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彬的船队在鸭绿江的上游。这是数艘身躯庞大的挖沙船。市场上，1立方米沙子卖30元。他的挖沙船队，每天可以从临近朝鲜的岛屿挖沙2000立方米。

于泽铭（化名）的船在鸭绿江的下游。那是一艘750马力的玻璃钢摩托艇。他几乎天天都会驾船越境到朝鲜一侧，用粮食和日用品，换回海鲜和铜。这条艇每年至少能挣来60万元。

欢迎来到丹东。一边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一边是尚未开放、神秘莫测的朝鲜。21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吸引冒险者的“乐土”。

张彬和于泽铭，代表了中朝边境数万冒险者的两个侧面。张彬是合法商人中的一员。于泽铭的走私生意，则处于“浪头舔血”的黑色地带。

黑白有别

商人张彬的生活很忙碌。47岁的张彬，是丹东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经营、有门路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在丹东最好的地段——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3层，上面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着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艳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活似一幕老电影。

上午，张彬习惯在办公室处理一下业务，用功夫茶招待朋友。中午在饭桌上谈几笔生意。下午，他经常驾车到鸭绿江边，视察自己的挖沙船队。

6月的一天，张彬驾车带我沿江而上。经过中朝友谊大桥的时候，他指给我看泊在江中的几只挖沙船。船头红旗上，用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他说：“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只能由我们公司采挖。”

奥迪A6沿着江边疾驶，鸭绿江水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朝鲜新义州静谧空旷，和丹东这边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树丛深处，偶有红色朝文标语闪过，上头写着“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中国是朝鲜通往世界的少数通道。1982年，因“文革”而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1996年，朝鲜发生大饥荒，咸镜北道和两江道有民众悄悄收集铜、铝以及镍等废旧金属，跟中方交换食品，一般是1公斤废金属换取1公斤中国大米。最为兴盛的时候，有100多艘贸易船在进行这种“米金”交易。

2004年，朝鲜吸引外资总额5900万美元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到5000万美元，占85%。2004年进入朝鲜的外国企业约300家，其中40%是中国企业。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在2005年增长14%。朝鲜从中国进口了10亿多美元的商品，包括石油和玉米，向中国出口了5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

和张彬相比，48岁的于泽铭生活得单调且危险。

于泽铭家住鸭绿江下游江海（黄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14日一早，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晨6点。750马力的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1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快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1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驶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因为核计划遭受国际制裁，朝鲜多年来国内经济困难，日用品与粮食匮乏。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朝方急需的物资，换回1到2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于泽铭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越境“边贸”要在海上待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地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生意经

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有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在于泽铭的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泽铭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1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1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20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1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1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1公斤。”于泽铭说。

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泽铭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自己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关系的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元钱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3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元钱。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泽铭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

不确定的风险

于泽铭在茫茫大海上寻找着朝鲜客户的踪迹时，张彬正为突如其来的麻烦发愁：采沙船停工了。

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六家挖沙企业。鸭绿江的沙子干净、质量好，是很好的施工材料。鸭绿江是两国界河，江中岛屿基本归朝方。中方一侧挖沙竞争激烈，但到朝鲜岛屿挖沙涉及领土问题。

因此，伟民公司和朝鲜的关系引起了坊间的种种猜测：他们是如何得到所谓的“朝方授权”，可以到临近朝方一侧岛屿挖沙的？

谜底很简单：“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在朝鲜影响较大。”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介绍，周伟小时候曾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一起学习与生活过。用北京话说，是“发小”。

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和投资的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也是行伍出身。他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金正日曾经视察过。公司在丹东主要是和朝方合作挖沙生意。因为和朝鲜高层的特别关系，金正日特别准许伟民公司到朝方一侧采沙。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1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1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桶。张彬说，朝鲜似乎各种用品都很紧缺。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能源，而朝鲜拥有煤、铜等丰富矿藏。“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范式。”蔡建民说。

上月，这个在张彬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迫停了”。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尘土满地，大煞鸭绿江风景，遂被要求停工。张彬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六万元。

合作的朝方商社也很郁闷。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于是多次指责张彬办事不力。张彬内外交困。

在另一个丹东商人王全胜看来，因为受国际关系和半岛局势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

王全胜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不同的是，“问题出在对方”。朝鲜没有民营企业，只有大约17个国家级的商社和一些地方商社。1996年，王全胜和朝鲜某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

但是，“我们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他们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却要让我们走。一开始我去的时候，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王全胜的一个朋友，投了500多万元、25台车到南埔，准备和朝方矿山合作，运输煤炭到山东和上海。但是只拉了2车，“就再也找不到合作方了，投资也没要回来”。

王全胜说：“他们什么都敢答应你，但是国家批不批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要等很长时间。很多中国企业一头扎进去，血本无归。”

