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眷村

文：杨猛

我在绍兴南街遇见张忠良时，这位86岁的国民党老兵栖身于街边一张破旧的摇椅上，正沉默地面对雨中的台北。

他的身后，夹杂在信义路与仁爱路之间，一片密集低矮的平房社区，正是绍兴社区。它跟不足百米远的中正纪念堂形成强烈对比。

同行的台湾大学社会所研究生余宜家说：此地从前是一处眷村。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后，总计约60万大陆军人来到台湾，在湿热的亚热带岛屿开始新生活。眷村是为官兵及其家眷修建的居住区。

张忠良老家四川嘉定，对外一概称自己是乐山人，因为极少有人知道嘉定。齐邦媛的《巨流河》中，描述过抗战时流亡至嘉定的生活。张忠良则从家乡开始流亡。他16岁在田里干活时被抓了壮丁，辗转来到南京做炮兵。张忠良耳力不济，他说是做炮兵时被震聋的。接着又给我展示左大腿外侧一处陈年刀痕，说：“这是徐蚌会战的时候，让共产党用刺刀刺的。”

两处身体上的伤痕，远不及心理上的创伤来得大。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步行到广州，找到部队撤退台湾，退伍后栖身在这个叫绍兴南街的小巷，以一种飘零的心态度日至今。

像张忠良这样的外省移民，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条巨流河。他们修建并蜗居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眷村），时空斗转，眷村消失在台湾族群融合的进程之中。在台湾的都市更新计划之下，老兵最后的栖身之所现在又面临着新的迁移。

（1）

1948年，台北出现了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是为“联勤总部第四十四兵工厂”所盖的眷村。1949年，国民党成立“军眷管理处”，开始大量修建眷村安置60万国民党军民及家眷。

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均认为，眷村的兴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竹篱笆眷村（1945——1956）、新眷村运动（1957——1980）、旧制眷村改建（1980年迄今）、新制眷村改建（1997年迄今）。

全台886处眷村，主要分布在北区，北区眷村共有464处，占全台眷村总数的52.4%。眷村数目最多的县依次是台北市（175处）、台北县（91处）、桃园县（86处）。依照名字就可以分辨出军种，陆军的“陆光三村”，海军的“海光一村”，空军的“大鹏新村”“凌云五村”。

起初，许多眷村住民并没有长久居住的打算，反倒有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集体认知。因此除了少数接受日军遗留的房子之外，多数都是军民自建眷村，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因为建材简单，对眷村，有“竹篱笆”这一称谓。后来，宋美龄出面募款兴建的第二期眷村脱离了竹篱笆的形式，改以砖造平房为主。

眷村的过渡性与营建方式，已经注定早晚面临拆除改建的宿命。

编著有《台湾眷村小说选》的苏伟贞自幼成长于台南眷村。他如此形容原地重建的眷村：“一边是保留未拆的遗址废墟，一边是钢骨结构的新家，横亘中间的是‘复国路’，这真是最最反讽的人生图式了。记忆如叠床架屋如幻影人生，这里曾是建构安居存活的家空间，又是离散族群返乡的中介地，然久待之后，我们当然明白当初建村宗旨的‘复国’神话早已破碎。”

在我看来，眷村有点类似王朔笔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部队大院，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既有五湖四海战友式的人情味，又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军事化意味。

1949年后，外省人在台湾有100多万，占台湾人口的1/5。相当一部分外省人住在眷村这样的封闭环境中。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东北人，济济一堂。眷村成为异乡游子对各自大陆家乡的情感投射。

眷村，成为一种怀乡的符号。更大的影响几乎都来自文化意义：有太多优秀的眷村人活跃在台湾主流社会的各个层面。话剧导演赖声川说：台湾太多优秀的人都从眷村出来，我觉得这些人代表了台湾精神。所有不同省份的人聚在一起，外省和外省混，外省和本省混，混出我们台湾精彩的所在，也让台湾比其他华人世界更精彩。

这些年我在北京一些场合见过眷村二代、三代，其中不乏成功的艺人、作家、商人，他们很多回到大陆工作、居住、淘金，再次回到将父母冲走的那条巨流河。很多人喜欢以眷村人自居，他们也的确很优秀，特别是身上有大陆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谦恭有礼，展示了未中断的教化。这种味道在中国大陆几乎消磨殆尽。

然而从负面意义上讲，眷村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构筑了一个和台湾本地人完全隔离的社会空间，是威权年代台湾社会分化的符号。

