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像我这样的人

每个人在时代的坐标上都是一颗微不足道的小沙粒，但是每颗小沙粒都郑重其事或者煞有介事地度过了它的一生，并且回顾往事，常常为自己那堆破事儿唏嘘不已。但往大里看，银河系何尝不是宇宙的小沙粒？

我不想把本书写成“一个70后的心灵史”，那样有点装；也不打算写成心路历程之类，那也知音了点——虽然，还的确有那么点儿意思在里边。

只有朴素的文字记述，以及不靠查阅任何史料，仅凭个人回忆的关于那个时代一路过来的点滴。是白纸黑字的史料可信，还是个体记忆更能承载我们的信任？自从看过奥威尔的《1984》，我更倾向于后者。

个体记忆的抓痕——我倾向于如此界定本书关于时代回忆的标签。一个标准的“70后”，被生活的浊流推拥着前行。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同时代的行者，见识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嬗变，当然，也伴随着某种城市记忆和印象的衰变、死亡。

上海还是我们的上海吗？在写作本书时，我常常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上海知青的后代，我出生在新疆，然而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我用上海话思维，也喜欢说“册那”——这句不乏温暖意味的大部分上海人心领神会的口头禅通常被误认为脏话。其实大谬。“册那”是一种老上海的批判精神，它蕴含了戏谑、自嘲、攻讦以及一种民间的道德判断。用不好“册那”的上海人不算真正的上海人，羞于用“册那”的上海人不是真正的上海人。

本书的文字写于三年前，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足以改变我的很多想法，但我不想因之去修正当年的某些东西一如《1984》的主人公经常奉命做的那样。

如果还有《生于1971》的续篇，我会再告诉点大家什么。但是现在，我只想寻回一点三年前那个微微愤怒的我，闪回——

向快速狂妄的时代吐点个体的唾液。像我这样的人，常这么想。

下边，我就打算这么做了。

第一章
童年

1. 爷爷和外公

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福海顶山182团十连。福海顶山，属于阿勒泰地区。

1971年3月6日凌晨五点差一点儿，在我们家炕上，我爸爸协助连队卫生员，用一把擦过酒精棉花的剪刀，剪断了我的脐带。

我是我爸妈——这一对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夫妻的第一个孩子。1963年，我爸妈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来到新疆。在上海，我爷爷家住在国定路550弄，一个乱哄哄类似虹镇老街的居民社区；我外公家住在距离差不多两公里之外的四平路平昌街的铁路新村——上海铁路系统职工住宅区，一色的黄色外墙，当年日本人留下的老房子。从四平路平昌街一直到国定路政民路沿线，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留下的这种风格鲜明的两层连排民居还比比皆是。

我爷爷是山东海阳人，海阳属于胶东半岛，作家峻青小说《海啸》里写到的“海莱山区”，就是指胶东半岛的海阳和莱阳。20世纪40年代，我爷爷孤身到上海滩混，跟流落上海的白俄贵族学过俄语——这个外语技能让他在上海解放后为陈毅市长做过一阵俄语翻译。我很小的时候，家里还能看到几本厚厚的俄语字典。爷爷没事还喜欢教我几个俄语单词：思达里克是“老头”，巴拉沃兹，火车头；阿比杰，猴……

我爸爸1941年生在山东老家。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度户口政策宽松，我爷爷也算头脑灵活兼不忘糟糠之妻——其实也不算糟糠，我爷爷一辈子也没发达过——回山东老家接出了我的奶奶和老爸，在上海报上了户口。1956年，“阿比杰”年——猴年，我的叔叔又出生了，他的名字很社会主义，叫“王东海”，山东人在上海的意思。

我外公年轻时是铁路局雇员，主要做园艺工程师，孙中山逝世后，外公参与过中山陵的建设。2010年，我听弟弟说，我们的舅舅告诉他，外公的名字可以在中山陵某个地方找到，具体记不清了。

外公是江阴人，1901年出生，2007年一百零六岁在敬老院去世。我原以为他能混到上海人瑞榜前六位呢，可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他们那个敬老院的镇院之宝。每到重阳节，敬老院附近的解放军战士纷至沓来，高峰期一天要洗好几个澡。

我爷爷解放后一直在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工作，外公则作为旧政府留用人员被接收，依旧做老行当，国民党员是做不成了，但我妈说党证老爷子一直偷偷藏着。70年代末，我还在外公的藏书中发现过几乎还是全新的金圆券。

爷爷和外公据说还认识——在两家结亲之前，彼此听说过对方的名字。我爷爷做过水浮莲的研究。水浮莲，当年作为猪饲料的替代品，后来无法遏制地成为水域公害。我很小的时候，国定路附近的水域上，还经常能看见农民伯伯起劲地捞水浮莲。爷爷笑眯眯地指着大片大片的绿植对我说：“看看，这就是我弄的东西……”

2. 父母恋爱了

1963年6月的某一天，满载我父母和他们同辈的上海知青专列从上海北站出发，我父母的座位相隔几个车厢，但彼时尚未结识。

四十五年后，2008年的6月，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去乌鲁木齐。作为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乌鲁木齐站的第一百四十棒火炬手，我将在四十五年前我父母曾经短暂停留过的城市留下记忆深刻的五十米足迹。

当时原定乌市火炬传递的时间一再更改，巧合的是，最初确定的那一天，据我妈妈回忆，正是四十五年前他们那趟54次列车从上海发车的日子。

1969年，在支边六年后，我父母开始恋爱。之后两人一起回过一次上海，见了双方的父母。这也是他们六年来第一次回家。那时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刻，要说“文革”有什么好，其中之一就是彻底打破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农民伯伯或者城市平民不要说可以去地主老财或者资本家的牙床上惬意地打滚，把资本家的千金娶进门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我妈妈当年也不是什么资本家的千金。但要是没有那场运动，在一个平和正常的社会里，我爸爸那样的城市平民阶层家的木讷小子，大约是追不到一个殷实的退休铁路工程师家的女儿的。我爹要是一浪荡哥儿兴许可能。但从我日后接近40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爹是我国大陆地区适龄男性中排前六位的老实户头。我的老实如果达到我爹的三分之一，我都会分分秒秒感动……我老婆。

我爹年轻时模样还算英俊，有张蛮有腔调的军装造型照，我妈一直说看起来像赵丹。

我外公初见这位山寨版赵丹的时候，估计腹诽了几句。但是，设身处地，他又能说些什么呢？

1970年，他们结婚。

第二年，我来了。

3. 在新疆的两年半

这张山寨米高梅标记上那张苦大仇深的头像照摄于我一岁生日，原照是全身。当时我手里在玩一个邮筒状的储蓄罐，兴头上被拉去拍照，心里老大不乐意，所以眼里还能看见隐隐的泪光。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给他看这幅照片，他很疑惑地看看我，看看照片，说：“这是我吗？”

两岁半以前，我一直在新疆，之后被人送回上海爷爷奶奶家。

在这期间的生活，我至今脑海里还能记忆起两个画面：电影《红灯记》，李玉和从床上起身，在屋里徘徊，估计是在想辙斗鸠山；回到上海的那一刻，我在月台上见到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叔叔，我爷爷模样斯文儒雅，中山装，戴着一副那个年代常见的半圆形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除此之外，其余的影像，灰飞烟灭。种种轶事，只存活在我父母的口头文学中。

说是我两岁左右就识很多字，会唱很多歌，还有一个特点是很顾家。具体表现在，到了连队里别的叔叔阿姨家，只要发现人家里有和我家一样的东西，就一定要立马拿回家，不给，就大哭。我爹来新疆前在上海做过一阵泳池的救生员，体魄强健的他这种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飞奔回家，把原物取来放到我手上，以示物权神圣不可侵犯。

那个年代，轻工产品极度匮乏，左邻右舍家中陈设多有雷同，可见那两年，我爹的腿脚着实被我训练了一阵。

我还有一特长就是记忆力强，善于抓住大家谈资中的闪光点，具体表现在几乎能记得住我爸妈同事的所有绰号。这个特长某一次差点引发我爹和一个同事的斗殴。那人很瘦，但不知何故外号叫“猪娃子”。当一个两岁儿童复读机般追尾叫你“猪娃子”的时候，你会是何种感受？80年代，我父母都回到了上海。猪娃子叔叔也回来了。爸妈带我去他家玩，他还记得此事，可见我童年给人家造成的心灵创伤有多大。

长大才知道，猪娃子叔叔姓朱。

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我两岁多的时候大约真的很好玩。

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爹到我家吃饭。我爹2001年中风过一次，行走虽能自理，但性格骤变，几乎没什么不敢说的，言语直指人心，异常犀利。

“哪能，东东好玩吧？”我把儿子抱在手里显摆。

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我爹似乎微微从鼻孔里嗤出一口气，咕哝了一句：“嘁，侬小辰光好好交比伊好白相来……”[1]

我老婆在一旁脸色都变了。

3. 天下最好吃的棒冰

1973年，两岁半。我回到爷爷奶奶的身边。据说从火车站把我接回家里的那天，左右邻居都笑趴下了——从没见过一个孩子这么脏。从182团十连，坐三到四个白天的汽车才能到乌鲁木齐市，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方抵上海，一路上根本没条件洗澡，能不脏？

爸妈托一个回上海的同事捎的我，随身行李中还有我好几顶缀了闪闪红星的军帽，上边的红五星，可是货真价实的军用品。一旦带回上海，该是一件多么老卵的事。可惜这位捎我的张叔叔有点一根筋，每次火车行进中我要撒尿，丫把我从车窗口平端出去，几乎整个放到车厢外嘘嘘时，总是忘记拿掉我的军帽。于是，我的一顶顶非常老卵的军帽就这样一次次飞走了。

奶奶换了好几盆洗澡水，才算洗出一个还算周正的孙子。

干净是干净了，大家很快发现：此孩头大。

头大到什么地步，我说不清，从小我也没觉得项上沉甸甸的。

小时候，在里弄里，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王海，你的头有几公斤？

一般视我当时的心情，答案从三公斤到五公斤不等。

个别促狭的人，会用手指轻轻捅一下我肚脐眼上方接近肋骨的部分，我就会“唉唉唉”地惊呼几声，然后摇晃着大头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在地上。

国定路550弄，那时还属于宝山县，从今天的复旦大学往北大约一公里多右转，就在今天的国定路580弄的位置。里弄里有几百户人家，是城市居民与农民伯伯混居的典型社区。里弄朝北与江湾机场隔一条政立路相望的地方，是宝山县五角场大队的地界。一直到80年代早期，如今国定路600弄的地方，还是大片的菜地。

当时在今天上海财经大学校门往南一点的位置，是一棵硕大的榆树，树干上垂挂着一节一米多长的铁轨。每天五角场生产大队的农民伯伯们敲响这段发声清脆的铁轨，召唤下地劳作。1980年，我弟弟刚回上海那年，不知何故在国定路上埋头撒腿狂奔，甫一抬头，额头正中铁轨，顿时鲜血淋漓……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秋季，五角场大队的农民伯伯都会编制出红色的柳条筐，堆得足有几层楼高。那个颜色和工艺，我估计如果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西班牙馆外墙的藤条编制的活儿外包给五角场生产大队的巧匠们，一样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国定路550弄，刚解放的时候一定是棚户区。1973年往后，从我记事起，里弄里不少居民和农民伯伯已经利用自己的勤劳双手，盖起了两层小楼。房梁架好的那一刻，照例要从上边往下抛红色元宝状的定胜糕和各色糖果。那是里弄里孩子们的节日。

由于头大，极易在混乱的哄抢中失去平衡，我很少参与此类无聊的游戏。里弄里上海孩子们流行的大多数乐子，我基本都不怎么感兴趣：刮片、弹珠、滚铁圈……估计成年后我把童年游戏方面的缺憾全在麻将上补偿了。

550弄不属于政府规划，而是由居住者本身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可以在任意时间对其拆除重建的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居民社区——当时叫里弄。从各项环境指数看，它优于潭子湾、虹镇老街等本埠闻名遐迩的“城市贫民窟”，但又及不上曹杨新村、两万户等解放后政府新建的工人新村。从排水系统上可见一斑。我记忆中七岁之前在550弄遭遇的大水进户至少有三次。大到什么程度？三四岁的孩子可以坐在木制的脚盆里浮在家门口和邻居孩子打水仗。

记得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我从沉睡中醒来。入睡前刚下过暴雨。此刻，月光静静地洒在我家的水门汀地板上。忽然，我恍惚觉得不对劲，我的一双塑料泡沫拖鞋仿佛生了脚，居然自己慢慢朝门口溜过去……我一个激灵，大喊：“奶奶，发大水啦！”

外国的孩子童年最盼望见到的大概是圣诞老人。那时我们上海的小孩子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头，但是我们也有最想见的——夏天来我们里弄卖冰棍的老头。应该说，那是一个不老的传奇，从我四五岁开始记忆，这个面孔红润的高个子老头总是在柏油马路差不多开始被太阳晒化——上海人叫“烊特”的时候出现，骑一辆破旧的老坦克，后座是一个大大的木箱，里边用棉絮包裹着奶油棒冰和雪糕，棒冰每根四分，雪糕八分。运气好的时候，棒头断掉的棒冰老头会以三分钱惊人价格抛售。最神奇的是，从我四五岁直到十多岁离开国定路550弄，这个老头的容颜几乎没有变老过！嗯，我得模仿梨花体写一首赞美老头的诗了：毫无疑问/他在550弄卖的棒冰/是/全天底下最好吃的。

1980年夏天，我弟弟第一次回到上海。老头又在里弄里出现了。弟弟对老头深沉的吆喝声无动于衷。我奶奶很欣慰，对我妈说：“这个小孩好，棒冰都不吃。”不料没几天，我弟弟就追着奶奶说了：“奶奶奶奶，我要吃棒冰！”

除了季节性的棒冰老头，还有一个老头经常出现。他不卖棒冰，担子里是黄颜色的糖稀做成的美味，学名我说不上来，拿小铲刀切下一条，十分美味。老头也不收钱，但是必须拿家里的稀有金属去换——主要是铜，铜块、铜丝都可以。老头走后，里弄里经常可以听到哪个家里传出凄厉的哭声。一定是这家的孩子拿家里的铜钥匙换了老头的糖吃结果被爸爸痛殴。

有一回，老头又来换糖，结果被550弄一群半大的小混混堵在了弄堂朝北出口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小混混们你一记我一记请老头吃着“头挞”，有人趁机去老头的担子里浑水摸鱼，担子里的铜块、铜丝散了一地。老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我和几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屁孩在旁边起哄。正胡闹，一个穿绿军装的大个子走过来对小混混们大声叱呵，浑小子们顿作鸟兽散。这是我们里弄的一名退伍军人。换糖老头依旧沉默，附身慢慢捡起散落的物什，然后微微鞠躬，走人。事情过去三十多年，我对这名退伍军人印象深刻倒不是他那次救了换糖老头，而是有一回两个乞丐到我们里弄讨饭，他从裤兜里随意摸出两角钱给了乞丐。两角钱啊，绝对大户。

时钟往前拨六年。1974年底，我父母回上海看我。那时，我妈的肚子里已经怀了我弟弟。那时我爸妈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我似乎和爷爷奶奶更亲。这种忧虑直接导致了四年多后，1979年初，在中苏边境关系最紧张，别家都急着把孩子送回到内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边的时候，我爸妈逆向思维，把我从上海带回到了新疆。

