，逐渐不上朝、不享太庙、不接见大学士，待在他无比眷恋的宫中“养病”。在这个君主高度专制的国家，皇帝突然不上班了，意味着很多事情会瘫痪的！一朝大臣送进一波又一波奏疏请求，却基本上杳无音信。不知是“国本之争”让他太烦心太失望，还是抵挡不住言官的口水火花四溅，前朝送来的请求皇帝露面的奏本，换来的就是万历十五年，皇帝正式宣布“静摄”，与恶心死人的群臣淡然地说“拜拜”了。这些绝望的官员们气得捶胸顿足，高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而万历面对痛心疾首的满朝文武，还有雪花一样飞进宫里的奏疏文件，平静神色，一笑呵呵。

大家为他这一段漫长的翘班生涯定了个义，作“怠政”。

关于万历怠政，众人看法不一，有说他是个地地道道荒淫无道的昏庸天子，有说他其实是位高明的幕后老板，这也是万历一生的争议，是我们这篇东西要讨论的。那么，万历怠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究竟是位荒唐昏君，还是位统治高手？

以《明史》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思想将万历定位为一位懒惰昏庸荒淫无度的皇帝，并给出“明亡，实亡于神宗”的著名结论。毛主席也曾说过，万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怠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虽然《明史》是正史，是研究万历乃至全明王朝最权威的史料，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明史》是满清修的，满清推翻了大明的政权，在修史的时候自然会强调大明政府的昏庸无道，以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这点前朝在修史方面都有体现，不过《明史》体现得格外明显。因而，我们不能排除它在描述万历怠政史实的时候，随之发表的观点有所偏颇，不够客观。更有一种观点，多见于万历朝的臣属，还有至今一些研究者也支持，就是觉得万历托病不朝是完全因淫懒所致，而其真正的“病根”就是“酒色财气”，贪婪荒唐（代表人物，雒于仁大人）。然而，随着定陵考古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拥有了关于当时最可靠的证据资料，将万历皇帝的尸骨复原后，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右脚要比左脚萎缩短小一大截，而且其身体最后的姿势也十分扭曲痛苦，这说明万历真的患了很严重的足疾，他没有撒谎。若把他不上朝的原因完全归于他的“嗜酒好色、贪财易怒”，是有失公允的，谁没个小灾大病呢，生病了没法工作嘛。要是个普通人，请个大假休息调养是情有可原的，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万历，一分钟不在就会有堆积如山的国事无法处理，这得怪他的祖宗们，为了大权独揽事必躬亲，殊不知多少代之后的朱翊钧可没有朱元璋那么强的精力啊。

除了生病不假，万历大哥还有话说：我是不上朝，但我说过我不理政吗？

这一点是必须为万历大哥澄清的，他虽然懒，也挺荒唐，但绝不是混乱昏庸，他有着一个十分清醒的大脑，运转着关于他的江山的一切。万历不上朝，却和不理政是两个概念。他虽然躲着大臣们的口水不愿出来，却是在静静关注着前朝的一举一动，在大事上关键处点一下决策性指示，他也将国家命脉走向画在心里了。这一点，我们在之后讲的“万历三大征”中会看得很清楚。他换了一种方式，用圣旨和谕令来完成对国家的最高指示，偶尔在暖阁接见一下首辅大臣等部分高管（比如给雒于仁告状那次），就算是接接“地气”了。

要说万历这处政方法，有些类似我们现在政府或企业施行的小范围、不定时政策会议。省去了每日一早的例会，其实只不过是少了大臣奏报吵嘴的机会而已，一些定时的接见朝见，很多都没什么实质性效果。万历赖着不去，只时不时给个最高批示，倒是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对于他不批奏疏，不见大臣——嘿，就像刚在“名嘴”那里描述的，那时的官员和现在有些单位的有些同志一样，时不时想在领导面前露一把脸，说点有的没的写点无关痛痒的。我查证过明朝部分的奏本，倒有很多是那些言官没事找事的废话，更有白痴的主张建议充斥其间，不看也罢。重大的事宜，万历大哥还是会处置的。比如耀亮青史的“三大征”，万历的表现更像个运筹帷幄的远方遥控者，决胜于千里之外。“三大征”的战功也成为支持“万历怠政并不昏庸，实际很牛叉”的观点的最重要证据。由此，有人会说，万历的翘班不是“怠政”而是一种很高级的太极手段，他躲在幕后操纵着大明朝廷的生命线，运用类似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行使他的统治之术。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根据，万历的爷爷嘉靖因为痴迷道教，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就践行得相当认真，万历也受到一定影响。而自朱元璋以来完善的强大紧密的文官系统，哪怕最高领导不称职，一定时间内下面各部门也基本上可以按部就班，配合正常，这给万历的“无为”创造了基础条件。凭此，一部分人就认为他是位很聪明很厉害的君王，甚至“功过康乾”。

万历聪明，这必须承认，但要说就此判断他是位智慧明君，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了。因为他的怠政确实给朱明社稷捅了不小的破洞。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官员缺席。皇帝执政不负责任，中央疲软，人事调配自然会出问题，我们之前讲过，明朝这帮大臣的刚烈脾性让他们对这草包皇帝失望透顶后，很多都选择了辞职，加上被万历炒了的，士大夫的工作热情大大减退。后来大明的官僚系统就变成了，谁不想干了，把官印一挂，走人就行，不用上报，因为上报不上报都没人管。皇帝还不管吏部纳新的活，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他懒得处理，结果新员也补充不上。一开始只有那些用处不大还净帮倒忙的言官滚蛋，可越发展就不仅仅是言官了，《明通鉴》给了我们这样一组数据：“（万历二十八年）中央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言官缺员近百，就连尚书、巡抚都不够。到了万历四十一年，已经严重到南北二京缺尚书、侍郎这样的高管达十四名。幸而自老祖朱元璋定下的牢固紧扣的文官制度，有的一人身兼数职，才使国家系统不至于彻底崩溃。此时已是“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日无官。”如此萧条凋敝，还像一个方圆百万的大帝国应有的统治集团吗？无为得真叫一个彻底啊！

比缺员更可怕的是党争。皇上不出门，骂他他听不见，那就只有互骂了。大臣的口才文化就展现在前朝拉帮结伙地互喷，东林党、齐党、宣党、昆党……光数得上名的党派就一堆，他们斗得兴致勃勃面红耳赤，整个帝国的统治环境可谓乌烟瘴气浑浊不堪。这样背景下的CEO朱总，估计在后屋里乐得轻松了，你们对骂去吧，正好别扰乱我。他也许没有想到，吵架重心的转移换得了他的轻松，引发的党争事件几乎毁掉了他祖宗打下的朱姓江山，到以后他孙辈天启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收拾了。

还是说万历，他可以远征三次，可以放手不管，强大的支持就是他老师张居正发起的那场伟大改革，给他留了一场“中兴”的辉煌，一个盈裕的国库，能容得他折腾N久。可惜的是，这场本可扭转明亡的改革，万历并没有珍惜，随着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他的政敌抓紧反攻，改革措施便逐渐被废除，积累的财富也被万历耗空，导致明朝真的没有死而复生的力气了。就这一点，万历就不是位明智的君主，他的怠政也真的是为明亡起了催化作用。

看了上边罗列出的史实，我们来总结一下“万历的怠政”讨论。这一场史上著名的皇帝翘班运动，万历呢，既不是被人骂得体无完肤的荒淫昏君，托病享受完全不理政事，也没有一些人说的高黑神秘、独特操纵国家，更不是什么功盖康乾的皇帝，事实上他就是个多病又怠懒的人，性子偏于软弱，不幸生在帝王家做了一国之君，国事令他忧郁烦恼、心力交瘁，对大臣的管理又万般困难，本着节能减排的理念，就能躲一时算一时吧，不得不处理政务或者遇到他愿意管的事情的时候就出来干干。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万历的能力应该是不差，他骨子里依然蕴藏着洪武永乐的细胞，精明和心机让他牢牢紧握着属于他朱氏的帝国集团。况且，大明的官僚机构也着实牛气，万历怠政数十年居然撑着没垮。这常常让人震惊刮目，忘记他真正是有多少斑点，而一味着眼于他的能干了。

至于前文提到的万历怠政的种种益处，也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那一点好处盖不住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历史研究有时会夸大这些巧合一样出现的好处，而忽略掉事情的本质，把他的想法说得好像特别高大上，计划得多么复杂多么有远见。万历其实就是因为懒，还有病，不想去干活而已，哪渗透出那么些个深谋远虑呀。更有意思的是，看上去他的做法挺像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的君主立宪，放手发动内阁，走自由民主之路——这也只能是看上去像了，实际把万历怠政看作中国可能走向立宪的标志，未免可笑。英国能建立君主立宪，最基础的就是西方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明末仅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强大的封建顶峰制度，无论如何“带不起来”，万历大哥也绝对没先进到想把自己“立宪”了，让大明的内阁靠向大英那种内阁。反而他比谁都看中君主的权力，因为这个时代的特殊，一点点变化就被猜测成历史转折的拐角，上纲上线，今天再放开大局的眼光回头去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循序渐进之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变化太快是消化不了的。

万历的怠政，公平一点来说，没有传统评价的那么荒唐无道，这位精明的领导不会让他的天下彻底崩溃。但由于他的自私怠懒，留给国家更多的还是漏洞和创伤，那种“无为”与“幕后操控”在今天看来不管有多么先进合理，在当时那个大臣要上书、皇帝要勤政的常识影响下，只会让他的大帝国一口吃不消，连一步一步的改革都多有艰难，不小心就会失败，更别说他这个变化是突然一下的怠政了。他的懒惰让他的统治阶级松动了，此时的松动不能不说给他孙辈的亡国谱了序曲，他的年号也被后人传成了“晚明”的题目。

可能有人会问了，如此看来，万历除了有点小聪明外，基本上就是荒懒无道了，那究竟还有什么事能让万历得到一些后人“圣明”的评价呢？凭什么说他怠政还能把控着国家的大方向、大方针？这个缩头缩脑的瘪三一样的皇帝，精神都到哪里去了？除了睡觉休养，他对什么有兴趣呢？下一段，大家就将看到一位高智商、高水平、强势果断的明神宗了，与逃避早朝的那个怂病秧子简直判若两人，我们要讲的，就是耀亮史册、大明边防记录上相当浓重的一笔大事，也是万历一生最大的成就与骄傲——万历三大征！

七、万历三大征之平蒙古人叛乱

提到蜿蜒万里的长城，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而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大多是明朝修建的。边事，在明代一直是个很大的忧患，北方蒙古各部的问题，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不安骚乱，东南沿海倭寇进犯，还有后来的辽东，最终取代了大明政权的女真，等等，可以说，明王朝一直是边患迭起。到了万历一朝，面对边疆问题，这位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皇帝却高度重视起来，于是，就有了“万历三大征”。

万历领导发起的这三场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平蒙古人哱拜造反，即宁夏战役，逐倭援朝之役和平苗土司杨应龙叛变，播州之役，这三场战役皆以大明的胜利告终，由此使万历名震青史，也成为众人给万历怠政平反的最重要证据。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万历二十年，看一看万历大人指点的这三场惊心动魄的大征战。第一场，平蒙古哱拜叛乱的西北大战——

故事还要从嘉靖时候讲起。嘉靖年间，西北蒙古鞑靼部成员哱拜，因为家族的矛盾争端，得罪了部族首领，他带着自己的部下投降了明朝，被封了个都指挥的官职。因为西北边塞明政府也没有严加约束，这个哱拜就逐渐在中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下积累成了一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游击队一类的武装队伍。到了万历年间，哱拜可以说已经拥兵一方，势力很大了。到了万历十七年，自感年老力衰的哱拜告老退休，将自己宁夏副总兵的位置交给了儿子哱承恩。

一切看似还很平静。直到万历十八年。

蒙古族鞑靼俺答首领以去青海拜佛为借口，进犯洮河。政府派出大将郑洛前往甘肃镇压，当时的宁夏巡抚党馨给郑洛调兵援助，这个援助队伍带队的头儿叫作土文秀。问题就出在这里，退休了许久的老头哱拜突然冒出来了，他向政府表示土文秀没那两把刷子打这一仗，这么大的战场经不起实验，我愿出马一战。哱拜为什么此时出现要求率兵征战青海？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他是心怀异志，以此作为拥兵叛乱的起点，而有学者认为这时的哱拜还没想着造反，是后来被党馨逼迫和无能的明军刺激才起了二心。具体这老爷爷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个人的观点是，此时的他并没有彻底考虑反了明政府的事，他顶多是个拥居一方的小土豪，自古以来北方的少数民族骚乱都存在，只有成吉思汗一个是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举，至于哱拜一伙，也就是靠着一身蛮力积累下一些势力，后来的行为的确是被逼的。

现在呢，反正老将是打算再挂亲征，为政府效力。郑洛一听，好个宝刀未老的蒙古汉子，一把年纪了还不忘精忠报国！便高兴地答应了哱拜的请求。而巡抚党馨心里却作起了祟。这厮是个十足的小心眼，总观整个宁夏之变，这货的私人情绪为叛变爆发起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觉得你哱拜都滚回家养老了，如今又冒出来是何居心！我给推荐了个土文秀吧，嘿！你窜出来说不行，这不是明摆着说我没眼光吗？！但郑洛都同意，党馨就没权利干涉了，心塞着一股怨气的他便在后勤做手脚。出战之际，这个阴险的巡抚发给哱拜一群老病马，哱拜自然不能骑着这些病马出征啊，搞不好还没杀敌自己就先倒了，可是也没办法，没有巡抚的批示是不能调军马的。怨愤十足的他只好领着自己的武装部队开进了战场。

这一打不要紧，明军的作战水平被老头一览无余，他看到各镇的军队能力都在他的部队之下，回来时取道塞外，那些地方的游勇队伍也都很畏惧他。老头一琢磨，嘿！原来老朽这么牛叉啊！心里那个得意那个骄傲，扬着一路风沙颠回宁夏。骄横的他在回到老家却立刻挨了巴掌，就是那个心理比较阴暗的党馨，不仅没有表彰劳苦功高的哱拜，而是先抽了哱拜一顿，因为他强抢民女作妾，这倒无可厚非，犯罪就要受处罚嘛。可接下来党巡抚又克扣了士兵的军饷和冬衣，这就闹大了，也不知道党馨是怎么想的，军饷问题是自古以来兵变最常见的导火索，更别说在西北了，没有冬衣简直是要命！本来就憋着火的哱拜彻底怒了，这位性子极为直莽易怒的鞑靼老汉，戎马一生，野性粗犷，能忍到这时候估计已经是没有底线了。他觉得此事无须再忍，作战时软弱的明军也给了他相当大的自信，于是他拉上兄弟刘东旸砍死了党馨。懦弱无能的宁夏总兵张维忠被揪住，给朝廷带话说因为军饷不发的问题他们不要再给明政府卖命了，不过理由说不说也随你便，就是通知你们一下，老子反了！——真是率性的蒙古汉子啊！

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率部怒举反旗。

消息传到中央，万历一改凡事不管的态度，对打这一仗十分重视，圣意坚决要平了这撮反动武装。

最初领导镇压叛乱的是三边总督魏学曾，但这人其实差不多是个废物。他领导的明军正如哱拜当初所见，涣散无能，这蛮悍的叛乱队伍压根没把丫放在眼里，一时间，哱拜军势如破竹，连下中卫、广武、玉泉等镇，势力越发强大。万历一看打半天了这打的什么破玩意啊，故而重新调兵遣将。四月，调原总兵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出任宁夏总兵，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调集辽东、大同、浙、苗等多路队伍，重振士气，认真作战。与此同时，那个废物总督魏学曾带着一支同样废物的军队久攻宁夏不成，竟想到了“和平招安”的馊主意，正不遗余力注视战况、希望一举大振国威的万历气炸了肺，不久就把这货叫回来直接扔进了班房。

原甘肃巡抚叶梦熊接替重任。叶梦熊是个狠角色，攻灵州的时候是直接炮轰下来的，这次接了魏学曾留下的烂摊子，首先是认真观察了一下，认为军纪不严是最首要的问题，纪律涣散，军心不齐，还有就是军饷供应依然不能保证，这哱拜就是因为这个反了的，我军要因此再被逼得倒戈就完蛋了。万历这时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果断和支持，圣旨准违令者就地问斩，亲督军饷，犒赏将士。同时，兵部尚书石星献计一条，说哱拜占的宁夏城地势较低，如果放水淹，应该效果会不错。万历就捎话给叶梦熊，要是敌人太凶残，我们不承诺放弃“水淹七军”的策略。

叶梦熊得了圣旨谕令，估算了一下硬攻难度太大，便毫不含糊地放了黄河堤灌城，给哱拜及其部下上演了一幕黄河浊流滚滚的实况报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宁夏城里不复回啊。面对城中汹涌的河水，哱拜虽然紧张，但还是保持沉着地坚守，因为他相信，套部蒙古的兄弟会援救他的。

他想太多了。

宁夏总兵李如松早在黄河咆哮之前就到了城南，切断哱拜老头的援军。先锋将麻贵等已迅速捣毁了套部骑兵，把哱拜先生最后的王牌轰出了贺兰山，留下孤零零的他跟掂着大刀的叶梦熊在宁夏城口对望。但是哱拜依然坚持着最后的守卫，他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奇耻大辱，虽然输了，但为了鞑靼汉子的尊严，决不投降。

最后呢，故事是以梅国桢梅大人玩的反间计结束的。这些叛乱的兵士，压根就是因为军饷不发的问题，激起蛮悍的鞑靼人血性的愤怒，大家一拍即合，越说越气，一个冲动就造反，本身也没有什么安排预谋，更别提科学的权力分工了，一把义气维持着，打到最后，义气用光了，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分裂（参看太平天国运动，那场农民起义最后就是这样失败的）。在最危难的时刻，梅国祯派人去那边放了些挑拨离间的话，加上本身之间就已是互相不满，猜忌重重，哱拜军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火并，刘东旸、哱承恩互相残杀，哱拜的义子哱云也搅入其中，叛军一片混乱，不久，明军发起总攻，宁夏城下，哱拜一家被处决，这场鞑靼叛变被圆满平息。

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叶梦熊率大明军凯旋，举国同庆的同时，朱氏集团的老账本上也悄悄减去了二百余万的存款。而万历总裁并没有太心疼，他更享受这场炫耀国威后阔别已久的骄傲感觉，自张居正死后他终于干成了自己主导的一场大业，这位心机极深的皇帝似乎很在意武战之功，他对内懒得和朝堂上的文臣纠缠，却把才智都放在了对外的刀剑沙场上，关于这一时期明中央和军务的分析，以及万历出奇优异的表现，我们讲完三大征的故事再说。

不久后，就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却又大快人心的逐倭援朝战役了。下节，让我们一起看大明王朝是怎样把当时就妄想吞并中华大地的日本丰臣政权侵略军，踹回丫的弹丸老窝的吧！

八、万历抗日，大明援朝

讲起明朝打得最解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却也是“万历三大征”中最为惨烈的一场，便莫过于此役了。说得经推敲一点，应该是“逐倭援朝”之役，因为那时候管日本还叫“倭国”（必须声明这并不是专门发明的侮辱性的字眼，而是古有称呼），而且以当时情况，我们倒还用不着“抗”。日本这个国家，在唐朝还极虚心学习，把我们当成天堂一般的存在，几乎是复制着大唐的一切，大化改新连街道名都改得和长安一样。但强盛一些之后的它吞并华夏称霸东方的念头似乎就没有断过，直到今天。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这边对于这位野心惊人的邻居的印象仅停留在“弹丸倭夷耳”，所以，当万历皇帝得到这个“弹丸”国将要入侵他庞大的大明帝国的消息时，是十分诧异和不屑的，他并没有太当回事。然而过了一年，朝鲜国王李昖向万历发来了求救信，大意是日本军已经占了我的都城，还有大半个国家，并且打算一路杀进大明，我现在正往北逃，要逃进中国了也麻烦你接收一下哈，思密达。这个李昖是个没什么本事的昏君，他只等着大明出兵呢。万历一看，玩真的啊，才正视起逐倭的大事来。

彼时日本，正值丰臣秀吉主掌大权，这家伙认真规划了一张吞并大明的蓝图，由朝鲜侵入中国东北，且立誓要在其发白之前征服中国，进而占领整个东亚（跟二战完全一个思路），甚至连迁都北京、北京周围的土地怎么分都规划好了。而且，自己打算住在宁波府附近，理由是宁波离印度比较近，占了大明下一步就要灭印度，他住得近点方便指挥战争（我一直挺纳闷，宁波离印度近吗？）。不管怎么样，当时面对这样一份详细的未来展望书和已经崩溃的朝鲜政府，万历不得不认真思索出战的事情了。

一开始，朝廷中有大臣比较反对参战，他们怀疑是朝鲜和日本联合陷害中国，即便不是，不蹚入这浑水也是应该的，反正日本还没打到咱们的领土上来嘛。这个时候，万历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英明和理智，这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件大事。他对这些大臣们的言论表示大怒，一方面，日本给李昖下的通知是：我们要攻中国，从你这取道。直接放话了。而且费半天劲打朝鲜能收获多少好处？丰臣秀吉明显显地是瞄上大明这块肥肉了。另一方面，也是让神宗最为恼怒的地方，他说：“（朝鲜）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朕念朝鲜称臣世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就是说朝鲜对我大明世代朝贡，恭敬顺从，他们遇到危险了，我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要知道，朝鲜当时和我们的关系，是封赏与朝贡，简单打个比方，朝鲜作为小国，尊中国为大哥，给明朝大哥每年送点土特产啦，地方特色啥的，求大哥罩，哪天穷得揭不开锅了大哥就给点补贴，被谁欺负了就告大哥抽死丫的。现在，就是时候，日本抢了我的地盘，废了我的地位，你得救我呀万历大哥，思密达！大明要是不管，人白叫你这么多年大哥了？这不是背信弃义吗？所以，万历欧巴淡定地告诉李昖：

不怕，有我在。

说归说，明朝这边对待日本的态度显然不够端正。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登陆釜山，第一批调自辽东的明军同时跨过鸭绿江配合朝方作战，压根没把“弹丸”放在眼里的辽东军很是松懈，他们常年跟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野蛮队伍交锋，自以为很能打，日本军在他们眼里不足挂齿。这支队伍只有两千人，一支地方驻军，领队的也是个不大的军官，贸然进了朝鲜，结果遇上大雨，道路泥泞，队伍无法前进，结果敌军将其团团围住，辽东军被打得全军覆没。而不久又开过来的副总兵祖承训的队伍由于不熟悉地形也不幸大败。这两个美好的开头令丰臣秀吉信心倍增，他觉得中国也不过如此嘛，统一亚洲指日可待了！而首战告败的大明则上下一片震惊，紧急讨论后决定重整将领，点齐兵马，必须跟丰臣秀吉干场大的了。

此番被御笔钦点挂帅出征的武将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讲过在宁夏平乱战功赫赫的李如松，出任东征提督。督战的文官是当时的兵部侍郎宋应昌，这货打仗是个草包，先到了战场的他磨磨叽叽跟也不敢贸然进犯的日军开始了谈判，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一心只盼着李如松赶紧过来。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也在休整试探，对方毕竟是大明啊，要谈就先谈着，暗中观察观察对方的实力。所以当李如松从宁夏战场千里挥师辽东，抵达御倭前线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团暧昧模糊的外交成果。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深知谈判是假，探底是真，他一面跟日本人周旋，一面积极备战。大战在即，不容大意。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军“临鸭绿江，天水一色，望朝鲜万峰，出没云海”，李如松挥师东渡鸭绿江，正面迎敌，身后是家国百姓，烈烈寒风拉开平壤大战的序幕。

平壤当时也是军事重镇，戒备森严，易守难攻。尤以东城墙坚固高大，也最为危险，当时“弹丸如雨，刀矛向外齐刃，森如猬毛。”而主帅李如松便在此战场亲自督战，他身先士卒，带头攻城。鬼子们在城墙上把沸水和石块砸下来，进攻的速度有所减慢，有士兵因为害怕而临阵退逃，李如松亲自上前毫不含糊地将逃兵斩落，大呼，勇战者重赏，退缩者斩！进而拍马先行，赶在攻城的最前列。顿时士气大振，将士个个奋不顾身，明军势不可挡，惊恐的日军大概也对这位骁将有所耳闻，调集精兵集中在这里疯狂抵抗。

相对于应对李如松亲督的东门，南边日军防御较为薄弱，因为他们遇上的是朝鲜军队。日军在与朝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自信，对于朝军相当不屑一顾，几乎是无所畏惧地等待着他们兵临城下——但是！来不及了，接近城门时，这群“朝鲜士兵”突然撕去军衣，露出闪亮的明军铠甲晃瞎了鬼子们的眼。这支队伍的将领就是首战失利的副总兵祖承训，他带领将士假扮朝鲜军麻痹敌人，实际这是一支辽东军的精锐部队。当日军反应过来时，带着之前战败耻辱、憋着冲天怨气的祖将军已经神速攻下了南芦门。

城北牡丹峰由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老部下吴惟忠带领。牡丹峰是平壤城的“屏障”，一边是平壤城门，另一边则是悬崖峭壁。所以，日军把精力都放在了城门方向。可没想到的是，吴惟忠以前跟着戚继光在东南抗倭，带来的都是南方丘陵山区能攀爬的兵士，他们出其不意地从峭壁上攀援而上。这老将在攻占过程中不幸胸口中弹，之后并未退缩，依然勇猛督战，率部克敌，终于攻克成功，第一时间将制高点的日本军旗换成了明军大帜，这重要的一举使得城中日军军心大乱，更给明军增添了无限勇气！

城西普通、七星二门基本上是被轰开的，李如松曾在神机营做过副将，神机营专管火器，他在这算是专业应用，一举炸开城西，明军一拥而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保家卫国啊！在硝烟还未消散的时候，攻城已经结束了。

平壤城战场积血成泊，箭矢如雨，在隆冬刺骨的寒风中定格成一组悲壮的图景，惨烈异常，令人心惊。

经过一日激战，明军歼敌过万，终于收复平壤，打得眼红的李如松就这样一路杀向汉城。平壤的胜利让他过于轻敌，在快到汉城的碧蹄馆，明军遭到阻击，一路奔波疲惫的他们仓促应战，结果伤亡惨重。李如松感到十分愧疚，他给万历递了一份辞职报告，表示战况不容乐观，以末将短才恐怕无法胜任。连李如松都打不了，谁还能行呢？万历当然不会批，不过当时刚刚败了，真的是有点打不下去。

这样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于是，刚才那个热爱议和的宋应昌又出场了，他跟日方达成了日退居釜山，把政权还给李昖，朝鲜复国，李如松也率军回国的协议。

万历二十一年，中方与日方再次谈判。丰臣秀吉在面子上还是比较正式地迎接了大明使者，这一次使者带来的是兵部尚书石星的建议，跟以往对待周边小国一样，册封丰臣秀吉为国王，正式承认他，就像和日本说，好了乖啦，不要闹了，大哥收了你做小弟，你就是这里的小霸了行不？……现在看来这个做法特别可笑，可当时大明这边真的不了解，谁有工夫研究旁边一个连街道名都要抄袭我们的小破国，也更不知道他们心怀全球的“壮志宏图”，以为它和别的小邦一样，收做小弟就行了。还有更重要的，中国这边压根不清楚日本的统治机构，不知道秀吉上面有个天皇和神明一样至高无上，丫怎么会要国王的册封呢！这帮岛民虽然野心膨胀，但在内是从来没有扳下天皇的心思的。当时这厮就暴跳如雷，大喊：“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你看丫管自诩天朝的咱们叫啥）且吾而为王，何以对天皇！”此事让丰臣秀吉受了莫大侮辱，继而“被逼得”愤而发兵，再攻朝鲜。

有人说第二次战争爆发都怪石星那个狗屁主张，激得丰臣秀吉再起战心。这个想法简直太幼稚了，要说丰臣秀吉真的放弃战争我绝对不信，不仅是他，全日本直到现在依然对侵略和占领有着难以抑制的热情，他不过是去准备新一轮的侵略了，日本整个民族侵略称霸的心都只可能愈加疯狂。所以要把第二次战争根源都归在主张和谈的大臣身上，我们就把日本想得太可爱了。主张大臣只是造了导火索，让丰臣秀吉可以以此为借口，万历二十五年，这个看准了要定居宁波的人卷土又来。

鬼子再度进村，第二轮交锋开始，主干将有杨镐、麻贵、李如梅等。有人问李如松哪里去了，很不幸，李如松在这之前抗击蒙古时遭伏击，以身殉国，沙场未还。可惜啊，一代名将就此终结！新上任的总指挥杨镐显然跟李将军不是一个水准，他领导的第一次蔚山战役本来可以是和平壤战役一样大胜的，却因队伍不整、军心不齐而战斗力减弱，加之后来日方援军赶到，胆小的杨镐匆忙撤军，阵脚大乱，使得这次战役明军伤亡巨大。不过激战下来日方也损失不轻，双方对峙。万历一怒把杨镐调回，换上了兵部侍郎邢玠。邢玠带着一直输输赢赢也没有大的进展，这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双方消耗战。和日本每一场侵略一样，丰臣秀吉希望速战速决，一旦进入持久战，蕞尔岛国是撑不住的，更可怕的是，明朝的水军很发达，他们在日军供给必经的对马海峡截断了他们的后勤力量。补给充足的明军与缺衣少食龟缩的敌人抗衡，直拖到万历二十六年。

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在明军不断地打击下力量已经越来越弱，眼看就撑不下去了。丰臣秀吉没有办法，对外战争的失利使他在国内名声大损，又不甘心就此放弃，终于在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又急又气的他在伏见城病死了。日方军士大概早就想回国了，首领都死了还打个什么劲呀，急于离开战场的日军阵脚大乱，匆匆撤军，万历的最高指示随之下达：一个都不要放过。明军整军追击，斩敌无数，痛打落水狗，一路把侵略者赶回了他们的弹丸老巢。同时朝鲜复国，万历将完整的政权交还给李昖，不曾借此占其领土废其主权，并告诉他，我中华乃礼仪之邦，帮你打仗是大哥的义气，你放心回家吧。

这是大明之信，华夏之德，也是日本侵略怀野心者不能、也不可能理解的道理。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大明军队撤出朝鲜归国，逐倭援朝大战以明胜利告终。十五日，万历皇帝在怠政N年之后走出深宫，接受四方拜贺，亲自下令处决战犯，并且，他向天下发布胜利之后的诏书：

“……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乃肩背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阻定乱，在予一人。……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于嚱！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这一篇诏书，无法全文复制，此处摘录一小节，每每读之都令我心潮澎湃，字里行间的大气威严唤起心底一种崇高的敬意，这也许就是炎黄儿女骨血中永恒的共鸣吧。最后一句，让我想起了汉武帝伐匈奴时说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唐灭东突厥记载的“突厥以失德抗有道……（我必）伐暴取乱”。千年以来，华夏民族沧海桑田，不变的却是这份睥睨四方、强而不霸的气度，自有非凡强大的国力，却基本是以友好尊重的态度对待友邦的，未曾大肆侵吞、掠夺周边小国，本不恃强凌弱，怀德对之，但若有暴乱者来犯，任其强大或是奸猾，我也必会匡正扶弱，全力征讨。正所谓不恃人不攻我，但恃我不可攻。