（2）

眷村不可避免地凋零。台湾“国防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动老旧眷村的改建。第一次是在1980年，主要依据《国军老旧眷村重建试办期间作业要点》，这是所谓的改建旧制。第二次改建始于1997年。两次改建的重点在于强调私有化（住户可以取得产权）、市场化（可以自由买卖）和高楼层化（增加土地使用效率），新制做法更加强调整体规划，先建后拆，合并迁入，降低眷户负担比例，具有强制性（只要原住户四分之三同意即可进行重建），希望借此加快拆迁速度与营建效率。

竹篱笆拆除之后，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加速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融合。国民党军队来台之初，外省人占到台湾人口的五分之一。随着全台湾标志外省人的眷村一一拆除，外省人的身份也在台湾的族群融合中日益淡出。

眷村目前已所剩不多。根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全台湾886座眷村在2009年前拆除完毕，代之以新式集合国宅或另作他用，如转作公园、标售土地。根据2009年9月9日公布的《国军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及审核办法》，眷村保存分北、中、南、东、离岛等五区进行，每区选择1至2处眷村现址进行保存。最早的四四南村已经改建成为信义公民公馆，与著名的101大楼比邻而居。

然而绍兴南街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这个落雨的早上，我走进绍兴南街社区，这个地区约2000坪，居住了136户人家，多数人家住了超过半世纪。街巷出人意料地闭塞。角落电线杆上的监控摄像头、私搭的窝棚厨房，镶着简易马赛克的公厕、锈迹斑斑的液化气罐、晾晒的衣物、逼仄的街巷，甚至下水道的味道都很熟悉，感觉像是闯入了一个北京的老胡同。

台大研究生余宜家引我进入淹没在荒芜围墙内的一栋日式院落，她告诉我，绍兴南街的尴尬在于，日治时期这里曾经是东京帝国大学（台大前身）的教职员工宿舍区，战后日产交接，日本政府交还给国民政府。1986年“国有财产局”拨用给台大。但是当时绍兴社区已经形成规模。

余宜家介绍，绍兴南街主要住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人，一部分是你们大陆说的民工。”

实际上，早年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外省军人有机会住进眷村。1952年为了杜绝后顾之忧，台湾颁布“陆海空军人婚姻条例”，限制单身军人，特别是低阶官兵结婚，这就是后来统称的“禁婚令”。张忠良1970年退伍，早先受禁婚令限制无法成家，自然也得不到分配的眷村。

退伍后他在嵩山新村当工友，1978年用积攒的八万元钱从同乡手里买下绍兴南街的这栋小屋。直到1981年，他又攒够了十几万“娶”了媳妇，媳妇生了一个儿子，才算是在异乡有了完整的家。但因产权混乱，他至今说不清原房产有无登记。

我在绍兴社区的街巷中行走，还碰到一名居住在此的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民党部队俘虏，在朝鲜战场，大约有这样的14000名志愿军战俘选择来到台湾，以此证明“中国人如果有选择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这些老兵的情况多有类似。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以“出口工业”为导向，大批产业工人来到台北这样的大都市，战后，不得不在“法外地带”创造庞大的非正式部门住宅市场。当年台北1/3都是这样的房子。住在社区的早先大多为文盲，也不知道登记。此处距离“总统府”前的三轮车集散地很近，因此成为车夫落脚的聚集地。后来相关部门淘汰人力车，辅导车夫转业，成为城市清洁人员，现在超过五成的住户，家里有人在台北市清洁队任职。在绍兴南街，我遇到从南投来台北20多年的黄女士。黄的丈夫是开计程车的，前些年去世了。黄带着三个儿子生活在这里，大儿子没有工作，前些年到越南娶了一个老婆，现在老婆在餐厅工作。黄女士则靠给人做饭挣点家用。一个月收入15000台币，低于台湾最低收入18000台币。

加上此前居住在这里的大量低军阶军人，多元背景混住，让绍兴南街成为一处“非列管眷村”，因此，不适用《眷村改建条例》。加上台大多年未对此土地积极处理，因此成为烫手的山芋。与绍兴社区毗邻的土地为原“空军总部”眷村，改建后，当局给予住户补偿并回迁。而相邻的绍兴南街这片区域，虽然已经延展成型为一个独立成熟的社区，但是却被认为是“违建”。

（3）

2010年8月，台大一纸律师函，将500名绍兴社区居民列为被告，要求社区60天内腾空或清除地上物，并归还校地。2011年5月开始，居民陆续收到台大求偿不当得利的民事诉状。索赔金额在70万到百余万台币不等。