4. 神枪手叔叔

1978年，我上小学。

在1974年到1978年，差不多四年，我的记忆像一部有着淅淅沥沥的划痕，但依然很清晰的彩色电影。

前几日和大学同学见面，很多大学发生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三十多年前学龄前岁月的种种，却历历在目。

唐山大地震，上海没受影响。邻居有孩子当时正在北京，传回来非常吓人的消息。

没多久，毛爷爷死了。里弄里用绿色的油布搭起户外灵堂，几台黑白电视机架好，现场转播追悼会。一名衣衫褴褛的苏北老太哭得撕心裂肺、涕泪横流。

我知道出了大事，比居委会主任还厉害的毛主席死了，但我哭不出来。

再就是四人帮粉碎了，邻居的叔叔阿姨们带我去五角场参加庆祝游行，人手一杆自制的标语，花花绿绿的颜色煞是壮观。

邻居已经上学的哥哥姐姐教我读诗，其中一句是“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我听了一遍就记住。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大文豪郭老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郭老扛着一支如椽大笔”（大学里我一个老师的口头禅），为五角场生产大队和国定路550弄的联合游行方阵写出一首顺口溜。

其余的记忆，大多和我爷爷有关。

爷爷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葡萄，我学着用旧报纸糊口袋，用来包住葡萄不受虫害。前几日我和老婆看《山楂树之恋》，看到里边静秋和她的弟妹们在糊信封时，我脱口而出：“咳，糊那个，我也会。”真的，基本原理几乎一模一样。

单位发了工资，爷爷就会带我去市里边吃好吃的，记忆中似乎总是去福州路某一家点心店，吃小馄饨或者生煎馒头。那家店堂的灶台上，通常趴着一只和我后来才知道的品种加菲猫差不多大小的猫咪，和狼吞虎咽的我对峙。

记忆氤氲，曾经留在脑海的店堂里的画面也氤氲起来，加菲猫在伸懒腰，我的记忆也慵懒起来……

曾经有好几次，爷爷似乎去什么医院办事，我就这么被孤零零地留在一楼大厅的某个角落，来苏水的味道弥漫在我周围，我鼻子酸酸的。时间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一种被人抛弃的焦虑感笼罩了我。绝望，那是天底下最深最凝重的绝望。有一回天几乎全暗下来爷爷才突然出现，所有的不安瞬间烟消云散，我紧紧攥住爷爷的手，一路不曾放开。

该说说我的叔叔了。我爸爸比我这个叔叔大十五岁，叔叔又比我大十五岁。四人帮粉碎不久，叔叔进了一家煤气厂工作。忘记了是刚工作还是没工作那会儿，一天夜里，公安进我家抓走了我叔叔。拘留几天后啥事没有放了回来，罪名和当时很多爷叔们曾经遭遇的一样：不良青少年聚众夺人军帽。他们抢的，就是我在火车上撒尿的时候一顶一顶从我头上飞走的那种军帽。

我常想，要是我的军帽没有全部飞走，我的叔叔大概不至于和人家去抢别人家的军帽吧。这段经历好像并没有影响叔叔，多年后，在煤气公司，他甚至还入了党，当然，再过几年，他也下了岗。不知道是不是像黄宏在一个小品里表现得那样脑子被枪打过：“我是党员，我不下岗谁下岗？”

当年，叔叔可是一个时髦的小青工。长鬓角、喇叭裤、蛤蟆镜……这些20世纪70年代的潮人潮装，一样没落下。每次约会前夕，叔叔总是喜欢抹“百雀羚”雪花膏。雪花膏是一只圆形的盒子，盒子上画了一只鸟，大约就是“百雀羚”本尊，盒子打开，薄薄的一层银色的锡纸，下边就是膏体。以后很多年，我都没见过“百雀羚”，直到去年，我在老婆的化妆台上惊讶地又见这只神奇的小鸟，我旋开盒盖，什么地方不对劲？锡纸没了。味道还是那种味道，有点酽酽的香气。三十多年前，这种酽酽的香精气味充斥在几乎每个青春的上海青工的脸上。

除了“百雀羚”，叔叔的厂里还发“蛤蜊油”，有点劳防用品的意思，冬天涂抹防皮肤皲裂，油是真的盛在两瓣蛤蜊状的硬体内的。

我小时候很好奇的一个词是“刮三”，上海话的意思有两层：非常那个；（事情）败露。这个词的意思我很小就弄明白了，但是我叔叔他们那帮青工说口头禅时总喜欢把“刮三”异读为“拐三”——“册那”，格桩事体勿要忒拐三哦！

叔叔那一拨青工出生在20世纪中叶。三十年前，上海有出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说的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辛酸。后来还有一出滑稽戏《阿混新传》，基本属于“宝贝后传”。等到这群“阿混”“宝贝”混到事业的末班车，儿女们渐渐长大，他们也一个个下岗回家了，可以让人含着泪笑弯腰的题材多了，类似批判现实触及现实问题的滑稽戏倒写不出了。

以后很多年，每次在绿地上、小区里、超市内，看到一个个身着睡衣闲逛或者遛狗的中年男人，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词“爷叔”。我们那个时代的小孩子，几乎人人都有一个爷叔。今天，当爷叔们朝老头子奔去的时候，我们也快熬成了爷叔。

当年的叔叔是一个神枪手。他有一杆气枪。家里抽屉里几个火柴盒大小的纸盒中，装满铅弹。铅弹的形状像一只缩小N倍的拳击手的拳套。七岁那年，一个深夜，我被叔叔从睡梦中叫醒。混混沌沌的我和叔叔从国定路生产大队的农田那里翻墙进了结核病防治院——爷爷工作的单位（现上海市肺科医院）。迄今为止，老一点的上海人还叫那里“叶家花园”。今夜，叔叔要去花园里打麻雀。我的任务是给他打手电筒。

那一夜的收获丰厚。第二天，我吃到了美味的烤麻雀。为什么说叔叔是神枪手？因为几乎所有麻雀的中弹位置都在头部。

叔叔的神枪也让他吃了苦头。大约是1978年夏天的时候，一次叔叔去江湾体育场看足球，结果散场跳下台阶时左手不慎骨折。在家休养的时候，他不堪寂寞，一个人背上气枪进了叶家花园。那是一个白天，他没叫我同去。

叔叔失手了。一只狡猾的小麻雀在铅弹呼啸而来的刹那展翅高飞。子弹击中假山岩石，朝山下飞去，击中一名正在花园中溜达的路人甲的下巴。那路人甲也不是普通人，系一名有点来头的爱国华侨，当时正在结核病院疗养。

见闯了祸，叔叔转身逃之夭夭。不过，鉴于他绑着石膏端枪的英姿给爱国华侨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况且，在方圆几公里的气枪界，我叔叔也算小有名气。公安很快找上门来，再次拘留了他。

叔叔从拘留所里出来，我曾经问他：“你们都在里边做啥啊？”

“咳，拆纱头！”叔叔叹了口气。

纱头被拆之前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拆好的纱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随处可见，就是白色的回丝，工厂车间里的常用品，也可居家作为抹布用。白白的一大团，偶有夹杂别样颜色。小小回丝乃家庭必备之清洁器具，除尘去垢之良器。我曾经把鼻子凑近一团洁白的回丝，想搞清楚它真实的气味，结果隐隐嗅到一股汽油的味道。无疑，它属于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对属于工人阶级的东西是毫不客气的。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家庭里的回丝就是这么来的——从厂长到普通工人，没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妈在电器厂工作，家里小板凳自然也带有电器厂的烙印，是一个个三合板压制的可以绕制线圈的轱辘，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圆轱辘”。小学生坐在圆轱辘上写字，大人坐在圆轱辘上拣菜，恰恰好。

5. 记忆中的五角场

70年代后期一直到80年代后期，五角场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小镇。

镇上铺满成人拳头大小的不规则条状石头组成的弹格路，弹格路一定得是不规则的，略有点凹凸不平才有味道。现在的桃江路俏江南门口有一条新仿的弹格路，不知是哪个缺心眼的设计，全部石块大小均一，像阅兵方阵那样齐齐铺开，居然连错落的美感都没顾及。踩上去一点不硌脚，但就像一名网游里走出的美女，前凸后翘，线条清爽，然而毫无韵味。

那时的五角场，除了镇上没有水系围绕，基本上算一个标准的江南小镇。基本主要的商业设施都以“一”计：一家百货商店，朝阳百货商店，在今天那个像飞碟状的中环途径标志的正北方；一家书店，名字全国统一：新华书店，就在今天万达商业广场的位置，书店里有一名肤白丰腴的美女营业员，我上初中时还在柜台后边看到过她，她非常符合我当时关于女性的审美情趣；一家布店，名唤“春雷”，大致在今天华联商厦的位置。

要说方便顾客，那时的商业设计远比今日合理——根本无须营业员开票之后由顾客自己跑去收银台结账，柜台收到顾客钱，用夹子夹住，连同票据，通过店堂上空与账台连接的钢丝，“嗖”的一声飞过去。

须臾，找零和发票就“嗖”地飞回来。账台的位置居高临下，所以营业员飞钞票过去的时候要像人头马那样微微向上倾斜25°，还得加把力。

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是布店，很多店堂里账台修得像菊花台那样高，还有一个功用是防小偷。这有点像我们初中的班主任，每次考试他都会鄙夷不屑地从鼻头孔里嗤出一口气：“奉劝大家老实点，你们做啥动作我清清爽爽，不信你们上来一个，站到我的位置看看！”

五角场那时的很多店里，比如水果店之类，都会在营业员背后装连排的大镜子，防止营业员一转身时顾客难抑顺手牵羊之痒。

镇上当然少不了邮局，邮局的隔壁，是一家小小的报刊门市部，1984年、1985年我上初中那会儿，还经常在那里买《台港文学选刊》和《外国小说选刊》。李昂的《杀父》就是在那本《台港文学选刊》上读到的。《外国小说选刊》上还有一篇非常骇人的小说，好像是拉美一个作家写的，说一个女人高烧不退多日，后来发现，枕头里寄生了一种可怕的虫，吸干了女人的脑髓。

不能不说的还有澡堂，上海人亲切地唤之：汏浴间。五角场只有一间汏浴间，在今天万达广场再稍稍往北的位置，淞沪路浴室。

爷爷基本上每周带我去洗一次。浴室里几排沙发排开，沙发上总是罩着红白或者蓝白条文的大毛巾，式样有点像卖羊肉串的买买提大叔的外套。

浴室里的设计，比春雷布店的更老卵。现在去大浴场洗澡，每人一个手牌，接待员小弟还会很客气地问“先生贵姓”，再“唰唰唰”地写在更衣箱门内侧的磁板上，用以开箱认证。五角场浴室里边——上海那时所有的浴室里，都是这个样子的：进门脱衣，服务员用一柄超长的“乌叉头（指衣服叉子）”把你的衣服高高挂起。下边是一群赤条条的男人，离地三米处，是一群衣物方阵，非常壮观。时迁在世，估计还能得手。不过那时人们口袋里，也实在没几个钱。

在澡堂里，曾有一个老头指着墙上的标语问我：这个字侬认得伐？——“请勿随地吐痰”的“勿”。

我回答：具体读音我不知道，但我晓得伊额意思，“不要”。

还有一次我在混堂中泡久了，突然一阵晕眩，当下就在池子边软下去。耳边只听见有人惊呼：“小人晕堂了！”

抱到休息厅的沙发上，片刻才悠悠醒转。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元神出窍，濒临死亡的感觉，估计也就那样了。

6. “抓—纲—给—国”

爷爷告诉我，上海有两个五角场，还有一个在曹家渡，我们这里，叫江湾五角场。

解放前，五角场曾经是国民政府新的行政中枢所在，故路名多以“国”“政”起头：国定路、国权路、国顺路、国庠路、国年路……政民路、政立路、政本路、政修路……

江湾五角场为什么叫五角场？因为从环岛朝周围辐射出五条马路，分别是：四平路、宁国北路（后来改为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和邯郸路。

站在五角场的中心环岛，面朝正东方是翔殷路，在翔鹰电影院没造好之前，翔殷路往东朝第二军医大学不到一点钟方向，是五角场电影院；往左，十点钟方向，是淞沪路，通往我曾经晕堂的淞沪浴室，淞沪路到底是政立路，隔河就是曾经的远东第一军用机场江湾机场，现在是杨浦区最贵的商品房江湾新城所在，那里也是我童年和玩伴采撷桑椹的乐土；往右，两点钟方向，是宁国北路——后来为了纪念那位“啪啪啪”三枪拉开黄花岗起义的黄兴（附一个网上搜到的脑筋体操：谁打响了黄花岗起义的第一枪？第二枪呢？第三枪呢？答案都是：黄兴。因为教科书上写着：黄兴“啪啪啪“”朝天鸣响三枪，拉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才改为“黄兴路”，8路电车终点站在那里，终点是大上海的工业重镇杨树浦；身后四点半钟的方向，四平路上是55路公交车起点站，花上一角五分钱就可直通外滩；六点钟方向，邯郸路，3路有轨电车通往虹口公园——后来改为“鲁迅公园”，顺便提一句，这大约是上海地名史上最失败的更名案例。不信大家可以去问身边的上海人，保证九成以上还把那里叫作“虹口公园”。从虹口公园沿着四川北路走一会儿，能吃到美味的四新点心店的鲜肉汤团……

上学前的那段时期，我酷爱看《文汇报》上的电影广告。我可以肯定地说，30多年前的上海，虽然没有所谓的进口大片引进制度，但是能看到的外国电影依然十分丰富。《勇敢的米哈伊》《斯特凡大公》《橡树，十万火急》《海岸风雷》《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第八个是铜像》……时隔多年，我还能毫不费力地从记忆的硬盘中找到这些鳞爪。

1977年还是1978年，一部上海解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外国影片上映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当真是全城热映，一票难求。一天，爷爷带我去了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贩票子的黄牛居然炒到了五元钱每张。五元钱什么概念，是实际售价的五十倍。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在梅龙镇环艺发现原票价五十元的《让子弹飞》被黄牛炒到了两千五百元人民币每张，你会怎么想？

五元钱实在太贵了。那天爷爷和我看了《大闹天宫》。太上老君的台词我印象尤甚。孙悟空在炼丹炉里的时候，老头子阴阳怪气地询问：“猴头，你还舒服吗？凉快吗？”

1977年的时候，叔叔已经开始恋爱。他带着我，会过不下五名女友。外滩的情人墙去过，和平公园的狮子笼前也去过。

爷爷有时候会悄悄问我约会的情况。我吃了那些阿姨那么多好吃的，怎么好意思给叔叔脸上抹黑呢。

叔叔一个谈了很久的女友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高英”。

六岁的时候，我认识的字基本已经能看报。一天我到我家前边开三个轮子的“拉格布”出租车的吴国良家，看见他在看报纸，头版头条大概是社论，标题四个字：抓纲治国。我大声念：“抓——纲——给——国！”吴国良差点笑晕过去。

还有一次，我把从叔叔枕头下翻出的情书大声在屋里朗读，小青工们的文字水平绝对难不倒我。爷爷奶奶笑眯眯地坐在凳子上听读。那封信的署名正是：高英。

那时候，非常流行去马路上看游街。一般是解放牌卡车开到国定路上，然后消息像洪水般渗透到里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丢下手中的东西，飞也似的朝外狂奔。

