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冬妮娅

毛喻原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见冬妮娅 / 毛喻原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320–5

I. ①再… II. ①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258095号

再见冬妮娅

著 者：毛喻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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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散材毛喻原

野夫

一

人，究竟要怎样地活过平生，才算不负我材？

每每夜黑酒深之际，扪心自问，甚感困惑。纵观前史或转顾周边，总有人殷勤早慧，自来便心雄万夫，别有怀抱。一生常在奋斗中，到老荣登成功学——这就算是所谓的栋梁之材。当然更多的人，挣扎泥涂，在“伟人”的所谓使命征程中填沟塞壑，籍籍无名仿佛未曾于此世往还，这就是所谓的草芥之命罢。

栋梁易伐，草芥易焚，似乎都不是生命的最佳存在；又或者说，二者皆是强梁穹隆的牺牲。贵为卿相和贱列刍狗，终归是他人命途的沙砾，铺就的是被践踏的道路。

在此二者之间，还有第三种人生可参吗？伟大的庄子用他那特殊的诗化哲学，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树木——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就是为后世遗贤所躬奉的“散材”。

散材之木，难为器用；不伤斧斤，故而独立延年于人世间。从市井的势利眼光看，这样的人生几近失败。然而，千载以来的君子士夫，独爱散材一般自由超迈的人生，常以“散人”自居，唯求苟全于乱世。即便是如此退让低调的人生观，倘逢真正的恶世，亦难苟免于伤害。譬之当世“散宜生”——聂绀弩的命运，便可见出散亦难生的坎壈。

我辈多为散淡中人，其中散而为材者，当属吾兄毛喻原。我们神交既久，又皆从南方各自小城流落帝京，扼腕谋面于世纪初年，寻常过往十余载，知人论世，多有暗合。其人市隐蜗居，虽著作等身，却几乎无闻于俗世。一直想用拙笔绘之神形，以使后人尚知浊世犹有洁士。恰好其新著散文集将梓行，嘱余弁言于前。遂值此霾天寒夜，捉杯濡毫，以酒为墨；重读庄子，绕室徘徊作提刀夜奔状，以为吾兄养气行文……

二

四川乐山，三江汇注之地，自古文脉渊深。1955年的小毛诞于此高山厚水之间，仿佛正蕴涵了青衣江峨眉山这样一串好古雅名字的灵性。八字推来他也许一生命硬，尚未降生便已失恃——其父先他之来三月便耿耿远去。其母平凡工人一个，不得不拖着三个儿子迎向即将到来的大饥荒年份。

寡母善良慈爱，克勤克俭，遗腹子面世的毛喻原，童年并无多少饥饿的记忆，且一直是哥仨中最爱读书的少年。“文革”之际，乐山乃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他曾经在一次无知的逃荒中，初尝了差点饿杀的恐惧——也许这，成了他喜欢观察思考今世的起点。

整个初中高中，他都是学生干部。当两个哥哥都被热血裹挟积极参与“造反”之时，他却沉陷在对苏联文学的最初惊艳中。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那种老师偏爱、女生暗恋的男孩，十几岁便显得老成持重的他，果然遭逢人生最初的艳遇。一个驻军团长的女儿，他的女同学，开始发起了对他持久的追求。

在一个最清教徒主义的时代，他与这个“冬妮娅”的故事，缠绵悱恻，却又那么单纯干净。最深情的密约，也突不破那个年代特有的胆怯和坚守。酷似少年保尔的他，最终失散于误会的他们，都只是在禁锢的青春中领略了爱与美的怅然。在今天重读他的《再见冬妮娅》，我依旧还能感到某种疼惜。

三

我们这一代红色风暴中成长的男人，对世界的质疑，一般来说，多有一个起点。

老毛的家，就在古城平民聚居的寻常巷陌之中。他家斜对门的邻人，有一个远比他大的青年，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这个贫贱的手艺人，也许因为职业积习，成了那个年代极少有的自行车发烧友。他某天在闹市终于发现了一辆传说中的三枪牌单车，便亡命地偷走了。孰料这是乐山最高首长的坐骑，于是被判刑入狱。老毛中学时分，这个鹤立鸡群的盗车人刑满归来，开始了对他最初的潜移默化。

那时，牢释犯统称坏分子。这个坏分子每夜收工后，喜欢独坐街边拉京胡。因为音乐或者好奇，中学生老毛慢慢开始成了他家的常客。懵懂青涩的他，发现这个邻人像一个高深莫测的江湖奇人，身边随时聚集着一批奇形怪状且来路神秘的汉子。他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分析时事，抨击当时的各种弊政，听得他心惊胆战，却又仿佛醍醐灌顶。

他在这一批时代的流配归来者身上，发现了世道的秘密。一边是学校的五好学生进步青年，一边是街头的贱民聚会旁听者；两边的教育迥然不同，他像一个身负绝密的孩子，活在某种惊恐和不安中。

类似的际遇，朱学勤兄也曾经在他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回忆过。而我的少年，也曾有大致相似的启蒙。我从无数故事和亲历中感知，在中国底层，无论处于怎样的兵荒马乱和高压恐吓之下，都一直有某种江湖道统在秘密传承。正是这样一些不惜扛枷负锁的人，在民间社会坚守常识，揭发真相，思考着国家民族的走向。

而今，当霜鬓艰深的他，也成为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思想者之时，我在他那早已不复存在的深巷瓦砾中，似乎找到了那一起点。

四

1974年的中国，“文革”进入疲软整顿期。因为副统帅的决裂，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反思那个畸形时代的诸恶。这一年，高中毕业只能下乡落户的毛喻原，成为了乐山周边山区的一个喜欢挑粪的农民。

他的母校乐山一中，曾经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省一中。抗战时期武大内迁乐山，武大班师之后，馆藏的图书多数留给了该校。“文革”的焚书运动中，校方封存了那些“毒草”予以保护。这时，童蒙已开的老毛和他的平生兄弟莫斯等哥们儿，因为强烈的求知欲而无可求，于是开始了他们冒险的偷书计划——他们定期攀援母校那些熟悉的门窗，像翻越一个愚昧罪恶的时代一样，直接进入民国的宝藏。那些沾濡着前朝精英手泽唇香的书卷，就这样流进了山野怀梦青年的私囊。所谓涓滴之珍啊，在最荒芜的年代，像一脉骨血暗传，就这样以最乱法的方式，滋润了这些穷乡僻壤青年的腹笥和远大视野。

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当多数同代人还在背诵最高指示时，他们早已熟稔了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了。因为知识，他很快成了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小边上孤独改造的某个老“右派”，又必然地成为了他在乡村生活中唯一的朋友。仔细考察我们身边很多人的优异，皆因尘世间这样一些看似偶然甚至荒诞的际遇交往。

那个时代的毛喻原，在真正的底层社会窥见了人民。他一边习武健身，甚至伪装成了一个民兵连长，一边在心底纵情滋生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反骨。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独自策划查勘地形，准备了一个特别招展的大字横幅，密谋在某个深夜挂上乐山的最高楼房……

他把他对同姓“帝王”的质疑和愤怒，凝聚在那一个节省口粮买来的巨幅长卷里。在临近行动的前夜，他忍不住告诉了那个老“右派”的忘年之交。但是，他受到了前辈的劝阻和警告。那个为了成就他的前辈，中止了他的无谓冒险。他躲过了他的灭顶之灾，最后还惨不忍睹地看见了那个孤独男人，在一次被羞辱的爱情之后，乱刀自杀……

五

“文革”中坚持读书、思考甚至写作的少数青年，基本上成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批应试者。老毛和莫斯不约而同，甚至有些怀才不遇似的一起被西南农业大学录取。他分在茶叶之类的特产专业，其优质异禀依旧使他像高中时代一样，成了班上的异类。

但是，几乎从进校开始，老毛就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彻底失望。他在人群中横来直去，对周遭世界保持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其实，那时的大学，远比今天的大学要宽容和开放。而学生们多来自于社会各界，独立人格和思考，也远比现在的孩子们要好。有那么一年，中国曾经允许高校学生竞选人大代表，一时间多数大学掀起了竞选热潮。

老毛冷眼旁观各种弄潮儿的伺时而动，他无意躬与其盛；因为早在那时，他已经深怀制度性的绝望。鲁迅似乎说过：专制使人冷嘲。老毛内心的激愤往往也表现以冷嘲，甚至还会以一些恶作剧的方式来调戏这个荒诞的时代。于是，在西农的选举热潮中，老毛和莫斯密谋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暗中操刀，打造出一个竞选明星；展开系列像模像样的选战，借此在当年的重庆各大院校掀起民主启蒙的新浪潮。最后，在绝对可以胜出而获选人大代表的时刻，他们突然让这位同学宣布退出。

大学四年，老毛被公认为最不热爱专业的学生，整天泡在图书馆看闲书、杂书，读英文原版，开始了他自称的“思想消毒去污”过程。他自感过去所受的教育毒性太大，不下点大力气恐怕难以复见普规常识。毕业前夕，由于参加民运与窃书事件，他被发配到大凉山的一个劳改农场当狱警——辅导罪犯们种茶。

向来耿介慷慨的老毛，终于到了与既定命运彻底挥别的时刻。他在1981年就抗拒了毕业分配，放弃了那个年代大学生特有的光环，以及与之相随的国家干部身份和可以望见的现世安稳。他背负着简单行囊，在同学的惋惜和世人的诧异目光中，平静地回到他的乐山老家，开始了他终身独立的生活。

六

乐山古城的张公桥，大约是明代留下的古建。1982年的老毛，和他的哥们儿陈朴一起，在桥边搭起了一个租书店，同时兼营冰棍凉茶。两个大学生在当年做出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成了一道风景和闲话，传说于市民们的交头接耳中。

他们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出租传道，并兼以维生。他们拒绝任何武打剑侠及流行通俗文学，刻意地保持着自己的品位和个性。这样一个临水的小木屋，几乎成了当年川西的一个文化码头；那黄昏中挑起的一盏孤灯，像传说中的峨眉侠道客栈一般，迎来送往着一拨一拨心怀天下的读书人。

从知青年代开始，老毛就已经默默在书写自己的哲思。他以尼采般的诗体语言，刻画着自己对人性、社会和时代的思考。他几乎从不投稿，那些玄奥华美且艰深的文字和思想，向来也乏真正的解人。他把租书赚来的微薄余利，拿来自费印刷了自己第一本思想散文著作《永恒的孤岛》。这本书当年便在文学江湖中隐隐流传，影响了很多民间书写者的品位。

整个80年代，从开书店到参办函授大学，老毛一边给港台出版社译书，挣钱养家糊口，一边坚持着自己的民间写作。依旧自费印刷，陆续推出了思想散文《梦幻的大陆》、圣经体论著《爱情书》等代表作。80年代最后一年，是无数人改变命运的灾年。远在乐山的他，可以想象，无法置身事外地必将卷入当年的风潮。6月，他一生唯一的恩宠——寡母，也撒手尘寰了。他几乎无法面对时代和家庭的这些巨大死亡事件，一向健康的他突然倒海翻江地呕吐，差点儿也随侍慈母远行……

七

我见过当世许多身怀绝技的奇人异人，他们多在体制外蛰伏，不显山不露水，混迹于屠狗一辈草根生灵之中。但像老毛那样多才多艺且涉猎甚广的人，还是十分鲜见。他满怀激情地去自个儿翻译自费印刷一些作品，用他的话来说，“在认识上，我们必须抵达悲观主义的巅峰，在现实中仍然向着‘应然’的方向前进。”

这些年来他著述的范围极广，其研究遍及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如《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时代思想词典》、《时代思想笔记》、《精神就是精神的事》、《玩笑历史与公司中国》、《中国当代神话》、《书法的迷障》、《思想图像——对人和世界的描述》、《疾病的哲学》、《曾经与正经》、《论人生的五大关系》、《一个禁精神之欲的时代》等多达二十几种。

他翻译的作品，也多是经过他的慧眼看中的读物。比如法拉奇的系列作品《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愤怒与自豪》、《男人》、《印沙安拉》，以及《基督教精神史》、《美国大政府的兴起》、《回答莫斯科的圣经》、《英美现当代诗选》、《普拉丝诗选》、《女人与自然》、《坐九路汽车去天堂》、《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选》、《跨越5000年——改变世界的28种观念》等多种，而他参与编著和编辑的图书更多。更为有趣的是，他还坚持多年独自一人编辑并地下出版了一本同人杂志《汉箴》，完全不为名利地为这个时代的读书种子提供着一份高雅的食单。

他一个学农的人，却极富美术天才。他的彩笔画独特瑰丽，办过画展出过画册，深得圈内朋友喜爱。前几年他去大理看我，随便在古城街边瞟学了两天，就悟出了那些民间手艺人的木刻技法，立马买来工具就开始创作，为所有朋友木刻造像，个个栩栩如生形神俱佳。古人说造物嫉多才，但是老毛这样的浑厚灵秀人物，放在偌大的江湖中，反而优容自如，无伤于恶世的斧钺加身了。

八

走马观花花已老，倥偬人事又年年。

而今的老毛恍然逼近花甲，所谓岁月霜雪，确已半染苍头了。青春的愤怒渐归秋水，在他貌似敦厚的常年笑容背后，仿佛一切的烈火哀愁都波澜不惊宠辱皆忘了。

他喜欢音乐和美食，炉灶亲炙，一手回锅肉享誉江湖。更好玩儿的是，他还喜欢雀战。那年在大理，短暂淹留，他却专门去山下买来麻将和配套的麻将桌，把我和余世存团结在南村的明月院落中鏖战。

他的桩功很深，与人拉手斗腕，扎马不移步，收放之间，抖腕能将对手飞出数步。就这样一看似棱角消磨几近温润如玉的半蔫老头，偶尔金刚怒目之际，依旧锋芒毕露。

唐人钱起诗曰“散材非世用”，意思是说，这样的人物多与世相违，故而只能避居于荒野陵谷，求得个自己的快意平生。唐人诗还说：“今日散材遮不得，看看气色欲凌云。”在老毛身上，我是真正能感到这种云霄生涯的超脱高蹈之姿的。

序二
存在者的挑战

余世存

毛喻原先生是讲故事的大师，但他几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至多活在周围朋友的世界里，因此他的才能少为公众所知。他的周围来了朋友，朋友赞叹一时，又去了。来来去去，只有不多的朋友，有福见证了他二三十年来的生存和收获。

毛喻原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最早以诗人、哲人、翻译家、辞书编辑的面目呈现。他的《永恒的孤岛》至今仍是当代汉语世界里的“孤岛”，少有人登岛探险、览胜，刘小枫说那是“汉语中的散文体事件”。他翻译的《英诗金库》、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他编写的《美学词典》、《时代思想词典》等等，都堪称道。但不少人奇怪，毛喻原没得到时代社会的青睐。即使后来，毛喻原的书多已出版，他的平面设计、绘画、木刻、烹饪、酿酒、烧陶等多方面的才能显露，惠及众多朋友时，他依然不是新闻传媒界的“宠儿”，依然是出版界绕路走的硬石头。他的“不逢时”、“背时”连他在出版界谋生的女儿都清楚，老毛的书没市场！

如果我们能猜到，毛喻原几乎不曾受过时代社会的污染，我们大概能理解这一现象。确实，在我的交往阅读里，毛喻原是近几十年来不曾受外界污染的唯一的中国人。王康称赞他是一位以潜隐和埋名的方式来存在的不在之在的大师，十多年后看王康这一评语，仍极为精准。在某种意义上，毛喻原代表了这个时代极度匮乏的精神，独立、狷介、力行、思考……因此，他和时代彼此都保持了距离。他很少打量、关注时代，时代及其众生也很少有心情去打量、关注他。

毛喻原是一个极为有趣也极为平等的朋友。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对北京的饮用水久而不闻其糙，有一年被朋友带到海南，尝到了真正的天然水，回到北京他就改用超市小桶纯净水喝茶了。iPad进入大陆，毛喻原是较早的使用者，他见到我们就推荐演示，说极为方便，有利于我们工作和读书……我大概是少有的长期到他的蜗居蹭饭吃的人了，每次看到他从厨房出来，搓着手，叫我们不用等什么，“吃嘛”，我就想到那些盛名学者是否也能如他这样，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跟我们坐在一起，国事家事，把酒闲话……他的蜗居是我们朋友、慕名而寻至的年轻人常去的地方。因为只能坐下四五个人，如果超过五个，他就要犯嘀咕，来嘛，挤一挤嘛；再多，他就说，来了坐不下，下次吧。他的口才之好，能使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我的几次出书都曾请他助阵，参加跟读者的见面会，他的口才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来奇怪，我对毛喻原的认识也是不断丰富的。我最初读他的书，一度以自己忙而难以进入，后来知道只要心静，读他的书是较为容易的。我最初以为他长于抒情式说理，后来明白他既抒情，又多沉思。有一年到乐山过春节，画家梁焰的表演让我们大开眼界，其他人的新春献词不免有些失色；但随后梁焰、毛喻原等人到茶馆喝茶，毛喻原打开话匣子，摆一哈，这龙门阵摆得让我刮目相看。我心想，原来老毛是很善于讲故事的。

后来再跟毛喻原一起，我就注意起他的谈话。没错，他确实是一个讲话的高手。他的谈话并不限于头脑或心灵的单向宣泄，而是人生存在的全息表达。因此，即使三四个人的场合，他也经常因讲话而站起来，他有手势，有表情，“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词、感叹、歌咏等等，都不足与身体形态的表达相比。而身体形态是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诚、是否纯粹、是否受到污染……这也难怪高尔泰等人对《诗经》、《古诗十九首》等的推崇，因为那都是天然的。我们看当代人的身体形态，做作的、卖萌的、2B的、颟顸的、愚昧的、威福的、学究的……我们大概能理解，毛喻原之为存在者的意义。

去年有一次，跟毛喻原去一个网站做客，宾主无事聊闲天，老毛讲起他刚看到的一个故事。很快他就站起来了，从主人公十来岁就被社会碾轧，到几十年后回到家乡的曲折命运，他讲得很动情，一度自己都哽咽，我们三个听众听呆了。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催他走，我们才告辞离开。

收录在这部集子中的故事，多数是我先听到，后才看到的。也是因为听到了，才跟朋友们一起催老毛写下来。虽然文字比身体形态的表达要逊色许多，但它自有因缘。毛喻原记录了人生存在的瞬间，既有时代社会的特征，又有人性的纯粹，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心读者关注。我们能从这些故事中看到毛喻原所受到的滋养。只有看到这些故事，毛喻原那些似乎高深的、晦涩的哲学才不是孤绝的，而是有着实在的人生社会之源；看到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更加证实毛喻原并非一自了汉，他心中有着对人生来处和去处的关怀，对人性极为深刻的同情。但是，毛喻原远非古典中国人所谓“民胞物与”的士人情怀，而是别开新路。

不少人从《永恒的孤岛》、毛氏木刻绘画中感受到了一种宗教情怀，一些人甚至以为他是教徒，但毛喻原并非形式宗教，他的信仰是上帝死后的信仰。我曾经称道毛喻原是“中国的克尔凯郭尔”，但毛喻原比克尔凯郭尔更现代。毛喻原是一个当代的存在主义大师。我们知道，真正的大师跟舆论、时尚无关，跟大众、如日中天的名声无关；真正的大师是以作品、人生温暖了周围，实证了存在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毛喻原以作品和人生作品的双重努力，实践并解释了当代中国人的才能。

我们知道，个人的成长之路既是一个社会化世界化时代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个体化有往有返的往返化过程；由于外界的污染、管制、异化，我们绝大多数人往而不返，消失在时代社会之中。时代社会流行什么，这些个人就标榜什么。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接管，使得个人很难像传统那样突破世道的诱惑或桎梏，明心见性，直取无上正法，回归个人。对现代人来说，人生不得不跟时代社会纠缠。有时候，时代社会的演进未能回归个人、尊重个体，大多数人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爱上了时代社会，终其一生无知于个人和自我。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大陆中国“上帝死后”，时代社会流行着人道的、自由的精神。芸芸众生从上帝本位、革命本位、阶级本位、官本位渐次反思，退回到人道本位、传统本位、青春本位、人文本位，但“80年代的新一辈”离个人本位尚有距离，时代社会就流行起金钱本位、先富本位、成功本位、官本位……

在这个时代社会空前的“变形记”中，毛喻原是难得的例外。跟念及、体现“民胞物与”的仁人志士比，毛喻原首先救赎了自己，因此能成为周围朋友恒久的风景。介绍他的存在哲学不是本文的工作，我只想说，毛喻原是极为早熟的，他对中国人和现代人的生存极为悲观，对婚姻、爱情、事业、名利也看得极为平实，而示范了一种健康平易的存在。他不在时代社会的视野之内，但他的存在高于、大于、独立于时代社会。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在北京的名人堆里见过很多名人，包括众多学者、知识分子，她说自己最佩服的人是毛喻原，“那些人多多少少都有病！有过病或正在有病！”他们想救世救人，他们自己也是待救者。毛喻原却是自救救人者，他是活得“健康的”、“通透的”……这种当代人的存在意识需要很多篇幅才能论证的感觉和道理，在女性的直觉中被明认出来。据我所知，毛喻原虽然也在随时排遣病痛，但他确实是身心健康者，他的《疾病哲学》一书可证他在这一领域的用心和修为。

这种存在的健康、纯粹和通透性，使得他的才华和创造力无穷无尽。毛喻原在我和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像魔术师一样示现了多样的才华。就是在最近十年，他的平面设计、绘画、木刻、酿酒、烧陶等技艺横空出世，大放光彩。去年夏天他向我推荐乐山一乡镇的辣椒酱，一个月前他送我一瓶自制的辣椒酱，味道之美，难以言表。当我要他给出配方，我也照方制作时，他笑了，这哪里是照方做得出来的！我在感叹之余，不免想到，人生有别趣，非关书也，非关理也。

我说毛喻原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可能不少读者会有异议。因为较之毛喻原，中国文坛上那些闹得风生水起的作家更是或才是讲故事的大师。对比毛喻原，莫言像是传统中国说书的当代传人。莫言确实善讲故事，但我更喜欢毛喻原的故事。毛喻原没有停留在故事本位，而是还原到个人本位、存在者本位。他的故事唤回了我们关于青春、爱情、感通、时代、心灵的记忆，他的故事是中国的、现代的，既是回向、还愿，又是救赎、声援。因此，他这些纪实文字，给了读到它们的故事的主人公们不小的安慰。像《永恒的孤岛》一样，他的文字总是存在与个人的交流。不是存在的个人，未必能领会这其中的分别。

要完全理解并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是困难的。毛喻原至少证实了，这并非没有可能。多数人会与时浮沉，被拜金潮、镀金时代、成功人生、官本位绑架，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如他们自承，他们有的是趋时不落伍（毛喻原有言，原地不动是最大的进步），他们只会做官只会做成功人士（毛喻原有言，做一个人是中国国民最伟大的成就）……

现在，欣闻毛喻原《再见冬妮娅》即将出版，我写上文，以示祝贺，以向读者分享我的一些感受。

2013年1月5日

石膏像

那年，我10岁，小学四年级，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

这一年，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若以当时的情形观之，发生这样的事，对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而言，不说足以吓得他屁滚尿流、全身抽筋，至少也是冷气贯顶、虚汗开滴。当然，还远远不只这些。发生这种事，在我内心引起的，也许除了恐惧、惊吓、害怕之外，可能还有诸如侥幸、兴奋，以及由于自认犯了弥天大罪而逃脱了惩罚的那种暗自庆幸。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得足以让我终生难忘。

那年头，全国人民像着了魔一般，被一种什么东西整体性地罩住了，也可以说是一场典型的群体神经病的大爆发。当然，置于病中的人是不觉的，他们对这种病征病态毫无察觉和感受之心。因为当时的病者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更无从甄别他们所做之事的性质，所以，他们仍一如既往、心无旁骛地沉溺在那种自我酝酿、自我拟造的幸福和激情之中。他们不仅想在这种激情中表达他们纯洁、高尚、虔诚的情怀，更想通过这种狂热的激情来让他们的灵魂得到一种超凡卓绝的升华。不过，要是当时的上苍确实有知，老天真的有眼，我想它只可能有两种反应：要么血压飙升，心脏病突发，痛得遍地打滚；要么笑得前翻后仰，至少笑掉三颗门牙，绝对合不拢嘴巴。

现在说来恐怕没有人相信，那时人们崇拜的全是些像诸如毛主席画像像章、军帽、军用皮带、水壶、黄色的解放军帆布挎包，甚至军衣纽扣等之类的东西。要是谁拥有这些东西，那种得意劲儿和别人表现出来的那种羡慕劲儿真是没法说。我想，当时人们拥有一枚毛主席像章或一条军用皮带，其内心幸福和满足的程度恐怕并不在今日人们拥有一辆汽车或一栋别墅的幸福和满足程度之下。我记得，当时人们为了买到一顶军帽或一条军用皮带（按规定，一人一次只能购买军帽一顶、皮带一条），他们可以在乐山百货公司的门前排一个通宵的队，忍饥挨饿，甚至把晚上排队前的整个下午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1966年是一个充满了兴奋、激动、疯狂、期待的年份，人们仿佛被一种令人眩晕的精神致幻剂给迷醉了，心中莫名其妙地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欣喜、欢悦之情。那一年的下半年，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免费乘车、吃住，到全国各地学习革命经验，传递革命火种。作为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我，对那些有资格到外面去串联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真是既倾慕又嫉妒，对自己为什么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学生，没有赶上这么一段革命的大好时光几乎产生了一种让人捶胸顿足、唉声叹气的愤懑与绝望。

那时，我大哥每次出去串联，我都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幸福的期盼。幻想他周游各地，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时的那种浪漫情景；期盼他早日归来，能给我带回一枚（当然最好是两枚）我梦寐以求的毛主席像章。

有一次，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期盼后，大哥确实从外地回来了。如我事先预料的那样，他胸前从左到右挂满了一排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红底金边黄色的头像。我一看见那些像章，一种油然而生的兴奋感几乎让我眼花缭乱、喉头哽塞、呼吸困难、手脚无措、语无伦次，早已幸福得一塌糊涂了。

由于我在家中排行老幺，所以任随我如何恳求，大哥还是只肯送我一枚他像章中最小的，相当于现在一分钱硬币那么大，恐怕还要小些的。即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了，因为那毕竟是他亲自从世界革命的首都——北京带回来的圣物啊。

得到了这枚像章，我如获至宝，珍爱得无以复加，几乎随时随地都端端正正地把它别在我上衣的胸口上。在每次别像章时，我都会花很长时间，真可谓反反复复，一丝不苟，不能允许有一点上下高低的不当、左右不平的倾斜。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肯定是一种强迫症。但在当时，我们只可能把这类行为归之为心细、虔诚、纯朴、认真。总觉得，毛主席的像章就只能如此对待，也只能如此佩戴。

戴上毛主席像章，我突然有一种灵魂版本升了级、生命价位抬高了的感觉。那种得意劲儿、风光劲儿，自不待说，肯定喜形于色，溢于言表，随时都有一种想去表现、想去炫耀的冲动。走起路来，步履也显轻飘，富有弹性；腰板笔直，摇头晃脑，仿佛有彩虹、豪气充满了心灵的天空。

怎么不得意呢？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毛主席像章不仅是一枚徽章，而且更是一种身份的标识，是一种能够甄别红与黑、界定革与反、区别无与资的证明。戴上它，至少就能证明你是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一分子，是毛主席红色司令部麾下的一名战将；证明你根红苗正，心端血纯；证明你与他人相比自然就有了某种趣味上的高度、道德上的优先。一句话，证明你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更何况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像章在内地的乐山小城仍属稀有珍贵之物，一般还不容易得到，所以，有像章的人就更显得摆谱、牛掰。

但对于我来说，这种拥有像章得意风光的日子并不长。正当我沉溺于一种牛屁哄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情绪之中时，或者说我的像章瘾远远还没有过足、炫耀的高峰体验还没有到达之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次，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乐山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五分钱一张票的学生专场，大概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的唯一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广阔的地平线》。我像往常一样，照例把那枚像章戴在了我的胸口上，想在人堆子里，尤其是与我同年的同样是学生的人堆子里去显示、炫耀一番。

电影散场时，过道上的人很多，非常拥挤。我一直都担心我的像章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被挤掉，算是警觉性很高了，只差没有把右手严严实实地捂在左胸上。

但刚走出电影院大门，我就发现悲剧发生了，胸口上的像章早已不翼而飞。一发现像章不在了，就仿佛我的魂儿也给弄丢了似的。就好像那掉的不是像章，而是我的魂魄。全身发紧，一阵心慌似的战栗骤然而至，恰如天塌了一般。当时那种伤心、绝望之情，让我真想号啕大哭一场。事实上，眼泪已经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打转了。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刚才还好好别在胸前的像章，一转眼工夫就不见了呢？我感到既愤怒，又沮丧，更困惑。

后来，仔细想了想，把出电影院这段时间的所有过程好好回忆了一遍。终于想起来了，像章多半就是在我出电影院时离门口大约5米远的地方丢的，因为当时人很多，退场秩序极为混乱，有一个男生蹿到我面前挤了一下。尽管当时我也很警觉，但根本不谙这家伙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我心爱的像章取走。看来，唯一的嫌疑犯肯定是他，而且用的还是背面倒勾的作案手法。真是绝了。

愤怒归愤怒，绝望归绝望，只是在愤怒与绝望之余，我这个刚满10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第一次，也是铭心刻骨地一次了解了乐山盗贼非凡的行窃技艺。也是我第一次自然意识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巨大潜能原来在为非作歹、偷鸡摸狗方面尚有绝佳的表现。

那年月，人们除了崇拜像章、军帽、皮带、红宝书之外，还崇拜一样东西，那就是圆形的毛主席浅浮雕石膏像。此像大小直径约30厘米（12英寸），有点类似于今日人们常见的那种装饰瓷盘。由于这种石膏像很少见，又不知道它产于何地，来于何处（反正就我所知，乐山肯定没有一个石膏厂），这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就更有理由成为人们的心慕之物、梦寐以求之物。

我也不例外。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想石膏像真是想疯了，巴不得就拥有这么一块，连做梦都在想。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梦还真的在不久后实现了。但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好景不长，这梦刚一实现，又复而丢失，甚至极富戏剧性地令人绝望地破灭。

读小学时，我爱去我姨妈家玩。姨妈家住离乐山40公里处的高桥镇，高桥镇当时隶属峨眉县（今已改为峨眉山市）。在峨眉去龙池的路上，离报国寺5公里，可以说就在峨眉山东南侧的山脚下。在那儿，可以看见峨眉山金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

那地方夏天比乐山凉快，冬天比乐山寒冷，并且有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边流过。河两岸风景优美，河中耸立着许多形状各异的巨大怪石，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当然，吸引我经常到高桥去的，恐怕还有另一个当时不便告人的原因。那就是姨妈家有一个与我同龄的表妹，名叫杨俊。杨俊长得非常漂亮，皮肤白皙，瓜子脸，扎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前额上常垂一撮美丽的刘海。尤其是她身上穿的那件绿方格白底子的翻领衬衫，在我当时看来就可能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裳了。

表妹性格开朗，天性活泼，说起话来干净利落，痛痛快快，而且声音悦耳。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她身上竟然有一种在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中（更不要说同龄的少女中）所没有的幽默。她说话好听，而且好玩，几乎与我无话不说，所以，我们在一起往往越说越爱说，越说越起劲儿。

她把我看作是大城市里来的人，在她眼里乐山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也许她从小到大就没有到过乐山，不知道乐山究竟有多大，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能够得到理解的误解。听她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打心里面感到高兴，因为自认属于小城市还略为有些遗憾的我，竟然被当成大城市的人，心中难免会滋生几分得意和欣喜。

1966年，我又去了高桥。俗话说，6月生的娃儿不消打。我是6月份生的。据别人说，6月份生的娃儿好动，天上都是脚板印，如果够得着，可能连天上的月儿都会夺下来耍一把，玩一转。

到高桥后，除了开饭时间回姨妈家吃饭，我几乎整天都在外面乱跑。邀约几个当地的同龄伙伴山野、河谷、坡地瞎转悠。一会儿逮花猫儿（捉迷藏），打泥巴仗；一会儿掰贝壳，扯官司草。反正一天到晚，不弄成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灰不拉几，誓不罢休。

一天，我跑到高桥附近去玩（依稀记得那地方离去龙池的公路不远，从高桥镇到那里步行大约需要一二十分钟）。

我突然有个惊喜的发现：在一个不显眼的破旧的工棚式房子里（记得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牛毛毡墙面、石棉瓦屋顶房，实际上是个简易石膏厂的车间），有许多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毛主席石膏像（它们被平放在一排排用竹竿扎成的架子上），正是那种我一直想要但根本无望得到的梦寐以求之物——圆形的毛主席浅浮雕石膏像。浮雕的图案就是那幅非常著名的侧身像，有点像蓝色百元人民币大钞（第四套人民币）上那尊排在最前面的毛主席侧面头像。此石膏像在当时普遍被人视为圣物，因为它比一般毛主席金属像章要大好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并且很少见到，拥有的人更是非常稀少。要是谁拥有它，我甚至相信人们私下里也许会下意识地认为，那拥有者不说比毛主席更光荣、更伟大，也至少和毛主席差不多一样光荣、伟大。

真没有想到那样神圣的宝物竟然在这样偏僻、这样简陋的地方被发现，简直令我吃惊，根本不敢相信，但眼见为实，它们真真确确就在那儿，就在我面前，太神了。我一时半刻真的给弄糊涂了，那兴奋劲儿，那激动态，那幸福得来想哭想叫的架势，毫不夸张地说，并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自从我见到毛主席石膏像以后，心就再也不能平静。一种幸福的冲击波时刻都在撞击着我，让我晕晕乎乎，恍恍惚惚，无法自持，甚至有点失态。

从此，我就整天想它，念它，琢磨着怎么才能得到它，拥有它，昔日遥远的梦想今天却近在咫尺，我如此梦想的东西突然间便唾手可得，那应该是一种天赐，要是失之交臂，无法得到，我肯定不会死心，并且将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至少在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怎么办？要想得到它，我想多半只能花钱买。但当时我身无分文，即使有点散碎的零花钱，也未必能买得起。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想那么多了。对我来说，最要紧的事应该是尽快把购买石膏像的相关事宜弄清楚。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又一人跑到了那间牛毛毡房。向那儿的工人打听：石膏像能不能买？买一块需要多少钱？他们告诉我，能买，每块石膏像的出厂价是两元钱。两元钱，也许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让人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可以被忽略的概念，但在当时，这个价格对一个一般的小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足以把他吓晕的天文数字，是一笔他怎么攒也攒不来的巨款。

自从发现毛主席石膏像以后，我就再无玩耍之心了，甚至有时还变得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感觉非常复杂，一方面幸福、激动、高兴，因为它就在高桥，我自认这是我的一个“地理大发现”；另一方面我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那笔钱，并最终让我能够拥有一个石膏像。这几乎成了一件在我整个青少年时期最让我兴奋，同时又最让我头痛的事。

整个假期就在这种既激动又焦愁的情绪中刷刷地过去了，回乐山的日子在一天天逼近。离回家的日子越近，我的心情越激动，也越焦愁，因为眼看就要离开高桥，可那珍贵的宝物仍然没有到手，没有着落。怎不让我心急火燎，如坐针毡，蚂蚁热锅？

临到走的前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鼓足勇气向奶奶（我姨夫的母亲，我也跟着表妹叫奶奶）开了口，小声、胆怯，心里诚惶诚恐地对她说，我想要两元钱。开口向奶奶要钱时，我实在很不好意思，因为在姨妈家住了那么久，已经让他们花费不少，怎么还能伸手向他们要钱呢？确实有违常理啊。但我太想得到毛主席石膏像了，所以就豁出去了。即使不成，我也要孤注一掷。

之所以向奶奶要，而没有向姨妈、姨夫要，我是经过了一番理性的思量的，我觉得奶奶更喜欢我，因为她经常把我独自一人带到高桥附近的青龙场，并且每次都没有叫上我的表妹和表弟。去青龙，那叫赶场。在场上，她每次都会主动买叶儿粑、黄糕馍馍给我吃。青龙场上这些纯乡土风味的新鲜粑馍那个香哟，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实际上，我对峨眉一带的人会整饮食的印象就是从青龙场的叶儿粑、黄糕馍馍开始建立起来的。

真没想到事情会那么顺利，我一开口，奶奶只简单问了一句：“你要钱干什么？”我说了它的用途。随即，她就从怀里掏出了那个用一张大手帕包扎而成的“钱包”（我还记得那手帕是淡黄色的，上面还有深蓝色的方格花纹），从里面抽了一张两元的纸币给我。

一接到钱，我那股高兴劲儿真是没法说，只差点儿没有感觉到云在歌，水在唱，天旋地转的。几乎就没有片刻停留，我像一股旋风般直奔石膏厂而去。

一口气跑到了石膏厂，气喘吁吁，大汗淋淋，满脸涨得通红。由于激动和兴奋，我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说了半天，人们才弄明白了我的来意：想买一个毛主席石膏像。

但他们的回答几乎让我全身瘫软，如遭雷击一般，浑身都麻了。他们说：“今天不能卖。”我问：“为什么？”一时间，急得差点儿就要哭出声来。

工人们耐心地向我做了解释，因为石膏像上午刚从模子里取出来，还没有干透。更何况工序还没有完成，还需镀金粉，或上白漆。这种半成品一般是不准出厂的。这样出了厂，多半也会被弄碎。

我对他们说：“没事，我就要你们这儿的一个半成品。”并且向他们保证：“我会小心看管，倍加爱护，绝不会把它弄碎。”但他们仍是说：“不行！”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几乎感到绝望。

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死心，无比虔诚地和他们磨嘴皮子。同时，用一种近乎哭诉的口气向他们哀求。我说我是乐山来的，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了，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到高桥来了（这一点显然没有说实话）。我说我太想有一个毛主席石膏像了，连做梦都在想。我叫他们网开一面，发发无产阶级的大善心，一定要满足我这个革命红小将的美好心愿。

好说歹说，死赖活缠，硬做出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离开的样子。也许他们觉得这娃儿太死心眼儿了，也许觉得这家伙固执得有几分可爱，反正最后，他们终于答应卖给我一个石膏像。就是刚从模子里取出来没有干透，也没有上色、上粉，被他们称为半成品的那种。照理说，这种石膏像即使没有上色也应该是白色或乳白色的，但由于没有干，所以它实际呈现出来的颜色是灰色或深灰色的，并且握在手里给人一种湿乎乎的感觉。

即便这样，我也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最漂亮、最好看的石膏像。它让我激动不已，幸福得发狂。

我记不得我是怎样把石膏像捧回姨妈家的，但记得在回姨妈家的路上，那些电线杆让我感觉在颤抖，电线让我感觉在波动，大地让我感觉在旋转。一切都晕菜了，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就好像手中捧着的不是石膏像，而是一生的希望、荣耀的源泉、幸福的保障似的。

当天晚上，我对石膏像进行了精心的包装。小心翼翼地把它用报纸里里外外地裹了三层，外面用结实的麻绳来回捆了好几道。然后把我那个用来装书籍、文具的黄色军用帆布书包腾空，把这些东西放在了一个临时找来的口袋里。这样，黄色的帆布书包就成了我装毛主席石膏像的专用包。

那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未睡。一想到宝物在身，回乐山后可以尽情展示、炫耀一番，并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我就兴奋不已，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就爬了起来，盥洗、收拾、吃早餐，准备上路。

这次，大人们决定，由奶奶送我回乐山。当时没有直接从高桥到乐山的车。我记得先要到高桥的路口等从龙池开往峨眉的过路车，搭过路车到峨眉后，再转乘从峨眉汽车站到乐山的班车。

早饭后，我和奶奶一起拎着行李来到了路口。记得等了很久很久才来了一辆从龙池开来的车。挤上车后，居然还找到了座位。我把装书的袋子安顿在旁边，特意把那个装有石膏像的军用帆布包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缓缓坐在汽车的软椅上，正襟危坐，两手死死地护住帆布包。

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我早已归心似箭。

从高桥到峨眉大约有20华里路程，那时还没有水泥柏油路，大概是面上铺了炭灰的那种土路。一路上颇为颠簸，很不好走。尽管如此，我仍是死死护住挎包，将包底搁在大腿上，包身紧贴着肚子，尽量使它保持平稳，不让它有半点闪失。

汽车要到峨眉站时猛颠了一下，我觉得包里的东西在滑动，手感传给我的信息非常不妙，因为那分明是几块硬东西相互碰撞时才会有的感觉。一种不祥的预感骤然而至，难道？我根本不敢往下想……

顷刻，我大气都不敢出，用颤巍巍的手轻轻把帆布包翻开。一打开，我就觉得情况不对劲：原来撑得笔直的报纸现在出现了曲折，那就意味着，原来属于整体的东西现在被分解了，原来笔直的东西现在由于被分解才呈现出了一种不规则的弧度。我把报纸打开，天啊！我被我看到的景象吓蒙了，毛主席石膏像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碎成了几块，那情景惨不忍睹。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脑袋一片空白，仿佛突然之间被人置入了一种超低温状态——零下720℃。我的妈呀，这怎么了得？

出了这样的事，我既感到气愤、自责（为什么这样倒霉的事要摊到我？为什么我不能小心再小心地把毛主席像保护好），又感到恐惧。当然，明显是恐惧压倒了气愤，急得我想哭而又不敢哭。在恐惧的同时，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这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觉之间，车已进站。终点到了，所有人都要在这里下车。