按照台大出具的告示，居民是占用学校土地，没有商谈余地，不光不会给予居民补偿安置，房主还要付占用土地的钱。以临近土地一坪约500万台币算，这块土地寸土寸金，市值至少150亿台币。

过去绍兴南街居民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竹篱笆拆除后，资本成为他们新的博弈对手。在大陆，同样的博弈往往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这激怒了居民。

张忠良说：“你说是大学的地，但是每家每户都安了门牌，通了水电，怎么可能说我们在这里是非法居住呢？这样赶走我们可以吗？”做家佣的黄女士担心，身无所长，搬离此地后，就永远失去了家。

台湾大学学生的偶然介入，改变了这场力量不对称的博弈，成为这场台湾式维权的亮点。起初宜家和同学为拍摄一部有关古迹保护的纪录片找到绍兴南街，得知居民维权的事情，八到十名热心公益的大学生，组成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联盟属于自发组织，没有具体分工，成员共同讨论，负责社区与学校的沟通谈判，帮助社区居民争取合理的利益。

2012年12月台大校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发起了支持绍兴社区就穿黑衣行动。这场抗议，有300～400名大学生穿黑衣参加，校庆当天，会场30多名学生突然冲出大喊：“台大推土机，居民住哪里。”更有绍兴社区居民到台大要求进场请愿。据到现场的张忠良说，“校长当场脑出血送医院急救。”会后校长很生气，认为学生虽然意图良好，但是不应该选择校庆的日子，但同时表示不会惩罚学生。

在绍兴南街，抗议的痕迹犹存。街心地带，有一个公共活动区域，周围张贴着维权日志和宣传资料。社区每周都会有固定两晚开会讨论，由居民代表和台大学生开会商议。所有遇到宜家的绍兴社区居民都很亲切地跟她打招呼。绍兴社区也组织了自救会，负责人是绍兴南街的主委，类似于大陆的街道主任，家就住在一旁。

自救会在一年多的陈情中居然发现，有两家系出同源的建设公司，暗中收购了社区30多间房屋的“实际处分权”，并在三年前向主管部门提出都市更新计划，但是因为未与居民沟通，被对方打了回票。

作为“地主”的台大察觉到建商的算盘，也开始动作，先是以盖医学院病历档案室为由，向“国有财产局”申请拨用。但是为了拆迁安置，得先查清居住情况。

自救会怀疑，一方面担心住户与建商勾结，另一方面台大也为避免麻烦，才决定提告，以诉讼程序由司法系统代为查清，让实际居住在此的居民浮出台面。

为了生存权，自救会先是向一名国民党“立委”陈情，但是碰了一鼻子灰，又转向民进党籍的“立委”参选人求助，于是该参选人的旗帜插满整个社区。

我问余宜家，大学生代表社区维权，和自己学校对着干，是否感到尴尬，或者至少不自在？宜家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事实上他们的老师也有参与讨论，但是并不干涉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学校里也并没有因为和学校“对着干”受到打压。她说：“台大总务处早期出于好奇，找我们了解情况，现在也把学生视为学校与居民之间沟通的角色，找我们去谈和沟通。”

至今，作为绍兴社区权益的知情方和参与方，联盟已经参与和校方正式对话六次。非正式对话，每一至两周就会有一次。我很感兴趣，问道：“在出面和学校对话时，学生们是坐在绍兴社区居民一侧，还是台大校方一侧？”她想了想说，“两边都有坐。”

在我看来，这场由学生主导参与的维权，是绍兴社区维权事件的亮点，更体现了台湾社会的特色。从前，居住在眷村的人们无疑是政治的牺牲品，他们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抗争，并且有权决定自己住在哪里。

（4）

张忠良老人在老婆离他而去之后，曾经回过几次嘉定老家，他有心回老家度过残年，但是台北长大的儿子已经无法适应大陆乡间的生活。他只有固守绍兴南街这块最后的堡垒。

老兵老去，眷村人的历史已经写在风中。真正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是宜家这类朝气蓬勃的台湾青年。

在绍兴南街对面的中正纪念堂，整点，来自大陆和日本、欧美的游客，欣赏着准时上演的卫兵换岗仪式，对于威权人物的纪念仪式已经变得有点娱乐化。大家手里的相机咔嚓作响，丝毫没有了政治高压下的恐惧。