国际制裁朝鲜之后，国有企业不能向朝鲜投资，中方和朝鲜合作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但是对朝民间贸易出现纠纷，国际仲裁保护不力，债权债务到头来还要自己负责。另外，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游戏规则，在朝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所长吕超，2009年对中朝边境贸易做过调查，发现朝鲜一些贸易会社缺乏商业信用。他说：“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现在王全胜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过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

王全胜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说起这个打了多年交道的邻居，他心情复杂：

“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浪头舔血”

生意人遭遇的是金钱的风险。而“使唤船的”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

2010年6月3日深夜，鸭绿江上响起了几声枪声。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3死1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严正交涉”。很快，朝方作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经常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于泽铭说，“我们出海的时候，被高丽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多了。”

当地人介绍，这次出事的船只，船主姓孙，住浪头镇，家里兄弟8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孙老二。孙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孙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1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记者寻访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据知情人介绍，当晚，孙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浪头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对面能走私的，必须得通过边防军人。有时候军人也直接参与。”于泽铭说。当地也有说法称，是走私船遇上了边防军。

据当地人说，事后孙老二已经向死者家属每人支付了26万元。“去年老孙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3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于泽铭说。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音）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如果没有“傍艇”，中方船只不能随便停靠在朝方岛屿，那些岛上看起来没人，可一旦靠岸，就有当兵的下来，都在射程之内。

浪头镇北安民村。51岁的渔民栾久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疤。栾久武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音）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五四式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久武的胳膊被打断了，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久武说，他弟弟栾久先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四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先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三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又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先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久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先“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可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先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安民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先的儿子、23岁的栾溱洋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先的尸体，至今还被存放在殡仪馆里。

进退之间

加藤嘉一是一个活跃在中国的东亚问题研究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出于对朝鲜的兴趣，加藤曾到过中朝边境数十次。其中丹东就去了十多次，在中朝边境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他和当地的官员、商人、走私者都有交往，和中国朝鲜族、中韩商人也都有接触。在他看来，潜藏于正常商贸活动之下的走私，已经成为一种边境线上公开的秘密。

韩国《东亚日报》驻北京记者称，在中朝边境中方一侧，曾经生活着大约5万朝鲜人。但是实际数据可能更多。在2004年还能在东北边境街头看到因为饥荒而非法入境到中国的朝鲜人。此后朝鲜加强了对于边境的控制，利用走私获取收益的边民逐渐增多，成了气候。

加藤倾向认为，中朝边境贸易受国际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和左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考虑国际影响。国际局势紧张，比如朝鲜核试验的时候，往来边境的火车就会减少，包括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之减少。此消彼长，地下走私就会显得旺盛起来。

鸭绿江丹东边境枪击事件导致三死一伤。加藤认为，这次的事件，有其背景和原因。那就是边境的走私。“朝鲜军人、走私商人和中国这边的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关键。在边境做这种事，他们必须得到某些朝方边境军人的支持，走私者必须向他们行贿，否则朝鲜那边是过不来的。如果不给任何的交代（贿赂），是会开枪的。”

在边境，走私非常普遍。中朝边境，电话都是能打通的。走私者都有他们的通货渠道。电话是中方给的，费用和给国内打一样。打个电话，定个时间，但是一般要给驻防朝鲜军人一个“交代”，至少要给钱、烟行贿。加藤曾经和走私商人包括朝鲜的商人沟通，了解到这笔钱是不小的负担，有人告诉他是收入的20%～30%，有的是现金，过年的时候有的是烟，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给，那肯定是过不去边境的。

一般而言，在边境，DVD、光盘、电视等家电类走私比较多。一般是中国国内的货源，食品、日常用品比较多，还有汽车，包括日本产的产品都有。一台二手DVD，一两百块卖给朝鲜。朝鲜走私到中国这边的一般是松茸，因为可以逃税，否则出口关税太高。

边境的人同族同文，语言上也有优势，有认同感。他们也会有对成本的估算，如果正常做，要扣多少钱；如果非法做，要行贿多少钱。一个资深走私者讲，他基本每一次都会先到朝鲜检查松茸的品质，如果和朝方军人很熟，送点钱行贿就让你过去了。这名商人经常被骗，怕朝鲜走私者把不好的松茸弄来。走私自然没有任何合同，只能靠相互信任、认同。他们不愿意依靠正常的渠道，因为那样成本太高、效率太低。

走私双方主要以美元结算。一个搞松茸走私的当地朋友告诉加藤，走私一般选择在安静的凌晨或是半夜进行，夜里12点到凌晨5点发生最多，使用的方式可谓千奇百怪，怎么方便怎么来。加藤曾经专门在半夜去一个边境地段看双方的交易。中国这边的人有的把钱绑在石头上面，再投过去，然后让他们送货。这条河大概是10米宽，对岸就是朝鲜。“白天能看到朝鲜的女孩在河边玩、洗衣服。我要是过去太容易了。”加藤说。