当我下车时，奶奶看见我神色不对，脸上淌着汗，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故作正经，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没事，就是肚子有点痛。”实际上心里紧张得一塌糊涂，吓得一塌糊涂。

不管三七二十一，事已至此，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有当机立断，尽快把这件棘手的事给了了，并且越快越好，因为我不想把弄碎了的石膏像带到乐山，况且即使带到了乐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反正，我知道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把毛主席像弄烂了，那就是罪过，并且是天大的罪过；只要那几块缺缺牙牙的石膏还在我的包里，那就是犯罪的证据，并且是确凿无疑的铁证。我知道，损坏毛主席像是要被惩办的，重则死刑，轻则关押。

我担心我的罪证随时都有可能被暴露，我的掩饰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我感觉有一万只群众雪亮的眼睛在死死地盯着我，我感觉我的死期将至，在劫难逃。

我不能老是把弄烂了的石膏像带在身上，在我看来，这情形恰如一个刚杀了人的犯人穿着血衣在大街上到处乱跑，或拖着被杀者的尸体在大庭广众之下穿梭，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

尽管我当时心急如焚，火急火燎，但机智的小脑袋并没有忘记加快它冷静的运转。快，快想办法啊，因为时间紧迫，给我行动的机会并不多。

突然，我灵机一动，眼睛一亮，觉得有了，我有救了，因为就在一刹那我想到了公厕，具体地说是想到了峨眉汽车站的公共厕所。我想把罪证消灭在厕所里。

趁奶奶去窗口买车票的当儿，我趁机溜进了停车场左边角落里的厕所（那包仍挂在我的胸前），想去火力侦察一番。

侦察的结果，我发现，里面“生意”火爆，地方小，人多。除了靠门的一个便槽，大概只有四五个蹲位，显得十分拥挤，所有的蹲位早已客满。并且我还发现，每个蹲位不是全封闭的，只是在每个蹲位之间竖起了一道象征性的高度绝不会超过50厘米的隔断。也就是说，这厕所没有给人们营造出任何私密性的个人空间，而仍旧是一个一览便可无遗的公共场所。显然，这样的地方不便“作案”。

进去后，我又迅速退了出来。当然不敢走远，只是逗留在门口，装着在等候排队，实际上是在伺机而动，一有人出来，就冲进去占位，好实施毁灭罪证的行动。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人出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去抢占一个位子蹲了下来。佯装大便，实际上是在等待没有人时下手的时机。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人总是进进出出，好像是在参加一场永不会散伙的流水席。我心头发慌，既担心扔毛主席像时被人发现，又担心去乐山的车子马上就要发车，还担心奶奶一时找不到我，把她老人家吓出病来。

终于机会来了，一阵喧哗之后，厕所终于归于平静。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时迟，那时快，手伸进包里把那包破损了的东西拉将出来，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扔进了茅坑里。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小学生来说，这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它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保证让所有的浮雕碎片全部掉入下面的大坑，而不得有任何东西残留在蹲位下的斜槽内。

动作完毕，我扎起裤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走了出来。尽管紧张、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竟然还装模作样地哼起了小调。那实际上是一种极度心虚情况下的背反性表现，用杜撰的歌来给自己壮胆。

走出厕所，我看见奶奶正在停车场里急得团团转，显然在到处找我，脸都变了形。到乐山的那趟班车人都上齐了，大概就在等我这个一时失踪的乘客。

奶奶一看见我，便用训斥的口气问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四处找你。”我说：“拉……拉肚子。”

随后，我们上了那趟班车。车子缓缓开出了峨眉县城，向乐峨公路驶去。

在车上，我的心一直都“乒乒乓乓”跳个不停，同时又不断地祈祷：愿汽车开得快些，再快些，远离峨眉，远离厕所，远离那个犯罪之地。

回到乐山，整整一两年的时间，我都被笼罩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害怕公安机关破案，害怕我的罪行败露。当然，偶尔也流露出一种侥幸而轻松，甚至轻松而欣喜的得意之情，因为从此我的生命中便有了一个秘密，有种犯了大罪而没有受到惩罚的那种独自享受的解脱的快感。

小阁楼

从出生到读初中三年级，我都住在乐山张公桥附近。张公桥在乐山很有名，是一座非常漂亮、非常古老的建筑。它建于明代，据说是当时一位姓张的富商出资修建的，人们为了纪念他，所以取名张公桥。

因为是我读小学时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张公桥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它是一座三洞石拱桥，中间有两个做成“鱼嘴”形的桥墩，造型非常别致，桥墩下面围了一圈台阶。整个桥的下面（河水流过的地方）铺了一层青石板，石板上常年长满一层软绒绒、绿茵茵的青苔。

当开春的河水涨至离石台阶台面只有两三厘米高时，我们每天放学后都会跑到桥洞下去涉水。夏天时，台阶自然就成了最理想的用于乘凉坐的“石凳”。可以想见，儿时的我们，每天放学后，坐在“石凳”上，把赤脚插在“痉人的水”[1]中，河水清澈见底，桥洞中微风习习，小脚板不时踩在软绒绒的青苔上，自由行走，随意戏水，任性欢闹，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回味无穷的场景啊！

张公桥的上方（紧靠张公桥）是一片被称为“雪地”的田野。“雪地”二字非常好听。实际上它的面积并不大，但在我们看来，它却非常广阔。再加上它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那是一个充满了美丽与神秘的地方。它的确非常美丽，非常神秘，它的土质黝黑、肥沃。五月，它是小麦；七月，它是稻谷；十月，它是篝火；冬天是青纱般的薄雾把它神秘地缭绕。那是我们童年捉迷藏、追蜻蜓、抓蝴蝶、撮鱼虾的地方，所以，我们熟悉它的泥土味，知道它的青草香。

今天，“雪地”早已不见了，昔日的“雪地”被那些乐山人变成了中心站、联运站，变成了五金门市、家装市场，变成了“云顶”歌舞厅、休闲娱乐城、洗脚中心。更惨的是张公桥。一座几百年的古桥，不知有多少代乐山人与它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按理说，我们把它作为宝贵的遗产来珍视，作为古老的文物来保护都还来不及呢；但那些乐山人偏不，硬是把它废了。他们不仅拆了高北门的明代城墙（当时看得老子心头滴血），而且还把张公桥的石栏杆打了，用水泥把桥身、桥墩糊了，使一座古雅的散发着浓郁历史气息的殷红色石拱桥变成了一堆不堪入目的灰扑扑的现代水泥墩子。（想起来了，我几岁时的张公桥，它的桥头还有四个“桥头堡”。实际上是用石头砌成的四个小亭子，立在桥两边栏杆的当头，大约有两米高，一米见方，有点类似于神龛，里面还供有神像，常燃着香火。）你说，拆城墙、糊水泥时在任的那些市长、市建委主任该不该拘留、关禁闭？照我说，至少应该劳教一年半才对。

顺便说一句，要是乐山的古城墙不拆，不被破坏，能够保留其原始风貌、古旧本色的话，说句老实话，那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又算得了什么。平遥城墙是泥巴垒的，乐山城墙是条石砌的，其规模、其壮观哪里是平遥可比乎！乐山城墙被毁真是太可惜，太可恨，太可憎了。不要说在四川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城墙，就是在全中国你也休想再发现与之类似的建筑。妈哟，你说那些“社制人”、那些“饭店子”乐山佬是不是造罪？作孽？滋恶？

1971年我读初三的时候，由于阮阿姨（名叫阮素芬）的关系，我们家分了一套新的公房。阮阿姨是我们家的邻居，当时在街里的房管所工作，可能在分配房屋方面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所以，我们才托她的福分了一套新居。以前住的房子太小，我们一家四人（母亲、我和两个哥哥）住在里面非常拥挤。新分的房要宽敞得多（两个方正的寝室，外带一个厨房），位置在米市巷133号，就在现在乐山职业高中的旁边，离关帝庙大约一两百米。

那是一幢二层楼的以石灰水泥夯墙的楼房，共住了24户人家，上下各12户。我们住在二楼朝东的当头，正对关帝庙的方向。在当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也算真够“洋盘”，真够牛掰。

搬到那儿只读了半年初三，我就意外地升入了高中。说意外，是说就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是不大可能升高中的，因为当时升高中的名额特别少，尤其是男生。就拿我们班来说，男生的升学率可能只有13%。当时我们班30名男生，升高中的只有四名。除我之外，其他三名分别是：黄小潮（这家伙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满法定17岁而获准上高中的人），方明全（外号方娃儿，这小子是驻乐山一中工宣队队长的儿子）和廖元义（外号僵疤，可能因额头上有块伤疤而得名。此哥们儿是学校教工子弟，其父是一中的物理老师）。从这几人的情况（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看，的确当时上高中非常困难，相比而言，我什么也不是，所以说，能升高中真可谓意外，也算幸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两个特别优秀的男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汤一凡和唐旭当时都没有升上高中。不过，他们在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双双直接考进了大学。前者目前是乐山市环保局局长，后者目前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院长。

进入高中后，我觉得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尽管住进了新房，但还是不愿意和我的两个哥哥住在一起（新房是两间房，我母亲单独住一间，我们三弟兄合住一间）。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感觉如何，反正，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别扭，浑身极不自在。我想单独拥有一个房间，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之所以有这一强烈愿望，我想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三人合住的环境；二是受到高尔基《我的大学》和巴尔扎克《驴皮记》的影响（因为这两本书里都有关于主人公小房间、小阁楼的精彩描写）。巴尔扎克描写拉法埃尔在他的小阁楼读哲学的那一段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不仅想拥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而且还想拥有一个可以同时用作书房的私人空间。

这种愿望在我家搬到米市巷的时候就开始萌发了，只是进入高中后，它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朝思暮想、思想中频频闪现的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成了我意识中的一个情结、灵魂中的一种颙望。但仅凭当时乐山的环境、我们家的条件和我自身的情况，怎么可能去拥有这么一个房间呢？那不类似于痴人说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焦大想娶林黛玉么？的确，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个梦想，甚至仅仅是个幻想，可望而不可即。就当时的条件而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年仅17岁的高一学生，要想拥有一个独立的小阁楼，其难度恐怕不在今天的工薪阶层想拥有一套自己的豪华别墅之下。

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遍及眼目的人贫物乏，连日常必需品都要按票证计划供应（如：白糖每人每月250克，菜油半斤，猪肉500克，香烟两包），人们即使渴望出卖自己的体力也找不到廉价兜售的市场，哪怕是打个只需支付臂力、腿力的临工也要通过千关系、万关系，三年不遇，五载难逢。在如此物贫、匮乏的年代，想拥有一个小阁楼，对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来说，谈何容易。

尽管难，甚至近乎不可能，但我对单独房间、小阁楼的梦想仍是耿耿于怀，愈演愈烈，时进日甚。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睡觉（严格说来，不能叫天花板，那时的屋顶不存在吊顶一说，所谓天花板只不过是用605厂的牛皮绝缘纸直接贴在瓦格子上而形成的一个平整斜面），突发奇想，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我们家住的二楼地面（实际上是用水泥、石灰、沙子砌成的三合一楼面）离屋顶的距离特别大，大约有四五米。看着，看着，我就在琢磨：能不能在我母亲那间屋的上面隔出一层小阁楼出来？我仔细打量，反复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在那儿再搭个小楼（所谓楼上楼，楼中楼），从技术上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一下子为我这个伟大的发现欣喜若狂，情绪激昂，明显有股子飘飘然、昏昏然，只差点儿没有从床上跳蹦起来手舞足蹈，放声歌唱，就好像那梦中的小阁楼已经完工了似的。

接着，我就开始构思蓝图，琢磨这小阁楼怎么个搭法，比如：面积建多大？栏杆整成什么样式？楼梯开在哪里？怎么个开法？大致需要些什么家具、摆设？并且还考虑到了，一定要在东墙开个小窗（姑且当作“天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不带天窗的阁楼还不是真正的阁楼，只能算是阁楼的“残疾”类型，只有加上天窗，阁楼才臻完美。因为太喜欢阁楼，所以对阁楼的创意和构思就特别投入，特别倾情，结果，乒乒乓乓，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工夫，一整套关于小楼的施工方案就在脑子里酝酿成型了。

当我头脑发热劲儿过去，冷静下来一想，不对，对于小阁楼工程来说，创意又算什么？还有更难办、更棘手的事情在后头呢。仅仅有想法，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而真正的问题还没有涉及皮毛。比如法规手续问题，资金问题，备料、施工方面的问题通通被我丢在了一边。一想到这些就难免有些泄气，因为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并且有些事情明摆着超出了我的能力。至于法规手续问题还好说，大不了我不给有关部门打招呼，自己悄悄搭，所谓先斩后奏，管它的，先弄成个既成事实。到时候，即使有关方面知道了，也不好说什么，最多补办点手续，缴点罚金之类。（因为房子是公房，按理说，私搭小楼肯定是不被允许的，房管所多半也不会同意。）但资金财政方面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虽然高中生一个，也不懂什么土木工程预算，但根据常识我也知道，要搭建一个这样规模的小楼（尽管只有10平方米左右），至少也得花上100多元吧。100多元，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得有点吓人。那相当于当时一般工薪阶层三个月的工资。就我们家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如何都是拿不出这笔钱的。即使有钱，也未必能得到大人的同意。对我一个刚读高一的学生来说，那就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去哪里买木料的问题。要知道，当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木料是政府垄断，需要内控、特批，自由市场是令行禁止的。

也就是说，尽管我野心勃勃，构思精妙，但根据当时的条件，小阁楼只是一个设想，甚至是一个幻想，一个梦。

但这梦在我心中又梦得太厉害了一点，几乎时刻不息，须臾不停，整个人整天都在围着它打转，对憧憬中的小阁楼的渴望可以说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一种心病。

我相信，世界上的好多事情都事在人为，我们心中的梦，如果梦到了家，梦到了极致，那这梦就多半会有实现的那一天，或至少可以无限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梦的无限接近就可以认同于梦的实现。

小阁楼成了我的心病，看来一日不建，长期拖着，这病就难以消除。于是，我几乎整天都在想：怎么办？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们班黄小宁的母亲不是在物资局专门负责木材特批吗？能否通过这层关系买到官价的木材呢？我是黄小宁家的常客，他母亲对我也熟悉。接下来，我把这一想法对黄小宁讲了，叫他回去问一下他妈，这事有没有可能。答复是，可以，但量不能太大，而且要提前打招呼。显然，这两点对我都不是问题，因为拟建的小楼面积不大，我想大约一方木材就足够。

既然木材的问题有着落，现在唯一剩下来的就是钱的问题。那么，钱从何而来？首先，抢银行的可能性要排除（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其次，去跟别人借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不好意思，另一方面确实无人可借），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去挣。看来，只有这条路可走。由于我是学生，所谓挣，也就只能通过打临工的方式。但即使打临工，也并非一件易事。当时打临工非常艰难（不是活路本身艰难，而是找临工艰难，机会太少），我记得当时街上的“待业青年”多得完全可以用起坨坨、扭串串来形容，即使他们想要找个临工干，也要层层报批，通过很多程序，比如首先要居委会推荐，然后街道要政审，最后用工单位还要考核，可以说手续烦琐，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校生根本就没有做临工的资格，还不要说其他条件，比如年龄、体力方面的要求。但话又说回来，事在人为嘛，万事总有特例，有意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打临工的追求。为了梦中的小阁楼，我会竭尽全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你说世界上的事情怪不怪？有时候你很想但又觉得很难办的事，就有那么巧，说不定“哐当”一声，你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它就会突然掉到你面前。正当我想打临工想得发疯时，机会来了。1972年暑假，我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临工：在乐山气象台挖土石方，抬石头。这份工作是通过我们班白刚毅（通常我们把他最后一个字去掉，直接叫他“白刚”）的父亲找到的。负责这块工地施工的是他父亲的朋友，姓田，我们叫他田施工。田施工个头很矮，武大郎身材，四方脸，肤色黝黑，满脸的麻子，尽管大热天，头上仍戴顶鸭舌帽，我记得是呢子的质地，深蓝色的那种。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个头小，但身体显得很壮实，看上去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至今我对他的印象都很深。

那时的施工可了不得，听起来和今天的董事长、总经理差不多，甚至还要牛掰。施工权力很大，既要管工程质量，又要管工程招工。我记得我们是通过田施工的关系直接去气象台做临工的，绕过了街道、居委会，也免去了推荐、政审、考核之类烦琐的程序。能够直接去气象台工作，我们觉得田施工很转，本事大极了，心头很是佩服，甚至觉得他是个伟人，尽管个头很矮。

我们的工作是挖土石方，然后把打出来的石块、土渣搬到100米远的山坡上倒掉。挖土石的地方原来是个小山包，气象台准备在这儿建所新房子，所以要把这山包弄掉，把地基平整出来。我们一共四人干这活儿，除我和白刚外，还有两名女子，她们是气象台马台长的大小千金（马台长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能是“三八式”的南下干部）。姐姐叫马林，妹妹叫马丽。姐姐比妹妹高一些，瓜子脸，人也显得黑一点，瘦一点，梳的是披肩发；妹妹圆脸，白净，眼睛很大，嘴唇左上方长有一颗美人痣，扎两根又黑又粗齐腰的辫子，人看上去羞羞涩涩的，不爱说话，一说话脸就红。

她们两姐妹能加入我们的队伍，肯定是由于马台长的关系，是她们爸和田施工沟通的结果，当然也是我们能去那儿工作的一个条件。挖土石方是一个重体力活儿，就是成年人干起来也未必吃得消，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有些超负荷硬撑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照理说，如此超强度的体力活儿，无论如何都不适合我们去干，但不知当时是怎么搞的，东拉西扯，稀里糊涂就硬让我们干上了，即使今天想起来，都是怪事一桩。

工作是计件性质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包（那年头，这种工作方式还不多见）。我记不得那座小山包的体积具体有多少立方，反正，我们四个人用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弄完。白刚和我住得不远，他住营门口，我住米市巷。气象台在老霄顶附近的山上，从我们家到气象台却非常远，要过张公桥，爬新村坡。爬过新村长坡后，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黄家山脚下。黄家山到气象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记得要爬许多坡，过很多坎儿，几乎是“翻山越岭”才能到气象台。我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后才能回家。工作量名义上是派给我们四个人的，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我和白刚的身上，因为工作的强度太大（开土石方，主要是石方，抬石头），两个小女子根本用不上力，即使能用上力，也不忍心让她们掺和。所以，开石方、抬石头的差事我和白刚就包了。她们主要帮我们做些打杂、辅助性的工作，比如挖土、装筐、套绳、端茶、送水之类。另外，帮我们热饭。我们的午饭是从家里自己带去的，每天中午，马林、马丽就负责把它们拿到家里帮我们弄热。有好几次，她们的母亲也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吃饭，那应该是她们家中午做有好菜的时候。马林的母亲好像当时没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剪一头短发，脸红扑扑的，眼睛里满是热情与善意。

打石头、抬石头的活儿无比繁重，可以说是一种极限式的体力劳动。连续一个多月，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你可想象这种劳动的严重后果，不筋疲力尽，肉跳嘴歪，脸体变形才怪呢。说起来人们也许不大相信，当时白刚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来说，对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可以说充满了一种心慕和渴求。当然，其中自然有要挣钱来搭小阁楼这一主要动机，除此之外，我确实有一种近乎受虐式的热望与冲动，想通过极端的方式，从意志和体魄两方面来锻炼自己，主动接受极限条件的考验。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说出来，你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谭。我当时的判断是：近几年内中国可能会出现大乱，新的革命、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说不定我辈的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重上什么山，经历打游击、二次长征、南征北战之类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从当时起就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甚至自己去创造机会来磨炼自己。我自然也把在气象台打石头的经历当成了这种磨炼的内容之一。以后还干过类似的磨炼，比如暴晒三天、高温煎熬、腊月冬游、徒步长走、饥饿训练之类。所以，在气象台干打石头的差事，尽管很累，但累中也有乐，甚至有兴奋与幸福，因为这是一举两得、三得，甚至多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干这活儿，我们不知肩上磨破过多少次皮，手上打起过多少次茧。我记得我们前后总共抬断了三根木杠，挑破了七八只箩筐，整断了好几根粗麻绳。还好，抬石头走的是下行路，从工地到扔石头的地方是一段大约百米远的缓坡，这样抬起来自然要轻松许多。即使如此，每天来回不计其数地抬下来，人肯定也会遭不住。今天想起来也觉得好玩，为了缓解抬石头的劳累，我和白刚专门发明了一套劳动号子。这号子不是一般喊的“嘿哟，嘿哟”，而是我们心念口谗的佳肴菜谱：“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每当马林两姐妹把筐给我们装好，我们把杠子往绳子中一穿，抬起身来迈开步子，我和白刚就会随着步子的节奏，条件反射式地喊起：“肉丝！肉片！鸡丁！猪肝！红烧肉！回锅肉！”号子嘹亮，在山谷间起伏回荡，余音延绵不绝。我记得每次我们喊“猪肝、肉片”时都会把那两姐妹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蹲在地上站不起来。她们越是笑，我们越起劲。就这样，繁重的工作，就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巧妙利用中顺利地挺过去了。

一个多月过去，我们终于等到了“红旗插到总统府”的那一天。当气象台的会计通知我们到财会室去领钱时（我记得，财会室在办公室的一楼，很大，空荡荡的，像一间教室），我们四个人齐刷刷地坐在一位中年女会计的面前，脸面红彤彤，眼睛亮闪闪，说什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那种幸福。结算的金额总共是：314.4元。钱是由我签名总领的，然后二一添作五，四人平分，一人分得78.6元。尽管这不是按劳分配，但我和白刚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挣得的最大一笔钱。钱揣在包里面，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在得知有临工干的那一天，我就向黄小宁提前打了招呼，叫他跟他妈讲买木材的事。国庆一过，他就叫我去新村的物资局找他妈，花了37元钱买了一方木材（当时的官价木材是37元一方）。我记得我是借了辆板车与白刚一起去拉的。那一方木材全是些2米长、15厘米见方的木头。之后，我一个人把它们拉到了“雪地”头的一个改木场，几乎全部改成了木板（楼板）。记得那时乐山的改木场还不多，每个改木场的生意很火，我是等了两三天才取回货来。

铺阁楼的楼板算是有了，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搭楼用的梁怎么解决呢？因为所买的一方木材不可能用于横梁，用了，楼板显然就不够了。我只好另想他法。

结果，天助我也。正当我犯愁的时候，偶然又有一个新发现：发现我家附近的关帝庙市场，星期天会有一些农民在那儿卖杉树条，不过，不经常，要碰。因为当时农民私自卖这种东西是非法的，他们只能偷偷地冒着被罚、被缴的危险拿到市场上来迅速脱手。于是，我每个星期天都去那儿守候、逗留，大睁着眼睛寻觅符合我尺寸要求的杉树条。经过了几个星期，好不容易才把我需要的五根杉条拼齐了（因为并不是每个星期去守望都会有收获，有时碰上的树条太细不适合用作横梁，所以完全有可能无功而返）。我还记得那些杉树条平均两三元钱一根，价钱并不是很贵，但花的时间不少。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开工了。这样大的工程，我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为了尽快实现阁楼梦，我找来了初中的同学郭新建帮忙（他也是我小学、初中期间最好的朋友，高中同年级，他在二班，我在四班）。我们先跑到商店去购置了一些必需的材料和简单的工具，比如铁钉、油漆、钻子、铁锤、锯子、刨子、戳子、墨斗之类，然后就开始画线、吊墨，悄悄摸摸地，但进度神速地干了起来。首先是在墙上打孔，然后把一根根的横梁安上去，最后是铺木板。

工程只能在放学后（主要是夜间）和星期天进行。由于事先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所以就只能偷偷地干。更要命的是，我们楼下东边的院坝里就住着居委会主任黄大娘。我当时最担心的是被她发现了上来干涉，使我的阁楼梦中途流产，所以行动异常秘密，动作倍加小心，生怕让她老人家知道了。

尽管天气已进入秋凉，但每天晚上我们都干得气喘吁吁，大汗如雨。阁楼的工程量本身对我们两个高中生来说就够大，并且我们以前从来就没有搭过楼，这就必然会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再加上不能让人知道，一切都必须要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就更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最后，通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小阁楼终于基本成形了。另外，我们在阁楼的北面还做了一排高约一米的木制栏杆，在我母亲那间屋、靠近厨房那面墙做了一个带扶手的木踏板楼梯。等把栏杆和楼梯做完，小阁楼就算基本完工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开天窗。所谓开天窗，就是在阁楼的东墙上打一个宽60厘米、高约一米的带拱的洞，然后做一扇窗子。这工作肯定是小阁楼的点睛之笔，但恐怕也是整个工程中最棘手，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墙是用少量水泥、大量石灰和沙子夯实而成的，有二三十厘米厚，打起洞来肯定具有相当的难度。当然，最要命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担惊受怕的是，墙外面紧挨着人行过道（即使晚上，来往行人也很多），是楼上人家出门上街的必经之路，还有（前面已经提过了）路旁边的院子里就住着居委会主任黄大娘，这就意味着在打墙洞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一点沙石都不能掉到下面去。一是害怕掉下去的东西砸伤过路的行人，二是怕掉落的东西惊动黄大娘，所以必须小心又小心。

我记得我和郭新建是利用一个周末打这个窗洞的，整整弄了一个通宵。开始是把里面的墙打掉，然后打出一个小孔，最后是通过小孔，从外面往里面打。弄到最后，完全是杯土勺渣，一小点一小点地凿的。等把洞打好，安上事先做好的窗子（只是窗框，窗门是后来做的），最后抹上灰浆时，天已经渐亮。

小阁楼的窗子真的有点像天窗，造型很有意思，它不是一般的矩形窗，而是上面带弧形的那种，有点类似于教堂里那种带拱顶的窗。

等把窗子弄好以后，我接着用剩下的木材分别做了一张床（单人的）、一张写字台、一张茶几、两个书架。写字台用的全是眼子、榫头，桌面的两头还倒了圆角（尽管做工非常粗糙，我还是为它感到骄傲，因为这是平生做的第一张，恐怕也是最后一张写字台）。茶几用作支撑的立板上还配有荷花的木雕图案——是我自己整的木雕。

我用油漆把整个小阁楼漆成了绿色（包括楼板、栏杆、窗子和所有家具），弄成了一片绿茵茵的小天地，算是对植物世界的一种移情和模仿。小楼建成后，不消说，我的心头有何等激动与喜悦，幸福的感觉像蝴蝶泉一样一股劲儿地往外冒。

我为小楼感到骄傲，因为它既是我的梦想，又是我的现实，是梦想和现实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一个非凡实例，是梦的写照，更是梦的证明。

小楼的落成不仅幸福了我，而且喜乐了我那帮交往频繁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拥有自己单独房间（而且是带天窗的小阁楼）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小阁楼不仅成了我独享的一个私人世界，而且也成了那帮朋友常来常往的聚会空间。它不仅是我的卧室、书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革命的“回水沱”，理想的“聚宝盆”，另一个“宝塔山”，嘉定府的“延安”。

尽管米市巷一带仍然充斥着市井的喧闹与嘈杂，甚至有一种无文化、反文化的荒凉与疮痍，但小楼却恰如一座孤岛孑然悬浮在尘世喧嚣的大海之上。也许外面是喧哗的，但小楼却肯定是安静的；也许外面是粗鄙的，但小楼却充满了一种浓浓的书卷气息。由于小楼相对独立，这就更促使了朋友们的频频造访。于是，小楼上经常有彻夜的灯光不熄，整晚的烟雾缭绕，整天的侃侃而谈。正是在小楼建成之后，我才发现乐山青年有一种外地青年所没有的显著特点：聊天可以不分昼夜，通宵达旦；神侃能够忍饥挨饿，不吃不喝。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大至天文地理，宏伟志愿，小至历史掌故，街头幽默。回想起来，那年月的小楼夜话还真能算是盛大的龙门宴，九块碗式的精神聚餐，一场思想的“满汉全席”。

那段时间小楼的常客有：莫斯、陈朴、殷建平、毛明华、郭新建、王剑、林和生、傅光彬、徐敬、杨春、白刚、黄小潮、李爱国等。

小楼上除了一般的聚会、交谈，我记得还搞过几次很有意思的活动。比如炖鱼锅汤、开画展之类。鱼锅汤那次的印象很深，大约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郭新建去泥溪河我亲戚家一个鱼塘钓鱼。那天颇有收获，大概钓了两斤多巴掌大的鲫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路偷摘农民的豌豆尖，把两个红卫兵书包塞得满满的，可谓满载而归。回到家中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立即邀请了一帮朋友来打牙祭。我们在阁楼上生了一个炉子，洗菜的洗菜，剖鱼的剖鱼，然后用大铁锅来熬了一锅汤。没用多少时间，一锅香喷喷的豌豆尖鲫鱼汤就熬好了。你想，在那样一个年代，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大家喝着这样的鲫鱼汤究竟是什么滋味！结果，不一会儿工夫，一大锅鲫鱼汤就被喝得精光，好像还有些意犹未尽。

画展是我和莫斯弄的。一天，我们突然心血来潮，诗兴大发，画兴大作，一鼓作气在阁楼上作了许多诗，画了很多画，把整个楼板、桌子都铺满了，结果，我们说干脆来它个自由画展。于是我们把所画所写的东西立刻全部贴在了墙上，甚至连整个天花板都糊满了。这儿悬一幅，那儿吊一张，到处都是。虽然小阁楼看上去很乱，但也很风光。整完了，我们坐在那儿欣赏我们的作品，颇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满足感。走时，莫斯对我说，干脆保留它一段时间，不要扯，我说，当然没有问题。不料，第二天上午毛明华到我家（我不在），一上楼，看到那番“乱糟糟”的“风景”，他龟儿勤快，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的作品扯了，他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收拾打扫房间。等我回来一看，傻眼了，但于事无补。为这事，我和莫斯当时狠骂了毛明华一顿，也为画展的流产深感遗憾。

后来，米市巷那幢房子拆迁，大概是1992年，小阁楼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当时我在昆明，没有看见拆小阁楼的场景。从1972年到1992年，小阁楼刚好存在了20年。这20年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小阁楼上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虽然已成往昔，但在我的心中，永远也抹不去对小阁楼的怀念。

[1]痉人的水，四川方言，指冰凉的水。——编者注

再见冬妮娅

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有过很重的“冬妮娅情结”，而且还真的有过一个“冬妮娅”；不仅有过“冬妮娅”，而且我还曾极不恰当地扮演过“保尔·柯察金”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生活中。

1972年高中一年级，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同班女同学王雅玲——我的“冬妮娅”闯入了我的生活。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深远的程度恐怕超出了我自己的认知和当时的想象。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我成人生活的一种历史基质、思想发育的一块精神母体，仿佛我以后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儿寻到根据，找到源头。

这次“遭遇”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致命的”，请注意，是“致命”，不是“致死”，因为直到现在我的梦境中仍经常会出现过去岁月中那些让人心跳的画面，有一种记忆和情愫会出其不意地，同时又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非梦岁月的那些极端时刻——最激动或最痛苦的时刻。正是通过这些时刻，我才意识到：哦，原来，王雅玲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回忆已成了我生命中一种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背景。那是我青春之河的上游最美丽的一段江流，这一段江流的存在，决定了我之后和未来生命之河的那种水质、流速、流向，乃至整条河流的生态地貌特征。

我对她最初的印象谈不上很好，甚至明显不太好。我记得，对她的印象是从两件事开始的。一件事是我在尖子山参加学农劳动[2]期间发生的。一天，我和同学一起拉完粪从尖子山返回学校。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几个男同学拉着卸空了的粪车往学校方向走，对面有几个同班女同学向我们迎了过来，其中就有王雅玲。不知何故，她们去的是尖子山方向，和我们的方向正相反。当我们擦肩而过时，王雅玲突然对我说话。我当时拉的是中杠，身上脏兮兮的，邋邋遢遢，下午流的汗还没有干透，头发和衣服肯定是湿漉漉的，想必样子看上去无比丑陋，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她对我说（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话语来得非常突兀，非常陡然）：“毛喻原，你们下午就不要再拉了（指拉粪），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当时没有答她的话，只是用眼睛惶惶然然地瞟了她一眼。心想：真是狗拿耗子多事，那还用得着说吗？现在是几点了，难道你以为我们还要学雷锋做好事，再跑它两趟，弄到天黑不成？已接近5点了，肯定是收工不干，打道回府，此乃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叫我们5点不干，纯属是无话找话说，戴着口罩闻茶香，多此一举，至少是不得要领。她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冒出那么一句，还真把我弄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她这第一次发话，还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在我们班上，男女同学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彼此之间很少说话，所以，只要是她们对我说过的话，我几乎都能记住。

另一件事是学农劳动结束不久，班主任黄淑琼找我到她家谈话。她善意地批评我（她一贯都无比善意地对待我），叫我注意自己的班干部形象，随时要在同学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她这样说是由于有人告发我，说我在尖子山学农期间，有点不务正业，带着一帮同学到农场附近的解放军打靶场去捡弹壳。所谓弹壳，就是解放军练武打靶时从他们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射出的铜质子弹壳。那弹壳红澄澄、亮闪闪的，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确实是稀有之物，大家都有些爱不释手。在那个时代，大概这就算我们高中生的经典收藏之一了。捡弹壳这事是有，但那不是在劳动时间去捡的，我们是利用休息时间去捡的。怎么，这样的屁事也有人去告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另外，黄老师还告诉我，告发的人就是王雅玲，并且是王亚玲要她亲自找我谈谈，提醒我要起好先锋模范作用，因为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年级大批判组的组长、高74级4班的班长兼学习委员，甚至是学校号召全校同学学习的两个标兵、模范和典型之一（另一个是同班的女生周勤）。听了黄老师的批评，尽管我心头很不是滋味，但还是在她面前点头认错，表示今后一定注意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随时随地起到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是对那个王雅玲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样，我和她从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她要充当一个背后使坏的告密者？

这就是王雅玲最初进入我生活时发生的两件事。尽管王雅玲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又是高干子女（当时她父亲是驻乐山8815部队的一个团长，尽管团长一职并不算很大的官，但在我当时看来已足以构成高干级别了），但通过这两件事，我对她并没有产生什么好感。我当时正处在懵懵懂懂之中，对好多事情都浑然不觉、糊里糊涂的。如果说还自觉有几分聪明的话，那也纯属是智力方面的刚刚开窍，但就情商而论，肯定是混沌未开，尚处于未开化的洪荒时期。比如，我当时就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在尖子山脚下对我无话找话说，为什么要到班主任那儿去告我的状？其实，过后细想，那不过是一些事情将要发生的某种前奏和序幕。因为想与你说，又不知说什么好，再加上紧张，所以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就只能无话找话说，说得词不达意，叫人不得要领；因为想与你有某种联系，又不好意思与你直接联系，所以，就只好通过第三者，采取一种间接、迂回的方式来与你取得联系。这些做法，实在是太自然不过。只是我当时并不理解，反觉得这位北方女子有点不可思议。

接下来，我记得她扮演过一段时间信使的角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代我们班的另一位女同学钟敏给我带过两次纸条、一次口信。我记得当时在班上她们两个关系比较好，经常能够看见她们在一起。第一次帮钟敏带纸条，是王雅玲直接送到我家里来的。那也是王雅玲第一次到我们家。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大约是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伏案在写字台上复习功课，好像在求证一道几何题。当时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解题上面，即使听到一连串脚步声从门口一直响到里屋，也没有转过身去看一眼（当时我坐在写字台的位置正好背对着门）。只是，脚步声响过之后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大约有一两分钟吧——屋子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静悄悄的，阒然无声，就好像脚步声从来就没有响起过，没有人进屋来似的。尽管我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解题上，但这突然终止、突然消失的脚步声仍让我迷惑不解，蹊跷不已。我刚才分明听见了脚步声——尽管很轻很轻——从外屋的门口一直拖延至里屋的中央，为什么它会抵达房间的中央就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呢？难道是我的错觉，或是产生了幻听不成？出于好奇，我转过身去想看个究竟。这一转身还真把我给“吓”了一跳。当然，说“吓”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百分之三百的意外和惊诧。因为当我转过身时，一下子就看见了王雅玲。她直愣愣地——以一种近乎标准立正的姿态（只是双手背在后面）站在屋子中间，一动不动，有几分昂首，也有几分挺胸，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满脸的笑，但一语不发。我明显感觉到这笑里有好几种东西，也许是一种得意、调皮、诡秘、激动、慌张、羞涩的混合物。

突然看见她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下子蒙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惊慌失措地“呃”了一声，就再也没有下文。接下来是一片对峙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问她：“你怎么来了？”（实际上我想问的是：“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她没有马上回答我，仍是一脸的笑容，用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只不过这个时候，她充满笑意的眼神中明显多了一种羞涩。当我用眼睛看着她等待她回答时，我感觉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嗨，没有吓着你吧？”她一直笑着，然后对我说。她笑起来很好看，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唇间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眼眸里有一道跳动、闪烁的光，像是一团温暖的火焰在激情地跳动。

“有点儿。”实际上不是有点儿，而是真的给吓了一跳，谁会想到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家的卧室里会突然冒出个王雅玲呢？我应着她的话随便回了一句。

接着她说：“我问了闵中群才找到你们家的。”她显然感觉到了我的迷惑，连忙解释道，“是闵中群告诉我你们家住在米市巷33号，所以我就问路找来了。”闵中群也是我们班的女同学，在我们家搬来米市巷之前（我家是在我读初三下半期时搬来米市巷的），她和我住张公桥附近的同一个院子，所以她知道我们新家的详细地址。

见她仍站在那儿，我赶紧招呼她坐下，顺便问道：“有啥事吗？”

她回答说：“有事，我今天来主要是受钟敏之托，帮她带样东西给你。”随即，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叠成了蝌蚪状的纸条，一边说，一边递给我。

我接过纸条打开。她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尽管我不敢用眼睛与她对视，但我感觉得出来，此刻的她在笑，并且这笑里充满了诡秘。

我读纸条时，她突然起身对我说：“好了，你慢慢读吧，我走了。”我赶紧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很有些不好意思地随口应了一声：“行，那就……”我的意思是想说“不送了”。只不过这“不送了”三个字没有说出口。于是，她向外屋的门走去，一转眼工夫就在我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她走后，我才认真把纸条上的内容读完了。好像条子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主要是关于学习的事情。钟敏要我每个星期天到她家里去一趟，任务是帮她补习功课。我记得她的几门功课除了语文还比较好以外，数理化都很差。而我当时在班上，除了是学生干部外，还是学习尖子。在那个年代，似乎学习好的班干部都有帮助同学的义不容辞的义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帮你没商量”。这种方式，人们把它叫作“一帮一，一对红”。红就是好、进步、先进、上进的意思。

看了纸条后，只觉得这钟敏的要求有点过，在我看来，帮助是可以的，作为一个学习委员也应该，在适当的时间给予适当的帮助也远不是什么问题，但要我每个星期都到她家去辅导一次，这未免密度太大，负担过重。只是当时关于这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也没有去多想，就那么闪了一下这个念头而已。想得更多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递条子，她不亲自给我，而要叫王雅玲转交？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弄清楚。

以后，这样的条子又被送过两次，并且都是由王雅玲转交的。在收到纸条后不久，我去过一次钟敏的家，当然是在某个星期天。但去那儿后，我记得钟敏并没有提要补习数理化的事情，只记得反倒被她“开导”和劝告了一番。她叫我要认真重视语文课，反复给我讲语文是如何如何重要。我记得她还专门给我推荐了《鲁迅全集》，要我在课余时间一定抽空读一读，说鲁迅的书值得一看。说实话，当时我对她的提议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当时我认为语文，或推而广之的文学根本就没什么用。也许是在之前受了大哥哥、大姐姐或有些大人们的影响，我始终坚信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理”，甚至认为学文科是没出息、智商低下的表现，对文科及学文科之人抱有一种睥睨之情，很有些瞧不起。那时，我崇拜的是科学家、工程师，认定他们才是做实事、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给人类添砖加瓦、递水送油的人，而文科生全是些打杂的、跟班的、跑龙套的，甚至是添乱子、搅浑水、惹麻烦的。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在我的心目中，的确认为文科是一项庸人乱世、生非添堵的“事业”，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下三烂勾当。我当时理解的文科主要是语文，应该承认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狭隘、非常肤浅的理解。不过，这也难怪，因为那时我见识的文科优秀的人，几乎全都是地、富、反、坏、右，不管是科班出身的，还是自学成才的，不是被改造，就是被管教，全都是被劳动人民监督和不齿的对象。而剩下的一些文科三流或末等小生，所干的不外就是些诸如秘书、政工、宣传干事、工会科员、文件拟稿、墙报誊写之类，最多顶死了不过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呈现在我眼中的文科境况，的确让我有太多的理由对它嗤之以鼻。过后细想，我当时对文科的这种认识纯属是一种误解，不过，这已是另话。

在王雅玲第一次到我家来帮钟敏递纸条不久，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们开学农劳动总结会结束后，我第一个起身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回家。当时的总结会是分成四个组，分别在教室的四个角落举行的，王雅玲与我是同一组。我是劳动组的组长，她是副组长。当我拎着书包刚走到教室门口时（具体地说是出了教室门，离门刚好一两步的距离），王雅玲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上来把我叫住。我感觉她有些气喘吁吁，呼吸紧促，满脸通红与羞涩。她“呃”了一声，我当然止步回头，以不解的表情看着她。我和她一两步之遥，她靠在教室的门框边，我伫立在昏暗的过道里，就那么静默地对峙了几秒钟。这种情景给我的感觉是平添了几分凝重、紧张，因为后面的教室里有几十双明亮的眼睛，我们极有可能处于众目睽暌之下；前面的走廊中也随时会有其他班的同学来回穿梭，真害怕别人看见我们这有点让人生疑的状况。在当时，男女同学单独以如此近的距离站在一起，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是犯忌的，至少在大家看来有点不正常。所以，当王雅玲追上来把我叫住，离得很近站在我身边时，我确实紧张得一塌糊涂，浑身极不自在。我看着她的同时，也用眼睛四处瞟视周围的情况。