1977年、1978年的我，头已经不似1973年时候那般大了，比例日趋正常，故也能顺利跻身人潮而不倒。

到了，到了，到了……卡车上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些头发凌乱神情呆滞的年轻女人，不少还身穿绿色军便装。卡车的大喇叭“哇啦哇啦”不知在喊些什么。我呆呆地努力仰起脖子，我震惊了，其中一个紧咬下嘴唇的女的是叔叔带我在哪个公园会过的漂亮阿姨……

“喏，拉三，拉三[2]！……”身旁兴奋的人群把我挤得东倒西歪。

我一路小跑回家，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7. 永远的阿迪古

我对汉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我认识的汉字大约七成是上学前学会的。

我的老师从爷爷、叔叔到前后邻居的哥哥姐姐，我不耻“上”问，几乎向每一个比我高的人请教某个汉字的读法。教材从《文汇报》到《参考消息》，从《木偶奇遇记》到《小布头历险记》，甚至是……一瓶四季青药片的标签。

上学前，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一回奶奶去五角场买菜回来，给我在国定路铁道口的小店买了一本习字本。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翻开簇新的本子，我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它让我微微颤抖，有点喘不过气。我反复摩挲着习字本的封面，上面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红小兵。我隐隐感觉自己突然拥有了一种巨大的莫名的财富，我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并且像一个超级自恋的家伙，深情款款地盯着自己的名字，足足好几分钟。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恍然大悟。我想我终于为自己一直以来喜欢收集内芯洁白的笔记本的癖好找到了潜意识源头。

我疯狂地搜集一切写满汉字的读物。我爷爷家住13号，9号人家的小儿子收集有满满几抽屉小人书。那年我六岁，这名三十三岁的唐氏综合征患者，最喜欢和我玩在一起，所有藏书无偿向我开放。对了，里弄里边的人都喜欢叫他“阿迪古”，来源不可考。

多年以后，1995年，大光明电影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首映式，姜文和宁静都来了。银幕上出现那个喜欢骑在木棒上雀跃前进的智障患者“古伦木”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这个邻居阿迪古。当时阿迪古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生命的最后日子，据我妈妈说，阿迪古的眼睛几乎全瞎了，但耳朵还灵。我全家1980年从新疆回上海后，全部住在我爷爷家。自从和我妈熟之后，阿迪古就基本上不搭理我了，看到我妈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嘴里还念念有词“蚌友，蚌友”。阿迪古死前几个月，我妈去看他，他还听得出我妈的声音，还是叫她“蚌友，蚌友”。

阿迪古藏书丰富，但他有个怪毛病，喜欢用铅笔把他认为是连环画中的坏人脸部涂黑。我的世界名著启蒙始自阿迪古。从《聊斋》到《红楼梦》，从《羊脂球》到《三个火枪手》。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里边有一幅画面我至今印象深刻：小高尔基躲在岸边一艘底部朝天倒翻过来的小船下躲雨。有那么一阵，雨天的时候，我总幻想弄堂里也能出现一艘废弃的小木船，让我钻进去发呆。

我刚才又仔细想了下，没有，阿迪古还真的没有把小高尔基的脸用铅笔涂黑过。

刚粉碎四人帮，有一天，里弄里来了一个人。此人盯住阿迪古看了半天，大呼神奇，一口咬定他在市里边看到过一个人，和阿迪古长得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阿迪古可是我们550弄唯一的阿迪古，即便在五角场地区，阿迪古也是唯一的。直到初中的时候学生物，我才明白。当时那人看到的市里边的那个人，的确和阿迪古一模一样。他们都得了同一种病——“唐氏综合征”。

1977年夏天，从年龄上，我该上幼儿园了。但是因为户口不在上海，学校拒绝接收。

第二年夏天，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去国定路小学报名了。爷爷拉着我，一路闯进了小学校园。

爷爷怎么和老师交涉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后来爷爷拉过一名头上长着自来卷的男老师，指着学校一堵墙壁对我说：“给老师读了听听。”

我一瞧，题目《新时期的总任务》。这个我熟，在家里的报纸上，爷爷已经让我读过无数遍，我甚至都能背出来啦。“……到2000年，为把我国建设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我一口气读完。

卷毛老师目瞪口呆。

那年的9月1日，开学了。我背着新书包开开心心进了学堂。我惊讶地发现，卷毛老师居然教体育。

1989年，爷爷在我上大学的前夕去世。我一直忘记问他，当初他是否事先去考察过国定路小学的那块写满华主席指示的墙壁。

8. 国定路小学一年级最优秀学生

很显然，我成为国定路小学一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或许不会在小时候挥霍掉那么些好分数。前几日看帖子，说男人一生的精子总量只有多少多少毫升，早用了，晚就没了。分数难道不是这个道理？

前一阵我教育我儿子：“你看人家都考九十多分一百分，你怎么总是考七十几分呢？”

儿子很委屈地嘟囔：“你不是教育我要做平常人吗？”

很好，儿子。千万别学你老爸，过早进入状态。

有一次，我甚至给《文汇报》写信，因为他们把伽利略的出生日期写成了19××年。没多久，报社回了信。当然是格式化的那种，感谢我指出谬误，同时告知在某一天的某个版面，已经对此做了更正。

一年级图画课第一堂课，内容是把十二个矩形里边涂满十二种颜色。那天早上我没吃早饭，图画课上饿晕了，被我的邻居、国定小学四年级学生史峰同学背回了家。在葡萄架下爷爷经常用来乘凉的那张竹子躺椅上，我吃了点饼干，喝了点水，总算缓过来了。爷爷用山东话怒骂我奶奶，奶奶吓得大气不敢出。

奶奶是和爷爷一个村上的，有着一个比较罕见的姓氏：车，车桂英。对了，我爷爷的名字更有时代特色，王殿臣。车桂英，王殿臣，好神奇，这两个名字居然在搜狗拼音输入法词库中是现成的。

奶奶一辈子没工作过，解放后从老家带着我爹来到上海，1956年又生了我叔叔。记忆中，奶奶通常做的两件事就是：做家务做饭、被爷爷骂。奶奶做的黄瓜肉片汤是最好吃的。爷爷去世后，奶奶跟我叔叔过，又被我叔叔骂。奶奶最宠的就是这个小儿子。当然，还有我。

一年级开学没几天，爷爷被查出了食道癌。也是他一生小心，颇懂得自我保养，隐隐觉得身体不适，没任何耽搁就去医院检查，居然真的是癌症，还好是早期。

1978年底的时候，爷爷就动了手术，住在自己工作的第一结核病医院。每天放学我做完作业就去医院看爷爷，奶奶陪床，叔叔三班倒，我经常饥肠辘辘地一个人沿着国定路走到政民路的结核病院。到了病房，奶奶匆匆在医院的煤气灶上给我热点吃的。粉丝肉圆汤，味道真好。

爷爷躺在病床上，喉咙里插了管子，人形异常消瘦，喉结一动一动的，看得我鼻子发酸。

爸爸后来就从新疆赶回来了，那时我爸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一岁，很精神，山寨版赵丹的形象依稀还没走样。在我记忆里，我爸一直是一个不怎么按牌理出牌的人，而且人看上去老实——实际上也老实，但异常地……另类。很多年后，当我翻到1978年我爸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爸在赶回上海的途中，居然还到伟大首都转了几天。从容不迫到那个地步，我服了。

可以说说我爸了。这是一个我见过的最为洒脱的男人。我没见他为任何事情犯过愁。现在想想，我爸那时就参透“神马都是浮云”啊。我现在万事不在乎的性格，可能多少遗传自老爷子。

2001年冬天，我爸在离休干部老马家打麻将。老马是我们院子里的一个传奇。离休干部身份，解放前参加革命，是野战军的卫生兵，但奇迹般一直到从部队转业都没入党。要说党能指挥枪，却没能指挥动老马的手术钳。多年以后看到《亮剑》我才明白，老马就是“姜大牙”，只不过姜大牙的运气比老马好。

我没结婚的时候，老马成天拖我陪他打麻将。打牌时老马喜欢骂骂咧咧，基本以抨击社会为主要话题。有次我忍不住了，问：老马，你到底是哪边的卫生兵？

麻将曾经是我妈最痛恨我爸的地方。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一度麻将打到巅峰境界：做饭做到一半，说出去打瓶酱油、买个葱，人就消失了，基本上第二天下午才能看到我爸精神矍铄地骑车回来。我那时经常做的，就是去国定路550弄某个麻友家里，以几乎掀台面的方式，把老爸押回来。和我的麻将战绩成鲜明对比，我爸在这方面的运气异常之差。我后来待我爸很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疚：我觉得我把我爸在那方面的运气都拿过来了。而且不光我爸，我叔叔在哪方面的运道也是相当地糟糕。

那天晚上，老马家。几名麻友忽然发现我爸的长城砌得歪歪扭扭，完全不似平日的行状，再看神情——老王中风了!

一个小时后，我和老婆赶到长海医院时，我爸已陷入昏迷。诊断结果：脑干出血。半个月后，我爸回到人间。后遗症之一是虽能勉强走路，但自行车是没法骑了，故亦无打打酱油就失踪的离奇事情发生了。

休息半年，我爸又能打麻将了——在家和我妈打。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疯狂之后，我爸终于老老实实地回到了我妈身边，直至今日。

我妈倒常感慨：“不是麻将，你爸那天就走特了！”

时钟拨回到1979年1月14日，百般不情愿的我，跟随我爸出发回新疆。我穿着我爸给我新买的灰色大衣，哭丧着脸走出家门。出门前，我看了一眼日历：鲜红色的，星期天。

五角场，邯郸路。3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我像一个哲人，一言不发。

我一直很执拗地认为，我的童年止于1979年的1月14日，那个冬夜的星期天。

[1]上海话，你小时候比他好玩多了。

[2]上海话，指作风不正派的女人

第二章
在人间

1. 和弟弟第一次见面

和弟弟第一次见面时，他刚从我家的地窖里钻出来，浑身沾满尘土，呵呵朝我直乐。

弟弟也顶着一个不小的脑袋，鼻翼右侧的脸颊上，一块状似英伦地图的胎记赫然在目，以后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叫他“大不列颠”。

那年他四岁，一口新疆汉人习惯操的口音怪怪的普通话。一次他把我惊着了——“哥，把帽子给我取下来。”取？他居然用这个奇怪的词！我们上海人可是从来说“拿”的。

人家都说上海人真抗冷，这话不假。新疆冰天雪地，但我平生手指上的第一个冻疮倒是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回上海生的。

连队里家家生着火墙，睡在和火墙相连的炕上。一道毡制的门帘放下来，屋里就是一个温暖的春天。

老妈一直说我小时候特别娇气，特别爱哭。到新疆的第二天早上，还没起床，我就在床上啜泣起来。我饿了。

是饿吗？有一点。从国定路550弄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顶山182团十连，我像是穿越到了地球的另一边。

很多年后，当我去看电影《盗梦空间》时，我想，如果我是一个造梦师，当年一定会把550弄的所有场景都弄到十连去：首先是我们前边一排加后边一排房子，那时我最喜欢串门的一些好白相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家，还有和我最要好藏书丰富的阿迪古，还有再往北，靠近江湾机场的五角场生产大队堆满山高藤条框的那块硕大的空地（弟弟后来告诉我，小孩子叫那里“篮头山”），我也要搬去……

还有国定路小学也一并搬走，秦校长，班主任费老师，卷毛头教体育的周老师，还有我们一年级的全班同学，我饿昏那次把我背回家的四年级的史峰也要跟我走……大礼堂里绿色的可以翻跟头的垫子也拿几个，还有里边可以藏好几个小朋友的跳马箱也要……

在新疆待过很多天之后，我还有一个习惯，每天睡觉前闭起眼睛，把国定路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回忆一遍，每个小朋友的名字和座位都清清楚楚：杨祝逊坐哪里，赵剑锋坐哪里，彭国勇坐哪里，杨国海坐哪里，周勇坐哪里，潘玲坐哪里，叶枫坐哪里……

1979年1月底的某一天，当我早上从床上醒来，上边一切都消失无踪，耳边是屋外寒风的呼啸，屋子另一边的大炕上，爸妈和弟弟似乎还在酣睡中。一种无边的寒意刹那间笼罩了我，就在此时，我的胃部忽然感到隐隐的抽搐，我哭了，说：“妈，我饿……”

冬天是知青们玩乐的季节。爸妈叔叔阿姨们打扑克、背着指导员偷偷打麻将，没日没夜在某人家里高声谈笑。有一次我去一个叔叔家里找爸爸，里边的场景至今难忘：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贴满了白色的纸条，像某一个神秘组织在聚会。

还有玩得非常离谱的，我见我爸他们亲手操作过：把去掉引线的鞭炮一折二，露出黄色的部分，然后折断部分朝外，卷进莫合烟里。莫合烟是用旧报纸加烟丝的自制烟卷，在那时的兵团里男人几乎个个会卷。埋伏好机关的莫合烟做好，然后热情地递给某个人，点上，闪开，有一搭没一搭和此人吹牛皮。一两分钟，高潮来到，毫无征兆下，某人叼在嘴上的烟卷突然蹿出一条火龙……

我见过一个叔叔掀我家门帘想进里屋时突遭火龙袭击时的骇人场面，其刺激程度，大约和好莱坞大片里的惊爆庶几。很多年后，我已回到上海，一次我在还未拆除的五角场翔鹰电影院看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纽约大劫案》，当银幕上出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时，坐在我身后的一个哥们对身边的女人惊羡而由衷地蹦出一句：“册那，美国宁拍额，是真实！”

兄弟，二十多年前我就领略过这种刺激啦，侬晓得吧？

2. 新疆的“希望小学”

在十连，我爸是拖拉机手，不是手扶拖拉机，而是像坦克那样的履带式拖拉机。“给个坦克我也会开。”我爸常说。这倒真不是吹牛。1979年中苏边境紧张那阵子，真有传说要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会开履带式拖拉机的前往边境集结。我爸，再配一个炮手和一个通信兵，可不就是一“锵锵三人行”，轰隆隆直朝北开就能和老毛子干上了吗？

我爸有一只脚的大拇指指甲盖几乎全部脱落，那回是他的搭档停住了拖拉机，但忘记拉手刹，结果履带就溜到我爸跟前把他的脚指甲盖压掉了……

我妈是小学老师，就在我上学的十连小学。

十连小学由几栋干打垒泥屋组成。所谓干打垒，就是泥巴垒起来的房子，屋顶覆草，通体无任何钢混成分。新疆少雨，不用担心暴雨会把屋子淋成一摊泥浆。不光是小学，那时连队里除了开全体大会和看电影用的俱乐部是砖结构的，其余所有建筑全部就地取材。泥沙有的是。

我的教室，比我日后看过的任何一个希望小学里的都更加“希望小学”。前几排没有课桌椅，一个比地面高出约半人高的土墩子，一排，就当桌子，桌子后一排衣衫褴褛的小孩子，有的坐在更小一号的土墩子上，有的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啥叫乌合之众，这就叫乌合之众。

教室的中后排，有桌椅。不过没有一张桌椅是一样大小的。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我妈是学校老师，我分到的课桌算是最符合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课桌概念的。桌面墨绿色布满划痕与笔迹。要说这张桌子除了模样像桌子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桌肚。上课无聊时，我常把双脚从档子上方伸进去，慢慢晃悠……有一回我忘记下课时间，结果悲剧了，老师一声“下课”，班长说“全体起立”，我就直接被钉在板凳上了……

