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海伴着沙漠

1.专车成了“小公共”

天哪！这辆载着我全部“家当”的汽车，是在驶向美丽的红海吗？怎么一路都是干枯炽热的沙漠？

“我要去红海边的村庄。”我对司机说。

“快了！前面就是红海了！”我顺着他手指的左前方看去，果然，远处出现了一片灰蓝色的海洋。然而，漫天飞舞的风沙与荒凉的大漠使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已贴近了红海。

此时，我乘坐的客货两用TOYOTA车，正行驶在从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Asmara)至南红海省(South Red Sea Region)提奥村(Tio)的路上。眼下气温至少有零上40多度，我们的车里没有空调，只好开着车窗，逼人的热浪毫不留情地一股股侵袭着我们，大漠中席卷的滚滚沙尘，像粒粒飘散在空中的银屑，飞速地刺向我的脸颊。更糟的是，大量的沙粒扑向耳孔、鼻孔，甚至连牙缝里都钻进了沙粒，弄得我满嘴“沙沙”作响。我们的全身被沙土包裹了。而我们乘坐的车，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如同一只独木小舟，漂摇着前行，仿佛随时都有被茫茫的大漠吞没的可能。

远处的海边，偶尔能看见几座用木棍搭建支撑的草屋，孤零零的房子，散落的人家，四五户就是一个破落的小村庄。

此时，我与两个黑人挤在窄小的驾驶室里，被他俩紧紧地夹在中间，像一块三明治，“夹”得我流油又流汗，憋闷得几乎窒息。

终于贴近大海了，我们的左边是阵阵海浪掀起的波涛，右边却是寸草不生的荒漠。海水与沙漠形成了两个世界，在我眼前却镶嵌在同一片天地，如同一个星球上的两个不同肤色的人种，又像中国八卦上的阴阳两极。

我看到了一片神奇的景色。

封闭的后车厢里拉着我从厄特国首都阿斯马拉购买的锅、碗、瓢、盆、油、盐、糖、辣椒、面板、菜刀以及煤油炉，还有临行前驻厄特使馆官员苟皓东夫妇扛来的一麻包中国大米。这些都是为我要去红海小渔村所做的物质准备。我一直认为，守着孕育了生命的大海会浪漫无比，我的准备可能多余，但有备无患嘛。可是，一路出现的沙漠，令我有点“犯晕”。

这次是我继南部非洲莱索托王国、西部非洲塞拉利昂之后的又一次非洲之行，去的是东部非洲的厄立特里亚。

由于积累了一定的非洲生活经验，对这次的非洲之行，我几乎没多想，更谈不上有什么顾虑。我向来不喜欢带着负担上路。

这次出发前，我只在北京买了各种对非洲人民充满深情厚谊的小礼品，将它们装了满满一箱。当然还有药，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次有两国大使馆的保驾护航，一切担心纯属多余。

我特别感谢中国驻厄立特里亚（Eritrea）前任大使史永久先生，他曾经在非洲工作了14年，对非洲有着极深厚的感情，还是个非洲通。是他引见我与厄特国驻中国使馆的茨盖.特斯法雄(Tseggai Tesfazion)大使夫妇相见，使我得到了茨盖大使夫妇的热情帮助，很快拿到了签证。

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顺利，而且，在我尚未出发之前，就接到了中国驻厄立特里亚使馆官员苟皓东先生的越洋电话，询问我具体情况、出发日期、还需要哪些帮助等。就连刚上任不久的黄永安大使也对我赴厄特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苟皓东先生对厄特国热情洋溢的介绍中，我充分感受到那个非洲小国的魅力，特别是他向我推荐的红海边那个美丽幽静的小渔村——提奥。

他说：“五年前我和孙丽华（苟皓东的夫人，使馆二等秘书。当地人常把她的名字拼成sunlina，salina在提格雷尼亚语中是‘盐’的意思。由于她是中国唯一一个会说当地提格雷尼亚语的人，为中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在当地很有影响。）陪同大使曾经去过那里，村里全是阿法尔人（Afar）。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极有特色的传统习俗，信仰伊斯兰教。虽说有些封闭，但是，他们待人很朴实，邻里间亲近友善，相处得像一个大家庭。如果你运气好，到了晚上，村里还能发几个小时的电。小村的灯火，映衬着红海，又是另一番景色。”

听到这些，怎能不令我十分向往。

我似乎已徜徉在波光粼粼的红海，呼吸着那里湿润新鲜的空气。在金色的阳光下，刚捕上的鱼虾蹦跳着，强健的黑人撒网收网，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银色的海滩，迷人的海边小屋……我的脑海中已在捕捉各种镜头了。我真想立即飞向提奥，享受红海的恩赐。

然而，一切如同一场美妙的梦幻。

刚到厄立特里亚时一切顺利，首都阿斯马拉是座具有许多意大利风格建筑的小城，坐落在高原上，气候十分宜人。整个街道干净整洁，带着几分优雅，人们朴实热情，待人温和友好。

从接飞机，到安排酒店，苟皓东为我忙里忙外，第二天他与夫人孙丽华又为我接风。尽管我一个劲儿地向他们重申，我的行为没有任何政府色彩，纯属个人行为，我也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是有着浓厚的非洲情结，他们却仍不停地为我忙碌着。他们还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儿都应该得到自家人的帮助，何况你独自一人，做着有益于中厄两国文化交流的事，其实，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在首都阿斯马拉停留了五天，每天都是好事连连，让我欢喜，更使我愉悦。

苟皓东夫妇特别提醒我，在阿斯马拉多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并专门为我扛来了一袋中国大米，说：“多带些粮食，以备万一。当地人肯定没吃过中国大米，你也可以分给大家尝尝。”

事前，由于黄永安大使已经向厄特国青学联主席（厄立特里亚青年和学生联合会）穆哈耶丁·穆罕默德·申格布?（Muhayedin?Mohamed?Shengeb）先生打了招呼，在我去拜访他时，听说我要去提奥村，他当即表示，立即派人先我去村里做准备，并且还将派专人专车送我进村。

2003年11月4日，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送行中，我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拉着琐碎的“家当”，伴着车里播放着的震耳的苏丹歌曲，一脸欢喜地跟着司机上路了。

我们最先途经的是厄立特里亚第二大城市马萨瓦。这座城市看上去不过是个清静的小镇，但由于它靠近海边，空气清新，风光秀丽，许多在厄特工作的外国人都喜欢居住在这里。

司机告诉我，在这里要接一位当地青学联的领导，由他带我去提奥。于是，我们在此等了一个多小时，待那位青学联领导处理完手上的工作，大家才一起上路。由于他俩的英语都不大好，我们彼此没有太多的交流。我只知道他俩都叫穆罕默德，都信仰伊斯兰教。

离开马萨瓦幽雅的海滨小镇，我们的汽车开始驶向沙漠地带。此时正值中午，我们三个人挤在仅有两个座位的驾驶室里，可谓肉贴肉。他们俩身壮如牛，坐在两边如同矗立着两个圆形水桶。尽管开着窗户，却对流不出一丝凉风。炽热的沙漠就像一个天然的火炉，烤得我们焦灼不堪，浑身冒油。无际的大漠看不到一丝绿色，严重地缺少生机，使我们无处躲藏。

出发前，司机就让我对这种旅途做好准备，他说从阿斯马拉至提奥，大约六百公里的路程，其中有一百多公里山路，其余全是沙漠。我当时并不以为然，我又不是没见过沙漠。沙漠有“凝固的海”之称，在它不发脾气的时候，也挺美的，别有一番韵致。可进入沙漠地带后，我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沙与酷热，同时景色的单调使旅程倍显孤独。我们跑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看见有一辆车迎面开来，尽管那车远远的，像一只正在爬行的“蚂蚁”，但我们的车已经按捺不住，连连按喇叭向对方示意友好相遇。司机告诉我，有的时候，双方还会从车上走下来，互递香烟，聊上一会儿，歇个脚，再各奔前程。

前边是个小村庄，路边有人招手搭车，司机二话没说，停车就让他们上了。看司机与那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我以为他遇到了熟人，下车时，这俩人转到驾驶员门边，与司机说了好一阵话才握手道别。后来，经过一个村庄，又有人向我们招手，司机还是停了。没坐多远，那人就下了车，走到前门跟司机又是一通聊。我心想，司机在这一带认识的人还真不少。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强壮的牧羊男人向我们招手，看他身边跟着一群羊，还以为是问路的，没想到司机刚停车，牧羊人二话没说，扒开后车门就把他的羊群“呜秧、呜秧”连抱带赶地弄上了车。

一只、两只……八只、十只……我的天呀！顷刻间，我们的后车厢成了羊圈。可能是牧羊人发现车里有外国人，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上车后赶紧蹲在羊中间，连头都没敢抬。

这帮羊群上车后不知是兴奋还是害怕，一路上“咩咩咩”地叫个不停，车里顿时热闹多了。不过，酸臭的气味也增添了不少。我回头看了看，这车里真够热闹的，前面是挤成“三明治”的人，后面是熬成一锅粥的羊，全乱套了。

司机对这一切好像没感觉，脸上没有丝毫异样的表情。右边的青学联穆罕默德可能也觉得不太习惯，冲我撇了撇小胡子，表示无奈，他想耸肩，但肩膀被挤得没法动弹。于是，他幽默地对我说：“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的天然伴奏曲吗？”

“当然是，绝对天然。”我说。

其实，在这种荒凉的旅途上，能听到任何声音都令人兴奋，因为，这表明还有生命与我们同在。

他又说：“这就是我们善良的厄立特里亚人。”

“是的，司机真的很善良。”我说。

可是，当善良的司机把羊群拉到目的地后，我回头一看，惨了！这帮家伙没一个脚下留情的，我的锅、碗、瓢、盆被它们踩得惨不忍睹。这还不算，人家无功不受禄，走后还在车里留下一堆羊粪蛋。

“其实你拉了他们，可以收点钱呀。”我对司机说。

“钱？不！不行！他们没有钱，也没人问他们要钱。帮助他们不该要钱。”他用蹩脚的英语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乎是惯例。司机走在路上，遇到招手搭车的人都会停车捎一段。这很像北京的小公共，招手即上，随意下车。不同的是，小公共是掏钱的，这里是免费的。

傍晚，我们的车已经行驶了四百多公里，仍然穿行在大漠中。经过一天沙漠的灼热烘烤，快被烤成人干的我们仨已是精疲力竭。此时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射在沙海上，发出一道道金光，我却没有心情欣赏外面的美景了，一心只想在天黑前进村。谁知，就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我们的汽车爆胎了。司机只好停车换胎。车还没停稳，车里一个刚搭乘上来的老头便敏捷地从后门跳下车。我以为他是要给司机帮忙才如此着急。没想到，人家连轮胎看都没看一眼，径直朝路边的干草丛走去，一头扎进了草丛，一门心思地拔起了干草，很快就拔了一堆。他把干草放进车里后，再返回去继续拔，直到两个穆罕默德把轮胎换好。这时天也渐渐黑了下来。在他们一再催促下，老头才极不情愿地抱着干草上了车。

我再看看自己的“家当”，天哪！它们全部被埋没在老头的干草里。更可气的是，老头根本不顾别人，在车里一个劲儿地抖搂那点干草，弄得沙土满车爆腾，呛得人没法喘气。

“还有多远？”我问司机。不知他是心不在焉还是过于疲劳，他没有回答。

此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溜眼儿看了看左右“夹”着我的两个穆罕默德，他俩的黑脸被淹没在夜色里，借着前面车灯的反光，只见两个人的四个眼白不停地打转儿，心里多少有些嘀咕。

“我这是在哪儿呀？究竟离提奥还有多远？这一夜可别在路上过呀，夹在他们中间当‘三明治’让人怎么睡得了觉？再说，万一遇上个打劫的……”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们的车又停了。我以为后面的老头要下车，可是，他并没有动静，倒是两个穆罕默德不声不响地下去了。他俩下车后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说话，由于没弄清情况，我没敢贸然下车，只是两眼紧紧地盯着他们的动向。黑暗中借着月光，我看见路边有一幢房子和几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站在房前正嘀咕着什么。这时，我越发感到不安了。我心想，要是万一有个什么情况，我就全瞎了，我这可是自己送上门的呀。

过了一会儿，老头也下车了，而我仍坐在车里没敢动。在一片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清，不由得产生了幻觉，只觉得从棚子里发出了“咔嚓、咔嚓”的磨刀声。

一会儿他们又从屋里拿出一块垫子铺到地上，我不由得浑身发抖，以为末日到了。我突然特别强烈地后悔，不该来非洲，不该轻信这些政府的人。

就在我脑子一片混乱的时候，只见他们三个蹲在地上，轮着用一只塑料小壶洗脸洗脚，之后，三个人分成两排，老头在前，两个穆罕默德在后，跪在地上，朝着北边的方向祷告。这会儿我才明白，人家是虔诚的穆斯林，不论在何处，都要进行祷告。他们将美好的一切奉献给先神和先知穆罕默德，以求得先知的保佑和恩赐。

我的心总算放下了。

2.一夜与星空对话

晚上9点多钟，我们的车终于驶进了提奥村。

小村的景色被淹没在一片漆黑的夜空里，我尽力地睁大双眼，想在第一时间看看这个美丽的渔村。可是，眼前的一切都被黑暗覆盖，我就像一个盲人，什么也看不见。

那个青学联的穆罕默德显然也没来过这里，他几次下车打探村长的住处。我们的车在村里绕了好几圈，最后才停在一栋土房前。

“村长就住在这里，我先进去看看。”青学联穆罕默德边说边下了车，摸着黑独自走了进去。

“屋里怎么没亮光？没人？没电？还是人睡觉了？”我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到两分钟，穆罕默德就从屋里出来了。他低着头，看样子情绪不高。他边上车边说：“村长让我们今晚住饭店，明天早上7点半再过来。”

“饭店？”我惊呼了一声。

“这儿还有饭店？”我问他。

他没回答。

我又问他：“村长睡觉了？还是……？他不想见我们？”

“还是去饭店吧。”他说。

我多少有些不快，从村长住的土房子到我们停车的位置不过十来米，虽说现在不过晚上9点多钟，但我们毕竟在大沙漠上行驶了一天；而且，青学联主席当着我的面说过要派人提前来打招呼，可这个村长居然连个面都不照一下，架子也真够大的。

特别是苟皓东夫妇五年前陪陈大使来的时候，明明说这里有电呀，怎么现在却是一片漆黑？他说这里是渔村，大海又在哪儿？是不是我们走错了地方？

“你们知道吧，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提奥。”我说。

“是的，这里正是你要去的地方。别担心，今晚我们睡个好觉，明天一切都会好的。”我听得出来，青学联穆罕默德是在安慰我。其实，他从村长的住处走出来时，那副沮丧的表情，足以让他难为情了，这不是明摆着不给他面子嘛，放在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们的车在漆黑的夜色中走原路出了村。大约走了两三公里后，在一栋房子前停了下来。

房子被黑夜淹没得只能看见个轮廓，里面不见一丝亮光，既看不清它的结构，也感觉不到有人存在。

“这就是饭店？”我问。

可能是累了，他俩都不回答。下车后，两人各自从黑暗中摸了一把小凳子，一屁股坐了上去。

此时，我返回车里想拿手电和蜡烛，可是，我在车里摸了半天，连行李箱也没摸着，反倒被蹭了一身土，还不知不觉地抓了好几把羊屎。由于来之前没想到会遭遇这种情况，我把手电、湿纸巾等一些零碎用品都装进了行李箱里，而行李箱经过一路颠簸，已经与其他纸箱和用具混作了一团，根本别想拿任何东西。

我只好摸着黑与他们围坐在一个小桌前。

青学联穆罕默德说：“饿了吧，一会儿就吃饭，我让他们快点做。”

“这儿真是饭店吗？我怎么连一个人影都没看见。”我奇怪地问。

“这里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后面做饭呢。”他说。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感到就像坐在环形电影院里，无数的星星在浩瀚的夜空中眨着眼睛，很生动。满天的星星从头顶散落到地平线上，四周是如此空旷，而我的心也空得像个无底洞。

饭店实属小客栈，这种环境只在描写江湖人打打杀杀的影视片中见过，也许受片子的影响，总觉得这种地方常在半夜三更出人命，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外来女人，更是缺少安全感。不过，这会儿，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二十多分钟后，果然出现一个高个子男人，他手里端了一个与脸盆差不多大的盘子，但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当他把盘子放在我们围坐着的小桌上时，只见两个穆罕默德的四只大手立即伸了进去，之后，就听见他俩清脆、快速的吧唧嘴声，非常响亮，也很诱人。由于不知道盘子里盛的是什么，我没敢轻易下手。在他俩一个劲儿地催促下，我才试探性地地把右手伸进盘子里，抓了一把黏糊糊的东西，放进嘴里。天呀！这是什么东西？又酸又辣，还有股膻腥味，简直不敢往下咽。再一想我们的脏手在同一处搅和，我立刻没了食欲。

然而他俩很快就把那盘东西干光了。青学联穆罕默德一边满足地抹着嘴，还不住地打着饱嗝。

“你吃不惯吗？在中国你们又吃什么呢？”他问我。

我一听他提中国，眼泪不由得立即在眼圈里打起了转儿，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面条、饺子、米饭……好在天黑，他看不见我的表情。

于是，我镇静了数秒钟，立即止住了思绪。我不能让他们感受到我有不良情绪，更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泪。人家纯属为了我才遭受这份罪，如果我流露出不高兴，会让他们很尴尬的。

我赶紧解释道：“跑了一天有点累，只想睡一觉。”

于是，青学联穆罕默德叫人拉来三张床，他俩一躺倒就睡着了。

“我们就睡在外面吗？”我问。

没人回答。

他俩早已进入梦乡。

我尽管身体很疲惫，却没有一丝困意。两眼望着天空，睁得比牛眼还圆。躺在没有枕头的光板床上，在这种“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沙漠气候里，夜晚袭来了阵阵凉风，我只好盖上了自己的衣服，思绪中有一种说不清的伤感。是想家，还是失望？或是担心？几乎所有的焦虑都混在一起。就在昨天，我还住在首都阿斯马拉只对外国人开设的酒店里，洗着热水澡，吃着意式西餐，享受着来自CNN的快捷资讯。时隔仅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却露天在茫茫大漠的风沙中，饥肠辘辘地与星空对话。

我是到了提奥吗？是到了红海之滨吗？我能找到我要的东西吗？我反复地问自己。

我十分清楚，露宿大漠、忍饥挨饿都是暂时的，最令我担心的是，村里没电，我将如何使用摄像机、数码相机、电脑。还有村长的态度，如果他始终如此冷漠，我还能否在村里顺利地生存下去。可如果重新选择其他村庄，我一个外来女人，人生地不熟的，又带着贵重器材，岂不是太冒险了吗？可是，如果跟着车回去，我又将如何向中国使馆的人交代，又怎么面对厄方领导呢？

望着满天的星星，我整整一夜没合眼。

3.巡视员是“土间谍”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三人就都起来了。这会儿我才看清饭店的真面目。这是一栋用木板搭建的小房子，没有窗户，只有门。里面有十四五平方米。因为我们去了，这开店的夫妻俩也睡在了外面，使同样露宿在外的我，这一夜多少有了些安全感。

早晨没水洗脸，也没饭吃。大家很早就进了村。刚进村口，就看见右手边的拐角有一栋绿色的土坯房，这房子有些破旧，也比较低矮，共有六七间屋子，每间屋子都敞着门，里面黑乎乎的。这儿很安静，看不见几个人，闹了半天这里就是村里办公的地方。我以为村长不会这么早来，谁知，我们的车刚停稳，就看见一个中等偏高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他身材魁伟，面无表情，像个军人。穆罕默德说，这就是昨晚他见到的村长。

村长听完了对我的介绍之后，很客气地跟我握了握手，但他嘴里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青学联穆罕默德翻译说：“他问你住哪儿。”

奇怪！昨天他明明安排我们住了“饭店”呀，而以后的安排也得由他定才是。

我对穆罕默德说：“我对村里的情况不了解，你问问他，打算把我安排在哪儿。”

过了一会儿穆罕默德回话说：“他说不知道，听你的。”

我心想，这村长是推托还是糊涂？我一个外来人怎么知道村里哪儿能住，哪儿又不能住。

我说：“住的条件无所谓，但我需要电。”

村长一听，立即皱起了眉头，并说：“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我恐怕帮不了你。”

我告诉他，没电我无法工作，请他一定要帮这个忙，我可以加倍地给村里付费。

村长被我逼得有点蒙，闷头转了半天眼珠，好一阵沉默，终于转出了一个主意。自己还嘀咕了两句，像是大功告成，尽管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可知道他是在为我忙活，跟着他没错。

我跟着村长与青学联穆罕默德的后面，一路趟着沙子，往村子的东边走去。我们来到了一个有着高大院墙围着的大院子。因为这里路窄，车开不过来。司机已经被我们甩在了后面。院子里坐着一排面色憔悴、无精打采的人，我以为是进了难民所，再往里走，又看见走道上躺着一个用布单蒙着头的人，布单下还发出一阵阵咳嗽和痛苦的呻吟，我惊呆了。

“这是医院吧？”我问村长。

他点了点头。

我又看了看青学联穆罕默德，他的表情丝毫没有什么异常。我想，村长一定事先跟他通了气。

医院里的院子占地面积挺大，房子看上去也不错，但是里面只有六七间病房，住院的男女各占一半，每间病房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里面看上去黑黢黢的，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耷拉着眼皮、骨瘦如柴的人。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从屋里飘散出的一股腥膻味儿。

“他们是肝炎？肺结核？疟疾？霍乱？艾……滋……？”我恐慌地把能想到的病列了一大串儿，也许村长只听懂了“艾滋”的单词，赶紧解释：“No！No艾滋，厄立特里亚no！No！”

他指了指病房对我说：“电……晚上……睡觉……”言下之意，这里晚上有电，你可以住这儿。

我一听，差点晕倒！心想，这村长真够绝的，出这种馊主意连眼都不带眨的，这分明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嘛！

我指了指屋里的病人，再指指自己，然后闭着眼，做了个死人的动作。他一看，笑了！再看看那些病人，可能也觉得这主意不妥，然后歉意地朝我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我俩没再说什么。这时，跟在我们身后的青学联穆罕默德也觉得让我住在医院里不妥，他对村长嘀咕了几句，回过头来对我说：“我问村长，他能不能保证你不被传染上病，如果不能保证，就不能住在这里。”

之后，村长带着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医院。出了大门，我对着湛蓝的天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就这么一会儿工夫，感觉肺里憋得慌，就像长了肺囊肿。

在他俩的一再商量下，觉得还是让我住到村公所里比较踏实，电的问题，村长再另想办法。

于是，村长坐上我们的车，来到村子最北端的尽头，这里有一座用土坯建造的房子，外表被涂成黄绿色，眨眼一看，还挺显眼，也算是“高级”住宅了。它之所以“高级”，是因为整个村子的房子都是用木棍搭建的草顶屋，而它则是完全用土木建成的。

村公所里外都大敞着门。屋里有个年岁不大、身体很瘦弱的女人，她旁边还站着一个小男孩，男孩看见陌生人，一下躲到女人的身后，露出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这是村公所，住着几个村干部，你在这里尽管放心，有事可以找村长。洗衣、做饭的事就找她。她叫拉迪娜·肯达尼（Letina Kidane），这是她儿子，她会帮助你的。”青学联穆罕默德把村长的话大致向我翻译了之后，对我说：“这里很安全，你一切放心好了。我们回去后很快会向中国使馆汇报你的情况。对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转达吗？”

我急忙从包里的日记本上撕了一张纸，想给苟皓东夫妇写一封信，可是，提起笔又不知该怎么写，告诉他们这里根本没电，已不是五年前他们所看到的情景？不行！他们看了一定很着急。可是，如果不告诉他们真实情况，万一实在解决不了电的问题，我又撤回了首都，他们会很失望的。怎么办呢？还是草草地写点报平安的话吧。

提笔写信的那一刻，我的眼泪不由得在眼圈转动。突然降临在这个荒漠的小村庄，接下来将是怎样的生活等待着我，全靠老天保佑了。眼下，苟皓东夫妇是离我最近的亲人，想到我在这种境地还能与他们通报情况的时候，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丝激动和伤感，手下的字句也变得如此流畅，并充满了亲情。虽说我与他们只有五天短暂的交往，此刻竟感到难舍难分。

想到两位穆罕默德还要赶路，我不敢长篇大论，匆匆写完了信，叠好，交给了青学联穆罕默德。我知道，这张纸条，是我目前通向外界的唯一信息。而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不会再有机会与外界往来了。

就在村长四处为我忙活电的时候，村公所的女佣拉迪娜为我打扫起了房间。这是一间很久没人居住的屋子。窗户上只有木框而没有玻璃。屋里落满了尘土和蜘蛛网。屋子朝南，阳光直射，有一种燥热的感觉。村长还特意叫来几个年轻的男人给我帮忙。他们抬床、搬行李，还从外面找来一个没用的塑料箱子，又拣了两个铁皮桶，垫在箱子下面，让我当桌子用。我带来的纸箱子则放在我的床边，当床头柜用。我从箱子里拿出几根蜡烛，摆在上面，算是“床头灯”。

由于语言不通，又没有翻译，大家只好各忙活各的，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拉迪娜的儿子看上去有两岁多，他瘦瘦的小脸上长着一对闪烁的大眼睛，浓密的睫毛几乎快把眼睛遮盖了。鼻子里流出的鼻涕早已过了“黄河”，脸上四处落着苍蝇。对初来乍到的我，他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始终皱着小眉头，躲在一处角落里，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他的妈妈拉迪娜在干活时，也总是斜着眼儿紧盯着我。显然，母子俩对我这个外来人有些畏惧。

屋里总算大致布置了一下，尽管床上还缺少床单、枕头，所有的照相器材和生活用具也只能堆在地上。但是，一想到再也不用过那种露宿野外、披星戴月的日子，也不至于被传染病菌包围，心里感觉踏实多了。眼下，只等村长的电了。

就在这时，村公所突然来了一个身穿穆斯林长袍的男人。猛一看，这人长得很像扑克牌上的Q，肥头方面，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见到我，立即眯缝起双眼，板着面孔，作出一副严肃状，操着蹩脚的英语，问我：“你叫什么？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他一边说着，手里还不停地舞弄着一支铅笔。

“我从中国来，是个摄影师，我希望了解当地阿法尔人的文化，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我如实回答。

“很抱歉，你不能在这儿拍照片，这一带经过战争，是不许拍照和录像的。”说着他用手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那你给我指个能拍照的地方。”我说。

“那里！”他把手指向了空旷的大海。

“我不拍军事要地，只拍这里的风俗文化。”

“那也不成，这一带都是禁拍地区。”说完他撇了一下胡子，那意思是，你必须照办，没商量。

我听了一愣，顿时郁闷极了。临来前，我把来厄特的意图曾向中厄双方使馆都详细汇报过。没有任何人对我提起这里是“禁拍区”。而且，提起提奥，苟皓冬对他曾经在村里露宿的那一夜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小村特有的美丽和当地村民的质朴，令他至今难忘。特别是他说的：“听说提奥是东非历史上最早通电的村庄。”又在耳边回响。

可眼下，“历史上东非最早有电的村庄”哪里去了？阿法尔人的热情又在哪里？眼前这个充满了敌意的男人使我有一种民族自尊被羞辱的感觉，从头到脚火冒三丈。但我毕竟是初到此地的外来孤身女人，不得不忍着怒气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来这儿是经过你们国家批准的。此前，没人对我说不能拍照。难道你不知道中厄两国很友好吗？我想你们的人民也不会反对我来拍摄他们的。”

“人民群众你随便拍，但不能在这一带拍。”他仍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我想，反正我有尚方宝剑，他想诈我，门儿也没有，对这种人不能太软弱。于是，我也口气强硬地说：“你说不让拍照就行了？你又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你找村长、青学联主席或外交部长都行，别跟我说。你知道从中国到这儿有多远吗？”

听我这么一说，他的态度缓和多了。他说自己叫阿里·赦库（Ali Sheko），是村里的巡视员，专门巡查特殊情况的。按我的理解，这家伙就是个“土间谍”，专门巡查敌情的。

不过，我还是向他明确表示：凡是涉及政治和军事的东西，我都不会拍摄。但他很坦诚地说，仍然会“监视”我，这是他的职责。

我说：“包括上厕所吗？”

他一听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嘿！嘿！”尴尬地笑了几声。

此时已接近中午，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已超过了24小时没有吃饭。而这会儿，一股初来乍到的新奇劲儿促使我想尽快看看村子的全貌。于是，我一个人穿着一条到膝盖的短裤，手里提着相机，开始在村里四处转悠。

提奥村像一座狭长的半岛，从南向北伸向红海海域，东、西、北三面靠海，东西不过几百米宽，而从南边的沙漠地带至北边的红海却有两三公里长。地势北高南低。据说，600年前，有4户人家为寻找淡水来此定居，到现在这里已有450户人家，1300多人口。提奥村方圆面积不算小，但村民们大都集中住在靠海域的两侧。南边村口的沙漠地带较为空旷，加之它的西边有一大片墓地，因此，这一带不过是人们打水、放羊、骆驼驮运粮柴的地方，但进出村庄都要由此穿行而过。

“提奥”在当地语有“密集”“厚重”“整体”的意思。因为，阿法尔人希望，提奥村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家里有众多的亲人，人与人之间有浓厚的感情。这是祖先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不过，在此之前“提奥”曾经叫“波拉姆”，阿法尔语的意思是“高高在上”“山峰之巅”的意思。也许那时的人希望这里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神圣殿堂。

提奥村共分六个区域：村北的波拉姆(Polo Amo)；村西海边阿罗萨马(Auro Sama )，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村东海边拉欧(Laio)，意思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村东南部安德布拉地(And Bodad)，意思是小房子；村西南部瓦斯塔(Westa)和村口西的一片墓地以及近年迁移来的新户，叫巴达(Bad)，仅是名称，没有特别的意义。

现今厄立特里亚东南部大都是阿法尔人，从前这一带被称为丹卡利亚（Dankalia）。如今这里的阿法尔民族，占厄立特里亚全国总人口的5%。

我曾经翻阅过一些资料，关于阿法尔人的诞生，有记载如下：

东北非地区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等国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有着欧罗巴白色人种与尼格罗黑色人种混合的特点，这个地区的居民，是由古代讲库希特语的埃塞俄比亚人、讲尼罗特语的东苏丹黑人、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三部分混合而成的。其体质特征是皮肤暗黑稍红，头发呈深棕色，眼睛暗黑，颅骨呈椭圆形，鼻直而窄。今天这一混合人种主要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境内，并是这几国现代居民的主体。他们分成许多个支系或部族，如阿姆哈拉人、提格雷人、提格里尼亚人、盖拉人、阿法尔人、萨布人等。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居民所创造的古代文化相当发达，在黑非洲与北非、埃及、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交往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黑非洲文化研究》

据说，早在两千多万年前，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分开，诞生了红海。后经过漫长的地理变化，又形成了阿法尔三角地区。

由于红海处于热带沙漠气候区，常年干旱缺水。这一带水的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就像所有沙漠人的生存方式，早期的阿法尔人同样是游牧民族。寻找淡水，是阿法尔人祖祖辈辈生存的目标。

然而，据记载：实际上，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气候逐渐变得干旱炎热而沙漠化之前，它曾经是一块湿热、河流纵横、动物植物广为生存繁殖的地区。

只是到公元三千年左右，撒哈拉才逐渐干旱沙漠化，由于撒哈拉沙漠化的范围如此广大，其东西两侧一直扩展到大西洋和红海，几乎完全阻隔了大沙漠南北两侧的联系，北非与南部非洲的联系越来越少，迫使古埃及和整个马格里布北非文明转向地中海北方世界寻求联系与交往。

《黑非洲文化研究》

我在村里漫无边际地走着，却越发感觉这里完全没有其他非洲国家的热情好客。人们不仅对我主动打招呼没有回应，反而充满敌意与排斥。有几个女人，原本正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看见我，突然换上一副不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个坏女人。特别是我把相机对准她们时，她们就像遭遇了瘟疫的传播者，立刻一哄而散，躲的躲，逃的逃。有的人边跑边裹严了自己头上的围巾，拽着拖了地的长裙。还有一位年岁较大的女人，边跑边回头冲我厉声吆喝着，就像遇上了猛兽，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令我哭笑不得。我知道，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因为我的到来而造成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这个黄种人长得像个鬼，让她们如此受惊吓？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种羞辱，让我感觉无地自容。

起初，我觉得也许这里比较偏僻，人们对外来人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凶吉无法判断，对此他们有所顾忌。后来，当我无意中发现一个漂亮女人，想把她拍摄下来时，一个男人走过来，指了指我穿的到膝盖的短裤，往出蹦着英语单词：“No！女人穿这个……很不好。”又指了指我的相机说：“我的女人……照相……不行……很不好……”

我这才意识到，这里是伊斯兰世界，对女人的穿着很在意，而同样是女人的我，不仅没有戴头巾，还穿着连男人都不能穿的短裤，肯定会让对方感到对人家不尊重。可如果连女人都不能拍，我不远万里到这里干吗来了？这对我可是个重大灾难。

没想到，居住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电的问题还没着落，又出现了人为的灾难——不准拍照。

回到村公所本想在村长面前诉诉苦，却因为语言不通，我俩面对面，就像两个聋哑人，相互打着自创的手语，谁也看不懂对方想表达什么意思。这种交流方式只能让人干着急，却没辙。人往往越心急就越惹麻烦。第二天早晨，我原本想出去溜达一圈，谁知拉迪娜的儿子密里昂(Million)一直悄悄地跟在我身后。就在我关门的瞬间，忽听见身后发出了一声尖叫，回头才发现孩子的小手被挤在了门缝中，我赶紧拔他的手，手却被卡在门缝拔不出来，我又赶紧推门，才把他的小手弄出来。孩子疼得一个劲儿地号哭，我以为他的手被夹断了，吓得魂儿都没了。定神仔细看了看，还好！骨头没断，手也没破。但我还是从包里找出了自带的“伤口一抹得”，给孩子擦上。心想，这种药一定能消炎止痛。

听到孩子的哭声，拉迪娜惊慌地从后院跑来，心疼地捧着孩子的小手。当她看见手上多了一层“皮”（其实，原本没有伤口就不该抹这种药，这下看上去就像受伤了，真是帮了倒忙），以为孩子受伤了，一脸怒气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一眼就像喷着火焰，烧得我脸上就像蜕了层皮，涨红涨红的。我边道歉，边解释“皮”是我抹的药。可她根本不听（也听不懂英语），连孩子的手也不让我碰，一个劲儿地喷着唾沫，用提格雷尼亚语向我厉声吼叫。其实，我非常理解一个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受伤”后那种刺心的揪痛，纵然她对我有一百个怨恨，我都觉得应该，毕竟我是大人，又是初到此地，无论如何做事不该太大意。

这会儿，我只能认倒霉。真是一波未平又掀一波，人要是倒了霉，喝水都会塞牙缝。可我实在弄不明白，我这是得罪谁了？

4.老天为我送来了阿卜德拉

让我感到最无助的是，找不到翻译。这里除了阿法尔语，还通行阿拉伯语，有些老人甚至还能说埃塞俄比亚语和意大利语，却很少有人懂英语。就在我来到村里的第三天，也正是我感到最困惑的时候，也许老天实在不忍心看我如此孤立、无助，终于为我送来了救星——阿卜德拉。

这一天，我空着手，在村里瞎转悠了大半天。在连续遭到冷遇的情况下，我的情绪极其低落。快进村公所大门时，我听到里面有不同以往热闹的说话声，不禁有些欣喜。进门后，发现屋里来了三个男人。我以为是过路客，并没有多在意，只是礼节性地与他们打了招呼就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村长让我与大家一起吃午饭，所幸的是，“过路客”里有一位约摸60岁的男人，英语说得不错，总算把我几天来的无声世界变为了有声世界。与“过路客”们聊天很愉快，大家都像在自己家，彼此也很随意。

而此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电的问题。

我问他们：“听说这里有过电，现在怎么又没了呢？”

他们说：“是的！村里曾经有一台发电机，被战争的炮弹打坏了，我们修了很多次，原来还能断断续续地发电，现在发电机彻底坏了，我们没钱买新的，只好这样了。”

其中有个谢顶的“过路客”，一副领导的模样，不停地对我说这说那，可我一句也听不懂。看我不屑的样子，那位年纪大一些的“过路客”对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

“他就是提奥的村长，沙宝克·泰斯法勒德特(Shebke Tesfaldit)。我叫达克来·哈马诺特(Tecle Haimanot)，是副村长。”

“那么……他们？”我的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儿来。

“我们这里有一个村长，三个副村长。安排你住进来的是莫布拉都·奈嘎德(Mbratu Neged)，他是第一副村长；还有哈马德·格布瑞(Hamad Gebre)，是第二副村长；我嘛，就是第三了。”

村长沙宝克看上去大约50岁出头，个子不高，从头到脚圆滚滚的，身体健壮得像头牛。他的头发已经谢顶了，看着还真有一副领导的派头。他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T恤衫，脚穿棕色的塑料凉鞋，很朴素，说话声和笑声都很大，一看就是个性格外向、做事干练的人。

而那位被我一直认为是村长的莫布拉都，形象比较端正而高大，有一副健康的体魄，不过，他说话和办事却是不紧不慢的，至少不是个爽快的人。在他脸上既看不到着急，也看不到兴奋，他说话时常夹杂几句阿拉伯语，时而也表现出一点幽默。

哈马德副村长，是几位村干部里唯一的穆斯林。今年48岁，他瘦高而单薄，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他留着一撮穆斯林小胡子，平时裹着穆斯林头巾，却从不做礼拜，生活上也没有严格遵循穆斯林的教规。但是他的生活很简朴，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能凑合则凑合，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破旧的旅行包，里面不过是几件衣服而已。他性情随和，不张扬，不讲究，却很有智慧，由于他在这几个村干部中最年轻，所以，平时宰羊、劈柴等一些用体力的活儿他总是抢着干。

这几个村干部中，最和蔼可亲的就是这位名叫达克来的副村长。他不仅英语说得好，还很有绅士的礼节礼貌，他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特别会体谅人，对上对下一视同仁。他长得高大英俊、温和善良且很有文化素养，只是岁月的沧桑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些无法抚平的烙印。据说，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0年，是这一带阿法尔人认为最好、最可信赖的人。

当沙宝克村长听说，眼下我正在为用电和找不到翻译而着急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子，有我在这里，你一切都不必着急，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后来，他非常认真地把全村能够想到的人都认真地过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有了！子，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摄影师，人家还在阿斯马拉学习过摄影呢。”

“他会说英语和阿法尔语吗？”我关心的不是他是否会摄影，而是需要把当地语翻译成英语。

“他是阿法尔人，当然会说阿法尔语。至于英语……这个英语嘛……他会说埃塞俄比亚语，还有阿拉伯语。你听得懂吗？”

这时，坐在一旁为沙宝克翻译的达克来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告诉他了，你怎么可能会说埃塞俄比亚语呢，阿拉伯语肯定也不会说吧，你又不是穆斯林。”

“我们还是把那个人叫来问一问，如果他能说英语就太好了。”不管怎样，这个消息至少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看我有些激动，笑着对我说：“别着急，等你把饭吃完，这个人准能站在你的面前。”

饭后，果真来了一个个子不高，长着一对圆圆的眼睛，一看就很机灵的小伙子。他进门后先是与村干部们逐个打了招呼，然后很热情地走到我的面前，主动与我握手，同时用一口很流利的英语说：“你好！中国摄影师。我叫阿卜德拉·阿米纳(Abdella Amin)，欢迎你到提奥来，我是地道的阿法尔人，我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这一席话，听得我激动万分，热血沸腾，这可是我三天以来，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话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两眼顿时有种涩涩的感觉。

接着，他又说：“我能说英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提格雷尼亚语还有我的母语。我今年还在阿斯马拉学过27天的摄像。你需要什么尽管对我说，我一定会使你满意的。我要感谢真主，是他安排你来提奥，也是他让我提前学习摄像，这都是为你准备的。我能有幸为你工作，是真主赐给我的好机会。阿门！”

我对他说：“老天总是把机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他一听大叫起来：“对！对！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那个一切都准备好了的人。”

阿卜德拉，1979年12月出生，是村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这种偏僻的小村庄，能遇到像阿卜德拉这么全面的人，实属不易。我俩根本说不清，谁是为谁准备的，只能归结为“缘分”。

从此之后，阿卜德拉就像盲人的拐杖、聋哑人的助听器，把我引进一个多彩的、有声又有画的世界。

后来，阿卜德拉还为我带来了更大的好消息，沙宝克村长一回来，就急于解决我的用电问题。他终于让人将村公所原有的一台废旧的发电机修好了，每天晚上从7点到9点，村公所将有两小时的照明时间。

然而，这一切都得到解决了，却又来了新的问题。

5.这里竟是军事禁区？

清晨，阳光从海岸线缓缓升起，洒满了小村的整个大地。窗外小鸟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鸟语。我提着相机，来到海边，深呼吸着清爽的空气，轻微的拍浪声犹如舒缓的旋律。

此时的海边风平浪静，有几艘小船静静地停靠在离岸边几十米的海水里。

我看到一些男人们正为出海做着准备工作，而女人们拉着山羊走到海边，为它们清洗。有的孩子拽着套在自制的垃圾箱上的绳子，正往海边扔垃圾呢。于是，我赶紧举起相机，瞄准一个个目标。突然，镜头里一片黑暗，我抬头一看，一个粗壮的男人，用自己的大黑手死死地捂住了我的镜头，嘴里正喷着唾沫星子冲我喊道：“No！No！No！”

难道这是军事禁区？我正猜测着，这时，那男人指了指我侧前方的一个女人，又指了指自己，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女人，不能对着她拍摄。我赶紧套近乎地冲那男人拽了拽我的头发，再指指他的女人，向他示意，我们都是女人，我不会有别的想法，只是拍张照片。男人皱着眉头，脸上仍挂着紧张的表情，没再搭理我，转身就走了。而他的女人，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阿卜德拉跑来了，他边喘着气，边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以后最好不要一个人出来拍照。”

我弄不明白他是担心我会吓着村里的女人，还是怕我拍了不该拍的东西。于是，我问阿卜德拉：“为什么我不能单独出来拍照。”

“我担心……人家……不让你拍。”他突然变得支支吾吾的。

“如果人家不让拍，你在场就能拍吗？”我问。

“不……不一定……要知道，这儿的人都是穆斯林，她们不喜欢照相。”他说。

这使我想起了刚来的第一天，那个巡视员阿里·赦库说过的话：“很抱歉，你不能在这儿拍照片，这一带经过战争，是不许拍照和录像的。”

我总觉得阿卜德拉哪儿不太对劲，便试着突然用一种严厉的口气对他说：“如果你授命来监视我，现在就赶紧离开，我可不愿处处在你的监控之下。”

他见我不高兴，赶紧向我解释。

他说，有人向他交代，要特别注意我拍什么，如果是“军事区”的内容就立即阻止，要是我不听，必须马上报告。

看来这里的军事问题很严重，连阿卜德拉都肩负着“土间谍”的重任，我还能活吗？

不过，这里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确复杂。

早先的厄立特里亚地区一直没有统一的名称，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这里成为黑非洲文明史上最辉煌的阿克苏姆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从公元9世纪开始，这里虽然被埃塞俄比亚统治，但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管辖。16世纪，奥斯曼帝国从埃塞帝国手中夺得这一带红海地区的控制权。19世纪中叶，埃及人又占领了此地。到了1890年，从首都阿斯马到南部的沿海地区，又被意大利殖民者掠取了统治权，这里又成了意大利殖民地。二战中意大利在北非战败。1941年，厄立特里亚又成了英国的托管地。1950年12月，联合国决议将厄立特里亚作为自治体同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1952年厄立特里亚组成地方政府，正式与埃塞俄比亚结邦。1962年，埃皇塞拉西强行取消联邦制，将厄立特里亚合并为该国的一个州。为此，引发了厄立特里亚人民长达30年的武装独立斗争，直至于1993年5月终于获得了独立，正式建立了厄立特里亚国。

1998年5月，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因两国边境一个叫巴德梅(Badme)的小镇政治地位问题，引发了争端，再次爆发了武装冲突。尽管埃厄两国在2000年7月已经签署了停火协议，并于2002年4月由海牙的联合国划界委员会裁决，巴德梅归属厄立特里亚，但埃塞俄比亚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裁决不公，为此，两国边境仍然摩擦不断。目前联合国已派遣维和部队进驻两国边境，局势也逐步趋于稳定，但争端的隐患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引起两国争端的小镇，就在距提奥东边300多公里的地方，并与提奥同属一个地区。而从首都运往边境的坦克及军火，必从距提奥村口的不远处经过。为此，当地人的生活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难免形成特殊的警觉。村里的“土间谍”也应运而生。

事实上，关于敏感的政治军事问题，老百姓是并不关心的，特别是对于像阿卜德拉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最担心的是被政府勒令征兵。他说，自己非常厌恶战争，特别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只希望通过我的到来，能帮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还想学习摄影，这对他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有时他也会挺认真地嘀咕两句：“海边有几辆烧毁的卡车，还有后面的空场和那些房子，旁边有个栈桥……这些可能都是‘军事区’吧？”

其实，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哪儿是“军事区”，哪儿又是“非军事区”。

我只好对他说：“你千万别把村子里面理解成军事区，而村外才是非军事区；或者室外都是军事区，室内才是非军事区。我的拍摄区域可全掌握在你手中，要是你把军事区多划点，再盯得紧点，我非上吊不可。再说，咱们两国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如果我拍了不好的内容，就是有意破坏两国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会答应。”

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心里也就踏实多了。

6.为妇女拍照如登天般难

就在我跟阿卜德拉解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个女人，站在海水中，正在给她的山羊洗澡。她怕弄湿裙子，就把裙子撩到了膝上。我想，这个女人兴许思想开通一些。我让阿卜德拉帮我环视周围，在确认她丈夫不在的情况下，我把镜头对准了她。谁知，当她看见我的镜头，立即将裙子放了下来，连忙用手去捂脸，羊也顾不上管了，那只羊就趁机溜了。她一看羊跑了，气得冲我直翻白眼儿，嘴里骂骂咧咧的，撒腿就去追。她两腿跑动时拍打着水面，就像一只撒了欢儿的鸭子，泛起的海水溅了我一身。

“子，你别着急，我说过了，阿法尔女人不喜欢照相，咱们只能慢慢来。”其实，阿卜德拉内心比我更清楚，想为阿法尔女人拍照，实在不易。

在我来到提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不能拍照，始终遭受着人们的冷眼和排斥。我甚至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莫及，但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失败地离去。在此期间，阿卜德拉也帮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找他的姐姐、亲戚和朋友们商量，是否能让我为她们拍摄照片，但都被一一回绝了。甚至他自己也被别人说成是村里的“叛徒”“对伊斯兰教不忠”等。弄得我俩每天心灰意冷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是体验到，为她们拍照难度快赶上登天了。

2003年11月11日，是这一年穆斯林斋月的第17天。

清晨，我听见有人用话筒边跑边喊话。之后，阿卜德拉跑来告诉我，村里的男人们正在海边宰杀一只骆驼，问我想不想去看。我二话没说，提上摄像机跟着阿卜德拉去了现场。路上，阿卜德拉告诉我，村里有个叫莎瑞法·豪斯曼(Sharfa Ossman)的老太太，从1961年到现在，每年的这天都要贡献一只骆驼，给全村人吃。因为，这一天是她祖父去世的日子，这一天，给全村人吃上一顿丰盛的骆驼肉，为的是让大家牢记这位对村里有过贡献的长者。为此，全村人把这一天视为了纪念日。大家会在几天前就开始期盼这个能吃一顿美餐的日子。

到了现场，显然已经错过了砍下骆驼头的恐怖场面，我看到，刚被砍下的头被甩在一旁的沙子地里。我凑到近处一看，只见那只骆驼睁着惊恐的眼睛，眼珠鼓得比灯泡还亮，正怒视着我。它张着大嘴的两侧，好像被绳子勒出了两道印。旁边有一大摊鲜血，感觉挺瘆得慌。据说，杀骆驼的机会并不太多。因为，村里能买得起骆驼的人家很少。骆驼又是最好的运输工具，是人类的有功之臣。而杀骆驼，却都能体现团结的意义，因为它的身体庞大，杀它时需要几个强悍的男人一起动手。特别是要想吃它的肉，非得召集几十号人一起吃，才能吃完。为此，在当地，骆驼是最受人们尊敬的动物。听阿卜德拉说，通常杀骆驼都是在清晨，人们先将骆驼双腿用绳子绑住，让它跪在地上，再把它的嘴用布条勒住。一切准备好后，人们用大刀对准它的后脑勺先将它砍晕，然后，几个人一起把它按住，割开颈部的血管，放了血之后，骆驼也就归天了。接下来就是割头、去四肢、破膛、剔骨割肉。

“你知道吗？吃骆驼肉能带来好运。”阿卜德拉很兴奋地对我说。

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莱索托塔巴姆村庄时，曾经有一家人杀了马，刚在房顶撑上红色的旗子（红色代表肉，绿色代表菜，白色代表酒），不一会儿工夫，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因为，在当地，人们认为马肉能给人带来好运。

这时，现场有七八个男人手握着沾满了鲜血的长刀，蹲在地上，围着那只刚死的骆驼，你一刀、我一刀地分割起这只庞然大物。周围还有许多看热闹的长者和孩子，那些长者嘴里还不时地叨咕着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都蕴含着一种期待。因为在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是绝不能进水进食的，除非是严重的病人、体弱的老人或刚出生的婴儿。就在我正认真拍摄时，突然，我从镜头里看见阿卜德拉从开了膛的骆驼腹中掏出一块血淋淋的生肉，那块正冒着热气、滴着鲜血的肉，被他和几个年轻人用刀分了几块，当即放进嘴里生吃了。随后，我听见从他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嚼肉声，再看看他那张血红的嘴，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见我龇牙咧嘴地看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这是肝，好东西！你也尝一块。”

“不！不！我可不行！”我不由得直往后退。

而现场“狼多肉少”，有几位没吃上肝的人，站在一旁馋得直“吸溜”。

“斋月不是不能随便吃东西吗？”我凑到阿卜德拉面前小声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对我咬着耳朵说：“这是真主送上门的，不能不领情吧。”他凑过来说话时，嘴里散发出的一股血腥味冲得我直想吐。我发现，抢着吃肝的都是年轻人。因为，老人们是绝对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