这种古老民族自强厚德的文化，是时间历史锻造出来的，威武不可亵犯，傲然而不霸横，带着一份从容淡定的气度，一种宁静致远的心境，却隐藏着柔中有刚的力量，诚恳却严谨地面对着八方来客，在春去秋来的漫长历史间屹立不倒。当然自居天朝一贯自负的背后有其负面影响，但是在近代之前，尤其是这场朝鲜之役中展现的，是整个华夏不可侵渎、骄傲坚韧的精神，是一个大国俯仰千年海纳百川的伟大胸襟！

九、平定苗疆土司叛乱的播州之役

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役，是平定西南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战役中，叛乱的中心词——“土司”。土司是自元朝以来所设置的地方官职，最初是为了安抚封授西北、西南部分少数民族首领，给他们在这些边陲地区一定自治权力的安排，但“土司”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不一样，这些土司，世代袭位，世代受封，关键是可以保留部分掌兵之权，名义上是在中央的委托下，作为一方维稳力量的。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一旦拥兵就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万历年间在四川南、贵州一带的播州任宣慰使司的杨应龙就折腾出了一场巨大的动荡，酿成“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场——播州之役。

杨应龙祖上是唐朝因扫荡西南边陲骚乱有功而受命在此镇守，近千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管制不同任职不一，但没变的就是在这片川黔之地上起伏多少代仍居一门望族。到了明朝，正是杨应龙袭土司之位，任了播州的宣慰使司一职。杨应龙最初对大明政府是很拥戴的。万历喜欢大兴土木，建造他的定陵就是个坨大的项目，这个川黔边区的头目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优势，给皇帝砍上好的木头进奉就是他这一方面的突出特长。因表现良好，万历给他加了官，封给他“都指挥使”的头衔。有人说杨应龙是因此遭到了地方其他土司的嫉恨，被陷害、逼迫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他本身是一个“深得苗人拥护”的首领。不过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就凭他能给皇帝大兴土木提供坚实的货源基础，应该就不会给当地的百姓什么轻松和谐的生活环境。而且正史对其的记载也是“骄横跋扈，作恶多端”，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不怎么受当地人喜欢的土司，哪怕他是最高领导人。

万历十七年，杨应龙“伐木——上贡”的安分彻底打破，因长期的烧杀作恶，又难掩野心被地方的其他同僚告发叛乱。但因为这叛乱位于西南边陲，川黔交界处，四川方面为安定主张招安。贵州是事发地，主事的头儿是宁夏平乱中勇猛异常的将领叶梦熊。叶的暴脾气则是准备剿灭这家伙，双方主张不一。而更重要的是，大明正在宁夏和朝鲜（万历三大征的其他两场战争）战场焦头烂额，没工夫专门管这个小骚动。而杨应龙这厮也是个猥琐小人，虽拥兵一方却也以小打小闹为主，时叛时降，有几次害怕明廷力量庞大准备砍了他的时候，可以上演一幕浪子回头负荆请罪的苦情大戏，隔不久又重整叛旗再放厥词。他可以反复闹腾只因为明朝政府对他的松懈——没有解除他的兵权。依然手握军队的杨应龙当然敢反悔数次。后来，时不时在四川、贵州、湖北一带作乱，还自我高端定制了一套顶级狠货服饰偷穿欣赏，什么服饰呢？——蟒袍。这在当时可是谋逆大罪，灭族都不过分啊！腹黑的万历大人精力还集中在逐倭援朝的国际战场上，杨应龙跟丰臣秀吉比起来，就是个后院的内部纠纷，但是偷穿皇帝私人定制的职业装等大问题，是绝对不可姑息的。万历盯着朝鲜的动向，暗暗对杨应龙说：你等着。

万历二十七年，倭寇已平，从辽东回过头的万历也打上瘾了，即刻命贵州巡抚江东之征剿杨应龙。上阵的是都指挥杨国柱，在贵州境内的飞练堡夺占大片土地，而杨应龙在一个叫天邦屯的地方诈败，等明军赶到时伏击成功，俘虏杨国柱，明军全军覆没。因为这次惨败，江东之也随之被罢官。然后，类似李如松当年被调往鸭绿江一样，万历再次号召将领发挥连续作战的伟大作风，这次被圈到的是朝鲜战场表现出色的一位将领，刘綎。刘綎外号叫“刘大刀”，他用的大刀比小说里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还重，是位勇猛异常、力量无穷的壮汉，这次，组织要他从东北赶赴西南，镇压播州之乱。此次总统领是前四川巡抚，时任都御使兼兵部侍郎的李化龙，上赐予他尚方宝剑，打算一举歼灭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土司。

明军分为八路进行作战，每路三万，共计二十多万开向贵州。其中大将刘綎直攻向杨应龙所在的核心地綦江，杨应龙的土部队在跟刚抗日回来的正规军一交锋就溃不成军，四下哄逃，一路逃回了身后老窝娄山关，其也被击垮。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他带着为数不多的苗兵在最后的一处海龙囤，用滚石和木头做垂死抵抗，二十多万的八路明军围在城下，给杨应龙做了一场隆重的送别会。这人到最后应该是追悔莫及了吧，因为他的折腾，万数士兵战死，他自己也落了个走投无路的结局。如果这一切重来，他还是风景如画的川黔地界上一个幸福的小土司，守着祖先世代的封荫显赫一方。

想归想，面前的事实是，刘綎已率军攻破最后的防线，杨应龙别无选择地与妻子一同自杀了。

播州之役结束，平杨应龙叛乱三月余，耗银二百万。

在这之后，万历下令在午门城下处死涉乱战犯，并且亲临现场，比起抗日之后“虽强必戮”的威武魄力，这次内部平乱就显得他纯属享受这种淡然冷笑贼子的感觉了。不过也许对于大明天子万历来说，日本丰臣政权，和贵州小土司偷做龙袍没什么大区别，弃义小国，乱臣贼子，必诛。而杨应龙的叛乱，让明政府意识到了土司们世袭权力的隐患，更加认真重视地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之措，最终在后来的清朝完成大规模统一，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万历三大征”讲完了，万历花了千万余银激扬国威，横扫西北、东北、西南，爽得连怠政都顾不上了，他参加了每一场战争胜利的庆功大会，似乎是在以实际行动，向否定过他的天下示威。

十、懒皇帝的英明

“三大征”的胜利带给大明的，不仅是边防的巩固和国威的大振，更重要的是给那个每天不上班的怠政皇帝“平反”了。在这个君主高度专制的政权下，三场战争能胜利不得不说是万历的正确领导带来的，本来以为这个只会逃避奏折和大臣的皇帝是个昏庸的白痴，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万历不上朝是不上朝，他在幕后却一直暗暗注视着朝政的大势走向，牢牢把握着他的手下甲乙丙丁各个管理者。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这个领导可以第一时间站出来，发挥他隐匿已久的能力，带着大伙打了三场漂亮仗。这不上班照样操控着大局方针，荒唐的万历让人们刮目相看，于是，惊奇加上钦佩，人们开始对他由黑转粉了。

因为《明史》观点的偏向性已经出名了，它其中“明亡自神宗始”的论断自然引起大众的怀疑，仔细看看万历大哥的从政生涯，其实确实没有传统观点贬得那么渣。这里，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懒皇帝在大征之中所表现的可圈可点的英明之处。

最初，是关于战事最明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反应。据大明一贯的铮铮硬气，遇到叛乱、侵袭等事件，最先考虑的是镇压、平息，所以从建国之初到末代亡国，大明似乎是战火不断，这也为这个坎坷多舛的王朝赢得了历史上荣耀的“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的高度赞誉。万历显然是秉承了老朱家这一优良传统，面对朝廷上“招安”“议和”等观点基本否决，很快为战争赢得了主动权。这是一位决策者应有的果决。特别是在抗日援朝一战上，万历显然是做了“情面”与“安危”的双重考虑，如果因为贪图一时的安逸任由小鬼子胡来，历史将会怎样重写就不知道了。

其次，是在战争将帅任命上的慧眼和坚持。老话说得好，“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万历求将的眼光还是蛮不赖的。最突出的，就是任用在宁夏之役和平壤战场都立下赫赫战功的李如松。李如松是曾经名震辽东的大将李成梁之子，将门之后，一家从戎，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柏等也是出色的将领，《明史》给他的描述是“少从父，谙兵机”。毫无疑问，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多半是要跟随长辈走上金戈铁马的路的。李如松可谓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将帅之才，而且官二代的身份也给了他迅速拥有统兵高位的机会。这位骁勇的少年年纪轻轻便坐到了总兵的位置上，和他的父亲、兄弟一起掌握了大明国防系统最强悍的几支力量。这时候，朝廷上最善于观察和挑事的言官如约登场，他们开始喷李氏家族，手握重兵、担心其有不臣之心一旦拥兵自立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而万历似乎一直很信任李氏父子，没有重演史上“莫须有”的冤案。在宁夏哱拜叛乱，有人推荐李如松领兵平叛时，万历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给了他陕西总兵的职位。当时朝廷一片反对之声啊，说万历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李家的势力太大了，皇上三思啊啥的。皇帝大人此时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坚持和强硬，力挺李如松，更授予他做“提督”，给了他辽东、宣府、大同等重镇兵马随意调遣。我们猜想李将军此时的心情，该是很感动圣上这沉重的信任吧，之后便率军直赴西北，在宁夏战场踏平了骚乱的风沙尘埃，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在宁夏刚打完，便接到中央将他派到东边朝鲜战场的调令，这位骁将即刻调转马头，携卷着大漠未散的烽火长烟，转战千里再赴逐倭一线，在第一阶段的大战中又立战功。他没有辜负万历的信赖，一直忠心耿耿地带兵征战，直到最后在蒙古平乱时不幸遭袭，以身殉国。他没有有辱圣上信任，没有有辱家门，一辈子都用尽全力为大明的安危战斗，最后以马革裹尸的悲壮圆满地给皇上交上一片丹心。万历这番坚持和重用，为三大征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不仅是李如松，还有叶梦熊、麻贵、刘綎等一干勇猛将帅，都是万历识人惜才的成果，这是一位领导最重要的能力，而用人不疑则是他最可贵的精神。

还有，就是万历对战场进度和彼我实力的理智把控。回顾整个三大征的过程，大明打得可着实不轻松，最初都是以惨败开始的，也不能全怪明军态度不端正，实在是这不同地方的队伍实力差别也太大。而面对战局，商量对策的时候，朝廷上那帮“名嘴”扯着一把老胡须苦思冥想，也不知道从哪行古典经书上找来些大道理，万历说听听意见吧，众口不一千奇百怪，得，还是自己拿主意吧。虽然自己的决定肯定会遭来反对，但万历已经习惯了。他开始用他那不凡的头脑思考，密切注视战况，因而惨败的开始也意味着明军的转折点，这就是万历的过人之处，他可以在轻敌忽视的错误之后迅速反思，重新布局。相比之下，近代史上满清政府面对西方入侵，只是一味欺骗自己“他们是蛮夷，我们是天朝”，从未积极备过战，他们修《明史》的时候对大明的各位天子过分侧重的贬低，就显得太阴暗了。实际上，在大事面前，万历是会理性地站出来控制局面的，他始终用他那精明的脑袋思索着，用有力的双手抓紧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从战争的点滴中都可以轻易发现。

最可贵的是，三大征打赢了，边事就宁静了，虽然花了很多力气很多钱，但保住的是国家和民族。有人说是这三场战争拖垮了明朝，在女真兴起辽东时再也打不动了，所以断送了朱姓江山，但是此时用光力气是为了打跑日本人，经此一役，令日本三百年不敢贸然犯边。而趁此空虚灭明入关的满清政府，三百年后的甲午战争，却再也没有了万历“虽强必戮”的坚强。

十一、光亮越强的地方，影子也越黑

我们讲完了万历三大征的过程，胜利的结尾还是十分欢喜的。万历三平西北、东北、西南的巨大魄力解决了相当大一部分棘手的国防问题。在这样一个边患迭起的时代，朱氏集团的一代一代总裁却秉承了一个相当一致的默契：有冲突基本考虑的都是怎么征讨，皇帝养成了“专治各种不服”的暴脾气，这个朝代，创造了“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的奇迹，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它不仅是个成绩，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万历三大征之后，骄傲而满意的万历皇帝不厌其烦地莅临处死战犯的现场，让自怠政以来受过的气一吐为快，让天下都朝贺他这位全胜的帝王至高无上的威严——无限风光啊！

光亮越强的地方，影子也越黑。风光的背后，总是会有伤口。

万历大哥在为他空前的军事里程碑扬扬得意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冷静地回望一下大战之后，他千疮百孔的社稷，有没有记得谦虚地思考一下这场战争我们有多少漏洞呢？

他显然没认真想过。就连他的大臣们，还有很多后人也没有认真想过，大家都被这所谓“远迈汉唐”的闪亮成果所吸引，很难看到这风光背后难以愈合的伤口。如今，我们就来分析看看，除了胜利的喜悦，这三大征究竟还给明王朝留下了什么？又暴露出了怎样的“旧疾”呢？

先说经济，给大家一个数据。《明史》记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帑金，指的就是国库中的钱。）计算一下，三场战争花去了一千多万的国库存款，相当于横征暴敛情况下的明末政府大约一年的全部收入，这个数字是比较可怕的，若不是万历小时候他老师张居正为他积累下的雄厚财政基础，这仗是很难撑下来的。但是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了，再也没有一个那样强大的宰相给他来一场“中兴”了，经济已经到了很吃紧的阶段，但是国家依然到处都需要用钱啊，明末自然灾害奇多，赈灾的钱哪里来？灾荒年月民变就多，镇压民变的军费又从哪里来？都是大问题！更有后来，女真崛起，辽东军饷又要出……三大征留下的经济危机不容小觑。但是纵观整个战争过程，万历似乎仗着自己财大气粗，没有很刻意地节约下点滴费用，相反，他是带着一种炫耀甚至调皮的心理去打仗的，这体现出的还是我们曾经说的，万历本身责任感的缺乏，每场战争都是以惨败为开始的，接着调换将领、重新重视才得以胜利。这其中固然有官员无能的问题，但作为一位帝国的决策者，万历没有为国用支出有精打细算的本能，是他的失职。如果这几场战争更谨慎一些的话，应该不至于费这么多钱。肉疼啊。经济的内伤是万历三大征很突出的后遗症。

再说军事，虽然这三场战争都赢了，却并不能说明明军是强大的，因为每一场都打得用尽全力、精疲力竭，是勉强撑下来的。平哱拜，最后不得已用了下策，放黄河水淹了人家才赢的；逐日本，是拖啊拖，拖得丰臣秀吉死翘翘了，趁机歼敌的；就连收拾一个西南山区的小土司，都是输惨了以后，把出国作战的大将调回来才胜利的，所以细看看反而暴露出明军的作战能力其实很疲软，而且不同的地方水平相差太大。曾经戚继光、李成梁等训练出的军队是很硬，但其他地方草包就很多了，比如哱拜就是因为看见宁夏的明军跟自己差太远才坚定了造反的念头。一个庞大帝国的国防能力这么脆弱，万历注意到了吗？如此勉力完成的大型征战，明军要休整多久才能恢复战斗力？如果还有第四场战役，他们还撑得住吗？当女真的铁蹄踏燃辽东新的烽火之后，外强中干的军事就要暴露它真正的不足了，而且刚刚杀完十年大仗的军队，也疲惫得厉害，没力气再战了。这，也是三大征无法忽视的大创。

还有中央，朝政。战争让我们发现，明朝的政府还真是不乏白痴，一个比一个会说，说的都是错的；理论家遍地都是，能实际作战的寥寥无几，代表人物：魏学曾、党馨、石星、江东之等等。这反映出的是万历他手下的官僚队伍真的很腐败，他长时间躲在紫禁城怠政，这官场能干净得了吗？官场不干净，直接影响的就是上一条，军队的战斗力。腐败，贪污，万历年间军饷不足、将士哗变的事情不在少数，那么重视边事的万历皇帝不至于按着粮草不给供应，只能说是官员牟取私利，底层士兵苦不堪言，试问打仗何来动力？而这些还没有人及时管，最高领导人长期罢工，他不了解这前朝有多乌烟瘴气，也就任由底下该贪污贪污，该涣散涣散去吧。他心里更多的是他自己懒惰自私的本性。万历三大征，他没有百分之百怀着巩固边防的目的去战，尤其是后两场，还是带着一丝所谓“天朝上国”皇帝的傲慢炫耀的心理，不是很在乎过程是不是最合理，效果是不是最好，他更关心结果，试想一个几十年不愿迈出宫门一步的皇帝，两次登上城门欣赏处死战犯的场面，你不是脚疼得不能下床吗？！你不是心悸头晕不能见人吗？！砍人这么血腥的场合你见得了啊？……所以，万历把这场征战，竟放了乐趣在里面，他享受这种俯视败将的快感，他陶醉于这种几乎变态的成就感。万历能领导三大征胜利说明他很精明很有能力，可这并没法让他配得上一些研究者给他的“功过康乾”的评价，只能说明他对这个感兴趣愿意管了。我们客观理智地读读这位受争议颇大的皇帝，会发现事实才是最公允的评价证据。

这位皇帝，有着识人用将的慧眼，也有把握大权的心机，却太缺少了一个统治天下的帝王应有的胸怀大略，太缺少了一个高度专制政权的君主必要的责任感，也太缺少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决策者关键的忧患意识。作为皇帝，万历不够称职。这是胜利背后最大的阴影，也是对比看来，人们突然发现这天天睡觉的头儿其实是握紧了大政方针，惊讶佩服下，而忽略掉的事实。

话说回来，万历三大征有这么多问题在里面，那它该打吗？——这毋庸置疑，当然要打！尤其是逐倭援朝之战，只不过历史给了我们许多教训，胜利的背后，往往有更多漏洞需要我们思索。它隐藏着明王朝无数的新疾旧患，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埋下更可怕的种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明史说“明实亡于神宗”了。

之后的日子还得过啊！三大征的风光能满足精神，可造不出来饭吃。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要补啊，怎么补呢？神宗盯上了潜力无限的“采矿业”，他准备从这里下手了。

十二、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

“采矿业”，是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承认的一块“肥肉”。而当年的那个时候——

当战争打得酣畅淋漓，国库都快见底时，当热爱进行的大工程项目置办经费不足时，当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让金银货币闪耀着空前迷人的光辉时，当撩人心弦的财富计划送到眼前时——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也不禁随之开启了“求福理财”心动之旅。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他收到了一份奏折，说最近战事频发啊、军费吃紧啊什么的铺垫了一番，然后告诉皇帝，给你装修宫殿和修建陵寝的钱可不够了啊。万历一听很着急，他对自己的陵墓建造工程是十分重视的，要说皇帝的坟墓是至尊版配置，那万历皇帝的定陵可谓至尊版中的豪华模式，钱不够怎么能行呢！还有，因为雷雨天气频发，把宫里好几处宫殿给劈坏了，修宫室也需要大批银子。怎么办呢？之后那份奏疏便很“贴心”地送上了解决攻略，即废禁开矿、从中收税。

万历一开始挺矛盾的，因为采矿业是暴利行业，又难管理，一旦民间放手开矿，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在万历爷爷辈的时候就严厉禁止，更别说允许开矿，而且从中征税了。但是不采纳吧，三大征真的花了不老少，最近还有一大拨事需要用钱。犹豫了一阵，万历还是被那份奏疏描写的开矿后财源滚滚的迷人图景所打动了，他御笔一挥批了这本奏，开始筹措开矿征税的新计划。这个新政策要出台的消息传出后，大明朝廷那些激动的“名嘴”又蜂拥而至地反对，首先提出异议的就是户部。户部认为一直以来保持的“矿禁”突然要打破，太欠考虑了，还有就是怀疑这建议开矿的人，是怀着钻空子发财的目的去的。但是这么多年了，万历已经对这些反对声免疫了，他干脆利落地给户部批了一条“国家多艰，官民两竭”，意思很明显，作为财政之门的户部你不清楚现在经济多紧张吗？而你呢也拿不出钱来补救这种状况，我不得想别的办法吗？你还好意思反对……至于其他反对意见，万历就更懒得搭理了，他知道从这些夫子中找到与他完全志同道合的“忠臣”，是不太可能的。和历史上很多同行（皇帝）一样，万历大哥寻求到了近在身边最可靠的慰藉——宦官。

自古以来，宦官当道就是祸国殃民、政权衰亡的标志。这些一直练习伺候人的特殊官吏，最擅长的就是讨主子欢心，历史上因宠信宦官而荒废朝政的皇帝数不胜数，于是有了“亲佞宦而亡天下”的说法。万历倒不在乎这个诅咒一般灵验的定论，他什么都喜欢由着性子来。这次，带着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景，万历开始派遣自己愿意信任依赖的宦官奔赴各个可能有矿的地方，征集当地矿工，疯狂开挖。在之前开矿禁止的时候，也有个把以身试法的分子偷偷采矿，他们往往拥有很娴熟的技艺，而此番万历下令开矿后，这些曾经偷偷摸摸的倒矿盗贼，一下子成了合法的高级技工，在中央来的太监大人的引领监督下，升为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骨干力量。这些监督开采的宦官，就叫作“矿监”。这挖的矿是什么矿呢？金属。说得更具体些就是金银铜，可以转化为货币的金属。一时间，各地响应该政策的人争先恐后地露头，怀着一腔“拥护中央的热血”报告哪里可能有银矿，实则摩拳擦掌准备以此大捞一笔。这些热情的人多是地方官员或者是宦官本身，他们嗅到了这个政策散发出的浓浓的钱味，这其中，有说不尽的肥油水。苦了的，只有天下黎民百姓。从这里的矿监开始，上演起大明王朝空前的灾祸。

万历让宦官们去监督开矿收税，应该只是想走个小捷径多赚点外快的。但他没想到，没有成熟的制度和法律做基础约束，什么样的好意都会走偏。何况他的出发点也不怎么善良。从中央出发的“矿监”们，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到达各地，他们以圣谕为借口，趾高气扬地命令当地官员和百姓配合开矿，然后开出高得离谱的税率，勒令百姓上缴。在这监督引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点特别的交易，比如矿监会在当地寻找配合的分遣官，这些肥差谁来接？所到之处就总得有些“人之常情”的红包外快来决定吧；还有的人家房子下面、田地下面甚至祖坟墓地被报告者一口咬定有矿源，如果不想让矿监刨开，不也要真金白银地塞进去吗。所以，这一路“矿监”大人们捞得盆满钵溢，当地百姓则被逼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只是抹干净嘴边的油，矿监们带着巨额的收上来的矿税向皇帝报喜。躲在深宫里怠政正欢的万历当然不清楚这过程是多么残忍暴虐，他只是看着这看起来很容易得来的钱开心。

但是金银矿多稀少啊，怎么可能说有就有呢。那些报告可能有矿的地方，很多都是个坑。有的地方为了开矿把农田、民居都毁了，结果好久了连个银粒都没挖出来，负责的矿监急啊，挖不出矿就收不上税，贪不上钱，更没法和皇帝交差。于是，这些机智的大人们想出了另一条殊途同归的馊主意，皇上不就是想要钱嘛，那有矿的地方可以征矿税，没矿的地方，那就有什么征什么呗。这是一个叫陈增的矿监为万历找到的新点子，他在他的领地征到了比矿税还丰富的“店铺税”。万历一看，钱更多了，绝妙啊。便趁热打铁地向全国大力推广，并派去了新的队伍，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各地寻找适合征税的项目，然后不择手段搞钱，这支队伍的成员被称作“税使”。我去啊，万历大哥这是钻钱眼里了吗！这些敬业专心的税使在各地折腾出五花八门的项目，在此过程中竭尽全力地敛财揩油。史料记载当时“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到达了这种横征暴敛的程度。甚至有的地方，卖肥料的挑粪都要征税。奇景啊！真是——

千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

吏部尚书李戴字字泣血地上疏：“今闾阎空矣，山泽空矣，郡县空矣，部帑空矣。国之安危如秋木脉液将干，遇风则速落；民之穷困如衰人气血已竭，遇病则难支。”

矿监还有税使，他们像强盗一般掠夺着苍生黎民的血汗钱，中饱私囊的同时向主子万历大人谄媚献宝。而他们可以到处横征暴敛的接应保障就是与他们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背后靠山就是他们的“发源地”——后宫庇护，这样的一条“后宫——前朝——宦官”的关系网环环紧扣，盘根错节，庞杂成朱明王朝核心处一颗难以割除的毒瘤，不断膨胀，以至于后来根本难以去除，越长越深。而我们的神宗陛下，正忘乎所以地数着滚滚而来的财富陶醉不已，几年之间，矿税为他带来了几百万两的外快收入。我们说这位精明的皇帝不知道他这个决议多么糟糕吗？不可能。整个江山社稷命脉都在他的把控之下，他心里明白这不是什么惠民政策，只是，国家和他，主要是他都很需要钱，宫殿和定陵的修建要因为穷而停工，他会难过得睡不着觉的，在失眠和百姓受难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择此下策也是作为一个自私无比的人的无奈啊。关键，我更觉得是他不完全清楚他的矿监税使四处为非作歹有多么黑暗，这个没出过紫禁城的皇帝只是从大臣的上疏字句中了解到天下疾苦、苛政猛于虎也云云，没接过地气、天真烂漫的他想不到下面会有多可怕。而且他对大臣们的反对起了逆反心理，言官们经常小题大做、言过其实的问题让万历觉得这次也不过是“狼来了”，其实一切都还好。有人上奏说因为矿监税使作恶民变暴乱严重，而刚打完三大征的万历大哥自负地一笑，我平叛就是。何况他看到税使给他掠来的钱够再打一溜鞑靼了。于是这位傲慢的君主一意孤行地坚持敛财，张居正交给他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早就踢到爪哇国了吧，他的《帝鉴图说》也早跟着张居正进了坟墓。

遍地肆虐的矿监税使激起了人民最原始的愤怒，暴动四起，反抗频发。著名的有山东、苏浙等较为富庶、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发明店铺税的陈增，就是山东矿监，同时跟他一个地区征税的税使，叫马堂。如果说税使大都是混蛋的话，马堂就是混蛋中的原子弹。他在山东临清征税，率领着一群瘪三流氓，形似鹭鸶腿上劈肉，蚊子腹内揩油。临清人民对他是恨之入骨，路边所有油炸类的食品，统统叫“炸马堂”。群众曾因为受不了马堂的欺压打进衙门反抗，却被马堂下令放箭射死好几位百姓。从此更是群情激愤，矿监税使让全国人民咬牙切齿地骂不绝口。

万历此举，是明史送他“明亡于神宗始”的评价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证据。甚至那些坚信万历其实是“功过康乾”的明君的人，也无法驳斥神宗派出矿监税使之举是多么荒唐无道。我一度很钦佩这位特别的天子，也曾挖过史书想为他找到“平反”的依据，但万历这个祸国殃民的完蛋举措实在是人神共愤，司马迁都救不了他了。而其实，像我们分析过的，这个君主只是骨子里太过贪婪，他并不昏庸，对这勒索一样的征税行为他不了然于胸也心里有数。只是这钱啊钱，美好得让人上瘾一般难以割舍，该停的时候我会停的，现在还不到时候。

万历四十八年，一直病魔缠身的明神宗突然病重，预感自己大去之期就是分分钟的事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且也担心挂了之后可能会遭报应吧，万历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做过的无良诸事。首要的一件就是这个派矿监税使的事情了吧，当时他就快死了，宫殿也没什么必要修了，定陵呢，就要躺进去也不用大动，抢再多的钱自己无福消受，该适可而止了。似乎是猛然良心发现的万历挣扎着召见了当时的首辅大臣沈一贯，他有气无力地说，朕在位几十年啦，身体一直不太好，现在病已经十分严重，大概撑不了多久了。请先生一定好好辅佐太子，劝谏引导。说到此处，不免伤感动情，毕竟是在托孤安抚发表临终遗言了。沈一贯一听也是悲从中来，泪水滚落，只能唯唯地劝皇上不要多想，洪福齐天啥的。万历缓了一会儿，道，这些年，朝廷上下都在反对矿监税使，朕也知道这么做的弊端，但是宫殿要修户部拿不出钱，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啊。这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请沈大人拟旨，撤回矿监税使，废除这项举措，因反对设矿监而被贬的言官，一律官复原职，朕知道他们也是一片好意。说到这里，君臣相顾，气氛凄哀，多年来的怨气也瞬间抛下。沈大人带着对皇上不久于人世的哀伤和将要废除矿监税使的兴奋，回到内阁马不停蹄地整理上谕，票拟，起草圣旨，只待天明诏告天下，皆大欢喜呢！

可事情却在第二天没来得及发通知时，变了。万历估计是一觉醒来觉得精神又抖擞起来了，貌似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想起让沈一贯撤回矿监税使的指令，十分后悔，居然派了一位宦官去找沈大人。

这位首辅大臣带着喜悦和期待一早起来准备告诉天下矿监税使要撤的好消息，却等来了宫里的宦官，张口就问沈大人要收回圣谕。沈老先生一下就懵了，收回？收什么回？宦官一脸冷酷地说，就是撤回矿监税使的谕令，皇上改变主意了，要收回。这真是晴天霹雳啊！大喜过后的大悲，皇上金口玉言，发出的就是圣旨，怎么能说收就收呢！可是宦官不管那么多，皇上就是让我来收回的，沈大人赶紧吧。

沈一贯死活不想交啊，撑了半天却还是徒劳，皇帝亲自要反悔，你有什么办法？都说天子之口说一不二，我们的万历大人啊，可真是为了贪图敛财征税变成无赖了啊！ 沈一贯百般不情愿地把拟好的旨令交给宦官，转身却受到了同僚们的百般唾骂，后来，尤其是东林党成员，因此对沈一贯评价极差，因为他“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废了这个该死的玩意呢。其实我们想想就明白，这不怪沈大人，万历由着性子祸害苍生，不是首辅坚持一下就能改变的啊。

关于万历外派矿监税使的行为，有人拿它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做比，因为矿监税使是从工商业下手，是因明末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举措，而一条鞭法也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货币流通加快而产生的。从经济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进步的节拍，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想，这是截然不同的。张居正的条鞭法是很温和的，他利用了生产逐渐商品化的规律，简单来说，无论是农还是工商，货币都要比实物更加方便，这样的改革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颠覆，但是基本上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经济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而万历的矿监税使可就不是这样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说万历这样拿工商业开刀，是为了弥补明代税收的畸形，因为明代税收规定依然倚重农业，在工商业方面很欠缺，万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高瞻远瞩地准备把国家从倚靠农业的大坑中向工商业（类比下西方近代的情况）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却受到了满朝尤其是东林党的猛烈抨击，只有宦官朋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在这条孤独高冷的路上走着，一个叫田口宏二郎的学者甚至说：“宦官们在征收各种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虐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和众人想法步调一致的是普通人，比众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众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众人想法早两步，那就是神经病了。万历在明末就能用以税收的方式刺激，从倚重农业转到倚重工商业发展，开启我国近代化历程，不得不说是早了两步。而且居然还带领着一批“忧国忧民”、同样高瞻远瞩的宦官天才进行经济改革大业！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过去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一些经济学家为万历喊屈，说他的增收矿、税其实是总体商业税的增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末，改倚农而重工商是大势所趋。这样所谓的重视工商的行动，在经济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类社会，人文环境，并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单一。我有一位导师曾经大批过某经济学家“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改革经济措施的时候，没有把人文和社会整体因素考虑在内，这也就是问为什么历史学家大多对万历的矿监税使采取反对意见了。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怠政，连张居正改革都能说扔就扔的君主，这家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业税”这种意识，最多有一些朦胧的感觉，也是建立在因为工商业兴起、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出发点上。