为什么会无聊，因为上课内容实在太简单。我从上海带去的一年级上学期的试卷，十连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都不会做。有一道智力题，是别人问我校一名年轻教师的，题目类似：小明每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请问小明的生日是几月几日？老师半天答不上来，我在一边也顾不上师道尊严了，毅然抢答：2月29日！

十连小学的老师有一点不好，就是喜欢“抹去你的红领巾”。哪个同学犯了错误，老师会大喝一声：“抹去你的红领巾！”这一幕日后我在国产电影中见过——被捕的军人被人撕去红领章，样子十分狼狈。被抹掉红领巾的孩子往往哭得稀里哗啦。真是利用小孩子的无知达到某种目的啊，要抹红领巾，也是少工委的权力，你们哪有啊。那时我哪有这种思路。好在我妈是学校老师，我再胡闹也不会被抹去红领巾。不过想想也心有余悸，那真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干打垒的教室，屋内几乎空徒四壁，未来不知在哪里飞，就脖子上这点红似乎有点隐约的奋进，还居然就被老师抹去了。教师对付孩子的办法，难道真的必须这么残酷，让我在三十多年后想起还不胜感慨系之？

我全家1980年离开新疆，之后我还回去过十连两次。一次是1998年，一次是2008年。两次我都去看了当时我在十连小学的班主任李娜。李老师早已经不教学了，在别的连队里开一个小卖部。1998年，2008年，十年光阴，李老师就是老了一点点，小卖部看上去丝毫未变。

我的前半生，没上过幼儿园——户口不在上海；也没上过二年级，一年级读完，我妈和校长商量了下，直接让我读三年级了。

3. 电影的狂欢

中国和北边的老毛子终究没有打起来，我爸不用去开坦克了。

连队的知青们却开始闹起来。知青们要求回城，在这片戈壁滩上，他们已经挥洒了十六年青春。先在连队的俱乐部静坐。忽然巡回放电影的拖拉机开到了连队。静坐的全体亢奋起来，女人回家抱来半大的孩子，十连小学也不上课了啦——学校终止上课一般有两种情况：天上忽然飞过一架飞机，学生们涌出教室仰头看新鲜；连队上来了电影放映队。而巡回电影放映队的到来是毫无规律可言的，随到随放，放完接着走，半夜全体起床看。

最令人纠结（那时还没纠结这个词语）的是，一放就是三四部一起：《看不见的战线》《火车司机的儿子》《摘苹果的时候》……看完所有情节交织，事后通常引发连队各色老娘们的无穷争执。

知青们很快意识到在连队的俱乐部里静坐实际上和在自家院子里游行示威一样傻，于是，N多连队的知青串联起来，去团部电影院静坐。越接近中枢的示威，自然越有效果。在连队的俱乐部静坐都有电影看，去团部的电影院能没有？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伙杀向团部，兜里塞满从连队小卖部买的棒棒糖。

在团部的电影院里，我看了《虎口脱险》《佐罗》……在大银幕上，我第一次听见了童自荣那华丽而不失阳刚的美妙声音。很多年后，当我真正坐在淮海中路某个历史久远的弄堂的二楼，面对真的那个童自荣的时候，我向童老师说起了遥远的那个戈壁滩上的“天堂电影院”，那些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声响。不可避免地，我在采访完毕行文的时候，耳边仿佛时时伴随着黑侠佐罗的声音——

“这个男人可能是上海滩最为华美、最有磁性的嗓音的拥有者。除了体育解说员唐蒙先生那来自语言本身的奇妙魅力或许能有一拼之外，我想象不出至少是本埠的汉语文化圈中，还有第三种配得上‘华丽’一词的声音。……童自荣的魅力和昔日帅哥阿兰德隆一样历久而弥新——或许在很多影迷心中，这两个人是二位一体的。24年前，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银幕上的蒙面侠佐罗，那英俊飘逸的影像和激扬悦耳话音的双重震慑，让人无法不为之倾倒。很久以后，我还是没弄明白：阿兰德隆和童自荣究竟是谁沾染了对方的荣耀更多一点？是庄生晓梦迷蝴蝶，还是蝴蝶晓梦迷庄生？（摘自《外滩画报》2003年9月某期，作者：王海。）

文章中所说的二十四年前，就是2003年之前的二十四年前，1979年。我坐在群情激奋的各地知青中间，认识了佐罗，铭记了一个日后更为我们熟悉的华美嗓音。

不知是不是兵团领导的策略，团部的电影院开始大量放映电影，集会似乎演变为大型的文化狂欢。

接近1980年的时候，在新疆能看到的电影已经完全和内地同步了。前边说的《虎口脱险》和《佐罗》就是例子。内地微微掀开了对外开放的口子，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才会被引进，越来越多娱乐性更强而阶级烙印不论的电影进入中国。这从另一方面更增添了知青们的焦虑，“我们要回家”，口号直白明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附带的政治要求。

很快，北京的政策有所松动，这些已经人到中年为祖国守了接近二十年西北大门的各地孩子，开始陆续返城。我父母都来自上海，据说这是能被最优先考虑的。

1980年四五月份，我三年级还没读完。我妈就只身回沪，操办一家人全部回城的手续。

4. 知青开始回城

各种各样的消息接踵而来。

我爷爷的病基本痊愈了，奶奶想我想得都吐血了。

外婆病得很厉害，妈妈回去不多久，外婆就去世了。这个外婆不是我妈的亲妈，我舅舅、大姨、二姨是这个外婆生的。我妈是另一个外婆生的。我外公在江阴老家还有一房，那个外婆生的两个女儿，在20世纪80年代还到过我家。我外公的基因很结棍[3]，他的所有孩子长得都非常像他。

1980年去世的那个外婆，身材娇小，嗓音沙哑，一口苏白。多年之后，当我看见张国荣主演的《阿飞正传》里边的潘迪华时，心里登时“咯噔”一紧：这不是我的外婆吗？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我妈从小是个小胖子，在家里的外号就是“小胖”，在连队里人唤“三号”——排名第三的女胖子。小时候去外公外婆家，外婆总是摸我的大头，嗓音沙沙地叫我“小胖的小人”。我趁外公不注意，在书柜的抽屉里乱翻。金圆券就是这么找到的，很奇怪这些前朝的票子居然逃过了红卫兵的抄家。妈妈后来和我说过，“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上门抄家，从外婆的裤腰上起获有腰带那么长的一串金戒指。

知青们不再非暴力不合作。电影放映队依旧毫无先兆地到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十连刚用上爱迪生一百多年前就发明的电灯，但无电视，无电话，除了收音机，无任何体现人类物质文明的其他电器，哦忘记了，手电筒是有的。

说到收音机，不能不提姜昆。姜昆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几乎刚露头就是大师，然后一路走低，直至曲协最高领导，直至差不多臭名昭著。1979年，电波中的姜昆李文华，绝对是比今天任何文艺明星更得听众喜爱的艺术家。那时姜昆的相声，还叫相声。《诗经》的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是从姜昆的相声里第一次听到的。

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我扔掉了煤油灯，开始在电灯下做作业。电闸每晚零点准时拉掉，每到十一点半，跳一次闸，以示提醒。

没有大米，主食以玉米面替代，做成的粥被称为“糊糊”，凉了可以做糨糊。叔叔有时能寄包裹来，里边有“金猴”奶糖。

越来越多的知青回城了。春天到了，无人耕作。我曾经拾过麦穗的田地里一片荒芜……

履带式拖拉机沾满了灰尘，巨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孤零零地矗立在连队机修车间的一角。那是我爸工作的地方，我一岁时曾经一屁股坐进车间的一个油盆里，毛衣衫裤吸了好几斤机油。

三年级语文课，造句：宁要……不要。我写：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我爸大骇。我从家厨房用来点火的旧书中翻出一本，翻到某页：喏，这里写的。

我爸劈手夺下一把塞进炉膛。

5. 大辫子的故事

记忆总是不那么可靠的东西。

前边说到在团部电影院看《虎口脱险》，真的是《虎口脱险》？我写完那一节后晚上睡不着，反复在床上回放自己记忆中的影像。我想起来了，那一部我看的不是《虎口脱险》，是《悲惨世界》，冉·阿让的悲惨世界。

记忆更加清晰，我是枕在一个胖姐姐的手臂上看的，胖姐姐的名字我甚至也想起来了：杨梅。

杨梅有着红扑扑的脸庞和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

读大学的时候，1987级中文系的师兄、文学院话剧团团长黄飞珏来泡我班女生H，在H她们的寝室里，老黄坐在我们对面，用像今日在电视《老娘舅》里边一模一样的夸张表情，说了一个《大辫子的故事》：深夜，一男子夜行，忽听隐隐啜泣声。男人像聊斋那样循声而去，井台边，一个有着漂亮大辫子的姑娘的背影在上下耸动。怜香惜玉的男子上前，轻声问道：姑娘，你为什么这么晚一个人在外边哭呢？姑娘缓缓转过身……说到这里，黄飞珏停顿了一下，用一种略带惊恐加色情的眉飞色舞蹦出华彩的一句：转过来，还是一条大辫子！

那一刻，包括小H在内的我们都笑得东倒西歪。老黄的段子，可比他之前在文学院隆重上演的装×式的《等待戈多》好玩多啦。

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胖姑娘杨梅的大辫子。

对了，忘记交代，我为什么当时也在H她们的寝室：我大学的女朋友X和H同屋。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和老黄在那间女生寝室华丽相遇。十几年后，我经常和老黄在汉口路300号十楼华丽相遇，2010年的某一天，我还差点和他在他的第二次隆重婚礼上华丽相遇，但那天不凑巧，一桌非常重要（三缺一的三个人都这么说）的麻局勾走了我，我华丽转身，当然，托电视台的花花带去了红包。

6. 回上海，回新疆

1980年的夏天，离开上海一年零八个月后，我又从十连回到上海。

小时候的我，人称“潘冬子”，但在火车开进上海北站的那一刻，我隐隐体验到了胡汉三的感觉。是的，我又回来了。

之后，我一直在上海生活，中间只回过新疆两次。为什么也要用“回”？

十八年后的夏秋之交，我回过一次。

二十八年后的夏天，我又回去过一次。

1998年第一次回到新疆，连队里还有最后一个上海人老宦。

推开老宦家的柴门时，他还在自家的地里忙碌。自我介绍之后，老宦吃了一惊，上来握紧我的双手，嘴里蹦出一句上海话：“册那，格额地方苦透苦透……”

老宦家也住五角场。知青集体返城的时候，因为老宦的老婆不是上海人，无法一起回上海，老宦又不愿意去老婆家乡。其实，上海那个时候如果有落脚点的话，混混也就待下来了。但是据说老宦的兄弟姊妹对这个出去多年的兄长回家极为抗拒。老宦的心凉了，也就继续在十连住了下来。

我见到老宦的时候，他的肤色黝黑、龟裂，手掌粗粝，身上毫无上海人的影子，甚至连在上海郊区成天劳作的农民伯伯看上去也比他娇嫩。

老宦的大儿子宦洪涛和我是十连小学的同班同学，小儿子和我弟弟同年。1998年，宦洪涛已经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技校教书，小儿子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妈妈跟两个儿子住，老宦孤零零一个人守在十连的老房子里。

回上海后，那时我还在《劳动报》做记者。我写了一篇回乡见闻，模仿苏联那部著名的谍战剧，名曰《秋天的十七个瞬间》，文中称老宦为“最后一个摩根战士”。

十连小学的旧址还在，干打垒的房子几乎倾圮。连队口那条人工挖掘的渠道还在。我俯下身子喝了口水，依然清冽。

2008年，十连。

老宦已经退休搬去了昌吉住。连队一个上海人都没有了。

干打垒的房子几乎绝迹，代之以坚固的砖房。电话还是不通，不过电视看上了，互联网，当然没有。

围绕连队的沙枣树，清澈的渠道，时间仿佛凝固住。

我从陪同的团部干部老周的口中，听到了老宦小儿子死亡的消息。

一年多以前，老宦儿子和公司领导等几人乘坐一部轿车外出办事，路遇车祸，其他人都没事，小宦头一歪，走了。

时间再往前推20多年，小宦可是我们连队上的一个奇迹：一辆大卡车拦腰从他腰间碾过。那时不兴来回碾压，吓掉魂的司机停下车，却见小宦从卡车下爬起来，拍拍屁股，啥事没有。

再见，我的十连。

再见，我的同学们。

李团结，我记得你左唇边有一个清晰的指纹，我妈说一定是你在你妈肚子里把手指长久地按住了自己的嘴唇……肖建国，对不起了，我曾经用木杆做成弓箭，射过你家的两头猪；王君，感谢你一直给我抄词语解释，你姐是我班主任，所以我不大敢喜欢你；付道军，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发现，你长得真像童年的高仓健……

7. 挥霍牛逼分数

我全家四口人，我爸，我妈，我弟和我。我们家有个特点：四个人从未一起乘坐过同一种交通工具。我两岁半从新疆回上海，是那个一根筋叔叔捎的，八岁回新疆，我爸带的，九岁多回上海，是另外一个叔叔吴老师带我回来的。我先回，爸妈带弟弟稍晚回。

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滩上，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二十八寸的那种最大号的，起先还把右腿从横梁下边伸进去，斜斜地蹬车，回上海没多久，我就能双腿分开跨在横梁上骑车了。

从国定路由北向南，过铁路和一座桥，不到复旦大学边门的地方左转，是政通路。80年代中后期，政通路的南侧是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的宿舍区，北侧被改造为复旦大学留学生宿舍。但在1980年夏秋季的时候，政通路还是一条两侧流着潺潺溪水，垂杨轻拂的上海郊区寻常可见的柏油马路。

刚回上海，有一次我骑车去五角场国和路的废品收购站卖报纸，差点一头栽进政通路旁的小河中。戈壁滩的道路无边无沿，怎么骑也不会撞到别的车，别的人。歪歪扭扭驾驶着二十八寸的“长征牌”载重自行车行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差不多就如同今日的“马路杀手”了。

80年代，邯郸路通往虹口公园的3路电车还在。那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的铃声十分悦耳。现在，每次我看到以上海为题材的老电影的银幕上开过一辆有轨电车时，总想：车墩的吧？真假啊。

对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道路上最大的威胁就是有轨电车嵌在路面里的轨道。曾经有一次，我骑车经过3路电车的轨道时，一哆嗦，车把一歪，前轮整个别进轨道，刹那间，一股来自地心深处的巨大力量把我从坐垫上甩将出去……那一瞬间，什么淡定、从容、冷静、沉着……都是浮云，有的只是无尽的悔恨：哦，“册那”！我哪能介笨啦？！

开学了，我应该读四年级。问题来了，国定路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就学英语，虽然进度较慢，一年才学了英语课本里的十几课。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和当初的小朋友们一个教室念书，于是我说：我要上三年级。

就这么，我在新疆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回上海又从三年级留级重读三年级。

我当时怎么会预料到我会错过什么？假如，1980年我努把力，找邻居的哥哥姐姐突击补习一下英语第一册的十几课，一定能顺利跟上队伍的，于是——

我将跻身最后一届上大学免费的队伍，并将于1992年大学毕业；我可能不会毕业去报纸工作，当然学校也未必去读上大文学院，自然也不会听老黄说什么“大辫子”的故事；我可能错过现在的大多数朋友，可能不会有我亲爱的儿子、家人，不会注册开心网，不会热爱麻将（这个可能还是会热爱的），不会在几天前宣布戒赌，不会写回忆录，不会……