注：（斋月：希吉拉历第九月的月名。伊斯兰教认为该月是颁降天启《古兰经》经文之月，且是十二个月中最吉祥、最高贵的月份，信徒逢此月应封斋，故名。依希吉拉历计算，以见月为封斋始，见月牙为斋月终。以两位有威望的穆斯林长老或阿訇所见为准——《宗教词典》）

宰割骆驼的场面很热闹，但这是男人们的天地，此时，女人们在隔壁院子里，守着几口沸腾着开水的大锅，煮着骆驼肉，待晚饭时供全村人享用。

趁人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分解骆驼、煮肉吃时，我悄然拍了几张照片。突然间，一个老头冲我高吼起来，尽管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他凶煞的表情和挥手赶我走的动作中，让我感到事情不妙。在他的带动下，许多人也开始对我怒目而视，向我发出了逐客令。顷刻间，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人们从不同角落投射出的目光，就像一道道利箭，直射我的心脏。当时，我恨不得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更担心这些男人们对我动武力。眼下，我一个孤身女人，在大庭广众下遭受着众多男人的斥责与怒视，在这种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的情形下，我只好一忍再忍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竟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好在阿卜德拉赶紧跑过来，小声对我说：“咱们走吧，省得有麻烦。”

于是，我俩灰溜溜离开了现场。可我仍觉得纳闷，自己怎么就得罪了他们？

“今天都怪艾布德·吉里(Abdul Jili)老头，这个人平时就爱管闲事。子，你见过大世面，别往心里去。在这儿拍照，特别是给女人拍照，不会顺心的，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否则，你只能放弃。”

来此之前，因为不是第一次进入非洲，我把能想到的困难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在此拍照竟是如此艰难。其实，对于给穆斯林妇女拍照我也曾领略过不易。1999年和2000年我曾两赴伊朗，在那里，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国女人，不论气温多高，出门同样要戴头巾，而且，事事处处严格遵守对女人的规则。但是，我仍拍了不少照片，为漂亮的波斯女人拍照，是我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2003年3月，我来到阿富汗，尽管在新的政权领导下，妇女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塔利班政权当政时对妇女们实施的是过激的伊斯兰政策，在她们的心灵深处仍然留下很深的禁锢思想。即使在那种环境中，我这个女摄影师，仍然在女子监狱、女子学校、女人的发廊、女子面包房等地拍摄了不少照片，从未遭受过如此冷遇和辱骂。

眼下，我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根微弱的稻草，而不是一块香甜的蛋糕。我也不再昂着头，架着一顶像机关枪似的摄像机，穿行在人群中。我只有让自己的心沉下来，在静静的等待中学会耐心、理解与宽容。我想，只要我一天没有放弃拍摄阿法尔人的计划，就要带着希望在此等待下去，而且，得来不易的才是最珍贵、最值得记忆的东西。

第二章
生命在红海中漂泊

1.到红海边解忧

来提奥之前，我翻阅许多资料，都说红海与其他海域有很大区别。红海靠近赤道，海水温度很高，盐度也高于一般海水。这种特有水域很适宜一种红色水藻的藻类生长、繁殖。这些红藻经过每年的大量繁殖，形成了大面积的藻红素，使整个海水变成了红褐色，甚至还将天空、海岸都映得红彤彤的，红的色彩格外绚丽，也很耀眼。

红海因此而得名。

到达红海之前，想象中那是一片鲜红的大海，如此奇异的海水，着实深深地吸引了我。

从地图上看，红海很像一条张着嘴的鳄鱼。据说，它的长度近2000公里，海面最宽处有306公里，其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据说，两三千万年以前，阿拉伯与非洲大陆断裂形成了这片海域，板块断裂形成的裂谷从红海底穿过，将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分开，形成了红海。特别是近300～400万年来，海底的两个板块仍然继续分裂，两岸平均每年以2.2厘米的速度向外扩张，使得红海至今仍在不断加宽，是否能够形成将来的大洋，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论是红海奇特的色彩，还是它神秘莫测的地壳结构，都足以成为吸引我的原因。

然而当我真正来到红海，却没有看到那“红彤彤”的颜色，令我不免有些惋惜。后来得知，红藻是季节性繁殖，一般在夏季，而我是“冬季”（尽管每天中午的气温都30多度）来到这里，属时机不巧。

不过，要想感受红海，最重要的是跟着渔民下海。

有一天，我独自静坐海边，正在为妇女们见了我就跑而感到懊恼的时候。一个看似老头的人，一边高喊着什么，一边向我打开了脸上所有的器官，笑容满面地向我快步走来。

我转过头来望着他，似乎期盼着这张笑脸能给我带来佳音。就在他走近我的时候，出于对老人的尊敬，我迎着他站了起来。

“我……名字……哈马都·欧百德(Hamado Obed )，你……名字？”他费劲儿地往出蹦着英语单词。

“子，中国人，摄影师。”说完我用手里的相机对他比划了一下。

他一看我动相机，以为要给他拍照。立即站成笔挺的立正姿势，脸也迅速绷紧了。

接受前面的教训，我没敢轻易对他“下手”，可是，他却始终僵直在那里等待。

“不！我不拍！”我说。

“……我……哈马都，不一样，你……拍！OK！”他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他是在让我拍他。

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仍没动手，笑着对我说：“明天……早上……红海……鱼……你……我……阿卜德拉……明天！”

我一听，他的意思是明天早晨我可以拍他在海上捕鱼，顿时高兴得不顾一切地向阿卜德拉家飞跑。我不仅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也希望能得到他的确认。

阿卜德拉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为了确认我听得是否准确，他立即随我去海边找哈马都问个究竟。

可是，我们找了几个地方都没能找到人。我心想，就这么巴掌大的村子，这老头还能这么神速地蒸发了不成？

只好让阿卜德拉晚上去他家再敲定这件事。

就在我和阿卜德拉快分手的时候，阿卜德拉皱着眉，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女人能上船吗？”

我一听他这么说，立马泄了气。在这个给女人照相都那么难的地方，女人能否上船恐怕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实，渔民出海不带女人、忌讳说翻船、吃鱼不能两面翻等等，在中国这些讲究就很多。

唉！能否上船，就看明天的运气了。

第二天天刚亮，阿卜德拉就来了：“子，快点起，今天出海去！别忘了带上你的宝贝。”

我一听好消息，兴奋得腾地一下从床上跃了起来，提着早就准备好的机器，跟着阿卜德拉就走。

“你的脸？”阿卜德拉边走边看着我的脸，然后做了一个洗的动作。

“洗脸？海里有的是水。”我满不在乎地说。

“试试用这个刷牙。”他递给我一根像筷子那么粗、大约一拃长的小木棍。

“从哪儿捡的？”我接过小木棍，不屑地看了看。

“不是捡的，是从山里弄的。这叫卡柏吐（Cabaytu），专门刷牙的。我在亚的斯亚贝巴上学的时候，看见那儿的很多人跟你一样，用牙刷刷牙。其实，牙刷没这个好用，你试试。”他说。

我边走边把小棍捅进嘴里，按照他说的方法，用小棍在上下门牙间来回蹭。棍子很硬，我又是行进间“刷牙”，一不留神蹭到了牙床上，还挺疼的。这么硬的棍子怎么能刷牙呢？简直像刮腻子，刮几下能把牙上的珐琅质刮下来。他看我一脸痛苦，便对我说：“别看这根小棍，木质特殊，多用几次就出毛变成刷子了。到那时才最好用，你可以把它放在兜里，随时刷牙，很方便。”

我故意逗他说：“那可不行，要是我站在北京的大街上一个劲儿地拿着这根棍子蹭牙，别人会笑掉大牙的。”

可他却是一副很认真的面孔说：“谁笑话你，你就让他试试，他用了之后，准会喜欢的，你走的时候可以多带一些，万一回去不够用可就麻烦了。”

阿卜德拉不知为什么，极力反对用牙刷刷牙，一再推崇这种小木棍。

后来我才注意到，当地人，人人兜里都揣着小棍，不论是上面派来的村干部，还是备受人尊敬的穆斯林领袖，或是美丽的阿法尔女郎，只要稍闲下来，就会很自然地从口袋里掏出小棍，捅进嘴里，然后就开始张着嘴，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来回蹭个不停，边蹭还边往外吐着被蹭出来的牙花子。动作之熟练、之自然，行动之整齐，看上去真的很有趣儿。

我决定，今后也要加入到人们刷牙的行列中了，入乡就要随俗嘛。

清晨的阳光铺洒在如同玻璃的海面上，海水映照着蓝色天空，仿佛一片天地融合的透明世界。这种景色，对于生活在遭受空气污染的城市人，是永远也享受不到的美景。

站在海边，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童话般的梦幻天地。

这时，听见不远处有人在叫：“子，早晨好！我们……走。”

哈马都提着一个红色塑料大桶，戴着一个红色的安全帽，上身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白T恤衫，下身穿了一条褐色花长裙，旁边还跟着一个身材很健美的男人。

“子，这是尤素福，他也是村里很出色的渔民。”阿卜德拉指着那个男人向我介绍说。

我与尤素福握了握手，又举了一下我手里的摄像机对他说：“我能拍吗？”

他听了阿卜德拉的翻译后，对我说：“当然！我喜欢，你可以多多地拍，一切都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我听他这么说，心里痛快极了。

我们跟在他们身后，趟着水一起走向停在海里的小船，因为这一带一概没有码头，人们上下船都得趟水走一段，大一些的船，只能停靠在离岸边上百米距离的浅水里，然后，人们乘小船上岸。

哈马都说，他捕鱼的条件比其他渔民都好，因为他有一条安装了马达的小船。当马达响起，我们坐的船飞似的驶了出去。身处湛蓝的天空和清澈透明的海水之间，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海风吹拂着我们的脸颊，柔柔的，我们驰骋在海上，乘风破浪，周围不时地有白色海鸟围绕在我们身边，发出动听的叫声。这才是红海啊！一时间，我忘却了大漠的荒凉、风沙带给我的不快，感觉更像在大连或三亚的海边度假。

与其他海洋不同的是，红海的海水盐分浓度更大，水面的温度也高。

在阿卜德拉的一再“提醒”下，我用海水洗脸、漱口。

谁知，上了这小子的当。

因为，不觉中海水渗进了我的眼睛，顿时感觉很刺眼，像揉进了沙子。

其实，早就听说红海的气温高和盐分重，但是，没有亲身体验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其中的奥妙。据说，1947年，瑞典的“信天翁号”调查船，曾经在红海进行过考察，发现了在红海形成时海底的裂谷处有的几个热源。后来，美国的“阿特兰蒂斯Ⅱ号”和英国“发现者号”，也分别调查和证实了这些热源的存在，并测得了红海的水温高达56℃，盐度高达74～310。通常普通的热带海面的水温，最高只有30℃，深层水只有4℃。而普通海水的盐度，在35左右。也就是说，红海的水温相比之下要高出十几倍，盐度也高达2～9倍。

最令人震惊的是，由于红海底部的裂谷现仍然在不断扩张，地幔的熔岩流了出来，加热了沿裂缝下渗的海水；而这些热海水含有铁、锰、锌和铅等许多金属矿物，形成了海底金属矿藏。不过，要想开采海底2000米以下的矿，谈何容易。但不管怎样，红海不仅海底蕴藏着宝物，还养育着各种鱼，是当地人的“聚宝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守着它，至少不会饿死。

说到红海是当地人的“聚宝盆”，丝毫没有夸张。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跟着渔民出海，才发觉，红海真的很关照这些贫穷的人。包括阿卜德拉开玩笑地对我说：“哈马都每天都要出海，海里的鱼都认识他了，专往他的渔网里钻。”言下之意是，这里鱼很多。

我们坐着哈马都的船，离村庄渐渐远去。人在海上，心情特别舒畅，情绪也很亢奋。于是，在我的带动下，大家开始放声高歌。尽管我和他们唱的各不相同，但这些并不重要，只想释放一下。让我纳闷的是，我是初次来到红海，心情激动很正常；可是，哈马都他们天天在海上漂行，看上去却比我还兴奋。

阿卜德拉告诉我，哈马都是一个离了大海就无法生存的人。他这辈子与海为伴，以海为生。他喜欢在海上漂泊，捕鱼、游泳、唱歌，是一个富有激情、性格活跃、热心肠、喜欢凑热闹的穆斯林，在村里是个很有人缘的人。

而坐在船上的尤素福，却与哈马都大不相同。他除了捕鱼时发出一点兴奋的声音，大部分时间都很沉默。

哈马都看见我如此高兴，便抑制不住兴奋地对我：“子，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你是到我船上来的第一个中国人。你跟我捕鱼，为我拍照，我特别高兴。”

我告诉他，其实中国并不远，从对岸再往里走就到了。他一听，惊奇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个劲儿地说：“你带我去中国，我想去中国。”

阿卜德拉一听也受了影响：“子，你是在开玩笑吧？不是要坐好几天飞机才到中国吗？怎么又说不远呢？”

“要是从海上走，就比空中近多了。”我说。

他们一听都不理解。也难怪，关于各国航空公司制订跨国航线和航班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情，我哪儿弄得懂，跟他们就更说不清了。

最有趣的是，这时，我听到哈马都和阿卜德拉在争论什么，一问才知道，是关于人坐在空中感觉宽阔，还是坐在海上宽阔。由于两人都没坐过飞机，只好问我。

我说：“当然是在海上感觉宽阔，因为飞机就像一座封闭的屋子，根本接触不到外面的空气。”

他们一听都傻了。

“其实，飞机可以不要顶，人坐在上面就能感受天空了。”阿卜德拉说。

“你说的很像阿里巴巴飞毯，那是神话。飞机可不行，飞机飞行的高度很高，上面很冷，风速很大，能把人刮走……”他们听得很认真，也不知阿卜德拉是怎么翻译的，看上去一个个似懂非懂的样子。我用英语表达也不知是否表达清楚了。算了，干脆打住吧！

可是他们的思路始终仍停留在匪夷所思的空中。

这使我想起了2002年，我在西非塞拉利昂的村庄采访时，由于当地人常常看见天上飞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直升机，感觉很新鲜。有个青年曾经问我：“你坐过飞机，能不能告诉我，人在飞机上究竟在干什么？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

在我看来，非洲人很喜欢探询外界事物，他们善于思考，也很勤奋。但是，贫穷断送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更严重的是，他们缺乏信息资源。如果他们能看到电视、报纸，与外界保持良好的通信以及便利的交通，势必能开阔他们的思路，也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想象空间。

不过，到那时，一旦他们的生活与现代文明很接近，如同打开了生命中的另一扇窗子，他们的观念就会改变，思想也会复杂。也许，到那时他们又会如梦初醒般地发觉，他们已经失去了与大自然灵魂的沟通。按幸运的说法，在一切都将被破坏殆尽之前，他们总算目睹了大自然仅余的面貌。如果说不幸的话，他们至今未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舒适、便利。

这时，大家仍然兴致很高地放声大唱着。

过了十几分钟，阿卜德拉站在船头突然发现了一个红色漂浮物，这个漂浮物是哈马都撒网时的记号。

我们的船很快靠近了漂浮物，人们开始陆续收网。别看阿卜德拉没当过渔民，而且还是在外面上的学，但他毕竟是在这里长大的，干起船上的活儿很熟练，也很自如。他也投入了帮助两位老人收网的行列中。我坐在船头为他们拍照，听着他们三人齐声唱着捕鱼的号子。这使我想起了黄河岸边的纤夫们、在西藏寺院打夯的藏族人，以及那些战斗在修筑铁路、公路工地上的中国工人们。他们在劳动中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相似，让我感到很亲切。

渔网被他们渐渐拉上船后，满网的鱼活蹦乱跳的。阿卜德拉很得意地对我说：“你自己都看到了，如果这些鱼不是自己‘钻’进去的，早被渔网缠得半死了，怎么能这么活跃呢。”

他们将渔网里的鱼一条条抓出来，大都是一种有着灰白相间的颜色、厚厚的鱼鳞、窄窄的身条、一尺多长的鱼。哈马都告诉我，阿法尔人把这种鱼叫拉嘎姆(Lakam)，现在正是产鱼的旺季。不过，当地人并不喜欢这种鱼，因为它皮厚肉粗。通常，他们将这种鱼晒干后，运往也门。

就在哈马都和尤素福忙于收拾鱼的时候，起风了。海风将小船吹得东摇西晃，我的胃也开始翻腾，最后，实在忍不住，竟像喷泉似的往外大吐。阿卜德拉一看，刚才我还慷慨激昂地对着摄像机镜头，用他听不懂的中文，滔滔不绝地大侃，一会儿的工夫，竟然变成了虚弱不堪的病人。于是，他抓起摄像机，对着正哇哇呕吐的我拍了起来，边拍还边“指挥”我：“子，把你的嘴对着我，让大家看看你吐的黄水，回到中国，把它在电视上播出来，他们会说你是一个努力工作的英雄。”

“没听说吐黄水能当英雄的，至少中国没有，难道你们阿法尔有这种风俗吗？”我知道他有点拍马屁的意思，故意跟他开玩笑。其实，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看我是否努力工作。重要的是，我需要拿出实际的成果，我希望通过我的笔和镜头让我的同胞看到一个最真实的非洲，并将它们永远地记录下来。

通常，哈马都出海捕鱼要撒两至三条渔网，捕鱼的品种根据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每年4月至9月，被当地人称为夏季，由于海里温度太高，许多鱼就会游到其他海域。10月至3月是冬季，鱼又会回到这一带。因此，这个季节，也是一年中捕鱼最好的时机。每逢此时，许多渔民长期住在船上，不分黑夜白昼地捕鱼，然后往返于提奥与也门之间。

哈马都和尤素福始终忙于将已经腾空的渔网撒回大海，之后，他们开始在船上收拾鱼。两人不愧是跟鱼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渔民，每条鱼在他们的手上不过一分钟，便收拾得干净利索。他们用刀将鱼的腹部从上到下割开，形成了一扇大鱼片，之后撒上没有加工的大颗粒海盐，再把它们晾晒在小船上。

他们将每条鱼开了膛后摘去五脏，顺手将废弃物扔进大海里。这样，在小船的上空和我们经过的海面，出现了成群结队的海鸟，海鸟盘旋在我们的上空，被碧蓝的天空映衬着，与大海交映成一幅优美而鲜活的画面。那些飞翔的海鸟拼命地争抢刚刚扔下去的鱼的五脏，相互用嘴打斗，像是一场海鸟大战，给平静的大海增添了不少情趣。

就在这片海上，我认识了两个性格豁达的渔民，他们主动接纳了我，使我终于看到了希望。从此，我不经意地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跟踪他们、记录他们、与他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大海的宠儿尤素福

尤素福常常喜欢清晨手握着鱼叉跳进海里，与小鱼一起游动。他的鱼叉如同一只飞标，对着正在游动的鱼群，眼尖手快地在行进中飞速地穿过一条又一条鱼的肚子。不论是看尤素福在大海里游动着叉鱼，还是看他站在浅海或小船上甩着鱼绳用鱼钩钓鱼，都会被他富有韵律的动作打动。在我看来这种纯自然和谐的美妙动作，不仅给人以享受，还能使人对美的欣赏进入一种自然境界。这种来自生活的自然表现，远比舞台加工过的艺术更加生动。

在西非或北非靠近尼罗河畔的浅河滩上有不少人喜欢叉鱼。而在大海里叉鱼，特别是能叉到一串小鱼，更是不易。而尤素福却以这种叉鱼的方式养活着一家大小七口人。他经常很乐观地对我说：“你看，今天叉了12条鱼，买盐的钱又来了。”通常，他能每天叉十来条小鱼，全家人吃一半，其余的就用来填补家用。叉鱼、钓鱼、用小渔网捕鱼，是他养活全家最主要的劳动手段。

有时，尤素福还能捕到大鱼，而我最喜欢看尤素福清理大鱼。不论多么大的鱼，在他的手下，斩头去尾，刮鳞剔骨，保留精华，都是一气呵成，瞬间完成。剩余部分他都毫不吝啬地扔进大海。他的每一举动让我看了真叫过瘾，在大海面前，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慷慨、豁达深深吸引了我。

其实最动人的是在傍晚，他站在海边，夕阳照射在他那充满肌肉线条的黝黑身体上，他向海水抛洒鱼饵，整个身影衬托在落日余晖洒落的海水中，像一帧优美的剪影，更像一尊栩栩如生的非洲雕塑。

都说生在海边的人很幸运，身后的大海像一座天然的聚宝盆，奉献给人类无数财富。对于尤素福一家，背靠红海，接受着大海无私的馈赠，大海从未使他失望过，为此，他们一家对现状很满足。

尤素福告诉我，他对叉鱼的兴趣完全缘于儿时的海边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四五十年前的提奥村，住着不过二十几户人家。当时这一带的自然资源也比现在丰厚得多，特别是村口有一大片植被，足够喂养村里所有的牛羊。父亲是那片植被的开发人，他在村口建起了一个小农场，获得了一些收入。闲暇时，他喜欢在海边钓鱼，还喜欢频繁地娶妻生子，他曾娶过12个老婆。

尤素福对我说：“我父亲是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他与第一个老婆结婚时，我母亲刚出生。15年后，母亲成了父亲的第8个老婆。母亲共生了8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她因为生我而离开人世，所以，我对母亲没有任何记忆，只知道我有3个哥哥和4个姐姐，但他们也都在母亲去世不久离开了人世。在我两岁时，父亲老死了，我是父亲的第6个妻子养大的。幸运的是，养母对我比她的亲儿子还好。我是跟着养母的5个儿子在海边泡大的。”

尤素福从7岁开始自己下海叉鱼、钓鱼。19岁时跟着朋友的船第一次出海打鱼、卖鱼，并去了也门。以后，他又去过邻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等国家。

“我第一次出门在海上漂了好几天才到达也门。在那儿看到很多白皮肤人，觉得特别新奇。我记得当时是在一家很大的鱼货市场把鱼卖给了代理，因为想家，我们拿到钱很快就往回返。我把朋友分给我的钱买了白糖、大米和布料。当时高兴得，竟一连几天没合眼。”尤素福对我回忆他第一次外出的情景时，表情异常兴奋。

我问他：“海上漂泊很辛苦，也会随时遇到危险，你一定有过不少次这样的经历吧。”

“当然，渔民以大海为生，怎么能不受它的欺负呢。可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它给的，我觉得这样很公平。”人们都说，常年以大海为生的人，势必也会有一副如同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尽管尤素福从没上过学，但是，他从宽阔的大海中所经历和学到的东西，远比课本上的知识更深刻也更实用，使他受益终生。

他对我说，自己曾经在海上遭遇过无数次历险。但是，最终他是一位幸运者。

记得1985年的一天，他与几个渔民出海打了近两个月的鱼，在去也门卖鱼的途中，船竟被大风掀翻了，接着散了架，船上所捕的鱼和12个渔民都落入了红海中，他们只好漫无边际地在海里游泳。游了整整两天两夜，正当他们处于绝望之际，远处出现了一艘渔船。可是，他们谁都没有力气向那艘渔船呼救了。于是，他们几个人将自己身上唯一所剩的短裤脱下来，举在手上，一齐向远处挥舞，直到那艘渔船发现了他们。就在那渔船向他们靠拢时，他们几乎丧失了力气，险些沉入大海了，但最后，他们终于被获救了。

这件事不过是有惊无险，但3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使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1973年10月，我原本说好了要跟哥哥一起去沙特阿拉伯，就在启程之前，我突然从船上跳了下来。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此行凶多吉少。我把这一恐怖的感觉告诉哥哥，遭到他一通嗤笑。但是我坚决不肯登那条船。当他们载着绵羊、食品、布匹，及当地人给政府捐赠的东西满载而归时，遭到了一伙埃塞俄比亚军人的袭击，劫匪抢光了船上所有的东西，之后又把我们的船用刀斧砍了，沉到了海里。船上有10个渔民，3人因反抗被他们当场打死。其他的人跳了海，就在他们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一艘渔船发现获救了。其中两个渔民，由于精神受了刺激，已经回来很久了，只要人们提到出海打鱼，就会全身发抖。”

3.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论是跟着哈马都出海捕鱼，还是跟着尤素福去海边叉鱼，最令我惋惜的是，他们不论什么时候捕到螃蟹，都会顺手扔回大海。

我告诉他们：“螃蟹是上乘海鲜，吃起来味道绝美。”听到这话，包括阿卜德拉在内，每个人都惊呆了，脸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有一天清晨，我还没起床，阿卜德拉匆忙在窗外叫我：“子，快走！尤素福让我叫你去海边，他钓到了一条大家伙。”

我一听，脸也没顾上洗，提着摄像机一路小跑与阿卜德拉来到海边。尤素福看见我，有些得意地说：“今早天不亮，我下了鱼钩，结果发现是一条大家伙，你想拍照吗？”这时，尤素福站在岸边，双手吃力地从海里往外拽绳子，看到他那么用劲儿，我有些惊讶。什么鱼能让一个强壮的男人如此费力？过了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条足有一米长、一尺半宽、身体扁平的红鱼。看他那兴奋劲儿，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他告诉我，当地人称这种鱼叫哈勒法特(Xarfat)，通常它们喜欢在黑天靠岸，白天游到海水深处，是一种很机灵的鱼，很难上钩。我以为他会把这条如此难钓的鱼带回家去，或美餐一顿，或换些银两，没想到他竟然操起大刀，一刀剁下了鱼头。除了保留了鱼的唇边，其他部分又扔进了海里。

这一切令我感到不解，他如此兴奋地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为什么不吃，又把它扔回海里？既然不吃，干吗还要杀它？

阿卜德拉对我说：“你以为大海里所有鱼都能吃吗？别看海里有那么多种鱼，我们能吃的却很少。有的鱼吃了会死的，还有的鱼吃了会遭灾的。”

“那么螃蟹、龙虾、鱼翅，也不能吃吗？”这些都是中国人认定的上乘海鲜啊，可是阿卜德拉却不知道这些海鲜的英文名字。

我只好蹲在沙子地上，画了一只螃蟹，并用自己的手学着螃蟹向前爬行的样子，他总算明白了。

“不！不！不能吃，决不能吃。”阿卜德拉和尤素福对着地上的螃蟹直摆手。

“为什么？”我问。

阿卜德拉很果断地回答道：“人类是不能吃它的。”

“不能吃？这是中国人饭桌上最好的海鲜了，很贵！告诉他们，谁抓到螃蟹、大虾统统给我，我付钱。”我说。

当阿卜德拉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尤素福之后，尽管他答应了，但从他那紧锁眉头的表情上看，他对我吃螃蟹、虾的欲望无法理解，更不可置信。

过了两天，尤素福一大早来到我住的村公所，连比带划地说让我跟他去海边的渔网中拿螃蟹。几个村领导听说我要吃螃蟹，立刻挂了一脸问号。

“子！不！不行！没有人吃那东西……我们不允许你吃。”村长沙宝克严肃起来，生怕我吃了会有危险。

我心说，在这儿守着大海，渔民捕了鱼都运到也门去卖钱了，我连个鱼尾巴都吃不上。村里有人养山羊，却连个卖肉的市场也没有。来这儿这么久了，我连个鱼肉腥都沾不着，眼下正馋得快盯不住了，这么好的吃螃蟹机会哪能放过。但我又不得不稳住他们，只好“答应”他们只是去拍照。

路过阿卜德拉家，他两个姐姐说，这小子正睡得香呢，尤素福进去二话没说，就把他从睡梦中拽了起来。听我说要跟尤素福去抓螃蟹，他就像听到晴天打雷似的，总算惊醒了。

“子，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嗨！我是说，也许这儿的螃蟹与中国的不一样，这里的螃蟹真的不能吃。”阿卜德拉跟在我身后，睡眼惺忪地一个劲儿地唠叨。我就像什么也没听见，快步跟在尤素福身后，向海边走去。其实，我内心很感激他对我的这份担心。但是，感激与吃螃蟹绝对是两码事。而且，他根本无法理解，哪怕只是一只蟹腿，在我目前缺油少肉的状况下，都具有莫大的诱惑。

清晨红色的阳光洒在蓝色的海面上，衬着天空朵朵白云，艳丽无比。我跟在尤素福身后，在阳光的照射下，缓慢地趟着海水，来到尤素福撒下的小渔网前。阿卜德拉说，他要用摄像机把我的行为统统记录下来。我对他开玩笑说：“你这家伙怕是因为我吃了螃蟹一旦死了，好留证据吧？这样也好，省得你们受牵连。”

他立刻说：“算你说对啦！到时中国使馆来人，说我杀了你，我就放给他们看。另外，把你在这儿吃螃蟹拍下来，也是一件新鲜事。”

他说得也有点道理，兴许今后提奥人对螃蟹会有新的认识。到那时，一旦人们追究历史渊源，那就是我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传授的。

听尤素福说，他的渔网是昨天晚上撒在这儿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来这里把网里的鱼捞走了。剩下的螃蟹因为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想要，只好把我叫来。

我数了一下，渔网里共有四只螃蟹，肥硕而又鲜活，这可是最正宗的海鲜。我示意尤素福把它们统统抓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掰开一个个夹着渔网的螃蟹钳，然后把它们拽出来，装进了一个事先备好的脏袋子里，扎上口，递给我。我说要去他家用水煮了吃，他很高兴地带着我一起回到他家。

当我们把四只螃蟹放进尤素福家的黑乎乎的铁锅里，加了水，架在三块石头支起的炉子上，点燃木柴后，我和尤素福蹲在炉子旁，不停地用草编的锅盖扇着刚刚点燃的劈柴。只见水温越来越高，螃蟹在锅里不断地蹬腿翻腾。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发出惊叹声，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尤素福的老婆、儿子、孙女、儿媳一堆人早已大大小小齐刷刷地站了一排，咂着嘴，鼓着眼，紧盯着锅里渐渐变红的螃蟹。

螃蟹熟了，我也醉了。眼看着久违了的美餐，我真恨不能一口把螃蟹吞下去。但现在还不行，我必须得先举行一个吃螃蟹仪式，做个安民告示，这会儿只能一个劲儿地咽口水。

我把螃蟹拿到他家的凉棚下，放在一个小凳上，特意摆出了一副开吃的架势。阿卜德拉就像一个职业摄像师，始终用镜头追随着我。在他眼里我是世界上真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在我开吃螃蟹之前，他一定让我对着镜头发表几句吃螃蟹的演说。我只好忍着口水，说：“女士、先生们：螃蟹是上等的海鲜，吃了它能补充营养，强壮身体。”简直是一个螃蟹广告。在我发表“演说”期间，尤素福一家人始终静静地围在我身旁，几双眼睛在我和螃蟹之间来回打转，对我如何能干掉这个硬家伙表示疑惑。

我掰开一只螃蟹腿，先吃了一块肉，如此鲜嫩的味道令我馋意大发，顿觉牙根发软。我敢说，这么纯正的海鲜，在北京任何一家星级饭店，花再高的价钱也享受不到。

不过，那些闻到“香味”的苍蝇也同样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它们接踵飞来，轮番轰炸，迅速将红色的螃蟹铺天盖地地遮上一层“黑盖”，分明是要与我争夺这份美餐。

站在一旁的尤素福家人，在我的劝说下，也忍不住壮着胆尝了尝蟹肉，当他们发现螃蟹肉的确很好吃时，比发现了新大陆还兴奋，很快就将所有的螃蟹一扫而光。这时，阿卜德拉也忍不住凑过来，干掉了一只螃蟹腿。我对他们说，吃螃蟹时最好喝点酒，螃蟹是凉性的，吃多了容易拉肚子。一听喝酒，阿卜德拉特来劲。我知道这家伙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他经常与那些狐朋狗友们聚在一起，偷着酒肉穿肠过。而且，他平时也很少去清真寺做礼拜。特别是在穆斯林斋月期间，他白天仍照吃不误。

而此时的尤素福却表现得极为不同。听我提到“酒”时，他立刻特别警觉，两眼赶紧往四下里扫视。起先，我以为自己说酒，冒犯了穆斯林的规矩。因为，伊斯兰教是禁酒的。谁知，他对阿卜德拉笑了笑，又对我做了一个喝的手势，然后凑近了压低声调说：“酒，好呀！是好东西！”看来，他那个忠实的穆斯林信徒的形象也得大打折扣了。

他还说，自己在海上打了一辈子鱼，从没见过有人吃螃蟹，更不知道螃蟹是上乘海鲜。他说感谢我把未知的事情从中国带来，希望今后能了解更多的新鲜事。

尽管尤素福从没上过学，但我发现，他的内心对外界是有向往的，很能接受外界的新鲜事物。比如，他有一副来自也门的潜水镜，这是下海叉鱼时很重要的工具，这个潜水镜也是全村的独一份，他说那是别人送的。另外，阿法尔人盖房、自己制作床，祖祖辈辈都是用草绳捆绑，而他却学会了使用钉子。这些都说明外界事物在渐渐地影响着他的生活。

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我想吃螃蟹了，不论是尤素福，还是一些孩子们，都会去海边为我抓，几乎每次都有收获。这种随时从自然界获取食物的感觉很惬意，也很过瘾。

4.遭遇不快的“丢失”

哈马都每次结束一天的捕鱼后，都会将收拾好的鱼暂放在船上晾上多半天，然后再将这些鱼铺到海边一块突起的礁石上晾晒。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鱼晾在他家院子里，他说：“这里海风大，阳光好，鱼干得快。”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辛辛苦苦地捕鱼，晾在海边，每天人来人往，很容易丢，特别是这儿的人本身就缺少食物。

三天之后，我和阿卜德拉再次来到这块礁石，很想看看这些鱼是否安然无恙，正巧赶上哈马都正在收鱼。

“你的鱼还是那么多吗？”我怀疑地问。

“当然！怎么会变呢？”他说。

“不会少吗？”阿卜德拉一听我这样问话，可能觉得民族自尊受到了伤害，对我说：“对不起！子，这话我不能翻译。我已经告诉过你，提奥没有小偷，更不会有人来偷鱼，谁想吃鱼可以张口要，也可以去海边自己钓，为什么要来偷。你不要对阿法尔人的品行有所怀疑。我保证！”

“不！我从来没对阿法尔人的品行有过怀疑，否则，我就不会每天开着窗户睡觉了。我只是担心，这儿的海风大，也许会把鱼吹到海里。”我解释道。

他对我说：“如果你细心的话应该注意到，为什么所有船都停靠在村西海岸？因为冬季海风从西往东刮，停靠西边是顺风。到了2月，海风改变方向，所有的船就会转移到东边。哈马都晒鱼的地方也是根据风向选择的。”

这些在他们看来无人不知的常识，在我的眼里充满了新鲜感。

据哈马都讲，晒干的鱼每公斤可以卖300纳克法（相当于人民币120元）。然而，鲜鱼晒干后的分量不足原来的一半。所以，看似捕了不少鱼，其实晒干后却没有多少。我在哈马都家看到，一些晒好的鱼被他堆在院子的角落里，上面盖了一块脏布，他在等待收购人的通知。

村里能够收购鱼的人都是有大船、能跑也门的人。这样的人有两个大户。一个是阿卜德拉的叔叔艾哈迈德·依德瑞斯（Ahmed Idris）；另一个是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他是村里大富婆莎瑞法的小儿子，也是村里最富裕的人。

他们收购鱼并非像二道贩子从中赚钱，而是为了帮助那些买不起大船的渔民。所以，他们在提奥收购鱼的价格，与也门的价格相差无几。

有一次，我看见阿里在海边上收购干鱼，人们说笑的场面非常轻松。尽管阿里坐在那里，摆出一副救世主的神情，手指上戴着一枚比蚕豆还大的金戒指，时时都露着富人的派头，但是，大家对他都心存感激。没人计较分量，也不在乎他指责什么，能帮助大家赚钱养家糊口，已经是天赐的恩人了。

阿里在海边用木棍搭了一个棚子，专门用来放置这些收购的鱼。这些天，他收购的鱼几乎摞满了整个凉棚。按他的话说，每次他去也门以卖新鲜鱼为主，但是，那些新鲜鱼需要放在有冰块的大箱子里，而箱子的容量是有限的。干鱼却没那么复杂，每次去也门，他的船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放满了干鱼。能为村里人做点事，他心里觉着踏实。我想，这也是他和阿卜德拉叔叔之所以受村民尊敬的原因。

堆成山的干鱼，放在凉棚里，没墙、没门，也无人看管，四面透风，一放就是三五天，却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一天傍晚，阿卜德拉突然跑来告诉我：“子！哈马都出事了，他撒在海里的两个渔网丢了。今天，他在海上跑了整整一天也没找到，他十分着急。”

我知道哈马都视他的渔船和渔网如同自己的生命。失掉他们，意味着他的一家13口人将无法生存。

哈马都今年58岁，有一个老婆和11个孩子，大女儿21岁，小儿子才3岁。

他从小跟随父母在离提奥十几公里一个叫格拉布萨斯(Grabsas)的小岛生活。15岁那年，他们全家离开小岛来到了提奥定居。

哈马都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五。小时候，他跟着哥哥下水捕鱼，直到21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卖掉了家里的山羊，用这笔钱买了一条很小的帆船，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国际渔民”的生活。他说，直到如今，他都清楚地记得那一次的也门之行。当时，他们船上装满了干鱼，在海上漂泊了20天，才到达也门。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外面的世界，在他的眼里，也门就是天堂。之前，他曾为自己身上具有也门血统却从未见识过这个天堂般的国家感到遗憾。因为，他父亲就是也门人。那一次，他硬是在也门“赖”了一个多月，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

从那之后，他又去过五次也门，成了真正的“国际渔民”。

28岁的时候，他终于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船。这条船比起与哥哥创业的船大了一倍，据他说，这条船至少能承受2000公斤的重量。用这条船他去了周边的吉布提、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这条船陪伴他两年多，捕鱼赚了不少钱，当时几乎没人不羡慕他年轻、能干，使他感觉越来越得意。

大约在他34岁时，由于经济情况良好，他再次更新了渔船，这条船能承受5000公斤的重量，船上共有7个渔民，他们往返于许多地方，往国内运输白糖和一些生活用品。不幸的是，四年后的一天晚上，他们在海上遭遇了台风，船碰上了礁石，当即破损沉到了海里。他们几个人半夜跳到海里，拼命地呼救，直到第二天天明，哈马都和另外两个人终于被一条捕鱼的船救了上来，总算保住了性命。

之后，他只好再次与哥哥合作买了一条小船。谁知，跑了六年的船，又一次被台风吹散了架，他和另外五人只好再次跳海逃生，很幸运，他又一次保住了性命。

1989年，已经44岁、有了6个孩子的哈马都，在经历了一系列海上灾难后，打算放弃漂泊的生活。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这片他熟悉的大海了，离开大海他几乎无法生存，甚至连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只好借钱买了一条二手小船。由于这条船用得年头比较久，按他的话说，像个百岁老人，根本跑不动，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卖了。

90年代初，他的家庭人口不断增多，负担也越来越重，这时，他已经没有能力买一条属于自己的船了，只好靠在其他船上打杂养家糊口。这段时间，国家尚未独立，战乱持续不断。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家偏偏发生了一场大火，整个房子从里到外烧了个一干二净，把他用大半生辛勤劳动构筑的家烧成了灰烬。他成了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而他面对的是大大小小等待吃饭的孩子们和依靠他终身的老婆。这段时间，是他一生度过得最悲惨的日子。

1993年，厄立特里亚正式独立，在政府的帮助下，他赊账买了现在的这条小船。如今10年过去，尽管这条小船为他全家解决了一些生计问题，但他仍然感到负担很重。他无奈地对我说：“没有办法，欠下政府的钱，等我儿子还吧。”

听到哈马都丢失渔网的事情我很震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丢失”这个词在这里根本用不上。这种特殊的安全感，不要说在非洲，在我所去过的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过。

我们来到哈马都家，扑了个空。

“去海边看看，也许会在那儿。”阿卜德拉说。

果然，在海边我们看见了情绪极其低落的哈马都。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望着远处的大海。看见我们走过来，哈马都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子，我该怎么办？渔网没了，孩子们吃什么，我想你能帮我是吗？”

“你别着急，明天我跟你一起出海，我们再努力找一找。我也会尽力帮你的。”我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给他钱买新渔网吗？得花多少钱？我是否支付得了？但不管怎样我不该袖手旁观。

第二天清晨，我来到海边，已经有几个男人在此等他一同去找渔网。阿卜德拉几乎与哈马都同时到达。于是，我们一起上了船。

与我们一起上船的有五六个人，尽管还是那条船，但今天船上极为安静，似乎有些沉重。每个人都站在船上望远观看，表情极为严肃，就像作战前正在观察敌情。我们的船在海上越漂越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甚至有些担心，这种船既没指南针，又没有导航系统，一旦迷失方向，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顶着烈日，在海上转悠了整整一天，没吃没喝，更是一无所获。看看那几位黑人，全变成了蔫茄子，估计我自己也惨不忍睹。

上岸后，哈马都仍不肯回家，而是与站在岸上等消息的人们一起分析情况。

这时，我看到站在人群里的阿卜德拉突然板起面孔，冲着一个男人提高了嗓门，好像在吵架。而其他人则把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我。我知道，这其中一定与我有关。因为，像这种情况我已经经历过不止一次了，我并没有在意。

“子，他们都说哈马都不该让你上船，女人上船，总是会发生意外，这是上天注定的，他们说让你出钱买渔网。这些人简直疯了，真是糟糕。”阿卜德拉很气愤地说。不管怎样，我对阿卜德拉心存感激，因为，每次在我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都是不顾一切地站在我这边。他说，不愿意看到我在他的家乡受到伤害，更不希望我内心太孤独。

“那么一条新渔网大约需要多少钱？”我问他。

“不！你不该给他买渔网，这事与你无关。”他说。

“我只想了解渔网的价格，并没打算给他买渔网。”我说。

然后，我俩大致计算了一下：100米长度的渔网大约2500纳克法；70个漂浮球，每个7纳克法，需要560纳克法；不同直径的尼龙绳价格也不同，大约需要500纳克法。

总之，每条渔网大约需要三千多纳克法，相当于一千多人民币，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晚上，我点着蜡烛正在屋里写日记，窗户上突然窜出一个黑脑袋虚声喊着：“子！子！”吓了我一哆嗦，定神一看，是哈马都。

我招呼他从大门进来：“有事吗？门在那边，进来呀！”

“不！你……你……”他招呼我出去。

我只好放下日记本走到门口。

“子，你……钱……我……”他边说，边冲我捻三个指头，意思是要钱。

“你想要多少？”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可能是不好说，让我看着办吧。我想了想，虽然他丢渔网与我没关系，但毕竟现在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该帮助他。于是，我回到房间，先拿了500纳克法，想了想，他第一次开口，我就给这么多，今后再开口或其他人开口怎么办。于是，我只拿了200纳克法出去给了他。并对他说：“明天，找渔网……我去……”

他没有拒绝。

几个村干部看我神色匆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没有把哈马都来此要钱的事情告诉他们。因为语言不通很难解释得清楚，弄不好引起误会就不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照旧去了海边，好与哈马都再去找渔网。

当阿卜德拉得知我还想上船时，执意劝我不要去：“难道你希望遭受全村人的谩骂吗？”

“没关系，谁骂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又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说。

“可是我能听懂，我听得很生气，我不希望再听到这些。”他说。

我对他说：“如果今天我不在船上，渔网找到了，他们更得有话说了。”

他想了想，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于是，我俩不顾周围人的眼光，迅速登上哈马都的小船。此时，船上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甚至连招呼也没跟我们打。

“只要哈马都不赶我们，其他人说的话别给我翻译，权当是从他嘴里放出的废气。”我当着他们，用英语对阿卜德拉说。

他朝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的心里何尝不紧张，我多么希望今天能把这个该死的渔网找到。我之所以有一定的信心，只因为当地没有“偷盗”行为。人们分析是前几天刮的一场大风把渔网刮到较远的海域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

“但愿今天能找到渔网！”我盘腿坐在船上，面对东方，双手合掌，默默地祈祷。其实，我并不是个佛教信徒，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自己又身处他乡异地，只能“临时抱佛脚”了，我知道老佛爷宽宏大量，不会抱怨我的。

今天上船找渔网的人们好像个个心切，大家始终站在船上，望眼欲穿地期盼着目标出现。看那架势，今天有戏。

这时，站在船头的阿卜德拉突然大喊了一声，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像炸了锅似的，人们脸上露出了笑容，开始欢呼起来。此时，唯独我什么也没看见，但不管怎样，我的心总算放下了。

两条渔网相继都找到了。大家费力地把渔网拉上船，这时，一股恶臭的鱼腥味儿扑面而来，差点把我熏得一头栽到海里去。渔网里全是已经腐烂的死鱼，多得不计其数，如同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惨不忍睹。我无法忍受这股腥味，开始翻江倒海地往出倒苦水。可是，船上的人们都没什么感觉，毕竟人家是被海浪拍打出来的汉子。

渔网找到了，大家自然很高兴。哈马都说，最近一段时间他需要修补渔网，所以，改为钓鱼。他还告诉我，斋月过后，他准备去一个小岛附近钓鱼，希望我也一同前往。我一听，高兴坏了。

5.带着鱼腥味儿的“姐夫”

尽管哈马都这些年的生活并不如意，好在这个从大风大浪闯过来的渔民拥有一副宽阔的胸怀，面对困境，他依旧是那么坦然，开心地度过每一天，他是个十足的乐天派。虽然他从没上过学，但是，生活的阅历和在劳动中获取的智慧，使他掌握了许多丰富的知识，因此，他很受人们的尊敬。

在与哈马都离开格拉布萨斯岛之后，我们坐着小船，在小岛周围钓鱼。哈马都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渔民，他不仅擅长用渔网捕鱼，用鱼钩钓鱼也是一把好手。今天，他特意把尤素福叫来，看似一起钓鱼，更像一场竞赛，两人都在暗自较劲儿。

哈马都性格外向、开朗、好强，特别能咋呼。而尤素福内敛、话少，不喜欢张扬，但同样好胜。

他俩都是村里最出色的渔民。由于性格不同，他们为人处世的方法也不同，而且分别有各自的朋友群。喜欢出风头的哈马都平时总要比尤素福略占上风，他对我与尤素福更接近有些不服，所以，想当着我的面跟尤素福比试比试。

我们在船上没多大工夫，哈马都就钓了五六条鱼，而今天尤素福偏偏不顺手，耗费了不少时间才钓上来一条像泥鳅那么大的小鱼。此时两人一言不发，皱着眉头，眼睛瞪得很大，紧盯着自己的鱼钩，那个认真劲儿让我看了觉得好笑。在这个平静如水的小村庄，人与人之间都沾亲带故的，就像一个大家庭，似乎没有丝毫利益的竞争，因此，今天这场“竞赛”就显得格外有意思。其实，每个男人都有好胜心。不论是现代文明的都市人，还是小村庄的人，尽管生活背景不同，但是人的需求和欲望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趁钓鱼间隙，哈马都特意在尤素福面前为我讲述他在海上发现的一些鱼类趣闻。

他告诉我，因为沙漠海岸没有河流的淤泥，所以，红海的最大特点是海水清澈透明，而且光线很充足，这样就特别适合珊瑚的生长。红海里有许多漂亮的珊瑚，比如豹斑海鳝、荧光珊瑚、小丑鱼和海葵等。它们看起来五颜六色，非常漂亮。

在他当“国际渔民”那阵子，经常在红海的中心地带，看见一群布氏金梭鱼或者一种银色的鱼群，这些鱼都喜欢白天休息、夜间捕猎。这些鱼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是无法看到的。

有时他也会跑靠近苏丹的海域。那一带有蝠鲼，我曾在资料中查到：蝠鲼是世界上现存个头最大的鱼类之一，其体重超过一吨。蝠鲼身体呈菱形，尾部细长像鞭子，有的还有硬刺。它们在海里游动时像一群大雁，身体轻盈、优雅，始终保持着队形。它们在水里游动时，颇为壮观，身后总会紧跟着许多小鱼。

另外，他还跟我讲了关于红鲷鱼的习性。红鲷鱼是红海特有的一种鱼。这种鱼的外形是扁身、凸背、大头、小嘴。通常二十条左右组成一个“家”。在这个家里，除一条雄鱼外，其余全是雌鱼。然而，一旦雄鱼死了，其他鱼并不会轻易散伙，而是从中选取一条最强壮的雌鱼充当雄鱼的角色。被选中的雌鱼，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身体会渐渐变色，并且越变越鲜艳。之后，它的雌性特征逐渐消失，比如卵巢缩小、精囊发达等，最后竟然变成了雄鱼。

最终哈马都钓了大约二十条鱼，而尤素福只钓到六七条。当哈马都认为自己的“才华”打败了尤素福的时候，显得特别得意，就在我们快回到岸边的时候，他一猛子扎进大海里，边游泳边高喊：“子！中国！厄立特里亚！提奥！”看他那兴奋劲儿，就像中了六合彩。这时，尤素福提着他的小鱼，不屑地瞥了一眼正游泳的哈马都，转身跨出了小船。

谁知，尤素福上了岸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岸边特意等着哈马都上来，他说一定要跟哈马都下一盘棋再回家。

就在等待哈马都上岸的时候，阿卜德拉小声对我说：“哈马都下棋可不是尤素福的对手，尤素福肯定是因为不服输。”

因为阿卜德拉内心是向着尤素福的，所以，他站在岸上一个劲儿地敲边鼓，还起哄地喊周围的人过来看热闹，于是，大家硬是把在海里游泳的哈马都叫了上来。有人提议，下三盘，输一盘，把自己手上刚钓的鱼给对方一条。

可是，我只听见人们起哄，却不见棋在哪里。

刚想问问阿卜德拉，就看见人们找了一块松软的沙子地，坐的坐，半躺的半躺，用手指在沙子地里开始刨坑了。他们共刨了64个小坑，在地上随手捡了黑、白各16个小石子，居然就地下开了。

阿卜德拉看我对地上的棋一团雾水，站在一旁为我当起了现场解说员。

“这叫达麻（Dama），双方各16个棋子，其中4个棋子有机会可以当官，剩下的全是兵，不过，这4个官必须要先到达对方的最底线，才能被封为官。官与兵最大的区别是，官可以前后左右随意通行，而且可以吃掉兵。而兵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它是不能吃官的，只有双方的官才能互相残杀。谁最后剩的棋子多，谁就胜利了。”

我一看，这会儿不到10分钟的工夫，哈马都不仅兵越来越少，连官都被尤素福干掉两个。显然，在下棋上，他根本不是尤素福的对手。

很快他就连输三盘，眼看着自己刚才钓的鱼分给了尤素福三条，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表情实在难看。毕竟当着我和这么多人的面，让他觉得难堪。因为他是个争强好胜，平日以自我为中心，喜欢让别人围着他转的人。