我可以试着为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史实，我们就知道他的矿监税使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了。明末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因为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产品除了供给生活需要，还有结余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些更发达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为生产商品而运作的部门，典型的就是东南苏浙一代的纺织业。明代著名小说系列《三言二拍》里就体现了这种部门，因为纺织技术纯熟，逐渐扩大规模，并雇用人员来为其生产，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这种雇佣关系和生产现象，就被定义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另外，因为航海业的进步，我国沿海一代也常有前来做生意的外国商人，有了外来的交易。因为这些变化，就连农村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古老状态了，相互交流变多，货币也在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君子爱财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个末等地位的少数人群，手工业、商业，跻身入行，这样的大势之下，就连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几分对金钱的热情。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派出矿监税使，为他在这些新兴的矿业、工商行业开辟新大陆的。这样看来，蛮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的，我们的万历大哥还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呢。

不过，万历应该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脑海里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他只是带着一点隐约的感觉，觉得民间这些变化应该是可以给他的财政收入做些贡献的，他也没敏感到用什么改革手段给他的庞大帝国脱胎换骨，不然就不会派一群宦官折腾百姓去了，这些只晓得捞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宫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会转型的目的去做变法大计的。本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举措，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我们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愤的景象了。

不是说出发点还是很有远见的吗，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这样不对，那应该怎样呢？

其实我们给大家展现的明末的新变化，仅仅是对比从前完全农业、工商比例极小的状态，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转型，还差得很远很远。资本主义萌芽，顾名思义，所谓“萌芽”是多稚嫩的样子啊，商品经济虽然进步，但是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集聚效应。明末的工商业发展比例十分不协调，基本只集中在东南，一些大城市才有，而且门类单一，规模有限，广大的内地农业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观念也只停留在传统封建意识上，虽然对商人的鄙夷不那么过分了，但依然保持着“士农工商”的古老记忆，就连因工商发家的富人，也会想方设法广置良田，尽早摆脱工商身份。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著名的历史课题，叫作“李约瑟难题”，大致就是疑问，为什么古代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国没有率先走进近代化，这个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国人甚至说今天的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多么顽固有力，而因这种自然经济创造的上层建筑，也同样难以撼动。可以想象明末的经济发展，有类似于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变化，在强大的传统社会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此时利用这样稚嫩的新型生产状态增加什么商业税，开始促进什么资本主义进步，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个社会接受不了，发展压根没到那个水平，皇帝也没那么神话。不要用现代的眼光去思考当时的事情，我们需要还原给史实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才能有权利给事件一个公允的评价。

如此稚嫩的萌芽，遇到皇帝派出的宦官队伍抢劫一般的征税，无论如何都受不了，这可不是我们今天日渐成熟的商品市场，而且下到民间就又与初衷相背离很多，难保农民、官员不受害。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疯狂的矿监税使之风下，山东临清原有的三十八家商帮破产了三十六家，绸缎商三十二家，倒闭了二十一家，各种商店只剩下个别苟延残喘。而工商发展最欣欣向荣的天堂城市苏杭，也因税使大肆压迫民变突起，暴动频发。本是怀德治国的万历皇帝，却不知民间疾苦，一味用暴力坚持着他祸国殃民的荒唐搞钱计划。

万历的错，就错在他不明白，不清楚，靠着自己的想象下旨，虽说他的“怠政”并不是完全不管朝政，却无疑失去了一双真正洞察世事的慧眼，他的大臣言官因为经常夸大其词，小题大做，也让他失去了对官员们起码的信任。我愿意相信万历不是一位以祸害苍生为目的的君王，他是怀着给自己修宫殿造陵墓的私心，也准备从商业税下手搞一个新局面，但绝不是打算放任宦官去毁了他朱家的江山。但是事情下到基层，万历就控制不了了，他天真地以为一切还好，没有言官上书的那么可怕，而且矿监税使带回来的银子实在是太可观了，让他更不愿意放手。这个腹黑的皇帝拥有着老练精明，却被骨子里无法抑制的贪婪拖得不愿挪动。

要知道发展商业，资本主义进步的路必须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到人民和历史因素，考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慢慢推进，想要通过明末的“萌芽”就进军到西方近代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他的矿监税使，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而今只有屁无捐”的坏印象了。

十三、女真，永远的梦魇

万历的税使对全国的祸害是很彻底的，包括烽火一直不断的辽东。辽东居住的有很多少数民族，这个地区的居民性子都很豪放火暴，也更容易激起愤怒，所以当恼人的矿监税使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之后，辽东的民心就无法挽回地涣散了，辽东驻军也频繁哗变，东北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愈渐笼罩着动荡的阴云。这里少数民族聚集，比如蒙古族、朝鲜族，还有女真。

女真原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唐朝的“渤海”和宋朝的“金”一脉的，到了明代时，已在东北黑龙江、牡丹江一代广泛存在。明政府为了方便统治，在这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设了一个叫“奴儿干都司”的部门，管理、安抚女真，同时也在军事上监视、安抚他们，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相互牵制。女真内部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不同的部族，明政府一直压制着它们，防止某个势力过于强大，平衡发展。这样百年以来虽然偶有冲突骚动，却也基本上相安无事。直到万历的矿监税使打破了辽东的宁静。女真的部族也开始炸开动荡的火花，后来，这变成了大明王朝永远的梦魇。开启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当时还只是建州左卫的一个指挥，他叫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家世代供职在建州左卫，受大明王朝封赏，按时向朝廷进贡，安分守己，忠心耿耿。有多忠心呢？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祖爷爷经常带兵骚扰过明朝边境，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发扬大义灭亲的精神，带着时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对祖爷爷发动总攻并杀之。但不幸的是，本是忠心的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也莫名其妙地被弄死了。对此，明政府给的解释是，误伤，然后给了努尔哈赤一些财物啊、名头啊的安抚，但这件事在努尔哈赤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孩子也不是个想想就算的小草寇，他利用矿税使辽东军民大乱以及三大征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机，积累实力，一点一点吞并建州女真，征服海西女真，成为了东北最强大的力量。

他做的这一切明政府看不见吗？明政府应该比谁看得都清，但是怎么说呢，没工夫管，眼前的三大征都打不过来，女真内部互相厮杀就先由着他们去吧。辽东问题不断有大臣上书，要警惕女真的动向，但是万历没有力气去给他们像明成祖远征那样强有力的打击了，他只能祈祷努尔哈赤像杨应龙一样，过不了几年自寻毁灭。

这种祈祷显然是无效的。努尔哈赤的野心与心计要比明朝担忧的官员们估计的还要深，绝不是一般流寇草莽之辈。他一方面兼并着辽东的军队力量，一方面却对朱氏皇家表现出相当的尊敬恭顺，该进贡朝觐一样都不少，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软化着中央政权的怀疑，让忧心忡忡的文臣武将们在担心之外存有一丝“他或许也没有二心”的侥幸心理。实际上，努尔哈赤是怀着天大的志向与冤仇，最终拉着朱明江山给他的爷爷、父亲陪了葬。

契丹人曾经说：“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足见这个民族不可小觑的战斗力。而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已在自己的地盘上大练兵马，最重要的就是以全民皆兵的打算，将成年男子编成红、黄、白、黑四个旗。后来到了1615年，将黑旗改为蓝旗，又在原本的正旗下扩编“镶旗”，这就是著名的八旗军，一直到后来的满清政权，八旗都是军队、贵族的象征。军事力量壮大后，1616年，努尔哈赤终于露出他的本心，在赫图阿拉称帝，改国号为金，并设置管理官员，正式与朱明王朝分庭抗礼。

起初，万历和他的内阁都不太相信，这样一个很恭顺的部族怎么就会造反呢，而一直在忌讳这块骚动的武将文臣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最害怕的事发生了。此时，明王朝边境已是“无大将，无可战之兵”，放纵辽东终于在今天养虎成患了。朝廷只好先向这个造反头子发去类似“放下屠刀，早日归顺，不然天朝自会出兵讨伐”之类的警告通牒，期待努尔哈赤浪子回头，一心向明吧。

然而，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发布了一份“七大恨”告天，大书特书与明朝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大致集中在“杀我祖父父亲”“背信犯边”“挑拨离间、扶持叶赫欺我”几个方面，还说“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咬牙切齿之恨，女真民族之怒溢于字里行间，实在“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要打仗，理由怎么写都充分啊。辽东民心已失，战火就在眼前。

当明朝廷内部还没想出应对招数的时候，努尔哈赤就开始行动了。在两者领地交界的地方，曾经设有交换商品、做生意的市场，被称为“互市”。在离女真很近的抚顺城，官员接到了女真族人要来做生意的消息，第二天便安排城里的军民准备好货物，“互市”要开了。抚顺人民热热闹闹地出来做买卖了，不想，等到的却是女真八旗军的干戈铁蹄，明军慌忙迎战，毫无悬念地一败涂地。通过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抚顺城很丢脸地失守，主将投降，首战告败。

第一战，努尔哈赤把抚顺的城关彻底粉碎，为他之后进军内地铺平了道路。辽东巡抚李维瀚派出明军大利追击，被努尔哈赤部全部歼灭。尔后，八旗军又整装出门打下了辽东的会安堡，并且割下汉人俘虏的一只耳朵，捎给明政府一句话，要么给钱给物，要么一决胜负，看着办吧。意识到这些“鞑虏”的厉害，辽东官员不得不连滚带爬地带着惊慌上报朝廷，他的驻军，已经战死了一个总兵数名将领，八旗军势不可挡，眼看就要杀进大明脚下了！

边境上不听话的蛮夷之军如此嚣张，内部近来也是灾祸不断乌烟瘴气。该怎么办呢？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万历能否找回他三大征之时“义武奋扬”的霸气呢？

十四、萨尔浒，万历带不走的泪水

此时，已是万历四十六年，距离辉煌灿烂的万历三大征，已过了二十年之久。当年张居正改革留下的中兴余晖已基本上消散淡去，当年那个充盈的国库，已被连年的烽火烧得所剩无几，后来再填入的，也是混杂着天下百姓痛恨咒骂的横征暴敛之帑，也有大部分被嵌进紫禁城富丽堂皇的重檐丽瓦、大明皇陵的砖石草木之中。当年战斗力还说得过去的明军队，此时也已腐败不堪，军心不齐，力量疲软。当年纵横漠北、远征朝鲜、扫平川黔的骁勇战将，或百战殉国，或垂垂老矣。如果你留意过也会发现，此时距离明神宗的四十八年统治结束，也只剩下两年了。女真的动荡，会给万历的执政生涯留下怎样的结尾呢？

虽然敌人很强大，但是硬气的大明继续保持着死不低头的传统。万历回复给努尔哈赤的，是“要钱坑物，想都不要想”的果断，他也许还想像当年平哱拜一伙一样，平掉这个气焰嚣张的女真部落。只是，努尔哈赤不是哱拜，万历也不再是万历了。

首先，最重要的主将就是一个麻烦，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么多年过去了，泱泱大明居然没有再走出一位像样的将领，这次出兵辽东，万历苦思冥想他手里能派出去的主帅，最后选定了曾经在抗日援朝战场上表现……嗯……反正表现过的，原兵部侍郎，杨镐。虽然他上次在抗日战场上实在称不出什么才能，纯属因为运气爆棚，丰臣秀吉挂掉了，他趁机追击而成的。不过好歹算是见过真刀真枪上过战场，再鼓励鼓励上吧。哪怕，这个老头已经年逾古稀，哪怕他的水平一直很low。万历是慌不择路了吗？

杨镐拖着老残之躯再次踏上沙场，看到的却是懒懒散散的辽东军，压根拣不出一支像样的先锋部队。于是全国调兵，从甘肃到浙江，从陕西到山西，明军千里迢迢赶到辽东战场，给杨镐将军在气势上补充了莫大能量。另外，从前受过大明莫大援助的朝鲜方面也派出了助明扫寇的援军，开赴大哥的前线。万历皇帝还给杨老头带上了一把尚方宝剑，给了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权安慰。安排上阵带兵的将领也大多是熟面孔，比如血战平壤时攻占城西的名将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比如北上抗日、南征杨应龙的大将刘綎，大明名将之后马林等，阵容看起来很强大，只待一战。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大明整理出的征讨努尔哈赤的大军正式誓师开拔，号称四十七万，实际二十万也没有的队伍，直逼女真老窝。杨镐是这么打算的，兵分四路——

北路军队，大约一万五，由开原总兵马林带领，主攻北面。

南路军队，大约一万，由辽阳总兵刘綎带领，主攻东南。

中路军左翼，也是主力军队，由时任山海关总兵的杜松带领，西面进攻。

中路军右翼，由辽东总兵李如柏带领，南面进攻。

这四路军队分别从四个方向进军努尔哈赤的老窝，分别打过去后，预计在二道关进行胜利会师，然后一举前进，共同拿下他最后的巢穴赫图阿拉。这个计划看似很完美，但实际上漏洞百出。第一，四路军队分别进击，人数不同，水平不一，难保路上不会遇到不一样的情况。出临时状况了怎么处理？第二，这一路各打各的，怎么可能那么精确地保证四路大军可以同一时间到达二道关？第三，就算几个人赶路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大摇大摆杀进努尔哈赤部的心脏地带，难不成八旗军还会让他们走高速一样能够一路畅行？万一路上来个全军覆没啥的，断一个大口子可就是大麻烦了。不知道杨镐怎么想的，一个连我都能看出来的不可实行的计划，堂堂一个总指挥想不到吗！打仗最忌讳的分散、纸上谈兵、变数多发，在这全体现出来了，明军根本就是在拼运气，露出了一大把软肋似乎就是等着努尔哈赤各个击破。说好的会师还有可能实现吗？

二月二十九，明军主力出战，杜松率领着中路军左翼一路赶到了二道关附近的萨尔浒，中路军力量最强，也最自信，一心想着多多歼敌。在萨尔浒山东边有一条河叫苏子河，而苏子河对面是界凡山，界凡山上就是女真的一支队伍，在修筑防御工事。杜松见到敌人很是兴奋，他决定把界凡山攻下来当营点。于是，这名勇敢的将领带着两万人过了苏子河准备攻山，剩下的士兵则驻扎在萨尔浒随时等待调遣，支援先锋队伍。

对于杨镐的四路大队，努尔哈赤没怎么理会，他反而是立刻盯上杜松带领的中路军左翼，了解到这是本次出战的主力。当杜松带着人去打界凡山时，努尔哈赤就派了一支精锐袭击了他留在萨尔浒的后续基础，不久便把明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断了杜松的后路。杜松一看很着急，加紧想把界凡山拿下来休整，却被女真军从后面围攻，山上的敌人也依托有利地势阻碍了明军的攻击，杜松腹背受敌，顽强撑了不到一天便全线崩溃，这个青史留名的优秀将领也在萨尔浒结束了他金戈铁马的传奇。

杜松已然大败。紧接着赶到的是马林。此时杜将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估计已经传过来了，马林也很害怕，他决定先做一下调整，也许是想等援军到来。可是努尔哈赤会给他时间吗？这里就体现出杨镐排兵布阵的白痴之处了，因为距离不同路况不同，几路军队赶到的时间差给八旗军留下了充裕的机会“来一个杀一个”，马林还想着原地防守一下的事情时，努尔哈赤已带着刚灭了杜松的人马迅速集结到他面前，杀了他个措手不及，马林狼狈不堪地勉强突围，一溜烟逃回了开原老家。北路军也直接玩完了。

杨镐坐镇沈阳等着胜利会师的好消息，却是接连得到杜松、马林战败的噩耗，他急忙派人传令刘綎和李如柏停下谨慎待命，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连电报都没有。刘綎没有收到这个重要的指令，这个在朝鲜和播州都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将，居然千不该万不该中了敌人的计，那还是平壤之战时李如松曾用过的一招，很简单，骗。努尔哈赤把打杜松时俘虏的明军为准，把女真士兵化装成杜松的部下，让他们拿上杜松的令箭去见刘綎，说等他们会师，援军就在前面。刘綎显然不知道杜松已经战败殉职了，他一心想着早点会师，早点见到援军，这一路上，他打得可是精疲力竭，勇猛异常，很厉害的四贝勒皇太极都被他击退数次。听到杜松就在前面等他们时，刘綎一路都士气大振，果然走了不远就看到“杜松”的队伍前来接应，明军欢欣鼓舞地准备拥抱友军之时，才发现那是女真伪装的同志，顿时军心大乱，临阵脱逃者大有人在，混乱中被八旗军全歼。刘綎也竭力拼命之后，英勇战死，又一将星陨落，呜呼哀哉！努尔哈赤这个老奸巨猾的头目，他从来不嫌诈骗手段用得太多不够光明正大，抚顺城如此，萨尔浒如此，还有之后的很多战役都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兵不厌诈嘛，刘綎你一个多年在腥风血雨中摸爬滚打的老将领还这么不谨慎，又怨得了谁呢。

最后一路李如柏倒是和刘綎相反，他很谨慎，很小心，谨慎到比预计会师的时间晚了三四天，磨磨蹭蹭一路当然适时地接到了杨镐停止进军的指令，很软蛋地回头就撤，总算是保住一丝余力。关于李如柏在萨尔浒的表现，很多人都怀疑他的初心，因为李家世代驻守辽东，很可能与努尔哈赤一部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更有人说其父李成梁就在辽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任努尔哈赤发展，虽然一开始也没想着他会去颠覆明主子的江山，但着实为女真的做大做强做了贡献。李如柏这次也是专门慢腾腾地给努尔哈赤创造时间，没有给到同僚友军及时的增援。到底真相是怎样的，我们只能凭猜想，猜的人多了，越来越离谱，人言可畏，李如柏最终被逼迫得于两年后含恨自杀。无论刻意助敌这事是真是假，作为一代忠心耿耿、父兄为国一生的将门之后，突然被扣上通敌叛国的黑锅，怎么也受不了吧。

再回到战争，现在我们看到了，杨镐杀气腾腾的四路大军已全部溃散，两名主将战死。萨尔浒之战其实只持续了不到一周，伤亡损失却极其惨重。《三朝辽事实录》中记载：“……除丽兵（朝鲜军队）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名，阵亡道镇副协参游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把忌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名，并印信一颗，阵亡军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这个数字相当可怕，因为来帮忙的朝鲜军和叶赫女真部就是充大头蒜的，明军本部伤亡过半，元气大损。短短几天，就酿成了大明手足无措的失利局面。萨尔浒一战使努尔哈赤一举成就，却也开启了大明对战满洲决定兴衰存亡的对立状态。

万历三大征辉煌背后的创伤，明帝国没有在意，导致在此时的辽东战场上全面显露，还有财政上，也已捉襟见肘。万历再也没办法继续陶醉在曾经的成就中不能自已，他和他的官僚队伍、他的庞大帝国上下一片震惊，在女真手里败得如此惨烈，而溃军的总指挥杨镐瞬间被扔进监狱。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最终因败走萨尔浒而晚节不保，青史留得一笔耻辱的痕迹。无数研究者都很想不通，杨镐真的就那么傻，让四路军队带着几乎不可能的赌注去会什么师？也有的学者推测过他可能是故意把这个计划透露出去，实际是打算让杜松和马林一路向二道关，而李如柏和刘綎直接偷袭夹击赫图阿拉去的。不过，哪怕他的计划是这样，能证明的最多就是他没有表象显示的那么白痴。萨尔浒，不可挽回的痛是历史无法改写的事实。

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和日暮沉沉的大明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带着“七大恨”鼓舞的无限勇气，上下一心，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谓甩开膀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让女真军队在战争中有着巨大的优势。

回头再看看咱们的大明政府，一群之乎者也的言官捻断了胡须也想不出什么对敌招数，只会患得患失地拼命开会。萨尔浒战役之前，他们商议、讨论，担忧侵扰的会议有百次之多，却只商量出启用杨镐的馊主意，恐怕连“杨镐老矣，尚能饭否”都没有问过吧。更可笑的是，当明军刚开到辽东战场，中央就一直在催促杨镐赶紧开战，是急着摆平这块祸患吗？难道不知道用兵不能急，要等待合适时机吗？这样的后方实在起不了好的作用啊。

萨尔浒一战的大败，已是万历四十七年，这之后，努尔哈赤更加肆无忌惮，横扫辽东如入无人之地，他为以后大明王朝的覆灭拉开了帷幕，也为眼前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敲响了晏驾的丧钟。这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皇帝，已经走进他生命的尾声了。萨尔浒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场著名的大战，从东南到西北，从东北到西南，从戚继光抗倭到李如松战鞑，从抗日援朝到播州镇乱，万历一朝经历了这么多烽火烟尘血雨干戈，他成就过雍容神圣的中华威严，也收获过无上光荣的帝王骄傲，却在生命的尽头，被女真努尔哈赤的八旗铁蹄践踏了常胜的尊严。在这个平凡而特殊的山头，留下了这位皇帝抹杀不去的失望遗憾，不久之后他将撒手西去，再也看不到他朱明旗下大军重振雄风的英姿了。烛残的夜晚，他曾为此泣下吗？

萨尔浒，成了万历带不走的泪水。大明永恒的箴言。

十五、定陵几度夕阳红

他再也没有力气去唤起天下跟着他大战一场了，连朝廷上下也开始忙着张罗太子要登基的事宜。虽然女真的肆虐让万历心里很是痛苦焦虑，但这个只能加速他的消耗。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这个充满争议色彩的皇帝终于驾崩了，享年五十八岁。

万历如愿以偿地睡进了他一丝不苟地修建了几十年之久的定陵，成为他朱氏一行天子里，陵寝最为奢华的一位。要说这位懒惰的皇帝，对自己是真心不错，毫不马虎地给自己准备身后的处所，他活着有一半精力是给自己准备怎么更舒服地去死。但是要说他为他的江山，赶不上对自己四分之一好，一辈子都由着性子来，五十年也没长出来承担责任的肩膀。他给儿子留下的，是堆积如山的外患，是冗杂沉重的军费，是怨气冲天的百姓，是空空如也的国库，还有凋敝废弛的官僚政治，和一个虎视眈眈的努尔哈赤。这个自私随性的家伙，应该和法国的路易十五很谈得来吧——“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个做皇帝的，长了一副好头脑，接了一身好衣钵，受了一番好教导，却实在没有发展好他应该发展的，没有对得起所有人对他的美好希冀。概括来说，就是他身上从头缺到尾的责任感和上进心，也许是被官僚系统逼的吧，不是连汉武帝都起过“放弃朝政，歌舞酒肉享乐去也”的念头吗。然而汉武帝只是愤而发泄，万历却认真去贯彻落实了，做人都不能凡事纵容随心，何况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呢。天下多少人都在骂他，他已经全然不在乎，只是留存着某个角落还时不时提醒自己一句，你还有个国家。万历的一生似乎都是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当中度过的，只有战争和税收能引起他的一些关注。

他抛下一切逍遥的后果，就是他们朱氏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正在慢慢地移向万丈深渊，他带着这个熠熠发光的朝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不爱他的子民，不爱他的臣属。他的民间像是有默契一样，灾荒人祸不断，自然灾害和世界末日到来前夕似的，一串接一串。在最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时，万历的团队只有用日渐腐败和废话连篇对待受灾的百姓，当时又正值经济转折，可能发生社会转型之初，他也没有合理的应对措施来迎接这个新的时代。当蠢蠢欲动的边境要问鼎中原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保护那脆弱的国门了。他把数不清的麻烦留给他的子孙，他也用这些麻烦画就了大明的日落图。

这位君王，控制了执政以来的基本平衡局面，他，有能力。

这位君王，却没有担当起掌舵天下的重任，他，不称职。

这位君王，也折腾得他祖宗传下来的天下走向悬崖，他，太荒唐。

一位荒淫怠政的圣明君主，一路上我们都在探讨他，看他的腹黑深不可测，看他的贪婪无底深渊，看他的懒惰四体不勤，看他的精明运筹帷幄。我想给他一个最公允的评价，却发现写到这里已经无法再定义什么，定性什么，看到万历这个闪耀着复杂光辉的字眼，莫名地会掠过一丝别样的惋惜。最后让人觉得，这只是个很“真”的人，一个普通而可爱的平凡人，有着数不清的缺点，人们批他，却是因为他对不起头上“明神宗”的皇冠。话又说回来，皇帝这个职业，也实在是太难做了，自古以来那么多干这一行的，有几个是像模像样的呢？我们不如在最后把神宗放下来，用朱翊钧的身份再做一次对话。

说他荒淫，或说他圣明，都是拿着一把支持自己结论的史事往这个人物身上按，所有另一面的东西避开不谈，我想说这不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它不过就是发生过的故事，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在后来的时光里看看原来，从点滴中汲取今天需要的，这就是历史能送给我们最直接的礼物了吧。有的人用一辈子去纠结如何做是对的做什么是错的，却在回头的刹那间发现，怎么做都是对的，怎么活都是对的。而可悲的万历，在位的时候，被言官骂了几十年，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做都是错的，于是他选择了活出自己，随着性子活。

上面那句话，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种“难得糊涂”的潇洒，可对于一国之君，则难以成立。他选择活出自己的后果，就是忘记了在那个位置上沉得吓人的担子，那是要他背起来的大明天下，他却搁置在一旁。

万历的一生，应该是很累很累的吧，他没有朱棣那样对王位饱满的热爱，也没有正德游龙戏凤朔北江南的玩乐性质，他一直都待在金碧辉煌的帝都小圈圈里，辗转反侧，思来想去。不像是一位君临天下的帝王，更像个和大臣斗智斗勇的孩子。自私和贪婪，这个人性很常见的缺陷，在他的身上便会放大一万倍，变成荒唐怠政、横征暴敛的严重后果；而精明和强干，在他的发挥下也变成了华夏民族怒反侵略的代表。脱去了龙袍，才能卸下历史沉沉的定义，揭开一个真实的他。

我们的故事，从定陵开始，也将从定陵结束。

四十八年，像一场颠沛流离的梦，一路上仆仆风尘坎坷不断，终于闪着黯然的星火走到了尽头。再多的纷纷扰扰，也都化作世俗的繁芜了，再也不用翻开那些恼人的奏折，再也不用忍受天下人的嘲讽，再也不用处理无尽的国事了。在那一段，他的年号最后命名的时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

夕阳映透了天边，映透了定陵苍远的背景，映透了他曾经的天下，大明王朝。红得像血，却凉得骇人，这个在位时间最久，也最为传奇的君主，荡尽了一生的尘埃往事，是非成败转头空，只剩下他这身后深深长长的定陵，不见了什么怠政什么三大征，只见得没了白天的“明空”。

唯余下几度夕阳红。

十六、皇帝中的躺枪弟——明光宗泰昌

万历虽然驾鹤西去了，但是大明还没有完全日落，时间还得走，日子还得过。接下来出场的是谁呢？这货就是在皇帝界也不得不说是个万里挑一的传奇。

他生在帝王家贵为皇长子，显赫背景下，却因为母亲出身宫女更突出的是卑贱，如此尴尬的身份让年幼的他就卷起了一场立太子的“国本之争”；几十年风波甫定，艰难地入主东宫的他又莫名其妙差点被一个疯子用棒子呼死；老爹万历在龙椅上磨蹭了快五十年终于晏驾，他却发现传给他的除了紫禁城还有党争复杂的前朝和乌烟瘴气的后宫；他决心阔步前行却陷在党争和宫斗的中心被一撮人抱着大腿；他想振翅高飞却连羽毛都没捋顺就驾鹤西去了；就连他驾崩后，都被无数人继续利用炒作，死都死不安生。

他是“国本之争”的中心，是“晚明三大案”的主角，总渴望着安宁平静但一辈子莫名其妙地躺枪。

他是大明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纵欲和怪药送了命，短暂但风波奇多，终是写就一段复杂的传奇。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诡异的玩笑，皇帝中的躺枪弟，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

如果亲爱的读者们还记得之前我们讲万历时，提到的争太子的故事的话，应该对“朱常洛”这个名字不陌生。他是万历的长子，但母亲恭妃出身卑微而不受万历老子待见，聪明漂亮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才是万历心仪的储君人选，而满朝文武却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无数言官秉持着“长子继承”的传统礼教为了他的太子地位前仆后继斗争了几十年，终于为他夺到了这一尊贵。无辜的朱常洛就这样神通广大地“引导”了一个帝国的统治集团久久不息的壮阔波澜，从此开启了他的倒霉躺枪模式，用生命诠释了“你不找事不代表事不找你”这句无奈的格言。

百般波折当上太子的朱常洛日子并没有因此好过起来。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手持凶器，打伤前门的守门老太监，直冲进内宫。乍一看这情景令人不由得想起武侠小说里面的蒙面黑衣人，江湖上武功盖世的刺客秘杀太子的桥段。而现实却是，这个人就是个普通瘪三，凶器就是根木棍，还没进内门就被一群太监七手八脚制伏了。虽然剧情low到搞笑，但毕竟是在东宫行凶的大事，这个肇事者即刻被送到了守卫指挥处受审。几天之后，经过从御史到刑部重重审查后，万历得到了这样一个解释：此人名叫张差，蓟州人，之所以会闯入慈庆宫是因为家里的柴草被烧了，他气得要告御状，受人指使误入太子宫殿，这么一段狗屁不通的调查结果说完，估计刑部的官员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们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结论，张差还是个疯子。这样一个条件给出来以后，看起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可是，这个案子的报告依然可谓漏洞百出，疯子怎么了，疯子固然有通天的想法和胆子，他有通天的能力吗？皇宫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吗？而且好死不死就进了慈庆宫？是谁给他指的路，他又是怎么拿棍子进来的？这个“疯子”的结论像极了是敷衍之词。

这个哄小孩一样的结论引起了刑部主事王之寀的怀疑，于是他亲审了张差，而这个敢闯皇宫的瘪三在王大人饿了他几顿饭后就开了口。他说有一个太监找他进京做一件事，做成会给他田地，然后就被领到了宫里，让他用一根棍棒打人，一旦出了事会保他出来。王大人带着这个宝贵的情报诉求公审，他认为这件事绝没有“疯子发疯”这么简单，牵扯到的可能大有乾坤。而就在公审之时，张差又有了新的供词，他说出了指使他的太监，正是郑贵妃手下的庞保、刘成，这两人还许诺他：“打死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