意淫不仅强国，亦能强身啊。

言归正传。

我又成为国定路小学三年级最优秀学生，继续毫不吝惜地挥霍日后再也考不出的牛逼分数。

每次期中或者期末考试，我都会花二十分钟左右交卷，然后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闲逛。无人的校园里自有一种静谧恐怖的气氛，耳边只有学生们“唰唰唰”写字的声响，间或监考老师以示威严的假咳声。

有一回教数学的全老师不许我提前交卷。我在桌位上抓耳挠腮，良久，迸出一句：我保证一百分可以交卷吗？

果然一百分。我自由啦。

校园里有一部漆成绿色的巨型铁质滑梯。这是卷毛头教体育的周老师带我们十几个男生，从政民路那头的木材加工厂用车拉回来的，木材厂的伯伯们用铁管和焊枪，为我们制作了一个庞大的玩物。滑梯不仅有最基本的滑板，还有设计精巧的梯子和回路。总之，一般性的文字形容绝对体现不出来。

早早交卷的我，悄无声息地攀上滑梯，滑梯顶端是俯视校园的制高点。没有熙攘的游乐设施，带有同世界末日般的凄楚。我看见我们班坐在第一排的戴喇子同学手里攥着铅笔，茫然四顾——这是每次考试时他最经典的表情。

戴喇子是从高年级留级下来的，算是我从新疆回来后认识的新面孔。戴的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大家平时也都叫他外号。戴喇子，祝你这次考试及格！我言不由衷地祝福了一句。太高了，实在太高了，我闭上眼睛，带着臀部与滑板摩擦的呼啸，降落地面。

8. 鲜亮的记忆

我小学里从来没有回家做过功课。所以我现在很费解，为什么我儿子学校里布置的作业在我强力监督并口头代做之下，有好几次还会做到将近晚上十点。

那时，我这样的好学生和其他的差生都在课间以及放学后把功课做完：我做，戴喇子他们排队抄。

为了不至于让老师，尤其是数学老师看出破绽，一般我在做应用题时，还特意在草稿纸上列出分算式，并谆谆教导戴喇子他们：“我的综合算式你们不能照抄，全老师要刮三的……”

那时的国定路小学，老师自己在钢板上刻蜡纸，然后油印，很有点如今手工定制的意韵。每科老师的字迹不一，但看着亲切。而且考卷洁白，纸质比2010年上海市所谓重点小学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试卷质量高不止两个档次。

当然我没有今不如昔的意思。那时的老师也罚学生立壁角，写检讨，急了也用粉笔头丢顽劣学生。但那时的老师是真爱学生的，至少我是一直被老师爱的。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叫费张妹，总是微微驼着背，待我像妈妈一样温暖。费老师的儿子比我高几届，名字我还记得，叫叶永琪。

四五年级，班主任张玉珍老师也教语文。张老师大儿子和我同班，名唤赵海滨，小儿子比我们小几届，叫赵海波或是赵海涛，兄弟俩非常像。

很多年过去，我几乎从未在路上遇见过我曾经的小学同学，除了赵海滨或者赵海波（涛）。有好几次，在泳池里，在地铁二号线里，在某一路公交车上，我都讶异地发现身边那个人肯定是赵氏兄弟中的哪位。好几回我都打算开口认亲了，最终还是忍住了。

小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入睡前的神游。

有一回，我从冥想中回过神来，忽然很“盗梦空间”地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兴许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一个梦？有可能老马一觉醒来，我们现在的世界全部灰飞烟灭，而老马依旧在大英图书馆那个常年预约的位置上用皮鞋来回磨地毯？

是的，没错，在《盗梦空间》上映之前三十年，我的神游就涉及“梦中梦”。

而成年之后，和赵氏兄弟中的一位多次邂逅，也在1999年著名的《黑客帝国》上映后让我恍然产生了这样的疑惑：莫非我现在的世界真的是数字虚拟的？哪个偷懒的程序员写代码时漫不经心，才会造成我身边总是出现同一个外貌相同的赵海滨或者赵海波（涛）？

90年代早期我读大学的时候，国定路小学还在，但只是旧址了，学生和老师都搬去别处。忘了是1995年还是1996年，我还去看过学校。铁门斑驳，当年我和卷毛头周老师他们运回来的滑梯居然还在，绿漆依稀，沿着校园内墙的一排杉树已经长得很高。教室外墙上的八字标语还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八字标语当年一直让我挺纳闷的。我想不出，什么样的人，能既团结又紧张，既严肃又活泼。

对了，我仔细想了想，发现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虽然我知道他的出处是毛主席。

嗯，为了一解三十年之疑惑，我百度了——

百度知道最佳答案：就是该团结的时候就团结，该紧张的时候就紧张，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该活泼的时候就活泼。

好吧。

小学时代，最鲜亮的娱乐记忆有两个：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底来的人》。卡西诺、高尼夫、酋长等一干死囚犯被政府临时从牢里捞出来，跟着“头儿”加里森上尉深入敌后。据说因为无数孩子看了“加里森”之后学里边的酋长飞刀子，该剧在电视台只放到十五集就被腰斩。多年以后，我在碟片店又看到了全本的《加里森敢死队》，买回家，从第十六集开始看……实在看不下去，这么些年，被盗版碟把嘴都吃刁了。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哈里斯，我小时候的最爱，关于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想象，基本来自于这部片子。

当然，还有《铁臂阿童木》，我喜欢里边大鼻子的茶水博士。看了阿童木，我有一阵很恐慌，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恨日本人了。日本人，我们550弄苏北老头子老太婆口中的“东洋宁”啊。“辣块妈妈滴，我在前边逃，东洋宁在后边追啊！”我听过苏北话版的逃难记，也听过我奶奶山东版的逃难记，内容差不多，山东版只是把“辣块妈妈”改成了胶东味道浓郁的“奶奶个×的”。

9. 卷毛头们

从小学开始，在人生道路上，我认识过许多卷毛头。

招我进国定路小学的体育周老师是卷毛头，我四五年级的同桌是卷毛头——由于这个小朋友有一个不太好的绰号，在这里我就不写他的名字了。他的外号和他脱离地心引力呈冉冉上升状的卷毛有关。算了，我还是说吧，里弄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叫他“一泡wu”。

一泡wu有着可爱的卷毛和纤细的身体，猛看像“恒源祥”的洋小囡logo，每次考试我都很大方地给小一同学抄我的答案。小一的叔叔是个巧匠，在80年代曾经手工做出一台电视机，不过只能收一个频道。不知是炫酷还是缺乏后期资金，这台电视机一直很牛逼地没做外壳，一个九英寸的显示屏，背后拖一堆电子管、电路板之类的内脏，散热倒不成问题。后来电视里播《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小一的叔叔还在显示屏前放了一只硕大的放大镜。不过他没有周立波的爸爸那么黑心，所以放大的影像没有过多走形。

大学里遇见的文学院“话剧皇帝”黄飞珏同志，也是一个秀兰·邓波儿那样的卷毛头。所以，我们上大文学院版的“戈多”也是卷毛头——不对，不是戈多，戈多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一样，压根儿没出现，等待戈多的那个是卷毛头。黄飞珏剧中的一句台词我至今还记得：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说完，伸手朝脑后顺顺满头卷毛，特有范儿。

前几年在报社工作时，有一个返聘的老先生有次不知怎么就一则社会新闻忽然和我聊起未婚先孕的话题。“梅婷和这个东西我认为……”我看看老同志手里的版面，不是文娱新闻啊，哪来的梅婷？再问，老同志一指，我伸过头去——哪里是梅婷，分明是“毓婷”啊。“毓”这个字，我小学一年级就认识，因为我的一个同学，数学周老师的儿子就叫何毓。

何毓也是一个卷毛头。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卷毛头。我进小学的时候，男厕所里边的墙上就用红颜色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女人，一定是我们之前高年级学生的涂鸦。旁边还写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我们数学老师，也就是何毓他妈。这么些年，何毓和我们在厕所里进进出出，居然对这幅画和那个熟悉的名字无动于衷。这是我小学时代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读中学了，有一次替父母去参加我弟弟的家长会。开始之前我特意去厕所看了一下，那幅画和那个名字居然还在。

何毓不懂事，她妈又是女的，进不了男厕所，这点我都能想通。可全校唯一的男教师——教体育的卷毛头周老师不也熟视无睹嘛。我有点糊涂了。

带着这么些卷毛头的记忆（黄飞珏除外，那是1989年，我小学毕业六年后才会遭遇的卷毛头），198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啦。

国定路小学对口的中学里边，当初最牛的是行知中学，市重点，次一级的是同济中学那样的区重点。我小学时代挥霍优等分数的恶果开始显现。语、数、外三门，我一共考了279.5分（满分300分），只能去黑山路181号同济中学报到啦。

我舅舅，我妈，我叔叔，加上我，家族里有四个人毕业于同济中学。从1983年入学到1989年高中毕业，我开始觉得读书考试不是那么好玩的东西。我不算被应试教育压迫很深的那一拨人。但从念初中开始，我几乎罹患了一种奇怪的毛病，任何考试卷子发下来，我都非常焦虑地希望考试快点结束。

在我成年后的许多梦境中，无一例外地出现诸如考卷来不及做，或者非常笃定地以为做完不料考试结束铃响，翻过卷子，赫然发现反面居然没做之类的场面，简直万劫不复啊。

可能我终其一生，再也无法体验到当年交卷后在国定小学四处游荡，攀上滑梯顶端睥睨校园的超爽感受了。

我成年之后，对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不遗余力的攻讦，完全不是因为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曾经遭遇过什么很垃圾的老师。相反，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我几乎对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都保有足够的敬意，事实上他们也的确配得上这种敬意。

我不满意的是，在长达十多年的学习中，我被迫接受了太多和我日后生活完全无关的所谓知识。如果不是和这些破玩意儿缠斗了那么久，也许大家今天看到的文字能更好玩一点。

唉，怎么说呢。另一个完全可能的事实是：不做那么多无趣的事情，我也许就根本拿不到哪怕是一间二流学府的毕业证。没有这张投名状，我压根儿挤不进这个社团。

10. “发糕粉”传奇

1980年，全家回上海的时候，我爸顶替我爷爷，进了医院做工人。我外公1960年就从铁路局退休，我妈无岗可替，最后政府安排进了市光路的上海宝山电器厂。

我小学毕业前，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搬进了我爸单位第一结核病院的第四职工宿舍。第四宿舍在结核病院花园入口处的一座假山上，从建筑风格上看，应该建于解放前。房子是两层的回字形结构，回中间的小口是天井，洗涤槽在天井的一侧，这个也是全宿舍20多户人家的公共空间。夏天搬张竹椅纳凉，支张小桌子打扑克。

我们家分到了一楼连在一起的两小间屋子，每间的面积在八九平方米。我睡一张双层床的下铺，弟弟却吵着去隔壁和爸妈挤一张床。我每晚最大的爱好是躲在被窝里收听短波收音机。那会儿还经常能听见海峡那边的某机构在孜孜不倦地以密码呼唤他们在咱这边的“余则成”：3548号同志，请记录……2345，2345，7896，7896，2578，2578……

收听美国之音的记忆很淡薄，倒是对老毛子的对话广播印象深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苏联译制片配音中常见的怪模怪样的语调。

和这类广播味道差不多古怪的还有我妈炮制的“红茶菌”。那可以说是现代民间饮料史上的灾难性事件。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继“甩手疗法”“鸡血疗法”之后，不知哪个缺心眼的又发明了“红茶菌疗法”，在我妈这样热心保健事业的准中年妇女的狂热参与下，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浑圆的透明玻璃缸，里边泡着红褐色的不明水生物，家庭里的男性成员被迫饮下一杯杯莫名其妙的红茶菌饮料，根本无从检验其效用，因为我们一时半喝不死，而且还会活很久。

80年代早期，我爷爷的病可以说差不多全好了。只是身体比较虚弱，每天拄着一根葡萄藤做的手杖在国定路上溜达。国定路往北，如今是上海财经大学的沿线，处处是拂面的垂杨柳，每到夏天，树上会垂下无数橄榄状的黑褐色小东西，由一根根若有若无的细丝线牵连在树顶，很神奇。扒开包装，里边是一条胖乎乎的小虫子。爷爷说，这叫皮虫，蛋白质丰富，是所有公鸡母鸡的最爱。

爷爷的散步，从国定路到政立路右转，走大约一百米，再从五角场生产大队的田间小路右转往回走，经过巍峨的“篮头山”，一直走，就会再折回550弄。

1980年，我刚回上海时，550弄的居民们，还没有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在里弄中间的位置，有一个水站。每家每户必须去居委会指定的一家人家买竹制的筹子，再拿筹子去水站打水。看水站的是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太太，当时绝对已经超过八十岁。

老太太坐在竹椅上，穿一件蓝色的中式上衣，褡攀在侧面腋下的那种，一双小脚够不着地，就吊在地面上晃悠。老太太鹰隼般的目光时刻在打水的小子们身上逡巡，不怒自威。你要是欺负老太太脑子糊涂那你就惨了，什么人什么时候在她脚下的铅桶了丢了几根筹子，该打几桶水，老太太门儿清。任何企图多贪多占的行为都会招来老太太的厉声呵斥。水站有木质的水桶，每根筹子可以一次拎两桶水。

三年级下期的时候，我开始给爷爷奶奶的水缸挑水。水站的水桶自重太重，我拿自家的铝制水桶前去和看水站的老太太谈判。我家水桶的容量比水站的标准水桶小。但到底小多少目测说不准。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每根筹子可以挑走三桶水。

换句话说，我每给老太太两根筹子，可以挑三次水。由于筹子的数量和挑水的次数不对等，老太太每次都很头疼。最后基本沦为我随意给筹子，挑多少完全看我自觉。

第一次挑水，我一路晃洒，到家里水源损失过半。当时一泡wu同学还在路边给我卖力地加油。后来写作文时，我把卷毛头写进了围观的人群中。挑了一阵，我就完全自如了。

我给家里挑水大概有两年时间，装满一个大水缸大约需要八桶水，每隔两天就要挑一次。如果三四年级时我不挑水，大概现在能长到一米八？

我很起劲地挑水，还因为弄口的一个胖子。那个胖子也是一个卷毛头，外号叫“发糕粉”（上海话里把发酵粉读作发糕粉），当时是二十多岁的样子。我小时候常纳闷，像发糕粉这样明显发僵掉的样子，外号怎么可以叫发糕粉呢？

发糕粉有着与其外形极其不相称的爱好——喜欢看文学杂志，《收获》《十月》之类。我文学少年的潜质当时已初显，向发糕粉借杂志。发糕粉很邪恶，提出我用挑水换杂志看，每挑四桶水换一本杂志。

发糕粉一脸络腮胡子，再配一头冉冉上升的卷毛，样子很触气。我想起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次在五角场奶奶给我买了一只气球，我欢天喜地牵着线走回家。路过发糕粉家楼下的时候，他非常精准地朝我的气球像伽利略扔铅球一样放下一粒小石子。我人生的第一只气球没到家就爆掉了。

但为了那些神秘的文学杂志，我忍。我如愿以偿借到了发糕粉的所有杂志。《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都是在胖子的杂志里看到的。十岁那会儿，我就正经阅读“文革”反思文学了啊。