最后，她终于开口说：“你今晚有空吗？”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让人感觉她的话根本就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只能理解成一连串在喉咙里滚动的模糊的音节。我相信，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此低的声音，如此小的音量，人们是不可能听清楚说话内容的，但当时我就备感惊异，竟然对她所说的东西听得一清二楚。

当她问“你今晚有空吗”时，我愣了一下，本想脱口而出“有空”，但我打住了，思路在此时突然拐了一个弯。心想，还是说话留点余地吧，万一我说“有空”，而她要说的事情我又无法办到或不便允诺，那不是有点难堪吗？所以，我停顿了片刻，突然改口说：“一般情况下有空，什么事？”

她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有空的话，想请你今晚看电影，人民电影院，9点半，《卖花姑娘》。我托别人买了两张票。”

听她这么一说，我脑袋“轰”的一声一下子蒙了，也可以说是被“吓”住了。当时的感受很复杂，也很矛盾，既为她的邀请感到意外、兴奋，也为她的邀请感到惊吓、恐惧；既想去，而且非常想，又不敢去。意外、兴奋是因为她邀请的是我，而不是别人，能够被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这样邀请，那肯定是一种人们常说的“福分”，而且朝鲜的这部《卖花姑娘》又是我特别想看的电影，正在为不好买票看不成而感到苦恼；惊惧、害怕是因为被封为“标兵”的我根本不能设想单独与一个同班女同学去看一场电影，这是超出我当时胆量范围的事，心想，要是被学校的同学撞见了，那肯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等于是今天的“拉链门丑闻”。

说来也许让今天的人不可思议。那年头中国闹自立，耍独龙，几乎是自绝于全世界，好像只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小兄弟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人只能看些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这样的国家引进的电影。什么《广阔的地平线》啦，《摘苹果的时候》啦，《宁死不屈》啦，都会把神州大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情绪挑得高高的，整得雷翻震倒。当时的乐山正在火爆上演朝鲜的《卖花姑娘》，而且我记得是三个场地（乐山电影院、乐山影剧院、乐山川剧院）24小时通宵上演。即便这样，仍不能满足乐山人民的观影要求，票仍然不好买，电影院仍是挤得水泄不通。那情景像是在赶一年一度的庙会，或大年初三大佛寺山上的山门气象才可能与之媲美。

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与一位女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的心理准备，同时也不愿意在王雅玲面前表现出我的胆怯，所以马上装出一副惊呼状，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她说，“糟了！今晚恐怕不行了，因为我想起来了”，一面说，还一面煞有介事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晚上有个朋友之前约好了要到我家来找我，实在抱歉”。

王雅玲听我说有事，想必心里非常失望。但她的话听来很平静，至少从话音里我觉得是这样。她说：“既然你有事，那就算了，你就去忙你的吧。”我应了一声：“行。”一扭头就跑开了。

接下来，她又约过我一次看电影，我还是推辞了。说实话，不是不想去看，而是不敢去看。那年代的人就是扭曲得厉害，变态得厉害，身体、精神，意识、潜意识，口、心全是背反的。内心中最想去做的事往往不敢去做，而不想去做的事又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把它做得像模像样。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看来，那个时代确有一种强大的东西把人的所有意识和行为都弄成了某种“格式塔”，好像是一种附魔现象，所有人都逃不出某种前定格式化的厄运。让所说背离所想，让所做忤逆所说。就仿佛有种东西成心要让你的生活彻底颠三倒四、完全错位交割，它才会心安理得、善罢甘休
似的。

一天放学后，王雅玲又追到走道上来叫住我。她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毛喻原。”

我回头看着她，没有说话。她一脸羞涩，仍是用一种压得很低、几乎不容易听清楚的声音对我说：“我想请你帮
个忙。”

“什么事？你说。”

“我想请你今晚陪我到372医院去一趟。”

“为什么要去372？”

“是这样，我弟弟在372医院住院，他跑去骑农民的牛从牛背上滚下来把手摔断了，我想今晚去看他，因为父母不在，回北方老家探亲去了。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叫你陪我一道去。”

我一听说是这件事，想到一个女孩子晚上去城郊的372确实不安全，再加上别人已经提出了这种邀请，自己身为学生干部好像也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所以，我几乎是马上就答应了下来，说了一声：“行，没问题。”

“那太好了！”听得出来，王雅玲的声音里有种激动和兴奋的成分。她说这话时，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里有种明亮的东西突然闪烁、晃动了一下，像是一束瞬间绽放、跳动迅疾，然后又倏然消逝的光。

“那我们怎么去呢？什么时间？”我问。

“你吃完饭在家等我就行了，我来叫你。”

晚饭后我陪她去了372医院。372医院在城郊的乐西马路边上，从我们家去那里还不算太远。我记得我们是沿着里仁街，过北门桥、牛耳桥，然后经过五一大队的乡村道，最后上乐西马路这条路线去的。那晚无月光，除了不远的马路上偶尔晃动的车灯给夜幕增添几束光亮，四周完全是一片黑暗与沉寂。静谧的夜晚更加放大了从竹林间吹过的风声，以及路边的蛙叫与虫鸣。我有生以来仿佛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这夜的韵味和神秘。尽管我此刻担当的是一个光荣的护花使者的角色，但毕竟是第一次单独与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起在夜间外出，并且走的还是一段人少僻静的乡村路，一路上的感受就远远不止兴奋与激动，还夹杂有无名的紧促与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说，紧张还远远压过了激奋。尽管陪王雅玲去372医院看她弟弟是一件光明磊落、理由正当之事，但我还是觉得底气欠缺、心头发虚，就仿佛这伟大的护送之举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怕被别人，尤其是被同学瞧见，心想，要是被同学看见了该如何是好，又该怎样去解释？（因为我们班就有两个农村女生住在五一大队。）一想到幸好是晚间出行，有茫茫厚重的夜色庇护，我的心仿佛才有了某种释然和安全感。

由于在漆黑的乡村路上行走，我们的脚步肯定快不起来。第一次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起并肩而行所必然要产生的那种激动与紧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心理。我也说不出走这么一段并不漫长的路，我们究竟用了多长时间。我甚至记不得我们在路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说，就那么默默不语地前行。但我记得那晚的风声、虫叫声、她的脚步声和我的心跳声。我记得我们不是一前一后相距三五步，就是并排相隔半人宽的距离一起走到目的地的。其间，只有一两次，而且时间持续得非常短，她挨得我很近，我的手臂能触碰到她的衣袖，我的额头会接触到她的长发。只是我得承认，即使当时在我看来，这衣袖和长发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但它们给予我的感觉并不单纯是幸福式的眩晕与震颤，更有电击般的恐惧。

372医院是陆军的野战医院，当时还没有对社会开放。我们到达医院的大门口时，不知何故，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整个医院给人的是一种紧张、压抑的东西，医院及周边的景物似乎都笼罩在一种森严的氛围里。医院大门紧闭，卫兵持枪站立，四周围墙高耸，好像墙顶上还布满了铁丝网，带没带电，就不得而知。也许是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这种在军队系统呈现出来的紧张氛围实际上是正常的，因为它实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感染、连锁反应。不过，这是我过后追想的。

到了门口，我没有进去，因为王雅玲是军队干部子女，进去看她住院的弟弟可谓名正言顺，而我肯定要被盘查询问一番。为了免除这种麻烦，我就向王雅玲提出，让她一人进去，我在外面等她。她进去后，我一直在医院高高的院墙下溜达，看墙内那些在夜风中被吹得哗哗作响、摇摆不停的楠木树，它们的树冠在漆黑的夜幕中像一丛丛阴森的鬼影，看上去挺吓人的。另外，我还有一种恐惧，害怕被别人当成坏人盘问或抓起来。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以如此的方式站立或闲逛，多半会被认为不正常，作为所谓的好人，这是一种犯忌的行为，很可能被人当成特务或小偷。

不过还好，她进去后待的时间并不长，大概三四十分钟后就出来了。尽管仅仅是三四十分钟，但我却觉得特别漫长。

出来后，她很抱歉地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很大度地回答了一声：“嗨，没事。”语音洪亮，语气剀切。

然后，我把她送回家。实际上只送到8815部队师部的大门口，那个有解放军战士握枪站岗的岗亭旁边。我不记得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说了什么，多半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傻乎乎地走。不过，在这种傻乎乎的状态中，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乏味和沉闷，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尽管这兴奋伴随有某种惊悸与恐惧，但它无疑已基本接近于一种激动和幸福了。和去的情况一样，我仍然记得那风声、她的脚步声和我的心跳声。

在372之行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家经常出现一些怪事：隔一段时间，瓷缸、米坛里或桌子的抽屉中就会出现一包包礼物，诸如白糖、干果、月饼之类，而且包装得很规整、很漂亮。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算得上是稀有珍贵之物，不仅贵，而且全是计划供应。即使有钱，你也很难买到这些。所以，它们通常会被当作走客串门互赠互回的贵重礼品。起初，家里人还以为是哪位亲戚走人户留下的，但当这些东西不断地出现时，我就觉得蹊跷了，因为世界上实在不好找这样的只留礼物不留名的亲戚。至少在我知道的亲戚中没有这样的雷锋式的好同志。后来，我才把礼品提供者的角色怀疑在了王雅玲的头上，因为自从陪她去372看她弟弟以后，她又来过我们家好几次（只是这几次来不是为了帮钟敏递什么条子，我当时也没有去多想她为什么要来我家）。一般都是午饭后来，坐到离上学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她就先行一步去学校。我与她拉开一个时间差，临上课铃拉响前两分钟坐进教室。我猜想，这些东西就是她中午来的时候趁人不注意悄悄放在那些地方的。更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说不定哪几次她中午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我家里没有人，她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把那些东西放在我们家的那些地方。

为了把情况弄清楚，有一次放学后趁没有人，我把她叫住，问她：“王雅玲，我问你一件事，你必须如实告诉我，我们家的那些白糖是不是你放的？”

听我这么一问，她开始是怔了一下，随即冷静下来用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一味地笑而不答，但脸上明显有一种像有什么鬼把戏被人当场戳穿的那种轻微的尴尬。我想，既然她笑而不答，那肯定就是一种默认。于是，我对她说：“以后，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实际上，我当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说服她这样为什么不好的理由。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要那么说。她站在旁边，只是笑、点头、咬嘴唇，一直没有说什么，脸明显红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晚，大概是六七点钟，当时帅新勤和毛明康（前者是我初中的同学，后者是我小学的同学）正在我家玩。我记得我们家的灯坏了，当时，帅新勤正踩在一个板凳上帮我家换灯泡，这时，毛明康站在外屋向里面吼了一声：“毛喻原，有人找。”声音无比洪亮。我朝门口看去，突然，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发现王雅玲来了。她那天穿得很漂亮，人好看极了。我把她招呼进里屋，里面正在“施工”，显得乱糟糟的，她见我们正在忙，啥也没说，只是站在一旁看帅新勤换灯泡。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自王雅玲进来后，帅新勤换灯泡的那只手就一直在打抖，不仅手在抖，甚至整个身子都抖，就像筛糠一般，不管怎么努力，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始终不能把灯泡旋进丝口里面去。仿佛整个人在痉挛似的，这种手抖的状态至少持续了两分钟之久，结果还是没有把灯泡换上。我只好叫他下来，亲自爬上凳子把灯泡换了了事。我当时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心想，难道是王雅玲的突然出现，顷刻间打乱了气场，破坏了平静不成？

灯泡换好后，帅新勤和毛明康看见有女同学来找我，就迅速告辞了。等他们走后，我才招呼王雅玲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我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吃过了。坐了不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我今晚想请你去看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继续说：“是师部文工团到部队来慰问演出，就一个专场，现代革命样板戏《杜鹃山》。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看。”

听她这么一说，最开始的反应是觉得有些为难，先暂且不说我对《杜鹃山》并不是情有独钟，主要是单独与一个女同学一起去看戏，这在我确实是史无前例。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怕被别人撞见，至少在意识里觉得此举与一个优秀好学生的标准不符，明显有些出格。但又一想，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中国人不是爱说“事不过三”吗？说来也怪，即使我当时那副还没有开窍的脑子，似乎也在迷迷糊糊中笃信了这条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古训。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推理、冷静的思索，反正就觉得要是这第三次邀请也推辞的话，那肯定就会得罪人了，至少觉得这样做太不通人情，也太不给人面子。

的确，在王雅玲第三次盛情邀约之下，我再也不好意思表示拒绝，也没有勇气把那个“不”字说出来。于是，王雅玲把话说完不久，我就爽快地——至少表面上听起来是如此——答应了她：“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心头既激动又慌张。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像无事找事似的在磨蹭时间。实际上，我此时的心头有种期待：想让她先走一步，我紧接着跟随其后，我不想与她一道走过那条会要我命的必经之路——里仁街。因为那条街上住着无数我过去初中和现在高中的同学，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在这么一个秃头秃脑的夜晚，我和王雅玲一起在这条街上走过。只是这种想法我不能对王雅玲直接说出来，我在一厢情愿地期待她会揣摩出我的这种心思，当然，最好是让她主动提出来：她先走。

可是，等了半天，王雅玲仍是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说，看起来也没有任何打算要先走的意思。此时，我心头真可谓火辣辣的，可能额头上已经在开始冒汗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仍在那儿无奈地磨蹭时间。

最终还是王雅玲开口问了一句——想必她早已想这么说了——“好了吗？”我知道她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经她这么一问，我只好随声附和道：“行，走吧。”我们这才一起朝楼下走去。

当时，天已经大黑了下来。我记得当我们穿过一个狭窄的巷子想插进里仁街时，由于没有路灯，走在前面的王雅玲不小心一脚踏进一个积满污水的大坑。顷刻间，她漂亮的鞋袜就全被弄湿、打脏了。当时我觉得非常难堪，很为王雅玲感到难受，她是为了请我看戏专程到我家来，才遭此厄运的。

拐过米市巷的转角，我们上了里仁街。前面已经说过，这条街对于此时的我无疑是一条充满了荆棘的险途，因为街上住着很多我同班和不同班的同学，当时的我无法接受被同学撞见我和王雅玲在街上（尤其是晚上）一起走的场景。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要我和王雅玲一起走过里仁街，那有点类似于上刀山、下火海。所以，当我们一走上里仁街，我就开始玩“小聪明”了：我故意把步子走得很慢，想落在王雅玲的后面，与她保持一个我想要的距离。但此法并不奏效，因为当我慢的时候，王雅玲也跟着慢了下来，始终在我身边，与我保持同步；这样走了一小段后，我心头紧张得不行，诚惶诚恐的，生怕会撞上某个同学，所以，我又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一股劲儿地往前面蹿，想超过王雅玲，与她保持至少三五米的距离。但此举仍然无用，当我往前蹿时，她也就随即跟了上来，结果还是与我并肩而行；于是，我又往路的右边挪，几乎贴着道路的边缘走，不到片刻她也就跟着贴了过来；最后，我又从路的右边拐到左边，心想即使是并肩前行，也至少应该相隔三五人宽的距离，但当我左移时，她也跟着挪动步伐往左边靠。

当时我的这些举动不管是受下意识的驱使，是出于非自觉的自觉，还是一种典型的身心背反，我这种实际已经发生了的前蹿后拖、左移右挪的行为，都分明表达出一种“躲避”的意图，这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但当时的王雅玲似乎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切，对我的“小聪明”毫无预期性的反馈。经过四次无效的折腾后，我只好接受了与王雅玲一起并肩走在里仁街的事实，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对她充满怨恨与指责，没有怪罪她太不懂事理（实际上，不懂事理的是我），没有责备她不明白我的意图（实际上，这是一种类似神经病级别的意图，换上谁，也不会明白），我只是不愿意（实际上是不敢）以这种方式，大张旗鼓地与她几乎肩挨肩地走在里仁街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胆怯与虚伪）。如果那时去指责她，那就真该判指责者一种野蛮罪和愚蠢罪。因为当时的王雅玲整个儿分明已被笼罩在另一种气场中，接受的是另一种逻辑的支配，她的思维与魂魄似乎早已超越了凡庸的陈规与尘俗的界面。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感觉得到，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完全由不得她。

尽管有黑暗的笼罩护卫，有夜晚所特有的那种模糊化效应，和王雅玲一起走在里仁街，我仍然感觉仿佛是走在香都巴黎的T形舞台上，走在圣保罗海岸的光天化日之中，就仿佛全世界的聚光灯都投在了里仁街上，无数双熟人的眼睛已目睹了这并行的一幕。当时，王雅玲就在我身边，仅一步之遥，或半步之隔，她年轻、漂亮，浑身散发出一种少女特有的芳香和青春独具的魅力。按理说，和这样的美少女同街而行，不离左右，那应该是一个小伙子的无上荣耀、自豪与幸福啊，但我这个神经病、变态分子却不是这样，没有带着感恩的心接纳和认可，反而是拒斥和逃避。当时和王雅玲一起走在大街上，那种本应产生的陶醉感、幸福感显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淹没了，被一种更为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取代了。一切都仿佛在惊恐与仓皇之中，我只能埋着头，眼睛直愣愣地盯住脚尖前方的路面走，根本没有勇气去环顾道路的两侧，更不敢把头抬起去放眼正前方的景色。一边走，心头一边在祈祷：快点走，快点走，毛主席保证，此时最好不要撞见人。我记得当时那种心情，就仿佛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作案似的，只想尽快了结这一切，否则就完全可能罪行败露，被人捉拿归案。

当时的情形，在今天复述出来，肯定会被认为是在杜撰或夸张，实际上，情况就有那么严重。走在大街上的我，心跳加速、魂飞魄散暂且不说，而且还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要是当时身边确有一条地缝儿，我真的想钻进去算了。

当然，紧张归紧张，也正是在那天晚上，当王雅玲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获得了一次人生中最特别，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即使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神乎其神，不可思议。反正，我觉得科学和常识无法解释。这件事情，我可以向全世界的好人保证，它确是事实，并无半点虚构，也真的不是什么幻觉。当王雅玲和我并肩而行的时候，尽管我当时已经神经兮兮，魂不守舍，但我还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胸脯明显的起伏，听到她一阵阵急促的呼吸。更奇怪的是，即使我与她之间至少保持有一人至两人宽的距离，我仍能感觉到——实际上，不是感觉到，而是真真切切地听到她的心跳。我清楚地听到了她心跳的声音，这声音呈现出一种极分明、极规则的韵律和节奏：“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其响声何止是明显，完全可以说是洪亮。我不仅能清楚听到这种极富力度的跳动声，而且能够感到这种声音传入我耳朵，并由此而激起的我耳膜的那种强烈的振动。我感觉我听到的这种“叮咚”声比医生用听诊器直接放在人胸口上听到的那种声音还要大、洪亮、有力、强劲，就仿佛她的心跳被放大器放大了若干倍，甚至一百倍、一千倍，所以，听起来洪亮无比，巨大无比。就仿佛这种声音不是从她心窝里发出来的，而是从位于我和她之间的某个空间点发出来的，是从我耳边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我明显感觉她的心移了位，从深藏不露的心窝移到了离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最近最近的时空。我甚至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不，是看到那颗心在收缩、起伏、震动、跳跃，震动得非常剧烈，跳跃得极其喜悦。我听见了跳动，听见了心的跳动，这心契合了存在的节拍，应和了万有的韵律。那一刻，我不仅感觉到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之间的那种呼应，更感觉到两颗心似乎在一颗更大的心中跳动，感受到一种共振，似宇宙般的通连。我遭遇过刹那间天地融贯的时刻，经历过心动之声响彻寰宇的时辰。从此，我知道有一种心跳可以充满所有的罅隙，有一种声音可以和宇宙的旋律完全同步。哪怕只有一次，也就够了，因为你已经获得了一回类似上帝般的证明，证明人的心可以为爱而跳动。

按理说，王雅玲离我那么远的距离，在正常情况下，我不能听见她的心跳，但这次我确实听见了，那声音激越、洪亮、清晰，整合了时间原有的结构，重组了空间原有的秩序。

我们就这么走着，在她心跳的伴奏下，我的心也开始加速地跳动起来，幸福而紧张，惶恐而眩晕。当我们走到五丝厂后门时，我有些不敢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就是张公桥，附近至少住着我们班的五六位女同学。于是，我停下来，小声对她说：

“你把那张票给我吧，我要到一个朋友那儿去一趟，耽搁不了多久，你先去，我跟着就来。”

她只说了一声：“也行。”然后从她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张两联票，顺手撕下一张递给我。我站在原地，没有挪动脚步，看着她美丽的背影渐渐融入夜色，消失在道路的前方……

只是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们明显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问，她也没有告诉我，《杜鹃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演出。

结果，我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在8815部队师部的礼堂，即新村广场过去、磨儿山附近8815师部的所在地，王雅玲她们家住的地方。实际上，对王雅玲说，我要到同学那儿去办事，是编的一个谎，目的是为了不想与她一起走过张公桥一带，想让她先走一步。接下来，我又开始磨蹭时间，慢腾腾地向新村广场走去。我想，之所以会这样，主要还是对与王雅玲坐在一起看戏心存恐惧。既然别人三次相约，我这次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但真的要和她坐在一起看戏，并且考虑到看戏的地方前后左右都是她们部队的人，或是她的邻居熟人，想到自己马上就会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心头就感到发虚。所以，才会有思想上的犹豫、时间上的磨蹭、步子上的拖拉。

我记得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到8815的大门口，因为走得特别慢，中间还经常走走停停。当我想进去时，被持枪站岗的卫兵拦住了。

他问我：“找谁？”

我有几分胆怯地回答：“是看戏的，师部的慰问演出。”

“你走错地方了吧？演出不在这里，而是在下面的乐山影剧院。”卫兵告诉我。

我“哦”了一下，说了声“谢谢”。为自己的荒唐感到尴尬。然后，灰溜溜地打转身，朝我来的方向走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此时的我已感到有些疲倦，甚至有种灰心丧气的无力感，整个人好像打不起精神似的。又是一阵拖沓与磨蹭，最后终于来到了新村山下、张公桥附近的乐山影剧院。

我估计我到达剧院外面的围墙正门时，《杜鹃山》肯定已经接近中场休息了，说不定早已进入了下半场的时间。可令我奇怪的是，那门口仍是人山人海，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门卫、警卫仍在认真值勤，入口处壁垒森严，门外聚集了一大批想进而不成的社会青年、街头小子，其穿梭不绝，吆喝不断，完全是一派拥堂和沸腾的景象。那年头，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哪怕是些假的、虚拟的、借代性的文化生活，只要有（比如露天电影、城乡汇演之类），那乐山人民肯定会蜂拥而至，非整出一个火爆场面不可。

到了大门口，我并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在门外的铁门附近瞎溜达、瞎转悠。一直在犹豫、徘徊，是进去，还是不进去。正在这时，忽听一个人喊我：

“嘿！毛喻原，你怎么会在这里？哈，哈……”喊声很
响亮。

循声一看，原来是我们以前张公桥住家的邻居，也就是我们高中女同学闵中群的哥哥闵中军。还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

“你肯定有票。”我看他脸都笑烂了，一脸的兴奋，那激动的表情像是在苦难之中突然发现了救星。我狐疑地看着他，心想：他龟儿怎么知道我有票？难道这闵老三（他的外号）也清楚我在8815有个好朋友什么的不成？

我对他的断言，反应有些迟钝，态度也有点冷冷冰冰，没有马上说有还是没有，基本上对他不置可否。尽管我当时还摇了一下头（虽然摇头本身是表示没有，但我这头却摇得并不那么坚定），他还是打死认定我身上有票。不过，细想起来，也不应该怪人家闵老三，实际上，只要你没有断然说出“没有”二字，那人家猜你有也在情理之中。

一转眼工夫，闵中军就蹿到了我跟前，开始手舞足蹈，给我出谋划策了：

“这样，你先拿着票进去，然后从铁门的缝隙中，趁人不注意，把票再递出来，我重新持票顺利过关。”这叫“混票”，在那个年代，这是人们看欺头[3]演出的惯用伎俩。

尽管闵中军在那儿兴致勃勃，激情洋溢，甚至说得口沫四溅，脸红筋胀，我还是不为所动，仍在犹豫、磨蹭，是进去，还是不进去，这仍是一个问题。

闵中军见我此状，明显已有些不耐烦。于是，他提高嗓门，加大音量冲着我喊：

“快，快点，你还犹豫啥子嘛？”同时，连拉带扯把我朝大门方向推。

在闵中军的竭力催促下，我没有再坚持，也就顺势——尽管不是主动积极——持票进了大门。然后真的把票从门缝里递了出来，让闵中军也随后进来。

当我走过台阶，走进剧院前面的大厅时，才想起应该看一看那票上的排次座号。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座位：乙7排14号，大概靠近右侧过道。对看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位子。

我从右边的门进去，并没有直接走到7排14号的位置，而是站在最后一排靠近过道左边的那个角上，在那儿心不在焉地佯看远远的舞台上那场无产阶级革命风格的《杜鹃山》演出。果不其然，演出已进行到倒数第二场的时段。

记得在那儿看了不一会儿，就看见王雅玲在她的座位上扭过身子，举起左臂，向我招手。我依稀记得，当时她手臂在空中摆动的弧度很大，想叫我过去坐在她身边。我能看见她旁边的那个位子仍然空着。

见她这么招手，我马上举起双手，不断地在头上方左右晃动，以示回应，那意思是说：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看，你看你的吧，就这样！因为我害怕坐在她那些熟人旁边，害怕被部队里那些住在她家旁边的家属们注意。

不久，革命样板戏结束了。场子里顿时一片哗然，人声鼎沸，秩序顷刻陷入了混乱。此时，我站在原地没动，因为我一走开就有可能与王雅玲失散，彼此找不到对方。我想，既然被别人邀来看了一场戏，最起码应该在离开之前打个照面，寒暄两句才合乎情理，也算是一种基本的礼节。

一会儿，王雅玲夹在人群中笑眯眯地朝我走来。当她走到我跟前，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心里很是抱歉，因为我没有和她坐在一起看样板戏。然后我并肩与她一道走出放映大厅，来到宽敞的过厅里。

当我们走到通向大门的台阶时，她对我说（说得很快，声音很小，也许是因为当时周围有她的熟人，时间也不允许从容的缘故）：

“毛喻原，你这个星期六晚上到我们家来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更不用说做出回答，她又接着说，“我们家住在8815师部，进大门往左拐，经过礼堂，再上个坡就到了。”也许她还想说什么，但这时有人在叫她，大概是与她一起来看戏的邻居。于是，她匆匆忙忙向我说了一声“再见”，挥了一下手就跑进她的熟人堆离我而去。

说句实在话，她对我说的这些话，若按平时的听力，我是不大可能听清楚的。就像她第一次邀请我去看《卖花姑娘》时的情形一样，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弱，仿佛它们根本就没有被当作话从她的口中说出来，而只是一连串模糊的音节在她的喉咙里滚动，断断续续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听明白了她所说的内容。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矛盾和犹豫的状态，不知道我究竟该不该去王雅玲的家。心里想去，但又害怕这事被老师和同学知道了，很没有脸面。另一方面，我担心去了以后因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闹出一些不必要的尴尬与难堪。

正当我为此事感到为难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到住在我们家对面的肖炳元家玩（此人大我许多，由于盗窃乐山县县长林道贵的“三枪”牌自行车被判刑4年，又由于不服被加判2年，共服刑6年。我认识他时，他刚释放出来不久），顺便就把这事对他说了，让他给我出出主意。他听了之后，顿都没有打，立刻就对我说：

“去，没有任何理由不去。”

我问他：“为什么？”

他反问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你去，既不会伤你一根毫毛，又不会掉你一块皮。再说了，即使不从个人感情、同学情谊的角度着想，你去多见识见识，对于增加你对社会的了解也有好处。既然这样，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你还别说，肖炳元这短短的两句话还真管用。听他这么一说，也算是受到了一次开导，我一下子就下定了要去的决心，并且期待着这个周末快点到来。

星期六晚饭后，我独自向新村广场背后的8815师部走去。一路上，我都还在琢磨：她邀我去她家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是为了班上的事情，比如哪个同学的思想工作需要去做，同学对授课老师的意见需要收集反馈。另外，我也反复叮咛自己，到她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要顾及自己的风度礼貌。所谓风度礼貌，按我当时的理解，不外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到那儿后，一定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还有，在那儿待的时间不应太长，一定要有时间概念。所以，我在去的路上就给自己预先规定：在那儿只待一个小时左右，最好是一堂课的时间，大约45分钟，不超过50分钟。

我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色很暗，下着小雨，我没有带伞。风吹透了我单薄的衣衫，让我感到一阵阵萧瑟的秋寒。尤其是广场到207地质队那段坑坑洼洼、满是水凼的路，由于下雨格外泥泞，我走起来非常吃力，可以说是东倒西歪，踉踉跄跄。

临近8815大门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慌了起来，既紧张，又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毕竟是第一次到一个大官的家里做客，第一次和一个外省的女子，而且还是同班同学单独相会，心头完全没有谱。另一方面，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8815这么大，有数不清的办公楼、营房和家属楼，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我凭什么能够准确走到王雅玲她家呢？实际上，那天晚上她在影剧院的台阶上告诉我的地址是非常模糊的，给我提供的方位和地点一点也不具体。仅凭那点信息要想找到她家，几乎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但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凭感觉，乱蒙，瞎找。要是实在找不着，我就回去。

进了大门，我往左拐，经过礼堂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就不知道再往哪儿走了。天黑蒙蒙的，仍下着雨，那么大一个师部四处却看不见一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我觉得我进入了一座无人的空城。风吹在我脸上，灌进我背脊里，尽管心里由于紧张而处于一种灼热的状态，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打起冷战来。因为找不到人问路，我只好继续往前走。

我记得这是一条缓坡路，一直往上延伸到山的尽头。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即使在雨中，我也走得很慢很慢，那情形仿佛不是去赴约，而是在漫游，而且是一种毫无目标的漫游。就这样不知不觉，我来到了一个陡坡的下面。抬头一看，陡坡上有一排房子，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了。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已抵达了8815的尽头。站在陡坡下，我犹豫了几秒钟：是上去，还是不上去？最后，我还是决定上去。心想，既然走到这里了，干脆还是上去吧。如果上去还找不到王雅玲的家，我就往回走。

实际上，我走到这里，心头已经有点绝望了，这么大一片地方，我到哪里去找她的家门呢？于是开始埋怨起王雅玲来，为什么她不把地址说得更详细一些？同时也责备自己，为什么不事先再向她打听得更清楚一点？怀着这种埋怨与茫然的心情，我埋头爬着坡，任凭雨淋风吹。

快到坡顶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某种暗示，抑或是超验地感到了某种召唤，气还没有喘过来，我就下意识地抬头看，啊，奇迹出现了——我看见那排房子左边三楼的一个窗口，有人在向我招手。再定睛一看，那招手的人就是王雅玲。看见是她，我心头“咯噔”了一下，脑袋即刻升温，呼吸急促，一种喜出望外的惊异油然而生。奇怪的是我看见了她，虽然内心很激动，但这种激动并没有从我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上表现出来。我仍是一如既往地爬坡，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发生，甚至想让王雅玲也感觉到我并没有发现她在向我招手。

一踏上坡顶的平地，我就看见王雅玲从左边的那个门洞出来。她出门洞的那一瞬间和我上完坡的那一瞬间是同一个时刻，真是一种神算的默契。我感觉她冲我笑了一下（当然是感觉，而不是看见），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手势，没有提示，自个儿径直就朝右边的那个门洞走去。她用实际的行走来给我做明示和引导，我心领神会地跟随其后，一直走到二楼左边他们家的门口。

她先进去，门已经打开了。我在门口站了片刻，她说了一声“请进”，然后把我迎进了他们家一个很大的房间。我环顾了一下，应该是她父母的寝室。靠近窗户一两米的地方有一张很宽的双人床，右墙边立了一排大衣柜，左边有一张写字台，屋子中间摆了一把靠背藤椅。

她招呼我在那把藤椅上坐下，随即递过来一条干毛巾，叫我擦擦头。之后又端来一杯刚冲的糖开水，杯中的水还在旋转，杯口热气腾腾。她做这一切的时候，动作非常麻利。我刚一坐到藤椅上还没有回过神儿来，突然，一只猫“喵”的一声从门外蹿进来异常敏捷地跳到我膝盖上，一动不动地趴在我大腿上，不断发出“喵……喵……”的叫声。这是一只有着黑色毛皮、白色花纹的漂亮小猫，眼睛蓝绿蓝绿的，透出清澈的光。这时，王雅玲做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动作。正准备出去做什么的她，听到猫叫后立刻转过身向我走来，一句话没说，“扑通”一声就蹲在我的面前。准确地说，不是蹲，而是半跪在我左侧的脚下（右腿弯曲，左膝着地）。她用右手轻轻抚摸着猫的脊背，从颈脖到尾巴反复捋着猫身上光滑的毛。

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是出乎我意料的，既来得突然，又来得大胆；既使我惊异，又使我惊吓。就我当时的理解而论，这动作甚至有点出格，但在惊异与惊吓的同时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激动与幸福的眩晕。当时的那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既感动，又害怕；既美好，又恐惧。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一个女孩子这么近，第一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以这种姿势蹲跪在我的脚下我的身边。我能闻到她秀发的香气，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尽管我的心在不听使唤地跳得不行，“扑通、扑通”，血压在呼呼飙升，但我还是傻里傻气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全身僵硬，不能动弹。这个动作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她站起身来，走出屋子重新为我加水。

接下来，她搬了一个凳子坐在旁边与我闲聊。我记不清楚我们当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只知道在我们不短的谈话中，她对我说她不久就要离开乐山了，是随父亲所在的部队换防迁移。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可能是西安。但我事前预想的那些关于同学与老师的话题，关于班上工作的话题始终没有出现。实际上直到我离开她家，这些话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只记得，我们在一起坐了十多分钟后，她突然递给我一个薄薄的折得很规整的小纸包。纸包是白色的，大约5厘米见方。

递给我时，她好像只说了一声“给你”，其他什么也没说。我紧张兮兮地接过纸包，看都没有看，更不要说当面打开，顺手就把它塞进了我的屁股兜里。

谈话仍在继续进行，我想象的话题还是没有出现。我想，要是再这样待下去，恐怕也不会出现这个话题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心头犯起嘀咕来：她请我到她家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专门告诉我，她将离开？为什么又要专门告诉我呢？搞不懂。我估计我在那儿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于是，我对她说：

“王雅玲，天太晚，我该走了。”

她说：“行，那我送送你。”

我说：“不用了，你不要太客气，我自己回去一点问题都没有。”说着，我就一股劲儿地往门外走。已经走到楼梯中间了，只听王雅玲在后面直喊“等一等”，随即一手提把雨伞，一手拧着手电冲了出来追上我。我们一起下了楼道，来到外面。

天仍下着雨，四周一团漆黑，除了呼呼作响的风，整个师部显得格外冷清。从温暖的屋内一下子来到户外，我不由得打起了冷战。

我对她说：“你回去吧，没有必要送我，天……”（我想说：“天这么晚，这么黑，又下着雨，你待会儿一人回去不方便。”）可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上来说：

“是的，以前我们班的其他女同学来我家玩，我确实从来没有送过她们，但这次我一定要送你。”看她那股决意要送的劲头，那种非送不可的架势，我也不好再与她争执，只好顺从。

刚开始是她打伞，具体地说是她为我打伞。由于只有一把伞，她肯定会靠我很近。这时，我好像犯了神经病似的，简直可以说愚蠢至极。她一靠近我，我就躲开她。她再靠近，我再次闪开。事后想，这肯定是一种病态反应，简直是一种不能被饶恕的假正经。但在当时我却把它视为一种颇有礼节、教养和道德的高尚表现，内心还很为之骄傲与得意。结果弄得她只好为我一人打伞，而她自己则淋在雨中。

看到这种情景，我还是马上意识到有哪儿明显不对。于是，我“抢”过伞，说了声“让我来打”。这样至少她不会再淋着雨。至于我呢？那动作肯定十分可笑。自认撑了伞就拥有了某种主动。我把伞斜伸向她，为她撑着，而我的大半个身子却留在了伞的外面，自以为英雄般地让雨水把我的头发、衣服淋湿。

这时，雨突然大了起来，风也在呼呼地吹，有几次差点把雨伞给吹翻了。走下陡坡，我停了下来，不想再让她送了，便对她说：

“你回去吧，雨这么大。”

她根本没有听我的，只是随即说了一句“走吧，没事”。然后又继续往前走，态度非常坚决。

就这样，在寒风中，在深夜里，在湿滑难行的坡路上，她陪我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走到大门口卫兵值勤的岗哨边，我们才分手。

我几乎是一口气跑下了新村的长坡，一直跑到张公桥才停下来。这时雨停住了。我借助桥头路灯微弱的灯光，把那个小纸包掏出来打开看。令我意外的是，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她两寸大的头像。非常不幸，这张两寸照已经被我弄坏了，中间（对折中缝的地方）鼓起了一道明显的皱纹。我想，这是她在给我时，由于紧张，慌忙塞在屁股兜里形成对折不小心给压坏的。

回到家里我看了看钟，时间已接近11点了。睡在床上，我回忆起晚上经历的一幕幕，有两件事仍然觉得困惑不解：其一，去她那儿，除了告诉我她将离开乐山，她实际上啥也没有对我说，那她请我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二，她为什么要送我一张照片？送照片是什么意思？另外，我也为一件事感到难过：把她送我的照片弄坏了。

自从去了她家以后，王雅玲每隔一两天就会往我家里跑。一般是她在家吃完午饭后，就到我这里来。坐到离上课差不多的时间，她先走，然后我再动身去学校。就是她经常中午来我家这件事，还闹出了一段小插曲，让我初中的同学唐建康输了5块钱给同是初中同学的周永明。

事情是这样的，王雅玲中午到我家来，她上学的路线就不是新村→张公桥→营门口→关帝庙→一中，而是新村→张公桥→里仁街→米市巷→关帝庙→一中。从张公桥经营门口到关帝庙和从张公桥经里仁街、米市巷到关帝庙刚好形成一个环路。一般情况下，王雅玲上学肯定走第一条路线，即经过营门口到一中，但由于她中午要到我这里来，所以她只能走里仁街，也叫后街。我们家住在里仁街的岔道——米市巷。

里仁街嘉乐纸厂、五丝厂宿舍一带住着许多我初中的同学，周永明、唐建康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大多都没有读上高中。那时的高中升学率很低，比如我们班上的男生30个人中只有4人能升学。这些同学初中毕业后没有事干，闲在家里。几乎整天就坐在自家门口屋檐下的街沿边上，泡杯茶，或倒杯白开水，聊天，说地，看云层，目盯街上过往的行人或欣赏路上流动的“风景”。是的，共和国整整的一代，他们大好的青春岁月，本应出彩的少年时光，基本上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段时间王雅玲经常出没在里仁街一带，这一现象不消说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引起周永明他们的注意。因为王雅玲是个地道的北方女子，又生自革命干部家庭，其穿着、打扮、气质均与南方青少年迥异。不要说走在里仁街，即使是走在乐山的“王府井”玉堂街上，也很容易被人们识别出来，此非本地女子也。

由于王雅玲那段时间经常在里仁街出现，这引起了周永明、唐建康的好奇。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王雅玲，如果她在那一带住的话，他们自认为即使不认识她，也肯定会见过她。也许是王雅玲每次出现在里仁街的时间太有规律性（每天中午1点左右），这让他们有个基本不太会错的判断：王雅玲是乐山一中高中部的学生。但如果是，那么又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困惑不解：她为什么要走里仁街去一中呢？为什么不走大路、近道，从营门口走，而要走小路、背街、远道呢？于是，他们像福尔摩斯一样开始分析、判断、推究起来。

还是周永明比较聪明，比较机灵（难怪他后来当上了乐山焊机厂的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厂长），经过几番研讨、争执之后，有一天，他突然胸有成竹地对唐建康说：

“我知道了，破案了。”

“你龟儿知道什么？破啥子案哟？”唐建康反问道。

周永明回话：“我终于弄明白了，她（指王雅玲）为什么每天中午要从这里经过。”

“为什么？”唐建康满脸狐疑。

周永明面带得意：“我敢说，她是去找毛喻原的。之所以要走里仁街，是因为她要去毛喻原家。”

“空打吹哟，这一带地盘这么大，在一中读书的学生那么多，你就敢肯定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一定是去找毛喻原的？凭什么？”唐建康表示怀疑，并嘲讽性地哼了两声。

周永明马上为自己辩解道：“你不管嘛，我就有这种感觉，她经过里仁街这件事肯定与毛喻原有关。”

唐建康非常剀切：“不信！”

“不信？我们打赌。”周永明更较劲。

唐建康也不服气：“赌就赌。”

“赌什么？”

“赌5块钱。”建康兄斩钉截铁。

周永明猛击大腿一掌：“好，赌5块钱。要是我输了，我给你5块钱。如果这是事实，你拿5块给我，一言为定。”

建康站起来双手叉腰，稳踏踏地说了声：“不存在。”