这事情一下就变得复杂了！刚平息不久的“国本之争”又被拉出来说事，郑贵妃瞬间成了众矢之的，大明系统汹涌的言官队伍又一次显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大众纷纷猜测是郑贵妃怀恨陷害。郑贵妃的哥哥急忙启动危机公关出面辟谣，可是越抹越黑，更加遭轰。郑贵妃也急得四处奔走，到万历面前哭完到太子面前哭，直澄清不是她干的。已经被朝政的嘈杂逼得躲居深宫的万历大哥根本没兴趣翻旧账，他只想速战速决，砍死几个主谋者报仇就算了。而本案的当事人，无辜躺枪的太子朱常洛，在郑贵妃决堤的泪水和老爹的烦忧之下，不得不体贴地表示，这事跟“国本”没关系，自己丝毫不怀疑父皇，不要闹大，息事宁人便好。万历也不失时机地出面，称太子懂事朕相当信任，你们不要挑拨我们父子关系我也从来没打算换太子，那几个涉案嫌犯张差、庞保、刘成就处死算了，完毕！

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皇家典范，天下太平。

这就是被称为晚明三大案的第一案——“梃击案”。

此案以此草草告终，弄死的肯定是替死鬼无疑，再是疯子也不会想到去宫里棍敲太子吧！而且张差死的时候也是大呼冤屈。至于这闯东宫行刺一事到底主谋何人有何目的，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太子安全堪忧，疑团未解，躺枪的朱常洛竟是没有办法。万历懒得彻查，更是唯恐将郑贵妃这个软肋再摆到台面上来，或者说根本没办法查，因为这事彻头彻尾就是前朝那帮“名嘴”党争战斗的成果。现在看来，太子就是那场政治斗争的漩涡，是别人进攻或抵挡的工具，他没力量自己主宰。我认为“梃击案”是郑贵妃主导的可能性并不大，她怎么会脑残到用这种方法“谋杀”太子！莫说这个逗比刺客杀不杀得了人，就在东宫门口作案，她活够了吗！所以，这件事更有可能是党争的集团策划出的闹剧，目的纯粹是把气氛搅浑，转移斗争中心而已，而目标最大的，也是党争中最大最危急的一个集团，就是东林党。很多猜测都将三大案与东林党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因为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不过说到底，窝囊到家的，却还是我们的太子，未来的泰昌皇帝朱常洛。

唉！

十七、被纵欲和补药30天折磨死的皇帝

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太急着享用。这大概是明光宗泰昌人生的教训，也是他短短一个月的皇帝职业生涯最直接的感慨。

“梃击案”之后，朱常洛的生活总算平静了一点。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他的皇帝老爹明神宗在龙椅上磨叽了四十八年终于驾崩了，刷新了大明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朱常洛随之即位，那时候他应该还不知道，他自己将会刷新并保持大明皇帝在位时间最短的纪录。那时的他只是带着一分新奇还有九分的雄心壮志，登上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皇位。老爹万历给他留下的“遗产”可谓壮观——堆积如山的外患，冗杂沉重的军费，怨气冲天的百姓，空空如也的国库，还有凋敝废弛的官僚政治，乌烟瘴气的前朝后宫，和一个虎视眈眈的努尔哈赤。

面对吓人的烂摊子，朱常洛起初并没有退缩，他没来得及正式即位就迅速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发内帑银（即他自己的私房钱）百万安抚辽东军民，以免军队哗变；彻底废除万历那人神共愤的矿监税使，牵连官员官复原职；弥补万历怠政期间各职位缺少的官员。

是年八月，朱常洛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改元泰昌。他要改弦更张，他要励精图治，他在心里为自己的皇帝职业生涯规划了一张大好蓝图，决心干一番大业！

为君如此，业界良心啊！

前朝政治泰昌处理得很用心，重新组织内阁，任用贤能官员，等等，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而后宫生活，怎么说呢，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一样的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可能是做太子的时候不够自由，没有感受到生命一些方面有多么美好，做了皇帝以后就要狂热地弥补。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泰昌皇帝在做太子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为人很善良，不忍心让庞大的嫔妃队伍受了他当年受的冷落和委屈，故而竭尽全力使这些姑娘雨露丰沛。

而之前那个跟他有一些过节的郑贵妃，也因为害怕他记恨，给他送了四位美女选侍示好，为了给郑贵妃面子，泰昌依然奋不顾身地将已经很忙的自己奉献出去。这样，白天政务的压力山大，晚上后宫的任务又相当繁重，虽然刚上位但已年近不惑，他这样没日没夜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容易拖垮身体，加上皇宫里的夜生活过程，很多都相当神秘，热爱创新的妃子偶尔搞个药学科研，开发几种新品和皇帝定点试验一下很正常，可是按照泰昌的高效率，一晚上一试就是好几种，各种未知的副作用在他体内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也相当危险啊！然而单图一时开心的他显然没有在意。

不到一个月，过度纵欲的泰昌便付出了代价。据说这位大叔经常“夜，连幸七人”，这种高强度就是二十岁的小伙也受不住吧，所以，他本就不大健壮的身子被轮番轰炸的选侍嫔妃们几乎掏空，大臣们看到他憔悴的脸色，便像当年规劝他爷爷隆庆一样隐晦地告诫他“养圣躬”，让他不得不考虑身体健康的问题了。

替泰昌来看病的御医们不知是急着立功还是医术不精，给这个身虚体亏的病人开了一大堆虎狼药，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昇给“火气过旺”的他开了一包泻药泻火，殊不知这人已不是“欲火难耐”渴望发泄，而是纵欲过度心力不足了。于是喝完这组泻药，跑了N趟厕所后的泰昌彻底瘫倒在病榻上再也起不来了。此时距离他登基，不过二十天而已，之所以要强调这个数字，是因为泰昌此时已然不得不召见群臣，商量立储、寿宫等身后事了，可见这病情是多么凶险。

时任内阁首辅的方从哲正为皇帝的重病焦虑不堪时，有一个叫李可灼的大臣突然进献了一枚红色仙丹，说让皇帝试试。垂死挣扎的泰昌听说有仙丹，十分欢喜，迫不及待要服用，大家呢，也就死马当活马医给他吃了。“仙丹”下肚，奇迹竟然发生了！泰昌感觉“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直称赞李可灼是忠臣，接着就要求再吃一枚，这样有效而奇怪的药丸连续进补，太医群臣都觉得不妥，却拗不过皇帝自己，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他又嗑了一丸。

没有预想的药到病除，差了一点，这次是药到“命”除。其实今天看来，这所谓的仙丹红丸，应该就是伟哥同系列的产品，没啥好处，它带来的唯一后果就是——泰昌在他的皇位上坐了短暂的三十天，就因为过于急着贪图美色搞垮身体，又急着吃奇效的伟哥而最终送了性命。再好的也不能太急呀，身体三分靠医七分靠养，他貌似留下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么条教训了。

可惜啊可惜！“国本之争”为了他的皇位争了几十年，这家伙好不容易当上皇帝居然不争气地连那时间的零头都没坐够，东林党众群哥们为此操碎了心，没想到丫的先报答后宫报答死了。想想都觉得窝囊！

说到底呢，泰昌真的不过是晚明顽固的党争背景下的牺牲品，他活多久都会被当成炒作的工具，他一出生就和党争分不开了，直到死去。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那颗红色仙丹，便立刻被当作话题上升起来，这件事被渲染成晚明三大案之二——“红丸案”。

事实证明，跟泰昌有关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简单了，他本身就是政治漩涡的中心，有人拿他当矛，有人拿他当盾。晚明轰轰烈烈的言官争执中，皇帝不明不白“暴毙”的红丸案，不利用做一番文章简直是损失。果然，泰昌时代早早结束，满朝话题的重点不在火烧眉毛的内忧外患，而在导致皇帝挂掉的责任人如何裁定上，有人居心叵测要加害圣上。那个进献红丸的李可灼首当其冲，接着就是按光宗意愿赏赐了李可灼的首辅大臣方从哲，还有开出来泻药的太监崔文昇，无数官员汹涌的口水叫嚣着弹劾方从哲，追究李可灼之二心，关键那个陷害皇帝拉肚子的崔公公，在郑贵妃手底下干过（无语……又扯回到“国本之争”了）！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整件事情还是党争的那伙人在作怪，主张弹劾的多是东林党人，而目标最大的文官首领方从哲却不是东林党成员，泰昌已经死了，纠结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好像就在于某些大臣借题发挥打击政敌了。其实理智分析一下，朱常洛是自己把自己折腾进鬼门关的，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再过度纵欲就很伤身了，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是因为后宫之事送了命的！何况谁又知道他私下里有没有塞过什么辅助的大补药，万一有毒呢。病了又急着瞎吃什么仙丹，大家劝他又不听，真是……不作就不会死！所以，我认为三大案之二的红丸案，依然是党派斗争的产物，是东林党以此为噱头而已。

接下来，还有泰昌死后的后遗症，移宫案。我们也要迎来对东林党这一神秘复杂、充满争议的组织系统的概述和评说了。

十八、晚明三大案之移宫案

大概谁也没想到泰昌会死得这么仓促，其实引他回光返照的红丸，不过是一种较烈的春药而已。短暂的爽之后，他给朱明帝国还有他的儿子留下的，是一个诅咒一般的后遗症——党争，这是个困扰了他一生的枷锁，如今又要来折腾他的儿子了。

泰昌朱常洛的太子在历史上要比他稍微有名一点，他叫朱由校，因为皇老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驾崩了，这个本该贵为储君的少年甚至没来得及请老师入阁读书，更没有什么入主东宫的大典仪式，他带着这个不尴不尬的文盲身份束手无策地留在乾清宫，算是陪他老爹最后一程，跟他一起待在那儿的是泰昌生前很宠爱的一个选侍李氏。但是李选侍并不是朱由校的生母，朱由校之母薨逝得早，蹊跷的是她的死跟这个李选侍还有脱不开的关系，却因为泰昌的偏爱，没受什么纠查。而李氏此时也以“宠妃”的身份伴在左右，这个节骨眼上，她可以说是在扮演着皇后的角色，与太子随住在作为正宫的乾清宫。最后一案“移宫案”中的“宫”，指的便是这二人随住的“乾清宫”了。

泰昌暴毙，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立刻暗流涌动，贯穿泰昌一生的东林党集团转而投向新的依靠，和当年“国本之争”的目的一样，他们打算尽快扶植太子上位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彼时，法定继承人朱由校正和李选侍在一起。

聪明的李选侍深知，她只要和这位少年待在神圣的正宫大殿，就是无名但有实的“圣母娘娘”。但泰昌在临死前大概料及了这个女人不简单的野心，只是给了她皇贵妃的许诺，她曾经逼迫太子向泰昌帮她索要皇后的名分，被头脑还算清醒的泰昌拒绝了，因而严格讲来，她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国母至尊。没有名分的她只能靠拖着少年朱由校在乾清宫等日子，等着时机成熟索要先帝皇后的身份证明，此时她要紧张防着东林党把这个黄金筹码抢走。而我们的猪脚——那个还没来得及识字的太子朱由校只是整日和心机重重的李选侍相顾无言地蹲在乾清宫喝茶，他好像还没有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敏感，基本是被李氏利用挟持着，被东林党警惕重视着，就如同做着一个台风眼，中心的他风平浪静，殊不知周围的一切已经搅得天翻地覆。当然，他和他父皇一样是无辜躺枪的，只因为生来帝王家便注定是争斗的关键。

忍不住最先行动的还是东林党，一干大臣在泰昌驾崩后赶到乾清宫，要求见皇太子，说白了就是要换届改主，而以其实力作为主导，来控制好新帝。他们当年就是这样跟万历斗了大半辈子，搅和了一堆匪夷所思的事件（比如梃击案、红丸案），得到了泰昌的信任扶持，可没想到这不成器的靠山不到一个月就吃春药吃死了，这个节骨眼上怎能放松？何况还有个李氏在侧作梗。李氏把皇太子护食似的禁锢在身旁，压根不让东林党有机会面见，她深知一旦太子离开了，她就毛线也不算了，权力、名分会瞬间灰飞烟灭。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折。那是双方依旧对峙的某一天，一名太监入内劝说李氏放太子出去，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群龙无首的当口这选侍娘娘实在没什么理由不让太子出去见一下大臣。于是李氏犹豫着同意太子露面。大门一开，朱由校迷茫的脸一出现，按捺了许久的东林党群臣便见了亲人一般兴奋地猛扑上去，山呼万岁，迫不及待地向新主子大表忠心。而困惑的朱由校反应异常奇葩，丫的当时居然是谦虚地拱手表示“不敢当、不敢当”！我一直很纳闷这货怎么会有此等表现，毕竟是皇家长大的娃吧？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这也太怂了，哪有一国之君的气质啊，也真就是当个木匠算了，活该从头到我看起来干得都像个木偶一样被利用。而看到东林党下手如此迅猛的李氏也急了，叫了一帮太监一哄而上要把太子拉回来。于是，东林党那几位酸腐文人和李氏宫里的娘炮公公拉扯着朱由校，把这个单纯的骚年弄得更加迷惘，也不知道该跟谁走，他大概想不到，此时的拉扯胜负，关系着日后帝国几个政治集团的利害，他低估了他代表的权力、荣耀和力量。

最后战斗结果出来了，实践表明，还是真正的“男人”更有力，拉锯战中东林党胜出。一个叫杨涟的大臣厉声斥责阻止的太监，顿时吓退了那帮娘炮——毕竟人家是有文化的正经朝中重臣，有底气得多。为防止夜长梦多，暂时胜利的东林党人一刻也没敢耽搁，这几位胡子比头发都长了的高官竟亲自把太子用轿子抬进了东宫，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大力气。紧接着就安排登基大典。泰昌的时代还没开始就匆匆结束，朱由校正式君临天下，年号，天启。

与此同时，意味着东林党人又成功地扶起了新的靠山，他们理所应当地向朱由校索要应得的一切，理直气壮地处理和他们作对的那些甲乙丙丁。第一个就是那个敢藏匿太子的泼妇，李选侍。

李选侍没了太子做保护伞，继续厚着脸皮赖在乾清宫连她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东林党人左光斗在太子搬离的次日便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是为“移宫”），因为乾清宫本就是皇帝皇后才有资格住的，你能进去是为了随侍先帝，如今先帝已逝，太子登基，你算哪来的大头鬼啊。李选侍还幻想朱由校会帮助她，可是那位少年已然被东林党霸占，他的一举一动再不可能受她影响，况仅为“庶母”，她也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那位已经登临九五的少年了。而她的敌人、自来以“浩然正气、死捍礼数”著称的东林党人怎会容得如此不成体统的事多发生一秒？不日后，群臣集结，浩浩荡荡地奏请天启下诏令李氏移宫。有些其他党派的大臣考虑到毕竟是泰昌的情分还在，东林党如此决绝未免过分，无奈此等舆论很难撼动东林党坚深的势力。老夫子们豁着老命抬轿子不是白抬的，天启记住了这些文人苦口婆心的教诲，从“不敢当”的白痴少年进步了。他赫然下诏，历数李氏陷害他生母、霸占乾清宫、目无尊卑等N条罪状，直接把这个梦想过母仪天下甚至“步尘武后”的女人赶到了后面的哕鸾宫了此残生。而同时，如愿以偿的东林党众开始谋求新的成果。

移宫案，与梃击案、红丸案可谓一脉相承，不过是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典型事件而已，无所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根据事件结果倒可以说“成王败寇”地恭喜东林党，他们着实赢了万历赢了泰昌以及最初的天启，虽然他们标榜着“正义”“传统”，但实质上不过是为了自己党派的地位在折腾。现在回头看看他们做的事情，除了自我辩护的语言漂亮一点，根本没有为国家或是历史做什么贡献，反而因为他们如火如荼的党争，加速把朱明王朝整断了气，大明在那个转型的特殊时代与近代化失之交臂，他们迂腐冗陈的观念主张也没少起作用。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集团呢，“东林党”，用历史的眼光看，究竟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

OK，下一段我们来一起全面认识认识这个明末出镜率奇高的团伙，读读它的真实档案。

十九、东林党：从愤青骂世到党争祸国

自古学术严肃谨慎，政治复杂黑暗，二者似乎少促交集，甚至高冷的学术界经常反感和政治搅在一起。我们耳中也不乏某某学者大咖放掉政府高官鸽子的故事。而明末，有一个群体却成功地将二者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天下闻名，那就是东林党。

说起东林党，不管是懂不懂历史的人应该都耳闻过他们这鼎鼎大名吧。这个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种文化，也代表了自古以来褒贬不一的观念。对于大众来说，东林党也许是个很神秘的存在，我记得在我真正了解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之前，听到“东林党”这三个字，我会有种莫名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像是听到江湖上神秘的杀手团伙）。

有人说他们是民族浩然正气精神的代言人，有人说他们是喊着忧国忧民实则祸国殃民的伪君子，不过，东林党的创业史很简单，最一开始就是为了喷世骂政而已。他们的“祖宗”叫顾宪成。

顾宪成的官方履历应该和“刚直不阿”啦、“天下正义”啦分不开吧，毕竟算是个正面人物。而事实上，能搅和起朝政大乱的英雄人物，光有正义之心是不够的。开始的顾宪成，是个胆大包天的愤青。当时正值张居正改革，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言论纷杂冲突激烈，但反对的声音基本上被“铁血宰相”张居正用大棒和辞退令压着。作为初涉朝廷，梦想着反抗强权、为国忘我的顾宪成，便秉承着呼喊正义的精神跟强权压迫的首辅张大人对着干。至于张居正的主张对不对，那无所谓，反正我和你反着来就对了。总之一句，凡是张居正做出的决策，顾宪成都坚决反对，凡是张居正的指示，顾宪成都要始终不渝地批判。

这样一股脑跟主流对着干的青年，逐渐在愤世嫉俗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看不惯朝廷上的很多人和事，望着天下布满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的痕迹痛心疾首。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那么不留情面的宰相大人，怎么会允许这样一个坚定反对他的愤青存在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的顾宪成官位太小，人微言轻，不管怎样咬牙切齿地诅咒改革措施，对张居正来说也不过是千里之外某些人的自言自语罢了。然而，夜以继日地对着世道发牢骚的顾宪成也不算失败，在吏部工作的他加上有一根灵活巧妙的口条，人脉打理得倒是相当成功。他的愤青情结感染了一大批和他一样心气郁结的同胞，这些人有的是利益被张居正改革侵犯的，有的是在朝廷或多或少受了闲气的，还有的纯属欣赏顾先生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的，大家因为愤世而惺惺相惜，因为才华而济济一堂。

看起来，顾宪成似乎就是看张居正十分不爽，对他的改革不屑一顾。可是到了万历十二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了，又还被反攻清算，抄家夺谥，改革项目也随之废殆，对张大人恨之入骨的顾宪成是不是可以阳光灿烂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顾大人原来是对事不对人的，他仅仅是认为自己肩负着直言忠谏的重责，至于是骂张居正还是李居正无所谓。对他来说，张居正反对完了还有千万不合理的事情等着他去挑毛病，他不肯给自己借口休息，也不肯给朝廷一个安宁。顾宪成把目光投向了新的内阁，新任首辅王锡爵荣升为他新的征讨目标，顾大人不遗余力地重新开骂，旨在批判相比张居正忙改革时显得碌碌无为的工作状态。这一番争斗，王锡爵和铁腕张居正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的拥护派和反对派很快闹得不可开交，此为党争的开始。

紧接着，高潮到了，大家迎来了大明六年一度的“京察”，就是朝廷每六年要考核审查一次京官，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奖惩、去留等问题。本来朝廷就乱七八糟，这一个可能裁掉对手扶植友党的大好机会，官员们岂可放过？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混乱，那是党争形成的标志，也是晚明祸事的起源。作为吏部管理人事工作的顾宪成，在这一场京察斗法之中，表现异常突出。《明史》中有这样一句话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这就是积累人脉的重要性啊！具体顾宪成怎么做到身为一个小官却可暗中左右京官审核这种大事，趁机剪去敌方羽翼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果就是，他成功了。

后来的“国本之争”，让我们充分领略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顾宪成，还有其他一批气势汹汹的言官跟皇帝斗争，互相斗争。其实在立朱常洛为太子这件事上，大家基本上是同仇敌忾跟万历在斗法，但是别忘了万历更多的是在怠政，为了躲避他们这些言官的口水，为了充实生活他们只好展开了互喷行动，争论是马上立太子还是缓缓慢慢来。看似争论的主题简直没什么意义，完全没有面红耳赤的必要，但是争论什么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争，是吵，只要能吵出来输赢就行，这样才能现出来优势，才能搞到更多的权力——这就叫党争。

顾宪成，一直带着心怀天下的盾牌在战斗，似乎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天下黎民苍生。俗话说，“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顾宪成这样愤青的行为终于有一天不能继续下去了，他的人脉朋友圈作用可以在跟朝臣们吵架时发挥，但如果碰上皇帝就不好使了。幕后老板万历在一次处理人事工作的时候，发现吏部居然违拗他的意志，而作用最大的就是顾宪成，这是抗旨啊！找死的节奏有木有！可怕的是，万历在处罚顾宪成之后，出现了潮水般的奏疏为顾大人求情。万历在这件事上没有懦弱，反正他也不喜欢看那些堆积如山的奏折，愤怒固执之下，一举把顾宪成贬为了庶民。我们可以理解为，万历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嗅到了党争初期的味道。顾宪成这家伙搅和得六部之首的吏部都敢和皇帝叫板了，所以出招治了他，也算是收拾党争的表现了。

被革职为民的顾宪成虽然离开了异彩纷呈的官场，却没有结束他和那里的联系。十年后，他出资修复了一个破败的书院，开始在那里讲学，讲的都是程朱理学孔孟之道，却在其中不免混杂了大量他在朝廷摸爬滚打积累下的主观意志，没变的还是他愤青的本质。自古末代高产愤青，加之顾大人从前人脉极广，来听他讲学的人络绎不绝，当然，也都是混在官道上的人居多。这个顾宪成讲学的书院也闻名遐迩，它就叫东林书院。东林书院看似只做学术交流，却因为参与其中的人身份不凡，跟政治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日的东林书院，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味道，是一群怀着政治意图的民间会所，成员复杂凌乱，却有着求同存异的信仰，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呼唤主流正直的群体，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缭乱的人际关系却在朝堂之上体现出默契的一致，在言官吵架的时候划出明显的阵营，他们都是东林书院的忠实学子，他们需要团结争夺自己的权力。

然后，学术上的东林书院，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到了朝堂之上便逐渐有了个更霸道的名字，东林党。

始作俑者顾宪成，是为了报复朝廷吗？我倒觉得不至于，他是真的打算讲讲学、发发牢骚罢了，只不过无心插柳柳成荫，东林党的力量一日日壮大起来，这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二十、魏忠贤的逆袭：用阉割换来真爱和大权

他，曾经是市井街头混吃等死的小瘪三，目不识丁，穷困潦倒；他，曾经是芸芸众生万千百姓中最卑贱的一等存在，靠着坑蒙拐骗只求混得一口吃食，却因为被追赌债而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他选择了一种屈辱（他自己应该没觉得）的方式获得了新生，并在这时邂逅了与他狼狈为奸的真爱，从此开始重写权倾朝野、祸国殃民的第二人生——

史上最励志故事啊有木有！屌丝中的人渣也能逆袭啊！这就是晚明天启年间的真实历史，阉党首领、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的人生概括。

提起魏忠贤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各种小说评书影视剧都少不了他的鼎鼎大名，他跟晚明的政治紧紧关联，是党争祸事、促使大明亡国的关键人物。而最初的他，不过是民间街头一个地痞无赖，穷得有上顿没有下顿还嗜赌如命，最擅长的就是对几个地头蛇大哥溜须拍马，有两个子儿就去赌场凑热闹。这样一枚垃圾中的战斗机，似乎本该在街角斗殴中结束他三俗贯穿的生命，然而一次躲债彻底改变了他原有的轨迹，我甚至觉得那个追他债的债主是他的贵人——也是大明的罪人。为了躲赌债，他易名改姓，毅然决然地挥刀自宫，获得了跻身宫廷的资格条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皇宫工作者。虽然这个条件在正常人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屈辱，但魏忠贤可以接受，他甘之如饴。而且，谁说男人少了什么就没有爱的权利呢？我们的魏公公就用他残缺的身体和完整的信念找到了与他柏拉图式恋爱的女猪脚！

这个女人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大家都叫她客氏。虽然是位地位卑贱的宫女，却因为天启的庇护和浪荡的个性，她在宫里一直很活跃，没有几年这个女人的法定丈夫死了，她就更加肆无忌惮，然而，一个乳母在宫里面能勾搭上什么好男人呢？也只有那些少了点什么的太监了。客氏经常来往的是一个叫魏朝的，魏朝因为很得太监头领王安的宠信，地位也很高。而魏忠贤这个瘪三进了宫以后，靠着在市井练就的扎实的阿谀奉承基本功，不久就攀上了有权势的魏朝，这样也就有机会碰到水性杨花的客氏。嘴比蜜甜脸比墙厚的魏忠贤和客氏相遇，犹如干柴烈火、清水浓酸、十二级台风、八级大地震，两人一拍即合，而那个旧爱魏朝，便遗憾地被抛在脑后。魏朝大骂魏忠贤无耻背叛，但是公公和乳母日常的调情又有什么契约呢？后来越闹越大，直把天启都惊动了。天启每天忙着做他的木匠活，哪有工夫处理宦官的儿女情长，就直接问客氏，谁才是你的真爱。痴情专一的客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魏忠贤，纵容乳母又宠信魏忠贤的天启即刻结案，将“祸首”魏朝发配到凤阳。就在魏朝上路的同时，抢了他“老婆”的昔日兄弟魏忠贤又派人暗杀了他。从此，找到真爱的魏忠贤在客氏这个“贤内助”的帮助下，进一步讨好皇帝，使尽一身虚与委蛇、吃喝嫖赌的解数，带着同样贪玩的皇帝走上一条荒唐无道的不归路。

天启呢，我们之前讲过，他老爹泰昌没一个月就嗑药嗑死了，他没来得及入主东宫，更没来得及入阁读书，基本上就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怪不得跟魏忠贤玩得那么好）。他母妃死得早，因此非常依恋乳母客氏，任这个女人和魏忠贤把后宫折腾得天翻地覆他也没什么意见。天启唯一在乎的，就是手里的斧和锯，这位皇帝不嗜酒不贪色，就是热爱木工活成痴！要说他的成果，精巧美观，设计精妙，为职业工匠所叹服。可惜的是生在帝王家，白瞎了一个好师傅。他根本不管魏忠贤把他的江山祸害成什么样了，以至于这个宦官在不经意之间已可以号令群臣，权倾朝野。

因为客氏的帮助，魏忠贤爬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位置。这个地位，在晚明皇帝基本不管事的大背景下，相当于掌控了指令天下的权力，他可以代皇帝批阅奏折，可以擅自决定国家大事，当年奸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就这样了吧。想象一个流氓突然获得了无上权力，怎能没有一大波流氓趋之若鹜呢？朝堂上一些游离之辈开始寻求这个大太监的庇佑。众所周知，天启是东林党人拼了老命扶植上去的，东林党在最初也是霸占了党争的决胜地位，但是这些看似正义卫道的老夫子实际上心胸十分狭隘，他们喊着仁义道德，做的却是打压其他党派，陷害非我族类，一些受东林党排挤的散兵游勇，自然而然靠到了一手遮天的魏忠贤旗下，在公公的保护下跟东林党斗争。东林党那群“圣贤君子”怎会看得上一个宦官？于是，两个阵营开始血战，魏忠贤带领的一干众人，被称为“阉党”，因为有天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在斗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东林党人叶向高，时任内阁首辅大臣，被逼得辞官回家，阉党成员顾秉谦借机上位。魏忠贤给手下赐名“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辈分清晰，队伍庞大，并且利用东厂将特务爪牙伸向各个角落，排除异己，无恶不作。一时间，朝堂之上弥漫着邪恶的风气，比起东林党占上风时，不过是用仁德忧虑、学术抗争装腔作势而已，他们出发点还是为国为民，而阉党纯粹就是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了，他们用非人的手段大兴冤狱，无数东林党人被那帮跟着流氓耍流氓的阉党成员迫害。无论这些近乎病态的夫子做过怎样愚昧的事，必须值得一提的是，在和阉党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自始至终坚持着那份固执的正气，梗着不肯低下的头颅维护自己的信念。这是不可抹杀的坚定，是东林党代表的博雅之风、浩然之气。

魏忠贤代表的则是地痞无赖、寡廉鲜耻的精神没有但是。他对东林党人恨得咬牙切齿，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嫉妒，他嫉妒东林书院深厚的学术底蕴，他嫉妒他们比他拥有高得多的精神领域，他嫉妒……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他手下有官员特意参考时下流行小说《水浒传》的情节制作了东林党人的黑名单，有托塔天王、及时雨等，名曰《东林点将录》！ 用来列清异己，疯狂残害。

魏公公堪称独步天下的大权臣了，在天启做板凳的时候，他已然把朱明天下玩得朝不朝纲不纲，带着一溜“阉党子孙”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他还记得他做小混混时跟人抢馒头吃吗？一个流氓中的渣渣靠着阉割进宫，竟能翻覆天下——这个王朝果然是诡异得该断气了！

二十一、晚明党争，究竟谁是谁非？

魏忠贤的逆袭故事要抛开政治影响，好像还是个励志典型，但要是算一算这老贼干下的总账，刚才那句话就当我没说。可是再反过来看，魏忠贤不是好东西，他的敌人东林党就是兼济天下的伟大团队了吗？

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在天启一朝是以阉党的决胜告终。虽然东林党为了天启的即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惜折腾出“三大案”制造机会，但是，天启显然不太喜欢这群在野起家的老夫子，而把信任一股脑投给了魏忠贤带领的阉党。斗争是激烈的，结果是惨烈的，本来是政治上的争权夺利，却因为更深的忌惮演变成赶尽杀绝的血案。东林党最终遭到的是毁灭。

魏忠贤有天启做保护伞，拥有着调用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的高级权力，而特务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魏公公负责），是可以不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对一些谋逆之人做定点逮捕审讯的，这是杀人于神不知鬼不觉的最佳方式。天启五年三月，东林党人汪文言被捕入狱，理由是以他为代表的东林党成员曾经受贿捞罪犯，而负责审讯汪文言的则是当时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魏忠贤忠诚的爪牙之一，审不审其实都不重要了，关键是魏忠贤要他死。不到两个月，汪文言就在狱中被折磨死了，死后还留下了珍贵的“供词”，供出了当时合谋受贿的其他东林党人（八成是魏忠贤伪造的）。供词上杨涟、左光斗、顾大章、袁化中、魏大中和周朝瑞六个东林党核心人物赫然在列，魏公公堂而皇之地将其逮捕入狱，说是入狱，实际根本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出来。这几个人的名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杨涟、左光斗这都是扶植新帝跟李选侍斗争时给天启那小子抬过轿子的大咖啊！如今东林大势已去，竟落得如此悲凉境地。因为这样逮捕的过程暂不用移交刑部，阉党在暗中对六人进行了非人的摧残折磨，最惨的要数骨头最硬的杨涟，他可谓秉承着东林书院追求的正气之风，被许显纯以钢针遍扫躯体，铜锤击胸肋骨尽碎，铁钉穿耳面目全非，最后竟连全尸都难以凑齐。其他几人也在这般虐刑之下惨死。之后，魏忠贤还丧心病狂地将人把这六名大臣的喉骨剔出来，神气十足地望着这些喉骨道：“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这件事被称为东林党“前六君子”冤狱。