离开550弄之后，好像还没上中学，我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发糕粉卷了我们里弄里某个月的水电费，逃之夭夭了。当时像550弄这样的里弄，很有点村民自治的意思，每月的水电费由各家轮流收取，我见过那本接力的记账本，密密麻麻写满数字。向每家收取的费用由两部分组成：你家电表上的实际字数费用+公摊费用。每户的电费都是几毛几分的零钱，不过汇总整个里弄的也有不少。

“一夜暴富”的发糕粉从此杳无音信。2000年前后，在胖子差不多消失二十年后，我听说他又在上海出现了。说是这些年一直在新疆躲着。为了一塑料口袋收来的水电费，热爱文学的发糕粉在我父母他们回城之后，接力去边疆又待了十七年。

发糕粉家有三兄弟，大哥是一名军官，留着短髭，像极苏联电影里红军军官的样子，二哥是个瘦子，也是个混子，有一年曾经偷偷把探亲回来的大哥的配枪拿出去显摆，最后惊动了公安。发糕粉的侄女——他大哥的女儿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长得非常漂亮，戏剧学院毕业后曾经在上海有线电视台做过一阵出镜主持人。大约2000年的时候，我在梅龙镇门口遇见过她，当时她还给我留了电话。那时她已经从电视台辞职，听说不久之后就去了国外。

除了发糕粉，550弄的高氏兄弟也是另一个传奇。高氏兄弟名唤高勇高武，是一对双胞胎。他们的爷爷是苏北人，经营着550弄唯一的家庭理发店，他们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也是一名剃头匠。高勇高武比我小一岁，上学的时候他俩在我国定路小学的隔壁同一个班级。很快，哥俩儿的一种天分就被老师发掘出来了：留级。我弟弟比我小四岁，我五年级毕业时，我弟弟刚入学，当时高勇高武兄弟已经留到三年级了。没几年，我弟跑来告诉我，高勇高武和他同班了。等我弟小学毕业的时候，高勇高武之间的其中一位，又留级了……

高勇高武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弟后来也想不起来究竟谁和他一起小学毕业了。搬离550弄之后，每次我回去看我爷爷奶奶，总会在弄口遇见高勇高武中的一位，我总是很好奇地询问：“喂，侬高勇还是高武啊？”

高氏兄弟皮肤白皙，身体颀长，怎么看都是一对英俊的小苏北。但是，每次他们中的一位对我的询问总是闪烁其词，含混不清地从唇间蹦出两个字，不待我听清，就逃也似的走开了。多年的留级生涯，已经彻底摧毁了哥俩的自信心。

11. 暗恋

同济中学校园里到处是穿草绿军装的孩子。

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差不多，这些孩子也是来自大院的，在家里和军人的父母说普通话，在学校里说上海话。同样是大院，却因军种、来源不同而大不一样，甚至，他们是有派系之分的。

空四军、空军政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海军某部等均驻扎在五角场周围，这些军人的子弟占据了同济中学的大部分课桌。军人的子弟很多穿军便服上学，从放学后的方向基本就可以判断他们属于哪部分——朝政立路往东的，空四军子弟；走到五角场中心，朝四平路方向的，空政子弟；朝翔殷路往东的，二军大子弟；沿同济中学门口的黑山路往南，走到政通路再右拐的，海医系（海军医学系）子弟……

当时五角场的孩子们小学毕业一般不外乎以下几个出路：极少数成绩特别好的，去行知中学；特别差的去宁国北路（今黄兴路）上的少云中学——一进门能看见革命烈士邱少云半身雕像，人称五角场乃至杨浦区A类流氓中学，在业界的地位有点类似今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是A级；还有部分比较好的，上同济中学；剩下一部分不够优秀也不够流氓的，去淞沪中学——我弟弟1987年还是1988年就考进了那里。

绿军装的孩子，父母来自天南海北，不过到他们这一代，基本已经和上海本地的孩子打成一片了。

我刚上初一的时候，初三（三）班的学长学姐们集体军服，在国庆联欢晚会上齐唱《喀秋莎》，那种气概，那种制服诱惑，让我几乎三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初一到初三，我暗恋我们班长L，一个清秀颀长的女孩，皮肤不是很白，但是语调温婉。我对女性的最初审美立即从肤白丰腴的五角场新华书店女店员跳跃到肤色看上去更为健康的L（姑且称之）这里。

很多年后，在青海西宁的一次采访中，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同行的人民日报一个四川女记者的说话的腔调，居然和L一模一样。四川女孩手机没电了，向我借电话给她男朋友打电话。电话拨通，女孩和那头的男生呢呢喃喃。我非常不礼貌，但是无法移动自己的脚步，一种令我几乎战颤栗的声音穿透几乎二十年的时空，重新在我耳边响起。像一个虽不给力但异常清晰的鼓点，一下，一下，一下击打在我心房……

1986年初中毕业，我为了看当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加上会考成绩还不错，直接直升上了本校的高中。L考去了复旦附中。

再和L联系是大学的事情。班上另一个女生F性格侠气，有一日忽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告诉我L其实很喜欢我，但是最近班上一个男生追她很紧，建议我如何如何云云。信最后还把L班级的邮箱地址给了我。

我没有辜负F的好意，也相信这里边更多也有L的意思。一个矜持的女生能够这样，我还会傻等？我立即给L写了一封信。但很久没有回信。

又过了一阵，我在复旦校园里偶遇L。两人在一个小花园里坐了一会儿。L告诉我她已经答应了班上那个男生的追求。不过L很幽怨，意思是我为什么对F的建议无动于衷？

我写了信给你啊。

是吗？

当然。

你写到哪里了？

你们化学系的邮箱，××号码。

你忘记写年级，那样我是收不到的。

回家翻出F的信，这个粗心的姐们，原文里边就没写年级。

后来呢？当然是无疾而终。

F后来去了美国，攻读生命遗传专业。2004年，我在申江服务导报做记者时，突然神奇地接到F的电话。她的一个朋友，也是上海去的留学生白血病需要志愿者骨髓配对，我还在申报上撰文呼吁社会援。

1994年的时候，我还见过L一次。那次她“咯咯咯”笑弯了腰。“这个……你怎么这么胖啊……”L依旧用很好听的声音对我说。

那时我是正好处于空窗期，知道L也才失恋，但什么也没说。她的连串笑声让我羞惭又有点恼怒。

2005年的时候，在牌桌上我认识了一个家伙，聊着聊着发现他居然是L一个局的同事。L的先生去年去世了，过劳死。此人告诉我。

2010年某日，一天我带儿子从和平影都看完IMAX版的《阿凡达》，电梯里，一个模样95%和L相似的女子和我并肩站立。她一个人，没有伴儿，没有说话。我无从判断那声线有没有95%的相似。

我拉紧儿子的手，什么也没有说。

12. 图书管理员与玫瑰梦

中学生活浑浑噩噩。

同济中学以黑山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校区，西部主要是教学楼和老师办公室；东部是运动场和图书馆与音乐教室。图书馆那幢楼据说解放前是规划中的蒋介石的图书馆。整个中学六年，这幢楼一直是我们雨天室内上体育课的地方，一楼有一个非常大的屋子，跳马、单杠和垫子都堵在一角。屋子朝南有成排的窗户，外边就是学校的田径场，煤渣跑道二百米一圈。

大楼二楼是图书室和音乐教室。中学里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宋海峰，她妈严老师教我们班级音乐。很惭愧，我有史以来最低的两个分数都是考音乐时得的：一个九分，一个四十一分。我永远搞不清楚节拍和谱子，即便是简谱。二十多年后，我知耻后勇，娶了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子做老婆。虽然我依然不辨简谱，但是伊也惊艳于我嘹亮精准的口哨。啊呀，你不识谱子还能口哨吹得这么好！她说。这有啥，文盲也能把道理说通的嘛。我说。

初中时我是班上的图书管理员，手头有十张左右的借书证随时供我调遣。图书馆里负责借书的老师叫沈凌峰，个子矮小，书法遒劲，戴一副酒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每本书书脊上的名字都出自沈老师的手笔。多年之后，我第一次看见被斯大林同志派杀手用冰镐干掉的那个托洛茨基的照片，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是沈老师嘛。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的图书馆是怎么样的，同济中学的是这样的——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到书脊，玻璃不是一整块，而是每一排书由上下两块玻璃隔开，中间留出个两厘米左右的空隙，你看中哪本书，就用手指朝里捅一捅，沈老师在里边看到哪本书凸出来就会过去拿过来，然后你出示你的借书证，登记书名，ok。

我当时把持了班级所有同学的借书证，高峰时期我一个人拥有六张借书证。这世界上的确存在对书籍毫无兴趣的人。我注意到，书架上总有一些书似乎永远没人碰，我在同济中学的六年，这些书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有一套好几本的《日本剑侠宫本武藏》，后边这本书我们班男生谁都没看过，但是班上一个女生走起路来微微有点罗圈儿腿，我们就唤之：宫本。从高一叫到高三，该女生一直不知道她有这么个绰号。

图书馆的旁边，是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平时无人看管。高中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逃课，从里边把门顶住，兴高采烈地打麻将。兴头上，门被推开了。何副校长威严地站在门口。何校长的女儿初中和我同班，关系还不错。没有人动。时间凝固了好几秒。我润了润喉咙，正打算“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不料，何校长木然地扫了我一眼，把门从外边带上了。

图书馆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门，上旋式楼梯直通楼顶，楼顶有点天安门的感觉，飞檐琉璃瓦，汉白玉的护栏。多年后我花十块钱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曾经凭栏远眺过，和在同济中学图书馆楼顶的观感庶几。

顶楼初三时做了我们的计算机房。在同桌田锋同学的指导下，我用机房的苹果机编过一个程序，名字叫《布朗曲线》：就是在屏幕上，由一个亮点开始做无序运动……那时机房里基本是苹果的娃娃机，科技含量估计比现在的小霸王学习机还低。《布朗曲线》必须在高端一点的苹果机上运行，我还记得型号是Laser2000。

这幢有着幽暗通道的大楼，以后长久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情节通常是杀戮、奔逃、从逼仄的楼梯上几乎飞下……我的大多数噩梦和这幢楼有关。

整个中学六年，我像一个提前进入角色的文科生，几乎无时无刻不泡在图书馆。

整个初中阶段，我的成绩都在十名左右晃悠。我所在的初一（三）班直到初三（三）班，一直是年纪最厉害的班级。牛到什么地步？我班的前六名一般就是年级的前六名。其他班级的第一名，到我班得从第七名开始排。在这个威猛的班级里，我自然十分压抑。好在我还有一个考前六名的同学都无法企及的强项：作文。

我对作文的喜好，源自三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的表扬。集体组织看过电影《琴童》之后，我写了篇观后感，被作为范文在班级上朗读。从此，奠定了我日后吃文字饭的基础。

可见，教师的日常哪怕是不经意的鼓励，都可能对学生的一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初一的时候，作业要求扩写蒲松龄的《狼》，就是开头“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的那篇。我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字，语文老师非常喜欢，结果把作文贴在教学楼的学习园地里供大家翻阅。我还记得自己写了“屠夫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啪嗒啪嗒打在宽阔的胸膛上”……

高二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本来自美国的翻译小说《玫瑰梦》被国家新闻出版机构查封了，书是延边出版社出的。报上说是该书是超级淫秽小说，格调极其低下，对我国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为罪名实在吓人，出版该书的出版社编辑在公安上门缉拿之前逃走了。

我很幸运，在国家发声音之前原价在五角场一个小书店买过一本《玫瑰梦》，封面真的是玫瑰色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女明星被歹徒绑架了之后如何如何的香艳故事，我看了还真没到血脉贲张的程度，也就是一好奇：哇，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好玩的事！

报上的揭批声浪日渐升高，一个周末，我怀揣《玫瑰梦》，跑到五角场那家小书店门口，以六元的高价卖给了一对行色鬼祟的中年男女。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桶金。第一桶金发生在三年级的暑假。那年我用药瓶盖子配合复写纸，在一张游泳证上画了一枚复旦大学附属小学的图章，转手以一毛五分的价格卖给了邻居李剑锋。为了更加逼真，在伪造技术上，我采取了画完后略略沾水湮湿的先进手段，使之看上去更像一张小孩子手里攥过、泳池更衣箱里随意待过，可能还被泳池里富含氯化钠的水浸湿过的一枚真品。

李剑锋欢天喜地拿去，在国定路复旦大学边门的泳池用了一个夏天，从未穿帮。

对了，得交代一下为什么这枚图章能卖一毛五——盖了复旦小学的图章去游泳，每次只要五分钱；其他的人，门票一毛五。

13. 阿黄明明还活着

中学六年，看了六年闲书。这是最开心的。最痛苦的是，我还得对付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那许多我毫无兴趣的科目。

抛开一张大学文凭不说，这些曾经学过的东西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是的，我再次确认，没有任何有益的帮助。

不过，我还要说说我的老师们。不知道自从我们这一拨“70后”从中学毕业后，教师是不是依旧还能让学生们从心底里真正地尊敬？

语文老师杨存华，教我初中接近三年。她是隔壁四班的班主任，但更喜欢我们班。我的作文在杨老师那里得到进一步肯定。去年的某天，我忽然接到我们高中班长的电话，说杨老师去世了。身体一直很好的她，刚退休，一天去九十多岁的老父亲家，告别的时候从老式房子的二楼楼梯上滚下，头部受撞击，当场不治。我和一些同学赶到追悼会现场，时隔多年，我再次见到了杨老师。她还是那样紧紧抿着嘴，一如当年监考我们时的严肃。

数学老师薛五弟，一口上海本地话。“下一节上三角课！”薛老师庄严宣布。底下已经笑成一团。上海话“三角课”的发音就是“三角裤”。

初中毕业时，我忽然想考中师，出来后做一名小学教师。那时是我们班主任的薛老师坚决阻止了我，不让我填志愿。“你将来是要考大学的！”薛老师面色凝重地对我说。

物理老师贲有林，冷面滑稽。我物理通常考得一塌糊涂，但贲老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当然，他对我横眉冷对我也考不到九十分的，还不如亲民一点。忽然想起华盛顿砍樱桃的故事——老华盛顿看到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为什么没有发火？现代脑力体操的答案是：因为小华盛顿的手里，还握着砍樱桃树的斧子。

我高一的时候就长到现在的个头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横向发展。

化学老师高发友，其实“发没有”，地中海头型。讲课肢体语言极度发达。一次我们班个子最小、外号三九（体重三十九公斤）的任伟上课睡着了。高老师一个箭步冲到三九面前，劈手抓住他的胸襟，恶狠狠地问道：说，二氧化硅的分子式是什么？！说！

初中毕业的时候，正逢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碰巧我各科会考不错，索性直升进了同济中学的高中。超爽的一个暑假。

对我的选择，我父母采取了罕见的let it be。在我人生的重大选择的当口，都是我自己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这点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无论我今后贫穷还是富贵，顺利还是坎坷，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小学考中学，还是中学考大学，大学毕业求职，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和谁结婚，怎么结，啥时生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TMD太爽了，全部我做主！

阿黄该出场了。这个我们高中三年的班主任，以研究“文革”为乐事，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三年的“文革”史。阿黄对我们男生很好，经常抓男生去他办公室，给大家围上围兜理发。阿黄住在永嘉路一幢漂亮的洋房里——太太是某著名民族资本家的千金。