特别是他非常聪明，也很会抓机遇，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东西。

有一次，我去他家，发现他特意把家里腾出一间屋子，里面有十几个六七岁到十二三岁的男孩，他把莎瑞法的孙子叫来教孩子们念《古兰经》。其实，这位小老师也不过十五六岁，他的“教学”方法主要靠手上的一根小棍，谁不听话、不出声、不摇头、不叫喊就用小棍照着谁头上打。由于在穆斯林地区，人人都得从小学习《古兰经》，可阿拉伯文的拼写是较难的，而且《古兰经》的内容显然还未到孩子们理解的年龄，所以，这些小孩学起来很吃力。

屋里有一张小床，是小老师的专座，这样便于他居高临下地观察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学生们则坐在屋里的沙子地上，每人手捧一本《古兰经》，个个光着脚，晃着小脑瓜，闭着双眼，流着鼻涕，很夸张地不停地大声喊，一副活受罪的模样。

不到半个小时，只听哈马都冲学生们喊了一声，于是，这些孩子高兴地跟在哈马都身后，一路小跑来到了海边。闹了半天，哈马都以学《古兰经》为由，趁机抓孩子们的差事，帮他清洗小船。这绝对是一项很辛苦又需要耐力的劳动。因为船的里外经过海水长期浸泡，不仅粘有许多脏物，还有腐蚀性很强的东西，孩子们需要一点一点用力刷才能清理干净。特别是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这工作对孩子来说强度绝对不小。然而，孩子们却有说有笑地手握着石头，有的蹲着，有的骑在船帮上，小手使劲来回蹭。在哈马都的带动下，他们欢快地边干边唱起来了：“我们从意大利来，是你们的朋友，给你们带了许多士兵，这些士兵是索马里人，他们是最勇敢的军人……”那欢乐的曲调非常具有感染力，很能打动人。

哈马都有两大喜好：出海捕鱼和吃羊肉。除此之外，他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

我发现他在海上捕鱼和平时生活中的装束判若两人。出海时，他总是穿着那件“千疮百孔”的T恤衫，下身围一块破旧的红花布，赤着脚，全身散发着浓重的鱼腥和臭汗味儿。然而，登上陆地后，转眼间他就彻底改变了形象。

有一次，我和阿卜德拉正准备去海边拍摄日落，看见哈马都出海回来，他手里提着鱼，头发已经被大汗湿透了，全身像个落汤鸡。可是，没五分钟工夫，当我们再见到他，尽管与他近在咫尺，竟然没认出他来。

此时的哈马都，梳理着油花花打着绺儿的头发，油光耀眼，晶莹瓦亮。只见他身穿一件白底、上面写了不少色彩鲜艳的法文字母的衬衣，下围一件黄绿相间的花裙子，肩上特意搭了一条红花围巾，要不是那张黝黑的脸和浑身的肌肉，竟有点电影《早春二月》男主角的感觉。平时不穿鞋的哈马都，今天居然穿了一双拖鞋，尽管是用脚趾夹着的那种，但依然显得很郑重。不光如此，他身上还喷了足有一升的香水，离着八丈远就能闻到那夹着鱼腥的香味。我知道哈马都对香水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有一次，我去他家，刚进门，就看见他慌慌张张地正往一个破木箱子里藏东西呢。看见我进门，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从箱子里又拿出了那个正在藏的东西，笑着对我说：“是香水……孩子们……喜欢……”。

说完，往我身上喷了不少。闻着自己身上久违了的香味，感觉与自己很久没洗过澡的身子极不协调，却也勾起了我想家的念头。

他看见我惊奇地望着他的一身行头，很得意地对阿卜德拉说了一大通，单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在炫耀自己的衣服。

阿卜德拉对我说：“哈马都也许不该待在提奥了。”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他的话。

阿卜德拉说：“他是世界人，你看！衣服是法国的，裙子是也门的，围巾是埃塞俄比亚的，鞋子是中国台湾的。他问你帅不帅，还能不能再娶个漂亮老婆。”

我对哈马都说：“世界人都很神秘，你不该让别人看见你的眼睛。要是戴上墨镜就更酷了。”

他问我：“什么是酷？”

于是，我让他们等着我，扭头跑回了村公所。因为，我想起了临来时二姐特意拿了一些东西，并且郑重地交代：“这些是送给贫穷的非洲人民的。”其中有一副她读大学时戴过的太阳镜。她之所以始终保存着这副眼镜，是因为这是她上大学期间给自己买的第一件东西；并且，这副眼镜不论款式还是质量都很好。她希望这副太阳镜能够继续派上用场。

二姐的太阳镜，这会儿已戴在了哈马都的眼睛上。

阿卜德拉说：“这眼镜像是专为哈马都设计的。”

茶色镜片把沙漠灼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遮挡在外，同时，也遮住了哈马都被风沙岁月刻在眼角的一道道皱纹。

“你看上去年轻极了！真酷！”我大声喊起来。

他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当他听说，这副眼镜是我二姐送给他的，并且还要为他照一张相带回去给二姐看时，立即收起笑容，很认真地对着镜头问我：“你看我像不像你二姐夫？”

我说：“不像！”

他问我：“为什么？”

我故意气他说：“太老！”

他一听急了：“不！我不老，你刚才还说我年轻呢。我还要娶老婆，生孩子，这回要生中国孩子，我就去中国捕鱼。”

我之所以喜欢非洲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忧虑。他们不仅朴实、直爽，而且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幽默的基因。与他们在一起永远能够感受一份快乐。

也许，在我们的眼里非洲黑人生活得非常贫困，而贫困就好似一切烦恼和忧虑的导火索。生活在贫困交加中的人，似乎伴随的总是痛苦和忧伤。而在提奥，我看到的却是，他们不仅能找到快乐，还能充分地享受快乐。

阿尔伯特·派克说：生活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是我们创造的，虽然喜悦和悲伤的人注视着同一事物，但他们看到的是极为不同的侧面。

第三章
尤素福一家

1.安安静静的一家人

哈马都与尤素福都对我很好，可不知为什么，我更喜欢性格内向一些的尤素福，于是，先拜访了尤素福一家。

尤素福的家在提奥村的东海边，离海滩不过一百米距离。站在他家门前，倾听大海翻滚的波涛声，犹如欣赏一曲雄壮的交响乐，恢宏而有气势，感觉十分过瘾。他家仅有一座用木板搭建的小木屋，里面分隔出两间屋子，一间做饭，另一间全家人居住在一起。门前有个凉棚，通常一家人喜欢在这个凉棚下聊天、吃饭、喝咖啡等。别看这座小木屋小，还是他爸爸留下的家产，要说也有几十年历史了。小屋门前有一棵高耸入云、看上去很像椰子树的孤树，当地人叫它嘎拉图(Gryto)，树上每年结一种叫艾拉(Ala)的果子，果子是棕色，没有水分，有甜和涩的味道，据说吃了它能败火。

尤素福家门前有一口井，井里是海水，不能喝，可用来洗衣服、刷锅、刷碗什么的。

尤素福一家与提奥村450户阿法尔人家庭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但尤素福更善于通过劳动发掘智慧，感受生活的乐趣。

尤素福的家庭人口在当地算是少的，妻子、儿子、儿媳，两个孙女，还有一个兄弟与他一起生活。但初次走进尤素福的家，只见到了他的老婆哈莉玛·阿卜德拉(Halima Abdella)和儿媳妇泽娜巴·塞艾巴(Zenaba Said)，尽管两个女人没有像我在外面所遇到的女人一样，见了我就一溜烟地仓皇逃跑，但是，当我到来时，她们还是不约而同地掩面，躲到了屋里。所以，在没有被她们接纳的那段时间，我从未进过他家屋里，只是坐在门外的凉棚与尤素福说话。

有一天下午，刮起了沙尘暴，漫天席卷的风沙刮得人满嘴都是沙粒，眼睛也睁不开。那天恰巧我和阿卜德拉拿了一点中国大米来到尤素福家，但我们并没有急于进屋，而是坐在充斥着风沙的凉棚里。哈莉玛看到这个情景非常感动，于是一再邀请我进屋，并且非常友善地招呼着我。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当地妇女的微笑，也是第一次与妇女真正面对面地在一起坐。我感到非常兴奋，因此，看到了自己靠近妇女的一点希望。

几天后，果不其然，哈莉玛主动让阿卜德拉叫我去她家喝咖啡。不过，为了尊重她，我仍然没有带相机。

我曾在暗中发誓，一定要拍到阿法尔妇女的照片，拍不到她们决不回家，为此，我已等了整整一个月。

哈莉玛40岁出头，身体微胖，走路缓慢并带着些许慵懒。她与53岁的尤素福1976年结婚。其实，哈莉玛从小就认识尤素福，因为尤素福经常去她家向她当教师的父亲请教，在她父亲眼里，尤素福是个朴实憨厚、靠得住的小伙子。为此，当尤素福提出想娶哈莉玛为妻的时候，她父亲很快就同意了。尽管在当地人们喜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家，这样的关系既可靠又不至于使财产流失，但是，尤素福与哈莉玛家却没有血缘关系。当时哈莉玛只有16岁，不过，她父亲相信，女儿跟着这个勤劳的小伙子，不会挨饿。于是，父亲为女儿做了主，订了这门婚事。

不幸的是，婚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相继离他们而去，使得这个家庭长久地深陷悲痛中。

好在后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现在21岁，并已有了两个女儿。

儿子依德瑞斯在省城上中学期间，与同班一个女生相好，两人竟然生了一个孩子。由于遭到了尤素福的坚决反对，没能成婚。之后，按照尤素福的意愿，依德瑞斯娶了泽娜巴·塞艾德(Zenaba Said)为妻。结婚时依德瑞斯17岁，泽娜巴只有14岁。

泽娜巴是个苦命女人，出生不久父亲因病死亡。1992年，在她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因病离开了她。她没有兄弟姐妹，只好跟着姨妈的四个孩子一起长大。姨夫曾经是个花匠，有一天突然双目失明，不久与姨妈先后离开了人世。泽娜巴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经常被人们忽略她的存在。她身材瘦小，看似柔弱，可是，干起活来却强劲有力。

泽娜巴为尤素福家生了两个孙女：老大哈莉玛·依德瑞斯(Halima Idris)，今年三岁，尤素福之所以为大孙女取了老婆的名字，是希望家族的生命力能够得到延续，并还能得到长辈的保护；二女儿阿米娜·依德瑞斯(Amena Idris)出生才七个月，尽管很少哭闹，但是仍让泽娜巴不少操心。在这个家，她既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老婆，还是公婆的儿媳。每天从清晨起来烧咖啡、给孩子喂奶、为全家人做饭，到劈柴、赶毛驴打水、洗全家衣服等等，如同一个保姆，任凭干多么劳累的活儿，从没有怨言。其实，她还不到20岁，在中国，许多这个年龄的人，正在过着憧憬美好未来的大学校园生活。

我被请去喝咖啡那天，哈莉玛笑着说：“我已经听村里人说到你，你是专门来提奥拍摄的，是吗？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不会拍我们不好的东西，对吧？”

当阿卜德拉把她说的话翻译给我之后，我听了感到非常吃惊，还没等我回答，阿卜德拉已经跟她说起我了。从她与阿卜德拉说话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接纳。

后来，我几乎每天都到尤素福家，更多的是找哈莉玛，并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不论是在最初，我无处可去的时候，还是在后来，我忙完了一天的拍摄，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走进她家，在她家随意吃喝，躺倒就睡。特别是每天早晨都要到她家喝几杯她煮的咖啡，这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了。

不过，第一次在她家喝咖啡时，那品咖啡时的滋味并不好受。五六个人围坐在一起，只有两个像中国人喝白酒的那种小杯子，大家用这两个杯子轮着喝。由于里面放了许多白糖，一时化不了，于是，每个人喝过的剩杯子底儿要接着传给下一个人喝。周围的苍蝇就像无数架轰炸机，在我们眼前轮番轰炸，而我面对着眼前的汗水、口水、苍蝇，根本咽不下去，我最担心的是，这样会不会被传染疾病，而一旦被染上肝炎、霍乱等病，这辈子就算沾上了。

可是，如果我流露出嫌弃人家的意思，人家还能接纳我吗？这会儿管不了那么多了，于是，我端起杯子毫不迟疑地把咖啡喝了进去。事实证明，别小看这几杯咖啡，它就像我和哈莉玛之间的一扇大门，一旦大门被打开，我们的一切都畅通无阻了。

在我看来，有时与人交往，用的并不是语言。后来，我与哈莉玛，经常是我买咖啡豆，她来煮。然后，我们坐在她家的凉棚下，脚踩着松软的沙子地，透过稀松的栅栏墙，望着院外的景色，各自静静地端着杯子，一口一口慢慢地品着。偶尔，还会哼个小调。在这里，没有都市阴郁的空气，也看不到人们匆匆赶车的身影，不用为升级、加薪焦虑。人们平和地度过自己每一天并不富足，也不纷杂的生活。

阿法尔人热衷喝咖啡，与它的邻国埃塞俄比亚是咖啡的发源地有关。随着咖啡从非洲流传到亚洲和南美，大约在1650年至1700年又传到了欧洲。那时，正值欧洲流行霍乱和痢疾，很多人担心水不卫生，经常以喝啤酒替代饮水。很多人又由此改饮了咖啡。而后，随着意大利、英国人占领了厄立特里亚，他们把别样的喝咖啡的方式带到了此地，使这里原本就爱喝咖啡的人们更热衷于咖啡。

几百年过去了，目前，咖啡贸易在全球仅次于石油贸易，列居第二。咖啡的品种更是名目繁多。喝咖啡的方式也各尽其妙。而阿法尔人始终保持着自己饮咖啡的独特方式。只有少数老人，仍保持着当年意大利人流传到此的品饮方式。遗憾的是，这里虽紧邻埃塞俄比亚，却不盛产咖啡，也喝不到新鲜的咖啡。没人知道咖啡如何生长，又如何采摘。

阿法尔人煮的咖啡，之所以有独特味道，是因为咖啡里加了晒干的生姜。而且，他们还有专门用来煮咖啡的陶壶。听哈莉玛说，通常她家的人喜欢喝产自埃塞俄比亚或肯尼亚的咖啡，而对干姜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在提奥，人人喜爱喝咖啡，每个女人也都会煮咖啡。后来，我几乎喝遍了各家的咖啡。但是，唯有不多的几家妇女煮的咖啡让人过口不忘，其中就有哈莉玛煮的咖啡。喝了她煮的咖啡，几乎不再想其他的咖啡。每当坐在她家，静静地看她煮咖啡时，都能闻到一股很纯的咖啡香味。我想，也许是她把咖啡、水和干姜的比例掌握得好，或者煮咖啡的火候和时间控制得准。总之，站在一旁看她煮咖啡都是一种享受。

哈莉玛煮咖啡的方法是：先将几根劈柴点着（劈柴过多和过大，都会造成火候太大）。再将绿色的生咖啡豆放进一个平底、带把的小炒锅里，放在火上炒熟，通常以豆子变为咖啡色和味道飘香为准。再将炒熟的咖啡豆倒进一个厚重的、竖圆形的石罐里，加入晒干的生姜，用如同锤子般的金属棒将它们捣碎。然后，将已经捣成粉末的咖啡和生姜倒入一个用干草编织的小圆盘里，放凉后，将草盘折起，顺着草盘的折缝，把咖啡粉倒入陶壶里，壶里加入凉水后，放在火上煮。陶壶的形状很特殊，壶身是个圆肚子，壶嘴和壶把分别在两侧，壶嘴很长，大约有20公分。

煮咖啡要经过几次开锅，每次都要倒出一些浮在水上的咖啡，再几次添加凉水，需要煮十多分钟。这时取出一小团草绳，塞在壶嘴里，过滤一下。

通常喝咖啡分三道，第一道最浓，第二道适中，第三道淡味，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浓淡。

哈莉玛非常希望我能够将这种煮咖啡的方法带回中国，她还幻想有一天，她在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这种咖啡。只可惜，用这种陶壶煮咖啡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技术，需要对温度、火候、添加凉水的时间都严格加以控制。否则，陶壶很容易爆炸。我本想带一个陶壶回来，又担心自己辛辛苦苦、不远万里从非洲背回家的咖啡壶，最终成了一枚“自杀炸弹”。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

咖啡成了连接我与哈莉玛心灵的纽带。通过喝咖啡，我走入了这个家庭，与他们成了朋友。

尤素福一家人非常现实，几乎没有梦想，更没有奢望。表面看去，他们的生活平静得几乎没有波澜，日复一日。也许这种安静源于阿法尔民族内敛的特性。

阿法尔人的确与其他非洲人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喜欢生活在安静的世界，平日里没人歌舞，甚至他们的舞蹈都只是发出轻轻的“嘶嘶”声。安静、封闭、守旧、执着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外界的压力，也没有忧愁，相互间无须争斗。不论外界发生怎样的动荡，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拿尤素福一家老小来说，他们的生活尽管伴随着吟唱，却几乎听不到引吭高歌。每逢吟唱时，我在他家所看到的是：尤素福坐在阳光下的沙子地上织补渔网；哈莉玛怀抱孙女；泽娜巴烧火做饭；其他的孩子们在沙地上玩耍。但是，他们各自发出的音调却是一致的，节奏也高度和谐，不像其他非洲人敲击着锅碗瓢盆助兴，在狂热的鼓点中载歌载舞。这种没有任何表演色彩的吟唱，是一种自然流露，听起来很舒服。之后，他们喝咖啡、游泳、在沙子地上下棋。或许伴着海浪的涛声睡上一觉，一直睡到自然醒来。心灵的平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得极为真切。

2.家中的不幸

按理说，尤素福有一副沉重的家庭重担。他要养活老婆、儿子、儿媳、两个孙女，还有与他同父异母的二哥及小舅子的女儿，共八口人。为此，他不仅不觉得包袱沉重，反倒很得意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那几个孩子都活着，该有多好呀。”他总是这样说。

“如果是那样，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我说。

坐在一旁的阿卜德拉并没给尤素福翻译我的话，反倒不解地问我：“你说的负担是指什么？在我们这儿，孩子越多，家庭越兴旺，会越来越富裕。”

“孩子多，吃得多，花销大，怎么能富裕？”我说。

阿卜德拉笑了笑说：“孩子能把海里的鱼吃光吗？而且，他能干很多活。”

看来提奥人真是很幸运，他们守着红海，至少在有生之年，海里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

说到尤素福与哈莉玛第一个死去的孩子时，哈莉玛并没有太多的悲伤表情。

“我们的大儿子长到两岁，有一天早晨起来，发现他没气了，赶紧把巫医叫来。巫医说，你们的孩子被上苍招回去了，他是从那儿派来的。”

“也许他心脏有问题？”我说。

“心？不！孩子没问题，他被招回天上了。”她很肯定地说。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据说，生下来只活了两天就死了。对这个孩子的死他们说是“自然死亡”，我实在不明白他指的“自然死亡”是什么意思。阿卜德拉解释说：“不是天灾人祸和疾病的死，都是自然死亡。”

我只听说人会自然老死，却从未听说婴儿“自然死亡”的。我想，这也许是父母在失去孩子极度悲伤后，宽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与前两个孩子的死截然不同的是，尤素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第三个孩子惨死在接生医师的剪刀下，那令人悲惨的一幕，给尤素福和哈莉玛留下了终生无法愈合的创伤。

尤素福对我详细描述了儿子惨死的过程：“我清楚地记得儿子死的那一天是1980年7月19日。这次哈莉玛生孩子，我费了很大劲儿，带她去了省城医院。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我希望她能把这个孩子平安生下来。可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孩子出生时，头出来一半，像是被卡住了。这时，接生医师拿了一把大剪子，在哈莉玛身上剪了一个开口。尽管孩子很快出来了，却流了很多血，后来才发现，他的嘴巴和鼻子被医师剪了一个开口，孩子流血过多，出来没多久就死了。我和哈莉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场都晕倒了。”

可以想象，尤素福对这个孩子的死，承受了多么大的打击。一个父亲，还没来得及看清自己刚出世孩子的面容，却被人用剪刀毁了面容。更惨的是，父亲竟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夺走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却无能为力。对这么残酷的情景，尤素福竟然没采取任何行动，处理完孩子的后事，带着老婆很快又回到了提奥。

“这是事故，医院应该给你们赔偿。”我说。

“事故？什么事故？那时候正与埃塞俄比亚打仗呢，医院里到处躺着伤兵，我们只好把孩子抱回来，埋在村口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村口那片墓地，乍一看去，是片光秃秃的沙海，走近了才能发现，那是数以千计的坟包。坟包是用沙子堆砌的，形状各不相同，沙土很稀松，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纪念物。甚至，坟墓里一概没有棺木，格外荒凉而简陋。靠东边是未成年人的墓地，不同的是，每座坟包上插了一根木棍，讲究一些的人家把木棍换成了一片薄薄的木板，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和出生至死亡的日期。我想，这其中还包括了尤素福死去的另外两个孩子。

老天并不绝情，终于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依德瑞斯·尤素福(Idris Yossof)。

依德瑞斯出生于1983年，他的降生为尤斯福夫妇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对这个孩子，他们倍加呵护，倾注了夫妻俩的所有心血，几乎每一时刻都在祈求安拉保佑，唯恐这个孩子遭遇闪失。

终于依德瑞斯长大成人并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

“你为什么总是来我家拍照？拍这些是要向外人展示我们吗？你应该友好地对待我们，还应该尊重我们。难道你不知道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喜欢被人家拍照吗？反正你不能拍我，决不能！”这是我与依德瑞斯初次见面，他用极不流利的英语，毫不客气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一个中等个头、身体十分单薄的小男人，怎么看他，都像一个满脸稚气、正在成长的少年。为此，我对他说的话丝毫不介意，甚至故意用更严厉地口气问他：“难道你认为照相机是杀人工具吗？”

他看我有些怒了，立马变了腔调：“不！不不！安拉不希望我们张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信仰他。”说完，他又压低了嗓音对我说：“我的一切都是主给的，我所做的一切都要让他高兴，为他活着，也为他死去。”

“你说什么？难道你不明白，是尤素福和哈莉玛给了你生命，你应该多为他们着想，为你的老婆、孩子着想。”我厉声对他说。

3.不争气儿子的“中国功夫”

自从我走进这个家，看到的是尤素福拼了老命地干活。而他的儿子，正值身体力强的年龄，不仅从不分担父亲的担子，甚至把孩子撇给老婆，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因此，在没有见到他之前，我对他无形中有了一种成见。当然，这些也是受了阿卜德拉的影响。因为，在阿卜德拉眼里，依德瑞斯除了能生育后代，其他一切是个十足的废人。他多次对我提到，依德瑞斯曾多次因酗酒遭到长老们的谴责，给尤素福家庭也带来了不良影响。对于倡导禁酒、自律的伊斯兰教来说，酗酒无疑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尤素福这个宝贝儿子来之不易，因此，村里人对他也格外宽容。

阿卜德拉对我说：“依德瑞斯从小很瘦弱，什么都不会干。上中学时在学校偷着抽烟、喝酒，后来跟一个女同学生了一个孩子。不知为什么，尤素福坚决不同意他娶那个女同学。后来，为他找了现在这个媳妇。不幸的是，他们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有人说，他酗酒惹怒了安拉，这是主对他的惩罚。从那之后，他渐渐有了收敛，后来总算又生了两个女儿。在今年初，他突然彻底改变自己，成了穆斯林的忠实信徒，每天读《古兰经》，做礼拜，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干。”阿卜德拉比依德瑞斯大四岁，他们从小在村里一起长大。不同的是，阿卜德拉在叔叔的帮助下，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上了中学。显然，经历过都市生活的阿卜德拉，不论眼界还是思维方式，都与村里其他年轻人大不相同。包括他能说多种语言，也是村里独一无二的。为此，他对依德瑞斯流露出的不屑一顾，也就不难理解了。

他说依德瑞斯是个“废人”，随着我对尤素福家人渐渐了解，对这个“评价”也有同感。

依德瑞斯平时从不待在家里，只是吃饭的时候才回来，吃过饭抹了嘴就走。他既不过问父母，也不关心孩子，一切都推给了父母和媳妇，在家就像个过路客。更糟的是，他这个过路客不仅白吃白喝，反而还张口要钱，给这个过着缩衣节食生活的家庭，无疑增添了不少负担。

有一天，他刚到家，就向尤素福大吵着要买一双新凉鞋。

尽管买一双凉鞋只需要16纳克法，相当于人民币5块多钱，但是，这笔钱却能让尤素福一家过上个把月的日子。面对儿子的突然张口，尤素福犯难了。让他一下子掏出这笔钱的确很困难。

我对他儿子说：“你想穿新鞋，自己挣钱去买嘛。已经当爸爸了，应该养活这个家了。要是有一天你爸爸病得动不了了，你吃什么？你父母、老婆、孩子这一大家人又靠谁养活？”

可是，他简直像个傻子，没有丝毫表情，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下把在场的阿卜德拉气坏了，他又用阿法尔语向他重复了一遍，但这家伙还是无动于衷。

“这人没救了，养了一个白痴。”我对阿卜德拉说。

谁知，一听我骂了他，他反而不慌不忙地对我开了口：“子，干脆你给我买一双鞋吧，你是聪明的有钱人，我只是个白痴，难道你不该帮助我吗？”

“给你买鞋没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拍照。”我也趁机讲条件。

“我说过，我是穆斯林，不喜欢拍照。”他说。

“你以为这个村只有你一个人是穆斯林？我又不会歪曲穆斯林的形象。”我说。

“如果你真的肯给我买鞋，我让你拍我的‘中国功夫’。”他说。

他怎么又突然冒出个“中国功夫”？令我为之一震。

我很惊奇地问他：“你真会‘中国功夫’？”

“这样吧，你先给我买双鞋，明天我带你去村口眼见为实。”看他说话时眼神里流露出的得意神色，使我对他的“中国功夫”真不敢小看。

于是，我飞快地跑到村口的一家小店，按照他说的尺码，买了两双凉鞋，另一双当然是给尤素福的。

与儿子相反的是，尤素福看到鞋，一个劲儿地推托：“不！你已经给我家很多帮助了，鞋……不能要，你看，我不用穿鞋。”

在非洲，人们赤脚行走，似乎习以为常。这与当地炎热的气候和人们对大自然的亲近有关。但是在提奥，午间地表气温极高，人赤脚走在沙地上，会烫掉一层皮。特别是尤素福只有一双打满了补丁的塑料凉鞋，由于补了又补，鞋面已是高低不平，看上去也宽窄不一，可以说是残破不堪。即便是这么破旧的鞋，他仍然舍不得穿。

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不善言辞的尤素福，拿着我给他买的新鞋，高兴得手有些发颤。他那发自内心的真诚谢意，反倒使我有些不安。买两双鞋的花费，对时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可谓微不足道，却被他当作一种恩赐，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与质朴，深深地感染着我。

离开尤素福家，我始终惦记着他儿子说的“中国功夫”。使我特别好奇的是，这里没有电，显然难以得到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信息，他又是怎么知道和学会“中国功夫”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阿卜德拉匆匆赶到尤素福家，尤素福说儿子去做礼拜了。他让我们跟他去海边，我告诉他，今天是专门来观看依德瑞斯的“中国功夫”的。

“什么‘功夫’？还是中国的？是子教给他的吗？干什么用的？”尤素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远离中国的小村庄，从没听说“中国功夫”很正常。他对于儿子的“中国功夫”，当然也难以置信。

中午，顶着近40度的大太阳，依德瑞斯终于回家吃午饭了。他说，下午3点可以为我表演，但不能拍照。尽管我对他的变卦很不满意，但由于一心想看个究竟，担心他再提条件就连表演都看不上了，只好勉强答应了。

下午近3点，我和阿布德到了事先说好的地点，不一会儿就看见远处身穿白色的穆斯林长褂、头戴圆形小白帽、手持一根一米多长细棍的依德瑞斯仰着头，迈着绅士般的四方步，不紧不慢地朝我们走来。他身后还跟着三个挺威武的男孩，那架势就像他的贴身保镖，尾随在他身后。

“他们是我的徒弟，跟我学中国功夫的。”他得意地向我介绍。今天他特意带着徒弟来，我估计，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

我们临时找了一块空场地，我本以为，在表演之前，他会将身上的长褂和头顶的白帽脱去。谁知，他穿着那个白大褂，手里紧握着木棍，开始伸展起手脚，只见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四下抡了起来。我站在一旁“欣赏”着，怎么看都像一个精神恍惚的人，正在活动着僵硬的筋骨。再看下去，更让我忍俊不禁，只见他刚一转身，头上的小白帽顺风飘落在地上，再一侧身踢腿，就听刺的一声，白大褂被扯破了。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他手上的木棍始终没离手，棍子在他手里不停地捣鼓着，动作极其笨拙，还不够他瞎忙活呢。然而，从始至终，他的表情极为严肃，不一会儿工夫，已是气喘如牛、大汗淋漓了。尽管他表演的“中国功夫”颇像小丑的滑稽表演，但是，一想到“中国功夫”已经影响或流传到这么偏僻的小村庄，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

正在这时，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朝我们快步走来。开始，大家并没在意。就在那人走到离我们大约有50米距离时，不知谁用阿法尔语喊了一声，大家立即僵住，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紧盯着来人。

“子，你看到了吗？那人端着枪呢！”阿卜德拉站在距我不足两米的地方，冲我大喊，显得有些惊慌。

我看到那个朝我们走来的男人，手里的确提着半自动步枪，枪口朝下，两眼目不斜视地紧盯着我们。可是，当他走到距我们大约有二十米距离时，突然停住了脚步，两腿微微叉开，端起枪，居然把枪口对着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大家全蒙了，同时下意识地立即蹲下。此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似乎只等那人向我们扫射了。

这时，那人站在那里一动没动，很警觉地用眼珠向我们扫视了一圈。不知他问了一句什么话，然后，用手势示意过去一个人。阿卜德拉赶紧朝那人走了过去，可是，走到距那人还有两三米距离时，那人突然伸出右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于是，阿卜德拉与那人隔着一段距离，相互说着什么。他还不时地回过头，指指我，又指指村公所方向。这期间，我看到阿卜德拉身体僵硬，一直是立正的姿势与那人讲话。

几分钟后，阿卜德拉回过头叫我：“子，让他看看你数码相机里的照片。”

我很快将相机递过去。那人一看从相机里能直接看到照片，感到很新奇。他难以相信里面的照片是在现场拍摄的。为了证实给他看，阿卜德拉突然把相机镜头转向他，没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按下了快门。那人一看拍起他来了，赶紧用手遮挡自己的脸，一股怒气直往上冒。不过，此时阿卜德拉已经把拍好的照片展示在他眼前了。看到自己的照片，他立刻换上一副惊喜的笑脸，并且把我那台数码相机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一个劲儿地说好！接着，他向我道了歉。

“子，他说这一带是军事禁区，不允许拍照。他不知道你是中国人，所以刚才有些失礼，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阿卜德拉说。

“又是军事禁区。难道这一片沙漠全是军事禁区吗？在哪儿拍才能不犯规呢？”我说。

阿卜德拉问过他后，那人指了指远处的一个棚子，意思是那里是绝对的军事禁区。不过，那个看上去距我们有好几百米距离的棚子，与中国民工居住的工棚没什么区别。令我想不通的是，不论工棚里有什么军事机密，我们站在这么远的距离，与里面有何相干？再怎么也不至于把枪口对准我们呀。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都有些疲惫，赶紧往回撤。

后来，每当我和阿卜德拉走到这一带，都会想起这次的经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随意在此停留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尤素福家人相处越来越亲近，相互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我在他家也越来越随意。每当我和阿卜德拉在村里拍照累了，就会来到尤素福家，不管屋里是否有人，我们都会进屋（当地人家从不锁门）躺在床上睡上一觉。我们与尤素福聊天，已经习惯了靠在他家床上。而且经常是头上、背后淌着汗，跷着一双满是沙土的脏脚，任凭眼前铺天盖地的苍蝇随意降落在我们的身上、手上、鼻子和嘴上，但丝毫不影响我们聊天。最有趣的是，有时哈莉玛外出，儿媳妇又要做饭，她们就把七个月大的小孙女放在一块大约一米长、两头系在床腿上的花布里，交给我看管。这块布像个小吊床，又像小摇车。一旦里面的孩子哭闹，我的任务就是拽着那块布轻轻晃悠两下，那孩子准会停止哭闹。孩子没有尿布，即便尿了，也一会儿就被高温蒸发了。有时，把孩子抱出来，放在沙子地上，任她随便爬行。总之，每个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父母实在省心。

尤素福的家庭成员中还有他的二哥，他60多岁了，曾经是个疆场的老兵。据说，他的大半辈子都是扛着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尽管他自己的家在山里，但他已经难以适应家里的生活。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独处，所以平时很少与人说话。不过，有时，他还会来点幽默，见了我就像小日本，嘴里发出“嘿！”的一声，来个立正，向我行一个手掌很夸张外翻的军礼。他是尤素福家的半个主人，每天三顿饭肯定如期到来。

在熟悉的人眼中，我几乎成了这个家的半个主人。我们彼此间没有了国籍、肤色、地位、生活习惯的差异，用肢体语言也能进行沟通。

尤素福对我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以至于对我不存在任何避讳。我们的友好相处，也改变了村里其他人对我的看法。

4.险些打跑妻子

对于自己的婚姻，哈莉玛似乎是满意的。她曾得意地对我说：“在我16岁的时候，当我父亲答应尤素福娶我之后，有一天半夜，尤斯福刚从也门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家，让我父亲看他为我买的金首饰。我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之后，高兴得我好几天晚上没睡着觉，盼着跟他结婚。”

在说这话时，她眼里迸发着的喜悦，盖都盖不住。在我眼里，尤素福很勤劳、善良，也非常能干，他是个不知疲倦的男子汉。而哈莉玛既不守旧，也没有小心眼儿，跟她在一起，很快活。尽管他们的儿子不太争气，但是，这个儿子至少有文化，有健康的身体，还为他们留下了后代，这些都足以令他们极其满足了。

因此，我以为，在这个家中几乎没有夫妻矛盾，一切是那样和谐。

然而，有一天中午，哈莉玛让阿卜德拉把我叫到她家，哈莉玛半盖着头巾，露出的半边头发显得有些凌乱，身上的披肩随意地搭在肩上。我一进门，哈莉玛就把我拉到一旁，很委屈地急着控诉着什么，边说边扒着自己的上衣和衣袖，露出一道道的红印子。我站在那儿愣了好大一阵子，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子，你看看，这是尤素福昨晚喝了酒之后打的。”哈莉玛气愤地让我看她的头和胳膊。

再看看哈莉玛的左后脑，还鼓了一个大包。

中国人常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敢情是全球通用。

“想不到尤素福的手这么狠！他人呢？”我问。

哈莉玛冲屋里努了努嘴。

我安慰了哈莉玛两句，立即冲进屋去。

“子！我……”尤素福半靠在屋里的床上，半梦半醒地耷拉着脑袋，见我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不等我开口，就开始以自责的态度“低头认罪”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毕竟是人家夫妻间的事，特别是我们之间语言又有障碍。其实，我很清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也包括我自己的国家，男人打老婆的现象真是太普遍了。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在尤素福的家庭，事前我实在没有想到。

可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了解到，尤素福在19岁之前喜欢跳舞、喝酒，婚前总算戒了酒。然而，结婚后，由于接连遭受失去孩子的打击，再次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此时，哈莉玛就成了他泄愤的对象。每晚醉酒回来，哈莉玛都免不了遭受一阵痛打。就连他家长辈留下的200多只山羊和若干峰骆驼都无一幸免。现在家里只剩下唯一一只山羊。那些骆驼，连一根驼毛都没能剩下。

到了1992年，哈莉玛由于长期精神紧张，生活窘迫，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找到了尤素福的长兄，在他的见证下，他们达成口头离婚的协议。之后，哈莉玛带着孩子，回到了父亲身边。而尤素福在哥哥家一住就是10年。

“其实，这些年我们过得都不好。村里人劝我搬回去，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女人。可是，我害怕他喝了酒还会打我。”哈莉玛对我说。

随着尤素福年岁越来越大，他对家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2003年初，在村里穆斯林领袖的监督下，尤素福在一份写好的“决不喝酒、打人”的保证书上按了手印，然后向哈莉玛道了歉，两人就算“复婚”了。这份保证书至今仍在哈莉玛那儿保管。

“开始，这保证书还能管点用，只要他喝了酒要打我，我就拿出来让他看。可是，这保证书越来越像一张废纸……我要去找卡达夫（村里的穆斯林领袖）。”哈莉玛边抹着眼泪，边委屈地诉说。

这时，我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阿卜德拉，奇怪！这家伙怎么对这件事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你怎么不劝几句？”我说他。

“我能说什么？在他们面前，我毕竟是个晚辈。你是不知道，村里哪个男人不打老婆？自己的女人，打就打了吧！”

“什么？你……你还没结婚就这么想，要是将来……”我一听他这么说，气得说话都有些说不利索了。

他可能也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过头，赶紧解释道：“我的意思是，阿法尔人的事情你在短时间内很难了解。”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可是，我这个人最憎恨那些打女人的男人。你们男人之间的打斗，那是一场较量；可是打女人呢？算什么？纯粹是不平等的欺负。

于是，我对哈莉玛挤了一下眼，然后说：“你还是跟他离婚吧，现在就离，我去把村干部找来。”

阿卜德拉一听愣了，没给他们翻译，直接对我说：“子，我说过，你不能管这件事，人们会恨你的，这话我不能翻译给他们。”

“你怎么当真呀，这是故意吓唬尤素福的，快翻给他。”我对阿卜德拉说。

当尤素福听说我要劝哈莉玛离婚，这下慌了，一个劲儿地保证今后决不再沾酒了。因为阿法尔民族有禁酒的规矩，何况他已经在保证书上按了自己的手印，此事一旦传出去，他可就惨了。

打这以后，尤素福还真的戒了酒，他对这个家也越来越珍惜了。他怕失去这些亲人，在这个世上，他们是他仅有的亲骨肉。

而对于尤素福的转变，哈莉玛认为与我多少有些关系，她对我说：“子，你是个中国人，对我们家这么好。尤素福更应该爱我们，爱这个家。我们全家都很感谢你。”

5.尤素福的秘密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和阿卜德拉正在艾哈迈德·依德瑞斯（Ahmed Idris）家了解村里的土地分配情况。艾哈迈德是阿卜德拉的叔叔，也是村里的民间领袖，他是村里很有威信的长者，不仅掌管村里的土地分配，还经常调解民事纠纷。他也是村里第二大渔商，有两条自己的大渔船、几十条渔网和一些被他雇用的渔民。

这时，突然有人来通报，说有一条渔船从也门回来了。于是，我们赶紧去了海边。这时男人们已经陆续赶来从船上卸货。这些货物大都是白糖、大米、蜡烛、布匹等村民需求的生活用品。

提奥地区的红海沿线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人南迁的重要地域。公元前1000年前，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部落为寻找新的居住地，开始不断地渡过红海，到达这里，为这里带来了许多外来文明。到了公元3世纪，阿克苏姆国王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后来，又通过战争，控制了从埃及南部到索马里的整个红海沿线，以及更大范围的海上东西方交通。那个时候，红海的海上贸易非常盛行，许多商旅货船穿梭不息，为此，这一带人也接受了许多外来文明。

“事实上，我们除了鱼，只有沙漠。是红海让我们一代代活了下来。我们很幸运！”老人们说。

从那个时候起至今，整个厄立特里亚南部的沿海地区（从马萨瓦到阿萨布From Massawa to Assab）与地处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形成了庞大的跨国市场。这些年，这个市场不断扩大，需求量也在增加。从货物交换到现金支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走进去。包括中国、印度、欧美等国家的商品，从渔民们带回来不同国家制造的日用品，就能直接感受到那个大市场有多么火爆。而提奥的渔民，也早已在也门的市场占有自己一席之地，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渠道，甚至还有固定的代理商。为此，也门就好像提奥人的大仓库，这里的许多日用品都来自于也门，包括男人们人人含在嘴里的烟沫、“Kamaran”牌香烟，在这儿可是最流行的。

我们来到岸边，看到船上的货很快被男人们卸了下来。但我发现这些男人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货物上，而是相互嘀咕着，神色有些诡秘，有的人还异常兴奋。

凭着女人的直觉，我感觉他们背后肯定另有交易。

“你不觉得这些人不太对劲儿吗？”我问阿卜德拉。

“什么？……谁？谁不对劲儿？……”也许我的问题太唐突，出乎阿卜德拉的预料，。他说话也突然变得结结巴巴的，这就更让我确信这其中有秘密。

“他们有秘密？”我问阿卜德拉。

“秘密？没……有！他们……没秘密。”阿卜德拉说完，赶紧叫住一个男人，他们说的是当地语，我听不懂。不过，没过一会儿，人们便转入了正常的分配货物，于是，那些摊在沙滩上的箱包，很快就被人们扛到各家去了。

“子，今天我有事，你先回去吧，下午再去找你。”说完，阿卜德拉行色匆匆，一溜烟儿就不见了。

下午3点多，仍不见阿卜德拉的影子。我发现，平时总是围坐在街口聊天或下棋的男人们，今天也全都不见了，四周无声无息，异常安静。于是，我决定去找阿卜德拉。我直奔他常与朋友聊天的地方，却空无一人。我想到他有一个知己叫亚辛（Yassen），比阿卜德拉年长许多，也许因两人都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缘故，说起话来比较投缘，所以，阿卜德拉常喜欢找他聊天。亚辛开了一家不足10平方米的小药铺，药的品种很少，但是里面很干净。据说亚辛曾学过护士，在村里也算半个医生。他性情随和，有人缘，常有人来找他看病，为此，小药铺挺红火，通常是聊天的人多、买药的人少。药铺门口很窄，站上两三个人就没地儿下脚了。因此，从外面看，药铺总是很拥挤，不过，今天却冷冷清清。我走到门前，推了推门，门被反锁着。这更让我感觉纳闷，在提奥，包括我在内，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从没锁门的意识。小村流动人口少，相互都像一家人。在这儿从没发生过抢劫、偷窃等事情。这时，我站在门口，听到屋里好像有咳嗽声。我试着喊了两声，没想到阿卜德拉还真出来了，出门时“顺手”又把门关上了。看他那一脸神秘相，我更感到他有事瞒着我。

“你在吃什么？嘴怎么是绿的？”我问他。

“绿的？没……没什么，没有！”奇怪！他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你究竟在干什么？”我又问。

“我……明天……嗨……别问了，我会告诉你的……”

当我说要去尤素福家时，遭到了他的阻止，让我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我不再听他说什么，加快了脚步，径直朝尤素福家走去。

来到尤素福家的凉棚，没等我开口，坐在凉棚的哈莉玛笑着冲我挤了挤眼，向后面的一间木板屋指了一下说：“去看尤素福吧，看看他和儿子在干些什么。”

我快步走到木板房前，看见门是虚掩的，边喊着尤素福，边迫不及待地推门进屋。

“子，来来！快进来！”我看见尤素福和他的儿子慵懒地躺在床上，父子俩的嘴都是绿的。我有种直觉，他们嘴里嚼的绿东西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你们的嘴绿了……怎么回事？”我问阿卜德拉。

“是加豆（chatt）！”他说。

“加豆？什么是加豆？”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加豆？”他问。

“从不知道。好吃吗？”我问。

“当然！那是好东西。它会带你进入美丽的世界，让人有飘逸感，很上瘾呀！”他带着梦幻般的口气说。

“美丽世界？飘逸？上瘾？是毒品吧？”看他不同以往的诡秘样，不是毒品还能是什么，我猜想。

“不！不是毒品！是加豆，加豆！知道吗？”他肯定地重申着。

平日，阿卜德拉有嚼烟丝的嗜好，这种烟丝是用烟叶制成的，放在嘴里嚼，同样可以上瘾，倒是没有烟雾妨碍他人，但他嚼烟丝时，却从未表现出过这么享受的样子。

只见他凑到尤素福床边，顺手从一个像粽子叶似的包装里打开几层，掏出几片带秆的绿叶子，放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又递给我几片。之后，他把身体斜靠在墙上，跷着小腿，闭上眼睛，与尤素福一同进入了梦幻世界。

据阿卜德拉说，吃加豆并非像喝酒，一会儿的工夫就上头。它来得慢，去得也慢，这东西要慢慢品尝，慢慢享受。加豆早在很久就从也门传到了提奥。目前，每逢加豆从也门到货，许多人就像被勾了魂，一步也迈不动了。特别是加豆的保鲜期很短，每次运来都要用大片叶子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为的是保湿、保鲜。毕竟人们希望吃到最新鲜的加豆。

“只要东西来了，我们就要把它全部干光，痛快呀！”看来阿卜德拉的瘾还不小。

另外，阿卜德拉还向我特别透露：“吃加豆之后，男人的脑子里会出现漂亮女人的身影，情绪很冲动，也很美好。”

据说，在也门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公开地吃加豆。而在提奥，只有男人们才能私下里分享这等快乐。

后来我发现，只要有了加豆，许多男人就会立即消失，此时村里格外安静，四处空荡荡的。这会儿男人们都躲在角落里，充分地享受加豆为他们带来的愉悦呢。

这里的人们有个习惯，从也门带加豆，大都是两到三大捆。每捆有三四小捆，每一小捆攥在手里大约一扎，卖50纳克法（相当于人民币不到20元），这样算下来，每个带加豆的人能收回大约600至800纳克法，去除一定的成本，一次赚几百纳克法，令他们很是心满意足。

“既然村里人都希望吃加豆，为什么不能一次多进一些货？”我问阿卜德拉。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渔民去也门都会遵守提奥多年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说，都不准大量地往回带加豆。一旦这里的加豆充足,提奥就毁了。再说，钱也是很大问题。”

每小捆加豆，需要50纳克法，对当地人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对于那些吃上瘾的人，即便缩衣节食也要过过瘾。比如，尤素福一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可是父子竟然一起吃加豆。在我眼里，这东西简直就是毒品，百害无益。

在阿卜德拉的诱惑下，我手里攥着加豆，也想感受一下它的魅力，至少想知道它的味道。不过，我又担心这东西威力大，吃了会上瘾。我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往嘴里放了一点。

加豆有一股自然的清香味，看似如香椿，一枝上带有几片叶子，我吃了一点，以为自己很快就能进入虚幻的美丽世界。可是，等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一连吃了两枝，还是没动静。

“子，吃加豆很享受，你怎么说没感觉？再吃一些，我保证你会HAPPY。”阿卜德拉似乎为我没能上瘾还挺着急的。

“穷人没钱又想吃加豆，很容易犯罪。”我说。

“犯罪？不！为什么犯罪？没钱就欠着，也可以用东西交换，这与犯罪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他很难想象那些因为钱而发生在大都市里的行骗、抢劫、杀人等恶性案件。生活在这个没被罪犯扫荡过的村庄里，人们亲如一家，相互关爱。这里看不到惧怕罪犯的惊恐眼神，人们也无须施加防备的枷锁。在他们眼里，人类应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好东西。

看着尤素福和他儿子吃加豆时那份享受劲儿，我突然萌生了希望他们能够多一些这份享受的念头，随即掏出一百纳克法给了他，并对他说：“你把欠的钱还了吧，今后有了剩余钱再吃加豆。”

“剩余钱？不！不可能剩余，钱还能剩余？”尤素福不解地看着我。

其实，这话我说了也是白说。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怎么会有剩余钱。即使像阿卜德拉这样在外面接受过教育，提起银行也总是一头雾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银行是做什么的，人们在里面都干些什么。

事后我多少有些自责，感觉自己的行为不是在帮助他们，甚至是害了他们。

第四章
面纱后的阿法尔妇女

1.家徒四壁的老富婆——莎瑞法·豪斯曼

在尤素福一家接纳了我之后，村里的妇女对我的态度多少有些改变。

去见莎瑞法之前，听阿卜德拉说，她是全村的大富婆。早在一百年前，她的祖辈就是这里最富的人。特别是她家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土耳其式的三层小楼，据说，当年莎瑞法从出生到成长，都在这座小楼里，直到她结婚才搬出来。现在小楼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没人居住了。不过，从它建筑结构的外观和庞大的规模看去，不难想象当年这个家族的辉煌。特别是这座破败的小楼带着一种历史沧桑感，矗立在提奥村的显著位置，似乎随时都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曾经名声显赫，并对提奥的历史有着特殊贡献的大家族。如今，莎瑞法是这个家族最年长的人，她一直延续着这个家族每年给全村人贡献一只骆驼的习俗。为此，这一天也因为能享有美餐，而被村民视为最愉快的日子。然而，村里杀骆驼那天给我留下的却是不快的回忆，因此，去见这样的女人，我的内心多少有些顾虑。常言道：财大气粗。土财主通常都蛮横无比。更何况，人家是村里的第一女人。

为了慎重起见，我没带相机，空手去了莎瑞法家。从我住的地方，向东南方向没走多远，绕过她家那座古老的小楼，向左拐个弯，就是莎瑞法现在居住的地方。还没进门，就听见有个女人在不停地喊：“去死吧，去死吧，你们都去见鬼吧……”

阿卜德拉说，这是莎瑞法的妹妹，一生没儿没女，长年患病卧床，现在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脑子也不清醒，她的生活全由莎瑞法家人照顾。

没想到，在尚未进入第一女人家的时候，首先听到的却是她的善良。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几块半朽的木板搭了一道院墙，长方形的院子不算小，显得挺空旷，东、西、南、北各有一间结构非常简单的木板房。这与我所想象的“大富婆”相距甚远。也许，人家不愿露富，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顺着喊声走进了她家靠南的一间屋子里。

这屋子很大，足有50平方米，黑黢黢的，除了摆了三张床之外，还有个如棺材般长和宽的箱子，地上有三块架锅烧饭的石头。床上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太太，估计是那个叫喊的人。而另外两张床上坐了三个老人。其中，一个老太太一见我，立即起身告辞了。当阿卜德拉给我介绍了莎瑞法之后，正准备介绍另一位在她家做客的老头时，我俩都傻了。

“这不是那天在杀骆驼现场赶我走的那个老头吗？”我用英语问阿卜德拉。

“别理他，反正这儿不是他家。”阿卜德拉也用英语回答我说。因为我们知道对方听不懂。

我觉得还是主动向他打个招呼比较好，在这里与任何一个人的关系搞僵了只能对我不利。于是，我脸上强挤出笑容，叫着他的名字，用刚学的阿法尔语跟他打招呼。

他一听我能叫出他的名字，又说当地话，显得挺兴奋：“艾布德！艾布德！你怎么知道我叫艾布德？”