15分钟后，换岗仪式准时结束，观众说笑着穿越中正纪念堂的广场——现在这里叫自由广场，散去。这个时候，张忠良老人抽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根烟，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折身向小巷里的家走去。他的身后飘扬着的抗议标语是大陆人熟悉的请命句式：“冷血台大，别拆我家”“马英九‘总统’，救命”。

杀戮艰难——废除死刑运动在台湾

文：张娟芬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的办公室，位于台北中山国小捷运站附近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中午，狭小的电梯里飘着便当的味道。办公室不大，废死联盟和冤狱平反协会共处一室。

联盟的法务主任苗博雅，指给我看墙上的海报——废死联盟正在关注这名叫郑性泽的死刑犯。郑性泽2002年和友人去唱KTV，友人随身携枪，与警察发生枪击，友人和警察皆死。郑性泽被当成嫌疑犯，2006年死刑定验（三审），目前随时有被执行死刑的可能。

海报上，郑性泽的头顶，用红笔画了卡通式的两只兔子耳朵——这是废死联盟的常务理事张娟芬的设计：“冤”字正好下面有一个“兔”字。

究竟是否为冤案，需要司法上的角力。苗强调，废死联盟的宗旨，并非只针对所谓冤案个案，而是反对一切死刑。

死刑存废，是社会民主进程中必然面对的争议性人权议题。废死组织在台湾的发展，与“台湾式民主”的起伏同步。

（虽然废死组织的努力没有让台湾当局立即废除死刑，但是此后执行的速度明显变缓了——从前，死刑判决下来或许七天就把人杀了。）

废死联盟的常务理事张娟芬从事过多年记者行业，尔后开始写书译书，长期参与社会运动。

1987年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张娟芬当年正读高三，台湾社会运动开始起步发展，在她读大一的时候，在大学参加社团还被称为异议社团，参与人数也很少，也不免有监控。

当年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郝之军人本色体现在治乱用重刑，至1991年前后，每年都处决几十个死刑犯人。

废死联盟原本叫替死联盟，2003年成立，起先关注的是司法改革和人权问题。1991年，苏建和因卷入一起命案被判死刑。因疑点重重，多个公民团体自1995年起发起对苏建和的声援。张娟芬最早关注废死运动，也是通过苏建和的案子。她记得，当时苏建和案件，支持废除死刑成员主要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请来李远哲等名人站台，还召开无数记者会连署，直至走上街头抗议。曾经连续200天，每天下午5点到6点，抗议者绕着“立法院”竞走抗议，最激进的方式则是扯白条。

现在，街头运动、连署、座谈，以及网络开展工作，还是废死联盟的主要行动方式。他们也积极关注其他社会议题。联盟主要依靠募款运转，要通过搞活动，比如办商业影展，向有关部门申请补助经费，但是申请成功与否，有时要靠运气。

2006年，一个叫钟树德的纵火案嫌犯被判死刑，废死联盟积极介入，为调阅钟的案卷，和执法机关展开了长达八个月的拉锯战，这显示出审判环节上存在误判错判的漏洞。

台湾报纸当时有此案的正反观念交锋，欧盟也有施压，岛内和国际因素交织，在各界努力下，钟树德案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签了死刑而没有执行的案例。之后，社会似乎形成了默契，对待死刑判决的态度变得谨慎。从绿营“执政”开始，“法务部”就没有再签过死刑。

这个结果既有偶然又有必然。虽然废死组织的努力没有让台湾当局立即废除死刑，但是此后执行的速度明显变缓了——从前，死刑判决下来或许七天就把人杀了。

官方唯一承认的死刑冤案是江国庆案。江国庆21岁时遭军法处决，2011年平反，再审也判决江国庆无罪。马英九专程到江家道歉，并给予家属1亿多台币的天价赔偿。

张娟芬强调，死刑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很难彻底杜绝错判、误判，没有一个制度能够保证不误判。

苗给我看一个数据统计图表。台湾死刑执行的高峰是在20世纪90年代，此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近20年，暴力犯罪不断下降，犯罪率并没有因为死刑执行数量的降低而上升。

当前，台湾社会反对废除死刑者主要倾向于认为：死刑是实践社会正义，坏人终须被惩罚，很坏的人自然需要很严厉的惩罚。此外，普遍同情被害人家属，希望以命抵命告慰家属，这也是阻碍废死的最大原因。