2006年的时候，我带老婆和儿子去阿黄家里做过客，洋房刚重新修葺过。“国家拨的资金，三十万！”阿黄豪气干云地挥挥手，“看，我还在院子里搭了一排新房子，规划局搞定！”

大约1998年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传消息的是我同学杨嵘——他太太大家都熟，倪虹洁，演《武林外传》中无双的那位。杨嵘告诉我们一个同学李胖，说阿黄去世了。我异常惊讶，后来还在《生活周刊》写了一篇文章缅怀阿黄。

几年后，我接到另一个同学的电话：你在报纸上乱写什么？阿黄明明还活着，我上礼拜在徐家汇看到他了！

真的是误传。所以2006年我去拜访阿黄时，还有点惴惴不安。还好，阿黄神色自如，应该没看到那篇缅怀文章。

14. 差点被砸成脑震荡

我常想，幸亏中国的高中是三年毕业的，否则我很难保证我有足够的耐心读到高中毕业。

高中阶段，我对法国的阿兰德龙异常着迷。学校阅览室有本阿兰德龙的剧照集。高二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一次在一个同学的撺掇兼配合下，从阅览室牵走了这本小书。过了没多久，这同学在校内“博眼子”被教导处抓了。为了“立功赎罪”，他供出了我。对这种不上路行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宁死不屈”。“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道理，我那时就明白。“没有，哈刚有啥刚。绝对没有。”面对教导处老师的循循善诱，我头摇得像拨浪鼓。

“讯问”我的教导处老师是我初中的历史老师，关系一直不错。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出卖我的同学向我沉痛道歉：“兄弟，我实在没办法啊。”过了一阵，一天，他把我拉到厕所，神秘兮兮地解开衬衫纽扣。

“朋友，侬做啥？”我一吓。

一道五六厘米长的红色伤疤在他的锁骨旁边。说是他供出了高三年级一个专门偷同学自行车的小团伙，结果被人用烧红的自行车辐条烫出来的。鉴于他的悲惨遭遇，我立即原谅了他背叛我的行为。

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也没弄清楚那道丑陋的伤疤真的是那样得来的，还是他自己磕出来的。

小说之外的东西，总是显而易见地无趣。我开始逃课。

随我逃课的，通常是我的死党老管。阿黄的课我一般不逃，他唠唠叨叨的“文革”史我还多少有点兴趣，再说，我好歹还是语文课代表。我们也不一上学就逃，而是上几节课，从后门溜出去。在门房间大爷疑惑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潇洒地一偏腿跨上，飞也似的远去。

我们通常更喜欢在夏天逃课。因为老管的同桌詹维皓奇胖无比，中段异常突出，像一枚枣核，故外号“驼子”。老管总是抱怨夏天的时候坐在驼子旁边，不但所有的凉风悉数被驼子遮挡，还必须时时忍受驼子喉咙里无时无刻不发出的咕哝声。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喜欢躺在二医大操场边睡觉。操场上，体格健美的军人们的呐喊声是最好的催眠声。那喊声，不管男的女的喉咙里发出的，都那么地性感。有一回，我甚至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一场上海女足和二医大男足的友谊比赛。女足队员很结棍，没有什么近距离的动作是她们不敢做的，也没有哪个男人身上的部位是她们不敢捏、摸、拧、挠的。气急败坏的战士们输了个底朝天。

阴雨的日子，可以逃去二医大的生理解剖陈列室，那里的死婴标本闻名遐迩，多年来一直是五角场周边中学生的圣地。为了报复那个五角场A级流氓中学少云中学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欺凌，一次我和老管溜进了少云中学某间教室意图洗劫，却只在桌肚里找到一角二分钱和一双回力牌跑鞋。

离同济中学很近的体育学院我们很少去。该校民风强悍，五角场地区，尤其在事故频仍的农贸市场地带，斗殴事件的一方通常少不了体育学院的参与。该院学武术的同学尤其喜欢在民间检验学习成果。而且，据后来的一些迹象表明。身怀绝技的武术系学生，经常受雇于某些组织，从事打手的职业。1996年的某天，我正和几个朋友在五角场活动中心——当年五角场核心娱乐场所，聚集了一批KTV、弹子房、保龄球馆——打保龄球。话说这几个朋友也是五角场道上混的。球打到一半，现场忽然大乱。几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人身手敏捷地从门口窜入，越过球道朝我方冲来。虽然从同济毕业已多年，但是一个恐怖的记忆瞬间被我钩沉出来：不好，体院学生！

正寻思间，一名学生已经冲到我跟前，变戏法般从身后亮出一枚硕大的保龄球，朝我的脑门就甩过来……我下意识地一闪，“嗖”的一声，保龄球带着猛烈的风声掠过我的耳畔，“嘭”地砸到地板上。十三磅的！

我几个朋友还算是混过的，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之后很快进入战斗角色。事后，朋友中领头的赵夏亭对我说，碰到这种事情，不要先去和对方辩论是非，打了再说。

一片混战中，忽听球馆门口有人大喊：“搞错了！搞错了！”“哗”，体院学生眼看呼啸而去。还是道上混过的机灵，大家一拥而上，抓了一个落单的，就是拿13磅保龄球砸我的那个。

这个倒霉的体院学生被我们暴揍一顿。我甚至从接到110报警后赶到现场的联防大队那里“借”了根警棍……在五角场派出所的“小号”里待了一夜之后，学生被体院保卫处领回。据说，该生下巴骨折，医药费用了两万多……

五角场派出所的指导员后来对我感慨：“奈真结棍，把人家下巴打成那个样子！”

“曲指导，我差点被伊用保龄球拷出脑震荡啊！”

五角场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服装市场。二十年前我曾在那个市场以六十元的天价买过一条裤袋那里有三条褶的太子裤。那里也是打架斗殴的重灾地，体院的学生经常与卖服装的老板在市场内打做一团。一直到1994年、1995年，那个服装市场还在。1994年的时候，我是一家报社的政法记者，正好对口杨浦分局，和五角场派出所的关系也不错。一次，报社的一个实习生，来自体院的一个黑兮兮的家伙找我：“你和五角场派出所关系还可以吧？搞得定的话我带人砸了市场里一个老板的摊子……”

我上初二的时候，班上来过一个实习体育老师，姓赵，据说曾经一脚把一个民工的睾丸踢碎。记得当时我们班上八卦之王宋海峰曾经引用医学术语，说是把睾丸踢成了几乘以几。我们班男生都吓坏了，你想想，把一个球状物踢成了几乘以几，只有长和宽，连高都没了——这不是踢扁了是什么？

多年后，宋海峰和我聊起时还记得这个实习老师的名字：赵光圣，全国散打冠军，中美散打对抗赛中方领队。

15. 作别十八岁

1989年的春节前后，爷爷去世了。发现食道癌并成功手术后，爷爷又活了差不多十一年，也算一个不小的奇迹。他是我见过的对自己身体最为当心的老人，对身体上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很审慎地上升到治疗层面并立即付诸实践。正是这个习惯，让他的癌症被发现在早期。

我的外公是另一个悖论。他是我见过的对自己的生活最没有规划，也最随意的人。除了爱在家里养花——这是他园林工程师的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80年代，我外婆去世后，外公一直一个人住，直到几年后和我同岁的表弟从北京回上海陪他。

外公家里没有电视，只听收音机，不订报，看报去里弄的老年活动室。外公节俭的名气在整个铁路新村妇孺皆知。在上海铁路系统，外公更是一个奇迹。外公1960年从上海铁路局退休，2007年去世。到后来，铁路局认识外公的人全部挂了，外公还在。

外公一生子女六七名，晚年只有我妈一个女儿与我舅舅的儿子他的孙子和他生活在上海，还不住一块儿。老先生几乎一辈子没进过医院，除了2004年住过一次院，居然是因为“营养不良”……

我一直说，我外公的一百零六岁，纯粹是节约出来的。

我爷爷去世那年，外公已经八十九岁，听到亲家翁去世，他摇摇头，啥也没说。

爷爷去世不久，课我是不逃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近在眼前，想到考上之后就可以想哪儿能就哪儿能，我倒多了几分对考试的憧憬。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选的是文科，文科生在校园里可以瞎来来不用专心读书，这几乎是所有高三学生的共识。我一直有个很坚定的信念：复旦北大之类我肯定考不取，理科太差也。但是，如果——这当然纯属虚拟——复旦或北大能免试直升我，我保证能毕业。对的，虽然我能从复旦毕业，但这并不说明我具备考取复旦的能力。

多年之后，一次亚洲杯赛，中国女足靠裁判照顾从半决赛突围，最终获得冠军。申江服务导报的王娜力小姐，我的前美女同事约我写球评，我就引用了上边的逻辑。

那一年，大学文科生的录取比例是一比六。我很精准地给自己定位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二本。一个对得起我六年散漫中学生活的学校。这一年的高考比较特殊，先发榜，再填志愿。这样的做法，之后二十多年闻所未闻。大学开学也拖到十月中上旬。自然，我毫无悬念地接到文学院的offer。像我这样热爱文字的青年，如果连文学院都不予录取，那社会也太黑暗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在同济中学的走廊上遇见一位不是很熟的女老师。

“你考上什么学校了？”老师问。

“上大文学院。”

“啊？文科啊……唉，以后毕业分配怎么办啊？”

回到家里，我妈倒很乐观。“嗯，不错，好歹是个本科！”妈妈说。

那时，有几所学校，新生一律军事拓展训练一年。我精确制导考取的上大文学院，最终被确定新生不必如此。今年国庆期间我回爸妈家吃饭。在弟弟的书架上，我意外找到了我中学同学李强送我的一本黄色的笔记本，日期是1989年10月9日，第二天就是我去大学报到的日子。

笔记本的前半部分，我工工整整抄写了当年很火的电视片《河殇》的解说词，不知何故没抄完。笔记本的后半部分我还记得，是我大学一年级时抄录的那时最流行的席慕容的诗歌，只是，只是这一首，对记忆力向来十分自负的我竟完全没有印象——

《青春之二》

在四十五岁的夜里

忽然想起她年轻的眼睛

想起她十六岁时的那个夏日

从山坡上朝他缓缓走来

林外阳光炫目

而她衣裙如此洁白

还记得那满是茶树的丘陵

满是浮云的天空

还有那满耳的蝉声

在寂静的寂寞的林中

[3]上海话，表示厉害。

第三章
我的大学

1. 进了文学院

我对学业的所有耐心，刚好维持到高三毕业。能考上一所文科的大学，于我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以我中学六年合计花在理科上的功夫，进一个二本学校，也体现了一种公平。

高三的时候，几乎我的所有同学都开始向往大学的生活。那个以往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无拘无束可以好好放浪形骸一番的好去处，来了。

高考前选择“3+1”志愿时，我脑子很清醒，坚决填了文科。明知毕业后钱途理科远好于文科，明知同等理科学校的分数比文科低几十分，我还是放弃了理科。事实证明，理科是个苦差事，我至少两名中学同学进入理科大学后，因为高挂红灯最终招致退学。

能在上大文学院读书读到退学，没特别的本领是做不到的。

一年级最开始在西江湾路虹口体育场的校区上课（该校区现在是上海市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后来搬去三门路661号，一个草木葱茏随处是青砖营房式建筑的地方。刚去三门路的几天，我总觉得此处似曾相识。想起来了，我初中同班同学邱志刚的家原来就在这个院子的某间营房中。他爸在空四军服役，我们一起去江湾机场采桑椹之后去过他家，在那个营房的水房里，我还试图洗过被染成紫色的衬衣。

文学院有种不同于其他高校的阴柔气质。它不像交大或者复旦，有着宽大的草坪和疏影横斜的梧桐树。兵营就是兵营，扎堆的兵营并未营造出多少雄性的刚，反而是过多的绿植衬托出阴郁与委婉。行走在学校的水泥路上，尤其是深夜，阵阵的风吹动树木的呼啸，令人无不加快脚步，谁知道路边的阴影里边隐匿着什么可怕的玩意儿。

文学院的女生里边，除了同班的花姑娘，印象最深的是高我一级1988级中文系的赵列颖。赵学姐一等一的相貌+歌喉，文学院的重大晚会上一展歌喉并且造成轰动效应的，只有赵姐。那个年代被我们称为的“姐”都是真诚的褒义词，哪像现在，怎么恶心怎么“姐”，什么熊姐啦、凤姐啦、芙蓉姐姐啦。

多年以后，我在一家高端商务社交网站上惊讶地发现了赵姐的踪迹，人家现在是瑞安地产的公关总监啦。

文学院男生的荷尔蒙倒是异常阳刚。我们那一届，从内蒙古和东北招了一批委培生。北方的弟兄们喜欢喝两盅，喝高了声音就高，声音一高胆子就壮，胆子一大，无论什么当量级的也敢扭打在一起，完全没有道理。殴斗一般发生在北方兄弟之间。上海学生第一不怎么喝酒，第二就算喝了也不至于不自量力到和东北内蒙古人交手。最关键的是，虽然第一和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都发生在上海，但上海男生没有继承分毫和同性身体过招的伟大传统。

有那么一次，一帮东北男生把一名上海男生欺负得实在退无可退了，该男生不知从哪里抄起一把铁锹，朝逼上来的外地男生大吼：他妈的我倒要看看今天谁不怕死！

上海宁会武术，流氓也挡不住。当时抢逼围的人就退了，该男生从此校园里无人敢惹，直到毕业。那个男生比我高一届，有个很好玩的习惯，就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善于载重的四足动物一样，喜欢不停地打响鼻。每次校园里看到他，我班女生总会雀跃：看呀看呀，“响鼻”又来了！

现在想想，叫伊“响鼻”不够厚道，那很可能是强迫症的一种。

文学院的一年级，几乎没有其他让我觉得好玩的事情。时间是大把的，但是没有任何香艳的故事发生。我感觉又回到了随时可以逃课的高中，不过是高四。高三的时候，从课堂上溜走，想的是：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文艺一点的时候，会想到阿尔巴尼亚电影《永不屈服》里边邪恶的纳粹军官对女游击队员说的话：看吧，外边阳光灿烂，而你却要在这黑暗的牢房中默默地死去!