我心想，那天你老人家是怎么对我的，给了我这个势单力薄的异乡女人多大的难堪。就因为你的煽动，差点造成混乱，至今我都没法在村里拍照，我能不记得你吗？

好在今天这老家伙看上去还算平和。这会儿我庆幸自己没有带相机来。

眼前的莎瑞法看上去60多岁，体态较胖，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串穆斯林珠子。见了我们，她既没起身，脸上也没有表情，只是慵懒地伸出右手与我握了握。但她向我投来的目光却是善意的。看见她，最先吸引我的是她脸上的几条竖道，每条大约半寸长，像是用刀划的。我猜测着问阿卜德拉，她是不是年轻的时候遭受过暴力，以为竖道的背后会有什么故事。阿卜德拉一听笑了，他并没直接回答我，而是对莎瑞法说了什么。之后，莎瑞法立即露出了笑脸，扒拉着自己戴的头巾，又伸出手脚向我展示。我一看，好家伙！这老太太还真时尚，头发、手、脚一整套橙红色，像只老火鸡。

“她说，很高兴你夸她漂亮。她年轻的时候人们都这么说。她让你看她的脸、头发和手脚，是不是很美？”阿卜德拉对我说。

我心想，阿卜德拉这小子真会来事，我连老太太脸上是怎么回事还没弄清呢，什么时候夸她漂亮了。再说，女人脸上划得一道道的，怪吓人的，打死我也不会觉得漂亮呀。但我知道，老太太家族在村里很有威望，取得老人的好感，是向村里妇女靠近的关键一步，阿卜德拉是在帮我。

听阿卜德拉说，过去的阿法尔女孩，五六岁时，家里会请来专门做针刺的女人，在孩子脸上刺上不同的竖道，这是一种“美容”。他们认为，随着女孩渐渐长大，针刺落下的印记如同一种装饰品镶嵌在脸上，格外美观。而头发和手脚染的颜色，用的是一种叫Henna的植物染料，当地人从幼女到老太太都喜欢用它染色，通常染手脚能保持一两个月，而头发则时间稍短些。她们还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将头发染成黑色或橙红色。有趣的是，我在村里发现不少老头还用Henna将自己的胡须染成橙红色，看上去颇有几分滑稽。

后来，我在村里听到了关于女人脸上针刺的另一种说法：根据伊斯兰教义，女人在穿戴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比如：衣服必须穿长且宽松、不透明的，为的是不能显出女人的身材和肤色；也不能露出头发和身体，所以必须用宽大的围巾盖住头发和耳朵、颈部和胸部；服装的颜色和式样要朴素，避免吸引人们的注意；不能亮出首饰，也不能在丈夫以外的男人面前化妆和使用香水。为此，对于那些漂亮女人，为了不使她们的容貌引起男人的注意，特意在她们脸上用针刺上一条条竖道，一旦她们的容貌不再完美，也就不会令男人们过多地关注。然而，尽管美女们的脸上被刺上了竖道，但仍然不失美丽的容颜，反而成了她们与众不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此之后，许多女人都开始效仿美女们的针刺，以此视为美的象征。如今，阿法尔女人已经不再使用针刺了。但是，她们仍然喜欢用黑笔在脸、额头及下巴画上一条条竖道，在她们看来，那是一种美的装饰。我想，这与中国女人染发、文眉、纹眼线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我在查阅资料时得知，女性文面主要是为美，通常都要由专门的雕刻师来完成。所以，富裕家族尤为讲究文面。文面的图形取决于脸形，所以，最好等女子脸盘定形后再雕琢。也有的民族，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就开始纹面。

要刻出美的纹面，即使艺技高超的雕刻师也不直接在脸上下刀，必须先用笔画出条纹，反复揣摩、修改，直到图案令人满意，才小心翼翼循笔走刀，刻出轮廓，再进一步精雕细琢，最后涂上药物，使图案定型。

女人文面图形因地因人而异，有的左颊轻轻三竖道，有的两颊各四长竖道，有的两颊各三道长而宽的横道，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那天，我对她每年贡献骆驼的行为大加赞赏，可是，当阿卜德拉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她后，她并没有什么反应。我看她一直耷拉着眼皮，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就问阿卜德拉：“她是病了，还是不高兴？”

阿卜德拉问过她后对我说：“她说浑身疼，没劲儿。”

我赶紧走上前，一副医生模样，摸了摸她的额头。

“这么热！”我对阿卜德拉说道。

当我断定她正在发烧后，没顾上多想，一个箭步冲回我住的房子，拿了“百服宁”就往她家跑。给她倒好水，看着她把药按我的要求，吃了加倍的量，我们便离开了她家。

路上阿卜德拉有些不放心，吞吞吐吐地问我：“子，你当过医生？那些中国药……莎瑞法会不会……”

阿卜德拉的担心突然提醒了我，自己从没学过医，给病人吃药的事非同小可，要是出了人命，我还能活吗？拍人家马屁，也不找个时机，弄不好就拍到马蹄子上了。

我想起自己在莱索托，住在大酋长马太里拉家，因为他瞧不起中国人，我就特别想向他显示中国药的威力，每天祈祷上帝让他得病。有一天，他终于病倒了，而我急于立功，给他的药剂量过大，致使他连续昏睡了近20个小时，叫都叫不醒，吓得我提心吊胆了一整夜，并发誓这辈子决不再给人吃药了。好在第二天他的病神速地好了。

我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可是这回“重操旧业”也是实在没辙了。

第二天，我和阿卜德拉赶紧去她家回访。她一见我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说自己的病好了，还留我在她家喝咖啡，一个劲儿地说：“中国药真神奇。”

我和阿卜德拉总算松了口气。

我趁机对她说：“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村里人，他们一定会为你的健康高兴的。”

当我让阿卜德拉给她翻译时，他的脸顿时紧张起来：“子，你还想给人家吃药呀，要是全村人都来找你看病怎么办？”

“那好呀！谁想要药，先给她拍照。否则，我可见死不救。”我开玩笑地说。

阿卜德拉可能觉得我这种方法能试试，就把这话翻译给了莎瑞法，目的是通过她向村里人广而告之，使他们对我有好感，不过，他并没提照相的事。

这天，莎瑞法心情特别好，为了表示对我的谢意，她让女儿法突玛·阿里（Fatuma Ali）专门为我烧制了一壶阿法尔咖啡，我们围着三个石头架的炉子，坐在小板凳上，边喝咖啡，边聊家常。当然，少不了阿卜德拉的现场翻译。

“听我家老人说，从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卖德（M’edr）村，大概从我曾爷爷的父亲或者爷爷那一代搬来的，估计也有三百年了。

我曾爷爷是个渔民，他有一条船，长期在海上捕鱼，然后卖到邻近的几个国家去。他去过很多国家，吉布提、索马里、也门等等。后来在索马里娶了我曾奶奶并把她带了回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生了18个孩子，而另一个儿子就是我爷爷。我曾爷爷一生只娶了这一个老婆，曾奶奶自从嫁到我家，就再也没回过索马里，死后跟着我曾爷爷一起埋到了卖德村。从我爷爷到我爸爸，是我们家最兴旺的时期，你看见的村里那栋楼，就是我爷爷请人建造的。爷爷生了五个男孩、八个女孩，其中我爸爸是男孩中的老二，他也是把我爷爷的生意经营得最好的儿子。

我爸爸主要靠海上运货，他不仅有好几条船，还有上百头骆驼在沙漠里搞运输，运盐、粮食、水什么的。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在村里还开了好几家商店，都是一些外国货，那时我经常去商店里玩。那会儿，我家还有上千只羊，都在山里养着，专门雇有放牧人。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家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娶了四个老婆，我妈妈生了我们七个孩子，还有其他老婆的孩子。那时候，我家还经常来一些也门、土耳其等地的客人，都是我爸爸经商的朋友。家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热闹极了。”

莎瑞法说起话来语速很慢，甚至还有些喘。但是说到她家的过去，她显得很兴奋，对那段逝去的美好时光充满了强烈的怀念。

我觉得她家的现状及她的晚年生活，似乎与“富婆”之称相距甚远。感觉她已是今非昔比，并且断定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已逝去，一切都已事过境迁了。现在能够给她留下的，也只有那栋小楼和她对往昔的记忆。

“既然现在家里的生活已经衰败了，她为什么每年还要贡献……”

“No！子，你错了！她这辈子没败落过，一直很富有。”没等我把话问完，阿卜德拉对我说。

“可是……你看她家，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我反驳阿卜德拉。

他笑了笑，环视了一下屋子的四周，估计把我说的话翻给她们听了，母女俩听完对视着笑了笑，之后，女儿法突玛突然站起身，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一阵紧张，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赶紧看看阿卜德拉，他却没什么反应，也没跟着我。我被法突玛拉着进了她家的北屋，顺着右手墙边，走到一个一米多高、罩着蒙布的东西前，法突玛掀开了那块落满了灰尘的大布。我一看，吃了一惊。一个崭新的立式电烤箱上面放了一台18寸的电视机，旁边还立着一个新炉灶。然后，法突玛得意地冲我蹦着英语单词：“德国……我兄弟……给莎瑞法……”

在这个连电都没有的小村子，一下看到这么多电器，让我觉得十分惊奇。

后来，听莎瑞法说，阿法尔人有个风俗，通常男女结婚时，男方上门住在女方娘家。在她15岁的时候，为了不使家产落入外人手中，她嫁给了爸爸姐姐的儿子，也就是她姑姑的孩子。之后，她的丈夫和家人共同经营家族的生意。不幸的是，丈夫于1967年患疟疾死于也门，留下了七个孩子。1976年，她的父母也相继去世，兄弟姐妹也有的患病，有的死亡。这些年，她边带孩子，边尽全力照看着家族的财产，总算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幸运的是，她的几个孩子都很争气。现在，她的大儿子已经在德国定居，经营着自己的超市。不过他的婚姻仍然按照阿法尔人的风俗，娶的是莎瑞法弟弟的女儿。这个儿子非常孝敬莎瑞法，家里那些电器都是他从德国带来的。

莎瑞法的三儿子也在德国，尽管还没有结婚，但已经为他看好了亲戚的女儿，就等明年他回来结婚了。这个儿子也经常给莎瑞法寄钱。

莎瑞法的小儿子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是家族生意的继承人。目前，他拥有五六条大船，不仅雇渔民在海上捕鱼，还收购其他渔民的鱼，卖到也门最大的水产市场。同时，他还兼做两国贸易。而他娶的是老家卖德村的一个亲戚的女儿。据说，他的生意经营得非常红火。

唯一的女儿法突玛嫁给了莎瑞法哥哥的儿子，拉舍特·尤素福·豪斯曼（Rashed Yossof Ossman），他不仅在省城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同时，也与他的兄弟们共同经营着家族的生意。

“莎瑞法家现在还有40多头骆驼，好几十只羊。她每年给村民贡献一头骆驼并没什么负担。”阿卜德拉对我说。

我发现，莎瑞法眼睛有白内障，问她知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疾病，她说知道，并且，已经影响了视力。可是当我说让她的儿子带她出去治疗时，她马上拒绝了，并说，自己从没出去过，也不想出去。在她们家族中，女人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另外，儿子走得再远，也得回来与本家族的人结婚，而且不允许离婚，这是她的家规。在她眼里，提奥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我想，即使有一天村里有了电，她也未必会去使用那些现代化的电器。像她这样祖祖辈辈在此生活的老人，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来自外界的东西，对她不会产生影响。而不同的是，她的后代们，一旦使用了那些电器，就会对外界的生活充满幻想，一旦他们不甘于待在这个偏僻的村庄，而又没有办法走出去时，他们就会产生痛苦。但莎瑞法家的人毕竟走出去了。

临走时，我对她们说，下次想来家里为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欣然答应了。

不久，村里果真传开了，这个中国女人有灵丹妙药，给莎瑞法治好了病，还不要钱。人们开始相继试探着来找我：

一天，一个叫易卜拉黑姆的男人来找我：“子，我老婆病了，她需要吃药，你能帮她，是吗？”

“是的，但是我必须见到她。”我说。

“不！不必了！你交给我就行了。”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见他老婆。

“我不见她，怎么知道她得了什么病，要是吃错了药会死人的。”我说。

他一听，有点担心地说：“好吧，你去我家，不过……不要给她照相行吗？”

我心想，我还不至于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吧。可我又想试探他，就故意吓唬他说：“不让拍照就不能给药。”

他一听，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我一看他当真了，赶紧叫住他，提着我的药包，乖乖地跟着人家上门服务去了。

中国药用在他们身上实在灵，以至于人们凡是头疼、拉肚子、呕吐、发烧、疟疾、皮肤瘙痒、脚化脓、咳嗽都来找我。几乎每天都有人生病，弄得我有点应接不暇。包括村长、副村长和阿卜德拉。特别是村长沙宝克，有偏头痛，几乎三五天犯一次，没多久，他就把我带去的两盒“散利痛”吃完了。渐渐地，村里人开始主动接近我，而且有了些信誉。为了这个“信誉”，我总是态度非常和蔼地送药上门，从不提照相的事。不过，我和阿卜德拉的眼睛可没闲着，趁送药上门之际，我们仔细观察每个家庭的人员结构、家境状况，为日后“下手”做铺垫。因为我们一心惦记着拍照，经常是询问病情后，给两片药，然后，想尽办法打探情况。表面上装作不紧不慢地问寒问暖，内心却急得火烧火燎。

过了几天，我和阿卜德拉再次来到莎瑞法家。本想这次一定会让我有所收获。没想到，我俩刚进院子，就被正在扫地的法突玛迎了上来，我一看她如此热情，心里一阵欣喜。谁知，她慌慌张张地把阿卜德拉拉到一旁嘀咕了一阵，看她那紧张的样子，我断定今天的拍照八成又泡汤了。果不其然，他俩嘀咕完，阿卜德拉拉着我就往出走，边走边说：“子，法突玛的丈夫昨晚从省城回来了，她让我们最好回避一下，暂时别去她家。”

我一听就火了，心想，我又不是法突玛的情人，干吗要回避她丈夫呀？我几乎冲阿卜德拉嚷嚷起来：“我也是女人，能把法突玛怎么样，她丈夫是什么人，怎么这么不开眼。”

“子，阿法尔女人有许多规矩，结了婚只能在家带孩子、做饭，决不能张扬和展示自己。如果你拍摄她们的照片被展示出去，对她和她的丈夫都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她们认为，照相能把身上的魂摄走，那样会遭灾的。其实，法突玛已经很开明了，她只是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事。等她丈夫走了，咱们还可以再去嘛。”

我只好劝自己沉住气，别着急。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千万别因小失大。

第二天，我在村里碰巧遇见了法突玛的丈夫。尽管他穿着阿法尔男人的传统筒裙，人已过了花甲之年，看上去与村里的渔民没什么区别，但他见了我却很热情，并且主动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使我对他平添了许多好印象。

几天后，听说法突玛的丈夫回省城了，我和阿卜德拉再次来到莎瑞法家，这次母女俩见了我们格外高兴，没等我们坐稳，就招呼我们喝茶。法突玛还特意让我看她手上正攥着的一把干草。之后，她将干草扔进了烧水的锅里，煮了大约两分钟，“干草水”被倒进了杯子里，母女俩盛情地让我品尝“阿法尔茶”。

我知道干枯的沙漠里缺少植物，也不可能生长茶叶。但是用干草充当茶叶，如不是亲眼所见，真会感觉不可思议。煮过的干草水发黄，有一股很浓的沙土味，从水里沉淀的沙土看去，估计那些干草是从地里拔了直接放水里煮的。不过，这里的植物即便尘土再多，也比都市里沾满了农药的蔬菜纯净。

在我看来，这种被当地人称作丹巴艾舍（Danba Isho）的干草，其实更像中国人喝的某种保健饮品，它不仅有当地人喜爱的独特味道，还能降火通便，有助消化的功效。这种纯天然的干草，来自提奥南边不远处的山区，既没有经过加工，也没有走进商品市场。

这时，法突玛的儿子奥斯曼·穆罕默德(Osman Mohammed)牵着毛驴打水回来了，趁她们母女往缸里灌水之际，我赶紧跟在法突玛身后拍了一些照片。还好，她并没拒绝。之后，我与她说好，第二天早晨跟她到海边拍摄放羊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兴奋地背着相机来到她家，却不见她像往常那样热情地在院子里恭候我，喊了几声，也没动静。进屋后发现她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用花布单裹着头，紧锁眉头，闭着双眼，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一问才知道她头疼得很厉害，睁开眼睛感觉天旋地转。她看见我来了，像是见了救星，死死地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能帮她。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并不发热，也没发现有感冒的症状。可我带的治头疼的“散利痛”已经被村长吃光了。眼下没有药，我又有什么本事救她呢？对她说我无能为力？实在不忍心。于是，我对阿卜德拉说：“我想给她试试头部按摩，你问问她行吗？”

“按摩？什么是按摩？”他把眼睛睁得好大，不解地问我。

“难道你没听说过按摩？就是用手在她脑袋上使劲按。”我说。

“使劲按她头？会怎么样？”他问。

我对他说：“你告诉她，也许能减轻她的疼痛，但我不能肯定。”

阿卜德拉将信将疑地仍然瞪着大眼睛，犹豫了片刻，他用手比划着还是跟法突玛说了。这时莎瑞法正好从外面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听说我要用手给她女儿治病，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征得了她们的同意，我赶紧卸下身上的相机，蹲在她的床头，给她做起了头部按摩。

这时，原本就很空旷的屋子更显得异常静，站在我身边的莎瑞法紧张地喘着粗气。说实在的，我哪学过按摩呀，不过是效法去发廊洗头时按摩小姐的手法。当我的手按在她发黏的头发上时，猛地闻到一股刺鼻的油腥味，差点把我熏倒。可我绝对不能有任何反感的表情，必须强忍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为了尽量避开那股味道，我只好侧着头，跟阿卜德拉说话，或者四处张望，我真担心自己忍不住会吐出来。

不知是我用力过大，还是法突玛的头不受力，她躺在床上发出阵阵呻吟，还一个劲儿地龇牙咧嘴的。

“子，这个……行吗？不行就别治了。”阿卜德拉显然为我揪着心。

屋里好一阵没人讲话，也没人走动。大约十几分钟后，我已是汗流浃背了。这时法突玛睁开了眼睛，表情也轻松多了，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好啊！我的按摩终于奏效了。站在一旁的阿卜德拉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又给她足足按了半个来小时，之后，法突玛已可以坐起来了。母女俩特别高兴。她们一再留我喝咖啡，还特意打了一盆水让我洗手。谢绝她们后，我又一次背着相机，毫无收获地离开了她们家。但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至少，我又体现了一回自己的价值。

后来，我又多次为法突玛做过头部按摩，并与她们母女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为她们拍摄了不少照片，不过仅限于在家里拍摄。遗憾的是，每次与法突玛说到拍摄她去海边放羊的事时，都被她用不同的借口谢绝了，直到我离开提奥村也没能拍成。我知道，尽管她们从内心里对我充满了感激，但是，在大庭广众下拍摄照片对她们来说，实在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也真难为她们了。

2．位尊命贱的妇女领袖——马迪娜·亚辛

在提奥村，大部分30岁以上的女人都没上过学。因为，过去只有清真寺被视为文化、教育和宗教的中心，而女人是被禁止走进清真寺的。因此，村里的女人们在文化上完全处于边缘地位。特别是在一夫多妻的婚姻状况中，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说，女人的形象是由男人的名誉和欲望塑造出来的。一旦女人外出工作，人们会以为他无力供养家庭，丈夫的名誉将会受到损害。而不能自食其力的女人，很难经济独立、权利自主，在家中也无法唱主角。唯一体现她们价值的只能是生儿育女，在多子多孙的大家庭中寻找自己的快乐。为此，女人们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围绕在丈夫和孩子们身边。为他们活着，几乎是每个女人一生仅存的想法。

认识马迪娜·亚辛(Madeena Yassen)，是因为听说她是村里的妇女领袖。在我拍摄妇女遇到了麻烦时，曾去拜访她，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妇女领袖”通常都是那种精明强干、能呼风唤雨、那种“三八式”的铁女人。这样的人应该对妇女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至少很有威严。所以我希望通过她在村里的影响力，使一些妇女能够尽快扭转对我的态度。

当阿卜德拉带着我来到马迪娜家时，我们推开虚掩着的木门，两扇窄窄的朽木般的木板发出了“咯吱”的声响。院子很大，也很空旷，却不见人踪。我们喊了几声，仍没见动静。

趁阿卜德拉找人时，我站在院子里，环顾着四周。院子的中间有两间占地面积不大、用木棍搭建的房子。房子很破旧，已经有些倾斜。门外立着两口存水的大缸，估计是用来接雨水的。后墙是一排典型的穆斯林土坯房，干松的墙上裂了许多大缝，仿佛留下了一段历史的记忆。

稀松的沙地和简陋的房屋，使整个院子显得破败，特别是干枯的色彩，更让人有种荒凉的感觉。院子的东面是一排稀松的栅栏墙，而那些木栅栏被堆积的沙子埋了足有三分之二，露出的木棍不过半米高，像是这里久未住过人。

看到眼前的场景，使我对自己先前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这位“妇女领袖”有足够的能力吗？

趁等待的工夫，阿卜德拉告诉我：这个如今看似破落的院子，曾经是提奥的首领之地，也是当年除清真寺之外最有权威的圣地。因为，从马迪娜的爷爷到她的爸爸和大哥，都曾经是提奥的酋长。这个房子是她爷爷留下来的。爷爷当年是个极有权威的人物，掌管着村里的土地分配、海上捕鱼，以及对外买卖交易。他爷爷娶了好几个老婆，孩子也遍地结果。然而他最宠爱的是小儿子，即马迪娜的爸爸。爷爷死后，爸爸继位。要数她爸爸在提奥村执政的时间最长，有40年之久。并且他也是最有威严的酋长。爸爸死后，大哥继位，6年后他进了部队，一路青云直上，后来成为全南红海省的领袖人物，最终死在了与埃塞俄比亚抗争的战场上。他是一位英勇的民族英雄，我们阿法尔人都以他为荣。马迪娜是因为家族的原因被人们推举为妇女领袖的。

没想到，这个看似凄凉的院子曾经培育了一代不朽的民族英雄。重要的是，它为阿法尔民族保留了三代头领人物的生活踪迹。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而又真实的历史见证。

由于这天傍晚的光线格外美，我急着去海边拍照，没能等到马迪娜回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阿卜德拉又去了马迪娜家。显然，她已经得知我们昨天扑了空，见面后一再道歉，并很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我们走进一个三面用木棍支撑着草顶的棚子里，坐在两张用草绳编织的床上，脚下踏着沙子，还挺舒适。

也许是紧张，她始终没敢抬头正眼看我，连进门时与我握手，都是绷着脸、低着眼皮，不过，她的表情很温和。这与我想象中的她相距甚远。我们坐下足有半个小时，她一直进进出出地忙活着，迟迟不肯坐下。50多岁的马迪娜，头上蒙了一块破旧的绿花围巾，身穿已经褪了色、很宽松的粉红花裙袍。外表与村里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没什么区别，偏瘦的体形，皮肤略显松弛，目光有些忧郁，脸上如同划过的流星雨般，留下了无数针刺的竖道。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她才停下脚步，与我们坐在一起。

可是，坐下后，她的话匣子一打开，阿卜德拉根本插不上话。尽管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能感到她的语速很快，几乎没有抑扬顿挫，听起来就像念经。过了十多分钟，她才打住。

我急于知道她说了些什么，催着阿卜德拉快翻译。

阿卜德拉说：“这些日子，村里人都在议论你拍照的事。她们虽然不希望你拍照，但是很多人都说你是个好人，与其他外来人不同。你对人友好，主动帮助人。如果你一定要拍摄妇女，就要先接近她们，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我对她说：“你是妇女领袖，在妇女中很有威望，我相信，会有人听你的。希望你能帮助我。”

“你想拍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来提奥？”她表情严肃地问我。

“我想拍摄妇女，因为，我也是女人，我喜欢与女人交朋友。而且，女人拍女人比较方便。我希望通过图片和我写的书，让中国人了解阿法尔民族，了解厄立特里亚。你知道吗？我们是友好国家。”

“你会拍妇女不穿衣服的照片吗？”当阿卜德拉把这个问话翻译给我时，我俩都很吃惊。因为，我知道伊斯兰教义对男女穿戴和相互交往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我怎么会去有意冒犯人家的教义呢？

“她问这种问题一定事出有因，你仔细问问她怎么回事。”我下意识地感觉，这里肯定曾经发生过什么。

经过阿卜德拉再三询问，马迪娜终于对我们开了口。

1988年，提奥来了一位欧洲女摄影师，她原本以为非洲都是不穿衣服的野人，没想到，来到这里看到的个个都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甚至连女人的头发都看不到。她大失所望，于是，花钱收买了一个女人，躲在房子里，为那女人拍了许多裸体照片。当时，村里的孩子们对白人感到很新奇，就一直悄悄地跟着她。后来，孩子们从门缝中看到了裸体女人，顿时惊呆了，赶紧告诉了他们的父母。当村民们得知这件事情后，立即带着棍棒，将那所房子包围了，同时报告了村长。可是屋外发生的一切，女摄影师一无所知。当她在屋里正投入地拍摄时，村长带人手提棍棒猛地冲了进去，当场擒获了女摄影师，说她破坏了阿法尔人的习俗，是对阿法尔人的极大侮辱。村长带着人把女摄影师拍摄的胶卷拉出来，当场曝了光，还当天将她遣送到了阿斯马拉。最后，听说她是被驱除出境的，并且在她的护照上还特意加注了一项：永远不许此人再进入该国。从那以后，村里的女人见到外来人非常抵触，特别是对摄影师更为反感，她们躲避、恐惧，甚至驱赶。总之，她们不再相信那些外来人。

我知道，要想尽快消除村民对我这个外来人的恐惧，除了自己要有良好的行为和举止，以及对他们真诚的关心外，还要接受时间的考验。而度过漫长的时间，又需要相当的耐心。可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否则，只有放弃。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往马迪娜家跑。我相信，她对我的印象好坏，直接影响着村里女人们对我的认识。

马迪娜尽管生在大户人家，但她的命运很坎坷。小时候，因为是个女孩，她在家里并不受宠。15岁时，爸爸硬是把她嫁给了自己的朋友，一个老婆死后留下三个孩子的男人。可是，就在结婚的前一天，她还不曾见过这个男人，且仅知道那男人的名字，其他一概不知。

一个父亲，把自己仅15岁的亲生女儿，交给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当、死了老婆还留下三个孩子的男人，让人听了不免毛骨悚然。

可是当我问她，对父亲的做法是否有过想法时，她很自然地说：“结婚前见没见过丈夫没关系，只要听从爸爸的，就不会有错。”

“当你看到丈夫第一眼时，满意吗？”我问她。

“满意！怎么会不满意呢？”她对我的问话反而有些不解。

“你结婚前，有没有想过自己希望嫁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比如个子、长相、胖瘦、家庭等。”

她说：“阿法尔女人的婚姻不能自己选择，父亲让我嫁给谁，谁就是我丈夫。女人怎么能随便想男人呢？”

马迪娜的丈夫于1981年死于心脏病，那些年她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艰难日子。就在她丈夫死后不久，两个儿子先后患了癌症离她而去，死时都是二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算了一下，马迪娜丈夫死的那年，她才33岁。按理说她完全可以再婚。

“你为什么没有再婚呢？”我问她。

她说：“当时，我只想把孩子养大，没想再嫁人。”

“难道这二十多年，你就没遇到过自己喜欢的男人或者对你有过表示的男人？”我问她。

“不！那是不行的！死了丈夫的阿法尔女人，只能在丈夫的兄弟或表兄弟提出娶你时，如果你也愿意再婚，才可以再嫁。如果你嫁给其他男人，就会永远失去你所有的孩子。因为孩子必须留在丈夫家，女人是没有权利带走的。还有丈夫结婚时给的首饰、房子都得交出来。这些还不算，你还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周围的人都会另眼看待你的行为。他们甚至还会用恶语中伤你的品行，这对于一个女人是很艰难的。所以，死了丈夫的女人谁还愿意嫁给外人。”

对于死了丈夫没有再婚的马迪娜来说，尽管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饰也留了下来，但是，在这种贫瘠的村庄，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收入的年轻寡妇，不仅自己要抚养好几个孩子，还得守身如玉。单从她家徒四壁的境况看，就可以想象她经受了多少磨难。她对我说，按照风俗，自从丈夫死的那天起，她就永远不能再戴首饰了。她在女儿结婚那天，把大多首饰都给了女儿，仅留了一枚戒指，作为对丈夫的纪念。几年前，她曾把这枚戒指悄悄地戴在了手上，竟然受到了老人们的指责。看来，女人一旦死了丈夫，等待她的只能是凄惨的命运。

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死了妻子的丈夫又会是什么结果。

我又问她：“你丈夫死了前妻，他与你结婚时，三个孩子怎么办？”

她笑笑说：“男人的婚姻比较自由，妻子死了，他可以娶妻子的姐妹，也可以跟任何女人结婚。他的孩子也不会受影响。现在，我丈夫带来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娶妻生子。到目前，他们已经生了三十多个孩子。”

马迪娜告诉我，她自己有过九个孩子，死了六个，活了三个。其中，两个死在了肚子里，指的是流产。而对于流产，她认为是自己断送了孩子的生命，犯下了天罪，所以老天才会惩罚她，让她成了寡妇。为此，她一生都在自我谴责。

由于马迪娜的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她孤独一人守着长辈留下的大院子，时常陷入一种孤身只影的凄凉中。

她的大儿子艾哈迈德·阿勒维(Ahmed Alwy)，今年39岁，十几年前去了埃塞俄比亚，如今两国形势紧张，他很难回到家乡。29岁的小儿子亚辛·阿拉维(Yassen Alwy)在省城阿萨布，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交通不便，每年也不过回来几次。女儿克利嘉·阿尔维(Kajia Alwy)，也是她最挂念的孩子。1992年结婚后与丈夫去了沙特阿拉伯，两年前生了一个儿子，还寄来了照片。现在，她每天都会捧着这些照片看很多遍。特别是家里来了人，她总要拿出照片给人们看。

别看马迪娜命运不济，却还是有感召力的。我是在开斋节这天见证到的。

每逢开斋节即将到来，村里人都会进行一番准备，买新衣，做吃的，清扫卫生。此时，女人们就会聚在一起用Henna染手、染脚、染头发。

这天，马迪娜特意把我叫到她家，还没进门，隔着院子的栅栏，我就听见女人的笑声，心里一阵惊喜。因为，这是我来到提奥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听到女人的笑声。通常，女人们见了我会立即用围巾把自己的脸半遮上，或者给我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推开马迪娜家的大门。谁知，坐在棚子里的妇女们看见我来了，立即变了脸，原本灿烂的笑脸顷刻间像落了霜，我知道她们对于我的到来感到扫兴。好在马迪娜已经有所准备，她非常亲近地把我拉到女人们中间，一一给我介绍她们的名字，然后对她们说了很多她所了解的我。说来这些女人并不难接近，没有两分钟的工夫，她们已经完全扭转了对我的态度，于是，大家终于开始步入正题。

原来，今天马迪娜把我叫来，一是让我亲眼看看当地女人如何使用Henna染剂，将她们的手、脚和头发染成红色；二是希望我也入乡随俗，按照阿法尔女人的习俗，把自己也美化一番。

我欣然答应了。当然，还少不了拍照。

Henna是一种植物，我们称为散沫花或指甲花。过去，中国人大都用它染指甲或当口红使。所以，中国人提起指甲花并不算太陌生。然而，阿法尔女人喜欢用它在手掌和脚心上染上不同的图案，有染全手掌、手指头的，还有在手掌上先画好图案，按照图案染成不同花色的等等。总之，不同的人，根据她们不同的喜好，在手掌和脚心上染上红色或黑色、风格不一、花色不同的图案。这种染料会因染的时间长短、颜色深浅不同，而在手脚上保持的时间也不同，大约为一个月到三个月。

这会儿，她们使用的Henna呈粉末状，只需用水或煤油把它调成很稀的糊状，按照自己所需的图案，平铺在手掌和脚心上，大约一两个小时就能着色了。如果需要颜色更红一些，还可以加长融合的时间。

据说，Henna染手，在北非早有流传。遗憾的是，村里没人能说清楚用它染手、脚的来源和内涵，只觉得用它会给女人带来美丽。染过手脚的女人总有一种展示的欲望，然而，鉴于穆斯林对妇女的严格教义，她们只能装作是自己无意的显露。

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在左手掌下方染了一个如同鸡蛋大小的圆圈，至于这只手变得有多好看，自己着实看不出来。但是，自从我的手掌染了红圈之后，得到了不少人的夸奖。我问她们为什么如此欣赏我染的红圈，她们说，第一次见到Henna用在这么白的手上，这种红色非常好看。我仔细比较了一下，我手掌上染的红色真是与她们手掌上染的红色不同，尽管她们的手掌和脚心并不是黑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肤色毕竟是有些差别的，我的手掌染的红色亮而鲜艳，她们染的红色有些发暗。

至于把手掌和脚心染成黑色，我就更找不到美的感觉了。特别是在傍晚，一个从风沙中走来的黑脸女人，身穿大袍子，走到你面前，突然伸出一双黑手掌。让人想起来都毛骨悚然。

大约两三个小时后，女人们染完手都回家做饭去了。这时马迪娜从屋里取出一个铜制的小瓶，瓶盖上刻着镂空的花卉，打开一看，瓶盖下连接着一个小棍，瓶里装着炭粉，是用来画眉毛和眼线的。她告诉我，如今阿法尔人已经不用针在脸上刺竖道了，而是用炭粉往脸上画。于是，她当即为我画了眉毛和眼线。不过，很快又擦了。她边擦边对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该化妆。”

“你丈夫已经死了这么久，还会有人说吗？”我知道，在当地寡妇除了不能戴首饰、不允许化妆外，还不能穿鲜艳的衣服。我以为马迪娜守寡二十多年，一切都该过去了。

她说：“只能在家化妆，不能出去。”

我心想，女人化妆都是给别人看的，在家化妆又有什么意思。后来一想，爱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马迪娜是个女人，当然不例外。她在家化妆，只能是过个瘾，也真够惨的。

马迪娜高兴的时候表现得与众不同，她喜欢低着头，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边走嘴里还边叨咕。起初，我以为她在哼小调，后来，仔细听才发觉她在说话。问她说什么，她只是笑笑。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用心灵跟上帝说话。显然，她是希望在这种时候有人来分享她心中的喜悦。

有一次，也是在她情绪非常好的时候，她很得意地挽起袖子，向我展示针刺。由于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猛然看见她的两条胳膊，从大臂到手腕像刀割了似的，全是密密麻麻菱形的“疤痕”，像个长长的马蜂窝，又像在胳膊上套了一层渔网。看着挺吓人的。可是，对她来说，这与脸上的针刺完全相同，是女人身上的装饰，是一种美的体现。

看来人类因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审美标准也有很大差异。

与马迪娜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她是个外表冷漠、内心热情，看似柔弱、实则刚强，时而忧郁、时而豁达的女人。尽管在她家的院落里看到的是残破的房屋，感受的多是阴郁的气氛，但是一旦对她了解之后，发现她是个特别崇尚刚毅的女人。

她曾多次向我提起她的大哥和三伯。她说，自己一生都以他们为荣。

大哥穆罕默德·亚辛（Mohmmed Yassen）在提奥当了六年酋长之后，被派往南红海省工作，后又进了军队，还上了大学。他从少校、中校、上校，直到当上一名将军。这对于在厄立特里亚属于少数民族的阿法尔人来说，非常难得。战争时期，他率领的部队英勇无畏，多次立下战功。他也成了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不幸的是，1980年他死于敌人暗杀的屠刀下。那年，他整40岁。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备受人们的尊敬。

马迪娜很为大哥感到惋惜。她说：“大哥不仅自己文武双全，连他的孩子们也都非同一般。他的四个孩子都在埃塞俄比亚，他们已分别当了医生、律师、教师和飞行员。只可惜我大哥已经看不到这些了。”

而提起她三伯的时候，她的情绪特别激动，执意要给我讲一个惊险的故事，并且向我提出，回敬她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有一天早晨，她三伯准备外出放牧，突然发现自家的一头骆驼被老虎吃掉了。当时的场景很凄惨，原本躯体庞大的骆驼，只剩下一堆血肉模糊的残骨，让他看了心痛万分。他把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并说骆驼被老虎吃了，是因为他的懒惰造成的，因为他没能看护好骆驼，让家里遭受了损失，这件事不能轻易了结，该怎么办让他自己考虑。于是，他决定杀死这只老虎，为死去的骆驼报仇，并向父亲有个交代。这时，他发现骆驼的尸骨还有余温，知道老虎并没走远。

当天下午，他带着刀和布条，踏上了寻虎的路。然而，他沿着老虎的足迹一直走到天黑，也没见到老虎的踪影。当天晚上他只好露宿在荒野中。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又继续前行。他暗自发誓，找不到这只虎，决不回家。后来，他终于发现老虎正躺在草地上睡觉。于是，他悄悄地将所带的布条一圈又一圈紧紧地缠绕在自己的右臂上。一切准备好后，他突然冲向了老虎，趁老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猛地用左手掐住老虎的颈部，就在老虎张开嘴的当口，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用缠着布条的右臂，一拳朝老虎的嘴里捅了进去，这一拳直捣老虎内脏，并迅雷不及掩耳地将老虎的内脏一把掏了出来。就这样，这只凶猛的老虎，在瞬间之内，惨死在这位壮汉手中。之后，他剥下虎皮去见父亲，父亲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别无选择。”

故事讲完后马迪娜问我：“你知道我三伯为什么那么勇猛？”

我故意摇摇头，想听她继续讲故事。

“我祖父有意识地把他的几个儿子从小放在山里，几乎不管他们，他们基本上靠在山里打猎长大，每个儿子的生存能力都很强，这正是我祖父所希望的。在这几个儿子里，数我三伯个子最高，身体最壮，浑身上下野性十足。他特别喜欢吃肉，一顿能吃一只山羊。他是这一带的狩猎高手，也是最棒的男人。”

后来，我向她提了一个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你三伯要把自己的手臂缠上很多层布呢？”

她告诉我，食肉的猛兽内脏温度很高，如果人的手臂直接伸进去，很容易被烫伤。

哇！原来如此。

3.“小鸟依人”的宿命女人——艾莎·依德瑞斯

第一次见到艾莎·依德瑞斯（Aisha Idris），觉得她长得不同于黑非洲女人。她身材纤瘦，五官俊秀，还略有一些柔弱的黛玉美。而且，不论从何种角度看，她都很耐看。这样的形象，在我所见过的黑非洲女人里，着实不多。我以为阿卜德拉不会赞同我的眼光，就问他：“你不会觉得艾莎是个漂亮女人吧？”

“为什么？”他问。

“因为按中国人的眼光，她苗条，也很秀气，而你们黑人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我说。

他说：“你不要以为黑人的审美观都是一致的。难道你没发现吗？在提奥你看不到具有黑人典型特征形象的人，比如肥臀巨乳、前额突出、厚嘴唇、翻鼻孔；甚至，连长着小毛卷头发的女人都看不到。而且，这儿的人皮肤也没那么黑。所以，我们欣赏的美女跟他们不同。”

艾莎具有典型的阿法尔女人的特征。她那窈窕的身材、高鼻梁、薄嘴唇、纤细的手指，及长长的波浪式黑发，不仅具有中国人所欣赏的漂亮女人的特点，也符合当地人所欣赏的美女特征。

为此，我意外地发现，阿法尔人与中国人对人的审美角度非常接近。

至于说到艾莎属“小鸟依人”型的女人，阿卜德拉则坚决反对。

他开玩笑地问我：“子，是不是中国女人都会功夫，个个都是武林高手，人人都能腾云驾雾。”

“你看我像会腾云驾雾的人吗？”我问他。

“你怎么连艾莎这么厉害的女人都说是小鸟依人。中国难道没有温柔的女人吗？”他说。

我第一次看见艾莎，是在村里一群孩子打架的现场。

那天，她九岁的小儿子，与一个比他个头高、年龄大的男孩打架。当时，现场都是孩子，不仅没人劝，还在一旁起哄。这时，我看见一个身体纤瘦的女人，从远处急匆匆地赶来，估计是孩子的母亲，本以为她能过来劝架，没想到，就在她快接近孩子们的时候，猛地从地上操起一块大石头，直接砸向那个大孩子。这时，大孩子的母亲也赶来了，于是，两个女人扭打起来。孩子们一看两个母亲打起来了，一拥而上，总算把她们劝开了。这时，我看见艾莎领着儿子，边走边回头破口大骂，而对方也不示弱。谁知，两人越骂越来气，又打起了沙子仗，弄得沙子漫天飞舞，谁也没法靠近。后来，终于有几个男人赶来，才算把她们劝走。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儿子，竟如此发魔，令我目瞪口呆。

之后，听说两个女人同时接到了村里警察的传讯。于是，我很想知道，村里对这类事情会怎么处理。第二天下午，我和阿卜德拉提前找到了准备处理这件事情的警察，告诉他我想来旁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意。谁知，被警察当场一口回绝了。我们不甘心，跟警察说尽了好话。可那警察根本不搭理我们，好像连眼皮都懒得抬。我们一看没戏，只好放弃了。这时警察突然叫住了阿卜德拉，问他是不是阿法尔人，并对他说，如果你能帮我做翻译，我就同意你们留下来。

警察的话把我俩一时弄蒙了，他要的哪门子翻译？后来才知道，这个警察是提格雷尼亚人，刚被派来不久，尽管提格雷尼亚语是厄特的全国通用语，但在提奥除了几个村领导，没几个人会说，而他又不精通阿法尔语。

阿卜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差事，我也被理所当然地获准留了下来。

下午5点，艾莎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子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后援团，带着势不可当的气势，按时赶来了。就在我们等待另一方的时候，她又变得像个可怜的受气包，一个人沉闷不语地蹲在角落里。倒是她的后援团员们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又玩起了两人背胯。

大约10分钟过去了，仍不见另一方出现。这时，可能是警察等得不耐烦了，就让艾莎先谈情况。于是，我们跟着他往办公室走去。天呀！警察的办公室怎么设在了一个“大集装箱”里，“集装箱”的四个脚下还有轱辘。其实，这个“大集装箱”我早就见过，因为它被安放在四面空旷的最北端所谓的军事区里，我一直以为里面藏有军火之类的，既然人家一再对我提出“军事区莫入”，我就压根儿没往那儿多看。闹了半天，“大箱子”里竟然是个执法公堂。

别小看这个“大箱子”，里面虽然很狭窄，也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但是，墙上那面厄立特里亚国旗，却令人有种庄严感。

有趣的是，自从进了“大箱子”，艾莎就像变了一个人，话匣子一打开，两片薄嘴就像炒蹦豆，一句连一句。边说还边激动地冲警察挥舞着两只细细的胳膊。可能是警察有点急，一怒之下也开始说个不停。此时，两人各自振振有词地说着。我和阿卜德拉只好站在一旁。我挺纳闷，两人说得这么欢，要翻译干吗？

我小声对阿卜德拉开玩笑说：“人家接上头了，你今天失业了。”

“你是不知道，他俩是各说各的语言，根本不搭界。看他俩能说多久。”这会儿，我和阿卜德拉有点像看热闹的。

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警察，他既然要处理这场纠纷，至少也该先听听情况再发言，连事情的经过都没弄清楚，就开始大说特说，怎么明断是非啊。何况，他连人家说什么都不知道，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大约过了五分钟，警察终于把头转向阿卜德拉，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自己先走了。

“结束了，我们也走吧。”阿卜德拉对我说。

“结束了？”我愣在那儿，仍然没动身。我心想，这警察太不负责任了，什么都不知道，案子就结束了。肯定是被艾莎气跑了，看来今天她不该来。

“想知道结果吗？”阿卜德拉故作神秘地问我。

“估计艾莎的情况好不了。”我说。

“不！是艾莎获胜了，因为另一方没来，警察说她们目无政府。所以，一切过错都是另一方的。”

既然是这样，警察还啰唆半天干啥。我心想。

“怎么承担过错？会罚款吗？”我问。

“不知道，可能什么都没有吧，不会罚款。”他说。

“什么都不罚，怎么体现承担过错？”我觉得好笑，这叫什么处理结果。

看来警察判定是非，无非给人们讨个说法，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事后，我和阿卜德拉越想越觉得挺逗的。如果今天双方都到了现场，而警察又没遇到我们，他连语言都不通，怎么调解这场民事纠纷？

通过这件事，艾莎那张炒豆般的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星期后的早晨，阿卜德拉叫我去她表姐家喝咖啡，在那儿我又见到了艾莎。据阿卜德拉表姐说，她与艾莎非常要好，两人无话不说，几乎形影不离。

这次的艾莎，完全不像我前两次见到她的模样。此时，她静静地坐在我对面，那眼神，就像一个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孩子，陌生地盯着我。

“你好！艾莎！我们见过，在警察……”我的话还没说完，阿卜德拉已经把话接了过去。

“她说，她早就知道你，还知道你叫子，喜欢拍照片。”阿卜德拉为我翻译。

“那我们就是老朋友了。”我赶紧套近乎地对她俩说。

“那是！那是！以后你可以每天来我家。”阿卜德拉表姐很热情地说。

这时，阿卜德拉有意识地从包里拿出数码相机，先对着我们三人照了一张，然后，立即回放给她俩看。也许她对自己的形象一下跑到相机里感到很新奇，两人使劲用手抓相机图片显示框。这时，我赶紧从阿卜德拉手里夺过相机，对着艾莎拍了几张特写。令我意外的是，她不仅没躲闪，反而把阿卜德拉的表姐一起拉到镜头前，两人用手搭着肩，笑嘻嘻的，做出一副很亲密的表情。从她俩咧开嘴笑的瞬间，我看见她俩镶的金牙部位都一样。就对阿卜德拉开玩笑说：“她俩不会是同一个丈夫吧，怎么连镶金牙的部位都商量好了。”

“你怎么知道？”阿卜德拉有些纳闷地问我。

我对他说：“你自己看嘛，都是从门牙数右边的第二颗。”

阿卜德拉一听，笑了。然后对我说：“不是她俩商量好了，是全村女人一起商量的。你如果在这儿发现哪个女人的金牙不是镶在第二颗，她准是中国人。”

阿卜德拉告诉我，这里的女人镶金牙就像染手掌，都是一种装饰。通常，镶金牙最吸引小姑娘，只要家里有点钱，她们就会想尽办法镶一颗。而且，不论左右，都镶在第二颗。我问他为什么专门选在第二颗，他说，自己从没听说这里有什么含义，也许只是觉得从视觉上好看。

我估计很可能像中国人长的虎牙。虎牙也叫犬牙，如果长在第二颗牙上，笑起来多少透着一些可爱，但是这种犬牙长在门牙上，就成了丑陋的大龅牙。看来人类的视觉感应是相通的。

这会儿我透过艾莎温存的眼神，感到她身上有一种幽情。

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阿卜德拉，他立即转告了她俩，阿卜德拉的表姐听了很兴奋，随后进屋拿了一堆东西出来。其中有小镜子、画眉的小棍，还有一堆黄金首饰。她说，让艾莎化化妆，再戴上这些首饰照相，肯定会更美。而坐在一旁的艾莎接过这些首饰，很痛快地就往自己脸上、头上戴。

我却被她们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自从来到提奥，我从没遇到过主动要求拍照的女人，更不敢想她们还把自家饰物拿到我面前。何况，我与她们俩是刚刚相识。不过，这会儿已经顾不上想那么多了，我赶紧把镜头对准艾莎，拼命地按动快门，拍了她一系列戴首饰的过程。这时我才发现，阿法尔女人佩戴的首饰比中国女人的首饰复杂多了。首先是前额的头帘。之后是头饰，这种饰品有两股，从头顶分别垂到脸的两颊，这是女人在佩戴的首饰中最显靓丽的一款。接下来还有扎在鼻尖右侧的鼻饰，以及如同苹果大的耳环，还有不下两公分宽的项链，再加上无数枚戒指和串在一起的若干只手镯。就如同把一个女人的脸镶进了一座金山里，只差再穿一件金盔甲了。

艾莎把金首饰佩戴好后停下手。这时，两个女人咧着嘴，露着金牙，一脸金色的笑容面对着我。

“子，你看她们有多漂亮。等我结婚的时候，也会给我老婆买的。”阿卜德拉流露出一脸羡慕的神情说。

说来也怪，如此闪亮的黄金首饰，如果戴在中国人脸上肯定很俗气，而戴在黑人脸上却显得很风光，也很漂亮。特别是戴在漂亮的黑人脸上就更显光彩。

这时，艾莎又拿出一个小镜子和一根细棍，往自己脸上画竖道。

阿卜德拉在一旁向我解释道：“我估计，她想向你展示阿法尔女人结婚时的妆饰，这也是女人一生最隆重的一次妆饰。”

艾莎很快为自己化好了妆，然后，抬起了头很自信地看着我。我一看，好家伙！不仅脸上画了竖条，双眉之间还画了一个大大的“V”字。再看看下巴画的三条竖线，怎么看都像三撮小胡子。

当她们从我的数码相机里看到一张张照片时，有些羞涩地用手捂着脸，发出了一阵惊呼，一再摇着头怀疑里面的人不是艾莎，她们说从来没看过自己照的相，更没想到这么漂亮。

趁着她俩高兴，我赶紧提出，希望明天能够继续为她俩拍照。

阿卜德拉表姐告诉我，村里的妇女每天早晨天刚亮去村外打水，艾莎也去。不过，为了避开妇女们的视线，我们可以去晚一点。于是，我们约好，明早8点，我去艾莎家。

离开她们，阿卜德拉看我情绪不错，对我说：“子，今天你这么高兴，应该庆贺一下，像阿法尔女人那样，镶个金牙，还能留作纪念。”

我对他说：“别说镶金牙了，我连黄金的首饰都没戴过。”

他感到很不可理解：“难道你丈夫对你不好吗？他怎么不给你买金首饰呢？”

我告诉他，中国有很多女人都不喜欢黄金饰品，而更喜欢白金或是钻石，以及一些银饰。特别是年轻人喜欢戴五颜六色的石头制品。如果我真的镶着大金牙回去，会把别人的牙笑掉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去镶金牙的地方看看。

我和阿卜德拉来到一个土屋前，门是开着的，里面黑乎乎的，很静。我以为没人呢，进去一看，一群小姑娘探着头，围着一个正在镶金牙的姑娘聚精会神地看呢。那姑娘咧着嘴，皱着眉，神情很痛苦。一个男人正一手扶着她的脸，一手拼命地把那颗金牙往上推呢。