而废死组织的理念更加理性。张娟芬承认，坏人需要惩罚，但是相关部门应该采用权限范围内的方式。她特别以已经全面废除死刑的欧盟的经验说明，关键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支持系统，真正帮助到被害人家属，以及保障他们真正该享有的权益。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钱补偿。二是法律协助，国家出面请律师上法庭协助追诉。三是长期的心理咨商。其中又以德国的做法最好。德国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统一组织做这三件事。因此被害人家属不必走三个官僚系统去申请救助，伤心事不必重复三次。

目前，台湾对受害人做的主要是金钱补偿，这缘起于台湾艺人白晓燕的女儿白冰冰被绑架撕票案，此后出台了一个“被害人补偿条例”，平均每例补助29万台币。“法务部”下有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负责拨款和处理申请。但是，废死联盟的被害人家属小组，通过对被害人家属访谈发现，绝大多数家属没有拿到一分钱。因为申请的过程让他们感到屈辱，失去亲人已经很痛苦，还要面临官僚系统的审视，已经烦不胜烦。

“从欧洲经验看，如果被害人得到好的照顾，他就没有那么大的怨气。想要报复是人性，我不觉得这种人性有什么错的地方。问题在于，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把不正义的事情平反过来。它真正该做的，是让受害人家属得到补偿和疗愈。现在变成政府不去做这些事情，只愿意采取死刑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段。”张娟芬说。

经济或许也是一个因素，欧洲经济基础好，可以用财力做受害人保护这项很花钱的工程。如果每年枪毙六个犯人就可以代表正义，为何花大价钱做被害人家属的保护工作？这多省事！但是并没有因此彻底解决被害人家属的真正问题。

（废死联盟的终极策略则是“释宪”。宪法规定任何公权力都不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生命。）

目前，台湾还有52种犯罪可以判处死刑。死刑执行主要还是枪决。在联盟办公室，存有一位日本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记录了台湾一处刑场的细节：死囚脚上的镣铐痕印、执法人员为了祈求心理平静而设的香炉、死刑场上的时钟暗示死刑犯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联盟的副执行长吴佳臻说，这是国际人权组织来台湾调查时，联盟协调申请，帮助一名日本摄影师进入刑场近距离拍摄的，现在已经很难拍到如此令人震撼的图片了。

作为民间组织，废死联盟主要采取三种策略去影响（干预）可能存在漏洞的死刑判决：非常上诉、再审、“释宪”。但是这三种方法，张娟芬称都“不容易”。

以郑性泽案为例，张说，因为警察办案粗率，没有保留全证据，也没有做弹道比对，证据太少，联盟的主要诉求不是无罪，而是证据不全。废死联盟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再审和非常上诉。首先组织律师团获得当事人委任，调取卷宗研究，目前已经提了两次再审和两次非常上诉，统统被驳回。但是成功拖延了执行时间。在民间的异议声中，官方行动变得审慎，苗栗人郑性泽2002年归案、2006年定验死刑，但一直没有执行，至此已经在狱中待了11年。

苏建和案件似乎在技术上成绩更显著，促成了一些制度性的改变。此案后，2003年的台湾“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修正，规定被告自白（口供）要在最后审理。这样就避免了审判过多依赖被告自白，而轻视科学上的证据的弊端。

废死联盟的终极策略则是“释宪”。宪法规定任何公权力都不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生命，此外，刑事诉讼案件到三审的时候没有提供强制辩护，而民事三审都有，作为最严厉的死刑判罚，如果不保障犯人的辩护权，被认为属于违宪行为。目前台湾也正在研议刑事审判三审的强制辩护制度。

废死组织的工作主要包括两条线：一是大众沟通，话题包括广泛的司法议题和特定死刑关注。二是向官方游说。“法务部”曾有“逐步废除死刑小组”，也有民间人士参加，甚至废死联盟执行长也是其成员，但是张娟芬认为，小组几乎形同虚设，只是为了在国外专家来时做个样子，“看，中国台湾正在做废死研究”。而对于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民间组织而言，一切都很紧迫。

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中国台湾没有执行一例死刑。韩国十几年没有执行死刑，主要因为基督教的普及，菲律宾考虑废死又恢复死刑，新加坡历来严刑峻法。而中国台湾自身条件并不优越，它的殖民历史使它受到日本及美国的影响极大，而日本和美国是民主国家里仍然坚持死刑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台湾推动废死花了很大力气。日本人士十分羡慕中国台湾废死运动的活力，国际组织对中国台湾经验也持肯定态度。据此，张娟芬自豪地说，中国台湾是亚洲推动废除死刑最有成就的地方。