这在当时，5块钱的赌注已经算是豪赌了。为了弄清真相，有一天，这两个兄弟伙还真的专门来我家找我，向我求证。结果自然是：唐建康输了。至于这5块钱的赌资究竟是否兑现，那我就不得而知。

那个时候的我们，受的全是些正统的道德教育，被灌输的都是那一摊子拧筋灌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读的尽是些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简·爱》、《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类的书籍。人被封闭在一种明说透明实则黑暗的玻璃罩中，意识被一种人为编织的“精神膜”围堵。自以为高大，实际上渺小。小小的年纪，满怀革命的豪情，忠实于解放事业的信仰，以与崇高、道德、理想、宏伟的情结纠缠不清为荣，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虚胖和观念浮肿。

说来也许大家都不会相信，直到王雅玲送我照片，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桩纯粹的个人事件，是只关涉私人的情感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初恋的标准征兆，是一个女子爱意的经典表达。那个时代的人无疑被一种类似诱骗剂、致幻粉、麻醉药之类的东西弄木了，弄痴了，弄呆了，整傻了。即使像我这样的被人们封为“三好学生”、“五好战士”、“先进典型”、“学习标兵”、“优秀班干部”，被学校推荐为全体同学应学习的“模范人物”，实际上也在这木、痴、呆的行列。

那时的我们根本不敢，也无能去涉及个人的感情，尤其是个人的爱情，因为这些东西被社会，被所谓的老师、家长、大人、前辈，被一种生活的整体氛围斥为“封资修”的破烂货，属于颓废时代没落阶级的一种腐朽情愫，是一种应该去唾弃、背离和睥睨的东西。至少是一种属于不光彩、不体面、小里小气、拖泥带水、缠绵脆弱范畴的东西。这东西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相背反，与共产主义的宏大目标相忤逆。要是我们不小心“撞”上了这种情感，或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了这种情感的气息，那大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社会不直接干涉和指责，我们也会自瞧不起，无地自容。所以，当王雅玲送我照片时，我还执迷不悟地认为此乃社交形式、风俗习惯、文明礼貌之举，而与个人的情愫、私己的爱恋无牵。我还想当然地以为，送照片纯属一种社会礼仪，还暗自赞叹：这北方同学的习惯真好，分别时留张照片，以作纪念，极富人情味。还把它与南方同学的做法做比较，觉得南方同学在这方面应该自愧弗如。

直到后来，有一天王雅玲来我们家，临走时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我愿和你生活一辈子，做你终身的伴侣。当然，你不一定马上答复我，请考虑。”我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对于这件事，我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惊吓，毕竟始料未及，毕竟前所未有，毫无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说实话，当时的感受既懵懂，又茫然；既幸福，又困惑；既有石破天惊式的超级感动，更有担惊受怕式的惶惶不安。因为我与王雅玲已经相识了一段时间，从开始的印象不好，到基本接受，更加接受，再到好感，甚至一种我不自知的特别好感，这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对她肯定已有一种明显的感情联系与情感倾向。对她的问题，我绝不可能断然拒绝，但要我做剀切的肯定答复，我又做不到。再加上在那样的年龄，我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么重大的人生问题。于是，我用一种大体上趋于肯定，但又暗含有少许余地的口吻给她写了回信。我记得给她的纸条上写有这样的话：“对于你所提的事，我心甘情愿，但生活肯定不是课程表，变化是它的根本属性。所以，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而为之。”当时，我还很为这些话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感到得意。

自从收到并回了纸条后，我和王雅玲之间的感情自然就更朝个我化和私密化的方向发展了。至少我明确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再属于社交礼仪和一般同学情谊的范畴。

接下来的日子，她来我们家的频率更高，我到她那儿去的次数也多了。当然，去她那儿，一般都是周末被她邀请去看电影。只要他们那儿有电影，她总会邀请我去。在那个年代，看电影大概就要算人们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和业余爱好了。我记得每次看完电影后，她总会把我送到大门外的岗哨边，然后再分手告别。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头莫名其妙地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既突然，又清晰，而且暗含了某种无须去怀疑的坚定与笃信。这预感就是，她会约我到她家去过夜。就在我产生这种想法不久，大概一两天吧，一个周末的晚餐后，她照例来到我家请我去8815看电影。当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楼下的坝子里时，她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对我说：

“你上楼去跟你母亲说一声吧。”

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她要我对母亲说什么了，但我还是站在原地愣了一下，做出一副迷惑的样子，应声问了一句：

“说什么？”

“就说你今晚回来得比较迟，或者不回来了。”

我“哦”了一声便往回跑，心头想：果不其然，那预感还真灵，说来，它就来了，真是神奇啊。我跑上楼在我家里转了一圈，什么话也没有对我母亲说就跑了下来。

王雅玲问我：“说了吗？”

我说：“说了，嗨，没事。”然后，我们就往8815走去。

这次电影是在8815师部的礼堂里放映的，我记不得这次看的是什么电影，因为正片还没有开演我们就离场了。只记得那天晚上看电影的人不多，我们在比较空荡的地方找了两个位子坐下。当时正在放映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拍摄的加演片，镜头大概是周总理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劳模的画面。

看了不到十分钟，王雅玲对我说：

“你还想看吗？”

“随便。”我顺便问了一句：“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头感到有点痛，人不舒服。”

“那就……”

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接着说：

“那我们就不看电影，到我家去吧？”

我说：“行。”然后，我和她一起到了她家。

由于正片没有开始我们就退了场，所以到她家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只有八九点钟吧。这个时间离正常睡觉肯定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于是，我们坐下来聊天。她为我沏了一杯喷香的茶，端来满满一盒糖果，表现出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心。那天晚上的谈话，大多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得比我多，大概还对我谈到了她父母怎样恋爱，怎样结婚的事。

谈话一直持续到近12点，这在当时已是非常晚了，远远超出了一般高中生正常的睡觉时间。我看她脸上已有明显的倦意，静静待了几分钟后，便对她说：

“时间已不早了，我们还是休息吧？”

她说：“好，你去洗漱，我来为你铺床。”

他们家共有三间卧室：她父母住一间，她和她妹妹共住一间，她弟弟单独住一间。那天晚上，她让我住的是她父母的寝室。床是现铺的，她动作麻利地从衣柜里取出垫子、床单、棉被、枕头之类，三下五除二地为我铺好了床。我第一次好奇地发现：北方人和南方人睡觉的习惯，具体地说是对卧具处置的方式竟然完全不同。南方人的习惯是，床一旦铺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肯定就不会再动了，而北方人一般是临睡前才现弄床铺，平时则把卧具搁在衣柜里，至少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

为我铺好床后，她又到她自己的寝室铺自己的床。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和王雅玲同住在一个家门内，但分住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她睡在自己的房间（和她妹妹同住的那间），我则睡在她父母的寝室。

那是我第一次睡绷子床。一躺在上面，我就发现与我平时睡的床完全不一样，我平时睡的床比较硬，而这床很软，不是一般的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我还特意把床单掀开仔细察看了一番。原来，下面有一个用棕绳编成格状的软床垫。

尽管那床非常软，但我睡在上面并不觉得暖和，不但不觉得暖和，而且明显感到非常寒冷。不知是由于乐山12月份冬天的缘故，还是由于第一次到一个女孩子家住宿，心头特别兴奋，特别幸福，也特别紧张，反正，直到天亮，我都没有睡好，在床上辗转难眠，甚至根本就没有睡着。

等天亮起床叠被子时，我才发现我盖的被子非常薄，仅一床大概是夏天用的军用被，最多只有两斤重。你说，大冬天就盖这么一点点，那不冷才怪呢。当时，我还暗暗（同时也很轻微地）责怪了一下王雅玲：为什么她会那么粗心呢？难道她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在冬天仅盖这么一点不会冷吗？我当时认定：这肯定是她的一个严重“失误”。但同时又想：不应该啊。

那天晚上睡在她家，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我发现：我们睡觉时，她既没有拉上我睡觉那个房间的门，也没有关上她睡觉寝室的门。也就是说，这两个紧挨着的房间的门是大打开的。我为此对她非常感激，因为门开着，就意味着她的房间是不设防的，也证明她对我是绝对放心和信任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深深感动，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当然，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也许是我弄错了，并且错得一塌糊涂，错得极度愚蠢。

那个星期天，我过得非常幸福。在她家待了一整天，中午饭是她亲自做的，非常丰富，我记得有红烧芋头、红烧带鱼、韭菜炒鸡蛋、西红柿汤之类。她做饭时，绝不让我插手。开初，我觉得出于礼貌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忙，便主动要求帮她整理点菜、打打杂什么的，可一开口，就被她断然拒绝。她的态度严厉而坚定，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并且一直对我说：“你别管，就安安静静在我的寝室看书吧，好了，我会叫你。”

等她叫我时，一切都准备就绪。我进她父母的寝室一看（不知何故，她把餐桌摆在了她父母的那间寝室），哇！惊呆了，好多菜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桌，并且色彩撩人，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令人口馋。

我们一起吃饭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餐桌不大，大概是一张只有五六十厘米见方的小方桌。和一般的餐桌明显不同，这张桌子很矮很矮，恐怕只有二三十厘米高，漆成发亮的深枣色，有点类似于日本风格的榻榻米。所以整顿饭我是与她盘腿对坐，悄然慢嚼的。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感觉特别特别的安静。由于8815地处乐山尽头的西边，王雅玲的家又在8815西边的尽头，后面就是茂密的松树丛和斑竹林，是起伏的丘陵和蜿蜒的山坡，所以也就可以说他们家是处在乐山尽头之尽头的一个位置上。即使在白天，四周也显得特别寂静，没有任何喧闹与嘈杂，就好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我感觉我和王雅玲吃饭的时候，我们没有在人间。我感觉世界彻底地退隐了，除了这两个静静地坐在这儿慢慢吃饭的人，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那天中午，半拉开的窗帘透进来不多的光线，使整个房间显得异常的柔和与暗淡，仿佛笼罩着一种别致的诗意与朦胧。这种暗淡与朦胧肯定强化了屋子里本来就有的那种悄静、阒寂的意味，给我们进餐的环境平添了十二分更显庄重、肃穆的氛围。这顿饭吃得极其漫长，慢得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慢得说不清楚这顿饭究竟吃了多长时间。

饭后，我想争取去洗碗，被她阻止了。她叫我坐在原地不要动，碗她自己去洗。说了三次，叫我待在那儿，休息一下再说。

5分钟后，她慢慢站起来温柔地对我说：

“你想听我唱歌吗？”

我说：“当然，那还用说。”

于是，她接连给我唱了好几首歌，唱的全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旋律是那样优美、抒情、动听。尤其通过她甜润的嗓音、清晰的吐词、准确的节奏唱出，听得我既惊讶又感动。惊讶是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她会唱歌，感动是因为她唱得是如此之好。当然，更令我感动的还在后头。听她唱完以后，我问她：

“既然你的歌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学校的宣
传队？”

她回答我：“我对宣传队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参加。实际上，刘富乐（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找我谈过话，要我参加学校的歌唱队，但我拒绝了。”尽管我对她的回答非常高兴，并暗自佩服她竟然有如此之高的思想觉悟，觉得此时的王雅玲真是太可爱了，但我还是——也许是带有考验性质地——故意问她：

“为什么要拒绝呢？美好的东西就不应该拒绝，应该与大家来分享才对。”

结果她马上接上话说：“我不想让大家来分享我的歌声，要是你真的认为我唱得好，并且喜欢我唱歌的话，我倒是愿意专为你唱，只为你一个人而唱。”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动、激动得不行，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在心头一劲儿地反复：“多好的人！多么善良的姑娘啊！我的天！”

从此以后，那自然就成了一个惯例：每个星期天我几乎都是在王雅玲家度过的。她为我做饭，为我唱歌，给我讲他们北方的故事、老家的趣闻。午饭仍是那么丰盛，吃得仍是那么漫长、静静悄悄、无声无息，歌却越唱越动听，越听越悦耳。那些个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那是一个个被美食、美境、美情、美声所环拥、所浸润的生命的节日，是一段段泼满了葡萄酒香、散发出幻美醉意的青春诗意时刻。

按理说，一个男生星期天到一个女生家做客，吃顿饭，听支歌，这是太正常、太自然不过，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担惊受怕的，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举动带给我的感受却是异常矛盾与复杂。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同学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双重、另类、“反常”的性质。一方面，我把它视为一种天赐恩宠、伊甸美景，是一种人间最应该经历的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我又把它看成一种极不道德、极不体面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情感流露，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非事业、非英雄、非无产阶级式的欲望表达。因为这种做法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符，与家长和老师所要求的相背，更是与整个社会所提倡、所弘扬的那种东西相抵牾，所以，每次到王雅玲那儿去，除了感受到幸福、美好，同时也感受到心虚，感受到罪责，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情，做一件羞于告人、恐于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周末，王雅玲在学校吃过晚饭来我家，然后我把她送回8815。这次我们走的路线不是里仁街→张公桥→新村→8815，而是里仁街→北门桥→焊管厂→8815。这条路可能要近些，但要爬坡过坎儿走很长一段山路，所以非常难走。出门时，天还是晴的，但刚走到北门桥，一下子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狂风大作，发出一阵阵呼啸，吹得路两边的桉树东倒西歪，大幅度摇摆，摇摆得很夸张，只听得粗大的雨点子打在路面上噼噼啪啪直响，脚下到处跳的都是飞溅的水沫。天色骤然阴沉而阴森，放眼望去，四下里渺无人迹。除了风，除了雨，除了昏暗的天光、萧瑟的气象，仿佛世界上就仅有这两个正在淋雨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当时在大路上，雨来得太突然，一时没地方躲雨，所以不出几分钟我们就淋成了落汤鸡。不仅被雨水灌得睁不开眼睛，而且被风吹得周身发冷，不停地打寒噤。于是，我提议：“我们快跑，或先找个地方躲躲雨吧？”可这时的王雅玲表现出了一种让我惊讶与感动的潇洒和大气，她对我说：“不跑，无所谓，就这样，很好！”

她本来走在我右边，这时，她靠近我，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与她一起肩挨着肩漫步在大雨中。尽管雨水打湿了我们的双脚，风吹得我们的背脊发冷，但我们心里却感到温暖、甜蜜、幸福。我们就这样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从从容容地淋着、走着……一直走到焊管厂后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好像是一个破旧的工具棚。爬上山坡，雨仍然很大，这时天已经快黑了。由于起风，四周更显一片萧瑟与苍茫，尽管与王雅玲在一起，但仍使人感到有一种凄风苦雨的味道。我对王雅玲说：“我们休息一下吧，等雨小一些再走。”这次王雅玲没有反对。于是，我们走近那间工棚，背紧紧贴着墙，并排站立在工棚的屋檐下。一动不动，一直就这么站着，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双方都把目光望向远方，眼睛盯着天空早已昏暗的尽头。

当雨逐渐变小，几近停住时，我们才开始重新上路。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王雅玲的寝室里度过的。开初，我们一起坐在她那个房间聊天。由于她和她妹妹同住一室，房间里左右靠墙各摆了一张床（有点像今天的标准间）。两张床之间紧挨着窗的地方放了一张漆成金黄色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个小书架（或类似小书架样子的木架子），前面有一把靠背木椅。我们聊天时，她坐在木椅上，我坐在右边她的床上，始终保持着一人宽的距离。至于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记得我们聊天时窗外一阵阵吹过的风声和雨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尽管有这种风声和雨声，但我还是感觉世界静到了极致，静到了尽头。尤其是夜愈深，这种静给我的体验愈是终生难忘，可以说前所未现，后不再有。

大约11点，我们中断说话，彼此都陷入了沉默，数十秒之后，这时，王雅玲做了一个让我意外而惊异的动作。她突然起身紧挨着我的左侧坐在我旁边，同时用她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这两只握在一起的手就静静地搁在我左腿的膝盖上。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我既幸福到了极限，又紧张到了极限，感觉异常强烈、丰富、鲜活而又深刻。既眩晕、陶醉、迷糊和喜悦，又羞涩、惶恐、害怕和紧张；既有心跳加速，激动得心花怒放，兴奋得心潮汹涌，又有心跳骤停，神经短路，全身僵直麻木。不管内心有什么在冲撞，在翻腾，当她坐到我身边时，我实际做出的所谓反应就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一根木桩、一尊雕塑，显然在犯傻，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十秒钟，也许是一两分钟后，王雅玲轻轻、慢慢，既温柔又自然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此时的我，幸福感肯定在升级，但与此同时一种紧张的感觉无疑更是在加重，好像遭受了电击，整个人都在发蒙，结果来了一回彻底的二律背反：心如火炉，身体却如冷库；情似高温，动作却似冰点；感觉在蒸发，行为却在凝固。结果，我还是像一根木桩、一尊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能感觉我的心在“叮叮咚咚”、她的呼吸非常急促。由于夜很深，很静，这种心跳的声音和急促的呼吸就显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仿佛它们被放大了一万倍，仿佛它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事物。尽管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但当时她手心给我的那种灼热、湿漉的感觉，她鬓发碰触我颈脖、摩挲我额际的情景，以及我闻到的从她身体和头发散发出来的那种芳香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甚至可以说终生不忘、铭心刻骨。

时间就这样停滞了，凝固了，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待着。待了很久很久，也许只是10秒？两分钟？但这10秒、两分钟给人的感觉却长如一个世纪，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经久的一刻、瞬间的永恒。

后来，还是王雅玲打破了这种静默。她缓缓把头移开，坐直了身子，大概还举了一下双手，好像是在伸懒腰的样子，对我说：

“时间不早了，你赶快睡吧。明天你有事还要起早，先去洗漱，我来给你铺床。”在去她家的路上我跟她讲，明天一大早要赶到学校，去帮初中部的同学画刊头，设计墙报，并且事先约好上午8点准时到那里。因为她知道，要8点赶到的话，那至少凌晨6点就得起床，所以她才首先提出“早”点睡。

听她这么一说，我当然响应，说了一声“好吧”。于是就向卫生间走去。

等我洗漱完毕回来，刚一跨进她寝室的门我就惊呆了，心头猛地震动了一下。我看见她已把我的床铺好了，就是她平时睡的那一张，现在正弯着腰在铺她自己的，即平时她妹妹睡的那张（这意味着今晚我要与她同睡在一个房间，这倒是事先我没有想过，也不敢想的）。

当我进门的一瞬间，她侧身转过头，她的眼睛和我的目光刚好碰了个正着。尽管屋子正中吊了一颗瓦数不高的白炽灯泡，使整个房间看上去略为显得有些暗淡，但我还是在这一刹那看到她的脸“刷”地红了，一下就从脸颊红到了耳根，不是一般的红，红得非常厉害。她当时的眼神，怎么说呢？注定要永远烙刻在我的心中。从她眼睛里放射出来的那束光，仿佛具有不可言说的无穷多的意味，它既是含糊的，又是明确的；既是闪烁的，又是穿透的；既是胆怯的，又是坦率的。当然，在这一目光中，我感受得更多、更强烈的还是一种可以被叫作羞涩或腼腆的东西，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淳朴的少女所拥有的那种最真挚、最感人的情怀。这情怀可以融化人世间所有非人道的心，可以使心抵达世界上最高远、最深邃、最广袤的善。

我走到我的床铺前，她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枕头上的枕巾整整齐齐，被子被叠成了让人舒服入睡的被窝状。我看见她把枕头放在了远离写字台的那一头，她的枕头也是这么放的，于是我趁她铺自己床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做了一次小小的调整和修改：把枕头换到了靠写字台的那一边。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不愿意我们睡下后彼此能看见对方，或至少能看见对方的头，使双方的目光有可能形成一种直视。因为写字台刚好有一个转角，睡在那一面，转角自然会挡住彼此的视线。至少在我这方，我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我睡下了，那我就看不见她，至少她也不能直接看到我。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反正，当时我害怕把我的睡态暴露在她的目光下，也许是害羞、胆怯、不好意思。要知道，在之前的十几年中，我从来就没有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单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啊。

睡前，王雅玲对我说：“你就只管睡，不用操心，我已上好闹钟，明天我自会叫你。”我应了一声：“好”。趁她去洗漱的时间，我赶快躺到了床上。

不好意思说，那天晚上我是和衣而睡的，连外面的衣服和裤子都没有脱就睡下了。睡在床上连身都没有翻，几乎是一动不动地挨到了天亮。不仅没有翻身，而且连大气都不敢出，我幼稚地担心，怕惊动了她的睡眠，实际上更大程度是由于自己的害怕与紧张。说来也奇怪，尽管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睡得一点也不暖和，只是迷迷糊糊地装着睡着了，尽管我紧张得要命，全身僵硬得不能动弹，但内心却温暖无限，幸福无度，那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苦涩中有甜蜜，遗憾中有憧憬。

实际上第二天凌晨，还没等闹钟响，王雅玲就起了床，起来后就到厨房忙活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铃声大响，我想爬起来，正要起身，这时，王雅玲匆忙跑进屋，来到我床边，一边打手势，一边执意地对我说：“躺下，躺下，不要起来，再好好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叫你起来，你再起来。”于是，我按她的吩咐又躺下了。

一分钟过后，王雅玲又进来了。她一边对我说“不慌，再躺一会儿”，一边梳着头坐在我躺着的床边靠近写字台的那一方。她背对着我，离我非常非常近，一直在那儿梳头，整理头发，编她的长辫子。我躺在她背后屏住呼吸静静地观察，欣赏她美丽的背影、飘逸的长发。她梳头的动作舒缓、从容、娴熟、自然、楚楚动人。我甚至记得她用的是一把带把的浅褐色木梳子，上身穿的是一件紧身的带花格的红色毛衣，非常好看。她一直就这么慢慢吞吞、不慌不忙地梳着、编着，我也就一直这么静悄悄地看着、盯着。我相信，此时此刻我看到的是生活中最美丽的一片风景，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一幅画面。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完整地看一个女孩子梳头、编辫子，看王雅玲编辫子，不仅让我激动、兴奋，而且让我有一种大开眼界、茅塞顿开的惊喜。在之前，女孩子的头发、辫子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谜，懵懵懂懂总觉得要把头发梳得那么整齐，辫子编得那么漂亮，那肯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花个半天、数个小时的工夫恐怕不成。看了王雅玲梳头，我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她梳完头起身时，我迅速从床上蹦起来，我想我肯定该起床了，结果又被王雅玲阻止了。她说：“不要动，再待一会儿。”接着，她出去了，但很快又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折了回来，里面至少装了四五个鸡蛋，汤里面放了许多糖。她把碗往桌子上一搁，对我说：“你就在床上，把这碗蛋吃了再起来。”话语中明显带有半是请求、半是命令的口吻。

这碗鸡蛋至今对我都是一个谜，她端鸡蛋进来的时候，真的把我搞迷糊了。在我看来，她简直就是在变魔术，一眨眼工夫，神不知鬼不觉就从冷锅冷灶的虚无中变出了这样一碗灼手烫舌的荷包蛋。我一直都在纳闷：她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碗滚烫的蛋做出来的，又没有听见锅响铲声，碗磕瓢碰，真是不可思议。

这次去她家之后，春节就临近了。我记得大年三十她邀请我到她家吃饭，但我拒绝了，由于胆怯和害怕没有去。因为当时她父母和妹妹已从北方老家探亲回到了乐山，他们全家人都在，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他们家那么多的人，尤其没有勇气去见那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她当团长的父亲。再说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三十那顿饭被称作团圆饭、家人饭，当时我想，即使打死我，我也不敢去。不过，大年初三这一天，王雅玲倒是在我们家度过的。

王雅玲是高二开学不久，也就是春节过后，随她父母离开四川的。我记得她对我说过她将随她父亲所在的部队换防到西安，后来通信我才知道，她最终去的地方是西安附近的咸阳。临走前的一个星期她就告诉了我具体是哪一天离开乐山，大概是某一个星期一的上午9点。离开之前，我们做出了一个绝对不会去怀疑的约定：走之前的一个晚上，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她到我家里来，做最后的告别。

那个星期，我都在盼望星期天的到来，盼望能早日见到王雅玲。在焦急的期待和渴盼中，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天。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来，所有的心思都在等待傍晚的来临，一整天，我都显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怀着世界上一种最虔诚、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王雅玲的来临。实际上从下午3点开始，我就情不自禁地跑到厨房的窗台边不知往下面的楼梯口看过多少遍，近乎一种强迫症，完全不能自控，总想往窗台那儿跑，总想在楼梯口看见王雅玲的身影，但每次看到的都是空茫，令我极度失望。终于挨到5点，我想她应该出现了，但没有；6点的时候，我想过道上马上就会响起她的脚步声，但没有；7点过去了，我想她该到了，但仍没有；8点，我想她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但还是没有。这时，天已经黑尽了，我已看不见楼口，看不清过道，只能坐在房间里备受煎熬地等她。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我感受不到这种时间的流逝，相反，感受到的却是它严重的堵塞、凝固与停滞。这种等待，每一秒钟都是漫长的，每一秒钟都耗神费心，每一秒钟都近乎一种折磨和酷刑。8点过后，她还没有来，我已经望眼欲穿，筋疲力尽。这下，我开始感到恐慌，甚至感到绝望，感到一种近乎崩溃的疯狂。我近乎自残地抓扯自己的头发，捶胸顿足地发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好了要来而没有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心想，难道她背信弃义，突然变卦了？但凭我对她的了解，这不大可能。难道部队临时改变了计划，她已随父母提前走了？说不定今天上午就离开了乐山？我几乎什么可能都想到了，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待在房间里痛苦到了极点，可以说通过一整天的漫长等待，长时间的焦急积聚，此刻，我已经有点头昏脑涨、晕头转向了，已经有点迷迷糊糊，不知所以了，内心真想痛哭一场。时间早过了她该来的时间，而且过得太离谱，这种等待完全成了一种折磨，其难受的程度不亚于坐在老虎凳上。9点一过，我再也无法自持，再也不想继续待在房间里，于是我几乎不由自主地起身、迈步往外走。此刻的我无疑已处于一种类似高温高烧的状态，脑袋里一片空白，连神智都不太清楚了。

人倒是出了门，但该往哪儿走呢？我心里也没有底。心想，管它呢，既然出来了，就得走，即使不知往哪儿走，乱走也行，即使乱走也比闷在家里难受强。反正一定得走，那就走吧，漫无目的地走，让走来消解我内心的郁闷，让走来排遣我心中的痛苦。下了楼来到街上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步子是没有听我大脑使唤的，沉重的步子好像挪不动我更为沉重的身躯，我仿佛是一部自动步行机，走得机械、呆板、迟缓、凝重。我就这么沿着里仁街、新村走着，头脑空空、神情恍惚、步履沉沉，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觉得走得腿发酸、发软，人发虚，感到疲乏不堪。最后，终于走到了一个有岗哨的大门口，待我抬头定神一看，哦，原来这是8815的大门。我感到非常惊诧，惊诧自己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因为开初准备乱走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要到8815来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事后想来很简单（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意识和下意识发生了冲突，意识是盲目的，下意识是清楚的。也许我的意识并没有打算往8815走，但下意识却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8815，这个唯一的目的地。当然，也许不仅仅是8815。

到了大门，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径直走了进去。往左拐，经过礼堂，再沿着一条大路一直往前走。不知不觉来到了王雅玲家下面的一个大操场，从操场再上个陡坡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平坝，平坝靠山那面就是王雅玲的家。

我记得操场上正在放一部露天电影，银幕（我们称为“挡子”）被支在操场的左边，它的前面和后面都坐满了人。前面的人太多了，几乎找不到一个空位可以让人立脚。于是，我绕到银幕的后面，那儿实际上是个山坡，上面大约有几十号人正在那儿看所谓的“反片”（就是从银幕的背后观看影片）。我在那儿挤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心不在焉地看了几分钟的电影。放的是什么电影，我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平原游击队》之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有心思去看什么电影呢！我一边佯装看“反片”，一边不停地把目光投向王雅玲他们家的方向。

从山坡到王雅玲家的距离不远，大概只有100米。我看见她家二楼的窗户亮着灯，透过窗帘仿佛还有人影在屋内晃动。这至少使我知道部队的计划没有变，王雅玲仍然还在乐山。但这同时又使我感到非常气愤与绝望：为什么人在乐山，还要严重毁约不到我家里来？我觉得我被人出卖了，被人玩弄了，你一个王雅玲凭什么可以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看到她家有灯光起的那一刻，我全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想马上愤然离开露天电影场，想以最快的速度尽早“逃离”8815。但这时又来了一回二律背反，意识想打道回府，可下意识却促使我的步子情不自禁地往王雅玲家的方向迈。怀着绝望、愤懑的心情，拖着迟疑、沉重的步伐，我来到了他们家那个单元的门洞。像做贼似的，小心翼翼，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与紧张，轻手轻脚（手扶着栏杆）踏上了一楼到二楼的楼梯。刚到楼梯的转角处，我停了下来，不敢再往上走了。我看到他们家的门半掩着，同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他们家好像非常热闹，人很多，可以说是门庭若市，人声鼎沸。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王雅玲说话的声音，这声音在深夜显得特别清脆、响亮，在我听来仿佛有一种响彻寰宇的味道。当时她好像在叫什么人，说的是：“喂，你
过来！”

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像触了电一般，不知是热噤，还是冷战，反正全身一阵的哆嗦，有点像高血压突发的样子，我拔腿就往回跑，几乎一口气跑到了8815的大门口。内心痛苦得如刀绞针刺，我真想号啕大哭，狂呼乱叫。结果，哭没有哭出来，叫没有叫出声。于是我只有拍胸捶头，让所有的悲愤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射向黑夜的叹息：“唉……”

当我来到大门口往回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但大体知道应该往回走，应该尽快离开8815，尽快离开王雅玲刚才还在那儿说话的他们家。只是我没有走那条来时好走的、有路灯的大路，即广场→新村坡→张公桥→里仁街→米市巷（我家），而选择的是那条难走的、没有路灯的小路，即8815→焊管厂→北门桥→牛耳桥→米市巷。为什么当时要选择这条路，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不想见到任何人，不想看到任何光，想把悲情绝望的我藏身在黑夜中，也许黑暗的地方、空旷的地方、坎坷不平的地方更迎合、匹配我当时的心境。我拖着疲倦的步伐慢慢吞吞走在那条崎岖的山道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会儿伫立在山冈，看远处阴沉的云天；一会儿蹲在洼地，听山谷夜风的回鸣。最后终于走下了焊管厂的山坡，来到北门桥的桥上。我再也不想走了，人的困倦与绝望好像抵达了一个极点，于是我凭栏站立在桥上，任呼呼的夜风吹动我的衣襟，吹乱我的额发，吹透我的脊梁，眼睛发呆地看着桥下的河面反射出惨白的波光，看远处黑暗的尽头天边那一丝阴沉的微明。此刻，我认为，我心中汹涌的泪也许比这脚下流淌的竹公溪的水还要多，我阴沉的心也许比天边那一块昏黑的云还要暗，我甚至想过，从这冰冷的桥栏处纵身一跳，让整个的我从此消失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十多年后，我在《永恒的孤岛》上为这一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那一夜，我没有和我的梦约守留在一起，

那一夜，我独自孤苦地站立在冰冷的桥栏边

听夜中的江水在远方悲伤地哀鸣

世界彻底伤透了我的心……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北门桥上站了多久，直到我发现自己早已冻成了冰雕，再也没有精力继续站立，才拖着疲倦至极的步伐跌跌撞撞地回家。

走到家的楼下，可能已是12点过，快1点了。冬天夜晚的1点，静得可怕，冷得吓人。我全身不禁地打起了寒战。当我爬上楼梯，走近家门时，发现我母亲那间屋子透出了灯光。这倒是怪事一桩，蹊跷得反常，因为我母亲一般睡得很早，平时绝不可能这个时候灯光还亮着。当我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把门推开，哇！我惊呆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是心灵杜撰的场景。神愣了数秒之后，我再定睛一看：原来是王雅玲正和我母亲紧挨着坐在床沿，一起在那儿聊天。当我进去时，她们正聊得起劲呢，王雅玲几乎是靠在了我母亲的肩膀上，母亲的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王雅玲的模样显得无比的孝顺与温柔，这画面令我震撼，让我感动，注定了，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沁人心脾的时刻。

进门后，是我母亲先说的话，她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人家王雅玲已经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我只“唉”了一声，摆了摆头，显出一副千言万语难以道尽的样子。王雅玲用一种深情的目光看着我，我激动得有点说不出话来，幸福得眼睛湿润，内心战栗。看见她时，我的感受既复杂又强烈，既有强烈的幸福，又有复杂的埋怨，幸福是因为我看到了她，她终于还是来了，埋怨是因为她来得太晚，使我经历了人生中一个最恐怖的时段，让我差点儿就跳进了竹公溪。我望着她，用一种沙哑、无力，但肯定是兴奋的语气对她说：

“你怎么在这里？我去过你家。”她还是用那种深情的目光看着我，只是比刚才多了几分惊愕。

进到里屋后，她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会来得这么晚。原来，班上有十几个女同学晚饭后去了她家为她送行，与她告别。她们一直在那儿折腾舍不得离开，她实在没有办法脱身，她说她心里也万分着急，心慌得不行。直到近11点钟把她们送走后，她就立刻连走带跑一口气赶到了这里。我一推算时间，实际上她离开家的时间与我离开她家的时间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大概就是11点过一点。只不过我们各自走的路线不同，行走的速度也完全不一样：她走的是新村、张公桥，我走的是焊管厂、北门桥；她是小跑，而我是慢悠悠的，并且还在北门桥上凭栏了半天，痛苦、绝望了半天。

尽管如此，我还是打心里很高兴，甚至非常感动，因为她最终还是来了，我最终还是在她走之前见到了她。在我家她没有待多久，因为当时差不多已经一点半了，第二天她还要起早，出远门。临走前，我叫她等一下，我匆匆爬上小阁楼（那时我的小阁楼已经搭好了）去取我事前为她准备好的一份礼物：一幅自己画的并且亲自裱的荷花水墨画。之所以要画荷花，要送荷花，其寓意不外乎，出污泥而不染。

那天晚上，我把她送回了家，具体地说是送到了8815带岗哨的大门口。我们在离大门口不远的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墩子上坐下来。四周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笼罩着一种彻骨的冰凉，但我们的心却灼热得像火热的夏天，温暖得像燃烧的炉膛。坐在水泥墩子上，我们如胶似漆，窃窃私语，我拉着她的手，抚摩她的肩膀，摩挲她的长发，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我们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在那儿待了多久，但知道夜已经很深很深，仿佛它马上就会突破到黎明。我们说了很多话，但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告诉我：“你要小心，我走后钟敏一定会来找你。”她说：“你不理解钟敏，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一定会来找你的，你要提防点。”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你放心把，我不喜欢钟敏，喜欢的是你。我和钟敏之间绝不会有任何超出一般同学性质的关系，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好了。”

尽管我们水乳相依，难舍难分，但最终我还是对她说：“你回去吧。”于是，我们起来一起朝大门口走去。在临分手的前几秒钟，当着卫兵的面，我紧紧地拥抱了她，亲吻了她。然后，她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看着我转身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中，我最后转身看了一眼她伫立在风中的身影……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躺在床上发呆地看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的天空那些飘动的云，一种陌生的感觉强烈地攫住了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让我惊诧不已、绝望无助的空虚。这种感觉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它来得是那么翻江倒海，山崩地裂，来得是那么突然、整体、宏大与绝对，让我四肢无力，瘫软如泥。躺在床上，我觉得我的内脏、思想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掏空了，我觉得我所有的意识都被蒸馏、被洗白，整个身体都被肢解、被破碎，融化、分散在了广袤的虚无中。这种感觉让我惊异，让我恐慌，因为在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充实的，是忙碌、勤勉和充满志向的，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烈、这么深邃、这么广大无边的空虚感呢？这种感觉确实把我给惊呆了。当时并不知道存在主义一说，但我相信这种孤独感与虚无感肯定已经达到了存在主义的那种绝对深度和高度，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类似的感觉相媲美。

我当时无法接受王雅玲离开的这一事实，她这一走不仅仅是一个与我有关系的人离开了乐山，不仅仅是两个相爱之人的一次简单的分别，就仿佛她的离开带走了我所有存在的根基、所有生命的氧气、所有希望的呼吸、所有活着的意义，带走了我据之可以幸福、可以欢笑的一切。

那一天，我经历了我人生中一次最严重的地震与海啸，仿佛仅仅一个夜晚，短短的数小时之间我就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突然变成了一个成人。那一天，我觉得我临近过，并且目睹了人生地狱的黑暗豁口，第一次理解了何为生命中真正的空虚与绝望，同时也理解了在这个好像可以正常生活的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会主动去选择自杀。反正，从那天以后，我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就再也不那么“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了，也不那么“学习标兵”和“先进楷模”了；从此，我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思就有了明显的分离、矛盾的冲突，甚至是极度迥异的背反。我从骨子里变成了一个善于观察与思索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雅玲的离开才把我从一种晕晕乎乎的生活中给完全震醒了过来。

王雅玲离开乐山后，一共给我写过两封信。一封大概谈的是她在咸阳上学的她学校的情况，另一封告诉我，她在西安亲眼见到了周总理，信中的语气透露出了一种抑制不住的幸福与自豪。

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待了一年，1975年底我在乐山五区的扬湾公社红星大队第三生产队下乡插队。下乡干农活儿不到一个月，就被大队书记帅希明推荐为红星小学的民办老师，并兼任小学校长，吃上了让众知青羡慕的“革命工分”饭。

由于在农村教书，我便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大量哲学和社会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我和王雅玲的问题。实际上，我社会意识的真正觉醒是从第一次踏进王雅玲他们家的家门开始的。在之前受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当家做主，无产阶级政党主导的社会人人平等、共产主义幸福天堂的教育。由于人整个被封闭在学校，没有机会去接触社会，所以也就稀里糊涂、顺理成章地相信了这一套美丽的说辞。但当我一踏进8815大院，一踏进王雅玲他们家，我首先感受到的，而且是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的，就是这个社会突然之间呈现在我面前的那种让人震惊的巨大差别，而这种差别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是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应该说是我亲眼目睹、亲自经历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知道生活本来的那种面貌，而不是人们嘴上说的那种语言的幻觉与拟象。到他们家的次数越多，我对这种差异的了解也就越深刻。等到后来下乡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可以说那种神话就在我的心目中彻底破灭了。

首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他们家，站在岗亭外的卫兵就把我拦住，并进行了一番严厉的盘问。这一事实使我意识到：哦，原来我们这个社会是内外有别的，院墙内、大门内的生活与院墙外、大门外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其次，到8815的次数多了，我才了解到，原来部队的生活与地方的生活不是一回事。其他的暂且不说，至少在生活物资的供应方面，两者就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别。部队可以说应有尽有，按需配给，尤其是军官家庭，而地方上的一般老百姓遭遇的却是普遍的物质匮乏，“享受”的是可怜的票证供应。比如当社会上连白糖、清油、鸡蛋都是稀有少见之物时，我就发现王雅玲他们家的储藏室总是堆满了一箱箱仿佛永远也吃不完的带鱼、鸡蛋、苹果之类。这种反差令我触目惊心。当然，后来下乡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具体说就是城市人与乡下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差异。至少在当时，社会的这两种差别（军队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在我的心目中是泾渭分明的。

社会的这种存在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迫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反思。通过大量的阅读、观察和分析，我对很多问题有了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至少我理解了以下一些基本的道理：比如一次政治革命绝不是一项基建工程，可以让社会在革命前后来一次彻底的改观。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它自有其内在而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延续，不可能由于一次革命（具体说由于一次政权的更替）而使它空前绝后、翻天覆地。一切关于革命可以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社会的真正变革需要历史的机缘，需要一个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深层次的异质性嬗变，否则，一次海面浪花翻涌、山巅之上黄沙卷席似的所谓革命，就只可能导致一个社会一拨拨的角色互换，轮流坐庄，社会可能还是以前那个依然固我的社会，它绝对和以前的社会同构、同质，变的仅仅是称谓、说辞，不变的是其内涵，是其实质。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只要人们还仍然称它为社会，那么，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就总是存在的，社会的阶级、利益集团、政治、审美与趣味不同的群体也总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本质属性。否则，一个社会究竟是什么，人们根本就无从定义。事实上一个所谓好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比较可取的社会，它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去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统治，实际上它也消灭不了，而是应该尽其所能去缩小阶级的差别，降低剥削的程度，弱化统治的残暴，这才是它应做而且能做的。

此外，下乡以后，我也开始认真思考我和王雅玲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我初中读的第一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毫无疑问，它给我的青春岁月，乃至整个生命的漫长历程奠定了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理想主义的坚实基础。书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令我感动得彻夜不眠，并把它看成所有青年都应该为之憧憬与向往的最高典范与梦想。冬妮娅的温柔、美丽和善良融化了我的心灵，保尔的勇敢、果决和意志震撼了我的灵魂。他实际上已成了我人生与爱情的第二个重要的参照（以前的参照是马克思）。事实上，当王雅玲“闯”入我的生活后，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她与冬妮娅对号入座，而我则无形中扮演起了保尔·柯察金的角色。我觉得王雅玲就是我的“冬妮娅”，我一方面为“冬妮娅”的美丽、温柔、善良而感动，另一方面又为“冬妮娅”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而感到有一道深深的鸿沟横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在我和王雅玲的关系中，除了纯粹的感情因素外，我还引入了一种政治甄别的考量。我认为感情的持久和婚姻的联盟必须以某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致为前提，否则，这种感情和婚姻肯定不能经久，不会和谐，并最终导致破灭。我在怀念往昔“冬妮娅”美善的同时，也在为最终能否与她走到一起感到担忧。由于家庭出身、社会背景，以及各自思想路径的不同，我们不可能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看来，她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想去保住、留住什么的“贵族小姐”（中国的冬妮娅），而我则成了一个在所谓的共和岁月中总想去否定、反对什么的“勇敢斗士”（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由于她的出身，她肯定是一个顺势者，是一个顺着社会的皮毛溜动，随着社会的顺风滑翔的人，一个为权势的现场演出进行热烈喝彩和鼓掌的人，而我则是一个社会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一个与时代形成了一种锐角关系的人。尽管出于人的一种生理与情感本能，“冬妮娅”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纯真美少女的气质对我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但由于我所谓的政治觉悟，我实际上已在我与她之间悄悄划出了一条界线。于是整个的我就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作为情感的人、本能的人，想走近她，但作为理智的人、意志的人却想排斥她。