在六君子之后，又有高攀龙、周起元等七名东林党人受到迫害，被称为“后七君子”冤狱。天启四年到天启七年，被阉党杀害惨死的东林党人有十几位，至于其他治罪充军、降级贬谪的则不胜枚举，而为了永绝后患，魏忠贤在地方还禁止公开讲学的书院存在，断了东林党起家的老巢。在这场斗争当中，东林党以毁灭性的方式惨败了。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对下场比较惨的东林党抱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他们出身学术气息的东林书院，而阉党虽然大部分成员也是学识渊博的文官，却有个目不识丁的宦官首领，东林党在大众点评中常以正面形象出现。那么晚明这一场党争，真的是东林党是正义的化身，魏忠贤一众是反派的典型吗？

说实话，不尽然。历史这个东西，存在一定必然却更多的是偶然，很难定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针对党争这个事来说，也绝不可以划清个谁是谁非来。阉党之所以可以横行天下，说白了还是因为天启默许，不然他魏忠贤算是个什么东西？就凭他在市井混出来的阿谀奉承之功，还达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步，权力最终还是皇帝的。他呢，也就是天启的一条狗，冲谁吠叫几声那是因为他主子点头了，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的全都是天启的意思。明朝的皇帝都腹黑，包括沉溺在木工活当中的天启。魏忠贤做的是按照他的意思来的，比如弱化东林党。虽说东林党是扶植他上台的力量，但天启并不依赖他们，他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依赖东林党根本不是什么好法子。

对这一段历史，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天启昏庸不理朝政，任由阉党专权，而呼唤正义的东林党不畏强权敢于抗争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实际上东林党有那么伟大吗？我们前面讲东林党的时候说过，他们不过是以学术和正义为借口在争取自己党派更多的权力而已，打击对手方面他们一样不会手软。东林党和阉党的区别好像就在于他们更擅长把自己做的事情高调美化，用一个个崇高圣洁的话题去做争权夺利之事，他们和魏忠贤一样就是要势力，但满口宋明理学让人感觉他们是两袖清风的君子，实质干的事和阉党没啥区别。如此结党营私，显然是要把皇帝架空的节奏，他们仗着天启是他们一手扶持上来的，就敢明目张胆在朝堂之上扩充势力，这是天启看到的。他们庞大的势力，庞大的言官的力量，甚至可以靠前仆后继地上书影响皇帝的决策和意志（参看万历朝的“国本之争”，那还是东林党尚不成气候之时），这是君权高度集中明朝所不能允许的。我们可以认为，天启为了摆脱党臣控制朝政，用默许内臣的方式与东林党抗争，至于魏忠贤怎么玩就由他去了，真正的大Boss还是皇帝。

若从为国为民的角度，二者也都不是什么正面角色，党争本身就是祸乱朝纲的东西，小团伙凑一块很难商讨出什么大计，不过是利益相投的一帮互为利用罢了。虽然东林党喊着的是求真知怀天下，他们和阉党对国家都没什么实质性贡献。试想朝中大臣谋计的不是怎样好好工作，而是怎样勾心斗角打压对手，这官僚系统能有多高明呢？拥有这样官僚系统的国家又能有多昌盛呢？

晚明的党争一段，无论是哪一方，都像是暮秋飘零的黄叶，只不过东林党正面是示人，魏忠贤是着地，翻开其内一样是被虫蛀出的斑驳。

二十二、大明门外的努尔哈赤

好了，东林党和阉党的互掐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党争祸国的行径就此完结，只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乱咬，而是门外火烧眉毛的危急——辽东。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关注这位“老朋友”了，而他在大明的门外也一直没有闲着。

努尔哈赤在萨尔浒的完胜之后信心倍增，与明军交手数次让他更坚信了这支队伍的可征服性。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他慢慢不再满足于抢掠个把战利品，而是把目光完完全全地投向朱氏皇族光环下的领土，甚至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在大明内部的官僚场上斗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努尔哈赤则不遗余力地利用抢掠来的财物扩充着自己的实力，让前朝已经一团混乱的大明，辽东后院也战火纷飞。下面，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萨尔浒之后努尔哈赤都打了些怎样的仗。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开原战役，基本上还是萨尔浒原班人马出战，明军奋力抵抗，双方僵持之下，却因为开原城内出了奸细，打开城门，使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军队夺门而入，导致开原城失守。而据记载城内军民坚贞不屈，从垂髫小儿到耄耋老人都纷纷自缢殉国。我很纳闷这样一个重气节的地方怎么会出那么一枚奸细！果然是个别鼠粪可以坏一锅好汤。

与开原战役同一时期的还有铁岭战役。铁岭这个地方很是敏感，虽然现在说到它大家都会想到的应该是赵本山或者小沈阳，但在几百年前的当时，“大城市铁岭”是一个家族的宗根所在地，那便是赫赫有名的辽东将门李氏一族。李氏将军在大明史册中出镜率可不是一点半点，平女真有功的李成梁，三大征中所向披靡的李如松，还有其兄弟李如柏、李如梅、李如桢都是典型代表成员，一家战将几代人金戈烽火沙场征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一家保家卫国的战士，却在后金骚乱的辽东问题上有相当反面的表现，因为长期驻守辽东，李家难免和邻居努尔哈赤有着暧昧的和睦。在双方交锋时李氏将军总也不愿意积极抵抗，一定程度上助力了女真的壮大。而这一次铁岭战役，主将杨镐依然任用了李家的儿子李如桢，他觉得努尔哈赤打到李家的老窝了，你跟努尔哈赤关系再好他在你家门前放火你总不会坐视不理吧。但是杨镐错了。李如桢真就没有回老家救火！跟努尔哈赤殊死搏斗的只有驻扎在当地的队伍和民间游击组织，虽然一时抵抗了敌军进攻，但是最后还是被一个城内叫作丁碧的副将背叛开了城门，后金军涌入，进而屠城。这般惨剧发生了几天以后李如桢才装模作样晃悠来，铁岭早已失陷。

女真同年八月又歼灭叶赫部。至此，辽沈门户大开。

开铁失利让那批将领全部下课。辽东混乱的局势换上了新的经略熊廷弼。《明史》记载这个人名声不太好，因为他不太文明，经常粗鲁地骂人，一路看来明朝的故事，经验之一就是做人千万不能槽点过多，熊廷弼那么爱骂人自然有更多的人骂他。在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言官给骂下来了，换上了新的经略袁应泰。一番人事调动勉强完成，就迎来了努尔哈赤对辽沈新一轮的进攻。这一场战争是可怖而悲怆的，沈阳主将贺世贤奋勇抵抗，终不敌。连满清人都对他的忠坚表示了敬佩，最后明军全军覆没，却也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损失极大的努尔哈赤为了泄愤，在沈阳整整屠城三天，彻底血洗了这座“顽抗”的城市（残忍至极啊）。而攻克辽阳时，因为沈阳战役调取了大量驻兵，留下的士兵已经不多了，袁应泰、袁经略亲自上阵，激战难分胜负。让战争转折的依然是努尔哈赤情报技术学校的优秀学员，几名内奸在辽阳城内夜乱放火，趁机打开城门放入大敌。辽沈陷落。

看到这里各位是不是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每一场战役都有些许猥琐内奸参与，并且发挥了转折性的巨大作用。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努尔哈赤超前的情报系统了，若问奸细技术哪家强？首屈一指女真的努校长啊！那一句“女真不满万，满万则无敌”的传说倒是早就在近代碎成渣了。实力之外，后金靠着这种背后的阴暗手段也是巧取不少。

努尔哈赤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关系，莫过于和铁岭李氏一家，虽然李成梁弄死了他父祖好几辈，二人并不能说没有因此结缘，李家既然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李家盘根错节在辽东、在朝廷的势力成员怎么可能不给这货面子呢？后来除了李如松战死善终，李家兄弟也都因此牵连治罪。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论断李家叛国，种种迹象也表明他们关系非一般。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大明不是个相当重气节的时代吗？怎么还会有奸细存在？这样问有点天真了。事实上，越是这种看似忠贞的时代，败类越是显眼，别看朝廷里那些扯着嗓子喊仁义的士大夫，其实很多都是装腔作势的，你就看投降了满清的有多少就知道了，这些人吹牛扯淡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其实满脑子就是为了自己明哲保身，虽然拿着老朱家给的俸禄，却时刻准备“弃暗投明”，而且文臣武将都有，前线的更是，为了自保他们随时可能给自己换个东家。在努尔哈赤攻城的过程中就是这类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即使大部分军民都坚强不屈不惜以身殉国，但这种人不用多，只要在关键时刻，一两个足矣。足以帮后金作弊取胜。努尔哈赤的幕后英雄啊。

在节节败退的辽东战场，任是再淡定的统治者也淡定不了了，何况朱明王朝还是一个相当刚烈硬气的王朝。彼时的辽东已是一片残败，山海关外基本上都是后金的势力范围，一个曾经扬威西洋、远败倭寇的大国被逼到这个地步也是够了。大明那个残腐不堪的朝廷上，再次掀起热烈的讨论，一派主战的大臣（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官）怒喊着“此仇不报非君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继续反攻；一派则是比较冷静的官员，主张暂时退回关内，坚壁清野，他们是了解形势的，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太好打。怎么办呢？天启心里也很烦恼，他当然想收复辽东洗雪国耻！但是看之前的战况似乎毫无胜算，甚至连能督战的将领都没有，那些喊着死都要战的大都是走路都抖瑟的空想大战主义，窝里臣子打得不可开交，而后院努尔哈赤已经拆了围墙……

天启连做木头凳子的心情都没有了，他相当没有出息地拉着首辅叶向高的袖子哭了起来。如此愁云惨淡下，看似一切都要完蛋，但是所谓否极泰来是有一定道理的，黑暗中，竟然有一个身影慢慢走近——

他说他愿意赴任辽东！

天启抬起婆娑的泪眼，几乎不假思索地点头同意：

“袁崇焕！就你了！”

二十三、袁崇焕：撇去夸张，用史实还原

有人说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是百年难得的优良将领，最后却惨遭凌迟是千古奇冤；有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为了功名不惜牺牲军民，实为大明的叛徒；有人说他是东林党的余孽；有人说他是投笔从戎的豪杰……无论如何，袁崇焕这个名字与“争议”和“传奇”是分不开了，自明末至今，关于他的话题真是没有断过。袁崇焕的故事也在百家之口中百折千转。

今天看来，多数的票似乎都投给了“民族英雄”的正面形象，因为《明史》是向着他的，无数叹惋歌颂之辞为其昭雪哀悼。而也有一些观点坚持说袁崇焕是个叛徒，满清修的《明史》说服力好像是差了那么点，条条框框列举得也很理直气壮。阅读不同的观点时可能会或多或少受些影响。我记得在我初中时候，读了几篇类似“哭崇焕”这种的文字，立刻也唤起一丝悲怆矫情的共鸣，还为这个根本弄不清怎么回事的古人洋洋洒洒了一篇习作，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想起来都惭愧，其实那时的我只以为袁崇焕是明朝的一个将领，为大明抗清打了好多胜仗，却因为遭人陷害竟被千刀万剐，这昏庸的皇帝啊，可怜的袁大英雄！直到后来开始专学历史，认真去看史料去思考，才发现，历史的客观真相是很曲折的，袁崇焕远远不是单纯的“叛徒”“英雄”可以概括，借个别例子一言即蔽之的那应该说是文学艺术作品，要叫“历史”，严谨性就不足了。

因此，一直以来在百口众说下的袁崇焕，夸张成分实在太多。那么真实的袁崇焕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先尽量撇去夸张虚构的成分，用客观分析还原这个传奇。

明军在广宁战役后，算是被努尔哈赤悉数赶进了山海关。我们那有种的天启直接急哭了，因为此时举国上下只有满口空言的言官，没一个能坐镇前线的武将。袁崇焕就是在这个时候华丽登场的，时任邵武令（从七品文官）的他果敢地站出来，表示愿意赴任辽东以身报国。这对于一筹莫展的天启来说无异于上主的福音，破格提拔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秩六品）。刚上任的袁主事为感知遇之恩，马不停蹄便赶去了山海关实地考察。不久后回来了，考察心得是：“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这对于朝廷来说简直是太棒了，朝野上下谈辽色变，这小子不管是吹牛还是真有本事，敢说这话就是相当可贵的。因而朝廷立刻提拔他为兵部佥事，给了他一笔银子送去了关外。

一介书生，小小文官……有多少人是认定了袁大人是有去无回的啊。

但是袁大人是打算自己回来，而且把辽东也带回来的，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辽东的实际。请大家回忆下上次我们的内容，明廷在因为保守山海关还是扩击关外而争论。那些比较了解形势的军官大都同意留守山海关，当时主事的王在晋就持这个观点，他主张在距山海关很近的八里铺修筑一道“山海重关”，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家里木头门外面再加一道防盗门一样道理。但是他的属下袁崇焕不太同意，因为袁大人觉得山海关已是险要重地，根本不是什么“木头门”，这个防盗门加得相当没必要，而且关外的广阔领土就这般拱手相让，真真是极窝囊的。于是袁大人以此反对意见上书弹劾他的上司王在晋，他说，驻守之地不应该在八里铺，而是应该在二百里以外的宁远。结果，袁大人赢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大咖的支持。这个大咖叫孙承宗。

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在朝中地位是很高的，身为东林党人的他，在魏忠贤横扫天下的时候竟可以独善其身没被扳倒，可见天启对他的看重。此次孙承宗从内阁出面，调任辽东经略，还得到了天启御赐的尚方宝剑。他十分欣赏袁崇焕固守宁远的看法，所以一到辽东就开始着手修筑宁远城。宁远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环山环海，易守难攻，这里筑城只要不是豆腐渣工程，防个四五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事实证明，满清的军队直到进了北京城都没破了这道壁垒（他们是绕过去的）。然而在宁远城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孙大人有麻烦了。还是党争那摊子破事，因为他是向着东林党方向的，魏公公自然看他不顺眼，但是天启护着孙老师啊，魏公公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拿出一贯的党争策略：骂。要说晚明这言官是威力真不小，一波一波阉党党员轮番在说孙大人的坏话，而能帮孙老师骂回去的东林同志早就被魏公公铲得干净了，虽然天启没具体表示什么，但是受到多方排挤的孙承宗在此逼迫下，不得不提出了辞呈，告老还乡。走的时候，他表示很相信袁崇焕，但也有一分马蹄南去人北望的忧虑，从此这里就剩下袁大人了。因为新上来的辽东经略是阉党的高第大人，高大人不会打仗也不同意筑守高危的辽东，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想来辽东，但是迫于中央安排不得不赴任，他刚来就以“关外必不可守”为由，把孙承宗苦心安排好的宁远以内的据点能拔的拔掉，打包带走，夹着屁股撤回了山海关。

高第的撤退自然带动了宁远的骚乱，宁远城的驻军在人心惶惶之际，袁崇焕出现了，并且掷地有声地向着城内涣散的军民喊出了他那句著名的宣言：

“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乃一人，愿独卧孤城。”

这句话是很振奋人心的，我一定不会离开，哪怕只剩我一个人。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宁远城还有一万士兵驻守，这里注定孤独且危险，不仅因为高经略跑了，而且没有给他留援兵的打算，关键是，努尔哈赤要来了。那时候东北缺粮，努尔哈赤蠢蠢欲动，几次出动要来抢大明地盘上的物资，他们知道那家伙要来了。

讲到这里，这一段事实就列完了，下面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我个人持有的观点是，时值此，袁崇焕还真是一个一心想报国守土的有志青年，他固然有着作为书生文官的意气倔强，但是这倔强不是什么坏事。对袁崇焕持负面看法的观点是这样的——这种想法觉得重修八里铺退回山海关才是留得青山在的长远打算，而筑宁远城纯属袁崇焕和孙承宗急着要功名立业而劳民伤财的自私愚蠢。袁崇焕不过是一介书生，目光短浅，而孙承宗这只老狐狸知道他修宁远是扯淡之举，他告老还乡不是魏忠贤逼的，是因为努尔哈赤要来了，走为上计。并且后来的宁远大战也是袁崇焕为自己掩败为功的（这是后话，之后再说）。

一开始我还有点信了。后来越看越觉得扯，因为这说法甚至没法自圆其说。我不懂军事，不太清楚当时那个战况下，退山海关好还是驻宁远好，但是我知道山海关是北京最后的防线，而宁远袁崇焕修的关宁防线坚守到了大明灭亡的时候。另换言之，以明朝那种宁折不弯的主流态度，是很难接受退到家门口不抵抗的，这种隐忍做法倒是让我想起满清在甲午战争后把北洋水师都缩回威海卫的怂样，这对于大明是屈辱的，它选择了扩驻宁远才是正常。至于孙承宗和袁崇焕纯粹为了个人建功立业，这说法太狭隘了。要知道，当时全国也不过二十位总兵，在辽东挂掉的就有四分之三，危险至极，这两人要就寻思着功名利禄这点胸怀，是不可能到那鬼地方玩命的。且不说袁崇焕，单说孙承宗，贵为内阁大臣天子之师，若早已认定宁远之举是错误而在努尔哈赤来之前跑路，他犯得着远跑到辽东往那浑水里再搅一把吗？闲得去东北观光？至于袁崇焕，我认为他能说出“官此必死此”的话，就可以推翻了上文那种阴暗的推测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崇焕是抱着一颗保家卫国的心走上辽东这个危险重重的舞台，他把希望寄托在宁远，他愿意用生命守卫这片属于大明的土地。在天启名下无数只会喷口水的草包子中，袁崇焕显得更为可贵，而且更因为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有“官此必死此”的精神，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在说，但只有袁崇焕做到了的，这点我们必须敬佩他。

目前为止，袁崇焕充其量是个勇气非凡的修城工程师，还不足以称英雄或叛徒。下一章我们就要迎来他的成就与败笔了，之后的袁崇焕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呢？

二十四、袁崇焕的跌宕

“……（高第）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

——《明史·袁崇焕传》

前次我们讲到，孙承宗走了之后，袁崇焕依然在宁远城坚持驻守。但是因为新上任的辽东经略高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卷起铺盖卷缩回关内，因而出现了上面史料记载的景象。当时高第跑得太急，右屯十余万的粮食来不及撤都扔下不要了。

高第，你够任性。够意思。

努尔哈赤应该就是这么想的。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八旗军继续在土豪家的后院驰骋，一脚油门就开到了宁远，他觉得这次应该和铁岭、开原、沈阳一样，他们会杀得痛快而去，饱掠而去，当后金十余万大军兵临城下时，无疑是相当自信的，他们潦草地给宁远城送去一封抢劫通知，估计连负责的将领是谁都不在乎。

袁崇焕站在新修好的城上沉着地望着辽东最蛮野的骑兵，他是很认真地做了准备迎战的。什么准备呢？首先面对大明的老敌人，要学会吸取教训，记得前几次努尔哈赤的奸细大队了吗？袁大人为此成立了一支反奸队，严密主意城内动态，拒接降兵逃兵，且通告全城，叛逃宁远者，格杀勿论。其次是装备，此时和袁大人站在一起的是十门霸气十足的红衣大炮，这红衣大炮是占了咱们澳门的葡萄牙人带来的，应该是欧洲单子。宁远等待着几乎尚未开化的女真鞑虏的，便是此等进口大货，虽然在那个时候“进口”可能还是个贬义词，但这几门大炮造得真的算是业界良心，让努尔哈赤彻底领略了它们的魅力。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当后金的战车信心十足地冲向宁远城时，受到了像过年一般热情的迎接，红衣大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瞬间惊醒了他们得意的梦，彼时炮弹“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让人由衷地感叹再好的士兵也比不上现代化武器啊，两百多年之后的满清旗人面对闯进国门来的欧洲人使用的新式枪炮，是不是会产生和他们祖先一样的惊恐呢？

后金的先头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炮灰，但是这些女真士兵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不断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在女真士兵的尸体堆挤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有一部分人到达了城墙下，他们一开始选择了比较传统的办法，架起云梯往上攀爬，但是很快发现这招效率太低，虽然城下是大炮射程的盲区打不着，可头顶上有人死命往下拍板砖，好不容易攒下没让轰死的几个幸运儿也砸死了。于是他们改变了策略，用更传统的方式——挖墙脚。

是的，正月里的辽东，鼻涕吸溜慢点都能冻住的天气，这些亡命之徒竟徒手“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这太可怕了，再这么凿下去城墙就塌了！宁远城上的明军急中生智，推上了第二种新式武器，这个武器有个比红衣大炮更霸道的名字——万人敌！万人敌制作工艺很简单，就是用被子裹上火药点着了往凿墙角的人堆里招呼，但是敢叫这么嚣张的名字，说明效果不容小觑，寒风一吹估计就和美国大片里汽车爆炸时候“轰”那一下子差不多，所到之处火焰冲天，不烧死也吓死了。

后金被烧得相当惨时，其实袁崇焕也没舒服到哪里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都是喝血的，明军伤亡也很惨重，尤其是祖大寿将军薄弱的侧方，连万人敌都不够阻止疯狂的后金人了。直到晚上，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努尔哈赤感觉非常耻辱，他怎么能在一个小小的宁远输给一个不知名的守城官呢？于是不服，再战！

战到第二天，后金的哥们不想打了，面子诚可贵，性命价更高啊。也有说是因为努尔哈赤中弹了，到底中没中没有确切证据，我个人认为他很可能在此次受伤了，并且心灵受了更大的伤。总之这边的袁大人看见炮火中后金逐渐撤退了，虽然袁大人也撑不住了。但是他赢了。原因很简单，你觉得后金不打没有退路吗？袁崇焕不守就更没退路了。

退去的后金队伍带着憋屈，把可怕的戾气发泄到了不远处海上的觉华岛。因为天气严寒，海水冻住了，后金骑兵踏着厚厚的海冰到了岛上疯狂掠杀，当时“虞骑既至，逢人即碎……无一不颠越糜烂者”。觉华岛千数军民全部战死，他们无辜地承接了后金战败的怒火，死得十分悲惨。我从来不想偏见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后金他们这种屠杀习性让我总忍不住骂一句“畜生”（不好意思）。

虽然觉华的悲剧很沉痛，但宁远还是个空前的好消息，毕竟这是萨尔浒之后卑屈的大明第一次激动人心的胜利！尤其是在宁远大捷后不久，那个土莽头子努尔哈赤居然挂了，不知道是吃了炮子还是气的，他再也不能杀人了。袁崇焕一夜出名，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这是他第一次的战功，从当时到现在都非常惹眼。惹眼得争议不断。

反袁论自然是以觉华岛为据，其说认为，宁远非大捷，却大败：袁崇焕不撤回山海关是因为他想靠这战成名，而敢于冒这种玩命风险，则是他知道努尔哈赤此次来犯纯属是为了抢点东西，觉华岛有粮草，后金不会死磕宁远，他们去觉华岛吃饱就不会来咬宁远了。所以袁崇焕是牺牲了无数的士兵，以宁远掩败为功。

这种说法显然很想当然，就像历史是人商量出来的一样。几个问题反驳一下：袁崇焕主张坚守宁远可不是临时决定的事，他穿越的啊？努尔哈赤就是来抢点粮的，他至于带那么多军队？抢粮抢得被大炮炸豁了（自己都死这了）还坚持夜战？目的就是锁定觉华掠点物资还能“逢人即碎”，哪来那么大邪火啊？

所以呢，一码归一码，觉华岛不是袁崇焕的错，当时能顾了辽东这边守住就很不容易了。宁远大捷是一次成功，这无可厚非。垂头丧气的大明顿时又有信心了，甚至有人还幻想努尔哈赤的死会和丰臣秀吉的死一样，使后金混乱撤兵。这就想太多了。因为后金上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皇太极。

宁远大捷和皇太极可谓袁崇焕的一个转折，宁远让袁有了资本，更让他有了成长，最初死不动摇的誓言被这里严峻的局势变化了，他决定跟这个叫皇太极的新领导谈谈。诡异的是，由头居然是给努尔哈赤吊唁，更诡异的是这种兔死狐悲的桥段皇太极接受了，并且开始了和袁大人书信往来的笔友生活。他们密谈了点什么我一个字都不知道，不过我推测内容不会完全光明，二人前后书信来往达十余次，要只是单纯的对骂应该不会这么意犹未尽，如果两人也不是在私通情书的话那肯定是有利益商量。最最关键的一点是，虽然袁大人提前跟朝廷报备过，可大明这边去谈判的，算是袁崇焕的代表，而不是中央空降的官方代表，这话就说不清了，袁崇焕是要干什么呀？！

这时候的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就和万历抗日那会儿挺像，后金输了一次有点唬，袁崇焕呢，虽然险胜，但他无坚不摧的宁远城一次就被掏好几个大洞他更心虚，两者都忽悠着不敢动，想缓一缓。袁崇焕此举又是备受争议，他这时候是准备叛变了吗？是瞬间要胁迫中央议和卖国了吗？我认为不是，就像皇太极接受他的吊唁也不是打算放弃“大业”一样，他们都是想利用周旋恢复实力，再一决雌雄。我这么说的依据，就是袁崇焕谈判后的表现，他加紧速度把关宁防线修整加固，还在关内屯田积粮，为的是一旦大战有基础保障（怎么看也不像议和卖国的节奏吧？），而皇太极方面也在准备，阿敏带兵袭击了皮岛和朝鲜这两块明方在后金屁股上的威胁，为的是防止一旦大战开始腹背受敌。这里怀疑又来了，当时朝中也有很多言官在骂，为什么袁崇焕没有去援救皮岛朝鲜呢？你看，当时双方都在加紧备战，战争这东西，玩的就是心跳，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就来了，这最危险的时刻，以为还是万历大哥有钱敢任性的年代啊？虽然后方的思密达沦陷少了一个支点，但总比袁大人去打阿敏时皇太极到宁远强。袁崇焕是英明的，此时容不得马虎，因为大战在即，山雨欲来。

天启七年五月，努尔哈赤的丧服还没到他儿子就又开杀戒了，后金六万八旗军开向锦州。锦州守军很少，情况危急。守城的是老将赵率教，他紧张之后决定跟皇太极拖，拖到袁崇焕来救他。八旗军虽然人多，但锦州城炮轰箭射的一时也攻不下来，关键皇太极也不知道明方水有多深，他软硬兼施逼赵率教开门决战，老赵叽叽歪歪半天，中心句为“城可攻，不可说也。”

同时，满桂已经从前屯带着人赶往锦州了，在路上意外遇上了莽古尔泰的护粮队，双方二话不说一顿死掐，明方对这次PK的记述是“奴死甚众”，清方记述是“大战相当”，那估计就是大明赢了。看样子锦州这边没戏了，皇太极决定换个地方，他去了宁远。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在宁远城外，与后金见面的并不是红衣大炮和万人敌了，而是意气风发的大明军队，Yes，袁大人要玩单挑。皇太极有点高兴了，他觉得攻城我们攻不动你的大炮，打野战还怕你不成？！

碧血飞溅的战场，前将满桂、祖大寿等率众厮杀，毫无畏惧，这是八旗军从没见过的明军，如此英勇决绝，奋不顾身，这才是那个三大征的队伍啊。而暂时安全了的锦州也没闲着，赵率教带着人在皇太极屁股上给了一脚，又麻溜地跑回城里。后金发现自己被夹逼了很愤怒，再次去咬锦州，跟以前一样打不动。皇太极当时就是这样，宁远打不赢锦州都跑出来踹他，回头想打锦州人又缩回去了，他在关宁防线来回兜圈子就是进不去，八旗军在连续作战多日亦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狼狈撤退。

斯战，史称“宁锦大捷”。“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峰。”天启如是评价。

宁锦大捷是绝对没有争议的胜利，也是袁崇焕起伏的人生中高潮的一章，却也起笔了新的一章。随着聚光灯变亮，袁大人本质里的弱点要慢慢显出来了，人都有弱点，但袁大人的弱点给他积累下好多败笔，最终致命，哪怕他现在牛得刺眼。之后的各种转折估计会让大家震惊，史实一直都很复杂，人、事不是一下就可以定性的。

那“英雄”的他究竟败在哪里？袁督师被凌迟的结局是必然还是崇祯一时脑残呢？历史应该给袁崇焕怎样的评价？我们一起来总结看看！

二十五、凌迟袁崇焕：奇冤还是必然？

首先呢，我们知道，宁锦大捷之后，袁崇焕更出名了，这是比宁远的小胜意义更大的成功。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老人的话往往是对的，宁锦大捷给袁崇焕带来称赞，也带来了无数质疑，比如为什么阿敏去打朝鲜的时候宁远没有支援、锦州为什么驻兵不够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上次分析过，长远看袁崇焕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明朝这些言官嘛，高级喷手，骂你无须解释。

天启七年，跟孙承宗当初一样，刚刚立功的袁大人就被朝臣以“暮气难鼓”的理由挤对回了家。但袁大人并没有太沮丧，因为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现在的他是一个有战功资本的他了，这让他成熟也让他开始骄傲，即使被挤兑回家也坚信自己的能力，可是到了后来，这分骄傲却也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的败笔。

现实并没有让袁大人等太久，同年，天启皇帝就驾崩了，崇祯皇帝即位。崇祯面对天启给他留的烂摊子感到十分恶心，尤其是门口那个叫皇太极的威胁。辽东，依然是大明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所以当崇祯问起那边怎么办的时候，满朝文武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思念一个人，那个打破过后金不败神话的人，那个被赶回家现在还是个小平民的人。

然后，袁崇焕就接到了来自朝廷再次启用的聘书，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升迁了不少。但是，还没等袁大人上任，第二道聘书就又来了，这次官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我们常称他为袁督师，其实“督师”并不是个官职，而是代指总督管某地的意思，这里是让袁崇焕全权督管蓟辽军务，相当于皇帝之下最大的地方官。袁大人当时肯定很惊愕，见过升官的没见过这样升的，要知道之前他也就是个辽东巡抚，从二品，而突然升为总督级，加兵部尚书衔，看来崇祯这是急疯了。

为了让皇帝安点心，袁督师立刻走马上任，结果上班还不到三个月，就被皇帝喊去谈话了。那是崇祯元年的七月，皇帝先是慰劳袁大人的辛苦（上慰劳意），紧接着就询问辽东局势：“边关何日可定？”袁崇焕回答说：“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对，袁崇焕这一句“臣期五年”最终成为他一生悲剧的红线。

为什么呢？因为可怕的是他这句五年复辽的牛皮实在是吹大发了，更可怕的是崇祯那个急猴子居然信了！手足无措的崇祯只觉得袁崇焕就是大明的救命稻草，这种孤注一掷是很危险的，如果他突然意识到救命稻草并不是木船的时候，他会猛生出一种绝望然后把稻草撕碎。但袁崇焕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倒是很清楚他在吹牛，当有人问他何以五年定边时，袁大人气定神闲地说：“上期望甚，故以五年聊慰圣心耳。”就是说不过安慰他一下罢了。那人吓坏了，难道袁崇焕已然牛叉到如此地步，敢“欺君罔上”了？这可是大罪啊！经人一提醒，袁大人的梦醒了一半，这牛皮吹这么大，到时候没法收场就麻烦了。于是他又去旁敲侧击地表示五年的目标有点过了，比如钱粮啊武器啊就跟不上。崇祯显然没听出来袁大人的潜台词，他只道凡是“救命稻草”提的要求一定要满足，当下便命令六部，袁大人的担心要尽全力解决。话都说这份上了，袁崇焕没词了，他只好带着他夸下的海口磕头谢恩，到离开也没有让皇上知道他一开始就是在扯淡，一是因为不敢，二是因为不愿。