以跟蓝绿当局打交道的经验而言，张俊芬觉得绿营比较友善、效率高，而蓝营则比较官僚、敷衍。近些年，警察在对待街头抗议的执法上也呈现倒退。过去警察只是维持秩序，不干涉抗议。但现在会把抗议者“丢包”，用车运到很远的山区，让抗议者自己跑回来。

她认为，司法如果没有社会压力，根本不会动，所以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放在社会支持上面，即运用舆论和民意支持。张娟芬本人热心大众教育工作，主要通过写书、演讲，以及运用博客和脸谱等网络工具。她出版了多本讨论死刑存废议题的书，加印一版加一朵花，如今已经再版五次加了五朵花。

（社会运动一直想在政治因素之外，维持社会运动的自主性，而不是附属于某一个政党。）

2010年被张娟芬称为对于死刑议题非常特别的一年。台湾连续四年没有执行死刑突然为全民关注，引发政坛震荡。因为宣称任内不执行死刑，“法务部长”王清峰辞职。马英九当局换了一个愿意执行死刑的“法务部长”。

2010年即有四例死刑执行，此后每年递增一例，最近一次台湾执行枪决是在2012年12月底，一次处决了六个。

张认为，死刑执行数目的变化和党派因素的关系不大——2006年到2009年停止执行死刑的四年，横跨了蓝绿集团。根本原因，她认为跟媒体处理方式大有关系。“2010年的时候，媒体采用民粹的方式，平媒、网络、谈话节目，炒作出的气氛好像死刑代表正义，一定执行死刑才可以维持正义。”

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她眼中的台湾媒体环境在持续败坏，媒体已经不再扮演守门人的角色，新闻从网络里抄，网上很多情绪性的无责任感的发言，也被平媒转载，而不去判断哪些该谈哪些不该谈。

“台湾媒体娱乐化、庸俗化的迹象很明显，废死联盟开记者会，媒体不见得来，新闻稿不见得用。王清峰说她任内不执行死刑后，网上一片谩骂，很多成为人身攻击。媒体败坏、民粹全面吞噬了网络空间。”

也就是在2010年，张娟芬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她说：“太糟糕了！民主化如果有终点的话，社会对公共议题应该有公共讨论的态度，但是当时台湾的气氛，哎呀，像疯人院！”

令她困惑的是，很多人在网上张牙舞爪，但是她进行了100场演讲，面对面的时候，虽然支持死刑的民众还是大多数，可是他们在提出意见的时候，很少像网络上那么疯狂。

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张也在思考，应该更进一步了解年轻族群使用新媒体的情况，要针对网络媒体进行新的适读教育。所以她也没有对民粹力量感到多么悲观，并认为公开场合公民讨论的空间依然存在！

“台湾式民主”和社会运动的成果在华人世界有目共睹。张娟芬认为，之前多年，社会运动没有办法多元发展，只剩下一个因素，那就是政治因素。现在解严已经20多年了，我们还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政治的因素非常大，而且总是把别的社会性因素都吃掉。比方说，对很多人来说，蓝绿政治色彩仍然是比较深的分野，更多的是根据党派而不是内容进行讨论。

她向往的是一种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氛围，“社会运动一直想在政治因素之外，维持社会运动的自主性，而不是附属于某一个政党。健全民主的社会应该有一个民主的讨论空间，应该容纳和鼓励不同意见，互相对话激荡火花。”

“废死运动不是走旁门左道，那样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是，民主社会讨论互相激励可不可以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与你的看法不同，可不可以坐下来讨论？我更看重这个民主的过程和氛围。”张说。

社会运动和政府行为是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板块行为，双方的边界从无到有，从收缩到扩展，从无序到有序，越来越清楚地勾勒出自由和权利的轮廓。

苗博雅给我看一幅本地艺术家的创作，作者复制了台湾解严之前的官方死刑档案文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亲笔批示，一个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书，蒋用毛笔字批示：“判死刑可也。”

独裁时期，所有死刑判决都须蒋过目，判决不起作用，蒋才是掌握最终生杀大权的。

苗博雅用轻松的口气说：“这非常有趣，民主化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些旧档案。”

就在我离开废死联盟几天后，2013年4月19日，中天电视台的新闻女主播播报，当天，台湾当局再次处决了六名犯人。“法务部”表示，这六人都是“手段凶残、泯灭天良”“没有延期执行死刑必要”的死刑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Catherine Ashton 20日发表声明，表示“极为遗憾”；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则对台湾先前废除死刑的承诺，表示“高度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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