当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发现不管人们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他们的行为举止大体上都有一种共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心情状大体上都有一种相同的存在特征。也就是说，在他们各自为之奋斗、为之倾心的事情上，其认真、较劲、虔诚的程度基本上伯仲难分、旗鼓相当，只不过性质各异，方向相反。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就拿我和“冬妮娅”来说，也许表面上看都是“好同志”、“好青年”，都是“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但实际上我心头很清楚，我们各自所着力、所用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

还有，下乡以后，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认为在这样一个危情、颠倒的时代，一个有为的青年如果去谈恋爱，把个人的感情浪费在风花雪月之中，那是不光彩、不道德的，是可耻的，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谈情说爱，去卿卿我我，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献身，需要我们去弥补。也许我无形中在模仿保尔·柯察金，决心（实际上已在）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一种反什么的伟大事业之中。

197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本队的几个农民一起到苏稽去挑生产队的猪饲料（米糠）。本来，这些活路并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因为我当时已成了有正式编制的民办教师，完全可以不去干诸如挑猪饲料之类的事情。但当时我的想法很特别，也很古怪，总是抓住机会（比如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向队里面提出申请，主动要求去干诸如此类的重体力活儿。我记得除了挑猪饲料外，我还争取去上过公粮，到遥远的铁坪山去打过米，去几十里外的甘江部卖过地瓜、灯笼海椒。至于到山脚下的井里去挑水，到田里栽秧子、打谷子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之所以会主动去做这些一般知青连躲都来不及的事情，主要是出于以下的想法和动机。不知是由于社会的无形误导，还是由于自我的判断失误，当时我认为，在我辈的有生之年必有重大的战事发生，也许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是中苏、中美之战，也许是中日、中印、中越之战，当然也有可能是国内新革命引起的内战，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重上什么山，就像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在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打游击，过一种吃草根、吞树皮的生活。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需要有革命的体力和耐力，也就是说人要有跑得、累得、饱得、饿得的本领。为了提高对以后肯定会面对的那种艰苦生活的适应性，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意去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身体。我当时就把干农活儿，尤其是那些需要重体力付出的农活儿看成是磨炼革命身体的必修课。

所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帅士林（三队队长）以及几个农民一大早就拎着麻袋、扛着扁担向苏稽进发。上午到供销社办完手续，买好饲料，在苏稽吃午饭。等把米糠挑回唐坪山（我们生产队的别称）时，已是下午近3点了。那天，我脚上蹬的是一双破草鞋，上身穿的是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衣裳，再加上挑了百把斤的米糠走了那么长的路（大约10华里），出了一身汗，想必不是蓬头垢面，也是形象土气，面带倦色。

当我挑着担子，“嘿呦，嘿呦”走在三队的土路上时，发现前方100多米远，房东帅海安家前面池塘边的路埂上有一个陌生女人的背影在那儿一晃一晃的。一看便知此人不是本大队的，也不是山里面灯塔大队的，是个十足的外地人。等我走近（大约四五十米）的时候，觉得这人的背影好熟悉，但一时又拿不准这人究竟是谁。待我走得更近，正在好奇地琢磨时，前面的人一下子转过身，一看，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那人是钟敏。我们面面相觑，她不说话，只是盯着我笑。当然，脸是红的。我自然反应地发问：

“嘿！怎么是你？”（我实际上想问的是：“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太神了！”）

“没想到吧？”她反问道。

我回答：“真没想到。”

她接着说：“我姐夫前不久病逝了，我回来帮姐姐料理后事，完事后顺便抽空来看看你。”

“哦，是这么回事，太不幸了。”我说，“那就到屋里坐吧。”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帅海安的家，也就是我下乡寄宿的地方。我用手指了指帅海安家的瓦房。

等我们走到帅海安家的院坝，刚要进门时，钟敏突然对我说：

“王雅玲也来了。”我一听“王雅玲”三个字，如同遭电击一般，全身骤然紧缩，心差点儿就蹦了出来。但我表现得极虚伪，也许是当着钟敏（同是同班的女同学）的面，我有障碍，不好意思表现出当时那种兴奋、激动的样子，并且显然在有意压抑这种本该心花怒放的表情，所以，我故作轻描淡写、冷冷地问了一声：

“王雅玲？她人在哪里？”（实际上我非常急迫地想马上知道答案。）

钟敏看着我，脸上掠过一种不易察觉的歉意：“她现在在山下面那个砖瓦窑的地方。”

“她怎么会在那里？”

钟敏说：“我们一起来到山脚下，我叫她在山下面等着，我先上来找你。”没等我说话，片刻之后，她又接着说：“要不，我马上下山去叫她。”

我不是在有意唱反戏吗？不是在现时现地心口背反吗？听她这么一说，我打了一个表示反对的手势：“算了，吃了饭再说。吃完饭，我们一同下山去叫她。”

钟敏来的点儿正好是农村吃午饭的时间，其时，房东已把煮好的饭菜端上了桌。看见我来了客人，帅海安一家人麻子打哈欠全体动员，无比热情地招呼、邀请钟敏上桌吃饭。在她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再次催促：“先吃吧，吃了再说。”于是，我们和房东一家围在了桌子旁边正式地吃了起来。

在吃饭的时候，她才给我讲了她们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她说她有一天在乐山的大街上邂逅了古玲（住在张公桥五丝厂宿舍的高中同班女同学），是古玲告诉她王雅玲回乐山来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是她去王雅玲家约王雅玲一起到我这里来的。她们先是乘车到苏稽，到苏稽后，她带王雅玲去苏稽蚕种场，向她的好朋友沈乐西借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因为从苏稽到唐坪山还有很远一段路，她本打算用自行车把王雅玲搭到我下乡的地方。殊不知乡村路又窄又颠，根本没法搭。于是她们就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走到了我这里。

她们两个都没有到过我下乡的地方，钟敏下乡到西昌会理后，我们通过几封信，所以她知道我下乡的地址。即便这样，她对来的路肯定也不熟。至于王雅玲就更不用说了，一走到苏扬路（苏稽到扬湾的乡村路）上，必定是两眼一摸黑，完全找不到方向。所以她们一路上是走走停停、停停问问，折腾了好半天，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走到了周山脚下的。

来到周山脚下的砖瓦窑，别人告诉她们，上面就是唐坪山。至于红星三队究竟在哪儿，只能上去后再具体问。王雅玲是北方姑娘，走路、爬山无法与南方女子相比，再加上走了近10华里的乡村路，想必到周山脚下时，已经筋疲力尽、体力不支了。于是，钟敏建议王雅玲看着车，待在砖瓦窑那里不要走开，让她一人先上山探路，等找到我的住处后再下山去接王雅玲。所以，才发生了我在路埂上首先看到钟敏的那一幕。

我们吃着，吃着，吃了还不到10分钟，就听见住在下面的乐山知青雷定元在大喊：“毛喻原，有人找。”

我放下碗，马上跑出去，拐过房东的屋角，一眼就看见了王雅玲，一副十足“冬妮娅”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崭新、漂亮、贴身的“的确良”白衬衫，下面是一条熨得笔挺的浅灰色裤子，脚上穿一双米黄色的薄丝袜，套一双精致、发亮的银白色凉鞋，还是梳一对又黑又长齐腰的辫子，正走在刚才钟敏走过的路埂上。她看上去漂亮极了，尽管走了那么远的路，肯定疲倦至极，但还是光彩照人。我没有叫她，表面上显得非常平静，只是朝她随意地挥了挥手，意思是向她示意在这儿，让她过来。然后，我就自个儿折身回到了饭桌上。一会儿过后，王雅玲进了院坝，也许她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和钟敏与房东一家人围坐在大桌子旁边正儿八经吃饭的场面。

她刚一到，我就迎了出来，招呼她一同坐上桌和大家一起吃饭。她仍是站在院坝没有挪动步子，只是埋着头，用脚尖扫动脚下的泥土。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来了一连串态度果决的“不”。首先是我叫她进屋去吃饭，她说“不想吃”；然后我端来一张带靠背的竹椅（房东家最好的一把椅子）让她坐，她说“不想坐”；再后，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叫她喝，她说“口不渴”。把我弄蒙了，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我又一次叫她，她还是“不，不，不”。在我叫她的时候，房东也同样无比热情、无比好客地邀请她吃饭，但还是被她一一拒绝了，那场面有些令人尴尬。当房东再次盛情相邀，她再次拒绝时，我冲着房东说：“好了，不要再喊了。反正，饭是有的，水是有的，椅子是现成的，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坐就坐。我的习惯是，事不过三，要是叫了三遍都不，那就随便。”话语中明显带有生气的口气。在这一过程中，好像钟敏也劝过她吃饭，她也没有听劝，只是说：“你们吃吧，我不饿。”我一听，心想，这不是明摆着在较劲吗？一大早就出来，走了那么长的路，哪有不饿的道理？于是，我更生气了，没有理她，径直返回到桌子旁边，继续与大家吃饭。我们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王雅玲一直都在院坝里站着，显得很不高兴。

待我们吃完饭，钟敏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跑出吃饭的房间，语气有些紧张地冲着王雅玲问：“嘿，自行车呢？”经这么一问，大家才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怎么大家刚才就没有想到呢？

王雅玲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在下面。”

“你的意思是扔在砖瓦窑那里？”钟敏有点着急。

王雅玲回答：“是啊。”

“上锁了吗？”钟又问。

王雅玲说：“没有。”

“哎哟，你……”钟敏的“哎哟”中明显带有埋怨与责备的意思，只是说到这里，她也就没有再往下说什么了。

看来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无疑是一种非常贵重的东西，有点相当于今天的一部豪华轿车。按照一般的情况，大白天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不上锁扔在那里，其丢失的概率是很高的。

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怕自行车丢了），再加上当时时间已经不早，大概4点过了吧（她们当天还要返回乐山），于是，我们商定不再耽搁，马上下山。等于是吃了饭就走，对王雅玲来说则是饭都没有吃就打转身。

不消说，肯定是我送她们二位一起下山。从房东家到砖瓦窑大约四五华里的路，因为是山路，不好走，到那儿少说也要三四十分钟的时间。

一路上，我记得王雅玲根本就没有说一句话，倒是钟敏不断对我发问，不断给我提话头子，所以一路上走下来，自然就是这样一种格局：我和钟敏之间叽叽喳喳、东扯西拉，聊得似乎很“热”，而王雅玲一直只顾着埋头走路，在旁边沉默不语，仿佛成了个配角，显得很“冷”。

当时我也实在太粗心，太大意，总是自以为是地想：反正我和王雅玲关系非同一般，与之相比，我和钟敏之间的关系就太一般，太算不得什么了。总以为我和王雅玲之间是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的，分别了那么久，思念了那么久，如今两年后再次相逢，肯定有说不完的话语，诉不尽的衷肠。但要说、要诉肯定不是在此时此刻，不是在有第三者——尤其是有钟敏——在场的地方，那得找另外的时间，寻另外的地点。我认为，这是无须说的，也是我和王雅玲理应心知肚明的。我自信，我们会有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我想，此时和钟敏说说话也无关痛痒，无伤大局，暂时“冷落”一下王雅玲也无大碍，因为我和她有的是另外的场合和时间。我认为，我只是表面上在和钟敏热聊，实际上是在“打假差”（应付她），是在顾及一般同学之间的那种礼貌和友谊。这一点，我相信王雅玲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在当时我也就没有主动和王雅玲搭话，算是“冷落”了她，但我始终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

再说了，我想对王雅玲说的话，我想对她说的那些无限多的话，或许，还有她想对我倾诉的话，哪里又是在这短短30分钟的时间里，在这崎岖坎坷的山道上能说得完、道得尽的呢？

我记得王雅玲在下山的整个过程中只说了三个字，而这三个字也是在钟敏的“逼使”下说出来的。在下山的路上钟敏对我说：“我和王雅玲以前就说过，你将来会当老师，果然被我们说中了。”我说：“是吗？”她说：“肯定说过，而且在读高中时我们就说过，不信？你可以问王雅玲。”于是，她把头转向王雅玲，想要王雅玲来证明：“王雅玲，是不是有这回事？”王雅玲只是爱理不理地冷冷回答了一声：“不知道。”在整个下山的过程中，她就说了这么简单的三个字。

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走到砖瓦窑时，那辆崭新的自行车还原地不动地架在那里。走近一看，车果然没有锁，车钥匙还照样挂在车锁上。我推着自行车陪她们又走了一段路，一直走到长虹大队的石桥边才留步。在告别之前，我与她俩约好，叫她们下周的星期六晚上到我家来，周六下午3点钟下课后我会骑自行车回乐山，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聚聚叙叙。之后，我们在桥边分手，我目送着她们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那几丛茂密的竹林中。

在唐坪山上教书的那个星期过得特别漫长，我天天盼着星期六的到来。因为星期六我又能见到王雅玲了，一想起这点我就激动得不行。尽管她已经成了“冬妮娅”，但我还是想尽早见到她。

星期六下午3点钟一放学，我住处都没有回就直接骑车向乐山狂奔，几乎一口气就蹬回了乐山。到乐山时才4点过一点。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通知毛明华，告诉他王雅玲回来了，并且晚上要到我家来，叫他来一块儿坐坐。毛明华是一中高我一级的同学，以前是我们一条街的，当时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前对他讲起过王雅玲的事，他觉得王雅玲是一个神乎其神的人物，表示有机会一定要见一面。这次不是机会来了吗？所以，我就邀请他晚上来我家，让他见见王雅玲。

之所以要邀请毛明华，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那天晚上钟敏也要来，既然钟敏要来，那让毛明华一起来坐坐也就无妨。其实，我最想见的人是王雅玲，我最想发生的事是王雅玲一个人来。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三人相聚的约会是那天在石桥边早就定了的，当时钟敏也在场。

通知了毛明华后，我马上回到家，忙东忙西，又是扫地、擦桌子，又是烧水、洗茶杯，为他们的到来做精心的准备，怀着激动、幸福的心情等候他们的光临，实际上是在等王雅玲的光临。

但等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那天晚上王雅玲没有来，我最想见的人没有出现。我记得最先来的是钟敏，过后是毛明华。尽管我们三人还是在喝着茶，聊着天，但显然我是心有旁骛、心不在焉的。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是在想着、盼着王雅玲的到来。但想到最后，盼到最后，她还是没有出现。这令我沮丧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躺在床上想了很多，也想得很复杂，但怎么也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失约，为什么会不来，为什么会让我如此失望，如此痛苦。我认为她的失约是一种弃义，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深深地刺激了我，伤害了我。我当时发誓，再也不想见到她。

第二天，我怀着悲痛与果决的心情骑车返回唐坪山，并下决心再也不回乐山了，至少是近期好长一段时间（王雅玲在乐山期间）再也不回乐山。我想，要痛就痛得彻底，要绝就绝到尽头。

返回学校，我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每天都觉得度日如年，每天都觉得乌云压顶，空气带毒，岁月灌铅，那无疑是一个个阴沉、灰暗、恐怖的日子。

到了周五，我再也稳不住了。觉得就这样与王雅玲一刀两断，从此再不见面，似乎哪儿有些不对劲，似乎有点人情不通，天理难容。即使分手、永不见面，好像也应该有一种什么“仪式”、什么“交接”、什么“程序”才说得过去。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周六）回乐山与她再见最后一面。

当时的我像着了魔似的，之后在王雅玲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心口背反、思行抵牾的严重病症已初见端倪。不知是由于自己年轻无知，还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毒太深，反正，自己想做的、该做的总是与实际所做的南辕北辙、截然对立，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拿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来说，本来打算写一封情真意切、爱雨滂沱的信，回乐山后交给王雅玲。那天晚上坐在煤油灯下，尽管也是情波起伏，思潮汹涌，但鬼使神差，我却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一篇好几页长的与其说是情书，还不如说是政论的战斗檄文。我自以为写得激情冲荡、洋洋洒洒，自以为写得语词铿锵、文美意深。说实话，我当时还颇为这篇应该叫作文章的东西感到骄傲与自豪。这篇东西的题目被冠以“农民颂”。文中充满了浓稠的平民主义思想和极端的反权贵主义观念，它无节制地赞美了农民、普通人、劳动者，无情地鞭挞了社会的当权者、在上者和抛头露面的人。我记得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你知道在黄昏的暗影中，那躬身耕作的人是谁吗？你知道在幽深的山谷里，那负荷趔趄的人是谁？你知道在日落的坡地上，那洒汗挥锄的人又是谁？那——是我的农民兄弟……

社会是什么？那不就是一艘行驶在历史大海中的巨轮吗？但你们只知道赞美、仰视、叹赏巨轮凸翘的船头、高耸的桅杆和桅杆上招摇的旗幡，却无视那隐于波涛之下的螺旋桨；你们只知道船头、桅杆、旗幡的风光，却不识螺旋桨真正的伟大……

文章写好后，我把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有力地书写着“王雅玲收”。第二天，我回到了乐山。星期天中午（我记得是一两点钟），我带着那封装有“农民颂”的信去了王雅玲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仍住在以前住过的地方。可能是她和钟敏到农村来看我时，我从钟敏的话里无意中知道的）。

我小心翼翼地上了他们家那个门洞的一楼，刚到楼梯的拐角处就碰见一个扎一双小辫子的小姑娘（大约十一二岁）从二楼上蹦蹦跳跳地下来。她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一直看着我，不知怎么搞的，看得我心头发憷，有些紧张。于是，我冲着她问：“喂，小朋友，你知道王雅玲在吗？”（实际上，我当时秃头秃脑去问小姑娘这个问题显然没有道理。）小姑娘睁大眼睛，没有马上回答。停顿了片刻之后，她“嘿，嘿”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往楼梯下面跑；一边跑，一边大声说（近乎在喊）：“嘿，嘿，王雅玲！不在！王雅玲！不在！”那情形像是在呼口号，声音清脆，节奏分明。在她往楼下跑的同时，还不断用一种好奇，也很调皮、诡秘的眼光回头看我。她回头看我时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来到二楼王雅玲的家门口敲门，里面有声音问：“谁啊？”声音很轻柔。

我说：“我是王雅玲的同学，来看王雅玲。”

门开了，迎来的是一位年纪40多岁的中年妇女，剪一头短发，面目祥善。我猜她应该是王雅玲的母亲。

果然，门一开她便说：“雅玲不在，出去了。我是她母亲，请进来吧。”

我被她母亲带到客厅，在一张大沙发上坐下。她母亲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我忐忑不安，惶惶恐恐，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与难受。尽管那小姑娘和她母亲都对我说王雅玲不在，但我有一种感觉，总觉得她在，总觉得她就在这家里的某个房间里躲着，不肯见我。

坐了一会儿，我问她母亲：“伯母，你知道王雅玲到哪儿去了吗？”

她母亲说：“具体不知道，好像是进城去看某个同学去了。”接着她又对我说：“这段时间雅玲的身体不太好，前几天一直都躺在床上起不来。上上个星期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看同学，走了一天的路，回来后就病倒了，腿上起了水泡，脚都肿了。”我一听，立刻就明白，她母亲所说的是王雅玲的唐坪山之行。只是我不知道，她回来后病了，并且病得那么厉害。听到她母亲这么一说，我心头更加难过。

既然王雅玲不在，我也不打算久待。于是，我对她母亲说：“听说她回乐山来了，我顺便来看看她，既然她不在家，那我就走了。不过，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她。”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封信，把它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礼貌地与她母亲告别后，我怏怏地离去。当天就骑车回到了唐坪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又回到乐山。星期天中午吃过午饭，我背着一个书包（黄色的军用帆布包，里面装了几本要还的书）去王明生家。王明生是我和郭新建在初中时就结识的一位老大哥，喜欢文学艺术，关心时事政治，他家里面有几书架藏书，我对之眼馋心慕得不得了。当时在下乡期间，几乎形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他家借还书。一般是去还几本旧的，同时借走几本新的。新借的书就是我下个星期在唐坪山的精神食粮。那天正是我去王明生家还书的日子。

等过了张公桥快到影剧院的时候，我突然从前方的人群里发现了一个让我的心顿时为之“咯噔”剧跳的身影，当时还隔得远远的，根本看不清人的面孔，但从其体形、轮廓，以及走路的步态，我马上就能断定是王雅玲（实际上不凭这些，我也能在大街上，在茫茫的人海中，一眼就辨认出她）。我们当时走的是大街的同一边，在路的右侧，只是方向正好相反，我往进城的方向走，她往出城的方向赶。当我看见她时，我们之间相距可能有一两百米远，我不清楚当时她看见我没有。尽管我看见她时，心头为之激动，情绪为之震撼，按理说应该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见面，但当时我却做了一个傻得不能再傻，怪得不能再怪的动作：一看见她，我就迅速挪动脚步，横穿到马路的对面（我承认当时是有点惊慌失措），然后埋着头在左侧的人行道上闷走，想躲开她。走了不到两分钟，我突然发现一个人以一种立正的姿态（先看见的是脚）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抬头一看，是王雅玲。

“刷”，我的脸红了，她很友善，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愣在那儿得了失语症，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王雅玲先问我：

“你要到哪里去？”

“到半边街一个朋友家办点事。”我没有说我去还书，回答得很机械，也很冰冷，实际上是一种极热过后的反弹反应。

我没有问她，但她马上接着说：“我正准备到你家去。”

我只“哦……”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显得很呆板，也很愚蠢。

她见我不说话，接着又问：“你去待多长时间？”

我说：“很快，很快。”于是闪开身子，给她让路。同时侧着身体对着她，抬起左手指向米市巷方向：“那你先去，在家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说着，说着，实际上我已迈动步子，自个儿朝王明生家走去。她和我反向而行去我家。

事后回忆我当时的这个举动，真是十足的神经病，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既然我在影剧院外面碰到了王雅玲，既然人家王雅玲在路上拦住了我，既然她主动朝我家里走，那我就应该与她一块儿回家不就成了，还用得着再去还书、再去王明生家吗？即使是比这更重要的事也应该放下啊，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还是去了王明生的家。之后发生的事更邪乎，如果说去了王明生的家待得不是太久，还了书就走还是可以理解的话，待在那儿半天不走就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了。我像中了魔似的，明明知道王雅玲在家等我，我却还了书，仍坐下来没有走，一直和王明生在那儿聊天，仿佛在有意拖延时间。大约在那儿磨蹭了一两个小时，我才慢吞吞地走回家。

回到家里，尽管王雅玲在那儿等我半天了，但我也没有发觉她有什么明显的不高兴。见到我，她简单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我“嗯”了一声。然后她跟我一起上了我的小阁楼。她坐在我的床边，我坐在靠窗的写字台前面，之间相隔一两米远的距离。自上楼以后，我们就各自静静地坐着，彼此没有说话，大家都保持沉默。这种沉默的气氛让人感到尴尬，让人感到难受，有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无异于一种最残酷的折磨。此时的我，内心波澜起伏，千言万语，澎湃汹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也许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就在这时，王雅玲用一种疲惫的声音轻轻对我说：

“毛喻原，难道你就再没有对我说的了吗？”

我用一种更显疲惫和压抑的声音回答她：“没有。”（实际上是反话。）

“那我走了。”她接着说。声音显得苦涩而忧伤。

我痛苦，但又显得很平静地只从喉咙里挤出了一个字：“好。”（实际上是“糟”。）

然后，她自己慢慢走下那个狭窄的楼梯，一去而不复返。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2]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要安排学生参加每学期为期一个月的学工或学农劳动（大学除外，因为当时大学已停办）。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学工内容是：在校办工厂的翻砂车间翻砂模、倒钢水；学农内容是：在学校的尖子山农场拉大粪、种庄稼。——作者注

[3]欺头：四川乐山一带的方言土语，指钻空子、占便宜的事情或行为。比如，吃一顿不花钱的饭，就叫吃欺头。——作者注

知青时代的密友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本可以不下乡，因为正值我母亲退休，我可以顶替她进五丝厂当工人。那年月，当工人（另外还有当兵）恐怕就是所有青年最高的理想了。我记得当时我确实羡慕过、幻想过，比如当个605厂、长征制药厂（这是乐山当时两个最牛掰的国营大厂）的工人，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上班，骑着车在乐西马路上狂奔，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当工人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尤其是当605、长药的工人，简直等同于进天堂。在那时，一个人很难能想出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

当时我母亲的意思确实是要让我去顶替，甚至还亲口对我说起过此事。但我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大哥已下乡四年，下乡的地方又非常偏僻、非常贫困，在七区（被人们称为屙屎不生蛆的地方）蔡金公社马踏大队，离乐山有七八十华里。再加上他老兄下乡后表现一直不好，调皮捣蛋，干坏事十处打锣九处在，给公社领导的印象恶劣，所以每次招工推荐都没有他的戏。自然，他的脱农回城就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当时的做法自认为有点“见义勇为”的味道，所以，我对母亲说，与其把我顶进五丝厂，不如把大哥换进去。母亲看我这种态度，自然就改变了主意，最终让我大哥进了五丝厂。既然我大哥进了厂，看来，下乡就是我必然要去面对的一种命运了。

当时在下乡的问题上，社会在特权与不公方面的表现已经非常明显。父母所在单位不好或没有单位，其子女往往被分配到很差的地方，而行政机关和文教卫的子女则多半被划定在五谷丰登的风水宝地。比如就拿乐山当时的情况来说，五丝厂、嘉乐纸厂、碱厂的子女就被安排在土主、白马、童加、福乐、蔡金等贫穷边远山区，而政府机关（当然首先是县委、县政府、公检法）、文教卫生系统的子女则被安排在诸如城郊、双江、杨湾、九峰之类的丰产之地。因为分配方案是权力部门做出的，在权力无任何管束和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偏袒于权力的嫡系者和关联者当是最自然不过之事。

当时的我，虽然刚出学校，年纪轻轻，但自觉非常“理智”，也非常“聪明”。与那些和我同年的应届毕业生有明显不同的是，我不但看到了这种下乡分配的不公，而且还想方设法逃避这种不公。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属于五丝厂的子女，那就应该被分配在七区的蔡金公社。当时我的想法是：人家毛主席也说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祖国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既然要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我肯定就要到一个吃有基本保障、住能马虎凑合的地方。七区蔡金显然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因为那儿全劳动力（农村的青壮年男子）每日的工分置换成人民币才几分钱，一年只能分几十斤黄谷，全是红苕、包谷之类的杂粮，并且细粮和杂粮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够一年的基本定量。我认为，到这些地方连肚子都填不饱，还奢谈什么干一辈子革命呢？那不是“空了吹”吗？更何况我知道，下乡并不是人们说的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而是出于国家处于经济破产边缘的某种不得以。

所以，我决定，乡是要下的，但万万不能和其他丝厂子弟一样下到什么蔡金之类的鬼地方。我要独辟蹊径，另谋去路，想方设法下到一个我能接受的地方。这地方至少分黄谷在300斤以上，最好还有些著名土特产，诸如灯笼海椒、嫩姜、大蒜之类。于是，我决定自行联系插队的去处。

东打听、西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我舅舅的一个亲戚，此人叫帅海安（时任五区杨湾公社红星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他说他在葫芦坝认识一位朋友（大概也是任某生产队队长之类），可以把我介绍到那儿去落户。为了能去葫芦坝，我还真的和帅海安一道从乐山步行过到葫芦坝一趟。那次走的路线，今天回忆起来觉得真是有点怪，不是走的青衣、苏稽这条线，而是先从肖坝过河，绕了一大圈，然后再过大渡河到苏稽，最后才到葫芦坝。葫芦坝在乐山到峨眉的公路旁边，具体地说是在苏稽到峨眉的路上，苏稽过去不远。那可是个风水宝地。

我一看见葫芦坝就喜欢上了那地方。当时正值四月菜花开，乐山一年到头也许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让人激动、心跳。大地只有金黄和麦绿两色，面对这种黄绿相间的大格子图案、大手笔布局，你没有办法不折服上帝他老人家的鬼斧神工。我经常会为这菜子花开感动得伤心落泪，由衷地悲叹：这自然的植物为什么会如此繁茂、葱茏？而人世的景色却又是如此凋敝与凄凉，相形见绌？当这双极的反差同时向你呈现，你真是心不忍思、目不忍睹啊！

葫芦坝紧靠乐峨公路，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小河在坝上撒开，形成了许多支流，一眼望去，水汪汪、明晃晃的一片，甚是润心养目。坝子很开阔，农舍、竹林点缀在菜花中，远处是黛墨色的群山，群山上是蓝悠悠的天空，那真是一幅田园牧歌图、风光山水画。刚到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能在这儿安家落户，我绝对心满意足。

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去成，因为找到那位熟人后，对方告知：此处名额已满，且公社早有规定，不再重新进人。

事后，帅海安告诉我，这儿不行，干脆就到他们那儿去吧。他给我介绍了他们生产队的情况：黄谷每年三百七八十斤，粗粮是包谷、红薯、芋头，另外此地的灯笼海椒、子姜闻名遐迩。我说，行呀，既然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去呢？他说由于我分配的地方是蔡金，到他们那儿插户肯定有一定困难，要走关系。为了联系起来方便些，干脆把我说成是他的亲侄儿，算是直系亲属插门上户，我当然同意。结果，没费什么劲，通过帅海安的关系，我就到了唐坪山。

唐坪山在苏稽的东面，离苏稽七八里地，离乐山不过30华里，这比蔡金的七八十里地近多了，回家也方便。它处在杨湾坝子红光、红阳大队的边上，从坝子上看去像一个台地，高出坝子十来米，属于小山浅丘陵，再进去就是灯塔大队的深山老林了。

刚到唐坪山，我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们生产队旁边的那座山（当地人叫寨子山）和峨眉山的轮廓一模一样，几乎是通过峨眉山的模子倒出来的。听我这么一说，几乎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称口道是。从此，人们（至少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就把寨子山改叫成“小峨山”，以示与峨眉、二峨、三峨的区别。当地人告诉我，1958年大战钢铁以前的小峨山，山顶是一片原始森林，有七棵需要两人才能环抱的大松树。人爬上松树顶端能一眼看见乐山城。这无疑增加了我对小峨山的无限遐想。你不要说，这小峨山还真容易使人充满幻想，巍峨的山体、陡峭的岩壁，在当地的浅丘陵中无疑是鹤立鸡群，令人肃穆，叫人仰叹。它和周围所有的山都不同，不仅身胚巨大，植被深厚，树林茂密，而且具有一种更显个性和张力的山脊轮廓，它的曲线具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不会忘记的突兀和挺拔的美感。尤其是春天和冬天，阳光照射在山坡，晨雾缭绕在山顶，那多半会使人才思泉涌，想入非非。我就不止一次面对小峨山幻想过（一个人只身窝在寂静的山林就更容易滋生这样的幻想）：春晨，在明媚的阳光下与某一位“冬妮娅”在林中漫步；夏夜，带着帐篷与她在山顶的松树下露营，品山风吹拂，听夜虫鸣叫，看流云星辰。或独自一人带本书，带支箫，在小峨山的另一面山坡，或孤坐独阅，或夜伴箫声……试想，那是何等的浪漫，何等的惬意，何等的心醉神迷！

后来，确实还发生了一件与小峨山有联系的事。这事可能会感动常人，但却令我不悦。一天下午，二队的一个女知青独自一人上了小峨山，在那儿忙碌了整整一下午，用斧头砍松枝，用镰刀割蕨蒺，弄了一大捆柴火。然后等天黑，悄悄背下山，偷偷放在了我厨房外面的屋檐下。那是真正的活雷锋举动，可惜她不是“冬妮娅”，她是后面将要提到的“红色青年”、民兵连长，是对我的密友——胡梦雄犯下了罪孽
的人。

刚下乡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记得第一天到田坝里和农民一起出工（大概是用锄头翻土），工间休息时，本队的外迁户农民李朝青（此人块头很大，经常给人看风水、算命，偶尔还外出跑跑江湖，算是唐坪山一带出了名的不守规矩的青年农民）可能想捉弄一下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知青，要我和他摔跤。我一看他那块头，那股蛮劲，估计整不过他。但又不能不应战，否则有失面子。于是，我对他说，咱们先来个小动作，小预演，也叫热身赛，然后再正式开摔。我说的小动作就是“拉手”，即两个人的右手握在一起，蹲马步，相距刚好两手相伸能够相握的距离。然后用手用力推拉，两只脚原地不动。在拉手的过程中，如果谁的脚移动了，谁就输了。我之所以提议“拉手”，因为“拉手”是我的绝对强项，到那时为止，甚至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所以我非常自信。听我这么一说，李朝青同意了，随即在田坝里摆开了阵仗。他龟儿人高马大，浑身的蛮劲，我们马步一蹬，双手甫一相握就开始运气用力（我感觉得到，他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我屏住呼吸，把气提起来，运到右臂，灌到手腕，与他对峙了三秒钟，然后突然猛一松手，顺便一拉、一带、一甩，只听“哐当”一声，他老兄一扑爬就摔到了十多米之外，头朝地，嘴巴里含了一口的土。在场的农民全都看傻了。等他一拐一拐地爬起来，我问他还摔跤吗？他说不了，服了服了。从此，全生产队就再也没有人敢和我摔跤，而且一个并不那么副实的神话——毛喻原有绝世武功——就自然而然地在整个唐坪山传开了。你不要说，这一神话在以后我教书的过程中还真管用，任随我怎样批评、冒火、打学生的屁股、抽学生的手心，他们总对我服服帖帖，毕恭毕敬。但同样的行为，要是落在别的老师身上却总会招致学生回家告状，然后家长来学校找老师说聊斋。而我教书三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因为那些学生迷信：毛老师武功高强。

说起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刚下乡的一个多月，我对各种农活儿可以说情有独钟，也有意想通过各种途径来磨炼自己的体魄，锤炼自己的意志，自然，繁重的农活儿就成了最佳的锤炼方式之一。所以，我见什么农活儿都上，越重，越累，越要上。什么踩水车、挑粪、割麦子、栽秧子、薅秧子、打谷子、糊田坎、上公粮、挑化肥、买猪饲料等无一落下，而且干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激情迸发。我记得第一次到山坡下的沼泽田里踩水车，就和生产队的两个“二鼓槌”小伙儿帅希和、帅希俊进行了比赛。比赛的结果是，我大获全胜。他们两个硬要说我以前踩过水车，并且是踩车高手。我跟他们说不明白，但我自己清楚，本人确是第一次踩。踩水车比赛有一定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水车有一个高高的木架子，有点像田径比赛里的高低杠。最高的那根横杠是用来手扶的，身体扑在上面，横杠齐胸高。下面一根横杠，中间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带很多水斗的大圆盘，两边各一个做成十字形的脚踏板（所谓脚踏板实际上就是在四根转臂的顶端安了四个半圆形的面积约有9厘米的木头），看上去有点像四个圆鼓鼓的小木槌。所谓比赛，就是看哪个踩得快，随着脚踏板的转动，你每一步都要踩准在一个“小木槌”上，如果踩空了，不仅输了，而且飞速旋转的小鼓槌会正正地打在你的连儿杆（小腿）上，轻则红肿，重则青包拱起，不说马上眼冒金花，至少也是钻心的痛。以后，我也偶尔失手，这么痛过几回。

我下乡时，有两件事对我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和印象深刻。一是看到了农民普遍的贫困和农村同样普遍的凋敝。这和我在学校老师给我们讲的，以及从书上、报上读到的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语言与现实的彻底背反让我真是难以接受。二是农民普遍的满口怪话，爱说脏话，更爱说黄话。几乎言必带色，话必沾淫，脱口便出，张嘴就来，而且一秒钟就直抵死角，两秒钟就切入本质，要不，一竿子就戳到老祖先、老祖宗的脊梁骨。记得第一次在田头劳动，听见那些还没结婚的女孩子讲坏话，口不遮、心不堵的，还真听得我脸红筋胀，怪不好意思。当她们频频说“狗日的”、“日钱”、“锤子”、“日倒你做什么什么”时，还真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觉得真不可思议，怎么女孩子们也这么说。等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怪话之于农村那种单调、压抑、乏味的生活就恰如味精之于一大锅没有一点油星的清汤。那是他们情绪的狂欢节、感觉的调味品、思想的作料、精神的牙祭，是他们平衡生活的无形杠杆，是他们舒缓疲惫的解压手段。正是通过它，生活似乎才能正常进行，也才能勉强被人接受。如果谁想要剥夺农民的这一“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才是真正的残酷，不近人情。

我下乡最初住在帅海安家，后来母亲下乡来与我同住，就搬到了帅希林家的大房子里。帅希林的父亲解放前可能是地主，难怪他们家的房子会修得那么大气。下乡一个多月，我就被大队书记帅希林叫到大队小学（也叫唐坪山小学）教书。那时候，教书之类的事情被人们叫作“挣革命工分”，是令所有知青倾慕不已的事情。因为教书可以免除繁重的农活儿，除了工分照计不误外，每个月还有15块钱的补贴。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人人都向往之，梦寐之。之所以帅书记要选中我，我想多半是他看了我的档案（全是些优秀三好学生、班长、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学习委员、年级大批判组长之类），另外我给他的印象是爱看书，爱看书在那时就是爱学习、求进步、争上进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意思。所以，他把我当成了最佳人选。实际上，爱看书算啥子嘛，在别国可能只是个常规举动、家常便饭，但在我们这儿却被人刮目相看，当成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品德。当然，之所以能够去教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唐坪山小学当时的校长易贵武患了晚期肠癌，已经无法上课，所以需要一名代课老师，于是我就被顶了上去。

这在当时算是够幸运的了，下乡不到两个月就干上了教书的差事，而且我母亲陪我下乡，与我住在一起，帮我做饭、洗衣、缝补、种自留地、上山拾柴火之类。说句实在话，若是与我之后的四年大学相比，下乡这三年（我是1975年元月下的乡，一直到1977年第一次高考离开）比四年大学更值得回忆，看的东西、学的东西、理解的东西更多，收获、进步更大。相较而言，总体来说，大学生活更像是一张没有着墨的宣纸，一片空白，不值一谈。

在农村教书的日子是相对轻松而自由的，上午9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除此所有的时间（还包括星期天的休息日和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都是自己的，可以任意安排。所以可以这么说，我的整个读书生涯都是在农村的三年奠基的。我记得我在那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歌德、海涅、尼采，什么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什么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霍桑，什么《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悲惨世界》、《九三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都是在那段时间进入我生活的。在当时，我读书有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都要骑车进城到水井冲的王明生处借还书。每次去都是红卫兵书包满满的一书包，还一包，借一包。王明生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比我大好几岁，算是我的老大哥。在读高中时我就认识他，记得他当时经常把我和郭新建约到新村广场上去聊天，给我们大谈文学和人生理想，还有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回忆起来，这位老兄在我的一生中还真具有那么一点启蒙色彩。不管怎么说，我至少从他那儿借了不少好书来看。他家有令人羡慕的几架子书，全是他当红卫兵看守一中图书馆时从图书馆搬回家的。所以，他家自然就成了我下乡时期经常出入的“图书馆”，而真正的乐山图书馆我倒真没有跨进去两回。

尽管教书的工作与一般知青比起来是轻松的，但70年代的整个社会环境还是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仍然有一种空气中仿佛被灌了铅的感觉。尽管在村小教书，但只要仍置身于农村，人就难免会有一种身处困境的绝望感。对社会的失望，对自身“前途”的担忧，这些都自然汇集成了一种苦闷与压抑。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可动用、可“施展”、可发挥的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想象，我的精神，我的语言，我那个可以不断进行自由创造、自由重组的主观世界。所以在那段时间，除了应付简单的教学，我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疯狂的读书、更疯狂的思考和更更疯狂的写作之中。我记得，每天晚上我都会处于一种极度饥饿的状态，精神的饥饿，面对夜神、月神、雨神、风神，有时是雷神，我都会在平板桌前、煤油灯下，忘情地、近乎疯狂地做我阅读与疾书的“晚祷”：啃大部头，写思想的心得。王明生的水井冲越跑越勤，自己装订的笔记本越写越多。那段时间，平均一年下来，至少会写完二三百页的笔记本满满三大本。至今，那些笔记本仍存放在我苏稽老房子的旧书柜抽屉里，近30年没有再去翻过，恐怕早已蛀虫，或笔墨褪色，字迹不清（因为当初是用圆珠笔写在上面的）。其中，有两本自己装订的16开200页的《读书笔记》已被高中同学钟敏借去，至今未还，等于是代为“保管”，长期“没收”。自从写完，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有时还真想重见一回，再看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