镶牙的男人看见我很热情，还会说英语。经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来自邻国苏丹，在那儿娶了一个提奥的老婆。为了尊重阿法尔人婚后住在女方家的风俗，他跟着老婆来到了这里，今年已是第六年了。他说自己从前并没学过镶金牙，是来到这里边干边琢磨出来的。好在他从家来时带了一点钱，这些钱正好支撑他干了这摊事。

镶金牙的地方很窄，所用的工具都在地上摆着，一把钳子、一把剪子、一小瓶胶、一碗混浊的水，还有一把当烙铁用的铁棍，地上有一小堆炭火。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的镶牙的地方了。

其实，这里的镶金牙就是在牙上套上一层金皮，然后把金皮按照要包的牙做成牙套，再装在牙上就行了。由于用手工做牙套，很难与牙吻合，牙套做大了，会掉出来；做小了，往牙上装的时候很受罪，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所以，掌握这项技术，并非容易。不过，这里仅此一家，也就没人挑剔了。

这里镶一个金牙要85纳克法（人民币不到30元）。

第二天早晨7点半，我和阿卜德拉提前来到艾莎家，家里没人。听邻居的孩子说，看见她赶着毛驴走的，我们估计去打水了。

我俩一路小跑赶紧往村外的水井赶。跑到村口，看见迎面有人牵着毛驴，驮着水往回走，经阿卜德拉打问，此时艾莎正在那儿打水。

听阿卜德拉说，这一带的水井是全村人的生命宝地，提奥的人正是靠这里的水才得以生息繁衍。

出了村口是一片开阔的荒沙地。当我们走在洒满了阳光的沙子地上，脚下仿佛踏上了一层金色的地毯，一直通到远处绵延的山脉感觉无限舒展。大漠中，身穿长裙的妇女们和她们的毛驴，在阳光的抚摸下，显得飘逸美丽。但我知道，这些美丽的身影，一生都在这条路上辛劳地奔波。因为，她们的生命与这片荒漠中的水井紧紧相连。

我们终于赶到了水井地，站在沙丘的高处望去，在一片干枯的沙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坑，即水井。这片水井的规模不小，不过，别看有几十口井，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干枯的。这种井的直径大约有两米，两人高，所以看上去更像大坑。打水的人，必须跳进去才能用小桶把水舀上来。而每一口井的水几乎都在底部，人们不得不连泥带水一起舀。凡是来打水的人，每人手提一个自制的舀水桶，这种舀水桶是用吃过的油桶制作的。那是联合国下发的救济油，每桶大约有两公升，按各家人口，每季度领取一次。油吃完后，他们把油桶剪开，两侧拴上绳子，在井下水源充足的时候，人站在井上，便可以抛绳打水。

不少大坑里都有一个看上去八九岁大的孩子，他们将坑上的妇女扔下来的小水桶灌上水，再由上面的人用绳子拉上去，而后灌进毛驴背上的水袋子里。每个人都重复着这一动作，直到把水袋子灌满。

看到眼前身材弱小的妇女们神情专注、有条不紊地掌控着她们手中的绳子，让我生出了两种不同的感觉。

一种是，那些被舞动的绳子与拉绳妇女的身影组合成了活动着的五线谱，那是阿法尔女人长期在大自然中，为自己弹奏的一曲独特而优美的乐曲。

还有一种感觉是，面对枯竭的大自然，女人们打水的繁忙景象，就是人与大自然抢夺水资源的战役。

站在沙丘上，我们没有看到艾莎的身影，因为，所有的女人披着围巾只露出一张脸，她们不停地走动着，乍看一眼没什么区别。

这时，我掏出相机正准备拍摄，就听见一个女人大喊了一声。之后，只见那些正打水的人们，顷刻间收摊的收摊，赶驴的赶驴，一片慌乱，有几个女人干脆背对着我齐刷刷地站了一排。我觉得纳闷，赶紧找阿卜德拉，只见他正与一个女人大声争吵。阿卜德拉看见我走过来，非常气愤地说：“子，你知道这个女人刚才喊什么吗？她说你是一只野狼，来吃人了，让大家快跑。要是不跑，被你照了相全家都会死。还骂你……算了，反正你也听不懂，可是我能听懂，真想揍她。”

“你叫什么？凭什么骂我？你这个丑女人，我怎么会给你拍照片。”我知道她听不懂英语，但是在这么多女人面前，我必须要硬气点。

“她叫卡迪嘉（Kadija），喜欢闹事，是个坏女人，连她丈夫都揍她。”这会儿，阿卜德拉两只眼睛怒得圆鼓鼓的，始终恶狠狠地瞪着骂我的卡利嘉。

“卡利嘉，我记住你了。我要把中国的鬼弄到你家去，你就小心点。”我用手指着，语无伦次地吓唬她说。

还没等阿卜德拉替我翻译，左前方又有一个中年妇女朝我们嚷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挥手，想哄我走。阿卜德拉又掉头朝那个女人喊起来。

这时，我看局势对我们不利，担心会群起而攻之，赶紧招呼阿卜德拉回撤。

“不！子，别怕，咱们不能现在走。”他说。

只见他跑到高处，很镇静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

而后，有个一只眼睛的女人跟卡利嘉吵了起来。接着，至少有三四个人都帮她训斥卡利嘉。

这时，阿卜德拉走到我面前小声说：“咱们走，明天再来，我看谁敢再骂。”

走在回撤的路上，我问阿卜德拉刚才对大家在讲什么。

他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我在这儿长大，了解她们。我就说：阿法尔都是善良的人。大家信奉真主，真主不允许骂人。只有那些不听从真主的坏人才骂人，我们不该违背真主的意愿。”

我心想，这小子脑子来得真快，关键时刻竟然把真主请出来了。

不过，我俩心里特撮火，没拍成照片，却遭了一通骂，还差点惹祸，我们招谁惹谁了。

没找到艾莎我有些不甘心，回村直奔艾莎家。

很巧的是，就在我们从西边进院子的同时，她赶着驮水的毛驴正从东边进门。我赶紧喊了她一声，没想到，她抬头一看是我们，撇下毛驴，掉头就走。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小伙子，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直摇头，然后一声不吭地帮艾莎往大缸里灌水。

我对阿卜德拉说：“我在这儿与这个男人一起帮她灌水（其实我之所以参与灌水，是想用行动感化她），你去找艾莎问问，她怎么忽然变了一个人。”

当我往艾莎的大缸里灌水的时候几乎惊呆了。这水简直就是泥浆，往缸里灌的每一桶都沉淀了一层沙子。这竟然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的饮用水。都市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的糟糕程度的。回想西非的塞拉利昂，那里的旱季同样缺水，但是，至少还有河水。而这里被人们称作“井”里的水，实际是“坑”里的水，但关于这水的来历，人们又怎样靠它生存，目前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它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我务必需要了解的。

这时，阿卜德拉回来了，他告诉我，艾莎正在邻居家喝咖啡。

我一听，拽着他就走。

“子，你不能去，那家的老太太不会让你进的，她反对照相。我估计，艾莎就是听了她的话才变卦的。”阿卜德拉说。

我心想，要是这样我还非得去拜见拜见那位老太太，否则，我在这儿永远不被人们认可。谁坏我的事，我就特意登门拜访。

我对阿卜德拉说：“走！专门去拜访，还有礼物给她们。”通常，我的包里都会备些礼品，T恤衫、中国传统布包、风油精等。其实，当地人很朴实，只要是真心对她们，还是容易沟通的。

我们走到门口，阿卜德拉先进去打了招呼，没想到老太太很痛快地答应了。进门后，我看见艾莎正在喝咖啡，跟她打了招呼，但她始终看着地面，没敢与我搭话。我给老太太送了小礼物，并且把保存在数码相机里艾莎的照片给老太太看，她边看边捂着嘴乐，看样子是觉得新鲜。老太太几乎没说话，待人很和善，比我想象的容易接触。聊了一会儿，艾莎的情绪也渐渐缓和多了。不过，我很清楚，这些毕竟是表象，我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她们的观念。与她们相处，只能寻找双方适合的最佳方式。为她们，也为自己。

我与阿卜德拉商量好，不再急于去找艾莎。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在海边拍摄日落，一个小伙子跑来告诉我们，艾莎的大儿子回来看她了，希望我们能去她家。据阿卜德拉说，艾莎有两个儿子在也门的渔船上捕鱼，一两年回来一次。

第二天清早，我和阿卜德拉想办法从村里弄到一块羊肉，作为与她儿子的见面礼，我们提着这块羊肉来到艾莎家。这是最实惠，也是最受欢迎的礼物。果然，这次艾莎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我们就像熟知的老朋友。甚至，她还直埋怨我为什么好几天不来她家。我知道，她今天会特别忙碌，与她简短地打了招呼后，我们就没再打扰她。不过，我手中开启的摄像机并没有停止记录这位普通阿法尔女人的生活。

艾莎是个勤快的女人，与所有善良的母亲相同，一生为家务辛劳。而今天她更加忙碌，她似乎在为儿子弥补漂泊在外所失去的母爱。镜头里的她脸上透着无法掩饰的喜悦。

艾莎刚出生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不久，三个幼小的哥哥也相继被母亲带走了。她父亲只好又娶了一个老婆才把艾莎拉扯大。艾莎16岁时嫁给了一个非常能干的男人，丈夫不仅一表人才，还非常疼爱她。婚后，他们共同生活了13年，生了5个儿子。然而，不幸的是，六年前的一天，艾莎的丈夫突然患病，就在人们四处为他找医生的时候，他咽气了。直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死因。一个月后，艾莎的父亲过于焦虑，也匆匆离开了人世。

此时，作为一个母亲，她不得不为五个幼小的孩子支撑着这个残破的家。当时，她的大儿子才十二岁，最小的儿子只有两三岁。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大漠中，没有任何土地资源，女人又不能下海捕鱼，她与五个孩子几乎无法生存。就在她深感绝望的时刻，她丈夫的母亲找到自己姐姐的儿子，恳求他帮助艾莎一家人。从此，这个叫亚辛(Yassen)的男人，就成为了艾莎现在的丈夫。

亚辛的父亲是也门人，母亲是本地人。他从小生活在也门，是个渔民。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家庭，老婆和三个孩子都生活在也门。

与艾莎结婚后，他将艾莎的两个大儿子带到了也门，让他们分别在自己和朋友的渔船上捕鱼。而艾莎的四儿子，两三岁去了沙特阿拉伯前丈夫的姐姐家，从此，再也没回来。

目前，艾莎与两个小儿子一起生活。

艾莎的大儿子今年19岁，他的身材虽然算不上魁伟，但很健康。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头乌黑发亮的卷发，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艾莎说，她的五个儿子长得都很像他们的爸爸。特别是已经成熟的大儿子，不仅长相，连性格都与父亲相同。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会体贴人，几乎是父亲的化身。这无疑对艾莎是个很大安慰。

艾莎对我说，她打算用我们带去的羊肉好好犒劳儿子。于是，她开始着手准备。奇怪的是，她手提一只穆斯林在做礼拜前为自己清洗的塑料壶，坐在小凳上，伸出右脚，用塑料壶里的水洗起了脚指头。之后，她将一把长刀的刀把插在右脚大脚指和二脚指中间，并将刀刃朝外，两手拽着肉的两头，在刀上割了起来。可是肉切好后，却迟迟不见她点灶火。

我跟着她走出东边院门，她突然蹲在了离院门大约两三米的地上，开始用手刨起了沙子，地上很快露出了一个圆形铁盖。艾莎打开铁盖让我看，里面有个黑铁桶，大小、形状与家用油漆桶相差无几。然后，她在铁桶里点燃了几根大约一尺长的劈柴。这时，她又找来一根一米长的铁棍，根据风向，将铁盖支起来，与地面形成了三角。她说，这是为了避免大风把劈柴吹灭。不一会儿工夫，劈柴被烧成了木炭。这时，艾莎把撒了盐的羊肉放进了铁桶里的木炭上，加上盖，再铺上布，把它们埋进沙子里。她告诉我，等上一两个小时后就能吃了。

此时，我不由得想到了中国的烤全羊、烤乳猪、烤辣翅，还有让我随时都能流口水的北京烤鸭。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过肉了，甚至连个鸡蛋壳也没见过。

我对阿卜德拉说：“这羊肉烤出来肯定很香。”

“当然！我连生肉都想吃。”他边说，边斜着眼儿往埋着羊肉的沙子堆瞟了一眼。看来，这家伙比我还馋。

“这个地炉只能烤肉吗？”我问。

“这叫堡非（Bopha），是我们阿法尔人的祖传，几乎每家都有，它还能做米饭、烤饼、烤鱼，什么都行，做出的东西很好吃。”他说。

他还说，只要你走进阿法尔人的居住地，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有两种地下火炉。一个是“堡非”，在屋外；另一个在屋里的角落，是已婚女人专门做身体烟熏用的。

“堡非”的起源无从考证，但是与早年阿法尔人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有关。这种地炉完全利用沙漠环境，搭建简便，也无须携带。即使没有炭火，靠沙漠地表高温，依然能把食物烤熟。虽然它只是一个做饭的工具，但它却是一代又一代阿法尔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的智慧结晶。

它使我想到了在西非的丛林中，人们利用树木、植物、河流等自然资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还通过人类与自然的交流，产生了自己的信仰和独特的文化。其实，这些都是非洲人以自己的生命活力和对大自然的顽强适应能力，在不断的生存发展中，形成的独具形态的非洲黑人文化。为此，每当我置身在这片土地，时常因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感到某种心灵的撼动。

在等待了近两个小时之后，那锅羊肉总算被我盼熟了。当艾莎刨开沙子，掀开铁盖，一股浓香的烤肉味儿顿时散发出来。看着艾莎把正冒着油的一块块嫩肉拾到大盘子里时，我简直有点急不可待了。

当我跟着艾莎走进屋，顿时愣了。屋里竟然出现了八九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们已经在地上围坐好一圈，就等上肉了。此时，他们像只饿狼，正翘首以待这顿饱餐。艾莎刚把大盘子放在他们中间，八九只黑手就从四周同时伸了进去。此时只能听见快速的“吧唧、吧唧”的吧嗒嘴声，没人谈笑，两眼都紧盯着手里的肉，嘴上吃得油花花的。这时，我站在一旁，闻着诱人的香味儿，馋瘾大发，又不能跟男人们抢肉吃，心里真不是滋味。再看看阿卜德拉，这家伙探着半个身子，一个劲儿地往盘子上凑，那架势恨不得一头扎进肉里。只见眨眼工夫，盘子就见底了。而对于这帮饥饿的壮汉，显然是狼多肉少。

最后，他们舔着油嘴，意犹未尽地迈着四方步走了。

对于这帮来势凶猛的食客，我无法理解。

“他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来这儿大吃大喝？他妈的一帮强盗。”我对阿卜德拉大声吼着，连中文都带出来了，把没吃上肉窝的火全撒到了他身上。

我以为他也会很愤怒，谁知他一脸笑容地对我说：“子，别生气，都怪我忘了让艾莎提前留出几块肉。大家能来这儿吃饭不是坏事，这是我们的风俗。只要是阿法尔人，不论相识与否，可以随意到任何一家吃饭。不论贫富，都不能拒绝。阿法尔人注重大家庭和邻里间的亲情。其实，根据我们的婚姻结构，几乎家家都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这种走家串户吃饭的方式，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尤其遇到一次吃肉的机会，肯定不会放过的。”

其实，在中国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风俗。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你进了主人家的门，主人都会非常热情地劝你吃喝，如果你不动，是一种没礼貌的表现，也会令主人感到失落。然而，前提是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人们才会吃喝的。

而在这里，一切简化得直截了当。人们带上嘴，既来之，则吃之。

眼看到嘴的肉被人家的风俗搅和没了，我只有认倒霉，可惜我刚才那么多口水全白流了。

据艾莎说，这次她的大儿子没能给她带来钱，因为船主已经半年没给他工钱了。不过儿子为她带来一个好消息：最近她丈夫要回来。为此，艾莎乐得闭不上嘴。艾莎对我说，她丈夫已经两年没回来了，虽说有时托人把钱带来，但是她心里还是觉得不服气。

“我也是他的老婆，与他是举行了正式的婚礼的，他总是住在她那边，我很不高兴。”艾莎带着怨气说。

我心想，那边的老婆毕竟是原配，只是看着艾莎可怜才承担了抚养她们全家的义务，这样的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么能责怪他呢。我对阿卜德拉说：“你劝劝艾莎，别想得太多。她丈夫对那边的老婆好，也是应该的。人家有共同的孩子，能想着给艾莎钱已经相当不错了。”

“子，你不能这么想。阿法尔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但是，前提是他必须有能力供养和公平地对待他的每个老婆。要给她们相同的财产，决不能厚此薄彼。亚辛对他的两个老婆绝对应该是一样的。”

尽管艾莎内心有些不快，但总算快把丈夫盼回来了，还是兴奋不已。

这几天，艾莎特别忙碌，打扫院子，清理垃圾，把家里所有堆积的脏衣服、破单子、烂布衫全洗了。两天下来，洗了足有百十余件。眼看着她瘦小的身材又缩了一圈。连邻居的女孩和驮水的小毛驴，也都在帮她忙活。她们顶着沙漠的太阳，一趟趟往村外的水井跑，累得疲惫不堪。之后，艾莎又开始准备做饭的劈柴。当地没有树，人们烧的劈柴全靠山里人不定时地用骆驼运来。村里共有几个放置劈柴的点。通常，运柴人可以将运来的劈柴卸在任何一个点上。他们从不担心放下的劈柴丢失或没人付款。而那些需要木柴的人，可以将堆放的劈柴随时拉回家，每捆木柴35纳克法，把钱交给附近任何一家人都没问题，待运柴人下次再来，他们都会如数转交的。听阿卜德拉说，这些年，村里从没因为劈柴的事情发生过任何纠纷。

艾莎吃力地把劈柴抱回家，当地没有斧头，她只好将每一根柴棍，一头架在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再吃力地搬起一块石头，朝柴棍的悬空处砸去，将柴棍砸成小段。每“劈”一根柴，她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像个举重运动员，硬是咬紧牙关，把沉重的大石头举到头顶，再砸下去。就这一项活儿，就让她干了足足大半天。

我看她如此辛苦，就对她说；“你男人就要回来了，这些重活儿应该留给他干。”

阿卜德拉一听干脆没翻译：“不！子，这是女人的活儿，怎么能让男人干呢？难道还要让男人做饭吗？”

我说：“男人怎么不能做饭，许多中国男人都会做饭。何况劈柴这么重的活儿，应该是男人干。”

“男人劈柴？做饭？不！不！那还要女人干什么？”他说。

我知道这是观念的差异，并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也就没再说下去。

我相信，目前艾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丈夫的归来。丈夫是她的精神支柱，使她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动力。

我真想见见这个圣人般的男人。

2004年1月11日一大早，阿卜德拉来找我，说是有好消息告诉我，但又不告诉我什么事，拉着我就往出走。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艾莎的丈夫昨天夜里偷着回来了，目前不能让村长他们知道。”

“为什么要偷着回来？他们不是正式夫妻吗？”我很纳闷。

他说：“亚辛乘的是也门的船，来这边捕鱼要交税，前几次他都溜了，这次村里听说他要回来，准备派人抓他呢。”

“你怎么知道他是昨天夜里回来的？”我问。

“有人偷着游上岸，找我叔叔帮忙，是我叔叔的小船把他拉回来的。他的大船目标太大，只能停在离这儿很远的海上。”他说。

我在前边说过，阿卜德拉的叔叔艾哈迈德·依德瑞斯是村里的民间领袖，虽然没有行政职权，但是，他在村民中的威信比村长还高。特别是有关土地划分或涉及到民俗以及民事纠纷方面的事情，村长都得尊重他的意见。他自己也是村里的大渔商，有两条自己的大渔船、几十条渔网和雇佣的渔民。

“偷税漏税是犯法的，你叔叔帮他上岸，是在犯罪。”我吓唬他说。

他一听，吓得赶紧改口说：“我叔叔拉他上来，就是要让他交税的。”

走进艾莎家之前，阿卜德拉一再叮嘱我，这事要保密。

没想到，我俩一进屋，看到的竟是黑压压的满满一屋子人。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大家有说有笑的，丝毫不像阿卜德拉说得那么紧张。

在阿卜德拉的介绍下，我与从床上站起来的亚辛握了握手。亚辛长着一副混血人的面孔，巧克力肤色和高鼻梁，典型的阿拉伯人的胡子，一头非洲人的小毛卷。微笑的表情使人感到很随和，像个比较开明的男人。从大家围着他谈天的氛围看，他很有人缘。

我小声对阿卜德拉说：“这下怎么保密，这么多人都知道了，村长很快也会知道的。”

“村长派的人就坐在里面，还保什么密呀。”他苦笑着说。

我一听惊呆了。这个村的口传速度竟然比现代化的电话、传真还快。村领导更神，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安排了一切，我却一无所知。

趁着大家聊天，我出去找艾莎，她正在院子里给丈夫做饭。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艾莎特意穿了身鲜艳的衣服，脸上不仅洋溢着春风，还多了层妩媚，连举止都有些慌乱，整个神情就像初恋中的小女生，做事心神不定的。

我坐在她旁边，看她做饭，没有说话，默默地分享着她此时的快乐，并希望她的幸福能够多存留些时光。因为，这个不幸的女人，从幼年丧母，到中年丧夫，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如今，又经过两年的苦苦等待，美好的时刻总算被她盼来了。

艾莎给亚辛做的早饭是布迪（bote），即将塔麸（Tahf）粉，在锅里加上少量的油和水炒熟，捏成面团形状，再在面团上用手挖个小坑，里面倒点蜂蜜，周围再倒一圈羊奶或挤一圈羊油，人们用面团沾着蜂蜜和羊奶吃。

大家吃过饭后，亚辛没有与艾莎打招呼，便跟着村里派来的两个人有说有笑地一起走了。看着他们悠闲的背影，感觉像是出去串门。后来，听说他心平气和地补交了所欠的所有税款。

听说亚辛的确人缘很好。因为他在也门经常帮助从提奥去的渔民。不论他们在那里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他，都会鼎力相助，甚至还会从经济上援助他们。所以，他在提奥有很好的名声，人们从内心尊重他。

自从亚辛回来后，艾莎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就像一只被爱情的甜蜜包裹着的快乐小鸟，不知疲倦地在院落里飞来飞去，而且看上去很滋润，也很漂亮。人们都说，女人有两个阶段最漂亮，恋爱和怀孕时期，而恋爱中的女人更加单纯可爱。她为丈夫包揽了一切，从早到晚始终都在快乐地忙活着。虽然亚辛有股大丈夫做派，在人们面前很少流露情感，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对艾莎的爱怜之情。此时的艾莎却显得比丈夫大方得多。只要是家里没有太多的男人，她就会小鸟依人般温情脉脉地坐在丈夫身边，连说话的声调都娇柔了许多。

自从丈夫回来，艾莎竟是如此温和柔润，光泽喜人。

有一次，艾莎当着她丈夫的面对我说：“子，你一定要把我和亚辛在一起拍下来，在也门的电视上播，我要让那边的老婆知道我们很相爱，气死她。”说完把手挎在亚辛的胳膊上，特意把头倚靠在亚辛宽厚的肩膀上，做出一副幸福无比的表情。一个生长在封闭小渔村的穆斯林妇女，敢在镜头前做出如此举动，使我有些惊诧。连站在一旁的阿卜德拉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很佩服她的勇气，敢于追求自己的爱，在这里毕竟是不同寻常的。可一想到她的举动是带有目的性的，希望通过电视让亚辛在也门的老婆看了后生气，这种心态又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尽管爱的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希望能独享爱人的爱，但是亚辛毕竟还有另一大家人，他们同样需要这个男人的供养。

这种一夫多妻的制度，对女人真是不公平。

眼下，艾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为亚辛精心地准备一日三餐上。为此，她家每天都来一些吃“风俗饭”的男人。

一天早晨，我和阿卜德拉来到艾莎家，看见艾莎正蹲在一块石头旁“嚓、嚓”地磨刀。旁边一只山羊被捆上四肢，正在拼命地挣脱。刀磨好之后，来了一个男人把山羊按倒在地，艾莎连眼睛都没眨，一刀下去，羊脖子立即溅起了血花，然后她用刀尖连捅了几下已经暴露出的气管，羊眼见着就蹬腿了。这时候的艾莎，全然没有了昨日的温柔，她手持满是鲜血的长刀，黝黑的脸上沾着血点，一副严肃的神情，就像从疆场上刚刚拼杀归来的女豪杰。

趁那个男人给羊开膛之际，阿卜德拉与其他几个男人已经开始蹲在一旁等着吃羊肝和腰子了。

今天艾莎要用“堡非”给丈夫做烤羊和米饭。她从早晨宰羊、剔肉、劈柴、生火、做饭，忙里忙外，一刻也没停手。而她的丈夫却在屋里睡大觉。这时又陆续来了不少等着吃“风俗饭”的男人，大家坐在院子里，边抽烟边聊天，没有一个人上手帮忙。大约到了中午，亚辛像个大爷似的，慵懒地起来了。艾莎赶紧放下手上的活儿，给他打洗脸水。洗了脸后亚辛感觉饿了，不断地催促艾莎上饭。最气人的是，那些来吃蹭饭的男人也跟着一个劲儿地催。艾莎不得已，只好将原本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烤熟的肉，不足50分钟就提前端了锅。待她尝了尝，根本没熟，气得两眼冒火，终于忍无可忍地冲着那些等着吃饭的男人大发雷霆。我想，她一定是对来吃蹭饭的男人不满，借此机会出出怨气。

艾莎边发着火，边把那些不太熟的羊肉重新倒回锅里，继续接着烤。那些男人看到即将到口的羊肉又被倒了回去，一个个咽着口水，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又过了十来分种，肉终于烤好了，那些男人们连抢带抓地如饿狼般埋头猛吃，谁也没顾及艾莎生气的事，直到将锅里的羊肉全部干光，才抹了油嘴，满意地走了。

五天后亚辛走了，回也门了。我和阿卜德拉走进艾莎家的院子，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艾莎终于病倒了，她独自躺在黢黑的屋里，两眼湿漉漉地望着天花板，极其伤感。

她一见到我们，立刻痴情地对我们说：“亚辛说，他过几天还会再回来看我。”

但愿两年回来一次的亚辛，能够留恋他在这儿当大爷的日子，而为此多回来几次。可怜的女人，只要能留住丈夫，为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4.被“幽禁”的美丽新娘——雅哈拉·艾迪斯

一天下午，我和阿卜德拉正沿着提奥东边海滩漫步，无意中发现距海滩不足50米处有一间独立的草房，挂着新草席的墙上有许多童话般的图案和文字，看上去很有趣。阿卜德拉告诉我，房子的主人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丈夫不久前从省城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山里一个小学校当教师。

说着，我们已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这间新房的门口。

我们本想敲门，却发现门是敞开的。我俩站在门口往里探了探头，因为外面光线太强，眼睛一时难以适应，只觉得屋里一团黑。

这时听见从屋里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阿卜德拉，进来，快进来！”显然，屋里的人已经看见了我和阿卜德拉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样子。

我们定了定神进了屋，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正坐在床上。当她看到我们进来，一脸笑容，很兴奋地从床上下来，站在那儿，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雅哈拉·艾迪斯（Eahar Idis）是新婚。”阿卜德拉介绍说。

“不！已经三个多月了。”新娘腼腆地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对我说。

“你能说英语？”我问。

“我上过初中，不过，英语说得不好。我早就知道你，你是个中国人，摄影师对吧？”她说话的语调很轻，语速也很缓慢，一个劲儿地眨着她那圆圆的大眼睛，怯生生的表情很可爱，像个黑娃娃。她身披一件很大的蓝色披肩，披肩的四边钩织了醒目的小白花，色彩典雅而素洁，与她黝黑的皮肤和佩带齐全的金饰物搭配在一起，显得华丽而端庄。

“我想为你拍一张照片行吗？”我试探着问她。

“太好了，我喜欢照相。只是……我不能出去。”她答应得如此痛快，令我出乎意料。

“是的，子，就在屋里照吧。”阿卜德拉说。

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大约不足15平方米的屋子，三张床占去了一大半空间，使屋子显得很拥挤狭窄。屋子没有窗户，四周的草席墙上围了一圈很严实的花布，仅有的光源就是敞开着的朝北的门。我觉得屋内光线实在太暗，就对她说，希望能到外面拍摄。

她一听出去，立刻直冲我摇头。

这时，阿卜德拉赶紧向我解释道：“子，阿法尔女人自从结婚那天起，就禁止走出屋子，哪怕是自家的院子也不行。只有等她生了一个孩子之后才能到院子里干点活。直到她生了两个孩子，才能出去。这是我们阿法尔人的风俗。”

我心想，怎么还有这种风俗？这纯粹是把结了婚的女人生生地“囚禁”了。要是在这间小黑屋里一待就是几年，还不如蹲监狱呢，监狱每天至少还能出来放放风，犯人之间还能说说话。

我对阿卜德拉说：“阿法尔女人结婚，同时也是监狱生活的开始。生两个孩子最快也得两三年，甚至三五年，要是生不出孩子，难道这个女人一辈子只能憋在屋里？”

“其实，现在已经好多了。20年前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之后才能出门。要是她们生不出孩子，一辈子能让人骂死，命运非常凄惨。现在的女人生不出孩子，虽然也会挨骂，但是她们已经能够出来干活了。”

雅哈拉对我说，通常她喜欢坐在屋子右侧的床上。因为，那个位置可以从大门看到外面的大海。结婚这三个多月来，她每天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大海的波涛度过的。

雅哈拉新房的后面是自己的娘家，她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爸爸已经去世多年，平时都是妈妈给她做饭，因为丈夫在外教书，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有时村里几个与她要好的女孩儿也会来陪伴她。

她的眼神，使我感到她内心有种忧郁。也许她对这种生活一时无法适应，精神感觉郁闷；或者，内心有着深深的失落感。

毕竟她与村里其他妇女不同，她上过学，受过教育。而且，18岁正是对美好世界充满了向往的年龄，如今却只能被闷在屋里看别人无忧无虑地玩耍，心里的滋味肯定好受不了。

这天，我只好借助门外的光线，为她拍摄了几张照片。对我们的到来，看得出她非常兴奋，临走时一再叮咛我一定要常来看她，千万别把她忘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我正吃午饭，雅哈拉派了一个女孩来叫我，女孩不会说英语，指手画脚地比划了半天我才明白，是让我去雅哈拉家。我以为她出了什么事，放下碗拔腿就往她家跑。闹了半天，是雅哈拉为我编了一个草垫，这种草垫是把干草染上不同色彩，如同梳辫子，一股一股用手编起来的。通常，它既可以当锅碗垫，又能当盖子，还能用它扇炭火。而到了我这儿，又成了一种阿法尔民间工艺品。

雅哈拉这次见了我就像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略带责备地说我把她忘了，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她。我能想象得到，她一个人每天坐在黢黑的小屋里，没日没夜地守望着大海的情景。我想，她一定是实在太寂寞才会如此盼望我的到来。而我却让她失望了，自己感到有些自责。

2004年新年前夕的晚上，村里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晚会，因为他们找了一台旧发电机，点亮了晚会的会场，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夜晚，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欢娱的歌声中，歌声回荡在小村上空，还不时地传出人们的阵阵欢呼声。这时，我不由得想到了寂寞中的雅哈拉。

当我伴着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雅哈拉家时，她正和妈妈坐在靠门的侧面，聆听着晚会传来的歌声，屋里点了一根只能显现轮廓的蜡烛。

“子，是你吗？”我还没进屋，就被她认了出来。

“你怎么来了？来陪我吗？那边一定很热闹吧？刚才我还听见阿卜德拉唱歌呢，你也应该唱一首中国歌。”她在这儿听着晚会的“直播”，似乎比现场的人还激动。

“你很喜欢唱歌吗？是不是也想去唱一首？”我问她。

“不！不！我可不行。”她一下害羞起来，好像现在真的要去唱歌了。

“你今天似乎特别高兴。是不是听见歌声，让你想起三个月前自己结婚的那天了？”我问她。

“是的！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那天早晨，我被专门陪我的女朋友们用漂亮的花布从头裹到脚，然后被几个家族的男人从我妈妈家抱到这儿的床上，那时，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许多人在我家门口跳阿法尔舞，他们跳了很久，还有人敲鼓，有人唱歌。”

“那时新郎在哪儿？他一直陪着你吗？”我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被抱到这里，包裹的布被解开的时候。他叫欧迈若·哈森·阿里（Omer Hassen Ali），我第一眼的感觉是他长得很帅，心里踏实多了。尽管我们两家是亲戚，小时候也见过面，但是长大后从没来往过。那天他给了我许多金首饰，我觉得自己戴上它们真是美极了。”

说着，她给我展示了身上价值不菲的首饰，并且一一介绍了它们的价格。从金头饰、金发饰、金项链、金手链，到6个金手镯和4个不同款式的金戒指，大约共计25,000纳克法，折合人民币9000多元，这在当地绝对是一笔巨款，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她说，这是丈夫托人特意在也门买的。村里的男人在结婚的前一年，都喜欢从也门为新娘买首饰，那儿的首饰不仅便宜，还有阿法尔人所喜爱的款式。

她又接着说：“结婚的第一天，始终都有我们各自的好朋友陪同。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朋友们都不回家，他们守在门外，我的女朋友们隔一会儿就用石头砸我家的墙，把我们弄得胆战心惊的。她们说，这是为了让男人受到惊吓，不希望让他如此轻易地得到我。所以，这天晚上我们根本没睡成觉。到了后半夜，他的朋友们就会敲门，把我丈夫拉走。其实，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想让他离开我，但是，他们要应付天亮前长老来这里的检查。因为，阿法尔人结婚的第一个晚上，不允许夫妻睡到天亮。第二天晚上，女朋友们会把我藏起来，让我丈夫的朋友们到处找，他们都装着很着急的样子，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不过是阿法尔人结婚的风俗，不会故意弄得那么复杂。他们一旦找到我，就会把我带回去，交给正在家里等着我的丈夫。我觉得我们阿法尔人结婚特别有意思。”

我问她：“你觉得结婚好不好？”

她又显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对我说：“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我估计，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希望嫁给一个自己所爱的男人，但又不喜欢过婚后这种被禁锢的生活。

另外，关于婚前女方不能与男方见面的事情，我问她：“你知道现在提倡自由恋爱吗？”

她问：“怎么个自由法？”

我说：“不是父母为你选的丈夫，而是自己认识之后相爱的。”

她说：“自己认识的男人怎么能谈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嫁的男人不是自己所爱的，你爱的却是另一个男人，怎么办呢？”

“那是肯定不行的。”她很坚定地说。

“村里有个女人叫阿布德莎法（Abdushafa），30多岁。她1988年与在沙特开了一家商店的男人结婚，婚后丈夫就回沙特了。1991年，阿布德莎法突然生下一个儿子，可是，在这期间，她丈夫从没有回来过。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她丈夫的，于是，村里就像炸了锅似的。最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省城常来这里送货的一个大车司机。从那之后，她的丈夫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不再给她生活费了，可是，她每天都会遭到村民的唾骂，还有人去打那个司机。尽管他们两人很要好，还有了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见面，只要那个司机来提奥，就有人跟在后面骂他。可能是生气或者伤感吧，反正，那个司机1997年突然病死在省城了。到死阿布德莎法也没敢去看他一眼。现在这么多年过来了，自从司机死了之后，阿布德莎法的精神就不大正常了，人们才不再说这件事的。”

说到这些，她的情绪有些低沉，很难想象她在想些什么。至少，她对自由婚姻是不敢多想的。

这天晚上，我俩聊了很多关于阿法尔人婚姻的事情。我发现，阿法尔女人的观念已在改变，特别是这一代女性，她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对外界事物已经开始有所认识，思想也在逐渐开放。尽管本民族的传统依旧束缚着她们。

关于阿法尔人结婚的礼俗，后来，我又询问了一些长者。

据说，早期的阿拉伯游牧部落既是父权家长制又是多妻制。那时，一个男人能够买下或偷抢到多少妻子，他就有权占有多少妻子。妇女就像财产一样从她们父亲的手中转到她们丈夫手里，在丈夫死了之后再转到儿子手里。（伊斯兰教禁止寡妇与继子结婚）因为男孩要贵重得多，所以，生女孩就有一种羞耻感，杀溺女婴盛行。此外，妇女既不从事狩猎也不参加战争，她们在经济上处在依附地位，妇女只有生子才能体现她们的价值。

而《古兰经》的形成，使得妇女的命运有了很大改善。

《古兰经》反对弃杀女婴，力求在婚姻、离婚和财产方面保护女人。在婚姻上，要求得到女方同意，并且让女方成为彩礼的接受人。把多妻改为娶四个妻子，条件是男人能够“公平地”对待她们每一个人。

结婚是被人类视为一件美好的事情。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他们的结婚仪式也不尽相同。对阿法尔人来说，婚前男女双方不允许见面，一切都得由父亲做主，一旦父亲去世了，才能征得本人的同意。

当男方的父母决定与女方家订婚后，首先要付1000纳克法（人民币380元）作为订金。之后，需要再付3000纳克法，其中，1000纳克法给女方爸爸，1000纳克法给女方妈妈，而另1000纳克法是准备盖房所用的木料、草席等。除此之外，男方还得准备买山羊的钱。山羊是结婚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食物，通常婚礼持续七天，这七天至少需要十几只山羊。而当地没有购买山羊的市场，这些山羊全靠各家支援。如果人缘好，各家会主动将自己的山羊贡献出来。但对于一些人缘不好的家庭，结婚的山羊就成了他们的大难题。

由于新婚夫妇的房子建在女方家，所以，通常婚礼也在女方家举办。男方家的人（除未婚女孩）来看新娘，必须先给钱，再看人。如果没有给钱，新娘可以拒绝与他们见面和说话，甚至可以躲避到其他屋里，也可以藏到床下。

到了婚礼的第七天，新郎必须回自己家吃午饭，晚饭前再回到新娘身边。

结了婚的女人，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对丈夫可称呼“你”或不带称谓，但不能随意叫。有了孩子后，对丈夫可称“孩子爸爸”或“孩子名字的爸爸”，但不论是否有孩子，女人都不能直称丈夫的名字，也不能与丈夫一起吃饭，一直到死都如此。

后来，我又多次去过雅哈拉家，每次，她都是静静地坐在床上，两眼紧盯着大海，似乎正在用心灵向大海倾诉，又好像默默地祈祷，期盼着丈夫早日回来。她的丈夫半年才能回来一次，如果这次没能怀孕，就要等待下一个半年之后，这意味着她的“囚禁”生活又增加了半年。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够完成生育两个孩子的任务，否则，她几乎连“特赦”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她十年才怀一个孩子，待她能够获得“释放”的时候，恐怕两腿会因长期不走动而失去功能了。

5.长裙下装裹着女人“血染的风采”

尤素福的老婆哈莉玛，要算我在提奥遇到的最洒脱、最开朗，也是最随和的女人了。

按理说，哈莉玛一连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命丧黄泉，人到中年的她，精神上遭受了致命的创伤，看上去也该像一根已经刷不上绿漆的蔫黄瓜了。然而，在我与哈莉玛相处的日子里，不论从她平时的言谈话语，还是精神状况看，她就像从前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我喜欢她身上那股爽气。

有一次清晨，我和阿卜德拉去她家，看见她和村里的马迪娜披裹着长裙，从上到下湿漉漉的，像落汤鸡似的刚从海边回来。

我问阿卜德拉：“天哪！她们……出了什么意外？”

因为那片海岸被村里划为女厕所，所以，阿卜德拉不以为然地笑着对我说：“她俩准是上厕所时掉进海里了。”

“难道两个人都掉进去了？”我挺纳闷。

这时，她俩见了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了过来，然后，四下看了看，神秘地冲我用手比划了一下游泳的姿势。我明白了，她俩一定是趁着上厕所，偷着跳到海里游了一会儿。想不到她们敢公开“违纪”。这里对妇女的封闭，连我这个外乡女人都受到了影响。尽管我在这儿守着大海，却不敢轻易下海，可见哈莉玛的内心一定有她向往的世界。其实，谁又何尝不想过轻松、自由、浪漫的生活呢。

也许是尤素福的原因吧，这个渔民之家相对要开放许多。

哈莉玛的长相不是特别漂亮，但也绝不丑。说起话来底气不太足，音量也不大，但她的身板很厚实。硕大的胯骨，被宽松的长裙遮盖着，站在沙子地里，如同金字塔般稳固。她很喜欢笑，笑起来很美。她笑的时候喜欢露出那颗金牙，在阳光下伴着她的笑容金光闪烁，很灿烂，也很炫耀。

渐渐地，我与她成了最好的朋友，许多被视为对外人保密的事情，在我们之间已不再成为秘密了。

记得12月中旬的一天，由于连续几天从早到晚站在海里拍摄尤素福叉鱼的镜头，而那几天正赶上我每月“特殊日子”来临，过度劳累，加上没有充足的食品补充，我和阿卜德拉刚走上岸，就觉得两腿发软，一步也迈不动，于是我顺势坐在了沙子地上。

阿卜德拉看我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感觉事情不妙，对我说：“子，你一定是病了，今天你的脸很难看，好像特别白。”

其实，我知道自己无非是女人这点事，并没把它当回事。于是，我俩坐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感觉稍好点，就对他说：“走吧，去尤素福家接着拍。”

可是，我俩起身刚离开那里，阿卜德拉走在我身后突然大喊了起来：“子，快看！血！你的血！”

我回头一看，刚才自己坐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血的印记。再摸摸自己穿的裤子，已经被血浸湿了一大片。

我赶紧停住脚，在这个毛头小伙子面前，我觉得特尴尬，有些不知所措。

“你知道吗？这儿哪儿有卖女人用的……那个？”我问他。

“什么？女人……？”他简直一头雾水。

我想问卫生巾，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村里的小店连卫生纸也没有，更何况卫生巾了。村里男女老少上厕所，如星星般遍布海边，毫无疑问，天然海水远比使用卫生纸干净而又节省。

于是，在我脑海中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儿的女人同样面临着“特殊日子”，没有卫生纸或卫生巾，她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可是，在这种封闭的地方，谁会把女人这么隐秘的事情告诉我呢？何况，中间还要通过阿卜德拉的翻译，而这小子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女人有这一“特殊日子”。看来这事不那么简单。思来想去，只能试着向哈莉玛求助。

带着身上“血染的风采”，我和阿卜德拉直奔尤素福家，哈莉玛正坐在凉棚里跟一个男人说话。看见我过来，哈莉玛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她旁边。

“不！不！别让子坐下，她不能坐。”阿卜德拉忙着替我解围，弄得我一时有些难为情。

“发生什么事了？”说着哈莉玛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我真怕自己转动身体，“血染的风采”露馅，被她对面的男人看到。赶紧拉了她一下，用手比划着小声问她：“女人的事……你是怎么……”

一下把她弄糊涂了，哈莉玛赶紧看着阿卜德拉。

可阿卜德拉毕竟是个未婚的毛头小伙子，他哪弄得清楚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跟哈莉玛说了些什么，哈莉玛立刻皱起了眉头，表情似乎不太高兴，冲我说了一番话，我等着阿卜德拉翻译，可是他的两眼突然瞪得比玻璃球还圆，张了张嘴没言声。

“你到底跟她说什么了，是不是把她惹恼了？她在说什么？”我急着问阿卜德拉。

“她……她说……我没跟她说什么，她好像不太高兴。她说……说……让你今后不要再问……女人……不干净的事情。她说……你要尊重阿法尔妇女……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这些。”

我一听，顿时急了，心想，肯定是阿卜德拉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于是，我向她做出了求救的样子，然后硬是把她拉进屋里，关上门。我心想，反正都是女人，不就是那点事儿吗，有什么难为情的。于是，我当着她的面，把外裤脱掉，对她比划着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下她终于恍然大悟，然后赶紧从身后一个铁架子上顺手操起一块红花布递给我。可我拿着这块布站在那儿仍然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她说了句：“不要拍照！”然后，自己脱下长裙，开始为我演示当地妇女如何处理“特殊日子”的程序。

她先是穿上一条短裤，再把这块足有一块围巾大小的红花布垫在里面，短裤立刻鼓起了厚厚的一层。然后，她拿出一条半长的紧身裤套在短裤外，之后，又顺手从铁架子上扒拉了一件长裙，套在外面，这条长裙有点像中国傣族女人穿的长筒裙。然后，她又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即便是这样也保不齐血会顺着大腿流到脚上，很容易被男人看见，所以在这条筒裙外面还要再套一件拖地的长袍，这样，就能绝对安全而不会大伤风俗了。

而对于我这样不穿长裙的中国女人，她说，唯一的办法是，在里面垫上布。如果需要更换，可以多给我几块布。于是，不一会儿工夫，她把家里大人孩子裹头用的方巾收集了好几块。使我为难的是，在这一堆布里，还有一块尤素福用过的披肩。难道这些都是给我当卫生巾用的吗？我担心曲解了她的用意，经过再次确认后，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她说，这些布是多用的，之后还要物归原主，因为在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它还要发挥它原本护头的作用。而且它同样也是哈莉玛和泽娜巴的“卫生巾”。

手捧着这些方巾，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她们眼里，这绝对是女人的脏血，难道我用过之后她真的不嫌弃吗？换了我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阿法尔人的善良、厚道，让我难以用词汇形容。

也许是我把女人最隐秘的事情向哈莉玛透露了，她觉得我没把她当外人，够意思。于是，有一天，她特意让阿卜德拉叫我到她家看她如何做烟熏。

就连阿卜德拉也没有想到，哈莉玛能主动叫我去看她做烟熏。

路上我问阿卜德拉：“烟熏是干什么的？”

“就是用烧木头冒出来的烟，熏女人的身体，这样女人身上的味道就好闻了。”他说。

“她们究竟怎么熏？”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子，烟熏是阿法尔女人从结婚那天起才开始做的，没结婚的人是不允许做的。所以，我也没见过那是怎么一回事，一会儿你自己看看，比我说得要明白多了。”

来到哈莉玛家，阿卜德拉很自觉地待在外面的凉棚里，我独自推门进屋，好家伙，满屋烟雾缭绕，就像进了烟筒里，还没看清屋里的哈莉玛，我已经被烟雾呛得直想咳嗽，眼睛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看见我进屋，哈莉玛直叫我：“子，这儿，这儿，过来！”

我看见哈莉玛坐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被烟熏得眯缝着眼儿，屁股下面往上蹿着一股股浓烟，此时，她正在一层层地脱衣服呢。她把脱掉的衣服甩在一旁，然后拿了一块毯子裹在身上。

这时，我边向她靠近，边掏出相机问她：“能拍吗？”

她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裹了裹身上的毯子，闭上双眼，如菩萨般静坐在地上，一副很享受的表情，充分享受被烟熏的时刻。眼看着她的头上开始冒汗，时不时地自己也被烟雾呛得咳嗽两声，但是，她始终流露出的是享受，而不是受罪。此时，外面的气温至少有35度，那么她坐在烟火上的温度就可想而知了。就连我站在一旁，都一个劲儿地冒汗。这时，我突然感觉，她之所以如此享受，这种烟熏其实类似我们蒸桑拿，能让身体放松，体内的脏物从汗腺中排出来，之后，她一定会有轻松的感觉。

过了大约10分钟，她让我把儿媳泽娜巴叫进来，然后，把泽娜巴抱着的小孙女接到她的手里，自己又抱着孙女一起做起了烟熏。小孙女毕竟只有七个月大，一下被这么浓的烟熏着，肯定很难受，小孙女在她的怀里被呛得拼命地哭闹，她就像没看见似的，用毯子捂着小孙女。我站在一旁看到这个情景，真担心小孙女在她怀里窒息了，真为她们揪着心。

又过了五分钟，哈莉玛和小孙女已是大汗淋漓了，这时，哈莉玛才让泽娜巴把小孙女抱走，而她自己站起来，换了件衣服，这时，我看见地上有个比碗口大一圈的圆洞，里面不足一尺深，下面有几块一公分长的木头，很奇怪，这木头尽管烧着，却只是冒烟，没有明火。

后来，听阿布德拉说，当地每家都有这样的地炉，每个已婚的妇女大约每周或隔十天半月的做一次。不过，这种烟熏，只能从结婚当天，女人与男人入洞房前开始做。而对于未婚女孩儿，是不允许做的。或者是一两岁之内的小孩也可以做。

这种木柴，是专门从山里一种叫韦布树（Whybo）上砍的，这种树长不大，木头也不粗，不过，成人的一只手是攥不过来的。

后来我又进一步问了一些女人，这种烟熏的吸引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她们都说，这种树木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它之所以不易起火，是因为它有湿润的成分，这种湿润还有一定的营养，能使皮肤光滑、细腻，对关节也有好处，还能治婴儿拉肚子和尿频等。

所以，当地妇女都离不开这种烟熏。由于妇女烟熏要脱衣服，妇女的身体会有所暴露，所以，在这儿被视为绝对隐秘的事情。

后来，我也曾试着做过一次，坐在炉子上，连一分钟都没有，就被熏得鼻涕眼泪的，感觉呛得实在无法忍受。看来我是无法“享受”这种烟熏的。

哈莉玛是第一个向我展示妇女做烟熏的人。她能果断地答应了我拍照，令我感激不尽。作为一个穆斯林妇女，这绝对需要很大的勇气。

第五章
人与自然

1.房子与山羊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

有一天，我和阿卜德拉正在村里转悠，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男人正趴在地上，匍匐着向院子里爬行。我原以为人家正在练功夫，走近一看是个老头，老人缩着头，屈着身体，笨拙地正在院子的篱笆墙底下缓慢地往里爬呢。

我当时觉得挺可笑，问阿卜德拉：“老人钻篱笆，是不是也是你们的风俗？”

阿卜德拉笑了：“不！不！当然不是。”

我俩有意围着院子的篱笆墙转了一圈，发现竟然没有门。难道这个院子没人住吗？可是，老头进去干吗呢？

于是，我和阿卜德拉也学着老头的模样，从那个位置爬了进去。

这是一个四周空旷的孤零院落，占地足有二百平方米，院内只有一间用木棍搭建的房子，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其他设施，冷清缺少生机。房子西边的角落里有几只饥饿的山羊，它们瘦弱不堪，卧在地上，耷拉着眼皮，好像在等待末日的到来。整个院子的篱笆墙都是用木棍和干草围起来的，墙上还罩上了渔网，看上去挺封闭的。