双方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互信任。朝鲜人总是要求先把钱扔过去，然后再送货。中方走私者抱怨朝鲜经常骗他们。一般情况，双方提前打电话，在中朝边境，约好时间、地方，这是必须做好沟通的。

加藤曾经接触到一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朝鲜女性，她48岁，是名医生。在朝鲜地位已经很高，作为公务员一个月收入2000多朝币，当时也仅仅相当于能买3公斤的大米。她也在走私，并且还雇了几个大学生，从中国买DVD，再卖给朝鲜人，一个月收入有四五万朝币，是正常收入的20倍。

加藤说：“中朝80%～90%的贸易都在丹东。我经常和一个多次与朝鲜贸易往来并受到朝方重视的人物交谈，他开玩笑说，丹东就是靠朝鲜活的，他们是我们的命，如果没有朝鲜，丹东活不了。与朝鲜做贸易对中国来说没什么，但对丹东来说绝对重要。在丹东的边境，中国在鸭绿江边盖高楼，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发达，朝鲜相比之下就非常落后。”

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将边境线一带视为贸易禁区，比如中国，1992年国务院一次性开放了13个边境贸易城市。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出台，明确鼓励边境贸易，并辅之以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之名，像试图阻断空气的流动一样阻断国际贸易，其实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在任何一个封闭社会，主政者总是不支持民众的自发贸易行为，衣食无忧的达官贵人，尽管知道国际贸易和商业秩序有助于边境经济的繁荣，但却严重不信任那些游离于传统秩序之外的商民，因为商业与开放会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体系构成冲击。比如近代之前的清政府，曾经出台了一个奇怪的政策，禁止人民在海外的时间超过一年。结果，不仅大批民众无法返乡，几乎所有的国际贸易商人也无法展开任何一项中长期的生意计划。这些试图回到中国的生意人，只好拿出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回国。

是不是国家权力的高压，就能阻断人民的自由贸易呢？苏小和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人为此被监禁，有人为此被杀头，但民间国际贸易却一直暗流涌动，叫管理者防不胜防。在今天的中朝边境上，看上去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由于受到国际制裁与国家形态的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难以开展，但走私的孔道一直存在，即使走私的风险非常高，还是有人提着脑袋做生意。对于一个封闭社会而言，走私是正常贸易的代偿品，是禁锢社会形态下的自发贸易秩序，是民众改善生活乃至赖以活命的呼吸孔。“无论国家的制度有何差异，无论意识形态怎样不同，贸易却会超越。人的幸福，生活的演进，这才是我们的主题。”

白天的丹东很美丽。滨江路上，朝文餐馆、韩国KTV歌厅随处可见。几个胸别金日成像章的朝鲜人匆匆经过。午间，朝鲜人开设的高丽饭店里，平壤来的女服务员正在观看世界杯巴西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录像。她们兴奋地喊：“卡卡，卡卡。”

饭店一旁就是曾经炮火纷飞的中朝友谊大桥。如今这是中国对朝最大的贸易口岸，占到中国对朝鲜贸易的70%以上。

2010年10月，王全胜和朝鲜人的服装加工生意开工。“为什么到朝鲜做？因为中国的价格下不来，到朝鲜才有利润。同样一件衣服，中国人工费10元，朝鲜只需不到6元，扣去加工费1元，还和中国差3元钱。”王全胜去过无数次朝鲜，朝鲜人收入不高，但是给他留下了纪律性强、吃苦耐劳的印象。

而张彬，仍在为停工的挖沙船不停游说。鸭绿江新桥10月开工的消息，包括黄金坪等岛屿的开发，成为丹东商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商人们坚信，朝鲜也许是最后一个值得赌一把的市场。

鸭绿江枪声之后，风声紧了一阵。但也仅仅停了几天，于泽铭的“边贸”又上路了。一条艇旺季可赚40多万，淡季也有10多万元的利润，不能耽误。“去年，高老二的一条艇挣了128万，在东港数一数二。少的也有六七十万。”作为艇长的于泽铭，半年挣了7万元。

他想过洗手不干。北安民村位于开发区，开发商看中了这里的土地。不久，现代化的高楼将覆盖农田。为占地的事，村民正在和政府交涉。栾溱洋说，他对补偿标准不满意，“一亩地才赔3万多，村里还要扣几千。将来没了地，我们依靠什么？难道还是做‘边贸’？”

安民道是条土路，拐了一个弯，通向安民码头。左边是鸭绿江的最下游，右边是宽阔的黄海。一辆卡车上，装载了满满一车粮食。一艘奔向朝鲜的快艇又将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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