那时，我的感觉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为人世的状况（社会和我的处境与前途）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在广阔的天地里（经常走在田坎、山坡和台地上）为自然的美景感动。当时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天空那么漂亮，而地下却这么难看？我冥冥中感觉到：天地不匹配，不仅不匹配，可能还在背反性运行。看着那些农民，看着我们学校四面透风的破屋，看着那些幼儿在冬天穿着开裆裤，看着唐坪山的娃儿在腊月鼻子冻得通红，我心酸头痛。但一看见广阔的地平线、天空中的流萤、夕照的晚霞、壮丽的日出，看见鸟的迁飞、鱼的游弋、水的波动，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兴奋与喜悦。语言和现实，人世和自然这两极巨大的反差，像两股反向的拉力时刻都在拉拽、撕扯着我，让我既激动又沮丧，既绝望又幸福。当然，沮丧是来自人世的现实，而激动则是来自自然的语言。为了化解我沉重的心思，我可以聚精会神地看天、目不转睛地读云，可以心无旁骛地品水、如痴如醉地听风。甚至我可以午夜12点骤然披衣而起，在暴风雨的夜晚，孑然走向黑蒙蒙的旷野，伫立在小峨山的坡头，静静聆听惊雷如何在黑云中炸响，默默观赏闪电如何撕破长空。（这次经历，我在大学里还专门为它写了一首名为“暴风雨之夜”的诗。可惜此诗早已丢失，无影无踪。）

那个时代，处于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热切地希望能找到思想的同道者和革命的知心人，或至少能找到可以进行思想交流和理性谈话的对象，或者听众。由于自己的思想自认已经跑得很远，再加上教书，和别的知青干的农活儿不一样，所以和一般知青就没有多少来往，更谈不上有很深的交流。这样久而久之，一人独处在农村就难免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平时与我来往较多的恐怕就算是一队的回乡知青张克邦了。张克邦这家伙，我第一次看见他就不喜欢，给人一种酸溜溜、假兮兮的感觉。打扮非常做作，和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梳的是中偏长的分头，不知是喷了水还是搽了油，反正整天亮刷刷的。爱穿中式紧身衫，脖子上围条长围巾，多半时候会缠上一两圈，一前一后耷拉下来，经常有头一偏、手一甩、围巾随之一飘的动作，走起路来屁股扭来扭去。我当时就认为他在装扮“五四”时期的革命青年，是在没有文化的唐坪山冒充文雅知识分子的形象。可惜的是，这一切和周围的气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滑稽。张克邦说话明显有一种双性人的味道。我和他接触较多，主要是因为他当时是大队的赤脚医生，而他工作的医疗站就在我们学校小卖部的旁边，可以说天天都要见面。

我刚开始对他确实不感冒，但他对我总是客客气气，甚至是毕恭毕敬，左一声“毛老师”，右一声“毛老师”，叫得调声妖妖，喊得我心头既发麻又了然。一会儿拿个英语单词来请教你，一会儿提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来与你讨论，一副谦虚谨慎、好学上进的样子。张克邦的父亲张老头子，解放前可能读过点私塾，我见过一面，有点之乎者也的迂腐，也有点破落文人的穷酸。大概这张克邦想装点斯文也多半是出于他老爹的遗传。可惜的是，钢没有炼成火候，文没有连成气象，难免就有点歪。

尽管张克邦有很多毛病，但他还是做了一件好事。与我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可能觉得这位毛老师很有知识，也很有思想，并且人也还不错。有一天，他给我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我在唐坪山与之秘密交往了近两年的胡梦雄。他对我说，他们一队有个胡梦雄，是新桥中学的“右派”，被发配到唐坪山负责看守学校的农场，同时也在农场接受监督改造。新桥中学的农场就在张克邦他们那个队——红星一队通向红阳大队那条机耕路的山坡上。我回乐山经常要路过那里，不过，农场离机耕路还有一段距离，人路过那里时，只能远远看见山坡上那几栋破房子。实际上说房子是不恰当的，就是两三间十分简陋的用黄泥巴夯的土墙茅屋，破破烂烂、歪歪斜斜、可怜巴巴地趴在荒芜的山坡上。茅屋连带周围的景色，看上去给人一种无比萧瑟和凄凉的感觉。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个农场，还不如说是个典型的“牛棚”。

那天，张克邦还给我介绍了一些有关胡梦雄的情况。从那儿得知，胡梦雄是四川资阳人，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桥中学教书。当时在新桥中学是相当风光，非常有名的人物，可以称得上是青年才俊、风流倜傥。与肖明俊一起被并称为新桥中学的文理双星，肖是出了名的几何老师，人们叫他为“肖几何”，胡是遐迩闻名的语文教师，人称“胡语文”。这两个人在1957年那场凶猛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了“右派”。也许正因为他们都是学校难得的人才，所以学校在处理“右派”的去留问题时，才对他们网开一面。其他“右派”都无一例外地被退回原籍（多半是农村）劳动改造，接受当地政府和革命群众的监督，而他们却得到了怜悯，被校方留了下来，算是“优惠”、“开恩”，安排在学校农场所在地——红星一队看守农场。

据说，当年胡梦雄的语文教得特别好，不仅在新桥中学有名，而且在整个乐山城，甚至乐山地区都有很好的口碑。他的口才一流，上课从不拿讲稿，甚至不带课本，但却照样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口齿伶俐，妙语连珠。他几乎是出口成章，而且是文思泉涌、灵感四射、辞藻绚丽、修饰完美的华章。即使是最不好学的学生，只要坐进他的课堂，也会被他抑扬顿挫、精彩迭出的讲课弄得一愣一愣的，更不要说那些好学的学生了，肯定是听得凝神屏息，如痴如醉。即使在不看教材的情况下讲课，他所教班的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叫人不得不佩服。胡梦雄的才学是多方面的，而不仅仅限于语文、文学，在历史、地理、哲学、经济、伦理学等诸领域也都有较深的涉足，可谓博才多学、融会贯通之典型。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后来我听他说，主要是由于写了一篇与郭沫若进行商榷的关于《楚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胡梦雄提出了两个与郭沫若不同（实际上是相对）的学术观点。文章投到了《光明日报》，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发表，反而还成了他被定为“右派”的主要罪证之一。也许，挑战国家学术权威郭沫若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最根本的还在于当时学校划“右派”有名额规定，可能是划派任务完不成，就把胡梦雄给框进去了。文章恐怕是托词之一，再加上他才华出众遭人嫉妒，平时可能出言不逊，没有特别注意对领导的尊重，所以，划成“右派”也是一种必然。从此，1957年的那场运动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张克邦对我说，胡梦雄这人很有水平，我肯定能和他聊到一起。自从听了张克邦的介绍后，我就对胡梦雄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在读高中时就接触过好几个“右派”，总的印象，他们比一般人好，比一般人强，况且我以前接触的几个“右派”还不是什么学富斗车、融贯中西之辈，而这胡梦雄就不同了，他不仅是“右派”，而且是很有水平的“右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就很想结识胡梦雄。可能在胡梦雄那儿，张克邦也在他面前吹捧过我，不外是大队小学里有个毛老师，很有两下子，人也不错，不妨认识认识之类。也就是说，在我和胡梦雄还没有正式认识之前，张克邦就在两头已经做了大量渲染和铺垫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通过张克邦的引见，我悄悄到了新桥中学的农场。他住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叫寝室——但可以用破落、狼藉、凄凉、潮湿、阴暗、狭窄、无比简陋来形容。反正，不像人居，更像“狗窝”，用“牛棚”来形容显然还是一种夸大。那地方可能只有八九平方米，年头已久的土墙布满了裂纹，已开始疏松、脱落、掉渣，甚至有缺口和孔洞，也就是说冬天肯定会透风，夏天多半会漏雨。里面的墙连报纸都没有糊，疙疙瘩瘩、灰扑扑的。进门的右手边放了一张单人床，床上铺了张满是补丁、又旧又破的床单，床单下七翘八拱，谷草须子到处飞。床前摆放了一张油漆已经剥落，好像还缺了一条腿的课桌，等于是他的写字台。桌面上有一盏灯罩口已经被油烟熏得黢黑的马灯，灯芯上的火苗燃得一飘一飘的，随着从墙缝里透进来的风不停地摆动。灯光尽管昏暗，但作为这屋内唯一的光源仍给人一种安慰与温暖。桌子旁边放了一把可能是50年代的带靠背扶手的老藤椅，靠背的边缘缠着布条，四条腿中有三条用木条来重新捆绑过，坐上去有一种要往下垮的感觉，很不踏实，并且摇摇晃晃。靠北的墙上开了一扇“牛鼓眼”窗，实际上是斗碗那么大的一个圆洞，中间竖了两根木棍（可能是青冈条），算是窗格。这地方窄小而压抑，不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看上去更像是一间囚室。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胡梦雄却住了整整
7年。

我第一次见胡梦雄，给我的震惊是巨大的。首先，我没有预料到看上去他会那么老。照推算，我1975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实际年龄最多也不会超过45岁，但看上去已经像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了。也就是说，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起码大了整整10岁。一看见他，我就感觉他身上至少患有两种疾病：一是胃病，因为脸色苍白、贫血，明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二是轻度的神经失调，因为一脸的倦容和困乏，不仅是额头，连头发也让人感觉疲惫至极，他的眼圈红肿，头皮青筋鼓暴，眼神中透露出内心的压力与紧张，一看就知道睡眠不好，并且经常彻夜失眠。在他脸上，我看不到昔日那个胡梦雄曾经有过的风采和表情，甚至看不到他生命中那段曾经有过的热血青春应该有的余痕。矮小的个头，瘦削的双肩，明显的驼背，脸是紧张的，眼窝凹得很深，眼角布满了血丝。额头上皱纹密布，又细又长，像在荒滩上犁出的一道道微缩沟壑。头发看上去像一个杂草丛生的山丘，左一耷，右一撮，显得异常的凌乱。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洗白了的破中山装，里面套了件领口发污的白色棉衬衫。整个人看上去十足一副遭受过严重迫害、残酷打击而导致身体有明显扭曲和变形的模样。其次是他说话的方式，张克邦不是说过，他是天才的教书家、演说家吗？不是说他口齿伶俐、出口成章吗？但当我第一次遇到他、与他说话时，我发现，他明显口吃，明显结巴，可以说是词不连句，语不成话。让人感觉他说起话来非常吃力，听的人也非常难受。我惊叹：为什么会这样？但冷静一想：又为什么不会这样？反正，他的面容、他说话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第一次接触，通过它们，我就在想：这个人，这个可怜的人在他过去的岁月中是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经历了多少常人无法理解的磨难啊！

实际上，我头一两次到他那儿去，他对我是防备有加的，这我能明显感觉到，他眼珠子打转，眼神明显带有考察与探询的意味，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带有敷衍的痕迹。但去的次数多了，随着交谈范围的扩大和交往的深入，彼此增加了了解，信任就建立了起来。以后，去的次数就更多了，只不过只能秘密地去，在当时正常人与他交往肯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因为他还属于“地、富、反、右”，是被管制的“坏人”，而我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小学校长，完全一副社会主义革命青年的进步形象，所以不便和胡梦雄公开交往。也就是说，早在当知青期间，我实际上过的就已经是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是帅书记赏识的优秀青年，实质上是“坏人”胡梦雄的秘密朋友。

每次，只能晚饭后天黑尽了才能过去他那儿。距离倒不远（可能一里多地），但那是一段艰难的行程，因为路不好走，上坡下坎，弯弯曲曲，要经过许多平衡木似的田坎路，尤其是遇到月亏之天，再下点雨，打点雷，唐坪山的夜晚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黑灯瞎火地摸着走。人经常要蹲下来，几乎趴在地上辨别模糊的道路。去的时候要好得多，因为天色不是太晚，大地也不是太寂静，路也要好走得多，回来就困难了。最要命的是从农场到我住的地方，中间必须要经过一个坟场，那地方阴森森的。每次路过那里，尤其是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或没有星月和天光的夜晚，我更是神色紧张，心跳加快，心头吓得发慌。真的说起来，这可能要怪罪我们中国特有的那种儿童文化——鬼文化。这种文化理应得到诅咒。我记得我们从小就是听大人们，或大哥哥们讲鬼故事长大的，什么披头散发、白烟飘绕啦，什么活僵尸、石棺材啦，什么长眉毛、绿眼睛啦，什么白骨精、吸血鬼啦，什么一条影子、一道蓝光啦，反正从我们少年时代开始，这些鲜活的鬼魅形象就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挥之不去，纠缠不清。只要一到晚上，一到没有光的地方，只要我们是孤身一人，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鬼，想到张牙舞爪的獠牙女，想到面目狰狞的蒙面人，自己吓自己。即使像我这样忧国忧民、完全被另一种“反什么”事业的理想所主导的革命青年，当我路过一队的坟包包时，也会感到心惊肉跳、周身发冷，恐惧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次路过墓冢时，我都要加快步伐，佯吹口哨，或哼首什么革命的歌曲来给自己壮胆。是啊，一个人风凄月黑地在阴森森的墓地里走，确实让人毛骨悚然。但这样的行走，我在唐坪山不知经历了多少回。每次到胡梦雄那儿去，我心头其实都是矛盾的，想去，又怕去，但多数的情况下是“想”战胜了“怕”，最终还是去了。

我平均一两个星期去胡梦雄那儿一次。每次去，我们都会谈到深夜，伴着那盏马灯，灯光在小土屋里显得既明亮又暖和，我抽着烟，他喝着茶。谈的话题主要是文学、经济、政治和他的经历。这些谈话，不仅增加了我各方面的知识，也增加了我对他过去的了解。

尽管他已从口才一流的教师变成了今天的严重口吃者——这显然是由于他“主动”封闭自己，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再愿意与人说话，也不想与人沟通造成的——但他却与他喂的那些猪啊、鸡啊、狗啊什么的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也有非常多的话。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已不再相信任何人，对人世感到彻底绝望。尤其对那些上山来劳动的学生，他总是特别的防范与警觉，绝不与他们多说一句话，因为他害怕走漏风声，害怕被人揭发，被人告密。他认为这些学生是被社会某种力量教坏了、报废了的一代，不仅愚昧，而且邪恶。他说他感到与人沟通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有一种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和动物交流起来却如鱼得水，轻松自然，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确实看见过几回他召唤猪、狗、鸡们进食、睡觉、到外面去玩耍的情景。你还不要说，真是神了，只要他“咕”的一声，鸡群就会闻声赶到他跟前；只要他“噜”两下，猪圈里的猪就会立刻跑到一边去躺倒；只要他唤一声狗的小名，再辅以不同的动作，那狗就会作揖、磕头、跳舞、转圈，可以说叫它干啥就会干啥。那时刻，就仿佛胡梦雄是一个通灵之人，他完全理解动物的语言，动物也完全能够领会他的心思。看着他见到动物轻松的、眼睛放光的表情，我在想：这难道不是他对人绝望之后对动物的一种伟大移情？是一次另类的挚爱别恋？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不如动物！想必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尤为深刻，所以，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就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分量，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他告诉我，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这我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年轻时候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他肯定会赢得女孩子的芳心，自然会有许多异性的追求者），女朋友是他大学的同学，长得很漂亮。他们俩感情真挚，非常相爱。正当他们准备结婚的前夕，突然祸从天降，他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女朋友也仍然执意要和他结婚。但女朋友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她单位的领导也出面干涉，甚至党组书记也亲自找她谈话，给她做思想工作（实际是行政强令），要她坚决和“右派”胡梦雄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好像听胡梦雄讲，他们单位的领导还曾经向她许愿：只要和胡梦雄一刀两断，组织上甚至愿意出面为她重新物色一个男朋友。这事弄得他和女朋友非常痛苦，后来，他对女朋友说，尽管他很爱她，但他现在已被打成了“右派”，为了不影响她的前途（那年代，人们张口闭口都在说“前途”，但究竟这“前途”是什么？在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大前提下，人们究竟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前途”？似乎大家并没有去仔细琢磨与深究），他还是打算与她分手。尽管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但就他当时的具体处境来说，他也没办法，只能如此。在他提出分手后不久，由于来自家庭、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一个刚出学校、入世不深的弱女子肯定承受不了这一切，所以，最后她便跳进家乡的一条河自尽了。女朋友自杀后，胡梦雄的内心非常自责，非常有负罪感，他总觉得他对女朋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认为是他亲自杀死了她。这事差点儿让他的精神整个崩溃，甚至想到过自杀。这是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爱情悲剧，以后类似的悲剧还发生过两三次，只是没有导致女方的自杀。至于以后发生的爱情故事，他就没有对我详细谈及了。

自从女友自杀后，他就更加心灰意懒、消沉绝望了，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刚被打成“右派”时，他还没有被发配到唐坪山（那时学校农场还没有建立），而是被安排在学校接受劳动改造，做杂活儿，比如擦桌、打水、扫地、打扫厕所之类。即使想读书，作为“右派”，他这一简单的愿望也无法得到满足与实现，因为当时学校有明确规定：凡“右派”分子到学校图书馆借书，只能借马克思和毛主席的书，其他任何书一概不能借。想看书，怎么办呢？结果就像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里的那位军官——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看棋谱一样，胡梦雄在当时就只能看马克思和毛主席的书。当时的图书馆，其他书肯定不全和匮乏，但马、恩、列、斯、毛的书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哪怕是从德国经俄国到中国的跑调版马、恩）。毛主席的书他没借，或者没怎么借，倒是天天看马、恩。那时，他们学校图书馆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整整37卷16开大精装是齐全的，结果他从第1卷一直看到第37卷，几乎卷卷、篇篇、页页、句句一字不漏，并且反复读了三遍。他甚至能对《选集》中的重要章节倒背如流，比如《共产党宣言》、《评普鲁士政府机关的书报检查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费尔巴哈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的重要片段。当他提起马克思的作品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当他讲起政治经济学，我觉得比人民大学的专业教授还有水平，刚开始我不明就里，大跌眼镜。后来才明白，那是当年“右派”不能借其他书的结果。

胡梦雄是个典型的“书虫”，他酷爱读书，但他在唐坪山看守农场接受改造期间，看书也同样受到严格限制，除了偶尔回学校借点马、列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书籍来源。于是，我就主动承担起了帮他借书的任务。在他托我借的书里面，我记得有：《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孙中山选集》、《梁启超文钞》、《胡适评传》、《蒋介石文稿》、《西方哲学史》、《茨威格小说选》等。这些书在当时非常不好借，但我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寻找，正是为了借这些书，我才去了几次被我当时所不齿的乐山图书馆（借书手续极其麻烦，工作人员态度极其恶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鄙视官方的一切，甚至包括所谓的图书馆、文化馆）。记得只有《贞观政要》没有借到，其余都如愿以偿。当然，这些书我是悄悄为他借的，他也只能悄悄地读，在夜深人静、煤油灯下偷偷地读，因为在那个年代，即使“正常人”读这些东西也是犯忌的，更不要说“坏人”，那简直就是犯罪。

人就是这个样子，越读书、越思考，他就越有觉悟、越有思想，越有觉悟、越有思想，他就越想书写、越想表达。胡梦雄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他在阅读和思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难免有时就会情不自禁，浮想联翩。尽管他平时也很清楚，只能想，不能写，更不能留下字证，让人抓住把柄，但他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只要情绪一激动起来，思想一旦喷涌奔流，他就会把平时的这些戒律丢在盅锅里头。他经常书写到深夜，甚至天明，写哲学心得，写政治批判。他曾经告诉我，有那么几次，他写得非常投入，完全忘记了时间，等抬起头来才发觉天亮了，心想一会儿学生就要上山来劳动了，要是被他们发现那还了得。于是他惊慌失措，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突然就会把他攫住，他带着一种犯罪感随即把写下的文稿藏在枕头下的谷草里面，赶紧把桌子上的其他东西收拾整齐。然后就去喂猪，猪没有喂到一半，他又开始紧张起来，总觉得心里头搁着一件什么大事。结果，还是为那些稿子放不下心。接着，他又返回住处，把那些稿子翻出来点火烧了。这种烧稿子的事时有发生，他对我说，令他最痛苦的还不是烧稿子，而是烧了稿子以后那种心里的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因为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强迫症和恍惚症，经常是烧了稿子，但他下意识里又总觉得没有烧，不管做什么，心里老挂着这件事，结果总是把人弄得神经兮兮，疲惫不堪。有好几回，他实际上已经把稿子烧了，但事后又记不起来究竟烧没烧，心里不踏实，所以接下来好几天，他都在翻箱倒柜，掀谷草、倒抽屉，到处狂找那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草稿。这种神经质地找稿子的事是他感到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当时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太可惜了！要是这些稿子没有被烧掉，要是它们能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那多好，说不定以后还能汇集成册，编成一本很有参考和学术价值的名为《唐坪山沉思录》的好书。听了胡梦雄烧文稿的故事，我一方面为那些文稿深感惋惜，因为那毕竟是思想的产品、精神的创造，在这些文稿中不知投入了胡梦雄多少精力，耗费了他多少心血；另一方面由此联想到这个社会对思想进行阉割的残酷事实。你想想看，像胡梦雄这样的人，我们连求都求不来，请都请不到，那是造物的精品，既聪明又谦卑，既博学又善良，无疑是有益于社稷与民生的人杰，照理说，我们应加以保护、爱护、支持才是，但我们偏不，硬要想方设法镇压之、铲除之而心安，而后快。最后不幸弄成这样一种结局，不仅社会认为他的书写是一种犯罪，而且连他本人有时候也认为这是一种罪行。

胡梦雄被发配上山后，一个人住在农场的茅草棚里，备感孤独，再加上经常还要受到那些上山来劳动的学生的刁难和侮辱，受到当地无知农民的欺负，所以就更强化了他对生活的那种绝望感。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被毁掉了，自己作为一个被社会镇压的个体早已失去了任何可以和世界沟通的语言，在他和世界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断绝。他感觉这种痛苦的日子生不如死，死胜于生。于是，在他心里面自然就慢慢开始萌发自杀的念头。他对我说，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确对死亡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盼与向往，死成了某种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东西，那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因为生命的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残酷的煎熬和巨大的折磨，是一种让他无法忍受、无法承受的苦难。

有一天，他到苏稽去为农场买东西（这样的差事只是偶尔有之，而且事先要跟学校有关领导请示，批准后多半都会派人跟随），这次是他一个人去的，等办完了该办的事，他就在场上南转北窜，东瞅西看，一直在心急火燎地寻找某种东西，心头扑通扑通，神色非常慌张，他老是担心有人在跟踪，在监视，他怕别人看出他的心思，识破他的动机。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是毒鼠强、耗子药。那天天气很热，太阳晒得金光光，他转得口干舌燥，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外冒。寻了半天，好不容易，他终于在一条僻静小街的路边上发现了这东西，有一个农民在地上铺了一张白纸，白纸上乱七八糟放了一些毒鼠药。当他看见药时，心头“咯噔”一下响起了一声“幸福”的轰鸣，胸腔里顿时一阵兴奋的躁动，内心突然被一束温暖的光穿透。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喉头由于激动而哽塞，强烈地痉挛，不停地颤动，仿佛顷刻间在心底升起了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他瞥见了得救的希望。他迅速用眼睛瞟了一下四周，好像没有认识他的人。然后，一个箭步蹿到地摊前，蹲在地上，小声问卖药的人：多少钱一包？对方说：一毛。他二话没说，递上两毛钱买了两包。在抓药包的同时，他又慌慌张张地看了一下四周，确实弄清楚了没有人在盯他梢时，才把那两包药装进了兜里。

他说他把那两包药以最快的速度装进兜里时，那感觉就好像装的不是毒药，而是揣怀着一种希望、一种许诺，是一种由于救星的突然降临油然而生的强烈的幸福。这幸福让他眩晕，心头一阵一阵的温暖潮起潮涌，他有一种飘飘然、醉醺醺的感觉，就像吃了“定心丸”，他觉得他的生命从来就没有这样踏实、饱满、丰盈过。一旦把那“救命”的药买到了手，他说他一下子就好像来到了天堂的大门口，并且仿佛看见了从另一个世界投射过来的那道强光，他期盼着这光能够把他的生命化成无数细小的碎片，无痕地融进一种存在的虚无。

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到达唐坪山，到达农场，到达他那个白昼难度、夜晚难熬的小屋。他把那“救命”的药包紧紧揣在怀里，几乎是以小跑的动作直奔唐坪山而去。一路上，他的意识由于兴奋、焦急，由于热切的憧憬和强烈的渴盼而变得有些恍惚与迷糊。其他的东西，他就再也记不得了，只感觉世界在那一刻已经彻底变形，周围一切的一切——昔日他熟悉的那些景物全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向他呈现。他只记得四周的山峦、田野、道路、坡坎、沟渠、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池塘里的小鸭、草地里的耕牛、水边的芦苇、屋旁的竹林，都以一种无声电影梦幻蒙太奇的方式来剪接、切换。他觉得一路上小跑的那种感觉真是奇怪极了：山后面的晚霞燃烧得异常刺目耀眼，田畴在快速地旋转，沟水仿佛在倒流，电杆上的电线好像受到强烈的拨弄而颤抖不已，山峰倾斜的角度完全改变了，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来回颠簸，地面上的一切仿佛发生了地震一般在缓缓地摇摆、晃动。一切都再难以辨认清楚，他几乎是一口气连走带跑地回到了农场。到农场时，天已渐黑，他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淋，疲惫不堪。

他进到小屋，摸黑把桌上的那盏马灯点燃，把门一闩，急不可耐地为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屁股坐在旧藤椅上。然后慌忙从怀里掏出那两包鼠药，用手撕开一个口子，把白色的药粉倒进杯子里。也许当时开水太烫，不能马上往嘴里送，他就顺便把纸袋后面的说明书往马灯前一凑，借助微弱的灯光读了起来。他两只手颤颤巍巍地握着纸袋，如果此时我们借助电影的特写镜头，定会发现这是一双青筋鼓暴、瘦骨伶仃、苍老疲惫的手，是一双充满了苦难、哀怨、屈辱和无奈的手。蓦然，一行印得非常小但却十分显眼的文字映入了他的眼帘：本品只对蟑螂、老鼠有效，对人畜无害。他一读到这段文字，脑袋中“轰”的一下，头都大了，顷刻间就像一只放了气的气球，一下子瘫倒在破藤椅上。此刻的他沮丧、绝望到了极点，闷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似乎时间凝固了、宇宙终极了一般。他想骂一句话，但没有骂出来：妈哟，怎么会这样？随即长叹了一声：“唉——！”

过了好一阵子，他突然站起来，或者说从藤椅上蹦起来，把双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握在胸前不停地摇晃——好似彻底地醒悟过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能死，绝不能死，更不能用自己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应该好好活着，从现在起，我应该更好地活着，应该珍惜自己，善待生命。自杀是可耻而怯弱的，即使再痛苦，再绝望，也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让人去自杀的理由。因为戏还没有完，幕还没有谢，我应该珍惜生活，至少应该忍着性子，耐心地等待着——去看这部“伟大”的闹剧、“喜剧”会如何收场。难道仅凭这一点，还不构成一个人可以继续顽强活下去的理由吗？

通过这次耗子药事件，他仿佛跨过了一道鬼门关，越过了一条生死线，就仿佛他已经死了一次又重新活了过来，获得了一种“出死入生”的顿悟和新生。从此他对死似乎有一种崭新的认识，对生也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认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所以，当他重新面对世界时，他觉得他好像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恐惧，他自信有了新的理由和力量继续活下去。当时，我真为他高兴，我相信他能够做到，因为我记得他给我讲起那段关于要好好生活下去的话时，他瘦削的身体里好像一下子充满了精神，两眼闪亮亮地直放光，面颊泛起了一股少有的红晕。他说得是那么坚决和自信，那场景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胡梦雄是有恩于我的，可以说正是他苦口婆心、严肃坚定的劝说，才使我得到了一次“挽救”，避免了重蹈张松柏的覆辙[4]，让我那时生活中十之八九要发生的悲剧得以避免。关于这一点，我对他永远充满了感激。1976年4月上旬，北京天安门爆发了学生、工人、市民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人们拥至广场向总理的遗像送花圈、念悼词、朗诵诗歌、发表讲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会场面。与此同时，人们借助悼念周恩来，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抨击专制暴政，呼吁社会民主。按理说，这是一个社会压抑已久、积淀太深势必要发生的一种非常正常的行动，等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在它的病危期在其心脏部位（首都）爆发的一次痉挛式阵痛和病理性发作。这种阵痛和发作，完全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得的就是心脏病，到了心脏病晚期，到了它的病理极限，出现一两次剧烈的阵痛与痉挛，那实在是再正常、再简单不过，但“四人帮”不那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背景的“反革命暴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强行把北京市民的正常行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明那一切都是在广场上明着干的，广场无疑是世界上是最公开的地方，何来阴谋之说？）

在“四人帮”出动公安干警、数千名首钢武装民兵镇压了广场上悼念活动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公社中心校开会，全公社老师集中在那里听中央的重要广播。我记得在学校礼堂站着听邢质斌式（可能就是邢质斌本人）的播音“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时，看见旁边有许多人兴高采烈，作欢呼状的样子，我肺都要气炸了，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啊！进步的成了反动的，反动的成了革命的，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时可能年轻气盛，看到这样的事情，心头实在愤愤不平。一连下来好几天，人都闷着，咽不下那口气，即使是春光明媚，也感到空气带毒，四周灌铅，呼吸困难，令人窒息。

于是，我想干一件事，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是应该有所反应、有所作为的，否则于心不忍，寝食难安。我想干一件让全体乐山人民震惊的事：在乐山当时的最高建筑——四层楼的嘉定旅馆顶上吊一幅巨大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是“那些镇压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暴徒！”这无疑是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大制作”。为了安全、保险起见，我决定一个人干，绝不约任何人参与。因为在读高一时我就听住在街对面的肖炳元说过：两人干的事情，被发现的概率是30%；三人是60%；四人是80%，而一人，有可能只有0～5%。他说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至少我当时有点信以为真。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来完成这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为了实施计划，我在上课的间歇，在晚上煤油灯做伴的灯光下，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缜密的构思，反复分析，反复推敲，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当然只在纸上演练肯定不行，所以为了使这次行动干得漂亮，干得绝妙，神不知，鬼不觉，万无一失，我还专门去过两次嘉定旅馆“踩点”，确定行动的进出路径、“作案”的准确程序和精确时间。我的具体想法是这样的：选择某一个周末的晚上，带上一个书包（里面装上准备好的东西，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标语），等天黑后，一个人悄悄骑车回乐山。大约晚上10至11点潜入旅馆，趁人不备，通过顶楼到顶棚墙上的铁梯爬上最高层，在上面待上几个小时。到凌晨3点左右，把标语的绳头固定在事先准备好的砖块上，然后从上面慢慢把标语往下放。事毕，悄悄摸下一楼，从大楼西侧开水房的铁门翻出去溜之大吉，然后再连夜骑车返回唐坪山。我反复在心里预演这一过程，直到认为接近“完美”，才开始悄悄书写标语。我记得写标语的纸是从乐山家里（以前的陈货）带到唐坪山的，毛笔和墨用的是学校现成的。写字时我用的是左手，并且自认为杜撰了一种与我的风格大相径庭的笔迹。

在一切都准备妥当，只等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一个星期五），我又去了胡梦雄那里。这次去并不想告诉他关于嘉定旅馆的事，因为我事先告诫过自己：标语行动要做到绝对保密，任何人也不说。但去了，话题难免就要涉及“天安门事件”，谈到愤怒、高潮处，我一激动起来，就顺便把第二天晚上的行动计划对胡梦雄讲了。胡梦雄一听完，立即从坐的床上跳起来（一般我们夜谈的时候，他坐床，我坐那把老藤椅），表情很激动，也很严肃，右手使劲往桌子上一拍，然后用食指直勾勾地指着我：毛喻原，这事你听我一句，绝对不能干。因为我把你看成朋友，所以我觉得应对你负责。啥事都可以做，但这事绝对不能干，其他事你可以不听我的，我不会在乎，但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劝告。

我没有预料到胡梦雄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反对是如此坚决，于是我对他说：“没事，这次行动我计划得非常周密，我认为很有把握，不会有什么闪失。再加上我目前的这种身份和现状（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学校校长之类），即使他们用普查法、排除法、群众提供线索法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我就是想搞一个恶作剧，去作弄一下龟儿子‘四人帮’的那些脚脚爪爪。我要把这事干得很漂亮，哼，他们想要找到我，那不是大海里捞根针、森林里找粒米么？”“休想！”听我这么一说，胡梦雄再次从床上站起来，来回在小屋里踱方步，手不停地在空中左右摇摆，而且摆动的弧度很大，这显然是一个否定的姿态。一面摆手，一面对我说：“你听我一句，绝对要放弃这次行动，甚至打消这个念头。看来你还是太年轻，对他们的能力估计不足，经验不够。你以为你万无一失，天衣无缝，你以为你做得鬼不知、人不觉，否！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感觉，甚至干脆就是你的错觉。你以为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敢说，要是你真的做了，百分之八九十会被他们抓住，这又何必呢？况且这么做意义不大，除了泄泄你的愤懑，你以为你能唤醒民众吗？这民众看来是唤不醒的了，你最好不要心存幻想。再说了，我们活得好好的，干吗要把我们的手主动伸出去让别人铐起来呢？我们真的有这么愚蠢吗？为了泄泄愤，我们就把自己交出去，自投罗网，这样的事千万千万干不得。好好活着吧，我们要善待自己，要善待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戏还没有收场，幕还没有落下，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有得看。毛喻原，一定不要干这件事情，听我一句，一定！一定！一定！”

听胡梦雄这么一说，我心头犹豫了，仔细一想，他说的话确实言之在理。当时我很年轻，这番话真有点振聋发聩的效果。认为还是他想得周到，考虑得全面，既然胡梦雄那么语重心长，那么情真意切，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这次自认为非常伟大的行动。

事后一想，幸好当时听了胡梦雄的劝告，否则，必然进去无疑，说不定会成为第二个张松柏、第二个杨小凯也未必。因为当时我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没有把事态的全局都纳入进来做通盘的考虑。你想想看，动作是那么大，程序是那么多，时间是那么长，要想不露点破绽，不留下蛛丝马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潜入旅馆，爬上铁梯，放下那么大一幅标语（肯定有响动），翻越铁门（响动更大），长途骑车经过那么多地方（首先是从乐山到苏稽，然后从苏稽到周山脚下，最后才是从红阳坝子上唐坪山，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些环节都是容易留下破绽的地方，而且这一过程中要想不撞见人的概率几乎为零。今天回想起来，正是由于听了胡梦雄的劝告，我才得以避免成为一场悲剧的主角。这一点，我要感谢胡梦雄。

1976年，大概是10月初，我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农场的胡梦雄出事了。据说是和二队的老知青[5] “小汪儿”乱搞男女关系，通奸，被抓了个现形。“小汪儿”是我们旁边二队的女知青，比我大10岁左右。她究竟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大家都只叫她的外号“小汪儿”。晓得有这么个人，但从来没有和她交往过。只知道她是水口镇的人，是1964年第一批来唐坪山插队的老知青。看上去不咋地，人长得平平常常，略嫌瘦，脸有点黑，梳一头短发，不开腔不出气的。生有一个儿子，丈夫在乐山二轻系统的皮革厂工作（印象中见过一两面，有点“社痞”味道，提劲打霸的意思）。后来听一队的宋琼华讲（因为她当时也在唐坪山小学代课），“捉奸”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赤脚医生张克邦向民兵连长梁容报案。梁容基本上是与我一起到唐坪山来插队的女知青，好像比我晚一月半月的，苏稽人，毕业于乐山红旗高中。我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红色青年”，这个外号几乎很快就在整个唐坪山喊出了名，因为她当时在农村的表现非常“左”。关于她的革命事迹完全可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来另行书写。那天晚上，张克邦悄悄跑到梁容那里（梁住在二队，离唐坪山小学不远），用一种很严肃的表情、很神秘的口气对梁容说：“不好了，出大事了！”把老梁（我们私下里也经常把梁容叫作老梁）弄得一愣一愣的，忙问：“啥子事哟？这么紧张。”张克邦赶紧说：“一队新桥中学的农场现在有敌情，非常严重的敌情，我看见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偷偷溜进了胡梦雄的住地，多半是美蒋派来的特务或间谍，他们可能在秘密接头，说不定正在策划什么反革命的阴谋。”梁容一听，惊呼：“真的吗？这事当真？”张克邦补充道：“千真万确，是我亲眼所见。不信？你们亲自去查就知道了。”张克邦这龟儿子说得这么剀切，这么肯定，老梁当即眉头一皱，手一挥，叫了一声底气十足的“好”，对张克邦说：“我马上通知人到大队部（实际上就是我们学校）紧急集合。”

随后，梁容迅速找到他们二队的几个基干民兵，吩咐他们分头行动，马上到各队通知各排（也是各生产队）的民兵排长，叫所有民兵带上枪、电筒、火把立刻到学校操场集合，就说有紧急的军事任务。顺便说一句，那年头，社会上的战争气氛是很浓的，一会儿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会儿美帝要包围，苏修要进攻，弄得人心惶惶，空气紧张。毛主席号召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所以连当时的大队基干民兵都配有枪，可称得上是真正的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

大约10点已过（要知道那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很晚了），各路人马已陆续在学校汇齐。我们大队总共有6个生产队，也就是说有6个民兵排。要把这6个排在短时间内召集在一起也不是件易事。最后总算到齐了，据说还排成了6个方队，经过了报名、点数、排长报告、请战手续什么的。临出发前，梁容还站在队伍的前面讲了话。大概是说：一队新桥中学的农场发现了重大敌情，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在那儿进行秘密的接头、联络活动，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抓住搞阴谋诡计的敌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希望全体民兵积极奋战，完成这次光荣的军事任务。说完，便发出命令：从一排开始，依次向一队前进，出发。

于是，浩浩荡荡地，近八九十号持枪的民兵（全是男的）打着电筒，擎着火把以小跑的步伐迅速向农场挺进。大约半小时之后，民兵来到了农场所在的山坡上，把胡梦雄的住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那阵仗真是有点吓人，如果此时进行一下时空置换，说不定人们还以为这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进山围剿共产党。

把住地包围起来后，有几个民兵（主要是一队的）就首先冲过去猛敲胡梦雄的门。敲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门也没有马上打开。于是又继续敲，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胡梦雄一脸惶恐，好似惊魂未定，神色不是一般的慌张，不消说，额上肯定有大股大股的冷汗，腿脚在不停地打抖。人们开初没有理会胡梦雄直接冲了进去，在小屋里搜寻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才开始向胡梦雄问话：“据可靠情报，你这儿来了一个特务，人在哪儿？快说！有这事吗？”胡梦雄突然间看见一下子闯进来这么多气势汹汹的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弄得目瞪口呆，站在一边发愣。听他们一问特务，他半晌才结结巴巴地答道：“特——务？没——没——没有，我——我——我这——儿——怎么——会有——特——特务呢？”他平时说话就结巴，到这个节骨眼上就更抖不清楚了。民兵们不相信他说的话，叫他在一旁规规矩矩地站着。

这时从外面又进来了一批人，打着电筒，举着火把，人声鼎沸，动作很大，开始对农场的所有房子进行搜查。什么猪圈啦，厕所啦，厨房啦，工具房啦，鸡棚、狗窝啦，堆放饲料的仓库啦，杂物间啦，凡是认为有可能藏匿人的地方，他们都反复找过两三遍，结果仍一无所获。他们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发话，要求大家最后再彻底搜查一遍，如仍无结果，就撤退。听连长这么一说，一队的雷进城（苏稽人，1964年老知青）和另外两个人再一次冲进胡梦雄的小屋搜了起来，但结果仍无收获。这时站在一旁的胡梦雄就显得更紧张了，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像筛糠一般。房子里除胡梦雄外总共只有三个民兵，其他两个见没有什么结果就对雷进城说：“我们走吧，看来这儿确实没有什么特务。”说完，他们都走到门边了，就在这时，雷进城和胡梦雄的眼睛碰在了一起，他从胡梦雄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超出平常起码12倍的紧张，于是他临走前顺便弯腰用手电筒往床下随手一照。谁都没有料到，这随便的一照，真的就照出了问题。

随着手电筒的光在黑洞洞的床底下一晃，雷进城立刻就感觉到一束明显的反光直射向他的眼睛。他看到床底下有一个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明晃晃的东西，在黑暗中显得非常明亮，非常刺眼，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他把身体弯得更低，头伸得更近，用手电筒反复照那个圆形的发光体。没有费多少工夫，他确定那是一块手表。再定睛一看，他发现床底最里面的角落蜷缩着一个人。这显然是一个惊人而重大的发现，他随即大吼了一声：“嘿！出来！”接着狂呼：“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床下的人听他这么一吼，没有马上出来，仍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不由自主地猛抽搐了一下。刚出门的两个人闻声返回，然后三个民兵一起把那人硬生生地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在马灯、电筒、火把的照射下，他们一看，发觉不对，这哪里是他们要抓的特务啊，那不是二队的女知青“小汪儿”吗？他们看清楚了，确实是“小汪儿”。

被揪出来的“小汪儿”站在一旁低着头，一语不发，上身只穿了件汗衫，没有穿外套，下身只套了件春秋裤，没有穿外裤，披头散发，满脸尘灰，狼狈不堪到了极点，好像在那儿不停地抽搐，不停地哭泣。站在一旁的胡梦雄更是愣在那儿不能动弹。

雷进城等人迅速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了老梁，然后老梁他们立即把他俩抓了起来（可能没有捆绑）押往大队部，连夜进行了分别审问。审问到凌晨4点才把他们放回去。临走时还对他们说，审问暂时到此，以后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审问的结果是，双方承认发生了性行为，等于是默认了通奸。结果，一次所谓的抓特务军事行动就以这种出人意料的闹剧般的捉奸活动草草收场。