那个老头可能听见了我们的声音，从屋里晃悠着走了出来，友好地注视着我们，但没有开口说话。

阿卜德拉赶紧用阿法尔语向老人介绍了一番，之后，老人很客气地把我们请进了屋。

进门后，我愣住了，这是我在提奥看到的最简陋的家了。屋里除了中间斜放着一张旧床外，再没有其他家具了，甚至，床上连铺盖都没有。屋里没有一个能坐的地方，脚下都是松软的沙子，屋子四周围着草席，从外面筛进来一束束光线。

老人叫依德瑞斯·穆罕默德（Idris Mohmmed），10年前从南边的山上来到提奥，本想投奔在这里生活的弟弟，可是没想到，弟弟在这儿的生活也很艰难。老人在山里有一个老婆和女儿，来到提奥后又娶了一个老婆。不幸的是，二老婆生的四个孩子都死了。因此，他断定这个二老婆是个魔鬼，是她把孩子们害死的，于是，他离开了二老婆，自己在这儿搭建了这个简陋的房子。现在虽说他与二老婆住在同一个村，但两人的关系如同仇人一般，连一句问候也没有了。老人说，由于自己不会做饭，每天三顿饭都是到弟弟家吃。有时候，他也会回到山里那个家，但那边的老婆和女儿对他并不欢迎。不过，说到山里的家，老人还是挺兴奋的。他说：“我女儿生了四个孩子，长得都很好，家里还有60多只山羊，她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那你为什么不回山里与她们一起生活？”我问。

“我在这儿也有8只羊，我要喂养它们。”他说。

我想，为了8只羊一个人孤守在这里，肯定不是理由。想到他有难言之隐，就换了个问题问他：“你为什么要爬着进出家门？这么大岁数多不方便，为什么整个院墙没有门呢？”

当阿卜德拉把他说的话翻译给我时，我俩笑了半天。没想到老头还挺幽默的。

他说：“我才70多岁，这么年轻，没关系呀，走不走门都一样。”

老人告诉我们，他的院墙没安大门，是因为要不要门意义不大。他之所以把篱笆墙都罩上了渔网，是为了避免山羊啃篱笆墙的草绳和木棍。提奥不长树，不仅找木棍困难，甚至连捆木棍的草绳都难找。如果有了门，山羊进出方便，不仅吃了草绳，啃了篱笆墙，连房子都能让山羊折腾塌了。他家的篱笆墙已经多次遭受过山羊的“袭击”。所以，即便修个大门，也要罩上渔网。到头来，进出照样得钻“洞”。

其实，村里家家都是如此。起初，我以为渔民是把那些报废的渔网顺手搭在墙上的，原来还能起到保护篱笆墙的作用。但不管怎样，别人家总还是修一个小门，至少进出方便一些。但老人用舍弃门的方式保护篱笆墙，是不是太不上算了？我替老人粗略地算了一下，他仅是每天吃三顿饭，来回就得爬六次，岂不是活得太辛苦啦。再说，人能爬过去的地方，怎能抵挡住山羊呢？

这让我想起了尤素福正在搭建的“中国房子”。

在当地，满足现有生活的人趋于多数，独有尤素福很少像村里许多男人那样，一天到晚，身披方巾，蹲在房檐下，目光呆滞地巡视着过往的熟人。尤素福是个难得停歇、极其勤劳的人，他的生活节奏甚至有点像都市人。

有一次，我和阿卜德拉往村口走，看见路边有个四方框，周围插满了木棍，旁边有一座很破旧的房子。

“这是干什么的？”我问。

“尤素福正帮这家人盖新房呢。”阿卜德拉说。

我一看，尤素福果真在里边，他被木棍包围着，正聚精会神地干活呢。

“尤素福！”我冲他喊了一声。

他看见我来了，很高兴：“子，过来看看！我正在盖一间最棒的房子。”尤素福还能造房子，这倒让我感到新奇。

走进栅栏墙，我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户人家。

“这是法突玛·阿卜德拉（Fatuma Abdella），这家主人。”

阿卜德拉为我介绍这家的女主人。

眼前这位女主人年纪已不轻了，身板瘦弱。可阿卜德拉向我介绍她时，她低着头，步履蹒跚地朝一间破旧的房子走去。看得出，对我的到来，她并不欢迎。可我毕竟是在她家里，因此对她得格外尊重。

我们跟着她缓慢地进屋，刚走到门口，屋里就冲出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截在门外。

“他说不让你在他家拍照，他们不欢迎你。”阿卜德拉翻译说。但他接着说：“子，不管他，咱们进去！”

这是一间典型的阿法尔人居住的房屋。屋内没有窗户，有些暗淡。四周用草席做的墙壁可以随意掀开。屋内不足20平方米的空间，横七竖八没有规则地摆放了三张床，很拥挤，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草席墙残破不堪，支撑房子的木棍已东倒西歪，一旦沙尘暴袭来，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阿卜德拉替我问了情况后说：“这房子才住了三年，因为四周的木棍和捆木棍的草绳被她家的驴和山羊啃得差不多了，房子很快就不行了。”

我仔细看了看，这间旧房子大约是用五种材料组合建起来的，支撑整个房子的木棍、屋顶的干草、做墙壁的草席、捆绑木棍的草绳，及地面的沙子。可以说，比中国人盖的简易工棚还简陋。

阿卜德拉跟老太太聊了两句，然后告诉我，老太太说她丈夫35年前死了，现留下两个儿子，一个29岁，另一个25岁，刚才出来的是她的小儿子。我一听，肯定有误，知道当地人没有数字概念，也就不再追问。她说，之所以请尤素福来帮她盖房，一是出于对尤素福的信任，二是因为尤素福的姐姐曾经是她丈夫的前妻，他们多少也沾些亲戚关系。

老太太的小儿子娶了一个山区姑娘。按当地风俗，婚后，他应该住在女方家，可是他很少回去。后来才知道，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久病死了。为此他很伤心，对妻子有一肚子怨气。

“子，你快来看看我盖的这个新房怎么样。”尤素福看我们一直没有过去，有些耐不住了。他哪知道，我是有意识与这家主人多聊一会儿，套套近乎，下一步拍摄尤素福才能方便些，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

“子，这次我盖的房子是按照中国房子的样子盖的，很高级的那种。”尤素福很得意地说。

“中国房子？”当阿卜德拉把他的话翻译给我时，我俩都愣了。

我估计，在尤素福的概念中，世界上所有人居住的房子无非都是用木棍、草席、干草之类的材料建成的，只是形状有所区别而已。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砖头、钢筋、水泥、玻璃建造的房子，更别提那种真正中国式庭院风格的房屋了。

一般在这种沙子地上建房子，打地基的工序几乎省略了，只需在地上刨一溜深点的坑，插上木棍，一面墙就算竖起来了。

尤素福从没学过建筑，但他很留意别人是怎么盖房的。他说自己学盖房为的是多一份手艺，多挣一份工钱。通常他盖一座房子，需要二十多天。不过，盖这个房子他已用了两个多月了。

“这次为什么盖这么久？”我问他。

“我说过，这次我盖的是中国房子。”他得意地说。

“中国哪儿有这种房子？”我说。

“你看！中国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钉子，表情很是得意。

“子！尤素福把阿法尔人盖房子用的草绳改为钉子了。不是你告诉他的吗？”显然，阿卜德拉对尤素福采用钉子盖房感到惊喜。

“我？没有！难道这儿的人从没用过钉子吗？”我说。

“是的，这儿很多人没见过钉子。这东西在这儿没多大用处。”阿卜德拉说。

我问尤素福怎么想到用钉子替代草绳盖房时，他说，一是在省城曾经看过别人用这种方法；二是驴和山羊吃不了钉子，房子就能多用几年。

他说，当他决定实施这个想法时，却没地方买钉子，只好托村里的渔民去也门卖鱼时顺便捎回来。可是许多渔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钉子，他只好在沙子地上画出钉子的形状，然后告诉他们钉子的用途。

“最糟糕的是，人家到了也门，语言不通，还要一家家问。好不容易买回来了，却不能用。那钉子太小了，只好再托人换大的。因此，我这个中国房子到现在也没盖好。”

由于钉子的包装盒上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着“中国制造”，尤素福学《古兰经》时接触过阿文，就这样，在他的概念中，用钉子盖的房子，就都是中国房子了。

尤素福为村民盖房，是他养家糊口的另一种手段。通常，工钱视主人的经济情况而定，有人隔三岔五地给他几十纳克法，或者送上一些食物。也有人在房子竣工后付钱。盖一所房子，他大约能收入几百纳克法。不过，也有人一时拿不出钱，只好欠着。一年、两年、八年、十年，终究会全部付清。

尤素福为法突玛盖的新房，在2004年元旦前终于竣工了。

那天，尤素福带我参观他的杰作时，脸上始终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他特意为我介绍了这个“中国房”与其他房子不同的两处亮点。一是用钉子替代了草绳；二是用木棍拼接做了一个门，门上还特意加了一把锁。然后对我说：“子，你看，很像中国的吧。”

不过，法突玛家并没有因为新房落成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既没有乔迁之喜，也没有丰盛的菜肴，甚至连四邻的贺喜也不曾听到。法突玛那张平静的脸告诉我，一切犹如往常。过了几天，那间新房里增添了一张旧床，这也是新房里唯一的家具。仅此而已。

我很佩服尤素福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他终于找到了一种避免屋子被牲畜啃掉的方法，特别是在提奥几乎每家都养山羊，在这里人们凭着牲畜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这里还盛行着以山羊作为彩礼和社会地位象征的习俗。订婚、结婚、生育、节日、仪式、葬礼等，都要有一个最重要的宰羊的环节。山羊又是一种生命力极强、极好饲养的牲畜，穷人也养得起。而那些高大、要吃更多饲料的骆驼，就不是所有家庭能够养得起的了。但是，山羊对大自然的破坏也是超然的，它们什么都吃，连根都不放过，所以，山羊多的地方也是自然生态最恶劣的地方。目前，在提奥方圆几公里的地方，看到的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而环境越是恶劣，山羊越是没有足够的饲料。这里，山羊能吃的只有木头。除此之外，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山羊，还经常跟人争抢食物。

有一次，我煮了几个土豆，放在床头的纸箱上，稍没留意，不足五分钟的工夫，就被跟在身后的山羊吃了个精光。

一次，半夜里我睡得正香，黑灯瞎火的忽然听见屋里有动静，用手电一照，发现几只山羊正在争抢着喝我放在地上脸盆里的水呢。

这里的山羊，几乎不分时间、地点，只要看见食物，便会不惜一切地拼命争抢，为此，它们比一般的山羊更强悍，比我在中国看到的山羊牙口、胃口都强盛许多。

据说，早先周边不远处有草场，牧草虽然比不上大草原的茂密，但是供村民们喂养牛、羊、骆驼基本不成问题。这一带还有许多野生动物，人们一旦没有看管好自己的牲畜，就会遭受野兽的袭击。最美的地方是海边：那儿有鸭子、海鸥、鸵鸟等，与人相处得非常和谐。

但自从1964年的一次很强烈的沙尘暴之后，天气发生了很大变化。沙尘暴的频率逐次增多，气势也越来越狂暴。以后，大约每四五年就会有那么一次灾难式的沙尘暴。

1978年，红海阿法尔地区发生过一次火山爆发，在以后的日子里，气温也不断升高，土地也越发变得光秃了。牛已无人敢喂养，只有有钱人养少数的骆驼，而饥饿的山羊只能啃木头。

村里人为了解决各家山羊的喂养问题，自发地采取了一种集中喂养的方式。每天清晨，山羊的主人们从村里四面八方，赶着自家的山羊聚集在村口的一个高坡上，等各户的山羊到齐后，就出发。放羊的任务由村里人自愿担当，他们每天把这些羊赶到几十公里之外有草场的地方放养。据说，那一带还能见到一些干草，不过，草场在逐渐缩小，要维持这些羊的口粮也很艰难，为此，山羊需要不断地更换吃草的地方。需要委托放羊的人家，根据自己每天牵来羊的数量，以每只山羊两纳克法的报酬付给放养人。这样既省去了各家人的劳力与时间，也能多少解决山羊的肚子问题。

我和阿卜德拉，经常在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来到村口山羊聚集的地方，看浩浩荡荡的山羊去赴宴的壮观场面。它们“咩咩”地欢叫着，等待出发。这时，牧羊人会向头羊发出一个“呜”的信号，就像一声哨响，只见一群奔腾的羊，如千军万马般，朝着一个方向，奔向远方，在它们的身后，留下的是浓烟滚滚的沙尘。场面很壮观，很有气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上看到，我国的大西北地区，由于过量放牧和缺乏节制地采挖草场，致使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及新疆的广大草原植被遭到破坏，造成草原严重沙化，沙子上了柏油路，包围了村庄，随风也吹到了北京城。为了保护大西北的生态环境，有不少专家提出，在内蒙古开展“杀山羊”的计划，希望杀掉数十万只连草根也吃掉的山羊，以保护植被的重生。这里的人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意识，对穷人来说，山羊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可是，这样过量地放养山羊，只能加速环境恶化，到时连最后的草场也会丧失殆尽的。

2.荒岛“坎儿井”

自从我来到提奥的第一天，就知道这里的淡水比粮食珍贵得多。水的危机，是几百年来最为当地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命，却是人们难以改变的现状。

在提奥海边，风平浪静，透过晶莹明澈的海水，我能看见美丽的珊瑚和自由游动的小鱼。我索性脱了鞋，赤脚踏在沙滩上，看小螃蟹们在沙子地的洞里洞外嬉戏。有时还能看见条条布满花纹的大鱼，在水中欢快地从我身旁掠过。

只可惜这片美丽的海水不能饮用，在这里，人们最缺的就是淡水。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水消失的地方人也不见了踪迹。听哈马都说，他家原先不住在村里，而是在一个叫格拉布萨斯（Grabusas）的小岛上。但岛上吃水越来越困难，他们才不得不迁到提奥。

格拉布萨斯是一个很小的岛，坐在船上绕小岛一圈不过半个小时。据哈马都说，他的父母曾在岛上生活了45年，而他本人自出生到15岁，在他人生关键的成长阶段，也都是在这个岛上度过的。为此，这个小岛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如今，尽管他离开小岛已经四十多年，但每年都要回岛上看看。他说，对于他死去的父母，这也许是最好的纪念。

穆斯林斋月后的第一天，对于每一位穆斯林来说，是个好日子。因为，它意味着新生。

哈马都决定这天带我去小岛看一看。

哈马都的父亲在人们眼里是个奇异人物。这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把自己的妻儿带到如此荒凉的小岛上，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而且活到了95岁，令当地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在我们尚未登上小岛之前，我惊喜地发现，岸边栖息着一群海鸟，还有几只高大的鸵鸟在安闲地踱步，在蔚蓝的天空下，它们更显得悠闲和自在。我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生灵真是幸运，它们从不担心来自人类的威胁。

如今，格拉布萨斯小岛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若在岛上走马观花地绕一圈，也很难发现人居住过的踪迹。整个岛上空空如也，甚至连一根木棍都没有，有的仅是荒沙，唯一的色彩是黄色。很难想象，在这个寸草不生、没有淡水、风云莫测的小岛上，哈马都一家在此怎么生存了那么多年。

当我问到哈马都他们一家是怎么在岛上生活时，他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这里住了好几家人，人们就像一家人。岛上的人们都在外面睡觉。家里养了20只山羊，我们每天喝羊奶，吃鱼，有的时候还能捡鸵鸟蛋吃。我从小没吃过菜，也很少吃肉。父亲不让杀家里的山羊，所以，我们吃不到肉。”

岛上喝水是非常困难的，通常，他们要划船去对面的哈法拉（Hafala）岛上打水。哈法拉是距这里大约5公里的一个很小的半岛，三面环海，一面连接着陆地。据说，当年那里也曾经住过一些人家，后来，随着淡水逐渐消失，岛上居住的人也渐渐离去。在格拉布萨斯岛上生活的人，也因此受到影响，而迁居到提奥。

格拉布萨斯岛上曾经有几个储存雨水的大坑，这或许是岛上仅存的一点人类生存的痕迹。不过，这些大坑用不了多久将会被风沙全部覆盖。

由于红海靠近撒哈拉沙漠的北部，降雨量极其稀少，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年降雨量只有28毫米，而南部也不过只有127毫米，这一带可谓滴水贵如油。特别是红海的海水蒸发量大，年蒸发量达2l00毫米，远多于降水量。加上红海周围没有河流汇入，海水量入不敷出，只能靠印度洋的水流补充，形成了从印度洋进入亚丁湾的水北上，补充红海的水源。因此，生活在红海一带的人们，一生都遭受着缺水的困惑，所以，他们对水有种特别的珍爱，人们在岛上挖了一些大坑，用来储存雨水。不过，由于雨量太少，降下的雨水很难得到储存，很快就被地面吸干了。

哈马都指着岛上的大坑对我说：“我熟悉这些坑，就像自家的房子，但我几乎不记得坑里有水的时候。我从很小就知道，水就是我们的生命。”

后来，我去过距提奥向西二三十公里处的海边，有个卖德村（M’edr），那个村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阿法尔人的习俗。另外，东边一百多公里外的百录村(Beylul)和艾迪村(Idi)，以及西边的撒赫村（Sahel），分别有1000和800年的历史。特别是靠近撒哈拉村还有个曼多拉（Mondola）小岛，曾经居住过土耳其和意大利人，据说，根据岛上留下的一些构筑房子的石头遗迹，人们断定，大约在300年前，岛上曾居住过意大利人，是他们在此建造了石头房子。人们猜测，这“石头房子”里也许曾居住三四家研究人员，或许是一些军人。另外，在曼多拉岛上，我看到了两个连接地下水沟的连环井。一个成“十”字形状，另一个毫无规则，所占的面积都不小。据当地人介绍，这些地下“环井”是专门用来储存雨水的。从表面看去，它们不过是一口口干枯的井。不同的是，每口井在地下是相连接的，而且内环低，外沿高，一旦下雨，落到井里的雨水就能很快从四面八方汇入内环的井里。这样就能储存较多的雨水。这就是意大利人精心设计的“储水井”。

很难想象，那些意大利人当时是怎样在这个荒芜的小岛上生存的。他们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在此艰难地生存。也许，他们不会想到，事隔三百年之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在为吃水的问题而焦虑不堪。

其实这里的“储水井”，很像新疆的“坎儿井”。不同的是，“坎儿井”是一项以灌溉为主的浩大工程，从山坡到田地，挖成了一连串的井，这些井井底相连，形成了一道道暗沟，把山上融化的雪水、雨水和地下水引来浇灌田地。其实，不论是小规模的“储水井”，还是浩大的“坎儿井”，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现代人看来，格拉布萨斯岛、曼多拉岛根本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哈马都一家在此生活了大半辈子，这的确是个事实。然而，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后人难以想象到的。

由于这几个村都是阿法尔人，各村之间有一道如同网状的婚姻关系，人们相互熟知，亲密无间。在这些村庄的悠久历史中，蕴涵着阿法尔人特有的文化。

哈马都对我说：“子，恐怕你永远猜不到，我们用什么洗衣服。”

我估计，至少不会用洗衣粉或肥皂。我在西非曾经用过棕榈油做的肥皂。很油腻、爽滑，味道也清新，不含任何腐蚀剂。但这里与西非丛林截然不同，这里除了大海，没有任何来自陆地的资源。

“用海里的盐吗？”我猜。

“不！是用晒干的骆驼屎。”他说。

我听后有些吃惊。不过又一想，西藏高原的牛粪晒干后，不仅能够当燃料，取暖、做饭，饭后还用它洗碗。草原上的藏族人，不是一辈子都这样过来的吗？

哈马都说，岛上没有骆驼，每次捡骆驼粪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先从小岛划船到提奥，然后再走进沙漠。

后来，哈马都回到提奥后，专门为我演示了一次。其间，他特别强调说，那个时候的女人们洗衣服都在海边，在那儿，每家都有固定的礁石搓衣服。他先是将脏衣服在海水里沾湿，然后，把晒干的骆驼粪与衣服一起在礁石上揉搓。之后，从礁石上不断地流下黄水。也说不清那黄水是洗衣服的脏水，还是骆驼的粪水。但是，用干粪洗的衣服的确很干净。洗毕，人们会把衣服铺在礁石上晒干。

3.在“圆圈里”做祈祷

红海的南部边缘，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形成了一个阿法尔三角地区。这一带虽然跨越三个国家，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阿法尔族人。说着同一种语言，感受着同一种文化氛围，始终保持自己民族的习俗。甚至，他们的穿戴、饰品以及研制咖啡的方法，做饭使用的炉灶，喜好的饮食等都是一致的。如今，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也生活着许多阿法尔人。但他们不论走到哪里，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民族风俗，通常，他们不与外族人结婚。

在小岛上我始终没有看到清真寺的遗址，便问哈马都：“没有清真寺，你们都不做礼拜吗？”

“事实上，我们是最好的信徒，每天都会祈求安拉的保佑。你看，我们就这样，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对着麦加方向插一面红旗。然后我们会把手、脚、脸洗干净，脱了鞋进去，在里面做祈祷。”说着他很认真地为我做着演示。

不过，面对这片空旷的荒岛，随着他的表述，让自己的思绪倒退到从前的年代，感受那一时刻的历史再现，对我这个外族人来说，几乎无法做到。

事后，我听说距提奥几十公里外有个叫麦德（M’edr）的村庄，是这一带最早形成阿法尔人居住区的地方，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那里仍保留着不少阿法尔人的风俗。于是，阿卜德拉特意带我去了麦德村，在那里我亲眼见识了阿法尔人的“圆圈风俗”。

刚进麦德村口，眼前立即出现一大片黑压压的墓场，据副村长阿布都·穆罕默德·乎彼特（Abdu Mohmmed Horbital）介绍，这片墓地划分为早期和现代两大区域。早期都是黑色石头，看上去至少三四千人。可见当年这里居住的人员如此密集。现代区域看上去比较杂乱，坟墓上有石头也有木棍等，数量也不少。

麦德村有一个具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清真寺，这座带有阿法尔文化标志的古老建筑矗立在村子中心，被村民的房屋包围着。不过，在它周围的那些房屋前，仍然有许多用石头圈定的大小不等的圆圈，这些圆圈的利用率非常高。平时，人们做礼拜都在圆圈里，只有周五中午和一些重大的穆斯林节日，人们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

后来，阿布都副村长又把我带到村东一片空场，这一带也有许多圆圈地，它们排列成一排，全部朝北，对着麦加方向。这里属于村里的公共地带，也是村民们常聚集的地方。在这里我看见了正在飘扬的红旗和人们刚举行完仪式留下的小刀等东西。我问阿布都：“这里怎么还有红旗？这儿的人是否还延续着过去的风俗？”

他很神秘地说：“红旗是方向的标志，插旗的方向是麦加。地上扔的小刀，是人们给孩子剃头用过的。别看这只是个圆圈，它通着神灵，人们在里面祈祷，有时会显灵的。”

不过据他说，这些年不断有年轻人离开这里，现在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250多人。这些人多数都是老人，是他们在延续这项传统风俗，这在其他阿法尔人村庄里已经很难看到了。

他还告诉我，这些圆圈还有许多用处。比如，当亲人死去，下完葬后，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此地，在圆圈里朝着麦加方向跪拜，祈求安拉保佑死者的在天之灵。到了每年死者的祭奠之日，人们也会在此为死者祈祷。同时，死者家人还会在圈外支起一口大锅，宰山羊，招呼来人吃羊肉。

另外，有重病的家庭，生孩子的家庭，或遇到灾难的人，都可以在此求得上苍的帮助。只有结婚的新人除外。但是，如果是麦德的男人在外娶了外乡女人，生了孩子后夫妻必须回来，一定要在这个圆圈里举行仪式才能保平安，否则灾难就会毫不留情地降临在他们身边。

有一点不同的是，刚生过孩子的母亲，在婴儿满六个月的时候，需要抱着婴儿跪在圆圈外，由圈内的亲人在婴儿的右耳边割下一撮头发，放在圆圈内。然后，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要在旁边宰羊、吃肉。大家共同分享新生命的到来。

在麦德村，当我们去拜访村长穆罕默德·易卜拉黑姆（Mohmod Ibrhime）时，竟然发现他的老婆木萨·诺（Mossa Norr），是我在提奥的艾莎·哈龙家拍过照片的女人。想不到在这个古老的小村庄我还能遇到熟人，于是，进门后，我很激动地叫了她一声：“木萨·诺！还认识我吗？”

可是，她一看是我，别说打招呼了，吓得脸色都变了。弄得我和阿卜德拉都很纳闷。她冲我捂了捂嘴，可我没弄明白。我一个劲儿地在她丈夫面前说照相的事情，她丈夫听了直皱眉头。我还对村长说，希望给他们全家拍一张照片，村长听了先是下意识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老婆，然后根本不搭理这件事。可我还一个劲儿地劝说他接受我的好意，甚至责问他怎么比他老婆还难说话。听了阿卜德拉的翻译，只见木萨·诺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紫，估计我要是再说下去，她非得尿裤子不可。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村长答应可以给他的孩子拍照，然后把他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让我只拍孩子别拍他和老婆。这下我高兴了，因为，他们三人站在一起，我的镜头想躲都躲不了。后来，木萨·诺才告诉阿卜德拉，她是艾莎·哈龙丈夫的姐姐，上次在提奥答应我为她拍照的事决不能让她丈夫知道，否则，后果无法预料。

看来这个古老的小村，人的头脑也古老，竟然给男人拍照都有阻力。我心想，要是我选择落在这儿，可就惨透了。

4.宝贵的雨水

2004年1月上旬晚上，我和村干部们坐在外面乘凉，眼看着天空的云层越积越厚重。

“难道要下雨吗？”我不敢相信老天是否能发慈悲，结束眼下的干旱、燥热，降一场大雨。

不一会儿西边开始电闪雷鸣，接着，天空闪射出蓝光，一次次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并且发出了恐怖的爆炸般的巨响。我和村干部们就像几只缩头乌龟，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得缩回了村公所。

然而，扬起的却是沙尘，没有丝毫雨滴。满天的碎石乱纸，随着风沙在天空飘荡。夜晚，终于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摸着黑走到窗前，发现雨水顺着我的窗户正往屋里流。这时我想到了村民们，他们的一张草席怎么经得住这么大的暴雨？

今夜该是无人入睡了。

早晨，阿卜德拉来找我。

“子，早上好！喜欢这场雨吗？”他虽然脸上略带疲惫，但神情却很兴奋。

“雨下得太大了，你们家遭殃了吧？昨晚一定没睡好。”我说。

他伸了个懒腰说：“没睡！大家都在外面淋浴。真叫痛快！”

“淋浴？用雨水吗？”我不解地问。

“当然！天降的！”他说。

这天早晨，村里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我和阿卜德拉走在通往村外打水的路上，想象着一场大雨过后，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那些不再干枯的水井，热火朝天打水的情景。然而，一路上我们并没有看见以往妇女、孩子们赶着毛驴，三三两两边聊天、边行走的情景。

就在我们刚走到村口一片低洼地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河流”大约六七米宽，河水至少有半米深。此时，两侧的沙土被急促的流水冲刷着，“河面”仍在不断地被拓宽。不少人站在“河流”两侧观水，那种兴奋的神情难以言表。而我却面对这一夜间从天而降的“河流”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会儿，村里人去打水的地方又会是什么景观呢？

穿过“河流”，向南走，我俩愣了。

昔日的水井已经被一片“湖水”替代，站在“湖水”旁，根本看不出“湖水”下暗含着一个个硕大的水井。尽管水面依然如泥浆般混浊，但是没有人在意它的清澈或混浊，这是人们的救命水，是沙漠人的救星。特别是这种从天而降的喜雨，会给人们带来好运。

一场大雨过后，当天来这里打水的人并不多。我们去了几个熟悉的家庭才知道缘由。

雨后我们来到尤素福家，刚到门口就发现外面堆着大桶、锅、盆等，里面全部盛满了水，原来放在屋里的大水桶也被挪了出来。

我看见泽娜巴坐在门口，低着头，正忙着洗一大堆衣服。这时，尤素福看见我过来，高兴地比划着对我说：“今天像过节，洗澡，洗衣服，我们的水用不完呀。”

看到他们用雨水洗澡洗衣，我想起自己今早办了一件蠢事。

昨晚一场雨把我晾在外面的衣服淋湿了，今早出门前，我特意把那些衣服用水清洗了一遍。其实，住在村公所用的水也并非是自来水，而是有人帮助我们从井里打回来的水。我清洗衣服的水还是雨水，实属多此一举。

在艾莎·依德瑞斯家，我发现一个特大的水桶。她特意为我打开了盖子，里面盛满了昨晚接的雨水。

她对我说：“子，这可是真正的救命水。”

阿卜德拉又补充说：“提奥最缺水的时候是三四月，所以，每家都有一个专门存水的大桶，在最缺水的时候可以用。到那时，里面的水会变得很清澈，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一月这里都会下两场雨，各家都不会轻易放过这天赐的机会，他们会想尽办法保存救命的雨水。

听阿卜德拉讲，每逢下雨，都会有男人出来洗雨水澡，雨下得越大，洗得才越痛快，那是真正的天然淋浴；女人会趁机接水，洗衣服。

后来，我又赶上过一场白天下雨。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是，人们不会因为突然袭来的大雨表现得惊慌失措，没人打伞，也看不见有人避雨，甚至还有人特意站在雨里，尽情地享受这一时刻的到来。

不过，好景不长，一星期后，当我再去打水的地方，眼前呈现的却是一大片干裂的土地。人们又回到了干旱的日子，一切一如既往，井水又成了泥汤。

若是在都市，倘若把这种泥汤喝进去，等待你的至少是一场上吐下泻的肠胃病。

记得初去妇女领袖马迪娜家时，对她从大缸里为我舀的那碗水，我没敢多想，也没敢多看，像喝白酒似的，一口干了精光。尽管我在村公所喝的也是同样的水，但每次都是烧开了再喝。这次喝了“原汁泥水”，我拉了两天肚子。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再喝这样的生水，却没再得过病。

面对这种“泥水”，我曾问他们是否干净。他们反倒问我：“来自大自然的水怎么会脏呢？”

其实，仔细想想，都市看似干净的水，不见得没污染过。就连我们的空气、食品、用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只是人们用肉眼看不见而已。这么一想，我对这里的泥水也就不那么惧怕了。

在这里，没人知道冰箱、冰棍、冰激凌，但人们可以享受到“冰水”。

村里几乎每家都有祖辈传下来的陶制水缸，这些水缸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各家存水不可缺少的器皿。各家水缸的形状大致相同，不足一米高，大肚小口，有点像中国农村的阉菜缸。他们把水缸放在阴凉处，经过夜间较低的温度后，里面的水温下降很多，所以比起白天暴晒后的水，喝起来清凉可口。这种凉度，对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冰”了。

而普通的凉水，要比“冰水”温一些，凉的方式也不同。是用一个塑料桶，外表包上几层布，悬挂在海风吹得着的阴凉处。时间长了，也有凉的感觉。

只有去过大海和沙漠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水的珍贵。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意味着没有生命。其实，地球上的水资源是极其匮乏的，它也是经不起陆地上的人们无止境的使用的。当我回到北京，看到人们毫不吝惜地开着水龙头任其肆意流淌的时候，深感忧虑。我真切地希望人人珍惜水，如果他们能够亲眼目睹这里的水荒，也许会有深深的触动。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但如果有一天，连饱汉都在遭受饥饿的时候，那将是人类巨大的灾难了。

第六章
穷孩子们的富裕生活

1.借驴打水

第一次见到哈吉，是在穆斯林斋月第17天的清晨，即莎瑞法为村里贡献骆驼的那天。

当那只身体高大的骆驼咽了气，它的头颅被一个强悍的男人宰割下来后，几个男人动作娴熟地扒了骆驼皮，开了它的膛。就在骆驼的身上还散发着余热的时刻，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男孩，走过去，伸出他的小手，一个中年男人割下一块带血的骆驼肉递给他。于是，他带着满意地神情，躲到一旁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哈吉今年10岁，看上去有些木讷。他长着高额头、厚嘴唇、大鼻子、小卷毛，笑的时候会露出有些发黄的大门牙。

哈吉的全名叫哈吉·尤素福·阿斯马里（Haji Yossfo Asmaly）。据说，村里有个风俗，凡是去过麦加朝拜的人，回来都得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哈吉”，预示着从今往后时来运转。“哈吉”还能给一个去过麦加朝拜的人，罩上一层穆斯林的光环。不过，这个小哈吉并没去过麦加，而是他爷爷从麦加朝拜回来的那年，正赶上哈吉出世，为此，爷爷就把带有“好运”的名字给了他。

哈吉是厄立特里亚建国后的新生代。1993年5月，厄立特里亚终于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战争，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为此，新生代们最大的幸运是，能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对残酷的血腥、失去亲人的悲伤一概不知。他们就像大自然中的小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

赶上好时候的孩子首先意味着有机会读书，哈吉当然不例外。他除了学习《古兰经》，还是村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是免费的，学习的内容也很全面，甚至还有英语。为此，我与哈吉多少能够有点交流。可是，我经常在大上午看见哈吉站在海边钓鱼，或者与一帮同学踢足球。

不论我何时问他：“哈吉怎么没去上课？”

他总是回答：“今天我有病。”

我又问他：“有病怎么不在家休息。”

他就说：“现在好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学生玩的小把戏。因为，我在上军校时，身体壮如牛，同样是经常“生病”，一“病”就是三四天。但是，全班73个学员，毕竟只是我一个人“生病”。

可是，哈吉半个班的同学都“生病”，也不知他的老师是高兴还是生气。

哈吉排行老五，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

据说，若干年前，他的祖爷爷乘着一条帆船，从索马里半岛先到吉布提，后来，又从吉布提来到提奥，在此娶妻生子，组建了一个大家庭，自己到死也没再回过索马里。

哈吉的爸爸阿斯马里·阿里（Asmaly Ali）是一个没人缘的男人，他为人苛刻，喜欢贪小便宜，自私且懒惰。他喜欢披着绿围巾，从清早开始在村里游荡，既不钓鱼，也不放牧，甚至家里劈柴、打水的事也一概不管。不论我在何时、何地见到他，他永远都是吊着比黄瓜秧子还下垂的脸，一副尖刻的三角眼里转着两个蜡黄的眼珠，像个“老肝炎”。起初，阿卜德拉把我带到他家时，尽管他脸上没有欢迎我们的表情，却还算客气。后来，我们渐渐去得多了，有时提一些中国大米，或是在小店里买两瓶油，即便如此，他还是耷拉着脸。最令我们生气的是，有一次，我和阿卜德拉刚进门，他就摔了盘子，之后，又说凳子碍了他的事，狠踢凳子，边踢还边嘟嘟囔囔地骂哈吉的姐姐。哈吉的姐姐听了觉得冤枉，心里有气，就把憋在肚子里的气往我们身上撒。她也不敢发大火，就用女人常用的方法，一个劲儿地冲我们翻白眼，那意思是：都怪你们往我家跑，害得我爸拿我当出气筒。

哈吉的两个哥哥和另一个姐姐各自成家在外，家里只有这个姐姐。这个女人嫁给了叔叔的儿子，生了一个男孩，住在隔壁。由于她没生第二个孩子，按当地习俗不能外出，所以，她每天只能在家里帮妈妈做家务。

为此，我们每次去哈吉家，都像个小偷似的先扒着门缝侦察一番，在确认“老肝炎”不在时才敢进去。好在哈吉的妈妈哈瓦·尤素福（Hawa Yossof）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有时还协助我们躲避“老肝炎”，为我们当“信号灯”。

哈吉的妹妹哈莉玛·阿斯马里（Halima Asmaly）是一个不一般的小姑娘，头一次见到她时，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她坐在自家三四米高的房顶上，正扯着沙哑的嗓子，放声高歌呢。我们的到来并没使她停止放歌，反倒越唱越得意。

在我们的劝说下，她像个小猴子，顺着木棍墙，动作非常娴熟地溜了下来。

“你为什么喜欢坐在那儿？”我问她。

她说：“我喜欢看远处，看大海，看沙漠。”

这么小小的年纪，竟有这么阔远的心境，让我不由得对她高看不少。

哈莉玛比哈吉小一岁，长了一对大眼睛，宽额头、厚鼻子、薄嘴唇。嗓音沙哑。据她妈妈说，从她会说话那天起，就喜欢大声喊，并且是个一刻也坐不住的孩子，身上有一股可爱的野性。

哈吉兄妹的童年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下，他们时而在海中翔游，与鱼儿一起舞蹈，或仰浮在海面上，倾听海鸟歌唱；时而在大漠上嬉戏、奔跑，与小伙伴们尽情地追逐、欢笑。

我没想到他们还会创造美丽的童话。

一次，哈莉玛天真地对我说：“我看见了海底，那里有成群的鱼在游动，它们身上长着各种花纹，就像穿着漂亮裙子。海底有个大房子，是用红珊瑚搭建的，里面住着一个新娘，她梳着长长的头发，全身染了Henna，漂亮极了……”

相比之下，哥哥哈吉多几分成熟，他话语不多，喜欢为家里做事的时候寻找玩的快乐，毕竟他只有10岁。

他说，自己喜欢帮家里打水，因为水井在一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路上可以赶着毛驴边跑边玩。有时他会故意惹毛驴生气，看驴发火或跟其他驴打架，很过瘾。总之，经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说希望能跟他去打水，他满口答应了，不过，只能是每天下午。

“为什么一定要在下午？”我问他。

他说：“我要借驴！”

据说，一头驴大约需要700纳克法（280元人民币），但村里很少有人家买得起。所以，现有的几头驴各家轮着借，谁借走，谁给喂点食。

一天下午，我和阿卜德拉跟着哈吉兄妹一起去打水。

此时已近日落，夕阳散射出柔和的金光。不知是那头干瘦的驴觉得时间太晚了，还是它对驮水的路太熟了，总之，它根本不听人的使唤，几步小跑就冲到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只好一路连追带跑的才算没被它甩掉。虽说是下午，打水的人依然不少。只见哈吉兄妹拴了驴，从驴背上取下水袋子，把它扔在一堆水袋子里，就不见了人影。

眼看落日渐渐西沉，却仍不见他俩的人影，我有点急了：“他们不在这儿打水，上哪儿去了。”

“你没看见他们正在排队吗？轮到我们才能打。”阿卜德拉说。

“排队？在哪儿排队？连人都不见了，排什么队。”我说。

他指着沙子地上放的一排水袋子说：“这不是正在排队吗？我们前面……一、二、三、四、五……还有六个人。”

原来，来这儿打水的小孩儿都是如此，用水袋子排队，他们就可以尽情地玩了。

在水袋子排队的地方，我看见一个身体瘦弱的老头，走起路来有些晃悠，一副白胡子，看上去很苍老，却不停地忙里忙外的。阿卜德拉说，这个老人叫阿里（Ali），自从这里发现有淡水的时候，他就在此义务挖井，至今已有40年了。当然，村里也有不少男人来帮忙，毕竟这是全村人的救命水。

而阿里之所以像雷锋似的不断在这里挖井，是因为害怕孤独。阿里的老婆几年前去世了，唯一的儿子结婚在外，回到家里也是冷冷清清的。非洲人喜欢生活在大家庭里，一旦缺少了人气，自己的生命力也会逐渐衰弱。

阿里在此挖井，一个人要挖三四天才能见水，不过，这些水几乎就是黄泥汤，而且，每口井的水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干枯了。然后再挖新的井。如今，老人的年岁越来越大，视力也不行了，所以，村里人吃水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

阿卜德拉告诉我，阿里连距离三四米的东西都看不清了。我上前看了看，很明显，他患了白内障。

我对阿卜德拉说：“他的眼睛要是在中国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没想到，阿卜德拉把这话告诉阿里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对阿里说的，反正，阿里非让我给他治眼睛不可。我一再让阿卜德拉跟他解释，可是越解释越糟糕，老人家从此认定我能给他带来光明。

最可气的是阿卜德拉也对我说：“子，如果你有特效药就给他一点，没有他，全村人吃水都成问题。”

“这种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在中国的确不难治，但不是吃药就解决得了的，必须要做手术。手术！你明白吗？”我厉声说。

“那你给他一点药吧，什么药都行，那个风油精还有吗？给他驱驱蚊子，你看他住在这儿，蚊子特别多，老人挺不容易的。”

我顺着阿卜德拉手指的方向看去，坡上有两个小窝棚：“那就是阿里的家？”我问。

“是的，自从他眼睛看不清之后，回村里不方便，他就在这儿搭了两个棚子，一个是他住，另一个给山羊。”阿卜德拉说。

于是，我从兜里掏出了一瓶风油精放在阿里手上。

他拿了风油精一再感激我，然后颤颤巍巍地打开瓶盖，就要往眼睛里点。我一看，急了，赶紧从他手里把风油精夺回来，对阿卜德拉说：“你快告诉他，这是抹身上的，千万不能往眼睛里点，会把眼睛点瞎的。”

阿卜德拉听我这么一说，有点害怕了：“好好！我告诉他。”

当阿卜德拉把我说的话对老人说了之后，老人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把那瓶风油精又递给他，同时对他比划着往身上擦的动作。我想，这下他该明白了吧。

按本地的习俗打水是妇女和孩子的活儿。为此，哈吉家把打水交给他们兄妹包揽了。

就在哈吉的水袋子排到的时候，兄妹俩仍不见踪影。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阿卜德拉也有点急了，对我说：“子，你把驴赶到井边等着。”说完，扭头去找两个孩子了。

“让我赶驴？”这会儿，我提着水袋子傻呆呆地站着，一时不知所措。我甚至不敢把水袋子往驴背上放，担心驴发起脾气会踢我一脚。

这时旁边有个女孩儿指了指驴说：“害怕？”

“No！我不怕！……不知道……怎么赶？”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她。

她一听就笑了，然后用小手轻轻地拍了拍驴屁股，说了句什么，于是，驴自己乖乖地走到了一口井旁边。可等了一会儿，仍不见哈吉兄妹回来，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于是，我放下相机，脱了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跳进了井里。我之所以敢跳进井里，是因为井已基本干枯，只是中间有很少的一点水，而且只有一尺来深，还未到小腿肚。人们见我也跳到井下，觉得新鲜，不少人过来帮忙。干了这活儿才知道到其中的辛苦。站在水井下，要不住地弯腰、舀水，再递上去，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直到把驴背上驮水的袋子灌满才能停歇。而这一过程，至少需要干上半个小时。一想到他们每天如此，甚至是一生如此，真是太辛苦了。若不是亲身体验，哪知其中的艰辛。我舀水的效率很低，那只袋子似乎总也灌不满。到后来，我一个劲儿地流汗，再低头看看自己泡在水里的双脚，这哪是喝的水，简直就是洗脚水呀。

我不由得自问：这水干净吗？能喝吗？可有什么办法？如果连这样的井都挖不出了，这里的生命也要枯竭了。

哈吉和妹妹总算被找回来了，两个孩子毕竟是“老手”。哈吉在井下舀水往上递，哈莉玛在井上往水袋子里灌，不到半个小时，两个水袋子装满了水。两个人可能是玩渴了，干完活儿，从井里特意为自己又舀了一桶水，对着水桶一口气喝了多半桶。于是，扎好袋子口，哼着歌，一路欢快地跟着那头“快驴”跑回了家。

哈吉家装水的缸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因此特别大。每次他们把水打回去，倒水时还要把头巾罩在大缸口上，可以过滤一些泥。

哈吉的生活与村里其他男孩没什么两样。他们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但他们仍很快活。

2.比石头还硬的塔麸糖

我发现，能让他们快活的事情真不少。

有一天下午，我去哈吉家，发现哈莉玛正蹲在三块石头搭起的炉灶旁，聚精会神地往里添柴呢。我以为她要做饭，便问她：“你会做饭？”她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她又端起一个破碗让我看里面放的东西。

“那是什么？”我问。

刚进门的哈吉走过来对我说：“子，她是个馋鬼，要做糖吃。”

听说她自己做糖，我心里多少有点心酸。因为这里的小商店所卖的物品实在少得可怜，食品几乎没有。别说孩子们，就连我在这儿，都没有一天不觉得馋得慌。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里的孩子尽管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是他们的生活能力都是都市的孩子无法相比的。

我拿起哈莉玛准备做糖的破碗看了看，里面放着少半碗黑红色的面粉。“这是什么？”我问他们。

“是塔麸粉。”他们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这是当地人的主要粮食，我住在村公所与村领导们每天吃的就是塔麸。通常都是发酵了之后再吃。这东西居然能做糖？我从来没见识过。

只见哈莉玛往碗里倒了一点水，又抓了一把白糖，用小手在碗里来回搅和着，然后把它们一个个揉成圆疙瘩，看上去就像中药丸。

哈莉玛毕竟是个孩子，一边揉面一边吸着快流出来的鼻涕，一会儿又用沾了面的手弄弄头、抓抓脸，等把“药丸”揉好，自己的脸已经成了小花猫了，那样子，充满了可爱的童稚。可站在一旁的哈吉不仅不帮忙，还不住地挖苦妹妹。

一切准备完毕，哈莉玛又从外面顶了一口比她的头还大两倍的黑锅，很吃力地放在架起的石头灶上。她往锅里抹了一点油，把一个个“药丸”放进了锅里。由于下面的劈柴烧得很旺，“药丸”的颜色很快变深了。火太大，她又将劈柴弄出来，用剩余的炭火慢慢烘，才将“糖”做好。

别看哈莉玛小小的年纪，做事情却有条不紊，就像一个很有经验的家庭主妇。尽管做好的糖黑乎乎的，样子很难看，但是，大家早就等不及了。连我站在一旁都忍不住直咽口水。我急不可待地先抓了一个“药丸”，塞进嘴里，真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药丸”差点把我的嘴烫出泡来。“小药丸”吃进嘴里只有一丝甜味，完全是一块面疙瘩，只能含着，根本咬不动，硬得像一块小石头。我含了近一个小时，“药丸”才渐渐化开，只觉得满嘴渣子，还挺硌牙。可是，兄妹俩吃得非常开心。

3.烤鱼好吃，活鱼难钓

童年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在提奥的海边，我经常看到孩子们钓鱼的场面。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他们面向大海，挥着手里的鱼竿，动作很轻巧，也很随意。孩子们彼此相伴和无忧无虑的神情，为沉寂的大海增添了不少活力。通常，年龄大一些的孩子经验比较丰富，收获也就比较大，而像哈吉这样的小孩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时候，站在海水里泡上一天都未必能钓到一条鱼。

有一次我问哈吉：“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他丝毫没犹豫地回答：“我要当最好的渔民，坐着我的船，到世界各地捕鱼，还要去中国的大海看看。”

我说：“很好！你要想实现这个梦想，现在就应该好好读书，没有文化，语言不通怎么跑世界。”

他皱着眉头问我：“读书……捕鱼……有关系吗？”

“读书跟所有事情都有关系，不读书你什么都做不好。”我说。

他摇了摇头，显然提到读书他没兴趣。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子，明天咱们去海边，我给你钓鱼吧，我会钓很多鱼，然后给你做烤鱼吃。”

“好呀！我把你钓鱼、烤鱼都拍下来，带回中国，让中国的小孩看看你这个小钓鱼能手。”我说。

他听了非常高兴，拍着胸脯对我表示没问题。

第二天早晨，我和阿卜德拉去他家时，看见他正忙着做鱼饵。

他把塔麸粉倒在一个碗里，加上水，和成了一块面团，很随意地扣在自己头顶上。他说，有的小孩儿喜欢把鱼饵揣在腰里，都是为了方便。

不过，尤素福他们钓鱼喜欢用自己钓的鱼做鱼饵。因为，鱼是不喜欢吃这种面团的。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跟着哈吉去了海边。起初，我们去的是村西的海边，大家背对着刚刚升起的太阳，站在水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晨光下，感觉真是清爽极了，心情自然也很愉快。可是，煞风景的事也跟着来了。西边海岸是男人们上厕所的地方。海滩上有一个角落，有不少突起的礁石，可作为蔽障，不过，由于海滩和礁石的位置都低于陆地，如果有人站在礁石背后左右两侧的高处，还是能够看见“厕所”的全貌，所以通常没有女人接近这一片海域。特别是清晨正是上厕所的高峰，接连不断地有男人跑到这里。只见有一个岁数较大的男人，一副内急的样子跑过来，看到我拿着摄像机，捂着肚子到处躲藏，他一边低着头，急着寻找隐蔽的地方，一边冲阿卜德拉喊叫。

阿卜德拉听完他的叫喊，转脸对我说：“他说让你别看他，更不能拍他。”

我听了哭笑不得，生气地对阿卜德拉说：“你觉得我拍他上厕所有用吗？还怕浪费磁带呢。”

阿卜德拉幽默地说：“子，别管他，我已经告诉他，你对他的屁股不感兴趣。”

可是，那人就是不放心，我看他已经憋得脸色发绿，手按着肚子，冲我一直翻着白眼儿，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加上哈吉也没有钓上鱼，我们只好转移到村东的海岸。

来到东边，这里又是女人上厕所的地方。一些女人原本对拍照就很反感，今天我竟然把相机拿到她们最隐秘的地方，于是，她们开始大呼小叫地发出不满。阿卜德拉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跟我说：“子，我得离开这里，在那边等你。”

哈吉毕竟是小孩，不论那些女人说什么，他照旧提着鱼竿朝大海走去。这时，就听见有人在旁边叫喊：“子！No！No！”我觉得奇怪，心想，我也是女人，在这儿上厕所也有我一份，凭什么对我说“No”？难道还非得让我提醒你们，我也是个女人吗？

我一生气，索性把相机放好，故意在她们面前脱了裤子，当即也上个厕所，那意思很明白：记住！我也是个女人，凭什么不能来这里。

这一招果真很灵，之后，再没有女人说三道四了。

太阳已高高升起，气温也随之骤然升高。大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海盐味儿，加上大海对阳光的反射，让人热得有些受不了。可是，哈吉始终没有钓上一条鱼。他有些急躁，不时地换地方，一个劲儿地从头顶上取鱼饵，眼看着大块的面团被一点点蚕食掉，海里的鱼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阿卜德拉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站在我们头顶的那块礁石上向我们喊话，意思是让我们撤退，改日再来。可是哈吉就是不肯，他一定觉得在我面前丢了面子，所以坚决不肯离去。

到了中午，海浪也大了起来。我跟着哈吉不断地变换位置，身体已不由得随着海浪飘摇。我有点担心，我们会被突如其来的大浪冲进海里。

阿卜德拉实在耐不住了，跑过来问哈吉的战果，当他听说一条鱼都没钓到时，直埋怨哈吉太笨，劝哈吉收手，改日再来。哈吉却一言不发，仍然站在海水里，手握着鱼竿，等着大鱼上钩。