袁崇焕不愿坦白他是在吹牛，因为这是个面子的问题，是自尊的问题。袁崇焕出身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说白了就是科举上来的文官，书生一枚。自古以来书生文人就没有不好面子的，袁崇焕不幸还是个自尊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打赢了无敌战团八旗军，升了位极人臣的兵部尚书，大明上下都视他为救世之神，神怎么可以犯错呢？于是他宁可冒着跟皇帝违约的危险，也不愿出尔反尔认怂。况且，我甚至怀疑，袁崇焕是暗抱着“我五年真能复辽”的决心的。当时朝野上下口耳相传袁大人的神话战绩，万人敬仰，这个爱面子的文人肯定也有些头脑发热、得意忘形。不过呢，袁大人自己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书生，他对于“督师蓟辽乃文官出身”讳莫如深，因为明代虽是文制于武，但拜一直以来的言官所赐，文人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基本是代表了“迂腐、不解边事”，只会瞎嚷嚷的意思。袁大人此时列位高官，又是将领之名，他最不愿意别人说他就是个耍笔杆的不懂打仗，如果有人敢犯忌，袁大将一定会干死他，哪怕是总兵也一样。

这个被袁督师黑上的总兵叫毛文龙，此人不得不说也是个传奇。早年供职于李成梁帐下，后来辽东陷落，他带着两百人奇袭后金镇江守兵，收复辽东半岛数百里领土，并在海上一个叫皮岛的小岛上开始了遗世独立的生活。为了嘉奖他，朝廷赐其将军印，加总兵衔（虽然只是管几座小岛）。之所以给毛文龙这么大荣耀，是因为他的作用是很大的，皮岛北岸与后金界仅隔八十里，当辽东正面战场紧张的时候，毛总兵就可以带着他的海岛奇兵在后金屁股上时不时来一脚。再者此人作战猛悍，连孙承宗都赞叹：“鸭江醅发，鹿岛苹开，谁是元功”。

既然都是为朱家打工的，毛总怎么就被袁督师黑上了呢？归根结底就是没文化真可怕。毛文龙属于野战出道，长年带着一队“星期五”在荒岛求生存，什么人事关系、人际交往基本不懂，也不屑于懂，史书多评价他“渐骄恣，上事多浮夸”，就是相当目中无人，还总虚报战功，而因为岛上实在太穷，毛总时常多要几倍军饷，并利用地方资源倒卖点人参啥的，引得朝中大臣对其颇有微词。不过毛总不惧这些，他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只会说嘴的文臣，也不在乎被告黑状，他觉得能管得了他的只有皇帝，别人都边去——包括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

袁大人看他不爽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官小奈何不了他，现在辽东属袁督师第一，毛文龙再扑腾也是个二等角色。让袁崇焕讨厌他具体有这么几点：一是毛文龙总是冒报战功，他除了头几年骚扰过后金几票后来就鲜有动态，如此便常常会抢袁大人的风头，给袁大人“哪都有你”的反感。比如努尔哈赤死的时候，他插了一本说，是他在后方放枪让努尔哈赤更惊恐急死的，白白分了袁大人的荣誉；二是毛文龙多年自由在外，不服管束，有这么一个刺头，袁督师的辽东队伍会不好带的；三是最重要的，毛文龙一介武夫，在碧血横飞的战场是很看不上科举出身的袁崇焕的，这就戳了死穴了，当毛还嚣张地倒人参的时候，袁大人已默默在心里记住他了。早在袁大人去辽东时，首辅钱龙锡就问过，如果毛文龙不听你的怎么办，袁大人冷静地答：“可用即用，不可用即杀之。”

崇祯二年，袁大人就感觉到毛文龙“不可用”了，他带着一群人直接到了毛的辖区。毛文龙表现还是挺客气的，备下好多好吃的接待袁长官。袁长官起初也很和气，亲切地问起毛的老家杭州，并贴心地告诉他，那里养老条件相当不错。毛总兵听出来这是让他滚蛋的意思啊，只好隐忍地说了一句“但是我得在这里牵制后金”。这就完全逆着袁督师来了，还有得活吗？一天后，袁崇焕借着犒赏岛兵的名义又喊来毛文龙，毛文龙还没开口，说时迟那时快，袁崇焕突然下令将毛文龙的官服扒掉，请出来尚方宝剑，面对着京城的方向，开始历数毛文龙十二大罪状，罪罪……都很牵强，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要他死。砍死毛之前，袁崇焕喊出了那句足以暴露他弱点的话：“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首！若臣五年不能平奴，求陛下亦以诛毛文龙者诛臣。”

然后理直气壮地把毛文龙杀了。

陛下什么反应呢？史料载“上喜”，而实际上“上”一点都不喜，崇祯只是此时要用袁崇焕，装出高兴忍了罢了。当他觉得袁崇焕的诺言实现不了的时候，便毫不犹豫按照袁自己的要求“诛之”。袁崇焕杀毛之举，是他人生中的大错，毛文龙纵使骄横狂妄了点，贪污了点，却绝对罪不至死，而且他在皮岛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他在后方蹲着，皇太极就不敢随意出门。毛文龙一死，八旗军就敢撒着欢在辽东蹦跶。袁崇焕杀毛，纯是为了狭隘的自私，他看似霸道的一句“本部院却是个将首”，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软弱。此时的袁崇焕身处高位，比以前更警觉更虚荣，他说了很多吹牛的大话，都是在掩饰内心的不足。他靠嚣张的行为，表示自己的强大，但这种不计后果的做法也断送了他的一切。

当然也有说法是，袁崇焕是和皇太极密谋过，因为五年复辽的大话吹得太大，只好寻求与皇太极议和拖沓，而皇太极开出的条件就是，杀了后金多年的困扰——毛文龙。正好袁督师也看毛不顺眼，故此举是在向皇太极“践约”。这种说法，不是彻底没有可能，因为袁崇焕杀毛实在有点突兀。但是正史里面几乎找不到证据，仅靠推测，我不敢下定论，大家则可以保有看法。我唯一怀疑的地方是，既然是约定，皇太极许给袁崇焕什么了？皇太极之后的做法实在不像是实现诺言——

崇祯二年十月，没有了毛文龙的威胁，皇太极大爷无所顾忌地带着一家老小十万之众开启了复仇模式。袁崇焕的关宁防线不是打不过吗，没关系，我们绕着走还不行吗？就这样，后金军绕过了长城关隘，一路顺风地直接到了遵化，那是帝都门口啊！崇祯估计当时就想剐了袁崇焕了，告我五年灭了皇太极，结果他们都到我鼻子底下跑马了！但是崇祯只是想了想，他和袁杀毛文龙时一样，又忍了，所以当袁崇焕带着援兵从宁远赶回来时，受到了崇祯和蔼的安慰：“有你在，我放心。”此时袁督师绝对是属熊的，他书生的敏锐心眼去哪里了呢，一点也没感到崇祯根本就不放心吗？

这就要说说袁督师一路是怎么过来的了。其实在蓟州就追上后金可以打了，袁大人愣是动都没动，就这样一路护送着后金军畅通无阻地逼向京城，满城上下大概把袁家祖宗都问候遍了，几乎认定袁英雄是叛徒。就这样崇祯都能耐住，可见这个皇帝腹内春秋不简。那么袁崇焕为什么不打呢？他是叛徒吗？我认为不是，他不打的原因很简单，不敢打。跟八旗军玩野战胜算很小，他打算沿用一贯的“凭坚城用大炮”之法，打得皇太极自己跑掉，而离着那儿最近的坚城就只有北京城了——于是他撒一路丫子开到了北京城下。

但是这袁督师真是秀逗了，也太狂了，崇祯几句安抚就让他以为首都还是他的宁远，他可以想怎么用兵就怎么用兵，想在哪里轰人就在哪里轰人吗？他只顾着忙活自己的袁氏兵法，却忽略了皇帝可不想让他不受约束地实验。

你当紫禁城是你家炕头啊？！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明军的全力抗击下，皇太极又被大炮轰走了，正如袁崇焕所计划。督师很得意，北京保卫战又赢了一把，所以崇祯又喊他去平台召对的时候，他应该是挺高兴的。但是，出乎意料，打赢了仗的崇祯却是一脸黑气地问：“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这足以看出，崇祯当时一点也不“喜”，他只是在忍；第二问：“后金怎么能打到京城？”因此刚才的“我放心”也是在忍着；第三问：“满桂为什么受伤？”是不是你故意指使的。看到了吧，崇祯完美继承了朱家腹黑高智商的特质，袁崇焕之前所有的行为他都不满，只有袁大人自己不知道皇上这不是无条件信任而是有条件忍耐，当用完他赶走后金，这些积压的不满便瞬间爆发。袁崇焕也无言以对，杀毛是他嚣张矫诏，京城是他疏忽自负，满桂跟他又有过节，他没法解释。而崇祯也没给他机会解释，他已认定袁崇焕是个敢欺君罔上的骗子，绝望愤怒的他只想把“救命稻草”扯碎。袁大人被直接扔进了大牢。这件事，史称“己巳之变”。

这一路上，袁大人都是自己在给自己挖坑，说到底就是他最敏感的那里——书生见识。他为自己的成功欣喜，喜得不知道姓甚名谁了，崇祯又猛给他扣高帽，他就和明朝其他文人一样，大胆胡扯，他渴望这种狂妄，却知道现实残酷，于是他的自负中其实包裹了自卑，为了掩饰内心便用力裹得更厚。但他忘了，滚得太大领导会看着碍眼。

袁崇焕被认为是叛徒被杀吗？不。满清编的反间计太侮辱崇祯的智商。崇祯知道袁崇焕没有叛国，哪怕他动过议和的小心眼。但是从他矫诏杀毛文龙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你可以吹牛，但不可以不听话，当他理直气壮地要驻军京城下的时候，就到了鬼门关口。就算你是军事布局，敢让敌军到了首都门口还忽视皇帝圣威，袁督师已必死无疑。

袁崇焕并不是梁启超推举的“民族之隆替者，千古未始有之”的大将，他只是在人才寥寥的明末唯一能战辽东，才显得尤为可贵，更是因为满清处心积虑的炒作，方传得神乎其神。不过他也不是叛徒，他真的是想报效祖国，只是因为本质的弱点和幼稚的行为断送了后路，无奈的悲剧，到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吧，若可以明白，他会不会泣下一分苍凉呢？

可历史不适合后悔，更容不下眼泪。

崇祯三年八月，曾驰骋辽东创下宁锦传奇的袁督师崇焕，以数罪被凌迟处死，身上的肉被一刀一刀片下，“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食时必骂。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你还记得吗？他曾说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他曾说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二十六、崇祯的十七岁那年

说到十七岁的男孩，大抵每个人想到的都是阳光下的单车、闪着汗珠的篮球和牛仔裤吧，也许还有一个梦里常出现的漂亮姑娘——

十七岁，真是人生最美的年龄。

每当我看到对面附中的学生扬着的年轻笑脸发出这样的感叹时，却总忍不住会想起他，那年，他也是十七岁，然而他是不可能拥有那样无忧无虑笑脸的，因为他有一个沉重的名字，叫作朱由检，还因为他的哥哥马上要驾崩了，他即将成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

当朱由检跪在天启弥留的病榻前时，他的哥哥伸出枯槁的手抓住他，说：“吾弟当为尧舜。”年仅十七岁的他无疑是相当紧张的，那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惊恐，没有君临天下的兴奋，他只是不知所措地趴在地上口称“臣死罪。”因为天启给他留下的“天下”这池水太深，也太浑了。这些年，朱由检都在他“信王”的封号下低调地生存着，外传信王“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首、不苟笑”，就像一个木头人，才勉强躲去纷乱危险的政治漩涡。而今，没有子嗣的天启驾崩，要他即位，实在是把他苦心经营的安稳日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朱由检的惶恐不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看不惯他。谁呢？那就是天启倚仗的“九千岁”大人——魏忠贤。魏公公在天启的默许下混得可谓风生水起，击败了东林党，整个人在朝堂上牛到不行，他也知道他自己有多嚣张，天启一死，新上来的他弟弟可不一定也能由着他翻天覆地，所以他打的主意是，秘不发丧，然后找一个他亲手扶植的傀儡上台，再宣布这就是法定继承人，至于朱由检，滚还是砍不一定。总之，小朱很危险。

这么一个定时炸弹，天启似乎没为兄弟考虑到，甚至谆谆叮嘱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忠贤宜委任”。委任你个大头，小朱肯定这么想，准备干掉我呀！不过还好，天启还说了一句话：“善视中宫（即皇后）。”

这句话看似无奇，不过是把妻子托兄弟照管，但是对于朱由检却至关重要。因为天启的皇后张氏和魏忠贤是死对头，她曾向天启暗喻魏忠贤是赵高，魏公公对此十分怀恨，所以天启临终对小朱的要求基本是个矛盾的命题。为防止魏忠贤从中捣鬼，天启一归西，张皇后就发布了遗诏，召英国公入宫听令，迎信王朱由检登基。这下，魏公公没辙了，他还没本事在这个节骨眼上狸猫换太子。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检在群臣的恭迎下迈进象征大明王朝最高统治的紫禁城，带着未知的恐惧，十七岁的稚气，当然，还有朱家祖传的智慧、腹黑。他没有忘记，入宫之际他的皇嫂张皇后在他耳边的告诫：“勿食宫中食。”他没有喝水也没有进食，有史料说朱由检入宫时是自带伙食的，将家里的大饼塞在袖子里，毕竟大内险象环生，也许一个不小心就成了魏公公的刀下鬼了。就这样，他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几个难以入眠的夜晚，终于熬到了二十四日，登基大典。

紫禁城的皇极殿，是大明举行盛大仪式的主殿，在这里，他的父祖登基、祭典、受贺，记录了朱明王朝一页页历史。此时也是在这个承载了无数岁月的老地方，朱由检接受了群臣朝拜，正式即位，年号崇祯。那个老地方记录的大明最后一个年号。这两个字将是大明甚至中华历史上一个难以磨灭的悲剧——当然，那时的他并不知道。

刚上台的崇祯皇帝只知道，不能掉以轻心，那个姓魏的死宦官还对他屁股下没热乎的龙椅有非分之意。事实上呢，魏忠贤还没有谋逆的出息，他只不过是想控制这个新皇帝，就像东林党当年折腾出“三案”一样，扶植一个信赖自己的保护伞，以便继续胡作非为。但是这个大字不识两个的太监大概从来都没意识到，他是且只是天启的一条狗，天启利用他对抗东林党的扩张，他能组织一支阉党紧密团结都是狐假虎威而已，一旦坐大，必死无疑。不久，还幻想着换取崇祯同样待遇的他开始行动了。

国丧刚结束的那天，崇祯收到了一份大礼，来自魏忠贤。礼物是四位绝色美女，个个都能轻易唤起男性最迫切、最原始的冲动。在魏公公看来，这份礼物对于青春勃勃的崇祯来说是致命的，看看他爷爷万历，就这个年纪一个冲动有了他老子，再看看他老子泰昌，连纵欲带嗑药三十天直接累死，按照遗传学原理和惯性思维，崇祯在这方面应该也免疫不到哪里去。结果和魏忠贤料想的一样，十七岁的崇祯同学爽快地接受了，然而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没有像他爹见了美女一样不管不顾地“一夜连幸七人”，而是将四个女子仔细搜身，结果在她们的裙带里各发现了一颗迷魂香，说白了就是迷情的春药。崇祯邪邪地一笑，把魏老大这些体贴之举通通扔了出去，那几个火辣美女他也目不斜视地赶走了。

卧槽！——魏公公大概惊得下巴都掉了，完了之后便是无尽的恐惧，他没想到崇祯居然能抵挡住美女的诱惑，更没想到崇祯搜出了他下的迷魂药却不动声色，这个少年对他是什么态度，他没底。于是魏公公换了一种办法，他开始让自己那些十孩儿五虎什么的阉党党羽为他写好话，辞藻华美极尽褒扬。当他拿着这些文字给皇帝看时，崇祯认真拜读了，读完后说：“呵呵。”这下魏公公彻底疯了，他不知道那些文人写了什么，有没有说服力，但他感觉得到崇祯的潜台词肯定不怎么阳光，这少年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就像悬在他脖子上的斧子，比直接砍下来更让人害怕。

九月，魏忠贤忍不住了，他开始抛出第一只探路标，以年老力衰为由向崇祯提出辞呈。崇祯自然是拒绝了。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却有着高度的冷静和心智，他不是要魏忠贤滚蛋，也不是要他听话，而是要阉党“子孙”都去死！现在时机显然还不成熟，魏忠贤权倾朝野，要扳倒他，崇祯需要用文火慢炖的方式，一点一点把他炖烂。

所以，魏公公接到的是皇帝诚恳的挽留。崇祯笑着跟他说，皇兄临终前说，要我重用您，您要是走了，我还真的应付不了啊！魏公公一听高兴了，自己人啊原来！他感动地走了，一直担心的撕逼大战终于没有发生。

但是魏忠贤毕竟是魏忠贤，他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没那么容易就完全放心，他很快抛出了第二只探路标，他的姘头，客氏。客氏也向崇祯提出了辞呈，说天启都走了，她留在宫里也没什么用了。结果，崇祯批了。这一举动让魏公公再次警觉，他的一支得力羽翼就这样被剪去，不得不让他怀疑崇祯是假好意的。但是崇祯很无辜地说，她一个奶妈，连她喂的孩子都给她熬死了，她还留在这干吗？理由很充分，魏公公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诡异，也相当精彩，魏公公开始试探，让阉党骨干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也提出辞呈，如果崇祯不是故意弄走客氏的，一定会留下王体乾。结果让魏公公很满意，崇祯驳回了王的退休申请。是我想多了，魏忠贤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不久后，又一个重磅炸弹下来，都御使杨所修突然上书弹劾了以崔呈秀为代表的几名阉党高官。多年以来，魏公公一手遮天，是没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跟他的爪牙对着干的，在这个时候杨所修如此上书，只可能是一个人指使的，崇祯。魏忠贤基本肯定了这位小皇帝肚子里的坏水了，而正当他准备下手整这小破孩时，崇祯却对杨所修的弹劾疏严肃批驳了一番，说他诋毁忠臣，居心不良，然后和颜悦色地对阉党高官说，没事没事，不怕不怕。魏公公又愣了，难道不是他预谋的？他看见崇祯年轻无害的笑脸，还是确信了这件事应该是个误会，天启的弟弟是不会反他的。

接着，崇祯一系列的举动让魏公公愈发放下警惕，他大规模封赏了阉党成员，还有魏忠贤全家上下，坏人弹冠相庆，认为崇祯是个好人。好人崇祯微笑地坐在暗处，看着魏忠贤疲惫地猜测他的心思，他却悠哉游哉跟这个人妖打着太极，我就是要玩死你拖死你，九千岁。

终于，日子到了十月。崇祯慢慢地从阴影里站起来，他要出手了。二十三日，工部主事陆澄源上书弹劾阉党高员崔呈秀及其领袖魏忠贤。崔大人自上任以来受到的弹劾不胜枚举，他只当这次和以前一样，所以装模作样地递了一份自我批评书兼辞职报告，他知道皇帝一定会拒绝，最多提点两句。

但是这次，崇祯批了。让无恶不作的崔呈秀滚蛋了。

这下阉党上下一片慌张，他们最牛逼的大咖突然滚蛋，是不是意味着要变天了？这群乌合之众在大难临头之时立刻显出了真实嘴脸，他们为求自保，开始互掐、内斗。崇祯满意地看着这般如火如荼的景象，却依然没动魏忠贤，他还是亲切地跟魏公公说，你是哥哥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魏忠贤在惊恐中好歹有了一丝安慰，他觉得崇祯还是没多大狠意的，崔呈秀滚蛋就当牺牲了一条狗，他是安全的就行了。于是他放任那帮儿孙内斗得死去活来，他觉得那只是他可以继续逍遥的“费用”。

他又错了。几天后，皇帝就又收到了兵部主事的奏疏，弹劾魏忠贤数条罪名；紧接着，刑部员外上书，斥骂魏忠贤祸国殃民。崇祯阴笑着，继续等。见皇帝没有反应，阉党的子孙终于嗅到了变天的味道，大批大批的奏疏送上来，纷纷为自己洗白，踩踏昔日的同志。真是墙倒众人推啊，崇祯耐着性子晃松了阉党牢固的根基，要的就是看到他们土崩瓦解的那一刹那。众叛亲离的魏公公彻底傻了，眼前这位十七岁的少年依旧那样温和地笑着，第一次，他在这笑容的背后感到了政治黑幕的阴冷，他低估了崇祯，也低估了他自己对皇帝权力的威胁，这个权倾朝野的老头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看这个龙椅上的少年了，他用那双饱经沧桑的手充满诚意和畏惧地递上了辞呈。之后只听到崇祯漠然的声音，滚。滚去凤阳看坟。

这个处分还算不错，魏忠贤带着他醒来的大梦蹒跚在最后的路上。到了阜城县的一个小旅馆时，他听到了一段小曲，就着冬日里凄寒的冷风，唱曲人的声音清晰得瘆人：

“……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

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魏忠贤听得毛骨悚然，他在旅馆四下疾走了一番，悲从中来，也许是猛然大彻大悟，也许是明白崇祯不可能就此放过他，这个一生传奇的老太监，终究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房梁上。

听曲这一段因为它巧合得太像艺术虚构了，所以真假还有争议，我们不去计较了，总之，魏公公是挂了，他的阉党余孽被铲除殆尽，当年被迫害的东林党人被重新任用，人们口耳相传着这年轻的皇帝大快人心的举措，似乎大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事实上呢？事实是，崇祯的行为并称不得高明，虽然他斗魏忠贤的过程很漂亮，但长远看，除掉阉党依然加速了他亡国的步伐。我们分析过，东林和阉党没有谁是谁非，他们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件事——党争分权。天启是在利用阉党打击过分膨胀的东林以保证集权，崇祯倒魏也不过是压下又过于旺盛的阉党寻求他的高度专制，在大明那个封建君主制鼎盛的时代，这并不稀奇。只不过他的倒阉计划不是拯救国家的良药，此时的大明，已成为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屋，每一根残破的椽木却也同时是支撑它的力量，无论是阉党还是魏忠贤，虽然不是什么好鸟，但彼时的存在却让整个乌七八糟的王朝达到一种诡异的平衡，崇祯灭掉阉党，让东林党再次辉煌，实质上没什么区别，就像把左手的刺球换到了右手。不久之后，他就为解决东林党的党争分权问题，又不得不启用内臣了。

眼前的形势一片混乱，大明，好像真的气数将近，日薄西山了啊。这一切令人束手无策的末代场景，都镶嵌在属于崇祯的新一页剧目中，这位站在舞台中央的导演，仰起年华尚浅的脸孔，要正式开始了。

那年，他十七岁。没有阳光和单车，只有一个临近崩溃的天下。

二十七、大明王朝的“世界末日”

我记得三年前，大约年末那个时候吧，被传闻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而2012那一年，全球居然也很配合地发生了许多人为的非人为的灾难，就像大难的前言，更让人开始怀疑是不是人类的日历真的会在此终结。我的同桌整天忧心忡忡地跟我商量造一艘诺亚方舟的大业，不过她的宏图构想很快被我们经济史教授戳破了：“要是现在这就算是世界末日的前兆，那早在明末人类就该毁灭了。”

的确，明末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灾害的高发期，从万历年开始，自然灾害的严重乃史上少有。据陈关龙先生的统计，明代农业自然灾害共有575次，而万历至崇祯朝就高达150次。万历朝一位官员冯琦曾经描述当时的情形，灾祸在西北地区先横行，人民不得不以吃土来果腹，河洛地区次之，人民开始吃候鸟的粪便，紧接着山东、湖北，乃至鱼米之乡的江南都连连遭灾，老弱病残的尸体填满了沟渠，身体稍微好点的也只能四处流离，却也不知该去向何处。如此可怕的景象，到崇祯朝达到顶峰。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列一个表，可以感受下崇祯在位短短十七年间，各种灾荒是多么频繁：

灾害 | 水灾 | 旱灾 | 蝗灾 | 地震 | 雹灾 | 瘟疫 | 风沙
次数 | 51 | 31 | 33 | 78 | 23 | 13 | 22

更恐怖的是，这些水灾、旱灾、蝗灾、瘟疫，往往一个地区发生某一种灾荒，连锁反应就会带动另几种反复出现，接踵而至，不给人喘歇的机会。比如，以陕西为例，陕西省的地方通志记载，崇祯元年八月起，全省遭霜雪灾，庄稼冻死大片，紧接着第二年，米脂大旱，榆林大旱，西安大旱。这样的冻旱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饥馑，人饿，其他生物也饿。七年秋，便是全省范围的蝗灾，漫天的蝗虫让本就已萧条死寂的西北大地更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而蝗虫刚平，冬月又遭地震，伤亡不计其数。尸横遍野，不及掩埋，于是瘟疫又起，彼时“草木俱尽，人相食”，死人压着死人，臭气熏天。

这还仅仅是陕西一地，当时全国四处是这般骇人的灾情，包括北直隶以及皇帝住的京师。我常听老人们说，再苦不过一九六零年，1960年也不过如此了吧。

这像不像“世界末日”呢？

显然，明末的老百姓不可能听过什么世界末日，他们只知道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为了躲避灾荒，找点吃的，大批大批幸存下来的饥民开始流窜到外地，甚至外省，这就又造成了明代著名的“流民”问题。大家想想，一大群饿得骨瘦如柴而且可能携带着不知名瘟疫的灾民到处晃悠，必然会成为社会严重不稳定因素。何况全国各地都在遭灾，逃到哪里似乎都不是个头。有读者肯定会问了，那政府呢？明朝的政府就不管吗？不是不管，是管不了。崇祯和他的百姓一样捉襟见肘，国库少得可怜的存款，大部分又都拍到辽东跟后金玩儿命去了，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呢。更何况，明末官僚体系腐败到极点，就算挤出来赈灾款，层层盘剥之后，也所剩无几了。如此看来，就算崇祯有心关爱他的子民，也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软弱黑暗的政府怎么还能存在下去呢？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想不通，尤其是那些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带着同一种的愤怒集结到一块，这庞大的队伍怀揣着同一个梦想——填饱肚子。其实自明中期起，就已经有吃不饱的流民凑在一块闹事了，但是因为规模有限，都没成什么气候。不过到了明后期，灾害和愤怒已普遍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刁民”闹事，而成为团体性的大型农民起义，并最终真正送给大明王朝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末日”。

背景介绍完毕，让我们再回到咱们的故事中吧。崇祯刚一执政，饥馁导致的民变最严重的地方便是上文举例提到的陕西，因为灾害频仍，流民量大，绿林好汉一声号召，便有成百上千的饿汉响应，几天便可聚成一支数量可观的起义队伍。像这样的队伍零零散散分布在黄土高坡的各个角落，他们各有各的名号，什么“神一魁”“一丈青”“虎王”（参看明代畅销小说《水浒传》）比比皆是，他们劫杀衙门，哄抢粮草，各种疯狂报复社会。一时间朝野震动，连远在地方的县官都听说了这里“流寇猖獗”，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武之望因无力镇压而畏罪自杀。陕西就像第二个辽东，谁都避之不及。

崇祯很生气，在他眼里流寇不过就是一群“刁民”，怎么说都是自家手底下的存在，怎么就治不了了呢？皇帝一发威，吏部不敢怠慢，赶紧找人填补三边总督的空缺，找谁呢？这个人叫杨鹤。

说杨鹤你可能不知道，不过他有个儿子，叫杨嗣昌。杨鹤怎么就被点到了呢？不是因为他多能干，而是因为这个人性子太耿硬，得罪了不少人，如今有这么个没人接的鬼差使，杨大人自然成了吏部首选。所以同志们哪，平时做人一定要小心，不然就是这般光景。杨鹤接到调令时有点懵，他倒不是不敢去，而是不知道怎么做，从万历年起他就是干文官，哪平过什么农民起义呢？不过崇祯对这个安排倒是很满意，事实上安排谁他都满意，这年头，皇帝最捉急是只要有人干就行，他对杨鹤安抚了一番，直接送去了黄土高原。

杨鹤大人果然没有辜负他文人的高贵出身，面对残破萧条的陕西大局，他依然不忘用儒家“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指导思想作为行事方针，提出“清慎自持，抚恤兵卒”的战略，即招抚流寇，顺其自然。这文人只道是流民也是大明赤子，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还是会从良的。他不知道，这些“赤子”早已成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亡命之徒，你不给他生活的保障，对全家都死光的灾民讲一大把忠孝仁义，无异于放屁。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杨鹤，他不招抚也没别的办法，当时崇祯二年，三边的军队都在袁崇焕那边跟皇太极死掐呢，想动武都没力量。招抚工作一开始还挺奏效的，陆陆续续有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来向政府投诚，领了抚恤粮纷纷解散。但是，不久之后，杨鹤就惊恐地发现，那些本已答应回归良民的流寇首领，在回去几天后又重新集结起队伍，跟朝廷对着干了，如此“背信弃义”之举在儒学夫子杨鹤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你看，不是我说文臣百无一用，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些流寇就是要吃饱肚子，你今天给他一袋米他走了，可明天吃完了他还得造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扬汤止沸。

杨鹤在陕西工作的失败令崇祯相当生气。这位年轻的皇帝再聪明也毕竟孩子心性，遇事先急躁，他从来都是不关心过程只在乎结果的，杨鹤给了他这么个结果，他直接将这个老官革了职，扔到了江西袁州。崇祯变脸像翻书一样快，只要是他感觉到风头不对了，哪怕曾经无条件信任，也会立刻翻脸。对袁崇焕是这样，杨鹤也是这样，还有后来很多人都是。

陕西，像一只不断折腾大明后方的手，因为那里灾荒太严重了。还记得上文讲的一个遭灾地方叫米脂吗？听说米脂出美女。

不过这时米脂更出名的不是美女，而是一位汉子。

一个位李自成的汉子。

二十八、李自成是怎样的一位汉子

这位汉子不寻常啊，首先他生的年代就实在是不怎么普通：

大家看，明末赶上了“世界末日”一般的灾荒，而年轻的崇祯皇帝，在被关外折腾得焦头烂额之际，又迎来了因饥荒走投无路而揭竿而起的流民大军。这灾荒闹得最严重的地方，莫过于陕西。陕西造反的流民大队已是遍地开花，愤怒饥饿的人民经常去县衙闹事。崇祯三年，就在陕西米脂这个地方，一大群饥民又集结起来冲进了政府大院，他们干了一件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干的很相似的事，就是攻占了县衙官署的监狱，把那里关押的囚犯都放出来了。这些被放出来的犯人，其中一个在明王朝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名字，就叫李自成，这厮是因为在土豪家的门口小便而被扔进号子的。