如今外边阳光灿烂，屋子永远不上锁。我横在自己的小床上，倒像躺在一间黑暗的牢房中。

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一肚子诲淫诲盗的黄色思想。好容易轮到具备乱来的年龄了，也有乱来的时间和乱来的皮囊，但是，怎么乱，怎么来，真的不知道。

2．花纸片的买卖

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有时也向往古惑仔的生活一样，人们总是对自己够不着的生活充满了期待。这是世界上所有文学作品存在的最解释得通的群众基础。

我至今是一个腼腆的人，虽然有时也不怵开几句黄腔，骂几声“册那”。但从根本上，我和二十年前刚上大学那时并无二致：对荒淫无耻的生活跃跃欲试，但不得其门而入，久而久之，醒悟到自己原来是一个不那么豁得出的人，于是太平。

从初中开始到大学毕业，我看了十年小说。我活在格非苏童王安忆王朔们的造梦空间里。即便大学里谈过一次恋爱，我的生活亦可以说很苍白，但是我有两样东西陪伴着我：小说和麻将。

家里不宽裕，我在大学里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五十元，实际需要大概在八十元，缺口怎么办？打麻将赢过来。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谈了一个GF。在姑娘的咕哝声中，隐隐意识到赌博可耻。于是去各大高校贩卖贺年卡。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元元——麻将每次只能赢几十，超过一百元元不仅受制于尺寸大小，而且，那样的话下次就没人敢和我打啦。

我像一只勤奋的小蚂蚁，往返于城隍庙福佑路批发市场和各大高校之间。劳动光荣，大学二年级寒假，我终于用赚到的钱为自己买下了人生第一双皮质运动鞋——在四川北路的火炬专卖店，因为小小的瑕疵而打折的等外品，四十二元。

大三的时候，我失手了，在外语学院被一名可恶的保安没收了所有的贺年卡和明信片，足足有一个大旅行包那么多，足够那名保安用上一个世纪。好在那时成本已经赚回，我只是半个月白忙活了一场。

我恨啊，从此收手，不再涉足花纸片的买卖。

对了，还有看录像。70后怎么避得开录像带的熏陶呢。

我通常去同济大学的电化教室看。每个周末，每场五毛钱，可以看两场录像。教室里可没有投影，一般放四台电视机，座位就是长条板凳。

在没有互联网和DVD的年代，那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外边世界的窗口。

我在同济大学的观影生涯延续了五六年，直到1994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劳动报对口跑政法，和一个803的小警察小董很熟。那一阵我正好和GF分手，穷极无聊，就拉小董去同济看录像。不料，关张啦。

再后来，就有了VCD。

说半天还没说到中文系的学习。

我问过同学们，除了我，其他的人基本上是第二志愿以后调剂到中文系的。这个从四年后毕业的从业选择上大致可以看出端倪。毕业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学选择了文字作为职业。我还记得1993年的夏天，毕业前夕，我已经收到了劳动报社的录取通知，正好有其他两个同学去考青年报，我没事相陪去考——错了，你猜错了，在通常的陪考故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所谓“考的人没中，陪考的倒中了”的故事并没有上演。我笔试通过进入面试，最后没考中。我其他两个同学都中了，但戏剧性地最后都没去。

没去青年报做记者的两个都是女生。如今一个在中国银行下边的一家投资公司做老总，一个是沪上著名国有建材大超市的老总。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是青年报历史上动作最大的一次招聘。卷毛头黄飞珏比我早毕业两年，当时正在木偶剧团做编剧。他那次考进了青年报。我曾经很认真地反思过当时何故未入青年报领导的法眼。一个原因当然是水平问题——我的，不是人家领导的；还有估计是我劳动报的offer在手，面试时有点吊儿郎当。毕业十五年后，我在文广系统工作，开办公会议时，经常和东方网的李智平书记比邻而坐。我一直想问李书记，是否还记得1993年夏天，在东湖路17号青年报那幢小楼里，一个去面试的小胖子？

李书记，当年就是坐在我面前提问的几名考官之一。

他当然不记得了。

这世界小胖子是如此之多。而且，我看上去又是一个如此平凡的小胖子。

3．大王海和小王海

上大文学院1989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不稀奇；稀奇的是，同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王海。

一年级上半学期，我收到学校的期末成绩单，非常伤心，没有理科的考试成绩也不过如此啊。开学后才知道，老师把成绩单寄错了。那个王海收到了我的成绩单，而我收到了他的。交换之后，我很满意。乌龙事件发生之后，迫使大家从源头解决两个王海的姓名混淆问题：在民间，我后来被称为大王海，伊是小王海。沿用至今。小王海则称自己为“王梦海”，他说他自己爱做梦。

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小王海看中的女孩子H被人抢走了——动手的，卷毛头黄飞珏也。

很多年后，是的，真的是很多年后，差不多是二十年后吧，我在卷毛头黄飞珏的生日会上和他的作家兼教授母亲王晓玉攀谈起来。但得知我是“王海”之后，王教授很专业地问了一句：“你是大王海，还是小王海？”

“我是大王海，伯母。”

“呵呵，哦你不是小王海啊，那和我们飞珏就没有那种渊源了。”王教授用和黄飞珏一模一样的腔调沉静地说了一句。

文学院的“话剧皇帝”黄飞珏，小王海90年代最恨的男人，那时正准备主演《等待戈多》。给剧组画背景板的，外号“皮蛋”，一个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多年后成为上海滩的“K房之王”。

相貌堂堂的皮蛋当然不是以拉皮条为生，人家有正当职业——沪上一本小有名气的体育休闲杂志的视觉总监。那是21世纪早期的事情。当2004年左右我和皮蛋坐在一个牌桌上战斗的时候，我怎么也难以把这个人同当年混迹文学院的皮蛋看成同一个人，除了我们之间的“六度空间”有着相同的一环——黄飞珏。

后来我和我们班的女生们探讨过小王海何以不敌黄飞珏。一个H本人提供的故事或许可以佐证。当时H其实已经开始和小王海非正式约会。有一天，H应邀陪小王海去四川路买运动鞋——用今天“00后”的语言说，小王海是个“运动鞋控”。他曾经在我面前唠唠叨叨：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一定不能委屈自己的脚。

四川路回来，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小王海好像没有请H吃饭的意思。H半娇嗔半认真地说了一句：嗯，我肚皮饿死了。

小王海立即说了一句：我也饿死了，不过我那里只有一包方便面了。

说完，他就走掉啦。

黄飞珏后来和H之间发生过许许多多异常纠结的事情。那是1995年还是1996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青年报社找我的同学张桑，正遇上黄飞珏在向群众痛诉他和H分手的事情。

“讲到现在了，讲了还讲。”张桑朝我挤挤眼睛。

我坐到黄飞珏面前。看到文学院的故人了，黄飞珏又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

2008年，一天我们全家在四季酒店吃自助。旁边座位一个不算很年轻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男孩子。那气质和相貌，和H有八九成相像。

我拿起了手机。

“黄飞珏，我在四季酒店，旁边一个女人非常像H。”

“帮我拍下来，传给我。”

没办法拍。过一会儿，疑似H起身走开。我凑上去问其中一个大点的男孩：嗨，你妈妈姓H吗？

不是的。

H据说在90年代末去了美国。

几年前，某次和黄飞珏单独吃饭。老黄说起，有一次报社的前台阿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女子的声音。当时他不在报社。电话里那个女人只问了一句：黄飞珏，伊现在还好伐？

电话挂断，从此再未打过来。

老黄很肯定地说：那就是H。

20世纪末，老黄的作家母亲写过一本小说《阿惠》，后来还被拍成了电视剧。H的名字末尾一个字，就是“慧”。

据说，有一些据说。

4．宅男王疯子

该说说我的同学，上海滩第一宅男王疯子了。

王疯子当然不叫这个名字，但他的名字排列组合一下，就是王疯子。同学们都这么叫，他也不以为忤。

现在，今天，当下，和我同龄的王疯子同学正在遥远的加拿大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研究的项目是明代小说，全额奖学金。也就是说，加拿大政府出钱把王疯子从田林新村请到蒙特利尔，供他吃喝，给他公寓住，让他研究全本的《金瓶梅》。

王疯子是我们那一届里边唯一没有拿到学位证书的，原因不详。但这不影响他在毕业多年后先是考取了加拿大一家大学的硕士，读完后回上海混了几年，再接再厉又考上了博士，继续赴加深造。

王疯子的奇迹在于，他和我们一起毕业十七年，没上过一天班。毕业之后第一次见王疯子，是在一本精英杂志上。王疯子穿着一件中式棉袄，忧郁地皱着标志性的赵传一样的沟壑纵横的额头。文字解释说，这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当年没有呼机，后来没有手机，互联网平民化后，才算有了可以捉到他的东西——msn。还没有msn的时候，小王海是这样找王疯子的：刚毕业没几年的时候，小王海有事找王疯子，家里电话没人接。脑袋一拍，小王海直接去了上海图书馆，果然在阅览室一举拿获王疯子。彼时，王疯子正在看一本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现在每次看到报纸杂志上叫嚷的所谓“低碳生活”，我就鄙夷，你们谁能低碳过我的同学王疯子？

和爸妈住在一起，没有女朋友，每个月开销不超过一百元。王疯子靠什么生活，这个在我们同学里边既是问题，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月开销100元，基本等同于光合作用了。当然，这里边有啃老的因素。但人家现在不了嘛，用黄色小说做噱头，去啃外国政府，环顾华夏，几人能敌？

以前说起腐败的清政府，总爱说慈溪太后“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王疯子算是替我们挣回了一点点面子。

王疯子也不是从来都守身如玉的。一年级的时候，他和我们班一个王姓女孩疑似好过。后来女孩中途退学去了美国芝加哥。

有一阵，我们拿他开玩笑，总是说：芝加哥啊，勿是阿拉上海额朱家角。

王疯子讪讪一笑，用纯正的上海话朝我们念出陈淑桦《梦醒时分》的歌词：要晓得伤心总是难免的，侬又何必一往情深？

不能再往下念，用上海话表达一个严肃抑或伤心的主题，只可浅尝辄止，纵深下去，失之油滑。

5．找工作

1992年，大学四年级开学时我们被告知，学费涨价了，从原先的每学年二百元涨到四百元。大家一片哗然。上海市中心的房价十年里边从每平方米四千元飙到四万元也没见群众如此哗然过。

90年代，距离疯狂的年代还有些日子。

90年代，人还在乎点脸皮问题。

90年代，大学生还有点期权价值：无论是在读的还是刚毕业的，别人多少还当你是一个玩意儿。

1993年我大学毕业时，上海有没有和现在一样的所谓人才市场，没有印象了，反正我没去投过简历。相反，像我们文学院这样的二本学校，都有一批批用人单位到校内设摊招徕。

我在国家安全部门设立的摊位前略一踌躇，被一黑脸大汉截住，一个有力的握手。

我看看你有没有劲儿，还行。大汉说。

谢谢了。

到我们局里来吧。

嗯，去干吗呢？

还用说？

这个，我嘴快，还是算了吧。

公安局的摊位。

小伙子，来我们单位吧。

要我做什么？

公安局的同志倒也爽快：情报工作！

再会再会。

1992年底的时候，我开始在《新民晚报》实习，那时晚报还在延安中路839号的老楼办公。在那里，我认识了我半辈子的金主：晚报经济部跑农村的记者昌山，此人事迹详见文章《我的麻将生涯》（收于电子书《上海私家记忆》，中信出版社）。

新民晚报那时的总编辑老丁正如日中天，报纸也蒸蒸日上，记者编辑们的收入号称“三次浪潮”，一个月有三次主要发薪的时间，其余巧立名目发钱的就不计其数了。票发到什么程度，一点不夸张，离婚率飙升，两离三结、三离四结的大有人在。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很多年后翻抽屉，找出一张从未用过的银行卡，去一查，里边居然有3万元。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单位什么时候发的了。报社的一个老领导，退休之后没有车子难过，自己用在报社攒的私房钱买了一部帕萨特。私房钱几钿？三十万元。这都是老领导自己和别人说的。余款呢？搬家时被老婆不小心发现，罚没了。

这么一个钱途无量的单位，我当然也想留。最后没留下，水平是一个原因，背景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过了十多年才搞清楚。去年，我大学里负责学生实习分配的王老师来看我，道出一段秘辛：1993年毕业时，没在晚报实习的小王海，他的爸爸是华师大的校领导，通过关系想进晚报。我在晚报实习，也通过王老师想进晚报。两个同名同姓的王海把老丁搞糊涂了。总之，最后哪个王海也没进去。

毕业前夕，我最早确定的工作单位是中外合资的贝尔电话公司（多年后与阿尔卡特合并的那个），部门是公关部。我笔试面试都通过了，也拿到了录取函，甚至连合同都签了，最后没去。

拿到录取函的时候，我还在晚报实习。一天上午，我接到负责实习分配的王老师的电话，说劳动报决定录取我了，无须笔试和面试。当时我正在晚报办公室写稿，正好经济部跑外企的记者孟宇峰进来。

孟老师，你帮我参谋一下，我是去贝尔公司呢，还是去劳动报？

孟宇峰想了一下说，我要是你，还是去报社，毕竟你现在去贝尔公司了，以后就没机会进媒体了，你在媒体，哪天想去合资或者外资企业还是有不少机会的。

我赔偿了贝尔公司一千元违约费。

要命的是，和我一起考进贝尔公司的同班同学邱志芬最后也没去贝尔。

我去贝尔交违约金时，贝尔人事部的老大很生气，黑着脸对我说：我们贝尔有什么不好？以后我们再也不要你们学校的毕业生了!

6．毕业了

小学的时候，被问到自己的理想。

我说，我要当一名作家，在报纸上写文章。

在报社写文章的作家，就是记者吧。估计我当时就是那个意思。

我当年实习的《新民晚报》是上海第一强势媒体，即便是晚报的实习生，走到外面也人五人六的——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从媒体中彻底脱离了，我得公正地说，人模狗样也好，人五人六也好，都是一种虚幻的、极为不真实的感觉。一个人掂量自己有多少分量，不能是毛重，得像大浴场里那样，赤裸精光，心无旁骛。

在晚报实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3月的一天上午。晚报都是一早排版，7点多就到岗。我走进办公室，经济部的主任潘新华对我说：上海大众出事了！总经理方宏今天早上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在普桑一车难求卖到离谱的20多万元人民币的年代，这不啻一个炸雷。社会上传闻纷纷。最后我比较倾向于忧郁症的说法。

当一辆普桑的价格卖到上海室内一平方米豪宅的价格时，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大众的总经理又出事了。这次报纸上不见任何多余报道。当年方宏之死，在媒体上可是轰轰烈烈炒了一阵。

在晚报写新闻，我受到的最基本的教育就是：短点，再短点；软点，再软点。故作高深的写法，远离百姓生活的文体是被晚报的前辈们摒弃的。90年代，不算新闻的黄金年代——事实上，只有鲁迅们靠稿费可以住得起山阴路联排别墅的时代，才是写字者们的黄金年代。但是，整个90年代，晚报的可看性和贴近性还是上海一流的。

很难想象，靠刊登八股官样文章，报社的老总靠正常收入能攒出三十万元的私房钱。

1993年7月，我大学毕业。

四年的大学生涯，让我总结出大学是这么个东西：大学教不会大学生任何创造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创造力在小学中学时代就被毁掉了，大学是现行教育制度给予辛苦读书十几年并且顺利坚持到终点的人的一种福利——这种福利在十年前，还算相对比较丰厚与体面，但是在当下，一钱不值。

大学更像一种门阀制度，哪家大学的背景，决定了一个毕业生将来在职场上的前进抑或原地踏步的可能性。毕业证书，是小弟投靠大哥的投名状，也是大哥提携小弟进行私家军队布局时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事实有时就是这么庸俗。

要说大学最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它看上去给所有考进去的学生提供了一种改变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设立高考录取率的时候，就替你预先刷掉了一大批同时起步的人。这批掉队的人当中有极少数爬起来成为概率极低的所谓低学历成功者，剩余的人终生堕入另一层的生活，并将对生活的失意与警觉投射在下一代身上——他们是对社会不公的最积极的口头批评者，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以及下一代生活不惜千方百计遵循社会潜规则的践行者。

那我们呢？曾经从高考的血泊中爬起来的我们，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混迹江湖之后，还会觉得自己仍旧是一个幸运者吗？幸运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干掉了别人暂时苟活下去？是我们穿了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从而让别人无路可走？

毕业已经十七年，我比90年代的我，更接近一名愤青。

我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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