阿卜德拉一看，哈吉不听他的，可能觉得挺没面子，赶紧转移话题说：“子，这么热，别拍了。如果你觉得累，可以躺在海上睡一觉，体验一下红海的浮力。”说完，他自己带头下了海，真的躺在上面“睡觉”了。

看见他浮在海面上“睡觉”，就像躺在一张天然的大床上，真有一种享受不尽的舒服。于是，我也脱掉身上的摄影背心，把相机包裹在里面，扔在岸边的沙滩上，也下海了。我学着阿卜德拉的样子，把自己的身体平放在海上，别说还真有浮力，只要你不是拼命地在水里乱扑腾，的确能浮在海面上不下沉。在水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天当被，海当床，我已经完全融合到大自然中。要不是被阳光强射着感觉很刺眼，我也许真的会做上一个美梦再上来。

早就听说红海靠近赤道，日照强，蒸发量大，海水盐度高，因而浮力大，没想到竟会如此美妙。

回来后，为了不使哈吉扫兴，我们从一个渔民手里买了几条鱼，让哈吉为我们做烤鱼。可是，这小孩很要强，执意不肯做买来的鱼。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来到哈吉家，被他妈妈告知，他已经去了海边。考虑到哈吉今天一定会有压力，所以我和阿卜德拉就没有紧跟着他。由于大海退潮，靠岸的很大一片地方都没有水，我和阿卜德拉走在退潮的地方捡贝壳，忽然发现还有螃蟹。于是，我们带着螃蟹，站在能够看见哈吉的位置，等待着他今天的战果。

哈吉果然不负众望，钓上了六条鱼。于是，他连蹦带跳地跑回家，自己动手洗鱼、开膛，一切都做得很顺手，也很利索。就在他洗鱼时，周围几十只野猫围着他，瞪着眼睛，紧盯着他手上的鱼，还不时地向他发出急不可待的催促声。鱼很快就收拾好了，家里没有柴火，他把鱼悬挂在屋里一个放肉的筐里，以防被猫叼走。接着，他又推上一辆三只轮子的小推车，去村里的放柴点，推回来整整一车的柴火。这些柴火对于一个大人都不轻松，何况哈吉只有10岁，他的力气与毅力，使我对这里的孩子平添了许多钦佩。

烤鱼是用“堡非”烤的。要先在地下被铁皮包裹着的小坑里放上炭，然后把撒了盐的新鲜生鱼放在里面，盖上盖，再铺上一块硬布，硬布上铺上沙子，看似是一种很简单的做鱼的方法，但是，必须掌握好放多少炭、火候大小、时间长短，才能保证烤出来的鱼可口鲜嫩。哈吉说，有一次他花费了大半天时间，辛辛苦苦钓了十几条鱼，回来后，自己又是收拾又是洗的，烤上鱼之后，就跟伙伴们踢足球去了，没想到，两场球下来，把烤鱼的事情早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回家看见了“堡非”，才想起他的鱼。打开“堡非”一看，傻了，里面全是焦炭，连个鱼的影子都找不着了。

而哈莉玛烤的鱼就更糟糕了，原本烤鱼放在炭火里，上面要盖上盖。哈莉玛慌慌张张没把盖盖严，就把沙子铺在了上面，结果，烤熟的鱼里漏进了不少沙子，害得大家吃起鱼来一个劲儿地硌牙。总之，烤鱼看似简单，具体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说，更是不易。

所幸，这次哈吉做的烤鱼火候适中，而且就像是脱骨鱼，吃到嘴里，鱼肉和鱼刺很自然地分开；最重要的是，保持了新鲜鱼那股爽口的鲜美味。不过我们吃到嘴里还是愣了一下，因为，他忘了放盐！没放盐的烤鱼尽管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仍然很鲜嫩。不管怎样，我还是对哈吉大大地赞扬了一通，并一个劲儿地称赞他的烤鱼好吃，哈吉听了脸上充满喜色。

不过，哈吉对于这次让我吃的是没放盐的鱼多少有些遗憾。他试探着问我：“子，听说你能吃螃蟹？那东西……你真觉得……好吃？”

“当然了！那东西可好吃啦！”

“我给你抓螃蟹吃好吗？”他边问着我，边眯缝着小眼儿看我的表情。我以为他就是那么一说，并没多在意。

过了几天，一个清晨，我还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见外面好像有人叫我。我赶紧从窗户向外张望，此时天还没有大亮，只见哈吉带着四五个小黑孩，排成一行，直直地站在我的窗前，他们的小黑脸几乎与朦胧未褪的夜色融在了一起，最可爱的是，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弄得脏兮兮的，像是刚从泥塘里钻出来。他们一起向我张开微笑的小嘴，露着一口齐刷刷的小白牙。每人用双手把螃蟹钳子扯开，举到头上，看见我从窗子冒出头，就齐声喊：“子！早上好！”

我忍不住笑了。

“是给我的吗？”我问他们。

“当然！”哈吉笑着说。

看着这帮孩子起得这么早，我心里一阵感动，赶紧拿着锅跑了出去。可是，哈吉手上有一只特大的螃蟹，竟然比我的锅还大一圈，这恐怕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螃蟹了，毫不夸张地说，它的直径与一只排球的直径相当。

哈吉告诉我，他今天早晨天不亮就发动伙伴们，在退了潮水的海边抓螃蟹。其间，他们边抓螃蟹边玩，准备一会儿下海游泳，兴许还要顺手扎几条鱼。他说：“希望你吃了螃蟹能开心。”

看着这些上乘的海鲜，我自然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煮这些螃蟹费了我不少劲儿。先是对付那只最大的，把它小心翼翼地架在锅上，它就像个大锅盖，然后还得用一根棍子死死地顶着它，防止它在热锅里乱蹦，眼看着螃蟹一点点被热气蒸得不动弹了，几条螃蟹腿耷拉在锅外。为此，我整整折腾了一上午，总算分批把几只螃蟹煮熟了。随后，招来了成群的苍蝇，满屋飞得人眼珠子都转不过来，真够热闹的。

这一天我吃了过量的螃蟹，当晚就开始上吐下泻，贪吃得了一场急性肠胃炎，害得我背了两天的床板。

4.童年的乐趣

哈吉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孩子，总是希望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我，而往往他越希望这样，越适得其反。

有一次，说好了他与妹妹去海边给家里的山羊洗澡，可是我和阿卜德拉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人，于是，我们就在村里到处找他。好在村子不大，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发现他正在一片空场地踢足球。看到我拿着摄像机过来，他显得很紧张，因为踢足球并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他唯恐自己踢球时我站在旁边观看。

“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啦？”哈吉见到我立即从踢球的人堆里蹿了出来。

“你继续踢吧，我是来给你鼓劲的。”其实对我来说，拍摄哈吉踢球与洗羊都在计划之内，所以赶上什么拍什么会更自然。

“不！不！子，我跟妹妹说好了洗羊，还是去洗羊吧，踢球嘛……没什么……没什么……”看着他很难为情的样子，我想，还是给人家留点面子，小孩好胜，别把他弄得太尴尬。

于是，我们跟着哈吉回到家，正赶上哈莉玛与几个孩子牵着羊，准备往出走。

孩子们刚出了门，也不管我扛着摄像机是否跟得上他们，牵着羊，撒了欢儿地朝村东边的海滩跑去，边跑边兴奋地喊叫。

“他们在喊什么？怎么那么高兴？”我问阿卜德拉。

“你以为他们真的要给羊洗澡？他们是到大海里玩儿。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洗一只羊需要两分钟，在水里却玩两个小时。”阿卜德拉说。

我们一路小跑，我手中的镜头像追逐太阳光斑似的紧紧地追着孩子们的脚步，尽管我跟在他们的身后，拍不到孩子们一张张兴奋的脸，但是，同样能感受到他们愉悦的童心。

“去海边洗羊，为什么这么兴奋？”我不解地问阿卜德拉。

“今天有你的摄像机呀！”他说。

来到海边，看到水就胆怯的山羊拼命地往后缩。几个孩子帮助哈吉，硬是把山羊往大海里拽，下了水的山羊不像在陆地啃木棍时那么强悍，反倒变得有些懦弱，嘴里一直发出“咩咩”的呼救声。

我曾见过妇女下水为羊洗澡，从头到身上再到羊蹄子，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洗到了，非常细致，看得出，尽管山羊不是很情愿，但也没有躲闪，至少，与它的主人站在水里，心里也是踏实的。而且，有女主人的精心呵护，山羊并不受罪。可是这帮孩子们却不同，他们有人拽着羊犄角，有人推着羊屁股，要么就是推着羊肚子，反正，容不得羊反抗，把它拖进海水里，有人骑在羊背上，还有人把海水往羊的身上撩，总之，大家是在玩儿羊，谁也没有真正认真地给羊洗澡。

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那只羊也在寻找着逃跑的机会。后来，我从镜头里发现，就在孩子们打水仗的时候，山羊趁机逃上了岸，之后一路狂奔地逃走了。

这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山羊逃跑的事，孩子们只顾着在海水里比赛游泳。比赛的规则是，以两个孩子所处的位置为准，从一个孩子处游到对面另一个孩子处，谁落后就罚谁抓鱼，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烤鱼、吃鱼。其实，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他们从小生活在大海和沙漠之间，对这里的一切都是应变自如，他们时而泡在海里玩耍，又时而在陆地上爬到树上逍遥。

村里的树是屈指可数的，不过七八棵。其中一棵比较大的树，是孩子们聚集的好场所。这棵树并没有椰子树高，也没那么粗，只是生出不少枝干，这些枝干很低，孩子们能够自如地爬上爬下。我经常看见哈吉和他的妹妹从家里拿来一根绳子，把两头系在树的枝干上，在绳子上面垫个垫子，坐在垫子上，双脚离地，在树杈上开心地荡起了秋千，孩子们的身体飘摇在半空中，嘴里还唱着欢快的儿歌。特别是有一首歌曲在吉布提的阿法尔人中相当流行，这首歌曲从吉布提流传到提奥，就是先从孩子们的嘴里唱出来的。他们说，阿法尔人虽然分布在几个国家，但是，这首流传的歌曲能把大家的心连接在一起，唱着同样的歌，心也能相通，这让他们感觉特别亲近。

哈吉看我站在树下拍照，很想让我分享他的快乐。他对我说：“子，难道你不觉得像一只燕子，飞在空中很过瘾吗？来吧！像我这样，把自己飘在空中。”

我对他说：“如果我像他那样荡秋千，非得把这棵树压趴下不可，这可是村里唯一的大树，我可不希望把这棵宝贝树毁坏了，让你们失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他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将信将疑，小脑袋瓜里似乎在衡量着我的体重与这棵大树的承受力。

与提奥的孩子们在一起，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而看他们玩耍，更觉得十分有趣。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中，他们享受着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且没有一样是花钱购买的，唯有踢足球算是比较奢侈的游戏。因为村里买不到足球，要想得到一个足球非常困难，但竟然连省城都买不到。我曾经在临走时，被省城的领导邀请进城观光，本想趁机买一个足球送给哈吉，没想到，阿卜德拉带着我把省城的大街小巷都转遍了，也没见到一个足球，只好带着遗憾又回到村里。

哈吉特别喜欢踢足球，我希望把他这一爱好拍摄下来，可是他踢球的时候总是想办法躲着我，这让我很不理解。

“足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又不是干坏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我问阿卜德拉。

他笑了笑说：“哈吉自尊心很强，你到球场看看就知道了。”

尽管哈吉每次踢球都想办法对我封锁消息，但是，要想找到他实在容易。村子统共只有巴掌大点地方，你想不想见的人，只要出了门，都能遇到。

有一天，阿卜德拉告诉我，哈吉他们要与村里的大孩子们举行一场足球比赛，条件是，哈吉这一队年龄小，可以多加两个人。其实，原本轮不上哈吉上场，这么一来，他也算搭了趟末班车。为了鼓励他能够踢好这场球，我特意把自己的短裤和T恤衫送给他，他当即就穿在了身上。尽管他穿上我的T恤衫和短裤就像披上了长袍马褂，但他高兴极了。至少，这身外国货，够其他孩子们羡慕一阵的。然而，当我把想拍摄他这场球的比赛告诉他时，他立马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恳求阿卜德拉劝我不要去看他踢球。

我和阿卜德拉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对他笑了笑，便没再吭声了。

后来，在开场10分钟之后，我们来到现场，躲在一个角落里，我是从摄像机的镜头里看的这场比赛。从镜头里，让我震惊的是，那些年龄较大一点孩子们的身体，简直就是为运动场预备的，他们不过十四五岁，但是看上去近乎于成人的身体，特别是身上分明的肌肉线条，还有奔跑在运动场上那种只有黑人才能突显的爆发力，透着一股强悍的力量。看到他们，我想起了我在南部和西部非洲所接触的黑人猎手，个个都是肌肉发达，身材剽悍，性情开朗。我想，只有这片黑非洲原始的土地，才能生出这么一群钢铁般的汉子。这是一种人类力量的象征，也是黑非洲具有诱惑力的很重要的原因。

可怜的哈吉在场上显得尤为瘦弱，他总是跟在别人身后瞎转，自始至终没抢到一个球，更别提脚下射门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希望我在现场看他踢球了。也难怪，谁愿意把自己的弱项展示给外人呢。

这场比赛自然是大孩子们获胜。

比赛完我才发现，孩子们踢的球上打满了层层补丁，掂在手上，沉重得像个实心的沙包。再看看眼前这片沙子地的球场，走在上面就像踩在海绵上，脚下很难用得上劲儿。我想，那些职业的足球高手，也未必能在这种场地踢这种“沙包足球”，甚至，他们一定还很难想象，世界上竟然有人在这种环境下踢球。

第七章
村公所里的故事

1.我的“大家庭”

村公所坐落在提奥村北边的高地上，东西两侧距海边不过百米。按规定，这一带属“军事禁区”，但是，除了少量的民房之外，能看到的就是残破的坦克和战车了。据说，这是当年与埃塞俄比亚打仗时留下的残骸。如今，已经闻不到火药味了。

从首都到南红海省省会800多公里的沙漠路程中，这里是领导人中途唯一能够下榻的地方。听说总统、原中国驻厄立特里亚陈占福大使及一些部长们都曾在这里露宿过。来提奥之前，当我听说这一消息，立即有种荣耀感。我心想，既然是总统住过的地方，不是“豪宅”，至少也是个“名宅”，如果是“名宅”，就一定有它不凡之处。当初，我就是带着敬仰之情住进这个不足200平方米的土坯房的。

“名宅”有些拥挤，里面住着包括我在内的男女老少共七口人。53岁的村长沙宝克·泰斯法勒德特(Shebke Tesfaldit)、50岁的第一副村长莫布拉都·奈嘎德(Mbratu Neged)、48岁的第二副村长哈马德·格布瑞(Hamsd Gebre)、56岁的第三副村长达克来·海马闹德(Tecle Haimanot)，以及20岁的女佣拉迪娜·肯达尼（Letina Kidane）和她2岁的儿子密里昂·肯达尼(Million Kidane)。

“名宅”里有四间屋子，一个一米多宽、七八米长的走道，村长沙宝克、我、第三副村长达克来和女佣母子分别住在四间屋子里。而两个副村长只能睡在两头都有门的走道上。村长沙宝克的屋里专门安放了两张单人床，他睡一张床，另一张是专门用来接待途经这里的“高官”的。

一天傍晚，从首都阿斯马拉来了两辆越野车，加上司机共有八个人。他们在村公所与大家吃着同样的饭菜：英吉拉上面浇的洋葱煮南瓜，喝的是凉水。不仅没有肉，连个油花都见不着。由于旅途疲劳，饭后，他们大致洗了洗很快就睡了。半夜，我出去上厕所，无意中用手电照路时发现，门口横七竖八躺的全是熟脸，仔细一看是村干部和司机在外面打地铺。后来才知道，这一行人有两位部长和四位官员，他们是去省城参加会议途经这里的。

后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使我对厄特的“高官”们颇有好感。一顿没有油水的晚餐（早晨不吃饭就继续上路了），一张简单的小床，一盆混浊的洗脸水。这就是他们朴素的生活。

起初，我刚住进村公所时，每天自己做饭，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煤油，我又不会用当地的炭火，就总是在尤素福、马迪娜或艾莎家吃蹭饭。村长沙宝克看我每天中午在村里吃“百家饭”，既高兴又有种失落感。

有一天，他问我：“子，你是不是很喜欢吃阿法尔人做的饭，难道就不喜欢与我们在一起吗？”

我只好向他解释，因为我在跟踪拍摄，赶上吃饭时间，是顺便吃的。

他说：“我们都希望你能跟我们在一起吃饭。”

其实，在此之前，我之所以没有与他们一起吃饭，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几个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凑在一起的。而他们又不愿收我的钱，所以，我不愿在他们原本就很紧张的伙食中再夺走一份。而我在村民家吃饭，事先会给他们买一些粮食或油之类的东西。直到我在村里找到了买羊的渠道，才心安理得地“回家”吃饭。

有一次沙宝克中午回来，手里攥着一小包用破报纸包的炒花生米，偷着塞给我说：“尝尝这个，很好吃。”

我接过花生米，真是高兴坏了，二话没说，一下倒进了嘴里，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花生米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吃完后，感觉不过瘾，问他是否还有，他说，这包花生米是他走在路上，一个男人给他的。显然，他没舍得吃，留给我了。感动之余，我问清了哪一家，下午便和阿卜德拉跑到这家，让他把仅剩的一小碗花生全炒了卖给我。

带着这些炒花生，我又去了尤素福家，分给孩子们解个馋，又给阿卜德拉包了一点。剩下的我拿回了村公所，看着村干部们“吧唧，吧唧”地吃得那么香，我心里高兴极了。

与村干部们在一起生活久了，彼此间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然而，2004年元旦前几天，他们突然全部去了省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女佣拉迪娜也趁机带着孩子，去了一个军队的监狱，看望孩子的爸爸。此时，村公所只剩下我一个人。这座房子突然变得格外冷清，没有人说话，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两天过后，山羊、野猫、乌鸦全饿跑了，连苍蝇都所剩不多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回想与大家同宿一个屋檐下，我已经习惯了他们开足了收音机的音量，播放着我根本听不懂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包括有人接连不断地打嗝、放屁、咬牙、说梦话等等。然而这里突然一下子静得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这才感到，很想念他们，此时我的情感已经真正与他们相融了。

元旦的前一天，他们拉着粮食和山羊终于从省城回来了，村公所顿时沸腾了，烧水、宰羊、炖肉，一下变得热闹非凡。当晚，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和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来到村公所，参加这场新年聚会。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简陋，也是最随意的政府聚会。聚会上没有吃饭的用具，也没有美酒和音乐，连大家就座的凳子都是发动人们从外面捡回的木板，用石头垫起来。没有人致新年贺词，人们不分职位高低，谁先来，谁就座，谁抓肉，谁就算开吃了。席间，所有的村干部忙碌地穿梭在人群中，上肉、端盘、收骨头，当起了热情周到的服务员，他们要体现主人最优质的服务。这种上下级如此平等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副村长哈马德，是几个村长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穆斯林。他瘦高的个子，留着穆斯林的小胡子，头上系着一个“阿拉法特”式的穆斯林围巾。他性格内向，面容冷峻，沉默寡言，从外表看去，很像一个英勇的穆斯林圣战者。

据阿卜德拉说，三个副村长中，他最欣赏的人就是哈马德。因为他非常聪明，有工作能力，体谅他人，有一副广阔的包容心。

由于我很难介入他们的工作，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光荣历史，但我从与他们共同的生活中感觉到，他是一个生活上几乎没有太多需求的人。哈马德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破旧的旅行包，我甚至没见过他戴手表和听收音机。就连他每天早晨刷牙都是用手在牙上来回干蹭，但是，他“刷”得非常认真，至少要“刷”五分钟。

他最大的爱好是嘴里嚼着烟沫躺在床上睡觉，而且，不论天气有多热，他总是从头到脚盖着一条单子，伸直了腿，平躺在一进门走道的床上。有时，我深更半夜上厕所，猛地从门外看见月光下他那“僵尸”般的身体，不由吓得不敢往出走。走道很狭窄，放了床，人们只能侧着身子进屋。平时，那些经常进出的山羊、野猫都喜欢跳到他的床上走动。但不论白天动物们的践踏，还是狂风肆起的风沙，他都不会在意床上留下了什么。每当夜晚来临，他会用那双黑粗的双手，轻微地掸一掸他的床，然后，盖上他的单子进入梦乡。

到了半夜，所有住在村公所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每天发出“咔咔”的咬牙声，那声音听起来极其瘆人，像是在啃嚼着死人骨头。

他还经常独自坐在门口的墙上，面无表情地静想心事，眼睛里充满了忧郁的神情。可是每次我问他究竟是什么事使他心事重重，他却不承认自己有心事。他说，自己坐墙头，与坐在屋檐下或在海边的感觉是同样的，只是一种习惯。

由于他不大爱说话和语言难以沟通，我以为他对我这样的外来人没有好感，所以，几乎很少与他说话。但是，有一次，他在回来的路上，一个熟人往他兜里揣了一些炒熟的麦子，回来后，他全部掏出来给了我，并对我说：“你一定喜欢吃这个，很香。”我知道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炒熟的麦子。这东西要是在中国，就是山里人都不会吃它的。但在这个食品极其匮乏的沙漠村庄，就是这种麦子，也不可能经常吃到。

在村公所居住的日子里，人们有一点好东西，总是先想到我。对我来说，过这种艰苦的生活，不过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而他们却是一生都在经受着这样的艰难。即使这样，他们首先想到的却是我，真让我感动不已。

2.村领导都是外族人

有一件事，令我有些纳闷。

村公所的领导们都是由政府派来的，他们都是提格雷尼亚人，说的是提格雷尼亚语。而在提奥，绝大多数阿法尔人根本听不懂提格雷尼亚语。

厄立特里亚共有九个民族，其中提格雷尼亚人（Tigrana）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0%，他们说的提格雷尼亚语，也是厄特国家的主要语言。而生活在南红海省一带的阿法尔人只占总人口的5%，他们说的阿法尔语属少数民族语。提格雷尼亚人与阿法尔人不论民族信仰、语言、生活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提格雷尼亚人信仰基督教或东正教；阿法尔人是百分之百的穆斯林，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大家所过的节日也不相同。另外，由于一些风俗习惯不同，也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村领导们非常尊重当地人的习俗，我从没看见他们之间发生过冲突。

村里每年要召集下面小村庄的村长们来开会，由于他们路途比较辛苦，有人骑着骆驼从沙漠里走来，也有人划着小船飘摇过海。为此，会后村干部们就会宰羊款待。这时，为了尊重阿法尔人的风俗，就要特别邀请阿法尔长老来宰羊，还要在村里找一些手艺较好的阿法尔妇女来做饭。否则，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但是，通常村干部改善生活，不论是宰羊还是做饭，一律由提格雷尼亚人动手。在我看来，两个民族饭菜的口味相差无几，可他们却说：“味道完全不同。”我想可能就像外国人分不清中国的粤菜和上海菜的口味之不同吧。

另外，两个民族的婚礼、葬礼、接受教育的方式也极为不同。

听说村里有个穆斯林学校，校长豪森·阿里（Hussen Ali），是村里穆斯林领袖穆罕默德·卡达夫·阿卜德拉(Mohammed Kadafo Abdella)的副手，由于卡达夫已八十多岁，所以豪森是村里有关宗教事宜的代言人。这个人四十多岁，精明强干，思路清晰，能说英语，前不久还刚娶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二老婆。

起初，清晨我时常看见一些女孩，手夹课本，身穿长袍，黑布蒙面，三五成群地向村西方向走去。由于总是看不见她们的面孔，令人感觉有些神秘。为此，我对她们产生了好奇。尽管我曾在阿富汗接触过蒙着“波尔卡”的妇女，毕竟那是特定时期，受“塔利班”统治时期的制约，妇女们才不得不用蒙面来遮盖她们那一张张美丽的脸。而我在伊朗，同样遇到非穆斯林妇女也要戴头巾的规矩，但是人们并不需要蒙面。而在这个遥远的非洲大陆，怎么也会有蒙面这种如此严格的规矩呢？我对阿卜德拉说，希望能采访这个学校。阿卜德拉联系后，遭到了校长的拒绝。原来这个学校是秘密创办的，校长担心暴露出去会遭到政府的取缔。我不甘心，让阿卜德拉再去联系，结果仍然不行。于是，我决定亲自找他谈谈。我事先准备了礼物，在阿卜德拉带领下找到校长家。校长见了我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连门都没让进，转身就要走。在我们的拦截下，他只好停下来与我聊了一会儿。幸运的是，他会说英语，我对他说：“你办学校肯定缺经费，如果外界的人看了我拍摄的学校照片，并告诉人们这里办学的艰难，或许会有人愿意帮助你们。”

他觉得有点道理，于是，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这个穆斯林学校有三四十个女生，都在十四五岁的年龄。从外表看去，个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蒙着黑色面纱的脸上，有种神秘而不可接近的感觉。

学校是简陋的木板房，有两间教室，学生们紧凑地挤在长板凳上，没有课桌，大家都是蒙着脸上课。在老师的带动下，从黑纱里发出朗读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有些不舒服。我从镜头里透过面纱隐约可以看见一双双无奈的眼睛，也不知她们把自己禁锢在黑纱里是什么感觉。我想，至少在如此高的气温下，一定会感觉憋闷。我在教室里只拍摄了三分钟，就在豪森的婉言劝说下，不得不结束了。之后，关于这个秘密学校，他只字不谈。据说，他认为我不是穆斯林。另外，我住在村公所，很可能是为政府工作的人。

尽管我一再向他表示，自己非常尊重伊斯兰教，曾经去过不少伊斯兰国家，而且决不会对村干部提及此事，一定会为他保密，但是，他仍然回绝了。

在此之前，阿卜德拉还向我透露了一件事。2003年6月，青联主席来村里视察，村里安排了一些年轻人与主席座谈，其中有几个穆斯林学校的女学生，她们不仅参与了座谈，还没有戴面纱，严重违反了学校的规定，回去后每个人都遭到了严厉处罚。鉴于这种情况，阿卜德拉说，能允许我拍照已经非常非常开恩了。为此，接下来的采访也只好泡汤了。

关于这个学校何时创办、学习的内容等等，几乎没人知道。而我也为了遵守诺言，始终没有在村干部面前提起这个学校。不过，那些蒙面学生每天在村里走来走去，村干部们真的一无所知吗？

我想，这个学校一定给村干部们出了难题。取缔它，就会惹怒许多村民，使这些外族干部很难开展工作。尽管提格雷尼亚人对信仰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他们对于女学生蒙面上课，无法接受。而且，政府也不提倡穆斯林妇女蒙面。所以，如果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对政府肯定难以交代。所以，他们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村干部们在此工作的难度不只如此，关于村里土地划分问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提奥村，除了威望很高的穆斯林领袖，还有经群众选举的民间领袖。他们是村里的长者，相当于非洲部落的酋长级人物。特别是在土地划分问题上有一定的权利，他们有很大的人格魅力，备受村民的信赖。

据说，这些年提奥人口急剧增加，已从60年代的二三十户增加到现在的四百多户。这些人有的是从南部山区搬迁过来，也有的是从附近的小村转过来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联姻在此定居的。总之，不论是谁，来此居住首先面临的是土地问题，有了土地，才可以搭建房屋，在此生存。

有一次，我曾经问村长沙宝克，假如一个南部山区的人，希望能移居到提奥居住，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条件？你指的什么条件？他喜欢提奥，搬来就可以了。”沙宝克说得如此轻松。

“难道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吗？怎么才能获得一块土地盖房子？”我问。

“当然，他需要给我一份原住村的证明，我们就会欢迎他来到提奥居住。不过，接下来他还要去找村里的民间领袖，他们会商讨是否能给他一块土地建房子。”他说。

为了能够弄清楚究竟怎样获得在提奥的居住地，阿卜德拉带着我去找了他的叔叔艾哈迈德·依德瑞斯。

我在前面介绍过，60多岁的艾哈迈德是个真正的渔民，他从1980年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大船，雇佣了6个人帮助他在船上打鱼，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去也门卖鱼。他会讲阿拉伯语，所以，能与也门人很好地沟通。1993年，他与一个亲戚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自己制作了一条大船，起名为单卡利亚（Dankalia），以纪念从前这一带曾经的地名。这条船上有20多人捕鱼，共有27条渔网，在当时是一条庞大而壮观的渔船。为此，他特别自豪，因为这条船是他自己亲手制造的。大约在2000年，他又对这条船进行了大的维修，使这条船至今仍能使用。经常穿梭在这一带海域的渔民，没有人不知道这条船的。2003年，他又买了一条二手船，起名为海比达拉（Habeb Dare），这条船远比他制作的船大得多，船上有40多条渔网，不同的是，船上装了一个放冰块的冰箱，这样，他们不用再往也门卖晒干的鱼了。村里人仰慕他的才干，更看重他的为人。算年龄，他已经进入了长老的行列，经济上又具有实力，特别是他能公平地处理村民之间发生的纠纷，所以，这些年他始终备受人们的尊敬。尽管现在政府为村里配备了警察，但是，人们不论发生什么大小事情，仍然希望让他处理。其实，这也给村干部们带来了不少为难之处。好在他们之间相互尊敬，和睦相处，因此很少发生矛盾。

艾哈迈德告诉我，他们欢迎所有愿意来提奥生活的人在此定居。他说：“即便是村长认定可以在此居住的人，我们这些长者也要商议一下。因为我们拒绝干坏事的人来提奥。事实上，希望来此居住的多半是阿法尔人，而且，很多都是在这儿有亲戚。所以，这些都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好地很少了。”

我很好奇地问他：“土地面积的大小和位置由谁来定？什么地方是好位置？”

他说：“通常，我们会带着人去现场划定，只要没人居住的地方就没问题。村里最好的地方是中间和东西海岸，最靠北的地方是‘军事区’。只有西南角比较宽松，那边是坟墓区，所以人们不喜欢去那一带居住。”

定居问题看似简单，真正到了实地会产生不少问题。这些，也许村长根本不了解。村长沙宝克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子，你要是真的喜欢提奥，就在这儿建一座房子，我批给你土地。你还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这里住一段时间。”

我没敢搭腔，怕他当真。

3.这里也有腐败？

村干部们都有家眷，住在自己的家乡，他们每个人都是上有老人，下有三四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很少回家。每个人的生活都很俭朴，甚至连多余的衣服也没有。他们把在这里挣的工资，除了每人每月交出300纳克法（相当于人民币不到100元）的伙食费之外，其他全给了家里。按说，我在村公所居住，每月交纳房租费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补贴，但是，当村长沙宝克听说我是自费来到这里的时候，深受感动。他说：“你是个外国人，竟然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与我们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做兄长的应该帮助你，决不能再让你有一点损失。”为此，在交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后，他们拒绝再收我的房租。后来，我与村民混熟了，就用这笔钱为他们买山羊，尽量为他们改善生活。

在我看来，世上再没有像沙宝克他们这么廉洁和节俭的干部了。可是有一次，阿卜德拉却对我说：“我从广播里听到，孟加拉国领导很腐败，人民过着很穷的日子，领导们却很富裕。其实，村长们也……”

“你是说……这儿？”我顿时愣了，他的话引起了我的震惊。想想村公所的干部们，两个副村长睡在走道上，每逢刮起沙尘暴，床上的沙子足有半寸厚。整个村公所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唯有两把能折叠的破椅子，还被我占用了一把。这里甚至连一个柜子或箱子都看不见，这么简朴的生活，让我看了感觉心酸，还能有腐败？

我问他：“你知道什么是腐败吗？凭什么怀疑他们？”

他小声对我说：“你看到沙宝克屋里那个SONY收录机了吗，那不是他的，是上面让群众听的。可是一直放在他屋里。”

在我的印象中，村长从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说：“人家是一村之长，村里没有电，录音机放在村长这儿保管也是应该的。”

他又说：“他还有一个小水壶，也不是自己买的，还是中国制造的呢。”

我说：“村长用个小水壶算什么，一个水壶总不能全村人一起用吧。”

他说：“你们中国人很富裕，领导一定不会这样吧。”

听他这么说，我感觉自己耳朵根发烫。我心想，要是把中国腐败的事情说给他听，还不把他吓晕了。

后来，我想了想，“家丑不可外扬”。

村干部们的行动很神秘，不论外出或回来从不提前打招呼。有时，一觉醒来，屋里十分安静，女佣拉迪娜告诉我，他们都外出了，至于去什么地方、干什么我们一概不知道。有一天，也许是沙宝克得知我也曾经当过兵的缘故，他很神秘地把我叫到屋里，从一个大包里掏出一把五四式手枪，问我：“会用吗？”

我冲他摇摇头。

他一脸不解的样子，也许在想，你不是说自己当过兵吗，怎么不会用枪？

我对他说：“我……军人……”然后做了一个照相的姿势。意思是，我在部队只是照相的。

他笑了，很得意地边玩弄着枪，边对我说：“中校，你知道吗？我是中校！”后来我才知道，别小看这几个村干部，其实，他们都是现役军人，还是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过战功的英雄，现在还在部队，留有一官半职的。他们中要数村长沙宝克作战最英勇，他从1975年开始加入军队的战事，曾经在战争中身中数弹，至今身上还留下了8处枪伤的伤疤。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他对我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对毛泽东战略思想更是大加赞赏。并对我说，很早就听说北京有座大房子，毛泽东就躺在里面的水晶棺里。要是能去中国看一眼，一生都满足了。他还说自己谢顶的圆头，跟他看到的毛泽东的照片很相像，这叫“毛式发型”。

不幸的是，这个圆头给沙宝克惹了不少麻烦。大约每星期他都要经历一次头疼的痛苦。起初，看他每次犯病很痛苦，我就给他吃一片从中国带去治头疼的“散力痛”，吃了药，他很快就解除了痛苦。

以后，每当他犯病就特别依赖“散力痛”，终于有一天“散力痛”吃完了，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特别严重，甚至不能睁眼，也没法站立，一个劲儿地吐，吐得他两眼冒金星。这时，他让女佣拉迪娜把炭火端到他床边，在火上烧了一锅热水，然后用一块布把自己头蒙上，把脸凑到正在冒热气的锅上做深呼吸。我不明白他是用一种什么原理治疗头疼病，但是，看到他在原本气温就很高的情况下，还为自己加温，汗水就像落下的雨点，床上很快就湿成了一片；看着他为治病承受着如此痛苦的折磨，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病症，我实在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于是，我让他躺下，试着给他做头部按摩。说实在话，在他那谢了顶的油头上按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的头上冒着头油和黏汗，外加一股从发根里发出的腥味儿，使我阵阵作呕。我强忍着，使着吃奶的力气，希望能赶快为他解除痛苦。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大汗淋漓的我累得精疲力竭，没想到躺在床上的沙宝克竟然睡着了。他一觉睡了两个小时，醒来后，精神完全恢复了原状，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从那以后，我这个“按摩师”惨了，为沙宝克按摩成了我每周必做的一项工作。不过，能为沙宝克解除痛苦，对我也是极大的安慰。然而，就在我快要离开提奥的时候，有一天沙宝克突然对我说：“子，没有你，我的头怎么办？你把我的头割下去带走吧。”

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按摩。今后，一旦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肯定比过去更痛苦。也许，我把舒适的按摩带给他，反而害了他。

村长沙宝克在村公所里养了两只羊，一只山羊，一只绵羊。大家回来后，谁有时间就顺手喂它一点干草和豆子。通常，这两只羊拴在后院，但有时也会把它们放了活动活动。每逢此时，羊就撒欢了似的往外跑。有一次，那只绵羊两天没回来，也没有人去找。我觉得纳闷，问阿卜德拉：“沙宝克怎么也不去找它的羊？要是被人宰着吃了怎么办？”

他很肯定地说：“村里的每只羊身上都有记号，有人发现了它，肯定会送回来。”

我心想，这儿的人终日食不饱腹，送上门来的肥羊还能留住？

第三天，我和阿卜德拉正往村口走，有个妇女叫住我们，让阿卜德拉帮助辨认一只白色的绵羊，她说，今早她在家门口发现了这只羊。我们上前一看，这只羊的脖子下有一个画着黑三角的印记。这个印记的大小、位置、颜色都与沙宝克的羊相吻合。阿卜德拉赶紧把沙宝克叫来，在他辨认这只羊的确是他的之后，喜得他满面春风，牵着他那心爱的羊，就像父子般地回到了村公所。

4.为动物大开方便之门

村公所像个公共场所，经常人来人往，所以，总是敞着前后门，这样给周围的驴、羊、野猫、老鼠、苍蝇提供了进门的方便。甚至，连屋顶都经常盘旋着乌鸦、大鸟等一些飞禽。特别是山羊，每天有事没事都要在屋里溜达两圈，身后的羊粪也会尾随其后，随时落在地上。而那些苍蝇们更是遍布屋里每个角落，自由盘旋在我们的眼前。累了，黑压压地一片落在饭碗里、水杯旁，人的嘴上、鼻子上，真是无孔不入，无处不靠。它们不期而遇地在村公所相聚，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住进了动物园。

不过，只要我在屋里，经常会与它们发生大战。因为，它们会趁我不留神的时候，把我一天要喝的水和吃的食物，毫不留情地统统干光。所以我一旦把它们堵在屋里，就会毫不客气地狠狠地打它们一顿。

最吓人的是驴，高大的身影就像一堵墙，经常不声不响地堵在村公所门口，总是趁大家熟睡的时候，朝着屋里猛地大吼一声，简直就像突然扔进屋里一枚炸弹，震得整个房子天摇地动的，把人吓得一身冷汗，要是有心脏病的人住在里面，就是没吓死也得吓瘫了。

更可气的是，有一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见走道里有人在议论什么，我开门一看，傻眼了。一夜的工夫，走道的地上和两个副村长的床上，落满了肉乎乎正在蠕动的白蛆，同时，屋里伴有一股很强烈的腥臭味儿。于是，大清早，整个村公所天翻地覆，谁都顾不上洗脸，全部投入到搜寻工作中。人们挖墙角，查裂缝，折腾了一早，也没找到生蛆的根源。这时，从天花板上“噼啪”落下了几条蛆，正砸在村长谢顶的大脑袋上。大家这才想起查看屋顶，闹了半天，屋顶上有两只已经死了好几天的乌鸦。这时，第三副村长哈马德爬着梯子，把乌鸦的尸体拽了出来，大家一看，都咧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死乌鸦身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蛆，看上去比马蜂窝还密集。后来，大家赶紧把乌鸦的尸体埋到外面去了。但是，屋里的腥臭味儿持续了好几天才消失。而那两个副村长各自把床单拿到外面抖搂了两下，又把它铺上了，就像屋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然后女佣把落在地上数不清的蛆，像平时扫地那样，扫到外面的沙土地上，一切就算过去了。

在非洲，特别是在热带气候地区，疾病和细菌的传播神速，尽管这与潮湿的高气温有关，但是，严重缺乏相应的卫生条件，更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什么非洲人对漫天遍地的苍蝇会熟视无睹，难道他们生来对苍蝇、对肮脏就没有感觉吗？

后来，在我也渐渐“习惯”了在苍蝇圈里生活的时候，才发现是无奈成就了这种“习惯”，连我这个从小“讲究卫生”的都市人，在此生活了三个月之后，竟然也已经感觉不到苍蝇的存在了。

5.女佣是个幸运的未婚妈妈

村公所里充满了爱心，所有人对女佣和她的孩子十分关爱。在这里看不到主人与女佣之间地位的差别，他们甚至对女佣有些过于放纵，导致白天经常有人来吃蹭饭或谋取一些小便宜。

这一切村干部们都有察觉，只是因为女佣是个未婚妈妈，大家对她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所以，对她的一切很是宽容。

刚满20岁的拉迪娜·肯达尼（Letina Kidane），三年前在首都给一家当女佣，这家主人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军人朋友，常去他家吃饭，为此，她与这个军人相识了。“军人”有老婆和三个孩子。然而，他却“爱”上了不满17岁的拉迪娜，不久，他们就秘密同居了。

“军人”长了一副高大的身材，虽然相貌平平，身上却不乏男子汉刚毅的个性，就是这个性深深地吸引了涉世不深的拉迪娜。

拉迪娜的父母在她幼小的时候就离了婚，由于她是家里两个女孩的姐姐，所以只好跟着爸爸走入了另一个家庭。新婚的后妈对她很不好，几乎到了虐待的程度，她几乎是在后妈的打骂中成长起来的。自从后妈与爸爸生了自己的孩子后，她就完全成了家里的女佣，不到10岁的拉迪娜，洗衣、做饭、看孩子，包揽了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即便如此，后妈仍然对她很苛刻，也非常凶狠。为了躲避后妈，她12岁就开始为别人家做女佣。

她说自己运气非常好，所遇到的主人对她都很宽容，也很信任。

在这期间，她说自己幸运地遇到了“军人”，“军人”只是对她稍稍表示爱意，她便深深地坠入了爱河。她爱上了“军人”，以至于不顾他是否已有家庭。她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紧紧地抓住“军人”不肯放手。

“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说到“军人”，她总是跟我不厌其烦地这么说。

“可是，自从你生了他的孩子，他就再也没有了踪影，这能叫对你好吗？这简直就是不负责任嘛。”起初，当我让阿卜德拉把这话翻译给她时，她听了非常气愤，低下头不再搭理我了。

两年前，她生下儿子密里昂·肯达尼(Million Kidane)，她让儿子随她的姓，因为，自从儿子出世，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军人”。“军人”跑了，至今她都不明白，“军人”为什么要躲避他们母子。她说自己从没向“军人”张过口要钱财、婚姻或名分，唯一不希望的就是孩子没有爸爸，只要他能看看孩子，让孩子叫他爸爸，就很满足了。

可是，“军人”让她失望了。

幸运的是，后来，她又找到了一份做女佣的工作，但孩子不允许带在身边。

不幸的是，孩子的身体瘦弱不堪，因为缺乏营养，经常患病。多少次她都咬着牙独自渡过了难关，而对于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来说，既做爸爸，又做妈妈，也真够难为她了。

有一次，她原先的那家男主人来了，向她透露，不久前，“军人”驾车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在进了监狱。她听了这个消息很兴奋，决定去监狱寻找“军人”。可是，当她好不容易打听到关押“军人”的监狱时，又听说“军人”被释放了。释放后他没有回到部队，而是开了小差，在社会上乱窜，部队正在派人到处抓他。

去年年底，“军人”再次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得了病，现在正在省城的医院治病。

听到这个消息，她不顾一切地带着孩子去了省城。

2004年元旦前夕，孩子终于在医院里见到了爸爸。也许孩子的爸爸早就有感应，事先，他为孩子买好了两身背心裤衩。看到这两身衣服，拉迪娜积郁了两年多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省城回来后，拉迪娜就像换了一个人，兴奋的心情无法抑制。据说“军人”给她许了愿，要帮她开一个小店，让她做老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她已经开始期待着这一天了。不过，这一切都得等到“军人”执行完一年半的监禁后才能落实。

她说，这辈子她都会带着孩子等他。

我问她：“他一晃就是两年没有音信，难道你真的不恨他？”

她笑着摇了摇头说：“我非常爱他，他是我和孩子唯一的希望。”

拉迪娜经常在孩子睡觉之后，拿出“军人”的照片在烛光下发呆，每次我在这个时候走进她的屋子，她都会指着照片上的“军人”问我：“他很英俊吧？”

我只能冲她笑一笑，因为，在我的眼里，“军人”不仅算不上英俊，甚至有些丑陋。一个对女人和孩子如此不负责任的男人，不可能英俊。英俊的男人应该是从里到外都具有真正好品德的男人。

拉迪娜曾经上过三个月学，能识一点字。两年多来，她总是在夜晚，借助微弱的烛光，给“军人”写信，一封又一封写好的信却没有地方投，只好把它们都收起来。

她说，总有一天，“军人”看到这些信会感动的。

拉迪娜是个非常本分的人，也很能吃苦。孩子的一切都是她亲手做。给孩子理发、缝补衣服，在村公所里为大家做饭、洗衣服，有时一次能洗五六十件，从没有过怨言。

她的儿子才两岁多，每次村干部宰羊，他都跟在屁股后面忙活，递刀、端水、拿盆等，就在人们割断羊脖子的瞬间，他站在旁边瞪着大眼睛看，丝毫没有恐惧感。当地人从小就是看着这些长大的。

领导们非常信任她，把家当都交给她了，可是，只要村干部们白天一走，就有几个当兵的跑来混吃混喝，在这儿瞎折腾。

6.阿卜德拉走了

“子，这辈子你一定要去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看看，那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这是在我与阿卜德拉相处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

他最喜欢评判谁是城市人，谁又是乡村人，按他的话说：“我是城市人，他们都是乡村人。”

我问他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他说：“我聪明，见过世面，他们没有！”

阿卜德拉骨子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因为他爷爷曾经是提奥部族的酋长，按他的话说：“是上等人家族。”他说，他妈妈是“城市女人”，因为他妈妈去过几次吉布提，见过外面的光景。另外，遇到有些人不愿让我拍照，他就称他们是乡村人。起初，我以为，他区别“城市人”和“乡村人”的概念是在哪儿出生成长，就是哪儿的人。但后来我发现，他的这个标准，完全凭他是否喜欢或看得起这个人，凡是他敬佩的人一律称为“城市人”。

到了阿卜德拉父亲那代，部族改为了村庄，父亲成了村里的行政长官，也就是现在的村长。

他告诉我，父亲死时他只有一岁。听母亲说，1980年底，正是战乱不断的年期，那是一个星期五，他父亲从提奥清真寺做完礼拜出来，门口突然窜出了一伙人，把父亲连拉带推地弄到了一辆卡车上，带到了一个叫巴嘎（Barka）的地方。几天后，就在他父亲上厕所时，有人向他投了一枚土炸弹，他父亲当场身亡。事后，没有人给家里通报消息，直到他们把他父亲的尸体运回家后，全家人才恍然大悟。他父亲死时整整40岁。他说，尽管他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每逢他遇到远道而来的老人时，老人总是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对他说：“我看到老村长又回来了。”

他妈妈对我说，阿卜德拉长得极像他爸爸，他俩甚至长着同一张脸。他爸爸是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作为后代，至今人们对他依然很关照。爸爸家的兄弟姐妹比较多，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叔叔接到了埃塞俄比亚上学。在那里，他感受过城市的生活，接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具体地说，他看过电影、电视，使用过电话，坐过公共汽车，这一切对生活在提奥的人来说，都是从未感受也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一天他问我：“子，你觉得提奥怎么样？”

我说：“这里的好处是与大自然很接近，人很朴实，但是……”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接着说：“不！这里太穷了，什么都没有，他们连牛仔裤都不知道。”

我说：“那你可以穿上让他们见识见识。”

他说：“在这儿还是按照阿法尔人的习俗穿裙子比较好，我可不愿破坏了规矩让人家指责我。”

提奥的男人，从十几岁的学生到八十多岁的老人，几乎看不到穿裤子的，男人穿的筒裙就是把一整块布料围在腰下，布料以各种素花为主，有红白相间或小绿花，也有棕黄颜色搭配的。看惯了穿筒裙的阿法尔人，有时外来的人穿着裤子，在这个环境中，我反倒觉得有些不习惯了。

尽管阿卜德拉是个地道的阿法尔族人，但是，他内心对埃塞俄比亚的向往，使他不甘心生活在这个小村庄里。村里有个女人叫诺比亚·阿娃拉（Rabea Awal），在她八岁时被人从埃塞俄比亚带到提奥，为一户人家做女佣，后来，与这家人的儿子发生性关系并怀了孕，这个男人不得不娶她做了老婆。于是，诺比亚一口气生了九个孩子。如今，十几年过去，尽管她的男人又有了其他女人，但是，从女佣到女主人，又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法尔语，此时的诺比亚已经被提奥的村民接受了。不过，在这个村，她说自己最欣赏的人就是阿卜德拉，因为他们之间可以用埃塞俄比亚语交流，在异国他乡能说自己的母语，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有的时候，阿卜德拉有意把我带到诺比亚家听他们聊天，其实，不论他们之间说什么语，我都像个聋子。有时，他会特意跟我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埃塞俄比亚语。”我知道他多少有些虚荣心，但总得给他一点炫耀的机会，于是就顺势夸他几句。他一高兴晚上就与朋友偷着找酒喝，喝到半夜饿了，就到海边人家撒的网里偷着摸几条鱼，然后架上火烤熟后当夜宵吃。吃过鱼后，难免出一身汗，他们几个像夜贼，在村里挨家挨户搜索各家的水缸，发现有水的，他们就偷偷地把水舀出来洗个澡，然后各自回家睡觉。

不过，阿卜德拉的可爱之处就在于，第二天他会对自己头天夜里的行为感到自责，于是，他便向撒网人和水缸的主人“招供”，并很诚恳地向他们道歉，这样，人家也就原谅他了。

由于阿卜德拉喜欢炫耀，所以，他经常给我提一些问题，从我这里了解之后，就在他的伙伴中大侃一通。有一次，他对我说，自己曾经学习过摄像，我就问他：“那你知道拍摄内容中最基本的是什么吗？”

他摇头。

我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五个W吗？”

他还是摇头。

我告诉他，是时间（when）、地点（where）、谁（who）、为什么（why）、干什么（what）。

之后，他当晚就去考他的伙伴。

第二天一早，他得意地跑来告诉我：“子，昨天我问了他们关于五个W，根本没人答得上来。”我能想象，当时他一定小狂了一阵，至少在他们面前，他会昂着头走路。

也许是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经常向我“讨教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你的英语不错，应该知道什么是VIP吧。”他愣了半天，然后装出一副思索的样子说：“这东西挺熟的，记不清是什么了。”

我实在想笑，忍了半天对他说：“VIP可不是个东西，是指‘特别尊贵的人’，在现代社会的许多公共场合都有对这类人的特殊服务。比如有VIP房间、VIP席位等等。”他听了觉得很新鲜。不过他认为VIP一定是有职务的人。我告诉他，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VIP，包括他在内。不过，前提是要努力挣钱。于是，他感到真的已经成了VIP，情绪异常兴奋。

下午，我去找他，在距他家不远的一个院子里，看见一帮男孩围着他，他坐在中间，跷着二郎腿，正眉飞色舞地大侃VIP呢。看见我进来，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说：“他们特别喜欢听我讲外面的事情，特别是从你那儿知道的。”