当然，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文明欠缺的小子将来会指挥着千军万马跟朝廷对着干，不过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振臂一呼。是的，就是一呼而已。不要觉得这个举动很普通，当处在人群中和周围的人一样枉然的时候，你敢不敢、会不会毅然站出来俨然一个首领告诉大家，听我的我有办法？能这样做的肯定不是平庸者，大部分人都是跟着疯子起哄，麻木随大众之流。因此，在一群无头苍蝇一般的饥民中像个灯塔似的招呼大家“起来啊起来”的李自成，便显得格外高大了。这一撮人，可以说是跟着李自成造反掀翻朱家老字号的鼻祖力量，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老话说的好，大树底下好乘凉，李自成这一行杂人单靠自己显然是太薄弱了。不久，他们就找到了可以抱大腿的“大树”——名号“不沾泥”的造反头子张存孟。不沾泥的反龄已有两年，是造反界的前辈。李自成个人认为在他帐下供职前途无量，他在这里做了一名小队长。不过，不沾泥将军很快就让李小队失望了，他在与平叛明军遇上时，很怂地投降了。李自成一看，这棵大树大是大，可是根基不牢，必须另找东家方是良策。他带着残余的小队一路逃窜，找到了另一棵大树，那就是时称“闯王”的高迎祥。

现在提起闯王，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李自成，其实这个名号最初是李的上司高迎祥的，他只是后来才继承了而已。当时，高迎祥实力还是比较非凡的，他带着一支庞大的流亡队伍，在陕西境内浩浩荡荡游窜，很惹眼，基本上属于造反行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存在自然会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大明的平叛军队开始一波一波问候闯王的老巢，说到底还是一群杂牌小寇的他们怎么可能抵得住国家正规军的打击！这些被逼得无处遁逃的流民只好决定放弃起家根据地，转战中原。

崇祯六年，天气非常寒冷，冷得黄河都彻彻底底冻住了，使这支造反的队伍得以踏着厚厚的河冰离开陕西，跨入河南地界。河南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个好地方，因为这里灾荒也很严重，更多吃不上饭的灾民加入到他们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流氓团伙中来，而当地的地方官，面对如此骇人的十几万大队，能、或者说敢做的便十分有限了，而且他们大都拥兵以求自保，避免惹祸上身。于是造反大队最初在中原大地上如鱼得水，像瘟疫一样自由肆虐。如此嚣张的行为，无疑是在崇祯皇帝血红的眼里又揉进一粒沙子，他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

崇祯七年初，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率领各路集结起的朝廷官军挥师南下，专门平叛。动荡细胞扩散太快，已经进入内脏部位，必须要靶向治疗了。事实证明，不管是高迎祥、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他们的造反理念就是有一天算一天，打我我就跑，不打我就闹，一旦碰上硬碰硬的战役，绝壁是一击就散的渣渣，就看朝廷击不击。统一指挥下的平叛官军所向披靡，那看似庞大唬人的造反军很快就被打得溜回了老家陕西，跑到汉中一个峡谷中时，李自成被官军追上了，走投无路的他和他的同志别无选择，他们投降了，留得青山在嘛，回头还是一条好汉。

陈奇瑜对于李自成放下屠刀投案自首的觉悟感到很是欣慰，这个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深谙“仁者爱人”的道理，加上李自成痛心疾首地表示造反非我愿，实在是饿得不得已，陈大人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些土匪的投降。我一直觉得陈奇瑜的做法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虽然后来剧情发展证明他此番放虎归山的举动真的很脑出水，但是，作为朝廷命官，或者说同为天下子民，相煎何太急啊，陈大人肯定是不愿意大肆屠杀这些可怜的农民，如果有一个权宜之计，必然会成为当下首选。

崇祯七年六月，造反一行接受招安，跟着陈奇瑜的官军从峡谷中出来，准备被遣返回原籍。刚出汉中，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昨天还痛哭流涕向大明表忠心的李自成突然率领他的人马砍死了来迎接招抚他们的官员，并顺手攻占了猝不及防的西安城。和杨鹤当年的感觉一样，陈奇瑜无法理解，说好的归顺呢！说好的一起玩耍呢！是的，李自成就是在逗你，肚子填不饱的时候你给我讲什么仁义礼智信，不管谁说的还不都是有几远死几远吗，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君子，我就是一介草莽！

草莽再次逃脱，崇祯真的生气了，他再也不愿顾及这些人是不是他的赤子。他派出了一个很硬的人出任兵部尚书，专力收拾民变，此人将会在之后的故事中有更高的出镜率，他的名字叫洪承畴。洪承畴硬，就硬在绝对不和闯王部众废话，敢造反直接大刀往上呼，呼得这帮流寇四下奔逃，从陕西逃到河南，接纳了一批新的饿死鬼后，又被赶到了皖北。那天正是正月十五，起义军给崇祯包了一个“大汤圆”：他们杀进了凤阳。凤阳是老祖朱元璋的老巢，还有朱家的老皇陵在，这些土匪们一点也不客气，直接刨了老朱家的祖坟，还把皇陵享殿烧了个精光。

崇祯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作为一位天子，居然能在自己统治的地方被刨了祖坟，这是多大的耻辱啊！他立刻派出了新的硬汉——孙传庭、卢象升。再加上洪承畴，这几位剿匪大将可谓是专家，他们像一条皮鞭，毫不留情地抽向在帝国版图上折腾的造反队伍。崇祯九年，高迎祥的队伍终于支持不住了，他的手下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抢口饭吃而已，现在被朝廷打得四分五裂，基本上没什么心情追求大业了,他们纷纷在明军的追击下投降了。到了崇祯九年，高迎祥被追得就差地遁了，终于在马召原这个地方，因为部下背叛引来明军，闯王非常悲惨地落网了。闯王被捕可不是像之前接受招安哪里来哪里去就行了，他带着人惊扰了皇帝几年的睡梦，更大逆不道地刨了朱家的祖坟，崇祯毫不犹豫地将他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高迎祥死了，他的队伍也七零八落，眼看着造反大业就要崩溃吗？有一个人当然不允许，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属于坚决不投降派，反正他投降估计也是被凌迟。他呼吁高迎祥的残部也不要放弃，我们不能扔下闯王的事业走人啊！剩下还苟延残喘的部队大约还有七万人，他们被李自成再一次的“振臂一呼”感动了，这些顽强的汉子立刻拥戴李自成为新一届的“闯王”，继续与朝廷作对闯天下。

余孽未尽，崇祯还是睡不踏实，于是，负责剿匪的官员杨嗣昌制订了一个“十面张网”的强力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闹腾最厉害的地方为正面战场，另外还有山西、四川等六个侧面战场，一共十面，力求围剿大成。在如此隆重的接待下，李自成的日子越发难挨了，他被明军挤得无处藏匿，终于在崇祯十一年时候，在陕西潼关受到了重创，洪承畴和孙传庭将他仅剩的人马逼到死角，大有不除不罢休的决心。在与大明优秀的将领和军队交锋后，李自成已全军覆没，他丢妻弃子，狼狈地与十几个铁杆逃进了陕西的商洛山中，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作十八骑入商洛山。

历史上的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位吃不饱肚子的小农将军，并不像评书里说的那般所向披靡，他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产物，要说江山易主的谋略，这位李闯王差得还远。他一直是这样打打躲躲，就像毛主席说的，不时地“暴动”而已。他之所以能掀了老朱家的字号，更多的原因是其他客观的影响，还有这个人好到诡异的运气。

二十九、如果你是洪承畴，你会怎么选择？

李自成暂时消停了，但并不代表崇祯就可以消停了，那些把李自成赶得嗷嗷直叫的将领们也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辽东又不太平了。皇太极趁大明在家里忙着打孩子之际，带着人天天挠人家后门。崇祯十一年，皇太极闹得崇祯受不了了，因为八旗军的铁蹄快要伸到京城脚下了。皇帝决定从平造反的成功将领中挑一个去东北平满洲人，这位被御笔钦点的将领，就是在平叛中战功显赫、曾经的五省军务总督、兵部尚书洪承畴。

当时，洪承畴被授予的官衔是蓟辽总督，这个词大家看着应该是面熟的，因为当年袁崇焕干的和这个类似，洪承畴的心应该跟袁崇焕也是类似的，他相信自己扫荡中原民变的魄力一样可以在辽东爆发骇人的光芒。

洪督师抵达之时，正是皇太极围攻了松锦防线之时。因为孙承宗和袁崇焕当初打造的这条铁壁长城太坚固，再加上大明王朝特产的大炮一路伺候，皇太极再攻锦州，十有八九会重演他曾经的噩梦。这次他学聪明了，准确来说是有人教他学聪明了，这些教他的人，是来自大明投降的汉将。他们深谙大明的软肋，也了解皇太极长处，他们告诉皇太极，要打持久战，留在锦州用长久的方式围困，这样虽然久攻不下，却也可以曲线取胜。于是，满洲人在锦州附近扎下了新根，不仅修城驻兵，还“圈地运动”原地种粮，打的就是心理消耗战。时任锦州守将的是著名的祖大寿将军，祖大寿看见皇太极在他脚底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连忙向朝廷打报告求援，朝廷就让刚来的洪承畴去救锦州之急。

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皇太极在锦州门口种地又能怎么样呢，让他种去呗，反正城池他一时半会肯定是打不下来，洪承畴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算跟皇太极慢慢耗，锦州他不可能围一辈子，看形势见机处理才是上策。不过中央可不这么想，崇祯这个孩子见不得他家门口有人造次，他宁可把眼珠子一下子抠出来也不愿意一粒沙子在眼睛里慢慢揉揉出去，他给锦州下了一封谕旨：“克期进兵。”意思就是你看着赶紧跟他们干吧！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为充分响应皇帝号召，还制订了一份详细的出兵计划给洪承畴参考。虽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崇祯显然没有这样的高觉悟，他不仅给了洪承畴不合适的最高指示，还给锦州派去了一个监军，即看着洪大人的监视器，逼他赶紧出兵进攻。

出还是不出呢？按照实际来，明军跟八旗军打野战赢的概率几乎是没有，这在万历时期已经有过惨痛教训了，更别说到了崇祯这会儿战斗力又下了好几个台阶，但是按照局势来，上上下下盯着洪承畴出兵的眼睛不下十双，如果不打就是抗旨不遵，他，别无选择。

崇祯十四年七月，轰轰烈烈的松锦大战拉开了帷幕，洪承畴带着十万大军跟皇太极玩命去了。在松山大战前，洪承畴曾这样鼓舞将士：“守亦死，不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悉力而为。”看得出，此时这位将军是抱了必死的决心上的。他也清楚，此番跟满洲人死磕胜算太小，只有孤注一掷才有可能出现奇迹。

另一方面，多尔衮将信息第一时间报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帅兵亲自督战。八月，八旗军将松山、杏山要道全部围堵，洪承畴陷入“瓮中捉鳖”的困境，一时间松山孤立无援，四面楚歌。而他手下的各路将士，临了思考的都是到底逃跑还是投降，军心涣散，局面濒临失控。首先逃了的总兵名字叫王朴，这个名字终将被历史唾弃，当大家都指责洪承畴叛降时，不妨先想想这个让明军彻底崩溃的始作俑者，因为紧接着其他总兵也跟着纷纷逃跑。

战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明军大败，将士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洪承畴光棍一般守着最后的城池防线，朝廷给他的指示是，坚持住！后援马上就到！其实哪里有后援呢？不过就是让洪督师能撑一会儿算一会儿自求多福罢了。洪承畴在城里撑了半年，想尽各种办法突围，却一次次失败，一向无所畏惧、叱咤风云的洪承畴此时真的是束手无策，原地等死而已，到底能等多久，听天由命。

结束的日子不远了，崇祯十五年，是洪承畴为大明死守的最后日子。他手下一名副将叛变了，将梯子偷偷放下城，将皇太极引进去，并把他的领导洪承畴献给了敌方。洪承畴的战败看起来真的十分儿戏，没有马革裹尸的悲壮，没有以死明志的忠烈，整个是被掳走了。

但是，大明内部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他们只有来自前线各种版本的传闻。有说洪承畴逃了的，有说他叛了的，不过最多的还是相信洪总督已经“殉节”了，有从辽东回来的报告有板有眼地说，洪大人临刑不惧，只求速死。崇祯听说洪承畴殉国了，十分悲痛，他亲笔批示：“承畴节烈弥笃……速与优旌，以慰幽忠。”并且高规格设置祭坛追缅，痛哭泪下。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洪承畴并没有殉节，而是被皇太极掳走，百般劝降。据说，洪大人最初是相当坚强的，但是这个人貌似是处女座有洁癖，衣服上掉了点灰尘都细细弹去。这个举动被一位汉人官员看在眼里，告诉皇太极，此人连衣服都舍不得脏，肯定百般惜命，果然，在皇太极亲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时，这位将军深叹“明主矣”，便乖乖投降了。有些乱七八糟的“秘史”还说大玉儿什么的参与了，这些艺术想象我就不评价了，大家最多看看就行了。

洪承畴的叛降，在历史上引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名，如果说袁崇焕还是位有争议的民族英雄，那么，洪承畴基本是个没什么争议的叛徒，不过他在崇祯死之前确实没为大明的覆灭踹过窝心脚，他是在后来清军处理南明的时候才出了力。但是皇太极要的也不是洪承畴帮他打什么实战，对于忠贞正气的大明，一个洪承畴这样标志性人物的叛变，对于其精神上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这就够了！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承畴），赞扬的是重节死去的史可法，讽刺的是贪生怕死的洪承畴。包括洪督师归顺了的大清政权，在乾隆皇帝时期编的《贰臣传》，也毫不留情地将这位投诚于他们的好朋友拉入了“不忠”的黑名单。

那么多人骂洪承畴，他不冤。不过我有时也会想，痛心疾首地骂洪承畴的人，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洪承畴为什么叛降？他不是天生的狗腿，他也是学程朱理学及第上来的。他之所以不给大明干了，第一，失望。大明中央武断地下错误命令，前线就要将错就错送死，崇祯这老板太不够意思。第二，绝望。明明是一致御敌，逃了的总兵多如牛毛，看着这溃不成军的队伍，洪总督很绝望。第三，前辈。不说别的，一个袁崇焕就够了，还有熊廷弼、杨鹤，前车之鉴实在是血腥，想想也醉了。综上所述，洪承畴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给大明卖命的必要了，他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多年宏观角度往往忽略的人性的要点。

但是，洪承畴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当时唯一手握攘外与安内两边战局的最高统帅，他引领着朱明王朝岌岌可危的黄昏最后的精神，他的身上有许多人倾注的许多感情，这一点，他的叛逃就足以引起代代的骂名。

我绝对不是想给叛徒洗白，只是希望，大家不妨也想想，如果你是洪承畴，你会怎么做呢？

三十、“八大王”张献忠

说了李自成，不提他“兄弟”张献忠好像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咱得讲讲这个大活宝。

张献忠这个人的存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整个晚明的故事，他就像一首难听的插曲。因为运气不错，在造反大军当中算是个坚持得挺久的头目，他跟李自成看起来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但是两个人也少不了在一根绳子上不遗余力地互掐。有人还把张献忠比作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知道这是哪门子扯上的比喻，除了二人都是造反起家外，基本上是难以同日而语的。张献忠的目光和见识，也就停留在打打闹闹上面了，我个人不太感冒这个造反头子，不仅因为他对于杀戮和血腥有难以抑制的热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个疯子。更是因为他这个人的人品和德行实在不怎么样。不过，这个人确实存在过，也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一定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最后，他是抱着联明抗清之心北上作战的，不得不说张献忠还是有着国家民族的意识，这一点比起洪承畴来，当然是令人钦佩的精神。所以，我最终决定还是写一点纪念一下吧。

张献忠和李自成是陕西老乡，这一点很正常，当时造反人士大都出自陕西，因为陕西闹灾荒闹得太厉害，人们吃不上饭当然要造反。张献忠最初在延绥镇做过小吏，因为杀人犯了法被捕，结果当时的主判官是个外貌协会的，还是个口味很重的外貌协会的，他觉得张献忠长得很有特色，就把他给放了。这一件事让我一直很诧异，原来长得奇怪还可以杀人不犯法！大明律到最后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水浒传》的相关内容，是不是感觉情节很眼熟？文学创作的背景是现实，看看明史再看当时的小说，体会会很深的。

那么，这个张献忠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可以杀人不犯法呢？史料记载，他“身长瘦而面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其为‘黄虎’”。就是说他这人瘦高，脸色很黄，还有很长的胡须，像老虎一样，大家都叫他“黄虎”。脸色黄应该是因为吃不饱饭或者肝有毛病，鉴于当时人都吃不饱，张献忠应该是黄比常人，而且他之后邪火极大，估计是肝火过旺的临床反应。我大概想象了一下，他长得瘦高长须，大概类似跳跳虎，感觉是挺奇特的。崇祯三年，张献忠走上了造反这条不归路，他首先投奔王嘉胤，表示响应其造反理念，之后自成一军，为自己命名“八大王”，带着一溜部众转战陕西、河南。因为此人勇敢力大，没辜负他那百年难遇的畸形外貌，很快拥有了上万的追随者，成为秦陕大地上赫赫有名的一支强大力量。

俗话说，“英雄识英雄”。共同奋斗在造反一线的各个力量当然也会有交流学习，张献忠和李自成就常有交集，那时候李自成还算是就职于高迎祥帐下，他们带着自己的队伍共同转战，共成大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去凤阳做了一次相当不厚道的“考古”工作——三人共同战入安徽，到凤阳把崇祯老祖宗的坟给刨了。刨了皇帝的祖坟，绝对不可原谅，当然会受到惩罚。崇祯九年，高迎祥被官军打垮，这位昔日的闯王也以千刀万剐的形式来为崇祯发泄祖坟被扰的耻辱。崇祯十年，李自成也被杨嗣昌的十面埋伏打得抱头鼠窜，带着几个弟兄逃进商洛山。而张献忠呢，他预料到自己跟大明正规军交锋会死得很惨了，所以提前认怂，选择了投降，接受招抚，这样他的日子算是过得最安宁。崇祯十一年，处于人生低谷的李自成来找他，张献忠乐呵呵地调侃道，李兄，不如随我降之，何苦仆仆奔走！然后，二人心照不宣地笑了，李自成知道，这货受抚就是临时退路，他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哪天东山再起。

三年后，张献忠缓过劲来了，带着旧部重新走上了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反叛之路，他最大的成就是在襄阳冲破了杨嗣昌当年围死李自成的十面大阵，最终把这个经验丰富的剿匪名臣逼得气死。不过，这一点成就并不代表他的起义之路就顺利了，相反，因为成功太显眼，朝廷派出专门接待他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张献忠等人就像蝗虫一样，见缝插针地席卷着中原大地，也是拜我们大明王朝奇葩的灾荒所赐，总有数不清的流寇队伍加入到新的作战行列中来。崇祯一朝亡于流寇，这话说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张献忠等人有着小强一样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令朝廷苦不堪言的噩梦。

当我们的八大王大人被官军打得四分五裂时，他开始准备借助外力了。此时是崇祯十四年，李自成也再度出山了，张献忠想办法要和李自成借兵，估计是仗着自己曾在他落魄时请他吃过饭。李自成显然没感觉到当年的饭吃得有多愉快，他冷冷地回绝了张献忠的要求，并且还想干掉他，收走他的势力。这对于火暴脾气的张献忠来说简直是耻辱，他积累实力，一举闯进李自成的地盘，占领了李觊觎已久的汉阳。自此，二人正式决裂，李自成以千金收购张献忠的脑袋，张献忠对于李自成也是恨得牙根痒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了北京，在北京称帝，张献忠相当不服气，他攻下了四川，在成都也宣布称帝。这个人称帝的含金量有多少呢？我给大家晒一篇张献忠下过的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尓不要往溪中，尔强要往溪中，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骡鸡巴通尔娘的鳖！钦此。”

很有说服力吧……我真的无力解释什么了。

发这么样的诏书的一个造反头子，在四川称帝后能干什么呢？据正史记载，他是在四川大肆杀人，将天府之国四处屠城，以泄他排不完的肝火，还有对李自成的不满。果然是个变态的疯子。不过现在也有很多比较可靠的证据表明，张献忠并没有在四川屠杀。至于有没有，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用怀疑的是，此人的见识实在还撑不起龙袍。到了1646年，清军入关，大明王朝最终没有抵抗过女真的铁蹄，八旗军还是踏上了中原的大地。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还没有“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的概念，清军入关无异于外族入侵。张献忠骨子里的气节也苏醒了，他开始带着他的造反大军跟八旗队伍死磕。结果不用想也知道，他们毕竟是杂牌的队伍，根本抗不过辽东的铁骑。十一月，张献忠被雅布兰毙于凤凰山，结束了他传奇而疯狂的一生。

随着农民军的肆虐，清军的压城，大明还有多久的寿命呢？还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苟延残喘的王朝做出牺牲呢？

三十一、大明末路上的悲壮英雄

的确是，崇祯一朝，似乎每一个迹象都在不遗余力地证明着这个时代即将“亡”的命运，每一件史实都像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许多人都看出来了，他们左顾右盼地寻找着自己的退路，准备随时撤离，比如那些朝廷上一面敛财一面乱喷的言官；也有许多人失望了，他们选择了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民族的气节，比如洪承畴。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用最后的余热固执地保卫着他们深深热爱的国家和誓死效忠的君主，他们像飞蛾扑火一般试图阻拦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最后只剩得一身污血、一脸尘埃。他们是大明末路上最悲壮的英雄，是那个政权下无力回天的赤子，虽然不可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最好铭记他们，那是一种精神和能量。

我要讲的这个人，不太出名，对历史不太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因为他着实没能掀起什么转折性的大波澜，不是袁崇焕那样有争议的将领，也不是洪承畴那样无争议的叛徒，他只是位悲壮的末路英雄，牺牲在抗清沙场上的一名总督——卢象升。

卢象升很年轻，是天启二年的进士，虽然是文官出身，却爱好习武，骑射功夫了得。正值明末各地战事吃紧，急需要上阵打仗的人才，因为农民起义军搞得陕西、湖北等地十分不太平，当地的地方官性格又都以懦弱胆小为主，时任大名三府兵备道的卢象升就因为行事果敢、治行卓异被皇帝看中，去治理闹乱最严重的郧阳。卢象升接到调令后，在一月之内便完成了交接大名政务、赶往郧阳、完成对接工作等一系列复杂的手续过程，速度之快让人叹服。

卢象升在战场上最初崭露头角是在崇祯八年，我们应该还记得，在那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闯到了凤阳崇祯的老祖坟所在地，刨了个倍儿爽后跑路。崇祯气得几乎吐血，立刻调集兵马剿匪，以报刨坟之仇，这被调集来的将领，一位是洪承畴，另一位就是卢象升。当时的兵部尚书要求洪承畴堵西北，卢象升管西南，合夹流寇，一举歼灭。卢象升接到命令的时候是很惶恐的，因为农民军的规模非常大，虽然作战水平不能和官军相比，但是气势和群众基础着实不能小觑。而他的搭档，洪承畴则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自感见识不及洪承畴的十分之一，才力精神更是不敢相比，这是去当“猪一样的队友”的节奏啊！不过，崇祯显露出了一贯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慈祥，鼓励了几句，还是赶鸭子上架了。

眼看没别的选择，卢象升便全神贯注准备起剿匪的大事来。高迎祥一行从华阴过朱阳关，进入了河南，张献忠为迎接他也赶往河南，双方胜利会师，直逼重镇洛阳。卢象升瞅准了这个机会，先带人到汝阳守卫，彼时高迎祥等部已是百里行军疲惫不堪，官军一举出击，阵仗涣散的农民军一打即散，随之退却，卢象升赢得了首胜。这场胜利并没有让明军松懈，卢象升很清楚，农民军力量极大，兵源极广，高迎祥的势力不是他和洪承畴一下就夹击得动的，他不断地鼓舞士气，在士兵中间不分你我，每每亲自上阵督战。崇祯九年，高迎祥出兵滁州，卢象升带人阻击，双方大战，战中农民军一些小首领被击毙，之后队伍就开始松散，卢象升乘胜追击，歼敌无数，据记载，当时河中都堆满了尸体，以致水流受阻。农民军溃散逃离，折向河南，然而卢大人早料到他们的逃亡路线，布好口袋阵迎敌，大胜农民军。这一仗，高迎祥损失惨重，精锐耗尽，也使得卢象升初有成就，与洪承畴并肩在剿灭流寇“安内”的大战上获得了成绩。

官军势如破竹，卢象升本在安内的大业上聚精会神地跟流民们死磕，却被最新的局势改变了命运。这个最新的局势就是，皇太极又来串门了。这几年清军相对来说是消停的，袁崇焕关宁防线的坚固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过这种安静肯定是暂时的，不提野心，就凭这些关外大爷贫瘠的物资，他们也得时不时来大明问候几声。崇祯九年，清军越过长城，直逼京师门下，崇祯皇帝这几年光顾着在家里打孩子，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一位难缠的穷邻居，他紧急戒严京城，然后把能调来的总兵都调来了。出了这等大事，中央什么反应呢？总不能皇帝一个人着急吧，中央的言官立即不负众望地骂了起来，首当其冲的便是兵部尚书张凤翼。不得不说这次言官骂得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张凤翼本来就是个软蛋，他在漫天的骂声当中哆哆嗦嗦上了抗清战场，和他一起上的是比他还要软蛋的宣大总督梁廷栋，这哥俩听见八旗军的名字就已经尿裤子，更别说杀敌了。就这样，短短几月内，顺义、永清到定兴接连失守。

崇祯桌子上的弹劾奏疏已经像乞丐的头皮屑一样，纷纷扬扬了。

这哥俩也知道自己的前途，看看袁崇焕、杨镐也够了，他们都服下了慢性毒药，选择了一种相对舒服的方法等待死亡。

这一件事让崇祯意识到了边境的重要性，他马上将剿匪有功的卢象升调到宣大总督的位置上。要说崇祯这孩子也真不容易啊，手底下绝大多数都是草包，能用的人恨不得拆开。这一无奈之举却也导致卢象升苦心经营的安内良好之势就此流产，中原战局就此更加恶化。所谓明亡于流寇的悲剧由此注定。

崇祯十一年，多尔衮率领清军联合蒙古再次南下。中央不得不再次戒严京师，召开大会。卢象升再一次表现了他果敢干脆的个性，直接甩出四个字：“臣意主战。”这使得局面尴尬起来，因为当时的辽东监军太监高起潜一力主和，崇祯虽然做梦都想拍死那帮鞑子，却也心里没底，听到卢象升有主战的意思，他还是很高兴的，于是送了卢大人很多物资鼓舞其上战杀敌。

十月，清军临近通州，卢象升集结兵力夜袭敌营，他的鼓励誓词也是一贯的干脆利落：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带喘，违令者斩！”

本是个很阳刚的计划，却被太监监军高起潜从中作梗，他很怀恨卢象升跟他唱反调，于是在夜袭的晚上暗暗调走了接应的指挥官，本来夜袭出战相当漂亮，却被太监鼓捣了一下满盘皆输。不了解情况的京师又传出了流言，大家纷纷猜测，夜袭突然失败是辽兵倒戈叛变。

卢象升大概气得要喷火了，这才是真正的猪一样的队友啊！我们看看大明最后的故事，就是因为卢象升这样的将领太少，而“猪”太多，猪的存在却是国家存亡的胜负手——多么讽刺！

不过事实无可争辩，卢象升败了，崇祯一怒之下将其革职，换上了内阁首辅刘宇亮。兵部尚书杨嗣昌出面反对，他说卢象升依然可用，不然一时兵将不识，更要坏事，不如要卢大人戴罪立功任用。崇祯勉强同意，却降了卢象升的衔，并且还是让他和猪一样的高起潜搭档。

卢象升当时肯定要绝望透了，但是君命难违，他只能孤注一掷上路。那是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卢象升抱着必死的心由涿州前往保定，调集各路将领出兵。接着，他忍着巨大的恶心亲手给高起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他也能不计前嫌派兵增援。但高起潜不仅不配合，反而慢慢退去，明显是表示，他不打算合作。卢象升长叹一声，走出营帐，他认真地整好衣冠，向紫禁城的方向缓缓拜谒，最后向皇帝敬了一个完整的大礼，然后回首向将士们和群众大喊，“你我同受国恩，不患生死，只愿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余战数十，今食尽力穷，死在旦夕，不劳父老矣！”动情处涕泪俱下，群众亦哭声震天，送别这支注定有去无还的大明子弟兵。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巨鹿县，卢象升带兵与清军做最后的鏖战，他们射光了最后一支箭，砍断了最后一把刀，卢大人身中多箭，身负重伤，依然在发出坚强的呐喊，直到他的喉咙发出最后一个音节，从他眷恋一生的马背上跌下，年仅三十九岁。

风雨飘摇的末世，有人说这时的历史总是英雄的历史，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少数人可以操纵时间的进程，恰恰相反，他们是那样悲怆地无法力挽狂澜，只是在结尾苍凉的背景下，这些个别人的身世才更加凸显出格格不入的烈艳。

卢象升战死那时，正是黄昏日落，残阳如血。

三十二、崇祯皇帝的朝廷

讲了好久的人物故事，这次终于要回到咱们大明王朝中心的男猪脚身上了，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惦记那位年轻皇帝朱由检了吗？从前面的故事中，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崇祯的日子着实不好过，层出不穷的流寇和日益壮大的皇太极，世界末日一般的灾荒和岌岌可危的政权，任何一个都是挑战崇祯精神底线的大刺激，我真的觉得这个小伙子整个人没有崩溃是个巨大的奇迹。面对全国令人惨不忍睹的局势，崇祯和他的大臣官员们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崇祯的朝廷和他的天下一样没有让大家失望，它相当对得起观众地呈现出了混乱到精彩的局面，将一个末世的萧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先说小朱面对的整个摊子。他爷爷万历费了毕生的精力把国家整个系统整垮，他的哥哥携手魏忠贤把剩下的部分继续毁掉，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堆废墟用最快的速度恢复成广厦良殿，当然，这期间还有无数不断给他捣乱的外力。看起来这孩子基本上是做不到了，他能做的就是尽力修补，延迟他的帝国灭亡的脚步。他很想，可惜的是，他没做到。他做的只是加速了这个时代的终结。

首先，崇祯表现出来的是非比寻常的焦急。他的焦急是可以理解的，内忧外患像大山一样沉重，白天看完一车一车报忧的奏折，晚上估计是夜夜辽东入梦来，而且别忘了，他也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搁今天都是未成年人，再是出自皇家的冷静，也无法拥有颠覆时间的老辣，他带着刚刚走出青春期的稚嫩，大脑里是和同龄少年一样的冲动火热，虽然他做梦都想把事情处理好，但是强烈的渴望只会让他的内心比原来更为焦虑，这种焦虑表现在朝堂之上，就变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武断。你们可以想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的味道。崇祯自扳倒魏忠贤后，收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五星好评。这位皇帝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试图更快更好地向天下证明自己还能干出更好的事。比如他任用袁崇焕的时候，急得诏书一封接一封往袁老师家快递，恨不得袁崇焕马上就能披挂上阵；再比如洪承畴保卫锦州的时候，他猴急地给下了一封进兵的诏书，让洪承畴别无选择，贸然进兵，结果松锦战败，洪承畴还叛国了。他还是太缺乏一位君王应有的冷静和成熟，遇到事情靠着自己的直觉和想象，一个冲动就下令，然后要求他的朝廷以超能量的速度做完，做不完就发脾气。