这事迅速在唐坪山闹开了，这可算得上是整个唐坪山，乃至全公社的头号新闻。在当时，像通奸这样的事情是会受到处分的，如果发生在像胡梦雄这样的人身上，情况可能就更严重。

事后，别人对我说，我才知道所谓抓特务一事的来由，那纯粹是龟儿子张克邦使的坏。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张克邦和“小汪儿”有一腿，应该算是一对没有公开的情人。但有一段时间，张克邦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感觉“小汪儿”对他有点冷淡，爱理不理的。甚至有几次约“小汪儿”见面，她都以各种理由推掉了。张克邦觉得很蹊跷，决定对“小汪儿”进行跟踪。跟踪的结果是，他发现“小汪儿”晚上有时会悄悄到新桥中学农场去。于是，他明白了，“小汪儿”肯定另有新欢，缠上了胡梦雄，或者说他怀疑“小汪儿”和胡梦雄可能有一种不正当的关系。这一发现，让张克邦醋意大发，心头很不是味道。他想伺机报复“小汪儿”。那天晚上，他发现“小汪儿”又到胡梦雄那儿去了，结果才有了向老梁报案的那一幕。说句老实话，这唐坪山的“五四青年”竟能干出如此下作的事，实在是坏人一个。

后来，新桥中学和大队继续调查此事时，“小汪儿”就翻了供。也许是出于虚荣心，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许是恐于她那个霸道丈夫的体罚，在她丈夫面前有个交代，她就开始编起故事来了，把自己说得清清白白，把全部责任推给了胡梦雄。她向大队领导反映，说她年轻无知（她奶奶的，30多岁的女人哪儿还说得上是年轻无知嘛），经不起“坏分子“胡梦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物质引诱，说胡梦雄经常买些糖啊、酒啊、衣服啊送她，还经常请她喝酒、吃饭。她和胡梦雄发生性关系不是出于自愿，而是怯于他的淫威，是诱奸、骗奸的结果。这一听就知道在胡说八道（至少我就打死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说别人还不清楚的话，我心里可明白，胡梦雄绝对做不出那样的事），什么诱奸、骗奸之类的说辞全是胡编，因为他绝不是那样的人。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小汪儿”想占胡梦雄的便利，因为胡梦雄当时在一队看守新桥中学的农场，农场有许多东西，什么包谷、红苕啦，什么蔬菜、烧柴啦，什么米糠、饲料啦，可以说多得是，而这些东西“小汪儿”都想要。在当时的农村它们都算得上是稀缺资源，作为生产队的弱劳动力，又拖儿带女，“小汪儿”自然就很垂青于它们。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看上了胡梦雄的钱。胡梦雄虽说工资不高（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资一说），但至少每个月还有10多元的生活补贴。10多元并不多，但从打成“右派“算起，这近20年的月数积累起来，想必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再加上胡梦雄不嗜烟酒，不爱添置衣服，这每月的10多元可以说就是干的。所以和农村的一般农民相比，胡梦雄就可以称得上是“有钱人”了。实际上大家都清楚，这“小汪儿”之所以愿意和胡梦雄套近乎，就是冲着胡梦雄的钱财而去的。至于胡梦雄呢，作为一个生理功能还算正常的男人，肯定需要女人，再加上又是一个打成“右派“近20年的鳏夫，长期孤家寡人一个，自然对女人就有一种更强烈的渴求。只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平时很少有机会与女人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罢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小汪儿”——毕竟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主动送上门来，愿意和他长期接触，你想，这胡梦雄哪里能够经得起诱惑，凭什么可以招架得住呢？所以所谓通奸的发生也在情理之中。在常人看来，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两厢情愿，各有所需。但大队和学校的领导不这么看，他们的天平是偏向“小汪儿”的。这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小汪儿”是女的，胡梦雄是男的，因为“小汪儿”小，胡梦雄大，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小汪儿”是革命群众，是社员，是知青，而且是女知青（当属被保护对象），而胡梦雄是“右派”，是“坏人”，是被专政和管制的对象。当一个“群众”和一个“坏人”对质，当一个“知青”与一个“右派”冲突时，你说，那“坏人”、“右派”的一方会有好果子吃吗？除非是铁树开花，石头发芽。

前面说过，“小汪儿”的丈夫是一个痞气十足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混混。当他听说这件事后，觉得很没有面子，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心想，你“右派分子”胡梦雄难道吃了豹子胆不成？竟敢奸污老子的老婆。于是，他从乐山城纠集了一批兄弟伙儿，专门跑到唐坪山把胡梦雄狠揍了一顿，打得胡梦雄鼻青脸肿、腰腿受伤。我在想，当那伙五大三粗的凶猛男人在毫无还手之力的胡梦雄身上拳脚相加，又是扇耳光，又是甩皮砣时，作为弱不禁风、满腹经纶的他内心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多大的屈辱啊！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发生让暴徒和秀才，让肌肉人与知识人窄路相逢、交手硬碰的事情。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要惩办、打击一个异己分子，要清算、清除一个有思想和文化理想的人，哪里用得着真正的刽子手亲自动刀动枪呢，因为社会早以培育、豢养了大量潜在的打手和帮凶，有很多现成的“义勇军”、“后备军”任随调用，只需一点点拨、一点暗示、一点筹划，甚至无须什么点拨、暗示、筹划，让他们去施暴、打压就行了，哪里还用得着他们自己动手呢？

胡梦雄被打以后，有一天叫我帮他找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师，他想学武术。刚一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一脸书生文弱相的胡梦雄突然想起要学武术来了？过后我一想，可能是挨打以后，他心里受挫太大，埋怨自己没有绝世武功，不能防身、自卫，不能用绝招在关键的时刻把对方置于惨地，于是想习习武，一则强身健体，二来有效防卫。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对他是无济于事的，不过至少能给他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安慰。既然他提出来了，我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帮他去找这方面的高手。但仔细一想，这事还真有点难办，因为在我的生活圈子里，还没有一个在这方面特别优秀的人。最后，东想西想终于想到了一个我中学的同学，我们是一条街的。此人叫毛明康，他父亲是解放前的一个道士，习点儿武。他父亲在张公桥开的凉粉店闻名全乐山，人们说起“毛凉粉”几乎是口水连连，尤其是年轻的女娃儿。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这毛明康也喜欢武术，自然也就会整两下。毛明康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不知是咋搞的，他天王老子都不怕，就是喜欢听我的吩咐。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即使我叫他去杀人放火，他老兄也会顿都不打，毫不犹豫，而且会干得风风火火。

尽管他算不上什么武林高手，但让他去教教胡梦雄我想已足矣。于是，我去请他上山，果真是二话没说，说走就走。我先让他在唐坪山待了两天，白天让他在山上乱逛，天黑以后，再把他带到胡梦雄那里。传授武功的地方就在农场晒谷子的晒坝上，甚至有一天晚上还下着绵绵细雨，天色看上去阴惨惨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仍能依稀看见两个左右交错的身影在夜色里晃动，听见他们在那坝子上整得乒乒乓乓，脚步声、击掌声频频传出，不绝于耳。武术短训班的课程倒是完成了，但研习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

就在习武之后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说胡梦雄突然被学校抓起来了，并且被关在了新桥中学一间有专人看管的单人房子里。再仔细一打听，原来是“小汪儿”又向校方供出了胡梦雄的新罪状。据“小汪儿”的检举揭发，胡梦雄在9月9号毛主席去世那天，从不喝酒的他专门去杨湾打了一斤白干，备了丰富的下酒菜，晚上专门请她到农场去吃饭、喝酒以示庆贺。还说胡梦雄那天晚上是如何的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完全不能控制内心的激动，并且不断欢呼、感叹：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另外还检举胡梦雄那天晚上说了许多反对共产党和咒骂社会主义的话。这么一搞，问题的性质马上就变了，如果以前还属于一个“诱奸”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肯定已变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从一种有伤风化的道德之罪顷刻间就变成了一种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之罪。

关在单人房间里的胡梦雄天天“背书”、写检查，交代问题，接受审问，挨批斗。在那段时间，他也许回顾了他的一生，短暂的高峰，紧接着就是被划为“右派”，女朋友之死，没完没了的孤独、寂寞和伤害，无穷无尽的劳役、困苦和屈辱。当然，他更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情人”的背叛、恶意的中伤和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出卖。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他当时的那种沮丧、那种绝望。我想，他也许认为他这次是在劫难逃、死到临头了，他也许再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了，他自认为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绝路，抵达了尽头，已没有任何力量去承受那来自存在的一切重或轻……

半个月过后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地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记得还是用锄头翻土），突然一个农民向大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们知道吗？昨晚一队的胡梦雄自杀了！据说这家伙很反动，死后，人们检查他的房间时，在纸灰里发现了他没有烧完的反动文章，题目还是‘论中国的前途’什么的。”一听到这消息，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当时就蒙了，震惊得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仿佛失去了知觉，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说胡梦雄的自杀已经足够让我吃惊的话，那么，他自杀的方式就更是让我吃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不是半年前才亲口对我说过，他不想死，他想好好活，他要好好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生命吗？他不是说戏还没有完，幕还没有谢吗？他不是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构成让一个人去死的理由吗？（他说这话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并且历历在目。）怎么？怎么他就真的自杀了呢？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残酷、最惨烈、最血腥的一种方式。这怎么能够让人接受、想得明白呢？天啊，很难想象一个平时走路连蚂蚁都害怕踩死的人最终竟然会用那么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杨湾中心校的刘校长还专门问过我，为什么在胡梦雄住的地方发现了我的两本书？一本是《孙中山文集》，另一本是《胡适评传》，因为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我告诉她，我不知道书是怎么跑到胡梦雄那里去的，可能是别人转借到那儿去的吧。当然，这事此后就再也没有追究。正是她告诉了我胡梦雄自杀的具体经过：一天夜里下半夜，大概是凌晨四五点钟，趁人不注意，胡梦雄悄悄溜进了学校食堂的厨房，找到白案上两把切馒头的大菜刀，两手各握一把，然后用力挥舞，左右开弓，在自己的脖子上乱砍一通，极度疯狂肆意，直砍得整个颈项鲜血喷溅，肉屑横飞，筋皮开裂。胡梦雄死后倒在地上的场面，据说心肠最冷硬的人也目不忍睹。

胡梦雄死后，学校立即通知了他在资阳的家人前来处理后事，但他的家人一个都没有来。最后是学校请了两个当地的农民，用张破烂的草席把他的尸体裹上，拉到乐山火葬场草草烧了。

[4]张松柏是我的远房小舅，在他16岁时因写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的反标被判刑8年。——作者注

[5]所谓老知青是指1964年第一批下乡的那批知青，实际上当时“小张”的年龄并不算太大，大概30岁左右吧。老知青是对他们那批知青的习惯叫法。——作者注

张公桥书店

1982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1982年夏，我在做什么呢？回想起来还真是有趣。因为在那个夏天，我和我的朋友陈朴做了两件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确实是有些古怪、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年夏天，我们在乐山老家（世界上最大石刻坐佛的所在地）一起办了一个小书店，摆了一个凉水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两个“时代的骄子”、“社会的宠儿”竟然干起了为“正人”们不齿的借书、租书，卖凉水、冰水、冰棍，出售自制汽水的“勾当”。

小书店开在乐山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拱桥张公桥的附近，所以取名叫“张公桥书店”。凉水摊摆在由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院名的乐山影剧院大门口。我记得书店算得上是有证经营，当时借用的是一位朋友的待业证去工商局办的营业执照。而凉水摊就是典型的无证“黑窝点”了，有点类似今天人们在前门附近经常看到的、在那儿出没不定的具有游击队性质的流动摊位。

要知道，如果当时去申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是某一位街道大娘、无业青年，或刚下山的劳释犯的话，人们肯定不会惊诧，因为按常理，这实在太正常不过。但办小书店、摆凉水摊的恰好是两位刚踏出校门的“文化大革命”后大学首届招收的77级毕业生，并且这两位大学生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会被认为是痴、呆、傻、笨、邪的那一类，这就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人们多半会问：这两个家伙，好端端的大学生，而且是77级的应届毕业生，为什么不服从国家的正式分配，去体面的单位从事体面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去走正道使自己“时代的宠儿”这一美妙的称谓名副其实呢？这确实让人大惑不解。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必定有我们十分充足的理由，并且已为此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心理准备过程。

在那个时代，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大学对许多人来说，不仅神秘，而且神圣。在我进入大学前，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没有读过大学，整个社会已经久违了大学，所以大学的教学楼、阶梯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圆形花园、喷水池、足球场，以及想象中的上大课情景、教授面孔和讲师表情等都令我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但这种对大学的美好感情和美妙臆想，在我进入大学不到半年之后就彻底破灭了。原来，大学与我事先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进学校一段时间后，我最深的感触是，我们的大学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大学的底蕴和大学的精神，缺乏真正的大学本应具有的那种内在品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基础课，比如哲学、政治、时事、科学社会主义史之类，给我的印象就不止是不好，可以说完全就是恶劣。我印象最深的那位上哲学课的欧阳先生，此人当时是学校自然辩证法组的组长，是个铁杆唯实主义者和反神论者。他经常在讲台上信口雌黄，打胡乱说，以自己不自觉的无知去调侃、奚落相对说来更为有知的老柏（柏拉图）、老休（休谟）、老黑（黑格尔）们。欧阳先生上课时的表情和神态，那种自负得意之下透露出来的愚顽，真是让人觉得无限的滑稽和可笑。我记得有一次上哲学大课的时候，他对我们说：“唯心主义是极其荒唐的，如果人们三天不拿饭给黑格尔先生吃，或克扣他三天的面包，我想他就不会去宣扬他该死的唯心主义了。”如果说这话的是一个小学老师，或高小学生也就罢了，但它出自一位大学哲学教授之口，而且在正式的课堂上，那就真让人匪夷所思了。反正，当时大学给予我的一切几乎都是令人失望的，与自己想象的大学反差太大，我根本无法接受。

回想起来，四年的大学生活，除了那个1/2秒，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与我之前的三年知青生活相比，也显得出奇的平淡。相较而言，三年知青生活的可圈可点之处要多得多。大学四年只不过是我生活中一段富有反思色彩、读书最自由的岁月。而这段岁月无疑为我以后的人生决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就在想，我们生活的内容是多么贫乏，生活的模式是多么单调啊。大学、分配，然后在指定的单位当个“公务员”，混上5年、10年、20年、30年，直至退休。这生活岂不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序，甚至你40年后的生活状态都可以在40年前几乎丝毫不差地推想出来。这哪里是那种主动、生动的生活，实际上无异于对一种被判决宿命的臣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总有些惴惴不安，甚至不寒而栗。

我想以身试“法”，把笔直的“坦途”迂成曲折的弯路来走，哪怕进行一次毁灭性的实验，我也要根据我自己的心愿去主动选择一次，尽力不生活在虚幻的浮名和自欺的假象中。我想在以后的岁月中让自己生活得更真实、更坦荡，也更自然，无畏于让自己的生命采取一种“卑微”的形式，也无惧于接受一种被边缘、隐匿和沉寂的命运，只要我的所作所为是有助于人类善意的，是有利于民族良知的，是有益于自我正常的，那我就会无愧上苍赐予我的这唯一一次生命。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出学校后，我才有可能不按照那种固定的程序来生活，就范于那些由集体的无意识长期延续的陈规陋习。与其按部就班进入单位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还不如遵循自己的意愿做一些细微但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以，1982年夏天，我和陈朴办小书店，摆凉水摊，对我们来说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并不需要所谓社会的理解，而非常看重自己对自我的一种认同。

在那个年代，两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小店，摆小摊，不要说在乐山是绝无仅有，就是在全国，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如果新闻是自由的，要是民间有独立的媒体，我想这两件事在当时足以成为报刊的头版头条，多半电视台会去做现场报道。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过我和陈朴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确实成了家乡人民的一个热点话题，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其中包含的诸多为什么。

当时，我们大概是这样分工的，我主管小书店，陈朴负责凉水摊。当然，经常也有不定时的即兴互换，他来书店坐镇，我去影院门口守摊。所谓小书店，实际上只是个小型的租书点。因为那时作为个体的经营者，绝对不允许卖书，所有书籍统统由国营新华书店系统销售。社会对图书的管制可以说达到了密实压缝、滴水不漏的程度。尽管那是一个粗糙简朴的年代，但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精益求精，绝对的高标准严要求。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品质概念，更不具什么服务意识，不过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租书店的品质与服务也是一流的。因为这个书店的书是由我的书和陈朴家的书汇合而成，另外还从几位朋友那儿找了一些来做补充。陈朴家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家中的藏书本来就多。我和陈朴是大家公认的书虫，对书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从读高中开始我们就萌发了强烈的藏书意识，并且平时就十分注意好书的收藏和积累。在进大学前，我们各自的家中就已经有好几书架可观的藏书了。再加上我们四年在外面读书期间购买、收集的图书，把这些图书全部集中起来，其数量和规模确实惊人，并且品质不赖。就图书的数量和品质而论，当时在乐山几乎无人能与我们相比。那时的社会相当封闭，人流、物流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稍为好一点的书在内地和小城市是根本买不到的。尤其是品质上乘的学术理论书，只有在个别特大的城市才能买到。

那个年代，人们物质方面的贫乏与否不去论说，精神与知识方面的饥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外地把这些书带回老家，往书店里一放时，可想而知，多少人为之心动，并且眼睛放光。这就像在一个饥荒的年头，向人们空投面包、输送奶油，也恰如旱田遇甘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言的欣喜与激动。

由于书多书好，再加上书店地处闹市区（同时也是城中学生去乐山一中、乐山职高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的书店一开张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来我们书店看书、借书的人特别多，尤其一到晚上，来书店的人可谓络绎不绝，经常把面积不大的小书店挤得爆满。我们不仅提供借书服务，而且还负责推荐、介绍，经常与读者交流，有时还要解答部分读者的读书疑难。甚至，我们每月还要办一期读书心得的墙报专栏。其中一半稿件由读者提供，一半由我们自己撰写。我记得当时来书店看墙报的人特别多。

回想起1982年夏天的那个书店，我的心中有颇多感慨。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地方，我们的书店拒绝武侠小说，也拒绝流行读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书店仍能赢利。比照今天的情况，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就此而言，真还有些今不如昔之感。与今天的时代相比，那时的社会多多少少还有些精神生活的残痕与余迹。整个时代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向物质和感官的方向偏倒。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的高中生）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称得上是文学与哲学的爱好。来我们书店借文学名著、哲学书的人还真不少。整个社会仿佛尚存在着某种期待与想象，而今天那种完全物质化、动物园化的苗头在当时还不太明显。现在，随着我们的“转向”（实际上仅仅限于财经的层面）和“觉醒”（实际上仅仅囿于感官的范围），再加上西方社会科技和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似乎我们都一股脑儿倒向了生活的某种平面化维度。有一种倾向已经十分明显，社会只为人们视觉和听觉的功能保留了发展的空间，而思维、逻辑、理性等这些大脑的本质特性却遭遇了无形的削弱、衰减、闲置和退化。似乎整个社会完全省略了大脑的思考也无妨，它照样会维持某种大家都习以为常的“正常”。

1982年夏天的那个书店不仅值得我去回忆，我同时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也同样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和以后发生的几件小事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年以后，我有事离开了乐山，书店被迫关闭。当时不少读者在我们面前流露了他们的遗憾，许多人为小书店的消失深感惋惜。即使在书店关闭以后很久，还发生过两次我走在乐山的大街上，突然被我不熟悉的读者叫住要求借书的事情。其中有一位满脸虔诚，执意马上就要到我家中去借书。那情景实在令我感动，我真的还陪他到我家中让他借了好几本书走。

甚至到了1990年，那时我在乐山电大教书，我记得第一次在教室上课时，有一位学生老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下课后，她主动跑来与我搭讪，问了我许多问题。那样子似乎与我非常熟悉，俨然像一个老朋友。但我心头直纳闷，怎么也想不起她究竟是谁。第二天，我好奇地问她，她怎么会认识我。她告诉我她是我们的老读者。1982年，我们在张公桥办书店的时候，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我们的书店来借书。她对我说，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们的书店会突然消失。在当时，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她说不仅是她，她的那些同学对张公桥书店也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1982年的小书店确实是消失了，甚至当年办书店的那间旧房子也已不复存在。由于城市改造，那地方早已被拆迁重建。今天的张公桥一带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不能说今非昔比，但那儿至今仍没有出现一个哪怕是类似于当年张公桥书店的小书店，恐怕以后也不会出现，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小书店无疑已成为一段历史，但我相信，它在许多人的心中肯定是有记忆的，并且这种记忆多半是掺和着温馨与美好。

火车上的奇遇

1986年我和陈朴从北京返回成都，记得是春节前夕，由于没有买到硬卧票，我们坐的是T9次软卧。T9次列车是从北京开往重庆的特快，要从成都经过。

那个年代，坐软卧要县团级的证明，需要乘车人出具所在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到火车站按时限量购买。咱们中国人多车少，铁路运输水平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居住难，出行更难，出行想坐火车更是难上加难。那年月，即使是能买到硬站（有座签而没有座位），也算是够幸运的了，更不用说硬座、硬卧。至于软卧，那就想都不敢想。

实际上，那时已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事情已在开始松动，不像以前管得那么死，任何事都没有通融。比如就拿买软卧票这件事来说，在之前，如果你没有县团级开具的证明，无论如何你是休想坐到软卧的，有钱也不行。不管你把它叫作规定也好，特权也好，反正，没有证明就休想坐软卧。但在之后，情况就有所改变了，只要你有钱，再通过点熟人关系，一般说来，买两张软卧票还是没有问题的（尽管红头文件仍然规定：必须出具县团级证明才能乘坐软卧）。比如，1986的成都之行，尽管我和陈朴没有县团级的证明，但我们还是顺顺当当地坐进了软卧车厢。

在之前，坐软卧的就一种人——当官的；在之后，多了另一种人——有钱的。也就是说，当时能坐软卧的就只可能是两种人：当官的（干部）和有钱的（老板）。人们根本不管情况可能会有意外或特例，反正，一般说来，他们就是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判断的。

我和陈朴上车不久，由于祖国首都的郊区没有什么可看，我们就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捧着一部大部头卧读起来。

我们的铺位在进门的右侧，一上一下，我睡上边，陈朴睡下边。和我们同车厢的还有另外两名乘客，睡在我们的对面。这两名乘客很有意思，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即使今天回忆起来，他们的衣着、举止、表情、神态仍可以说活灵活现、历历在目。

这两个男人看上去50岁左右，他们的体相和打扮很容易使人想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无论高矮、胖瘦，还是穿戴、神情，尤其是穿戴，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恰如上帝精挑细选出来的令人叫绝的一对。高瘦的那位西装革履，亚麻色的衬衫上系一根暗紫色的领带，脚上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中长单分，向后梳卷，是一种精心打扮、让人很舒服的造型。尽管此人眼睑凹陷，面部清癯，但天庭饱满，额头放光，肤色非常健润，看上去俨然一副大学问家的派头。举止、言谈无不显示出一种极高的文化修养。即使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句话都不说，你也会感觉这个男人既沉稳，又儒雅，更洋盘。尽管已近知天命之年，但仍是一副帅呆酷毙的模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与他同行的男人。这个男人看上去完全一副没断农根、没脱农气的模样，给我的感觉是好像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其精神进化的革命进程突然被终止了，恰如一个正常的文本突然出现了乱码。他的方方面面便在那个终止点歧义丛生，只有横向的铺排，而没有纵向的深入，更没有向上的飙升。这样的人可能是繁复的，但绝不可能是精粹的。由乱码而产生歧义，结果就成了一部无法卒读的书本。这个男人剪一头接近马桶盖的短发，面部肌肉松弛，但神情却显紧张，额头布满皱纹，眼袋明显。脚上蹬一双黄色的翻皮军用大皮鞋，穿一条又肥又大的蓝色棉布裤，身上至少裹了两件编织得很粗糙的厚毛衣，外面还套了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他目光迟钝、表情呆滞，整个人仿佛被一种什么东西罩着，给人一种木讷的感觉。

这两个人无论外在的穿着，还是内在的气质，都可谓云泥有别，南辕北辙。我和陈朴都感到十分好奇。后来，通过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曾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学的好像是水利专业。1960年毕业后，“堂吉诃德”去了美国，在那儿一直待了近30年。“桑丘”被分配在北京，从事水电和火电的研究、设计工作。“堂吉诃德”所在的美国公司在郑州投资了一个火电项目，公司派他到中国出差（大概是谈判或者签合同之类的事情），这次是“桑丘”陪他的老同学一起去郑州办事。

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火车上的供暖明显不足，所以也不会使人感到暖和。陈朴看“堂吉诃德”穿得那么少（只一条单裤——不知里面穿没穿棉毛裤——上面穿了件衬衫，外面套了件西装），便问他：“你穿这么少，不冷吗？”

对方回答说“不冷”，说时还伸出双臂，用手捋了一下袖口。“我在美国一直都这么穿。纽约和北京的气温差不多，平时上班一般都是开车或者坐地铁，车里、地铁、办公室都有空调，在户外的时间最多三五分钟，所以习惯了。”

听这话时，坐在一旁的“桑丘”好像在打冷战，尽管他身上裹了里三层外三层，但看上去仍是一副冷缩了的样子。等“堂吉诃德”说完，他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道：“我怎么就不行呢？再穿得多都感觉冷。看来，确实是年龄大了，身体不行了。”一面说，一面用双手捂紧他的军大衣。

在我们看来，这种穿着质地、感觉上的对比，更突出、强化、拉大了他们精神气质上的差异。“堂吉诃德”是精神抖擞的，全身仿佛灌满了真气，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往外投射，那是一种人格没有被扭曲、情感没有被压抑时从人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人性的气质之光。相比而言，“桑丘”是猥琐、呆痴、驽钝的。也许，说到自己的专业，他还有一定量的知识性储备，但一涉及气质层面的东西，他的整个精神世界无疑就被废了。就像我和陈朴经常说的，数理化给人提供的仅仅是知识，那是一种职业层面、能力范畴的东西，而只有文史哲才可能有助于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形成。所以，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他都必须有人文的东西铺垫，有精神的东西打底，否则，人就可能是偏颇的、拱翘的，甚至是残缺的。比如“桑丘”这样的人，他身上明显就缺很多东西，而且缺的是人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那些东西。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他的灵性之魂被阉割了，他的精神进化被终止了，所以才会那么七拱八翘。

几个小时后，他们在郑州下了车。他们走后，我和陈朴一直在谈论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感触太深了，使我们联想到好多事情。

陈朴说：“老毛，你注意到没有？这两人的差异真是太
大了。”

我马上回答他：“大得令人吃惊，太遗憾没有带相机，要不然，我真想拍张照片，日后把它放在我想编的图文书《两个世界》中，作为一个精彩的个案，配上说明文字，让人们去琢磨出一些道理。”

“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尽管他们一般大，但看上去那个矮个子明显要大10岁，太吓人了。”陈朴又在发感慨。

正当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话兴正浓，这时，车厢的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一位约莫三四十岁的漂亮女士。晃眼看，给我的印象是：衣着端庄，神态自然，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只有成熟女性才会有的风度魅力，这是一种有节制、有内涵的魅力，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她进来后，向我们轻轻点了点头，脸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出来的微笑，算是招呼，也算是问候。然后，就直接爬到对面的上铺躺下了。

见有人进来休息，我们怕影响、干扰了别人，所以就把话打住，又抱着大部头认真读起来。读累了，我们又停下来，小声聊天。

我很喜欢在火车上读书，感觉效果比平时在静止状态下还好。也许，火车处于颠簸运动中，这种运动中的静读更有味道。与平时相比，我更喜欢一种动中的静，喜欢一种在奔驰中的宁静活动。车窗外的一切，不是在旋转（远景），就是在后退（近物），而你却始终处于感觉不动的中心。这种感觉很耐人寻味，我喜欢这种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躺在对面上铺的女人下来与我们搭话。显得很大方，也很自然。她大概问了“你们要到哪里？是在北京工作，还是到北京出差？”之类的问题。我们一一做了简单的回答。

当她问我们是哪里人时，我说：“难道你从我们的口音听不出来？”

她回答说：“一点也听不出来。你们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仅从口音我无法判断你们是哪里人。”

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我们的“川普”（四川普通话）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我还记得有过这样一件事：在北京，王康第一次带我去见刘宾雁，当我见到刘宾雁与他说话时（用的也是“川普”），刚没说到两句，王康就赶紧叫我打住：“老毛，你最好不要用中文，干脆用英文与刘老师交谈吧。”可想而知，我当时受的“打击”有多大。自此以后，我就对学普通话失去了自信。

但当时听她这么一说，倒是石破天惊第一回，明显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接下来，人就被搞迷糊了，弄不清楚她是客套？还是真意？但一看她说话的表情，感受她说话的语气，我又觉得她不是客套。她这么一说，使我长期自认说不好普通话的那种自卑感得到了明显的削弱，同时也使我某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于是，我对她的好感陡然增加了几分，说话也更主动，态度也更热情，或者说更殷情。

我记得我们没有聊上几句，她就对我们说：“你们喜欢听故事吗？”

经她这么突然一问，一时间还真让我和陈朴有点回不过神儿来。只是心里在嘀咕：“难道她要给我们讲故事不成？”尽管弄不清楚她的本意，我们还是频频点头连说了几声：“喜欢，喜欢！”

“那就让我来给你们讲故事吧。”听我们说喜欢，她马上就脱口而出。

我和陈朴异口同声：“行呀，太好了！”于是，重新调整了坐姿，准备洗耳恭听。心想：在这单调的火车上居然有人——而且还是位漂亮女士——愿意给我们讲故事，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正求之不得呢！

她问我们：“你们看过莫泊桑的《羊脂球》没有？”我和陈朴面面相觑，会心一笑，马上说：“没有，没有。”（实际上，我们看过，但为了不扫她的兴，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听，所以就同时说“没有”。）

于是，她给我们讲了羊脂球的故事。在讲的时候，我们听得很专心。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但她讲得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我们仍听得非常入迷。

接下来，她给我们讲了好几个故事，几乎都是莫泊桑的小说。我记得其中有《项链》、《漂亮朋友》、《修软垫椅的女人》。每一个故事都讲得很精彩，即便如我和陈朴这样自认文学修养不差、阅读面不窄的“书虫”也打心里佩服。

除了讲莫泊桑的小说，她还谈了她很久以前看过的苏联电影。此外，我们可能还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她说，她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小说，只是现在苦于工作忙，没有那么多专门用来读书的时间，另外，好书也不好找，很是遗憾。

听她这么一说，陈朴马上许诺：“到了成都后，我们一定给你寄点书来。既然你这么热衷读书，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给予支持。”陈朴的性格就是这样：热情、大方，尤其见到酷爱读书的人，他老兄真的什么慷慨大方的举动都做得出来。

一路听她讲故事，与她聊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们甚至把火车到达成都站的时间给忘了，差点儿坐过了站。直到乘务员大声吆喝：“成都站马上就要到了，请到成都的旅客做好下车的准备。”这时，我们才回过神儿来。于是，急急忙忙准备下车。

在收拾行李的慌乱之中，她对我们说：“嘿，我们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呢？相互留个名吧。”

至此我们才反应过来，一路上只顾听讲和聊天，竟忘了告诉对方彼此的姓名。这事情显然显得不合常理。于是就在下车前的两分钟，我们一边说“是啊，是啊”，一边掏出纸来把我们的名字、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写给了她。同时，她也把她的名字、单位、地址写给了我们。

就这样，我们在慌慌张张中互道“再见”告别。

回到成都的第二天，陈朴对我说：“老毛，干脆你到书店去给刘晓玲买点书寄去吧。”（刘晓玲是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位女士的名字。）我爽快答应了下来。于是当天就跑到成都当时最大的书店——人民南路新华书店去转了半天，东挑西选买了好几十块钱的书给她寄去。

第二年开春以后，大概四五月份吧，一天，我正在与一位同事谈事，另有位同事带了一位女士到我办公室来对我说：“毛老师，有人找你。”我说：“好，请等两分钟。”随即招呼对方坐下。

等我与同事把事谈完，用目光仔细打量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女士。看了半天都没有认出她是谁——很是迷惑，心想：“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位女士呀！”——于是小声、客气地问她：“请问，你找谁？”声音明显发虚。

对方无比惊异，猛的一下站起来，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发出了一个似乎连她自己都不大相信的疑问：“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语气中充满了惊奇，但没有埋怨和指责。

我看着她，还是没有认出来。正当我有些难堪地“你……你……你……”时，她脱口报出：“我是刘晓玲，真的不记得了？”

一听说她是刘晓玲，我当然彻底回过神来。“哎呀！”一声，用手猛拍了脑门一巴掌，连声说道：“抱歉，抱歉，真不好意思，我怎么不记得呢！记得，记得！”

当时我既高兴，又羞愧，高兴是因为刘晓玲专程来成都看我们，羞愧是因为我竟然没有把她认出来。随后我给她做了解释，我这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生理缺陷）：老是记不住人的面孔，哪怕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比如同事、同学），也经常想不起别人的样子。

为了证明此话不虚，我还给她举了发生在高中毕业后的我的两件事做例子。一个例子是：一天，一个女子到我家来找我，说是帮钟敏（高中同班女同学）还一本书。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从家里走出来，站在门口。一看，这女子很漂亮，很年轻，觉得有些面熟，但就是想不起她是谁。骤然一见面，而且靠得那么近，我还真的一下子弄得有点手足无措，怪不好意思。她说：“钟敏托我来把这本书还给你。”我当时有点犯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盯着她递过来的那本书，一面僵硬地唔了两声：“哦……哦……”一面装疯迷窍地在那儿翻书，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不知是由于突然遇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心里感到慌乱，还是由于受到了一个社会误传（男人不应对陌生的女子表现出过分的殷情）的严重影响，反正，当时的反应极不正常：装模作样，故作冷静，不以为然，唔了两声“哦……哦……”后，就再也没有说什么。

也许对方在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比如请进门去坐一坐，问一些其他问题什么的，但我就是没有吭声。

在尴尬地静默了几秒钟后，女孩子轻轻说了声：“好，那我走了。”我顿都没有打随口就说：“行，慢走。”然后，那女子便转头扬长而去。

等她走后，我才想起了她是谁。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李琪。我没有把她认出来，我想李琪是绝对没法理解、不能原谅的。因为李琪是我们班上的美女（男生们经常在背后议论她长得是如何漂亮），而且是和钟敏耍得比较好的一个朋友。按常理，我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不出来她，但我确实没有认出来，这又是事实。一想起是李琪后，我狠骂了自己一通，觉得太荒唐了。我强烈意识到刚才的举动是多么的有失礼貌，既然人家是专程来帮还书的（还是大热天），即使“不认识”，也应该请别人到家里坐坐，至少叫她喝口水什么的才算合乎常理呀。何况是同班同学，更何况还是同班的美女同学，那就更该自责，更该无地自容了。

另一个例子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一天晚上，钟敏带一名女子到我家来玩。一见面，她只给我介绍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一个同学。我记得我们在我的小阁楼上喝茶聊天。大约聊了两个小时，她们起身告辞，我把她们送下楼。在楼下分手时，钟敏突然问我；“毛喻原，难道你真的不认识她吗？”一边说，一边指着她那位同学。

我仔细打量了打量她身边的那位同学，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个结果。于是，直摆头对她说：“对不起，不认识。”转而又问那个同学：“很抱歉，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对方反问道：“不知道，你说呢？”

“我……我……”见我还没有“我”出来，钟敏忍不住笑出声来：“哎呀，她就是胡小芳啊！”

我一听，真的很狼狈，因为一时半刻还真不能向胡小芳解释清楚：为何刚刚才毕业两年就不能认出同班的女同学？世界上几乎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分手时，我还是向胡小芳说了，请求她的原谅，我确实不是有意的，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老是记不住人的面孔，但所经历的事情倒是不容易忘记。

刘晓玲听我这么一说，嫣然一笑，好像一点也没有计较我刚才的失礼，反而安慰我：“不说了，小毛，我理解。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对形象的识别力特差，但对事情的记忆力却极强。”

“这也许叫‘间歇性形象失忆症’或‘形象记忆缺失症。’”我补充道。

她说：“也许吧。”

由于当天下午陈朴有事走不开，我单独陪刘晓玲到人民公园去喝了一下午的茶。其间，我们谈了很多。自此以后，我们经常有书信、电话来往，她成了我和陈朴很好的朋友。

刘晓玲是重庆客运段广播室主任，麾下有六七十名列车广播员。她不仅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而且人也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她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举手投足间无不透射出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由于她的为人处世，她的气质风度，在整个客运段上她都算得上是个人物。尤其在众多（几乎全部）广播员的眼中，她算得上是个完美的女人。她们都昵称她“刘姐”，尊称她“刘老师”。要是你有机会听她们谈论有关“刘姐”的话题，或感受她们称呼“刘老师”时的那种语气，你定能发现：她们对刘晓玲不仅充满了赞美，而且近乎于崇拜。

她经常在她们客运段星期三下午的业务学习会上把我的作品用作“范文”，逐字逐句朗诵、讲解、赏析，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甚至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刘晓玲读到动人之处，分析到精彩的地方，她的赏析就会被听众突然打断，她们会惊呼：“刘老师，这是谁写的啊？真是太绝了，难道这个人长了两个脑袋不成？”这时，刘晓玲就会用一种不惊不诧，又颇带神秘的口吻回答：“这是我老师写的。”说“老师”二字时，语气显得特别重，好像有意要加以强调似的。结果弄的连我这个凡人在她们的心中也成了一个形象高大的“人物”。虽然没有见过我的面，但我的名字在她们那里显然已经有一种“如雷贯耳”的效果了。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有好几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实际上是重庆到北京，北京到重庆的列车），多次听到过列车广播里播出我的散文诗：《黄昏的歌剧》。有好几次都是，正当他们在列车上拽瞌打睡、无精打采之时，听到一首配有美妙动听音乐的《黄昏的歌剧》蓦然播出：“幸福就是不说出一句话，让痛苦放空，白白饿死，让一切激昂的言辞散架，一切询问坠入崩溃，真正的崩溃……”他们就会惊奇不已，觉得不可思议：怎么火车上会播出老毛的诗？他们当然弄不清楚。但我知道，那是刘晓玲精心录制、配上音乐，“偷偷”叫播音员在列车上播放的。也许，现在播这些东西，人们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在当时，这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当时的列车上该播什么，应播什么，都有上级部门的明文规定。一旦触犯，必须追究当事人的工作失误，甚至政治责任。可见当年刘晓玲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有股子山城巾帼英雄的侠风豪气。

那几年，我每年都要去重庆一两次，重庆朋友很多，比如王康、甘兰、张鲁、朱子文、戴前锋、刘磊等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以前都是自己买票去，自从认识刘晓玲后，基本上就免费乘车了。不仅到重庆可以免费，而且到北京、上海、广州、昆明等地也能畅通无阻，自由穿梭。

刚开始，这种免费乘车的方式我还有些不习惯。准确地说，是有点不好意思，怕给别人添太多麻烦。记得刘晓玲第一次对我说“你以后外出可以直接去找我们的广播员，让她们把你带上车，送出站，一点问题都没有”时，我还说：“算了，那不好，怪麻烦别人的。”刘晓玲当即猛批了我一顿：“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人就是想得太多，顾虑太多。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社会主义的火车就是专门用来让你们坐的。你们不坐，谁坐？你们是最有资格免费乘坐社会主义列车的人。”我知道她说的“你们”是指包括像我和陈朴这种类型的人。在她看来，像我们这样的人至少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免费乘坐社会主义火车。她说话语气坚决、诚恳，有股“请坐没商量”的味道。甚至让人感觉：我们坐车绝对不是在给她们添麻烦，而是她们求之不得、唯恐我们不去的一种神圣使命和义务，是她们的骄傲，她们的光荣。

可能是被刘晓玲的话说服了，也可能是坐了两次由广播员带（上车）送（出站）的车后，确实感受到了她们的款待如春天般的温暖，那种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关怀让人铭心刻骨，所以，坐车的次数多了，自然就消除了心理障碍。

那种乘车的方便和快乐真令人怀念。仅就乘火车而言，我觉得自己是个拥有绝对“特权”的人，在当时看来，牛掰得大了。不仅能免费乘车，而且能免除由乘车带来的所有烦恼（比如订票时的困难、买票时的紧张、候车时的焦躁、上车时的拥挤、坐车时的无聊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每次乘车都由广播员事先从一个特别的通道（应该叫“通勤口”，就是专门为铁路系统职工工作之便而开的特殊通道）带入，然后通过广播室车厢直接上车，最后由她们送出检票口。

我记得坐得最多的是由樊凡、张本珍、苏勤这三位播音员跟班的车，尤其是樊凡的车坐得不计其数。樊凡，我们称她小樊。人长得文静、秀气、含蓄，扎一对齐肩的粗辫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根本不像一个重庆女子，身上没有重庆女子常有的那种泼辣、大大咧咧、干脆利落，反倒像一个典型的成都姑娘，说话、举止慢悠悠，轻柔柔，总显得那么彬彬有礼，但平淡中却不乏那种隐含的热情。我至今仍记得在车上她给我端茶送水的样子。有好几次坐她的车，她都对我说：“毛老师，下个月坐我们的车到上海去吧？待几天你再乘我们的车回来。”要不就是：“毛老师，你随我们的车去北京，行不？”或者：“下周我们的车要去昆明，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她的礼貌、热情令我终生难忘，在我的心目中，樊凡是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后来，听别的朋友讲，樊凡脱俗出了家，皈依了佛门。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了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每次出检票口时，我前后左右的人都会被检票员拦住例行验票手续，唯独我没有人过问，可以“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要知道在我出站时，广播员并没有跟在我身边呀，她们往往把我送到离检票口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就停下，站在那儿目送我。问题是当我出站经过检票口时，并没有发现她们有什么挥手、摇头，或其他之类的动作，那么，检票员凭什么就知道我是一个“特殊”人物呢？这对我绝对是一个谜，而且至今也仍然是个谜。