话说2004年春节刚过，村里突然出现了一辆破旧的客货两用小车，车上的司机跑遍了村子寻找我和阿卜德拉，最后，终于在村口找到了我们。

那人上来就急匆匆地跟阿卜德拉说了一通，而我只能站在一旁观察阿卜德拉的表情是好事还是坏事，直到他的脸上渐渐绽放了笑容，我才松了一口气。

“子，好消息，你还记得省里来的那个叫泰斯法勒姆（省“人阵党”领导）的领导吗？他派这个司机来接你去省城看看。”

我一听，眼睛亮了好几度，有些迫不及待了：“什么时间可以走？”

“他说明天一早行吗？”

“好！就明天一早。”

“那……那你能……带上我吗？我已经很久没……没进城了。”

“你可是我的贴身保镖，不跟着我算什么贴身。”我开玩笑说。

“太好啦！子！”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了挑了半天的干净衣服，背了一个只有在首都才背过的背包。出门看见阿卜德拉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了。

“你的裙子呢？怎么不穿啦？”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穿裤子，觉得有些别扭。

“进省城就不能穿裙子了，人家省城年轻人都穿牛仔裤。”

这次我又体验了一次“三明治”的感觉，被司机和阿卜德拉夹在中间，去了趟省城。

我们的车还没出村，走到一座房子前，阿卜德拉让司机停一下车，我一看，从房子里呼啦啦冲出了男女老少十几个人，他们有的扛着大包，有的手里提着板子，还有的一瘸一拐的，扒着车帮直往上蹿。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冒出了这么多人，路上出了事算谁的。”我气得直问阿卜德拉。

“他们都想去省城，还有好多人我都挡了，要不……这车根本装不下。”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去省城？是你昨晚没睡觉，举着喇叭在村里喊的吧？”

“没有！没有！我只是告诉了几个人……谁知他们……对不起，子，他们坐在后面保证不会影响你。”说完，他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冲着车后说了一堆话，就听见有学生在后面用英语说：“子，谢谢你！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打扰你。”

其实，我根本不是怕什么打扰，只是担心路上出事没法交代。想一想，自己来提奥的路上，司机穆罕默德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都不嫌弃，何况，这都是我的乡亲们。

来到省城，我被泰斯法勒姆热情地安排住进了他家，省城虽然还不及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但是至少有自来水和电灯，它让我好一阵欣喜。使用这些在我平时的生活中根本不经意的东西，现在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我突然意识到，有水有电的日子真好，真享受。

省城阿萨布有个很大的国家港口，这里是通往各国的重要要道。而且，过去这里曾经居住了不少外国人，特别是这里还有海员俱乐部，每天都有不少外国航船停靠在这里，到了晚上，这里灯红酒绿，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欢笑声。然而，这些年厄特边境与邻国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冲突，充斥着这座小城的是火药味，外国人早已逃离，连各国的船只也不敢靠近这里的码头，所以，我所看到的省城，是一个死气沉沉、没有生气、经济萧条的小城。甚至，我和阿卜德拉转了全城的商店，连一个足球都没有买到，这令我失望不堪。

我俩只好找了一家酒吧坐了坐，这个酒吧是阿卜德拉若干年前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所描述当时的情景，现在早已看不到过去的踪影。酒吧很简陋，没什么客源，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维持生计的。不管怎么样，对阿卜德拉来说，能够重温过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正当我们享受着这份惬意的时候，阿卜德拉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让他尽快赶回提奥，因为，三天后，他将与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去北部山区，一个叫萨瓦的地方服兵役。

为此，我们不得不中断在省城的活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提奥。

临离开省城时，为了不空手回去，我还特意买了一只山羊，放在车后拉回去“孝敬”村干部们。

这消息让我感到很突然，这三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此时，我想起了很多往事。

他对我非常信任，以至于他的恋爱都不避讳我，还让我帮着他选女朋友。这可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友谊。

阿法尔人有个风俗，不允许青年男女单独相处。通常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从物色对象，到最后定夺，一切都由父亲操办。特别是女孩，婚前不仅没有选择男人的权利，连与男方见面都不允许。即便对男方比较宽松，也不能与女孩单独相处。而这一切规矩在阿卜德拉这里全然置之度外。不过，他说，自己看上两个女孩，一直瞒着家里。他担心家里与自己的意见相左，使他陷入困境。为了隐瞒家里，他只好偷着与女朋友约会。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约会一旦被村里长老们看到，对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为这两个女朋友，他不止一次地与我商量：“子，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是娶吉布提的那个，还是跟本村这个女孩结婚？”

我对他说：“不论哪个，我都得先见见人才能帮你拿意见。”

他一听要见人慌了手脚，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她……她不敢见你……我们不能在一起走……”

后来，有一次我俩在路上正走着，迎面走来三个女孩，他小声对我说：“子，快看右边那个，那个就是……她……”

等到我们迎面相遇时，他俩就像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甚至连头都没抬擦肩而过。

过后，我对他说：“你挺有眼力，这么漂亮的女孩还犹豫什么？就是个子比你高得太多了。”

“可是那个在吉布提的女孩对我非常好，专门给我定做了写着我的名字的银手镯和戒指，还买了特别贵的鞋子。可是如果我与她结婚，就得离开提奥去吉布提生活。”他说。

他告诉我，吉布提女友也是阿法尔人，她的姨妈在提奥居住。去年正在护士学校上学的女友来姨妈家度假，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其间，他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并相识了，很快两人每天形影不离，进入了热恋。

“我特别喜欢听她说话，因为她说的是带着法语腔调的阿法尔语，听起来特别温柔。”阿卜德拉对我说。

让我不解的是，他说到吉布提女友时，一副一往情深的模样，他说，他们之间如何有共同语言，如何彼此挂念，如何情投意合，等等，可是，当吉布提女友刚离开提奥回国，转眼的工夫，他又找了一个女友。

他的感情转变得如此之快，让我实在不好辨别他对哪个女友的感情更真一些。于是，我说他这是脚踩两条船。他却很不理解地问我：“难道我不能同时喜欢两个女孩吗？只要我有钱，可以把她们都娶为我的老婆。当然，也可以一个都不娶。”

我一想，怎么把中国人的法规套在了黑人身上，人家是一夫多妻制，娶若干个老婆都是合法的。

后来，他给我看了吉布提女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去，这个女孩很朴实也很乖巧，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个子也不高，但是，一看就觉得是个靠得住的女孩，而且，他俩的相貌还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个女孩对阿卜德拉特别痴情。相比之下，提奥女友显得很冷漠，见了我们不是躲闪，就是故意昂头而去。

一次，我生气地问阿卜德拉：“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吗？怎么就像不认识的人，也太没礼貌了吧。”

所以，我就劝阿卜德拉放弃这个女友。

“如果你真的想听我的意见，我喜欢那个吉布提女孩，你娶她会比较好。”我说。

他说：“OK！我听你的，娶那个吉布提女孩。”说完，又自言自语地盘算着：“我们要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不！三男一女，还是要五个孩子比较合适，三男两女……”

按照当地风俗，25岁的阿卜德拉已经属超大龄青年了，在当地，这个年龄的男人早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爸爸了，孩子们至少也能在海边钓鱼。可是，阿卜德拉属于城市男人，城市人大都崇尚晚婚，这也是他的“城市化”之处。

阿卜德拉是个真诚而又朴实的人，特别是对我的保护，倾注了全部心思。我们就像一对亲姐弟，相互体贴，相互关照，彼此都在用心相处，特别维护对方的声誉。他为了我能够顺利在村里拍照片，起初，他在妇女们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叛徒”式的人物，连他的几个姐姐都劝他不要帮助我拍摄当地的妇女。

有一次，我俩去放羊地拍摄，遇到两个牧羊的姐弟俩，那个姐姐十一二岁，看见我对着她拍照撒腿就跑，于是，弟弟以为姐姐受到了伤害，边保护着姐姐，边从地上捡起石头向我打来。阿卜德拉看到这个情景，赶紧追上他们姐弟俩，一番解释后，先用数码相机先为弟弟拍了一张照片，姐弟俩从相机里看到自己的形象，感觉很神奇，于是，纷纷要求阿卜德拉再给他俩照一张。恰巧这时，他们的妈妈从远处跑来，她边跑边破口大骂，手里攥了一根长棍，看那架势好像要跟我们玩命，阿卜德拉见势不妙，拉着我拼命跑，总算逃过一劫。事后，那个女人专门跑到他家骂街去了，弄得左邻右舍以为他家人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还差点打起来。因为阿卜德拉叫了一群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想教训教训这女人。最后，甚至把穆斯林领袖都惊动了，才算避免了一场恶战。

他们家对他干的这份差事也不支持，那个时候，他每天回家都要遭到全家的攻击。但是，不管有多么艰难，阿卜德拉始终非常坚定地站在我这边，不断为我寻找机会，为我辩护，特别注意维护我的形象。他几乎为我做了所有他能够做的工作，就差没有跪在村民们面前为我求情了。

我对他说：“你这么维护我，可我迟早都会离开这里。难道你就不怕等我走了，人们会戳你的脊梁骨吗？”

他说：“子，我确信，你是个好人。你最终一定会被村民接受的，因为，我了解我的民族，阿法尔人很善良，只要是善良的人在一起，肯定会成朋友。帮助一个好人，我是不会后悔的。”

他的一席话，令我至今难忘，我从心底感激他用真心帮助我，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无法得到今天的收获，这是我的幸运。

回到提奥，阿卜德拉开始忙着准备行装，直到他即将与我分手的那一刻，我再也没有看见他的笑容。据他说，萨瓦是全国最大的兵营，那里有封闭的训练基地，生活非常艰苦，住的是木棍屋，吃的是南瓜，没有鱼和肉，也吃不到菜和水果，每人每天的饭量只有三个小面包。这些还不算，最糟糕的是，兵营里完全是魔鬼般的训练，他对那里有一种畏惧感。

2004年1月26日清晨，天还没亮，阿卜德拉早早地来到了村公所，他一个人静坐在门口，等待我起床。

他告诉我，帮我在村里找了一个接替他的男孩，至少能帮我翻译简单的用语；希望我回到中国不要忘记他，常给他来信，还特意把他详细的通信地址写在了一张纸条上。他对我说每一句话时都显得很沉重，让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别这样，阿卜德拉，当兵锻炼自己对一个男人只有好处，你应该高兴地接受这样的锻炼，那样你就能成为一个强壮的男人了。你看我，当了15年兵，身体有多强壮，否则，我能在这儿生活这么长时间吗？男子汉，不要总是那么低沉。”

“子，我不仅仅因为去兵营不愉快，而是想到我回来后，你已经离开村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连为你送行的机会都没有，我心里很难过。也不知道我们今生还能不能再见面。”

说着他的眼睛湿润了。

我俩都低着头，难过得默默不语。因为，我们彼此清楚，再见面的机会真是太难太难了。

想不到，我与他分别竟然是我站在村口，看着他背着背包，在大漠中渐行渐远。

第八章
英国人克里斯

1.英国人为如厕告急

“子，你知道哪儿有厕所吗？”这是我与这个名叫克里斯·伯尔肯（Chris Bourke）的英国人打交道的起因。

当我在村里住了近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刚吃过午饭，只觉得沙漠的热浪一阵高似一阵地袭来，令人无法抵挡，也无处逃遁。在蒸烤的气温下，村公所门外突然出现了三个男人，他们中，两个是身材魁伟、体态臃肿的白人，另一个是干瘦的黑人。他们头顶烈日，浑身散发着一股焦油的味道，走进村公所时，目不斜视，连招呼都没打，直奔村长沙宝克的屋里。

这可是我头一回在村里看见外来人，觉得新鲜，便透过半敞的门缝向里张望。

那两个白人，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另一个三十多岁，只见他们在那个瘦黑人的翻译下，与村长交谈着。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几个人就像地下党在开会，声音很小，神态拘谨，表情极其严肃，不到20分钟的工夫，那三个人便告辞匆匆离去了。

其实，对这三个人的到来，我并没有多在意。只是他们走后，村长向我透露，白人想在提奥修建小码头，现正在进行勘察。我一听，这对当地人绝对是件好事，便很兴奋地说：“好！好！太好了。”

可是，村长看了我一眼，脸上竟连点笑容都没有，而且还直摆手。

我问他：“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好吗？”

他用手比划着做出挪动房子的样子，同时，撮着三个指头说：“白人，钱！给少少的钱。不好！”

我真不明白，白人是在帮助当地人建码头，怎么还要给他们钱。可这会儿，阿卜德拉不在，我与村长对话，如同拳打脚踢地费老劲儿猜拳，还不定猜得是不是那个意思，不如趁早歇了少操这份心。

这事一放，一晃又过了半个多月。

一天中午，我从尤素福家拍完照往回走，快到村公所的时候，发现迎面走来一个白人，他那高大魁伟、发胖的体态和花白的头发，使我一下子认出这不是上次来过村公所，要为提奥修码头的那个人吗？这次他主动并很有礼貌地跟我打了招呼。

“你好！我叫克里斯，是英国人，在这里为加拿大渔业咨询公司工作，我们的公司在马萨瓦，我是个工程师。你呢？”克里斯很大方地向我介绍着自己。

“我叫梁子，梁是我的姓，是来自中国的摄影师……”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很兴奋地接着说：“摄影师！拍照片！好！太好啦！”

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支笔说：“给你写个电话，你到马萨瓦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赶紧掏出采访本递给他，他在上面用大写字母写下了“CHRIS BOURKE——552164”。

之后，我们很客气地相互道了再见，便各奔东西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我回到村公所，刚卸下身上的照相器材，正准备洗手，听见门外有人急促地喊：“子，子，子！”我觉得这声音不像是熟人，赶紧迎了出去。只见克里斯双手捂着肚子，满头冒着大汗，紧锁眉头，神色焦急地问我：“子，你知道哪儿有厕所吗？”

我一看，刚才还挺绅士的英国男人，仅一会儿工夫，变成了这模样，不禁想笑，不过还是忍住了。

“厕所？他们都在海边，西边是男厕，东边……”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住了。

“那地方……我是说，你……你在哪儿……”这会儿他像是憋不住了，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两手使劲顶着肚子，双腿开始打晃，站都站不直了，这种状态，恐怕是坚持不到西海边的“厕所”的。

我赶紧指了指村公所的房后，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见他已经扭着身子，迈着小碎步向房后冲去。

谁知，我刚回到屋里，没等拿盆洗手，就又听见克里斯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我心想，这家伙上厕所也真够神速的。

于是，我端了个空盆，有一搭无一搭地走到门口。他一见我，更是急得连说带喊，说话的声调都变了：“子，子，没水，没纸，我怎么……”

嗨！闹了半天，他还没上呢。瞧他夹着两条腿、半弯着腰那个受罪劲儿，我赶紧跑着从屋里提了半桶水递给他，他扭头慌慌张张地又跑到房后去了。

村公所的房后有个长宽不足一米的正方形小厕所，说它小，是因为里面只能勉强进一个人，没有门，厕所是用拼接的石板搭建的，要蹬着石板才能进去，而且人在里面，只要弯腰，头就会露在外面。最糟糕的是，厕所的茅坑仅是一个比普通的碗口还小的窟窿。我刚到提奥的那几天，最愁的就是上厕所，面对那么小的窟窿，每次上厕所比老人穿针引线还费劲，根本对不准那个小窟窿。可是，一旦对不准，弄脏了厕所不说，还会招来成千上万的苍蝇，待下次上厕所时就惨透了。特别是没有足够的水冲洗厕所，一旦把窟窿周围弄脏了，总是有犯罪的感觉。

我之所以急中生智地给克里斯一桶水，就是因为，知道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付那个小窟窿，有了水，他就不至于那么尴尬了。

果不其然，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克里斯又在门外喊我了。我出去一看，人家手上那大半桶水一下都用光了，这还不说，又在问我要洗手水。

他哪知道，这大半桶水可是我平时一天的用量。沙漠的水比油还珍贵，一盆水就能洗了澡后又洗衣服，更别说大半桶水了。

我只好又给他倒了半盆水，又随手递给他一块香皂。只见他洗完手，把香皂顺手放进了盆里，连水带香皂一起泼了出去。然后，他笑着把空盆还给我说：“子，非常谢谢！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说完，他甩着湿手，大步翩翩地走了。真是个大佬。

他走后，害得我顶着大太阳，满地找香皂。这块香皂是我从厄特首都带来的，当地这东西紧缺，我每天都舍不得多用。可是，这老兄竟然随手给扔了，没有这块香皂，意味着我只能用洗衣粉洗脸洗脚了。

香皂在沙子地里找到了，上面沾满了沙子，害得我只好洗香皂，又费了不少水。

不过，一想到克里斯刚才说的，“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不禁一阵欣喜，我想，白人的生活比较讲究，他又有车，一定是自带了不少吃的，或者他知道哪儿有吃饭的地方，我们可以痛快地吃一顿。

这会儿，我满脑子都是吃的，红烧肉、涮火锅、烤鸭，还有炸酱面、饺子，口水一个劲儿地往下咽。

我有一种期待，盼着太阳早点落山。

今晚将会是怎样的晚餐？

2.晚饭等来一场空

傍晚，太阳刚落山，我回到了村公所。刚进门，就听见克里斯在门外喊我。我想，准是叫我吃饭，匆匆洗了手就跑了出去。

女佣拉迪娜看我快吃晚饭的时间还要出门，赶紧叫住我，急着做吃饭的手势。我对她说：“告诉沙宝克，今晚我不回来吃饭，你们不要等我。”

“你……去……哪儿吃呢？”女佣在我身后扯着嗓子问。

我回过身，快步走到她跟前，很得意地小声对她说：“今晚跟这个白人去吃好东西。”

她点了点头，笑了。

可是，出门见到克里斯，他并没有提吃饭的事情，却对我说：“咱们到村里转转怎么样？”我心想，白天在村里拍摄，转了一天，晚上饿着肚子还要转，转什么转，可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拒绝他，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往村里走去。

这时，不断有人从自家院子里隔着栅栏，伸着脑袋叫我：“子……过来……过来……有问题。”

我用手势跟他们打了招呼，并没有过去。

“子……爸爸……爸爸？”有人看见走在我旁边的克里斯，花白的头发，误以为他是个老头，竟然猜测他是我爸爸。

一些明白点的人，知道大鼻子白人生不出我这种黄种人，就蹦着英语单词问我：“子……丈夫……中国……来……要走吗？”他们以为克里斯是来接我走的。

总之，我俩在黄昏的朦胧中，仿佛在都市的公园里漫步。我知道我俩在被周围无数双眼睛窥视，但我清楚，那是因为，人们对我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了。就在我觉得该是跟这个白人吃好东西的时候，克里斯却问我：“你那儿有啤酒吗？”

我摇了摇头。

他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吃饭，一会儿我到你房间去聊天行吗？”

我心想，不是说好了一起吃晚饭吗，怎么让我先回去吃饭呢。我一时觉得很尴尬，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地问他，只好假装很客气地对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村公所吃饭？”

“怎么？你跟村长一起吃饭吗？”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当然！”要不我吃什么。

“难道你不能自己做中国饭吗？我在英国和加拿大都吃过中国餐，我非常喜欢吃你们中国人的食品。”

我告诉他，自己在这儿没有做饭的条件，而且我已经很喜欢吃当地人的饭食了。

他听了之后说：“子，你真的很棒，我们一会儿见吧。”

此时，我回到村公所，几个村干部显然已经吃过饭了，还没进门，我就看见几个村干部都站在门口，正用刷牙棍悠闲地蹭牙呢。沙宝克见我回来，用审视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说：“白人……饭……好吃？”

显然，他这话里有不舒服的程度，我也就没多说，只是点了点头就进屋了。过了一会儿，趁他们不注意，我偷偷溜进后院的厨房，借着手电的亮光，在里面搜罗了半天，一无所有。

我的肚子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顿时觉得瘪瘪的，还一个劲儿地乱叫。

我心想，这会儿要是有包方便面该多好呀。

晚上，到了每天两个小时的发电时间，也是我一天最忙碌的时候，我急着给电池充电，还要将数码相机存储卡的照片倒进电脑里，然后，在电脑里编辑当天拍摄的图片，把它们分类保存。

这时，别说饥饿了，就连克里斯已经站到了我的屋门前，我都没察觉。还是沙宝克站在门口喊了一嗓子，我抬头才发现克里斯手提着一个塑料袋，旁边还站着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

“这是凯鲁（Kilu），我们是一个公司的，丹麦人。”克里斯介绍着说。

凯鲁很客气地上前与我握了握手说：“摄影师，认识你很高兴。”

凯鲁长着一个像西瓜的圆脑袋，粗壮的身板，配着他那不足一寸长的头发，原本白色的皮肤被强烈的阳光照射得就像太平洋岛国的混血人，肤色呈棕色。别看他脸上架了一副圆形眼镜，却没有丝毫文人气质或白领的感觉，倒像一莽汉武夫，有股子鲁莽劲儿。

克里斯带来了一瓶上面写着“GIN”的酒，这是一种杜松烧酒，度数比较高，所以，克里斯同时还提来一些瓶装的雪碧，我们三人分别拿着碗和空瓶子，用雪碧对着烧酒边喝边聊起来。

发电的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点了几根蜡烛，红色的烛光映照着小屋，小屋里三个不同国籍的人，聚在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们敞着门窗，不断地听到外面传来海水波涛汹涌地拍打岸边的声音，很有些浪漫的情调。从小屋里不断地传出阵阵笑声，因为，克里斯这一晚上讲了不少笑话，使我们感觉如此开心，这也是我来到提奥感觉最开心的夜晚。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了10点钟了，为了不影响早已睡觉的村干部们，他俩只好告辞了。他们说，今晚会睡到隔壁房子的外面，边赏月边睡觉。

当晚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第二天上午与他们一起去距提奥一百多公里外一个叫艾迪(Idi)的小渔村。

清早，我没有急着起床，昨晚的烧酒弄得我脑袋晕沉沉的。我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走出去放风，发现阿卜德拉正站在门外与几个村干部说话呢。看见我出来，大家的话立即打住，几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看我一切正常，沙宝克走过来对我说：“子，GIN……不好！白人……不好！哈哈哈（学着我的笑声）……不好！”

阿卜德拉赶紧上前翻译沙宝克的话说：“子，沙宝克说你昨晚与那两个家伙喝GIN很不好，他还说你喝醉了，也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反正，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你为什么要跟白人喝酒？”

“我为什么不能跟白人喝酒，我不仅跟他们喝酒，今天还要跟他们去艾迪。”我有些生气地说。

“什么……什么，什么？你还要跟他们去艾迪，你知道有多远吗？不行！我必须跟你一起去！”阿卜德拉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像是我的贴身保镖，保护和捍卫着我。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沙宝克之后，他也坚决表示反对。就在大家为我将跟着白人出门的事发生争执的时候，凯鲁已经把车开来了，克里斯从车里下车先是向村干部们道了早安，然后，对我说：“子，我们走吧。”说完，扭头上了车的后座。

我一看这种情况，只好小声对阿卜德拉说：“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们一起去，去跟克里斯说说，他也许会同意的。”

可是，阿卜德拉站在那儿，没敢跟克里斯说一句话。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车子离开了村公所。

3.克里斯带我去看小渔村

我们的汽车驶出了村口，此时，我突然感觉想家了。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这是我最强烈的感觉。仿佛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与克里斯和凯鲁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熟悉的都市的生活。久违了的小车，尤其是车里磁带放出的劲歌，这一切都使我兴奋不已。我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唱中国歌，唱欧美老歌，一时间把车里的气氛调动起来。于是，凯鲁和克里斯都开始唱起了自己喜欢的本国歌曲，车里的三个人，竟用三种语言唱出了三种曲调。

我觉得，我们三人的聚首是一种缘分。

我对坐在后面的克里斯说：“你们英国人相信缘分吗？”

他说：“当然，那是上帝赐予的，是你决不能拒绝的好事。比如，我们在提奥遇到了你，你知道吗？你给了我们很多信心，今天还给了我们很多快乐，你就像个女神，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神。”

我心想，这家伙真能夸人，谁不愿意听好的。不过，我确信，自己的确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愉悦，同时，与他们在一起，我也感到很快乐。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两边几乎看不到什么景色。凯鲁壮得像头牛，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把车开得飞快，让我体验了一种真正的奔驰。我发现，非洲真是个好地方，它能让来自任何国家的人在这里得到大自然的熏陶，不论什么样的人，来到非洲，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蜕变，使人更接近自然，显示出一种野性。

我们乘坐的是一部客货两用的TOYOTA车，克里斯说，他钟爱这种车，是因为它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具有很好的性能。他总是在后边装着一大桶饮用水，他说：“在沙漠里最不能缺的就是水。”

我们是一路欢歌地进入艾迪村的。

据说，艾迪村的历史比提奥村还要早200年，但是，目前的艾迪村人烟稀少，面积也不大，如果把提奥比作巴掌大的地方，这里也就是半个巴掌大小。这是一个更为闭塞的村庄，村民都是阿法尔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这里同样靠近海边，当地的人们也是靠打鱼谋生。从小村的房屋看去，这里既没有土坯房，也没有木板房，全是清一色简陋的木棍房。显然，这里各个方面都赶不上提奥的规模。

克里斯公司的几个当地雇员，已先我们之前到达这里。他们要在这里勘查建小码头的地点。克里斯是驻地公司的总管，他对我说：“他们去现场查看，我陪你去海边转转，今天你就不要想照相的事了，好好在这儿放松放松。”

对我来说，这真是难得的休闲，在提奥满脑子都被拍摄照片占据了，甚至经常像打仗似的，三天两头出现“敌情”。

我和克里斯沿着海边走，我发现，这里由于人员稀少，生态环境要比提奥好，我们走在干净的海滩，看见有不少鱼被遗弃在岸边。我和克里斯都想着，中午能吃一顿鲜鱼就好了。

艾迪村分新村和旧村两部分，新村建在距路边不远的地方，我大概数了数，不过十来间房子，其中有三四家小饭馆，外表看去没什么区别，都是搭建的凉棚。我们随意找了一间坐下，大约10分钟过去，也不见有人招呼，看见旁边坐着个抱孩子的女人，以为她也是顾客，便没好意思问她。这时，凯鲁和雇员完成工作也来到了这里。克里斯对雇员说，问问他们能否弄几条鲜鱼。雇员跟那个女人说着当地的话，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店老板。

我们被告知，这里没有鱼，可以吃到山羊肉，但需要耐心等待。

谁知这一等，一下三个多小时过去，竟然连个肉影子也没有见到。大家饿得不断地催问老板娘，每个人的眼珠都变成了绿色。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饥饿，就跑到外边瞎转悠，发现有一个小店，里面能吃的只有当地一种棒棒糖，于是，我把小店里仅有的30多个棒棒糖都买了。小店的老板一看今天遇到了我这样的“大财主”，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再说中国好，中国好！

回到小店，这30多个棒棒糖一转眼就被大家吞了，那一时间，人们手拿着棒棒糖都夸它怎么好吃。我想，这些男人，如不是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去想吃棒棒糖的事。

没饭吃，只好不断地用水充饥，结果，带来了上厕所的问题。

男人还好说，可我就麻烦了。打听了好几个人厕所在哪儿，人们都是摇头。

“奇怪，难道这儿的人都不上厕所？”我对克里斯说。

他向我耸了耸肩，意思是无奈！

这时，有个小女孩给我指了指一片空旷地，意思是让我上那儿。我走过去才发现，那里有个比炮弹坑还大的沙坑，坑里早已布满了一摊摊“地雷”，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会儿，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干脆就地解决吧。

大约等了近四个小时，我们的饭还没有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说，估计是老板娘刚把麦子种上，得等收成。

还有人说，母羊刚下了小羊，需要等它长大。

反正，待羊肉和大饼上来后，人们立即鸦雀无声了，只听见大伙的“吧嗒”嘴声。这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羊肉，而克里斯只吃了几口饼，盘里的羊肉他一口没沾。他担心羊肉不干净，吃了会得病。

傍晚回到提奥，村干部们已经等候在村公所门口，个个脸上挂着怒气，显然对英国人把我带出去表示不满。可是，克里斯却不管那么多，晚上照旧来到我的房间聊天。

就在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已经把阿卜德拉特意叫来，听听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这样，阿卜德拉就坐在我门口，当起了顺风耳翻译。不过，事后他对我说：“克里斯说话真快，他说的是英语吗？我怎么一句没听懂。”

“你怎么给沙宝克翻译的？”我觉得好笑，还有这种翻译。

“连猜带编的，你放心，我可没编坏话。”阿卜德拉诚实地笑了笑。

令我不解的是，村长对我与英国人交往为什么如此戒备？他究竟担心什么？

是怕把他们冷落了，还是担心我的安全？总之，村长已经把我看成自家人了，否则，人家犯不着操这份心。我真的从内心感激他。

其实，我与克里斯和凯鲁聊得更多的是现在的中国。我有意为他们展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器材，他们看了有些吃惊。面对着数码相机、数字摄像机、小巧的移动硬盘、MP3、精制的录音笔等等，我对他们说，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普通家庭都能够看到。

克里斯说：“真没有想到，现在的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不过，我知道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还从CNN里看到，你们中国有个杨，上太空，好像坐的是‘神州五’吧，他真了不起。”说完，他又翘了一下大拇指。

克里斯的父母早年在香港工作，为此，他1958年出生在香港，不过，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回到了英国。在他以后的工作中，曾经几次路过香港，每次踏上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都有一种亲切感。所以，他说自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很少有机会真正地接触中国人。没想到，在非洲的小渔村里意外地遇到了我。这次，他终于有机会了解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状况。

这天晚上因为没买到酒，我们喝的是他带的雪碧。

第二天天刚亮，我正在睡梦中，就听见沙宝克站在我窗外喊：“子，英国人……英国人，他又来……他要什么……”

我迷迷糊糊地没听清他在喊什么，于是，赶紧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探了探脑袋说：“你在喊什么？”

话刚落音，克里斯已经敲响了我的门：“子，我要走了，那些空瓶子我要带走，你起床了吗？”

这时我才发现门口堆了一个塑料袋，里面的确有不少空的雪碧瓶子。于是，我提上塑料袋，揉着眼睛，打开门，克里斯看我还没睡醒的样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叫醒了，这些空瓶子必须要退回去才能买新的。否则……我是不会……”

我赶紧安慰他，不会介意的。

我把他送到门口，他问我：“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我说：“不知道，要根据我在这儿的拍摄情况。”

他又说：“我也许还会再来，不过，要到我从英国休假回来。那时，可能你已经回中国了。”

我说：“也许吧！”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在这儿告别吧，或许，我们很难有再见面的机会了。”说完，他拥抱了一下我又说：“多保重，上帝会保佑你的！”

然后，他上了车，很快就消失在一片沙尘中。

几个村干部站在门口都看到了这一幕，特别是沙宝克对我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说：“不好！不好！”

我觉得莫名其妙，就问他：“为什么说不好？不好是什么意思？”然后做着武打的姿势开玩笑地说：“你再说不好，我就这样！”说完用拳头在他面前挥了挥。惹得他哈哈大笑说：“子，功夫，好！那个白人……噎……噎……噎……”

他说不出来理由，竟然胡搅蛮缠起来。其实，我完全明白他们对我与白人接近心里不舒服。这其中根本不需要理由，而且，与他们也说不清楚理由，只好开着玩笑过去算了。

当天上午，我和阿卜德拉不论去马迪娜、艾莎家，还是去尤斯福家，他们都问：“子，昨天你跟那个白人出村，我们担心你会跟那个白人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说：“他是来这里修建小码头的，怎么会带我走呢？”

他们一听高兴坏了，马迪娜赶紧把我带到她家院子，指着栅栏说：“你跟那个白人说一说，让他用机器把这些沙子清理清理，你看这些沙子都快进院子了，要是再不清理，就会把门堵住。”

而尤素福听说克里斯在这儿有工程，边撮着三个手指，边小声对我说：“子，让我为那个白人干点什么吧，我想挣点钱。”

艾莎却一再叮咛我：“子，你一定要把白人带到我家喝咖啡，我家还从没来过白人呢。”

这些“预约”我一个也没答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克里斯。

4.带着克里斯转村庄

大约一个半月后，一天中午，我整理完上午拍摄的胶卷，正准备休息一会儿，突然间，我下意识地觉得有什么挡住了我的门口，抬头一看，是克里斯。

我惊得大呼小叫。

他却一直稳稳地站在门口，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睛有些湿润地看着我。

“克里斯，见到你很高兴！请进，进来呀！坐！坐！”我忙着张罗着。

“子，你还好吗？没想到你还在这里，收获一定很大吧。”

“是的！现在我与村里人都成了好朋友，我开始喜欢这里了，真的！”

“太好了，你很棒！可是你……瘦了，但是你更漂亮了，你的皮肤已经像黑人了，回到中国，你的朋友们一定会很羡慕的。”他说。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敢照镜子了，我害怕看到自己又黑又黄的形象。而白人不同，他们把晒成棕色的皮肤看作一种时尚的美。他们晒过后，是一种健康的红，而中国人晒过后，皮肤发黄发锈。所以，干脆别照镜子，也就不去顾及这张脸好看难看了。

克里斯说，他刚从英国休假回来。难怪他的皮肤白皙而又红润，精神十分饱满。

他问我下午是否要拍照片，这时，我想起了村民的“预约”，就对他说：“你想不想到村民家看看，了解他们的生活？”

“是跟着你吗？”他问。

“如果你希望的话。”

“当然！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与他们交往的。”他又说。

于是，我们先来到了艾莎家。艾莎看到克里斯直埋怨我：“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我得准备准备。”

这天正逢艾莎的丈夫从也门回来，我们进了屋，原本正睡觉的亚辛，看到我和克里斯站在他的床边，慌忙起来，甚至，下意识地用一块布直往自己没穿上衣的光膀子上遮盖。镇定片刻，可能他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多余，才把那块布放在床上。

这时，阿卜德拉闻讯赶来了。他进门跟克里斯打了招呼之后，就再也没敢正眼看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艾莎家的小屋里只坐着我们三人，亚辛和艾莎都躲了出去。

“不是希望克里斯到他们家做客吗，怎么连个人都不见。”我对阿卜德拉说。

“艾莎准是去弄咖啡了。亚辛……我去叫他来。”说完，连他也跑出去了。

这时外面刮起了沙尘暴，眼看着漫天的沙土很快就混淆了蓝色的天空。克里斯突然想起了他的车窗没关，就对我说要去关车窗。而我也想起自己出来时，屋里的门窗也是大敞的，所以，对他说，我回去关窗户可以顺便帮他关车窗。

我起身走到外面，看见艾莎家厨房外的凉棚里坐了一堆人，而且，阿卜德拉也在其中。于是，我喊了一嗓子。看我有些不高兴，阿卜德拉跑过来对我说：“子，亚辛不敢过去。”

“那你呢？”

“我……我听不太懂……他说话很快很快……我……”

“你必须回到屋里去，我要出去，不能把人家一个人放在那儿。”

“不！子，你别走，你要拿什么，我去，你留下。”

“我要拿金条，你知道放在哪儿吗？人家又不会吃你，有什么害怕的。”我开玩笑说。

“就是，白人又不会吃人，亚辛害怕什么？”我真服了阿卜德拉，总是拿亚辛说事。

这时艾莎听说我要出去，赶紧给我拿了一块穆斯林长围巾，让我披上。

等我再回来时，屋里已坐了五六个男人，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中间摆着一个小咖啡桌，上面有几个干净的杯子，显然，杯子是按人头放的。事先我还担心，又会是大家共用一个杯子，克里斯会喝不下去，这样就会伤害主人的心。看来，他们对克里斯这样的客人非常尽心，所以接待起来也格外小心，而对待我显然随意得多。

过了一会儿，尤素福也赶来了，他把我叫出去，着急地对我比划着，那意思是说，一定要把克里斯带到他家。于是，我征求克里斯的意见，他很随意地说：“去哪儿都行，听你的。”

于是，我们又转到尤素福家。可是，尤斯福的精神一直很紧张，站着就立正。阿卜德拉说：“尤素福今天这是怎么啦，总是说奉承话，这些话我都没法给他翻译，我担心，克里斯会觉得我太吹捧他。”

为了把气氛调整得轻松一些，我干脆半躺在尤素福家的床上，还让克里斯也像我一样。他试了试，这样的确很舒服，也就很随意地半躺在他家床上。只是盘旋在我们上空的苍蝇，也一同跟着搅和。这样一来，大家也就放松了许多。

晚饭前，我们回到了村公所，正巧，莫布拉都副村长刚从阿斯马拉的家回来。他还带来了老婆特意为他做的英吉拉（阿法尔人叫烙合烙合，同样的东西，名称不同）。我借故对阿卜德拉说：“咱们今天应该买点酒，也算是给莫布拉都和克里斯接风嘛！”

阿卜德拉特别喜欢喝酒，听我这么提议，立即响应：“对！太对了！克里斯有车，我知道村外有个地方能买到啤酒。”

克里斯一听也很兴奋，掏出车钥匙就想走。这时，阿卜德拉暗中向我使了个眼色，冲沙宝克努努嘴，意思是需要经得他的同意。

“为什么？”我小声问阿卜德拉。

“村长规定的，一律不许喝酒。”他也小声回答。

“他们又不是穆斯林，怕什么？”

“总得注意影响啊，你最好还是跟他说说。”

这时，我走到沙宝克面前，并没有说话，向他做了一个喝的手势，然后，笑着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手枪对着他，一副耍赖的模样。意思是，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毙了你。

其实，我们刚才说啤酒，他都听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好干涉，只好笑着挥了挥手，我一看他同意了，立即成立正姿势，向他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大家看了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们把车开到村外我曾住过的小店，店主说我们运气好，今天傍晚朋友刚给他从首都捎来三箱ASMARA啤酒。

我们毫不客气地买走了一整箱。

晚上，大家喝得很痛快。在不知不觉的气氛中，克里斯已经融进了村公所的氛围中，人们开始跟他有说有笑的，阿卜德拉翻译得也很自如。

看到这个情景，我故意皱着眉头逗阿卜德拉说：“咳！克里斯说话太快了，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给我翻译翻译。”

他很认真地说：“他刚才说，你们这里如果……好呀！子！你肯定是想看我的笑话，我一定要罚你！”

阿卜德拉这么一喊，克里斯赶紧凑过来起哄地说：“为什么要罚子？为什么？她肯定是做错了什么吧，好！罚她！一定要罚！”

我一看克里斯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要罚我，就对他说：“都是因为你说话太快引起的。英语是你的母语，而对我们是第二种语言。人家阿卜德拉能说五种语言呢，所以，你别得意，事情与你有关，要罚也要算上你。”

这时，副村长莫布拉都也高兴地拿出了临行前老婆特意为他做的英吉拉，女佣还煮了南瓜糊，配上生菜，分给大家。我吃了一口，感觉很牙碜，以为给我的这一块沾上了沙子。我刚要找女佣换一块，克里斯说，他也感到很牙碜。我把女佣叫过来，她看了直笑。后来，阿卜德拉告诉我们：“这是特意放的一种东西，有磨牙的感觉就对啦。”

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接受嘴里嚼沙子，但还是忍着吃了不少。至于克里斯，当初饿成那样，连小饭馆的肉都一口没吃，今天能跟着“嚼沙子”，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晚他问我：“子，你还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难道明天不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吗？我是担心，你没有车，出不去怎么办？”

我对他说：“中国离这里太遥远，我不希望自己带着遗憾走。所以，我要完成了拍摄计划之后再走。再说，你们不是要在这儿建小码头嘛，你肯定还会再来，兴许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完成计划了。”

“不！子，很抱歉，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你知道吗，我受雇的是一家加拿大国际公司，薪水拿的是加元，可是，我必须要换成欧元才能使用。而最近由于欧元汇率的问题，我的薪水至少损失了10%，这样很吃亏。我准备向总部要求加薪，否则，我将辞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

克里斯是个工程师，也是个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他受雇的都是大的国际公司，长期在第三世界国家负责当地的工程项目。比如，他曾经在西非的尼日利亚工作了四年，加纳一年，另外，马达加斯加、斯里兰卡、泰国等十多个国家，他也都去工作过，是个长期漂泊在外的人。他家里有年迈的父母，三个兄弟，前年他的哥哥突然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他都会流泪。他的第一个老婆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方式，与他分手了。

“好在我与她没有孩子。现在，我又结婚了，太太比我小十几岁，这次我绝不能再失去她了。现在只要是休假，我就回英国跟她团聚。”他说。

我问他：“如果你这次真的辞了职，是回到英国与太太团聚，还是打算去下一个国家？”

“很难说，要根据下一家公司的决定而定。”他说。

“我想，或许几年后，我们又在非洲另一个国家的小村庄见面了。”

“那太好啦！但愿上帝给我一次电影里的惊喜！”

第二天清早，我们相互道了别，没有多说什么。彼此的内心，都有一种离别的伤感。由于昨晚大家喝了那场友好的酒，这次，村干部们微笑着为克里斯送行，没有人再说“白人不好”这样的话了。

5.克里斯带我踏上归乡的路

转眼间，我在提奥已经生活了三个多月。

此时，2004年的春节已经过去，阿卜德拉也被招去服兵役了。

阿卜德拉走后，尽管与村民交往上有些语言上的障碍，好在我与大家已经成了熟知的老朋友，一切感觉还算顺手。

一天中午，我刚躺下，准备休息片刻，就听见有人叫我。我睁开眼睛，发现一个欧洲女人站在我的床边：“对不起，打扰你了，非常抱歉，听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摄影师？”

我赶紧起身客气地对她说：“是的！你请坐吧。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是这样的，我也是个摄影师，从荷兰来的。我在拍摄一本厄立特里亚各民族的画册，这已经是我第六次来了。这里的九个民族，我已经拍摄了八个，可唯独阿法尔女人不让拍。今天上午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庄拍摄，有个女人还用石头打我。后来，有人告诉我，提奥有个中国摄影师，已经住了很久，拍了不少东西，跟很多女人交了朋友，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说完，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别着急，我的确跟这儿的女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会帮助你的。”我对她说。

“那就太感谢你了，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叫子！你不必客气。我也是从这种艰难走过来的，所以，我得先找她们通融一下。”

可是，我万没有想到，下午我一连跑了几家，都遭到了拒绝。甚至，艾莎还说：“子，她能吃我们的饭吗？能在我们这里睡觉吗？能对我们那么好吗？要是她在这儿能住一个月，也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就让她拍摄。”

晚上，我很沮丧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摄影师，摄影师听了半天没说话，拿出了她即将完成的画册小样给我看。这时，陪她一同来的丈夫对我说：“我们俩都退休了，为了支持她完成这本画册，我们特意在这个国家买了这辆越野车，我这个老司机兼秘书干得也很不错。可是，眼下她遇到了这么大困难，我也帮不了她。”

女摄影师还告诉我，他们的女儿过几天将从美国到阿斯马拉与父母会合。她多么希望这次能拍摄到阿法尔人，完成她的心愿。

我对她说：“这样吧，明天我买点东西，带着你到各家去做客。也许，她们觉得你很真诚和友好，会改变主意的。到时我会说，你是我特意邀请来的。”

他们听后，好一阵兴奋，一个劲儿地感谢我。不过，他们说，明天一大早要先去拍摄这一带的风光，中午可以赶回来。

这天晚上，他们老两口睡在了车里，他们说，这些年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

第二天，我特意起了大早，他们的越野车却已经不见了。

我按原计划去莎瑞法家拍照，正当我聚精会神地为老太太拍摄人物肖像的时候，突然听到站在旁边凑热闹的孩子们大声喊着：“子！子！”

我顾不上搭理他们，一门心思地继续拍照。

可是，他们喊的声音更大了，我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没说话，笑着指了指身后，我一看，愣了！

“我的天呀！克里斯！怎么是你！”我惊得几乎大叫起来，正准备向他走去，他却向我摆摆手说：“不！你应该拍完！”

我回头看见老太太正坐在那儿，等着我拍照呢。我冲克里斯做了个鬼脸，赶紧收回脚步，继续为老太太又拍了几张，然后收兵。

“很高兴又能见到你，这次我真的不敢保证你还在村里，都是上帝帮忙，让我们再一次在这儿相会。”克里斯几乎是喊着说这番话的，我能感觉到他非常激动。

“我也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你。难道你决定不辞职，打算接着干吗？”我说。

“不！这次我是专门来接你的。子，我想你该离开这里了，这会儿你一定为没法出去着急呢！”他又露出了那种自信和得意的笑容。

“走？难道我真的该走了吗？”我自语道。

“是的！你该走啦。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些日子外面都发生了什么吗？再说，一个只拼命工作的人，不是个有智慧的人，特别是女人，很不可爱。”

“也许你说得对，这些日子，外面一定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我却一无所知，是不是很傻？”

“好吧！那我们就走。”

“现在？”

“是的！就是现在！立即！”他很坚定地说。

“这怎么可能？我还没有拍完今天要拍的照片，还没有跟村干部打招呼，还没有收拾东西，还没有……”

“可是，路上有好几百公里，如果我们走得太晚了，就赶不到马萨瓦了。”他说。不知怎的，他这番话勾起了我强烈的思乡之情，也许，我真的该回家了？

我又一想，不就是打招呼吗，在村里溜一圈不过10分钟，跟村干部道别也不过5分钟，至于我那些家当，还要它干吗。

走吧！

想到今天我就能踏上回家的路，我突然心慌意乱起来，情绪极其亢奋，甚至有些失控。

我马不停蹄地挨着与各家打招呼，大家听了都很吃惊。艾莎和哈龙分别送给我两块非洲布料；雅哈拉为我送上一个草编的盖子；马迪娜给了我一个土罐；当我来到尤素福家，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有些不能接受，这个七尺汉子竟然眼泪在眼眶里来回打转，看着他，我心里也有些难过。不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回家更心切的了。

一时间，人们都知道了我要走的消息，村里就像炸了锅，大家纷纷跑来与我话别。孩子们更是对我恋恋不舍，有的拉着我的手，有的干脆拽着我的衣角不松手。我抱了抱女孩，又抱起了男孩，然后，把手上为我保平安的中国手镯戴到了艾莎手上，将太阳帽给了豪斯曼，又从兜里掏出了签字笔给了阿里，总之，我把身上能用的生活用品都翻出来，分别给他们留念。

一直跟在我身后的克里斯，这会儿充当了一个摄影师的角色，他不停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为我记录着我在提奥的最后场面。

匆匆与大家告别后，我们迅速赶回村公所，克里斯的车就停在门口，他说：“今天我来的时候，刚把车停下，有个男人就主动过来告诉我，你一早就走了。是他把我带到你拍摄现场的，看来你在村里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我故意得意地说：“我是这儿的名人嘛，在这儿你可别得罪我，得罪了我，肯定会有人找你的麻烦。你要小心哟！”

“他们不会认为我把你绑架了吧？”

“没准儿！”

我俩边走边开玩笑。

回到村公所，竟空无一人！也不知道女佣带着孩子去哪儿了。

我只收拾了电脑和一些器材，决定把所有“家当”全部留下来。

我对克里斯说：“恐怕我们要等一会儿女佣，她带着孩子不会走太远。”

“不行，子！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怎么才能让她知道我走了呢？还有这些东西……”

“很简单，给她留个条子，向她表示道歉。”

“留条？中文还是英文，人家只能看懂提格雷尼亚文，咱俩谁写？”

我们都笑了。

最后，我把留下的衣服、床单、毛巾等，都整齐地放在了床上，还有锅、碗、瓢、盆、水桶等生活用品也摆放好。

站在一旁的克里斯，看到我对待不要的东西还如此精心，他说：“这些不要的东西，你就让他们处理吧。”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到，三个多月前，我是怎样拉着这些东西，穿行在大漠风沙中。这些不值钱的家当，陪伴着我在这儿度过了一百个日日夜夜，是我在这儿生活不可缺少的宝贝。

“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一定会想你的。”

“是的！但愿这些东西也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不一会儿工夫，所有的东西都被克里斯拿到了车上。临上车前，我让他帮我拍一张背景是村公所的个人照片，带着这最后的影像，我们离开了这个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家。

“我必须要见到村长才能走。”我对克里斯说。

于是，他把车开到村里办公的地方。

奇怪！平时，这里经常有三三两两的人坐在门口等着办事，今天竟也空无一人。我们刚想找人打听村干部们的去向，这时，哈马德从房后走了出来。

我告诉他自己马上要走了，他说，已经听说了，刚才在房后看见有车过来，估计是来告别的。

“回来……吗？”他费劲地吐着英语单词问我。

我笑了笑说：“现在不能肯定，也许会吧。”

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封写好的介绍信，在上面盖了一个章，说这是路条。

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克里斯说：“你很需要它，用这个才能通过路上的军事检查站。现在，边境局势很紧张，对所有过往人员都要检查。我也一样。”

哈马德告诉我们，沙宝克和莫布拉都一起去村外的小店开会了，让我去那儿找他们。我因为急切地想找到两位村干部，居然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提奥村。

出了村庄两三公里，我们在小店果然找到了两位村干部，当沙宝克听说我立即要走，顿时把脸沉了下来。然后，用不友好的眼光看了一眼克里斯，他把我拽到一旁，用英语和提格雷尼亚语混杂着说了一通，问我，为什么要跟克里斯走？

我说：“他是专门来接我的，我想走了，想家了。”

他看已经无法阻挡我的行程，一脸很着急的样子，嘴里喷着唾沫星子，一再叮咛我：“子，他……马萨瓦……没有中国大使馆……你……阿斯马拉……阿斯马拉……中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你放心吧，克里斯一定会把我送到中国大使馆的。”

然后，我与两位村干部分别拥抱，做了最后的告别。此时，我心里突然萌生了一股离别的伤感。我很清楚，这一走，我与他们天各一方，万里之遥，今后再难相见。

三个多月前，在我初来乍到、最无助的时候，是他们慷慨地接纳了我，给了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欢乐，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同宿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碗水，甚至，我们每天都在同一片呼噜和咬牙声中进入梦乡。

而这些，今后只能作为我永远的回忆了。

告别是短暂的，离别就在眼前。此时，望着他俩无奈又失落的眼神，我的泪水渐渐模糊了视线。

我坐在车里，随着克里斯的车离他们渐渐远去。我摇下车窗，不住地望着他们，向他们挥手，挥手，一再地挥手！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沙海中。

就在我们的车开出去了千米之后，我突然发现了远处已经很小的提奥村。我赶紧让克里斯停下车，向远处的小村做最后的告别。

“再见了提奥！再见了美丽的小渔村！”

就在车开出去几十公里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了一声：“坏了！我还答应了荷兰的女摄影师，下午带她去村民家拍照呢。”

“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你正在回家，想想下一步你将要做些什么呢？”

“哦！下一步？下一步我还是去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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