这样的焦急，给崇祯一朝的政治造成了比天启时期还乌烟瘴气的局面。在崇祯眼里，这帮大臣吃他给的俸禄就都应该是万能的，如果做不到万能，那就一定是无能，无能就应该挨罚。大臣们发现崇祯任用你的时候，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很高，但是让他觉得你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时，他会毫不犹豫将你摔得很惨很惨，所以大部分官员开始采取一种庸庸碌碌不加作为的策略，以求安宁。看着这些大臣日比一日的麻木，让急得跳脚的崇祯更加怒火中烧，他坚信这帮臣子都是傻子，于是比以前更为严苛地对待百官，如此恶性循环，崇祯剩下的便是焦虑到狂躁。

如此狂躁，导致的下一个性格缺陷就是多疑。《明史》评价他的一句话相当合适：“性多疑而任察”，多疑到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干掉魏忠贤之后，他的朝廷并没有就此安宁，东林党卷土重来，党争问题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依旧如火如荼上演。不久之后，也就是在崇祯二年，朱由检就因为不信任朝廷官员而重新启用宦官了，是的，就在他咬牙切齿地发誓整死这些死人妖后的第二年。他用宦官干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当眼线。因为他怀疑那些生理正常的官员背着他不好好干活，贪污军饷，于是他派出了太监监军，就是监督军队的事宜。崇祯二年末，他让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任九门提督，那正是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挥师救急的时候。之后，太监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任上。当年决心灭阉的是他，现在重新用阉的也是他，没什么矛盾，只是因为这位皇帝只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他太多疑。

在崇祯一朝，对与错就在他的一念之间，他对于内臣的再度信任，让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文官和太监的斗争，体现在对军务的干涉上面，这些太监多半没有文化，心理也比较扭曲，看看卢象升的死，就是典型的错误。

除此之外，因为地位的特殊，整个帝国都掌握在这位冲动的年轻人手中，崇祯胡思乱想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天下的遭殃，他想着想着，感觉文武百官都是贱人，这些贱人没一个可信的。到了这种变态程度，崇祯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挑几个不太贱的人，什么方式呢？官方叫法是“枚卜”，大白话叫抽签，皇帝神神叨叨拜天祭祖一番后，摸出来几个写着官员名字的条条，帝国高等公务员的挑选就算是完成了！不要觉得扯，有个很出名的文人钱谦益就曾被这样枚卜过（如果你没想起来他是谁的话，钱大人有位夫人叫柳如是）。然而因为党争，这个枚卜名单常常被操纵，所以整个过程比你想象的还要扯。扯淡的开始总会有一个更扯淡的结局，崇祯发现，他的官员还是那么不靠谱，于是他一遍一遍地让这些上任的大臣滚蛋。

这个皇帝，他多疑到在短短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把百官之首的内阁阁臣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五十次！后人调侃这叫“崇祯五十相”。宰相尚且如此，更别说六部了，他换眼底下的文武比换袜子还勤，如此流水一般的统治集团，怎么能高效呢？可悲的是崇祯一直没发现自己的问题，他到死都在气急败坏地怨怼他的朝廷，将一切责任推在“诸臣误我”上。

当时北京城有民谣讽刺温体仁就任的官僚队伍：“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简单粗暴的话背后却是真谛——这朝廷，已经是腐败不堪，毫无操守，形同妓馆了。

三十三、掠影·崇祯的后宫生活

嘿嘿，要提起后宫，大抵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甄嬛传》和《美人心计》吧。的确，影视文学作品中，“后宫”的出镜率越来越高，在这些故事里，后妃的勾心斗角，对权力地位的争夺倾轧，曲折的情节让人们越发对皇帝身后的私生活、对皇宫后面的神秘领域有着强烈的好奇。真正的历史当中，皇帝的后宫生活怎样呢？这期“大明的日落”，我们就先放下外面沉重复杂的忧患，一起来瞥一眼崇祯日常的个人生活。

要说后宫，就不能不提女人。明末几位皇帝这方面的生活一直都很糜乱，从嘉靖，沉溺于此，让满朝文武都看不下去了，连连劝他“养圣躬”（即注意身体）；到万历，十九岁一个冲动便引起了数十载的国本之争；再到泰昌达到顶峰，因为常常“夜，连幸七人”那样无解的传奇，使得他不到一个月就精尽人亡。按照这个遗传学原理和惯性定律，崇祯应该也难以逃脱这个叫作女人的诅咒。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从崇祯皇帝十七岁即位到三十四岁自杀，这人生最是激情四射的十几年，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小伙，后宫的生活却远没有他的长辈们那样丰富多彩，他认真秉承节俭制欲的理念，这种严格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他把精力都投在了治国理政上，执政水平怎么样抛开不说，这样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

崇祯皇帝的皇后周氏，平民出身，幼年因家庭贫寒，早早操持家务，属于早当家的懂事女子。天启年间，还是信王的朱由检挑选王妃，周氏因温良貌端也在参选之列，虽然她在众多女子中并不出众，但负责监管王妃选拔的懿安皇后独具慧眼，一下就挑中了周氏，不久便册为信王妃。由于魏忠贤当时势力庞大，政治漩涡黑暗，周氏陪着朱由检在信王府过了很久低调谨慎的生活，虽说贵为皇亲，她却和普通人家的媳妇没什么区别，在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害怕外人陷害，朱由检只吃周氏亲手做的食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后，终于，朱由检成功登基，周氏也顺利地晋升为周皇后。

成为了皇帝的朱由检下决心励精图治，第一就是要求后宫节俭朴素，而周皇后也非常支持老公的大业，不穿提花的衣服，不吃奢侈的食物，就和从前一样，自己动手纺织、浣衣，和农妇简直没什么区别。这个记载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崇祯年间缺钱得厉害，有时不得不对外出卖贡品赚外快，皇帝自己的内帑都拿出去贴补军费，宫里的日子也不宽松。如此贤良的好女人，崇祯当然倍加珍惜。帝后感情一直很好，在历史上都传为佳话。

当然了，夫妻俩偶尔也会有吵架的时候，闹别扭了怎么办呢？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两个人在交泰殿就争吵起来了，这周皇后不敢直接称天子之讳抱怨，便大呼“信王、信王”，一是不用负责骂着比较爽，二是在暗示夫妻多年开始的情分，你们还记得吗，在《甄嬛传》里面，那些老一辈的妃子总是喜欢提还在王府的时候怎样怎样，这是一种资本。当时崇祯气在头上，竟失手将周皇后推倒在地。皇后十分委屈，愤然绝食相抗。崇祯事后也是后悔不已，一看周皇后糟蹋自己的身体，立刻着急地亲自道歉探问，直到皇后开始吃东西。看吧看吧，哪怕是帝后之间，也有这样动人的细节，皇后娘娘一个傲娇，崇祯就服软了。唉，我想说，其实崇祯也是个好男人啊。

除皇后之外，崇祯最为宠爱的一个女人就是田贵妃。田贵妃美貌聪颖，体态婀娜，其母曾是民间的倡优，也就传授与她歌舞才艺之技，有诗称赞其才貌：“丰容盛鬋固无双，蹴鞠弹棋复第一”，搁在今天绝对是样样精通的全能女神。这样的一个尤物，难怪崇祯会喜爱。不过这位漂亮姑娘并不是那种与之标配的红颜祸水，一方面崇祯对于后宫生活自律慎严，周皇后的淑德也是极好的榜样，另一方面田贵妃也比较明理，在她娘家人仗着她的地位胡作非为时，她亲自告诫家人不可如此，否则自己只有自杀明志了。田贵妃和周皇后关系一直很融洽，皇后容人，贵妃恭谨，所以崇祯的前朝不管再怎么乌烟瘴气，后宫却一直风平浪静，家和万事兴。

这样相敬如宾的皇族生活，一直都是历朝历代向往的状态，崇祯一个亡国之君竟然践行得如此模范，实属罕见。这不仅要归功于这个年轻人的毅力，更要给他懂事的女人点赞。

然而，毕竟是亡国之运，毕竟是末世之年，崇祯的后宫注定不会有善终的结局。但如果你要以为她们仅仅因为一个“死”就是全部悲剧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她们做的要更令人震惊、哀婉以及钦佩，她们用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力量，给历史添了一笔浓浓的苍墨。

先说周皇后。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后，崇祯为保气节精神，坚决放弃南逃，只求以身殉国。他在自尽之前，命令家中眷属先行了断，他对着结发之妻周皇后哀恸地说，大势已去啊。周皇后痛哭着回应，臣妾侍奉陛下十八年，现在为社稷而死，死而无憾。二人相顾无言，潸然泪下。之后，周皇后从容地诀别儿女，然后接到了崇祯命其自尽的诏令，这位贤淑的皇后毫无畏惧地在坤宁宫悬梁自缢，依然带着凤仪天下的雍容气质，带着一国之母凌然殉国的决绝之心，带着她贵为坤极的责任和肩膀，那种壮烈，竟为须眉叹服！

除了皇后（田贵妃去世较早），其他宫人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有一位姓魏的宫女，看到后妃公主纷纷自尽，亦不愿受反贼玷污，纵身跃入御水河中了断。而随之效仿她自杀的人有上百个。

还有一位姓费的宫人，本来选择了投井，却被起义军士兵捞救上来。这些士兵看到费氏姿色出众，都想抢夺奸污她。危急时刻，费氏很机智地大喊：“我乃长公主！”众贼并不知道长公主什么样子，当下不敢进犯，将她送到了李自成面前。李自成拉过来几个投降的狗腿子辨认，认出她就是位小宫嫔，并不是公主。不过因为她貌美，李自成顺手就把她赏给了一名部校。而费氏却说“我好歹也是宫里出来的女子，将军要用礼节迎娶我才好。”这个部校看见她的美貌很高兴，就按礼置办了酒席正式相待。费氏趁部校酒醉之际，怀揣匕首将其毙命，她感慨着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抵杀一个贼子的将领，也算是对得起大明和皇上了！接着泰然地自刎而死。这位忠贞刚烈的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这是崇祯帝简朴而淑良的后宫，这是坚定而壮烈的后宫，不仅是涓涓细川般的悠悠女儿情，亦不乏巍巍高山般的铮铮男儿骨，末世苍白的血泪下，崇祯一朝的悲壮被他身后殿宇的主人们演绎得，比沙场更多了一份痛彻心扉的凄婉，纵然后人千般指责晚明数不尽的黑暗，在读到这段史料的时候，也难以不动容吧……史卷不过寥寥数页，却压缩了多么厚重的过往！

这是这个王朝浸透骨髓的襟怀气度。

风过，吹香。

三十四、李自成破京魇梦，崇祯帝身殉恨殇

讲了几次都是点滴的琐碎事，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关键部分呢？在那么多量变事件的积累基础上，质变终于要发生了！这个将引起质变的牵头人物，就是被我们“遗忘”了快一个月的闯王——李自成。

上回我们见到他的最后，正是他被平叛大军追打到走投无路，和十几个死党逃进了陕西商洛山，创造了“十八骑入商洛山”这一在曲艺作品中上镜率很高的事件。在深山老林的艰苦岁月里，这些死党表示，他们愿意为李自成的造反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主，而表达的具体方式就是，纷纷跑回家把自己的妻子杀掉了。

不过李自成对这样的脑残粉感到十分欣慰，他发誓有一天要和这些兄弟们东山再起。而值得高兴的是，皇太极又来叫门了，朝廷追杀农民军的队伍一时间都被派到辽东跟八旗军干架，这给了李自成喘息的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李自成歇过气来了，他带着身边的死忠弟兄出山，进入了河南。那段时间河南灾荒又厉害了很多，所以闯王这杆老字号大旗升起在中原大地上时，十余万灾民便热情地聚集在了他的身旁。而且最为关键的，这次来的有几位文化人，有李岩、宋献策等，这几位文化人为李自成的造反实践策划了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持——首先便是明确，这不是造反，是正义的抗争，其次便是根据当时大众迫切的需求，提出来“均田地，免粮税”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这几点有文化的措施一执行，档次看着就上来了，比起以前随打随跑的游击战就有效多了，再加上朝廷没精力多搭理他，李自成总算在河南立住了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真是没错。

力量壮大的李自成又开始四处征战，最大的一件就是在崇祯十四年，把洛阳给打下来了，洛阳当时住着的是福王朱常洵，也被李自成顺手就杀了。大家还记得他吗？万历想要立为储的儿子，他倒是体型很像万历，肥得像一头大象。崇祯看到胖叔叔被斩了，非常愤怒，但是他除了愤怒没别的办法，他手里仅有的精兵都去辽东跟皇太极死掐去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自成蚕食鲸吞他的帝国，从河南到湖广，从黄河到长江，等到崇祯意识到家贼要比皇太极还可怕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带着他的智囊团和起义军横扫了陕西、河南、湖广大片土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一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政权，年号大顺，他的军队也从流寇变成了“大顺军”。

同年二月，李自成过完了年，从从容容出河南、进山西，一路上遇到对国家万分怨恨的穷百姓，都在喊着那段我们依然熟悉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三月十七日，这支起义军就到达了北京城下，李自成给崇祯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受封听命，但是要保留军队。崇祯本来就是个硬骨头，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不平等条约！而且他早已发了急诏调关外大将吴三桂帅兵回京师救火，国家好歹还握有最后一张底牌，皇帝心里真正是在等待吴三桂率军来解救。况且，这座北京城这百年间已经接待过好多次北方蛮族的骑兵了，朱由检心存侥幸，这里也可以和以前一样接待一下这位陕西汉子。但是，崇祯错了，这位陕西汉子，成了他朱姓的京城接待的最后一位来客。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攻破了这座大明帝国的心脏——顺利到诡异！连李自成自己都不敢相信，按理说应该无坚不摧的首都城池，居然比个地主老财的院子还好进！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大明是真的没有像样的军队能跟大顺军抗衡了，那个崇祯翘首期盼的吴三桂到皇宫改姓的时候都没磨叽回来。这几年李自成在迅速壮大，而崇祯的朝廷从内到外在迅速腐化；第二，那年北京城闹了鼠疫，整座都城像个死气沉沉的鬼蜮，人心惶惶，无人抵抗；第三，大明的群众基础基本是没有了，它的黑暗腐朽让人早已绝望。于是，李自成带着他新的政权、新的官方军大摇大摆地进了北京城，像一条缓缓蠕动的蛔虫。

彼时，有一双眼睛在望着这条蛔虫的行径，犹如看着它啃噬着自己的五脏六腑。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大明天子——朱由检。崇祯皇帝并不是一直盯着李自成走进来无动于衷，在此之前没有人比他更着急、更发愁，他几乎每分钟都在召集群臣商量对策，然而临头一刻，只有庸庸草包还留在朝堂，能干的都因为崇祯这小子的疑心送进了狱堂，或者天堂。

斯刻，绝望的一国之君在龙椅上泪流满面，恨愤至极，当然，他并没有在反思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脑海里只是委屈地闪过了他执政十七年来自己宵衣旰食日理万机的辛苦，眼前却是一片亡国之恸，和一帮人云亦云的大臣，他终于喊出了内心藏纳了好久的怨愤：“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于地下？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意思就是，我辛辛苦苦治理国家，本来就不该亡国的，现在走到这个地步，都是你们这帮废物害的！但是骂得再狠又有什么用呢。已经没有人能力挽狂澜了，所有人都在盘算自己家的后路怎么办，只有崇祯，他从前有着天下最高贵的家，现在唯独他要没有家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亲眼看看到底外面怎么样，在他谁都不愿意相信了的时候。

然后，他就看到了那条蛔虫。一切都结束了。

崇祯镇定地回到乾清宫，开始处理善后事宜，我想他应该预料过这番画面，也思考过自己要做出什么选择。曾有许多大臣劝他放弃北京，迁都南方，毕竟北京不过就是个符号，陷落了也不会彻底改变什么，南迁，还有很大的机会，就连周皇后都隐晦地暗示过他，我家南方还有一处房子呢。但是，这位一根筋的年轻人相当倔强，他咬定了不会南迁的决心，因为他朱氏祖训里曾明确提出，君王当与社稷同生死，到最后一刻，朱由检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向他“君王死社稷”的结局。

在自己殉国前，他先要求家眷通通自尽，免得落入贼手尽遭侮辱，上一期我们讲了他的后宫妃嫔们铮烈的表现，就是那般决绝淡定。而皇室后代，皇子被换装送出宫外，算是为朱家留了一脉香火，女儿则一样要自尽了断。当崇祯走进已故周皇后的寝殿时，看到长女长平公主，这个少女正是花季，又贵为皇女，若被掠走定会受到难以想象的凌辱。崇祯长叹一声：汝奈何生于我家！便举剑向女儿刺去。常有人批驳崇祯此时多么残忍，我却觉得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其实没有人比他更心痛，没有人比他更苦，然而他此时肩上有比丈夫、父亲更重的责任，他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一位亡了国的君王，一位充满罪疚和绝望的败军之将。

当夜，春寒料峭的北京，怎一番凄凄惨惨戚戚！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年仅三十四岁的崇祯帝朱由检，背负着朱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尘埃，慢慢爬上皇宫后面的煤山。据说当时是午夜一点左右，万籁俱寂，陪在他身边的是司礼监太监王承恩，这位曾经响赫的宦官，而今也只是伴着他的主子殉国罢了。二人在山上的树上上吊自尽，走得安静而神秘，悄无声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与他的天下告别的，也没有人知道他想了几何，曾落泪否，只有一封衣上的遗书，风干了他最后的温度——

“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杀，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字字泣血，句句苍凉。孰忍责过耶？孰忍讽耶？

祖宗给他留下了江山如画，他却没有守住如画江山。他真的想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天下负责——哪怕依然是这种贯穿他一生的蠢得没用的方式——这是他骨子里埋藏的属于这个王朝的刚烈，这是他选择履行责任的权利！

一个勇敢得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一半魇泪，一段国殇。

三十五、陈圆圆：明末乱世的柔媚红线

纷扰乱世，常是铁马金戈，歌尽血泪。而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时光里，总是不乏那么一两张倾城的容颜，一个回眸就惊动了整个岁月。看看明末，敢让如此风云变幻的天下黯然失色的容颜，那必定该是陈圆圆了吧。自明亡清兴起，关于这位女子的风月传说不胜枚举，甚至连历史要说明末，不提她都觉得少了点什么。陈圆圆的一颦一笑为大明的日落图景勾勒出一条柔媚的红线，实际从未影响全局，却是每位看客不愿忽视的颜色。

王朝最后的形色就从这里展开。

陈圆圆原名叫陈沅，本是吴越（今江苏）地的女妓，因容貌绝色、才艺双全而名扬四方。我们常听的“秦淮八艳”中，就有她一席之位。这样出众的香艳，自然会引得无数英雄好汉竞相采撷，这其中的桃闻轶事，各路野史集本记载得五花八门，大家看个热闹就够了。我们这里只讲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那就是当时一位外戚，叫作田弘遇。他是田贵妃的家人，在乱世当中花重金买下了陈圆圆，并将其带回北京，藏在府中。然而，田弘遇不辞辛苦买下陈圆圆，并不是为了占为己有慢慢享受，他是有所打算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然天下大乱，人心惶惶，作为皇亲贵戚的他更是提心吊胆——

崇祯十七年三月，随着崇祯帝以身殉国，李自成的大顺军大队进了城，当时北京城内一片静寂，百姓们照样出门，在街道两旁冷眼旁观着那些骑着战马挎着刀剑的农民军人疾驰而过，他们对于改朝换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则显得十分忐忑，他们不知道李自成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几代积攒下的万贯家财会不会顷刻间荡然无存。而大顺军的反应，表示没有让他们白担心，这些凭着饿肚子起家的战士们突然闯进了这个国家的心脏，见了许多这辈子梦都梦不见的东西，他们疯狂了。

李自成和他的随从们是一样的，他也对这里的金山银山有着难以抑制的热情，于是进京之后的短短几天里，他默许了一件事：军纪暂息。这个举动意味着数十万疯狂的士兵开始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他们逼着富人把家里的钱财交出来，逼着千金闺秀给他们做小妾，普通女子有的被在胡同里轮奸，有的被掠走当婢女使唤，更可怕的是李自成认为他这么做是在替天行道，在北京的暴行并不与他之前掠袭河南、陕西有什么不同，他依然在用从前那种土匪进村耍流氓的方式对待这座帝国的首都，也根本没有体会到紫禁城这个符号背后有着怎样神圣特殊的含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的李闯王其实也没打算过在北京干点什么大事，他一心想的是这样一件事：“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可笑死了！原来这家伙一点也没进步过，哪怕他已坐在君临天下的高位之上，满脑子惦记的还是春运返乡的硬座票！这注定了李自成自流寇起家，彻头彻尾也只是个流寇，他坐得稳老婆孩子热炕头，却无论如何撑不起一个庞大的天下异常沉重的皇冠。他进入后的北京城，兵荒马乱，哭声震天，他的士兵到处搜罗值钱的东西，然而当时，皇家国库的钱，大都被崇祯砸到军队上了，连皇后穿的都是普通的素服，真正有底的，是那些龟缩在京城各个深宅大院里的贵族官员，以上文中的田弘遇为代表。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着急归着急，总得有处理的方法。田弘遇买下来陈圆圆，将她像一件礼物一样，送给当时唯一一个还有可能可以保护他们的人，掌宁远兵权的将帅吴三桂。

吴三桂看到陈圆圆时的反应，大家可以根据金庸的《鹿鼎记》随意脑补，估计是duang的一下……接着他就拍着胸脯和田老丈说，你把陈圆圆给我，我保证你的安全！

从此以后，陈圆圆就变成了吴三桂房中娇羞，二人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喜悦，吴三桂就被崇祯赶回了宁远。在辽东的日子里，他除了面对清军，就是给家里写信，要家人好好照顾陈圆圆，这么看来，吴三桂对待陈圆圆绝对不是普通的小妾，这个“桂圆”组合还是相当甜蜜的。

到了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崇祯连忙给吴三桂下了急诏，让他从宁远撤回来打北京保卫战，而诡异之处出现了，吴三桂这家伙并没有马不停蹄地往回奔，他甚至连袁崇焕当年且追且赶的诚意都没有，直到崇祯的尸体在歪脖树上都快干掉了，他也没回来。这丫的在想什么呢？有人说他已经归降了清军，有人说他是想拥兵自立，而通过他的一系列行为，我推测，他对崇祯的烂摊子有怀疑是肯定的，对清军也不敢贸然投靠，而新有的小心思就是，是不是可以寄希望于这个新的靠山——李自成，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家老小都在北京，包括陈圆圆。李自成方面呢？他对吴三桂这把兵权有着同样的忌惮，于是在占领北京后，他随即派出了降将唐通带着犒银北上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同意了。

但是就在吴三桂带着兵马直奔京城之际，不知发生了什么，他忽然转变了策略，调转马头回了山海关。这发生了的事，就被大众称为“冲冠一怒为红颜”。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这一段记载几乎都是，吴三桂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京残暴抢掠，连他们平西王府都没有放过，而他一心挂念的夫人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据为己有，这个手握关宁铁骑的汉子瞬间爆怒，大呼“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耳？！”便挥师退去，全歼了唐通的劝降部队，并且一怒之下与清军联手，放八旗军转而杀进其梦寐以求了数十载的山海关。

看到这里，古今之人都不免一阵唏嘘，吴三桂这铁血柔肠，或是陈圆圆这红颜祸水，时人有诗云：“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陈圆圆的故事，是相当感动的，彼时的我正沉浸在琼瑶奶奶的作品中无法自拔，完全相信和理解他为了她有这样的冲动。而今细细想来，哪怕是正史的笔墨痕迹（《明史》，你懂得），也不乏夸张渲染成分，仅仅将满清入关的责任推到一位女子身上，未免太扯。吴三桂的震怒，当然不仅仅因为一位妓女被占，更多是着力于他自己的前途，以及纲常伦理思维的束缚。

吴三桂之所以放弃投靠李自成，他听到了崇祯自杀的消息，更多的是这位流寇头子在北京的流氓行为，他向唐通提出的条件是，把朱家的太子给我，这么说吴三桂依然心存君臣的伦理观念，李自成那般目光短浅的一任部下烧杀抢掠也不能不说让吴三桂对这个“新主”大失所望，他看出的是李自成败絮其中的前途，萌生的是兴兵讨伐的打算。至于引清入关，吴三桂最初打的是借兵的旗号，而且作为祖大寿的外甥、洪承畴的学生、辽东一带的常客，这货亲满也绝对是有源可寻的。虽然他开始打着复明迎太子的意思，但是满清会乖乖出兵打了李自成再乖乖回关外吗？这吴大帅能不知道？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不久之后，吴三桂抢回了他日思夜想的夫人陈圆圆，后来就换了发型了。梳起了光滑的大辫子。

明亡，是从万历就埋下的伏笔；清兴，也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只是在回看往事的时候，加入了许多主观的想象，变成了大伙口耳相传的无边风月，陈圆圆就是这样的产物，什么故事少了女子总会少了点色彩。她始终沉默，却以一段绝美的风华串联了明末乱世风雷激荡的全程，无情冰冷的历史也因着这般伊人的闯入而略显动人，因着很多后人的猜测而线条柔和。在山河动荡之后，陈圆圆与吴三桂倒也着实情深相昵了数载。不过之后陈圆圆逐渐老去，吴三桂便再纳新妾，这位曾经被称为颜倾天下的女子并无心争宠，虽出身倡优实际性格恬静，她选择了离开王府，出家为尼——

法号，寂静。寂静寂静而已。要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奇，要什么且以深情共白首的承诺，到头来还不是寂静——寂寞一场，宁静一场。不过如此。

她是这样一番乱世的柔媚红线——

曾倾城倾国，宠辱跌宕，惊艳了一方岁月；

终洗尽铅华，去留无意，柔情过一段时光。

三十六、日落梦醒，明辉何寻 【大结局】

日出之前最冷，日落之时最疼。

从我初中时第一次走进历史学的课堂，老师就讲，学历史不要掺杂任何你个人的情绪，也不要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悔恨同情，更不要想着如果怎样怎样就会改变结局。历史，换个方式讲就是时间，没有人可以改变时间，历史需要人永恒的敬畏。

然而，我们在这里讲述大明的日落故事，讲着讲着我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些碎片一般的往事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感情，对于整个晚明时代，倾入了多到自己都觉得离谱的情绪，从万历，到泰昌，天启，崇祯，袁崇焕甚至魏忠贤，这一年以来，他们像熟人一样伴在我的身边。有一次我看到有读者说，作者一定是个明粉，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是愧疚，因为历史是不应该出现黑什么粉什么的，但是写到现在，我必须承认，这一个时代一路的起伏跌宕，一直到最后完整的薄暮西山，日落梦醒，我彻彻底底地为大明王朝的点滴悲壮动情了。很想问问——

有没有那么一个时代，会让你心疼……

对于明亡，有很多说法，比如明亡于神宗，明亡于党争，明亡于流寇，明亡于灾荒……实际上呢，每一个事件发生，都是有来源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无端地断定，是哪一个原因导致了最后的结果，它一定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当朱由检最后气急败坏而百思不得其解地喊出“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之时，倒也不能说文过饰非，因为他确实冤得厉害，这位十七岁就登临九五的年轻人，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在工作态度上再现了太祖朱元璋当年风范，日日焦劳、寝食难安，比起他万历爷爷几十年如一日的怠政，我们的崇祯宝宝简直是业界良心！然而朱家的天下却恰恰是在他的手上断送了，他背着亡国之君的重担，最后殉国的遗体用门板潦草地抬进一位妃子的陵墓掩埋。下葬当日，只有一位被俘的皇子和两位亲王在场送行，朝中遗臣没有一位前往扶柩，其悲凉冷清实为罕见。直到今天，我们去十三陵所看到的，依然是其他恢宏庄严的陵墓（以万历的定陵为最）间，崇祯的思陵异常简陋而荒凉地蜷曲着，像是呼应着他执政生涯的凄惨，在曲曲折折的十三陵中十分耐人寻味。

《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一句话：君王是历史的奴隶。在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的时代甚至凸显得更厉害，我们看了一路关于明亡清兴的故事，应该会体会得很深刻了吧——没有人能和时间作对。每个人看似都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历史舞台剧上被摆弄的傀儡，冥冥中受着既定进程的指挥在走，你所认为的翻江倒海、改天换日，在整个史事大背景下不过是往左拐一点、往右倾一下的动作，无碍大局。而作为明末，所谓“事事乃亡国之象”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那是从嘉靖开始的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把朱家这把沉甸甸的百年龙椅推到悬崖边上。临近王朝末日，这龙椅的重心已经悬在半空外，挨一下都会毫无悬念地翻下万丈深渊——而此时坐上去的，恰恰就是崇祯。

然而，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屁股底下是啥的。亡国嘛，从小我们就听这样的故事，夏桀、商纣、周幽，不是暴虐就是好色。而朱由检这样一个拒黄赌毒温良恭俭的“四有”青年，怎么会摊上这样悲曲的恶名呢？的确，所有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崇祯不该是亡国之君。但承认归承认，现实归现实，无论这个勤俭的君王怎样委屈邪火，现实都是残忍的——他是逃不过的，历史的奴隶。不知道这位年轻人怒气冲冲地骂大臣们不是玩意的时候，有没有在心里悄悄问候一下他那始作俑者的兄长父祖呢？毕竟这笔恶心不死人的烂摊子遗产，着实是他的祖辈荫蔽的绵长“福泽”。当然，也不少人说过，崇祯其实是掩盖在勤勉之下的无能，他多疑、武断、刚愎自用，然而纵使他缺点再多，最多可以说他只是位“守成”之君，轮不到亡国。同等条件下我们看看清王朝的乾隆皇帝，乾隆的缺点要是数一数绝对不比崇祯少，这货开始好大喜功、闭关锁国，负面影响难以估测，但是他却拥有了“康乾盛世”的赞誉，崇祯则背上了末代君主的包袱。原因很简单，乾隆的爷爷是康熙，崇祯的爷爷是万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骂祖宗吧。小朱到死都不肯南迁，最大的顾虑不就是他八辈先人的陵寝还坨在北京城郊吗？他爷爷用这个帝国的根基修了几十年的豪华版坟墓啊！

曾经有一位师兄跟我说，遇到问题，“尽人事、听天命”就好。刚刚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笑，因为这话听起来非常被动，如今看来，人事尽到何等地步似乎都免不了听天命啊！崇祯的最后，改朝换代的压力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我们不必在今天叹息什么如果怎样怎样就好了，一切都是偶然中的必然，如果只能是如果。来者可见，往不可追。

还是那句话，历史不适合后悔，更容不下眼泪。

无论当午明辉怎样耀亮，日落黄昏也终将到来。大明，大明！一个硬气铮铮的王朝起承转合了近三个百年后，还是在无数内忧外患中跌宕到了最后的一抹夕阳红。

这里再也唤不起洪武治盛，唤不起永乐的繁荣；唤不起天子守国门的传奇旧梦，也唤不起了君王死社稷的北京紫禁城。

人常说日出之前最冷，是不是日落的时候就最疼呢。

大概，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