为了让我坐车方便，刘晓玲专门给我写了一张天价“手谕”（实际上是一张非常管用的免费乘车证），让我揣在身上。“手谕”上有她亲笔书写的以下文字：“尊敬的列车长，此人是我的好朋友毛喻原先生，请路上承蒙关照，万谢！”下面是她的签名“刘晓玲”。此“手谕”没有注明日期，也就是说，没有乘车的时间限制：无论哪年、哪月、哪天、哪次车都可以随时随地自由免费乘坐，只要是属于重庆客运段的车就行。

那几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享有这种免费乘车的特权，为此而受惠的远远不止我一人，我记得以下同志，诸如王康、向宏、王剑、王川饶、闵乐晓、杜鸣等，都不同程度地享受过这种特权式的关照：要不免费赴渝，要不无票去滇；要不卧躺至广，要不一路餐车佳肴吃进京城。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她们——刘晓玲、樊凡、张本珍、苏勤们的美丽笑容，记得火车上感人、动人的一幕幕，记得进站时的一个个场景、出站时的一个个细节……

1/2秒

1988年，我闲居在乐山。当时和杜鸣交往得比较多。杜鸣这小子长一头浓发，蓄一脸络腮胡，在市中区区委宣传部工作。说实话，这老兄在这衙门当差，真有点黑色幽默，因为这家伙满脑子反宣传思想。更搞笑的是，我岳父戏称他为“宣传部的马克思”。从远处看，有点像。

一天，杜鸣对我说：“老毛，我们下个月一起到重庆去一趟吧。”

我问他：“去干啥子？”

他说：“没什么具体事，就是想到重庆去待几天。”

“没事，你去干吗？”我追问道。

“在乐山真他妈待腻了，闷得慌，想出去放放风，清静清静。”他迅速补了一句。

“好啊，我也该出去了，正好我们可以住王康那里，待它一两个星期，好生看点书、写点东西什么的。”我随即回应，算是答应了下来。

那时的我们还有点文人式的乖僻与雅兴，总觉得看书要选择地方，写东西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殊不知真的到了那里，书不一定就看得好，把写东西的事完全丢在北边山上也未必。

不过，杜鸣这一提议还真迎合了我的想法。我那段时间也觉得闷得很，真想出去走走。所以，杜鸣一提，我就干干脆脆做了决定：去重庆。

当然，杜鸣为什么要约我去，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可以免费乘火车。自从认识刘晓玲后，我就拥有了一种免费乘车的“特权”。这早已在朋友圈子里传为佳话，成了美丽的故事与传说，令人好生羡慕，同时也好生怀疑：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情？羡慕者想沾光，怀疑者想求证。我猜：杜老兄多半有此想法。

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之前没有给王康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到王康那儿去，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进不了门的问题。即使王康不在家，他一般都不会锁门。即使锁了门，他的门钥匙也总会挂在厨房窗户后面的那个老地方。也就是说，不管发生哪种情况，你都不会吃闭门羹，去找他的朋友都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家门。这种做法在我的朋友中算是独一无二，只此一家。我以前问过王康：“为什么出门老不锁门？甚至出远门也不锁门？”他的回答是：“没有锁的必要。我一介贫寒书生，家里就几书架书，唯一值钱的就是个冰箱。谁要来偷，让他拿去好啦。再说了，如果有人专门来偷书，我真的会从心眼里佩服这家伙。”

我记得我们坐的刚好是樊凡跟班的那趟车。事先我们到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铁路公寓找到樊凡，然后她把我和杜鸣带上了T7（成都到重庆的特快列车）。上车后，樊凡给我们找了两张卧铺。午饭是在餐车里吃的。一路上，樊凡不断给我端茶送水，问寒问暖，热情、周到而体贴，弄得杜鸣很是感慨万千。之后，他经常在朋友们面前提到这次重庆之行。

到重庆时天色已晚，我们第一站是沙坪坝武装部（四川函大重庆分校所在地，王康当时在那儿任分校校长，他家就住在沙坪坝），最先见到的是在分校工作的王小平。

一见面他就对我们说：“你们跟王康联系过没有？”

我们回答他：“没有。”

“哎呀，不好了，他现在在北碚西师老丈人家，没有在沙坪坝。”好像他知道我们来是要到老王那儿去似的，所以赶紧通报了这一重要情况。

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能进王康的家。今晚就住他那儿，等明天再跟他联系。”

听我这么一说，王小平马上解释道：“恐怕不行。”

我问：“为什么？”

他又说：“这两天他那儿正住着一个女孩子，听说是他夫人在渝大（重庆大学）的一个学生，可能类似于一种‘离家出走’行为，暂时在他家住一段时间。”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感到很意外，也很遗憾，因为那儿住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女孩子，况且王康又不在，贸然闯到那儿去住，肯定不合适。

这就意味着，今晚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王康家了。正当我们有些为难，准备说去住旅馆时，王小平主动提出：“王康不在，你们就住这儿吧。”

“住这儿！怎么住？”我知道他们这儿没有专门的客房，于是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提出了这个问题。

王小平连忙解释道：“这，你老毛就不清楚了。我们这儿住起来方便得很，桌子一拉，钢丝床一放，床单一铺，不就成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又说：“我们办公室有钢丝床，备有现成的垫子、床单和棉被。吃饭、用水都方便，住起安逸
得很。”

当然，有办公室住（这是我最喜欢的住宿方式之一），又何必住旅店呢？于是，我们便爽快地答应下来。连声说：“好！好！好！”

床是王小平帮我们铺的，其间，可能还有罗学文帮着掺和。记得等我们吃完饭、洗漱完毕躺在床上，一看表，才约莫10点的光景。

这个时间，对睡觉来说嫌太早，但山城天气炎热，再加上白天旅途疲劳，我们也不想出去逛街，所以就只好早早躺在床上。

我和杜鸣都属于“夜猫子”，平时睡得很晚，这么早躺在床上，肯定睡不着。睡不着，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聊天（说实话，平时还真难得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大老远地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清清闲闲地神侃一番）。

于是，我和杜鸣躺在钢丝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了起来。

不知是由于乍来重庆，打乱了乐山生活的节奏，还是由于离睡觉的时间还早，给思想的世界腾出了一个宽松的空间，反正，躺在床上的我，此刻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说故事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成为一个故事，仅仅是1/2秒，一个特别特殊的瞬间）。

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没有讲的原因，一是因为这“故事”太小（就内容、情节来说，仅仅是一个眼神），太短（就时间跨度而言，仅仅是一个瞬间：1/2秒），它实在没有什么好说；二是因为这纯属一种个人私密性的“遭遇”，也许只适于个人回放、品味、推测、想象、幻想，而不适合对别人转述。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鬼使神差，躺在钢丝床上不久，我就有一种想向杜鸣讲述这个1/2秒故事的冲动。

刚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突然改变话题对杜鸣说：“杜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随即问了一句。

我接着说：“我发现生活中有些事情尽管很小、很细、很微妙，小得连芝麻都不如，细得连发丝都不及，微妙得无足挂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些细微的小事却可以给人带来‘原爆’式的心理冲击，产生一种山呼海啸般的震荡效果。事情虽小，但它却总会在你的脑海里来回环绕，在你的思维里重重叠叠，成为你意识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一份百世不遇的感动，一个挥之不去的情节，一种灵魂深处的风景。事情虽小，但它给你的感觉是丰富的，感受是强烈的，感情是美好的，联想和影响是漫长、广阔而无涯无际的。芝麻之事，竟然可以让人回味无穷，感悟终身。事情虽已过去，但它会变成一股涓涓细流，时时流淌在我们的心谷；‘故事’虽成往昔，但它会长成一朵夏夜的兰花，在我们灵魂的家园里释放阵阵的幽香。当小事像电影般被我们回放，当我们的意识被激活重新追溯那震撼心灵的迷魂一瞬，我们的感觉是复杂的，其中也许有惆怅、迷离、哀叹、遗憾、惋惜，但更有让神灵微笑、鬼魅哭泣，让天地眩晕、寰宇心跳的感动、美丽、陶醉、满足与幸福。不知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有是有，”杜鸣起身喝了口水，躺下又继续说，“不过，没有你描述的那么强烈。就事情如此之小，影响如此之大，由这两者形成的极度反差而言，我还没有遇到过。”

“那我给你讲一件事，这件事尽管表面看上去很小很小，但给我心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可以说，事情无限渺小，但给人的感觉无限美好。”我一边说，一边慢吞吞起身重新点了一支烟，顺便把茶杯里的水加满。

躺在对面的杜鸣眼睛半闭，显得有些急：“说啊，我在听呢。”显然在期待。

我喝了口水，清了一下嗓子，轻轻咳了一声，然后开说：

“在读大二的时候，我‘遭遇’过神奇的1/2秒。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从教室回宿舍，路过操场附近的桉树大道。我平时走路，一般都只看脚尖前方的路面，目不旁视，更不斜视。这次也是这种走法：一个人在那儿埋头闷走。当我走近路旁嘈杂的人群时（大约一二十米的距离），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仅仅是一种感觉（因为当时并没有抬头，也没有看），朦胧而明显地感觉从人堆子那边有一种东西一下子射了过来，像一颗飞速的子弹、一束放射的光、一股穿透的电流，一种磁场波动的感应，顷刻把我击中。这感觉尖锐、强烈、明晰而迅猛，我循着感觉的方向，抬头望去……哇！就在一刹那，我的目光与另一束目光撞了个正着。它们甫一相触又慌乱地闪开了，那边是羞涩，这边是脸红；那边是惊悸，这边是心跳。对接的时间可能是1/2秒，尽管短暂、仓促、紧张，但这1/2秒显然擦出了火花，碰出了雷霆，这无疑是千年难遇的一个时刻，是渗骨透魂的一个瞬间，它甚至可以变成属于人的一种永恒。在那惊心动魄的1/2秒，我看见了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来的那种眼神，充满了诗韵、画意、温暖、深情，那是双天使般美丽、动人的大眼睛，让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怎么说呢？这不是对一个陌生人感到好奇瞪目而看的那种眼神，也不是纯粹出于偶然双方凑巧对视的那种眼神，这种眼神分明比其他眼神有着更丰富、更异质的东西，有着某种更难以言说、更难以转述的内容。我看见了，就再也不会忘记，因为我明显感觉到这种眼神表达了一种爱慕、渴求、热望、叩问与吁请。我自信：这种眼神蕴含深义，韵味无穷……

“当我走到宿舍楼下，我又情不自禁地扭头朝那堆人望去。哦，原来那是果树专业的学生在那儿为运动会提供服务性的工作（比如端茶、送水、登记成绩、发放奖品之类）。当时学校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学生运动会，我看见人群的前面还摆放了一排学生用的课桌，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东西，整个场面显得闹哄哄的。

“碰到了那双眼睛，我也看清了那张面孔，同时也记住了那个人。她给我的印象是：眼睛很大，明亮，聪慧，但眸光中有一丝忧郁的神情。前额微凸，额发飘散、纷飞，流露出一种慵懒的倦意。她的发色不是常见的那种黑色，微微有些发黄，头上扎两根齐肩的辫子，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感伤，非常敏锐，也非常美丽。只知道她是我们系的果树专业女生，在欢迎新生的晚会上唱过歌，一副好嗓子，颇有意大利花腔女高音的味道。除此之外，我对她就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是哪里人。

“自从那个1/2秒后，我就在学校同学的茫茫人海中开始注意她，搜寻她，至少对与‘1/2秒’有关的任何信息变得异常敏感。记得在教室里、过道旁、去食堂的路上也见过几次，但每次见了都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用眼神来相互交换一下可以是问候，也可以是致意的眼色，除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目光慌乱，头脑一片灼热，感觉像电了一下，什么也没有留下……

“时间就这样漫不经心地过去了，一晃就是新的一个学期。在这个新学期开始以后，我就发现情况不妙：再也没有在学校中看见过她的身影，好像这个人突然之间蒸发了，消失了，永远不见了。我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这样？毕竟是同校（而且还同系）的同学，按常理，在学校肯定有撞见的机会啊！比如教室、操场、过道、食堂、图书馆等什么地方，怎么会没人没影了呢？越看不见人，我越加大了注意与搜寻的力度，想在人群中再次找到她。但不管怎么注意与搜寻，她还是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在发现她突然失踪后，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惆怅、遗憾、酸楚，甚至是一种淡淡的、时而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悲伤。我老是自问：难道那有可能延续出美好故事的神奇一瞥就这样无迹而终，戛然而止？太不可思议了，但我又无法向谁打听：她究竟怎么了？那位果树班唱女高音的女孩子怎么不见了？这一切我都无法向人打听，因为在整个学校我不认识一个认识她的人，想打听也没有门路。自此以后，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一直笼罩与折磨着我……”

“那后来呢？”杜鸣忍不住问，“后来你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没有。”我回答他，“只是过了很久，有一天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宿舍的床上，睡在对面下铺的杨坚突然开始发布院内新闻。他说：‘你们知道吗？那位果树班的女生好惨哟。’一听到他说果树班的女生，我马上就警觉起来：难道是她？话音一落，旁边的金大侠（成都人）立刻问道：‘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女娃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么惨啊？’杨坚接着说：‘哎哟，就是那位唱歌的女娃子，唱女高音的，眼睛很大的那个。’一听说是大眼睛，唱歌的，我立马断定：就是她——与我有过1/2秒神交的姑娘。于是，我突然紧张、激动了起来，气一下子提到胸口，呼吸顿感困难，好像喉咙被什么噎住了似的，急切地等待下文。‘我们知道果树班有这个人，那女娃子歌唱得不错，人也算漂亮，但到底怎么了？’金大侠继续问，也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杨坚接着又说：‘得了急病，休学，病退回家了。据说这女子是拉萨人。’‘那就是说，她回拉萨去了？’我下铺的鲁学海插嘴问道。杨坚反问：‘不回拉萨，又能回哪里呢？’接下来，金大侠又发问了：‘那你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吗？’杨坚说：‘具体不太清楚，可能是急性胸膜炎。’听了这段对话后，尽管总算搞清楚了她突然‘蒸发’的原因，但心头更是难过和悲伤。当然不仅仅是难过和悲伤，也许还有一种比难过和悲伤更难以表达的痛苦和绝望。”

杜鸣问：“为什么会如此？”

我回答：“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她得了大病，为她的病退而感到难过；二是因为她回到了拉萨。你想想看，拉萨，多么遥远的地方啊！这不就意味着，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见到她了吗？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心慌和恐惧的事！一想到这点，我就更加悲戚……”

“是啊，真是遗憾！你说的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尽管结局无疾而终，但那1/2秒的‘遭遇’却非常美好。”杜鸣感触颇深地说。

的确，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那1/2秒激动不已，尽管非常短暂，但给我的馈赠却丰硕无比。犹如一种“核爆”现象，它一瞬间产生的感动、绽放的美好无疑已成为我生命中一种幸福的辐射、漫延和笼罩。有时，它会蹿上意识的前台，成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有时，它又会退回生活的背景，为我传送隐隐微微的温暖，以抵御生命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寒冬。同时我又感到无限惆怅，无限懊恼，一想到这一辈子将再也见不到她，这是人生一种多大的遗憾，灵魂一种多大的亏欠啊！

正当我和杜鸣聊得起劲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接起来，是王康打来的。

王康在那边说；“老毛，你们赶紧过来吧，我已从北碚回到沙坪坝。”

我说：“算了吧，我和杜鸣已经睡了，时间这么晚（大约11点半），明天……”我的意思是明天再过去。

没等我说完，王康在那边又催促起来：“快，快，快，赶紧收拾一下，过来吧。”

看样子，王康今晚非要我们过去不可。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就不便再推辞。于是，我和杜鸣起来打点行装，匆匆向王康家赶去。

到王康家时已经快12点了，先是王康来开的门。刚进客厅（客厅灯光很暗，上面吊的可能是一盏15或25瓦的白炽灯泡），就从里面寝室走出来一位女子（我想：她应该就是王小平说的王康夫人李欣的学生），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从身体轮廓看，能判断出那是一个年轻姑娘。她一进来见到我，便扯起嗓子与我打招呼：

“嘿！老毛，你来了。好久到的？准备待多久？一路上辛苦了，辛苦……”听那口气，感受她说话的风格，你会以为她是一个与我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朋友。因为按一般的常理，不熟悉的人绝不会用这种口气、这种方式来说话，尤其是初来乍到，第一次见面，就更不会。但她那股阵仗，一副大大咧咧、洒洒脱脱的样子，我还真以为我们以前早就认识，或在哪里见过面。

等我们走进里屋（那儿的光线显然要明亮许多），坐下来，喝了两口王康刚端上来的茶，喘了喘气，定了定神，便开始寒暄起来。王康指着我对面坐在写字台旁边的姑娘给我们介绍：“这是李欣的学生沈小茜。”我们相互点了点头，几乎同时说了声：“你好!”算是见面礼。在这期间，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看清了她的面容：小瓜子脸，眼睛机灵，略带一点矜持，额头上有一排剪得很整齐的刘海，短发，妹妹头。

看清她样子后，我觉得很蹊跷。心想，这就怪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位姑娘，也没有听谁说起过“沈小茜”这个名字，但她怎么对我这么熟呢？（至少我刚进门的一瞬间，她与我说话时的那种口气让我有这种感觉。）难道我们以前见过面，是我忘了？但我确实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于是，这对我就成了一个问题，我老在心里犯嘀咕。

在一起聊了几分钟后，我实在忍不住，便突然冲着她问了一句：“沈小茜，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吧？”

“没有。”她倒答应得干净利落，“不过，我经常听别人讲起你，经常，经常。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天天的天天。”

“不会哟，太夸张了，是听王康说的吧？”

“不是，是穆玲。穆玲经常在我面前说起你。因为她和我在学校被分在同一个宿舍，我睡她的对面床。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每天中午、每天晚上都要提到你，反反复复给我讲好多好多关于她和你之间的事。可以说不厌其烦，细致入微，甚至每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

听得我莫名其妙。“穆玲？”我很惊讶地问，“穆玲是谁？”（因为我不认识穆玲，当沈小茜说“穆玲”二字时，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穆玲是谁？难道你不认识？”沈小茜的话里明显有一种火气、不满和不信，“穆玲是我现在的同事，你以前的同学。”说这句话时，她把“同学”二字说得特别重。

我一听说是同学，更感到奇了怪了，于是便说：“同学？不可能哦，我的同学中没有谁叫‘穆玲’的。这穆玲是男的？还是女的？”

沈小茜听我这么一问，先是嘴巴一张，眼睛一瞪，然后立刻闷在那儿不说话了，脸上似有愠色，明显不那么好看。

我接着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沈小茜回答：“女同学。”

我问：“是小学的？”

她说：“不是。”

我又问：“是中学的？”

她仍然说：“不是。”

我再问：“是高中的？”

她还是说：“不是。”

最后，我只好说：“那就只能是大学同学喽？”

沈小茜语气剀切，十分肯定：“就是你们大学的同学！你不可能不认识她。”

我一听是大学同学，差点儿没有笑出声来，语气比她更剀切，态度比她更肯定，急急忙忙，高声武气地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弄错了，肯定斗拐了膀子，我大学同学里压根儿就没有姓穆的。”（因为我们班上总共才只有9个女同学，尽管当时我不能把她们的名字全部背出来，但我很清楚：名字叫“穆玲”的女同学绝对没有。）

听我这么一说，坐在旁边的沈小茜显得既无奈又生气，用一种明显带有不服气的口吻吱了一声：“不可能哟。”于是就待在那儿再也没有说什么，好像一直在那儿生闷气。

然后，王康、杜鸣和我接下来又开始聊天。没有聊多久，沈小茜突然爆出一句：

“毛喻原，你真的不认识穆玲吗？我打死也不相信。”说这话时，她显得很不高兴，脸上甚至有一种气愤的表情，好像对我充满了埋怨和指责，认为我在说谎似的。

“不认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穆玲这个人。”我仍是那么坚决、自信、肯定。

“你想想看，好生回忆一下，你们读大学时的同学。”

我把手放在脑门上，来回摸着额头，慢声念道：“大学的……同……学？”摸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无言以答。于是，接着问她：

“那你给我说说，她究竟长什么模样？高？还是矮？胖？还是瘦？”

听我这么一说，沈小茜马上来了一句：

“哟喂，眼睛大大的，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是她的原话），会唱歌，好像不是你们班的，但同年级，中途生病退了学。想起来了吗？”（当她说“眼睛大大的”、“诗情画意”、“会唱歌”时，我的心猛地收缩了一下，变得异常警觉起来，已经在开始……当她说完“不是我们班的”、“中途生病退学”时，我一下子——傻了。在一旁听着的杜鸣此刻也显得脸红筋胀，瞠目结舌。）

她一讲完，我顿时就停住了呼吸，脑袋里“哐啷”一声，好像发生了“大爆炸”，人给震蒙了。又像高血压、心脏病犯了似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直愣在那儿。隔了一会儿，我才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因为激动）问沈小茜：

“她是不是77级果树专业的？”

“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停顿片刻，她又说，“对头，她就是果树专业的，穆玲对我说过。”

这一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她不就是那个杨坚说的去了拉萨的姑娘吗？

我“哎呀”一声突然跳起来，两只手同时拍在双膝上，“啪”的一声巨响，差点把杜鸣他们吓倒了，连声说：“知道，知道，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同时摇头摆脑，手舞足蹈，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断说，“我知道她，当然知道。”说这话时，尽管很兴奋，但口气却显得很深沉，有点子有福难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味道。只是一劲儿地“哎呀，哎呀”呻唤不已。

沈小茜一听我说“知道”，才一脸释然，表情立刻轻松了下来，人也变得柔和、可爱多了。

至此，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我说“不认识穆玲”时，她会那么吃惊，那么生气。因为很简单，当我说“不认识穆玲”时，她当时的头脑里只可能有两种想法：要么，我在说谎；要么，穆玲在编故事。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但我又一时跟她说不清楚。

一旦意识到是“她”时，当时的感觉不说是天旋地转，银河欢歌，至少也是情海翻卷，心花怒放。

我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持地对杜鸣说：“穆玲就是她啊！1/2秒中的那个姑娘就是穆玲！”

此时的杜鸣实际上已经听明白了，但他还是用一种不敢相信的口吻对我说：“真的吗？”很是惊讶和诧异。

我说：“是真的，就是她！”非常肯定。

“妈呀，太神奇了，不可思议！”杜鸣眼睛睁得老大。

接下来，我又对沈小茜说：“我知道穆玲，她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人。就在我们到这儿来的前几分钟，我还对杜鸣说起过她。尽管我和她并没有真正接触过，甚至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我都不知道，但我记得她，经常想起她。只是，叫我怎么说呢？一时半刻，还真说不清楚我和她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说话时，沈小茜一直盯着我，一语不发，眼睛里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微笑。

然后，我迫不及待地又问：“你说你与穆玲是同事，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呢？”

“35中。”

“重庆的35中吗？”

“当然是。”

“那就在重庆喽？”

“不仅在重庆，而且在沙坪坝。”

“沙坪坝?! ”我一下惊叫起来。“真的就在沙坪坝吗？”我有点不敢相信地重复了一句。

沈小茜见我反应如此强烈，赶快补充道：

“肯定在沙坪坝，重庆35中就在沙坪坝啊！不信？你问王康。”

王康在旁边随即点了一下头，表示肯定。

我仍然在口中反复地唠叨：“沙坪坝！沙坪坝!! 沙坪坝!!! ”感觉很复杂，有惊喜，也有遗憾。惊喜是因为她（穆玲）就在重庆，就在沙坪坝，她没有在遥不可及的西藏拉萨，这就意味着我与她见面，就在此地，而且很快，很快；遗憾是因为她为什么没有在洛阳、西安，没有在南充、宜宾，而偏偏就在沙坪坝呢？要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年都要到重庆来一两次呀，并且都住在沙坪坝。也就是说，每年都有一两次，我与她近在咫尺，但又隔若天涯。虽然可以共时呼吸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街区的空气，但又恍如两界，音信杳无。难道这不显得有些荒唐和可笑吗？

遗憾的确是遗憾，但与知道她就在沙坪坝这个特大喜讯相比，这种遗憾也就不成其为遗憾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仍然是激动、狂喜的情绪主宰了我，我幸福得明显有点气喘、头晕。一知道穆玲在沙坪坝，我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想尽快看到她，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她一面。当然，今晚是不行了，只能等到明天。

我当即做出决定：明天一早就去35中见穆玲。于是，我转身对杜鸣说：

“明天你就只好一个人去看‘红卫兵墓’了。”（“红卫兵墓”在沙坪坝公园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那儿埋了许多“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武斗的重庆红卫兵们的尸骨。早就听王康说过，这地方很值得一看。本来是约好第二天与杜鸣一起去的。）

杜鸣顿都没打，爽快答应：“当然，当然，你去办你的事吧，我一个人去好了。”

尽管时间已很晚，我还是向沈小茜打听了：明天穆玲上班吗？35中在什么方位？怎么走？要转几次车？她对这些问题都一一做了回答。不仅做了回答，而且还给我画出了精确的线路图。不仅画了线路图，而且还告诉了我，穆玲办公的地方在哪栋房、哪层楼、哪间办公室以及办公室的哪张桌子、桌子的哪个方向。可以说，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无比详细。

之后，我又向她打听了一下穆玲的情况。她说得很简略，大概告诉我：穆玲已经结婚，丈夫是个军人，还没有孩子，婚姻不大幸福，她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根本就没有合眼。掐指一算：已经8年过去了，整整8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这是多么漫长的8年啊！8年，失而又复得；遥远的拉萨转眼之间变成了近在咫尺的沙坪坝；充满愁楚的暌别如今即将成为甜蜜的聚首。一想到明天就会见到她，怎么会不激动，不兴奋，不焦急呢？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满心地渴盼：天快亮，明天快来……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连早饭都没有顾得上吃，按照沈小茜指引的线路急急忙忙赶到车站。记得中途只转了一次车，便坐到了离35中最近的那个车站。下车后，向当地人打听35中在哪里。然后，径直向学校走去。

因为沈小茜告诉过我穆玲在哪栋楼上班，所以我没有问就直接走到了她二楼办公室的门口。心情紧张地站在门外，朝她办公桌的方向望去（根据沈小茜的提示，我昨晚就在床上已经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设想过她办公桌在这间办公室的位置，所以，她的桌子在哪里，我心中早已有数），没有看见年轻的身影，只看见有一个女士用的米黄色小挎包放在桌子的正中央。我在门口徘徊了数秒，正准备走进去打听时，恰好遇到一位四五十岁、体态有些发福的姆姆出来。她见我好像在找人，便主动问：

“同志，你找谁？”

我说：“找穆玲。”

“穆玲？”她转过头去瞟了穆玲的桌子一眼，对我说，“嘿，今早晨才来过一趟，现在没人，但肯定没有走远，你看，包都还在她的桌子上。”她同时指了一下穆玲的包，然后补了一句，“你进来等一下吧。”

“不，谢了，我就在外面等她。”我很客气地对姆姆说。心想：既然她包在桌子上，人肯定就在附近，说不定一会儿就会转来。

于是，我走到左手过道尽头的窗子下，站在那儿等穆玲。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天气很热，再加上等人的那种心情，弄得我浑身都在冒汗。大约等了四五十分钟（因为我到时刚好碰上上课铃响，此时下课铃声又刚响过），仍不见穆玲的影子。我的情绪变得焦灼、急躁起来，要知道，在此站等的这45分钟可不是平时一堂课的时间啊，充满了太多的渴盼、期望、祈愿和想象，所以，对我显得特别沉重和漫长。

越等，越不见人；越不见人，心头越堵得慌。此刻的我好像内心已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怨气，对目前的处境明显滋生了一种沮丧和绝望之情。甚至有过那么一瞬间，心想：干脆打道回府算了，等得人心焦。

几分钟后，我再也耐不住了，想冲进穆玲的办公室，找那儿的人问清楚：究竟穆玲在哪里？她最有可能在哪里？

刚进门，又撞上了那个姆姆。她一见我，就用一种吃惊的口气对我说：

“唉！还没有找到呀？那你到她寝室去看看，多半可能在宿舍里休息。”

听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有点火，对她很生气。心想：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害得我在这儿闷等半天。要不，我直接就到寝室去了，还用得着在这儿等这么久吗？

尽管对她很不满意，但我还是对她随口说了声：“哦，谢谢！”附带问了她：“寝室在什么地方？”她告诉我：“在对面教学楼的背后，一栋红色的二层木结构老房子。穆玲的寝室在二楼。”

于是，我直奔红房子而去。

拐过教学楼，我看见了红房子，就在教学楼的正后方，样子很古旧，也很沧桑，一看就知道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红房子矗立在一个小山坡上，四周有茂密的树木把它遮掩起来。除了蝉在树上吱吱地鸣叫，树林中吹过的阵阵微风，这地方显得非常安静，恰如一个世外桃源。

红房子的大门是朝背面往山坡方向开的，一路的地面上铺满了松木林的针叶，厚厚的一层，踏上去软软的。我绕了半圈进了大门。

也许由于是从光线强烈的户外猛然走进屋子，一时间觉得里面特别暗，也特别静，眼睛一下子还不适应，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隔了好一会儿，我才看清：这是一幢筒子楼，在我的左前方有一道直通向二楼的楼梯。楼梯是木制的，有护栏，大约一米多宽，上面的红漆全掉了，而且每一步台阶都磨成了凹凸不平的斜面，向下倾斜。

由于我知道穆玲住在二楼，所以就直接上了楼梯。我记得脚踩在上面，整个楼梯有些颤动，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我的步子放得很缓慢：“咚、咚”，显得既有节奏，又凝重。

不一会，我就来到了二楼楼梯口。那儿光线更暗，除了从一楼楼梯口折射上来的一些微光，整个二楼都显得黑洞洞的，尤其是左右两边的两个过道，什么也看不清。四下里静极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何故，此刻的我突然感到心头有点发憷和发慌。由于不知道穆玲的寝室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所以，我也不晓得该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人也就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了。

此时的二楼静得有些令人害怕，一切都像凝固了似的：没有光，没有风，没有影子，没有运动，甚至没有声息，除了无声、阒寂、静谧、空黯，什么也没有。于是，我站在楼口安了片刻神，脱口喊了声：

“穆玲。”

除了声音在过道里回荡，没有任何回应。余音退去，四周反倒显得更加寂静。三秒钟过后，我又接着喊了一声：

“穆——玲。”

这次的音量比上次更大，也拖得更长。我站在原地屏住呼吸，凝神听……随着第二声呼唤，我突然听见左边过道、靠教学楼那排的、从尽头数过来的第二个房间，门“吱”的一声开了，紧接着从房间透出的微光中走出来一个年轻女子，就像僵直了一般，一动不动定在那里。门半掩着，她就伫立在那一片朦朦胧胧的微光中，离门大约有一两尺的距离。尽管过道里的光线很昏暗，但我还是能依稀感觉到她的脸正朝着我，眼睛在往楼口方向看……我也静静地站在那儿，半天不能动弹，只是随着门响，调整了一下身体的方向，使其正好面对那个身影。

在这无声的流逝中，我的脑袋做出了迅速的判断：那个站在微光中的身影就是穆玲，因为门显然是应声而开的，因为出来站在门边的那个人始终一语不发，一直愣在那里，若是别人，她肯定要说些什么，比如：“穆玲没有住这里”，“穆玲不在”，“穆玲可能在哪里哪里”之类的话。既然她什么也没有说，一直就站在那里，我就断定：她必是穆玲无疑。

整个场面就像放无声电影一样，在足足对峙了近10秒之后，我大步向她走去。一直走到她跟前，她仍然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尽管我没有看她，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用一种极度惊愕和迷惑的眼神在看我。除了目光和头在随着我的步子慢慢移动和转动，整个的她就像一棵直立的树站在那里，仿佛脚下生了根，纹丝不动。

走到她跟前，我见她仍是沉默不语，表情惊诧、恍惚，仿佛仍置于梦游之中没有回过神儿来，既没有与我打招呼，也没有请我进屋里坐。于是，我不请自来地径直跨进了她寝室。这时的她仍没有挪动半步，没有相随跟进来，只是缓缓转动身子，偏着头看着我几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她的房间。

进去后，我迅速扫视了一下屋子，发现房间不大，大约10来平方米，靠近教学楼那面墙上的窗户窗帘是拉上的，尽管屋顶中央吊了一盏灯，但房间里的光线仍然很暗。窗户下放了一张写字台，前面摆了一把木制的靠背椅。进门的左边安了一张单人床，床上的卧具放置得很整齐，一看就知道长期没有人在上面睡。进门的右边（靠近门）是另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子被掀开了一个角。我很快做出了判断：左边的床是沈小茜的，右边是穆玲的。当时，那张靠背椅上好像放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假思索一屁股坐在了那张被子被掀开了的床上（因为我断定这张床是穆玲的）。

我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有点正襟危坐的样子，在那儿静默……此时，穆玲仍在门外朝屋里探望。隔了好一阵，她才拖着缓缓的步子，进来，站在房间中央，仍用一种惊讶的神色默默打量我。就在这时，我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仍是一脸的迷惑，满眼的惊悸。然后，我把头扭开，眼睛盯着窗外，实际上是盯着窗帘，一边伸手捋后脑勺上的头发，一边不慌不忙（甚至有点慢慢吞吞）地说：

“你可能不认识我，我的意思是从相貌上看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我相信，只要我说出了我的名字，你肯定就知道我是谁？”（说这话时，我流露出了一种明显的自信，因为相信了沈小茜给我讲的一切。）

等我说完之后，她还是一语不发，只是大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紧接着，我又说：

“我是毛喻原！”

一听我说是毛喻原，她差点没有昏厥过去，立刻爆出了一连串“哇，哇，哇”的惊叫，紧跟着就是一声像楔子一样能打进人心脾的长叹：“唉——！”接下来，便“唉，唉，唉”地唉成了一片，她双目微闭，不断摇头，像是惊喜，也像是呻吟和叹息。

“唉，不可能，你真的是毛喻原吗？”她说。

我回答她：“是，我就是毛喻原。”

“不是在做梦吧？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的眼神仍是困惑，很飘忽，很游移，但眸子中明显溢出了一片微光。

我说：“不是梦，至少此刻没有做梦。这是真的，我就在这里。真实的毛喻原现在正坐在你的床沿上。”同时用食指向下指了指她的床。

“哎呀”，她又摆了一下头，“哎呀”，又是一声叹息。接着，她说：“这是真的……唉！”头摆得更厉害了。

“你坐在那把椅子上。”我见她一直那么站着，用手指了一下那把放在写字台前的椅子，赶紧招呼她坐下。

她过去把椅子上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椅子调过来挪到屋子中央坐下。我这才看清了她的样子，一件白底带黑圆圈图案的衬衣，一条灰色的大摆裙，脚上是丝袜、凉皮鞋。还是那副模样，大眼睛，前额微凸，刘海一如既往，仍旧梳一对齐肩的辫子，只是看上去比以前更疲惫，眼睛中的神情比以前更忧郁，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种比以前更丰富的美。

她坐在那儿，显得异常兴奋，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尽管相隔一两米，我仍能听见她急促的心跳，感受到她紧张的呼吸。

她看着我，用一种询问的口气又一次问道：“这不是做梦吧？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做梦。”

我说：“不是。”

她接着说：“你来了，我太高兴了。你不会走吧？”

“不走，整个下午，我都不走。”

“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她问我：“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就是你上楼来的前一分钟、一秒钟。”

我摆头说：“不知道。”

“我在想你，在想你去北大荒的事。别人不会理解你为什么要去北大荒，但我理解，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正想着想着——当时我也许处于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突然，我听到脚步声（有人上来），听到脚步声时，我的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反应，或者说第一个感觉就认定：这可能是毛喻原的脚步声。脚踏在楼梯上发出的声音，‘咚、咚’，在这空楼里回荡，显得异常清晰，异常神秘，也异常熟悉，异常亲切，随着脚步的节奏，我怦怦心跳。脚步声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楼梯口戛然而止，随后一切又归于阒寂。我顷刻就为我刚才的认定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于是，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自嘲和自责，甚至骂自己太荒谬、太可笑、太‘可耻’：怎么会想到是毛喻原的脚步声呢？那不是痴人呓语，白日做梦么？我甚至为自己的这种荒诞感到愤怒。正当我沉浸在这种自责中不能自拔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在喊我的名字：穆玲。尽管这声音我第一次听到，但我无法阻止我去想：这就是毛喻原的声音，是毛喻原在呼唤我的名字。尽管我从没有听到过你说话的声音，但这声音、这呼唤在我的梦境中、我的想象中已经反复出现过不知多少次，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的面孔，熟悉我的手心。我也不知道究竟有何理由，有何根据，但我当时就是那么认为的：这是毛喻原的声音。我坚信：是你来了，是毛喻原在喊我的名字：穆玲。随着这声音的消失，我突然惶惑、惊悸、恐慌起来，我被自己的思绪弄迷糊了。紧接着开始怀疑：是否这空寂的楼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喊人的声音，这声音是否是我意识错乱时的一种杜撰？一种病态的幻听？甚至连先前出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也纯粹是我的虚构、我的幻想？之后，又是一阵更强烈的自责，痛斥自己的迷乱，嘲笑自己的虚妄，我开始瞧不起自己，恨自己，甚至想扇自己一个重重的耳光。骂自己怎么会疯痴到如此地步：竟然敢在青天白日凭空捏造你的脚步声和呼唤声。太无法原谅自己了。迷糊之中，我又听见了一声呼唤。实际上，我已搞不清楚我是真的听到的，还是在意识中感觉到的。于是，我懵懵懂懂地从床上起来（当时，我正躺在床上），应着第二声呼唤把门轻轻拉开，梦游式地走到门外。过道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从楼口那儿射进来的几束朦胧微光，透过模糊的光亮，我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伫立在楼口处的过道中间，一动不动。尽管我无法看清你的脸，但我甫一看到这个影子，就倏然想到：那是你的身影。站在我前面的这个男人就是你。一切都在恍惚之中，在寂静之中，所有的画面都是静止的。你仍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语不发。此时的我由于惊憷而瞠目结舌，愣头愣脑地僵直在门边，像一尊泥塑，一根木雕。但转念一想：这一切怎么可能呢？它怎么会是事实呢？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呢？这身影难道不同样是我的幻视、我的幻觉、一个幻影吗？我彻底糊涂了，已分不清楚我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我弄不明白，我是不是处于一种梦游状态。当你向我走来，甚至当你走进我的房间，我都仍在迷糊之中。直到你坐在我床上，直到你对我说你是你，我才慢慢苏醒，回过神来，走出梦境，才看见一个真实的你就在我的眼前。唉，太神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竟是事实！”

听了她这番话，我感动得全身战栗，心中充满了一种眩晕，不停地摇头，不停地搓手，最终只能把所有的感激化作一声幸福的叹息、深沉的叹息：“唉！……”

不知不觉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她说：“你稍等几分钟，我去食堂打饭。中午就随便在这儿吃点。”

我说：“好。”她给我倒了一杯水，便匆匆下楼打饭去了。

吃过午饭，她叫我跟她一块儿出去，对我说她已经向学校请了假，下午就不去上班了。

走出校门，我问她：“我们去哪里？”

她脱口回答：“到我家。”

我说：“合适吗？”

她犹豫了片刻，改口说道：“那我们就到沙坪坝公园
去吧。”

我说：“行。”

于是，我们就去了沙坪坝公园，在沙坪坝公园茶馆整整聊了一下午。我们一直不停地说，谈得很投机，很激动，很幸福。我们谈里尔克、茨威格、普拉丝，谈德彪西、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谈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谈蒙克、毕加索、凡·高，谈所有我们喜欢的人物和道理。我发现，我们不仅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而且还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还发现，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与哲学家。尽管她没有发表什么作品，但在我心目中，她是最有资格被称为诗人和哲学家的人。

后来，她问我是怎么找到她们学校的。我就把在王康家邂逅沈小茜的事告诉了她。然后她给我讲当初退学时，她曾做过几十次思想斗争，是否来找我，把生病的事告诉我，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她觉得与我素不相识，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感到很荒唐。我对她说不会。我说，要是你来找我的话，我就不会以为那个与我有过1/2秒神视的人跑到拉萨去了，也就不会陷入那么深的惆怅与失落，经历那么漫长的痛苦与
折磨。

她说她一直都很关注我，无论在学校期间，还是在毕业之后，尤其是毕业之后，她对我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我说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在读书时你会注意到我？她说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只觉得我很特别。我说具体在哪方面，她说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独往独来，孑然孤行。每次看见我走路时，都是一个人，无论在去教室、图书馆、食堂的路上，还是去北碚、天生桥的路上都是如此，并且总是目光盯着前方，眼睛绝不旁视，这在整个学校几乎是绝无仅有。另外，她觉得我和她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我说为什么，她说，说不清楚为什么，仅仅是一种感觉，一种强烈的直觉。她说她尽管不认识我，但自信非常了解我，认定我除了所谓的学业，肯定对一切属于自然、人文、神理的东西非常热爱，也非常着迷。她无数次地想象过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她终于得到了证实：我和她想象的完全一模一样。她说她太高兴了。我说我比她更高兴。

我们一直在茶馆谈到接近天黑，到了她必须离开时（她住的地方离公园很远，要去赶最后一班班车），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